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精选3篇）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 篇1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感

作者：星火一班·李静

我们人类所生活的地球已经有46亿年的历史了，从原本的没有氧气、没有生物，逐渐演化出原始海洋以及地球上所有生命共同的原始祖先。经过漫长的进化历程，地球上开始有了丰富多彩的物种与生命。人，是地球生物中最具智慧的存在。在现在的考古发现中，广为人知的较早的人类祖先是320万年前南非古猿Lucy，其脑容量只有400ml，我们现在则达到了1300ml以上，虽然能够直立行走，或许已经能够使用简单工具，但生存依旧是早期人类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

掌握了工具的使用，加速了人类进化的速度。和漫长的46亿年时间相比，这几百万年来，人类的进化速度可谓飞速。和其他物种相比，人类社会明显拥有更多更复杂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工具的使用和文明的发展相互促进，人类社会的进化在工业革命之后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速度，不同的社会之间也逐渐出现分化。从纵向的角度来说，以中国为例，我们经历了原始社会时期、奴隶制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时期、以及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期。而从横向的角度来看，以当今世界为例，欧洲北美地区普遍要比非洲、南美和亚洲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上要高得多。从历史、政治、经济、地理等多种维度，我们都可以去尝试来解释这种差异。然而，《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则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入手。

这本书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上次冰川期结束后的13000年间，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发展成为使用金属工具的有文字的工业社会，另一些地区则仍然保留这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社会。”这种不同地区的社会分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文明之间是存在冲突的，一种文明对待另外一种异己的文明，似乎总是有一种毁灭和吞噬的倾向。正如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他们的工业文明，他们需要攫取更多的财富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原始的资本。贾雷德·戴蒙德在前言中用非常生动的故事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归结起来，这个问题就是：为何原本来自于同一个祖先的人类，逐渐出现了不平等？进一步，贾雷德问到：为什么财富和权力分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而不是其它方式呢？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澳大利亚土著杀害、征服或者消灭欧洲人和亚洲人？历史为何呈现出它当前的这种模式。

贾雷德试图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和许多人类学家一样，他不只注意到了文明存在的差异，更想深刻探讨形成这种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人类社会在近几百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加剧，自相残杀，伤亡也更为惨重，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很有必要。

形成这种非常普遍的历史模式的因素有很多，许多人类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采用环境决定论的角度，演绎了人类历史的前世今生，并解释了世界何以如此参差。从贾雷德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最早的人类活动或许可以追溯到700万年前的非洲，之后，非洲大陆上的人类开始了漫长的迁徙历程，人类大约100万年前达到了亚洲，50万年前到达了欧洲，之后继续扩张，在距今1~3万年左右，人类通过亚洲东北部向美洲大陆扩张，通过亚洲南部向大洋洲扩张，终于在世界6个事宜人类生存的大洲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回顾这漫长的人类“扩张史”中，《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以生物进化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角度考察了动植物驯化问题、粮食生产问题以及大地理问题；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造成了技术、文明等巨大差异。如贾雷德所论述的，不同地区的野生动物物种种类以及植物品种，使得一些特定的地区有了粮食剩余和粮食贮藏，从而形成了具有一定的规模且人口稠密定居的等级森严的社会。作为一种智慧型生物，人类个人的力量虽然微小，但聚集在一起，却能产生可怕的力量。这些形成固定的大规模聚落的社会里的人类对改造世界的技术掌握随着人类社会代际的累加不断加强，发明出了枪炮、钢刀、远洋船只，并有了自己的行政组织和语言文字。

而另一方面，那些并未获得大量经过驯化的动植物物种的地区，则很难形成上述的具有强组织性的人类社会组织。他们依靠少数野生物种生存，由于地理环境原因，容易产生流行疾病，形成大规模的人口变得艰难。同为人类，他们也掌握了一些工具的使用方法，比如简单的弓箭，还有代步的骏马，但这些与那些技术与社会组织发育更为成熟的社会相比，则显得不堪一击。远洋船只让那些技术更为强大的文明能够突破其原本的生存空间，向更为广阔的世界空间进发；枪炮、钢铁则让他们拥有了更为强大的战斗力。西方人或许没有忘记大航海时代，欧洲文明的辉煌鼎盛；但对于那些被奴役、被支配、被侵略的地区的人来说，那段历史确实一段不愿想起的恐惧。

贾雷德的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却努力尝试跳出西方决定论的思想约束，而是选择了考古学、地理学、演化生物学和地理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思考方式，大胆地对人类社会不平等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进行考察，并进行了非常翔实且令人信服的论证。这在众多的文化相关研究视角中显得尤为可贵，并呈现出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有一个章节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论述。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依旧存在的文明。贾雷德看到了这一现象。他认为，中国人的原始祖先们驯化动植物积累下来的物质基础，以及中国拥有南北两个粮食生产中心，中国的地理和生物学上的条件确实是事宜人类生存的地方。通过对中国各地语言系统的研究，他发现整个中国的语言种类相比世界其他各地要少得多，这里面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中国早早的就实现了统一，公元前221年，秦国灭六国，统一中国。此后，尽管经过朝代更迭、皇权变更，中国在形式上基本上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尽管语言、外貌、血统特征区分明显，但他们又遵循同一套官话体系和政治体制。对于中国，贾雷德进一步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原本强大的中国却在近代失去了这种领先优势呢？贾雷德认为，这也跟中国政治上的大一统相关，权力高度集中的王朝，来自中央的一个决定或许便能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而中国，正好是在整个世界快速发展的时期，选择了一种退避策略。我们说“成也萧何败萧何”，确实是有几分道理的。这样的一种观点论述非常新鲜，但又不得不承认，它是具有说服力的。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并不期许自己去做那个入侵者和扩张者，我们依旧维持着自己平和稳健的作风；但是，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却也必须要获得不被他人侵略的保护自己的力量。中国现在的崛起与强大，同样也是依靠于整个民族的统一和国家政治经济方面决策的民主性与正确性。

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说，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发展成为现今的模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累积的过程。46一年，300万年，5000年……个人在这些漫长的历史中，真的微如尘埃。但正是我们这数不清的尘埃一起，依靠我们生存的环境，才创造了今天的世界。在这进程中，人类本身生物性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生来平等，任何中心论或者是种族歧视，都显得可笑起来。环境作为一种终极因素，决定了人类文明和技术的差异，这种观点虽然不一定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这其中所包含平等的观念，也正是《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著作的魅力所在。

枪炮、病菌与钢铁 篇2

根据一份由皮萨罗的随从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文稿，当西班牙人看到印加皇帝和他的军队时，他们发现：“印第安人的营地看去像一座很美丽的城市。他们的帐篷如此之多，我们全都在心里充满了莫大的疑惧……我们西班牙人全都感到害怕和不知所措，我们用了不少时间来商量对策。因为我们人数太少，我们全都去见总督，讨论第二天的行动方针。那天夜里很少有人睡觉。”

第二天正式相遇时，皇帝的出场声势浩大，一如中国导演拍摄的大场景：“在阿塔瓦尔帕前面的是2000个清扫道路的印第安人。他们的后面是一些战士，其中一半人在他一边的田野里行进，另一半人在他另一边的田野里行进。”一队印第安人身着彩服，载歌载舞。还有一队人抬着“盔甲、巨大的金属盘子和金银打造的皇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到这一场面，埋伏着的西班牙人心里充满了恐惧。但结局却出乎意料。这也成就了历史的戏剧感。只经历了短暂的战斗，皮萨罗就俘虏了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皇帝被关押了8个月。帝国交付了惊人的赎金来拯救他：足以装满一间长22英尺、宽17英尺、高超过8英尺房间的黄金。即便如此，皮萨罗仍背信弃义杀害了阿塔瓦尔帕皇帝。欧洲人征服了印加帝国。

这一切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首先是军事装备的优势：西班牙人的武器是钢刀、盔甲、枪炮和马匹；印第安人则是石头、青铜棍、短柄斧、弹弓和护身软垫。其中可能被低估的是马的优势。马不仅能在第一次交锋时让从未见识过骑兵的军队感到恐惧，它更是一种重要的战略工具。印加人从来就没能在空旷地带打败过骑兵部队。成吉思汗能席卷欧洲靠的也是战无不胜的骑兵。

欧洲人带来的流行性疾病：西班牙移民将天花带入巴拿马和哥伦比亚，经由陆路传播到南美，印第安人对此毫无抵抗力。天花杀害了当时的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和他的多数大臣，以及他指定的继承人。这导致阿塔瓦尔帕和其兄弟为争夺皇位而战，开始了帝国内战。

接下来，将皮萨罗带到秘鲁，而不是将印加皇帝送到欧洲的，是欧洲人的航海技术、国家的组织制度和文字等我们统称为文明的其他要素。因此，“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以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贾雷德·戴蒙德如此写道。

贾雷德·戴蒙德是位生物学教授，但他对一些关于人类社会的重大命题萌生兴趣，他写的两本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和《崩溃：人类社会如何选择毁灭和死亡》都大受欢迎。以往这些命题都是历史学家的专宠，戴蒙德以生物学家的身份切入研究人类社会兴衰这样的大命题，反而别开生面。1998年出版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将人类社会兴衰的原因概括为武力、疾病和技术。这是欧亚大陆人能“征服和杀死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而不是反过来的原因。

至于为何是欧亚大陆人能够占据枪炮、病菌和钢铁的优势，而不是相反，也自有其脉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是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因为唯有粮食生产才能产生出“枪炮、病菌与钢铁”所需要的种种条件。枪炮所代表的专门的武装组织需要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唯有大规模粮食生产才能带来如政府官员的职业化和军队的职业化这样的组织变革。至于说到病菌，那些帮助欧洲人大肆虐杀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病毒，都是由于人类驯化的大型动物和人之间的互动产生的；钢铁所代表的技术变革，就更需要组织的配合、财富的丰裕、专业技术人员的产生和社会强大的需求这些因素了。

“能否利用驯化的动植物，最终说明了为什么帝国、知书识字和钢铁武器在欧亚大陆最早发展起来，而在其他大陆则发展较晚，或根本没有发展起来。在军事上使用马和骆驼以及来自动物的病菌的致命力量，最后就把粮食生产和征服之间的许多重要环节连接了起来。”贾雷德·戴蒙德说。

以动物的驯化为一个例证，“动植物驯化对征服战争的最直接贡献是由欧亚大陆的马作出的，它们在军事上的作用，使它成了那个大陆上古代战争中的吉普车和坦克……而马匹改变战争是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黑海北面的大草原上对马的驯化开始的。”

这其中就有颇多看似注定的条件决定了欧亚大陆的领先。按照戴蒙德的统计：驯化的哺乳动物的重要性全靠数量惊人之少的几种大型陆生食草动物。如果把“大型”定义为重量超过100磅，那么只有14种哺乳动物在20世纪前得到驯化。在这14种中，只有5种遍布全世界而且重要，它们是牛、绵羊、山羊、猪和马。残酷的现实是，这14种中，包括主要5种在内的13种的野生祖先只有欧亚大陆才有。

另一个吊诡的原因是，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曾经有过巨型动物，但是它们在大约4万年前遭到了灭绝。它们灭绝的原因让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争论不休，但贾雷德·戴蒙德认为，这很可能是由于这两个地区的先发优势决定的。人类过早地来到了这两个大陆。那些毫无面对人类猎杀经验的巨型动物们被杀死、食用。与之相反的是，“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活到了现代，因为它们已和原人一起共同进化了几万年或几百万年。因此，由于我们祖先开始时并不高明的狩猎技巧提高得很慢，它们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来逐步形成对人类的恐惧。”自然，“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所有大型动物的消失对其后的人类历史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些动物绝种了，本来可以用来驯化的所有大型野生动物也就被消灭了。这就使澳大利亚土著和新几内亚人再也没有一种属于本地的家畜了。”

驯化大型动物，有助于发展农业，也有助于为人类补充肉类食品和代替人类进行劳作。农业和定居，带来的是欧洲人在武器、技术和行政组织方面对他们所征服的大多数非欧洲民族的巨大优势。在这里需要插一句的是，技术方面的进步绝不是人种歧视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不同人种拥有的智商不同。在戴蒙德看来，仅仅是因为需求才是技术之母。“我所认识的那些新几内亚人中就有潜在的爱迪生。不过，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解决适合自己情况的技术问题：不靠任何进口物品而在新几内亚丛林生存的问题，而不是发明留声机的问题。”他说。

接下来，另一个有助于欧亚大陆人确立优势的秘密武器由于定居生活和驯服家畜而产生。“如果没有欧洲送给其他大陆的不祥礼物—从欧亚大陆人与家畜的长期密切关系中演化出来的病菌”，少数欧洲人就能够征服一个帝国的戏剧事件是不会发生的：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的病菌的，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的枪炮下的多得多。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书心得领悟 篇3

能量：火，工具的使用，让人类在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中特立独行。特别是吃到熟食后，大脑的发达让人类走出非洲，在地球横行霸道。

人口：人口是精髓，牛逼的结果就是数量多的急剧增长，所到之处寸草不生，美洲和大洋洲大量的大型哺乳动物灭亡于人类的癌变过程中。按照作者的说法，非洲大型哺乳动物幸免于难的原因在于长期和人类共处，渐渐演化出躲避人类的本领(还记得赵忠祥老师那：当马赛人走来后，狮子们一哄而散，你才能知道，谁才是大草原真正的主人)，其他大陆没有这个机会。特别是美洲和大洋洲这样的人类到达较晚的大陆。

可捕食的对象的持续下降，人口的急剧增长，是人类驯化动物和进行粮食生产的动力。而农业生产导致更多的剩余能量，可以养活更多人，人口够多才能演化出政权组织;人口够多，才能精细化分工，才为技术的爆发提供基础条件，才能拥有枪炮和钢铁;只有人口更多，才有机会让流行病盛行(人类的病菌来源于驯养的牲畜)……

地理出生决定论：你牛不牛逼，你出生的环境就决定了，别期望太平洋上一个小岛上的土著建立通行全球的文明，一来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能量)让他们演化出足够复杂而强力的社会组织，二来他们人数太少。所以，历史大势是什么，你看看哪个地方人多地盘大就够了。

一些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竞争、统一和分裂——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呢?因为欧洲有适当的分裂，给了历史进程很多可能，而中国长期大一统的思想，容易让个别人的想法左右历史进程。所以适当的分裂(不是过度分裂)，特别是具有极大竞争和冲突的分裂，对于发展来说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