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依法治国思想研究

2024-06-07

列宁依法治国思想研究（精选4篇）

列宁依法治国思想研究篇1

一、列宁依法治国思想的渊源

长期以来, 在对列宁依法治国思想的研究中, 中国学界通常认为列宁依法治国思想是列宁在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 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这种看法固然正确。但是列宁依法治国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科学地认识列宁依法治国思想的渊源既要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深刻影响, 也要看到自彼得大帝以来诸位沙皇法治精神这一重要要素。

(一) 彼得一世以来俄国法制近代化精神的影响

自彼得一世开始, 俄国法制开启了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化的过渡期。彼得一世在18世纪初一系列的改革, 破除了原有社会协调运作机制, 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国家管理上的混乱局面。为了加强对国家的管理与控制, 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彼得一世认识到必须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吸收和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在立法方面, 彼得一世吸收西方先进的法律思想并结合本国的法律传统, 制定了《总规程》、《军事条例》、《皇位继承章程》等大量的单行法规;在司法和行政方面, 彼得一世是试图使俄国司法和行政分离的开创者。他设立了宫廷法院、初级法院以及行政监察机关, 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沙皇俄国法制的近代化。自此以后, 彼得一世的后继者们, 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力三大一世、尼古拉一世都秉承了彼得一世的法治精神, 确立了俄国法律近代化的基本方向和特点。从历史文化的传承来看, 列宁的依法治国思想不可能不受到彼得一世以来俄国法制近代化精神的影响。这正如国内某学者指出的那样, “对于列宁这个新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而言, 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不可能不发生作用, 而且也难以骤然去除, 即使革命家自己希望如此, 也难以奏效。[1]

(二) 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的深刻影响

列宁的依法治国思想不仅汲取了彼得一世以来诸位沙皇法治精神的营养, 更是他在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的影响下, 结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提出来的。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就法制问题进行过全面而系统的阐述, 但是在他们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著作中, 我们也能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的一些基本要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法不是从来就有的, 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法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 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并受统治阶级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 必须打破原有的旧法律体系, 创制新的法律体系, “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 正像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一样”[2];社会主义政党和阶级必须遵守宪法、法律, 服从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这不仅是现实需要, 也是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的本性使然。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的这些基本观点虽然只是对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总体设想, 但是即使这样, 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既定历史条件下的天才创造。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 针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的基本要素, 创造性地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宏伟构想。

二、列宁依法治国思想的内容

(一) 坚持法制统一, 建立完备法律体系

坚持法制统一, 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针对当时各地法制不一, 法出多门现象, 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中明确地强调, “法制不能有卡卢加省的法制, 喀山省的法制, 而应当是全俄统一的法制, 甚至是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的法制。”[3]为了确保法制统一, 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 在列宁的主持下, 1918年7月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从而为各部门法律以及地方法律保持法制统一提供了宪法这一标尺。接着, 在坚持法制统一的前提下, 列宁适时地根据苏维埃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创制、修改、废除了一些法律、法令, 并对原有的单行法律、法令进行了系统地整合。1921年至1923年, 在列宁的推动下, 苏维埃俄国通过了《苏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苏俄民法典》、《苏俄刑法典》、《苏俄土地法典》、《苏俄劳动法典》、《苏俄民事诉讼法典》、《苏俄刑事诉讼法典》等法典, 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宪法为根本大法, 以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基本法律为重要内容, 包括一系列具体部门法的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4]这样, 统一、完备法律体系的建立, 为依法治国提供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

(二) 积极保障人权、建立有效的人权保障机制

积极保障人权是依法治国的价值追求和根本目标, 离开了对人权的保障, 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依法治国。正是认识到保障人权、建立人权保障机制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性, 列宁十分注重人权的保障及其机制的建立。这主要体现三个方面:首先, 制定宪法和一系列法律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选举权、罢免权、受教育权、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据统计, 从十月革命至1923年, 列宁亲自起草、修改和签署的有关人权保障的法律文件达400多件。[5]其次, 有效地限制和规范权力的运行, 防止权力的滥用侵犯人权。国家权力由于其强制力的垄断性以及普遍的约束力等性质, 如果不加以有效地限制和规范, 很容易会出现权力对权利的侵犯。正是认识到这一点, 列宁探索了一套有效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 这就是将党内监督、人民监督以及法律监督相结合。再次, 坚持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防止以党代法。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 俄共 (布) 成为苏维埃俄国的执政党, 这样摆在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前一个突出而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以党代法”还是“依法治党”?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 如果坚持“以党代法”的话势必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以及对人权的侵犯。认识到“以党代法”这些弊病后, 列宁强调, 所有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包括俄共 (布) 在内, 必须遵守宪法、法律, 特别是共产党员要带头遵守宪法、法律, 将自己的行为置于宪法、法律范围内。

(三) 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监督机制

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是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就在于制约、监督权力的运行, 防止其滥用和异化侵犯人民的合法权益。可以这样说, 如果没有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监督机制, 依法治国便无从谈起。为此, 列宁就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首先, 积极探索以权力制约、监督权力的有效机制。为了制约、监督中央委员会的权力, 防止中央委员会滥用职权, 1921年, 在列宁的主持下,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决定直接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只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负责, 它的委员不在任何人民委员会、主管机关以及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兼职, 确保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为了从制度上保证中央监察委员能够独立地行使对中央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 党的章程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独立监督权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就这样, 列宁实际上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下, 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机制, 这是一次权力制约权力机制有效的实践探索。其次, 建立有效的权利制约权力机制。建立有效的权利制约权力机制, 实际上是指建立全方位、多渠道的社会监督体系, 确保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为此, 列宁根据苏维埃俄国的实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十月革命胜利后, 苏维埃俄国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 成立了工人监督委员会, 赋予工人监督委员会独立的监督权, 这样就把广大工人阶级纳入了对国家的管理以及对权力运行的监督的系统中;建立畅通的信访渠道, 做好人民群众的信访接待工作, 及时地处理人民群众批评、建议、检举以及申诉;积极鼓励和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对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违法犯罪以及贪污腐败现象的监督, 使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得到充分地表达。

三、结语

任何一种思想诞生都不是凭空臆想的, 而是有其历史渊源和理论渊源, 列宁依法治国思想的诞生也不例外。从历史渊源来看, 列宁依法治国思想诞生离不开彼得一世以来俄国法治近代化精神的影响;从理论渊源来看, 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 他的依法治国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指导下, 结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在列宁的依法治国思想中, 列宁所强调的法制统一、法制完备、人权保障、权力制约与监督等基本要素至今依然是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总之, 列宁的依法治国思想是列宁留给人类法治文明史上一份宝贵的遗产, 认真学习和继承发展列宁依法治国思想对于我国当前实施的“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摘要：列宁的依法治国思想内容博大精深, 本文从坚持法制统一, 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积极保障人权, 建立有效的人权保障机制;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等方面阐释列宁依法治国思想的基本要素, 力图使我们获得对列宁依法治国思想进一步的认识。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制,人权,权力,党法关系

参考文献

[1]张建文.从1922年苏俄民法典编纂看列宁法治理念的渊源于局限[J].兰州学刊, 2010 (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130

[3]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195

[4]龚廷泰.列宁法律思想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293

[5]曹明.列宁人权思想的当代启示[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5 (3)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571

[7]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426

列宁依法治国思想研究篇2

摘要：邓小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总结出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指明了依法治国的战略地位.。依法治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指明了重要的方法，要求我们国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中的两条主线就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和为经济建设服务，它对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的贡献。本文就对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进行一番研究。

关键字：依法治国；思想；研究；

邓小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国，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理论。邓小平高度重视民主与法制建设 ,并提出了适合中国社会主初级阶段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方式方法，同时，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还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实践方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当代中国法制变革的理论基础就是邓小平的民主与法治思想，因此，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我国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本文将从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内容及其重要意义三个方面，来研究邓小平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

一、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逐步形成的。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衰败，社会状况混乱不堪，邓小平领导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对毛泽东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提出了“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要观点。他们把制度建设作为我们国家治国的基本方略。在不断的实践中，邓小平逐渐意识到，加强和巩固制度建设的可靠保障是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与法制密是不可分的，只有二者结合到一起，才能更好的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早期，邓小平说：“如果说我们国家是一个缺乏民主的国家，我们国家处于半封建状态，则这就说：共产党没有意识到民主的重要性，没有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并且没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锻炼。这样就说明，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带有国民党的不良传统。对于那些具有以党治国观念的人，就是具有国民党不良传统的代表人物。”可见，邓小平很早就反对“以党治国”的思想。后来，在经历了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认识后，邓小平终于在“文革”后将民主思想提到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来。后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邓小平主张提出，实现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强调民主”。

在民主问题提出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如何保障民主问题顺利实施。1978年12月。在他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强法治建设，是保障人民民主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同时，还要确保这种制度和法律，不能够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能够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同时，他还说：“在人治的条件下，我们不需要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律，我们可以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同时，领导人说的话既是发生了变化，法律也不用随之改变。”这些话明确指出了我国法制建设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强调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重要作用。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指出：“我们要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我们要将其作为我们党中央重要的基本方针政策，以后也不允许有任何动摇。”从这些可以看出，邓小平要在中国建立法治社会的决心

之大。

接着，邓小平为法制建设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其中主要表现在对人才的培养方面。1985年6月，他在同彭真谈话时指出：“我们国家要扩大和发展法律院校，在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大部分人都懂得法律，我们国家要对公民普及法律教育，甚至是大学毕业之后也要注重学习法律知识。要想完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必须要有大批的法律院校，为我国的法制建设提供更多的专业人次，同时要将教育、科学、政法等等发面抓紧发展。我们要选拔出支坚持社会主义道德的、具有志业知识能力的人做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军人物，同时与司法部门相关的一些干部，如警察、法官、检察官等等方面的人才，都要积极有效的培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由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决策”。1992年12月，江泽民指出要以法律手段来保障市场经济建设。1995年，江泽民指出，我们党一方面要宪法、法律的制订，另一方面还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要依照法律处理事务。1996年2月8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为我国的长治久安发表了讲话，并第一次提出来“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针。在1992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国家领导集体正式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

此后，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被提出。此时，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被制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在1998年3月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被载入宪法，于是我国依法治国的思想全面确立，我国的治国方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二、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内容

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内容包括立法、执法、法治观念的培育等各个方面。立法是依法治国的第一步，首先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让我们国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用法律来保障社会主义法治的顺利发展和实施。执法，是为了使各种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文化事务的形式和途径，以及国家的各种工作，都要求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而之所以要培养法治观念，是因为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受领导人的影响，更不会受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影响，即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而中国共产党是重要的领导力量。要想实现依法治国，必须要对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培养人们群众的法治观念。“法治”就是法学界的“水治”，民民主和人民主权是它的实施基础，它与“人治”是相反的，它具有其独特的治国目标和价值目标，其所表达的观念是法律至上。“法治”包括立法、守法、执法、司法的诸过程，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这些过程，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因此，我们需要一批具有很强法治观念的人，从而确保“依法治国”得以顺利实现。我们要扩大法律教育的对象，要让每一位中国公民都能够知法、懂法，用法律来约束公民的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作为中国人，要自觉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的事情，要严格依照法律办事，做一个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

三、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它强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要完备；它强调政法队伍建设要加强；它强调要培养每一位中国公民的法制观念，要加强对每一位中国人的法制教育；它还清楚了指明了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之间的重要关系；这些都为我国现如今的依法治国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方向。它是我们国家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指导思想。通过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一

脉相传和继续探索和发展，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建设更加的顺利。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坚持依法治国思想的重要指导地位，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他们更加重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障工作。他们清楚的认识到，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必须要建设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制体系。胡锦涛为首的领导集体还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执政思想，他们下定决心要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终极目标设定为，建立惠及每一位中国公民的法治。这样就使得我国的法治工作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从这个方面看，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为我国建立科学的法治体系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党的十五大上，依法治国的涵义被明确提出，同时国家领导人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我们要将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正确应用到法治建设的实践中去。邓小平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一方面适应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需要；一方面，它还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它对维护国家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国家要把邓小平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继续继承和发展，为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指明方向。

总而言之，邓小平是从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了民主法制的思想，为我过依法治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使我国的治国方略向着更加正确的方向转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进行，我国三代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他们在依法治国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在不断的对其进行探索和发展。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使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顺利的完成，同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邓小平依法治国的思想将会继续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顺利前进。

参考文献：

［1］李强键立;用邓小平人口思想武装头脑为西部开发创造良好人口环境[N];中国人口报;2000

［2］李文长;用邓小平教育理论武装教育管理干部[N];中国教育报;2000年

［3］贾云泉;赫宝琪;;论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A];高举旗帜继往开来——吉林省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1998年

［4］任从辉;金正一;;论邓小平关于总结经验问题的基本思路[A];高举旗帜继往开来——吉林省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1998年

列宁依法治国思想研究篇3

关键词：列宁,邓小平,农业改革

一、列宁、邓小平关于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 列宁关于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

第一, 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尽管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了, 但是重重困难却仅仅包围着这个新生的国家。一方面, 农业和工业水平的落后;另一方面, 国内和国外的反动力量联合起来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绞杀, 企图打垮这个新生的国家政权。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情形下, 苏维埃政府为了保证战争的需要, 逐步形成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俄共 (布) 纲领草案》中, 列宁指出:“在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中, 实行国家垄断是很困难的, 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和一系列过渡措施的试验, 目的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普遍地组织生产消费公社并正确地发挥它们的作用, 把一切余粮交给国家。”[1]余粮收集制不仅没有缓解苏维埃紧张的局势, 而且出现了更糟糕的局面。为了化解这场危机, 继续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 苏维埃政府决定实行粮食税政策。粮食税政策, 就是国家按照规定收取农民小部分粮食, 剩下的部分归农民自由支配。粮食税政策的实施挽救了俄国, 继续巩固了政权, 又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二, 允许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粮食税政策实施以后, 农民除了上交给国家一部分粮食外, 自己的手中有了余粮。为了刺激和鼓励他们生产, 活跃农村经济, 列宁决定实行地方的贸易自由。这里列宁的意思是, “在小农手中有一定的粮食后, 国家应该允许他们进行自由贸易。使他们通过自己出卖自己的余粮, 购回自己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同时, 国家应该向农民提供必要的工业品, 以满足小农交换的需要。”[2]

第三, 国家尽力为农村提供商品。为了满足农民进行自由贸易的需要, 国家必须为农村提供足够的商品。这样既能为农民带来物质利益, 又能活跃农村的经济, 加快俄国的社会主义发展。

第四, 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同时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农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俄国这样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来说, 要想建设社会主义, 必须对农业进行改造, 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只有农业发展好了, 工业的发展才有可以信赖的依托。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 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才能推动经济的向前发展, 整个社会才能不断进步。

(二) 邓小平关于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多次强调农业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农业关系到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有了农业的发展, 工业才会进步, 国家才能更好地发展。也就是说, 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全面进步的前提。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严重的破坏了国家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阻碍了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在这些损害中, 尤其以农民受到的损害最为严重, 农民的生活面临着重重困难, 全国的生产生活被一片阴霾笼罩。在这种情形下, 全国人民迫切要求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严酷政策, 希望走上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 结束了农业发展的桎梏, 启动了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第二次农业改革。

首先, 废除农村公社制度, 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包产到户、包产干户和包工到组。它先后经历了小岗村 (安徽省凤阳县) 的包干到户——全社和全县的推广——全国“三包”的推行。在此基础上, 在继续坚持统购派购的前提下, 逐步减少了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品种范围, 允许农民私人进入流通领域, 从事商业活动, 开启了中国社会崭新的一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推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进步伐, 是中国历史上农业改革的一场伟大创新。首先,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不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 实现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其次,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家庭经营纳入了农村集体经济的轨道, 把原来高度集中的农业经营方式转变为分散经营与统一经营相结合的体制, 满足了农民劳动和管理的自主权, 使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有利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最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步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其次, 依靠科学技术和政策, 发展多种经营。邓小平明确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 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3]发展农业要靠政策, 为了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我国逐步探索出了一系列的扶农、改农、富农的政策, 包括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先富带动后富,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

第三, “两个飞跃”的思想。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 邓小平又提出了关于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 从长远的观点看, 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 是废除人民公社,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 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 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 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4]根据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适应生产关系的发展的规律, 前一个飞跃就是在为后一个飞跃创造条件, 为实现质的飞跃奠定基础, 为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随着“第二个飞跃”的逐步实现, 我国将由传统农业走上现代化农业的发展道路。

二、列宁、邓小平农业改革思想的比较

列宁和邓小平的农业改革思想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发展的理论为指导, 都把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和出发点, 充分尊重农民的利益和发展要求, 但是他们的改革也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

(一) 两者改革的背景和产生的结果不同

列宁的改革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刚刚巩固的时候实施的, 就当时国内的物质和思想、无产阶级的成熟、领导权的巩固等状况而言, 都不可能保证改革长久、顺利地进行下去。而邓小平的改革则是在无产阶级政权早已巩固, 物质条件和社会建设相对成熟等条件下进行的, 因而可以保证改革可以长久、逐步地进行下去。

(二) 两者的立足点不同

列宁农业改革的立足点是个体农民经济, 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 他们需要的是经营自由。列宁指出:“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 “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 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 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 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3]这样, 列宁就明确了处理国家同小农关系的方法, 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的改革。而邓小平的立足点是集体经济。在此之前,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经过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已把农业逐步引上了社会主义合作社的道路。邓小平的改革是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 寻求农业发展的新道路。

(三) 两者产生的效果不同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以来都认为农业合作社的统一经营是合作社唯一的经营方式。“列宁虽然提出了在保留农民个体经济的基础上, 通过建立供销合作社以实现农民在流通领域的合作的设想, 但是, 并没有解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问题, ”[5]这种单一的经营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从而阻碍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在总结农业合作化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不仅把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与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结合起来, 而且适合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状况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旺盛力。这种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合作制的理论。

三、列宁和邓小平关于农业改革的启示

(一) 立足国情, 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列宁从俄国的基本国情出发, 切实尊重和维护农民利益, 逐步改造小农经济, 根据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 经过不断地实践, 经历了合作社——共耕制——公社制——合作社的螺旋式的复杂探索过程, 最终选择了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 满足了农民的基本要求, 稳定了农村的形势, 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在借鉴列宁合作社实践的基础上,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 成功实现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种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顺应时代的发展,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 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两个飞跃”的新道路, 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 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方针

俄国初期实行的余粮收集制政策, 给俄国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列宁从当时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 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传统论述的基础上, 解放思想, 一切从实际出发, 果断地实施了粮食税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两个凡是”的错误指令, 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坚持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在充分尊重广大农民利益的基础上, 破除一味迷信权威的错误思想, 走出了一条具有独创性的农业发展和改革之路。

(三) 充分利用市场, 发展商品经济

列宁和邓小平打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论述, 利用市场这个媒介, 充分发挥货币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把商品、货币、市场和农民连接起来, 把农民纳入流通领域, 切实保障了农民的权益, 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热情。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全集 (第36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92-93.

[2]俞良早.列宁后期经济建设思想的历史线与演进倾向[J].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5 (01) .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7.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 1993: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