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历史和文化（共8篇）
建筑历史和文化 篇1
【发布单位】浙江省
【发布文号】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第10号 【发布日期】2013-04-09 【生效日期】2013-10-01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地方法规 【文件来源】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杭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号
2012年12月31日杭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杭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已经2013年3月28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
2013年4月9日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杭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的决定
（2013年3月28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对杭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杭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进行了审议，现决定予以批准，由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杭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2012年12月31日杭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3年3月28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和管理，继承和弘扬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促进城市建设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根据国务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和管理，应当遵循科学规划、分类管理、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原则，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可持续性，保持居民生活的延续性。第四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提供经费保障。
第五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
市历史建筑保护管理机构可以受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的委托，具体负责全市历史建筑保护的专业管理及指导工作。各区、县（市）人民政府组建的历史文化街区管理机构负责历史文化街区的日常保护和管理工作，并受同级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城乡规划、建设、文物、文化、国土资源、旅游、财政、公安、工商、城管、环保、民族宗教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和管理工作。第六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保护资金，专项用于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和管理。
保护资金的来源包括：
（一）财政预算安排的资金；
（二）上级财政专项补助的资金；
（三）境内外个人、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捐赠；
（四）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
保护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市、县（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制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七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由城乡规划、房产、建筑、国土资源、文物、历史、文化、社会、法律和经济等方面的专业人士组成。
专家委员会按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认定、调整、撤销以及规划、保护等有关事项的评审工作，为市、县（市）人民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意见。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义务，对破坏、损害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行为有权进行劝阻、举报和控告。
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资助、技术服务等方式参与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第二章 保护名录确定
第九条 历史文化街区包括省历史文化街区和市、县（市）历史文化街区。
省历史文化街区的申报、批准的条件和程序，依照《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规定执行。
市、县（市）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市、县（市）人民政府确定公布，具有较高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或者较好地体现杭州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地域文化特征的建筑集中成片，历史遗存较为丰富，传统格局和历史文化风貌保存较为完整的区域。第十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文物保护点的建筑物、构筑物，经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确定公布为历史建筑：
（一）建筑样式、结构、材料、施工工艺或者工程技术具有艺术特色和科学研究价值的；
（二）反映杭州历史文化和民俗传统，具有特定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
（三）属于在产业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坊、商铺、厂房和仓库等；
（四）属于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近代现代重要的代表性建筑物、构筑物；
（五）其他具有特殊历史文化意义的建筑物、构筑物。
第十一条 建筑所有权人、使用人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可以向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推荐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组织普查，并根据普查成果和社会推荐情况，进行历史资料挖掘和保护价值与类别的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及时告知同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提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建议名录，征求所在地的区、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所有权人以及社会公众意见后，经专家委员会评审，报本级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第十三条 在城市建设中发现可能有保护价值的建筑时，建设单位应当暂时停止拆除或者施工，采取临时保护措施，并立即向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报告。
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组织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等有关部门进行评估论证。经评估论证具有保护价值的，建设单位或者建筑所有人、使用人应当采取先予保护的措施，再按照本条例规定申报历史建筑。经评估论证不具有保护价值的，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恢复建设活动。
建设单位及时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并报告的，有关部门应当对其停工损失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四条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由市、县（市）人民政府设立保护标志。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动、涂改或者损毁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标志。第十五条 依法确定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不得擅自调整或者撤销。因不可抗力导致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灭失或损毁、确已失去保护意义的，或者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需要调整、撤销的，由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提出意见，由本级人民政府组织专家委员会论证后公布。
历史建筑被依法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文物保护点的，自公布之日起不再列入历史建筑名录。
第三章 保护措施
第一节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第十六条 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在历史文化街区确定公布后一年内组织编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在征求有关部门、社会公众意见后，经专家委员会评审，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第十七条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格局和历史文化风貌特色及其保护准则；
（二）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范围；
（三）历史文化街区的用地规划以及建筑空间环境、景观的保护要求；
（四）历史文化街区内建筑物、构筑物和历史环境要素维修、整改的要求；
（五）规划管理及实施的其他要求和措施。
第十八条 在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符合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以及下列规定：
（一）除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外，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
（二）对现有建筑进行整修时，应当保持或者恢复其历史文化风貌。拆除不属于历史建筑的其他建筑物、构筑物的，应当经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批准；
（三）不得擅自改变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格局，不得擅自改变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空间环境以及建筑的外部风貌和使用性质；
（四）对现有道路进行改建时，应当保持或者恢复传统格局和空间环境，不得新建客运货运枢纽、公交停车场和维修保养场、加油站等设施；
（五）不得修建生产、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场所。
第十九条 在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物、构筑物时，应当符合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在高度、体量、色彩等方面与历史文化街区的风貌相协调，不得破坏历史环境要素和景观特征，不得危及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筑安全。
第二十条 在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活动的，市、县（市）城乡规划、建设主管部门在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前，应当征求同级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一条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土地使用性质不得擅自改变。确需调整的，应当经市、县（市）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批准。
第二十二条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的基础设施配置、绿化等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标准、规范。确因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需要，无法按照标准、规范配置的，由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相应的保障方案，明确相关布局、措施等。
在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因实施保护规划需要整修、翻建，难以符合相关建设标准和规范的，在不突破原有建筑基底、建筑高度和建筑面积且不减少相邻建筑原有日照时间的情况下，可以办理规划许可等相关手续。
第二十三条 区、县（市）历史文化街区管理机构行使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市、区、县（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相关政策；
（二）组织开展历史文化街区整体风貌环境、建筑物、构筑物和历史环境要素的日常维护、巡查和管理工作，对濒危或者有损毁危险的建筑物、构筑物组织抢救性修缮；可以按照保护整修计划的要求对历史文化街区组织统一整修；
（三）指导、督促相关保护责任人履行义务，对历史文化街区内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加以劝阻，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四）做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管理的其他工作。第二节 历史建筑保护
第二十四条 根据历史建筑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以及存续年份、完好程度等，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历史建筑保护类别和相应的保护要求，实行分类保护:
（一）历史文化价值高或者科学、艺术价值高，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历史建筑，其建筑的外部风貌、主要平面布局、特色结构和构件不得改变；
（二）历史文化价值较高或者科学、艺术价值较高，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历史建筑，其建筑的外部风貌、特色结构和构件不得改变;
（三）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或者科学、艺术价值的历史建筑，其建筑的主要外部风貌、特色构件不得改变。
第二十五条 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和历史建筑所在地的区、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编制每处历史建筑的保护图则，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历史建筑保护图则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基本信息、风貌特色；
（二）保护范围；
（三）使用要求等。
第二十六条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历史建筑保护图则的要求，编制市区、县（市）每处历史建筑的保护使用导则，明确历史建筑的保护类别、修缮维护、保护管理等具体要求。
第二十七条 历史建筑公布后，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历史建筑保护图则，将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使用要求书面告知保护责任人。书面告知应当明确保护责任人在历史建筑保护管理中的权利与义务，具体格式由市、县（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确定。
第二十八条 在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内，不得新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因保护历史建筑确需建造附属设施的，应当符合历史建筑保护图则和保护使用导则的规定，并报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城乡规划、文物主管部门审批前应当征求同级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的意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损坏历史建筑主体承重结构或者其他危害历史建筑安全的活动。第二十九条 历史建筑的使用性质不得擅自改变。确需改变使用性质的，不得违反历史建筑保护图则和保护使用导则确定的保护要求，并报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城乡规划、文物主管部门审批前应当征求同级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国土资源等部门的意见。第四章 整修利用
第三十条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建筑、历史建筑中非国有建筑的所有权人和国有建筑的使用人为保护责任人。保护责任人按照本条例规定承担相应的保护和管理责任，负责建筑的维护和修缮，并承担相应的修缮费用。使用人应当配合保护责任人做好相应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第三十一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保护规划要求，改善历史文化街区的道路、供水、排水、排污、电力、消防等基础设施条件。
第三十二条 市、县（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和实际现状，组织编制保护整修计划，指导、督促保护责任人、历史文化街区管理机构实施保护整修。
区、县（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在征得历史建筑保护责任人同意后，可以代为修缮历史建筑，所需费用由保护责任人承担。
第三十三条 对历史建筑进行维护和修缮的，维护修缮实施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保护使用导则的要求编制修缮方案，报市、县（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审查。市、县（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对修缮方案提出的修改意见，维护修缮实施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采纳。第三十四条 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确定的历史建筑以外的其他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进行修缮的，修缮实施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保护规划要求编制修缮方案，报送区、县（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历史文化街区管理机构备案。
第三十五条 历史建筑存在损毁危险的，保护责任人应当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向区、县（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报告。区、县（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协助保护责任人进行抢险保护。
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建筑、历史建筑经鉴定为危险房屋的，保护责任人应当根据鉴定报告，及时采取加固、修缮等保护措施。保护责任人不具备保护能力的，市、县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进行保护。
第三十六条 在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建筑、历史建筑上设置户外广告、招牌、泛光照明、空调外机、雨篷等外部设施，应当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的外部风貌相协调。
相关部门在编制户外广告设置总体规划、详细规划时，涉及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应当征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意见。
第三十七条 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因实施保护规划，或者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确需征收历史建筑的，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予以补偿。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或者选择房屋产权调换且安置房所在地段等级低于被征收房屋所在地段等级的，可以另行给予奖励。奖励的具体办法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八条 经批准迁移保护历史建筑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基本建设程序报有关部门审批，并在领取迁移新址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实施迁移。建设单位在实施历史建筑迁移保护或者拆除时应当做好测绘、信息记录和档案资料整理工作，并及时将有关档案资料报送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
第三十九条 因实施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程需要，确需居民临时搬迁过渡的，应当给予相应的搬迁、临时安置补偿。
第四十条 在符合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可以对历史建筑进行合理利用。鼓励保护责任人将历史建筑对公众开放。
第四十一条 市、县（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情况进行检查评估，督促历史文化街区管理机构和保护责任人加强保护措施。对达到保护管理要求的保护责任人和列入保护整修计划的项目，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资金补助。
市、县（市）人民政府可以与国有建筑使用人、非国有历史建筑所有人签订历史建筑保护协议，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义务和享受补助等事项作出约定。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处罚。本条例规定由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实施的行政处罚，属于经国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范围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负责实施。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单位未及时采取临时保护措施并向有关部门报告的，由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施工、限期采取保护措施或者其他补救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建设单位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擅自设置、移动、涂改或者损毁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标志的，由市、县（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在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的，由市、县（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建设行为发生在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历史建筑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处七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县（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备案的修缮方案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确定的历史建筑以外的其他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进行修缮，致使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格局、历史文化风貌受到破坏性影响的；
（二）修缮方案未经审查、审查未通过或者未按照修缮方案审查要求对历史建筑进行修缮，致使历史建筑受到破坏性影响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城乡规划、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不依法履行审批职责的；
（二）发现违法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三）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
（四）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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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历史和文化 篇2
一、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筑─吴哥窟
吴哥窟是世界上最大的印度教建筑,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筑物。吴哥窟的结构、比例、均衡、雕塑上的完美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古迹之一,与埃及金字塔、中国万里长城、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千佛塔并称为东方四大奇观。吴哥窟是吴哥建筑群中保存最完整的古迹之一。
吴哥窟建在平原上,建筑主体是一座浩大的城池。在12世纪建造时,它的名字镌刻在寺庙正门的门框上,叫“威什努庐”,后来才被命名为“Angkor Wat”。Angkor读作“吴哥”,意为“圣洁之城”,Wat读作“窟”意为“寺庙”。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在地理上与东南亚衔接,民间往来比中原本土密切,而位于东南亚腹地的这座寺庙是从非官方的民间渠道,用口耳相传的非文字形式,由高棉语直接翻译成广东话而来,“窟”在广东话里近似读作“Wat”。
苏利耶拔摩二世是英勇善战的高棉王,1113年继位,人称“太阳王”。他积极开拓疆土,使高棉国的土地跨越到马来半岛东海岸,他建造了吴哥作为自己的陵墓。然而,这项巨大的工程历时八九十年才完成,在他去世后五十年才被安葬在神殿里。吴哥窟整体宏伟壮观,局部精巧细致,无论是建筑技巧还是艺术成就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吴哥窟坐东朝西,呈中心对称布局,包括护城河、外郭、内城和寺庙主体四大部分。吴哥窟将以台基、回廊和角塔为特征的“吴哥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寺庙的主殿全部修建在一座石砌的台基上,台基共三层,每一层四周都有石砌回廊围绕。回廊上刻着浮雕,第一层回廊的浮雕尤为精美。每层台基之间用陡峭的石阶相连,阶梯上以石屋顶覆盖。除了回廊上饰以浮雕外,石塔、石门楼上也都刻有大量的美丽图形装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吴哥寺的几乎每一块石头上都有浮雕,或镌刻着玲珑纤细的装饰,整个寺简直就是一件巨大的艺术杰作。”吴哥窟顶部矗立着按五点梅花式排列的五座宝塔,象征着印度神话里宇宙的中心─须弥山。
吴哥采用了“曼荼罗”的格局,他以凝固的形式用建筑符号表现出严格的向心性,并朝向四个主要方位,中央祭殿象征着作为世界中心的圣山,围廊象征着神化的海洋。“曼荼罗”是梵文音译,本义为“获得本质的地方,象征宇宙的分解与复合,作为诸神聚会的圣地和宇宙力量的聚集点。曼陀罗最下方为地、水、火、风四元素,其上有须弥山,众神聚会于顶端宫殿。须弥山周遭有四岳,日与月在山腰间运行。从吴哥寺东面的藏经房进入到由石块筑成的高阁重楼的65米的主塔,由于尖顶宝塔是吴哥王朝最为神圣的地方,因此通往尖顶宝塔的台阶格外陡峭。爬上楼梯要手脚并用,如同朝圣一般。
二、吴哥王朝的首都─吴哥通
吴哥通也称为大吴哥或吴哥城。公元九世纪至十五世纪一直是吴哥王朝的首都。“Thom”读作“通”是“大”的意思。吴哥城是真腊王国吴哥王朝的国都,初建于公元九世纪后期,是东南亚历史上最宏伟的一座都城。都城内宝塔、皇宫等建筑鳞次栉比,庄严雄伟。庙宇建筑精美,雕饰华丽。据估算,这座城市鼎盛时拥有人口上百万,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著名的罗马城。
最早选择吴哥作为王都的国王是耶输跋摩一世。这里不仅地域开阔,适宜建筑新的都城,尤为重要的是,这里有一座天然的山─巴肯山,可以建立寺庙供奉“林迦”。同时,这里丰富的水源可以满足众多城市人口的需要。暹粒河流经这里,除满足饮水外,还可以灌溉农田,保证了农业丰收,源源不断地为人们提供粮食。在设计上,都城体现了高棉人的信仰和国王的宗教观念,有着浓郁的文化内涵,整个都城围绕巴肯山建造。在都城范围内,除了相对集中的区域建造王宫、官署和庙宇外,还有众多的村落、集市、稻田和数百人工水池排列在巴肯山山麓,成几何图形。高棉人筑起城墙将广阔的都城围了起来,早期的城墙比较简陋,是用木栅栏之类的材料筑成,后来改为土墙,再后来使用坚固的石头来筑就城墙。耶输跋摩一世之后,还有几位有作为的国王为吴哥城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其间虽然发生过因王位争夺和对外斗争而引发的战乱,王城或暂时迁都,或遭到破坏,但由于国王们致力于王城的修复与重建,在吴哥鼎盛时期,王城越建越好,越来越繁华。到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吴哥达到了全盛时期。当时的高棉国王阇耶跋摩七世把吴哥引向一个全新的时期。皈依大乘佛教后,他采取了一种新的观念。在40年的统治期间,他尤其注重对祖先的崇拜,修复了几乎所有的古寺,并留下了一块石碑。刻在石碑上的铭文没有任何序言或解释,只有一行“高棉国宛如天堂国度”的文字。
三、吴哥的微笑─巴戎寺
建筑历史和文化 篇3
〔关键词〕 历史街区历史建筑 城市文化 城市规划 保护与发展
一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与杭州城市文化
1、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与杭州城市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城市是人类在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改造自然的基础上创造的聚居地。在这一改造和创造的过程中，正如著名的“文化景观学派”所认为的那样，任何文化景观的塑造过程，既离不开自然因素也必然体现人的思想和行为，反应出人类自身知识以及思想的演进。可见，“城市”与“文化”之间具有如影随形的亲密关联，既可以说城市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人类文化的载体。而人类文化则是城市得以发展的内在力量和品质，二者共同滋养和培育了“城市文化”。可以说，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就是在历史过程成长起来并保留至今的杭州城市文化遗产，他既是城市过去文化的结晶，也是城市当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是杭城历史的见证，是杭州城市特色的独特体现
城市如人，有其诞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记录了杭州城市发展的历史片段，是杭州城市历史过程不可或缺的部分，体现了杭城特定时段、地段的建设风貌，也保留下了不同时段、地段的杭城人们的生活足迹。这些历史风貌和足迹可以说是很普通的，但正是这具有普通风貌和足迹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却以其独特性、不可复制和不可再生性，往往成为杭州独一无二的发展见证，甚至成为杭州的重要形象。因而，保留至今的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就成为我们认识杭州城市发展的重要“文本”。
3、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是杭州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
文化被誉为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未来城市竞争将是以文化为主导的竞争。作为杭城文化独特见证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则具有多方面的资源效应，他在杭州城市形象的宣传、历史文化教育、乡土情结的维系、生态环境建设、和谐人居环境的构建等多方面具有综合的价值。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杭州城市发展中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不是杭城发展的包袱，而是杭城发展的财富、资本和动力。
二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事业的基本状况及其面临的问题
1、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事业的基本状况
继2004年杭州市公布第一批历史建筑以来，杭州市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事业取得了较大的进展。2005年杭州市出台的《杭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办法》及《杭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办法实施细则》，标志着杭州市以历史风貌保护为中心内容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制度的形成。随着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认识的不断提高，近年来，相继出台了《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定》、《关于加强杭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和危旧房改善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中若干问题的通知》等配套管理规定。目前，基本形成了包括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认定、保护规划、保护修缮、保护利用、资金筹措、工作机制、搬迁安置等七个方面较为系统的政策法规体系。截止目前，杭州市共确定了26处历史文化街区（包括11处历史街区、15处历史地段），总占地面积约416万平方米，共分五批公布了284处历史建筑，总建筑面积约40余万平方米，且数量和类型都有较大的拓展，标志着杭州市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力度的加强。由此可见，杭州市的歷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事业正处在上升阶段，“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已成为耳熟能详的词语，其保护和利用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2、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面临诸多问题
杭州市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难点和问题。
杭城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的直接破坏总体来说来自两大方面。一为自然损害，包括暴风雨、火灾、白蚁等，这些自然因素是无所不在的，甚至是一种“日常状态”，我们只能加强预防和防范，而不可能完全地杜绝。其实自然破坏之外，最令人担忧的是人为破坏，包括非法盗窃、基础建设以及管理、决策、立法、规划等保护工作不到位。虽然有时候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不得不为城市现代化建设有所让步，但是一些过于无知无畏的表现，则是非常令人痛心和遗憾的。
同时，当前杭城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正经受着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与挑战。“特色危机”以及“城市记忆的消失”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中的共性问题。杭州也不例外，像早期规划建设的清河坊历史街区，现在也是颇具争议，传统的老街区已被彻底地清理，“假古董”和外来商业文化充斥着整个街巷。
三几点建议
1、杭州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应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得到切实落实
现代城市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开拓创新，谋求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不可能完全抹去和抛开城市的历史传统和历史遗产，创造一个所谓的全新的城市。如同个人的发展道路，也不可能断然与其成长历史分开一样。克拉孔就曾说过，“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革求创新，其结果必然招致悲剧，一个城市的发展其实也是如此。面对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之势，杭州的城市规划离不开城市的文化建设，而杭州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则是杭州城市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有理由相信“越是地方性的，就越是世界性的”，当前杭州正努力建设文化名城，打造全国文化创意中心，这就需要我们抓住这个契机，在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规划中注重学术层面的深入评析和讨论，注重规划的前瞻性和可行性，做好对保护规划的落实、监督、管理等，不随意调整和改变保护规划，让保护规划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多做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精品工程。
2、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的保护视野要开阔
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且包含着物质、精神、行为和制度多层面的意义和特征，因此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绝不是单纯的建设行为和技术行为，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文化继承和创新工程。以杭州历史街区为例，既要加强街区内物质文化的保护，也要加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既要加强地上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要保护好地下遗产；既要重视可视性强的“上等”建筑，也要重视那些“貌不惊人”但代表广大民众生活的普通建筑。而在保护办法和管理层面，则要加强保护领域各个环节的保护力度和协调合作，并扩大保护和利用领域。既要加强政策、制度、法律保障体系的建设，也要加强保护科研和技术的提高；既要加强政府层面的保护力度，也要引导广大公众的参与。凡此等等，都需要增加我们工作的广度、深度以及成效。
3、加强杭州城市文化建设及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研究
杭城文化建设以及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只凭一腔热情还是不够的，“好心办坏事”所引发的建设性或保护性破坏屡有耳闻。尤其是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领域，一些短视、庸俗和过度的开发行为，不但不能揭示街区和建筑所具有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而且往往造成一些不可逆转的破坏。因此在开展具体工作时，务必坚持保护的基本原则，并加大人力、资金的投入，探讨符合保护的原则及方法，一方面要善于学习国内外文化建设以及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领域已有的而且比较成熟的先进理念和保护原则；另一方面，也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探索杭州本土建设和保护途径，构建具有杭城特色的文化建设和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体系。
四结语
杭州作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是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好、利用好杭城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并传递给子孙后代，是我们杭城每一代人的责任和义务。正如盛唐时期著名诗人孟浩然所感怀的那样，“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不断演进的历史告诉我们，“现在”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我们”也只是历史过程中的匆匆过客，而文化的前延后续、生生不息才是最为重要的。做好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和利用，继承和创新杭州城市文化，是我们肩头所负的时代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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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约翰·汤姆林森著，郭英剑译，全球化与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6
建筑历史和文化 篇4
关键词:古城，历史建筑，文化遗存
1固原州古城的历史沿革
端午节背后的文化和历史 篇5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commemorates the death of Qu Yuan, a poet who lived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from 475 to 221 BC.
He committed suicide by flinging himself into the Miluo River in Hunan Province after his home-kingdom fell into enemy hands.
The legend holds that people in boats raced to the site where he drowned and threw in Zongzi or wrapped rice dumplings, so fish wouldnt feed on Qus body.
Since then,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on the lunar calendar, China celebrates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People hold boat races and prepare Zongzi in memory of Qus righteousness and his beautiful poem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enormous landscape of China, there is a lot of diversity when it comes to Zongzi.
Ma Jianying i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Catering Culture at Yangzhou University.
“The fillings people put in Zongzi in southern China are more diversified than the Zongzi in the north. For instance, ham, salted meat and salted duck egg yolk. The stronger flavor of Zongzi in southern China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 local dinning culture. The Jiaxing Zongzi, as an example, is famous for producing ham.”
And Feng Jianhua, a cultural expert in Beijing, echoes Zongzi in the north also has its own geographical culture.
“The Zongzi in the north is different. There is no meat in our Zongzi. Aside from bean and Chinese dates, it can also be made with yellow rice and bean sauce. The flavor is basically sweet and light. But in the south, Zongzi is usually made with stronger flavors.”
Ma Jianying also cautions that while Zongzi is part of a fun, holiday celebration, it should also be eaten in moderation.
“Glutinous rice takes a long time to digest. Zongzi in the south is mixed up with food that have high calories. So its not recommended you eat a lot of Zongzi, though it IS delicious. Its better if you cut it into small pieces and slow down when eating. Dont eat more than you need.”
The fifth lunar month is also considered a “poisonous” month in the Chinese farmers almanac.
This is because insects and pests are active during this time of year.
Its also a high season for people to catch infectious diseases.
As such, in addition to Zongzi, to commemorate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children normally wear scented sachets, which is meant to ward off evil. A scented sachet is an ornament worn on the front of the dress containing various aromatic herbs.
Tradition also has it that you should put mugwort leaves and calamus on the doors or windows to repel insects, flies, fleas and moths from your house to stave-off epidemics.
For CRI, Im Li Dong.
建筑历史和文化 篇6
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有步骤地全面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文化企业如雨后春笋，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改革，文化产品创作层出不穷，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沉稳矫健……
文化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文化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增进民生幸福、促进社会和谐，文化都是重要内容和衡量指标。认清文化的地位作用，把握文化的特点规律，创新文化的体制机制，是提高文化自觉的逻辑必然，增强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之所在。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部署启动、全面展开、深化攻坚。经过8年的探索实践，全党全社会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大动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今天，我们已经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文化正迎来一个难得的黄金发展期。
改革，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
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全面协调的社会进步，更不会简单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改革的特点是经济领先，其他领域依次推进。当经济领域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时，文化领域也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2000年，中国首次举办国际图书博览会，我们的出版社大多一头雾水，图书博览会不能像书市一样卖书，这个道理让很多人想不通。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刚拿到《哈利·波特》中国版权，这个今天看来如此普通的案例，那时却瞬间被演绎为出版业的神话。也就是在这一年，“文化产业”这4个字正式写进中央文件。
进入新世纪，“WTO”这短短的3个字母给中国人上了第一堂国际贸易的扫盲课。然而，打开的贸易之门却让门内的人倒吸一口凉气：全世界每100本图书，85本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全世界每100小时音像制品，74个小时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美国生产的电影虽然只有全球影片数量的10%，但它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
更为尴尬的是，我们的“事业单位”这样一个体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根本找不到对等的称谓，更不要说进行版权贸易。就好像整个世界坐在一张桌子上打牌，“中国”这个特殊的选手，由于没有独立的文化法人地位，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说国际上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巨大反差以及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的迫切要求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外在诱因，那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压力则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
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着公共文化服务短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不平衡，“精神饥渴”现象日益强烈的尴尬局面。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单位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管理。文化单位按照政府财政拨款的多少划分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三种，“多给多干，少给少干，不给不干”。想当年，一个小小的香玉剧社，靠常香玉带领一帮艺人走街串巷，就能用自己挣的钱给国家捐飞机；可文化体制改革前，许多文艺院团竟到了无钱排戏的地步。原因何在？关键在于香玉剧社是向市场要钱，而国有院团则是向政府要钱。
长期以来，我们的事业职能和企业功能也混淆不清。本属公益的，公益属性模糊；本属市场的，市场属性不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有文化、无市场”，构成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一面是加入WTO以后国内的文化市场要逐渐放开，一面是我国的文化单位难以与国外文化企业同台竞争；一面是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强烈，一面是国有文化单位缺乏活力。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复兴的迫切要求，成为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大课题。
事实证明，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全面协调的社会进步，更不会简单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继续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开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作出的重大部署，开启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崭新航程。
改革，不啻一场深刻的革命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盘点一下中国文化的家底，几乎令人望而却步：10000多家报刊，近10000家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570多家出版社，3000多个发行企业，2300多家文艺院团，近1000家影视公司……地域不同、行业不同、性质不同，可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这样一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改革，如何平稳有序地推进，着实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智慧。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使体制改革的过程注定充满艰辛。它所涉及的内容枝枝蔓蔓，需要调整的关系层层叠叠，从宏观设计到微观操作，中间隔着千山万水。
改革的困惑同样来自内部。文化体制改革是“一把手工程”，但哪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不想花最少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效益？改革的成本由谁来买单？原本就穷得叮当响的文化厅局，不改革好歹还有几个院团可以管，现在一改革似乎什么资源都没有了。
改革之初也曾顾虑重重。先改的单位小心试探，后改的单位观望不前；条件好的地区想“脚踩两只船”，既保留事业单位身份，又享有企业的收益；条件不好的地区则想慢半拍、等等看。
经过最初两年的试点和探索，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终于明确：科学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简单的一句话，拨云见日，使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变得清晰起来。
改革之难，其难在人。如同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打破铁饭碗一样，这也涉及数以万计人员的身份转换——以什么样的身份退休直接决定了退休后每个月拿多少钱。而且旧庙拆了，新的庙又没有建立起来，让只会念经的和尚做什么？谁能把人的后顾之忧解决好，谁的改革才能成功；谁愿意支付改革的成本，谁才能获得生产力的解放。
一场不可逆的改革发动起来了。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几个关口上，党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作出的重要部署，成为改革的强大推力。从2003年开展试点，到2005年点面结合，再到2009年全面展开，文化体制改革如关山飞度，一刻没有停歇。一年一次的经验总结会，半年一次的考察学习，一个月一次的进度汇报，使改革既有明确的任务书，精细的路线图，又有具体的时间表，要求2012年上半年，所有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基本完成转制任务，基本完成一批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建设任务，基本完成有线电视网络整合任务，基本完成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任务。这四个“基本”，其实都是硬任务。中央甚至建立了退出机制，明确规定，对不具备市场准入条件的出版社，允许其在做好资产财务清算和人员安置的前提下停办；地方所属电影制片厂在2009年底前尚未完成转制任务的，将视为自动退出；非时政类报刊不符合改革要求、不具备市场生存条件的也要退出。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中共中央、国务院2005年底出台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充分彰显了中央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2009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标志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出版、发行、电影、文化市场管理等领域的改革，进入决定性阶段。国务院随后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首次将发展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
担心，在政策支持面前消融；共识，在不断探索中达成：改革不是“甩包袱”，不是“养不起”，不会“一转就死”，也不会使传统文化消亡。目前，已完成转企改制的国有院团出人出戏出效益，生存状况远好于改革前。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也将人类社会流传下来的文化成果“上载”，并制成数字文化消费品。
文化资源转变为经济优势，精神文化转化成物质财富，这是历史性的进步。中国文化，迎来黄金发展期
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气象，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
文化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紧扣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这四个关键环节全面推进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
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的关键所在。不下决心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硬壳砸掉，就无法培育出真正的市场主体。
作为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2004年1月，北京儿艺完成股份制改造，从原来的事业单位彻底转为公司法人，实现了惊人的飞跃：演出场次增长了7倍，总收入增长了100倍。
截至2011年6月底，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任务如期完成，全国出版发行、电影电视剧制作等领域基本完成全行业转制，国有文艺院团完成转制590家，非时政类报刊完成转制595家，22个省区市实现省内广电传输网络整合。全国共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4000多家，核销事业编制18万个以上。随着大批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完成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曾经靠吃“皇粮”生存的事业单位开始面向市场，“事业人”变成了“企业人”。
这些惊人的变化证明：文化单位蕴藏的潜力是巨大的，文化市场开发的前景是广阔的，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创新机制，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大大提升。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建立健全遍布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上海浦东新区通过“竞标+配送”的方式，把对文化产品的选择权由政府交给基层、交给受众，变传统的“上面送什么，下面看什么”为如今的“下面要什么，上面给什么”。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正式启动以来，各级政府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速达到18%以上。政府实施的五大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和社区综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极大地缓解了基层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文化活动少的状况。
调整结构，文化产业规模迅速扩张。各地通过推动文化企业以资本为纽带兼并重组、整合资源，使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涌现出一批大型文化企业。
2008年3月24日，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重组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为国内出版业首次跨地区重组的企业。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整合省内发行网络，控股海南发行集团公司，成为出版业首家超百亿元企业。
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区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目标，纷纷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2010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湖南、云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超过5%，有的甚至达到7%。
如果8年前，我们讲文化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别人会说这话太不靠谱，但是今天这句话已经上升为我国的一项大政策。
转变职能，加强和改进文化管理。通过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正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主要管理直属单位向社会管理转变。
山东省临沂市率先探索出“三局合一、联合执法”的“临沂模式”。以“临沂模式”为蓝本，全省各地市加快整合文化行政管理机构，组建了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同时整合文化市场执法职能和执法队伍，组建起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这一改革举措，真正实现了文化审批权、执法权之间的分离。
“走出去”，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随着对外文化交流渠道的不断拓宽，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艺术门类，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脱颖而出。在海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选择，目前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已与148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建成海外中国文化中心9个。
8年的奋斗，8年的探索，充分证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是对文化复兴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
今天，中国文化迎来了难得的黄金发展期，一个管理科学、市场规范、创作繁荣、消费旺盛的文化中国正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提高文化自觉才能解放文化生产力
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文化发展观
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不仅仅是生机勃发的文化产业和一大批活力四射的文化企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更是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定坚实思想基础的过程。
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任务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文化体制改革启动的时机和节奏时，不能不叹服这高屋建瓴、大胆缜密的顶层设计。
英国BBC曾经评论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领导人也正将注意力转向国家的文化影响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设计，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文化发展观。如果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回答的是文化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建设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那么，这次文化体制改革，不仅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还要回答如何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问题。
从理论层面看，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是实践、丰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深化了人们对于文化生产力的认识；从实践层面看，它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创造和培育了良好的文化发展体制机制，理顺了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今天，我们总结文化体制改革的认识和经验，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鼓起远航中可以凭借的风帆。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形成广泛的思想基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导向。没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自强，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党的十六大吹响文化体制改革的进军号时，人们对于改革的必要性还认识不足的话，那么，党的十七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确立“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则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顺利推进？改革能否顺利，关键是改革是否尊重和顺应规律。实践证明，经营性文化产业只有进入市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才能更高，主流的声音才能传播得更远。这既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规律。因为把文化推向市场，就是把创造的权利、评价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交给了群众，就是让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成为衡量文化发展的标准，从而文化才能在接受市场的评价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事实上，那些关注现实、艺术精湛、思想深刻、制作精良的文化产品往往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近年来《亮剑》、《任长霞》、《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金婚》、《闯关东》等一大批优秀电视剧，其收视率节节攀高就说明：占领市场就是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市场份额越大，服务的群众就越多，正确导向就越能落到实处。
改革能否顺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对象是否理解和支持。文化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保持波澜不惊、顺利推进的良好态势，就是因为在改革中坚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只有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改革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8年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实践，可以说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它表明群众路线的法宝对于我们党来说永远不会过时。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有一个优化的路径？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一种科学有效的领导方法。正是因为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的经验教训作参照，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日渐清晰。
自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就设计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发展思路：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一手努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壮大文化产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其中，“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文化发展实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两分法”的思路，改革的路径也就变得明晰起来。就宏观而言，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体制。就微观而言，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增强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内在活力，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实行事业体制，享受政策扶持，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实行企业体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文化产业为什么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因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党的十七大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命题后，又明确提出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思路，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面前抢抓机遇，加大国家层面对文化的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使文化产业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贡献率不断提升。文化体制改革仍然面临攻坚战
改革的深入推进，要求我们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蓦然回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加快推进的攻坚期。
按照中央部署，2012年底之前，文化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要基本完成。屈指数来，已仅仅剩下不足400个日子，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的姿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改革，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思想观念还需要进一步解放。变革蕴含陌生，陌生产生刺激，刺激有助于击穿麻木、打开思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激活人们的思想，使改革的思维更活跃、探索的氛围更浓厚、创新的动力更强劲。毫无疑问，我国是个文化大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让我们底蕴深厚，但又远不是个文化强国。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强烈的改革意识，努力改变我们以往形成的思维定势，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
体制机制弊端还需要进一步革除。文化市场条块分割、区域壁垒和行政干预的问题虽然已有所改观，但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原有行政主导的文化管理体制并未彻底改变，文化管理权限分散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进而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多头管理问题正在成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制约。
事业和产业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传媒领域。虽然大部分传媒企业都已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分开，有的还将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文化企业，甚至上市融资，但在实际运营中，“事业体制、产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结构缺乏法律依据，在财务管理和融资上存在诸多障碍，也不利于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就必须根据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要求，制定不同政策。
文化创新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企业的实力显著增强，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巨大，突出地体现在文化创新能力的薄弱上。我国有杂技专业团体100多个，但演出收入低、国际知名度不高。加拿大太阳马戏团一年的演出收入比我国全部海外商业演出的年收入还多。我国的电影、电视剧、图书、报刊等的总量在全世界位居前列，但由于缺乏创新很难产生全球影响力。因此，增强文化创新能力，必须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鼓励各种形式的探索和试验。
改革难点还需要进一步突破。随着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领域转企改制任务的基本完成，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转企改制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有其特殊性，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两个难点，因而需要全力攻坚。推动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绝不是财政“养不养得起”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把演艺业发展的主体培育好、结构调整好、环境营造好、体制机制建设好。非时政类报刊也是重要的舆论阵地。着眼于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应率先推进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省级、副省级、省会城市党委机关报刊所属的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同时“关停并转”一批不符合资质或严重亏损的报刊，切实解决报刊业长期存在的“小散滥”问题。
投入保障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坚持政府主导，逐步建立健全同财力相匹配、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政府投入保障机制。把财政投入更多地向农村基层倾斜，向革命老区、边疆民族地区倾斜。同时改进财政投入方式，采取基金、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建立财政投入绩效评价机制。拓宽投入渠道，积极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入文化建设。
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还需要进一步加快。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消费模式的变化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我们应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文化创意、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网络视听传输等新兴文化产业，不断提升新兴文化业态在文化产业中的比重。同时，还要注重通过硬品牌来打造软实力，多出品牌企业，多出文化精品，真正从上游入手发展壮大我国的文化产业。
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在于建设文化强国，而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政府、市场和人才的共同作为
文化和经济融合产生的竞争力，正成为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持久、最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要求我们有更加强烈的文化自觉、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加积极主动地担当起推动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责任。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文化自强，而实现文化自强、建设文化强国的最终目的在于文化惠民、文化富民、文化强民。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一个多元文化发展的世界格局正逐步形成。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们正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的新阶段。实现文化自强，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政府、市场、人才的共同作为。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政府要大有作为。文化体制改革既是文化企事业单位的改革，同时也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亚当·斯密说过，市场无能为力之处，就是政府大显身手之地。当中国的“经济蛋糕”已经做到如此巨大的时候，时代和人民都需要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从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转变为一个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府，政府自身的角色应该定位于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市场秩序的监管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市场要大有作为。一个发达的文化消费市场固然会让不会游泳的文艺团体呛水，而一个不发达的文化消费市场如同一个没有水的游泳池，再好的健将也无法施展拳脚。因此，政府必须把培育需求旺盛、体系健全、运转健康的文化消费市场，作为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抓紧抓好。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人才要大有作为。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必定是文化巨人辈出的时代。我们需要文化巨人的不断涌现，更需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来加快构建尊重人才、尊重艺术的大环境。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并将其变革的深刻根源归结于人的觉醒：“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今天，当我们以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审视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时，完全可以说这一改革正是中国重建文化自觉、重树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伟大变革，它所迎来的必将是恩格斯所热情称赞的那样一个伟大时代。
一个国家，只有当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时，当经济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品格时，这个国家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化体制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巨大活力，已令中国文化面貌一新，中华文化复兴的曙光已展露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助力和鲜明标志。
文化体制改革仍然面临攻坚战
改革的深入推进，要求我们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蓦然回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加快推进的攻坚期。
按照中央部署，2012年底之前，文化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要基本完成。屈指数来，已仅仅剩下不足400个日子，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的姿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改革，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思想观念还需要进一步解放。变革蕴含陌生，陌生产生刺激，刺激有助于击穿麻木、打开思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激活人们的思想，使改革的思维更活跃、探索的氛围更浓厚、创新的动力更强劲。毫无疑问，我国是个文化大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让我们底蕴深厚，但又远不是个文化强国。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强烈的改革意识，努力改变我们以往形成的思维定势，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
体制机制弊端还需要进一步革除。文化市场条块分割、区域壁垒和行政干预的问题虽然已有所改观，但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原有行政主导的文化管理体制并未彻底改变，文化管理权限分散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进而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多头管理问题正在成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制约。
事业和产业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传媒领域。虽然大部分传媒企业都已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分开，有的还将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文化企业，甚至上市融资，但在实际运营中，“事业体制、产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结构缺乏法律依据，在财务管理和融资上存在诸多障碍，也不利于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就必须根据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要求，制定不同政策。
文化创新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企业的实力显著增强，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巨大，突出地体现在文化创新能力的薄弱上。我国有杂技专业团体100多个，但演出收入低、国际知名度不高。加拿大太阳马戏团一年的演出收入比我国全部海外商业演出的年收入还多。我国的电影、电视剧、图书、报刊等的总量在全世界位居前列，但由于缺乏创新很难产生全球影响力。因此，增强文化创新能力，必须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鼓励各种形式的探索和试验。
改革难点还需要进一步突破。随着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领域转企改制任务的基本完成，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转企改制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有其特殊性，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两个难点，因而需要全力攻坚。推动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绝不是财政“养不养得起”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把演艺业发展的主体培育好、结构调整好、环境营造好、体制机制建设好。非时政类报刊也是重要的舆论阵地。着眼于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应率先推进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省级、副省级、省会城市党委机关报刊所属的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同时“关停并转”一批不符合资质或严重亏损的报刊，切实解决报刊业长期存在的“小散滥”问题。
投入保障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坚持政府主导，逐步建立健全同财力相匹配、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政府投入保障机制。把财政投入更多地向农村基层倾斜，向革命老区、边疆民族地区倾斜。同时改进财政投入方式，采取基金、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建立财政投入绩效评价机制。拓宽投入渠道，积极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入文化建设。
建筑历史和文化 篇7
广州市现有国家、省、市三级文物保护单位共219个,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个,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1个,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59个。中山四路一带先后发现了秦汉造船遗址和南越国宫署遗址, 其中南越国宫署遗址两次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成为广州历史建筑的代表。为了加强对这些珍贵历史文物的保护, 1998年国务院“钦定”广州为“历史文化名城”, 与此同时广州市也发布了《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大多数市民都以为, 广州的古老遗存有了法律“金钟罩”的保护, 从此将后顾无忧。然而, 大众的揣测很快被无情地推翻了, 大量的文化价值颇高的古建筑在当下“大干快上”的城市建设洪波中正逐渐被吞没。
2010年, 广州主办了第16界亚运会及之后的残疾人亚运会, 在亚运会的准备阶段, 广州进行了城市大“换脸”, 兴建了许多运动场馆、公共设施以及配套的娱乐场所和酒店等, 并全面加强了城市的交通建设。
广州市猎德村西南区便在这波“换脸”的余温中被全部拆除, 区域内的数百年历史古建筑一并消陨。猎德村在2007年进行整体改造时对桥东、桥西区进行了整体拆除, 二桥西南区则作为临迁周转房保留下来。然而, 当时对这个片区的规划则已有之——建设一家星级酒店, 作为村里的集体物业。据悉, 该酒店建成后每年将为村里新增收益一亿元。拆除前夕, 当闻讯赶到的记者询问是否保留村中不可复制的古建筑时, 猎德村委书记反问:“不全部拆除怎么建酒店?”显然, 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段, 相对于保护这些并未挂上“文物保护单位”牌子的古建筑的“赔本生意”, 兴建星级酒店显然是经济建设大盘中的一颗比较得力的棋子。
除了对没有“护身符”的古建筑不留情面, 在处理一些穿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衣的历史建筑时, 也照样有人下得去手。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广州近代建筑的发展经历了西洋建筑的移入、传统建筑的复兴以及现代主义建筑的传入等几个阶段。所以广州现存有很多中西合璧风格的近代建筑, 其主体多采用大理石等石料, 轮廓硬朗, 恢弘大气, 沙面近代租界建筑群便是其中的典型。沙面近代租界里伫立着150多座各式各样的欧式建筑, 新巴洛克式、仿哥特式、新古典式等建筑风格都可在这里悉数找到。历史的变革使这片极具欧洲小镇风情的片区充满了故事性和文化气息, 故新中国成立以后, 此片区的建筑群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建筑。然而, 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 一些商家仍然时常惦记着这块“动不得的奶酪”。
2010年, 位于沙面近代租界的黄埔军校会址被改造成了夜总会, 不仅将原来的两层建筑扩建为三层, 夜总会还对二楼进行了重新装修, 并且一楼地面被挖出一个深度超过1米的消防水池, 造成地基裸露, 原有的格局不复存在。事情曝光之后, 广州市文广新局通知工商部门责令夜总会停业并将该建筑复原, 并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
虽然这起严重的破坏历史建筑事件最终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但破坏文物的恶性事件在全国各个地区都时有发生。除了这种“伤筋动骨”的改造, 不少精明的商家也费尽心思在历史文物内部动手脚, 使之外观看起来无恙, 不易被发现和检举, 实则内伤严重, 如此“英明”的手段不得不提防。
不可否认,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形势的利导下, 广州加快城市建设、除旧立新的的举措无可厚非。为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2011年伊始, 广州举办了“广州论坛·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高峰论坛”。据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郑德涛教授所言, 衡量世界文化名城的指标很多, 其中一项是具有“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文化活动场所”, 这里的文化活动场所包括博物馆、图书馆、歌剧院等, 广州正全力朝着实现这些指标的目的发展。然而, 广州市政府一边对斥巨资新建豪华博物馆、气派音乐厅、现代化歌剧院等津津乐道, 一边对不断毁掉的文化古迹、历史建筑熟视无睹, 甚至直接牺牲文物, “让道”城市建设。比照世界文化名城的标准, 其无疑走上了一条渐行渐远之路。
历史文化建筑被不断蚕食, 其因素自然不是单一的。根据正常的逻辑, 政府既然公布文物保护单位, 就应负起保护和主导保护的责任, 从经费保障到行政执法面面俱到, 如此才能使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而不至于被一些不良的居心钻了空子, 造成现今“暗度陈仓”的局面。所以, 广州大学岭南建筑研究所主任汤国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典型的监管不力、行政不作为!”事情的症结也正在于此。当经济建设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执政部门追逐的焦点时, 文物保护专家以及热心群众的呼声显得那样微弱。
在群众问责文物保护部门时, 其工作人员也不止一次地诉苦, 称由于形势所迫, 文物保护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执法权不够大, 保护经费捉襟见肘, 所以常常是有心无力。文保单位的理由看似也说得通, 却不能成为其“不作为”的借口。文物保护条例的实施之所以不到位, 折射出政府和社会认识上的“不到位”。据华南理工大学教主学院教授邓其生的分析, 如果说有关部门不懂法律不懂专业, 显然有些牵强, 他们之所以知法犯法, 除了片面追求GDP和政绩的主导因素外, 我们不难看出其中隐藏的官商勾结、谋取私利的腐败, 否则商家不可能轻易得到改造的“允许”, 而基层执法人员也不至于如此被动。
在宣传“建设世界名城”的口号时, 香港西九龙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李焯芬曾受邀请与大家分享了西九龙文化区建设时广泛征集民众意见的三个阶段, 并强调民众参与城市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 这种质朴的经验在版图上与香港咫尺之遥的广州却行不通。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 离不开对历史文化的保护, 历史文化的保护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近年来大量的关于历史建筑被肆意破坏的消息, 都是由热心群众检举和网友微博爆料才得以曝光于世人面前, 由此也保住了许多险些被拆除、移居、改造的历史建筑。即使有些建筑仍在建设大潮中被侵蚀了, 但是舆论的关注所引起的讨论, 无疑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事态朝更坏的方向发展。
今年6月,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分组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金硕仁发言时称, 在文物保护的过程中, 群众在文保工作过程中的监督作用显著, 所以在提高处于决策地位的领导干部的文物保护意识的基础上, 要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 确保他们对文化遗产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和受益权。
中国古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分析 篇8
关键词：古建筑；历史；文化价值；城市意象
中国古建筑主要是指中华文明还没有受到西方文明影响之前，在我国古文化引导之下而形成的构建物、建筑物、建筑手段以及相关体制。中国古建筑对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半个亚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其实，从甲骨文中，就可以看出古建筑对我国古文化产生的深远意义，很多汉字都是通过建筑形象进行造型的，例如“宝盖头”，这是建筑形象的具体体现。针对西方文明，我国古建筑发挥了建筑材料的优势，以斗拱和四周起翘的屋顶为象征。从战国时期开始修筑的长城沿着400mm等降水量线绵延，虽然如今已经失去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作用，却成为了我国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一、中国古建筑相关概述
中国古建筑由于各种原因，例如战争、地震、大火等，而保存至今的，少之又少。目前，针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一般都是通过相关资料，如随葬品、遗留建筑、壁画等，甚至有的只能根据古代相关资料及文字中的信息对当时的建筑形态进行勾勒，这也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一个重要手段。描述古建筑的古典文学有许多，且以竹帛、甲骨、书籍等方式流传下来的也比较多。我国文字多为象形字，因此可以从古文字中研究当时古建筑的轮廓。单纯地从文字、古典文学等当中寻找建筑形制是不全面的，但是也并不代表是凭空判断，只要相关研究人员在古典文学中掌握语言的变化规律，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古建筑的样貌。同时，在中国古建筑中，还能够充分体现出等级制度。将建筑作为判断等级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巩固和体现风险等级制度，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建设者对于建筑的创造力发挥，使其开始重视群体组合。例如清代的皇家陵园，其布局错落有致，讲究建筑群体与大自然之间的有效搭配，即因地制宜。
二、中国古建筑结构、空间及形式分析
（一）中国古建筑的形式
从大量的相关资料中可以得知，我国古建筑形式主要是以“大屋顶”为主，这对于中国古建筑而言，不仅是一个历史奇迹，而且还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思想，即“大屋顶下的大一统社会”的思想。因此，从中国任何一个古建筑物中，都能够看到最基本的形式——“大屋顶”人字形。中国建筑一般都是由居民住宅演变而来，以此解决人们要求的规模和尺度，外形基本都是以人字形呈现出来的，即双面坡屋顶。在中国古建筑中，人字形屋顶是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关于这点都可以从住宅、庙宇、宫殿等充分体现出来，尤其是云南傣族地区现存的古建筑。虽然有高有低，有大有小，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形式统一，即典型的“大屋顶”。
（二）中国古建筑的结构
中国古建筑结构主要是以木结构为主，其根据自身结构的特点对建筑进行造型。目前，浙江的余姚河姆渡是我国发展最早的木结构古建筑物，距今已有7000年左右的历史。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在三百平方米的范围之内，有多座干阑式建筑，其中有一座深约8米，长约23米，在云南傣族地区也有大量干阑式建筑。木结构的建筑物主要包括板、梁、柱、枋等。中国木结构的古建筑主要分为穿斗式、叠梁式以及井干式这三种类型，其中穿斗式和叠梁式比较常见，这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建筑结构形式。对于穿斗式而言，其用料较少，立柱排列比较紧密，为筑夹泥墙和壁板的安装提供了极大的便捷，具有施工方便、节约材料、经济效益较高等优点。因此，我国保留了大量的穿斗式民居。在空间较大的地区中，采取叠梁式与穿斗式构架相结合的办法；在山墙部门，采用穿斗式，其中的几间采用叠梁式，两者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对于井干式建筑则是因地貌和地势而建，云南山区、半山区的普米、傈粟、独龙等族多采用井干式建筑，此类建筑有利于防寒、防震等特点。
（三）中国古建筑的空间
在古代，中国人便青睐于内向型的封闭空间，使得我国古建筑形成了以合院为主的封闭性主体，例如四合院。这种独特的群体组合在平面上，形成了别具有一格的空间形式。在殷商建筑遗址中，我们就可以轻易发现四合院的布局形式，在西周时期，四合院已经趋于完善，在汉代，四合院已经十分普遍。在隋唐时期的绘画、明器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四合院的形式，前面主要用于会客、聚会、商讨等，即大堂，后面主要用于休息、睡觉，即寝室。对于这种四合院的布局，在宋代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大堂和寝室之间形成了一个丁字形，即偏院或耳房。虽然从目前来看，元代的四合院没有保留下来，缺乏实物，但是在元大都旧址上挖掘出的后英房元代住宅遗址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四合院的布局，与北京现代四合院十分接近。在明清时期，四合院已经非常成熟，故宫便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四合院组成，云南的大理、丽江地区也以四合院建筑为主。由此可知，在中国古建筑中，四合院是主要的建筑形式。
三、中国古建筑历史文化价值的研究
《华夏意匠》打破了中国建筑史研究领域中止步不前的局面，促进了我国建筑史由形制史学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中国古建筑历史文化的一种突破。
首先，从建筑空间方面来说，在中国建筑史中，最先接触空间理论的是园林，但是近几年来针对于建筑空间的分析与研究，其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在园林空间的范围之内了。有的从建筑外部空间对中国名楼负城特色进行研究，如蔡晓宝的《也谈中国古代楼阁》；有的从形式理论研究中国园林空间的，如彭一刚的《古典园林分析》；有的从视觉功能研究中国古建筑内部空间的，例如张家骥的《独乐寺观音阁的空间艺术》、刘宝仲的《中国建筑视觉艺术》；有的站在总体之上，运用系统对古典园林意境进行探讨，通过半隔、全隔的空间的把握，对古典园林意境表达出系统性的理解，如金学智的《苏州古典园林的遮隔艺术系统》。由此可知，关于中国古建筑的空间理论，无论是从量还是从质上，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其次，针对于城市研究方面。在我国古代城市的研究中，逐步形成了以文化源流为线索，以重点构成为基础的系统。对于中小城市和地方城市的研究，与传统静止孤立的都城研究相比，更加别具风格，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和创造性，尤其是近几年来，涉及范围日益宽广。站在建筑学的角度上，对城市客体原型进行探讨，如马世之的《试论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除此之外，陈桥驿的《水经注》、郑孝燮的《中国中小城市布局的历史风格》、贺业炬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等，都对中国古代城市进行了宏观性的研究，其主要突破在于将城市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近几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相比之下，针对于坛庙、陵墓、宫殿、宗教等方面建筑的研究比较少。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是包罗万象且错综复杂的课题，许多相关的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因此本文认为针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极有可能会成为独立的城市史学。
再次，关于古建筑的维修与保护方面的研究。在维修古建筑过程中，为了能够保证古建筑的历史文物价值，必须要保存好原有的构件。但是由于中国古建筑主要是以木结构为主，因此容易受到破坏。以前，匠师们采用的是过墩镶补的手段对木料进行保存，但这对于木料的性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经过相关的研究和实验，古建维修部门采用了现代化学粘合材料与其他工艺相结合的手段，解决了木料来源困难的问题，并完好的保存了木构元件。除此之外，还需要防止自然的破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便发现了许多遗址、构建、古建筑等，并经过相关部门的鉴别、选择，成为了一部充实的建筑史。目前，针对于中国比较辉煌的古建筑，除了考古的证据，还需要从古典文学作品中进行研究。与此同时，我国古建筑与外来文化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佛教文化的传播，促进了古建筑风格的改变。此外，对于古建筑的保护我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随着生态环境问题、建筑创新问题以及历史文化城市的公布等，我国已经将环保与文化有效的融合在一起了，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保护理论，例如《古都保护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历史文化名城建筑的更替》《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与面临的挑战》等，都深刻的揭示了保护古建筑的重要意义。古建筑是历史文化遗迹之一，与旅游业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城市文化的象征，古建筑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价值，如果这些功能和价值无法有效地体现出来，便会出现价值缺失的现象。而旅游业具有愉悦大众的功能，这是古建筑展示自身文化历史价值的重要途径，不仅能够传递知识，而且还能够传播我国文化。并且，旅游业的发展可以使得古建筑的保护意识深入人心，激发人们自觉保护古建筑的意识和行为。古建筑之所以珍贵，不仅是因为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同时还是历史的遗迹，经过了岁月的磨砺，向人们展示出我国古代社会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一旦被毁坏，便无法再得。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中国古建筑历史文化价值的引导下，中国古建筑历史文化发展的核心价值主要是以构筑方式和空间布局为主，从物质到精神，从局部到整体都渗透着中国古建筑独有的特性，这便是我国传统建筑的主要特点。同时，中国古建筑能够全面反映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并成为了我国文物建筑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具有利用和保护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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