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致病菌（精选7篇）
常见致病菌 篇1
肺炎链球菌、A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儿童呼吸道感染常见致病菌。近年来研究表明, 金黄色葡萄球菌耐甲氧西林、肺炎链球菌和A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对红霉素耐药不断增加。为了解我院儿科上述致病菌耐药性情况。我对2006年1月至2009年12月临床分离的呼吸道感染常见致病菌株进行了药敏试验,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一方法
1.1 菌株来源
35株金黄色葡萄球菌、30株肺炎链球菌、15株A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均材采因呼吸道感染在奉贤区中心医院市六分院住院患儿的咽分泌物。
1.2 试剂材料
7种抗生素纸片为英国Oxiod公司产品。抗生素包括青霉素G、氨苄西林、苯唑西林、克林霉素、头孢拉啶、复方磺胺甲恶唑、红霉素。
1.3 Mueller-Hinton培养基的配制
称取琼脂粉19 g。以500 ml蒸馏水溶解后, 于115℃高压蒸汽灭菌15 min, 自然冷却至60℃后, 在半封闭式无菌工作台上将其定量倾倒至直径为90 mm的无菌培养皿中, 每个皿含25 ml, 凝固后于4℃冰箱保存待用。
1.4 菌株的复活
取出-70℃冻存的菌株, 室温解冻后接种培养, 传二代后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乳胶凝集试验重新检测凝固酶, 确认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奥普托欣敏感试验确认肺炎链球菌;以杆菌肽试验确认A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1.5 药敏试验
纸片扩散法:用接种环挑取隔夜培养的菌落溶入比浊管内, 旋涡振荡混匀, 调至0.5个麦氏浊度, 使细菌的浓度达108∕ml后, 以无菌棉签蘸湿, 挤出多余水分后向3个方向均匀涂布于Mueller-Hinton琼脂平皿上, 分别贴上标准抗生素纸片后, 置35℃含5﹪～8﹪的CO2孵箱孵育20 h (苯唑西林药敏孵育24 h) 。根据美国国家临床实验室标准 (M100-S12版标准) 判读结果, 质控菌株为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25923。
2 结果
2.1 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情况 35株金黄色葡萄球菌进行了7种抗生素的药敏检测, 结果对氨苄西林耐药率为86%, 对苯唑西林耐药率为80%;对头孢拉啶耐药率为80%, 对青霉素耐药率为71%, 对红霉素耐药率为60%;对克林霉素26%;未发现对复方磺胺甲恶唑的耐药株。见表1。
2.2 30株肺炎链球菌进行了7种抗生素的药敏检测, 结果对红霉素耐药率为90%, 对青霉素不敏感3株, 为10%, 多重耐药率高达90%, 对复方磺胺甲恶唑的耐药率为40%。见表2。
2.3 15株A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对红霉素耐药率为73%, 对青霉素及氨苄西林敏感。见表3。
3 讨论
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A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是儿童呼吸道感染常见致病菌。耐药率在不少地区呈现增长趋势, 耐药状况也很严峻。Alexander项目的耐药监测结果显示:本研究结果显示, 从儿童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中71%的菌株因产生β-内酰胺酶而对青霉素耐药, 对氨苄西林的耐药性也很高, 提示青霉素G及氨苄西林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治疗已基本无效。我们所分离的35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对苯唑西林的耐药率为80%, 提示苯唑西林是一种廉价而有效的药物。造成儿童与成人金黄色葡萄球菌对苯唑西林耐药性差异的原因, 可能与成人感染者病程长、多为院内感染、而患儿多为社区急性感染有关。MRSA多伴有多重耐药现象, 本研究检出的6株MRSA均为多重耐药株。资料显示,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多重耐药机制包括以下方面:①产生抗菌药的灭活酶;②改变抗菌药作用的靶位蛋白;③细胞膜通透性下降;④抗菌药主动外排系统的产生。此外, 金黄色葡萄球菌对红霉素的耐药率也较高, 为60%, 说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不宜作为该菌感染的常规用药。分离株对复方磺胺甲恶唑、克林霉素较敏感, 可能与儿科很少应用有关。
有研究表明, 儿童呼吸道细菌感染中73%是肺炎链球菌[1]。随着红霉素的广泛使用, 肺炎链球菌对红霉素的耐药率越来越高。1998至2000年肺炎链球菌对红霉素耐药率为24.6%, 而亚洲国家该菌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耐药的程度远远超过欧美国家, 总耐药率已达到53.1%[2]。国内肺炎链球菌对红霉素耐药问题更为严重, 且以高耐药为主[3]。本研究表明肺炎链球菌对红霉素的耐药率高达90%, 对克林霉素的耐药率为87%, 呈高度耐药。红霉素在临床应用较广泛, 克林霉素在儿科已停用多年, 耐药如此严重可能与近年来此药物在食用动物饲料中的大量存在有关。本研究提示, 在奉贤地区肺炎链球菌对许多非β-内酰胺类抗生素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耐药, 故当确诊该菌感染时应避免使用上述抗生素。在青霉素临床应用之初, 对肺炎链球菌有很强的抗菌活性, 但目前耐青霉素肺炎链球菌已成为许多国家研究的热点。肺炎链球菌不产生β-内酰胺酶, 耐药机制时由于青霉素作用靶位--青霉素结合蛋白改变, 改变后的青霉素结合蛋白与抗生素的亲和力下降[3]。我国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的不敏感率在4.0%～64.9%[4]。本研究对青霉素的不敏感率为10%, 处于较低水平, 这可能与本地区青霉素应用不广泛、气候环境及人口因素等有关。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也不高, 提示青霉素及氨苄西林仍是治疗肺炎链球菌感染的价廉而有效的药物。本研究表明肺炎链球菌的多重耐药问题相当严重, 高达90%, 且以红霉素、克林霉素联合耐药为主, 与有关资料报道相一致, 造成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流行菌株的播散多以克隆形式进行[5]。
近几年, 国内外对A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的药敏情况文献报道不多。过去认为该菌对青霉素类抗生素高度敏感, 对其他抗生素多数耐药率较低[6], 但陆续有报道该菌对β-内酰胺类及其他抗生素出现不同程度的耐药。由于部分患儿对青霉素、头孢类抗生素过敏, 使红霉素成为替代品。随着红霉素等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在临床的大量应用, 关于该菌对其耐药率升高的报道不断增多。本研究显示15株A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对红霉素73%耐药, 与之相似;对青霉素及氨苄西林敏感, 虽例数较少, 但与其报道一致。因此, 对于确诊或疑似A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的患儿, 应避免选用红霉素等大环内酯类药物, 首选青霉素类药物。
综上所述, 肺炎链球菌、A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对红霉素的耐药性均很高;本研究检出一定数量的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且该菌的多重耐药问题很严重。应加强对呼吸道常见致病菌的耐药性监测, 合理使用抗生素。儿童呼吸道细菌感染时, 应尽量避免使用非β-内酰胺类抗生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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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致病菌的再认识 篇2
去年，南京市儿童医院细菌室发现一例F型大肠杆菌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出生仅16天而高热不退的新生儿。此F型大肠杆菌败血症是由该细菌的变异型——L型引起的。细菌的L型是细菌在内外环境影响下出现细胞壁的脱失，而其原生质膜完整，故仍能在一定条件下生存繁殖并有致病作用。1935年，一位女科学家发现这一奇特现象，为纪念首创无菌法的外科学家英国医生约瑟夫·李斯特(J.Lister)，而用其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命名。至今已陆续发现很多细菌如结核杆菌、鼠疫杆菌等均有L型存在，L型可能是细菌生命周期中的一个环节。国内外亦有报导，败血症血中可分离到细菌的L型，其临床表现与普通细菌不能区分，确定诊断全靠血培养，而一般培养基其血培养阳性率仅在20％左右，大多数误诊或漏诊。而如加用L型培养基时其培养阳性率可高达50～80％，因此，在临诊时要充分考虑细菌L型的存在，这对早期确诊，及时合理治疗是很重要的。此外，研究细菌的L型对探索细菌耐药机制、细菌在人体内及外环境中生存繁殖的奥秘也是很有意义的。
肺炎病原的新发现——肺炎衣原体
肺炎是常见病，尤其对婴幼儿及老年人的健康危害最大。对医生来说，诊断肺炎并不困难，但要明确其病原体则并非易事，而这恰恰是肺炎治疗和预后的要害。众所周知，各种细菌和病毒是肺炎常见的病原体，而肺炎衣原体则是几年以前才确立的，提到衣原体，人们还比较陌生。衣原体是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一种微生物。引起人类疾病的衣原体主要包括沙眼衣原体、性病淋巴肉芽肿衣原体、鹦鹉热衣原体和现今发现的肺空衣原体。衣原体与病毒的区别是，它以二分裂方式繁殖，含有DNA与RNA两种核酸，有较复杂的酶，对很多抗生素敏感，而病毒不具有上述特点。衣原体和细菌的区别是，它能通过滤菌器。只在活细胞内繁殖，对干扰素敏感。而细菌不能通过滤菌器，在人工培养基上生长，对干扰素不敏感。1965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家从1名台湾儿童眼结膜标本中分离出1株衣原体，暂定名为TW183。1988年又自该校1名患咽炎的小学生咽分泌物中分离出另1株衣原体，定名为AR39。其后证实此两株实为同一株衣原体，故名为TWAR。通过对其超微结构和DNA的分析后确认，TWAR不是其他衣原体的变异，而是一种从未发现的新衣原体，1990年正式命名为肺炎衣原体。现已发现在美国、加拿大、菲律寅、巴拿马、芬兰及我国台湾均有本病流行。这些地区成年人血中肺炎衣原体检出率高达50％，肺炎衣原体引起急性呼吸道感染，包括咽喉炎、鼻窦炎、支气管炎、哮喘和肺炎，而以肺炎为主。这种肺炎症状轻微，有发热、咳嗽及肺部湿音，咽喉炎是常有的伴随症状。如咽痛、声音嘶哑等，重症肺炎常有合并细菌感染。放射线胸片主要表现为单一浸润性病灶。由于目前很多医院分离病原体和检测血中特异性抗体还不能做到，临床上肺空不能用常见的细菌和病毒解释时，要警惕肺炎衣原体。在治疗上，四环素和红霉素有效，而青霉素和磺胺类药则无效，疗程不宜少于2周。
埃尔托型霍乱弧菌两类菌株的研究
霍乱弧菌引起的霍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在我国被列为甲类法定传染病第2号，国家采取强制管理，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主要国际检疫病种。霍乱弧菌分为古典生物型与埃尔托生物型两型。自1817年开始全世界已遭受了七次霍乱大流行的侵袭。前六次均由古典型霍乱弧菌引起，1961年从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又传出了由埃尔托型霍乱弧菌引起的第七次世界大流行，至今仍像幽灵一样在全球徘徊，1991年全世界发现霍乱病例50余万，死亡1.67万，是30年来流行和死亡最严重的一年。1961年埃尔托型霍乱由广东阳江地区传入我国，多年来其流行起伏不定。如1988年新疆暴发霍乱，流行历时116天，报告病例3976例，死亡66例，而1990年全国仅报告639例，是1977年以来报告病例最少的一年。流行病学调查与外环境监测发现，在人群中少有或没有发病的情况下，外界水域中仍不断检出埃尔托型霍乱弧菌，这一现象令人费解也给霍乱的防治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经过20余年不懈的研究，建立了霍乱噬菌体——生物分型方案，确定埃尔托型霍乱弧菌有流行株和非流行株的区别，两类菌株的染色体酶谱和霍乱毒素基因的分析表明，其毒力、定居能力和产毒能力均有显著的差异。多年来经过全国25个省市区防疫站的考验，证实与霍乱的流行规律是完全符合的。发现流行株时要集中力量进行监测和防治，而对非流行株则可按一般感染性腹泻处理，不按甲类传染病对待。这就大大地减少了一律按霍乱处理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及政治影响。1990年亚运会前夕，北京某工厂水源中曾检测出埃尔托型霍乱弧菌，经鉴定为非流行株，遂按一般腹泻处理，就是一个典型。
常见致病菌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该研究以通辽地区40例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 男24例, 女16例, 患者年龄范围在30～90岁之间, 平均年龄 (60.5±1.3) 岁。患者行机械通气治疗的原因包括:重症急性肺部感染造成的呼吸系统衰竭12例, 其中, 吸入性肺部感染2例, 原发性肺部感染10例;急性发作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5例, 外科手术、创伤和重症急性胰腺炎等非肺部感染并发的呼吸系统急性窘迫综合征23例。
1.2 诊断标准
根据《医院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所制定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临床诊断标准, 对该次临床实验的病例进行筛选:拔管撤机48 h内或是机械通气48 h后, X线片检查显示肺部有湿罗音或实变体征, 肺部发生进行性或新的浸润阴影。同时符合下述标准: (1) 支气管分泌物中有致病菌存在; (2) 体温在37.5℃以上; (3) WBC计数>10×109/L; (4) 呼吸道分泌物呈脓性。
1.3 标本采集和检验
使用一次性吸痰管, 通过气管切开或气管插管方式吸取深部痰, 采集道分泌物标本, 将标本放置在无菌容器中, 并及时送检。使用Walkaway-40型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对标本进行药敏试验和病菌鉴定, 根据菌株类型对药敏检查质量进行控制。同时, 根据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制定的相关标准, 对药敏试验结果进行分析。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用χ2检验两组患者之间数据资料。
2 结果
2.1 致病菌构成
呼吸机相关肺炎的致病菌构成和分布情况, 发现构成比重最大的为革兰阴性杆菌, 其次为铜绿假单胞菌, 而真菌、革兰阳性球菌、鲍曼不动杆菌所占比例相差不大, 革兰阴性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与其他病原菌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临床应加强对此类病菌的关注和防范, 见表1。
2.2 致病菌耐药性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真菌和革兰阳性球菌的耐药性分析, 发现白色念珠菌和光滑念珠菌对伏立康唑、伊曲康唑、氟康唑、两性霉素B的耐药性大, 而金黄色葡萄球菌则对这几种抗菌药物的耐药性若, 两者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可以指导临床用药。而万占霉素、替考拉宁、利奈唑胺、利福平、氟霉素以及复方新诺明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效果不理想, 白色念珠菌、光滑念珠菌对其敏感性强, 对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可以指导临床用药, 见表2。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格兰阴性杆菌耐药性, 发现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对所试验的几种抗菌药物具有较强的耐药性, 而鲍曼不动杆菌对哌拉西林的敏感性强, 铜绿假单胞菌对复方新诺明的敏感性强, 见表3所示。
3 讨论
由于通辽地区呼吸重症病房所收治患者的抗菌药物应用种类和疾病类型等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致病菌和抗菌药也由较大的差异[1]。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最主要的致病菌类型为革兰阴性杆菌, 革兰阳性球菌和真菌为其次, 与全国同类患者的致病菌类型和构成基本相同[2]。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主要致病菌类型为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 包括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孢菌等。对于危重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 氨曲南、头孢吡肟和阿米卡星联合治疗铜绿假单孢菌具有较为理想的临床疗效, 而鲍曼不动杆菌预防性治疗的首选药物为舒巴坦和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3]。该次临床研究结果表明,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中检出以MRSA为主的革兰阳性球菌, 均检自于长时间应用广谱抗菌药物和接受机械通气治疗, 免疫力低下的危重高龄患者上述因素都是造成MRSA感染的主要原因, 但仍未检出对万利奈唑胺和古霉素耐药的MRSA菌株[4]。检出的10株真菌全部属于假丝酵母菌属, 且检出的患者均属于迟发性呼吸机相关肺炎, 这一结果表明, 条件致病菌造成的二重感染是真菌感染的基本病菌来源。而该研究的40例患者中, 共查出89株病原菌, 主要类型为真菌、G+球菌和G-菌等, 药敏检查结果显示多数病原菌具有多种耐药性, 而从其对药物的耐药性来看, 白色念珠菌预防性治疗的首选药物为氟康唑, 而伏立康唑对于光滑念珠菌的治疗效果更加理想[5]。
综上所述, 呼吸重症医学科患者接受机械通气治疗, 在早期应适当使用抗革兰阴性杆菌的广谱抗菌药物, 从而有效降低真菌和致病性阳性球菌二重感染的发生率。多种致病菌的共同作用, 也会进一步提高患者的死亡率。所以, 经验性早期应使用针对性的抗革兰阴性杆菌类广谱抗菌药, 并寻找积极的感染病原学依据, 从而实现“降阶梯”性的临床治疗。同时, 应针对真菌感染和革兰阳性球菌感染的高危人群, 实施相应药物的预防性治疗, 降低二重感染和混合感染的发生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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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致病菌 篇4
关键词：原发性高血压病
原发性高血压病是以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征, 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系统疾病[1,2]。正常人的血压在不同的生理状态下有一定的波动, 收缩压与舒张压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世界卫生组织 (WHO) 建议原发性高血压病的诊断标准为成人收缩压≥21.2k Pa (160mm Hg) 和 (或) 舒张压≥12.6k Pa (95mm Hg) 。
不同地区, 种族原发性高血压病发病年龄不同, 工业化国家较发展中国家高;同一国家不同种族之间也有差异, 如美国黑种人的原发性高血压病约为白人的2倍。而在我国几次普查结果显示发病率:1959年为5.11%, 1979年为7.73%, 1991年为11.88%, 2004年为18.86%, 呈明显上升趋势。2004年我国被推算有原发性高血压病患者1.6亿, 其中中、青年比例占34%, 按这样的递增比例, 可想现在。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患病率城市高于农村, 北方高于南方, 高原、少数民族地区患病率较高。男、女患病率差别不大, 青年男性略高于女性, 中年后女性稍高于男性。
尽管原发性高血压病的病因、机制尚未完全清楚, 但是目前一般认为与下列因素有关。
1 遗传因素
原发性高血压病患者常有明显的家族集聚性, 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有家族史者达95%, 表明遗传因素在原发性高血压病发病中起一定作用。与无原发性高血压病家族史者比较, 双亲均有原发性高血压病的, 其高血压患病率高2~3倍, 单亲有原发性高血压病者, 其患病率高1.5倍。分子生物学研究显示, 有原发性高血压病倾向者, 可伴有血管紧张素编码基因的分子变异。高血压患者及有原发性高血压病家族史而血压正常者的血清中有一种激素样物质, 可抑制Na+-K+泵的活性, 使Na+-K+泵功能降低, 导致细胞内钠、钙浓度增高, 细小动脉壁平滑肌细胞收缩加强, 肾上腺素能受体密度增加, 血管反应性加强, 从而能促使血压升高。近年来研究也发现, 血管紧张素基因可能有15种缺陷, 正常血压的人偶见缺陷, 而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管紧张素基因上的3个特定部位均有相同的变异。患原发性高血压病的兄弟或姐妹可获得父母的血管紧张素基因的同一拷贝, 有这种遗传缺陷的原发性高血压病患者, 其血管紧张素原水平高于对照组。目前认为原发性高血压是一种受多基因遗传影响, 在多种后天因素作用下, 正常血压调节机制失调而致的疾病。
2 神经、精神因素
神经、精神因素指长期的精神紧张、抑郁、兴奋等不良神经、精神状态, 这是原发性高血压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这些不良的神经、精神状态难以量化, 但是动物实验已证实:狗在长期紧张这样的条件反射下, 可出现神经、精神源性高血压。人类统计学也证实:长期从事紧张工作的人群如司机、电报员、打字员、会计, 其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非紧张工作人群。这是因为长期的不良神经、精神状态, 可导致大脑皮层下兴奋与抑制中枢紊乱。血管收缩中枢及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 引起全身细小动脉收缩, 外周血管阻力增高, 血压也随之升高。同时, 细小动脉长时间收缩, 小血管可出现营养障碍, 加速脂类的沉积, 逐渐发生广泛的小动脉硬化。对于内脏器官, 可导致缺血, 尤其是肾缺血, 可产生肾素, 肾素使肝脏产生的血管紧张素原转化成血管紧张素, 促使全身细小动脉收缩, 血压升高更明显。这也加快了全身细小动脉的硬化, 于是血压由暂时的、波动的升高转为持久的高血压状态。
3 内分泌因素
在长期不良的神经、精神因素刺激下, 人体的内分泌功能也会出现紊乱。此时, 大脑皮层功能失调还可引起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 使肾上腺髓质分泌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增多。前者提高了心脏的排血量;后者使全身细小动脉痉挛, 又能影响垂体前叶, 促使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 提高血管对肾素-血管紧张素等各种升压物质的敏感性而升高血压。
4 肾脏因素
原发性高血压病患者, 由于全身细小动脉的收缩, 引起肾脏血液灌流不足, 肾缺血时会引起肾小球的球旁细胞分泌大量肾素, 之后会引起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变化。近年来的研究证明:大部分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成分来自局部组织, 又作用于局部组织。肾素和血管紧张素Ⅱ基因在脑、肾、血管、心、肺和生殖系统等处有表达。由于其表达于血管, 可使血管的血管紧张素形成增加, 从而发生高血压和平滑肌细胞增生。临床上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在原发性高血压治疗中的效果已被肯定, 提示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在原发性高血压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
5 饮食因素
现代人生活越来越丰富, 餐桌上的美味也越来越丰富, 但营养结构却越来越不均衡了。很多家庭的食谱里肉类和油脂越来越多, 为了追求更好的味道, 调味品也花样百出, 但是蔬菜和粗粮的身影却越来越难见到了。于是缺乏微量元素和纤维摄入不足给现代人带来了很多健康问题, 也导致了原发性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发生。
饮食因素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高盐饮食。流行病学和临床观察均显示, 食盐摄入量与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生有一定关系。日均摄盐量多的人发病率高于日均摄盐量低的人群。减少日均摄盐量或用药物增加钠的排泄均可改善原发性高血压的病情。钠引起原发性高血压的机制可能与钠潴留使细胞外液容量增加, 因此心排出量增加, 血管平滑肌细胞内钠水平增高又可导致细胞内钙离子浓度升高, 并使血管收缩反应增加, 因此外周阻力升高, 这些均促使原发性高血压的形成。
此外, 一些人群缺钾、确钙, 这也是导致原发性高血压的一个饮食因素。因为钾能促进排钠, 吃大量蔬菜可增加钾摄入量, 可保护动脉不受钠的不良作用影响。钙可减轻钠的升压作用, 我国膳食普遍低钙, 可能加重钠、钾对血压的作用。增加膳食钙摄取量的干预研究表明, 钙的增加使有些患者血压降低。
6 环境因素
在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病过程中, 环境因素致病越来越得到医学界的认可。环境因素包括人们生活的外环境, 也包括职业环境。凡在噪音经常骚扰下的大城市火车站或闹市区的居民, 高血压的患病率高于安静的农村。原因是人体在噪音环境下, 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增多, 心跳加快, 使血压升高。同时噪音还能使具有保护心肌功能的血镁量下降, 所以,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发病率也往往增高。另外, 高原和寒冷的居住环境, 也是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病因素。因为他们会导致人体发生一系列的神经体液方面的适应性调节, 老年人更是如此。夏季血压会轻度降低, 冬季血压明显升高, 一般冬季血压要比夏季高1.6/0.8k Pa (12.0/6.0mm Hg) 。这主要是由于气温的影响, 夏季皮肤血管扩张, 冬季皮肤血管收缩。有证据表明, 气温每降低1℃, 收缩压升高0.17k Pa (1.3mm Hg) , 舒张压升高0.08k Pa (0.6mm Hg) 。冬天气温下降, 人体内的肾上腺素水平上升, 体表血管收缩以减少热量的散发, 同时肾上腺素可能使心率加快, 心输出量增加, 这样就会导致血压的升高。
7 职业因素
我国流行病学研究发现, 城市高血压患病率高于农村, 约为10.84%与6.24%, 同一地区不同职业的人原发性高血压的患病率显著不同, 一般认为, 注意力需要持续性高度集中, 而体力活动又较少的职业, 原发性高血压的患病率就较高, 由此可见, 外环境中的有害因素、职业因素在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病中起一定作用。
此外, 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生还与血管内皮功能异常、胰岛素抵抗有关, 更不应该忽略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运动量太少, 不喜欢运动, 甚至连最简单省力的散步也懒得参与。每天“一线二点三坐”——从家里到工作单位“一线二点”, 出门坐车子, 上班坐椅子, 回到家里吃好晚饭坐沙发看电视, 最终导致肥胖, 诱发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生。现代生活节奏加快, 除高热量快餐外, 上班族吸烟、饮酒、喝咖啡、浓茶, 往往难以节制, 使身体负担过重, 这也易导致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生。
以上是引起原发性高血压的常见原因。遗传因素是我们很难改变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其他发病因素来预防和控制原发性高血压:如消除不良心理状态, 限制钠盐的摄入量, 多吃含钾、钙丰富的食品。适当摄入蛋白质, 限制脂肪的摄入。改变生活方式, 戒烟限酒, 增加运动量。如果年轻时, 用健康换取金钱, 那么年老时, 就应该用运动换取健康, 来降低和预防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杨光华.病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
常见致病菌 篇5
1 革兰阴性杆菌的耐药状况
碳青霉烯类(包括美罗培南和亚胺培南)仍具有优秀的抗菌活性(99.5%以上敏感),仅偶有耐药株出现,其机制有待深入研究。革兰阴性杆菌的耐药机制种类繁多,质粒介导的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特别是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最常见的耐药机制,哌拉西林/三唑巴坦对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具有90%以上的抗菌活性,这是由于在3种酶抑制剂中,对于我国常见的CTX-M型的ESBLs,以及DHA、CMY、ACT型等质粒AmpC酶,三唑巴坦具有较强的抑制能力。第4代的头孢吡肟对于质粒AmpC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大肠埃希菌中ESBL的发生率近年来一直保持增加的势头,从2004年的54.6%增加至2006年的59.0%,这种菌对头孢曲松,头孢噻肟的敏感性从2004年的41.0%～43.5%降至27.3%～29.5%,而对头孢他啶的敏感性也从87.0%降至75.0%。这些情况提示我们应当控制第3代头孢菌素的使用,从而降低ESBL的发生率。在经验性治疗大肠埃希菌引起的院内血行感染中,由于第3代头孢菌素的敏感性在下降,初始治疗采用这些药物,失败的风险可能会增加。肺炎克雷伯菌,奇异变形杆菌中的ESBL的发生率略有下降,但呼吸道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的ESBL的发生率高于血液,尿液标本。头孢吡肟对肺炎克雷伯菌的抗菌活性较2004年有所增加,由于肺炎克雷伯菌为医院内获得性肺炎的重要病原菌之一,因而除了碳青霉烯类,哌拉西林/三唑巴坦之外,头孢吡肟也可用于医院内获得性肺炎的治疗。2006年阴沟肠杆菌对大部分所监测的药物,如第3、第4代头孢菌素、酶抑制剂药物、环丙沙星,阿米卡星的敏感度较2004年大幅度的上升。该菌的敏感性是否在增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追踪与监测[1,2,3,4,5,6,7,8,9,10]。
CMSS数据显示,近年来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性仍在增加,这和CHINET的报道趋势很相似,在CHINET的监测中,对于铜绿假单胞菌敏感性最高的是阿米卡星,敏感率仅为70%,碳青霉烯类、哌拉西林/三唑巴坦、头孢他啶敏感率次之;对于鲍曼不动杆菌敏感性最高的是亚胺培南,也有研究发现国内多家教学医院发生亚胺培南耐药克隆株的传播,对除黏菌素外的所有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发生较大的影响,给临床治疗带来一定的困难。基于上述原因,特对铜绿假单胞菌及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现状及机制做如下叙述。
1.1 铜绿假单胞菌
铜绿假单胞菌是假单胞菌属的代表菌种,俗称绿脓杆菌,广泛分布于水,空气,土壤等环境中,在正常皮肤,肠道,呼吸道中也可分离到,本菌为一种常见的易引起院内感染的条件致病菌,当机体免疫功能降低时(大面积烧伤、长期化疗,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易引起局部化脓性炎症或全身感染。铜绿假单胞菌的耐药机制复杂,对临床抗感染治疗构成严重威胁。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显示其耐药现状为,铜绿假单胞菌对各种氟喹诺酮类药物有相似的耐药率(22%～24%)。氟喹诺酮类药物是一类以1,4-二氢-4-氧-3-喹啉羧酸为基本结构的全合成抗菌药物,至今已有药物在临床上使用,分别以萘啶酸、吡哌酸、环丙沙星、莫西沙星为代表,其抗菌机制和细菌的DNA拓扑异构酶有关。氟喹诺酮类药物主要作用靶位是DNA促旋酶和拓扑异构酶Ⅳ,革兰阴性菌以DNA促旋酶作为第1靶位。DNA促旋酶暂时切断DNA双链,氟喹诺酮类药物通过嵌入断裂的DNA链中间,形成DNA-拓扑异构酶-氟氟喹诺酮类三者复合物,阻止DNA拓扑异构变化,阻碍细菌DNA复制、转录,以达到杀菌目的。铜绿假单胞菌对氟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DNA螺旋酶和拓扑异构酶IV的改变;②主动外排泵系统:外排泵系统调节基因的变异而导致细胞内药物浓度的降低;③外膜渗透性减低:与外膜上孔道蛋白的结构与状态及孔道蛋白的数量减少有关。④生物膜的作用:生物膜是指细菌吸附于生物材料或机体腔道表面,分泌多糖基质、纤维蛋白、脂蛋白等,将自身包绕其中形成的膜样物,它可以保护细菌逃逸宿主免疫和抗菌药物的杀伤作用[11,12]。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是目前临床治疗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有效的药物之一,然而随着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在临床的广泛使用,铜绿假单胞菌对其耐药率也逐渐上升,产金属酶(MBL)是导致铜绿假单胞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产生高水平耐药的主要机制之一。金属酶能水解包括碳青霉烯类在内的绝大多数β-内酰胺类抗生素,且不被克拉维酸、舒巴坦等β-内酰胺酶抑制剂所抑制,但可被金属螯合剂EDTA、巯基化合物、丁二酸衍生物等抑制。MBL可大致分为IMP、VIM、SPM、GIM、SIM 5种,其中在铜绿假单胞菌中已发现了前4种金属酶。铜绿假单胞菌大多产可转移的获得性金属酶,各亚群的IMP型酶的水解能力有所不同,但它们的传播机制相似:基因可位于质粒或染色体上,通常出现在整合子中,以接合方式进行转移[13]。
1.2 鲍曼不动杆菌
鲍曼不动杆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也存在于正常人体的皮肤、呼吸道、泌尿道等部位。本菌为条件致病菌,近年来其感染率呈上升趋势,已成为医院感染的常见病原菌,常从感染患者的血、尿、脓、呼吸道分泌物中分离出来,在非发酵菌的感染中仅次于铜绿假单胞菌,而且常出现严重多重耐药现象,给临床治疗带来较大困难。诸多研究显示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耐药率最低,是治疗的首选药物,对阿米卡星、环丙沙星耐药率次之。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具有多样性、复杂性,近年来,随着抗菌药物在临床上的广泛使用,在药物筛选和诱导的双重作用下,鲍曼不动杆菌普遍存在多重耐药性,尤其是对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存在严重的多重耐药。相关研究表明,鲍曼不动杆菌可通过多种机制对抗菌药物产生耐药,如产生抗菌药物水解酶(ESBLs、Ampc酶、OXA型酶和金属酶)和纯化酶,外膜蛋白缺失或表达减少、药靶位改变等,对各类抗菌药物产生多重耐药性,给临床治疗该菌感染构成严重威胁[14,15]。
2 革兰阳性球菌的耐药情况
近年来,革兰阳性球菌的耐药率的增加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的关注。国内有报道显示革兰阳性球菌的分离率近3年来变化不大,主要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粪肠球菌和甲种溶血性链球菌。革兰阳性球菌对万古霉素最敏感,对红霉素、阿奇霉素的耐药率高(除粪肠球菌外)。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检出率明显高于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由于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是一种多重耐药菌,其耐药机制主要是由于携带mecA基因,编码低亲和力青霉素结合蛋白,导致对甲氧西林、苯唑西林及所有头孢菌素、碳青霉烯、青霉素类+酶抑制剂复合抗生素均耐药,因此,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比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耐药现象更为严重。粪肠球菌对红霉素耐药率最高,对万古霉素耐药率最低,次之为氨苄西林、青霉素。甲种溶血性链球菌对阿奇霉素最耐药,克林霉素次之,对万古霉素、头孢噻肟、氨苄西林耐药率较低。偶发现有耐万古霉素的粪肠球菌和耐万古霉素的葡萄球菌[16]。
3 真菌的耐药情况
有研究显示,近年来真菌感染明显增多,其中白色念珠菌是最常见的临床分离念珠菌,占真菌的1/2以上。白色念珠菌对两性霉素B的耐药率最低,克柔氏念珠菌对5-氟胞嘧啶耐药率最低,而热带念珠菌对5-氟胞嘧啶、两性霉素B、氟康唑、伊曲康唑均有不同程度耐药[1]。
目前,在我国滥用抗生素的情况还很多,不进行细菌检测,不根据药敏试验选择有效药物进行治疗的现象很普遍,主要是使用抗菌药物种类多,剂量及途径不合理。因此,全国各级医疗单位均应加强合理使用抗生素的教育,严格掌握抗生素的使用标准,根据病原菌、感染部位、严重程度和患者的生理、病理情况,制订抗菌药物的治疗方案,包括抗生素选用的品种、剂量、给药次数、给药途径、疗程及联合用药等。控制多重耐药菌的蔓延,以延缓细菌耐药现象的发展。
常见致病菌 篇6
关键词：盐酸沃尼妙林,体外抑菌,两倍稀释法,最低抑菌浓度
沃尼妙林 (Valnemulin) 是新一代截短侧耳素类半合成抗生素, 与泰妙菌素同属一类药物, 是动物专用抗生素;主要用于防治猪、牛、羊及家禽的支原体病和革兰氏阳性菌感染。该药抗菌谱广, 抗菌活性强, 对革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霉形体和螺旋体等敏感, 对链球菌、放线杆菌、巴氏杆菌、关节炎霉形体、猪痢疾密螺旋体及结肠菌毛样螺旋体等都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1]。沃尼妙林是第一个全欧洲批准的兽用药物预混剂, 最近在国内被批准可用于防治猪的霉形体感染及细菌性疾病。目前, 有关沃尼妙林在体外抑菌试验研究的报道较少。本试验旨在探讨沃尼妙林在体外对畜禽常见几种致病性细菌的抑制效果, 为临床应用沃尼妙林并制定给药方案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1) 菌株。
副猪嗜血杆菌 (CTCC 253) 、猪链球菌 (CVCC 556) 、巴氏杆菌 (C 48-3) 由武汉工业学院动物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赠送;金黄色葡萄球菌 (S.aureus) 1株 (九江株) 、猪链球菌 (SS) 2株 (南阳株、信阳株) 、猪巴氏杆菌 (PM) 2株 (九江株、漯河株) 、副猪嗜血杆菌 (HPS) 3株 (南阳株、信阳株、黄陂株) 均为野生菌, 系经过鉴定的临床分离株, 由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预防兽医系赠供。
2) 药品。
盐酸沃尼妙林, 由湖北龙翔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为10060001-A, 含量为97.6%。无菌条件下, 按实际含量折算, 配制成400 μg/mL的储备液, 稀释至50 μg/mL的使用液。分装后, 于-20 ℃冷冻保存。
3) 培养基。
犊牛血清购自杭州四季青材料有限公司;胰蛋白大豆琼脂 (TryptiesoyAgar, TSA) 、胰蛋白大豆肉汤 (TryptieSoyBroth, TSB) 均购自Difco公司;辅酶I (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 NAD) 购自中国医药 (集团) 上海化学试剂公司。
1.2 方 法
1) 菌液制备。
将副猪嗜血杆菌先接种到TSA琼脂培养基上, 经37 ℃复壮24 h后, 分离典型、单个菌落, 转种于TSB肉汤培养基中增菌, 37 ℃孵育16～18 h, 作为试验用菌液;然后稀释至0.5号麦氏标准浊度管;再用灭菌生理盐水按1∶1 000的比例进行稀释, 稀释至约1.5×105 CFU的试验浓度, 待用。猪链球菌、巴氏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均按以上方法操作。
2) 最低抑菌浓度测定。
盐酸沃尼妙林最低抑菌浓度 (MIC) 测定:采用两倍稀释法进行, 于无菌96孔板1～12孔均加入45 μL的TSB肉汤;将50 μg/mL的替米考星加入第1孔, 依次倍比稀释至第11孔, 再于第11孔取混合液45 μL舍弃;再于第12孔加45 μL培养基作为空白对照, 其他各孔均加入45 μL约1.5×105 CFU的副猪嗜血杆菌试验用菌液;每个浓度做4个重复。使1～11孔最终药液浓度依次为12.5 000、6.2 500、3.1 250、1.5 600、0.7 800、0.3 900、0.2 000、0.1 000、0.0 500、0.0 250、0.0 125 μg/mL, 混匀, 密封, 置37 ℃生化培养箱中培养18～24 h后观察结果。其他药物进行同样的操作。
结果判定:在衬有黑底板的光线下观察, 细菌生长时小孔内培养液呈弥散状浑浊或U形底部有圆形或丝网状沉淀, 无细菌生长孔的最低药物浓度即为该药物的MIC。耐药结果的判定参照2007年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委员会 (CLSI) 制定的标准[2]。
2 结果与分析
盐酸沃尼妙林对受试4株副猪嗜血杆菌、3株链球菌、1株金黄色葡萄球菌、3株巴氏杆菌的体外抑菌试验结果, 分别见表1～3。
由表1可见, 盐酸沃尼妙林对副猪嗜血杆菌标准株的MIC为0.025 μg/mL, 对临床分离的副猪嗜血杆菌也有很好的抑菌效果, 对信阳株不敏感。
由表2可见, 盐酸沃尼妙林对链球菌标准株的MIC为0.025 μg/mL、对临床分离株的MIC均小于0.200 μg/mL, 显示出极好的的抑菌效果。对临床分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MIC为12.500 μg/mL, 抑菌效果较差。
由表3可见, 盐酸沃尼妙林对巴氏杆菌标准菌的MIC为0.025 μg/mL、对临床分离株的MIC均为0.050 μg/mL, 也显示出极好的抑菌效果。
3 讨 论
沃尼妙林的作用机制是在核糖体水平上抑制细菌蛋白质的合成, 高浓度时也可抑制RNA的合成;主要作用是抑菌, 高浓度时也可杀菌[3]。抗菌谱广, 对多种细菌 (如关节炎霉形体、金黄色葡萄球菌、放线杆菌等) 有良好的抑菌活性, 其MIC值为0.0 005～0.0 500 μg/mL。
Hannan等[4]测定了沃尼妙林对猪肺炎支原体 (野株) 、猪滑液支原体、牛支原体、鸡毒支原体的体外抑菌浓度。结果表明, 沃尼妙林对猪肺炎支原体的MIC为0.00 050 μg/mL, 对猪滑液支原体的MIC为0.00 010～0.00 025 μg/mL, 体外抑菌活性分别为泰妙灵的100倍 (0.05 000 μg/mL) 和20～25倍 (0.05 000～0.10 000 μg/mL) 、恩诺沙星的20倍 (0.01 000 μg/mL) 和400～500倍 (0.05 000～0.10 000 μg/mL) 。
Jordan等[5]分别用沃尼妙林、泰妙菌素、恩诺沙星、泰乐菌素及林可霉素测定鸡败血支原体的MIC, 其中沃尼妙林对其体外抑菌活性最强, MIC低于0.008 μg/mL。Karlsson等[6]在澳大利亚分离了76株短螺旋体野株, 抑菌试验表明, 沃尼妙林0.05 μg/mL对32%菌株敏感, 而泰秒菌素0.05 μg/mL仅对2%菌株敏感;其90%抑菌浓度 (MIC90) 是泰妙菌素的2倍, 克林霉素的16倍, 林可霉素的62倍, 恩诺沙星、泰乐菌素的256倍, 差异极显著 (P<0.01) 。
本研究中沃尼妙林对副猪嗜血杆菌、链球菌、巴氏杆菌标准菌株的MIC均为0.025 μg/mL, 明显低于猪口服盐酸沃尼妙林后血药峰浓度1.670 μg/mL[7], 呈现较好的抑菌效果。在临床中, 该药可用于治疗由上述对沃尼妙林敏感的病原引起的疾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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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致病菌 篇7
一、α -syn 与 PD
帕金森病 ( Parkinson disease, PD) 又称震颤麻痹症, 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神经退行病, 其发病率仅次于阿尔兹海默症。在临床上表现为一系列运动障碍, 如静止性震颤、肌肉僵直、姿势反射障碍以及运动迟缓、随意运动减少、静止性震颤。此外还存在一些其他运动和非运动障碍。中脑多巴胺能神经功能的减退和破坏是发生PD的主要原因。研究证明, 黒质与纹状体存在环路联系。黒质中存在大量多巴胺神经元, 其组成的上行多巴胺投射纤维至纹状体, 主要功能在于抑制纹状体内乙酰胆碱系统的功能。由于PD患者中脑的黒质发生病变, 黒质合成多巴胺能力降低, 导致纹状体内乙酰胆碱递质系统功能亢进。目前普遍认为突触核蛋白在PD中的致病机理主要有以下三种机制。
1. 引起线粒体功能障碍
通过电子显微镜检测到A53T突变的转基因小鼠在轴突与树突的线粒体出现膨胀和空泡状的现象, 免疫标记法测定线粒体外膜上的P53蛋白增多, P53蛋白可以通过激活Bax, BCL -2途径调节线粒体膜通透性和细胞凋亡。说明突触核蛋白在正常生理功能下, 可以抑制P53蛋白引起的线粒体凋亡。研究表明低浓度α -突触核蛋白对线粒体正常运转必不可缺, 如果突触核蛋白形成大于600kDa的沉淀就会产生NADH脱氢酶抑制剂的作用, 就会对线粒体造成损伤, 损伤包括复杂的功能障碍以及氧化应激压力增大, 同时淀粉样沉积会改变线粒体膜通透性使细胞色素c流失。细胞色素c与凋亡蛋白激活因子1、caspase9形成复合体, 激活caspase9, 最终导致细胞死亡。外部和内在的信号通路在某些情况下又相互关联。如caspase9通过蛋白水解促进凋亡因子Bid移位于线粒体诱导细胞色素c释放导致细胞凋亡。利用免疫荧光手段, 通过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检测了过表达α- syn各片段后与线粒体分布情况。结果证明, α - synN端能够与线粒体共定位;JC1染色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提示, 该组细胞线粒体存在膜电位降低趋势。同时被截去N末端的突触核蛋白不会形成高分子量复合体, 也不会影响线粒体功能。
2. 引发内质网应激反应
错误折叠的蛋白可导致慢性的内质网应激, 并触发一个未折叠蛋白反应 ( 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 UPR) 。在生理状态时, 内质网相关降解底物一旦从内质网跨膜转位到细胞质, 主要依靠泛素蛋白酶体蛋白降解系统 ( ubiquitin -proteasome system, UPS) 进行泛素化、识别、摄入, 最终被降解。在细胞出现内质网相关降解底物功能丧失而不能进行上述生物化学过程的代偿时, 内质网相关降解底物在细胞质内堆积和聚集, 形成非纤维化聚集物。
在A53T转基因小鼠模型中, 内质网应激效应下游产物eIF2α磷酸化程度显著提高, caspase -12也有显著提高。而对A53T突变的转基因小鼠使用治疗内质网应激的药物Salubrinal, 可以明显减轻小鼠病情。
突触核蛋白与内质网的结合是非特异性的, 一小部分突触核蛋白通常位于内质网微粒体, 当出现衰老或其他因素时突触核蛋白形成寡聚化, 进而形成不溶聚合物。最初可溶性蛋白和低聚物不暴露在细胞溶质中, 后期由于膜的不稳定性使可溶蛋白与寡聚物进入胞质。错误折叠的蛋白可以降低内质网分子伴侣与UPR受体结合活性, 这也是为什么内质网应激启动UPR途径后仍然会再次启动细胞凋亡。
3. 引发泛素 - 蛋白酶体系统功能异常
突触核蛋白单体和二聚体通过分子侣伴介导的自噬 ( chaperone - mediated autophagy, CMA) 途径降解, 但寡聚体无法通过CMA途径降解。氧化和硝基化的突触核蛋白可以轻微抑制CMA途径, 而磷酸化与多巴胺修饰的突触核蛋白则可完全抑制该途径。研究表明异常的蛋白与溶酶体结合活性增高, 但无法被溶酶体内吞。有学者认为突触核蛋白被磷酸化和修饰后, 导致构像改变, 封锁了溶酶体, 使溶酶体摄取与溶解其他蛋白受到干扰, 使蛋白降解效率低下。高水平寡聚化突触核蛋白产生毒素消耗葡糖脑苷脂酶, 使溶酶体产生功能障碍, 促进自身进一步聚集, 并形成正反馈, 最终致病性超过阈值。
在P12和SH -SY5Y细胞系中, CMA途径的抑制没有引起细胞自噬与细胞凋亡。在患者脑部情况不同, 细胞自噬体与巨自噬体LC3 -I和LC3 II含量有明显增高, 并导致细胞凋亡。
二、α -syn 与 AD
阿尔兹海默病 ( Alzheimer’s disease, AD) , 又称认知障碍症或老年痴呆症, 是由于神经元缺失和神经炎症导致的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临床早期表现主要为患者记忆力的减退和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 最终导致发生进行的认知功能障碍和缺失、神经行为异常, 出现精神状况及生活自理能力的完全丧失。其主要病理学特征为脑部出现异常蛋白沉积, 主要表现为神经元内神经纤维缠结 ( Neurofibirilary tangle, NFT) 的沉积和细胞外β淀粉样蛋白 ( β -Amyloid, Aβ) 的沉积。研究表明双螺旋纤维主要是由过度磷酸化的Tau蛋白组成。细胞外Aβ主要由于淀粉样蛋白前体 ( 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 APP) 经蛋白酶水解的产物。Aβ级联学说认为由于APP和早老素 ( Presenilin, PS) 基因的突变, 产生过多的Aβ或高集聚能力的Aβ1 -42在脑组织内沉积, 对周围的突触和神经元产生毒性作用, 最终引起神经元细胞死亡。突触核蛋白与Aβ, Tau蛋白的毒性作用以及磷酸化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 α - syn 与 Aβ
1993年Ueda等在阿尔茨海默病 ( Alzheimer disease, AD) 淀粉样斑块中分离到非AB蛋白的成分 ( nonamyloidβcompound, NAC) , 后来证实NAC的前体蛋白 ( nonamyloidβcomponent precursor, NACP) 即为α - syn。1995年Hogyu Han等人体外试验中发现, Aβ在NAC存在的情况下, 形成淀粉样纤维速度比自我形成纤维快了近60%。同时发现Aβ也可以促进NAC形成沉淀。实验表明, Aβ与α -syn可以互相促进沉淀形成。Masliah E等人用免疫印迹法发现在AD患者路易小体样斑块中存在α -syn。而且确定了α - syn存在于AD患者淀粉样斑块的边缘部分。说明Aβ与α - syn可能共同诱发了AD。
而后的实验发现NACP可以结合Aβl -38和Aβ25 -35, 而敲去102 131氨基酸的NACP - 112也可以与结合Aβl - 38和Aβ25 - 35。而Aβ25 35可以抑制NACP - 112与Aβl - 38结合。实验数据表明, Aβ25 - 35是与NACP结合的主要表位。而载脂蛋白E与补体组分C1q被证实可以与Aβl- 28结合。
研究表明, Aβ1 -42可以增强α -syn对神经元的损伤, Aβ寡聚物则可以抑制突触核蛋白介导的囊泡回收。对与α - syn转基因小鼠对比, αsyn /APP转基因小鼠的海马体CA3区最体细胞层的mGluR5与突触核蛋白表达量有明显升高, 而mGluR5的升高被认为是产生细胞毒的标志之一。研究表明, Aβ的寡聚物可以提高胞内钙离子, 蛋白酶1的水平以及突触核蛋白降解, 从而引发caspase -3介导的细胞凋亡。
2. α - syn 与 tau
根据定量蛋白组学分析, 突触核蛋白与肌动蛋白骨架的许多组分有关系。突触核蛋白与微管的结合可以改变细胞质内多巴胺的传输。而在A30P和A53T突变的小鼠模型中, 突触核蛋白并没有显示出微管结合活性。Leo Chen等证明聚集的突触核蛋白可以中断微管的形成, 错误折叠可以干扰微管组装而影响轴突运输。
Tau蛋白与突触核蛋白可以互相促进聚集, 通过亲和层析发现突变的突触核蛋白可以有效诱导tau蛋白聚集以及磷酸化。在A30P突变的转基因小鼠中, 突触核蛋白可以诱导Ser202, Thr205, Ser396, Ser404的磷酸化, 并使不可溶的肌氨酸增加25%。而磷酸化的Tau蛋白周围并没有大量突触核蛋白聚集。研究表明, A53T突变蛋白可诱导tau蛋白262和356位氨基酸磷酸化, 在A53T突变的患者脑部发现, 突触核蛋白在Tau蛋白周围聚集。突变的突触核蛋白可以使微管蛋白磷酸化导致微管功能异常, 引发JNK细胞凋亡途径。
Tau蛋白的磷酸化调节依赖激酶和磷酸酶以及辅助蛋白例如早老素1和突触核蛋白。突触核蛋白可以改变蛋白激酶A和Ser262活性激酶, 调控Tau蛋白的磷酸化。突触核蛋白也可以通过影响囊泡转运调控Tau蛋白的胞间运输运输有学者认为突触核蛋白α - syn通过N端两亲性α - 螺旋与囊泡脂质可逆性的连接, 通过出芽或翻转方式来调节囊泡的转运。该过程同时受磷酸酶调节, 磷酸酶D2可以将中性的磷脂酰胆碱转化为酸性磷脂酸, 这种改变有利于突触核蛋白的结合, 同时突触核蛋可以抑制磷酸酶D2活性。
三、帕金森病与阿尔兹海默病的抗体治疗
单克隆抗体治疗AD时, 是使用主动免疫的方法。免疫疫苗AN -1792 ( 人体内聚集的Aβ42) 的模型小鼠出现淀粉样斑块的溶解和认知能力亏损改善。但由于老年人的免疫力降低, 部分老人接种后未能够出现抗体。在Ⅱ期试验中, 多例患者出现了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非细菌性炎症, 试验被迫中断。并且在对AN -1792疫苗长期影响的最新研究发现, 尽管主动免疫后出现了淀粉样斑块的清理和高抗Aβ抗体滴度, 但没有证据显示延迟疾病进展。
王加才等人构建含有CpG基元的α - syn核酸疫苗, 免疫慢性帕金森模型小鼠。观察小鼠行为学变化及中脑黑质α - syn表达和多巴胺能神经元数目变化, 取得良好效果。但在后期实验中发现该核酸疫苗在免疫治疗时发现会加重小鼠中脑黑质区炎症反应。
Masliah等用重组人类α - syn ( human alpha - synuclein, hα - syn) 抗体接种hα -syn转基因PD小鼠, 产生了DA神经元保护作用。接种后产生高亲和力抗体, 不仅抗体滴度高, 而且可识别α - syn的C末端表位; 研究表明中枢神经系统循环的hα - syn抗体可识别与神经细胞膜结合的α - syn聚集体, 进而激活溶酶体途径促进清除异常聚集的α -sy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