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游记文学发展

古代游记文学发展（精选4篇）

古代游记文学发展 篇1

摘要：传记是记录人的生活历程和生命轨迹的文体。传记文学是文学性较强的作品。中国的传记文学包容着巨大生命内蕴和历史内涵的独特魅力。古代传记, 是为了和近现代传记区分, 一般指古代用文言写的传记。古代传记文学的传主主要有帝王将相等上层人物, 后来逐渐扩展到平民百姓, 并且在我国古代就有辉煌的成就。

关键词：传记文学,文学史,发展轨迹

一、传记文学的概念

叙事文学的一种, 它以文学的形象化手法记叙人物的事迹、品德及经历, 既属文学范畴, 但同时又是历史著作。 (《新编文史地辞典》) 。关于中国传记文学史, 可以分为这几个阶段, 先秦是传记文学的萌芽时期;两汉是传记学的辉煌时期;魏晋南北朝是各种体裁各种样式的史籍杂传、蜂出并见的时代;唐宋是各体传记文学的普遍发展时期;元明是旧式散传的继进与文学传记的新扬的时期;清代是文学传记的兴盛时期。从这些不同时期的传记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传承演变历史, 还能作了全面的研究, 并且读者能清晰地看到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

在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 班固的《汉书》, 范晔的《后汉书》, 陈寿的《三国志》, 欧阳修的《新唐书》、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沈约的《宋书》等优秀作品以及韩愈、柳宗元、苏轼、宋派、李开先、归有光等一大批优秀的著名作家在传记文学史上有较大的突破。

司马迁是一位杰出的史传作家其著作《史记》中包含“本纪”、“世家”、“列传”, 不仅仅都包含了传记文学作品, 而且一些历史人物传记给读者带来了强大的艺术魅力和熏陶。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纪传体”是司马迁开创的, 并且成为了以后历代正史的标准文体。自《史记》后, 还出现了《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新五代史》等一大批传记的发展。《史记》中的许多纪传, 极富文学色彩, 是优秀的史传文学。从传记文学的角度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 有李少雍的著作《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

古代传记文学发展的历程上, 西汉和东汉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巅峰繁荣时期。从魏晋开始, 不同种类的传记作品如雨后春笋渐渐发展兴盛传承起来了。

二、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

1、先秦传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出现了传记文学的萌芽。

《孟子》、《庄子》中也有人物事迹的记叙, 《左传》、《战国策》已出现传记雏形。

2、两汉史传的辉煌和魏晋南北朝杂传的兴起, 西汉司马迁的

《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人物传记标志着汉代史传的辉煌。

3、唐代史传、碑志的繁荣和宋代传记的演变, 而《陈书》、

《北齐书》、《晋书》、《梁书》等八部作品被称为唐初八史, 占了中国古代所谓正史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 其比例是相当大的, 可以推想在历史上的地位。

4、明代市民传记的兴起和清代传记的停滞, 明代一些著名的

散文家都写过不少颂扬节妇、烈女、孝子的传记作品, 李梦阳、李开先, 晚明公安派袁氏三兄弟, 以及张岱, 他们写出了一批包括商人在内的以市民阶层为传主的作品, 其内容和形式出现了世俗化倾向。清代出现了顾炎武的《书吴、潘二子事》, 黄宗羲《刘宗周传》, 桐城派作家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三、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分类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突出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五种:第一是文字凝炼, 语言精美;第二是篇幅短小, 易于诵读;第三是有鲜明的人物性格和生动的故事情节;第四是有强烈的抒情色彩;第五是有明确的功利性。

根据传记文体的内容和形式的不同.可把它们分四类:分别为“史传”、“杂传”、“散传”和“专传”。

1、史传, “史传”最早出现于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

当初主要指纪传体正史中的人物传记, 它最初没有确定的书名, 有人称其“太史公书”、也有人称“太史公传”, 更有人称“太史公”。“史记”一开始是古代史书的通称, 从三国时期开始, 逐渐演变成“太史公书”的专称。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前四史”的说法, 它们就是《史记》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

2、杂传, 起于汉代, 兴于魏晋南朝杂传因作者率尔而作, 不在正史, 离史独立, 其传主形象反较真实。

它对传记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独立地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例如, 刘向的《列女传》, 南朝梁代慧皎的《高僧传》, 是纪传体正史中列传的一小类, 还有史部起居注和杂传类。

3、散传, 古代传记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 以单篇流传, 或散见于各家文集中的个人传记, 特点是一人一传, 不单独成书。

关于这类传记, 自唐宋后历代文人都有大批的创作。明朝中期李开先的《亡妻张宜人散传》中最早出现“散传”二字, 单篇个人传记的名称因此流传下来。散传, 不仅有自序 (自传) 、行状、也有墓志铭等。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就是古代散传。

4、专传, 专传一词是梁启超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最先提出的, 指一人一传, 单独成书的中篇以上单人传记。

专传作品目前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全书共十卷。唐慧立原本, 彦悰撰定。记载了玄奘西行前情况和西行十九年的经历, 以及回到长安后到逝世在佛学上所作的贡献。也有资料说是最早最详细的记录玄奘一生事迹的作品。

四、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

第一, 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史实, 不允许虚构, 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是其描写对象。传记文学必须是真实的, 这是传记作者、传记学者和传记读者的基本共识。一方面, 要有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 体现在真实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 运用想象或夸张在局部细节和次要人物上, 然后作一定的艺术加工, 当然这种加工也必须符合生活的特定逻辑和人物性格。

第三, 它区别于普通的人物传, 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因为必须写出较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情节, 运用恰当的语言。

第四, 传记文学有的和小说接近, 一般采用散文的形式和手法。传记文学作家创作时, 不是被动的受传主材料的限制, 而是重在发挥主观能动性而渐进入传主的角色之中, 深入到传主的丰富复杂情感世界中去。传记文学是历史的科学性和文学的形象性的结合, 也是历史的真和文学的美的结合。《史记》体现了从传记文学的角度看, 即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性。

托马斯·卡莱尔说:“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结晶。”诗人叶芝给了更高的评论:“一切知识皆传记”。由此可见, 传记文学在文学和历史上的非凡意义。梁启超提倡读传记, 曾表示:“读名人传记, 最能激发人志气, 且于应事接物之智慧增长不少, 古人所以贵读史者以此。”这是他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中谈到“二十四史”读法时提到的。传记文学是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体裁, 是一种精神上和艺术的遗产, 记载了许许多多历史上优秀人物, 让后人知道他们的业绩, 向他们学习, 以便发扬他们的光荣精神。鲁迅曾称这些人为“中国的脊梁”。重重困难始终没有打倒他们, 因为他们有一股韧劲, 他们坚强不屈, 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些本质特征, 仔细研究传记给我们带来的益处。通过对传主身上所体现的热爱祖国, 追求真理、崇高气节、美好品德, 坚忍不拔等精神来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参考文献

[1]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2]韩兆琦.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略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7 (4) .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182.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中华书局, 1936.

古代游记文学发展 篇2

魏晋六朝时期，社会动荡，道教、佛教广泛流传，隐士大量涌现。

“隐逸”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风气之盛，可谓空前绝后。

无论高门贵族、官僚富豪，还是寒门之士都有避世隐居的愿望和要求[7](105)。

放浪形骸、恣意酣畅的“竹林七贤”，遁归田园、恬淡出世的陶渊明等，在物质与精神实践上身体力行着自己的隐逸理想，使隐逸文学得到空前发展。

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文人都有隐逸作品问世，诗词、歌赋、散文、小说中均有隐逸之作。

他们以山水之美、田园之趣为抒情载体，以佛家的虚无、道家的空明等为精神旨归，开拓了文学的表现领域。

三国时的“竹林七贤”身居林泉，崇尚清谈，充满学术气息。

围绕着庄学义理、养生、论道等诸多辩题，在竹林阴翳的大自然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如嵇康著《养生论》，向秀则以《难养生论》与他辩论，嵇康又以《答难养生论》予以反驳。

竹林名士不仅精通玄理，还通晓各种技艺，充满艺术情趣。

在远离尘世喧嚣的清幽竹林中，他们喝酒、吟诗、作文、辩玄、抚琴，忘怀了政治上的险恶多舛，排除了一切宠辱得失，在老庄之道中逍遥自得，感受着人生的自由适意。

晋代的陶渊明“结庐在人境”、“采菊东篱下”，创造出了充满诗情画意、让人无限神往的境界。

他所描绘的“桃花源”更是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心灵故乡与诗意田园。

南北朝时的左思、谢朓得意于丘山，畅游于林泉，吟咏山川，寄情于景，以轻灵飘逸的“山水诗”，抒发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

总起来说，魏晋六朝时期的隐士大多个性独特，其文风也是磅礴流畅，有一种潇洒飘逸的超脱之气。

三、隐逸文学的自由阶段:唐宋时期

在隐逸方式上，唐代开始有了新的变化。

中唐的白居易在他的《中隐》诗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隐”理论。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他把隐士分为大、中、小三种，所谓“中隐”，其实是隐逸的中庸风格。

做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官，拿一份不厚不薄的俸禄，过一种不紧不慢的生活，讨一份不喜不忧的心情。

这种理论的重要意义也许连白居易本人都未意识到，在传统社会文化内部矛盾日深的情况下，它为士人实现人格、追求隐逸提出了一条可行之路[6](81)。

中隐理论被士人广泛接受，促进了隐逸文学的成熟。

唐宋时期，还有一种隐逸理论不容忽视，那就是完备于苏轼的“酒隐”。

苏轼在《酒隐赋》中说“……不择山林，而能避世。

引壶觞以自娱，其隐身于一醉……”，最早提出了以醉酒为外在形式的“酒隐”理论。

其实早在盛唐时期，李白就已是“酒隐”理论的实践者。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8](178)李白在酒气纵横中勃发诗情，酒入豪肠，浇开了浪漫而豪放的青春之花，李白隐于酒，为浪漫主义文学更添一份锦绣。

到了宋代，“酒隐”理论成熟，但与李白相比却是另一种风格———“酒入豪肠”转为“酒入愁肠”了。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9](11)“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0](51)……在梧桐夜雨中、芳草斜阳下、断鸿声里、烟波江上举杯消愁成了文人墨客向往的境界。

时代精神变得柔弱，内心世界却变得细密精致。

从深层次上来说，“酒隐”的内在精神是积极的、进取的，它把个性自由看得高于一切，追求灵魂的高洁，坚守纯粹的文学理想。

“酒隐”融合了“林泉之隐”的审美性和“中隐”的实用性，使“隐逸”进入前所未有的自由状态。

唐宋时期隐逸理论的发达也使隐逸文学繁荣起来。

这一时期，隐逸作品众多，有“隐逸诗人之祖”之称的孟浩然“伏枕慕公干，归田羡子平”[11](323)、“余意在山水，

闻之谐夙心”[12](22);山水诗人王维在“新雨后”的“空山”，观赏“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13](104);宋代“隐逸”词人朱敦儒宣称“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14](843)，何其逍遥畅意!唐宋时期，这样的隐逸作品可以说是举不胜举。

李白、王维、白居易、陆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著名作家几乎都写过有隐逸倾向的作品。

这些作品大都与山水田园有关，而且由于隐逸观念的变化，也涂上了更多的市井色彩。

隐逸文学在唐宋时期可以说是达到了繁荣、成熟、自由的境界。

四、隐逸文学的苦涩阶段:元明清时期

“中隐”理论在被士人广泛接受的同时，也预示了隐逸之风的衰退。

由追求独立人格到应时而动、待价而沽，隐逸开始中庸化。

“隐逸”不再是实现人格独立和价值的途径，而成为一种颇为讨巧的生存手段。

“酒隐”对士人的悲剧意识的舒解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容易造成两方面的分野。

积极者借酒使生命审美化，对现实起到超越的作用，使隐逸文化达到深微的境界;消极者则借酒放浪形骸，逃避现实，游戏人生。

“酒隐”是向内的观照，失去了隐逸文化的忤逆精神，和“中隐”一样，都加速了隐逸文化的衰落。

元代社会的历史比较特殊、复杂，蒙古族一统天下，各民族文化交相碰撞。

这时，文人的地位开始失落，许多士人因为仕进无门或避祸上身，选择了隐逸。

这一时期的隐逸文学表现形式主要是元散曲。

古代游记文学发展 篇3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学,情境教学,自主学习

“情境教学”是将学习者的体验活动、认知活动、情感活动整合起来的教学模式，追求教育的整体性。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中，教师可采纳“情境教学”模式，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

美国著名教育家John D.Bransford等人认为，社会情境是指“熟悉的任务情境”和一个“有意义的目标情境”。也有学者认为，情境既是问题的物理结构与概念结构，又是活动的意识意向与问题嵌入其中的社会环境。[1]

将“情境”引入教学的优长有如下两点：其一，“情境教学”模式的运用充分顺应了人的生物特征。脑科学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左右两半球相互协作、各有分工。大脑左半球掌管逻辑、理性，包括言语的活动;大脑右半球负责直觉、创造力和想象力，包括情感的活动。传统教学中，教师的分析讲解、学生的单项练习主要调动大脑左半球，引导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情境教学”着力调动右半脑，使之活跃起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之上，辅之以“情境教学”，大脑两半球交替兴奋，或同时兴奋，协同工作，大大挖掘了大脑的潜在能量，学生可以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因此，情境教学可以获得比传统教学明显良好的教学效果。其二，“情境教学”模式充分利用认识的直观原理。具体的形象、鲜活的细节等易于留存在人的记忆中。从教学实践上看，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情境教学”更强调直观性、情感性、师生的双向互动性，采用“情境教学”模式，可以更好地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堂上，教师可吸纳“情境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学生固有的知识结构为基础，大量增补相关背景资料，帮助学生“回到”古代社会的历史情境，体会具体时代的文化氛围和创作环境，更形象、更真切也更深刻地学习、感知、接受中国古代文学史。这种再现过往时空，构建还原“历史语境”的方式，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课堂“情境教学”的总体思路如下。

（一）创设情境，完善学生原有的知识架构，建构全面的文学史景观。

“情境教学”通过有效地创设情境，将学生引入时空隧道，走进古代文学现象发生的现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利用原有认知结构中的有关知识、经验去同化当前学习到的新知识;如果原有知识与经验不能完全同化新知识，则指导学生对原有认知结构进行改造、重组，丰富、补充、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

如，在讲述元代戏曲《西厢记》时，常规的教学模式下，讲授的主要内容有三：关于作者王实甫、《西厢记》的主题、《西厢记》的艺术特点。在“情境教学”模式下，则补充讲授“关于《西厢记》的续作及其评价”一节。《西厢记》问世后，出现了大量续作，不少续作有意颠覆《西厢记》原有的风格。如盱江韵客的《续西厢升仙记》，将莺莺写成心胸狭隘的妒妇，将张生写成恶人;张生与莺莺结成夫妻，又要纳红娘为妾;红娘更被写成与莺莺争风吃醋的小人。在讲述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可引领学生进入明清两代“满地皆话《西厢记》”的“历史情境”，并结合学生所熟知的当代文化界的“恶搞”之风，指导学生认识、分析古今相似的文学、文化现象，激发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也引导学生对当下“恶搞”等文化现象形成理性认识，提高他们的文化品位和思想水平。

（二）把握主体，强化学生的感受理解能力，实现不同课程之间的融会贯通。

“情境教学”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下，经由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帮助，阅读必要的学习资料，激发、强化个人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感受，并进一步形成对古代文学、文化的理性认识。因此，“情境教学”要求课堂内外充分互动。学生在课堂上了解、接纳、吸收教师讲授的内容，课后寻找、筛选信息要素，提取已有的知识，通过自我建构、自我发现的方式获得新知识。

如在明代小说教学中，要求学生阅读明代、清代小说的评点本。其目的是，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了解、掌握故事情节，同时直观地感受中国古代小说的存在形式、接受和传播方式，了解时人对这些小说的具体评价。之后，要求学生以评点的形式，写出回评、总批、侧批等，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并促使他们进一步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存在状态。这样，学生能在具体的语境中了解古代文学、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而且有效地打通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两门课程。

（三）激发兴趣，关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帮助学生形成自主学习模式。

“情境教学”关注的不仅是学生“知什么”，而且要让学生“知怎样”，并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学习方式等，最终确定个性化的学习模式，掌握“学什么”、“如何学”、“如何用”。

学生是有独立意识的主体，要引导学生进入历史场景，学生的感情、信念、愿望、动机等非智力因素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情境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进入历史语境的兴趣，并引导学生形成自觉的学习意识。在“情境教学”模式中，关于读什么、怎样读等，教师应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性。比如，阅读明清小说的评点本，学生可以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小说中任选一部，在阅读并做大量读书笔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兴趣点，分成学习小组，就某些问题展开讨论，不断强化场景意识，并最终建立个性化的、自觉的自主学习模式。

二

研究型教学的目的是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创新性，在展开研究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是退居幕后，而是进一步发挥能动作用，富于策略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因此，开展研究型教学并非削弱教师的作用，恰恰是对教师业务素质、教学功底、科研水平、协调能力的综合考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堂上，“情境教学”就是要整合学习者的情感活动、认知活动，以及系统思辨能力、逻辑表达能力，强调教师讲授、学生学习之间的互补、互动，引导学生形成进入“历史语境”的自觉意识，实现教学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进入“历史情境”的最终目的是促使学生理解作品、把握作家、自主学习、用之于实践。

（一）开展“情境教学”在教学方案设计上的要点。

1. 立足学科性。

学科性是“情境教学”根本。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文史哲不分家”，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时，采用“情境教学”模式，要给学生补充大量社会史、哲学史、政治史、文化史内容。在创设情境时，要注意体现古代文学的学科特点，紧扣教学内容，凸显学习重点，这是首要原则。

2. 关注鲜活性。

经过时间的沉淀，留存在文学史教材中的作家及其作品已经被经典化。经典化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消极性，这些作家、作品往往被抽离出具体的社会生活场景，成为某个时代的标签，失去了其鲜活性和生命力。在中国古代文学课堂上，教师要尽可能地还原作家的日常生活状态，在生活细节中把握作家、作品，重构古人的文本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使学生切实感受到古代作家、作品的生命力。

3. 渗透教育性。

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要训练学生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使学生由中小学阶段了解、习得知识点转向掌握学习方法，形成自主学习模式。“情境教学”的目的正是使学生从根本上把握学习、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基本方法。

4. 着眼发展性。

任何一种教学实践模式都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为根本目标。“情境教学”模式的着眼点之一，就是培养本科生在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文献资料时的现场感。在古代文学学科治学与中学古文教学中，这种现场感是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促使学生形成建构历史语境的意识，对学生将来从事科学研究及教学教育工作具有积极的作用，为学生将来的发展提供充分的准备和充足的动力。

（二）实施“情境教学”可采取的方法。

1. 描述法——建构基本的历史语境。

教师在充分掌握、理解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选择与作家、作品等有关的思想潮流、历史细节，以生动的语言尽可能地描述历史的全貌。当学生学习能力不足，或对场景的把握不够时，应结合他们熟悉的场景进行对比、比较，以激发他们还原历史情境的能力。如讲到《三国演义》，为了让学生更深切地理解《三国演义》半文半白的语言所具有的历史感，以学生熟悉的电视连续剧为例，探讨正说历史与戏说历史的区别，提醒学生注意《贞观长歌》与《还珠格格》在语言风格层面上的差异：《贞观长歌》的编导试图把观众引入历史场景之中，所以遵循“讲述历史”的严肃性。这样一来，学生就能充分理解语体对文学文本的巨大影响力。在“还原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一步反省古代乃至现当代文学、文化现象。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令学习者将抽象的符号逻辑转化为实用知识。师范类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大多进入文化教育部门，针对学生的择业方向，在教学中，时时引导他们对社会问题、文化现象进行反思。如，明清小说、戏曲领域有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国家、特别地方文化官员禁止小说刊行、限制戏剧搬演，但结果却是屡禁不止。在谈到这一现象时，提醒学生思考古代为何禁止小说、戏剧，禁令下达后为何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这种屡禁不止的现象对当代有何启示。结合“百家讲坛”“超女”等文学事件、商业文化现象，让学生深入地思考，将来作为一名中学教师，应当如何引导中学生形成宽容的文化心态，同时保持高尚的文化品位。这样，通过课堂教师讲授、学生发言等互动，学生能全面把握文学作品、文化现象及其背后的本质规律。

2. 阅读法——全面感受历史情境。

把握历史场景，关键在于培养学生全面的感知能力。“情境教学”模式在课堂讲授之外，应注重学生课外的学习。学生除阅读作品选、背诵经典篇目，还需要阅读原著，写读书笔记，提交读书报告，通过大量的阅读、写作，不断强化对古代文学、文化的认知。展开中国古代文学课堂的“情境教学”，还可以进一步对学生阅读的版本提出要求。如明清文学教学中，针对学生喜爱小说、忽略诗文的现象，教师可以要求学生阅读明代、清代文学家诗文集，并要求学生阅读线装书或影印本。这样，通过阅读，学生对古人的写作方式会有直观的了解，理解古人创作的物质环境。通过阅读线装书，学生会充分领悟到，古代文学作品不仅是一种文化产品、精神产品，而且是有必要的、特定的物质承载体，这对学生进入具体语境也有极大的帮助。

3. 辅助法——不断强化情境意识。

在古代文学课堂上，利用网络资源、多媒体技术，采用图画再现情境、音乐渲染情境等方式，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迅速进入历史语境。如，在讲授元明清戏曲时，由于戏曲已经退出了学生的生活，因此，必须让学生观赏、了解戏剧，他们才会对戏曲有直观的感受。在讲授《牡丹亭》之前，课间，可反复播放经典片段，如《游园》等，使学生对昆曲有直观的印象;在讲授过程中，可让学生观看青春版的《牡丹亭》，使他们进一步从声音、画面等综合效果上理解中国古代戏曲。在讲授过程中，针对有关唱词，还要给学生补充古人生活的基本知识。如《牡丹亭》中有“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一句，教师可放映看杜鹃花、荼蘼等的图片，提醒学生“荼蘼”这种花与玫瑰花同一科属，攀延性很好，颜色纷繁，古人常用来作蓠芭墙。通过这种方式接通古今时空，学生能全面感受古人生活与当下的融会之处。

三

常规的古代文学教学往往讲授知识点，分析人物形象，以及作品的艺术特色，并对文学现象、文艺思潮给予定性式的评价等，这样容易让学生对古代文学、文化形成刻板的印象，学生仅仅将古代文学作品、作家视为抽象的逻辑符号，无法对古代社会生活、古代文学作品作出“同情的了解”。

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堂实施“情境教学”模式并不反对或否定传统的教学方法，“传统型教学扮演的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传道授业解惑’者的角色”，[2]“情境教学”模式则鼓励教师将学界最新的科研动态、教研方法应用于实践，作为组织者、激发者、引导者、推动者，最终促使学生学习能力全面提高。

以“情境教学”为手段展开研究型教学时，教师通过有意识地穿插对作家活动场景、生活细节等的描述，可以推动学生自觉地进入文学发展的“过程”之中，感受到古代文学作品的切实存在，古人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这样，通过还原情境激发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文学事件、文化现象的理解与认知，最终，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思维品质与研究能力。

在古代文学课堂上展开“情境教学”，可以实现由知识向能力的转移，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开拓学习视野，提高学习效率。如何将教师掌握的系统知识、学术方法、教学方法等尽可能全面、快速地传递给学生，是教学的重要目标。心理学研究显示，只要建立适合的语境，激发学习者的主动性，知识就可以成功转移。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情境教学”之中，也可以使形象再建能力与抽象思维能力均得到提高，丰富学习方法，提升思维品质。“情境教学”激发学生调动生活经验与逻辑思维能力，将教师讲授的内容与个人的体验、知识点融会合一，使学生在情境还原的基础上理解古代文学作品。

总体来看，“情境教学”可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思想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对师范生来说，“情境教学”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建构提供必需的知识储备。通过“情境教学”，师范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阶段，就能够了解和习得前沿的教学方法，关注教学方法论，为迅速融入职场进行必要的准备。对非师范生来说，“情境教学”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术品质，帮助学生了解学术界最新动态、最新观念和观点。

参考文献

[1]顾明远.教育学原理[M].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古代游记文学发展 篇4

北宋发明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是古代火药火器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有《武经总要》《宋史·兵记》《续资治通鉴长编》《金史》等书记载了火药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及使用火药的战争,因此则有种观点称:“南宋为了抵御辽、西夏和金的进攻,出现火炮、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军事上广泛使用火药。”

但笔者在阅读了一些文献并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不赞同此观点,因火药火器在初期使用时因技术不成熟而产生了许多缺陷,所以没有被广泛使用,未能引起军事上的巨大变革,但在唐基础上有较大发展。

宋代广泛应用冷兵器御敌,而非火器,且用宋代出现的火器种类多这一事实仅能证明其创新性强、作战武器选择范围大,但不能证明其应用广。

宋建立后对城池和要塞的攻防战极度重视,见《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

兵法曰:“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敌不知所攻,非独为城高池深、卒强粮足而已,必在乎智虑周密,计谋百变,或彼不来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战而我击,或多方以谋彼师,或屡出以疲彼师,或彼求斗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惧我袭。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使敌国之道也。

守城需要隐蔽我军,远观敌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需要射程远而命中率高的兵器,但“火箭”射程极短,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才勉强达到弓箭的射程,所以火器在守城上作用不大。

据《宋史》所载,太祖在灭南唐(开宝八年,975)及太宗在灭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的重要军事行动中,未见火药武器之使用。而在太宗三次对契丹人用兵之记录中,亦未出现使用有炸伤力的火药武器的记载。因此推知,在太祖时期出现的火药武器,在太宗时可能尚未被重视。

南宋冷兵器依旧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步兵兵器达到成熟阶段,"十八般兵器"已基本全部出现,且趋于定型。这些兵器在《武经总要》中几乎都有记录,主要包括远射兵器、格斗兵器、防护装具3类。远射兵器一般还是弓、弩。“三弓床弩,前二弓,后一弓,世亦名八牛弩。张时,凡百许人,法皆如双弓弩,箭用木铁羽,世谓之一枪三剑箭。其次者用五七十人,箭则或铁或翎为羽。次三弓并利攻城,故人谓其箭为踏橛箭者,以其射著城上,人可踏而登之也。又有系铁斗于弦上,斗中著常箭数十只,凡一发可中数十人,世谓之斗子箭,亦云寒鸦箭,言矢之纷散如鸦飞也。”

当时南宋统治者不仅在京师设有弓弩院,而且在各地设有军器作坊,集中能工巧匠大量制造性能优良的弓弩,如床弩就发明于宋。据《宋史》兵志记载:

“弓弩院岁造角把弓等凡一千六百五十余万张,诸州岁造黄桦、黑漆弩等凡六百二十余万。”

南宋的城防工事中建有特有的弩台,高与城齐,上建有棚,突出城墙平面之外,每个弩台容弓弩手24人,将1人。不但可以射击正面之敌,而且还可以侧射在城墙平面火力死角内的敌人,大大提高了防御能力。例如1004年的宋辽澶渊之战中,宋军用床弩伏击射死了辽军主将萧达零,最终导致宋辽之间达成和议。

明中期以后,由于火器制造技术的发展和鸟铳等先进火器的传入,将弩完全排挤出了战争舞台,但是由于当时火器射击速度过慢,所以并不能完全替代弓箭。

又有人认为“火炮”与现代爆炸性强的加农炮类似,但南宋此”砲“非彼”炮“,宋时“火炮”非火药制成的火器,而是投石器。

后期虽在石头旁加入了火药,但火药只起配合作用,且初期仅起燃烧而不起爆炸作用,炮弹其实还是一个“铁疙瘩”,不会爆炸,只不过使石头的温度变高,所以加不加火药对投石机的威力影响较小,石头仍占主要地位。因此,由火炮的使用推断出火药广泛应用的说法不妥。

这种”火投石“,在北宋末年的城防中已被广泛应用,并积累了不少经验。

凡一炮,百人拽,一人定放,放八十步外,石重二十五斤。亦放火球、火鸡、火枪、撒星石,放及六十步外。二炮守则于团敌马面及瓮城内,一人拽,一人定放。放五十步外,石重二斤。守则设于城内四面,以击城外寇。

南宋初年陈规所著《守城录》中很重视这种重型远射兵器的使用,攻城的一方如果"得用炮之术",就可以很快攻破敌城;而守城的一方如果能很好地掌握和运用大炮,也能够稳固地守住城。“凡守之道,敌来逼城,静默而待,无辄出拒,候其矢石可及,则以术破之。若遇主将自临,度其便利,以强弩丛射,飞石并击,毙之,则军声阻丧,其势必遁。”

陈旭麓说:“每一代人都是在主观、客观的双重限制下观察和体验世界、因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看法,一代人有一代人做法。”“火药在宋朝广泛使用”这一说法没有回到宋代历史背景下看问题,没有结合当时的科技水平而草率地得出结论。

南宋的火药制作工序繁杂,用料不好,安全性差;火炮铜铸,造价昂贵,发射频率低(三分钟一发)。

《武经总要》中记载制造火药和应用火炮的方法:

火药法: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即倭黄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干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即蜂蜡半两,豆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十四两,浓油疑为石油一分,又以松脂、沥青熬为膏入前合匀,以纸五重裹之,麻缚定,更熔松脂傅之,以炮投发。

毒药烟球法:用硫黄十五两,草乌头五两,硝一斤十四两,巴豆五两,狼毒五两,桐油二两半,小油二两半,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砒霜二两,黄蜡一两,竹茹一两一分,麻茹一两一分,捣合为球以绳贯之长丈二,重半斤,更以故纸十二两半,麻皮十两,沥青二两半,黄蜡二两半,黄丹一两一分,炭末半斤。

右放猛火油,以熟铜为柜,下施四足,上列四卷筒,卷筒上横施一巨筒,皆与柜中相通。横筒首尾大,细尾开小窍,大如黍粒,首为圆口,径寸半。柜傍开一窍,卷筒为口,口有盖,为注油处。横筒内有拶丝杖,杖首缠散麻,厚寸半,前后贯二铜束约定。尾有横拐,拐前贯圆。入则用闲筒口,放时以杓自沙罗中挹油注柜窍中,及三斤许,筒首施火楼注火药于中,使然(发火用烙锥);入拶丝,放于横筒,令人自后抽杖,以力蹙之,油自火楼中出,皆成烈焰。其挹注有碗,有杓;贮油有沙罗;发火有锥;贮火有罐。有钩锥、通锥,以开通筒之壅;有铃以夹火;有烙铁以补漏(通柜筒有罅漏,以蜡油青补之。凡十二物,除锥铃烙铁汁,悉以铜为之)。一法:为一大卷筒,中央贯铜胡卢,下施双足,内有小筒相通(亦皆以筒为之),亦施拶丝杖,其放法准上。凡敌来攻城,在大壕内及傅城上颇众,势不能过,则先用藁为火牛缒城下,于踏空版内放猛火油,中人皆糜烂,水不能灭。若水战,则可烧浮桥、战舰,于上流放之。

刘旭先生《中国火药火器史》一书中也提到:“火炮火毬中硝含48.66%,硫含量11.03%,碳不知多少,松脂和竹茹或含些;毒烟球,硝38.61%,硫19.31%,碳6.44%。几方中含硝低,多杂质,较原始,难以爆燃,低速率,只能高温燃烧。试验中制一墨褐色胶泥,晒干研末用炭火和皮纸火皆难引燃,按武经总要以火锥点之,着火透出光焰,愈猛烈,似烟花般,高温达1300度,热浪灼人,49秒内燃尽,残留粉末太多,浓烟呈灰褐色。且中国铁矿、铜矿的产量虽高,但品质较差,炼出的铁硫磷杂质太多,铁脆则火器极易炸膛,安全性差。明火难引燃在于松脂低熔点而化吸走周围热量,引火物降温,火锥高温瞬间便可引燃,浓烟味刺鼻含大量硫化氢,毒性大于燃烧威力,作用于人之皮肤,上呼吸道,五官,令人窒息,皮肤过敏溃烂。”毒熏鼻则鼻口血出,而死。

《宋史》中有载,当时的大炮部分铜铸,重量大,扛着基本无法行军,一般是到了打仗地点才开始组装、填药,这就大大降低了作战效率。因科技水平限制,”性价比“较弓弩低不少,故广泛应用对作战收益不大。

火炮的危险系数也很高,若操作不好,加之风向原因,可能会烧到自己,让城内起火,”偷鸡不成蚀把米“。从南宋法律中看出,火对城内自己人有巨大的杀伤力及人为操作的不稳定性:凡城中日给百用至于水浆,皆有限量,令民灶为天井,高突防火,仍预下令:凡失火者斩!或城内有火发,只令本防官吏领丁徒赴救,仍急报主将,主将遣左右亲信人促往。凡城中失火,及非常警动,主将命击鼓五通。城上下吏卒,闻鼓不得辄离职掌;民不得奔走街巷。

又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公元975年,宋军进攻金陵南唐主李煜,南唐神卫军都虞侯朱令赟用猛火油纵火攻宋军,由于风向改变,火焰反燃而导致本方军队大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