古代文学文化产业（精选6篇）
古代文学文化产业 篇1
摘要：国人爱酒。古代帝王祭祀山川,祖先要祭酒颂诗;婚庆要向宾客敬酒;文人吟诗作画要饮酒助兴。从皇宫到街市小巷,酒不仅是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也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追求。酒,热情似火,冷酷如冰。它能使人超越旷达,放荡无常:它可以使人忘记一切烦恼,肆意徜徉;也能让人诗兴大发,叫人丢掉面具,成就绝世之作。从古至今,酒存在于各路文人的作品中,为中国文化添彩。那么,在这些作品中,又有什么文化内涵呢?
关键词：文学与酒,文人与酒,文化功能
一、酒旗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唐代诗人杜牧的《江南春》开头两句便描写了醒目的江南春景与酒旗。桃红柳绿,黄莺啼唱的江南,依山而建的城郭,迎风招展的酒旗尽收眼底。
酒旗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广告形式了。《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有记载说宋国有一个卖酒的人,他卖酒公平,酿的好喝,卖酒的旗帜挂得很高。这里描写的就是一个口碑非常好的酒家的酒旗悬挂的非常高的情景。可以想象,酒旗挂的越高,看见的人就越多,知名度就越高。文中他酒卖的不好,那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说起来,现代社会中的商店招牌,门口的霓虹灯也都是和古代的酒旗学的。古时候,店主都会把字号写在酒旗上,使人们一看就知道。也有的悬挂在店铺之上,屋顶或者房前,或者用杆子把旗子竖起来招揽顾客。除此之外,酒旗还能用来传递店内信息,如果上午开始营业,店内有酒可卖,酒把酒旗高高悬挂起来;若无酒可售,就收下酒旗。顾客在远处便可一目了然。在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记载说:“在京七十二戸诸正店,初卖煮酒……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描绘的就是市井酒家酒卖的好的景象。“望子”说的就是酒旗。也有到晚上才营业的店,如刘禹锡《堤上行》诗里提到一酒家“……日晚上楼招估客,轲峨大艑落帆来。”描写的就是日落后才营业的酒家;宋道潜《秋江》诗:“赤叶枫林落酒旗,白沙洲渚阳已微。”描写的就是傍晚落旗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酒家,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另外,还有一些文人会借酒旗抒情言志。例如王安石的《桂枝香·登临送目》:“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借天气,帆船,残阳,倾斜歪倒的酒旗,描写了故国晚秋萧索,萧条的景象。抒发作者心中无限的苦闷。
二、酒德与酒礼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礼仪之邦,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饮酒也不外如是。中国古代文化史方面的专家柳诒徵先生曾说过古代原本是没有尊卑之分的,直到耕种酿酒之后,以饮食分尊卑。这个不难理解。古代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加之儒家推崇“孝悌”,因此饮酒也需分长幼尊卑,方显秩序。古人在饮酒前还需行跪拜之礼。《世说新语》中就有两则内容讲到饮酒前要行拜礼。其一《孔文举有二子》其二《言语篇:偷本非礼》讲述了饮酒前要成礼与偷本非礼不拜两种情景,透出孩子的活泼无邪。
清人王晫和张潮编撰的《檀几丛书余集》中收录了吴斌的《酒政六则》:饮人:高雅、豪侠、真率、忘机、知己、故交、玉人、可儿。饮地:花下、竹林、高阁、画舫、幽馆、曲涧、平畴、荷亭。饮候:春郊、花时、清秋、新绿、雨霁、积雪、新月、晚凉。饮趣:清谈、妙令、联吟、焚香、传花、度曲、返棹、围炉。饮禁:华筵、连宵、苦劝、争执、避酒、恶谑、喷秽、佯醉。饮阑:散步、欹枕、踞石、分韵、垂钓、巌巾、煮泉、投壶。
详细讲述了应该与什么样的人饮酒;在什么地方饮酒;在什么时候饮酒;怎么样喝酒有趣;喝酒时不能做什么以及酒后要做什么。古人做事似乎都讲求天时地利人和,连饮酒作乐这样的事情也能想出如此新奇有趣的方法,足以见得古人行事之认真。
古人在饮酒之前还要祭祀一番。袁宏道在《殇政》中说到:“凡饮必祭所始,礼也。”意思就是饮酒前必须先祭祀,这是酒礼。另外他还制定了选择酒徒的十二条标准,大致意思就是选择酒徒要选择善于言辞却不巧言令色的;性情温和却不淫靡的;随意行令而不重令的;酒令一行就能让满座积极参与的;听到酒令就明白不再追问的;擅长开情趣高雅玩笑的;没有触犯酒令被罚酒却不自我辩解的;拿到酒但不评议是好酒还是差酒的;酒杯飞快传递仪表却不乱的;宁愿喝醉而不偷偷泼酒的;拿到题目就能赋诗的;不胜酒力却能整夜宴饮兴致勃勃的。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对饮酒者提出的礼仪要求。
酒德即为喝酒时要遵守的道德规范。为了不让子孙后代像商纣王那样酒池肉林,喝酒误事,周公颁布禁酒令,即《酒诰》:“……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大致意思是告诫子孙后代不要经常喝酒,要自我约束,不要喝醉。
比起国外,中国酗酒情况不甚严重原因一方面是有酒礼和酒德的约束,另一方面由于酒主要应用于祭祀,所以度数不会太高,不易喝醉。
三、酒的文化功能
酒在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功能,主要是用于祭祀和饮酒为乐。
孔子所著《酒诰》中就强调:“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表示只有祭祀时才能用酒,唯有大祭才能饮酒。
祭祀的目的大都是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例如《大雅·旱麓》中记载:“清酒既载,驿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意思就是清酒和牲畜都准备好了,希望上天享用之后能够赐予我们福祉,保佑我们风调雨顺。
虽然酒为祭祀而生,周公也颁布过禁酒令,但好酒之风,历代兴盛。而酒在中国文化中最大的特色是常与文学相结合。酒既不仅是文学描写的对象,丰富了文学创作内容,同时也是文学创作的助推器,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灵感。古代文人骚客诗必饮酒,酒必赋诗。例如有曹孟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有刘伶的“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白居易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有李白“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有陶渊明的“造饮辄尽,期在必醉”等等,不胜枚举。
饮酒作乐方面的代表人物其一陶渊明,其二李白。陶渊明字元亮,著有《饮酒》20篇,足可窥其嗜酒之性。民间还有“陆羽茶经元亮酒”的说法。说起李白,那更是家喻户晓。他的“……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描写的醉酒景象真是栩栩如生,让人忍不住想大醉一场。大概文人们都是要大醉之后方能尽抒胸臆。
古代文学文化产业 篇2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部分，在3000多年不间断的历史发展中，诗、词、歌、赋、散文、戏剧和小说等都得到长足的发展。
从“四书五经”到唐诗、宋词再到明清小说;从孔孟、老庄到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再到罗贯中、曹雪芹等，卷帙浩繁的文学作品和这些卓尔不群、精神伟岸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深刻而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其中的自强不息、贵和尚中、天人合一、允执厥中、隆礼重法、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及其博大深厚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及诚挚浓郁的至爱亲情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和不竭动力。
党的十八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这24个字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不同层面指明了奋斗的方向。
三个层面的内容或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一、自强不息、贵和尚中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源泉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之一，是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总原则，千百年来是中国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集中概括和体现。
孔子较早的认识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重要性而且有诸多的论述。
他说：“刚毅木讷近仁”“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他的弟子曾子曾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这些正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所必须具备的精神品质。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明以健，中正而就，君子正也”。
《易传》把刚健作为一种品质，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强调中正，即不妄行，不走极端，坚持原则。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历时两千多年来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段有名的记载反映了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斗志和刚毅不屈的坚强意志。
这些精神就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竭精神源泉，也是构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竭动力。
贵和尚中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之一。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对和谐思想进行探讨的思想家是西周末年的史伯。
他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孔子继承了这种重和去同的思想，主张“礼之用，和为贵”。
这种价值取向肯定事物存在的多样性，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容纳不同意见，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
这种贵和尚同的观念使中国人民能够正确处理和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的关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二、天人合一、允执厥中、隆礼重法是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和谐社会的保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自由在古代多指人通过行善，进而知性、知天，“参天地之化育”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交融互通，达到物我为一、天人合一的境界。
荀子在《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同时他认为人对自然可以“制天命而用之”[3]289，但他又说“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利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自我身心的.和谐统一，进而达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人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实现人的全面自由。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化解今天由于无限制的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的矛盾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中，既有为所欲为的权力又有不损害自然、社会、他人的责任义务。
唯其如此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才能达到一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允执厥中”出自《尚书•大禹谟》，意指言行不偏不倚，符合中正之道。
子程曰：“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
”一个人如果能守护善性，言行不偏不倚，就会保持公心，体现公正。
隆礼重法是荀子把孔孟的礼发展到一种规则层面，在重礼的同时提出了法治。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者，所以正身也”[3]246。
“法者，治之端也”。
荀子主张要把礼乐教化与法制刑相接合。
“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荀子一方面注重道德建设，发挥“礼义”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法制建设，强化“法度”的职能。
这和我们现在提倡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的思想对我们现在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三、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培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健全人格的手段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倡导的努力方向。
爱国是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信念。
从屈原《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上》)，再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他们心系天下苍生的爱国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努力奋斗。
特别是宋代，随着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爱国主义成为这一时代创作的主旋律。
“精忠报国”的岳飞在《满江红》中吟出了“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喜论恢复”的陆游在《诉衷情》中道出“胡未灭，鬓先秋。
泪空流。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以英雄自许的辛弃疾在《破阵子》发出。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舍生取义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喊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些诗句成为体现这一时代精神的最强音。
“这些用热血和生命谱写成的诗句，悲怆激奋，大义凛然，洋溢着浓郁深沉的爱国情怀，激励起中华儿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中华美德是在性善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强调发挥自主自律的精神，特别重视诚信的品德。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诚”既是天道的根本，也是人道的根本。
以诚为基础，形成了中华儿女世代相传的多种相关的品德。
如以诚待人，忠诚于事业等。
“信”与“诚”含义相通。
《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言。
”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一致。
所以孔子强调：“言必信，行必果。
只有具备了诚信的品德才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即“朋友有信”。
仁爱孝悌是中华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其根本是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这种道德标准在古代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得到普遍的奉行，如《读经•蓼莪》、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李密的《陈情表》等，其浓烈的家族亲情对维持家族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孝悌之情的扩展就是忠恕之道，其核心是以诚待人，推已及人。
即“夫仁者，已欲立则立人，已欲达则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忠恕的道德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宽广胸怀及和友善的社会风尚。
中国古代文学以最完美的形式保存了中国古人的历史，虽然过去的一切学问都可称为历史，但中国古代文学是宏大、真实而又深刻动人的中国古代人生的历史，只有在古代文学中才能看到古人的生活图景，感受到古人心灵的律动，
从而有可能在根本上续接中华文化的传统。
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和研究的过程是和“古代不朽心灵的对话，是和无数个不朽心灵构成的历史传统对话，对话的过程是还原，更是创新，是‘我注六经’，同时也是‘六经注我’”，完成这个过程的中介是中国古代文学，“经由作品，
从感动过古人的美和古人所获的感动中获得新的感动，从启迪过古人的思想和古人所受的启迪中获得新的思想”①。
他们的这种感动和思想启迪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和动力，获得这种感动和思想启迪的过程即是传统文化传承的过程。
论古代文学课教师的文化素养 篇3
【关键词】古代文学 文化思想 文化素养
文学与学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相互区别而又彼此联系。事实上，我国的先秦时期所谓“文学”，兼有文章博学二义：文即是学，学不离文，这实是最广义的文学观念，也即是最初期的文学观念。所以，先秦诸子之文并非纯文学，其著作往往倾向于学术方面。我们古代文学课上所涉及的文学著作——《尚书》《论语》《孟子》《左传》等原典，都是思想性很强的学术著作。《道德经》洋洋五千言，是老子重要的哲学思想著作，表达了其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洞见。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庄子的著作是最富于文学性的。庄子的文章主“神”，其精微处与文艺的神秘性息息相通。“神”本是抽象的概念，不可捉摸，难以言说，于是不得不利用寓言以艺事相喻。鉴赏庄子的文章宜别有会心，与作者的精神相合一，才能得其神趣。但《庄子》实为庄子哲学思想的艺术再现，如若不能深刻理解庄子所处的时代及其思想的深度。是无法对其作品有所会心的。
时至两汉，文化渐进，乃渐有“文章”与“文学”之分：以含有博学之意义者称之为“学”或“文学”；以美而动人的文辞，称之为“文”或“文章”，也才使文学与学术相分离。迨至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含义始与今人所用相同。且更有文、笔之辩。可是，渐归于明晰的文学观念，经过隋、唐与北宋两个时期的一再复古，又与先秦时期没有多大的区别了。文以贯道、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使文学与社会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
所以，中国古代文学课学习和研究的对象——经典著作，其背后总有着深刻的社会与文化的渊源，这就要求我们的古代文学授课教师不仅要有足够的文学素养，还要有足够的文化素养。
一、系统的古典文化知识的架构
系统的古典文化知识是我们正确理解原典的前提。由于时代的久远，文化的演进，古代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风俗、礼仪、制度、名物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不了解这些变化，不理解文中所反映的种种情景在当时的实际意义，就很难真正读懂古人的文章，更体会不到原典的绝妙与经典。像《诗经》中《豳风·七月》的首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便是极易出现理解错误的地方。这里的“七月”是夏历的七月，周人兼用夏历。火，东方心星，大火星。流，下。流火，火星渐向西下，是暑退将寒的时候。所以，紧接着便是“九月授衣”。这说明，早在上古，我国人民对行星移动和季节变化的相互关系便有所认识。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尤其是先秦诗文的理解，像这样涉及到古代文化常识的地方可以说比比皆是，没有系统的古典文化知识的架构，解读它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风俗、礼仪的演变也是理解古籍必不可少的准备。《诗经》中有一首弃妇诗《卫风·氓》，以前的注家对此诗颇多曲解，如《诗序》说：“《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花落色衰，复相弃背……故序其事以讽焉。美反正，刺淫佚也。”朱熹的《诗集传》也说：“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都以后来的封建观点歪曲了本篇的思想意义。实则《氓》诗产生的时代，黄河流域还是自由恋爱的风气，诗中男女主人公自由恋爱而结合，后来男主人公变心背弃，给女主人公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诗中痛责男主人公“二三其德”的可耻。朱熹的时代，已经是巩固的男权社会，妇女的地位极其微贱，她们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因而当时的士大夫要指责女主人公这种自由恋爱的行为为淫佚而毫不同情了。
二、古代文化思想的了解
前已述及，先秦诸子之文并非纯文学，其著作往往倾向于学术方面。我们古代文学课上所涉及的原典，都是思想性、哲学性很强的学术著作。即如《庄子》而言，其文学性和思想性都是精妙绝伦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评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胜箧》以诋疵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概括了他的思想特色、学术渊源和文章风格。实则庄子奇丽的语言，寓言的表达形式是与其思想的深奥奇崛相吻合的。
《逍遥游》是《庄子》的首篇，从思想上或艺术上讲都是《庄子》中的代表作品。它主要说明庄子追求绝对自由的人生观，指出大至高飞九万里的鹏，小至蜩与学鸠，都是有所待而不自由的；只有消灭了物我界限，无所待而游于无穷，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才是绝对的自由，这就是逍遥游。这种绝对的自由在现实中当然是不存在的，它存在于精神层面，能使人摆脱现实名利的羁绊，与物合一，从而保持完整而高尚的人格。现代人解读《庄子》，逍遥游的境界是最难以把握的，这是因为几千年社会文化的变迁，使庄子的这一思想几乎已成绝响。在庄子看来，天地宇宙之大，可以任我遨游，“我”与万物各保其天性，和谐相处，自由发展，在尊重自然的同时也保持了人的独立与完整。汉代的大一统之后，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庄子式的浪漫精神逐渐被边缘化。儒家强调的是现实和功利，儒家理想也更多打上了人为的烙印，“人定胜天”的思想在极大地激发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的同时，也使人与自然的和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庄子这种超越名利超越人为的自然主义的理想，现代人是很难理解的。而不了解庄子思想的精髓，便无从领略其文章之精妙，更无从继承这么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原典的正确解读
正确解读原典，必须以对古代社会文化、哲学思想的充分了解为基础。但文学毕竟不同于文化，虽然先秦学术与文学不分界，但我们学习原典是作为文学作品来解读的，所以还要从文学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作品。只是，如果我们不了解其时的文化思想，文学的分析便无所附丽。
屈原的抒情长诗《离骚》是古代诗歌的杰作。《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坚贞高洁的抒情主人公的光辉形象：他勤勉不懈地坚持自我修养，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宗国，实现“美政”的理想，但由于党人的谗言和君王的动摇多变，使自己蒙冤受屈。在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之下，屈原表示“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显示了坚贞的节操。了解了屈原的时代和屈原的为人，我们才能够理解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宗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得的悲痛和哀怨。对这样的政治抒情长诗，了解政治是理解诗人感情的前提，而作为文学的分析，我们的重点还是在于诗人抒情的方式。象征手法的运用，丰富意象的驾驭使屈原笔下的一草一木都有了隐喻的意义，诗人为他们一一涂上感情的强烈色调。更有神话故事的引入，在诗中营造了一个神奇诡异的意境和氛围，让我们似乎听得到屈原一颗爱国之心的强烈跳动，感受到他急促的呼吸，看到他卓然特立的伟大人格。这种文学手法的开创性运用，显示了屈原文字的无尚魅力!《离骚》作为古代诗歌的一座高峰，成为流传千古的伟大传统，便是自然之理。
古代文学文化产业 篇4
关键词：古代文学,传统文化,教育
“文化本身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范畴, 笼统地说, 文化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 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是人化世界的总和。文化由宗教信仰、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法律制度、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内容构成, 包括物质、精神、心理与制度文化。”[1]
传统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一切物质的、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的总称。从时间上来讲, “中国传统文化, 指中国古代 (鸦片战争以前) 的文化。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达5000年之久。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力。世界上曾经有过与中国古代相媲美的文化类型, 如巴比伦文化, 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 它们有的消失了, 有的衰败了, 有的中断了。唯独中华文化传承不绝。虽然它也曾遇到过种种危机和挑战, 但却如同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一样, 一往无前, 至今仍保持着勃勃生机。中国古代文化内容丰富, 气势恢宏, 蕴涵深刻, 形式多样。它的悠久和辉煌, 足以使每人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2]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其中所表现提倡的高尚志向、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顺应潮流、不断革新的行为追求, 以礼待人、厚德载物的仁爱精神, 重人格、尚气节的思想境界, 知行统一、自我完善的修养目标, 淳朴务实、勤劳节俭的优良品质等等, 都具有超越时代的魅力”。[3]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千年所积淀, 具有民族的文化特性, 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准则, 影响、规范着当今社会。
古代文学作品蕴涵着极其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些作品不仅体现语文工具性, 更凝结了古代熠熠生辉的思想精华, 比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传统美德, 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等优良品质, 它们是我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 这些品质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得最为丰富, 这又恰好是值得传承的精华。可以说, 古代文学作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一条很好的途径。首先, 作品富含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血脉之根, 而古代文学作品承载了优秀的传统文化, 是我国传统价值观、道德观、人生感悟等的结晶。质朴的《诗经》, 诡丽的《楚辞》, 雍容的唐诗, 典雅的宋词, 都通过语言显示了丰富的文化意蕴, 体现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其次, 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作者是我们的人格榜样。他们通过作品来展现自己的某些品格, 如李白的《行路难》表现了他对人生前途乐观豪迈的气概, 林语堂的《论快乐》阐明了快乐由精神决定, 永不放弃理想追求。俞敏洪的《树的精神》告诉人们渡过难关是一种心态, 你想要跨过去的话, 就必然能跨过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写出了不愿同流合污的高洁志向。
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可以提升文化品位, 但综观我们的教学实践, 状况却不容乐观。在教学中, 教师只注重字词句知识的传授, 忽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教学方法单一, 教师只向学生讲解翻译, 教法呆板, 大多沿着“读一译一抄一背”的思路展开, 课堂气氛压抑, 千篇一律, 而学生只管翻译和记忆词法、句法, 对课文不能顺畅诵读, 不能理解课文思想内容。学生缺少兴趣, 教学效果不明显。古代文学作品教学弘扬传统文化的现状不容乐观, 需要广大高职语文教育工作者合力探索教学出路, 走出教学困境。
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起着主导作用, 所以要改善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效果, 首先从提高教师素质做起。要做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必须有过硬的基本功、丰厚的文化底蕴, 这对于古代文学作品教学更为重要。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内涵丰富, 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高职语文作为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 古代文学作品作为语文教学中的重点, 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 想教给学生一杯水, 教师就必须有一桶水。所以要求语文教师熟读古代经典作品, 只有教师领悟了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才可以在课堂上得心应手, 用传统文化的魅力感染学生、熏陶学生。逐渐使学生接受传统文化并内化为自身的优秀品质。其次教学方法要灵活多变。教学方法是教师引导学生实现教学目的, 完成教学任务所采用的方法和措施。方法科学会事半功倍。因此, 在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中, 为了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 我们必须改变教学方法。字词要少讲、精讲, 可引导学生借助工具书自己解决翻译问题, 扫除阅读障碍。倡导诵读, 书读百遍, 其义自现。并鼓励学生体验感悟。比如读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我们就要去感受语言文字中那种生命无常, 有限生命无限追求的感慨;读苏轼的《定风波》, 就要领悟人生无论逆境顺境都可以泰然处之的豁达潇洒。读《冯谖客孟尝君》就会明白立足职场的必备素质。这样的阅读有助于激发学生思维, 更好的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同时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结合内容, 配以适当的音频视频, 提高学习兴趣, 使学生更乐于接受传统文化教育。
总之, 在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中传承传统文化, 首先需要教师提升自身素养, 在此基础上,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让学生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从而提升人文底蕴,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健全的人格。
参考文献
[1]刘万军, 中国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芒种.2013 (11) :151.
[2]商聚德、刘荣兴等, 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1.
古代文学文化产业 篇5
在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中，教师们所长期普遍使用的模式是文学史的梳理和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史的梳理过程中往往是简单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流程介绍，而很少涉及到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文化语境、文化传统;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往往是传统的分析模式———时代背景、作家介绍、主题分析、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这种模式的讲解以简单僵化的套式将千姿百态的文学创作单一化、模式化，轻易地把作品的丰富内容遮蔽和抛弃了，而且学生不容易理解和接受，教学效果不理想。要想突破这种传统的讲解模式，就必须将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其所产生的文化语境之中，在大的文化语境下，阐释每一部文学作品的独特的深刻意义。
一、在时代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
在各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真正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将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的比较到位，把握了各个点，但很少在史的联络中把握作品。比如对王实甫《西厢记》的解读，以往关注的是反封建主题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性结尾，但很少有人追问，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到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的《西厢记》，西厢故事由悲剧转为喜剧的缘由何在?张生的“始乱终弃”变成崔张“私相结合”又是如何为人所接受的?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有赖于将文学作品还原至其所产生的文化背景中。“西厢故事”创作于不同的时代，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婚姻习俗、文化传统。元稹的《莺莺传》以唐代文人士子与歌姬的爱恋故事为题材，崔莺莺的自荐枕席、投怀送抱，最后被张生抛弃，时人却赞扬“始乱终弃”是善于补过。崔莺莺对张生用情至深，却落得红颜祸水、天生尤物的评价:“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笑。”(元稹《莺莺传》)而到了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独特的婚姻观念、婚姻习俗，使得崔张二人能够突破传统的门第观念、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观念，从而成就美满姻缘。金元时期，婚恋中的女性的主体意识加强，女性的贞操观念有所淡化，因此，崔张二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才广为人所接受、传唱。在《钦定重订大金国志》中记载“其婚嫁，富者则以牛马为币。贫者则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1]706贫家的女子有“行歌于途”，寻找如意伴侣的自由。还有“其俗谓男女自媒，胜于纳币而婚者”的情形，即男女有自行择偶、自行婚配的自由。在金代还有“抢婚习俗”的变体，“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2]678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婚姻观念，才有了崔张二人共同反封建礼教的成功。这种主题是由当时文化语境产生出来的。文化语境是理解和阐释文学主题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对此，必须注意给予足够的重视，把握各时代的文化语境，才能更精准地解读文学作品，让学生们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在“图志”背景下阐释文学
注意在各种文化信息中解读古代文学作品，而不是把古代文学固化为单纯的文字表述。许多学者都把当下的社会称之为“读图时代”“后经典时代”，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古代文学的教学尤其遭遇困境。以往经典的文学巨著，已经吸引不了学生的注意，他们的兴趣更多在新型的传媒之上，网络、图画、影视等等。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就要充分利用学生的兴趣爱好，从各种“图志”———绘画、壁画、石刻、石窟、陶瓷画俑、考古实物———中，创造出“以史带图，以图出史，图史互动”的形象生动的文学史写作形态，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一系列有关“熊图腾”的图像、考古实物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解读中国古代的“鲧禹化熊”“黄帝号有熊氏”“禹会万国以建熊旗”的神话传说提供了生动的实证。在2002年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描述了禹建熊旗的情形:“禹然后始为之旗号，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2]。这则新发现的文献详尽记载了禹以熊为中正之旗，表明禹与熊的关系;而中国各地有关熊的考古实物的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熊形铜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熊龙、河南禹州禹庙中的大禹化熊图、黄帝故里的熊足大鼎、辽宁建平红山文化遗址的熊头骨、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石雕熊等等———为熊是黄帝、禹的象征性动物提供了形象的说明，而这种“图志”远比文字表述更具形象性说服力。因此，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种“图志”丰富、更新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生动形象的图志中，领略图志背后的深意与真相。
三、在俗文化传统中解读俗文学的创作
突破传统的雅俗文化界限，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有其独特的民族性，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学形态，既有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学也有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学，既有文字记录的书面文学，也有口耳相传的口传文学。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逐渐形成了大雅大俗、雅俗共赏、雅俗互动的宏大格局。但从文学创作的源头上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文体往往起于俗，成于雅。从文化根源上看，雅是源于俗的。因而，找到雅文学的俗文化根源，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诗经》中的国风，词中的“新声”，“真诗在民间”的观念，都表明了中国古代文学与民间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在其创作的起始阶段，更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孕育成长起来的。早期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大都是世代累积型创作，而非文人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以《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具代表性，它们的主题、人物、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经过了几百年的积淀、酝酿，最后在元末明初才被文人整理加工出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奇书”“名著”。在这些作品被文人整理加工之前，在民间广泛流行的是“说话”“杂剧”“传说”“故事”等通俗文艺的表现，在这漫长的酝酿过程中，积淀了浓重的民间文化的特色。“三国故事人物”在民间发酵已久，已经涂抹了鲜明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爱恨喜憎已经表达非常的充分———“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3]可见在民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拥刘贬曹”的特色，《三国演义》小说是对这一民间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强化.“水浒人物故事”同样在民间大众中广泛流传，石头孙立、花和尚、青面兽、武行者、及时雨等形象与故事已深入人心，“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民间已经在这些耳熟能详的题材中寄寓了强烈的感情，这些好汉最终受招安，官封节度使，这就是普通民众的人心所向。因此，可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加工出来的，只有从民间文化的立场上，才能更好的解读文本。《三国演义》中的人物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塑造出来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是善恶分明、好坏凸显，所以三国人物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极致化倾向，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4]，人物形象个性异常突出，这符合普通大众的审美;《水浒传》中的人物，所谓梁山好汉也是在民间立场塑造出来的，他们不是视金钱如粪土铲奸除恶的江湖侠客，也不是济世救民的英雄豪杰，在梁山好汉身上更具有民间市井的气息———恩怨分明，意气相投，快意恩仇，重情重义，他们聚在一起是义气使然，向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的狂欢式生活，他们是为了“快活”而聚在一起，而非单纯的惩恶扬善、替天行道。因此，《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一类民间性鲜明的文学作品，就不宜用传统的雅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其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更不能用现代人的审美标准、价值标准来评价古人。在教学过程中，就要凸显其民间性、大众性特色。文学讲授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应该及时地吸收新的文学研究方法，打破那种单一化的解读模式。
古代文学文化产业 篇6
当郭敬明还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的身份被文学界认识时, 文学界对他的接纳与宽容是把他当作对多年来国内文学教育、语文教育不满的反判案例来对待的, 文学界对80后的孩子郭敬明显然有很大的优越感。当郭敬明以傲人的作品发行量超越几乎所有当代文学前辈, 当他的傲人收入一再出现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 文学界的哗然就很有意味了。
在传统的文学理论中, 读者的最终认可是衡量一个作家或作品的真正标准。文学史上有无数的例子可以佐证, 即使作品在作家当世时未受时人的认可而籍籍无名, 但历史大浪淘沙最终读者会认可那些真正优秀的有卓越文学价值的作品。所以曹雪芹潦倒而死倒不是什么悲剧, 似乎是伟大文学家的宿命。因此, 那些清贫的当代作家以此为精神鼓励是有其精神逻辑的。但如果以读者认可作为文学作品价值的衡量标准, 在文学界看来, 显然郭敬明的作品在哪点上都不能与远如曹雪芹近如鲁迅钱钟书相提并论, 但他的作品却如这些伟大的作家同样受到人数众多读者的追捧。 这令文学界一片哗然, 以各种理论证明郭敬明成功的不正当性和无价值性的说道一时充斥。其间发生的抄袭诉讼事件, 在笔者看来, 更是这种哗然惊讶态度的现实出击。但是就在文学界还在哗然骚动之时, 郭敬明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的排位迅速上升, 甚至2012年最重要的文学事件——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火力也没有冲击到郭敬明的排名: 他仍然是当年度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者。今年5月7日, 中国社科院发布了被称为“文学蓝皮书”的《中国文情报告 (2012 - 2013) 》, 其中“开卷”小说类图书畅销排行榜显示, 排在畅销榜首的是郭敬明的《小时代3.0刺金时代》, 去年他共有3本书进入销量前20。莫言的《蛙》和《丰乳肥臀》 在排行榜上的位置分别是11和16, 进榜名单中只有《百年孤独》和《围城》可以归为经典文学作品。
在传统文学的标准看来, 郭敬明的作品文学价值有限, 根本不应该受到读者这么高的认可。因为在过去的经验中, 只有那些真正具有伟大文学价值的作品, 才可能获得如此多的读者认可。这样的解读思路显然无法解释郭敬明引人注目的成功。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郭敬明式的文学事业有别于传统文学事业, 认识到郭敬明作为一个文化商人的特征, 而郭敬明本人也承认自己在商业上有更多的兴趣和更大的野心, 甚至明确表明他并不想成为鲁迅式的严肃文学家。本文将分析郭敬明的文学事业获得当下巨大的商业成功在本质上是文化创意产业市场运营的成功。
二、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郭敬明式的文学出版事业
文化产业也称为文化创意产业, 有多种定义和表述。在我国, 一般指通过工业化和商业化方式所进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再生产、供应和传播。英国政府对其的定义是“那些出自个人的创造性、技能及智慧, 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生产, 创造潜在的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 该产业的关键在于对创新 (原创) 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数字技术表达。流行于韩国和日本的提法是内容产业, 是指知识性内容为主的行业, 包括各种媒介上的印刷品 (报纸、书籍、 杂志等) , 电子出版物 (联机数据库、音像制品服务、网络出版物、电子游戏等) , 音像传播 (电视、录像、广播和影院) 及软件业。其内容产业的概念强调了基于数字化信息化传播渠道上的内容产品。
无论哪一种表述, 基本的一点是相同的, 即文化产业有两个核心条件:一是内容产品的核心地位, 因为文化产业的根本动因是人对于精神形式生活方式的需要;二是市场化的经济活动, 因为文化产业本质是基于人的创造性的、 通过技术表达、面向市场的一种经济活动, 人的精神形式的生活方式自古有之, 但直到进入工业生产为基本生产模式后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的精神生活才以市场化的经济活动的形式普遍化地存在。基于以上两点, 即使表述的重点倾向有所不同, 其实彼此涵盖。从某种意义上讲, 在人们的意识中, 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内容产业所指的内涵其实是一致的。 是指那些服务于人的精神生活的具有内容特征的文化产品凭借相应的媒介面向市场的经济活动。
以此定义为参照, 我们来分析郭敬明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流通, 就可以较清晰地解释其运行的轨迹。下面分四个方面逐一阐述。
1、作品创作本质上是内容生产。郭敬明的作品, 如果以传统文学标准去定义归类, 可以归为青春写作的行列。文学界对青春写作其实并不陌生, 但青春写作能成为歌德的 《少年维特之烦恼》一般的文学经典的却少之又少, 所以, 文学界陌生的是文学品位极为一般的青春写作可以获得远超严肃作家呕心沥血之作的读者反映这一突如其来的现实。 郭敬明的文学作品, 在最初获得青春阅读人群的认可后, 具有敏锐的商业捕捉能力的郭敬明精准地看到了这一事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 他说:“任何产品只有具有完善的复制性, 才可以称之为商业。而我们个人, 郭敬明也好, 余秋雨也好, 或者安妮宝贝也好, 它是没有可以复制的模式的。你一年也就写这么一本书, 你写不出来, 没有人可以来复制你, 这个很个性、很特例的东西, 不能称之为商业。所以, 我要在自己最黄金的时候, 将不可复制变得可复制。”也就是说, 郭敬明很快就知道了自己并不是要成为文学史上某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学家, 而是要让自己目前对读者具有的吸引力转移到更多的“产品”上, 而这些产品将因为他的魅力而变成市场号召力。这个年轻人深谙其道:“只要好的设计再加上优秀的文章, 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和阅读上的享受, 就肯定能做好。”果然, 郭敬明不仅自己的每一本书都大卖, 而且他成立工作室、创立文化公司后主持出版的杂志及包装的其他作者的书都获得不容小视的商业成绩。单纯的写作是很个人化、精神化的过程, 但内容生产却是按照市场的需要去有意识有目标地甄选写作的内容。可以说郭敬明以及他旗下的作者们在写作的时候仍然具有写作应当具有的个人化特征, 他们并不每时每刻想着迎合读者的需求, 重点在于他们的写作意识, “我在写一个作品的时候, 比其他作家考虑得更多的肯定是它的市场表现力, 它是否具有大众覆盖力。” 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市场是青春期的读者, 《最小说》的作者无论是谁, 都不会脱离他市场化的内容定位:十几岁少年淡淡的忧伤, 华丽的辞藻, 虚构的同龄人物悲惨的身世、情感与成长变故。从这个意义上讲, 郭敬明式的文学作品是一种内容生产。它完全有别于并无外在目的的纯粹艺术创作—— 文学创作。传统的文学创作, 其内在的精神表达才是动因, 作者实际上并不考虑他的表达是否应合时代的需要, 甚至以追求独创性而曲高和寡为荣。
2、作品发行本质上是市场营销。在郭敬明看来, 经营公司与写作是两个不同的状态:写作是个人的, 经营公司是研究市场, 征服市场。郭敬明21岁生日的时候成立了“岛” 工作室, 在2006年成立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出刊《最小说》——一本青春文学系列刊物。他用《最小说》为平台举办写作比赛, 搜寻有潜力的青春写手, 以公司的名义签约, 出版他们的作品。在各个写手的宣传期, 郭敬明不遗余力地在自己博客上为新人造势, 带他们参加访谈、签售、电视综艺节目。所有的做法与娱乐产业大片上印、电视剧开播等的市场营销手段完全相同。作品的发行就是一次专业的产品营销推广活动。公司大约有80多位签约的作家。有人比喻这是一条金光闪闪的出版线, 郭敬明坐金字塔的顶端。塔底的作家每本书销量在5万上下。攀爬至中段的销售标准线是10 - 20万册。笛安、落落、安东尼则是簇拥在郭敬明身边的王牌作家, 每本书的销量至少50万。这些作家的待遇与他们作品的销量成正比。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金丽红透露她的公司负责后期发行, 而郭负责内容制作。整个过程根据市场化的需要分工合作。郭敬明的公司在图书出版业做出了惊人的业绩:中国现有传统文学期刊的全部发行量加在一起, 才仅仅能抵上郭敬明旗下5本杂志的发行量。他的公司连年盈利超过2000万。假如上市的计划得以实现, 则其商业上的成功更无可限量。这也充分印证了作品发行本质上就是市场营销。发行的成功本质上是营销的成功:选题、图文文本形式设计和写作是产品打造, 作者包装与推广是品牌包装与促销, 郭敬明以个人品牌参与促销是事件营销、公关营销与整合营销传播, 而出版社后期发行是产品的上市与终端促销。几乎整个环节都是产品营销全过程的完整实施。
3、读者的本质是现代工业消费市场中的消费者。美国 《商业周刊》2006年在《不可思议的中国青少年消费群体》 一文中分析80后的消费特征:中国青少年群体的背后是一个年销售额为360亿美元的市场。宠爱孩子的中国父母每年在孩子身上的花费高达287.5亿美元, 还有75亿美元则直接出自孩子自己的口袋。追逐时尚型的青少年集中在大城市中, 他们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 更依赖科技力量, 追逐金钱财富, 对自己的身份地位十分在意。如果我们借用这段消费主义视角的描述去分析郭敬明作品的读者, 可能更有贴切感。这些年轻人, 并不因为追求内在的精神灵性的成长而购买书籍, 购书是他们的消费活动之一。因此, 购书消费如同看电影大片、逛街买流行服饰、旅行一样, 是他们时尚生活消费的一个形式。所以郭敬明非常自信地说:“这次我进影坛, 一定会像当时我进文坛一样, 震死他们。”的确, 他做到了, 虽然对电影《小时代》的骂声此起彼伏, 毫不影响它创下票房佳绩。郭敬明早就发现, 前工业时代的文学读者是艺术的欣赏者, 而消费时代的读者只是消费艺术欣赏这一行为的消费者。他服务的是后者。正是读者与消费者的区别, 文学作品的意义从艺术品变成了消费艺术品的内容生产。
4、作者的本质是名人文化中的明星。鲍德里亚说, 消费主义时代人们消费的不仅仅是物资, 更消费“符号”。所谓符号消费是指商品不只是单纯的物, 而是被赋予了附加的象征性意义。这些象征性意义通过符号的方式体现在物上。 例如风格、品位、地位等等。消费这些物的同时也消费符号的意义, 消费物的行为对消费者还意味着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如果物的消费只是物质驱动 (例如渴了要水, 饿了要饭) , 那么符号的消费则是自我预设与想象的驱动 (例如渴了喝农夫山泉水, 因为我重视饮食健康与品质, 农夫山泉是有品质的水) 。在各种符号消费中, 作为明星的个人是最重要的符号形式之一。郭敬明对他的读者来说, 并不只是作品的生产者, 还是他们生活追求的典范, 所以, 他的读者更是他的粉丝, 郭敬明的生活习惯、衣着打扮、行为举止等等, 跟他的作品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些同他的作品一样, 是他们的一种消费方式的标志, 粉丝们购书的这一消费行为, 不只是消费书的内容, 还消费了作者郭敬明对他们来说所代表的符号意义——青春、忧伤、时尚、物质主义的自恋等等这些或显明或隐藏的意义认同。传统文学时代的作家确立自身意义的方式在于作品的内容价值, 钱钟书甚至以半开玩笑的方式拒绝外界对他私人生活的窥探:如果你觉得鸡蛋很好吃, 何必一定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荣格把作家的创作人格与个人生活人格区分为:作为作家的个人和作为个人的作家。在他看来, 作为作家的个人的标识物是他的作品, 而作为个人的作家的标识物是他的私人生活,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从心理学意义上就是有明确分别的。而消费主义文化下的作者, 不但不希望区分这两者, 恰恰是要强化两者的重合, 利用情感移位的作用, 把私人生活的符号意义嫁接到作品的意义上。所以, 作者不只是作品的创作者, 更是符号消费中的明星符号。
结语
传统文学事业与作为文化产业的文学出版业在话语范畴上显示了重大的差别。人类的生活方式在技术革新的推动下,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地表现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对大部分人而言, 他们与艺术的关系从以表达内在精神的灵性追求、个人灵性圆满为目的的艺术生活 (包括文学创作、文学艺术欣赏活动) 转变为对艺术生活这一人类生活形式的消费, 从而, 艺术生活这个个人化的事件转变为市场主导式消费。很显然, 这是人类生活截然不同的层面, 因此, 对传统文学事业的评价语言体系在对待作为文化产业的文学出版业会相当不适, 我们应当区分两者话语范畴上的区别与适用性, 才可能恰如其分地评价它们之于人的生活来说具有的不同意义。
摘要：郭敬明文学水准相当一般的青春写作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这让文学界感到原有的文学价值评价标准受到了挑战。本文认为, 郭敬明式的文学事业是消费主义下按照市场经济成功营销的文化产业, 文化产品的消费和文学欣赏是两种不同的语境。
关键词：郭敬明,文化产业,文学出版
参考文献
[1]《2012年小说类图书排行榜出炉莫言不敌郭敬明》《出版参考》2013年5月下旬刊, 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