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

2025-01-22|版权声明|我要投稿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通用8篇)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 篇1

原理简介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特色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特色精华是一样的,如:

通过共产主义革命,采取暴力形式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的指南。社会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领导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政党的存在必要性,即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教导,同时又由斯大林提供其前进方向。然而,不同的自视为马列主义者的人,对他们选择来用以支撑自己的体系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及其它)的尊敬程度是不一样的。例如,毛泽东主义者试图降低其它共产主义学派人物的重要性,以示对毛泽东的尊敬;与之相反,霍查主义者则对毛持否定态度。

理论发展 西方理论发展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中发展的;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是在对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他们的继承者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制定了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他总结了苏维埃俄国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进到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在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历史、社会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对立发展

现代西方国家中一种反对列宁主义但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是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这股思潮在开始时没有自称或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1955年,M.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并把前者的传统追溯到G.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在这以后,人们就广泛地用这个概念称呼这一思潮。在60年代末期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中,特别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中,这一思潮曾被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制异化制度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结合起来,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了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见解。中国特色理论形成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历史沿革

列宁从未用过列宁主义这个词,也从未把他的观点归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词中。不过,他的思想观点是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被布尔什维克视为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而被另一些人视为是相反的结果。列宁去世后,他的思想体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被迅速地定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时是“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旋即成为共产主义及世界各地共产党对这种思想体系的称呼。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的五年内完成了其苏联权力的晋升之路。与许多当代的革命者不同,斯大林并不为其思想成果注入一个特别的实体。斯大林主义一词严格上说是指一种类型的政府和政党,而不是指主义(思想体系)本身。斯大林统治苏联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作为苏联的官方思想体系。

历史学界及政治科学界对斯大林的行为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一问题上仍有争论。特别是托洛斯基主义者认为斯大林扭曲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并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来形容他们的反斯大林主义、反毛泽东主义的共产主义学派。在中苏联盟破裂之后,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均表示只有自己才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宣称毛泽东将“马列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进而宣称毛在基础上将马列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予以更新,以便运用于全世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近似于毛泽东主义)”这一术语,也逐渐地被用于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及同情中共的各国政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毛去世后,美国的毛主义者联合美国的革命共产党,创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这一术语,并认为毛泽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更先进的阶段。朝鲜官方于1977年起用主体思想取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词汇,后者不再扮演重要角色。不过,朝鲜政府仍时而因为其政治、经济结构,而被描述为“马列主义者”(更常见的说法是“斯大林主义者”)。

使用现状

绝大多数共产党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尊为基本的意识形态,尽管其中有许多政党根据政治环境的新需要而对此主义进行了修改。有些共产党,特别是与欧洲共产主义联合的政党,有意地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保持距离,在许多情况下都不让此词出现在官方文件中。他们中的一部分开始自认定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避免后者带来的历史蕴涵。不少政党在党名上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示与本国的其它共产党(往往可能被前者视为是修正主义者)相区别。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里,最常见的是那些基于反修正主义传统而产生的政党,例如毛主义政党和霍查主义政党。关于描述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思想,有许多复杂的术语,这些术语在非学界的使用非常混乱。不熟悉对共产主义理念的细节的人(例如许多报社或其它媒体),常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万能同义词,在指代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学派时,都可以用上它。

应用实例

嬴嘉利在解读刘周“国际共运史赞并序”一文的思想内涵中指出:“国际共运史赞并序”提出了如下几个新的理论命题,1.市场与产品的背反律 作者写道:“彼背反律者,乃谓生产愈发展产品愈增多,产品市场之负载能力相对产品之增多而愈缩减也。”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现实。其结果就是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产品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存在也正好反证了“背反律”的成立。

2.市场在空间(地域)形式上的扩张。作者写道:“夫对抗此一背反律者,市场在空间(地域)形式上之扩张也。此亦为资本各国消除经济危机之根本途径也。”因有市场与产品的背反律的存在,便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而要抵制由产品增多带来的本国(本地区)市场的相对缩小,就必须去开拓更广阔的国外市场。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市场在空间(地域)形式上的扩张,就很自然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消除经济危机的一种根本途径。当经济危机来临时,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把抢夺占领更多的国外市场,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支柱;历次经济危机都曾引发资本国家的大规模的市场争夺———这些历史事实都是有力的证明。3.资本主义本身即意味着战争。作者写道:“故谓市场扩张者,乃资本主义之天性也,以战争而服务于市场扩张者,亦为资本主义之天性也。”追求尽可能大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内容,而在扩张市场过程中产生的争夺,则是现代战争产生的主要根源。两次世界大战都由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所引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作者说“以战争服务于市场扩张是资本主义的天性。”这是对列宁所讲“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一命题的引伸与发展。4.资本主义灭亡的度 作者写道:“故谓此种(市场)扩张达于某一极限,即资本主义市场达于真正之世界市场,而无可供扩张之空间(地域)之时,世界性不可消除之经济危机,必致彼资本制度之最后灭亡也。是则为资本主义灭亡之度也。”市场成为真正的世界市场,而再无可供扩张的空间(地域)之时,就是资本主义无法运用“市场在空间(地域)形式上的扩张”这一武器,来抵制和消除其周期性经济危机之时。而在这时,伴随经济危机而来的战争和各种社会危机亦将空前爆发,现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体制将很难避免崩溃和消亡的命运。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灭亡的“度”。

详细内容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包括科学世界观、社会历史发展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的总称在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但内容受到歪曲,马克思对此提出尖锐批评。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一词始见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1924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列宁主义,并把它定义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是很丰富的。构成列宁主义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6个方面:帝国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

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源于拉丁文。是一种经济社会学思想,主张或提倡整个社会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作了科学解释,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而且社会主义需要有发达的资本主义作基础才能实现。

三个代表

三、“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是什么?

1、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2、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3、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挹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理论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新贡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概括,标志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的统一与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现实意义。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集中概括了我们党和国家全部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包括一切工作的根本方向、根本准则、根本依据,是指引我们党和国家新世纪伟大进军的行动指南。

怎样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1、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2、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

3、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并不断增强党的活力。

4、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

5、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提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井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人类又来到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 篇2

斯大林1879年出生于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他开始参加革命运动是在1898年左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在1903年后成立的,斯大林作为高加索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坚持活动。1905年12月,斯大林首次在芬兰塔莫夫斯召开布尔什维克全国代表会议的时候与列宁相见。后来他脱离了高加索的系列活动,参加到党中央的工作中。1912年1月之后的“布拉格代表会议”,斯大林被补选成为了党的中央委员,同年4月来到首都彼得堡,开始担任《真理报》的编辑等党中央的工作。在此期间,斯大林在1912年12月来到了波兰的克拉科夫,即列宁当时流亡的地方。之后1913年年初,他在列宁的指导下完成了《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文的写作。由此,斯大林得到了所谓的“民族问题专家”的这一称号。

斯大林认为:民族就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他不承认民族是存在于资本主义之前的。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有着十分严重的缺陷,并且与列宁的民族观点相差甚远,可以说就是考茨基帝国主义定义的副本。列宁在这里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发达区域……是根本要不得的。”斯大林无视了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对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压迫,他固执地认为推翻了封建农奴主的政策并确立自由就意味着已经消灭了民族压迫并为民族自由创造了实际条件。而在二月革命之后,斯大林在帝国主义和民族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混乱,暴露了被称为“民族问题专家”的他,在理论方面的局限性。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人民委员会议,在彼得堡成立了。但是由于民族问题与该民族内部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搅在一起,或同从东方和西方打进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缘故,出现了“布尔什维克想用强迫手段在柏林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等流言。这一期间,列宁一直担任领导,严格贯穿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对外政策。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在阿富汗、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邻国关系上,废除了沙皇俄国时代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特权,真心实意地为建立独立、平等、友好的关系而努力奋斗。但是斯大林本身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倾向并未得到解决。

1919年的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十分谨慎地处理。像大俄罗斯人这样的民族,更是需要十分慎重。因为这样的民族曾经引起过所有其他民族发自灵魂的切齿的痛恨。”列宁认为,正是因为“大俄罗斯民族”有过长期压迫各民族的历史,所以对于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要引起十分的重视,同时也要特别慎重地对待这样的民族问题。然而到了1922年,列宁因病情无法重返莫斯科主持工作,继而由斯大林任领导人,从而开始了不可收拾的斯大林的大国主义。

二、列宁对斯大林大国主义的预警

自1922年5月起,列宁由于疾病,一直在哥尔克村治疗。在此期间列宁发觉,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已经发展到对社会主义和革命来说不能不管的境地了。列宁由此警觉,并展开了针对斯大林这种大国主义的斗争。

比列宁预计还要严重的是,当时斯大林凭借自己在中央领导机关占有的多数支持,排除了关于“自治化计划”的反对意见。列宁以最快的速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在信里表示:“我们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共和国相等,并且,我们将与他们的新同盟结合在一起。”斯大林虽然对列宁的态度有所抗拒,但是最后还是让了步。于是,列宁计划对斯大林的大国主义进行彻底根除。

可惜,天不遂人愿,列宁在病痛的持续折磨和加重下,终于在1923年8月卧床不起,没能实现这个彻底根除斯大林大国主义的计划。但列宁并没有放弃战斗,他在1922年10月,党的中央委员会讨论组成苏维埃联盟的问题时,假借自己时下的牙疼问题,写下了“备忘录”送给了当时的政治局:“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决一死战。讨厌的那颗蛀牙一旦治好,我就要用我这满口的好牙吃掉它。”

1922年12月,列宁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斯大林以统一社会主义共和国为借口,打压苏联境内异民族并侵犯他们的权利的做法。在一份口述信件中,列宁表示,党中央委员会势必存在着分裂的危机,有可能在列宁死后发生。这是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联系。并且表示出了对斯大林的深刻评价:“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利,我没有把握。”在1922年4月就担任总书记的斯大林,在任命8个月后就让列宁的担忧成为了事实。而之后的十天,列宁建议,要求代表大会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这一职。他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职位上便是完全不可以容忍的。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另外选定一个人当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要强过他,就是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1923年,列宁由于再次发病,没办法参加俄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而使得斯大林的大国主义不曾受到根本的打击。

如此,列宁的晚年不得不同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决一死战”。

三、列宁晚年与斯大林的“决一死战”

由于发生了奥尔忠尼启则的暴力事件,列宁指出第一个应该负责的人就是斯大林,他认为斯大林的急躁和专制起了不好的影响和作用;第二,需要负责的则是奥尔忠尼启则,他没有尽到克制自己的义务,不应该借口发怒;第三,则是捷尔任斯基对这一实践的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态度,从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过失。

而事实上,斯大林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却给他们扣上了“社会民族主义”的帽子,甚至使用了暴力,却是因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人基于民族独立的原则不赞成统一计划。富奇耶娃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列宁气愤地说,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公然在公开集会上使用了‘毫不姑息地揭发、根除民族主义的情绪’这一措辞,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绝大部分中央委员使用了‘倾向分子’这一侮辱性的用语”。然而,即便受到了列宁如此严厉的批评,斯大林等大国主义者们,仍然一面口口声声称社会主义的“同志”,一面却为所欲为。

列宁在1922年12月31日傍晚,口授了最后一部分信件。列宁建议“应当保留和巩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时,他主张在这时应该采取特别的警惕措施,忠诚地、策略地同借口在各个领域里面的业务与制度“统一”而造成的大量“真正的俄罗斯式的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列宁说道:“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对待格鲁吉亚问题的态度上,一句也没有指责穆迪瓦尼尔等格鲁吉亚的共产党领导人,而是用了关心和让步的态度处理此事件,并指责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为首的“大俄罗斯式的”压迫方式。重要的是,列宁最后是站在同帝国主义规模斗争这个高度来看这个问题的,为了肩负起解放世界民族的重担,对斯大林的大国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此之后,列宁亲自重新调查格鲁吉亚问题,排除斯大林等人的重重阻挠,并就斯大林辱骂克鲁布斯卡娅问题给斯大林下了最后通牒,要斯大林斟酌,是赔礼道歉还是断绝同列宁的关系。之后,他对格鲁吉亚党员们表示,关于奥尔忠尼启则的那些粗暴行径,对于斯大林的做法十分愤慨。列宁在重新调查取证之后,决定在即将举行的第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把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危险的大国主义消灭在萌芽状态。令人惋惜的是,列宁的病情急转直下,右半身逐渐瘫痪,丧失说话能力,虽然几度康复,却再也未能回到政治活动中来。

随后的日子里,列宁的宝贵的指导意见被以斯大林为首的各种党代表会议一次又一次地埋葬,未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而斯大林的各种诡辩完全颠倒了之前列宁对他的批判。

四、结语

列宁晚年时期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与困扰,但是却仍然坚持活跃在党政工作的第一线,负起了党政工作的责任,这是令人钦佩的。虽然列宁在这一时期对斯大林也好,对当时的政党和国家也好,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指导意见,可惜都没有被以斯大林为首的大国主义者们所重视并兑现,继而使得恶果开花,为斯大林以及苏联党的悲剧和之后的苏共解散乃至苏联解体埋下了罪恶的种子。所以说,斯大林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列宁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

如果不是因为列宁在其晚年受病痛困扰失去了工作能力,或许苏维埃领导阶级出现的一些矛盾和分歧就会有不一样的发展轨迹。而斯大林等人的大国主义之根也不会迅速发展。可是这些事情的发展都是苏维埃成长发展所经历的必然路线和现实结果。理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正确地对待政治领导权利之间的事件、矛盾或者纷争都能起到经验借鉴的作用。为我们以后建设更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维护有积极促进意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

[2]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9.

[3]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

[4]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8.

[5]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9.

[6]胡林辉.列宁晚年对斯大林工作的六大批评[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7(06):34-35.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探析 篇3

[摘要]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形式,将其推向深入:批判错误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指明方向;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建设,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提供组织保障;强调注入性与引导性相统一,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确立基本原则;推进马克思主义“四进入”,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扩展实现途径。

[关键词]列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灌输理论

[中图分类号]A2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6.005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问题。列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宣讲、对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开拓性的革命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由仅被少数人所理解到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列宁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概念,但在其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经历了由革命家群体首先接受到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的传播过程、由革命理论到革命实践的发展过程,以及由国内到国外的影响过程。所以,列宁以自身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早期探索并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批判错误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指明方向列宁十分重视科学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指导作用,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1]241,强调是否掌握革命理论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的生死存亡,把理论看成是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锐利武器,非常注重对无产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结合。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结合,首要的问题是要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冒牌的马克思主义、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或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辨析。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出现过不少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列宁通过批判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全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指明了正确方向。

首先,列宁既反对民粹主义,又反对孟什维克主义,强调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核心。产生于俄国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粹派,曾经希望借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揭露,结合俄国国情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民粹派过分强调俄国社会发展中的主观意志,试图以俄国封建制为基础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跨越。1890年代,由民粹派演变而来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试图继续维护俄国封建制度,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中,对民粹派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批判,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强调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说明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列宁在批判民粹派、强调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并不认为无产阶级应该被动地追随资产阶级,而认为掌握了先进理论、明确了革命前途、具有先进性的无产阶级应该取代软弱的资产阶级,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在出现有利时机和条件时,引导革命向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才是既尊重了俄国社会现实,又发挥了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作用,才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正确理解和运用。为此,列宁同教条式地理解无产阶级革命条件、被动追随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主义在革命领导权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等方面展开了论战,并通过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对孟什维克主义进行了有力批判,结合俄国革命实际传播了唯物辩证法思想,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大众化的核心是唯物辩证法的大众化。

其次,列宁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强调对社会主义方向和无产阶级革命性的坚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内容。在反对民粹主义时,列宁曾经与“合法马克思主义”结成联盟,并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但当列宁发现“合法马克思主义”要“腐蚀社会主义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也就否认它的生存权”[1]305,事实是在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时,列宁则毫不犹豫地与之决裂,明确表示俄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肯定资本主义的目的是否定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实践方向。列宁不仅领导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工党对外与“合法马克思主义”做斗争,而且对内与“盲目地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片面强调经济斗争的意义和作用,否认政治斗争、思想理论和政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醉心于细小的改良运动”的“经济主义”做斗争,强调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作虽包括经济斗争,但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斗争,而“应该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1]342,最终通过革命实现对专制政府和旧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列宁坚信,使广大群众坚持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是变革旧制度的主体性要求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内容。

再次,列宁反对经验批判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原则。早在1905年,列宁就认识到党的出版物应该服务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整体要求,在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中一方面“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1]664,但同时“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1]663。所以,当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俄国经验批判主义者接连出版了许多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著作、认为马克思主义宣扬“神秘主义”和“二元论”、认为唯物主义已经被科学的最新成就所驳倒时,列宁不仅从哲学上批判了经验批判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实用主义真理观,而且针对波格丹诺夫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过时,而是需要补充”的说法,认为任何理论都体现着两个斗争着的党派,任何以无党派自居、超越二者的企图都是妄想,进而阐述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强调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因此,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方法和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样应该以党性原则为基本原则。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第6期赵华灵,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探析二、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建设,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提供组织保障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形成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但并非在大众中自发产生的,它本身并不能自动地进入到社会大众当中而直接实现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首先掌握,才能将其大众化到人民群众的头脑当中。为此,塑造素质优良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群体即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或者说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组织保障。

首先,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是取得人民群众认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列宁强调,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维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党派的尾巴,背叛‘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一伟大遗训”[1]284,“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1]404。正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具有推动无产阶级斗争的自觉性和防范工人运动软弱性的力量,才能够为无产阶级认同,并接受其理论和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其次,列宁强调加强党员监督,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组织保障。无产阶级政党由志同道合的大批党员组成,党员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实现结合这一使命的具体承担者和直接推动者,其能否秉承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直接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否实现。基于俄国专制制度的实际情况,列宁提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具备“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由少数人组成;应从事秘密的组织活动”的特质,因为职业革命家的政治组织会消除不同经济行业间的区别,便于扩大社会民主党影响群众的范围;党的成员由少数的先进分子组成并从事秘密活动,是在俄国专制制度下保证党组织安全性所必需的。但秘密的党组织及其成员是否会因为缺乏监督而丧失先进性,进而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能否和如何避免此类情况发生?列宁认为可以通过“极其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这样的组织原则,来“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1]419,即通过严格选拔和对成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培养,以保证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是在沙皇专制的俄国不可能有普遍民主监督情况下的特殊监督方式。

十月革命后,基于俄共(布)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党,党的组织和活动不再需要秘密进行,列宁提出和推进了加强党员思想教育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以保障党员先进性的新的监督方式。例如,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在起草俄共(布)党纲草案时就将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列为党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俄共(布)八大又专门制定了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提纲。之后,列宁在起草俄共(布)十大、十一大决议时又多次强调要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在组织建设方面,为保证党员质量和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列宁提出并实施了严格党员入党条件和手续、延长新党员预备期、清除不合格党员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具体措施,并建立监察机构以纯洁党的队伍,在1921年俄共(布)十大上成立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在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上成立了各级检察委员会,实施对党的内部监督,以保持党员先进性,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强调注入性与引导性相统一,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确立基本原则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广大群众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由革命家组织传递到广大群众中去,列宁提出了著名的“灌输理论”。1894 年和1900 年,列宁分别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明确指出,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到工人中去。1902 年 3 月,列宁在《怎么办?》中进一步对灌输的必要性进行了明确的阐述,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1]318,并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灌输的必要性:一是工人运动不可能自动产生科学社会主义;二是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理论中发展起来的;三是自发的工人运动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列宁的这些论述是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第一次对“灌输理论”进行的最全面、最具体的论述。

首先,列宁结合俄国实际和革命传统,着重强调灌输对俄国革命的重要性。列宁的灌输理论直接受到考茨基灌输思想的影响,认识到“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1]326,需要以一部分人借助科学知识对现实社会实现从现象到本质、再到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基础。同时列宁也看到,俄国革命有强调“少数人”的精英作用而忽视与民众相联系的历史传统,因此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就显得更为重要。

其次,列宁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目的,强调灌输是注入性与引导性的统一。列宁在《怎么办?》中侧重强调了灌输的注入性和工人在灌输中的受动性,之后又对此进行过解释,认为是自己反对“经济派”在工人中极力鼓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贬低理论指导作用而采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行为,并将此比喻为:“经济派把木棍弄弯到一边去了。要弄直木棍,就必须使木棍弯到另一边,我做了这件事”[2],但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对单向注入的过分倚重。其实,列宁的灌输理论不仅强调革命家组织在灌输中具有一定的主动地位,更强调灌输的目的是使人民群众接受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而了解本阶级的利益、前途和使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灌输的形式既可能是注入式的,更多则是结合人民的实际情况,通过说明和解释等方式引导工人使之了解斗争的意义,通过教育和引导使大家接受和了解马克思主义。

四、推进马克思主义“四进入”,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拓展实现途径列宁通过推动马恩经典著作出版、创办报刊杂志、兴办大众文艺、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构等,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大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从1890年代开始,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就同列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列宁在萨马拉时就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俄文,译本以手稿的形式流传。列宁在1895年写作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著作在向俄国读者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著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列宁主编出版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905)、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1906),以及给库格曼和左尔格的信,以使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具体指导俄国1905年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又领导俄共(布)收集、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重要著作都有了俄译本,为在俄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提供了文本基础。

此外,列宁的整个革命生涯也与革命报刊的创办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早期传播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者与合法马克思主义结成联盟,从而能够出版各种揭露性的革命刊物,“这种揭露性的出版物不仅在某一传单所抨击的那个工厂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在所有听到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工厂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种方式“成为唤起阶级意识、开展工会斗争和传播社会主义的起点”[1]341。之后,列宁又把《火星报》的创办作为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的组织和思想基础,希望通过全国性政治报纸的创办把全党的力量凝结起来,并且成为面向“全民的揭露的讲坛”[1]372。当《火星报》一度为孟什维克派所把持、布尔什维克难以宣传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时,列宁又提议创办了《前进报》,把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反对机会主义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列宁又推动创办了《无产者报》,整顿了《新生活报》,并具体指导了《真理报》的工作。

列宁对电影等大众文艺事业也十分关心。列宁尤其认识到电影这种生动、通俗的表现形式容易被群众广泛理解和接受的特点,故而把电影看成教育群众的有力工具,并推动、扶持苏联电影事业的发展。列宁曾说,“所有艺术中最重要的是电影”[3]594,并在1919年俄共(布)八大上把电影和学校、图书馆等一起列入教育手段。为充分发挥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列宁重视电影院的普及,关注偏远的农村地区的电影院兴建,并命令各车站设立士兵电影院。为此,当时还发明了“鼓动列车”等装载简单电影放映设备的车辆,具有了在乡村为群众流动放映电影的能力,并因此“使我们的宣传将会特别有效”[3]383。

列宁在苏维埃俄国推动并指导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机构,1918年成立了俄国社会主义科学院,1921年成立了俄国马克思恩格斯学院(1931年与列宁学院合并),使之成为研究、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专门机构,该机构有计划、大规模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有力推动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平台。

此外,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持续推进,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另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而国家和人民对理论的需要则在于理论对人民利益的关注程度、对人民困惑的解答程度、对群众问题的解决程度。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并指导俄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了人民利益,满足了人民需求,人民通过成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更加认同指导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成功,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国内的大众化,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由国内推向国际,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了解和接受,以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十月革命胜利影响下的直接成果,更是列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一大亮点。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41.

[2]约夫楚克,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236.

列宁主义再认识 篇4

高放

2013-2-15 19:57:49 来源:《探索》(重庆)2008年4期

作者简介:高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实际上是形成于不同时间、地点,基于不同世情与国情的两个主义。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新贡献在于探索落后国家如何逐步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可以给列宁主义以新的定义,即:列宁主义是列宁探索由俄国革命带头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纵观列宁一生所做的主要大事以及他的思想体系,既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是”与“得”,也有照搬甚至违背马克思主义之“非”与“失”,总的看来,是多于非,得大于失。

关 键 词: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 列宁 斯大林 社会主义 苏联模式

一、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两个主义,不是一个主义

“列宁主义”一词最初是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由党内少数派即孟什维克派首领马尔托夫最早使用,后来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人也用过,都是作为贬义词用以指责列宁。列宁从来反对“列宁主义”这种提法。他作为党内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派的首领,总是用“布尔什维主义”来表达多数派的思想观点。到1923年列宁病危之际才由他的战友加米涅夫将“列宁主义”作为褒义词在一篇文章中使用。到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之后,党中央在讣告中郑重正式提出“列宁主义”,而且把“列宁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并列。盖棺论定,列宁一生在理论上的贡献用“列宁主义”来概括是符合实际、很有必要的。

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那是1924年7月共产国际五大在文件中才出现,旨在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联结为统一的先进理论,要求各国共产党进行宣传和学习。这里还要顺便指出:在外文中,“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二词多是用一个连字符联结为一体,准确的中文译法应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连采用很多汉字的日文也是在这二词之间加进一个中圆点,译为中文应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只有在中文中,人们才简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更简称为“马列主义”。这种广为流行的不精确的译法,易被误解为“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一个主义。实际上,这两者是形成于不同时间、地点,基于不同世情与国情的两个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只有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才能最终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在这个基本点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下叶一直认为世界共产主义将由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德三国无产阶级革命带头来实现,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到20世纪初,时过境迁,世界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俄国成为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集中点和薄弱环节,列宁认为世界革命将由俄国革命带头来实现。而俄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又长期面临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和干涉,它要带头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逆水行舟,逆流而进,有很多新难题。列宁主义就是试图解决这些新难题的理论结晶。所以,“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既有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又更有两相区别的理论观点。两者都是科学真理,都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两者又都有真理的相对性。当今我们要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善于将其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理论与当今时代特点、世界形势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同时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

二、什么是列宁主义

究竟什么是列宁主义呢?在列宁逝世后,苏共中央领导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以及一些理论界权威人士当即各自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观点与表述并不一致。但是随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盛行,长期以来人们都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在1924年4月间发表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的说法作为准绳。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在教学中一直都引用并讲解这句经典名言。现在看来,这个定义的内涵过于狭窄,其适用范围又过于宽广。定义只提到政治方面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而探索落后国家如何采用新经济政策等等来逐步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正是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新贡献。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的适用范围不仅限于落后国家,而且包括整个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一切国家。其实列宁所强调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几十年来的实践和当今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态势都证明,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行不通的。我认为列宁主义是列宁从1893年到1923年这30年间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群众革命运动相结合的理论创新的思想体系。依照我个人的研究心得,我认为应该给列宁主义下个新的定义,即:列宁主义是列宁探索由俄国革命带头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

俄国从1547年起建立沙皇君主专制制度,历经留里克和罗曼诺夫两个王朝,先后由22个沙皇统治370年之久。1861年从上而下废除农奴制度后,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迅速。19世纪80年代开始工人运动高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1898年建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即遭到沙皇专制政府取缔。1903年列宁等人在国外重新建党。1905年爆发第一次民主革命,党积极参与领导,失败后党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到1917年2月俄国工农大众取得第二次民主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列宁主张因势利导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经过八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经历三年内战与外战,打败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十四国外国武装干涉者,终于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随后逐步恢复了国民经济,使俄国走上和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路。列宁晚年又提出落后国家逐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径。十月革命后列宁还努力开展世界苏维埃运动,想在众多国家都推行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并且组成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然而从1918-1923年在芬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有的只存在十几天,最长的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也只坚持133天,先后都失败了。1924年列宁才54岁,过早病逝!也是这一年,世界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时期。

由上述可见,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时,列宁还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和夺取政权的理论付诸实践,取得胜利。直到1923年列宁进一步探索了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带头推进世界革命,才使列宁主义成为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

三、列宁思想体系的是非得失

纵观列宁一生,主要是做了四件大事:第一,建立先进的工人政党;第二,由党领导群众夺取政权;第三,依靠工农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第四,推进世界革命,帮助其他国家建党、开展革命斗争。在这四件大事中,列宁都有独特的新贡献,都取得重大的成就,又都难免有欠缺和过失。我认为,当今我们要联系列宁所做的这四件大事,从双重意义上来具体剖析列宁思想体系的是非得失,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是”与“得”,照搬甚至违背马克思主义之“非”与“失”。

第一,建立先进的工人政党。列宁在俄国建立了工人阶级政党,考虑到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大国,列宁的建党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当时十分强调集中制和组织的严格纪律性,要建立一个革命家组织,要求党员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到1920年战争结束,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列宁就提出“工人民主制”,这比民主集中制是更准确的提法,可惜来不及明确写进党章,这样就给党留下隐患,后来在实践中长期造成集中压倒了民主,党内民主甚至被破坏殆尽。十月革命后,列宁坚持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从1918到1925年,每年都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重大决策都在代表大会上作出,党中央内部有不同意见可以在代表大会上另作一个副报告来反对正报告(1925年以后党代会年会制被破坏)。1920年列宁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它与中央委员会平行,专门监督中央委员会,避免中央委员特别是总书记滥用权力(1934年以后中监委改为隶属中央委员会领导)。但是,列宁在建党方面也存在不足,列宁靠他个人的声望来领导党,又强调党的集体领导,没有设党中央主席一职,却又在1922年4月5日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设总书记一职。总书记本来只是党中央书记处的首脑,而并非党中央第一把手的职称。俄共(布)当初设总书记本来是为了实行党政分开,总书记不在政府兼职(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不再兼任政府民族人民委员),专职管党的建设工作。由于党中央没有设主席一职,在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就便于总书记个人独揽大权,最终使总书记一职成为共产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务。后来到1941年斯大林又发展为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三制”显然是沙皇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渗透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来的毒瘤,留下了严重后患,又给国际共运造成深重消极影响。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理应吸取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实行权力制约制、职务任期制与民主选举制。

第二,由党领导群众夺取政权。列宁主张党要领导群众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采用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办法,在和平过渡无望的情况下,要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列宁认为,在俄国要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夺取政权以后,要经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同时坚持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实现的原则,即民主选举产生领导干部,反对官员特权。但是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1]。在列宁领导这六年中,苏维埃政权已屡屡发生破坏民主与法制的事件,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受到颇多限制。1919年7月31日他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就是坚持***,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营地。”[2]十月革命后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些主张改良主义路线的社会主义政党要求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成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时,列宁断然拒绝。这种“***”的思想是唯我独“社”(社会主义),非我即“资”(资本主义)。列宁对西方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也是视之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和无产阶级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和“绊脚石”,拒不与之合作。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党政治常规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主张共产党要联合其他工人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政党政治的常规是多党制。西方资本主义多党制又可细分为三种模式:一党独大,一党长期执政,如日本自民党;两党双大,两党轮流执政,如英国、美国;各党都不大,多党联合执政,如法国、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一种既继承又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新型社会主义多党制:从1917年12月起苏俄实行过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并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两党合作联合执政,到1918年春还实行过俄共(布)领导并与俄国民粹主义共产党和俄国革命共产党的三党合作联合执政。可惜列宁未能坚持到底,随即这两个小共产党都合并到俄共(布)中来了。它们本来是从代表农民阶级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分化出来的,如果能够单独保存下来,建议它们合并为一个代表农民阶级的政党,譬如改名为俄国革命社会党,与俄共(布)长期合作,这样对于巩固工农联盟是大有好处的。后来实践证明,列宁开创的***制使苏共长期缺少其他政党监督,有错难改。

第三,依靠工农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列宁借用俄国工农创造的苏维埃政权,探索一条在经济文化落后但政治先进的国家可先夺取政权,依靠苏维埃政权来进行建设的道路。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就是第二个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工人政权的再现,他把苏维埃上升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依靠这个最高权力机关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总结巴黎公社废除常备军的经验教训,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之下建立一支常备军以保卫社会主义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创新。再者,俄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因此,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在国体上的创新;俄国又是一个俄罗斯民族不占多数的多民族的国家,所以,俄国的社会主义政权还应该以各民族联合为基础,采用联邦制的形式,这是在国家结构形式上的创新。列宁开辟了一条在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即“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3]。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加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4]。他主张,在落后国家应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对农民应该通过合作化来逐步实现公有制,特别是列宁晚年主张通过新经济政策来逐步通往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但是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犯了过“左”过急的错误。如1918-1920年把在战争环境下采取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凝固化、普遍化,取消货币,采取粮食征集制,实行实物平均分配,误以为用战时共产主义就可以一步登天,实现共产主义。1921年列宁就改正了这个错误,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以市场为基础”,通过竞争加速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到社会主义。可是到1929年斯大林就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开展全盘农业集体化,使经济发展大受挫折。十月革命后在战争环境中还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政治体制,这样是不利于政府独立自主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1922年列宁已认识到必须实行党政分开,但是来不及切实改正就过世了。后来以党代政的体制就更加严重了。

第四,推进世界革命,帮助其他国家建党、开展革命斗争。列宁在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认定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前夜。据此于1917年举行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的思想,在各大洲推进世界革命,形成世界苏维埃运动。为了推进世界革命,1919年成立了第三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总指挥部。191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后来在各国扶植建党,帮助其他国家开展革命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确有世界革命的思想,但是马克思反对输出革命,他认同某一个国家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主要是作为影响中心。但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俄国为中心实际变为指挥中心,控制中心,资助外国共产党闹革命,策动在其他国家搞暴力革命,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还要组成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大联邦。1922年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苏维埃本是一个俄文普通名词COBET的音译,意为“会议”,原指俄国工农在革命中开创的工农代表会议。苏联把“会议”一词列入国名,就是要把“苏维埃”推广到世界各国,还要各国都加入苏联。这显然是列宁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和新建立的共产党作了过高估计,同时也是列宁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和调节力估计不足,是列宁教条式地照搬甚至违背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的思想。现在看来,“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是带有浓厚政治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一种理论。

学理教条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和军事扩张主义的表现,可以说是苏联模式的三大病根。从列宁领导时期起,就开始受此影响,埋下了这些病根。如: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是受学理教条主义影响;坚持***是受封建专制主义影响;输出革命(如1920年进军波兰,1921年策动德国革命,1921年策动蒙古革命脱离中国)是受军事扩张主义影响。所幸的是,列宁原是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又流亡西欧十五年之久,他富有民主思想,长期经受过欧洲民主思想的洗礼,能够与时俱进,能够逐步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列宁思想体系既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之处,也有教条式照搬马克思主义,甚至违背马克思主义之处,总的看来,是多于非,得大于失。列宁主义探索由俄国革命带头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理论虽然直到后来也未能实现,但是它探索落后国家逐步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列宁留下的***的“遗产”,到后来党内民主被破坏殆尽,又演变为党内一派专政、领袖个人专政。苏共从20世纪30年代起培植了党政军官僚特权集团,其势力愈益增强,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左”的错误长期难改,促使1988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转向右的方面,终于酿成1991年苏联剧变的悲剧,使苏共完全被广大人民群众抛弃,悄然自行解散,从而自我葬送了列宁主义的成果,其深刻教训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4.[2]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26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篇5

❤哲学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意识和物质、精神和自然界,究竟谁是世界的本源,即物质和精神何者是第一性、何者是第二性的问题;其二,“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即思维能否认识或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

根据上述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不同回答,哲学可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对立的基本派别。唯物主义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物质,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物质的产物;唯心主义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精神,主张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物质是意识的产物。

❤可知论认为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不可知论认为世界是不能被人所认识或被完全认识的。

❤与哲学基本问题相一致,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历史唯心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辩证法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世界,认为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形而上学则主张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否认事物内部矛盾的存在和作用。只有既坚持唯物主义,又坚持辩证法,才能全面地认识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列宁对物质概念作了全面的科学的规定:“物质是标志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存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是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上来把握物质的。物质范畴是对物质世界多样性和统一性所作的最高的哲学概括。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它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可以为人的意识所反映。

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是物质世界的主观映像。❤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不仅自然界是物质的,人类社会也具有物质性,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世界是物质的,而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和根本属性。物质世界的运动是绝对的,而物质在运动过程中又有某种相对的静止。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物质运动与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割证明了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物质、运动、时间、空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构成社会的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推动社会运动的力量是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不断进行的社会实践,实践既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表现,也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根源,是人的生命表现和本质特性。

❤事物的普遍联系: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直接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联系具有客观性。联系具有普遍性。联系具有多样性。❤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动力,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在由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观规律等一系列规律和范畴构成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体系中,对立统一规律是其实质和核心。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事物始终在矛盾中运动。矛盾普遍存在,但不同事物的矛盾又是具体的、特殊的。矛盾的特殊性有三种情形:一是不同事物中的矛盾各有其特点,二是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特点,三是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

❤辩证否定观的基本内容是:一,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二,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三,否定是新旧事物联系的环节,新事物孕育产生于旧事物,新旧事物是通过否定环节联系起来的。四,辩证否定的实质是“扬弃”,即新事物对旧事物既批判又继承,既克服其消极因素又保留其积极因素。

❤唯物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方法。

❤基本范畴: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

第二章

❤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一,实践产生了认识的需要。二,实践为认识提供了可能。三,实践使认识得以产生和发展。四,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认识的不同回答:在认识的本质问题上,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一条是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路线,另一条是坚持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路线。唯物主义哲学坚持反映论的立场,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主观自生的,是“内心反省”的结果,是心灵的自由创造物。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上帝的启示或绝对精神的产物。虽然它们的说法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没有差别,都否认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坚持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真理与谬误:真理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这也是真理发展的规律。真理与谬误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主观是否与客观符合。符合的就是真理,不符合的就是谬误。

第三章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是解决其他社会历史观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两张根本对立的观点: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社会存在也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主要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生产方式,也包括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是辩证统一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表现在:首先,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性。其次,社会意识内部各种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各自具有的历史继承性。最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深刻地理解和掌握这一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一个过程,表现为二者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中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亦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个基本规律。深刻地理解和掌握这一规律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基础是指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在整个上层建筑中,政治上层建筑居主导地位,国家政权是核心。

国家的实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它是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为

维护其根本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强制性的暴力机关,以保障其在政治上也成为统治阶级。

❤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科学技术革命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首先,对生产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其二,改变了人们的劳动形式;其三,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导致产业结构发生变革。其次,对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最后,促成了思维方式的变革。❤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具有两重性:科学技术像一把双刃剑,既能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以造福于人类,同时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消极后果。一种情形是由于对自然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不够,或缺乏对科学技术消极后果的强有力的控制手段而产生的。还有一种情形与一定的社会制度有关。❤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

第四章

❤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形成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贯穿于整个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它既支配商品生产,又支配商品流通。

作用:一,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二,自发地刺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三,自发地调节社会收入的分配。价值规律在对经济活动进行自发调节时,必然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后果。一,可能导致垄断的发生,阻碍技术的进步。二,可能引起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一部分具有有利条件的生产者可能积累大量财富,而一部分处于不利地位的生产者可能亏损甚至破产。三,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社会资源在社会生产各个部门的配置,可能出现比例失调的状况,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区分剩余价值和利润: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资本家并不是把剩余价值看做可变资本的产物,而是把它看做全部垫付资本的产物或增加额,剩余价值便取得了利润的形态。当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时,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关系便被掩盖了。

第六章

❤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实行以发展商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政策,内容和意义:这一决定,表明了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对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走向省会注意的道路又有了新的认识,标志着列宁正在找一条符合俄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扭转了国家的严重危机,活跃了苏维埃的城乡经济,发展了生产,大大加强了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改善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生活。

❤社会主义的特征: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二,建立和完善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三,对个人消费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第四,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六,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

科学认识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 篇6

——兼析质疑列宁主义当代价值的种种观点

顾玉兰

【内容摘要】科学认识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迫切需要。列宁主义是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探索如何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它因帝国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有着重要的现时代意义。这主要表现为:列宁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有机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之路,为其后在中国的实践运用中产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基本走向及其实现路径,为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关键词】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现代文明

【作者简介】顾玉兰,盐城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党总支书记,河海大学硕士生导师、博士、教授。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国内社会思想文化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多变的特点。在这一大时代背景下,旗帜问题、方向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当代中国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聚焦点。理论界责无旁贷的使命就是要从多个角度论证为什么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这首先需要我们真正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要科学认识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这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否定和曲解列宁主义的种种观点进行客观评析,并在此基础上正确阐释列宁主义的本质及当代价值。

一、对质疑列宁主义当代价值种种观点的评析

列宁主义是否具有重要的现时代价值?这本来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党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放在一起,合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就充分肯定了列宁主义的现时代价值。

然而,从国内到国外,从思想界到学术界,一直存有怀疑或否定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的声音。就国内而言,如20 世纪末,有一部分人就认为,可以研究马克思,也可以研究邓小平(毫无疑问,马克思、邓小平都应该认真研究),就是没有必要研究列宁。理由是:列宁主张搞革命和专政,不适合当代中国。这种观点至少有两方面认识不正确:一是割裂了马克思、列宁、邓小平三者之间的联系,未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三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二是片面地理解了列宁主义,未认识到列宁主义的根本宗旨在于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它不仅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理论,也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理论。为了澄清这些错误认识,笔者潜心研读了列宁的文稿、书信、笔记,并从社会发展理论层面对列宁主义进行了新的解读,完成了20 多万字的学术专著《列宁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与此同时,学界也有不少同志从不同角度重点研究了列宁晚期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思想,形成了一系列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如俞良早的《邓小平理论与列宁后期思想》、王东的《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王邦佐和柳振铎的《列宁晚期政治思想研究》、徐博涵的《一份珍贵的理论遗产——列宁晚期思想研究》、詹一之的《论列宁的社会主义道路》等等。学界同仁的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列宁主义的传统看法。尤其可喜的是,现在愈来愈多的人逐渐认识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列宁,需要列宁主义。这是值得庆幸的一面。然而,这种喜人景象并不能遮蔽令人担忧的一面。

目前,除了还有不少人对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缺乏足够认识外,还有人居心叵测地利用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中的言论攻击列宁主义,称列宁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异端。

前者主要表现为:有些人认为,苏联是列宁缔造的,既然苏联解体了,苏联共产党瓦解了,列宁的事业在俄罗斯已经化为乌有,那么再谈列宁主义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还有些人认为,我们可以提“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没有必要提“坚持列宁主义”。第一种看法的错误在于,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抛弃了列宁主义,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航向。第二种看法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用心则在于试图通过否定列宁主义来否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因为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紧密相连的,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正是列宁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之路,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富有永久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至于后者,即所谓“异端”说,称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国同时胜利”论的“一种异端”。其所给出的论据就是普列汉诺夫在其《政治遗嘱》中谈到列宁时所说的这么一段话:“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著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①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指责列宁不该在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发动十月革命。而列宁则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所谓“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观点作了批判。列宁认为,“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②。因此,所谓的“异端”说其实只是在重复80 多年前列宁就已经批判过的第二国际英雄们的陈腐观点。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批驳它,主要是因为这种观点在当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蛊惑性。

审视国外列宁主义研究起伏跌宕的历程,我们注意到在国外学者中同样存在着对列宁的否定和对列宁主义的种种曲解以及对列宁主义当代价值的藐视。如冷战期间,西方曾出现过一股研究列宁主义的狂热,产生了以否定列宁主义为基调的所谓西方“列宁学”。该思潮以列宁主义及列宁著作、列宁与先驱及同时代学者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企图通过研究全部地或部分地否定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杰出继承人的列宁和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它不仅攻击列宁主义和列宁的理论活动,还有意制造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并且断定列宁主义的本质是集权主义,否定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意义,认为它充其量不过是落后的农民俄国的产物,最多只适用于东方的落后国家,而不适用于西方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冷战后,西方列宁主义研究一度沉寂。近年来又有复兴迹象,出现了赞成“重读列宁”的倾向。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重读列宁”的呼声中却隐含着将列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中抽离出来的危险。如拉尔斯•利赫(Lars Lih)所著的《重新发现的列宁:历史背景中的怎么办?》(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和齐泽克(Slavoj Zizek)等人所编写的《搬出列宁:走向真理政治学》(Lenin Reloaded: Toward a Politics of Truth),这两部著作都在暗中强化了或自觉不自觉地老调重弹了马克思学神话中所假定的列宁的事业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距离。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代政治语境中,很多西方“左派”讨论政治战略与社会主义时避而不谈列宁。即使是那些仍然愿意诉诸列宁的激进“左派”也对列宁的理论洞见与政治创建无动于衷③。

对于列宁主义在西方所受到的如此种种待遇,我们应当作出理性思考:(1)列宁主义在西方为什么会遭到资产阶级政府及其御用学者的否定与攻击?原因在于列宁主义是关于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学说,资产阶级害怕它。(2)列宁主义在西方为什么又得以复兴?原因在于列宁主义是革命和建设学说,具有巨大的认识功能和实践(改造)功能,有人需要它。(3)列宁主义为什么会一再地被引起争论?原因在于有人需要它但也有人害怕它。而“来自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阵营对马列主义的一再打击和否定,难道不正是强烈地表现了它那不可遏制的蓬勃的生命力吗?难道不是再鲜明不过地体现了它那穿越时空的巨大影响和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吗?”④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针对西方学界如此种种否定列宁、曲解列宁主义和藐视列宁主义当代价值的思想观点和错误倾向,作出我们的回应:坚持把列宁主义看作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理想和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⑤,并对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作出进一步解读,形成科学的认识。

二、列宁主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应当请教马克思”,这是列宁最喜欢的口头语。每当需要解决革命运动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时候,列宁就向马克思请教。然而,列宁并不是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以自己大量的理论活动和实际活动表明:对于他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⑥列宁时刻谨记并自觉践行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贯教导: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⑦。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列宁给自己以及各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基本要求。“列宁一再强调说,要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把马克思在1850 年写的关于德国的话,应用到1905 年的俄国。抽象的真理是不存在的,真理总是具体的。应当研究具体的情况,并用马克思的方法来解决俄国革命提出的新问题。”⑧因此,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紧紧抓住时代特征与客观具体实际,大胆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寻找正确的发展道路,这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理论特色。列宁主义在自由资本主义上升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深刻剖析,揭示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列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出发,结合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新特点,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发展。他客观地分析道,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三种固有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宗主国资产阶级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以及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尖锐了。新科技革命(电气化)已经使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这时,世界已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完毕,帝国主义为了重新瓜分势力范围只有发动世界大战。战争必然引起革命。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必然使帝国主义葬身火海。因此,列宁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条件,提出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只要处于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具备了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就可以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用革命手段先取得政权,创造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再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政权的领导下,发展经济和文化,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十月革命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使社会主义由科学理论变成鲜活现实的。

在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的一个革命性飞跃。它无疑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不仅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设想的正确性,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当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更突出地表现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方面。如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遇到过的,因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他们除了在对未来社会设想中提出一般性原则之外,便没有提供给后来社会主义实践者任何可资借鉴的东西了。列宁在经过了极其艰难的探索之后,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1)提出在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合作制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应当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并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2)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当放开市场,发展商品交换,由国家来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作为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作为工农联盟和各种经济成分的结合点;(3)提出必须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文化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4)制定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的方针政策,主张吸收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利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新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5)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整顿改革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列宁的这些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给人们全面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启示。

三、列宁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之路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和发展自身的必由之路。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不仅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更高更新阶段,而且在于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尤其是不发达国家)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唯一现实道路。这条道路的最根本特征,就是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过程。”⑨列宁主义不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之路,而且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系列重大课题,尤其是解决了以下三大课题:(1)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把握民族发展的历史机遇,即解决民族的“出路”问题;(2)把握前进与后退的辩证法,走历史曲折发展之路;(3)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创新理论,形成有特色的思想体系⑩。因此,列宁主义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之路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

列宁主义的本质和精髓,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及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它的主要内容“是在解决俄国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适合俄国实际的科学理论。”[11]正如原苏联学者高里科夫所言:“列宁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不仅表面上懂得,即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而且掌握了马克思的方法,即把科学社会主义一般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当时俄国的具体历史情况。”[12]

列宁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俄国革命与建设的问题。俄国是一个小农占大多数、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并没有把俄国纳入他们的视野。他们宣布,《资本论》所揭示的原理,只适用于西欧。在一个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因之,列宁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3]而所谓“具体地运用”马克思的理论,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从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农民问题是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与建设首先遇到的问题。于是,列宁就从这一实际出发,在革命前,提出“工农民主专政”;在夺取政权后,又提出实行新经济政策。

列宁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俄国革命便不会成功。1905 年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农民没有行动。十月革命能够取得胜利,正是由于它满足了农民对于“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1918-1920 年的三年国内战争也是在农民的支持下取得胜利的。农民支持与否,直接决定革命成败。因此,当农民反对余粮收集制时,列宁对农民作出了让步,放弃了军事共产主义,改行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电气化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坚持从农民占多数、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情出发,尽可能地考虑农民的利益,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在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适应小农生产力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从农民(农业)问题入手,然后解决轻工业、重工业问题,这是列宁论述苏俄经济建设问题的基本思路。关注农民问题,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农民问题,这是列宁主义作为俄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体现。

列宁主义的俄国特色还体现在基于对俄国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所提出的发展模式上。列宁把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社会实际,客观地分析了俄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俄国社会正处于相当长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的论断。不仅如此,他还运用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分析了过渡时期一般存在的“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的斗争”在俄国的具体表现,并且多次强调指出,俄国过渡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就在于“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落后的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特殊性在经济领域具体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私人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矛盾;在政治领域具体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则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先进的思想文化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思想文化之间的矛盾。俄国过渡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和基本路径,即在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社会发展创造的政治前提下,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同时通过文化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实现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全面发展,从而为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不断创造条件。

四、列宁主义是其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

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建设好社会主义?这对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为了解决这一现实课题,列宁作过极其艰辛的探索。他曾把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称为最重要最困难的事业,但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则得出结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14]。这表明,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列宁就在着手解决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对列宁的探索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反思我国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后,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15]。列宁的思路(新经济政策的神髓)就是“从现实生活中找出路”,亦即立足于俄国社会具体实际寻找现实的发展道路。循着这一思路,列宁进行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实践,为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为了“从现实生活中找出路”,首先必须全面地认识国情。列宁认为,全面地认识国情,是正确地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前提条件。鉴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存有差异,它们的发展道路必定带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对俄国国情的全面认识有两个视角:一是国际视角,即将俄国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较;二是国内视角,即对俄国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深层次分析。运用前一个视角分析俄国社会,列宁获得的基本认识是:尽管俄国自19 世纪60 年代废除农奴制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并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许多重要的方面依然比较落后。关于这一点,他在《论粮食税》中针对布哈林的错误观点陈述过非常精当的看法。他说:“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16]运用后一个视角分析俄国社会,列宁认识到:俄国是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在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小农经济占优势地位。把这两方面分析所获得的认识综合起来,列宁提出了关于俄国社会所处历史方位的基本观点:俄国正处在一个相当长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它“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是个介于西方文明国家与东方落后国家之间的国家[17]。这一特殊性也就决定了俄国只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等中间环节,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然而,当时俄共(布)党内有很多同志并不理解这一特殊性,因此列宁特别强调指出,“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18]列宁所谓的“自己找出路”,就是指不要受书本的束缚,要从实际出发,到现实生活中去开辟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与建设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列宁“自己找出路”(即“从现实生活中找出路”)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阐述了十月革命及列宁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19]毛泽东正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20],通过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客观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并领导中国人民步入了文明的新社会。

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具体实际出发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与列宁的过渡时期学说也是一脉相承的。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一致性,即都认为:在经济文化基础比较弱的情况下,不能直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而必须经过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最终是要走向社会主义的,因此在此阶段必须从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作出努力,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做好全面的准备;这个过渡阶段将是复杂而又漫长的,在这个阶段中,经济成分不可能是单一的,但占主导地位的应当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内互生共存。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与列宁过渡时期学说之间之所以存在着根本的一致性,正是因为毛泽东是在列宁过渡时期思想基础上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是列宁过渡时期学说在中国的具体运用[21]。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也十分重视列宁“自己找出路”(即“从现实生活中找出路”)思想的现时代价值。他将列宁分析俄国国情的基本方法运用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实践,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对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准确定位,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2]为此,他强调:中国的发展道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发展中国的立足点,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之所以肯定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除了因为它启示人们“从现实生活中找出路”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首次正确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改革开放。为此,他设想,通过经济改革来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政治改革来推进政治民主化,通过文化变革来催生新型文明。与此同时,他还设想,苏维埃俄国可以通过实行租让制、开展对外贸易、创设经济特区等途径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些设想清晰地映现了列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列宁的思路,并紧紧围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这一中心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

其一,邓小平继承列宁关于通过改革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科学论断。邓小平客观地分析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状况,指出毛泽东作出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适应”的估计,是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的情况的。但是,当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愈来愈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表现在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的具体体制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3]

其二,邓小平继承列宁关于全面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变革的思想,科学地阐明了改革是促使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动力的思想。邓小平认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是单方面的因素和个别的现象,而是多方面的因素和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有经济体制,而且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等等。因此早在1978 年,他就指出:“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24]由此他认为,改革不仅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而且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25]因此,它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通过这场革命,必将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其三,邓小平继承列宁把改革和开放共同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思想,进一步揭示了改革与开放的内在统一性。邓小平“改革动力论”逻辑地蕴含着“开放动力论”思想。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和开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水乳交融、互生共长。因此他从来不撇开“开放”谈“改革”,反之亦然。他不仅总是把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相联系,有时干脆把改革称作开放(即对内开放),把开放称作改革。他说:要发展生产力,发展中国的经济,实现“三步走”的目标,就要“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26]

当然,邓小平对列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远不止上述诸方面。事实上,邓小平理论中许多重要内容与列宁思想都有着比较直接的渊源关系。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与列宁后期思想,就会发现:两者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是根本一致的,即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都主张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都主张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头等重要的任务,都主张改革开放,都重视农民问题,都主张渐进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等等。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否定列宁主义,就意味着否定邓小平理论,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列宁主义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基本走向和实现路径

如何正确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科学把握现代文明的基本走向,是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的分析,在肯定资本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又指出了它的历史过渡性,并在《共产党宣言》中郑重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7]这个观点就是通常所说的“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两个必然”的结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正确回答。

列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必然”思想的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分析了20 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并“以那些特别突出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重大的历史运动的里程碑”,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时代划分,提出了“20 世纪初开始帝国主义时代”的观点。他说,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已经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迅速崩溃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聚集力量的时代。第三个时代刚刚开始;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28]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对“帝国主义”作了系统论述。他坚持以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科学研究为基础,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矛盾,揭示了帝国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列宁说,帝国主义“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29]意思是说,资本主义经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再由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即进入它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最后终将因为其自身无法解决的固有矛盾而趋于灭亡并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文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文明,这是现代文明的必然走向。

当然,列宁在揭示帝国主义腐朽趋势的同时并不否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可能性。他明确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30]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文明代替资本主义文明需要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渡时期。因此,列宁非常重视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转变的过渡时期问题,并就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和主要任务进行了研究分析,由此进一步揭示出现代文明转型的具体实现路径。

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31]。过渡时期兼有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种社会形态的成分、因素,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方面,它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有宗法式的、小商品生产的、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政治方面,它还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新型的、已经开始消亡的国家形式。过渡时期的这一本质属性,也就决定了它的长期性。列宁明确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32]。因为实现社会主义,不仅需要政治条件,而且需要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列宁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剥夺者”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而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高度发达的文化”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前提,并认为政治前提是容易实现的,而文明前提则就不大容易实现了,因为“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33]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文明的基础,必须完成工业化、电气化、合作化、民主化等艰巨任务。列宁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首先,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一个相当长期的任务,“大生产是不可能在旧的基础上恢复起来的,这需要很多年,至少要几十年,在我们这种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可能还要更长一些的时间”[34],而电气化对于俄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其次,实现合作化,引导小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任务,“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35]。最后,改善无产阶级政权机关,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样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在一个农民的、又是大伤了元气的国家中,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36],因为这需要全体人民都学会利用苏维埃的法律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需要每个人都有文化,需要每个人都能够参加国家的管理。列宁还认为,在资本主义文明转向社会主义文明的漫长的过渡期中将包含许多小的过渡,而“我们担负的任务的全部困难、政策的全部困难和政策的全部艺术,就在于要估计到每一种这样的过渡的特殊任务。”[37]列宁的这些思想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规律,自觉推进现代文明的根本转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持和精神动力。

注释

① 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0 年第2 期。

② 《列宁全集》第4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369 页。

③王金林:《列宁的政治遗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4 月22 日。

④程恩富、李伟:《马列主义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与指南》,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1 期。

⑤参见侯惠勤:《认真研读经典著作所必须克服的思想障碍》,http://theory.people.com.cn.2010 年4 月21 日。

⑥高里科夫等:《列宁是怎样写作的》,刘循一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年,第10 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5、5 页。

⑧高里科夫等:《列宁是怎样写作的》,刘循一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年,第12 页。

⑨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454 页。

⑩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455-456 页。

[11]俞良早:《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体系和方法等问题——评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阐释》,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 年第2 期。

[12]高里科夫等:《列宁是怎样写作的》,刘循一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年,第4-5 页。

[13]《列宁全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161 页。

[14]《列宁全集》第4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367 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139 页。

[16]《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28 页。

[17]参见《列宁全集》第4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357、370 页。

[18]《列宁全集》第4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83 页。

[19]《毛泽东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1471-1472 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707 页。

[21]参见顾玉兰:《列宁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第七章第三部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年。

[22]《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252 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135、113、370 页。

[24]《邓小平文选》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135 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237、142 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117、256 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3 页。

[28]《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92 页。

[29]《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12 页。

[30]《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10 页。

[31]《列宁全集》第3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263 页。

[32]参见《列宁全集》第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183 页。

[33]《列宁全集》第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200 页。

[34]《列宁全集》第4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22 页。

[35]《列宁全集》第4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364 页。

[36]《列宁全集》第5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333 页。

[37]《列宁全集》第3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113 页。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90 年。

[2]《毛泽东选集》第1-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3]《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4]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5] 俞良早:《邓小平理论与列宁后期思想》,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年。

[6] 顾玉兰:《列宁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年。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 篇7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一、新经济政策

( 一) 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原因

新经济政策出台的直接原因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弊端开始显现, 并且危及到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胜利之后, 面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下对维护苏维埃政权确实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 战时共产主义的弊端也开始凸显, 并且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农民对继续实行余粮收集制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这集中表现在富农暴乱不断、播种面积下降、粮食歉收等等。工农联盟面临濒临分裂的局面。

新经济政策出台的根本原因是俄国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现实国情无法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必须首先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虽然从农奴制改革以来, 俄国的资本主义有了显著发展, 但是其发展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再加上三年的国内战争给苏俄的工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使苏俄的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

由于以上的原因, 再加上当时列宁等人存在企图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苏俄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 导致其无法及时改变工作方针。而1921 年3 月发生的科朗施塔德水兵叛乱更是让列宁等人意识到必须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制定符合苏俄实际国情的方针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新经济政策由此产生。

( 二) 新经济政策的内容

第一, 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战后余粮收集制的继续实行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民的生活水平降低, 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也与日俱增。为了缓和与农民的关系, 更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1921 年3 月21 日, 苏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征集》, 标志着余粮收集制的结束, 粮食税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为: ( 1) 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农民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安心经营, 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 2) 税额比余粮征集制少, 随着工业和运输业的恢复, 工农业产品能正常进行交换, 税额还要进一步减少; ( 税额在每年春耕前公布, 依每个农户的具体情况而定, 对勤劳经营者以奖励, 不按期纳税者罚款; ( 3) 纳税后剩余产品, 农民可以自由支配, 允许在地方范围内自由交换。[1]之后又通过将实物税改为货币税的方式完成了从粮食税到货币税的改革, 粮食税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 它通过减少征收额度、确立奖罚制度等措施尽可能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 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稳定了农村的形势。粮食税的实施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 提高粮食产量创造了前提, 对巩固工农联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 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扶持与发展也是“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时共产主义

政策的失败, 使列宁认识到小生产方式的社会生产在苏俄仍然占主导优势, 因此要实现苏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采取利用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 活跃苏维埃俄国的经济, 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经济基础。

苏俄主要采取租让制、租借制和合作制这三种方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租让制是苏维埃政府与国外资本家签订合同, 将其无力经营或者经营不好的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 允许他们利用苏俄的生产资料并且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模式进行生产。租借制则是苏维埃政府与国内资本家签订合同, 使其拥有某些国企、油田、森林、土地等资源的使用权。合作制是指农民或者小生产者在自愿的前提下组成合作社, 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抗风险能力。通过采取上述三种方式从而实现推动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的。

上述政策的实施不经使苏俄获得大量资金、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科学的管理经验, 而且对改善民生, 稳定社会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 为以后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第三, 利用市场关系, 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

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 使列宁认识到以苏俄现有的生产力水平, 想要取消市场、商品是不现实的。要想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 就必须利用市场, 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正如列宁在1921 年12 月的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 商业“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 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农民唯一可能的结合, 是促使经济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2]

为了发展商业, 苏维埃政府通过批准建立市场交易所, 作为主要的商品批发市场、恢复俄国之前广泛流行的定期集市贸易、取消了商品交换的区域限制, 使商品和工资等实现货币化等方式来达到发展市场, 恢复商品流通的目的。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还采取将国家掌握的大量商品储备物资投放市场以稳定物价、利用非指令性计划对市场进行控制和干预、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对私人资本主义和自发势力进行监督和统计等措施确保市场的社会主义性质。

通过这些措施, 城乡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密切。人们的生活物资变得逐渐丰富起来, 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增强了人们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认同。对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

新经济政策涉及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 它集中体现了列宁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 科学地阐释了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规律等问题, 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一) 各国人民必须依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

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 使列宁意识要在苏俄实现“直接过渡”是不现实的。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只有具备实力雄厚的大工业基础, 才能保证实现直接过渡的任务。但以苏俄当时的经济水平明显达不到“直接过渡”所要求的经济基础。因此, 列宁依据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 由该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状况决定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论证了苏俄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社会发展道路有其特殊性, 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恢复与发展经济, 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新经济政策也由此孕育而出。

列宁在推行新经济政策时反复强调苏俄特殊的国情。他在俄共十大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 有在几十年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俄国的情况不同, 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 而小农则占大多数。”[3]而且, 列宁也客观地指出: “我们目前正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 就是说, 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 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 比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 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 在文明程度方面, 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 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4]由此可见, 列宁已经认识到苏俄“小农占大多数”和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实际国情。这样的国情决定了, 在苏俄采用“直接过渡”的方式是不切实际的, 只有通过采用一系列“中间环节”实现由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面对党内部分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的言论, 列宁强调, 苏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自己来找出路”的精神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不要受教条主义的束缚, 以苏俄的实际国情为根本出发点,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开创前进的道路。

( 二)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发展生产力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 列宁就指出: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 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 随着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 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 这个根本任务就是: 提高劳动生产率。”[5]列宁的这一论述, 事实上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发展经济, 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思想。在列宁看来, 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尤其是像苏俄这样国内经济文化落后, 国外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 只有发展自身的生产力, 增强经济实力才能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并且不断壮大。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正是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提高生产力的精神。

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实行粮食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允许市场的存在等措施, 直接目的是医治战争创伤, 恢复工农业生产, 改善人民的生活。根本上目的则是为了提高和发展生产力, 改变苏维埃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对于党内有些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的复辟,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待退的观点。列宁从苏俄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资本主义相对与社会主义的确是一种倒退, 但是同中世纪制度、小生产制度等相比却是一种进步。因此列宁意识到“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 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 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 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6]

因此, 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要想得以巩固就必须将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家实力的现实需求要求苏俄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正好适应了社会主义社会要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 三) 社会主义建设应该采取“渐进发展”

列宁在正确分析苏俄经济文化落后国情的基础上, 同时吸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 逐步探索了适合苏俄国情的经济建设新途径, 即在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国家应采取“渐进发展”的战略方针, 缓慢地、稳定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新经济政策正是“渐进发展”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与应用。

为论述“渐进发展”思想的正确性, 列宁以苏俄的实际国情为根本出发点指出苏俄“小农占多数”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情决定了其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采取“渐进”的发展模式。首先, 苏俄是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 这就使苏俄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长期地同小农打交道, 必须渐进地发展。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强调: “俄国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当前主要任务, 就是要正确地规定并实行一些必要的办法, 以便领导农民, 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 通过许多渐进的过渡办法实现使用机器的社会化大农业”[7]同时, 面对苏俄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情况, 列宁意识到苏俄虽然可以在社会制度上“跨越”到社会主义, 但是苏俄现有的经济水平是无法跨越到马克思设想发展水平上的。所以要发展经济只能在尊重其客观性的前提下利用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其发展。因此, 列宁在俄共 ( 布) 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指出“经济建设问题对于我们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条战线上, 我们应当慢慢地、逐步地———图快是不行的———而又坚持不懈地提高和前进, 以取得胜利。”[8]列宁这里就明确表达了社会主义建设要采取“渐进发展”的思想。新经济政策所主张的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实行粮食税发展小农经济; 抓住市场这一环节, 促进货币流通和商品买卖等一系列措施实际上就是通过发挥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 将其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既然, 在实际过渡过程中采用了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等中间环节, 那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实践也只能是渐进的过渡了。

三、结语

正是由于新经济政策符合苏俄的实际国情, 因此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921 年- 1922 年收购了3800 万公担粮食, 而在1925 年- 1926 年收购了8000 万公担粮食。1925 年播种面积达到战前水平。1921 年- 1924 年国有大工业生产量增长了1 倍, 保存了工人阶级的基本骨干, 从1923 年起, 在国营企业工作的工人数量开始增长。创建了一些商业银行, 1924 年春完成了货币改革, 实现了币值稳定。[9]但是之后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 导致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日趋僵化, 并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 认真研究新经济政策对于我们今天对苏联进行深入研究, 正确理解列宁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与指导意义。

1922 年10 月, 列宁在回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提问时说: “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 第一、无产阶级国家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 第二, 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做‘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10]列宁在这里已经明确说明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 基本生产资料属国家所有的前提下, 通过实行国家调节市场, 利用商品货币关系, 将工业与小农经济结合起来; 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 用市场原则改革国家经济管理体制, 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 形成全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局面, 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 建设成社会主义的俄国。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与完善标志着列宁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而且体现了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求真务实、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精神实质。

中国与苏俄有着相似的国情, 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借鉴了列宁的相关思想,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并由此开辟中国特色社会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新经济政策”精神的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发展。所以认真研究新经济政策, 对于发掘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当代价值及对于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梅明, 李鹤亭, 江静兰等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 (第1卷)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4:232.

[2]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229.

[3]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4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50.

[4]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4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204.

[5]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3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168.

[6]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4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301.

[7]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4.

[8]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4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336.

[9]陆南泉, 姜长斌, 徐葵, 李静杰.苏联兴亡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48.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 篇8

小时候似懂非懂地读郑昕(原名秉璧,别名汝珍,一九○五—— 一九七四)《康德学述》一九八四年重印本,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学生齐良骥所写《重印感言》里面的一段回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郑昕在沙滩北大红楼讲康德哲学,态度近乎虔诚,令人萦怀难忘。更可贵的是,他不只一次向学生赞扬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说它是一本了不起的书。他之赞扬《唯批》,和他与革命志士早有交往并接触到进步思想有关。

二○○七年十一月,我意外地购得郑昕遗留下来的一批外文藏书,内有五种与马列主义有关。除列宁的《唯批》(德译本)之外,尚有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译本,扉页(见图)上题有“郑昕 1959,5”)、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英译本,扉页上题有“郑昕 一九四九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英译本,扉页上题有“郑昕 一九五一,六,廿一”)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康福斯(Maurice Cornforth)的原版《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扉页上题有“王太庆赠 1955,6,2”。王太庆是郑昕的学生,著名西方哲学翻译家)。

这部列宁《唯批》德译本,来自一九二七年德文版《列宁全集》。虽然扉页上没有郑昕的签章,但正文中几乎每页都有铅笔批注,全是他的手迹。郑昕一九二七年赴德国留学,先入柏林大学,一九二九年转入耶拿大学,一九三二年回国,执教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本《唯批》可能是他在德国留学期间购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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