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列宁的故事

关于列宁的故事（精选8篇）

关于列宁的故事 篇1

关于列宁的资料和故事

列宁（1870-1924，此为笔名），原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年4月22日出生于俄国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是俄国共产主义革命政治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和学说的继承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和伟大领袖，并亲自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成为苏联第一位领导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被普遍成为列宁主义。1924年1月21日，列宁因脑溢血去世，遗体经防腐处理后被安放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红墙下的列宁墓中。他被美国《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评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列宁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人，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人。他从小性格开朗，活泼好动，经常弄坏家里的东西。

列宁八岁那年，有一次母亲带着他到阿尼亚姑妈家中做客。活泼好动的小列宁一不留神，把姑妈家的一只花瓶打碎了。但是，谁也没有看见。后来，姑妈问孩子们：“是谁打碎了花瓶？”其他孩子都说：“不是我。”而小列宁因为在生人家里害怕，怕说出实话会会遭到不大熟悉的姑妈的责备，所以他也跟着大家大声回答：“不——是——我！”然而，母亲看他的表情，已经猜到花瓶是淘气的小列宁打碎的。母亲并没有马上指责小列宁，而是在以后的三个月中给儿子讲各种各样的诚实守信的美德故事，等待着儿子的良心深处萌发出对自己行为的羞愧感。

终于有一天，小列宁承认了自己所做的错事并且在妈妈的帮助下，给姑妈写信承认了错误。

几天后，小列宁收到了阿尼亚姑妈寄来的回信，在信中，她不但表示原谅小列宁，还称赞小列宁是个诚实的好孩子。小列宁得到原谅后，十分高兴，又像以前一样过着快乐的日子。他还悄悄地对妈妈说：“做诚实的人真好，不用受良心的谴责。”妈妈看着儿子会心的笑了。

小列宁的诚实正是“信用”的一种表现,社会上虽然有很多不诚实的例子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我想至少诚实会让人的心理平静,那些以欺骗别人而获取利益的人肯定内心都会不安的,他们会担心什么时候被人举报,什么时候警察会突然出现在门口.我想这便是我们俗话中常提到的一句：损人不利己。

列宁吸烟的故事

列宁上大学时开始吸烟。列宁的母亲是医生的女儿，她懂得吸烟的害处。她对儿子吸烟上了瘾感到很伤脑筋，曾多次叫列宁戒除这一不良嗜好。开始，列宁面对着母亲的劝告只是微笑着说：“妈妈，我是健康的，吸这点烟不可能造成多大的危害。”母亲疼爱儿子，她想了许多办法叫儿子戒烟，可都没有效果。后来，她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

有一次，母亲对列宁说：“孩子，我们是靠你父亲的抚恤金过日子，抚恤金是不多的，每一样多余的花费都会直接影响到家庭生活。你吸烟虽然花费不多，但日久天长，也是一笔不少的开支，假如你不吸烟，那对家庭生活是有好处的。”那时，俄国的纸烟并不贵，母亲是为了叫列宁不吸烟才这样说。

列宁听到母亲的话，很受感动。他对母亲说：“好好，您说的这些过去我没有考虑到。好！从今天开始，我不吸烟了。”列宁说完，把口袋里的烟掏出来放在桌子上，不再摸它了。

关于列宁的故事 篇2

一、关于党内监督体制的设想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 列宁就已经意识到:在由少数先进分子代替人民管理国家的情况下, 如不特别注意, 就可能出现共产党员蜕化变质的危险。因此, 他主张加强对党的干部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监督, 建立并不断健全党和国家的监察制度。

1920年9月, 根据列宁的提议, 俄共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建立专门的党内监督机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按照列宁的设想, 党内应建立党的领导层、党员群众和专门监督机构三个支点的监督体制。党的专门监督机构与党的领导层相互监督、制约的关系是, 各级监察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并向其报告工作、对其负责;各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本级党委会必须执行, 而不得撤消。遇有不同意见时, 或举行联席会议解决, 或提交上级监察委员会解决, 或提交同级代表大会解决。党的专门监察机构与党员群众的制约关系是, 党的专门监察机构由党员群众的代表机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因此, 它是党员群众的代表机构授权的, 受党员群众的监督制约。而党的专门监督机构又通过执行党的章程、决议, 监督制约党员群众。三者构成一种循环监督、制约的体制。党员群众可以向党的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党的领导层的控告;党的监察委员会可以向党员群众的代表机构提出对党的领导层的控告;党的领导层可以向监察委员会提出党员群众和下级组织的违纪情况, 要求查处, 也可以向党员群众的代表机构提出对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控告。这种监督体制, 不仅能制约党员群众, 而且能有效监督制约党的领导层和党的监督机构。应该说, 这是一个较科学的党内监督体制。

二、关于党内监督机关的地位

列宁认为, 党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最高执行机关是中央委员会, 党的最高监督机关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相互平行, 各自独立地履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赋予的任务和职能。党委和监委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没有领导和被领导关系。监委直接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 而不是向党委负责。各级监委享有同级党委相同的地位和权利, 不受同级党委的管辖。监委的决议同级党委必须执行, 而不得撤消。监委与党委如有不同意见, 可将问题提交监委与党委的联席会议解决, 如果联席会议不能解决, 则提交党的代表大会解决。

列宁主张, 监委委员享有同级党委委员的一切权利。为了便于发挥监委的作用, 监委委员不得由同级党委委员兼任 (党的代表大会决定的除外) , 监委委员也不得兼任其他行政职务, 任期未满不得调任其他工作。列宁曾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个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中央委员一样, 应该经过党的审查。因为他们也将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1]。“监察委员会委员有权出席本级党的委员会和苏维埃委员会的一切会议以及本级党组织的其他各种会议, 并有发言权”[2]。“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参加全俄代表会议并有发言权”[3]。

三、关于党内监督机关的职权

列宁认为, 为了使党内监督真正落到实处, 党内监督机关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 能够独立负责地行使党内监督的职权。列宁提出, 中央监察委员会须派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有权检查政治局文件。列宁要求, “在准备政治局会议方面订出更严格更负责的制度。中央监察委员会应有一定人数的委员出席这种会议”, “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 应该‘不顾情面’, 要注意不因任何人的威信而妨碍他们提出质问, 审查各种文件, 并且总要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和使问题处理得非常正确”[4]。“中央监察委员会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 有系统地审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5]。

当然, 列宁也曾考虑到, “一种可能出现的反对这个计划的意见:检查人员太多, 监督太多”[6]。“这种反对意见认为我提出的改革办法只会造成混乱, 他们说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徘徊于各机关之间, 不知道该到哪里去”[7]。但列宁认为采取这种措施的好处是, “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出于纯粹个人情况和偶然情况的影响就会减少”[8]。

列宁对党内监督机关的质询权也很重视, 主张监察委员会有权向任何人提出质询, 而不受任何威信的妨碍。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本级党委必须执行, 而不得加以撤消。这样党内监督机关的权力就大大增强了, 使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工作就能有效地进行下去。

四、关于党内监督机关的人员素质

列宁非常关注党内监督机关的自身建设, 对从事专门党内监督工作的人员, 在政治业务素质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列宁认为“监察委员会应当由党内最有修养、最大公无私并能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9]。“我们吸收来当中央监察委员的工人, 应当是无可非难的共产党员, 我想, 为了使他们学会工作方法和掌握工作任务, 还应该对他们进行长期的培养”[10]。在选拔党内监督机关的干部时, “要经过特别的审查, 看他们是否忠实, 是否了解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 同时还要经过特别考试”[11]。

列宁还主张对从事党内监督工作的人员要经过严格选拔, 把真正优秀的干部选拔充实到党内监督机关中去。“挑选真正品质优秀的干部 (无论是共产党员, 或是各种国家管理部门和经济部门的专家) , 是保证工农检查院和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取得成就的极重要条件。代表大会建议所有党组织选派最优秀、最熟练的人员到工农监察院和监察委员会机关去工作。所有组织应当协助这些机关挑选优秀的经过审查的专家, 在调他们去做改善国家机关的工作时, 应当给他们更好的生活条件, 而不是更坏的生活条件”[12]。

对于怎样挑选优秀的干部来从事党内监督工作, 列宁提出重要的选拔方式是考试。列宁说, “我们必须用完全特殊的办法, 经过极严格的考试来挑选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人员”[13]。列宁还提出“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草拟工农检查院录用工作人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挑选预备委员的考试大纲。……同时还要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来选拔能够充当中央监察委员的人”[14]。列宁主张党内监督机关的人员应该是各方面人才的复合体, “我相信现在在各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中, 在我们苏维埃大学生中, 能担任这项工作的人是绰绰有余的。事先排除某一种人未必是正确的。最好是使这个机关有各种各样的人员, 使我们需要在拟定候选人名单时下一番功夫。举例来说, 假定组成这个新的人民委员部的人员是一个模子的人, 譬如都是官吏型的人, 或者没有鼓动员一类的人, 或者没有善于交际或深入他们不太熟悉的群众中去的人等等, 那就槽糕透了”[15]。

列宁对从事党内监督工作干部的待遇, 也有仔细的考虑。列宁主张“要给他们很高的薪金, 使他们完全摆脱目前工农检查院官员们的真正不幸的 (如果不说得更坏的话) 处境”[16]。“应当给他们更好的生活条件, 而不是更坏的生活条件”。“只有最大限度地精简工农检查院工作人员的数量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条件, 才能挑选到品质优良的工作人员去做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工作。因此, 代表大会向中央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机关提出一项任务:保证工农检查院所有机关 (包括地方机关) 有足以安置工农检查院和监察委员会的职务和工作人员的经费, 使他们的生活条件绝不次于他们所调查和检查的机关”[17]。

五、主张党政监督机关合并

十月革命胜利后, 列宁首先对国家行政监察机关进行了改造, 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 (1918年成立) , 改组成为工农检查院 (1920年2月) 。当初工农检查院主要承担国家行政工作, 其重点任务是对经济机关和管理机关进行监督。后来列宁认为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 还必须有自己的党内监督机构, 来执行党内监督任务。于是, 1920年9月, 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这时, 党内监督机关与行政监察机关并存, 分别负责党内监督工作和行政监察工作。这种体制运行两年后, 列宁发现其中存在不少问题:“说句老实话,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 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一个人民委员部, 如果工作马马虎虎, 并且得不到任何人的信任, 说话毫无威信, 那又何必组织它呢?”[18]于是, 列宁提出将党内监督机关与行政监察机关合并, 组成一个新的、符合无产阶级执政党需要的监督体制。1923年初, 列宁在口授的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建议中, 明确提出组成一个既能监督党内事务, 又能监督国家行政事务的新机构。列宁提出:“我建议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采纳下面这个以特殊方式扩大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为基础的改组计划。……而这个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根据下述条件同改组过的工农检查院的基本部分结合起来。”“据我看来, 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 对于两个机关都有好处。一方面, 工农检查院因此就能获得很高的、至少不亚于我们外交人民部的威信。另一方面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就会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19]。

列宁逝世后, 俄共接受了列宁的建议, 将党内监督机关与行政监察机关合并起来, 合并以后的党政监督机关的权力大大地增强了。这个机关不仅可以检查党内问题, 还可以检查行政机关的问题, 有权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机关。

到了斯大林时期, 列宁创建的党内监督体制逐渐被废止, 党内监督机关的地位和权力不断受到削弱。联共 (布) 十七大撤消了工农检查院, 将原来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改为中央委员会下属的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但名义上仍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联共 (布) 十八大改为由同级党委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由同级党委领导, 并按同级党委的指示工作。联共 (布) 十九大规定, 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只是检查党员和预备党员遵守纪律的情况, 处分违反党章、党纪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党员等。

斯大林的这些调整, 中断了列宁创建的比较科学的党内监督体制, 大大削弱了党内监督工作, 给国际共运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第一, 斯大林本人得以集权专断, 排除集体领导, 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 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 造成了严重的错误, 使社会主义蒙受了巨大损失。第二, 世界上执政的共产党, 受到斯大林监督体制的影响, 很多国家没有搞好党内监督工作, 尤其是没有解决好对党的领袖的监督问题, 导致个人崇拜现象和重大决策的失误, 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有的甚至断送了党的命运。第三, 斯大林监督模式的长期延续, 使人们淡忘了列宁关于执政党党内监督的思想, 导致很多执政的共产党忽视建立科学的党内监督体制。第四, 斯大林监督体制不利于党内监督, 容易导致个人崇拜和集权专断现象。久而久之, 还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种模式是共产党固有的。

摘要：如何搞好党内监督、增强其有效性, 是共产党长期执政需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本文着重阐述了列宁在共产党执政初期, 对党内监督体制、党内监督机关地位、党内监督机关职权等的一些设想与探索。

左琴科的《列宁的故事》 篇3

景兄：

潘德枫先生为中苏文协老同事，忠实可靠，奋力前进。拟将豫才先生事迹，写为短篇故事。在苏联有左琴科等所写之列宁故事，颇为读者所称道。在中国可为创举。现潘先生奋勇尝试，已成数篇，特为介绍，望兄费神赐教。

再叙，祝安！

弟 丹

九，十八

这封信未见收入父亲的《书信集》与《译著文集》，确是一封珍贵的“集外书信”。信中提到的潘德枫先生，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即与父亲同在中苏文化协会共事，抗战胜利后，又先后随协会由重庆迁往南京，故父亲在信中称之为“中苏文协老同事”。此信所述内容，父母生前未曾听他们提起过。潘先生较父亲年轻十来岁，根据父亲一贯鼓励、提携年轻人的做法，我们相信，当他得知潘先生欲仿效苏联作家左琴科的《列宁的故事》，依据鲁迅先生生平史实，编写一本《鲁迅先生的故事》的设想，也一定会热情鼓励他去大胆尝试，并向许广平先生推介的。然而，遗憾的是，随后时局逆转出乎他们预料，由于内战全面爆发，在“国统区”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下，协会的日常工作早已无法进行，编写《鲁迅先生的故事》这样的良好意愿也只能付之东流。

然而，此信提到的左琴科的《列宁的故事》，却引起我们诸多回忆……

米哈伊尔·米哈伊诺维奇·左琴科1895年8月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父亲是一位画家，因而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13年到彼得堡大学学习法律，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志愿入伍，在前线中毒气受伤。1918年加入红军，第二年因病复员，当过鞋匠、电话接线员、文书，1921年开始文学创作，曾是彼得堡“谢拉皮翁兄弟”文学社团成员之一。其作品体裁多样，有小品、杂文、剧作、小说、儿童故事、纪实文学等等，尤以短篇小说见长。他认为作家创作的主旨，是暴露现实生活中的现代庸俗主义。他承袭了果戈理、契诃夫讽刺、幽默的传统，善于从小市民阶层日常琐事中摄取素材，用百姓口头常说的机智、平和又俏皮的语言，对社会上的庸俗习气、官僚作风与市侩心理予以嘲讽。他刻画的人物多是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呼之欲出的。应当说，这些作品对涤荡当时社会上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弊病，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与价值的。因而，他的作品曾受到高尔基的赞扬，法捷耶夫也曾将他与肖洛霍夫和费定并提，认为他们是“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为表彰左琴科的作品在社会上受到的热烈反响，1939年他被苏联政府授予红旗勋章。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43年他的长篇小说《日出之前》前半部发表后，立即遭到猛烈批判，这是他始料不及的。1946年他的短篇小说《猴子的奇遇》，通过从动物园跑出的一只长尾猴的遭遇，揭示战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不料在列宁格勒文学刊物《星》上一发表，更是一下子捅破了天，立即受到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的痛斥，说它是“野兽般仇恨苏维埃制度的有毒的作品”。这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左琴科的死刑，他被开除出作家协会，停发稿酬，甚至吊销食品供应证。左琴科不仅从此从文坛上销声匿迹，连生活保障都成了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解冻时期”后，其过去未发表的作品才陆续出版，这时他已重病缠身，无法再提笔写作了。1958年7月病逝。他因之蒙难的那部长篇小说《日出之前》上下册，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得以面世……

左琴科不仅是以幽默、讽刺见长的著名作家，也是苏联儿童文学的倡导者与奠基人之一。他早年为初学写作的工人通讯员做的《我的创作经验》的报告中，主张作家必须学会写广大群众能看懂的作品，以引起和提高他们对文学的兴趣，因此就要写得明了、简短和尽可能质朴。他在1939年前后根据史料创作的《列宁的故事》，正是“用严肃的态度，朴实的语言，轻松明快的儿童文学的形式，质朴而自然地塑造了列宁的伟大形象，不单是儿童，成人读来也觉趣味盎然” （见父亲1942年写的《〈列宁的故事〉新版前记》）。父亲曹靖华正是《列宁的故事》的中译者。抗日战争期间，父亲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安排，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主编苏联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文学作品。当他看到苏联报刊上发表的左琴科写的有关列宁的小故事，因为明快、简短、质朴，便也随手译出，发表在《中苏文化》《新华日报》《文艺阵地》等报刊上，并于1942年春由重庆生活书店结集出版了第一版《列宁的故事》。他从城里回乡下家中，也将这些译稿带回家中，那时彭龄四五岁年纪，跟母亲学习字等启蒙教育时，左琴科的这些有关列宁的小故事，自然也成了他的启蒙教材，他从小便知道列宁在监狱里面，如何用面包捏成小墨水壸，倒一点牛奶，用小钢笔头蘸着，在书页边上的空白处写理论著作。看守从牢门上的小窗口看见列宁在写东西——那是不许可的，推门进来，列宁收起笔头，不慌不忙地把“墨水壸”放进嘴里吃起来。看守吃惊地问：“你怎么把墨水壸吃掉了？！”列宁笑笑说：“哪有什么‘墨水壸’？是你看花眼了……”待单行本《列宁的故事》出版后，它更成了彭龄须臾不离的伙伴，不仅从它认得许多字，也知道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与道理。

当年在重庆，这本小书就颇受读者欢迎。我们想，潘德枫先生在重庆与父亲共事时，就看过这本书，并受它的启发，萌发尝试编撰《鲁迅先生的故事》的念头。到南京后，他得知父亲经常去上海和戈宝权、叶以群及三联书店等出版单位商议苏联文艺丛书的翻译与出版事宜，而且每次去时总要看望许广平先生，便向父亲提出尝试编撰《鲁迅先生的故事》的愿望，并想得到许广平先生和父亲的支持与协助，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当年，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驻渝联络处的同志自重庆回延安公干时，带去的图书与刊物中，也有左琴科的这本《列宁的故事》；《文艺报》发表的葛涛先生《未名社成员七封集外书信考释》一文中提及的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6年出版的《列宁的故事》，也正是依据重庆版的这本书编辑或翻印的。这本书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次再版，我们手头最新的版本是1980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叶君健、严文井、陈伯吹、高士其、冰心等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家、科普作家为顾问的《小学生文库》编委会编辑出版的。出版时，父亲又特意根据苏联作家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左琴科中短篇小说选》将译文作了修订。他在《新版后记》中说：“当年在苏联有许多作者依据同样的史实，写了不同的少年读物。而关于列宁的故事，在写法上，我以为左琴科的手笔是比较高明的。同样的史实，而艺术手腕之高明与否，对读者的感染力是大不相同的。希望读者不仅从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品德方面得到教益，且从文章的结构、表达上，也能得到一些启示……”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多是通过中小学语文课本上选的《一件小事》《药》《故乡》《秋夜》《狂人日记》《藤野先生》《祥林嫂》《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等等鲁迅先生的著作，以及语文老师授课时讲述的背景材料，认识鲁迅先生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而最近这些年，随着中小学语文课本一次次修订，鲁迅先生的文章被一次次删削，以致不少人忧虑：这样下去，再过些年，若问起鲁迅是谁，怕年轻人大都答不上来了……这或许是在作杞人之忧。但我们想，当年潘德枫先生想以苏联作家左琴科的《列宁的故事》为蓝本，尝试编撰一本《鲁迅先生的故事》，由于时局突变等原因未能实现，虽是憾事，但这一设想本身还是可取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国众多鲁迅研究者中，倘哪位愿效仿左琴科编撰《列宁的故事》的手法，依据鲁迅先生的生平史实，“用严肃的态度，朴实的语言，轻松明快的儿童文学的形式”，来讲述鲁迅先生的故事，使更多的孩子通过一个个晓畅、生动，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了解到鲁迅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同样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吗？

酷爱读书的列宁的名人故事 篇4

列宁读书的速度和理解的深度异常惊人。有一次，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见列宁捧着—本很厚的外文书在快速翻阅，便问他要把一首诗背下来需要读多少遍，列宁回答说：只要读两遍就可以了。

列宁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的记忆力，是与他读书过程中的专心致志分不开的。他读起书来，对周围的.一切就理会不到了。有一次，他的几个姐妹恶作剧，用6把椅子在他身后搭了一个不稳定的三角塔，只要列宁一动，塔就会倾倒。然而，正专心读书的列宁毫未察觉，纹丝不动。直到半小时后，他读完了预定要读的一章书，才抬起头来，木塔轰然倒塌……

这个故事说明，要想把书读透、记牢，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朱熹早就说过：“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有不到者乎?”

关于学习列宁的演讲手势 篇5

讲话时的四肢动作主要集中在双手上， 人的许多复杂的思想可以通过手势简单地表达出来， 听众可以通过讲话者的手势与讲话者进行心灵上的沟通。英国学者莫里斯在《手势新探》中提出， 当人们进行活生生的感情交流时， 手势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语言本身。例如， 列宁在工人中演讲时用力前指的手势，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之前在机场时挥礼帽的手势， 邱吉尔在动员英国人民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时用的“ v ” 字母手势， 都表达了丰富的内涵。讲话者进行手势练习， 主要可以通过观看着名影片中的精彩片段， 揣摸剧中人物不同的手势表达。除了要熟悉不同手势的含义外， 还要注意手势的流畅性， 犹豫不决的手势就会给听众造成缺乏自信的印象。

关于列宁的故事 篇6

许蓉（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生）

列宁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新篇章，同时也使如何保卫社会主义政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列宁终身探索与实践的理论课题。他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不仅包括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而且还包括文化建设，特别是在他逝世前夕论述了许多不同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思想。学习和掌握这些重要思想，对我国在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关于苏维埃俄国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实现了国家的政治变革后，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彻底改变苏维埃俄国的落后面貌成为列宁最关心的问题。为此，他提出：“在解决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变革的任务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已是另一类任务，即可称为‘小事情’的文化任务。必须消化这个政治变革，使它为人民群众所理解，使它不致仅仅是一纸宣言。”①显然，列宁把夺取政权后如何搞好文化建设视为巩固政权之关键，并且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这主要是由当时俄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所决定的。

第一，加强文化建设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苏维埃俄国建立后，在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同时，首先面临的巨大障碍就是俄国文化的异常落后。这不仅严重制约着社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而且也影响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列宁针对此指出：“要使整个苏维埃建设获得成功，就必须使文化和技术教育进一步上升到更高阶段”②。意思是说，只有加强文化建设，不断提高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才能为新生政权奠定坚实可靠的经济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１９２３年《论合作社》一文中，还特别强调加强文化建设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他认为，只有当农民具有高度的文化教育水平，学会文明经商时，农村经济才能飞速发展。所以，列宁晚年一再号召人们要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努力建设高度发达的文化与科学。只有做好了这一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能取得更快发展与更大成就，才能实现完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第二，加强文化建设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俄国无产阶级在其先锋队的领导下，能够夺取政权，建立比资本主义制度先进得多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和实现者，但是，俄国自身的文化落后性却严重制约着苏维埃政权作用的发挥，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对此，列宁深有感触地指出：“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性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③ 因为文化的落后使广大工农群众无法直接参与管理国家，而执政党自身又缺乏管理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知识与经验。这样，苏维埃机关必须改造利用旧有公职人员参与国家管理，结果导致沙皇时代的官僚主义作风在国家机关内部蔓延。列宁认为，要根治这种弊病，“仅靠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是无法治好的，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④。因此，要建立真正人民民主的国家，只有大力开展文化建设，提高广大人民参政、议政的能力，才能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进程。

第三，加强文化建设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到１９２２年苏维埃建设已经过了五年的风雨历程，在保卫政权、恢复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国民文化水平低下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好转。列宁在《日记摘要》一文中曾忧虑地指出：“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１８９７）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⑤“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⑥与当时西欧许多文明国家相比，俄国好像还是“一个半野蛮人的国家”⑦。为改变这种状况，列宁特别强调：“对我们大家来说，无论是俄国同志还是外国同志，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俄国革命五年之后，我们应当学习。„„我们应当利用不打仗、没有战争的每个时机来学习，而且要从头学起。”⑧意思是说，苏维埃俄国只有重视学习、普及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才能使其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才能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遗产作斗争”，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二、关于苏维埃俄国面临的文化困扰的认识

虽然列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想借此达到以先进文化促进经济发展、以先进文化保持政治稳定的目的，但是，俄国由于历史等多种原因，导致它本身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先进制度，但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许多文化困扰。这些文化困扰主要表现在：

第一，文盲问题的严重存在。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越来越发觉阻碍俄国进步的因素，不仅仅在于经济上的落后性，而且更在于文化上的落后性。因为当时国内存在大量文盲，列宁感叹说：“在一个文盲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⑨马恩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无产阶级与广大工农群众掌握最丰富的知识、文化、技术的基础上才能建成的。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很难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谈不上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列宁认为，文盲太多给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有：（１）缺乏理解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１９２２年，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后，列宁根据当时实际经济状况提出新经济政策，而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较低、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差，产生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怀疑和否定。为解决这一问题，推广新政策时，列宁告诫人民群众，只有人人识字才能提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２）缺乏参与政治的能力与热情。列宁指出：“只要在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并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文盲是外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⑩（３）缺乏振兴经济的科技知识和经验。苏维埃国家建立后，首要任务是振兴经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列宁把实现全国电气化看作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而文盲的大量存在成为阻碍电气化实现的最大障碍。他说：“不识字的人实现不了电气化，而且仅仅识字还不够。只懂得什么是电还不够，还应该懂得怎样在技术上把电应用到工农业上去，应用到工农业的各个部门中去。”

第二，旧文化的消极影响。旧文化是指沙皇农奴制时代遗留的封建传统文化与革命初期的俄国资本主义文化。其中包括宗教偏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观念等等一系列文化现象。每当一个新的政权、新的阶级作为社会的领袖和指导者登上历史舞台时，必然要经历一个极大的颠簸、震撼、斗争和风暴时期。在这期间新旧文化之间也会发生激烈的碰撞、抵触，最终以新政权倡导、维护的新文化，即无产阶级文化的胜利而告终。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经过一个长期艰苦的斗争过程。因为旧文化对新生苏维埃政权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长期的。列宁认为，这种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１）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的存在造成民族偏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统，一直在俄共（布）党内及广大人民群众中有所反映。它使俄国广大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旧的偏见，即认为除了大俄罗斯民族以外俄国的其他民族都是大俄罗斯人的私有财产或世袭领地。沙皇制度卑鄙地腐蚀大俄罗斯民族，使大俄罗斯人习惯于把其他民族都看成一种下等人，‘理应’受大俄罗斯支配，这种腐蚀作用是不能一下子就消除的。”（２）拥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旧知识分子制造、散布谣言，攻击新政权。苏维埃俄国建立后，彻底改变了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历史，真正实现了广大人民的民主、自由。而资产阶级政权的拥护者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甘心失败，责骂新生政权是“崩溃和无政府状态的”，制造谣言来影响文化水平低的劳动群众的价值取向，企图恢复旧政权。列宁也清楚地觉察到这一点：“就是在他们非常真诚和忠于自己工作的情况下，他们也是满脑袋资产阶级偏见，同垂死的、腐朽的、因而进行疯狂反抗的资产阶级社会有着他们觉察不到的千丝万缕的联系。”（３）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观念在工农群众中滋生蔓延。在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通过旧学校培养出具有资产阶级道德观的知识分子。列宁认为，这些人都是“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他们自私自利的观念、习惯很容易在文化落后的苏维埃俄国滋生蔓延，尤其被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所接受，这样将不利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

第三，俄共（布）自身的文化缺陷。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在胜利面前，它一方面可以通过掌握的政治权力、经济力量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但另一方面又为自身缺乏管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经验知识所制约。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缺少的是什么？政治权力是完全够了，„„俄国无产阶级掌握的经济力量完全足以保证向共产主义过渡。究竟缺少什么呢？缺什么是很清楚的：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俄共（布）在建立苏维埃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时，不得不大量任用沙皇时代的旧官吏、旧职员，利用他们的管理知识与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但与此同时，列宁清楚地看到：“沙皇时代的官僚主义作风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便于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结果，把他们赶出门外，他们又从窗口飞进来。”“官僚主义者不仅在我们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我们党的机关里也有。”这种官僚主义的复活，对党和国家危害极大，对此列宁忧虑地指出：“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三、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

鉴于苏维埃俄国面临的种种文化困扰，列宁提出了在各个阶层中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

第一，注重对全体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其共产主义道德观念。列宁认为，青年一代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未来希望和重要力量，他们文化素质的高低、掌握科技知识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建设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进程。为使青年一代学好建设未来社会的本领，列宁对其提出以下基本要求。首先，要把书本知识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青年担负建设新社会的重任，在学习的同时必须把书本知识运用于工作，运用于生活。否则，“离开工作，离开斗争，那么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其次，要学习与掌握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财富。以往青年在旧学校中学到的只是无用的、累赘的、死板的知识。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吸取旧学校中有益于实现共产主义的东西，学习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财富。在这里列宁特别强调，苏维埃国家要利用学校这个场所，在青年学生中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他们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是成为真正合格的“共产主义青年”所必须掌握的知识。最后，要培养共产主义道德观念。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坚决抛弃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以及“我赚我的钱，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的心理和习惯。列宁提出，青年一代“只有把自己的训练，培养和教育中的每一步骤同无产者和劳动者不断进行的反对剥削者的旧社会的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学习共产主义”。

第二，注重对农民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俄国是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如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俄共（布）面临的重大难题，而要完成这项工作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使其积极参加合作社。因为在列宁看来，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促进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列宁提出，必须在农民中开展文化工作。他说：“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紓紛矠“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并且，列宁还具体提出了促进农村文化建设的举措：首先，教会农民识字，使他们学会读书看报。只有这样，农民才能摆脱文盲的困扰，提高文化水平，改进自己的经营和改善国家的状况。其次，城市工人组成文化团体经常下农村满足农民的各种文化需求。苏维埃制度建立后，城市的先进文化团体下农村，可以建立新型的城乡文化联系，彻底消除旧制度下城市带给农村的消极文化影响。最后，农民要学会文明经商。列宁提出，农民要把革命热情与能写会算的商人本领结合起来，按欧洲方式经商，这样才能成为文明商人。

第三，注重发挥教师的作用。列宁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单靠共产党员是绝对做不到的，必须把旧制度下的教师改造成为拥护社会主义的工作者，发挥他们教书育人的重要作用。列宁强调指出：“应当不断加强组织国民教师的工作，以便使他们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以便通过他们去争取农民，使农民脱离同资产阶级的联盟而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要完成这一工作，必须提高教师的地位，提高他们的觉悟和业务能力。列宁还把这一点看作是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主要的事情”，指出“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而不做到这一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切理想就要落空。并且，在列宁看来，做好这一点的关键是提高教师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即使在粮食最困难的时期，列宁也要求增加教师的粮食供应与生活用品的发放。

第四，注重对机关工作者的文化素质与能力的培养。苏维埃国家机关建立后，因为缺乏有知识、有文化修养的人才，导致机关工作效率低下，不能文明地处理业务，并且官僚主义严重等弊病。针对这些情况，列宁要求机关工作者要努力学习业务知识。他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提出：“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在这里列宁三次提到“学习”二字，可见对机关工作者加强学习的强烈呼唤。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官僚主义与拖拉作风，提高机关的管理水平，真正使机关成为数量少、质量高的为人民服务的部门。为此，列宁提出以下具体要求：首先，严格选拔进入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选拔人才时必须符合三个标准：必须经几名共产党员推荐；通过关于国家机关知识的考试；通过关于国家机关问题的基本理论、管理科学、办文制度等等基础知识的考试。其次，机关要注重吸引不同能力、不同素质的人才。这样机关可以成为多种优秀人才的综合体，更好地发挥管理国家、社会生活的职能。

第五，注重对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把资本主义积累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经验、知识、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很快变为社会主义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就包含一个能否正确对待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问题。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与技术专家，但是当时具有各类知识和技术的专家大多是旧社会培养的，“与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列宁提出，必须充分利用旧专家掌握的一切知识、经验、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绝不能因为他们不同程度地“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而全盘否定甚至排斥他们。列宁强调指出：“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为了充分发挥旧专家的作用，列宁还要求：“应该珍视每一个专家，把他们看作技术和文化的唯一财富，没有这份财富，什么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实现。”并且在此基础上给予资产阶级专家以高额工资来吸引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工作。总之，列宁主张，不仅要在物质上给予旧专家特殊照顾，而且要从精神上教育感化他们，逐步把其变成具有社会主义意识与觉悟的新社会的建设者，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

注释：

列宁论出版物的党性 篇7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使用过“党性”的概念,他们生活的后期,欧洲各主要国家已合法存在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它们可以公开活动,有面向社会的党的机关报和理论刊物,一年一度公开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自由交换意见,不需要秘密结成派别;申明自己属于哪个党派或者说申明自己具有某个党的党性,是个人的权利。

一、列宁提出“出版物党性”的背景

在极端专制的沙皇俄国,恶劣的政治环境迫使工人政党的组织只能是秘密的,而且通常很分散,党员之间的交流很少,通常在“小组”的范围内活动,视野狭窄,较少从“党”的角度考虑问题,对党的纲领、章程和策略决议的了解有限且片面,作为党员的小组的成员,不大容易摆脱自己所处的小组的视角,于是“党性”便成为列宁特别予以强调一个概念。

“党性”是指“党”的观念,而不是几个人的小组观念。当党宣布建立,原来属于各个活动小组的成员便成为党员,如果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党的党员,个人的行为和言论遵从党的纲领和党章,那么可以说这个人是具有党性的,如果还是习惯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小组活动或个人的活动,在党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便可以说这个人不具有党性。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苏联共产党的前身)是在1898年建立的,但是党中央很快被沙皇警察破获,党名存实亡。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本来就缺乏“党”的观念,这种情况下自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五年后,当党的二大召开,制定了党纲和通过了党章,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以后,列宁谈到党报工作时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还要经历最后一个困难的过渡:从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1]这是列宁最早将党性的概念与党的出版物联系起来,时间是1903 年9 月。

关于什么是党报的党性,这里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社论《致读者》(1942 年4 月1日)中关于党性的解释。社论引证了列宁的一段话:党性是“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在一定的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后来的研究中通常把这段话解释为列宁论述的党报党性的内涵。列宁的原话是:“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2]这段话写于1894 年,列宁24 岁,当时俄国既没有工人政党,也没有党的报刊,他谈的是哲学。

二、“党性”的内涵

列宁详尽地论述党的出版物的党性,是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即《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该文发表于1905 年11月26 日(俄历11 月13 日)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见图)上。此前几天,列宁还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论党的改组》,说明在获得有限政治自由的条件下,党处于急剧向公开的组织转变的过程中。一些以党的名义出版的报刊所发表意见,不符合党的纲领和策略,而读者会误认为是这个党的观点。这将首先在思想上造成党的瓦解。

列宁从什么叫“党”或“结社”说起,论证了个人的言论自由、作为党员的自由和责任、衡量是否具有党性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因为当谈到党的出版物应当受到党的监督时,列宁估计会有人马上指出个人言论自由的权利问题,就此他论证如下:

“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当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的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联盟或者分手。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作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3]

在这里,列宁论证了衡量是否具有党性的四条标准:党的纲领、党的章程、党的策略决议和“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

这四条衡量是否具备党性的标准中,党的纲领是较为宏观的,但是有些党内的观点,宏观上完全违背党纲,例如当时俄国党内的经济主义,就不承认党的最高纲领,只将斗争限于增加工人福利、改善工人生活条件方面,这样的理论就违背了党性。

党的章程是党内言行的组织程序规定,如果一个党的党员和组织都不遵循党章,各行其是,这个党也就难以为继了。

党的策略决议是指近期内党的斗争目标,包括打击谁、团结谁等较为具体的规定,这在党的二大上已经确定,但是二大后俄国党内一部分人发出的言论,有些与党的二大通过的策略决议是相反的,这样的言论对于党的行动一致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各国党的组织经验”,这是列宁根据以往国际共运的传统而确定的一条标准,因为俄国党刚刚重新建立,衡量是否符合党性的党内文件很有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第二国际的一个党,第二国际的文件和第二国际各党的党纲、党章和组织经验,理所当然地可以作为处理俄国党内分歧的一种“党内法理”依据。

列宁提出衡量是否党性的标准内涵很广,一一对照党纲、党章的每一条,比较容易,但关于党的策略原则,虽然有代表大会通过的原则性决议,还要依据具体情况来判断所提出的观点是否符合党的策略,有时会发生分歧,进行讨论也是正常的。至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斗争经验,借鉴时需要进行论证,说明如何符合俄国党的实际。

三、“党的出版物的党性”内涵

列宁提出“党的出版物”的概念,含义较广,包括党直接掌控和领导的报纸、期刊、出版社、印刷所、书店、阅览室等文化机构。出版物的党性,除了以上的衡量标准外,还包括具体地明确出版物与党的关系、出版物的基本任务等原则性的问题。根据列宁的一系列论证,“党的出版物的党性”应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观念上,把党的出版物视为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

列宁强调这个观点的原因在于当时普列汉诺夫在党的中央机关报新《火星报》上发表文章,认为要求党的群众对党的著作家进行严格监督是个“死结”,如果这种政策占上风,他既不会留在编辑部内,也不会留在党内。曾与列宁共同编辑《火星报》、后来成为新《火星报》编辑的阿克雪里罗德认为,布尔什维克是想把所有的党员都变成党的机器的“螺丝钉和齿轮”。

列宁在共产国际一大会议上(1919年3月2日)

针对这些言论,列宁在1904 年写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中批评道:“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在这方面他们认为特别可怕的,就是把编辑变成撰稿人)……在那些过惯了穿着宽大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奥勃洛摩夫式的家庭式小组生活的人们看来,正式章程是太狭隘、太狭窄、太累赘、太低级了,太官僚主义化、太农奴制度化了,太约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4]列宁这里虽然使用的是讽刺,但他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即他们对于党的约束(例如党章、党纲等)是陌生的和不习惯的。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发表在公开出版的报纸上,列宁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但是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列宁所论证的党报的党性,是有针对性的。他写道:

“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止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5]

这里谈到的“超人”显然是指普列汉诺夫;“齿轮和螺丝钉”显然是借用阿克雪里罗德的比喻,作了相反的解释。

列宁估计到可能有人会对“齿轮和螺丝钉”的机械比喻提出意见,他紧接着作了补充解释,进而论证了个人精神自由的特征、党的活动特征等道理,以及如何协调党内精神活动的问题。他写道: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写作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6]

列宁在这里谈到了一个问题的两面。第一,写作是个性化的,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应有两个“无可争论”和“广阔天地”。第二,但党是政治结社,作为党员在党内必须少数服从多数,党的著作家的写作活动应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第三,这一部分与其他党的事业有差别,不能刻板地同等于其他党的事业。

作为党的著作家,就要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既然自愿加入了党,当然也应以党的利益为重,自愿放弃部分的精神自由权。如果感到不能接受,那也很好办,结社也是自由的,可以退党。

(二)在组织上,党的出版物和著作家个人,要加入党的一个组织

这是上面的观念在组织上的落实。列宁就此写道:

“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7]

此前的1905 年7 月,列宁在一本专谈俄国党内两派分裂原因的小册子里就明确讲到:“党的一切出版物,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绝对服从相应的中央或地方党组织。不同党保持组织关系的党的出版物不得存在。”[8]这里的“不得存在”指的是不得以党的报刊的名义存在;出版物作为个人的企业,或以其他团体的名义存在,那是主办者的自由。

列宁所以这样强调党报党刊是党的组织的一部分,在于它们担负着影响和引导群众的责任。列宁后来谈到《真理报》时写道:“《真理报》 还担负着一种特殊的极为重要的责任:‘它能率领谁’——这一问题所有的人都在关心,所有的人都力图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9]这便是一种无形的舆论导向,当党作为一个向敌人直接进攻的党时,如果导向错误,会导致行动的失败。

摘要：列宁提出并论证了党的出版物的党性原则。鉴于俄国党最初的五年党中央领导机构被沙皇警察破获,各地的小组没有党的意识,因而他提出“党性”要求,这是指党的意识,其对立面是“小组习气”。列宁强调党的著作家的写作活动应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同时他承认,写作是个性化的,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衡量是否具有党性的标准,是党纲、党章、党的策略决议,以及“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

列宁的经典名言汇总 篇8

思想只要在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变会变成错误。

真理一般青年的任务，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他一切组织的任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要学习。

青年只要愿意学习，就一定能够学会。

读书道德能帮助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使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

社会友谊建立在同志中，巩固在真挚上，发展在批评里，断送在奉承中。

教育谁不会休息，谁就不会工作。

工作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

天才我们不需要死读硬记，我们需要用基本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

教育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担负。

真理要向大的目标走去，就得从小的目标开始。

人生要向大的目标走去，就得从小的目标开始。

理想赢得了时间就是赢得了一切。

时间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

读书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秀人物前进，胜利也就有了保证。

团结友谊建立在同志中，巩固在真挚上，发展在批评里，断送在奉承中。

友情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思想学习，学习，再学习！学，然后知不足。

读书只要愿意学习，就一定能够学会。

学习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一次又一次地改正这些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

道德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

事业科学的宗旨就是提供宇宙的真正写真。

科学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

真理贫农特别吃没有文化的亏，特别需要受教育。

教育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不能理解新的局势而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经失去任何意义。

集体书籍是巨大的力量。

劳动我们不需要死读硬记，我们需要用基本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

真理必须有勇气正视无情的真理。

学习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工作免难识朋友。

友谊不用相当的独立功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

真理患难识朋友。

友谊劳动者的组织性、纪律性、坚毅精神以及同全世界劳动者的团结一致，是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

劳动欺骗的友谊是痛苦的创伤，虚伪的同情是锐利的毒箭。

友谊浪费别人的时间是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是慢性自杀。

时间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

工作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担负。

青年道德能帮助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使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

劳动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时间贻误时机或张惶失措，就等于丧失一切。

时间一般青年的任务，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他一切组织的任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