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

列宁（共12篇）

列宁 篇1

任何一个政党,内部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如何保障党内少数意见能够正常地参加意见交流,又不影响党的行动一致,是列宁经常考虑和实践的问题。

一、通过党章保障党内少数意见流通的合法权利

1905 年他在向党内孟什维克派提出两派组织合并时, 谈到合并的六个条件,其中第四条,是党报党刊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而第六条“对党内任何少数人的权利同样应在党章中作出明确的规定”,[1]则是对第四条的必要补充,体现出他关于“党的写作事业不能同党的其他事业刻板地等同”[2]的思想。

1920 年 7 月，列宁和共产国际代表在一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二大后,孟什维克掌握了党的中央机关报,列宁批评他们无党性,但是当时毕竟同处于一个党内,如果使他们的言行能够纳入党的轨道,就能够避免分裂而保证党的统一和行动的一致,就此列宁写道:

“在党内都可以而且应当宣传自己的观点。任何一个小组,即使是工人事业派的小组,只要参加了党,都有权要求给它陈述和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的全部经验迫使我们考虑少数派(不管是什么样的少数派)在我们党内的法律地位问题。我们深深地感到,这个经验教导我们必须在党章中保证一切少数派的权利,使那些经常发生的和无法消除的不满、愤怒和斗争,不再变成通常的庸俗的无理取闹和无谓争吵,而是形成一种目前还不习惯的捍卫自己信念的合法而正当的斗争。”[3]

1905 年布尔什维克召开的党的三大,通过了反映列宁上述思想的党章条文:

“任何已被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批准的组织,都有权用自己的名义出版党的书刊。如有五个合格的委员会要求, 中央委员会即必须运送任何组织的书刊。所有定期的党的刊物都必须按照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刊载中央委员会的一切声明。”(第七条)[4]

这个条文的前一半,实际上保障的是少数意见在党内的流通。任何意见的流通总要有个基数的限制,全党不能照顾极少的几个人。所提出“五个委员会”,大约相当于当时俄国党地方委员会的六分之一,这个起点的基数是合理的。条文的后一句,则是对党的报刊基本的党性要求,即党的报刊有义务刊登党中央的文献。

在列宁之前,这个思想在国际共运中已有人提出(例如恩格斯),但是以党章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党的纪律, 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首创。俄国党的这一条文,十月革命前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均没有对它进行过改动。

在俄国党的历史上,布尔什维克也曾多次在党内处于少数地位,正是由于存在党内的思想交流,他们以论战和说服的方法使自己从少数变为多数。

将少数派的活动纳入党章或决议规定的程序,有利于防止错误的观点妨碍全党的工作,也给少数以机会,观察多数的观点和实践。如果少数代表了正确意见,这样的规定有利于暂时不被承认的少数的观点,有机会转变为多数。十月革命后俄国党内出现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民主集中派”和 “工人反对派”,都在不长的时间内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逐渐消失。1906 年党的四大后,布尔什维克派在党内暂时处于少数时,他们在党章有关条文的保障下,通过传播自己的观点,重新成为党内的多数。

二、“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

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全党在行动上少数服从多数,但在执行多数人通过的决议时,不能要求、也不可能真地做到让少数赞成多数的观点。在布尔什维克处于多数的时候,列宁坚持这个观点;当布尔什维克暂时处于少数时,列宁则在党章的范围内,对他们认为错误的决议展开广泛的批评。

1906 年4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上选举的党报编辑部成员全部是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布与孟的比例是3:7,所通过的许多决议含有布尔什维克不能接受的孟什维克的观点。列宁在会后写了《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 出席大会的26 位布尔什维克代表在上面签了字。这是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作为党内少数派依据党章对代表大会的决议行使批评的权利。他写道:

“我们认为代表大会的这些决议是错误的,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在思想上同这些决议作斗争。同时,我们向全党声明:我们反对任何分裂行为。我们主张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 我们反对抵制中央委员会,并且珍惜合作;我们同意选派与我们思想一致的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即使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里只占极少数。我们深信,工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应当是统一的,但是,在这些统一的组织里,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5]

接着,列宁在《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概括了党内思想交流的原则:“行动一致,批评自由”。他写道:

“讨论自由,行动一致,这就是我们应该努力做到的。 ……除了行动的一致之外,还必须最广泛地、自由地讨论和谴责我们认为有害的措施、决定和倾向。只有这样进行讨论, 通过决议,提出异议,才能形成我们党的真正的公众舆论。 ……在还没有号召采取行动的时候,可以对决议及其根据和各条规定进行最广泛的、自由的讨论和评价。”[6]

这年5 月,列宁发表专文《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再次论证了这一思想。这是不是列宁在暂时处于少数时,站在自己派别的立场上给自己任意找寻批评自由的根据呢?不是, 这是列宁一贯的思想和做法。1905 年党的三大后,党的中央委员会全部是布尔什维克,列宁在强调党性基础的文章《论党的改组》中写道:“对个别条文和措辞(指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的纲领)的批评,这在任何有生命力的党内都是理所当然的和必要的”。[7]

在列宁论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那篇专文发表后一年,布尔什维克派重新在党内成为多数,直到取得政权。在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情况下,列宁多次说了同类的话。例如他在1908 年底谈到党的第五次代表会议的一些决议时说:

列宁在哥尔克村休养时与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合影(1922年)

“毫无疑问,党内对这些决议的每一点、每一条并不是都意见一致,因此,党的刊物应当敞开大门,以便根据日益复杂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对这些决议进行批评, 进行修改。毫无疑问,今后党内的一切派别,正确些说,党内的一切流派,都应当把进行这种批评、应用和改善的工作,看作是表明自己的态度和阐明自己的路线的事情。但是批评和纠正党的路线的工作,不应当妨碍党采取一致的行动;党的行动一分钟也不能中断,不能动摇,它必须在一切方面都符合上述决议的基本论点。”[8]

列宁经常提起“行动一致,批评自由”的原则,他对自己以前的论述是记忆犹新的。他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从原则上明确地谈了我们对工人政党的纪律的意义和纪律的概念的看法。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承认行动的一致。”[9]

列宁的“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的原则,本身就是党性的体现。党性要求遵循党章、党纲和党的策略原则,它首先遵循了党章的组织要求,是在保证党行动一致的前提下进行思想斗争。党的基本纲领是确定的,而每个时期的具体纲领和策略原则,需要根据不断发展着的形势进行修改和调整,这就需要与时俱进,经常地讨论和批评,不允许批评的党是没有生命力的。

三、“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

列宁“批评自由”的内涵,不仅包括在党的会议上,而且包括在党的报刊上、党领导的公开的群众集会上发表意见。 党内的思想斗争公开化是否会被敌人利用?是否会误伤同志?这个问题早在马克思时期也曾困扰过第一国际的内部斗争。最终,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公开进行思想斗争的方针。 列宁也持这个基本立场。

不论在党内处于多数还是少数,列宁都坚持开诚布公的原则。他在1910 年写道:“应当开诚布公,应当有勇气说出实际情况。如果中央委员会愿意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向党说出实际情况,那么仅仅这一项声明就将成为中央委员会手中的强大的工具,比任何决议、愿望、谴责、开除等等都有力百倍。”[10]

对于公开可能带来的对同志的伤害,1913 年列宁曾针对这种担心谈到:“我记得,有一次在《真理报》上登了一条消息,说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在政治上不诚实,这条消息过了很久才得到澄清。我在想象,从刊登时起到澄清时止,这位社会民主党人该怀着什么样的心情!但是公开揭穿是一把利剑, 它自己可以治疗它所带来的创伤。那炮制决议呢?炮制者一定会被揭穿和被抛弃的。只能是这样。在进行一场严重的会战时,战场附近不可能没有野战医院。但是因为看到‘野战医院’的情景就害怕起来或者紧张起来,那是绝对不能原谅的。 你怕狼,就别到森林里去。”[11]

列宁的观点是,党内批评和揭露不可能不出现差错,但是相比不进行公开批评或秘密地进行专断处理来,公开党内斗争因为有党内,甚至社会的监督,错误发生的几率会少,发生了错误也容易纠正。“公开揭穿是一把利剑,它自己可以治疗它所带来的创伤”,这就是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证观点。

至于被敌人利用的担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就此写道:“用美好的词句掩饰令人不快的真相,对无产阶级事业来说,对劳动群众的事业来说,是最有害最危险的事情。不管现实如何令人痛心,必须正视现实。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政策是自取灭亡的政策。”[12]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白卫军的叛乱和帝国主义的包围,列宁仍然要求公开实际情况。他说:“尽管我们明明知道这里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他们歪曲,我们所讲的实情会被白卫分子的代理人听去,然而我们说:随他们去吧!我们开诚布公地说真话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我们深信,即使这是一种沉痛的真话,只要讲清楚,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阶级代表、任何一个劳动农民都会从中得出惟一正确的结论。”[13]

列宁的这些论述表明,当一个党、一个人确信自己坚持的是真理的时候,确信最终能够得到群众拥护的时候,即使处于较为困难的境地,也会有较强的心理承受力和道德感, 不会讳疾忌医,而敢于采取公开化的方式解决问题。他有两句名言:“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也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14]

列宁一方面强调党性,一方面也是很民主的,党内存在与列宁的不同意见和进行争论,即使言词激烈,在列宁看来是很正常的。理解了列宁要求的党性与批评自由的关系,才能以平常心来理解列宁时期俄国党的思想斗争史。

翻阅列宁十月革命后的文章,会读到很多列宁与其他党政主要领导人争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指名道姓,而且有时口吻激烈。争论双方或多方的文章均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 《真理报》或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上,这些报纸公开出版、 面向社会。一些比较长的文章,则公开出版小册子。当然,被批评的人也自由地发表反驳文章和出版反批评的小册子。思想争论归争论,他们之间在工作上总的说是合作得较好的。 这就是列宁倡导的党的“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原则产生的活跃党的生活的效果。

四、列宁倡导党内“争论专刊”制度化

党报毕竟是直接面向党内的,取得政权后的党报更是面向社会、传播范围非常广泛的综合性新闻媒体,不可能把大部分篇幅用于党内论战;秘密状态下的党,为了党的生存,有些争论也不适宜公开发表。所以列宁在1909 年谈到在党的报刊上展开争论时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寄来的材料印成专门的小册子。”[15]这类解决党内思想斗争的方式, 列宁定位在了“争论专刊”上。这是小册子形式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内部刊物。创办党内争论刊物的设想,最早由恩格斯在1892 年提出。列宁继承了这一思想,也同恩格斯一样,要求由党直接创办争论专刊,目的是使党内争论纳入党的法权轨道,保证党的统一。

列宁在共产国际三大上(1921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争论专刊”,最早是1910 年1 月党中央全会决议创办的。列宁起草的这个决议强调,出版争论专刊的目的是保障少数人发表意见的权利,只要三人编委会(分别由党内两大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组成)有一人提出要求,就可以刊登某篇文章。该刊1910 年3 月在巴黎出版了第1 号。列宁的一些重要文章,例如《政治家札记》、《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等,发表于该刊的前三号。

1914 年,列宁设想过“用国外捐款在国外创办社会民主党的争论性的杂志”。[16]1917 年初,列宁说:“为了保证对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自由争论,波涛出版社将出版争论专刊”。[17]1920 年9 月,俄国共产党(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首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通过创办争论专刊的决议。1921 年3 月,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再次通过由列宁提出的创办争论专刊的决议。

出版争论专刊,是列宁以实际行动落实他很早就提出的在党章上规定给予党内少数派以发表意见的权利的思想。列宁作为党的主要领袖,提出出版《争论专刊》本身,体现了他的党内民主思想和乐于接受党内监督的胸襟。他在给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信中谈到:“如果你把所有不顺从的聪明人都驱逐出去,只把忠顺的白痴留下,那么你必将把党毁灭。”[18]显然列宁很清楚,勇于说出不同意见的人,往往是有思想的人,是真正的党的思想财富。布哈林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1917-1929 年是《真理报》主编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曾经在1918 年作为“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后来事实证明布哈林错了,他主动承认了错误。列宁没有把此事记恨在心,而且对布哈林的健康非常关心,多次写信要求有关方面照顾布氏。1920 年以后,布哈林成为列宁苏维埃文化政策和新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阐发者。

摘要：列宁强调党性原则的同时,很注意保障党内充分的思想交流。他认为,必须在党章中保证一切少数派的权利。只有进行讨论,通过决议,提出异议,才能形成我们党的真正的公众舆论。他多次论证了“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的原则,三次起草创办党内“争论专刊”的决议。他要求党内思想交流公开,说真话。“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理解了列宁要求的党性与批评自由的关系,才能以平常心来理解列宁时期俄国党的思想斗争史。

关键词：列宁,党内思想交流,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争论专刊

列宁 篇2

姓名：列宁

性别：男

出生年月：1870年4月22日

籍贯：俄国辛比尔斯克人

列宁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是他的化名。

列宁于1870年4月22日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父亲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活动家，哥哥亚历山大因参加谋刺沙皇而被处死。在家庭的影响下，1887年秋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然而，不久他就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遭到逮捕和流放。第二年，回到喀山后，他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1892年，他又开始筹建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还写下了第一本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这时的列宁已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了。

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创立了彼得堡工人解放协会。这年年底，他再次被捕入狱，14个月的狱中生活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的3年中，他开始使用“列宁”这个化名，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并与另一位革命者克鲁普斯卡娅结了婚。

192月，列宁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结束，回到彼得堡后不久转赴西欧，在德国创办了第一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火星报》。197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形成了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是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及其思想体系的产生，标志着列宁主义的形成。

1911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后，列宁回到祖国直接领导革命，并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列宁又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在此期间，他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一系列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又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阐明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193月，沙皇政府被推翻。听到沙皇垮台的消息以后，列宁立即返回俄国，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革命胜利后，列宁当选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主席，他领导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三次武装进攻和国内的叛乱，使苏俄的经济建设逐步走上了正轨。

列宁在晚年患了脑溢血症，但他在病中仍口授了《论合作制》等文章和信件。列宁的全部著述达55卷，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1923年，列宁病情开始恶化，第二年不幸与世长辞，终年54岁。

列宁国家观辨析 篇3

关键词:国家；阶级矛盾；调和；和谐社会

由于“国家政权是政治结构的核心。国家问题是全部政治生活的根本问题，是一切阶级斗争的焦点”。［1］因此，“国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的概念，先哲对此做过精辟的论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2］如果从国家的起源和新旧国家的更替方面理解，列宁这个观点至今仍具有不容置疑的真理性。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完善，以及无产阶级阶段性历史使命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列宁这个观点其内涵必须进行充实。笔者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能够调和的产物和表现；说得更确切些，国家是阶级矛盾能够调和并且能够调和到一定低的程度的产物和表现。

一

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阶级矛盾？我们应当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进行解读。

狭义的国家，是指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机构，即中央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权系统，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是一个现实的、阶级的范畴，其根本属性是阶级性，其本质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是阶级社会不可或缺的组织形式。广义的国家，是概而言之的由主权、人口和领土等要素构成的集合体，是一个历史的、民族的范畴。二者有迥异的内涵，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任何历史时期，狭义的国家总是广义的国家的占有者和管理者。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致力于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被当作爱国者而流芳百世的史事，就可以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国家这个概念。

狭义的阶级矛盾，仅仅指广义的国家内，不同的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广义的阶级矛盾，包含了狭义的阶级矛盾，既指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即在利益等方面的不协调乃至冲突；也应当指同一阶级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层之间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局部利益之间的不协调乃至冲突；还应当指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不同阶级间或同一阶级内部的冲突或对立。

在原始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尽管没有阶级和阶级矛盾，但事实上存在无数的规模不等、但相对于阶级社会的国家而言，总体上规模都很小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内部或相互间，始终存在种种矛盾冲突，并且冲突往往由弱到强。随着生产力十分缓慢的提高，在原始社会后期，阶级分化逐渐出现，正在形成的阶级相互之间及其内部的矛盾也相应地不时尖锐。

随着阶级分化的加剧，特别是到了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以至于不可调和的时候，原来曾经能够有效地调和各种矛盾，并管理好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不论是氏族公社、部落，还是部落联盟，都无法继续有效地调和阶级矛盾，因而阶级矛盾逐渐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相互对立的阶级为了自身的生存，并求得自身相对的最大化的利益，就需要一种比部落联盟更高级、更完善的组织来调和阶级矛盾。而调和以往部落联盟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历史使命，只有国家这种组织才能承担。于是，国家产生了。

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论述国家起源的时候告诫我们：“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3］可见，从本质上讲，国家的起源是由于国家能调和部落联盟所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国家是适应调和阶级矛盾这种历史时代要求的产物。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4］统治阶级（尤其是当权派）只有在其可以调和阶级矛盾，并且将阶级矛盾调和到一定低的程度的情况下，在社会生产能进行的过程中，凭借以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器为主的种种公开的或相对隐蔽的手段，以管理公共事务（即履行国家的内外职能）的形式，为自己的阶级（尤其是当权的阶层）牟利。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教导我们，“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5］统治阶级无论如何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都必须设法调和阶级矛盾，使之保持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

阶级矛盾在生产力没有极端发达的阶级社会是永远存在的，它时而缓和，时而激烈。不同历史时代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阶层，即使它纯粹是暴力集团，也必须综合运用以暴力机器为主的种种手段，将阶级矛盾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通过确保自身能够代表或至少不严重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而控制国家政权，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特别是根本利益）的目的。当然，具体操作者是以统治阶级中的某个阶层人士为骨干组成的政府。

在20世纪初，列宁提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这个论断，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不仅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类处于深重灾难中，而且资本主义在那个历史时期所不可避免的种种丑恶面目乃至罪恶暴露无遗，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都相对激化。无产阶级领袖为了发动和领导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被压迫阶级中尽量多的人起来反抗，并最终夺取国家政权，即，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在那个特殊阶段的终极目标。从策略上讲，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武器的批判比批判的武器更有效，甚至往往有立竿见影之效，只有渲染阶级矛盾的尖锐，才能激发革命群众的斗志。可见，这个论断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使然，其内涵不可能完备，也注定缺乏应有的哲学理性。另外，由于当时斗争环境的十分恶劣，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都不可能对革命进行深刻的理论研究，也难以找到比渲染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更好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恩格斯告诫我们：“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

度”。［6］任何正确的认识都是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产物，即都与它赖以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状况紧密联系的，正因为如此，才成为真理，并能接受实践的检验以至于指导实践。一旦超出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种种条件，任何真理都可能失去原有的真理性的内容，甚至成为谬论。因此，我们不论理解和运用任何真理，都应当考察他产生的客观历史条件并据此确定其适用范围。只有这样的态度，才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有的科学态度。

二

狭义的国家（即中央政府），总是由统治阶级中某个或某些集团的代表组成，其终极的主观目标就是为自身牟取尽可能最大化的利益，为达到此目标，必须千方百计尽量缓和阶级矛盾，至少也要把它调和在各个利益攸关者阶级可承受的范围内。当阶级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时，旧的国家必将灭亡，新的国家一定产生。

披阅中国古代史可知，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即，狭义的新旧国家的更替，都是由于阶级矛盾激化到原来的统治者无法调和时期发生的。虽然更替的形式最主要有二种，要么是由统治阶级中新的集团建立新的国家，要么是由原被统治阶级中的强力集团异化而成的统治者组织新的国家；但是，本质一样，新的国家总是在旧的国家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得到调和的过程中建立，并且必须继续采取措施尽力调和阶级矛盾使之最小化。

如，隋朝的灭亡，由于隋炀帝的暴政使隋朝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超出了极限，即，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唐朝能够建立，并在前期出现“贞观之治”和在中期出现“开元盛世”之类史无前例的盛世景象，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能够采取措施尽量调和了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也调和了统治阶级内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调和了自身与东突厥统治阶级的矛盾。唐朝之所以由强盛转向衰落以至于灭亡，主要是因为其无法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造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和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所致。

任意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即使其阶级性质一致，但如果二者出现利益的激烈冲突，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灭亡与之对立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则是被灭亡者无能力调和与对方的阶级矛盾（不同国家间同一阶级属性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所致。如，“二战”期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被法西斯德国灭亡即是明证。

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建立，既是由于明朝内部阶级矛盾（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又是由于明朝统治者与后金统治者之间，即，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因此，从狭义上理解的国家，只能是调和阶级矛盾的工具，是调和阶级矛盾的产物和表现。

另外，广义的国家，其存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分析两个例子，如，朝鲜王国亡于日本，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在“二战”后建立；古代印度亡于英国，但古代印度所在的地域在“二战”后产生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三个独立国家。可见，广义的国家无论它由哪一个利益集团管理或掌控，一旦不能调和以阶级矛盾为最重要的种种主要矛盾，就必定无法存在，即在领土、人口和主权等主要方面的内容必定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广义的国家其存亡的原因在于其能否调和它自身与别国间的阶级矛盾。

按照列宁的观点，把国家看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只能解释新国家的产生（新旧国家的更替，即狭义的国家的更替），而无法理解国家的存在和如何存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1972年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现在已经是多极化世界格局中重要的一极，国内政局稳定，各种矛盾较近代以来的各个时期是最为缓和的，这些都是举世瞩目的，也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生固然是阶级矛盾—— 国民党政权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共产党政权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无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6年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作为一个个完整的阶级，在中国大陆地区已经不存在了。既然如此，那么，狭义的阶级矛盾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大陆地区也就不存在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这两大根本利益一致的阶级之间及其内部的矛盾虽然一直存在，并有过局部的激化，但从来没有达到十分激烈的程度，更没有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如果把已经存在58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存在当作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那不仅在事实上十分荒唐的，而且在逻辑上也不可理解。

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阶级矛盾一直没有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可是，这些国家事实上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也展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并且相互间形成的各种军事的与非军事的同盟也相当巩固并在不断扩大。这又该如何理解呢？

可见，国家通过调和阶级矛盾而存在、发展。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就是不断设法调和阶级矛盾的过程。只有阶级矛盾尚可调和，从而使国家的社会职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履行时，国家的政治职能的执行才能得到保障。否则，国家的职能无法履行，国家便无法存在，更无法发展。国家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和发展壮大，是因为它能将旧国家已经激化到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调和到一定低的程度。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统治者，尤其是其中的权力阶层，要维护自己的统治，都必须千方百计地调和阶级矛盾，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低限度是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捍卫统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根本利益）。否则，任何不可一世的统治者终究都会被历史无情抛弃。

进行阶级斗争只应当是为了调和阶级矛盾，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决不能为斗争而斗争，否则，就是对国家甚至对人类犯罪。以极端的形式进行的阶级斗争，只应当是特殊时代的某个阶段为构建和谐社会所采用的极端手段之一。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从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可看出：国家作为阶级统治权力机关的作用正在削弱，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的作用正在逐渐加强，尽管这二种作用的消长并不一定是统治阶级心甘情愿的。然而，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之后，国家必将逐步衰亡，共产主义必将实现，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充分说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7］人类在不同时代就有不同的使命；在21世纪，人类的使命是建设和谐社会以至和谐世界。我们应当根据时代的使命，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完整而准确地理解、运用乃至充实马克思主义原理。否则，就难免会犯削足适履的错误。

综上所述，国家，无论广义的，还是狭义的，从其起源、存在与发展来研究，它永远是调和阶级矛盾的工具，是阶级矛盾能够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否则，国家便是不可思议的怪物，或者是虚无缥缈的妄想之物，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也是无本之木。

参考文献：

［1］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四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P122.

［2］列宁.国家与革命［C］ ,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175.

［3］恩格斯.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节选）［C］,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节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64.

［4］列宁.伟大的创举［C］ ,列宁选集, 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1O.

［5］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摘录) ［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265.

［6］恩格斯.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节选）［C］,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节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562.

［7］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1-07-02.

列宁依法治国思想研究 篇4

长期以来, 在对列宁依法治国思想的研究中, 中国学界通常认为列宁依法治国思想是列宁在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 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这种看法固然正确。但是列宁依法治国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科学地认识列宁依法治国思想的渊源既要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深刻影响, 也要看到自彼得大帝以来诸位沙皇法治精神这一重要要素。

(一) 彼得一世以来俄国法制近代化精神的影响

自彼得一世开始, 俄国法制开启了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化的过渡期。彼得一世在18世纪初一系列的改革, 破除了原有社会协调运作机制, 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国家管理上的混乱局面。为了加强对国家的管理与控制, 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彼得一世认识到必须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吸收和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在立法方面, 彼得一世吸收西方先进的法律思想并结合本国的法律传统, 制定了《总规程》、《军事条例》、《皇位继承章程》等大量的单行法规;在司法和行政方面, 彼得一世是试图使俄国司法和行政分离的开创者。他设立了宫廷法院、初级法院以及行政监察机关, 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沙皇俄国法制的近代化。自此以后, 彼得一世的后继者们, 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力三大一世、尼古拉一世都秉承了彼得一世的法治精神, 确立了俄国法律近代化的基本方向和特点。从历史文化的传承来看, 列宁的依法治国思想不可能不受到彼得一世以来俄国法制近代化精神的影响。这正如国内某学者指出的那样, “对于列宁这个新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而言, 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不可能不发生作用, 而且也难以骤然去除, 即使革命家自己希望如此, 也难以奏效。[1]

(二) 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的深刻影响

列宁的依法治国思想不仅汲取了彼得一世以来诸位沙皇法治精神的营养, 更是他在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的影响下, 结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提出来的。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就法制问题进行过全面而系统的阐述, 但是在他们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著作中, 我们也能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的一些基本要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法不是从来就有的, 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法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 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并受统治阶级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 必须打破原有的旧法律体系, 创制新的法律体系, “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 正像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一样”[2];社会主义政党和阶级必须遵守宪法、法律, 服从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这不仅是现实需要, 也是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的本性使然。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的这些基本观点虽然只是对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总体设想, 但是即使这样, 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既定历史条件下的天才创造。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 针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的基本要素, 创造性地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宏伟构想。

二、列宁依法治国思想的内容

(一) 坚持法制统一, 建立完备法律体系

坚持法制统一, 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针对当时各地法制不一, 法出多门现象, 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中明确地强调, “法制不能有卡卢加省的法制, 喀山省的法制, 而应当是全俄统一的法制, 甚至是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的法制。”[3]为了确保法制统一, 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 在列宁的主持下, 1918年7月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从而为各部门法律以及地方法律保持法制统一提供了宪法这一标尺。接着, 在坚持法制统一的前提下, 列宁适时地根据苏维埃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创制、修改、废除了一些法律、法令, 并对原有的单行法律、法令进行了系统地整合。1921年至1923年, 在列宁的推动下, 苏维埃俄国通过了《苏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苏俄民法典》、《苏俄刑法典》、《苏俄土地法典》、《苏俄劳动法典》、《苏俄民事诉讼法典》、《苏俄刑事诉讼法典》等法典, 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宪法为根本大法, 以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基本法律为重要内容, 包括一系列具体部门法的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4]这样, 统一、完备法律体系的建立, 为依法治国提供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

(二) 积极保障人权、建立有效的人权保障机制

积极保障人权是依法治国的价值追求和根本目标, 离开了对人权的保障, 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依法治国。正是认识到保障人权、建立人权保障机制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性, 列宁十分注重人权的保障及其机制的建立。这主要体现三个方面:首先, 制定宪法和一系列法律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选举权、罢免权、受教育权、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据统计, 从十月革命至1923年, 列宁亲自起草、修改和签署的有关人权保障的法律文件达400多件。[5]其次, 有效地限制和规范权力的运行, 防止权力的滥用侵犯人权。国家权力由于其强制力的垄断性以及普遍的约束力等性质, 如果不加以有效地限制和规范, 很容易会出现权力对权利的侵犯。正是认识到这一点, 列宁探索了一套有效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 这就是将党内监督、人民监督以及法律监督相结合。再次, 坚持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防止以党代法。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 俄共 (布) 成为苏维埃俄国的执政党, 这样摆在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前一个突出而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以党代法”还是“依法治党”?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 如果坚持“以党代法”的话势必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以及对人权的侵犯。认识到“以党代法”这些弊病后, 列宁强调, 所有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包括俄共 (布) 在内, 必须遵守宪法、法律, 特别是共产党员要带头遵守宪法、法律, 将自己的行为置于宪法、法律范围内。

(三) 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监督机制

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是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就在于制约、监督权力的运行, 防止其滥用和异化侵犯人民的合法权益。可以这样说, 如果没有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监督机制, 依法治国便无从谈起。为此, 列宁就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首先, 积极探索以权力制约、监督权力的有效机制。为了制约、监督中央委员会的权力, 防止中央委员会滥用职权, 1921年, 在列宁的主持下,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决定直接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只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负责, 它的委员不在任何人民委员会、主管机关以及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兼职, 确保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为了从制度上保证中央监察委员能够独立地行使对中央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 党的章程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独立监督权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就这样, 列宁实际上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下, 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机制, 这是一次权力制约权力机制有效的实践探索。其次, 建立有效的权利制约权力机制。建立有效的权利制约权力机制, 实际上是指建立全方位、多渠道的社会监督体系, 确保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为此, 列宁根据苏维埃俄国的实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十月革命胜利后, 苏维埃俄国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 成立了工人监督委员会, 赋予工人监督委员会独立的监督权, 这样就把广大工人阶级纳入了对国家的管理以及对权力运行的监督的系统中;建立畅通的信访渠道, 做好人民群众的信访接待工作, 及时地处理人民群众批评、建议、检举以及申诉;积极鼓励和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对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违法犯罪以及贪污腐败现象的监督, 使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得到充分地表达。

三、结语

任何一种思想诞生都不是凭空臆想的, 而是有其历史渊源和理论渊源, 列宁依法治国思想的诞生也不例外。从历史渊源来看, 列宁依法治国思想诞生离不开彼得一世以来俄国法治近代化精神的影响;从理论渊源来看, 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 他的依法治国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制思想指导下, 结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在列宁的依法治国思想中, 列宁所强调的法制统一、法制完备、人权保障、权力制约与监督等基本要素至今依然是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总之, 列宁的依法治国思想是列宁留给人类法治文明史上一份宝贵的遗产, 认真学习和继承发展列宁依法治国思想对于我国当前实施的“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摘要：列宁的依法治国思想内容博大精深, 本文从坚持法制统一, 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积极保障人权, 建立有效的人权保障机制;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等方面阐释列宁依法治国思想的基本要素, 力图使我们获得对列宁依法治国思想进一步的认识。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制,人权,权力,党法关系

参考文献

[1]张建文.从1922年苏俄民法典编纂看列宁法治理念的渊源于局限[J].兰州学刊, 2010 (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130

[3]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195

[4]龚廷泰.列宁法律思想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293

[5]曹明.列宁人权思想的当代启示[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5 (3)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571

列宁的名人故事 篇5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正在列宁的主持下举行重要会议。到会的有俄国各省、市的代表。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又快又好地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生产。代表之一，彼得罗夫—索罗金同志在发言。

彼得罗夫—索罗金发言时，不时斜着眼看一看列宁。看列宁是否注意听他讲。

突然，他看到：列宁从一叠公文中抽出几份文件，放在自己前面，就埋头阅读起来。

彼得罗夫—索罗金停下来，不讲了。列宁不听他发言使他觉得很难过。

他停了下来，可列宁突然说：说下去，同志，说下去。你说：‘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我省还存在着许多各种各样的缺点。’那么，你省有哪些缺点?你们遇到了哪些因难?

彼得罗夫—索罗金吃了一惊。列宁竟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他的话。他继续发言。

讲了缺点，说了困难。一面发言，一面又不时看看列宁。

列宁在听。过了一分钟，两分钟，彼得罗夫—索罗金看见：列宁伸手拿了一张白纸，放在前面，开始在纸上迅速地写什么东西。

“现在嘛，”彼得罗夫—索罗金明白了，“列宁当然不在听我的发言了。他是那么聚精会神地写东西。”

发言者又停了下来，造成了间歇。列宁离开了纸，转身对彼得罗夫—索罗金说：“说下去，说下去。你说：‘最使我们不安的问题是整顿交通工作。邻省的同志刁难我们。’那么他们在哪方面刁难你们?是哪些省?”

这一次彼得罗夫—索罗金完全惊呆了。甚至一时讲不出话来。老是吃惊地看着主席台，看着列宁。

“说下去。”列宁说。

彼得罗夫—索罗金继续发言。可他情不自禁地又看了看列宁。看见秘书走到列宁身边，向他低声说了些什么。列宁回答了。秘书又提出了什么问题。列宁又做回答。

彼得罗夫—索罗金看得清清楚楚：列宁总不能同时既回答秘书的问题，又听他发言。他又来了一次停顿。

“说下去，说下去，”列宁向他挥着手，“说下去，你说：‘我们对人民委员会有一个请求。’那么，是什么请求?”

彼得罗夫—索罗金“啊”了一声，整个会议厅都几乎听得见。完全正确，他刚才在讲台上讲的正是这几句话。

彼得罗夫一索罗金结束了自己的发言。他对列宁的惊人才能赞叹不已。

休息时他在会议厅里走来走去：“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他对这个讲，又对那个讲。

不过大家不知为什么都以责备的眼光看着彼得罗夫—索罗金。大家都知道列宁的惊人才能，知道他能够同时集中注意力于两、三件事，知道列宁各种各样的事很多，每一分钟他都很珍惜。可是碰上了这么一个彼得罗夫—索罗金，在发言时竟3次打断了列宁的`工作。

同志们对彼得罗夫—索罗金说，他妨碍了列宁的工作。

彼得罗夫—索罗金很难受。他想立刻跑去向列宁道歉。才走了一步，抬起眼来，看见列宁正在会议厅里走过来。列宁也看见了彼得罗夫—索罗金。他走近来。

“好样的，讲得好。”列宁对彼得罗夫—索罗金说。

甚至于对他3次打断他工作也加以夸奖：“我看，你是个倔强的人。”

彼得罗夫—索罗金不好意思，脸都红了。他觉得，列宁待人非常温和体贴。

钮扣有一次，列宁发现人民委员会一个工作人员的上衣口袋上掉了一颗钮扣。列宁看到了，没有出声，走了过去。

碰巧第二天列宁又遇见了这位同志。一看，他上衣口袋上还是没有钮扣。到第三天也还是没有。只是到了第四天列宁才看到钮扣缝上了。

“总算缝上了。”列宁很高兴。甚至连情绪都不知道为什么提高了。

那时是国内粮食特别困难的时候，城市和工人区都缺少粮食。农村有粮食，但是农村里的有钱人——富农把粮食藏起来了。

为了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往国内各地派出了粮食征集队。那位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就是列宁想说他掉了钮扣的那一位，也被推举担任一个粮食征集队的队长。

列宁犹豫不决。

人们对列宁说：“他是个能干的人。”

“是个有功之人。”

“是个勤勉可靠的人。”

列宁想要提钮扣的事，但没有出声。

那位工作人员带了粮食征集队出发了。

过了一段时间，列宁接到报告。报告如此这般地说，那位工作人员不胜任工作，他不能保证弄到粮食。不但如此，富农还把粮食征集队收集的粮食给烧了。

“可是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人们向列宁报告说，“他没有预先提防，漫不经心，没有及时把粮食可靠地保护起来。”

也有一些人庇护这个粮食征集队的队长：“列宁同志，这是偶然事故。”

列宁的中学时代 篇6

列宁对自己各方面都严格要求,加上优良的学习方法,使他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以至每次升级都能获得优等浆章。

1887年,辛比尔斯克古典中学的小礼堂里的毕业考试就要开始了。学生们的心里都非常紧张。考生们把盖着大印的空白考卷在自己的面前摊开,工整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等待着校长宣布考题。坐在考生面前桌旁的是校长,他兼任高年级的文学和逻辑学课。

校长当着考生的面缓缓地撕下漆封,然后从封套里抽出考题,飞快地扫了一眼题目,接着把目光移向紧张不安的考生。校长把考题交给考试委员们传阅后,宣布:“作文题是《普希金作品中的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大家开始作吧!”说着,顺手把怀表放在面前的桌子上。

考生们紧张地思考着刚刚公布的作文题,埋头开始写作文,校长背着手,顺着一排排课桌缓缓地踱步。当他踱到列宁身边时,目光停留在他的身上了。校长想起前一天国民教育部来的一份通知,就学校授予那个被捕的、现已被处决的国事犯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的哥哥)以金质奖章一事,向学校提出警告。在校长看来,列宁的哥哥一直是一个老实能干的好学生,校长也总是把他当作其他学生的表率,并对他的学业成绩感到骄傲。谁能想到竟成了国事犯了呢!眼看着他的弟弟弗拉基米尔(列宁)将成为学校获得金质奖章的第一位候选人。该怎样对待呢?取消这位才华出众的模范青年的候选资格吗?既然一个优秀的学生就应当获得奖章,那又为什么不给呢?校长在思索着。

此时的列宁并不知道校长就站在自己的身后,正思考着关于他的问题。他也在沉思,他怀念自己敬爱的哥哥。此时的他还不能理解哥哥怎么会成为革命者。在他看来,哥哥不可能成为革命者,因为一个献身革命的人,哪能那么热衷于研究自然科学呢!他想起哥哥俯在显微镜上,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把一块块生物组织分别放在显微镜载片上,耐心细致地制作组织切片的情景。

“时间已过30分钟!”校长走到桌前,大声宣布道。校长的声音打断了列宁的思路。他在惊悸之余抬起头四下看了一眼,同学们都低头写着,发出一片沙沙的写字声,此时他意识到自己要抓紧时间答卷子了,于是低头迅速写起来。

新的一天来到了,还是在学校的小礼堂里。可今天的气氛完全不同了,同学们都穿着节日的礼服,按照年级排列成整齐的队形,毕业生单独排成一排,准备接受祝贺。校长也穿着整齐的礼服,站在放着毕业文凭的讲台旁。

毕业典礼开始了,当校长在掌声中结束了致词以后,教务委员会秘书宣布了有关的记录。然后由校长颁发毕业文凭。校长拿起了放在最上面的一份文凭高声宣布道:

“乌里扬诺夫•弗拉基米尔!”

列宁站起来,走到讲台旁,听校长继续读道:“该生在辛比尔斯克中学8年学习期间:1.操行总评——优秀,全勤;书面作业成绩——优秀;各学科(特别是古代语言)学习勤奋刻苦;2.各科成绩如下:神学5分,俄语和文学5分,拉丁文5分,希腊文5分,数学5分……鉴于该生操行优秀;学习勤奋,而且古代语言等各科成绩优秀,教务委员会决定,授予乌里扬诺夫以金质奖章,并发给中学毕业文凭”

全场乐声大作,掌声雷动,同学们、老师们和来宾们都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

列宁关于党内监督的构想与尝试 篇7

一、关于党内监督体制的设想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 列宁就已经意识到:在由少数先进分子代替人民管理国家的情况下, 如不特别注意, 就可能出现共产党员蜕化变质的危险。因此, 他主张加强对党的干部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监督, 建立并不断健全党和国家的监察制度。

1920年9月, 根据列宁的提议, 俄共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建立专门的党内监督机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按照列宁的设想, 党内应建立党的领导层、党员群众和专门监督机构三个支点的监督体制。党的专门监督机构与党的领导层相互监督、制约的关系是, 各级监察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并向其报告工作、对其负责;各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本级党委会必须执行, 而不得撤消。遇有不同意见时, 或举行联席会议解决, 或提交上级监察委员会解决, 或提交同级代表大会解决。党的专门监察机构与党员群众的制约关系是, 党的专门监察机构由党员群众的代表机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因此, 它是党员群众的代表机构授权的, 受党员群众的监督制约。而党的专门监督机构又通过执行党的章程、决议, 监督制约党员群众。三者构成一种循环监督、制约的体制。党员群众可以向党的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党的领导层的控告;党的监察委员会可以向党员群众的代表机构提出对党的领导层的控告;党的领导层可以向监察委员会提出党员群众和下级组织的违纪情况, 要求查处, 也可以向党员群众的代表机构提出对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控告。这种监督体制, 不仅能制约党员群众, 而且能有效监督制约党的领导层和党的监督机构。应该说, 这是一个较科学的党内监督体制。

二、关于党内监督机关的地位

列宁认为, 党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最高执行机关是中央委员会, 党的最高监督机关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相互平行, 各自独立地履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赋予的任务和职能。党委和监委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没有领导和被领导关系。监委直接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 而不是向党委负责。各级监委享有同级党委相同的地位和权利, 不受同级党委的管辖。监委的决议同级党委必须执行, 而不得撤消。监委与党委如有不同意见, 可将问题提交监委与党委的联席会议解决, 如果联席会议不能解决, 则提交党的代表大会解决。

列宁主张, 监委委员享有同级党委委员的一切权利。为了便于发挥监委的作用, 监委委员不得由同级党委委员兼任 (党的代表大会决定的除外) , 监委委员也不得兼任其他行政职务, 任期未满不得调任其他工作。列宁曾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个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中央委员一样, 应该经过党的审查。因为他们也将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1]。“监察委员会委员有权出席本级党的委员会和苏维埃委员会的一切会议以及本级党组织的其他各种会议, 并有发言权”[2]。“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参加全俄代表会议并有发言权”[3]。

三、关于党内监督机关的职权

列宁认为, 为了使党内监督真正落到实处, 党内监督机关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 能够独立负责地行使党内监督的职权。列宁提出, 中央监察委员会须派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 有权检查政治局文件。列宁要求, “在准备政治局会议方面订出更严格更负责的制度。中央监察委员会应有一定人数的委员出席这种会议”, “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 应该‘不顾情面’, 要注意不因任何人的威信而妨碍他们提出质问, 审查各种文件, 并且总要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和使问题处理得非常正确”[4]。“中央监察委员会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 有系统地审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5]。

当然, 列宁也曾考虑到, “一种可能出现的反对这个计划的意见:检查人员太多, 监督太多”[6]。“这种反对意见认为我提出的改革办法只会造成混乱, 他们说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徘徊于各机关之间, 不知道该到哪里去”[7]。但列宁认为采取这种措施的好处是, “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出于纯粹个人情况和偶然情况的影响就会减少”[8]。

列宁对党内监督机关的质询权也很重视, 主张监察委员会有权向任何人提出质询, 而不受任何威信的妨碍。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本级党委必须执行, 而不得加以撤消。这样党内监督机关的权力就大大增强了, 使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工作就能有效地进行下去。

四、关于党内监督机关的人员素质

列宁非常关注党内监督机关的自身建设, 对从事专门党内监督工作的人员, 在政治业务素质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列宁认为“监察委员会应当由党内最有修养、最大公无私并能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9]。“我们吸收来当中央监察委员的工人, 应当是无可非难的共产党员, 我想, 为了使他们学会工作方法和掌握工作任务, 还应该对他们进行长期的培养”[10]。在选拔党内监督机关的干部时, “要经过特别的审查, 看他们是否忠实, 是否了解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 同时还要经过特别考试”[11]。

列宁还主张对从事党内监督工作的人员要经过严格选拔, 把真正优秀的干部选拔充实到党内监督机关中去。“挑选真正品质优秀的干部 (无论是共产党员, 或是各种国家管理部门和经济部门的专家) , 是保证工农检查院和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取得成就的极重要条件。代表大会建议所有党组织选派最优秀、最熟练的人员到工农监察院和监察委员会机关去工作。所有组织应当协助这些机关挑选优秀的经过审查的专家, 在调他们去做改善国家机关的工作时, 应当给他们更好的生活条件, 而不是更坏的生活条件”[12]。

对于怎样挑选优秀的干部来从事党内监督工作, 列宁提出重要的选拔方式是考试。列宁说, “我们必须用完全特殊的办法, 经过极严格的考试来挑选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人员”[13]。列宁还提出“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草拟工农检查院录用工作人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挑选预备委员的考试大纲。……同时还要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来选拔能够充当中央监察委员的人”[14]。列宁主张党内监督机关的人员应该是各方面人才的复合体, “我相信现在在各部门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中, 在我们苏维埃大学生中, 能担任这项工作的人是绰绰有余的。事先排除某一种人未必是正确的。最好是使这个机关有各种各样的人员, 使我们需要在拟定候选人名单时下一番功夫。举例来说, 假定组成这个新的人民委员部的人员是一个模子的人, 譬如都是官吏型的人, 或者没有鼓动员一类的人, 或者没有善于交际或深入他们不太熟悉的群众中去的人等等, 那就槽糕透了”[15]。

列宁对从事党内监督工作干部的待遇, 也有仔细的考虑。列宁主张“要给他们很高的薪金, 使他们完全摆脱目前工农检查院官员们的真正不幸的 (如果不说得更坏的话) 处境”[16]。“应当给他们更好的生活条件, 而不是更坏的生活条件”。“只有最大限度地精简工农检查院工作人员的数量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条件, 才能挑选到品质优良的工作人员去做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工作。因此, 代表大会向中央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机关提出一项任务:保证工农检查院所有机关 (包括地方机关) 有足以安置工农检查院和监察委员会的职务和工作人员的经费, 使他们的生活条件绝不次于他们所调查和检查的机关”[17]。

五、主张党政监督机关合并

十月革命胜利后, 列宁首先对国家行政监察机关进行了改造, 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 (1918年成立) , 改组成为工农检查院 (1920年2月) 。当初工农检查院主要承担国家行政工作, 其重点任务是对经济机关和管理机关进行监督。后来列宁认为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 还必须有自己的党内监督机构, 来执行党内监督任务。于是, 1920年9月, 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这时, 党内监督机关与行政监察机关并存, 分别负责党内监督工作和行政监察工作。这种体制运行两年后, 列宁发现其中存在不少问题:“说句老实话,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 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一个人民委员部, 如果工作马马虎虎, 并且得不到任何人的信任, 说话毫无威信, 那又何必组织它呢?”[18]于是, 列宁提出将党内监督机关与行政监察机关合并, 组成一个新的、符合无产阶级执政党需要的监督体制。1923年初, 列宁在口授的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建议中, 明确提出组成一个既能监督党内事务, 又能监督国家行政事务的新机构。列宁提出:“我建议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采纳下面这个以特殊方式扩大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为基础的改组计划。……而这个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根据下述条件同改组过的工农检查院的基本部分结合起来。”“据我看来, 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 对于两个机关都有好处。一方面, 工农检查院因此就能获得很高的、至少不亚于我们外交人民部的威信。另一方面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就会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19]。

列宁逝世后, 俄共接受了列宁的建议, 将党内监督机关与行政监察机关合并起来, 合并以后的党政监督机关的权力大大地增强了。这个机关不仅可以检查党内问题, 还可以检查行政机关的问题, 有权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机关。

到了斯大林时期, 列宁创建的党内监督体制逐渐被废止, 党内监督机关的地位和权力不断受到削弱。联共 (布) 十七大撤消了工农检查院, 将原来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改为中央委员会下属的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但名义上仍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联共 (布) 十八大改为由同级党委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由同级党委领导, 并按同级党委的指示工作。联共 (布) 十九大规定, 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只是检查党员和预备党员遵守纪律的情况, 处分违反党章、党纪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党员等。

斯大林的这些调整, 中断了列宁创建的比较科学的党内监督体制, 大大削弱了党内监督工作, 给国际共运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第一, 斯大林本人得以集权专断, 排除集体领导, 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 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 造成了严重的错误, 使社会主义蒙受了巨大损失。第二, 世界上执政的共产党, 受到斯大林监督体制的影响, 很多国家没有搞好党内监督工作, 尤其是没有解决好对党的领袖的监督问题, 导致个人崇拜现象和重大决策的失误, 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有的甚至断送了党的命运。第三, 斯大林监督模式的长期延续, 使人们淡忘了列宁关于执政党党内监督的思想, 导致很多执政的共产党忽视建立科学的党内监督体制。第四, 斯大林监督体制不利于党内监督, 容易导致个人崇拜和集权专断现象。久而久之, 还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种模式是共产党固有的。

摘要：如何搞好党内监督、增强其有效性, 是共产党长期执政需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本文着重阐述了列宁在共产党执政初期, 对党内监督体制、党内监督机关地位、党内监督机关职权等的一些设想与探索。

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及其启示 篇8

一、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论基础

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产生, 既是列宁自身的理论修养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结晶, 又有着深厚的思想理论渊源。系统地梳理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不仅对当前研究列宁主义具有深刻的必要性, 而且有利于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列宁文化建设思想是在合理吸收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学说及其当时世界上许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相关原理的基础上, 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苏维埃俄国的文化发展和改革的实践问题的战略思索和理论把握。

1.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学说

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我们应历史地、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 二者具有内在继承性的原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关于文化的实质和人的发展。马克思在探索抽象的劳动实践中直接揭示了文化的实质, “即人化, 也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 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部总和以及人的行为方式以及人化形式的特殊活动。”①人类文化的发展根本上在于人类生产活动的变化发展, 在劳动实践中, 不仅客观外在条件改变着, 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 发展成为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社会观念, 发展成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第二, 关于文化的分类和结构。文化是一个系统的社会现象, 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分类。但马克思主义认为最一般的分类就是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就是人们在改造自然界以满足人类自身需要为主的那部分文化产物, 包括生产工具和生态文化等。而行为文化是人类处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文化产物、精神文化是人类的文化心态及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对象化, 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为依存。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文化的结构就是文化的诸要素所固有的相对稳定的联结方式。文化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文化产品、活动方式和文化观念。

第三, 关于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取向。马克思在肯定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时, 也充分肯定了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作用, 历史唯物论是从实践的观点上来理解文化, 因为文化是贯穿于我们实践活动的每一个过程中。历史唯物论认为文化对于整个人类的社会化过程及其自身的解放具有深刻的影响, 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终极目标, 也就是实现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关于文化的思想理论, 作了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 这些思想不仅为列宁进行文化建设的思考提供了理论和逻辑起点, 而且更为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

2.其他理论家的相关学说

列宁文化建设思想不仅受到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的影响, 而且也深受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的重要影响, 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化学说。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另一重要理论源头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哲学观点和思想。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中杰出的灵魂人物是车尔尼雪夫斯基。

在俄国革命斗争的过程中, 列宁本人的思想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显著影响, 他有机地利用了车氏作品中的很多思想理论为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服务, 在签订布列斯特合约时, 列宁运用车尔尼雪夫作品中的话语鼓舞苏俄的文化建设者们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绝不放弃随时为社会主义做好一切战斗的准备工作。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列宁也曾讲过,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科学论著和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传统对其起着“首要的、压倒一切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从《怎么办?》这一著作开始的。”②

总之,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化学说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 而且对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发展产生了长远和深刻的影响。

普列汉诺夫的文化学说。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 是在俄国和欧洲范围内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普列汉诺夫抨击了俄国民粹派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以及“英雄史观”,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普列汉诺夫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的第一性、世界的可知性、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问题。在经典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 列宁曾多次引用普列汉诺夫的观点, 重点讲述了社会存在不同于客观存在的物质以及物质世界。

普列汉诺夫指出文学作品具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社会生活现实和社会发展的趋向的作用, 是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而列宁主张现实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 文学艺术所创作的典型形象应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和折射, 应该给予人们审美需要、审美感的满足和劳动的愉悦。这与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具有某种内在的继承性。

总之, 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和文学理论原则不仅系统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而且对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列宁在探索和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 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 逐渐建构了一系列的文化理论, 反过来, 这些理论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 促进了马克思文化建设理论的飞跃。

1.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国民知识文化水平

列宁十分关注教育建设, 并把教育建设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针对如何发展人民教育事业, 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措施。

第一, 普及国民教育, 大力扫除文盲。十月革命之前, 俄国的民众文盲的比例非常高。因此, 列宁非常重视扫盲工作, 颁布了一系列扫盲工作的法令, 为苏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盲工作提供了法律支撑。

第二, 改革教育体制, 提高国民知识文化水平。列宁鼓励多种形式办学, 创新办学体制, 很多办学形式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都是首创, 如把学校设置于大的工业企业内部。

第三, 增加教育经费和教育拨款。为了开展教育工作, 增加对教育成本的投入。列宁多次强调为了保证国民教育的发展, 必须缩减其他部门的开支。苏维埃政府要提高教育预算、节省财政开支, 以保证国民教育的发展需要, 为教育事业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和财政支持, 并千方百计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办学, 鼓励广大群众志愿捐助制度。

总之,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问题的基本原理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教育经验, 列宁因时因地制宜, 制定了开创历史先河的、合乎苏维埃政权发展的共产主义教育体系。

2.全面推行社会道德建设, 培育社会主义新人

列宁强调:“道德是为摧毁剥削者的旧社会, 使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③列宁在推进社会道德建设发展的措施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 加强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教育。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 人们的思想还处在新旧交替的不稳定状态, 开展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既符合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又凝聚了人心党心, 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第二, 坚持普遍地推行义务劳动与道德建设工作相结合。列宁认为推行义务劳动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而且也是改造社会主义公民的有效途径。而一旦把义务劳动和道德建设结合起来, 可以会起到相互推动的效果, 道德建设是核心, 义务劳动是手段。

第三, 坚决清除落后的道德意识和陈旧的道德习惯。落后的道德意识和陈旧的道德习惯是扎根于人民头脑中的社会意识, 而落后的社会意识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阻碍苏维埃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因而, 列宁认为必须坚定而有步骤地清除人们落后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习惯。

总之, 只有加强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教育, 普遍推行义务劳动, 改造劳动群众的旧观点和旧习惯, 才能全面推行社会道德建设, 培育一代社会主义新人。

三、列宁文化建设思想对中国实践的现代启示

在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 分析了列宁文化观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继承性之后, 笔者认为其对中国文化建设实践具有指导性意义和现代启示。

1. 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

文化理论体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 就一直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既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 又有其他非主流文化。社会成员在理想、信仰、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方面的多样化, 使得初级阶段的思想文化呈现错综复杂、多元并存的结构特征。面对这种多元文化长期并存的格局, 需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具有科学性, 就是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迄今为止最科学、最严谨、最具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它把严格的科学性与高度的革命性有机结合起来, 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文化也必然具有科学的品格和科学精神。因此, 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科学性的根本保证。

2.着重于公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列宁认为共产党人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引导、培养、教育劳动群众, 用共产主义道德精神武装劳动群众的思想, 使其自觉抵制资产阶级地侵蚀和其他剥削思想地渗透, 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年轻一代。毛泽东也曾指出, 文化思想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既然如此, 如何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的制高点呢?第一, 用正确的精神培育出积极健康的精神信仰。党和政府要站在一定的战略高度上, 注重对精神领域的培育, 形成一种能够引领全民族前进的思想文化, 绝不是空洞的没有生命力的思想口号。第二, 通过健康向上的文化宣传来树立良好社会风气。文化宣传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基本方式之一, 我们要强化对文化宣传的渠道、方式、内容的管理。第三, 要生产出积极健康的文化产品。文化产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所以说它是一种更愿意被劳动群众接纳的文化形式。应多生产一些积极健康、促进社会进步的产品, 使这样的文化产品贴近老百姓的生活, 并且引领老百姓的精神风貌。第四, 改进学校文化教育方式, 用优秀健康的文化思想占领青年学生的思想阵地。我们要加强对学校文化教育方式的创新, 使其不论是在教学方式上还是指导思想和教学内容上, 都要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 不仅教授学生文化知识, 而且还要教他们如何成才, 帮他们树立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3. 合理把握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继承和创新二者的关系,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文化绝对不可能脱离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凭空创造出来, 只有汲取旧社会传承下来的全部优秀文化精华, 才可能在继承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之上, 创造出新的文化成果。因此, 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下, 必须合理把握好文化建设中继承和创新二者之间的关系,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第一, 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并借鉴其他国家的一切积极优异的文明成果。当今世界, 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智慧的凝聚, 而且更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发挥中国力量的关键“语言符号”。只有高瞻远瞩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阵地, 继承并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不断汲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长处, 才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从而提升我国的软实力。第二, 在社会主义实践中, 坚持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 创造出既发扬优良传统又体现时代风貌, 既立足于本国国情又面向当今世界的优秀文化。这种文化不仅要体现民族性,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体现世界性。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 要加紧步伐把富有中国底蕴和中国风格的文化推向全世界, 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它的时代魅力。同时, 在国际交流的大舞台上, 立足变化的国际形势, 不断地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 以便在社会实践中, 更好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综上所述, 我们今天理解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仍要与其当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今, 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当时的苏维埃俄国同样处于初级阶段, 也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 急需破旧立新的勇气来构建现代化的文化体系。所以, 如果要想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那么就要在文化建设方面做好长期深远的规划和艰苦卓绝的工作, 摆正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整体布局中的位置。由此可见,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 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仍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指导下, 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一定能取得稳定持续的发展。

摘要：列宁文化建设思想是其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这一思想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 是在直接吸收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学说的理论精髓上, 合理借鉴其他理论家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文化建设思想包涵了丰富的内容, 这些内容一起构建了列宁文化建设的蓝图。探究这一思想的最终目的在于考察列宁文化建设思想对中国文化建设实践的重要意义和现代启示。

关键词：列宁,文化建设,主要内容,现代启示

参考文献

[1]马晓亮.列宁的“文化革命”思想及其时代价值[J].华侨大学学报, 2010 (3) .

[2]冯艳.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奇迹当代启示[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2006 (5) .

[3]李小珊.评国内理论界关于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研究成果[J].长白学刊, 2007 (6) .

列宁改造小农生产方式思想的演变 篇9

一、十月革命前后:从美国式的道路到逐渐窒息小生产的条件

在民主革命时期, 列宁就认识到俄国农业落后的现实, 认为革命揭露了这样一个错误, “我们以为资本主义农业成分在俄国已经完全形成了, 既在地主经济中 (盘剥性的割地除外, 由此提出了归还割地的要求) , 也在农民经济中也完全形成了, 以为农民经济已经分化出了强健的农民资产阶级, 因此就没有农民进行‘农民土地革命’的可能……我们对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估计过高。当时我们认为农奴制残余不过是很小的局部现象, 认为分土地和地主土地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十分成熟和巩固了。”[2]列宁知道, 作为前资本主义的、建立在十足的自然经济之上的村社农业经济, 相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小农经济来讲, 是更为落后的一种生产方式。因此, 列宁为俄国的无产阶级提出了“领导农民进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革命”[2]的任务。根据俄国当时革命所处的阶段和农民的具体要求, 列宁提出了俄国民主革命农村变革具体走美国式道路的思想 (即通过资产阶级革命, 使农民获得土地, 成为小块土地所有者, 然后通过农民自身的分化, 形成资本主义大农场, 推进农业的现代化) 。从改造农业生产方式角度来说, 就是在自由农变为农场主的情况下, 使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迅速发展, 从而改造俄国旧的、落后的、村社的农业生产方式。实践中, 列宁逐步形成了一个达到这个目的基本思路是:第一, 实行土国有制 (不仅没收地主的土地, 而且把农民的土地国有化) , 打破旧的农业生产方式根基———旧的土地制度;第二, 把没收的土地的土地转到农民手中, 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

十月革命期间, 进一步发展的形势使列宁认识到, 土地国有化已不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 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3]土地国有化推动着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苏维埃俄国农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样, 历史所提供的条件和机会把改造俄国小农经济的任务赋予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平分土地的基础上 (根据农民的要求, 十月革命的第二天, 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就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定把收归国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法令) , 如何把在小块土地上耕种的小农引向社会主义大农业, 成了列宁思考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 小生产具有“无产阶级的”和“业主的”两个灵魂, 无不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所以过渡时期的一个“重大无比”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 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4], 这实际上就是要逐步造成完全窒息小生产的条件, 从而把小农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 把小农生产方式直接改造为社会主义大农业生产方式。

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共耕制直接向社会主义大农业过渡

具体如何逐步造成完全窒息小生产的条件, 形势的发展不容得列宁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的探索, 因为, 当时条件下即便是妥协的让步的, 在“不没收普通农民和普通哥萨克的土地”[1], 不剥夺小农, “丝毫不改变私有财产关系, 不剥夺任何一个私有者一个戈比”[4]的“工人监督”的方式, 也遭受到敌人的疯狂的阻挠。不断恶化的形势促使列宁被迫改变以前逐步创造条件窒息小生产条件的初衷, 决定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关于小农的改造,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 在生产领域, 大力开展集体农庄和共耕制运动, 从规模上直接把小生产变为大生产。列宁当时认为, “分土地只在开始的时候是好的。它是要表明土地从地主手里转到农民手里。但这是不够的。只有实行共耕制才是出路。”[5]“我们的共同任务和我们的共同目的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 过渡到集体支配土地, 过渡到共耕制……现在这样向共耕制过渡是正确的, 具有真正社会主义的规模。”[5]1919年2月颁布了《关于社会主义土地整理条例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法令, 法令明确宣布, 所有各种个体的土地使用形式都应当看做是暂时的和正在过时的形式, 因此要求必须从土地使用的个体形式过渡到集体形式。与此同时, 在建立一大批国营农场基础上, 把大量的农民组织到农业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耕社之中。直接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 把小生产集合成大生产, 按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另一个是, 在分配领域, 实行余粮征集制, 用国家统一分配农产品的政策取代交换, 直接切断小生产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到粮站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 判处十年以上的徒刑, 没收全部财产, 永远驱逐出村社。”[6]由政府派出大量的余粮征集队, 把每个农民家庭的所有余粮, 甚至不仅仅是余粮征集走, 禁止私人买卖余粮及其他工业品。同时, 取消货币流通代之以产品的直接分配;组织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 由国家直接供应统一分配等等。

为了应付战时经济困难, 渡过难关, 苏维埃俄国实施了以共耕制和余粮征集制为主要内容一系列战时应急措施。这些应急措施的实施在客观上使小农改造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即以强制的“直接过渡”代替了此前“间接过渡”。

三、新经济政策时期:保存和发展小农生产, 实行迂回过渡的思想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措施为巩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 如果把其当做为改造小农及其生产方式的方式、途径和步骤, 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人口多数的落后国家, 显然表现出了严重的急躁情绪。历史证明这是一种失败的尝试。

1920年底, 持续了三年的俄国国内战争虽然结束, 但国内的政治经济矛盾却在迅速激化, 危机不可避免。具体表现为:经济崩溃, 穷困不堪, 危机四伏, 城市工人因失业而罢工游行;士兵发生叛乱;特别是广大农民普遍表现出强烈不满, 生产兴趣下降, 播种面积大幅减少, 有的地方甚至发动了暴动、暴乱和武装起义。严酷的事实使列宁不得不冷静下来, 他开始认真反思和检讨过去, 最后他终于认识到通过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对小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根本无法行通。列宁对形势进行了正确的估量, 其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在1921年3月俄共 (布) 第十次代表大会上, 列宁果断地提出了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新经济政策。

随着政策的转变, 列宁关于小农生产方式改造思想也发生了一次大的飞跃。他提出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中, 不可能用大工业直接排挤、消灭农业小生产, 而只能是适应农民小商品生产的发展, 采取因势利导, 通过国家调节和市场、商业等中间环节提高小农生产力, 然后逐步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大农业。特别是列宁此时对合作社在改造小农生产方式中的作用和意义有了新的认识[7]。1923年, 列宁在病榻上完成了他的《论合作社》, 他在该文中重新深入思考了俄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革理论, 对合作社的性质和作用作出了新的评价。他指出, 合作社是对做买卖的农民让了步, 通过合作化“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适合程度, 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适合程度……。”[8]合作社是过渡到新制度“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8], 且“对我们来说, 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 (只有上述‘小小的’例外) 社会主义的发展。”[8]透过新经济政策各方面的内容, 可以看到列宁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的小农生产方式改造的新思路, 那就是通过保存和发展小农生产, 培植生产力, 创造有利条件, 实行迂回向社会主义大农业过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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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宁选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255-256.

[3]列宁选集:第1卷 (第3版)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788.

[4]列宁选集:第3卷 (第3版)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52-479.

[5]列宁选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174-357.

[6]列宁选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295.

[7]薛汉伟.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全面国有化——四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国有制理论与现实[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5) :38-45.

列宁晚年与大国主义的斗争研究 篇10

斯大林1879年出生于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他开始参加革命运动是在1898年左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在1903年后成立的,斯大林作为高加索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坚持活动。1905年12月,斯大林首次在芬兰塔莫夫斯召开布尔什维克全国代表会议的时候与列宁相见。后来他脱离了高加索的系列活动,参加到党中央的工作中。1912年1月之后的“布拉格代表会议”,斯大林被补选成为了党的中央委员,同年4月来到首都彼得堡,开始担任《真理报》的编辑等党中央的工作。在此期间,斯大林在1912年12月来到了波兰的克拉科夫,即列宁当时流亡的地方。之后1913年年初,他在列宁的指导下完成了《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文的写作。由此,斯大林得到了所谓的“民族问题专家”的这一称号。

斯大林认为:民族就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他不承认民族是存在于资本主义之前的。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有着十分严重的缺陷,并且与列宁的民族观点相差甚远,可以说就是考茨基帝国主义定义的副本。列宁在这里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发达区域……是根本要不得的。”斯大林无视了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对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压迫,他固执地认为推翻了封建农奴主的政策并确立自由就意味着已经消灭了民族压迫并为民族自由创造了实际条件。而在二月革命之后,斯大林在帝国主义和民族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混乱,暴露了被称为“民族问题专家”的他,在理论方面的局限性。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人民委员会议,在彼得堡成立了。但是由于民族问题与该民族内部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搅在一起,或同从东方和西方打进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缘故,出现了“布尔什维克想用强迫手段在柏林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等流言。这一期间,列宁一直担任领导,严格贯穿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对外政策。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权在阿富汗、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邻国关系上,废除了沙皇俄国时代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特权,真心实意地为建立独立、平等、友好的关系而努力奋斗。但是斯大林本身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倾向并未得到解决。

1919年的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十分谨慎地处理。像大俄罗斯人这样的民族,更是需要十分慎重。因为这样的民族曾经引起过所有其他民族发自灵魂的切齿的痛恨。”列宁认为,正是因为“大俄罗斯民族”有过长期压迫各民族的历史,所以对于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要引起十分的重视,同时也要特别慎重地对待这样的民族问题。然而到了1922年,列宁因病情无法重返莫斯科主持工作,继而由斯大林任领导人,从而开始了不可收拾的斯大林的大国主义。

二、列宁对斯大林大国主义的预警

自1922年5月起,列宁由于疾病,一直在哥尔克村治疗。在此期间列宁发觉,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已经发展到对社会主义和革命来说不能不管的境地了。列宁由此警觉,并展开了针对斯大林这种大国主义的斗争。

比列宁预计还要严重的是,当时斯大林凭借自己在中央领导机关占有的多数支持,排除了关于“自治化计划”的反对意见。列宁以最快的速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在信里表示:“我们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他共和国相等,并且,我们将与他们的新同盟结合在一起。”斯大林虽然对列宁的态度有所抗拒,但是最后还是让了步。于是,列宁计划对斯大林的大国主义进行彻底根除。

可惜,天不遂人愿,列宁在病痛的持续折磨和加重下,终于在1923年8月卧床不起,没能实现这个彻底根除斯大林大国主义的计划。但列宁并没有放弃战斗,他在1922年10月,党的中央委员会讨论组成苏维埃联盟的问题时,假借自己时下的牙疼问题,写下了“备忘录”送给了当时的政治局:“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决一死战。讨厌的那颗蛀牙一旦治好,我就要用我这满口的好牙吃掉它。”

1922年12月,列宁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斯大林以统一社会主义共和国为借口,打压苏联境内异民族并侵犯他们的权利的做法。在一份口述信件中,列宁表示,党中央委员会势必存在着分裂的危机,有可能在列宁死后发生。这是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联系。并且表示出了对斯大林的深刻评价:“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利,我没有把握。”在1922年4月就担任总书记的斯大林,在任命8个月后就让列宁的担忧成为了事实。而之后的十天,列宁建议,要求代表大会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这一职。他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职位上便是完全不可以容忍的。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另外选定一个人当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要强过他,就是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1923年,列宁由于再次发病,没办法参加俄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而使得斯大林的大国主义不曾受到根本的打击。

如此,列宁的晚年不得不同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决一死战”。

三、列宁晚年与斯大林的“决一死战”

由于发生了奥尔忠尼启则的暴力事件,列宁指出第一个应该负责的人就是斯大林,他认为斯大林的急躁和专制起了不好的影响和作用;第二,需要负责的则是奥尔忠尼启则,他没有尽到克制自己的义务,不应该借口发怒;第三,则是捷尔任斯基对这一实践的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态度,从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过失。

而事实上,斯大林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却给他们扣上了“社会民族主义”的帽子,甚至使用了暴力,却是因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人基于民族独立的原则不赞成统一计划。富奇耶娃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列宁气愤地说,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公然在公开集会上使用了‘毫不姑息地揭发、根除民族主义的情绪’这一措辞,对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绝大部分中央委员使用了‘倾向分子’这一侮辱性的用语”。然而,即便受到了列宁如此严厉的批评,斯大林等大国主义者们,仍然一面口口声声称社会主义的“同志”,一面却为所欲为。

列宁在1922年12月31日傍晚,口授了最后一部分信件。列宁建议“应当保留和巩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时,他主张在这时应该采取特别的警惕措施,忠诚地、策略地同借口在各个领域里面的业务与制度“统一”而造成的大量“真正的俄罗斯式的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列宁说道:“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对待格鲁吉亚问题的态度上,一句也没有指责穆迪瓦尼尔等格鲁吉亚的共产党领导人,而是用了关心和让步的态度处理此事件,并指责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为首的“大俄罗斯式的”压迫方式。重要的是,列宁最后是站在同帝国主义规模斗争这个高度来看这个问题的,为了肩负起解放世界民族的重担,对斯大林的大国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此之后,列宁亲自重新调查格鲁吉亚问题,排除斯大林等人的重重阻挠,并就斯大林辱骂克鲁布斯卡娅问题给斯大林下了最后通牒,要斯大林斟酌,是赔礼道歉还是断绝同列宁的关系。之后,他对格鲁吉亚党员们表示,关于奥尔忠尼启则的那些粗暴行径,对于斯大林的做法十分愤慨。列宁在重新调查取证之后,决定在即将举行的第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把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危险的大国主义消灭在萌芽状态。令人惋惜的是,列宁的病情急转直下,右半身逐渐瘫痪,丧失说话能力,虽然几度康复,却再也未能回到政治活动中来。

随后的日子里,列宁的宝贵的指导意见被以斯大林为首的各种党代表会议一次又一次地埋葬,未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而斯大林的各种诡辩完全颠倒了之前列宁对他的批判。

四、结语

列宁晚年时期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与困扰,但是却仍然坚持活跃在党政工作的第一线,负起了党政工作的责任,这是令人钦佩的。虽然列宁在这一时期对斯大林也好,对当时的政党和国家也好,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指导意见,可惜都没有被以斯大林为首的大国主义者们所重视并兑现,继而使得恶果开花,为斯大林以及苏联党的悲剧和之后的苏共解散乃至苏联解体埋下了罪恶的种子。所以说,斯大林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列宁的“忠诚继承者和卓越发展者”。

如果不是因为列宁在其晚年受病痛困扰失去了工作能力,或许苏维埃领导阶级出现的一些矛盾和分歧就会有不一样的发展轨迹。而斯大林等人的大国主义之根也不会迅速发展。可是这些事情的发展都是苏维埃成长发展所经历的必然路线和现实结果。理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正确地对待政治领导权利之间的事件、矛盾或者纷争都能起到经验借鉴的作用。为我们以后建设更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维护有积极促进意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

[2]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9.

[3]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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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林辉.列宁晚年对斯大林工作的六大批评[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7(06):34-35.

列宁遗体的“秋明之旅” 篇11

1941年6月，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为鼓舞士气，所有上战场杀敌的莫斯科人，都会拜谒红场上的列宁墓，这已成为一种仪式。但谁也没想到，由于德军进击的速度太快，以至于在开战头几天，苏共中央就决定将列宁遗体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以防德军轰炸莫斯科时损害领袖遗体。最终，斯大林决定把列宁遗体迁往秋明市，那里地处西伯利亚腹地，德军鞭长莫及。

1941年7月10日，在苏联著名生物化学家兹巴尔斯基教授和100名克里姆林宮卫队官兵的护送和严密的保护下，运送列宁遗体的、配有特殊减震装置的专列抵达秋明。据秋明市市委书记库普佐夫回忆说，当天突然接到电话，让自己去火车站接车。他火速赶往火车站。兹巴尔斯基教授向库普佐夫出示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莫洛托夫签名的文件，希望能为列宁遗体及专家委员会找到合适的栖身之处。库普佐夫有些犯难了：当时有20多家企业都转移到这里，大量人员需要安置，而列宁遗体的存放条件相当苛刻。不过，库普佐夫还是积极地寻找地方。他们首先看了一家名为“奥波维亚尼科沃”的休养所，但那里的管道系统太差，也没有太平间所需的降温装置和空调。专家们还考虑过腾出市府大楼，但最后兹巴尔斯基选中了当地农学院中由老别墅改建而成的一座漂亮的建筑物。二楼的一个房间，被选为列宁遗体安放室，泥水匠将4扇窗户封死。除了防腐专家，其他人都禁止入内。每隔一段时间，列宁遗体就会被送入地下室中，在放有特殊溶液的浴盆中浸泡一会儿，以恢复皮肤弹性及新鲜程度，随后再送回二楼安放室。

从此，农学院消失了，市政府对外解释是改为收治病人的医院。由于门庭冷落，引起秋明市卫生保健局警惕性极高的女局长的怀疑，她前往查看，被守卫拒之门外。一气之下，她便给州委第一书记发去电报，揭发该医院收容身份不明的闲杂人员。州委书记显然对这个秘密使命毫不知情，于是亲自来秋明处理此事。在获得莫斯科同意后，专家组向他透露了真相，并让他瞻仰了一下列宁遗容。这名州委书记后来回忆道，列宁遗体并不是放在水晶棺中，而是平躺在普通的条形桌上，身上盖着布单，血色很好，使他深感惊讶。

州委书记随后告诉女局长，这是给高官准备的医院，让她不要多管闲事，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但是，有关这一机密重地的传闻越来越多，为了永远地打消人们的怀疑，秋明市政府干脆放出风声，说是某个特殊的情报机构在此。谣言是止住了，但随同列宁遗体来到秋明市的不少科学家，却引起了当地人的怀疑。

列宁遗体在秋明市存放了将近4年，一直到1945年4月。库普佐夫回忆道，尽管不少秋明人并不知道列宁遗体曾在该市停放过，但他们对此工作都相当配合。战时的电力供应相当紧张，经常断电，但该市为农学院铺设了专用电缆，那里的电力供应从未中断过。

列宁 篇12

一、列宁时代的论争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思想, 特别是建党初期的“集中制”原则, 在当时既受到了马尔托夫等孟什维克的指责, 也受到了列昂·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等人的批评, 他们认为, 这种集中制会扼杀党内民主, 形成少数人的独裁。

马尔托夫等人指责列宁在党内实行“农奴制”, 把“集中制”诬蔑为“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主张实行所谓“广泛民主制”。列宁同马尔托夫等孟什维克分子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列宁指出, “集中制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 应该贯穿在整个党章中”, 关于“广泛民主制”, 列宁认为, “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 在宪警到处进行选择的情形下, 党组织的‘广泛的民主制’, 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 “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广泛的工人组织, 那他不过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

当时的第二国际著名革命活动家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集中制思想也提出批评, 认为列宁主张的集中制本质上是官僚主义的集中制, 是“不顾一切的集中制”, 他过分突出集中制, 忽视民主制。针对卢森堡的批评, 列宁在《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一文中指出:“卢森堡同志认为, 我是在维护一种组织制度, 而反对另外一种组织制度。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在这一整本书中, 从第一页起到最后一页止, 都在捍卫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党的组织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基本原则。”

列宁的集中制思想也遭到了后来成为其伙伴的列昂·托洛茨基的批评。他认为, 列宁实行集中制容易导致下列结果, 即党组织代替党, 中央委员会代替党组织, 最后独裁者代替中央委员会。因此主张必须防止集中制变成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工具。对此, 列宁在1904年写了《进一步, 退两步》一书, 对集中制的意义和内涵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强调, 由于处于沙皇专制统治, 党处于非法地位, 只有实行严格的集中制, 才能保证党在组织上的统一, 发挥党的战斗力。所谓党的集中制, 一方面党是按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 要求每个党员必须参加一个组织, 服从党的决议, 遵守党的纪律。必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部分服从中央的原则。另一方面, 在党内生活上, 任何一个党员或党组织有权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有权批评中央的错误, 中央机关应当认真研究这些意见, 应该容许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 容许一定范围内的思想斗争。

应该讲, 罗莎·卢森堡、列昂·托洛茨基等关于发展民主和防止官僚主义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他们在关注未来的危险时, 却忽视了俄国当时的迫切任务, 脱离了俄国和俄国党的实际。事实上, 列宁提出集中制这一概念, 是针对俄国当时毫无自由和民主可言的特殊历史条件的, 后来随着条件的变化也由“集中制”发展为“民主集中制”以至“工人民主制”。

二、中外学者的评价

对列宁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民主理论与实践,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进行过不同的评价。

原苏联流亡西方的学者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认为, “列宁就是要建立一个由独断专行的中央所领导和控制的等级组织网。”美国学者罗伯特V·丹尼尔斯认为,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强制命令。他指出:“在实际决定政策时, 民主集中制就等于绝对的纪律和军事等级制度的强制命令”, “尽管列宁多次表示过拥护民主原则, 但他运用集中观点的结果却使民主理想成了幻想”。而西方学者戴维·莱恩则认为,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也有可取之处。他指出:“列宁关于党组织学说的第二个可取之处涉及到党的决议形成过程, 即一切决议的制定和实施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中国著名学者高放教授认为, 列宁是在极其困难的历史条件下筚路蓝缕, 开辟党内民主之路的, 列宁在执政前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出并实施了一些关于实现党内民主的措施, 并在执政后进一步发展和探索党内民主的问题上有很多建树。并且列宁本人也具有较高的民主素养。但他也认为, 列宁民主思想中也有不周之处。万福义教授认为, 列宁所主张的民主集中制, 是民主的集中制, 而不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简单相加, 更不是个人或少数人集权的官僚主义集中制。他认为, 在列宁时期,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生活和党内斗争都充分体现了党内的民主原则, 列宁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在决策问题上表现出了良好的民主精神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当然, 列宁晚年提出的加强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和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思想并没有真正实现。尹彦教授认为, 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并不是完美无缺、放之四海而皆准和适应一切时期、一切历史条件的, 列宁时期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 党内民主远远没有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的道路。但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是极其珍贵, 极有价值的, 许多方面是不能否定的。

三、笔者对列宁党内民主思想的认识

综合上述观点, 对列宁的党内民主思想应该本着实事求是和一分为二的原则来评价。既应当看到由于当时诸多条件的限制, 列宁的党内民主思想及其实施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但是也不能忽视列宁的党内民主思想所具有的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列宁党内民主思想的理论贡献

第一, 列宁比较系统地揭示了党内民主的含义、实质、原则和基本内容。

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缔造者, 在不同于前人的时代条件下, 在马恩党内民主理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内民主思想, 不仅揭示了党内民主的实质, 而且系统提出了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原则。

就党内民主的含义和实质来说, 列宁有两段非常概括性的论述。列宁指出:“现在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原则建立起来的。这就是说, 全体党员选举负责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等, 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问题, 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 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 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并且, 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 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 并可以撤换。”列宁这两段非常相似的话语, 揭示了党内民主的实质是, 全体党员是党的主人, 党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体党员。

就党内民主的原则和基本内容来说, 从我们对列宁党内民主思想进行梳理后可以看出, 在民主集中制总原则的指导下, 有四大基本原则:党内平等原则;党内选举原则;党内自由讨论原则;党内集体领导原则。至于党内民主的具体内容则包括:保证全体党员都积极参加党的生活, 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在服从多数的前提下, 尊重少数人的意见, 保护少数人的正当权利;排除一切委任制, 从下到上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 党内选举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和程序, 代表可以行使罢免权;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党的决议未通过之前, 展开广泛的讨论, 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 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 坚决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使召开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会议成为一种制度;党的监督机构要独立行使监督权, 党的舆论要经常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 等等。

可以说, 列宁关于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为我们党内民主建设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理论依据。

第二, 列宁揭示了党内民主的程度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

列宁不仅提出了党内民主的实质和基本原则, 而且揭示了党内民主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 为我们发展党内民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列宁指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否认能找到一种绝对正确的、对革命过程中的一切阶段都适合的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相反, 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当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环境直接产生的任务。”列宁非常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来不教条对待马克思主义党内民主理论, 而是随着历史条件和革命形势的变化以及党的成熟程度, 来发展党内民主的。在十月革命胜利前, 他认为, 在自由的政治条件下, 选举原则可能而且必须居于完全的支配地位, 但在专制制度下这是做不到的, “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 彻底实行党内民主化是不可能的”, 而“一旦有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就立即向工人政党的民主组织过渡”。十月革命以后, 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后, 列宁和俄共 (布) 提出:“目前形势迫切要求新的组织形式, 这种形式就是工人民主制的形式。”“现在, 当党愈来愈公开进行活动的时候, 可能而且应该最广泛地实行这种监督和领导, 不仅受党的‘上层’的监督和领导, 而且要受党的‘下层’, 受全体加入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监督和领导。”从列宁时期党内民主建设的实践来看, 无论是从“集中制”到“民主集中制”的发展, 还是由“极端集中制”到“工人民主制”的过渡, 都遵循了党内民主的程度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发展规律。

(二) 列宁党内民主思想的历史局限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指导下, 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 对党的民主建设进行积极的探索, 取得了一些丰硕的成果, 但由于当时存在的诸多因素, 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没有被付诸实践。同时, 列宁的党内民主理论与实践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给后人进行党内民主建设留下了较大的研究空间。

第一, 由于历史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从总体上看, 列宁强调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

列宁强调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主要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首先, 20世纪初的俄国, 是一个沙皇专制的封建帝国, 多数国民缺乏西欧那样的民主观念, 更谈不上具有一定的民主素质了, 而且俄国整个国家的文化教育也相当落后, 列宁也曾把文盲作为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两大敌人之一。其次, 俄国的社会环境没有给党提供实行民主的外部条件, 沙皇政权也坚决禁止革命党的活动和存在, 对革命党人进行残酷的镇压, 派出大批宪警到处搜捕革命党人, 使得革命党人无法进行正常的民主活动。秘密活动的党需要集中统一, 即使在执政后, 列宁也始终处在以剧烈的阶级斗争为特征的战争与革命的条件下, 实行党内民主的环境并不宽松。最后, 俄国当时是欧洲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 是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大量存在的落后的自然经济, 造就了广大国民自由散漫的农民习性,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早期在组织上是自由涣散的, 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倾向和各行其是的小组习气在党内泛滥。党内的派别活动更是严重, 这种地方上的狭隘性和“手工业”的活动方式, 使工人阶级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不能形成强大的和有效的进攻性力量。为适应俄国革命斗争的需要, 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在俄国要使党发展壮大, 就必须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克服这种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等自由涣散倾向, 摒弃小组习气, 把党建成集中统一的强大的革命组织。此外, 列宁的建党时期, 正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盛行和泛滥时期, 伯恩施坦等人改良主义思想对各民族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影响非常大, 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倾向在党内泛滥, 列宁为了克服这些消极现象, 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 相对来说强调集中比较多一些。

第二, 列宁关于党内民主的某些想法含有某种理想化的成分。

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理论家,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缔造者, 他对新的事物怀有无限的憧憬, 且又没有很多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因此在他的一些思想中也不免会带有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

例如, 列宁的通过“同志式的影响”来防止个人集权化的想法就具有理想化成分。针对有人提出的如果中央偶然出现一个大权在握的无能的人, 严格的集中制就很容易断送整个事业的意见, 列宁在1902年9月写的《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一文中指出:“这种情况当然可能发生, 但是不能拿选举制和分散制作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的手段, 在专制制度下进行革命工作, 无论在多大范围内搞选举制和分散制, 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并且简直是有害的。任何章程也不能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只有‘同志式的影响’才能防止。保持领导不是靠权力, 而是靠威信, 靠毅力, 靠比较丰富的经验、比较渊博的学识以及比较卓越的才能。”列宁的这一想法是太过于理想化了, 对个人权力的制约和防止个人专断集权最终只能通过制度建设来实现。

再如, 列宁的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接班人问题的想法。列宁晚年写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当时的六位主要领导人的优缺点, 都做了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希望他们互相合作, 加强集体领导, 没有采取指定和暗示接班人的做法。而且这封信不是写给中央委员会, 而是写给了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党的代表大会, 因为接班人问题应该由党代表大会讨论和选举。列宁本想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接班人问题, 但是事与愿违, 后来证明列宁的设想不切实际。列宁还想通过吸收一定数量的工人、农民来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人数, 以此加强集体领导。但是工农优秀分子如果没有特殊的天赋, 不经过长期的训练、学习, 是很难监督政治家和理论家等领袖人物的。同时令列宁想象不到的是, 斯大林借此机会安排亲信, 增加自己的选票, 为打败反对派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 从历史实践看, 从当时的各种特定历史条件看, 列宁的这一思想不免也含有理想化的成分。

摘要：针对建党初期实行的“集中制”原则, 列宁曾与其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展开过激烈的思想交锋。针对列宁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民主理论与实践, 国内外学者也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进行过不同的评价。要对列宁党内民主思想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就应秉承实事求是和辩证分析的原则来进行。既要看到列宁的党内民主思想及其实践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又不能因此抹杀列宁为无产阶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列宁,党内民主,论争,评价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M].人民出版社, 1986-1987.

[2]、 (苏) 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M].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

[3]、叶卫平.西方“列宁学”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4]、列宁全集[M].人民出版社, 1986-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