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列宁的党建理论与实践

宋才发：列宁的党建理论与实践（共7篇）

宋才发：列宁的党建理论与实践 篇1

宋才发：列宁的党建理论与实践

列宁的党建理论与实践

宋才发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从本国的国情实际出发，始终不渝地抓住执政党建设这一重大问题不放，为不断提高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列宁的党建理论与实践，概括地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思想上建设党。列宁指出：“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

1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 “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2能否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指导革命和建设，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都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思想上建设党。“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要挖掘矿石，提炼生铁，铸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及与这一世界观相适应的3上层建筑的纯钢。”列宁之所以如此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其根本原因有三点：（1）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为科学真理的学说，没有它的指导，就不会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不能有真正伟大的革命运动。（2）新生的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的困扰，要在俄国建立和巩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势必要从抓革命理论这个根本问题做起。（3）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教育、训练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思想武器，“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原则。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

4切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去，但必须善于运用它。”

（二）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从组织上建设党，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有组织的部队，关键在于它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曾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但是从实践上看，真正把它付诸实施并作为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却是列宁在长期建党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早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列宁就建议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载入党章，明确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后来，他又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他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文献中。他认为能否坚持和贯彻执行这个组织原则，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同当时流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关于党的理论的根本区别之一。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他反复强调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服从党组织的决议，下级机关必须服从上级机关，少数必须服从多数，部分必须服从整体。

（三）坚持党员标准从素质上建设党。列宁历来重视提高党员质量，在俄国社会民主工

5党创建初期，他就郑重指出：“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根据执政党的地位和面临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情况和党所担负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又进一步把提高党员质量作为执政党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他领导的俄共（布）中央做出了许多具体规定：（1）严格入党条件，坚持党员标准，严防趋炎附势者混入党内。在1919年《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中，他一针见血地说：“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6我们也不要。”他认为无产阶级执政党并不追求党员数量，而在于注重提高党员质量。（2）强调每个党员都必须在政治上同党保持一致，不允许有一个党员背离党的正确路线。他要求 *

1*作者简介

宋才发（1953—），湖北武穴人，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列宁全集》第8卷，第473页。2 《列宁全集》第10卷，第65页。3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73页。4 《列宁选集》第1卷，第158页。5 《列宁全集》第6卷，第458页。6 《列宁选集》第4卷，第76页。全体党员的全部注意力都应当集中在党所注意的基本任务上，而“不应当容许六十万党员中

1有一个党员不执行自己的任务。”（3）强调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适应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战争转入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列宁认为，衡量党员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能否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在管理和建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此，他提出了“向内行学习”的口号，以及共产党员必须“由外行变为内行”的任务。（4）实行清党，纯洁组织。他提出必须把住党员入口关、质量关，把“混进党内的人驱逐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1921年3月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清党。当时党员总数只有73万，结果清除了17万，占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四）严肃党的纪律从生活作风上建设党。铁的纪律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任务的基本条件之一，这是列宁总结布尔什维克建党经验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科学结论。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指出：“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

2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那他实际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又是列宁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源泉。因为铁的纪律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是工人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自觉纪律的最高典型。列宁认为，加强和维护党的纪律，不是靠长官意志和行政命令所能实现的，而要靠全体党员从生活作风上逐步养成习惯，靠先锋队的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党性越强的人，就会越自觉地遵守纪律。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纪律所持的态度，是检验党的纪律的标准；只有当党正确地表现人民的利益的时候，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对损害人民利益的违法乱纪行为处置不力，势必挫伤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的积极性。

（五）密切党群关系从形象上建设党。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原理，是列宁在总结了第一、二国际的经验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要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执政党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曾向党的有关负责人发出警告：我们的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负责人“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有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头上的特权者的3趋势”。1920年他又告诫全党不要骄傲自大，重犯官僚主义错误。他说：“我们党目前可能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即陷于骄傲自大的境地。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和可笑的。大家知道，4一些政党在它失败和衰落之前，往往会骄傲自大。”骄傲自大是腐败和政权衰落的开端，列宁殷切地期望全党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六）理顺党政关系从体制上建设党。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自身建设、发展和完善的需要。因为只有党的领导才能使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才能率领亿万人民群众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并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以列宁说：

5“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列宁同时还指出，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是“总的领导”，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他明确地提出要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提议就党政分工问题做出专门规定，指出党要“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要代替苏维埃。”在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又重申了八大的决议，指出：“党组织绝不应代替苏维埃。”他还告诫全党同志，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范围，做到党政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以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 12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47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3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73页。4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86页。5 《列宁选集》第4卷，第587页。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列宁认为，从体制上理顺和明确党政关系，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在加强党的领导。因为党对国家的领导，主要是提出国家发展的纲领、路线和总政策，决定政权建设的方向和原则，为国家机关推荐合格的人选等。他还指出，执政党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者，它的核心领导集团又是整个执政党的领导者。只有保持党的核心领导集团的稳定性，才能保证党的政策的连续性，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性，保证全党思想和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进而保证革命和建设事业稳步前进。

列宁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的建党学说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直接继续和崭新的发展。学习和研究列宁的党建理论与实践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的执政党建设好，把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好，把马列主义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载《学习月刊》1992年第7期

论文发表后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1992年第9期选介

2004年7月，宋才发教授实地调研考察山东日照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宋才发：列宁的党建理论与实践 篇2

关键词：列宁,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基础,实践结果

一、列宁与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比较

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与毛泽东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既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 也有各自特色性的理论作铺垫, 两者理论基础同中有异。

(一) 相同的理论基础

1. 过渡时期理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科学预见: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后必然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 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 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基于俄国是一个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了苏联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 并于1923年春提出了相应的新经济政策。而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使得毛泽东选择的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列宁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认识。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更先进、更合理、更能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社会形态。由于资本主义已经与社会主义共同存在于一个地球之上, 它们之间必然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主义的种种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孕育的, 社会主义的发展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离不开旧时代创造的物质关系和社会关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联系在一起。批判继承资本主义时代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文明成果, 利用资本主义的高科技和泰罗制等科学管理办法, 是社会主义发展需要解决的课题。尽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是对立的, 但并不妨碍两者各自在经济发展中遵循必然的共同规律。两者都共同遵守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数量比例规律, 都需要掌握市场, 肯定商品货币价值。尤其在市场运行机制中, 调控手段、经营管理方式的竞争, 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学会对资本的经营, 要有驾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本领。为了摆脱贫困, 改善生活, 必须研究贸易市场, 做好商业工作, 领导好经济工作, 只有这样, 才能和资本主义竞争, 经受得住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风险考验。1922年3月列宁在苏共 (布)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上, 要求全党要提高对国家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辨别力, 要明确无产阶级领导的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是毛泽东等人提出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

在中国, 张闻天最早提出“国家资本主义”。基于1948年在中国东北已经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 张闻天专门起草报告《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 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形式是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毛泽东阅读了他的提纲, 并将之作为全国已经解放地区的指导方针。刘少奇也在建国前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方针进行思考, 他在论述国家资本主义时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很少, 但可能在一个颇大程度上去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营经济的助手。”[1]李维汉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探索。1953年5月2日, 李维汉在《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给中央并主席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 (其中一部分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 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 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2]后经修改后重新上报, 题为《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李维汉的报告使毛泽东深受启发, 他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1953年9月7日, 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 更加坚定地强调: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由之路”。[3]

2. 学习资本主义及“和平过渡”的思想

对于如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革命的方式, 另一种是和平过渡的方式。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决定采取何种方式消灭资本主义。用和平赎买的办法不仅减少了社会的动荡, 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最便宜的事情”。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对落后国家如何不经过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图景, 但前提是要积极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没成熟之前, 是决不会出现的。”[4]列宁和毛泽东在继承马恩的“赎买”的思想基础上分别对此作了新的发展,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赎买”理论。

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

毛泽东等人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 在利润分配原则上提出了“四马分肥”的观点。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原理, w=c+v+m, 即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 能获得全部的剩余价值 (m) , 但在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 新生产的价值尽管仍然可以分为可变资本 (v) 和剩余价值 (m) 两部分, 但是剩余价值并不归资本家所独有, 而是要进行二次分配。第一次新生产的价值是由工人的的工资、私人和国营企业的利润两部分组成;第二次将企业利润进行再分配, 即分为国家税收、资本家的股息和红利、工人的奖金和福利、企业的公积金,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四马分肥”。毛泽东对此有精辟的分析:“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的利润, 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 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 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 (福利费) 为国家 (所得税) 及为扩大生产设备 (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 。”因此, 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 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5]

(四) 不同的理论基础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根据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 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但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基础上, 马克思明确指出:落后的农业国家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 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成果和文化遗产。结合马列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 以及中国的实际, 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 而限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在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 要经过一个过渡时期, 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 其经济类型是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 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在这个过渡性质的社会中, 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并存, 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发展、壮大, 资本主义因素逐渐缩小, 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因素所取代。因此, 需要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 以便发展经济, 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同时, 对资本主义经济要做一些限制, 不能任其自由发展, 以便时机成熟时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 由此确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方针。

2. 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思想

毛泽东还吸收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节制资本”的思想, 提出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政策。1940年, 他说:“中国的经济, 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 绝不能使‘少数人所得而私’, 绝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6]在党的七大上,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资本主义的作用, 认为这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

二、比较列宁与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实践结果

(一) 比较列宁与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取得的成绩

1. 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在苏联取得的成绩

列宁提出, 在俄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要借助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 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来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 这一思想是对马恩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发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一次根本性的体制变革。这一变革迅速恢复和发展了俄国的经济, 从1921年到1923年, 俄国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41.4%, 谷物收获量从1921年的22.13%亿普特达到1923年的34.55亿普特, 增长了56%, 工农业迅速恢复和发展,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 有效地巩固了工农联盟, 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摆脱了危机。列宁认为, 新经济政策是振兴国民经济的根本, 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

2. 毛泽东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取得的成绩

根据毛泽东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 中国在建国初期建立起来了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五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 并使得私营工商业走出困境, 恢复了生机和活力, 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经过“三反”“五反”运动, 国家开始有力地控制私营工商业, 为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1952年私营工商业的比重从1949年的63.3%下降到1952年的39%, 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到1956年底, 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 私营工商业户数的88%实现了公私合营, 标志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后期存在着速度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单一等问题。

(二) 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结果有所不同

1. 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在实践上中断

到1921年春, 在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实施中, 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 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同商业和市场的作用联系起来。国营企业凭借自己的垄断地位和农民进行买卖, 这种不平等的买卖关系损害了农民们的利益。到1921年秋天, 农民宁愿和私人商贩做买卖而不愿和国营企业做买卖。这已经表明了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失败。

和平赎买的方法列宁也试图在苏联实行, 但由于资本家的不配合, 他的这一方案最终没有能在苏联成功实施。列宁所倡导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 作为提高生产的手段和方法, 最终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由于各种原因, 没有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也没能有效的实施。

列宁去世后, 苏联国内对是否坚持新经济政策有不同的观点, 斯大林用专制的手段打压了其他的不同意见和观点, 在苏联推行他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他不认可并中止了新经济政策。

2. 毛泽东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在实践中曲折前进

在中国, 党中央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将全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转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 以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已经占据了主体地位。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变化较大, 就1956年同1952年的比较来看, 国营经济由19.1%上升到32.2%, 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 公私合营经济从0.7%上升到7.3%, 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 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零。[7]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式建立起来。

毛泽东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借助了赎买的办法, 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形式。他实施的国家资本主义虽然范围仅限于私营工商业, 但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具有两重性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两重性, 加上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共产党的坚实的合作基础, 因此民族资产阶级能积极的配合接受和平赎买, 从而使得赎买这一设想最终在中国变成了现实。

随着建国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毛泽东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变化。他批评了刘少奇等有关“确保私有财产”的说法, 认为这是右倾错误。同时他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 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8]三大改造完成以后, 所有制的单一化不能满足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的需要, 为此, 1956年12月, 毛泽东在会见民建、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出要“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以解决所有制过于单一的问题, 他认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之后毛泽东的思想又再度发生转变, 否认了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补充作用, 将一切资本主义的因素不加区别地进行排除, 并将一些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也进行了排除, 致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了一段曲折而艰难的日子。

因此, 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得知, 列宁和毛泽东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有着共同的理论来源, 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同时又有着各自的理论特色, 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提出并逐渐改善的, 同时它对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实践方面, 列宁和毛泽东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都存在一定的反复, 这些反复既反映出他们在思想上的对社会主义认识不足的问题, 又体现了他们在领导本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艰难。

参考文献

[1]刘少奇选集 (上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427.

[2]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63.

[3]毛泽东选集 (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9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348.

[5]毛泽东选集 (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88.

[6]毛泽东选集 (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78.

[7]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333.

列宁报刊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探微 篇3

关键词：列宁；报刊工作；党性原则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12

列宁是卓越的报刊理论家和活动者，在他革命的一生中，他视报刊为重要武器，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各阶层人民开展同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十月革命前，列宁把报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鼓风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民主理念，教育群众奋起抗争来推翻沙皇专制政权。十月革命后，列宁创办了各种类型的报刊，用来宣传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组织管理方式以及社会主义道德观，激发俄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列宁也是报刊的创始人、组织者和实践者。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列宁在不断创办各种报刊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报刊工作的新观点、新论断，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列宁的一生是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报刊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斗争武器，报刊活动是他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报刊要坚持严格的党性原则

在列宁创办报刊之前，俄国的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都受到沙皇专制政府的控制。没有政府官员的许可，这些报刊不能自由登载任何东西。为了改变报刊由政府控制的局面，列宁创办报刊的基本要求是要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刚刚成立之初，列宁就在《火星报》上发表声明，鲜明地指出了报刊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一个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1] 316列宁的主张遭到了“经济派”和马尔托夫集团的反对，为了坚持党性原则，列宁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论战。“经济派”是俄国的一种机会主义派别，坚持无原则的妥协思想，认为工人阶级只能进行经济斗争。马尔托夫是编辑部内部的机会主义者，无原则性、无组织性。列宁撰写了抗议书，揭露“经济派”无党性的叫嚣行为，指出《工人事业》杂志所谓的“批评自由”的虚伪性。列宁认为，报刊代表本阶级的利益，党报应该具有反批评的自由。因为马尔托夫无原则性的叫嚣，导致《火星报》编辑部内部发生了分裂，列宁不仅通过撰写党纲来反对这一行为，还毅然退出了编辑部。

在俄国革命初期，随着列宁创办的各种合法报刊的不断增加，针对这些报到的各种反动的思想言论也不断出现，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更加激烈。各种机会主义派别坚持报刊的“无党性”原则，对布尔什维克报刊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反击这些反动的思想言论，列宁从多个角度阐述布尔什维克报刊的党性原则。

首先，列宁在报刊上发表文献阐述报刊的党性原则。为了反击机会主义者的“无党性”大合唱，列宁以报刊党性的最强音反对“无党性”的叫嚣。列宁及时撰写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这是一篇论述新闻出版物党性原则的纲领性文献。在这篇论著中，列宁结合俄国报刊创办的实际情况，第一次全面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出版物的党性原则：“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2]93-94。这是无产阶级报刊党性原则的新要求，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党性原则、怎样改造破坏党性原则的写作人员等都具有指导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报刊党性原则理论。

其次，列宁在坚持报刊组织性的基础上实现报刊的党性原则。列宁认为，党要充分发挥对报刊的领导作用，各级组织的协调统一是重要条件。在沙皇时代，报刊受沙皇政府控制，缺乏一定的组织性。列宁认为，报刊要发挥重要的组织作用，把各地从事革命工作的人组织起来，并详细地阐述：“必须把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作为我们的当前目标。”[1] 168“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没有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党的真正统一是不可能的。”[3]156“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汇报工作情况。”[2]94这些要求的提出，为实现党对报刊的领导、坚持报刊的组织性提供了重要保障。

最后，列宁在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言论的基础上捍卫报刊的党性原则。资产阶级总是叫嚣绝对的言论自由、绝对的出版物自由。列宁指出，在以金钱的追逐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资产阶级所标榜的“出版自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行为，布尔什维克要不断地揭露和批判这些行为，坚决捍卫出版物的党性原则。同时，列宁还认为无产阶级报刊要加强党的领导，自觉接受具有组织性的无产阶级的监督，这是加强出版物党性原则的生动体现。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列宁继续捍卫报刊党性原则，同反对报刊党性原则的各种行为作斗争。在这一时期，孟什维克转向资产阶级报刊营垒，发动一系列反对报刊党性原则的宣传。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报刊的态度，是检验其党性的重要标志。在1906年召开的彼得格勒市党代表会议上，列宁就此问题发表演说，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在政治上参加资产阶级报刊，坚决反对那些用无党派的名义进行反动宣传的出版物，这些都是对报刊党性原则的破坏。列宁还认为，右翼立宪民主党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同志报》，以“无党派的机关报”自居，污蔑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报刊的危害更大，要坚决反击。1907年1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赫尔辛福斯举行，大会通过了《关于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的决议，这一决议是列宁报刊理论的发展。孟什维克政论家们，特别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立宪民主党人《同志报》上批评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因此，在这次会议上，列宁提出了不容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报刊的要求，坚决捍卫了报刊的党性原则。

列宁还组织和领导地下报刊捍卫报刊党性原则。1905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根据大会的决议，决定出版党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1914年11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列宁在日内瓦紧张地进行报刊的复刊工作，秘密出版了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然而，波格丹诺夫却在《无产者报》上发表反党言论，马尔托夫、唐恩利用职权篡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性质。对这些反动行为，列宁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捍卫了报刊的党性原则，促进了报刊工作者队伍的纯洁。

列宁特别关注报刊的思想动向，认为这是加强报刊党性原则的重要条件。列宁十分关注《真理报》的政治倾向，关注它对取消主义的斗争情况，并这样阐述道：“我们认为《真理报》如果放弃同取消主义的斗争，放弃反对‘地下组织、反对政治罢工等等以前同《光线报》合并，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4]22。为了更好地贯彻党性原则，列宁要求《真理报》在出刊之前，不要盲目反对取消派的言论，而是要向读者阐明情况，使《真理报》成为一个正面的、有斗争力的刊物。

二、报刊发挥着“集体组织者”的职能

报刊在工人运动中发挥着集体组织者的职能，列宁对报刊的这种认识是随着俄国革命的发展而逐步深化的。1899年，列宁在《工人报》上发表《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文，这样阐述：“德、法等国的工人除了出版报纸以外，还有许多公开活动的形式和组织运动的方法。在我们取得政治自由以前，必须用革命报纸来代替这一切，没有革命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1]169在另一篇文章《迫切的问题》中，又这样写道：“只有彻底贯彻政治斗争原则和高举民主旗帜的全党机关报，才能把一切战斗的民主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才能利用俄国一切进步力量来争取政治自由。”[1]174这是列宁对报刊组织作用的第一次论述，实际上已经蕴含着“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思想，只是论述得比较粗略、不甚充分。在《从何着手？》和《怎么办？》这两篇文献中，列宁详细地阐述了报刊的组织作用： “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5]8在这里，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的思想已经非常鲜明。列宁把报刊比作“脚手架”、“引线”，而且必须要有这样的组织协调作用，才能促进革命需要的建筑物——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是列宁关于报刊组织职能的详细论述和集中概括，指明了创办全俄政治报刊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步骤，阐明了报刊发挥的两个方面的组织功能：一方面，报刊要加强宣传，阐明革命的形势任务、工作方针和方式方法，指出革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唤醒每个工人的责任意识，使他们了解自己的职责，并在工作中发挥组织作用；另一方面，建立各地报刊代办员，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组织职能。地方代办员要代表地方，联系分散的地方组织，建立新的组织机构。由于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没有中央机关报，《火星报》成为实际的组织者，完成了党的思想中心和组织中心的任务。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报刊的组织职能的内容也是不尽相同。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报刊的组织作用在每一时期都得以充分展现。

十月革命前，报刊在组织工人运动、促进社会民主党的建立以及组织工农群众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列宁认为，报刊的基本任务是组织工人运动并逐步争取政治上的自由，使无产阶级逐渐取得政治权利。列宁在《迫切的问题》、《从何着手？》和《怎么办？》等论著中阐述了报刊的这种组织作用：一方面，通过报刊可以形成革命的组织，这个组织既可以教育工人阶级关注政治性事件，也可以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措施；另一方面，通过报刊可以锻炼出有能力的组织者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以便带领工农群众去反对沙皇专制制度。1900年12月，全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报刊《火星报》在德国莱比锡创办。《火星报》在反对经济派和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斗争实践中，发挥了报刊的思想组织作用，是实现“集体组织者”职能的第一个范例。《火星报》的组织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用无产阶级的纲领和政策去动员工人阶级投入建党斗争中来；另一方面通过各地代办员的实际工作，把各地分散的组织团结统一起来。由于《火星报》进行的实际组织工作，各地分散的组织逐渐改变了对无产阶级政党报刊的态度，纷纷转向《火星报》。随后，列宁领导的《前进》、《无产者》等报刊也都陆续进行了广泛的组织活动。《真理报》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在它的宣传教育下，无数工人阶级走上了革命道路。

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开展，报刊的组织作用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即报刊变成组织各个企业、各个公社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工具。通过报刊，苏维埃政权报道了各个企业、各个村社的劳动组织，向全体居民广泛地介绍模范劳动公社。这些组织是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社会建设的重要机构，社会主义的报刊有必要在人民中间广泛地宣传。为了充分展现劳动者的组织才能和创新精神，列宁认为报刊在社会主义竞赛中理应发挥重要的组织作用。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列宁指出了社会主义第一次造成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在这里，列宁不仅发出在全国组织社会主义竞赛的号召，还提出了报刊发挥组织作用的基本条件：公开报道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绩，介绍成功的原因、可资借鉴的经营方法，以及把非社会主义的东西登上“黑榜”等。

列宁在参加创设报刊的实践中，提出了丰富的报刊组织理论。他认为报刊在组织工人阶级运动、组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动员社会各阶层人民参加革命斗争等方面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不断变换报刊宣传的新课题

报刊是列宁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喉舌。在革命的一生中，列宁始终把报刊作为武器，根据俄国各个时期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不断变换报刊宣传的新课题，从总体上看：“合法存在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针的俄国报纸，目前已经成为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开喉舌。”[6]453

在俄国革命早期，报刊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和组织更多的阶层投身革命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起初，工人阶级的运动也只限于捣毁机器和厂房，争取自己的经济权益，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工人阶级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为了指导工人运动，在列宁的指示下，开始创建工人阶级的报刊。为了解决出版工人报刊的经费问题，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间进行了宣传工作。在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下，工人阶级对本阶级的报刊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陆续向《明星报》、《真理报》等捐款500多次。同时，工人阶级还不断撰写稿件，积极向报刊投稿，从而促进了工人阶级报刊的发展。在列宁的英明领导和工人阶级的支持下，工人阶级的报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工人阶级通过阅读报刊，学到了更多的政治知识，培养了参政议政的意识，也认识到参加选举活动的重要意义，“报纸是选举运动的主要工具，是在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鼓动工作的主要手段。”[6]448正因为报刊对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理念的宣传，俄国工农群众才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运动，最终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十月革命胜利后，报刊开始变为宣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工具。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党的任务转变为“管理俄国”。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报刊的宣传主题也得到改变，要“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7]91。“少谈些政治”就是减少政治空谈和政治喧嚣，减少谎言和吹牛。“多谈些经济”就是多深入群众的现实生活，调查、收集各种事实，少些书生式和学究式的空论。为了扩大社会主义生产宣传，列宁创办了《经济生活报》、《贫农报》等报刊。这些经济类的报刊在收集苏维埃政权经济建设真实材料的基础上，宣传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情况，总结了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而使生产性的报刊成为千万人需求的报刊。为了完成苏维埃工农业建设任务，这类生产性报刊还成立刊登经济生活中重大事件的专刊。这一时期的报刊宣传方针，适应了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经济建设形势，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1918年，苏维埃政权缔结了布列斯特和约，赢得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好时机。列宁认为，这一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刊应该多谈些经济建设情况，多报道经济建设生活中的具体事实。

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列宁规定了报刊宣传的主要任务，提出了新的宣传方针。报刊应该成为宣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工具，减少政治新闻的报道，从而实现报刊宣传方式的历史性改变。报刊宣传的主要任务，就是运用生活中的具体事例、典型事例，深入工厂、部队和农村，宣传典型事物、新鲜事物，号召人民学习好人好事。资本主义压制了人民的热情，只有社会主义才为人民赢得了发挥创造性的机会。列宁要求报刊：“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多检查检查，看这些新事物中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7]93社会主义是新生的事物，在诞生的初期总是比较弱小，必须热情地支持和宣扬它，使之健康成长。列宁要求人们关心共产主义的幼芽，竭尽全力把一些组织变成模范组织。列宁认为报刊要深入现实生活，抓住典型、表扬模范和推广成功经验是报刊的主要报道形式，同时也不能忽略批评的报道形式。

适应各个时期历史任务的需要，列宁不断改变报刊宣传的主要任务、方式方法。通过报刊，列宁有效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理念，成功地教育了俄国各阶层人民。

四、自始至终投身创办报刊的实践

19世纪9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在工人运动影响俄国政治生活之际，列宁也开始了革命活动。在列宁革命的一生中，报刊始终是他的斗争武器。列宁创办报刊的实践活动，既有效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也有力地回击了反动势力，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品质。

列宁创办报刊的实践是同他的革命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列宁革命的一生中，无论身在国内还是侨居国外，列宁都会指导报刊的创建工作，并根据革命形势的客观需要不断改变报刊宣传的内容。列宁强调报刊要及时反映俄国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状况，使报刊能在实际生活中发挥有效作用。报刊工作者要具备高度的激情，坚持原则，掌握对敌斗争的策略，并要考虑广大工农群众的认知水平和身心特点。十月革命前，为了号召更多的阶层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列宁利用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策略，使党报成为指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的旗帜。十月革命后，列宁积极发展报刊出版事业，创建苏维埃报刊，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参与制定报刊宣传的法令、决议。1917年10月28日，列宁签署了《人民委员会关于禁止资产阶级报纸出版》的法令。11月4日，他起草了《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并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出版问题作专题发言。第二，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讨论报刊发展问题。在党的第八次、第九次、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都讨论了报刊工作问题，为党报发展指明了方向。第三，通过各种方式亲自指导报刊工作。为了推进报刊工作，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之中，列宁抽出时间视察报刊编辑部，接见编辑、记者和报刊工作人员，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同他们建立业务上和感情上的联系。同时，列宁还通过谈话、电话、便条和信件等方式来指导报刊工作，亲自领导《贫农报》、《经济生活报》的出版。

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是列宁创办报刊的实践中的常用方法。列宁在革命早期写的革命性的传单和小册子，就是在深入实际，细心收集和不断核实具体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列宁在为报刊撰写稿件时，总是深入实际生活，抓住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并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一方面，列宁从群众的思想、生活实际出发，收集和占有大量的相关材料。另一方面，列宁深入工厂内部，根据工厂的实际情况撰写调查提纲。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仍然重视现实材料收集和研究。他要求报刊避免一般的空谈议论和政治喧嚣，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建设的事实，善于抓住现实生活中的新人新事，并加以宣扬。

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同劳动人民的联系是报刊实践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列宁认为，报刊要想成为俄国革命运动的机关报，必须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为此，列宁作出了以下努力：第一，密切联系群众，培育和教育通讯员和作者。列宁认为，与广大通讯员和作者保持密切联系是办好报刊的重要条件。列宁还认为，编辑部要同广大人民群众增强联系，千方百计地扩大工人通讯，寻找信件的来源。正是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过程中，列宁发现了很多适合撰写稿件的撰稿人。第二，热心培养工人通讯员和青年作者。列宁鼓励青年作者要从现实生活出发来表达思想，要有自己的写作特点。工人通讯员也应该用工人的语言说话，保持工人通讯的精神和风貌。第三，重视群众来信来稿，尊重群众意见。列宁重视读者的来信来稿，要求编辑部工作人员对每封来信都要作出答复，并在报刊编辑部的接待室里放有专供读者投递信件的信箱。同时，列宁还在各地推选通讯员，以便和报刊保持联系。列宁还认为报刊工作必须采取集体方式，要尊重群众意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

在列宁革命、战斗的一生中，他都献身社会主义、献身党的报刊事业。无论是在流亡国外期间，还是在俄国境内，列宁都始终领导、关注和支持报刊工作。通过创办报刊的实践，列宁不仅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报刊理论。研究列宁丰富的报刊理论和办报实践，是对列宁思想的有益补充。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列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5]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列宁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7]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 王婷婷）

Abstract：Lenin is a prominent newspaper theorists and activists， in his revolutionary life， adapting to the need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he set up all kinds of newspapers and has formed rich press theory： press must stick to the party principle strictly， newspapers plays a "collective organizer functions"， to solve the new subject of propaganda. Lenin always took the press as a weapon， devoted himself to practice in th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stressed to investigate and study， contacted with the masses closely. Its necessary for us to study on the richness of hi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wspaper.

宋才发：列宁的党建理论与实践 篇4

信用诈骗行为认定及惩处探讨

宋才发*

(一)信用诈骗是指利用信用证等结算方式实施骗取货款和钱财的欺诈行为。随着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贸易全球化的推动，运用信用证结算方式有益于贸易的发展，也给经济犯罪提供了契机并促使手段不断翻新。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信用证诈骗和信用卡诈骗两种主要的信用诈骗行为。

信用证是开证银行根据进口商的开证申请，开给受益人(一般是出口商)的在一定条件下支付约定金额的保证付款的书面凭证。自19世纪80年代在英国首例信用证结算方式问世后，它便迅速被贸易界普遍接受并广泛采用。时至今日，信用证的结算方式已成为国际结算的主要方式。由于信用证是银行向出口商提供的有条件承诺付款的书面文件，因而，只要出口商制作的单据与信用证的规定相符，即可保证收回货款；而进口人只要按规定付清货款，即可取得货运单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信用证实际上是银行向进出口双方提供的信用，属于银行信用。其实，信用证结算方式不仅为买卖双方提供了资金融通的便利，而且弥补了商业信用的不足。

有关信用证基本内容的规定。依据国际商会第400号出版物《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有关信用证结算的规定，开立规范的信用证必须具备以下主要内容：(1)有关信用证当事人的规定(如开证申请人、开证银行、通知银行、受益人、议付银行、付款银行、保兑银行等)；(2)有关信用证正文条款的规定(如信用证名称、开证日期、信用证有效期限、信用证金额及币种、信用证号码、开证银行的地点、电话、电传等)；(3)有关信用证单据的说明(主要分三类，即货物单据、运输单据、保险单据，并对单据名称、份数予以说明)；(4)对货物的说明(如商品名称、数量、规格、价格等)；(5)有关信用证特别条款的规定(如限定议付还是自由议付、银行的有关费用由谁承担、有关货物装运的特别规定，包括装运地、装运日期、目的港、可否分批装运、可否转船等)；(6)有关信用证的承诺条款及偿付方式；(7)开证行的签字；(8)遵

1守《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定。信用证结算具有以下法律特点：(1)它是一种银行信用；(2)它具有独立性，即是说信用证的开立虽然以买卖为依据，没有买卖合同就不会有信用证，但信用证一旦开出就成为独立于买卖合同之外的另一种契约，并不受买卖合同的约束；(3)信用证是一种单据买卖，它的付款原则上是凭单付款。《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规定，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方面处理的只能是单据，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及其他行为。

有关信用证的开立及结算程序的规定。目前信用证的开立方式有3种，即信开信用证、电开信用证、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信用证。其中，“信开信用证”是指以信函方式开立的信用证，将信用证的内容打印在信用证标准格式上，由银行负责人签字后邮寄给受益人。“电开信用证”是指以电报、电传等电讯方式开立信用证，它必须注明“信用证正本”字样，如无此字样，银行只能作为预先通知，不能凭此信用证办理议付。“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信用证”，是指目前已有1000多家银行参加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推行的，在全球银行业采用电子通讯设备进行国际结算的网络系统，并通过该系统开立信用证，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更先进的电 *1作者简介 宋才发（1953—），湖北武穴人，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韩德培、李双元主编：《国际私法教学参考资料选编》(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3—424页。开信用证。采取信用证结算方式的主要程序是：(1)买卖双方通过货物买卖合同规定采用信用证作为结算方式；(2)货物买方向开证银行(买方所在国银行)申请开出信用证，申请时须交保证金；(3)开证行开出信用证后，寄交通知行，通知行是在业务上与开证行有联系的卖方所在国银行；(4)通知行将信用证转交给卖方(受益人)；(5)卖方接到信用证后，即按合同的规定发货并提供各种单证，如发票、装船提单、保险单等，通知行即开立以开证银行为付款人的汇票(也可以是买方为付款人，或以买方开户银行为保证人的汇票)，连同上述各种单据连单一起送议付银行议付，议付银行取得上述单证后即将货款付给卖方；(6)议付行将货款垫付给卖方后，即得各种单据和汇票，而后将汇票和单据寄给付款行(付款行一般即是开证银行)，要求付款行付款；(7)开证行接到单据和汇票后经审查无误后，即付款给通知行即议付行；(8)

1开证行通知买方付款赎单，买方向开证行即付款行付款后即取得各种单据，凭单据提货。

信用证诈骗是当前金融领域中十分突出的犯罪行为。由于采用信用证结算方式银行不必为单据是否真实负责，也不必为单据上所载货物质量、数量、交货日期是否与合同规定相一致而操心，只需审核单据是否与信用证的要求一致而决定是否付款，因而卖方如果是伪造的单据要求付款，银行也只得向卖方付款。即使这种情况发生，通常银行不会受到损失，因为银行可以向买方收款，受害的往往是买方。所以，利用信用证进行欺诈，便成为信用证业务中经常发生的诈骗行为。这类犯罪往往数额巨大，危害严重，损失也往往难于追回，因而极大地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影响到国家声誉和社会安定，我们必须善于运用法律武器，识别、防范和严厉打击诸如此类的诈骗犯罪行为。

信用证诈骗属于涉外经济诈骗。它是指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或者使用作废的信用证，或者骗取信用证，以及以其他方法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行为。信用证欺诈具有如下的法律特征：(1)信用证欺诈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通常为买卖合同中的卖方，即信用证的受益方；(2)信用欺诈的目的一般是为了骗取货款和钱财，因而主观方面出于故意，过失不构成信用诈骗罪；(3)信用证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和他人的财产所有权。这里的“他人”既包括国家的金融机构、“合作信用社”等单位和自然人，也包括外国的自然人和单位；(4)信用证欺诈的主要手段是伪造单据，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或者使用作废的信用证，或者骗取信用证，或者以其他方法进行信用证诈骗的行为。我们所讨论的“信用证”，就是指开证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根据作为进口商的开证申请人的请求，开给受益人(通常情况下为出口商)的一种在其具备了约定的条件以后，即可得到由开证银行或支付银行支付的约定的金额保证付款的凭证。所称“随附的单据、文件”，是指信用证随附的运输单据、商业发票、保险单据、领事发票、海关发票、进出口许可证，原产地证明书等。所称“以其他方法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主要是指利用“软条款”信用证进行诈骗和利用一些信用证本身的特点进行诈骗。“软条款”信用证是指开立信用证时，开证人故意以隐蔽的方法制造一些实际上赋予开证人单方面解除权的条款的信用证。这实际上就是利用信用证本身的某些特点，如利用远期信用证先取货、后付款的特点，企图通过宣布企业或开证银行破产来进行诈骗。

信用证诈骗行为的识别和认定。信用证诈骗在对外贸易结算中，主要呈现出如下几种情形：(1)伪造、变造信用证单据。这是在跟单信用证结算方式下，利用伪造、变造信用证附随的单据进行信用诈骗的行为。该诈骗行为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7条第3款予以认定的。“伪造信用证”通常表现为行为人采取复制、描绘、印刷等方法仿照真实信用证的格式、内容制作假的信用证。使用伪造信用证诈骗行为，既包括行为人自己伪造后使用，也包括明知是伪造的信用证而故意使用两种情况。“变造信用证”是指行为人在原信用证的基础上采用挖补、涂改、剪贴等方法改变原信用证的内容和主要条款，使其与原信用证不符的行为。使用变造信用证诈骗，同样包括行为人自己变造后使用，也包括明知是变造的信用证 1房绍坤、金福海编著：《经济侵权与赔偿》，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266页。而故意使用两种具体情况。金融机构必须切实提高警惕，及时与信用证上的开证行联系加以确认，谨防上当。(2)使用作废信用证。“作废信用证”主要是指已过期限的信用证、无效信用证、经人涂改的信用证(明知)；“可撤销信用证”的开证行与申请开证人撤销的，也属作废信用证，不得继续使用。凡信用证都有一个期限，它的日期主要指开证日、通知日、装船日、提示日、到期日。在通常情况下，开证日即为信用证生效日。如果明知是作废信用证或已过期限的信用证、失效信用证，而故意使用的，应认定其构成诈骗犯罪行为。(3)骗取信用证。这主要是指行为人以虚构的事实与隐瞒真相的方法，欺骗银行使其开出信用证的行为。较为常见的手段是进口人虚构事实，谎称进口货物，向开证行申请开证，但实际上并无货物进口，其目的是骗取信用证项下的货款。这是最常见的诈骗行为。(4)利用信用证的“软条款”作案。信用证的“软条款”是指开证申请人或开证银行在信用证中列入一些信用证生效的附加条款，令受益人不能任意支出信用证款项的条款。这些软条款是开证申请人或开证行为改变自己在信用证交易中可能发生的不利地位、取得交易的主动权、防止受益人利用伪造的信用证单据进行欺诈而采取的措施，它对于保证交易的安全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软条款也通常使买方、开证申请人有机会利用它来欺诈受益人，从而达到骗取卖方货物的目的。因此，凡利用信用证的“软条款”，图谋骗取受益人货物为目的的行为，也应认定为诈骗犯罪行为。

(二)信用卡是近年来受到推宠的新型支付手段与结算工具。信用卡又称为电子货币，是金融机构或专营公司向持卡人提供的一种信用凭证，持卡人可以在具有信用卡结算业务的指定商场、饭店、旅馆、银行等，购买商品、取得服务或提取现金。因而，信用卡的基本含义是“信用”。自1915年信用卡在美国问世、使用至今，它已得到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推行。我国的信用卡起步较晚，1979年由中国银行广东分行与香港东亚银行签订代办国外信用卡业务协议，信用卡才开始进入我国。1981年中国银行总行统一与香港东亚、汇丰银行等7家信用卡公司、银行签订了代理信用卡业务的协议。1985年中国银行珠海分行首次发行国内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1987年中国银行又正式加入“万事达”、“维萨”两大国际信用卡组织。随后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武汉等地的中国银行也陆续发行信用卡“长城卡”。现在，我国专业银行都已发行了自己的信用卡，如工商行的“牡丹卡”、农业银行的“金穗卡”、建设银行的“维萨卡”等。信用卡的使用有利于减少现金使用，加速商品流转，也扩大了银行结算业务，增加银行资金来源，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信用卡的使用也减少了印制、存储、运输现钞的高成本及其流通交易的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减少了资金流向的不确定性及现钞流通中的许多不规范行为。

信用卡的使用也为某些不法之徒提供了新的诈骗工具。信用卡目前在我国具有转帐结算、消费信贷和自动存取款的三大功能。然而，它一旦被恶意利用，也极易成为欺诈和诈骗发卡银行及他人钱财的工具。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一些发达国家，每年因信用卡方面的犯罪就造成经济损失达数亿美元。在不发达国家情况也大体如此。据墨西哥国内各机构提供的数字，从1997年1月到1998年6月，就有4.6万人受到过信用卡诈骗的损害。同时，有1.46万名外国游客被诈骗，损失达2500万美元；有7100个美国人和5800个加拿大人在近18个月内来墨西哥旅游，他们回国后大多发现自己被诈骗。利用本国信用卡进行的诈骗通常在1个月内可发现，但利用国际信用卡诈骗要两三个月才能被察觉，这就为罪犯反复作案提供了1机会。因此，防范和打击信用卡诈骗行为就成为各国信用卡业务发展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外国刑法中，已有了运用信用卡犯罪的专条规定，如《美国模范刑法典》就规定有“滥用信用卡罪”。我国在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金融破坏秩序罪的决定》第14条中，首次使用了“信用卡诈骗罪”；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196条，也明确规定了 1 《利用信用卡诈骗活动猖獗》，墨西哥：《至上报》1998年9月15日，第2版。“信用卡诈骗罪”。

有关信用卡诈骗行为的法律特征。信用卡诈骗是指伪造信用卡、使用伪造、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骗取财物，以及使用本人的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的行为。信用卡诈骗具有如下几个法律特征：(1)诈骗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2)主观上出于故意，过失不构成诈骗罪；(3)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4)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或持本人信用卡恶意透支。这里的“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

有关信用卡诈骗行为的认定。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根据《刑法》规定，它具有以下五种类型：(1)伪造和使用伪造信用卡。这里的“伪造信用卡”是依《刑法》第177条第4款予以认定的：凡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制造信用卡、使用自己制造的信用卡或使用他人伪造的信用卡，只要发生使用它们购物、接受服务，或提取现金，都必须认定为诈骗行为。伪造信用卡的犯罪在国外有集团化倾向，有的信用卡犯罪团伙拥有强大的资金和技术后盾，能组成庞大的生产和销售伪造信用卡的网络，其伪造信用卡可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尽管我国还未达到这种状况，但持卡作案率逐年升高，必须严加防范与打击。(2)使用作废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是指已经不具有支付和结算正常功能的信用卡(即失效信用卡)。根据规定，发生信用卡作废的情况有五种：一是持卡人在发卡银行已无存款或存款账户已撤销；二是信用卡超过有效使用期限而自动失效；三是持卡人在信用卡有效期内停止使用，将信用卡退回发卡机构并办理退卡手续；四是信用卡被盗、丢失而被申请挂失；五是发卡银行更换原有的信用卡而宣布旧卡作废。(3)冒用他人信用卡。即非持卡人以持卡人的名义使用信用卡骗取财物或服务，如使用拾得的信用卡、使用代他人保管的信用卡、骗取他人的信用卡并予以使用。(4)恶意透支。这是指信用卡持卡人超过其在发卡银行的存款账户中的存款金额，使用信用卡进行消费或者提取现金的行为。透支实质上是银行为客户提供了信贷，“恶意”就表现在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仅超过规定限额与期限透支，而且经发卡机构催还仍不归还的。(5)其他信用卡欺诈行为即除上述四种类型外，诸如利用高科技和计算机篡改信用卡的有关信息、持卡者与信用卡特约使用单位合谋“真刷卡假消费”骗取现金的行为等。凡此种种，均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行为。然而，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利用信用卡行使诈骗并骗取了钱财，只有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才构成犯罪，如果数额没有达到较大，则不构成犯罪。目前判定“数额较大”的依据，主要是参考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5条规定：“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1‘属于数额较大’”；“单位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三)关于信用证诈骗的惩处规定。信用证诈骗属于涉外经济诈骗，我国目前尚无信用证方面专门立法，对信用证诈骗案件的惩处，主要是依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刑法》第19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1)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的；(2)使用作废的信用证的；(3)骗取信用证的；(4)

2以其他方法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引人注目的南德经济集团及其总裁牟其中涉嫌信用证诈骗一案，2000年5月30日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牟其中原系天津开发区南德 12马克昌主编：《经济犯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7年第10号，第452页。经济集团总裁、法定代表人，曾因在中国较早创办民营企业并号称“大陆首富”而名噪一时。南德经济集团及其牟其中等人为长期非法占有国家资金，伙同他人共谋，采取虚构进口货物的行为，骗开信用证，非法获取资金达6.2亿多元，并造成32.9亿多元的经济损失。牟其中等人的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为此，法院判决南德经济集团犯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罚金500万元，牟其中犯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1政治权利终身。《刑法》关于信用证诈骗罪的规定，尽管是对犯罪行为进行处罚，没有关于信用证欺诈、诈骗赔偿的规定，但是在国家对诈骗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受害人可以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有关于欺诈和欺诈赔偿责任的规定。而且根据“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规定，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应当得到充分的保护。由于信用证诈骗属于涉外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在处理经济赔偿时，《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可以适用我国所参加的国际公约、条约以及参照国际惯例执行；第150条还规定，“适用外国法律

2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受害人必须主动配合国家对诈骗犯罪的调查和制裁。信用证欺诈的索赔途径主要包括协商和解、调解、仲裁、诉讼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信用证欺诈索赔时效期一般为2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

关于信用卡诈骗的惩处规定。1999年3月1日起实行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59—60条规定：持卡人出租或转借其信用卡及其账户，发卡银行应当责令其改正，并对其处1000元人民币以内的罚款；持卡人将单位的现金存入单位卡账户或将单位的款项存入个人卡账户，*中国人民银行应责令改正，并对单位及个人卡持卡人处以1000元人民币以内的罚款。《刑法》第19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2)使用作废的信用卡；(3)冒用他人信用卡；(4)恶意透3支的。”在追究信用卡刑事犯罪的同时，还应当重视追究信用卡欺诈的赔偿责任。在信用卡欺诈、诈骗赔偿中，索赔主体是因信用卡被欺诈受到损害的人，索赔的对象是实施信用卡作案的行为人。信用卡欺诈赔偿的责任形式是返还财物和赔偿损失，其赔偿原则是赔偿全部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如被诈骗的资金和相应的利息等。关于信用卡的恶意透支的利息计算，应依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2)298号《信用卡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方法和标准计算，不得计算复利。信用卡欺诈索赔的途径主要有协商和解、调解、仲裁、民事诉讼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信用卡欺诈的索赔时效期为2年。

有关惩处信用证、信用卡诈骗行为定罪量刑的规定。根据《刑法》第177条第3款和第4款的规定，如果实施了使用伪造、变造信用证或其附随文件、单据行为的，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如果行为人先伪造、变造信用证或其他附随单据、文件，而后使用该信用证进行信用诈骗行为的，由于其目的行为与方法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属于刑法上的“牵连犯”，应从一重罪处罚。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与信用证诈骗罪处刑、起点均是一致的，只是前者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后者最高刑为死刑，故信用诈骗罪为重罪，应依此罪定罪处刑。信用卡诈骗罪的惩处略有不同，依据《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利用信用卡诈骗，只有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如果行为人先伪造信用卡而后又供自己使用，既触犯了《刑法》第177条规定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又触犯《刑法》第196条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两罪法定刑相同，但处罚条件有异，因而行为人伪造信用卡后本人使用该卡行骗，数额没有达到“较大”的程度，12案例见李正国：《牟其中诈骗巨款落法网》，《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31日，第1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上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0、25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9年第8号，第267页。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7年第10号，第452—453页。则应认定为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如果达到“较大”的程度，则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并从重处罚。对于盗用信用卡并行使诈骗的，《刑法》规定以“盗窃罪”论处。

关于对金融机构在信用证、信用卡诈骗中所应承担责任的规定。1999年2月22日起施行的《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13条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出具与事实不符的信用证、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等金融票证。金融机构弄虚作假，出具与事实不符的信用证、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等金融票证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该金融机构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开除的纪律处分；

1构成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188条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票据、存单、资信证明，造成较大损失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2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载《嘉应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论文发表后被《刑事法学》2000年第12期转载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9年第8号，第247页。

宋才发：列宁的党建理论与实践 篇5

长期在教学第一线从事教学工作

宋才发

教学科研活动始终是大学全部工作的中心。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身兼何种行政职务，教学科研工作在我心目中始终是第一位的。我历来认为教师不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一生的事业追求，我乐于在“三尺讲坛”上自由地耕耘。我觉得只有始终保持着对教育教学事业的热爱，始终保持着使命感与责任感，才能真正成为受学生尊敬和爱戴的好教师。自1996年我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1]，从事大学教师职业（主要是承担研究生的教育教学工作）以来，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教学工作岗位，也从来没有因为行政工作忙，或者因为外出开会而拉下任何一节课。我以为思想决定行动，做好本职工作是每个人生存的必须。如果一个人能够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真的看成是一种责任和荣誉的话；那么，他就一定能够在平凡的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身的潜力，最终做出正直而纯洁的事情来。社会上有好些人不是不聪明，也不是不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而是知道了却仍然没有去做。我以为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在大学里最受人敬重的不应当只是各级领导，主要的应当是那些一心扑在讲台上，倾注满腔热血为学生授课的教师。学校党政领导和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是比起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来说就是次要的。从工作性质来说，他们的天职就是为学生和教师服务的。譬如，我本人在担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时候，给自己工作定位就是一手抓学科发展，一手抓创收，力图实现“两手抓、两手硬”。如果我不抓学科发展，法学院的整体发展就没有一个好的平台或者缺乏发展空间，教师就没有出路；如果我不抓“创收”，要改变法学院的生存发展环境就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就留不住教师、引不进来好教师。尽管“创收”对于大学来说，在本质上是一种无奈之举。我在担任学校科研处处长兼学校“211工程”办公室主任的时候，给自己工作定位归纳为三条：一是当好校领导的参谋；二是当好专家学者与上级有关部门联系和沟通的桥梁；三是努力做好服务工作，杜绝科研处出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如果一所大学果真的办成了机关，这只能说这所学校从根本上出了问题，这自然是高等学校发展的无奈和悲哀。

长期在教学第一线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在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工作期间，我一直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方向研究生主干课程的授课教师，教学历来受学生欢迎。我是一个对科研非常执着的人，能够及时源源不断地把科研的最新成果运用到教学当中去，倾其所能地给学生提供本学科较为前沿的东西，使讲授的每一堂课都具有一定的含金量。我在担任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导师组长和重点学科带头人期间，注意经常了解研究生对每一位教师教学效果的反应，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召开教研室全体教师的教学研讨会、分析会，适时地总结教学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不断地改进教学方法。对任何一位即将走上讲台的新教师，凡是没有经过试讲或者试讲不合格的，一律不允许上讲台给学生授课。建立了老教师对新教师的“传帮带”制度，新教师随时可以到老教师的课堂里听课，有时我本人还有意识地给年轻教师开设示范课。坚持做到每个学期至少听本教研室每位教师1—2次课，而且是事先不打招呼的随堂听课。总之，我设法通过一些必要的途径和方式，鞭策和鼓励每一位任课教师尽职尽责地授好每一堂课。

以实际教学效果赢得学生的敬佩。1999年11月我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2000年组建法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之后，尽管设有专门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但考虑到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学院，我不但要求副院长坚持听课制度，自己也带头坚持必要的听课制度。对于教师授 1 课质量的好坏，定期以年级为单位召开学生代表和学生干部会议，听取他们对改进教学的意见；定期以教研室为单位对教学工作进行总结，对于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及时给予表扬。对于极少数不负责任的任课教师，该批评的不论他（她）是谁绝不留情。我本人始终坚持在一线教学，长期以来除了讲授经济法学专业、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生专业学位课程，以及少数民族经济专业“民族经济法律制度研究方向”博士生的学位专业课程之外，还不定期地给本科生开设讲座课。譬如2002—2006年，我在担任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科研处处长兼学校“211工程”办公室主任期间，开始每周坚持两个半天作为教学时间，后来由于行政事务太忙，改为每周半天授课（给本科生授课），其余时间均坐班处理日常行政事务。我主要是利用晚上和周六、周日的休息时间给研究生授课，因而每年均超工作量完成教学任务。如2003学年度就完成教学工作量（含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等的折算工作量在内）924标准学时[2]。在2003年春夏之交北京“非典”肆虐期间，学校领导为了学生的人身安全，不得不根据上级指示关闭学校大门，以减少“非典”的接触性和交叉性传播。然而学生困在校园内时间久了，无论如何也待不住，总是想方设法地偷着往外跑，有的甚至不顾危险翻越2米高的围墙往外跳。为了缓解持续的沉闷压力并转移学生的注意力，在全校被迫全面停课的情势下，学校领导和教务处尝试组织几位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开设讲座课，规定全校不分文理科，只要有15人愿意前来听课就可以开班。我当时不顾个人安危，主动给本科生开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的“选修课”。我觉得在这种危机时刻，教师的教学要想赢得到学生的认可，关键在于提高教学质量，要用理论魅力和教学风采征服学生。由于“非典”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恐惧心理，经过各院系领导动员和做思想工作，第一次课只争取到17名学生前来听课。到我第二次给他们授课的时候，学生人数就达到30多人。由于我经过精心准备且做到每次脱稿授课，因而引起了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学生的浓厚学习兴趣。他们很快互相传递信息，以至于后来因听课的学生太多，就干脆改在500人的阶梯教室授课。那时自己主动请缨稳定留校学生情绪，尽管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也赢得了荣誉，但是毕竟在那种非常情况下，总是冒着极大的个人安危和风险的。然而那场“非典”在当时无论多么肆虐，终究“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3]，现在回想起来倒是挺耐人寻味的。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宋才发于中央民族大学2002年2月整理装订，第54—58页。

[2] 参见国家民委：《首届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宋才发事迹介绍），《中华民族信息年鉴》2005年创刊号，第609—610页。

[3] [唐]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摘自宋才发著：《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

照片为2000年宋才发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科社研究所办公室里

宋才发：列宁的党建理论与实践 篇6

司法机关非法拘禁、虐待 被监管人行为认定及赔偿

宋才发*(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1“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以强制手段，非法剥夺和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都是违背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

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禁或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譬如，1997年6月下旬，河南省洛宁县王村乡派出所在查办马某等涉嫌嫖娼一案中，在没有办理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派出所长韦万兴指使干警采取锁门、戴铐、看管等手段，剥夺、限制马某等人的人身自由，并交待“查不清问题不能让马走”，直到其家人交款1200元以后，马某才得以回家，致使马某被非法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长达170个小时。洛宁人民法院在审理此案后认为，被告人韦万兴身为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2故依照刑法“非法拘禁罪”的规定，判处韦万兴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

殴打、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罪，是指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违法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等虐待的行为，也是司法机关公职人员滥用职权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一种罪行。譬如，隋某某系某劳教所中队长。1982年11月14日隋带领劳教人员执行劳动任务。12月7日晚8时许，发现李某某等3名劳教人员逃跑，隋某某派管教杨某带2名劳教人员去拿回。次日，隋某某听了杨某的汇报后，即对被抓回的李某某进行审问，并伴以打嘴巴、脚踢，用刨锛把、板条打，上警绳等体罚。李供出劳教人员王某为其提供过逃跑路线。隋某某在对王的审问过程中采取了毒打、拽头发、上警绳等体罚手段。之后，隋某某又责令劳教人员监视王某绕10间房罚跑100圈。王跑完100圈后，隋某某令其再走20圈，王某乘无人监视之机，用绑绳上吊自杀，经抢救无效死亡。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隋某身为公安人员，执法犯法，对被监管的劳教人员进行刑讯体罚，以致王某自杀身亡。触犯了刑法，3构成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罪，判处隋某某拘役6个月。

认定构成非法拘禁罪的，必须具备如下四个要件：(1)侵犯的主体，我国刑法有针对性地予以明确规定，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司法人员)。(2)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3)主观方面为故意行为，具有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目的。至于动机可能是多方面的，如为索取债务而实施非法拘禁、绑架的，近年来发案也较多。(4)客观方面是行为人实施了以拘留、禁闭、捆绑等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在这里，剥夺他人自由必须是非法的，即没有拘禁他人权力的人非法对他人实行拘禁，或者是有拘禁他人职权的人滥用职权，无视法定程序和条件，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的违法行为。

认定构成殴打、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罪的，必须具备如下四个要件：(1)侵犯的主体是特 *作者简介 宋才发（1953—），湖北武穴人，法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 》(上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7—8页。2案例见《人民法院报》1999年3月27日，第2版。3案例见高潮主编：《当代法律典型案例精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殊主体，即在监狱(包括未成年犯管教所)、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执行监管职务的司法工作人员。(2)侵犯的客体是被监管人的人身权利和监管机构的正常活动。在这里，侵害的具体对象是被监管人，即是正在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里被监管的人员，包括已经人民法院判决为有罪的在押罪犯、尚未经人民法院审判定罪但已被依法拘留、逮捕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劳动教养人员，以及被公安机关予以行政拘留的人，等等。至于被监管人是否有罪、是否错押、是否违反监管法规，均不影响本罪的构成。(3)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的殴打、体罚虐待行为。至于行为人的动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有的是为了耍威风，有的是基于被监管人不服管教而气愤，但无论如何都不影响本罪的构成。(4)客观方面是行为人已实施了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体罚虐待的具体违法行为。即是行为人违反了《监狱法》等有关监管规定，肆意对被监管人进行打骂、捆绑、电击、罚站、罚跪、冻饿、凌辱人格、不提供医疗服务、克扣生活用品，或者强迫从事长时间的过度劳动，或滥施械具，禁闭等摧残人身的行为。

必须正确认定非法拘禁罪与非罪的界限。在非法拘禁行为认定方面，凡属依法剥夺他人自由的行为(如对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实行禁闭、处以极刑等)，不构成犯罪。“剥夺他人自由”必须是完全剥夺了他人行动自由的权利，如果只是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他人自由的，则同样不能认定为构成非法拘禁罪。此外，认定非法拘禁罪要求有一定的持续时间，倘若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不宜认定为构成非法拘禁罪。

必须正确认定殴打、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罪与非罪的界限。司法工作人员包括侦讯、检察、审判、监管人犯职务的人员。但能够构成本罪之行为的主体，只限于在监狱、看守所、拘留所、少管所、劳改队等监管机构中执行监管任务的直接人员，非司法工作人员、或虽为司法工作人员但不是上述具体执行监管任务的直接人员，都不能构成为本罪的主体，而只能按别的罪论处。“监管”是专指监督、管理、教育、改造等，也不包括警卫人员(如监管场所负责警卫职权的武装警察)。这些“直接”人员对被监管人施行的侵犯人身自由权的行为，只有“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显著轻微的”，则应批评教育，不宜认定为构成对被监管人的虐待罪。同时，负责监管的直接人员对被监管人实施的侵犯人身权行为，凡“间接故意”或者因过失而造成的，也不宜认定为构成对被监管人的殴打、体罚虐待罪。如果负直接责任的监管人员，指使、纵容被监管人员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教唆行为，故应按殴打、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罪处罚。如果监管人员是在依法对违反监管法规的被监管人实行必要的制止处罚措施时，尽管也具有一定的肉体疼痛和精神痛苦，也不属于违反法律规定，不宜按犯罪论处。

(二)构成非法拘禁罪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发生非法拘禁案件情况的通报》指出，有些经济纠纷案虽经人民法院判决，但不能切实执行，使得一些地方的公安、检察机关，片面地从保护地方利益出发，超越职权范围，对本属于经济纠纷的案件，却以查处经济犯罪为名，采取非法拘禁当事人的手段，帮助一些单位和个人追索债款。这是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的不法行为。为此，上述三家联合指出：“对以绑架、扣押人质等方式逼还债务、非法拘禁他人的案件，公安、检察机关一定要严格依法查处，尤其对公安、司法人员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或冒充公安、司法人员

1非法拘禁他人的，要依法从严查办，以确保公民人身自由权利不受侵犯。”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查处“人质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对公安、司法人员为徇私

1情、滥用或超越职权，实施绑架、扣押人质的，应依法从严查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11 《法律法规分类适用全书》(刑法卷)，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2页。

《法律法规分类适用全书》(刑法卷)，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4页。法》第96条也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对责任人员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罚款或者警告；构成犯罪的，对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以暴力、威胁或者非

2法搜查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2)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和拘禁劳动者的。” 构成殴打、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罪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监管”是限制人身自由的一项国家司法活动，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允许对犯罪分子实行监管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惩罚罪犯，使被监管人感受到肉体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更主要的还在于通过必要的监管措施，对违法犯罪人施以教育，改造其反社会的性格，使其能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看守所条例》等监管法规，对被监管人的待遇、权利义务以及违反监管法规时的处罚，都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从法律意义上讲，监管人员和被监管人员都必须共同遵守。监管人员违反有关法律和上述法规的规定，侵犯了被监管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对违反监管法规的被监管人施用法规之外的处罚，只要符合体罚、虐待条件且情节严重的，都必须依法追究监管人的刑事责任。在这里，“情节严重”是构成犯罪的一个法定条件。什么是“情节严重”，刑法没有作具体阐释。根据司法实践，通常认为以下几种情形，均属于构成追究殴打、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刑事责任的行为：(1)体罚、虐待手段残忍，造成被监管人伤残死亡的。(2)经常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屡教不改的。(3)指使、纵容、暗示牢头狱霸或者某些被监管人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4)使用野蛮下流手段侮辱被监管人的。(5)由于体罚、虐待行为而导致被监管人自杀、精神失常的。(6)使用超越人的生理、心理极限的手段虐待被监管人的。(7)体罚、虐待被监管人之后又恐吓其不能允许告发的。(8)体罚、虐待行为具有明显违法性的。

构成非法拘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的必须依法予以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3款的规定从重处罚。”这里和下文中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指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非法拘禁他人索取债务的，同样构成非法拘禁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非法拘禁罪，不仅因执法犯法侵犯了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而且有损于国家机关的权威与形象，故应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8条还规定：“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4定处罚。”

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非法拘禁、虐待被监管人的进程中，触犯了“刑事赔偿”规定的，受害人及其亲属有权请求国家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5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1)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2)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3)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的，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4)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5)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下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3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上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61页。4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大全》(上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63页。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应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人根据受到的不同损害，可以同时提出数项赔偿要求。受害公民死亡的，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下列规定计算：(1)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额按照国家上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倍。(2)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3)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应当支付生活费。被扶养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18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7条的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1)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2)依照刑法第14条、第15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3)依照刑法第11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4)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5)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6)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载《咸宁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1

新时期对列宁灌输理论的探析 篇7

一、灌输理论的科学内涵

列宁的灌输理论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人的思想, 由他在实践中将这一理论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所谓“灌输”, 是指无产阶级政党运用各种宣传、鼓动手段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当中去, 武装他们的头脑, 启发他们的觉悟, 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自身的历史地位和使命, 从而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 为革命和建设事业而奋斗[1]。1902年在《怎么办》一书中, 列宁从为什么要灌输、灌输什么、怎样灌输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阐述, 进一步阐明了灌输理论的科学内涵。

第一, 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 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认为,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 工人运动不能自发地产生, 必须由无产阶级先锋队把这种科学理论体系“从外面灌输进去”[2]。这也同时阐述了对工人阶级进行思想灌输的意义。第二, 灌输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 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列宁指出:“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 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 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 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3]这一论述阐明了灌输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三, 阐述了灌输的方法。列宁指出“这种意思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在这里“从外面灌输”主要包含两个含义:一是指“从经济斗争范围外边”向工人灌输他们原来不了解的先进思想;二是指“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阶级意识, 指导工人从政治角度去认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性质, 明确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样, 列宁提出的“从外面灌输”不仅仅是指向工人提供解答某些问题的现成结论, 更重要的是引导工人群众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 灌输理论的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途径,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 而非具体的方法。这里使用“灌输”一词是形象地说明无产阶级执政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原则和态度, 形象地说明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部”进入到工人阶级中去。至于怎么灌输, 革命导师都强调方法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反对教条式的生灌硬输。正如毛泽东所说:“反对注入式教学法, 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 我们为什么不反对?”[4]可见灌输理论绝非是一个生硬的方法, 而是开展思想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

二、新时期坚持灌输理论的必要性

1. 当前特定的国际背景决定我们必须坚持灌输理论。

当今时代,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 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己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 试图通过全球化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文化观念、价值观念、政治观念等强加给其他国家, 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 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异常尖锐和错综复杂。“意识形态领域, 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 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去占领。”[5]所以在当今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坚持灌输理论, 旗帜鲜明的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 果断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2. 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 要求我们切实加强灌输教育。

中国现今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 一些矛盾在这一时期开始突显, 再加上国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和国内封建主义思想的沉渣泛起, 容易使人们在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发生变化。在这种背景下, 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 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必须取得领导权, 否则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占领人们的头脑。因此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基本原理武装群众, 大力加强灌输教育, 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

三、新时期灌输理念的更新

1. 强调灌输过程的互动性。

在灌输过程中, 强调灌输过程的互动性, 激发灌输客体主动参与灌输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灌输客体能动的实践过程中, 外在灌输才能成为对灌输客体有价值的活动。反之, 如果教育客体的主体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他们只能复制教育者事先编排好的程序, 那么教育对象的知、情、意、行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 甚至思想处于消极封闭状态, 或者产生逆反心理。因此, 灌输主体在灌输过程中, 必须改变灌输理念, 从传统的以灌输主体为中心转变为以灌输客体为中心, 把灌输客体真正作为认识活动和道德实践活动的主体, 使他们的主体潜能得到充分的挖掘。

2. 坚持灌输内容的科学性。

灌输内容要坚持科学性, 增强感染力。坚持科学性, 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灌输的基本内容, 这就内在地要求我们必须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目前在灌输内容上, 要着力把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 教会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灌输内容的科学性要体现时代性。要紧密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实践, 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的具体变化, 结合当前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 不断加强和突出灌输内容的时代性, 增强灌输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3. 实现灌输方法的多样性。

灌输的方法和形式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创新。具体来说, 就是要实现从硬性灌输向软性灌输的转变;从直接灌输向间接灌输的转变;从显性灌输向隐性灌输的转变。将理论灌输融入管理之中, 融入活动之中, 融入文化之中, 融入媒体之中, 融入环境之中。在这方面, 西方国家的宗教教育对我们不无启发。西方国家的宗教影响之所以历经千载经久不衰, 就在于西方宗教在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宗教改革, 使宗教内容日益与现代生活相结合, 赋予宗教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色彩。比如, 西方宗教对现世的人给予特别的关注, 注重解决公民日常的思想问题和精神困惑, 努力发挥其特殊的精神抚慰作用。在教育手段上, 他们注意将灌输性与渗透性、公开性与隐蔽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结合[6]。思想政治灌输应以此为鉴, 进行教育手段的创新, 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网络媒体的辐射作用, 加大灌输的覆盖面, 增强宣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力求把严肃的宣传主题以生动形象、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 从而提高灌输的效果。

4. 强化灌输客体的内化过程。

灌输客体对灌输内容的接受过程, 也是将社会意识内化为个体的思想意识的过程。因此, 要想使灌输活动取得实效, 就必须强化灌输客体的内化过程, 从灌输客体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 使灌输活动符合人的心理特点和人的思想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首先, 要引发灌输客体的内在需要, 想办法引发灌输客体的内在需要, 把灌输主体的灌输过程变成灌输客体的主动求索过程。其次, 要刺激灌输客体的无意注意。要想使灌输活动富有成效, 还必须选择适当的信息传播方式, 以引起灌输客体的无意注意。认知客体只有首先注意到传递的信息, 才能进一步了解其灌输的内容, 再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取舍及其接受的程度[7]。最后, 加大灌输过程中的情感投入。灌输者只有对灌输对象付出真情, 关心其疾苦, 体察其痛痒, 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 才能感染灌输对象, 赢得灌输对象。正如列宁所说“没有人的感情, 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8]

综上所述, 列宁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 根据党的历史任务和工作重心的变化而灵活开展灌输工作, 这为我们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虽然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列宁的灌输理论仍然给我们不少启发:就国内而言, 重要的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对全国人民的教育和引导, 不能被各种错误思潮牵着鼻子走;就国际而言, 也必须有所作为, 让世界了解中国、接受中国。无论是在国际舞台还是在国内事务上, 都离不开灌输工作;当然也要讲求恰当的方式、方法, 讲求时代性、科学性和实效性, 不断提高灌输的效果, 同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灌输理论。

摘要：列宁的灌输理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灌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基本原理。在当今国际国内环境、人们的思想实际状况发生变化的新时期, 灌输教育只能加强, 决不能削弱。当然, 灌输理念也应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不断与时俱进。

关键词：灌输理论,必要性,理念更新,内化

参考文献

[1]王萍“.灌输论”研究综述[J].探索, 2005, (4) :135-139.

[2]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247.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355.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卷 (第8册)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5]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专题择编)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6]杨芷英.浅谈新时期灌输客体的变化与灌输理念的更新[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4, (3) .

[7]周耀宏.列宁灌输理论在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与创新[J].延边大学学报, 2008,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