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建工文化建设

2024-12-02

上海建工文化建设（精选8篇）

上海建工文化建设篇1

“去上海”的文化方为上海文化

2010年05月07日11:17 大中小

最近，上海学者许纪霖教授著文《上海城市风情依旧，文化何处寻觅？》，对今日上海文化的几大病灶逐一剖析，历数上海一地的人、体制的短板，不可谓不犀利。但是这般的批评声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每几年必然就会出现一次，身处其中的文化从业人员也已经十分熟悉这些症结所在，许教授如此大张旗鼓地批评，不可谓不对，但是却仍然有点隔靴搔痒、不明就里之意。

上海文化是什么，或许我们首先还得作一个大致的描述。在许教授的文章里，上海文化的面目很模糊，很暧昧，似乎很多元，也似乎很“本土”，就姑且让笔者用“多元的本土化”来理解许教授所理解的上海文化，但是所列举的文化内容却让笔者惊诧，“海派西餐、海派西装、海派英文（洋径浜英文）、海派川菜、海派京戏”这些都变成了上海文化的“传家宝”，而沪语节目“老娘舅”也引发了许教授的哀叹，普通话对上海化的侵袭速度之快，上海人的“主体性”岌岌可危啊！

在笔者看来，假如上述内容是上海文化的核心，这等的“上海文化”不要也罢！所谓这样的“海派”一脉文化，本就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历史形态”，反映出异文化与新知与本土习俗交流的某种“过渡产品”。论其模仿西方，很明显缺乏日本明治时期如坂本龙马这样的维新人士学习“兰学”的精英式气质；论其本土化，却又缺乏足够深厚的传统文化脉络。就这样“东”摇“晃”，成就了许教授所在意的“中不中”、“西不西”的“挠痒型文化”。

其实这也很难怪罪上海人民，毕竟1949年后的计划体制让这种尚在襁褓中的“海派文化转型”马上定格，这一停，就是近三十年。三十年的户籍封锁，也让这种“东”摇“西”晃的海派文化成为活化石，封存起来，所以一到改革开放，“老克腊”们开始陆续出山，甚至往日的“瘪三”也摇身一变，成为海派小资文化的代言人，“喝咖啡”与“耍腔调”成为上海文化的特征。不过要清楚的是，“崇洋”首先还得模仿，模仿也得看段级，试问在西洋文化的模仿上，上海能拿出什么像样的“临摹品”？鲁迅身居上海，能归属在上述海派文化之列吗？梅百器开创的工部局交响乐队，第一名华人乐手谭抒真迟至1927年才加入该乐队，连模仿出色都谈不上，更谈不上创新了。

可见，所谓“海派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空洞的名称，如果说存在这样的“上海文化”，它也只不过是在开埠后刚刚起步而已，核心在于模仿西洋，谈不上创新，因为四方交集于此，无本土历史习俗文化之底蕴，除却模仿西洋一途，别无它路，因此只有不断的开放与交流，方能让这个“脱中入洋”的进程不致中断，也只有让这座城市保持开放，才能吸引全国精英融入这座城市来模仿西洋文化，而最终形成的上海文化是什么，则不是我们所能预测的，更无法树立一个文化目标，仿佛按部就班就能完成。

所以，许教授对上海文化前景的忧虑虽然让人心生同感，但是切莫以今天的“海派文化”来作参考标准，那是一种“未完成”的畸形品。而且由于后来上海精英文化的衰落，民间文化所残留的那种“表层西化”特征愈发成为上海文化的普遍特征，一到改革开放，由于“西方”重新成为“圣地”，上海弄堂里的“老克腊”们重又焕发青春，仿佛一夜之间成为西洋文明的代言人，殊不知，在上海精英消亡殆尽的今天，所谓“上海文化”只不过是空心和拙劣的模仿。

我们可以理解上海人在开放浪潮中的某种“焦虑”与“不安”，经过三十年的身份沉淀，“上海人”负载了太多的荣辱记忆，但是这种认同却由于失却后续文化的滋润与维系，逐渐累积成一些琐碎的“日常生活习惯”，如“馒头抹奶油”、“咖啡渣二次冲泡”等等，这些日常习惯自然值得尊重，但要将它们提升到“海派文化”，未免太“小资产阶级”了，还不如今天读村上春树的新一代上海文艺青年，他们才是延续民国“崇洋”传统的新兴力量，虽然这股力量，在这个封闭的文化空间里举步维艰，但是却已经将许多上海文化悼念者们所怀旧的“弄堂海派文化”逐渐清洗出去。

当周立波以“大蒜”和“咖啡”作为京沪文化的区分时，也为上海改革开放30年所延续的这场“海派文化追悼会”以一种可笑的方式作出总结，“海派文化”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什么“内核性”的形态，只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可能性，但是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赞美者，都试图以一种“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上海文化作为现实的存在，每当我们尽力触摸它、感受它时，它化身为“多元”，每当我们批判其无根时，它又自称为“本土”，这样的不可捉摸、暧昧难辨，是老上海留给今天最后的精神遗产，李欧梵当年为上海唱的那曲“赞歌”，不知今日还有几人还在传唱，或许，只有“去上海化”，方是未来上海文化的起点所在。

上海建工文化建设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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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广西建工集团诚信文化建设的现状, 强调推进企业诚信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并提出推进集团企业诚信文化建设的对策及措施。

关键词:建工企业文化建设对策措施

[中图分类号]F40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建筑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 许多企业都已逐渐意识到加强企业诚信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并逐步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推进。如何有效推进广西建工集团诚信文化建设, 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笔者就集团企业开展诚信文化建设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1 充分认识推进企业诚信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1.1 推进企业诚信文化建设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企业的诚信反映了企业的信用、实力和形象, 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是一种宝贵的无形资产。讲诚信可以极大地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良好的信誉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收益。讲诚信是企业间加强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不讲诚信的经营行为必然损害合作对象利益, 只能是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只有在经营活动中遵守诚信理念, 企业才能既留住老客户, 又不断发展新客户;既稳固地保持原有市场, 又不断开辟新市场, 确保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 诚信文化理念是企业存亡兴衰的试金石, 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诚信文化发展与市场经济发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 诚信文化建设对企业生存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将愈加明显, 失信者最终将被市场淘汰。

1.2 推进企业诚信文化建设是践行集团企业宗旨的具体表现

集团公司新领导班子自1998年上任后就提出了“对政府和出资者负责, 对业主和用户负责, 对企业员工负责;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确保员工生活改善和提高” (简称“三个负责、两个确保”) 的企业宗旨。10年来, 集团广大员工在各级领导班子的团结带领下,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勤奋务实的工作, 推动集团企业改革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经过10年的实践, 负责任的理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集团广大员工脑海里, 成为大家日常工作中自觉遵循的一项原则和基本要求, 负责任理念已成为集团企业文化的精髓。负责任与讲诚信紧密关联, 负责任是讲诚信的前提和基础, 讲诚信则是负责任的集中具体体现。因此推进诚信文化建设既是集团企业宗旨的内在要求, 也是实现集团企业宗旨的有力举措。

2 集团企业诚信文化建设现状分析

2.1 诚信总体状况良好

2.1.1 认真履行合同约定

集团企业坚持严把合同审核和签订关, 认真履行与业主签订的合同, 及时开展合同履约跟踪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和解决, 一直保持较高的合同履约率和用户满意度。集团绝大部分企业连续被评为自治区“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在最近一次评比中, 全集团共有20家企业荣获自治区“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称号, 其中连续获得时间最短的为2年, 最长的已达18年。

2.1.2 努力确保工程质量

集团上下高度重视和加强质量管理, 认真搞好质量安全职业健康贯标工作, 积极实施质量小组攻关和工程创优活动, 大力推广应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和新工艺, 强化施工过程质量监控, 确保工程质量稳步攀升, 工程质量合格率保持在100%, 工程创优成果显著。1998年以来全集团共获得中国建筑工程最高奖——鲁班奖10项 (至今共获得12项) , 国家优质工程奖6项, 自治区优质工程奖163项。其中, 荣获2008年广西优质工程奖25项, 占获奖总数的40.3%, 是集团历年来获得此项奖最多的一年。

2.1.3 积极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

集团公司完成企业总产值由1998年的16.8亿元, 递增到2008年的136亿元, 11年增长7倍多, 从2003年起集团连年进入中国企业500强、中国建筑承包商60强和广西企业100强 (50强) 行列, 2008年分别排在第422位、第29位和第6位;集团公司1997年亏损1400多万元, 1998年扭亏为盈并连续11年盈利, 共实现利税22亿多元, 连年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集团资产总额从1998年的44.95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75.34亿元。每年安排400名以上大中专毕业生、200名以上社会人才和6万名以上农民工就业。自治区党委第四巡视组2007年在对集团公司进行巡视时, 评价建工集团“是广西的就业大户、纳税大户和稳定大户”。

2.1.4 积极偿还历史债务

集团公司领导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企业历史债务问题, 强调“还债也是业绩”, 在企业资金极度紧张的情况下, 仍想方设法多渠道筹措资金, 最终基本偿还了历史上所欠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债务和部分银行的贷款, 其中仅偿还信达的债务本金和利息就高达2.6亿多元, 既解决了历史负债, 又重塑了企业信用。

2.1.5 始终坚持善待职工

集团公司近年来先后提出了“两个增长” (企业经济增长、职工收入增长) 和“3610” (集团职工人均年收入分类分步达到3万元、6万元和10万元, 率先实现小康) 目标, 集团在岗职工人均收入每年增长10%以上。1998年至今全集团共为职工集资建房8833套, 计85万平方米, 总投资6.5亿元;积极运用市场运作建房政策, 报批建设职工住宅近25万平方米, 总投资4亿多元。职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居住环境和条件明显改善, 全集团包括14400多名离退休职工在内的整个职工队伍连续多年保持了整体稳定。

2.1.6 关心关爱农民工

集团企业努力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2008年基本实现了不拖欠。为确保农民工能够安心返家过年, 集团各公司在每年春节前都要提前筹集好应急款, 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各企业还定期检查工地用工情况, 协调劳务关系, 并督促劳务公司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为农民工购买工伤医疗保险。为有效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直至2008年底止, 集团各级工会共发展了7808名与集团企业长期合作的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

2.1.7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在历次抗洪救灾、抗击非典、抗击雨雪冰冻灾害以及抗震救灾等活动中, 集团企业都积极响应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号召, 全力组织开展救灾工作。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全集团共为灾区捐款221万多元, 集团同时派出由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罗涛为领队、共26名职工和5台大型机械设备参加广西建设系统抗震抢险突击队, 赶赴灾区全力开展抗震救灾。集团企业还积极组织开展了对口支援地方教育、实施定点扶贫开发等活动, 为搞好广西地方教育和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作出了应有贡献。

2.2 诚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2.2.1 拖欠民工工资现象仍有发生

集团企业承建的少数项目仍存在着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 这主要是由于工程款不到位、分包方未按合同要求施工以致质量不达标或进度迟缓等原因造成的。

2.2.2 对外经营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

针对当前建筑市场管理仍然不够规范的情况, 有的单位在对外招投标中对于规范经营人员行为不够重视, 导致极个别经营人员在承揽施工项目过程中存在侥幸心理, 采取了一些违规行为, 损害了企业的形象和声誉。

2.2.3 个别单位住房集资问题久拖未决

近年来, 为切实改善职工居住条件, 集团各企业根据国家有关政策, 积极推进职工集资建房和市场运作建房建设, 但个别基层单位职工住房集资款已经收取较长时间, 却迟迟不见动工, 也未主动向这部分职工说明原因, 这样必然会影响企业领导在职工心目中的诚信形象。

2.2.4 少数职工房产证长期未能办理

目前集团内个别企业仍然未能帮助一些职工办理单位住宅产权证, 引起这些职工的不满, 个别职工甚至向一些媒体投诉。虽然职工房产证长期未能办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但无疑作为单位在这件事情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 推进集团诚信文化建设的对策及措施

3.1 积极灌输诚信理念

要通过加强诚信宣传、诚信培训等方式, 向职工大力宣讲诚信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帮助职工提高对诚信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认识, 牢固树立“诚信为本、诚信经营”理念, 切实提高企业管理者及广大员工的诚信素质, 提升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度。要注重把负责任理念融入到集团企业诚信文化建设当中, 加强从负责任层面对讲诚信作进一步的诠释和宣讲, 促使广大职工尤其是各级领导和管理人员进一步深刻认识“三个负责”的思想内涵, 深化对负责任与讲诚信内在联系的认识, 促使集团广大员工牢固树立高度负责、诚信至上的理念, 使大力推进诚信文化建设成为职工的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

3.2 认真制定企业的诚信准则

诚信准则表明了一个企业的基本价值观, 是判断企业政策和行动及个人行为的基准。集团企业要结合企业实际, 建立起统一的诚信行为规范, 切实从诚信的层面上进一步规范和约束广大员工尤其是各级领导和管理人员在实施对外经营、施工生产及内部管理过程中的各项行为。要确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要求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牢固树立体现互惠共赢、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 坚决抛弃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缺乏起码职业道德的经营理念。

3.3 加快建立诚信激励约束机制

要建立健全体现公平合理的诚信奖惩机制, 使企业职工执行诚信情况与用工选择、岗位分派、职务任免、级别升降、薪酬分配等直接挂钩。坚持奖优罚劣, 对积极维护企业诚信形象并在诚信经营方面表现突出的人员给予奖励, 严厉惩罚违反企业诚信准则或给企业信誉、形象造成损害的不良行为。要充分发挥企业各级领导在坚持诚信经营方面的模范带头作用, 杜绝个别领导和管理人员为片面追求眼前经济利益不择手段, 甚至以牺牲企业形象和信誉为代价的不良现象发生。

3.4 进一步优化企业内部管理

建筑施工企业一旦基础管理松懈、管理措施不到位, 会导致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和文明施工得不到有效保障, 企业经济效益下滑, 职工工资和农民工工资无法按时发放等一系列不良后果, 企业形象和声誉必然会遭受严重影响。因此, 一方面, 要积极创新方法和手段, 不断强化以质量、安全、成本和资金四大管理为重点的各项基础管理工作, 努力堵塞管理漏洞, 提升企业管理效益。另一方面, 要加强建章立制工作, 不断建立健全企业各项管理规章制度, 努力形成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用制度管权的机制, 同时要不断增强规章制度的执行力, 进一步加强对规章制度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

3.5 必须全力确保工程质量

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是导致品牌丧失的主要原因, 集团企业必须把确保工程质量作为企业履行承诺、注重诚信的重要一环。应充分认识搞好工程质量的重要性, 本着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对业主和用户负责、对企业和员工负责的精神, 始终千方百计地加强质量管理, 在努力确保各项工程质量不出问题的同时, 全力打造优质工程, 提升企业品牌。工程质量一旦出现问题甚至引发安全事故, 企业因此返工或赔偿事小, 若由此而被勒令停工、停标甚至被媒体曝光导致企业形象声誉严重受损, 企业将面临生死抉择。这方面的教训极其深刻, 集团企业必须从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重大质量安全事件中吸取深刻教训。

3.6 注意提高领导人员的诚信素质

领导人员诚信素质是指领导人员在处理与各种利益相关者关系时所遵循的诚信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企业各级领导人员诚信素质的高低, 决定了领导者形象的好坏和其在职工心目中威信的高低, 决定了企业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的强弱, 是影响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作为领导者, 要带头遵守和严格执行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及决定, 做到言出必行、言行一致;在对外交往和日常工作生活中, 严格遵守企业诚信准则, 自觉维护企业形象和声誉, 严厉制止有损企业形象和声誉的行为。要将诚信文化素质高低和履行企业诚信标准的情况作为企业选人用人的一项重要标准, 纳入各级领导和管理人员动态考核和绩效考核的范畴。

上海航海文化建设研究篇3

关键词：航海文化城市文化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文化体系

○ 引言

自2005年起，上海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并在航运业相关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航运界仍不把上海视为一个国际航运中心。究其原因是因为航运中心地位的确定是以航运服务、信息、教育、研发等行业软实力决定的，而不是以港口设施、吞吐量等硬实力决定的，由此可知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确立取决于其对国际航运市场的实际控制与影响能力。现在上海是以提供货物运输服务为主，注重硬实力的货运型国际航运中心，而非注重软实力，在国际航运交易、海运保险、信息咨询、海事技术服务、海事法律与监管、海事研究与交流等航运相关行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服务型国际航运中心。上海要想建设成为具有话语权的国际航运中心，必须发展相关高端航运服务业，即强化其软实力的建设开发。而软实力的提升需要文化环境的培育与支撑，因此上海需要大力发展航海文化提升航运软实力，以确定其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

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航海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结合国内文化环境以及区域文化特色，有规划、有目的地建设与发展航海文化，有利于加快航海文化环境的形成。航海文化建设通过其核心价值观的传达，能够塑造航海事业的价值取向以及人的价值观念，规范参与主体的行为，凝聚与激励航海从业人参与航海事业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航运交易、海运保险、信息咨询、海事技术服务、海事法律与监管、海事研究与交流等行业的发展，需要建设具有充足吸引力的人文、法律、经济环境才能吸引航运服务人才、航运服务企业、航运服务机构的参与，而人才、航运服务企业、机构，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所亟需的。深入挖掘上海航海文化内涵，结合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需要，建立航海文化体系，有助于明确航海文化建设的方向以及内容，从而有目的的建设航海文化以促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软实力的建设。

1 航海文化与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关系

航海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群人在航海实践过程中所共同具有的符号、价值观、规范及其物质形式。航海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分为自发形成与自觉建设两种方式，自发形成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伴随航海活动的实践所形成的客观存在的航海文化；而自觉建设则是为了服务特定航海活动目标的实现所自觉建设的航海文化，体现出航海文化的建设是以特定利益为目标的。自发形成的航海文化需要历史的积淀才能形成深厚的文化积累，而自觉建设以其具有目的性而可以快速的形成文化积累，即通过自觉建设同样可以形成雄厚的航海文化。

在航运领域悠久的航海文化、深厚的航海社会基础是服务型国际航运中心在航运交易市场、保险服务、航运信息服务、海事研究与交流等功能上能保持对全球引导作用的主要原因[2]，而保持对全球的引导作用实质上是获取对航运领域的话语权。因此，现代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确定是以话语权的获得为标志的，如果不强化软环境的建设以建立先进的、为世界认可的航运辅助体系就不能获得话语权。通过自觉的建设航海文化与长期的文化推广、渗透才能扩大航海文化的影响力以获取全球认可，因此航海文化的建设有利于现代国际航运中心话语权的获得，即真正确立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现代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则能指导航海文化的建设，因此航海文化建设与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须将两者相结合，才能构建出有利于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确立的航海文化体系。

2 上海与伦敦航海文化发展分析

2.1上海航海文化发展现状

航海文化体现了上海城市文化的特色，与上海城市文化的发展具有渊源关系，伴随上海的开放开埠，航海文化融入到上海城市文化体系中催生出包容四海、开放性的海派文化，并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以《码头号子》、《东方大港》为主的航海文学作品及以外滩万国建筑群、江南造船厂旧址为主的航海文化建筑史迹等的一大批航海历史文化资源，形成了上海航海文化的历史积淀。同时伴随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及航运业的实践发展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起帆精神”、“振华精神”、“洋山精神”等航海精神。此外上海目前形成了多层次并举的航运媒体体系，包括定期出版物和互联网站等媒体手段，这些文化宣传与传播手段对于航海文化的宣传与信息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表1所示。

尽管上海航海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但上海航海文化的建设缺乏系统的规划及体系建设，没有形成整体的文化建设发展，因此很难发挥航海文化对国际航运中心软环境建设的催化作用。学者对于航海文化的研究也仅仅局限于航海历史文化领域，对于航海文化如何作用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以及航海文化和航海经济活动的联系的研究缺乏。同时，大多数的航海文化资源仅仅被开发成旅游参观地或者陈列在博物馆、展览馆中，难以发挥其熏陶与塑造作用，实现其对航海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但归根到底是源于缺乏对航海文化的深入发掘与重视，导致上海航海文化的发展缺乏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即没有形成指导航海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观取向，使得航海文化的建设发展处于无规划状态中。此外须看到上海航海文化宣传的缺失，导致上海航海文化的知名度低，影响力很有限。因此，上海航海文化目前亟需确定其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扩大宣传，系统地、有规划地进行建设。

2.2 伦敦航海文化建设实践启示

伦敦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确立不仅仅源于其早期港口货物吞吐量世界第一的地位，而更多的由于伦敦是当前航运金融、保险、航运司法与仲裁的世界中心。伦敦港的历史与现状表明具有深厚航海文化底蕴的港口，通过文化创新将其核心价值观以传播制度理念的方式推广到世界各地获得世界的认可，以取得航运领域的话语权，确定其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方式是值得借鉴的。

伦敦航海文化的建设是结合自发形成与自觉建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并以自觉建设为主，从历史来看伦敦历来重视文化战略的制定[3]。政府通过主导作用始终将航海文化与航运话语权相结合，以文化渗透规则制定的方式扩大其航海文化价值的输出，同时进行文化创新使其航海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始终适应其服务对象需求与行业规则，这种文化战略使得伦敦在航海文化与航运制度规则制定方面均处于强势地位，确保了其国际航运中心地位[4]。同时，伦敦航海文化注重诚信氛围的建设，通过完善海事、海商法律制度，伦敦建立起良好的信用氛围，使其成为大部分国际性海事海商纠纷的解决中心[5]。而良好的信用氛围又使其建立起可靠、完备的金融服务体系，吸引了大量的船舶融资和保险业务和航运人才、经纪人的集聚，保证了伦敦在航运交易方面的权威地位。

此外，伦敦的航运金融和法律服务水平确保其国际航运中心地位至今无可动摇，可见其服务理念对于其地位的重要性。通过牢固服务理念、完善服务设施和强化服务能力，伦敦传递出其始终为航运业服务的理念，形成对航运企业、机构、人才的吸引力，确保了其首屈一指的航运服务水平，而这归根于其航海文化中对于服务意识的重视。上海在构建航海文化体系中应学习伦敦在航海文化建设中注重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确定以及文化建设的战略规划的做法，结合中国传统航海文化特点形成自己的完整的航海文化体系，以促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确立。

3上海航海文化体系构建与对策建议

3.1上海航运文化体系构建

航海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决定着航海文化建设的方向与思路。因此，上海在建设航海文化过程中应当积极借鉴伦敦国际航运中心形成过程中起重要支撑作用的核心价值观，深入挖掘航海文化的内涵，结合传统航海文化及上海城市文化特点确立上海航海文化核心价值观。上海航海文化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着眼于服务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确立，并结合国外航海文化实践及中国航海文化特点的航海文化价值理念，即体现创新意识、诚信意识、安全意识、服务意识、开放意识，表现为注重文化的创新与开放性，确保其与航运服务的适应性；始终致力于服务的理念以提升整个社会的服务意识；强化诚信意识，确保航运服务的信用体系的可靠性；注重发扬传统航海文化中的安全理念。

按广义文化分类，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次。因此上海航海文化体系及其具体内容建设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航海精神文化，即航海文化的核心、精神内涵，包括航海理念、航海精神、航海文明等。上海应将创新、开放、诚信、服务、安全五大文化核心价值观贯彻到航海活动中，指导航海活动的开展，作为指导行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借助航运行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式向世界传递上海航海文化，并通过媒体、网站、期刊等宣传与渗透的方式扩大其影响力获取世界认可。

（2）航海行为文化，即航海文明程度的具体体现，标志着人在航海过程中的文化作用，包括人的航海意识、航海能力、航海心理和航海活动等行为方式。人作为航海实践的主要承担者，其所表现的行为方式及服务在微观层面直接体现出对文化的认同感以及文化所传递出的内涵，通过将航海文化价值观灌输到航海人的头脑中，发挥文化的渗透力，强化航海人对核心价值的认同，塑造基于五大核心价值观的职业精神，有利于提升人的服务意识与服务水平、传达文化的精神内涵。

（3）航海制度文化，即航海文化的生态机制，包括法律法规保障、管理服务体制及伦理规范等。上海在进行航海制度文化建设时，应将其制度的制定建立在塑造诚信氛围的基础上，即通过完善海事、海商法律以服务行业为目的，建设航海制度文化确保形成完善的法律及金融服务体系。航海制度文化的建设，对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确立效果明显且极为重要，上海市应该将文化的建设与法律的制定相结合努力打造具有吸引力的服务、法律体系以确保其环境的吸引力。

（4）航海物质文化，包括航海工具、航海设施、航海文化建筑和航海文学作品等。航海物质文化最能直观的展现出文化的核心价值，并且其载体作用能很好地发挥其文化扩散与宣传作用，因此上海要通过大力建设航海物质文化，强化文化承载与宣传作用，扩大上海航海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输出，提高其在国际航运领域的认可度，提升国际航运中心整体软实力。

3.2 对策建议

借鉴伦敦国际航运中心的实践，立足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的需要，上海航海文化要着力打造以创新意识、诚信意识、安全意识、服务意识、开放意识为核心价值观的航海物质文化、航海精神文化、航海制度文化、航海行为文化四层面的上海航海文化体系，结合以下三方面来促进上海航海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1）强调航海文化的战略意义。加强政府规划与指导，借鉴伦敦的经验将航海文化与航运领域话语权相挂钩，确定航海文化发展的目标，并在上海文化发展战略中提升航海文化的战略地位，制定以航海文化为主的上海文化发展战略规划，确保航海文化与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相匹配。

（2）强化航海文化节日活动建设与开展。扩大航海文化影响力，扩大以中国航海日为主的航海文化节日活动的影响力，广泛的引导公众参与到航海文化节日活动中，而非仅限于航运行业及航海类高校，通过开展航海文化周等的方式促使航海节日活动真正成为上海特色节日活动。

（3）加大航海文化设施建设并提升航海物质文化积累。通过整体规划与设计上海已存的航海文化资源，以展览会、陈列馆及航海史迹建筑的形式开发上海航海文化的标签，增加文化厚重感，也可通过规划建设以航海为主题的文化设施与建筑的方式增加上海的航海文化元素，实现上海航海文化的物质积累。

参考文献

[1] 孙光圻.传统中国航海文化及今日之鉴[J].学术前沿，2012，（7）：37.

[2] 王杰.国际航运中心形成与发展的若干理论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07：35.

[3] 伦敦、纽约、新加坡、香港城市文化战略根据杨荣斌，陈超.世界城市文化发展趋向—以纽约、伦敦、新加坡、香

港为例[EB/OL]：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ext/2004-02/27/content_5503891.htm（中国网），2004-2.

[4] 朱耀武.港口文化[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10：252-255.

上海建工文化建设篇4

上海市宝山监狱马晓飞

文化最开始是动词，是指对人教化的过程；后来演变为名词，即指德治教化、典章文物、书籍文字等；而后又指从人类的物质生产逐渐引申到精神文明建设。①广义的文化包括所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明。当前，监狱文化逐步成为监狱系统的热词，各监狱局、监管场所都对其有一定的研究探索。

一、监狱文化的研究现状

当前对监狱文化探索的比较多，涉及的面较多，层次较广。有从文化形式和内容上探讨的，如郑迎胜、秦心福认为监狱文化要善于整合区域文化优势要素，提炼区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人文内涵，丰富监狱矫正教育的文化载体，协调监狱内外关系，激励罪犯参与文化创造，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监狱文化，使监狱文化以独立的姿态和丰富的内容与社会主流文化共荣共进。（参见《试论安徽监狱文化的区域特色建设》《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有从文化的构成、共通、基础性上探讨的，如连春亮认为监狱文化是监狱民警、职工及其服刑罪犯共同认同遵循并具有监狱特色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监狱精神、道德规范、发展目标和思想意识等，具有导向性、继承性、稳定性和特色性的特征。（参见《论监狱文化的育人功能及其培育》，《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8年1期。）再如高智军从公共管理角度分析，认为监狱文化由监狱物质文化、监狱精神文化、监狱制度文化、监狱行为文化构成。（参见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论文《监狱文化建设研究——以杭州市X监狱为例》）再如张晶认为，文化促成了监狱的改革、改良与变革，并在不断的改革、改良与变革中更加趋于理性和人文属性。强调以人为本，罪犯是监狱文化的主体，现代监狱制度的构建，更是文化的产物，监狱的现代性又促成了监狱文化。（参见《监狱文化思潮与现代性》，《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0年6期；《监狱文化的批判性省思》《刑事法评论》2010年02期）又如刘方冰认为，监狱文化模式在一般意义上有监狱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划分。监狱的物质文化首要的是满足刑罚执行需要。监狱的制度文化涵盖了监狱行刑的方方面面，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当代监狱行刑文化思潮和走向。监狱的精神文化由监狱社会文化心理、自发的和经验的精神文化、自觉的精神文化成果等构成。监狱的精神文化内在于监狱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都是精神文化外在表现或物化形式。探讨监狱自在的文化和自觉的文化范畴，有助于厘清监狱文化演进和发展的脉络。监狱行刑文化模式是监狱文化的核心范畴。围绕行刑目的这一行刑核心内容，报应主义行刑文化模式、功利主义行刑文化模式和正义行刑文化模式值得关注。（参见《监狱文化模式论》《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① 白焕然：《传统文化与罪犯改造》，新华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4页。有从推进路径上分析的，如詹锦荣通过对监区文化含义、特征的分析，内容的划定，提出在加强监区文比建设中应注意提高民警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强化罪犯的改造意识。（参见《监区文化浅析》，《辽宁警专学报》2001年第3期）。再如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教育改造处的《北京市监狱系统开展监区文化建设探索与实践》认为，监区文化对于罪犯的心理、品格和行为举止等，具有重要的教育、矫正、约束和调适作用，特别是渗透着和谐、情感等人文色彩的监区文化，对于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监狱的具体体现。（参见《中国司法》，2010年3期）。又如沈明云、张登峰认为，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不仅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也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催化剂和加速器。从文化角度来看，一定的文化模式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一定的犯罪行为模式及其特点。（参见《关于加强监区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中国司法》，2010年5期）再如陈光明认为，文化改造模式是对现行教育改造模式的变更与手段的创新，取决于当代监狱文化建设的水平、规模及其建设的力度。在监狱文化建设的推动下所创造起来的主题文化改造、法治文化改造、传统文化改造、特色文化改造、民俗文化改造、节日文化改造等创意性文化改造模式，在坚持常态性文化改造模式的同时，业已成为监狱文化改造罪犯的新颖手段，文化改造模式的创意与发展还要建立起相应的文化改造的组织机制、协调机制、互动机制、激励机制及其保障机制，才能将其开展得富有成效。（参见《论当代监狱文化改造模式》，《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也有从监区文化的功能和作用论述的，如陆丽认为监区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在监狱这个特定环境中的折射和反映。（参见《浅议监区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科教导刊》2009年8期。）如范庆军认为，监区文化是指监狱、看守所等羁押改造场所在对在押人员的管理过程中，通过非强制的手段，创造含有文化因素的精神环境和氛围，丰富在押人员精神生活，配合管教工作开展的总称。（参见《谈看守所的监区文化建设》，《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4期）。再如余蕊娅认为监狱作为国家专政的工具，担负着惩罚与改造罪犯的功能，要实现这一功能，必须充分发挥监狱文化在教育改造罪犯工作中的功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监狱应有的职能作用。监狱文能预防和减少犯罪；对罪犯的矫治、激励、团结凝聚的功能。（参见《我国监狱文化的功能及构建》：云南大学法律硕士2006学位论文）。又如，缪文海认为监狱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天然要素和优质资源。监狱文化通过服刑犯人和回归犯人、犯人亲属、监狱民警、大众媒介等途径，对社会主义公平观建立、社会安定局面、人的协调发展、人际关系和谐等和谐社会本质内容建设都有很大的促进。（参见《试论监狱文化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通过以上综述可已看出，学术界对监狱文化的研究相当多，但是多是从某一角度论述，系统的全面的监狱文化研究不多。笔者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在基层工作的实践，对监狱文化做一全面性的梳理。

二、监狱文化的概念及发展

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及理想的境界是通过教化去“协和万邦”；而西方文化在对外关系上讲究对立和斗争，热衷于以武力的方式去征服和统治其他民族，征服世界成为西方对外关系思想的主流。①

（一）监狱文化的历史脉络

中西文化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中国古代的基本思想是以道德礼教去感化，在具体策略上主要采取“顺俗施化”的政策，而不是武力征服。②孟子仁政说反对战争和暴力，认为“以德服人”是高尚。墨子主张“兼爱”。这些思想汇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而在西方文化中，人要在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显示自己的力量和价值。③这种思想推动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热烈追求，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与此大有渊源的近现代法律思想制度也有这种思想的反应，监狱行刑理念也是如此，这种思想过分强调人与社会的对立，没有意识到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随着社会的发展，监狱已经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中国古代监狱在治监理念、物质装备、监管措施、人文形态、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真实境况，一方面以丰富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为现代监狱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照。建立在农耕社会、宗法制度、专制政治基础之上的古代的监狱制度，以儒家学说为精神支柱，而形成具有中华特色的监狱文化传统。它从刑罚执行的形式、内容、程序，到监管安全、囚犯待遇、监狱事务，再到刑罚思想、治监理念、文化传承上，都表现出自身的秉性和特征。不同时期的监狱在监禁和教化之间的功能选择，古代监狱的治监理念可以归纳为：幽闭思衍，刑以弼教；恤狱悯下，颂系录囚；优礼长吏，分级处遇；明德慎罚，外仁内刻。上述治监理念，是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在监狱管理事务中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监狱文化的主要理论根基。在古代，惩治与教化是治狱宗旨，监狱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正统，在实际执行中，把刑罚的力度调节在一个宽猛相宜，相对合理的程度上。古代监狱文化中处处体现伦理道德思想，增强刑狱对人们行为的调控效果，以维系专制政治和伦理社会秩序，如选贤任能的用人传统，如传统监狱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惩教结合的治狱理念，宽严相济的管理思想，纠偏平冤的录囚制度，以身作则的儒官风范等等，这些均值得现代的监狱管理者借鉴和效仿。④

（二）当代监狱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关于监狱文化的概念，学术界有着内涵外延不同的解释，有学者认为，监狱 ① 高汉成：中国法学网。

② 如《尚书•尧典》中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如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孙子》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③ 如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儿和德国的歌德也都阐发过类似的观点。④ 参见高奉春：《从《提牢备考》看中国传统监狱文化》，2008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余蕊娅：《我国监狱文化的功能及构建》：2006云南大学法律硕士学位论文。文化是监狱民警、职工及其服刑罪犯共同认同遵循并具有监狱特色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监狱精神、道德规范、发展目标和思想意识等，具有导向性、继承性、稳定性和特色性的特征。①有学者认为，监狱文化是指监狱成员(民警和罪犯)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自身特点的并为多数成员自觉遵守的理念、价值标准、行为规范以及集体意识、形象标识等的统称。监狱文化由监狱物质文化、监狱精神文化、监狱制度文化、监狱行为文化构成。②有学者认为，监区文化是指监狱、看守所等羁押改造场所在对在押人员的管理过程中，通过非强制的手段，创造含有文化因素的精神环境和氛围，丰富在押人员精神生活，配合管教工作开展的总称。③有学者认为，监区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在监狱这个特定环境中的折射和反映。④有学者认为，监狱文化是指监狱作为特定性质的国家物质附属物，在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独具行业特色的包括价值观念、治监理念、行刑方式在内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监狱文化由监狱民警为主导，服刑人员为主体，其实质是一种改造的、特殊的文化，它是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⑤

通过以上论述，笔者认为，监狱文化的定义基本明确，涉及的主体是监狱民警、罪犯，目的是促进监管安全，促进监管改造，促进社会稳定，降低狱内违纪率和重新违法犯罪率。方法是运用传统和现代的文化载体形式，结合监狱实际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

（三）监狱文化的类型

监狱文化的本质是依靠文化载体，更好的为罪犯改造、监狱管理提供服务，最终为促进社会稳定做出贡献。这就要求我们要用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来更好促进此目的的实现。

监狱文化涉及的主体、内容、形式、建设途径等方面的因素较多，是以分类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有学者认为，监狱文化的分类包括：监狱主流文化和监狱不良文化(监狱亚文化)，监狱物质文化和监狱精神文化。⑥有学者认为，监狱文化由监狱物质文化、监狱精神文化、监狱制度文化、监狱行为文化构成。⑦也有人认为，监狱文化包括主题文化改造、法治文化改造、传统文化改造、特色文化改造、民俗文化改造、节日文化改造等创意性文化改造模式。⑧有学者认为，监狱民警文化是监狱这一特殊机构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形成的关于监狱民警活动的精神、精神性群体行为和精神外化物产品的这，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

笔者认为根据监狱活动主体，监狱文化可分为罪犯文化和民警文化；又可以 ① 连春亮：《论监狱文化的育人功能及其培育》，《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8年1期。② 高智军：《监狱文化建设研究——以杭州市X监狱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学位论文。③ 范庆军：《谈看守所的监区文化建设》，《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4期 ④ 陆丽：《浅议监区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科教导刊》，2009年8期。⑤ 余蕊娅：《我国监狱文化的功能及构建》，云南大学法律硕士2006学位论文。⑥ 余蕊娅：《我国监狱文化的功能及构建》：云南大学法律硕士2006学位论文。⑦ 高智军：《监狱文化建设研究——以杭州市X监狱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学位论文。⑧ 陈光明：《论当代监狱文化改造模式》，《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3期。⑨ 繆文海：《监狱民警文化建设初探》，《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⑨称之为监禁文化和民警文化，前者为思想矫正、道德养成、技能培训等罪犯活动服务，后者为监狱工作氛围、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服务。

（四）监狱文化的特征

发展与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现代监狱文化，是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监狱文化具有四个特征：

主体的特殊性和特色性：监狱日常的活动主体包括罪犯和民警，二者活动的方向就是实现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的功能。因而监狱文化必须以此为基础，针对双方的活动内容、形式来实现。因双方的地位的对立，身份的明显差异，导致监狱文化必然有主体特殊性。

文化的导向性和强制性：民警和罪犯是监狱工作的主体，一方负责管理和教育，一方必须接受管理和教育，无论接受方是否感兴趣或愿意，都必须按照管理方要求完成相应动作，这也反映出监狱文化的强制性。

明确的目的性。监狱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主要工作职能开展的，即看得住、管得住，按照首要标准的要求，还要改造好，因此，监狱文化作为监狱工作的引申物，必然为这一目的服务，即管得好，教育好。体现出监狱文化的鲜明的目的性。

较强的继承性和稳定性：监狱文化是监狱这一特殊机构的一部分，由于机构的特殊性和机构职能的性质，决定了监区文化要保持长期和稳定的建设，以保证文化的功能作用最大程度的发挥。

三、工具理性下的监狱文化

监狱文化应加强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包含三重含义：“一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二是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伦理关怀；三是对人类解放和自由的追求。”①通过加强人文关怀，来发展监区文化，对于罪犯的心理、品格和行为举止等，具有重要的教育、矫正、约束和调适作用，特别是渗透着和谐、情感等人文色彩的监区文化，对于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监狱的具体体现。②如有学者认为，监狱文化具有导向功能、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矫治功能、罪犯的激励和团结凝聚功能等。③笔者认为，监狱文化在罪犯改造中，有着较多的积极作用。

（一）唤醒内在价值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征程的高度结晶。尽管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传统文化的缺失，但几千年来，“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无形中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中庸”、“人之初，性本善”、“三纲五常”等思想，尽管不被所有中国人所熟知，但它们其中的深刻意义却无形中影响着所有中国人。近期 “于丹讲论语，于丹讲孟子、老子”、“易中天品三国”等节目在电视上热播、在网络上点击率也较高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了我国传统文 ① 高莹:《人文关怀是矫正教育的核心价值》，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8年第4期，第16页。② 参见《北京市监狱系统开展监区文化建设探索与实践》，《中国司法》，2010年3期。③ 余蕊娅：《我国监狱文化的功能及构建》：云南大学法律硕士2006学位论文。化在我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同样，在监狱里服刑的人在内心深外也是受我们传统文化影响的。我们都相信，在他们心中都有着“善”的种子，只是有时候，生活所迫，或一时贪图小利，使他们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所以，笔者认为，在监狱里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唤醒罪犯内心中正确的价值观。能让他们重温先辈们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精神，掌握父辈们在传统的农工医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并从中获得力量和智慧。

（二）强化规范功能

不少文化内容和形式是一种规范，也是人们最早接受的规范。它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的所有行为。从吃穿住行到精神信仰，从社会交际到生产活动，人们都在不自觉地遵从着文化的指令。可以这样说，文化的影响可以渗透到每个人成长的各个方面，如传统民俗中强调德以孝为先、长幼有序等。

人是物化的产物，人一出生就进入了文化的规范，从周围人群中习得语言；在小时候的游戏中模仿着成年人的生活；从称谓与交际礼节中了解人际关系；按照特定的风俗习惯成家立业等，人生活在文化中，像鱼生活在水中一样，不可离开。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通过对服刑人员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行为的坏处，并因为自己的错误给别人或社会带来伤害而后悔不已。这些事实都说明，文化的烙印是深深印在他们身上的。

尽管服刑人员有过过错，但文化的“软约束”用会随时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所以在监狱里实行传统文化教育会对罪犯起到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特别是，现代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关键是要满足人的立身之本，通过积极健康的文化的“潜移默化”、“软约束”，相信会对罪犯的改造起到很大的规范和教育作用。

（三）掌握劳动技能

在对罪犯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加强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教育，用优秀传统思想武装他们的同时，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同时民俗文化学是人文素养、专业技能提高的重要来源之一。在监狱中进行民俗文化教育，可以丰富罪犯的业余生活。让他们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由此看来，民族传统文化对服刑人员来说亦很重要。对于罪犯来说，也许监狱改造生活对他们来说是枯燥而无味，甚至从某种意认上说是浪费时间的，所以，如果将刑期作为学期，真正使得在文化熏陶中学得一技之长，会对他们成功的回归社会起到莫大的作用。大多数罪犯当前最欠缺的可能就是安身立命的一技之常，而对民间艺术的学习培训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他们能在监狱里补上这一课，他们也就有了立命之本，必然降低重新犯罪率。

（四）丰富业余生活

监狱文化因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因此可以使得罪犯的生活更加多彩，从而在思想上为其缓解压力，利于他们健康人格的培养。监狱文化不仅是娱乐性的，而且是规范教育性的。民俗不仅具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规范个人行为的功能，而且它能丰富和提升人的精神生活，使人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学会优雅地对待人生，完善自我。在劳动改造之余，对罪犯进行一些文化方面的教育，他们的业余生活就不会显得枯燥。甚至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文化教育会使他们精神生活丰富起来，使他们思想觉悟更高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与知识教育不一样，不是通过一个固定的学时就可以达到目标的，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而且还要随着人的认识层次的提高而不断地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实现监狱的功能是监狱文化的主导，监狱文化的功能是监狱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监狱的惩罚功能和改造功能得以实现，必须充分发挥监狱文化的功能。

四、如何培养健康的监狱文化

司法部在2007年发布了《教育改造罪犯纲要》，其中提到，“要对罪犯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使罪犯了解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品质、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和良好的民族礼仪。要对罪犯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使罪犯科学认识世界，明确人生目的，反思人生教训，端正人生态度，引导罪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对待人生道路上的失败与挫折。要对罪犯进行道德修养教育，教育罪犯掌握道德修养的正确方法，从小事做起，敢于自我解剖，严格要求自己，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由此可见加强罪犯文化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新时期，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应较多的承担起此任务。

（一）观念实践都要创新

要消除文化建设对监狱功能的发挥无关紧要的认识误区，应坚持观念创新带动和引导实践创新的建设模式，以增强监狱行刑核心矫治力为目标，以促进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为动力，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充满活力和强大生命力的中国监狱文化。文化改造模式是对现行教育改造模式的变更与手段的创新，取决于当代监狱文化建设的水平、规模及其建设的力度，在坚持常态性文化改造模式的同时，业已成为监狱文化改造罪犯的新颖手段，文化改造模式的创意与发展还要建立起相应的文化改造的组织机制、协调机制、互动机制、激励机制及其保障机制，才能将其开展得富有成效。

（二）各方面建设齐头并进构建新的监狱文化的基本途径：监狱法律(监狱法)的修改和完善；制度建设，包括教育改造制度的落实、罪犯心理矫治制度、对罪犯实行人文化管理；努力提高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素质，加强监狱民警文化建设；监狱物质文化的建设；改善监狱工作外部文化的人文环境。在监狱文化建设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包括监狱文化建设应当和国情的实际相结合；加强监狱的安全文化建设；加强对监狱工作的宣传。

（三）罪犯是监狱文化主体

监狱教育工作改革中应当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对罪犯的教育内容的优化。对罪犯的教育理念不同决定着罪犯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虽说近些年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监狱实践部门，都在探讨罪犯的教育问题。但是，如何教育罪犯和罪犯的教育内容却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在更多的时候，人们将二者混淆，以为开展全方位的教育，就解决了对罪犯的教育问题，其实，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黑格尔曾说过，“刑罚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法，所以处罚他，正是尊重他是理性的存在。”①罪犯在监狱中，处于被管制、约束的境地，我们对罪犯的教育，不能浮于表面，而是要改造其思想，培养其素质。实际上，就绝大多数罪犯而言，除了法院为他贴上罪犯的标签这一点外，他的日常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应当说和普通公民没有多大的差别，否则的话，监狱秩序不可能那样稳定。

对监狱民警进行培训时，使之了解罪犯是最重要的监狱文化主体，民警的文化也要与之相适应，要通过对监狱民警的教育与培训，让他们成为“火种”，使文化的薪火在广大罪犯中得到相传。培养他们爱祖国、爱民族、爱乡土的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在以后的对犯人的教育中促进其道德品质的提升，加快其改造的速度和效率。

（四）辩证施治，因地制宜

对于罪犯，要改造其思想，培养其素质，教育方式和内容就应该多样化，部分监狱开展“民族传统文化”“民俗文化”“民间传统艺术”的“三民教育”，不失为一种改革教育的好内容。现代监狱对罪犯的改造，除了基本的劳动改造外，基本上是对其进行文化知识、法律知识的教育。但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归咎起来，有一个很深的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倾向是重器轻道，重实用轻道义反映到监狱立法及监狱实践上，就是着重于从技术层面上加以改进和完善，如监狱硬件方面的建设，各种管理手段的运用等，有关监狱的思想观念的变革却没有跟上。相应地，监狱对罪犯的改造也主要从技术方面，而不是从思想方面。我们都深知精神的力量，但我们做得却远远不够。监狱文化方面，在监狱应大力加强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及民俗、民间艺术的教育。从思想上对其进行教育。如“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荣辱观教育。这种教育观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启发罪犯积极改造的自觉性，明辨是非，努力做到“知耻”“自律”，准备做一个社会需要的守法公民。荣辱观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问题，荣辱不分、倒置问题在罪犯中普遍存在，一些罪犯对犯罪没有耻辱感，对重新做人没有紧迫感，对遵纪守法、自食其力没有光荣感，对家庭和社会没有责任感，这些也成为制约改造指令的瓶颈。

在我们监狱中实施民族文化教育时，更要注意到这一点，一定要避免陈规陋习的混入，以全新的、顺应时代的要求的民族文化、民俗文化、民间艺术展现给罪犯，以完全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来武装他们，争取完全“唤醒”他们内心“善”的种子，也许这正是监狱教育改造发展的“哲学”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治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国际联系的日益紧密，监狱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监狱文化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我国的监狱文化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监狱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不尽完美，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加强与改进。研究监狱文化建设有助于提高监狱治理水平、有助于提高罪犯教育 ①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3页。改造质量，在更广阔的背景下，也算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1.张秀丽：《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探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05期。

2.焦集群：《以传统文化介入罪犯改造理念的启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01期。

3.吴树勤：《罪犯教育改造人性化的前提考察——从先秦文献反映的礼法交融思想谈起》，《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04期。

4.李健、孙鹏飞、卢静、信鑫：《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01期。5.王平、林乐鸣：《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对罪犯教育感化的影响及其现代启示》，《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0期。

6.刘重兴：《中国监狱体制改革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04期。7.白焕然：《传统文化与罪犯改造》，新华出版社，2003年出版。

8.连春亮：《论监狱文化的育人功能及其培育》，《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8年1期。

9.高智军：《监狱文化建设研究——以杭州市X监狱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管理• [学位论文] 《监狱文化建设研究——以杭州市X监狱为例》。

上海中学校园文化方案篇5

一、主题定位

办学理念：创新最适宜师生发展的教育

办学目标：师生上进，市级一流，省内知名，教育高质，管理高效。校训主题：博学，明理，上进，成材教风：爱生、乐教、精业、树人学风：勤学、善思、创新、致用绿色：节能环保

二、设计要求

文化宗旨：古典文化底蕴，博物励志风骨

设计风格：体现上海援建特色，即海派的设计理念，呈现三峡夷陵风韵，用古典精致的江海文化凸显学校的人文色彩和博雅情怀。设计位置：校园文化长廊，教学楼大厅，走廊文化墙，报告厅、功能教室、办公楼、体育场。

三、齐贤廊规格：20米*3.5米

位置：学校进门车道右侧坡道挡土墙面主题：“见贤思齐，申宜共勉”

举例：（上海）陆机,陆绩,黄道婆,陆龟蒙,徐光启,黄炎培,董其昌(宜昌)嫘祖，屈原，昭君，王篆，杨守敬，欧阳修，陆羽

内容：将上海和宜昌的著名历史人物，做成一面历史文化长廊，寓意两地文化水乳交融，激励学生感恩双城，敬贤重道，回报桑梓。校门外围墙右墙上雕刻《上海中学赋》，校门内墙左侧写的校训。

四、德懿文化厅

规格：墙面——7.5米*3.2米、6.5米*3.2米

柱子——（四根）0.6米*0.9米*4 位置：教学楼一楼大厅主题：

（1）校徽宜昌市上海中学

Yichang Shanghai middle school “博学、上进”（左）

Be A well-informed, well-motivated person（2）校史沿革: 1984年5月, 夷陵区小溪塔二中成立

2007年9月，上海对口援建“全市最好的学校”上海中学开始兴建2009年7月，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率上海党政代表团考察宜昌上海中学建设

2010年9月，小溪塔二中正式改名，全校过渡为上海中学

“思源、力行”（右）

五、思源报告厅

规格：墙面——10米*3.5米、6.5米*3.2米

柱子——（三根）0.44米*3.5米*3 位置：教学楼一楼大厅

主题：创新最适宜师生发展的教育。(后墙)

六、校园日常展示厅规格：墙面——6.6*3.4米、6.4米*3.3米

位置：教学楼一楼侧厅

主题：“做最好的自己”——Be the best whatever you are(1)饮水思源：援建文化，历史图文，校园新貌、历年所获荣誉（2）爱乡荣校：文明卫生评分表、校园文明班级、校园每周之星等

七、博学走廊

规格：墙面（三面）——9.5米*0.9米*3 位置：教学楼二——五层（国画设色长卷）主题：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内容：

二层：《橘颂》屈原名画《九歌图》三层：《劝学》荀子名画《千里江山图》四层;《师说》韩愈名画《清明上河图》五层：《黄杨树子赋》欧阳修名画《明妃出塞图》

《洛神赋图》《韩熙载夜宴图》

八、笃志长廊规格：2.5米*0.26米 0.26米*1.8米*14 位置：生活区露天文化长廊主题：笃志廊（匾牌）

内容：学习如春起之苗,不见其增,日有所长

辍学似磨刀之石,不见其减,时有所亏

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

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曾国藩）

若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明-胡有仁）

庖丁解牛久练而技进乎道

荀子劝学博学则青出于蓝

览前贤思己任铁杵磨针只求前程似锦

念亲情感师恩悬梁刺股但愿无愧我心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九、体育场（活动区）：

上海市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办法篇6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多渠道筹措文化事业建设资金，加快本市文化事业的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文化事业建设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征收范围）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缴纳娱乐业、广告业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为文化事业建设费的缴纳义务人（以下简称“缴费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

第三条（征收部门）

文化事业建设费由地方税务部门在征收娱乐业、广告业营业税时一并征收。

第四条（计征标准）

文化事业建设费的费率为３％。

文化事业建设费按缴费人应当缴纳娱乐业、广告业营业税的营业额和规定的费率计算应缴费额。计算公式：应缴费额＝应纳娱乐业、广告业营业税的营业额×３％。

第五条（缴纳和划转）

缴费人应当在缴纳营业税时，一并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

对中央直属单位及其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征收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全额上缴中央金库；对地方单位和个人征收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全额缴入市级金库。

第六条（文化事业建设费的使用）

文化事业建设费用于发展本市的文化事业。

文化事业建设费的使用管理办法，由市财政局会同市有关部门制订，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七条（应用解释部门）

市财政局、市地税局根据各自职责负责对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进行解释。

第八条（施行日期）

上海商品市场建设30年篇7

一、上海商品市场建设阶段

市场资源历来是上海重要的战略资源, 也是上海领先全国的重要优势。商品市场是上海最先破冰改革的市场领域, 从计划的市场转型到具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市场, 从落后的市场转型到繁荣的市场, 从国内的市场转型到国际化的市场, 上海商品市场的发展始终服务于上海城市的战略定位, 配合上海的城市发展建设。上海商品市场发展阶段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这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上海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经历的起伏紧密契合, 这也进一步凸显出上海以市场建设作为重要主线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战略思路。

(一) 20世纪80年代, 上海启动商品市场建设, 破解上海工业发展困局

作为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典范地区, 改革开放前, 上海一直是国家工业化的战略要地, 同时也是全国工业产品、日用商品的主要生产地。为保障工业建设和产品供应, 由中央统一调配, 全国各地生产资料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 因此改革开放前上海是全国的物资供应中心, “全国保上海”成为当时上海与全国关系的真实写照。八十年代初, 中央批准设立经济特区, 整个八十年代, 经济特区成为中央推进改革开放政策的前沿重镇, 上海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地位的下降迅速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全国保上海”的关系。此外, 与上海毗邻的江苏、浙江两省, 立足各自优势, 也分别在乡镇企业与民营经济发展上取得显著优势, 包括江浙两省在内的东部沿海省市经济境况日渐好转, 在经济上上海与其他省市竞争的关系逐步显现。

八十年代, 全国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分阶段解体的过程。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国家统购统销和计划调配制度已经出现改革端倪, 农副产品、生产资料的供应价格逐步放开, 但由于价格关系和市场关系没有理顺, 全国出现了物资紧缺、价格波动的局面。“全国保上海”时代的结束, 更使上海在与其他省市竞争中, 面临着制约工业城市发展的能源、原材料短缺和成本上涨问题。在这一背景下, 以搞活物资流通、突破工业发展困局为目的, 上海拉开了商品市场建设的序幕。1979年, 上海先后在浦东、闵行等市郊接壤地区恢复建立了22个农副产品集贸市场, 以农副产品市场建设为先导, 着手消费品市场建设。同年, 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综合性生产资料市场——上海生产资料交易市场, 这成为生产资料市场建设的标志性信号。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 商品市场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关联, 从改革开放初到80年代末, 上海商品市场建设停留在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 由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因此, 这一时期上海商品市场也缺乏迅猛发展的制度基础。以扩大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物资流通, 形成自成体系的原材料供应模式, 借力价格体制改革推动商品市场发展, 做大商品流量, 中兴商业文化是八十年上海商业市场建设的特点。

(二) 20世纪90年代, 上海力推商品市场发展, 结合城市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1990年, 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 上海改革开放获得重大历史机遇, 重新回归国家战略高地。在中央一系列优惠政策的鼓励下, 上海改革开放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 政府、民间改革热情得到空前释放, 整个经济建设思路从保守性探索向开放性创新转变。上海在计划体制、财税体制、外贸体制、投融资体制等领域的深层次改革破解了长期束缚商品市场发展的障碍。1992年, 中共十四大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新阶段,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成为九十年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 全国范围内大力培育市场基调的确立为上海九十年代商品市场建设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

中共十四大报告为上海确立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 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定位。九十年代上海启动了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与八十年代的城市建设不同, 此次城市建设是在结合国家对上海的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定位基础上的重新规划与重新建设。为振兴商业文化, 瞄准三大中心的发展目标, 上海的商品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此轮城市建设的重点。商业基础设施规模显著扩张, 大型商厦数量激增, 全市范围内形成多个特色化、标志化的商业中心, 这些都为商业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硬件基础。统计数据显示, 全市商业营业面积从1992年的412万平方米发展到1997年的1006万平方米, 上万平米的大商厦从2家增加至60多家。

产业结构调整也是推动九十年代上海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从第六个五年计划起, 上海的第三产业就开始步入复苏通道, 但由于国家对上海作为全国重要工业城市的定位没有改变, 因此, 上海难以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出大思路、有大动作。随着浦东开发开放政策出台,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开始成为国家对上海未来发展的新期望。1991年, 上海在八五计划中明确提出了“发挥中心城市综合功能, 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方针, 并于1992年进一步提出了“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方向, 商贸被列入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

从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起, 九十年代, 上海赢得了商品市场高速发展的十年。商业硬件设施的更新换代、商贸地位的提升以及多种商业业态的竞相出现都成为上海打造国际化城市形象, 吸引外资的必要前提。商品市场的发展成熟为其他新兴市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迈出国门、加深交流合作的经验, 和谐互动了上海其他市场的建设进程。

(三) 进入新世纪, 上海提升商品市场能级, 服务国际贸易中心建设

2001年,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随着一揽子成员国义务承诺期限的来临, 中国与世界真正进入“零距离”沟通时代, 这对中国的商品市场建设带来了深远影响。同年, 国务院原则同意《上海城市总体规划 (1999-2020) 》, 批复指出上海要建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作为贸易中心的基本职能和有机组成部分, 上海商品市场建设必须进入转型飞跃期, 从国际贸易中心的定位来看, 国际商品货物流通和国际商业购物是上海商品市场必须具备的功能。

与九十年代上海商品市场飞速发展的十年不同, 在四个中心的框架下要推动商品市场转型飞跃面临一些难题。入世后, 中国在外资市场准入、外贸体制等领域必须达到国内各地区统一标准、更深程度的开放要求, 这使上海在九十年代浦东开发开放后所获得的部分专有优惠政策的优势不再。在商品市场建设方面最显著的变化是, 由于外贸经营权放开, 上海各类外贸企业集聚、外贸进出口渠道广的特点从长期看已经不具备比较优势。经历二十年改革开放, 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市场建设已经颇具规模, 一些地区发展的特色化、规模化的专业批发市场、商品零售市场十分成熟, 上海的商品市场在某些领域甚至落后于国内其他城市。而随着国内商品市场间竞争愈来愈激烈, 上海商品市场集聚、配置国际资源的能力正遭遇传统优势分散化的危机。另外, 从上海自身发展看, 中央集中政策、资金攻坚浦东开发开放的时代随着中国入世已经画上句号, 和其他领域一样, 商品市场建设也需要更多立足内生化发展模式。

在发展紧迫感的倒逼下, 进入新世纪, 为适应国际贸易中心定位, 上海商品市场建设更加注重商品市场的能级提升, 在巩固历史成就的基础上, 加快商品市场国际化步伐, 在制度规范、商品门类、国际品牌引进与国内品牌建设、市场空间规划等方面积极探索与国际接轨。受到国际经济、金融中心发展目标的挤压,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重要性居于其次, 从政策扶持角度而言, 商品市场已经退出市场建设的主角地位, 要素、中介服务市场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商品市场。

二、消费品市场建设

消费品市场由零售市场和批发市场组成。作为商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消费品市场建设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因此也成为商品市场率先改革的领域。消费品市场建设围绕上海在全国的战略定位逐步展开, 从最初打开计划经济体制缺口, 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出发, 上海商品市场初步复苏, 并在九十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之际获得飞速发展。大口径、宽领域的开放政策为消费品“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重要机遇, 在国外先进理念、制度、技术的冲击下, 上海消费品市场的建设面貌焕然一新。

(一) 零售市场

商品零售市场是上海消费品市场建设的重点。市场空间布局的基本定型得益于九十年代上海大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大规模旧城改造及土地批租;零售业态的多元化交接更替, 一方面是基于上海良好的传统商品零售市场基础, 另一方面九十年代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大量外资涌入为商品零售市场提供了全新的业态模式。

1、所有制结构在探索中革新

1978年5月, 为解决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普遍面临的购物难、吃饭难、住宿难的问题, 同时缓减上海知识青年返城就业的双重压力, 上海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重新恢复市供销合作社;二是鼓励兴办各种形式的集体企业;三是恢复个体工商户的发照工作, 支持个体工商业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松动的改革开放初期, 上海商品市场就已经初步形成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个体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其中, 国营的零售主体以市百十店 (今永安公司) 、市百四店、新世界服装商店、鹤鸣鞋帽商店、浦光百货商店为代表, 集体经济主要以供销社形式存在。1980年, 上海放宽了集市贸易管理政策, 允许小杂粮、肉食品进入集市, 允许商贩长途运销, 冲破了集市贸易不准商贩查收经营的禁区, 1981年, 福民街小商品市场建立, 个体工商户在农村和城市从零散化向集中化过度。据统计, 截至1984年底, 全市已有个体商业5.66万户, 年营业额1.9亿元。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 在理论上明确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 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是对传统公有制统领的所有制结构的进一步放宽, 更大程度释放了商品市场领域各类所有制结构共同发展的热情。结合国企改革, 上海在国有商品零售企业推行股份合作制, 纯国营企业开始向股份制企业转化。股份制改革将国营企业所有权一分为三, 国家、社会法人以及个人成为国有商业零售企业的共同所有人。当时中国最大的零售企业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以及名列第二的华联商厦相继推行了股份制。以1980年和1987年商品零售总额中所有制结构的比重为例, 国营经济比重从63.9%下降为53.2%, 集体商业由34.8%上升为37.6%, 个体商业从0.3%上升到4.8%。

受政策限制, 直到八十年代末, 商业领域外商投资比例仍然很小, 外商主要以商办工业企业的方式进入, 典型代表是联合利华, 但在商品零售市场, 外资尚未进入。浦东开发开放后, 上海商品零售市场启动了引进外资的进程。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 中日合资上海第一八佰伴有限公司新世纪商厦在浦东新区举行奠基仪式, 商品零售市场首次引进外资。随后, 东方商厦、太平洋百货等相继引进外资, 这对当时本土的百货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外资的引进促动了本地已有业态的改革, 同时也催生了新型业态的形成, 为上海传统的商品零售业注入了新理念、新模式。九十年代上海商品零售市场的超速发展很大程度受益于大规模的外资进入。与1978年相比, 1998年上海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中, 国营商业由68.27%下降为39.8%, 集体商业由31.43%下降为30.2%, 私营和联营商业占6.4%, 包括个体、合资、合作商业在内的其他商业占23.6%。以公有经济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已经在商品零售业中表现鲜明。

2、业态形式在发展中创新

上海商品零售业态形式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 这一时期, 以专业商店、杂货店、烟杂店和小百货为代表的是改革开放前的传统业态主要形式。为解决改革开放初期物资供应紧张的问题, 政府主要关注大宗商品的批发市场建设, 因此, 商品零售业设施建设缓慢。据不完全统计, 80年代上海零售商业面积仅增加了12%, 在这种环境下, 为方便日常生活、满足商业设施供不应求的状况, 许多学校、企业、政府机关纷纷“破墙开店”。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 这也是整个商品市场飞速发展的黄金十年, 百货商场、连锁超市、便利店、大型仓储超市、购物中心等业态相继出现并迅速发展, 外资对各类零售业态贡献颇大, 同时结合商业体制改革, 传统的国营和集体经营的商品零售业也加快重新改造。

通过引进外资和沪港、澳、台合作, 结合老城区改造、土地批租, 上海百货业的规模与层次上了新台阶, 成为90年代最主要的的商品零售业态。从1992年批准立项新建到1995年建成, 营业面积在4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零售商厦达69家, 80%以上都是综合型百货商厦, 其中市政府批准的第一家沪港合资东方商厦、国务院批准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第一八佰伴新世纪商厦, 各区与外商和港澳台商合资的太平洋百货、摩士达商厦、伊势丹等, 市、区商业部门新建的中联商厦、东海商都、新世界城、宝大祥公司、国际商厦等, 还有专业的电子商厦、远东商厦等都是90年代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百货公司。积极与外资合作改造本地小百货业, 注重吸收国外百货业在品牌建设、经营管理、技术设施运用、空间布局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上海百货业发展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集购物、餐饮、休闲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大型购物中心是百货业发展的高级形态, 南方商城、虹桥友谊商城、梅龙镇广场、友谊南方商城等大型购物中心成为中心城区的地标性建筑。

作为中国最早出现连锁超市及便利店的城市, 自1991年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创建起上海超市就以超常规速度急速发展, 每年新增超市在百家以上。1999年, 全市连锁商业网点达3500多家, 其中连锁超市门店1500多家, 出现了华联、联华、农工商、百佳、家家乐、欧尚、捷强、东方超值等多样化的超市品牌。连锁超市也带动了便利店发展, 传统粮油店、杂货店首先采用连锁经营方式改造成为便利店, 但随后即被90年代中期的可的、罗森、联华、良友等品牌所替代。

随着上海加快郊区开发, 大规模人口从中心城区迁移到新城, 原来主要遍布于中心城区的连锁超市、便利店等无法提供新城人口的生活必需品供应, 另外, 连锁超市难以满足中心城区大型居民集中区的多样化需求的劣势也开始显现。大型综合超市、仓储式超市应运而生。其中家乐福、麦德龙、易初莲花、易买得、大润发、欧尚等外资大型综合超市占主导地位, 华联、联华和农工商等国企连锁超市也开设了大型综合超市。

第三个阶段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至今, 由于国外先进的商品零售业态已经在90年代相继引进完毕, 业态创新难有突破。但在上海远郊, 多元化的商品零售业态模式还存在巨大发展空间, 随着上海城市化进一步推进、以一城九镇为构想的郊区建设进一步发展, 在郊区布点多元化商品零售业态是新世纪业态发展的新趋势。

(二) 批发市场

改革开放前, 上海商品批发市场计划色彩十分浓重, 批发业务全部由国营商业经营, 采购供方面实行工商分工、全国计划分配和批、零分工。在这一背景下, 较之商品零售市场改革, 批发市场启动改革需要打破更多限制, 因而, 改革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上海批发市场步入鼎盛时期, 形成了国家级、区域级、区县级完整的三级市场层次, 以及专业批发市场、批发兼零售的众多规模化市场。然而, 随着上海商品零售业态急剧拓展, 零售与批发业务逐步合一, 批发市场的竞争优势日益弱化, 加之批发市场难以突破传统建设思路, 因而市场逐渐萎缩。进入新世纪, 传统消费品批发市场的很大部分已经淡出历史舞台。

1、配套改革先行探索

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体制步入转型期, 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统购统配方式逐渐退出。初期, 改革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民众的认识偏差, 加上改革尚在摸索中前行, 与计划脱钩后的商品流通如何进行还缺乏明确的后续性制度安排, 因此, 全国普遍出现过生产、生活物资供应紧张的现象, 深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则遭遇了更多改革阵痛。在短期内搞活物资流通, 加大物资供应量成为当时上海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为做大消费品流量, 上海在消费品定价、流通方式上启动了探索性改革。首先, 缩小了国家固定作价的范围。农副产品中除粮、棉、油外, 价格基本放开, 日用工业品中的小商品价格也分期分批逐步放开, 并区别不同商品实行国家定价、指导价、浮动价、协议价、市场价等多种价格形式。其次, 拓宽了多种流通渠道。国营批发商业对日用工业品的统购包销的垄断局面被打破, 逐步改变为计划收购、协商收购、订购、选购、经销、联营等多种购销形式。同时, 多渠道组织货源, 发展商工、商农、商工农的多种经济联合。国营批发企业“三固定” (固定调拨、固定供货对象、固定作价扣率) 打破, 即通过商业供应会议洽谈成交代替了计划分配和固定比例分配;交易对象打破了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固定层次;供应价格实行批量作价、协商作价和按金价顺价作价等新方式。

2、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到1984年, 对商品定价、流通方式进行的相应改革已经开始显露成效, 这就减少了私营经济体经营批发业务的政策障碍。1984年5月, 上海市日用工业品贸易中心建立, 打破了国营批发企业一统批发市场的局面, 人不分公私, 地不分南北, 实行了开放式经营。到1987年底, 全市已建立了各类消费品贸易中心13个 (工业品3个、农副产品5个、综合性5个) , 批发市场和贸易货栈49个, 城乡农贸市场395个, 小商品批发市场34个。跨部门的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势头迅猛, 产销联合、销售联合、生产联合、集团联合、技术联合、物资串换联合、投资联合、服务联合等形式将生产和销售直接挂钩, 在传统的有形批发市场发掘了新的批发渠道, 在此基础上兴办的商工、商农、商工农、商商等联合企业或企业集团也更进一步冲击了传统批发市场。

与80年代相比, 90年代的批发市场种类更加丰富, 辐射范围更广, 一些批发市场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 成为国内各兄弟省市物资流通的重要平台。1991年到1993年的三年是专业性批发市场集中建立阶段, 上海先后建立了华东纺织纱布布料交易市场、上海肉类商品批发市场、副食品批发交易市场、上海粮油商品综合交易市场、卷烟交易市场和沪南粮油交易市场等。初步形成了以国家级市场为龙头、区域级市场为骨干、初级市场为基础的功能健全、设施完备、信息量大、辐射面广的三级网络批发市场。虽然从80年代起步的上海批发市场取得了卓著成绩, 但与90年代消费品零售业在全国的全面领先之势相比, 消费品批发市场的规模、效益仍未发展到位。1992年上海批发市场消费品交易额超过亿元的只有3家, 而浙江义乌、沈阳五爱、常熟招商市场已经各达15亿元左右。90年代中后期, 大型超市建立自己的物流配送中心实行全国联采进货等新情况出现, 一批传统消费品批发市场逐步被取代。

三、生产资料市场建设

生产资料市场由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组成。改革开放初, 原有由国家统配生产资料, 集中供给上海工业生产的局面逐渐打破。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城市, 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面临严峻的生产资料短缺问题。因此, 生产资料市场建设启动要求迫切。继20世纪70年代末探索突破制约生产资料市场的相关制度后, 80年代上海生产资料现货市场建设进入高潮, 而现货市场的发展成熟也为90年代上海期货市场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 现货市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起步, 到90年代中期, 上海生产资料期货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样化、开放式、规模化的市场体系, 多样化的市场类型是上海生产资料期货市场的鲜明特色。现货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需衔接、繁荣市场、保障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90年代中期后, 生产资料期货市场发展迅速, 但现货市场仍然是生产资料市场不可取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1、渐进式改革配套制度

与消费品批发市场相似, 上海生产资料现货市场的培育及发展必需以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为条件。改革的目的是破解计划经济下地方和企业自行掌握资源比重小的问题, 突破物资价格长期一贯制和单一制的限制。为此, 上海主要采取了两大手段:

一是减少指令性计划分配的品种, 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1979年, 上海物资局按照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 突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 不能进入市场交易的禁区和地区、系统、所有制之间及物资类别、批零界限, 为计划外物资开辟了市场调节渠道。改革前, 纳入国家计划分配的物资是256种, 上海对口的产品是193种。列入计划分配的物资逐年减少, 1980年是30种, 1985年是19种, 1987年已经减少到13种。列入计划分配的物资在全市总资源的比重981年的86.1%下降到1985年的58.1%, 同期, 有色金属从84.8%降低到64.06%, 木材从79%降低到47.75%。

二是生产资料市场实行“双轨制”的价格制度。1979年, 上海国营物资企业对自行组织高于国家定价的资源, 不再纳入计划分配, 以保本的作价原则采取“议价”供应;对原纳入计划分配的部分三类物资退出计划分配渠道, 实行自由采购。钢材从单一的国家价格, 转变为国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的双轨制价格体系。改革开放初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双轨制”一直作为生产资料的价格制度。计划内按国家定价供应, 地方组织的货源经过批转也可以实行临时价、代理价。计划外物资价格逐步放开, 实行浮动价、协议价、市场价, 以及质量差价、批量差价、地区差价、批零差价、季节差价等形式。各类物资贸易中心基本上采取随行就市的作价办法。

2、多元化尝试市场类型

现货市场的产生时间早于期货市场, 区域性的现货市场能实现各区域间物资的流通互补, 在技术条件不发达、远程交易平台尚未建立的情况下, 现货交易是生产资料交易的主要形式。上海生产资料现货交易市场的建设几乎与消费品市场同步, 1979年9月, 物资局所属生产资料公司率先建立了全国第一家综合性的生产资料交易市场, 收效良好。1984年, 根据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城市应建立各种类型贸易中心”的要求, 上海物资系统先后建立了专业性和综合性物资贸易中心。1984~1990年上海建立了贸易中心42家, 其中物资系统36家、工业系统4家、财贸系统2家。1992~1995年全市各行业和区县又建立生产资料市场59家。区域级的现货市场物流量、交易量大, 搭建了省市间生产资料互通有无的桥梁, 而市、区、县主要组办面向本市的专业性和综合性现货市场。

基于交易标的不同性质, 现货市场交易规则有很大差异, 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贸易型现货市场, 如上海生产资料交易市场、上海物资贸易中心、上海机电产品贸易中心、中山塑料市场等综合性和专业性的生产资料市场大都采用这种形式。市场采用“周交会”、“旬交会”、“茶会”等方式洽谈业务, 由企业进驻直接贸易。二是保税市场, 代表是外高桥保税生产资料市场。该市场进入有一定资质门槛, 享受一定优惠政策, 主要经营进出口、转口贸易等业务。三是旧汽车、机电废旧金属市场, 主要是上海旧机动车交易市场和宝山废钢市场。四是拍卖市场, 上海物资拍卖行是典型的拍卖市场。五是租赁市场, 代表有上海机电总公司所设的租赁经营部。六是复合型市场, 指以农、工等生活资料为主, 兼有一些生产资料交易的市场, 如枫泾商城。七是监证型市场, 由企业在场内自由交易, 市场管理主体负责盖章监证, 企业可享受免税、返利等优惠政策, 如上海钢材市场。

(二) 期货交易市场

生产资料期货市场是新的市场领域, 因此, 国家对期货市场的管制较为严格。随着国家对期货市场撤并整合, 上海期货市场的地位从最初的后起之秀逐步成为生产资料期货市场的领头羊。作为现代化的市场类型, 生产资料期货市场是当前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提升金融产业影响力, 扩大金融辐射力的重要工具。为配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上海生产资料期货市场也正在向着提高上海金融产业能级、扩大金融产业国际影响力、带动力的方向迈进。

1、交易种类迅速扩展

上海是后起的期货市场试点城市。在郑州、北京、深圳、成都建立了4个商品交易所后,

上海才于1992年5月始建金属期货市场。上海商品交易市场均由国家有关部委会同上海市政府或主管局共同发起组建, 到1993年11月, 上海已经相继开设了粮油、石油、煤炭、化工、农资和建材等6家交易所。

由于期货交易发展过快, 交易所数量过多, 为规范市场, 1993年底, 国务院发布《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1994年又发布《期货经营机构从业人员管理暂行办法》, 中国证监委对期货市场进行清理整顿。上海保留金属交易所和粮油交易所;停止煤炭交易所期货交易业务;农资、石油、化工、建材四家合并, 成立上海了商品交易所。

2、交易规范逐步完善

20世纪90年代上海期货市场建立初期, 国内尚未建立翔实完备的期货交易规范, 因此, 上海在可获得的有限的国外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消费品及生产资料批发市场的建设体会, 自行制定了一整套交易规范体系。规范体系涵盖了交易所管理规则、工作人员规则、会员规则、交易规则及会员制度、保证金制度、公开竞价和统一结算制度、出发制度等, 除此之外还有经纪公司的一系列制度。期货交易所起步于浦东开发开放后, 为从启动之初就保证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国际化规格, 从金属交易市场开始, 上海就大胆引进了国际通行的标准合约, 并延续使用至后来其他期货品种。与此同时, 考虑到上海期货市场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尚需一段过渡期, 标准合约与我国传统交易习惯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 上海期货市场还引进了期货市场机制, 采用会员制、保证金制、统一结算制及公开竞价制进行中、远期非标准合约的竞实竞买。

从1992年到1993年不到两年的时间, 上海期货交易所发展势头迅猛, 交易所数量急剧增加。但由于当时期货交易规范仍然不尽全面、合理, 上海交易市场一度出现了一些人为操纵市场价格的现象, 为应对这一情况, 交易所制订了新的结算和管理制度。至1995年, 上海期货市场交易初步规范化, 开始平稳运行。

3、交易价格初具权威

1998年,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和全国证券期货工作会议部署, 全国期货交易所由14价撤并为3家。此次撤并重组的目的一是为整顿市场, 进一步统一期货交易规范, 二是为整合资源, 提高期货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是为抑制过度投机, 降低期货市场交易风险。1999年12月, 上海以金属交易所为主, 由金属、商品、粮油三家期货交易所合并组建上海期货交易所, 在中国证监会监管下正式营运。

进入新世纪, 随着浦东开发开放全面铺开,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脚步日益加快, 上海期货交易所已经不再单纯作为市场功能存在, 更大程度上是作为接轨国际惯例、提升上海金融资源辐射、配置能力的基础平台。历经几年发展, 上海期货交易市场稳健发展, 交易总量稳步攀升, 交易品种日益丰富, 参与主体关联面广泛。1999年上海期货交易所成立之初, 年成交金额只有4918亿元, 而2008年则达到近29万亿元, 交易品种涵盖了铝、锌、黄金、螺纹钢、线材、燃料油和天然橡胶七个品种, 拥有会员200多家 (其中期货经纪公司会员占80%以上) , 在全国各地开通远程交易终端300多个。一套以公开、公正、高效、竞争为特色的具有国际化水准的期货交易运行机制正逐步形成。

在成熟的期货市场运行机制的主导下, 上海期货市场逐步出现了一些具有国内权威、跻身全球报价体系的产品价格。铜的“上海价格”已经成为中国国内铜市场的权威报价, 伦敦金属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与美国交易所一起并列成为铜的全球定价中心;天然橡胶期货价格得到国内外各方高度关注;锌、铜和铝期货关联, 初步形成了有色金属期货品种系列, 业已形成的铜的权威报价将对稳定和发现其他有色金属品种的价格带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