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理故事：歹徒最后的良心（共2篇）
哲理故事：歹徒最后的良心 篇1
那年，母亲带我去亲戚家借钱，回来时天已经黑了。我们急匆匆地走在小巷里，突然，两个男人堵住了去路，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根很粗的棍子，右边的男人说：“我只想要钱……我们也没办法。辛辛苦苦打工一年，老板跑了，我们必须拿钱回家过年。你们城里人好歹比我们容易些。”
说话的人语气倒老实，可他的棍子凶神恶煞般戳在那里。对峙片刻，母亲叹口气，从口袋里拿出手绢，手绢里包裹的是借来的两百块。男人看到钱，自然地伸出了手。
“慢，”母亲把钱往怀里一缩，“这钱不能让你们抢走。如果今天你们抢了我的钱，不管数额多少，都是犯罪。我知道你们有难言之隐，可法律不管那么多，不光法律判你们罪，就是你们内心，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
接下来，母亲做了一件在我看来是天方夜谭的`事。母亲不慌不忙地说：“我现在写张借条，不管你们多久还钱，五年也好，十年二十年也好，只要记住，今天你们没有抢，你们是借我的钱。我希望，你们以后也不要抢别人的钱。”
说完，母亲从口袋里摸出纸笔，在黑暗中凭感觉写了张借据。她把钱和借据一起放到那人手里：“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至于你们的名字，回去后你们自己填吧。”
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歹徒大概也从未遇到过，他们愣了片刻，什么也没说就拿上钱和借据跑了。
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母亲做得迂腐至极，可让我意外的是，两年后的一天，母亲下班回家，她手里拿着一张汇款单，上面的数额是一千块钱，汇款人的名字却是陌生的，附言栏上写着：“谢谢您没让我们走错路。”
良心,食品安全最后的盾牌 篇2
良心本是被现实社会普遍认可并被自己所认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良心是道德情感的基本形式，是个人自律的突出体现。明明干着违背道德的事，竟然称“有良心”！可见，在现今社会，“良心”一词丧失功效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的确，越来越多的人整日将“良心能值几个钱”挂在嘴上；“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被人耻笑为不成大器之人的托词；“你问问自己的良心”演变成软弱之人的无力抵抗……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频。曾经，网上流行这样一个段子：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學扫盲———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从木耳中我们认识了硫酸铜，又从奶粉和鸡蛋里认识了三聚氰胺……
如今，我们又从猪肉“变”牛肉的过程中认识了牛肉膏，“双汇”让我们认识了“瘦肉精”，还有“过期面包”、“染色馒头”……想来不免叫人心惊胆战。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每天我们都要进食，但是我们每天都吃得不明不白，吃得忐忑不安。人们不得不责问，与食品有关人员良心究竟何在？
科学家的良心
“瘦肉精”事件不断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以来，中国国内有数千人因食用“瘦肉精”猪肉中毒。其中包括2001年l月浙江余杭市59人“瘦肉精”中毒，2001年11月广东河源市484人“瘦肉精”中毒等重大事件。“瘦肉精”最初发明者———两位美国科学家在30年前一定没有想到，他们为提高猪的瘦肉率而打开的潘多拉魔盒，竟然在遥远的中国散布“邪恶”。
“瘦肉精”是由美国人发明的，但后来因为食用“瘦肉精”猪肉引起欧美一些国家发生中毒事故，不仅美国人禁用了，而且自1988年1月1日起，欧盟也禁止将此作为动物饲料的添加剂。然而，中国的学者却将此“害人精”当作高新科技宝贝引进了国内，并开展科研。据2011年3月25日《作家文摘》转载的《“瘦肉精”前传》一文披露：上世纪80年代，渐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许梓荣第一个把克伦特罗引进国内，而最早对外销售的则是由浙大毕业生陈剑慧创办的浙大阳光营养技术有限公司。所以，在害人的“瘦肉精”作为科技成果的引进、推广、销售方面，知识界实在是“过不可没”。
当然，作为一种新型科技的课题，研究可以没有禁区。制作“瘦肉精”的盐酸克伦特罗对动物、对人体的影响如何，不论正面、负面都可以研究。但这里有个把握的问题，第一，必须不带任何偏见地搞纯学术，得出科学结论；第二，当明知这一新物质对人体有害时，就不应再作为“高新成果”予以引进，并去推广应用。许梓荣是1987年赴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从事合作研究的，可是他却于欧美明令禁止克伦特罗物质之际，依然把此“害人精”引进国内，并以此获得了当时不明真相的农业部的支持。
为何明知瘦肉精有毒仍开展研究？2009年，许梓荣在接受南方一家媒体访问解释说，那时国家正力倡培育瘦肉型猪，“我们也不宜和政府唱反调。如果在论文中介绍了副作用，我们（的论文）也发不了。”有消息称，许梓荣凭“瘦肉精”的研究“成果”，获取了“全国突出中青年专家”、“全国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200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浙江省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荣誉，并成为享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提任为渐江大学动物学院常务副院长。
由此可见我们的一些科学家倒并不见得是缺乏智慧和知识，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少了良心。科学家本该是公众的指明灯、社会利益的看护人的群体，出现这样的事情着实让人唏嘘。
科学的发现，往往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的应用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常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甚至给人类带来灾难。像炸药、原子弹的发明就是这样。然而正直的科学家总是站在维护人类幸福不受侵犯的正义立场上，坚决反对和阻止科学技术的滥用。
著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因主持美国第一枚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被誉为“原子弹之父”。然而，当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以后，几十万人丧生，这使奥本海默十分内疚，觉得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防止广岛、长崎的悲剧重演，为了防止核军备竞赛甚至原子战争，他致力于原子能的国际控制。奥本海默在就任“原子能委员会”下设的总顾问委员会主席期间，大力发展基础物理学研究，反对和抵制氢弹的研制。为此，他遭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残酷迫害，被解除了职务，并禁止接触有关原子能的机密资料。但奥本海默并不因此而保持沉默，而是继续呼吁世界各国停止核军备竞赛，将核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从奥本海默身上，展现的才是一位科学家应有的良心。
记者的良心
2008年9月11日，一篇题为《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报道刊出后，中国“毒奶粉”事件顿时轰动海内外。久负盛名的三鹿集团彻底垮了，多名高官因此下台，奶农也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不过，与此同时，无数婴儿却得以挽救。
采写这一报道的是《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他并不是第一个报道婴儿疑食毒奶粉导致肾结石的记者。在他之前，湖北、甘肃已有媒体陆续报道，但没有写明问题奶粉是哪一家企业，只在内文代以“某品牌”处理。为什么？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一些媒体要么怕捅马蜂窝，惹麻烦，不敢刊登揭露问题的稿件，要么为了谋取自身利益，通过了解调查事故或案件真相，以“报道真相”、“披露事实”为借口，要挟事故或案件当地当事方，要求他们给“好处”，从而按照事故或是案件方的要求登载统一了口径的变形新闻。刊登的内容，多是当事方授意的结果。
简光洲难道不知个中之风险吗？其实，简光洲动笔之前，内心矛盾冲突也很激烈：一方面“三鹿”是拥有150亿资产的品牌企业，另一方面当他向该集团反复求证时，对方信誓旦旦地打包票：奶粉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报道失实，他肯定被告上审判台。然而，当他听取了医生的说明和看到婴幼儿的就诊情况后，他的良心激起了他如实报道的决心。他在医院看到，许多父母哭着把不满周岁的孩子送进手术室，医生冒着被指责手术不当的风险为婴儿实施全身麻醉，患病婴儿痛苦地忍受着5毫米的管子从尿道插进去，而护士们得在婴儿的头上多次寻找能够扎针的血管……因此，简光洲意识到，如果不点出“三鹿”的名字就昧了良心！
是的，“做事凭良心”，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人生格律，是区别善恶的底线。简光洲发稿后的当晚，紧张得彻夜未眠。万一他报道错误，吃官司在所难免；如果报道没错，也会成为毁掉一个中国著名品牌的历史罪人。他说，9月11日的稿子见报后，报社接到无数电话，要求撤下稿子，报纸来不及就撤网上的；他年迈的父母闻讯后也从老家打来电话问：“这个报道能不能不做啊？”简光洲凭良心回话：“有好多婴儿可能因为吃了这种奶粉死了啊！”电话那头便沉默了。发稿后的深夜，“三鹿”集团宣布召回奶粉，简光洲才如释重负。
他在博客中写道：“我不是说我有多么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各种诱惑和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也并不容易。”这话深刻！本来“媒体是社会的良心”，就是良知的化身。所谓“铁肩担道义”，真要做到确是不容易而又确是高尚的。如果我们的记者，打着大报的来头与“品牌”，与各种各样的企业或领导打交道“周旋”，不是撰写“吹捧文章”，就是威胁报道“不利内容”，获取实际好处利益生存。他们讲提成，讲效益，大概是很难讲新闻良知的。
食品安全实在太需要简光洲这样的记者了，实在太需要简光洲所供职的《东方早报》这样坚持新闻良知的媒体了！
企业家的良心
三鹿，作为奶制品行业的龙头老大、顶级品牌，有着60年历史、20000多名职工、16亿资产的大型企业，为什么倒下了？原因何在？
同样，双汇，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总资产60多亿元，员工5万人，年屠宰生猪1500万头，年产肉制品100多万吨，在2006年中国企业500强排序中列154位。为何在“瘦肉精”事件中风雨飘摇，5个交易日市值缩水170亿元，走入历史的最低谷？
是政府和质监部门失职吗？政府监管的不力和质监部门的免检给三鹿毒奶粉、双汇“瘦肉精”产品走向市场开了绿灯，当然有责任，但毕竟是外在的因素……再严厉的监管也会有人铤而走险，他们毁不了三鹿、双汇。
是三鹿、双汇缺乏质量意识，不知道质量就是生命吗？也不是，三鹿号称有1100道检验工序，航天特供产品。2008年初，三鹿集团的“新一代婴幼儿配方奶粉研究及其配套技术的创新与集成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是国内乳品企业中首先登上国家科技领奖台的，应该说他们的质量意识是很强烈的。而双汇厂房内“十八道检验、十八个放心”的字样更是随处可见，曾被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授予“诚信经营单位”，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授予“全国名优产品售后服务名优企业”。
那么三鹿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公开的、积极负责的反应呢？双汇为什么要收购添加“瘦肉精”养殖的所谓“加精”猪，而且收购价格比普通猪还要贵一些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出于资本逐利的本性。三鹿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舍得把能够换回钞票的毒奶召回的，因为这些奶是他们投入了成本的，他们要求的是效益的回报，尽管这样会造成成千上万的孩子健康损害。双汇不惜高价格收购“加精”猪，因为企业能够从中得到高利益。
在公众视野里，在我们印象中，这些大牌企业平时着力经营自己的形象，也动辄乐道于“企业的荣誉”，可是，为何到头来竟如此“道德掉链”？说穿了，是“出于资本逐利的本性”，资本就有这样的魔力，可以制造神话，也可以毁灭神话。
逐利而行必多怨！三鹿、双汇两个著名品牌倒下再次证明了这点。
其实，为了物质利益践踏道义，这不仅只发生在我们国家，美国和欧盟国家并非生而就是“世界上食品供应最安全的国家”。类似的“食毒时代”，他们也经历过。
1906年以前，美国几乎没有对国内生产的食品药品进行监管的联邦法则。一部扒粪文学掀起了革命的开端。
1906年2月，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长篇小说《屠场》面世，以立陶宛来美移民日格斯一家在肉联厂打工的悲惨生活为主线，揭露肉联厂工人非人道的劳动状况，“本想打动公众的心，不料却击中了他们的胃”。
“从腌肉车间里取出的猪肉常常发酸，就搓上苏打粉，去掉酸臭味，经过化学处理，需要什么颜色、什么香味、什么味道就能有什么颜色、什么香味、什么味道，然后卖到自助午餐柜台上去。有‘五香火腿’、‘红焖松鸡’、‘红焖火腿’。做火腿有巧妙的机器专门灌注盐水。
“凡是已经腐烂得再也不能派任何用场的臭肉，连同地面铲起的渣滓一道，用来制成罐头，或者剁碎制成香肠。已经生霉发白没人买又运回来的食品，用硼砂和甘油处理之后，又作为原料重新制成正品。”
这不是疯狂的臆想，是辛克莱在芝加哥屠场生活七个星期、观察体验肉食生产各个工序后，搜集而来的大量真实资料。
据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看到这令人作呕的描述，总统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來，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
《屠场》导致美国肉类食品消费和出口急剧下降，瞬间引发人们对食品安全和卫生的强烈关注。在舆论压力下，美国国会当年6月通过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和《肉类制品监督法》，由此进入了食品安全管理法制化的新时代。
美国的实践告诉我们，正确的政策、法律、法规和有效的监控管理，才是实现食品安全的切实手段。问题是，我们的法律不少了，往往是执行中出现问题。“阴魂不散”的三聚氰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3年前，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当事人和企业负责人因此锒铛入狱。但仅仅事隔两年，当年未销毁的问题奶粉，去年再次出现在多个省市的市场上。我们有法、有规定，但为什么毒奶粉两年不销毁？为什么未销毁的毒奶粉会流入市场？这是人的问题，是自律而不是法律的问题。也就是人们所讲的良心问题。
良心，是维持社会平衡的最底要求，如果社会行为突破了这条底线，社会平衡将被打破。这种平衡被打破，受到伤害最为严重的是老百姓，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社会就难以稳定，社会的基础就会动摇。因此，如何重拾良心，唤起每一个人的良知，对社会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社会的平衡，特别是社会的和谐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