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反思

90年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反思（精选4篇）

90年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反思 篇1

90年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反思

作者: 更新时间:2005-8-31 20:33:28 来源: 点击率:1100

本文通过对199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反思，认为中国村民自治的成长从上看需要体制性的行政放权，从下看则需要现代社会组织的发育。村民自治是现代民主－国家建构中产生的，其制度设计中蕴含着现代民主理念。但中国的村民自治具有国家赋权的特点，民主自治的立法精神能否落实取决于行政放权所提供的体制空间。村民委员会为村民自治提供了制度性的自治平台，需要农民组织化参与。传统的家族组织不可能为村民自治提供所需要的组织资源，反而会扭曲村民自治的精神。只有市场化过程中形成的理性化社会和农民的自我组织，才能为村民自治的成长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而民主自治社会将是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

19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发展迅速，一度引起世人注目。但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化，它与现有的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村民自治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一个基本事实是：1990年代后期，正在村民自治制度广泛推行的同时，中国的“三农问题”日益严重。村民自治也因此再度引起学术界的质疑和否定。本文试图以1990年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的进程为例，从理论、制度安排和实际运作的角度对村民自治进行反思和梳理，以探讨村民自治的成长空间和社会基础。

一、村民自治的成长空间：行政放权

19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国家立法长足进步。继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进行了重要修订，并正式实施。由于其修订后的法律蕴含有强烈的现代民主理念和严格的民主程序，使村民自治一时间成为世人关注的公共话题，包括笔者在内的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认为，村民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的突破点。⑴另一方面，村民自治的发展实践并不令人乐观，在一些地方甚至相当令人沮丧。伴随村民自治制度进入乡村的是，“三农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农民负担加重。村民自治不仅难以维护农民的利益，而且其自身的成长空间也愈来愈小。地方党政在难以公开干预村委会选举之后，便利用行政权力控制村的领导人和村的公共治理。如对村干部实行“诫免制”，对村级财务实行“村财乡管”，代替村委会出让农民土地等等。人、财、物均由县乡地方政府所控制，村民自治有自治形式而无自治的内容，因此沦为空壳化。

那么，如何解释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中的这一悖论现象呢？透过这一现象，其背后事实上存在着国家立法理念与地方行政运作的冲突，而这一冲突又是从何产生的呢？

对村民自治持质疑态度的人往往运用的是西方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现代化将乡村社会卷入其中，与此相应的是国家政权将愈来愈深地渗透到乡村社会。乡村治理的行政化、官僚化在所难免。根据这一理论，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地方草根性的民主，本身就是与国家政权建设相悖的，因此也是不合适宜的。村民自治作为一种体现现代民主理念的制度安排，仅仅具有的只是供人观赏的价值。这一理论看起来有其道理，但如果深入分析，则大有商榷之处。

村民自治是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生长的。现代国家建设包含着双重含义，一是民族－国家建设，一是民主－国家建设。前者表现为国家行政权力渗透到国家主权内的所有地域，通过行政权力将各个地方整合为一体，即国家化过程。后者表现为国家主权及相应的国家意志是建立在人民主权和民众意志基础上的，国家的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就是确认和保护人民权利，通过人民参与保障国家的人民性。这一过程即民主化过程。在西方，特别是英美等典型的西方国家，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建构基本上是同步的。因此，在英美，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否定人民在基层地方的自治权利，反而是建立在地方自治基础上的。国家和地方政府权力不过是地方自治无法容纳更多的公共事务而让渡出去的。国家以立法的方式确认人民治理地方的权利，并保障地方自治与国家统治的一体化。

与西方不同，中国有着长期专制官僚统治的传统。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国家行政权力愈来愈深地渗透到乡村社会，最为极端的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与此相比，中国的民主－国家建构却严重滞后。而没有民主－国家的建构，民族－国家也缺乏持续巩固的基础，如“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领导人关注并思考民主－国家的建构问题，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命题，并提出“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⑵村民自治的产生便与这一理念相关。倡导村民自治最为积极的彭真在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时表示：“有了村民委员会，农民群众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直接民主，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都由群众自己依法决定，这是最广泛的民主实践。他们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步就会管一个县的事情，逐步锻炼、提高议政能力。八亿农民实行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真正当家作主，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是国家政治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对于扫除封建残余的影响，改变旧的传统习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⑶

从村委会组织法的立法理念看，实行村民自治，确实有通过基层民主的建设进而逐级上推以民主建构国家体制的思路。与此同时，由这一思路，我们也可以看出，与西方地方自治是经过长期自然生成而得到国家法律认可的路径不同，中国的农村村民自治一开始就有国家立法以授权的性质，即村民自治是基于国家难以通过单一的行政管理有效治理社会而将部分治理权下放给基层，并在这一层次实行直接民主的方式治理。村民自治产生于人民公社体制废除之际。人民公社组织废除后，国家面对的是亿万分户经营的农民，交易和治理成本甚高。通过设立自治性的村民委员会，将分散的农民组织成一个共同体，将一部分治理权授予村民委员会，既有助于国家的治理，又可借此推进中国的民主－国家的建构。所以，中国的村民自治权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国家赋予的。

同时，中国的政权系统又是由于多级政府构成的。中国的政治体制以行政为主导，国家治理权更主要的是为行政政府（党组织处于中心地位）所执掌。换言之，国家法律精神的落实在相当程度取得于各级政府系统的作用。村民自治的成长空间，村民自治权利的实现与政府下放权力直接相关。而政府是否下放权力，下放那些权力，又与政府的多重目标及其选择相关。政府要遵循国家法律，担负指导和推进民主自治的功能，由此在民政部门专门设置了主管机构。同时，政府还担负着发展经济，维护社会治安等多项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一定依靠民主的方式实现，甚至与民主方式相冲突。正是这种政府目标的多重性所造成的内在紧张关系使作为国家赋权的村民自治一进入实际运作过程，很快就显现其矛盾。

英美国家的的基层地方自治组织，一般不承担自上而下的行政功能，国家行政功能与基层地方自治功能的边界非常清楚。而中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并不是完全意义的群众自治组织，它具有一定的基层地方行政功能，即政府的目标和任务要通过村民委员会这一基层组织来实现。1982年第一次将村民委员会组织载入宪法时，就是将村民委员会列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这一节内。特别是村民委员会是作为人民公社组织的替代组织产生的，事实上是一级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功能在内的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建设是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石。在这一体制下，地方政府在完成其目标时，势必将村民委员会作为自己的“一条腿”。

本来，国家立法目的之一是农民通过村民委员会实行直接民主，“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都由群众自己依法决定”。但是，政府也希望村民委员会贯彻自己的意志和任务。而大量目标和任务并不是村民愿意接受的，如果由农民决定“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可能就办不成。由此就会出现政府与村民意志的角力。作为拥有强制力的政府在实现其目标时具有天然的优势，更希望由自己决定“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即将决定权集中于自己手中。由此使政府陷入在放权和集权的矛盾之中。促使政府作出选择的则是政府目标的民意基础。

自199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经历了试点、示范进而向全国推广的阶段。特别是1998年修改并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更强调现代民主自治理念，在民主自治运作程序方面作出了比较严格的制度安排，从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进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重心转向城市，现代化进程加快。19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使农村得到一个休养生息的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这就是各级政府运用行政力量试图迅速改造农村，如各种达标升级活动急剧增加，自上而下层层下达各种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而这些政府任务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农民出资出力，为完成政府任务所需要的人力财力成本需要农民分担，为完成政府任务所欠的债务得由农民承受。其最终成果就是农民负担的不断加重，并激起农民的强烈不满。这种现象从1990年代初便开始出现。1993年6月20日，国务院专门召开“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电话会议”，宣布取消中央国家机关各有关部门涉及农民负担的37个集资、基金、收费项目，纠正强制性、摊派性和“搭车”收费。1994年10月底，中央召开“全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减轻农民负担。但这一问题在短时间内并没有得到解决。在各种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下的压力下，地方政府为完成可能增加农民负担并不为农民所接受的政府任务，必然采取各种行政措施控制村民委员会，将村民委员会行政化，村干部成为主要完成政府任务的“准行政干部”。由此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情形：一方面，国家立法在不断扩大村民自治的空间，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为完成更为紧迫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又力图将“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的决定权集中于自己手中，从而不断地压缩村民自治的空间。2001年，笔者在河南农村调查时发现一个乡一年给村民委员会下达的任务竟高达120多项，平均每三天就要完成一项政府任务，其中相当一部分需要农民出资出力。村干部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考虑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这正如彭真在1987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所预见的：“给村民委员会头上压的任务太多’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这样就会把它压垮。”⑷

由此可见，在中国，依靠国家赋权的村民自治是很难抵御政府权力的无边界渗透的，更不通过村民自治来解决“三农问题”，相反，村民自治的成长必须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放权，而政府是否放权又取决于整个国家治理体制和政策选择。

进入新世纪以后，村民自治面临的宏观环境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一是由于农民负担日益沉重并激起农民的不满，中央政府决定推行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将城乡统筹作为新的国策，强调对农村和农民实行“多予少取”的政策。各级政府的行政压力相应减小，加重农民负担更成为一根不敢随意碰撞的“高压线”。为此，地方政府对村委会的控制放松，村民自治权逐步回归村民。二是由于行政权的渗透所造成的村干部行政化，使村民更难以对村干部实施监督，引起农民强烈不满，中央试图以进一步推动村民自治来解决村级干部的民意基础和对村干部的民主监督问题。为此，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强调加强选举的民主性、程序性，并提出“村支部书记人选，先参加村委会选举，获得群众承认以后，再推荐为党支部人选；如果选不上村委会主任，就不再推荐为党支部书记人选。”⑸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提出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两个决定不仅将199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精神更加具体化了，而且根据农村新的情况，提出了一些进一步增强村民自治的措施，要求地方党委和政府切实贯彻实施。一些地方在增强村级权力的民意基础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制度创新。如湖北省随州市实行“两票制”，即村支部选举要经过两次投票，先是全体村民的“信任票”，只有获得足够的“信任票”，才能作为支部候选人；后是全体党员的选票，只有获得多数党员的选票才能当选村支部成员。在这一过程中，村民自治的权利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⑹

随着宏观体制环境的变化，村民自治开始走出行政压力体制的困境，有了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二、村民自治的成长基础：社会发育

在中国，作为国家赋权的村民自治的成长，需要自上而下的行政放权，提供体制性成长空间。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仅仅是行政放权是远远不够的。在1990年代，由于地方经济发展不均衡，各地的村民自治面临的体制性环境也不相同。行政压力较大，农民负担较重的主要是中部农业地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村民自治成长的体制性空间相对较宽松。但是，在这些地区，村民自治的成长也不尽如人意。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税费改革，中部地区农村村民自治的体制性环境大为改善，但村民自治的成长也遇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原来为乡和村委会承担的乡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无钱办理了，也无人管理了。村民希望借助村民委员会实行直接民主，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也因为无人管事，无钱办事而再次陷入困境，村民自治因此陷入另一种空壳化的境遇。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村民自治的成长基础。

中国的农村村民自治具有地方自治的特点，即在行政村的地域，实行自治。行政村有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谁能够担任村的领导人谁就执掌着村域公共权力。根据逐级上推渐进民主的理念，国家首先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并引入现代民主的制度安排，设计了严密的民主程序，如村委会选举“双过半”制、选举委员会制、差额选举制等。这些制度都是为了更好根据现代民主自治理念配置村级公共权力资源。因此，村民自治从制度设计看，有着很高的起点。这正是许多人所不可理解的，在中国，竟然是落后的农村先享受着最先进的现代政治文明成果。但要使农村接受和消化这一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将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转换为现实却需要相应的现代社会基础。这就是通过高度理性化的社会组织，从而将分散化的单个人组织起来，通过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影响公共权力，并在这一过程中使村民自治权得以体现。

然而，中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社会组织化程度低，体现现代民主理念的村民自治所需要的现代社会发育严重不足。分散的村民难以组织起来以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影响公共权力，满足个人的社会需求，由此使村民不得不流于一种不得不走的仪式，出现了所谓的“选举疲劳”。这也是许多学者对村民自治进程表示失望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基于村民自治需要相应的社会组织基础的考虑，一些学者将目光转向乡村本土，提出了发掘村治的本土资源，重视传统的家族组织，将其作为村民自治的自组织资源。这种愿望可能是美好的，但也是不切实际的。这不仅在于经过经历近代以来的政治经济大变革，这种传统组织已不再具有完整的组织形态，更在于家族组织本身与村民自治体现的现代民主理念是难以兼容的。

首先，传统家族组织是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在家族组织内部，由于天然的亲缘关系，可以形成一个相互信任的“自家人”社会。但这一“自家人”社会则是以将“非自家人”排斥在外为条件的，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如果将家族组织作为村民自治的组织资源，可以减少现代政治所需要的动员资本，但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家族派系及派系之间的争斗。这种争斗强调的不是现代政治的第一要义――是非，而是带有强烈情感性的善恶，因此很难达成以明辨是非为基础上的政治共识和妥协。在村民自治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家族派系争斗，使村委会选举沦为家族获得权力的工具，村民自治体现的现代民主理性精神受到严重扭曲。由此也为本来就不信任村民能够自治的人提供了事实依据。

其次，传统家族组织强调内部的整体性和差序格局，子必事父，妻必事夫，由此建构起家长权威。这种家长制权威是以他人的权利让渡为条件的，从而也将他人排斥在公共生活和公共权力之外。如果将这一权威体制引入村域公共权力，势必进一步强化历史上固已有之的公权私有的倾向。近些年的村民自治实施过程中，一些即使通过民选的村委会主任也仍然高度垄断公共权力，凡事个人说了算，使村民自治沦后村主任自治。2004年中央颁布《村务公开》正是通过加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来保障村民的自治主体地位，使村的公权不至于异化为私权。

所以，传统的家族组织是不可能成为村民自治的社会组织基础的，而且传统家族组织经过政治经济冲击早已面目全非。所谓纯正的家族本土资源只是学者们的一种想象。那么，当今村民自治所依靠的社会基础和组织资源究竟在那里呢？

体现现代民主理念的村民自治所依托的社会是一个现代理性化社会。理性化社会来自于个人经营活动中的合理算计。这种算计不是传统家庭经营中的内部算计，而是不断扩大的经济社会交往中对个人收益的权衡。这种理念使个人在参与公共事务中，保持着足够的经济理性，而不是盲目的服从和冲动。他们对公共权力寄予期望，并参与影响公共权力的活动，以满足其社会需求，同时又对公共权力保持一份警惕，随时防范公共权力对个人权益可能的侵犯。这种理性化社会正是村民自治蕴含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精神的社会起源。

传统农业社会的封闭性限制其理性化，只有现代开放的市场经济才为理性化社会的建构提供了相应的机制，也为村民自治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在一些市场经济程度较高的乡村，普遍出现了“能人治村”和“富人治村”的现象。一些有致富能力的人纷纷当选为村干部。村民们选他们的理由是“自己都不能富，怎么可能带领我们富？”正是出于致富的算计，他们选“富人”、“能人”为村干部。他们将权力让渡于“富人”和“能人”的有条件的，这就是带领大家共同致富。一些“富人”和“能人”为了使自己得以当选，也要作出相应的承诺，甚至以自己的钱兴办公益事业以博取村民的信任。当然在这一过程，可能出现“贿选”的情况。村民出于短期功利的冲动而自愿让渡其权力。但利益的算计最终会使他们作出更为理性的考虑而不会轻易让渡其权力并要求制度创新。在浙江省，一些地方的村民为防范少数“富人”、“能人”在当选时轻易承诺，当选后不认账的现象，实行当选时财产抵押公证制，以保障当选人履行承诺。

理性化社会的组织建构是自组织过程，即个人基于共同需要和利益而自我形成的组织。这是个人参与公共事务必要组织基础。中国的村委会实际上包含两重含义。一是由村委会干部组成的村委会组织，一是村委会管辖的村委会地域。农民通过村民委员会实行自治，实际上也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参与影响执掌村域公共权力的村委会活动，如村委会选举、村务决策、杜务监督，二是将村民委员会作为一个不同于县乡等地方行政区域的的地域性自治平台，农民通过各种自组织开展自治活动。以往我们对村民自治的理解只限于前一方面，村民自治主要是围绕村委会组织展开，如村委会选举等。事实上，村民自治的最主要方面和有强大生命力的是后一方面。只是这一方面要依托各种自组织的产生。正是基于自组织资源的匮乏，有人提出要利用乡村社会的本土资源，即家族组织。这一设想既缺乏现实依据，也不可能解决村民自治运作的自组织资源问题。

那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农村开始出现各种农民基于共同需要和利益而自我形成的社区组织，如经济合作组织、社区民间组织等。这些组织在村民委员会这一群众自治制度平台上开展各种自治活动，实行自我管、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保护，其内在治理机制实行完全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湖北省姊归县杨林桥社区组织的产生具有代表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是以家庭为经营单位，二是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愈来愈高，农民对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的要求和依存度愈来愈大，可以说是社会化的小生产。要满足农民的社会化服务的要求，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但现有的乡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的组织系统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农民社会化服务要求。特别是随着税费改革，为减轻农民负担，乡、村、组合并，机构和人员大量减少，村组干部能维持一般的村务管理，完成政府委托的任务也很不容易，根本无暇考虑为农民提供社会化的服务。在这一背景下，湖北省姊归县杨林桥的农民自发地组织社区组织，并得以推广。农村社区按“地域接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的原则设立。社区成立理事会，由本社区居民直接选举产生，不拿任何报酬，每届任期一年。社区理事会根据村民的需求开展社区服务活动，如民事调解、举办科技培训活动、提供经济信息等。这一社区组织是完全意义的群众自治组织，不承担行政功能；社区活动是完全意义的群众自治活动，“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完全由社区成员自己决定。自组织的自治活动大大丰富了村民自治的内容，开拓出村民自治的新天地。

自组织的产生必然推动村委会组织向村民自治精神回归。尽管村民参与村委会组织选举，但村民个体的分散性使选举后村民难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而导致村民自治变为村委会干部自治。随着各种农民自组织的生长，不仅能够培育农民在自组织内的参与意识和自治能力，而且使农民得以借助自我组织参与村务管理，影响村域公共权力的运作。2004年10月初，笔者到《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涉及的地方――安徽省北部农村调查。有一个村的农民自发组织起养鸡协会。协会成立后可以购买较便宜的饲料，可以统一防治鸡病，方便农民出售鸡产品，使农民得到很大收益。协会很受农民欢迎，获得极高声誉。由此也使当地的村委会干部产生很大压力，促使他们只有更多地为村民提供服务才能获得相应的支持，村委会的行政化势必向群众性回归。到2004年，我国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超过15万个，⑺它们将在村委会这一自治制度平台上发挥积极作用，构成村民自治运行的组织基础。

当然，理性化社会的建构和自组织发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也决定了村民自治的成长必然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对这一点必须有足够的思想认识准备。否则就会再次陷入历史上的民主幼稚、急躁病和因为急躁而带来的失望，以致抛弃民主的窠臼。

⑴ 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⑵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68页。

⑶彭真：《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608页。

⑷彭真：《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611页。

⑸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全国村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编著：《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学习读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211页。

⑹参见包俊洪、吴治平：《乡村选举中的“两票制”》，红旗出版社，2004年版。

⑺汪辑《我国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超过15万个》，《光明日报》2004年10月18日B1版。

90年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反思 篇2

中国伦理片常常以政治伦理化的方式, 将国家和时代变化的历史主题和道德主题合为一体, 针砭时弊, 以家论国, 透过家庭人际冲突和情感矛盾, 折射巨大的社会政治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 在90年代的影像表述中, 出现了新的情感诉求。

1、以家论国的历史体验

田壮壮的《蓝风筝》是第一部直视并书写“文革”的影片, 影片中小主角的母亲陈淑娟的三次婚姻, 正是遭遇了此生中的三次政治运动: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和“文革”。“蓝风筝”几次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 暗指那个时代百姓起浮不定的命运。在时代无情碾过而留下的岁月灼痛之中, “蓝风筝”还有着另外一个身份, 美好自由梦境的幻灭并且被完全弃置, 梦魇接踵而至, 宛如挂在树上的蓝风筝破败不起。与诗意化的《蓝风筝》相比, 张艺谋的影片《活着》就要惨烈得多。电影削弱了小说“一个人坚韧的承受”的“活着”主题, 更突出体现的是时代悲剧造成了个人悲剧, 个人在历史的演绎中无法掌控的生命之痛。

相较于以上家国一体的影像书写, 文化传承中浓郁的思乡情结也唱出了奏鸣曲。台湾虽然从地理上、政治上说已经彻底没有了恋母情节, 但它毕竟是中国的一部分, 文化的脐带终究无法割断。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表现的是国民政府在1949年避走台湾后, 台湾与中国大陆政权相割裂的“他者”形象。而到了《台湾往事》中, 两岸人民对于统一的期盼, 不仅来自于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和两岸人民骨肉相连的历史和现实, 更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无比强大的凝聚力。

2、无国无家的漂泊意识

对香港人来说, 香港“九七回归”不异于一次新的“震惊体验” (本雅明语) , 由长期殖民统治积淀下来的身份危机、文化危机、认同危机将由于历史的突变而浮出水面, 并扩散为香港人的集体焦虑。电影作为反映时代的有力媒介, 无可避免地要反映这种心态。

(1) 迷离的寻根之旅

王家卫的电影中, 似乎每个人都在漂泊, 居无定所, 他们是不愿落地的空姐, 夜夜笙歌的舞女, 心不在焉的店员, 表情冷漠的杀手, 街上闲逛的警察, 无所事事的阿飞, 远走他乡的同性恋者, 但似乎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这可看出对当时香港人的心态的比喻。1997年前被殖民统治, 处在东西文化的夹缝中身份无法定位, 九七后, 又不知将来的生活何去何从。从《阿飞正传》、《重庆森林》、《春光乍泄》到《花样年华》, 都隐晦地反映了他自己对香港身份的认同和执着。

(2) 焦虑的身份危机

“探索电影和历史的关系, 也就是探索我们自身在文化中的位置和命运。 (张颐武语) ”。陈果的电影《榴莲飘飘》和《香港有个好莱坞》是“后九七”时代港人文化忧虑的言说, 是关于回归初期香港与大陆文化关系的隐喻表达, 陈果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深切的人文关怀来书写香港, 诠释出香港在“九七”期间欲拒还迎的殖民情结、漂浮无着的民族情绪、焦虑茫然的回归心态。

历史的发展淹不没文化的传统, 家国的变迁磨不灭思乡的念想。90年代以来的中国伦理电影对于家与国处在历史的羁绊中不能和谐共鸣的状态做出了深刻冷静的表现。家国一体的影像书写, 文化传承中浓郁的思乡情结, 迷离的寻根之旅, 还有焦虑的身份危机——无不以个体在家国分立中的思绪和体悟再次演绎了儒家文化关于“家国同构”的神话。

第二节家庭的变奏

传统的家庭伦理片往往融合主流意识形态, 强调伦理本位文化和电影的教化功能, 比如蔡楚生《一江春水向东流》。而在90年代以后的家庭伦理片中却出现了新的价值取向。

1、夫与妻

在传统的家庭伦理电影中, 总是要塑造一个贤良忠贞、外柔内刚的女性主人公形象来寄托儒家的人文理想, 弘扬为家庭和爱情献身的女性的坚忍品格。但是, 在90年代以来, 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价值多元化, 道德伦理危机重重, 人们普遍对生活、对家庭产生一种不稳定感, 造成了婚姻中夫妻情感的危机。《谁说我不在乎》、《一声叹息》就是反映这种心态的十分典型的后现代电影。对于夫妻之间关系的另外一种阐释, 是独立于婚姻之外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如侯咏的《茉莉花开》、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2、父与子

从较早表现父子伦理的影片《孤儿救祖记》开始, 理想的父性形象就已经开始失落, 在相当大部分的影像中一直表现的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形象的萎缩, 传达的都是对于理想父性的渴望。90年代以来, 出现了一些影片, 有被称为中国版“父子情深”的《背起爸爸上学》、《和你在一起》, 还有在电影圈内引起广泛关注的“《暖春》现象”的《暖春》等等, 都回归了传统的父子伦理——“父慈子孝”, 表达了对于长期以来缺席的“理想之父”的寻塑, 而且在上述这几部影片里,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为父亲正名这个意图。

于此同时, 与理想之父的重塑、父慈子孝情怀的关注相映成趣的是对于父子冲突的多样化展示。从第五代导演开始, “父亲”就开始被钉在“暴君”的耻辱架上。“父亲”总是和这样一些词语联系在一起:强大, 专制, 粗暴, 不通人情, 漠视生命, 他是子一代脱颖而出最大的绊脚石, 也是加在子一代身上挥之不去的诅咒, 因而“父亲”形象总是以一种咬牙切齿的方式被呈现出来。王小帅的《青红》、顾长卫的《孔雀》同时选择了这样的叙事。而张扬执导的《向日葵》、徐静蕾的电影处女作《我和爸爸》, 则高度概括了中父子之间或父女之间从矛盾、对抗到和解的故事。

站在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上, 导演李安的创作为中国伦理电影带来新的文化蕴涵和发展前景。从《推手》、《喜宴》到《饮食男女》“父亲三部曲”, 都是以一个家庭的解体过程为背景切入, 通过讲述中国传统的“家”在现代生存背景下的重塑而产生的挣扎与抗争, 痛苦与失落, 来展现中西文化在空间的骤然转换和时间的悄然变迁中所产生的冲突、摩擦和碰撞。这一系列影片的创作在父子冲突、和解之外隐喻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和解, 迈向了本土与世界的对话之路。

3、长与幼

传统的伦理道德规定长幼之间应当遵循兄友弟恭、兄良弟悌的训诫, 这就是“长幼有序”。到了华裔女导演胡安拍摄的《美人依旧》, 类型化的兄弟/姐妹关系才出现了一些变化, 由“兄友弟恭”变成了姐妹之间默默的较量。同样是两姐妹, 许鞍华电影《半生缘》中曼璐和曼桢之间的关系显然要比樱子和小菲之间的关系更为让人惊心动魄。

由家庭中“妻”的变化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由婚姻中夫妻之间情感的危机折射人们在价值失范的年代里不稳定的心态;由父与子、长与幼之间冲突抑或和谐去表现个体对于传统伦理以及传统文化的态度, 并且呼唤对于个体的尊重。家庭的奏鸣曲超越了“孝悌”伦理的指挥, 奏出了鲜活生动的多样化乐章。

第三节人性与人情的反思

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 关注的不是独立个体的人, 而是依照人伦关系网组织起来的人类群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 经济变革的大潮裹挟着西方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 尤其是西方的个体本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群体本位伦理, 在伦理关切和道德审视的视野里, 文学开始出现了对于人性和人情的反思。在中国的伦理影片中, 也开始了对人性、人情反思的探索与思考。

1、人性的异化与扭曲

张艺谋的《菊豆》在“弑父”与“乱伦”的故事中讲述了人性从被压抑到扭曲的全过程, 将中国历史及其封建伦理置于彻底解构的境地。如果说《菊豆》中的主人公扭曲的人性当中还有对自由与独立的追求的话, 那么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 人性的沉沦就更为彻底。这部影片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作家苏童以丰富的想像力描写了封建大家庭内部女性之间的明争暗斗, 写出了处于悲剧境遇下的女性对封建权力与等级规范的自觉认同, 她们相互倾轧与迫害, 其间透露出一种深入骨髓的人性冷漠、自私与残酷。张艺谋在创作《大红灯笼高高挂》时, 对原作进行的另一个重大改编:颂莲由主动退出权力之争改为为了争宠而假装怀孕, 最后事情败露, 她在陈府彻底失去了地位。影片的这一改编更有利于表现传统文化对个体的控制, 人性的扭曲与病态, 显得更具有震撼性, 不仅批判了悲剧所产生的社会与思想根源, 并且点明了“悲剧也产生于人物自我”的实质。

不同于张艺谋民俗化的影像书写, 陈凯歌电影《霸王别姬》是高度寓言式的。影片中, 化身为京戏的权力残忍地解构了程蝶衣的男性意识, 更为残忍的是, 程蝶衣对自己“虞姬”身份的认同其实是对化身为京戏的权力的认同。恩威并重的权力话语就这样穿透了程蝶衣, 自然合理的人性被扭曲。为了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段小楼, 程蝶衣为日本人唱起昆曲《牡丹亭》, 镜头横移, 窗户上观众的剪影与窗户外日本兵形成鲜明的对照, 暴力之下柔弱的民族文化呈现出凄楚的无奈, 历史的悲情令人愁肠百结;同样, “文革”时期的一个批斗会场景, “打倒程蝶衣!”“打倒段小楼!”的口号声不绝于耳, 在暴力面前, 段小楼终于违背良心, “揭发”了程蝶衣和菊仙。“革命”不仅使施暴者的行为合法化, 而且使暴力的对象成为新的暴力之源——紧接着的就是程蝶衣对段小楼的一番“揭发”。人性、历史与民族文化的异化处境, 在《霸王别姬》里得到空前冷峻的表达。

2、人情的冷漠与隔阂

在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流背景中, 珠江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讲述现代都市中老年人与长大成人的儿子、媳妇和保姆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影片《安居》。影片中把两代人之间极力希望沟通, 却因生存状态的差异而导致冲突和无奈描写得淋漓尽致。阿东和阿芳大量的行动和拌嘴争吵, 都是在闹市、楼群和行驶在高速公路的汽车上, 尤其突出的是儿子阿东常常是在奔波的途中, 在高速公路上打电话安慰旧居中的母亲。母亲盼望儿子归来, 儿子却总是在为生计奔波的矛盾冲突, 导致了母子之间情感的隔阂。现代城市空间成为生存困境、超级焦虑和情感隔阂的强度能指, 成为了跟传统伦理尖锐对峙的情感符号, 水泥森林和钢铁庙宇的冷漠威逼被表现到了极致。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伴随着思想启蒙话语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 中国伦理影片形成了非常重要的结构特征——悲剧性的历史话语跟反思性的伦理情感相结合。在谢晋的一系列影片中都表现出这种模式, 在历史的操纵下, 在政治的压力下, 人性的反思开始浮现。进入90年代以后, 中国伦理影片加深了对人性的异化与扭曲的文化批判力度;人情的反思也不再拘泥于历史和政治的羁绊, 而是更多地着眼于日常生活情境。人性、人情的反思在传统的视野之外展示了形式和风格上的丰富多样, 有了新的内涵。

摘要：8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 经济的发展、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激荡, 从基础上解构着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道德观念, 虽然在基本的叙事模式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伦理片已经负载了远远超越传统伦理电影的更多更丰富的内涵。而探讨90年代以后伦理影片的发展和变化可以深层地理解众多影片所建构的影像文化传统, 为中国电影在新的百年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90年代以来中国的镜头语言运用 篇3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方言化现象”是富有创新性的电影现象。方言以前所未有的姿态频繁出现于中国电影创作之中：东北方言（《喜莲》）山西方言（如《小武》、《站台》）陕西方言（《秋菊打官司》、《美丽的大脚》、《惊蛰》）河南方言（《安阳婴儿》、《孔雀》、《鸡犬不宁》）贵州方言（《寻枪》、《哭泣的女人》）河北方言（《二嫫》、《鬼子来了》）四川方言（《红颜》、《疯狂的石头》、《让子弹飞》）则如果要想充分的表达出那种方言朴实的效果，镜头最为关键！

90年代以来，纪实风格的影片在制作理念上更为成熟，对纪实影片的总体理解更为全面，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声音观念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大量采用同期录音技术，捕捉现实生活中的声音。不再单纯追求纪实的影像，在听觉上同样力图营造一种真正的来自现实的丰富的声音世界，一种声音的原生态。

另一部改编自王朔小说、由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电影文本。与其他表现“文革”的影片不同的是，在这部电影中表现“文革”的镜头被放在了后景，而几位少年原生态般展現生活的镜头却被放到了前景。影片的故事主线，是表现一位处在青春期的男孩对一位漂亮女孩的性幻想，然而这种幻想却让镜头与人们对深恶痛绝的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使这种幻想不但有趣，而且富于意蕴。于是，这部影片在对“文革”少年原生态的表述中，在对朦胧性爱亦真亦幻的描绘中，在对崇高、庄严等理念或庄或谐的反讽中以及对集体和个人关系的揭示中，便有了后现代语境的多重指向性。

青年导演施润久拍摄的《美丽新世界》通过一个青年农民闯进上海的故事透视了90年代中国都市的社会分野和普通小人物的生存境遇。从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出，铺天盖地的豪华汽车、别墅、化妆品、名牌服装的广告、琳琅满目的各种宾馆饭店商场的灯红酒绿，似乎都在承诺“美丽新世界”的近在咫尺，然而这些幸福生活又几乎总是与许许多多的普通百姓擦肩而过，人们遭遇的是一个充满诱惑而又无法摆脱匮乏、充满欲望而又充满绝望的世界。于是《美丽新世界》的结束出现了这样一个镜头：在滂沱的大雨中，从乡下来到上海的宝根拉着金芳的手，站在建筑工地的地基上，指着空中斩钉截铁地说：这上面有一套属于他猜奖赢得的两居室的房子……这位幸运的乡下青年宝根，为这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幸福承诺而苦苦地生活着、艰难地期望着，那套两居室的住房像一座空中楼阁为他和他所暗恋的金芳阿姨提供了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海市蜃楼。这个用空中楼阁所象征的“美丽新世界”形象地隐喻了普通人生活渴望的现实性和虚妄性。尽管影片依然用诚实、勤劳的道德劝说来安慰人们的失落，但是欲望与现实之间巨大的落差依然深刻地唤起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认同共鸣。正像另外一部《网络时代的爱情》中的那位“卖身”投靠的男大学毕业生所说，看到满街的汽车和到处的别墅，我们知道许多人有钱，有很多的钱；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钱，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有那么多钱。这种欲望与现实之间的隔绝甚至通过《美丽新世界》的片名就像《没事偷着乐》、未改名为《红西服》以前的《幸福大街》，以及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名字一样，得到了一种反讽式的表达，“幸福”、“快乐”、“美丽”正好与人们所遭遇的现实形成了对比，显露出失衡状态中消费社会的无序。

90年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反思 篇4

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经过20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吸引6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年进出口贸易额已达15000亿美元,中国经济已与国际经济融为一体并互为依存.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过程,我们只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趋利避害,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本文通过分析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的新趋势,梳理外资跨国并购的特点,探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利用外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作 者：吴启金 郎英 作者单位：吴启金(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国际合作部)

郎英(中国机械工业成套工程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