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公司创新管理综述

戈尔公司创新管理综述（通用4篇）

戈尔公司创新管理综述 篇1

Lattic Organization，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它推崇自然领导力(Natural Leadership)。

美国戈尔公司是Lattic Organization的代表者之一。戈尔公司连续11年被《财富》杂志评为100家《美国最佳雇主》(100 Best to Work for in America)，今年被评为第15名，也是少数几家能一直入围的公司之一。员工流失率仅为5%。

戈尔英国公司连续4年被Sunday Times评为英国最佳雇主公司第一名。

在戈尔，没有金字塔的管理模式，不设经理，只有领导(Leader)。不设部门，任务由功能团队完成。公司不靠政策管理，而只用办事指引和最佳实践经验作参考。很有意思，值得探索。在戈尔公司，新来者往往面临着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为谁工作？谁可以做决策？我职业阶梯中的下一个等级在哪里？在许多公司，这种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戈尔公司却不是这样。

新来者被聘用来承担较广范围的决策职责——人力资源管理人才、业务开发领导、研发工程师——而不是狭隘定义的具体工作。为了帮助新来者了解公司并发现自己的位置，公司为每位新人都安排了一个开始行动的“领路人”——能解释内部行话、提供介绍、指引新手穿越公司的网格。在开始的几个月，新来者可能在若干个团队流动。他们流动过的每一站，事实上是一种实习。领路人的工作是帮助新合伙人是他（她）的能力与特定团队的需求之间有最合适的匹配。在真正的戈尔模式下，合伙人可以自由寻找新的领路人，如果他（她）这样期望的话；同样，团队也有自由决定是否采用新合伙人，因为他们有选择权。

合伙人需要对他们的团队负责，而不是对老板。传统定义的管理者的缺失看起来是严重的忽视，但它反映了戈尔的核心原则之一：在一个高信任、低敬畏的组织里，员工不需要太多的监管——他们需要指导和支持，而不是老板时时在左右。试验的自由

戈尔创新机器的主要燃料是其合伙人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每个员工每周都保证有半天的“自娱时间”，他们可以用来启动自己选择的项目——只要他们已经完成自己的主要职责。

每一个合伙人都知道，戈尔的大部分产品突破都始于自娱时间的项目，毕竟，在1969年公司的创业时期，比尔·戈尔的儿子，公司现任的主席罗伯特·W·戈尔，偶然发现了伸展PTFE的方法，其带来的聚合物——膨胀PTFE，被证明既耐用又具有透气性。以戈尔特斯为商标名，PTFE成了上百种产品的原料源，包括构成公司最大业务的织物系列。这件事震惊了戈尔公司，之后，戈尔公司的产品创新处方就基于一个深信不疑的信念：偶然发现珍宝的运气随时会敲门，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创新者。

要网格，不要等级；不要老板，但有足够的领导；领路人，而不是老板；试验的自由；要承诺，不要分配任务；不断激励和推动；大公司，但有个人空间；聚焦，但没有核心业务；不屈不挠，反对盲目冒险。

戈尔和他的同事希望挑战被认为不可违背的管理原则。要看看他们这种叛逆思维的结果，你可以去参观一下戈尔的总公司，或者走入它的任何一个工厂，你将发现下面这些事实。

要网格，不要等级

第一眼望去，戈尔公司看起来也采用了其他大公司类似的结构等级。公司首席执行官——特瑞·凯莉，在特拉华大学获得了机械工程学位，之后在戈尔公司整整工作了23年。公司拥有4个主要的部门，一套基于产品的业务单元，以及常见的公司经营的整套支持功能。所有的这些组织部门都有一个公认的领导者来掌握。然而，深入一点研究，你会很快发现戈尔公司如薄煎饼一样扁平。它没有管理层级和组织结构图。几乎没有人拥有头衔，没有人有老板。正如在全食超市，戈尔的核心经营单位是小型的、自我管理的团队，他们拥有两个共同的信念——“赚钱，快乐”。比尔·戈尔构想的公司是“网格状”的，没有像梯子那样的层级。理论上，网格状的结构可以将组织中的任何一个人与其他人联结。沟通的线路是直接的——个体对个体，团队对团队。在层级制度下，上上下下的职责关系超过了横向的关系。而在网格结构下，同一层面有多元的节点，有密集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使得信息可以流向各个方向，不需要中间层的过滤。在网格结构下，你为你的同级工作，而不是为老板，你与你的同事合作不需要“通过特定渠道”。

戈尔想起了他在杜邦的亲身经历，又一次他评论说：“我们中的许多人乐于有正式的程序，以直接的、简便的方式行事。”这在他看来有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首先必须要有正式的、官僚的结构？戈尔认为在任何组织里，在所谓的“官僚等级的外衣”下存在着非正式的矩阵式的人际关系，戈尔的目标是：脱去这个外衣。

戈尔明白废除层级组织可能的潜在问题。网格结构能否敏捷地对快速变化的市场做出反应？如果没有通过自上而下一系列的命令链的传达，秩序和方向来自哪里？无人确定方向的一群无拘无束的员工是否会导致经营混乱？戈尔认识到“官僚组织的简便与秩序”使得层级制“几乎成了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但是，他拒绝接受抑制创造性和个体自由的组织。考虑了所有可能的潜在缺陷之后，他认为网格结构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不要老板，但有足够的领导

在戈尔公司漫步，或者坐在他们的会议室，你不会听到类似“老板”、“总裁”、“管理人员”、“副总裁”这样的字眼。这些能有效组织沟通的字眼与戈尔的平等主义是完全背离的。

虽然在戈尔公司没有头衔和等级，但是有些合伙人拥有简单的称呼——“领导”。在戈尔公司，高层领导并不委任低层领导。相反，当同事们认为某个合伙人能担任领导时，他就是领导。一个领导的影响力，来自于他展现出来的做事的能力，以及作为团队建设者的卓越性。在戈尔公司，那些为团队成功做出较多贡献，并且不止一次如此作为的合伙人，就会吸引追随者。“我们用脚投票。”里奇·贝克汉姆，戈尔公司网状团队的首创者，如此评价。“如果你召开一个会议，人们都来参加了，那么你就是领导。”反复被要求担任团队领导的人，有权在他的业务名片上印上“领导”这一称呼。大约有10%的戈尔合伙人拥有这个称呼。

特瑞·凯莉获得首席执行官的头衔就是一种典型的戈尔公司方式。当戈尔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查克·卡罗尔退休时，董事会通过在戈尔公司范围内进行跨部门的选举来增补首席执行官。他们要求戈尔公司的合伙人们选择一个他们想要跟随的人。“他们没有现成的备选名单——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公司中的任何一个人。”凯莉回忆道，“让我惊讶的是，这个人居然是我。”

通过这种戈尔公司称之为“自然领导”的方式，公司建立起它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执行者的权力永远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团队可以自由罢免它的头领。所以同级选举产生的领导必须持续地获得同事们的忠诚从而维持他的权力。这确保了领导的主要责任总是为了被领导者，也意味着领导永远无法滥用他们的职位权力，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权力。

领路人，而不是要老板 在戈尔公司，新来者往往面临着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为谁工作？谁可以做决策？我职业阶梯中的下一个等级在哪里？在许多公司，这种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戈尔公司却不是这样。

新来者被聘用来承担较广范围的决策职责——人力资源管理人才、业务开发领导、研发工程师——而不是狭隘定义的具体工作。为了帮助新来者了解公司并发现自己的位置，公司为每位新人都安排了一个开始行动的“领路人”——能解释内部行话、提供介绍、指引新手穿越公司的网格。在开始的几个月，新来者可能在若干个团队流动。他们流动过的每一站，事实上是一种实习。领路人的工作是帮助新合伙人是他（她）的能力与特定团队的需求之间有最合适的匹配。在真正的戈尔模式下，合伙人可以自由寻找新的领路人，如果他（她）这样期望的话；同样，团队也有自由决定是否采用新合伙人，因为他们有选择权。

合伙人需要对他们的团队负责，而不是对老板。传统定义的管理者的缺失看起来是严重的忽视，但它反映了戈尔的核心原则之一：在一个高信任、低敬畏的组织里，员工不需要太多的监管——他们需要指导和支持，而不是老板时时在左右。

试验的自由

戈尔创新机器的主要燃料是其合伙人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每个员工每周都保证有半天的“自娱时间”，他们可以用来启动自己选择的项目——只要他们已经完成自己的主要职责。

每一个合伙人都知道，戈尔的大部分产品突破都始于自娱时间的项目，毕竟，在1969年公司的创业时期，比尔·戈尔的儿子，公司现任的主席罗伯特·W·戈尔，偶然发现了伸展PTFE的方法，其带来的聚合物——膨胀PTFE，被证明既耐用又具有透气性。以戈尔特斯为商标名，PTFE成了上百种产品的原料源，包括构成公司最大业务的织物系列。这件事震惊了戈尔公司，之后，戈尔公司的产品创新处方就基于一个深信不疑的信念：偶然发现珍宝的运气随时会敲门，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创新者。

另一个相关的例子是戈尔公司的吉他弦业务，这个业务始于戴夫·麦尔斯，一个来自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市的工程师，他在自己山地车的闸线上涂了与戈尔特斯织物相同的聚合物。由于对其效果感到满意，麦尔斯猜想登山车闸线上防磨的涂层用于吉他弦可能比较理想，当时吉他弦采用护肤油上油会使琴弦音高下降。虽然麦尔斯的主要工作是参与开发心脏植入装置，但是他决定用他的自娱时间来开发吉他弦项目，尽管戈尔公司那时没有插足任何乐器产业。

因为戈尔公司拥有10个工厂，麦尔斯很快得到了公司研发人员的帮助，不久就有了一个志愿者团队为他引导的项目工作。经过三年连续不断地试验——甚至没有为他的项目申请一个正式的立项批准——麦尔斯的团队最终打中靶心，发明了一种保持音调时间比原用琴弦长3倍的吉他弦。如今，伊丽斯尔非电吉他弦的边际收益是其最接近的美国竞争对手的一倍。难以想象非专业公司的医药部门会生产出最畅销的吉他弦，但这在戈尔公司是正常的。

戈尔公司的核心是一个创意市场，公司中类似麦尔斯这样的优胜者为赋予最有潜质人才的自娱时间而竞争，而渴望为新事物贡献力量的合伙人们则为加入有希望的项目的机会而竞争。正如首席执行官凯莉所言，为新项目召集人员，是“将创意分发给那些希望为之贡献的员工。如果没有员工的推动，项目自己不会前进”。在这种意义上，戈尔公司是一种“礼物经济”。那些未来的企业家将新机会这个礼物分发给大家，同事们拿出的回报是他们的才华、经验和责任。正如一个工程师所言：“如果你无法为你的项目召集到足够的人员，那么，它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因此，所有的创意在戈尔公司是在同一竞技场上的竞争。因为没有副总裁或业务领导，没有一个受宠的项目可以免费入场，但同样没有人可以扼杀尚未成形的创意。

要承诺，不要分配任务

在杜邦工作期间，比尔·戈尔就对承诺和顺从之间的区别有尖锐的评价。正如他经常指出的：“权威无法强迫承诺，只有命令。”戈尔深信，对组织而言，自发的承诺在很多时候比服从有价值得多。这个信念现在是另一条格尔规则的核心：“所有的委派都是自我委派。”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合伙人可以与同事们协商工作安排和责任。在戈尔公司，合伙人的任务不是被安排的，而只能是他们愿意接受的；但是因为对合伙人的考核和奖励是基于其对团队成功的贡献，他们就有动机去承担更多。当合伙人们能自由地对任何要求说“不”时，那么一旦他们答应，这种承诺就是一种几乎神圣的誓言。新的合伙人通常被告诫不要承担太多的任务，因为粗制滥造的承诺会影响到他们的报酬。由于职责协商过程非常耗时，精神上的报酬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戈尔公司，事实上每一个合伙人都可以说：“我确实在做我承诺去做的事情。”

从其他公司过来加入到戈尔公司的人开始时都会对公司自愿承诺的文化感到困惑。那些能够在戈尔生存下来的，必须能适应网格状的生活。例如来自法拉席克食品公司（Vlasic Foods）的消费品市场专家史蒂夫·杨很快发现：“在这里，如果你告诉某个人做什么，他就不会再为你工作。” 不断激励和推动

在戈尔公司，为团队做出贡献的压力可以是令人愉快的或者使人疲惫的。在刚加入第一个团队的前几个月，新加入戈尔公司的员工会被鼓励加入第二个或第三个项目。因为戈尔认为员工是多层面的，具有很广的兴趣范围，没有人会期望将他（她）100%的时间贡献给单一的项目。

尽管戈尔公司的合伙人们有史无前例的自由，但戈尔公司不是一个懒鬼公司。每年，每一个合伙人都会收到一个综合的同级评价。通常情况下，数据至少来自于20个同事。这些数据最后归到由各个工作领域的员工组成的薪酬委员会。每个合伙人随后会由薪酬委员会根据业务单元中其他成员所作的贡献排等级，这个等级决定了相应的报酬。当时这个排序表是不公布的，员工会被告知他的等级。资历在戈尔公司的报酬体系中不予考虑。例如，一个有经验的业务领导可能比博士科学家的收入少。戈尔公司的原则是非常明确的：你贡献得越多，你就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奖励。因此大部分合伙人都觉得有压力，需要贡献更多。但是，关键是，这种压力不是来自于总在责备和强迫员工的老板，而是来自与他的队友。

虽然在戈尔的报酬体系下，创造价值多的员工与创造价值少的员工的报酬明显不同，但是公司也努力创建深刻的共同使命感。每一个合伙人都是股东。在他们进入戈尔公司一年后，新合伙人薪水的12%就会以股份的形式奖励给他们，当他们离开公司时他们可以出售这些股票。对大部分合伙人来说，戈尔公司股份是他们最大的金融资产，是舒适的退休生活的入场券。戈尔公司也有利润分红程序，使得员工可以共享企业的成功。所以，大部分合伙人觉得他们有很大责任帮助公司成长。

大公司，但有个人空间

很少有年收入20亿美元的公司让人觉得像戈尔公司那样有亲密感。在小公司，大部分会议都是面对面的，戈尔公司也努力使员工互动的机会最大化。研发专家、销售人员、工程师、化学家、机械师通常都在一栋办公楼里工作。这种不同学科的密切协作有助于缩短产品上市时间，使得每个人都聚焦于满足客户这个目标。合伙人们被鼓励与同事们面对面交流，而不是依赖电子邮件。

为了更好地动员员工、激发创意，公司以工厂集群的方式进行经营，就像在弗拉格斯塔夫有10家工厂，在特拉华州到马里兰州一带有15家工厂，大部分戈尔工厂集中在地理上接近的姐妹城市，这有助于合伙人们寻找可以参加的新团队，有助于项目发动人寻找专业的建议和志愿者。虽然将新工厂设置在低成本城市会比较廉价，但是戈尔相信密集、跨功能、跨团队的沟通所带来的收益会超过这种集群模式的经济损失。

戈尔公司的工厂或制造基地极少发展到超过200人。比尔·戈尔相信，随着在一个企业中的人员的增加，合伙人不可避免地会觉得相互之间的联系减少了，与最终产品的联系减少了。而且，一个工厂越大，能参与重要决策的员工就会相对减少，因此他们自我实现的动机就会减少。用戈尔的话来说，一旦工厂达到某个规模，“我们决策”就变成了“他们决策”。戈尔认识到较大的工厂可以带来效率，但也带来更多的官僚主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缺乏动机、缺少联系的员工遵循公司的政策。

聚焦，但没有核心业务

虽然戈尔公司有四个部门组织——纺织、电子、医药和工业，但是戈尔公司的领导们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来定义公司“核心业务”的界限。戈尔公司是一个典型的能利用少量世界一流的人才进入令人眼花缭乱的产品市场的企业，它的一百多种产品都是很好的例子。虽然领导们鼓励那些能扩展戈尔公司在现有市场上发展的产品，如外科设备，但其他任何能应用戈尔公司在PTFE和其他聚合物优势的产品也都在考虑的范围，这给予了合伙人相当宽广的发挥空间。

赋予合伙人们研究他们感兴趣事物的自由以及在公司范围召集人才的自由，戈尔公司可以在能拓展现有业务的投资和打开新市场大门的投资之间建立健康的平衡。

不屈不挠，反对盲目冒险

不屈不挠是戈尔公司持续创新处方的另一成分，同时还伴随着判断和避免不必要的投资冒险的管理流程。戈尔公司是包容型的——一个有潜力的项目可以一直尝试，只要能吸引一部分合伙人的兴趣。在许多公司，“包容”等同于忍受长时间损失的忍耐力，而不是让员工长时间努力解决一个重大问题的顽强性。然而，在戈尔公司，决心和坚持不懈并不是以节俭为代价，同时在项目的不确定性没有解决之前，公司也决不会下重大赌注。

每一个新产品开发者都知道这个规则：清楚地识别关键的假设，开发低成本的方法检验这个重要假设。当一个项目的发展超越了自娱阶段，就需要接受跨部门的评审过程，这种多次、定期的评审推动开发团队通过“真实、成功和价值”的检验。为了吸引资源，项目的发起人必须首先展示项目的机会是“真实的”。同事们会问：“这个产品解决了确实存在的客户问题？多少顾客有这种需求，他们愿意为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支付多少费用？”如果这个话题得以继续，问题就变成了戈尔公司是否能在这个市场取得成功。这个阶段的问题包括：“我们有什么别人所不能及的技术优势吗？”“是不是还有技术差距需要寻找合作者？”“有没有什么管理上的障碍需要解决的？”一旦这些问题解决，关注的重心就转向盈利能力：“我们能否将产品定价到能有较好的边际收益？”“我们能否建立一个可以赚钱的业务体系？”“我们能够多快达到盈亏平衡点？”没有一个驱动项目从创意变为现实的预定时间表，没有基于日历的阶段点。虽然早期关于客户价值的沟通有助于疯狂创意的发芽，但令人感兴趣的项目概念有足够充分的时间完成从“真实”到“价值”的旅行——只要它们没有烧钱太多。沿着这个过程，每一个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吃水线”——哪些错误可能会严重损害公司的财务状况或声誉。戈尔公司并不因其下大赌注而获得成功，而是因为它经常下赌注——并且等待足够长的时间来收获它的成功。

虽然戈尔公司独特管理系统的所有不同元素都非常奇特，但它们都服务于一个首要目标：持续地、打破常规地创新。虽然戈尔公司的领导者们知道计划创新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们毫不怀疑组织创新的可能。所以，对于大部分合伙人愿意在戈尔公司工作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就像全食超市，戈尔公司每年都被列入《财富》年度“100家最佳雇主”的公司。更重要的是，戈尔公司维持了将近50年的稳定的收益增长，没有一年亏损。1986年过世的比尔·戈尔对其公司的持续创新不会感到惊奇，他总是相信传统的管理大公司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当公司开始管理创新时，“突破”从不会被认为是怪异的。

戈尔公司创新管理综述 篇2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创新是企业竞争优势得以保持的根本途径。企业不进行创新就只能停滞不前,坐以待毙。因此企业如何把握创新机遇,适时有效地进行技术创新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技术创新战略决策的制定、研究与开发、技术创新的实施等各个环节都在公司治理的统筹下,公司治理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技术创新。Tylecote和Conesa(1999),我国学者华锦阳(2002),王昌林(2004)等都指出了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有决定性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从公司治理角度分析技术创新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董事会

从董事会角度对技术创新进行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董事会结构,二是董事会规模,三是董事会与总经理职位的兼任情况。

1.1 董事会结构

董事有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外部董事制度是主要在英美等国家实行的单一董事会制度,由公司外部人员担任公司董事,并在董事会中占据主要比例和主导地位。Robert E.Hoskisson,Michael A.Hitt,Richard A.Johnson,Wayne Grossman(2001)认为外部董事有利于外部创新;徐金发和刘翌(2002),冯根福,温军(2008)研究发现外部董事制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纵观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发现,外部董事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董事成员与经理人员的身份重叠和角色冲突,保证董事会独立于管理层进行公司决策和价值判断,更好地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促进技术创新的实施。

1.2 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对于技术创新并不是单方面促进或阻碍作用。Van(1993)认为股权的适度集中易使所有者控制董事会,选择能力更强的经营者,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决策和实施。Yermack(1996);Zahra等(2000);陈隆,张宗益,杨雪松(2005);冯根福,温军(2008);张扬(2009)都证明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与董事会规模呈现出“U”字型的关系,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这些研究表明董事会规模扩大,有助于董事会内关于技术创新知识的互补,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当其扩大到某一规模时,技术创新效率达到最高,此后继续扩大,势必导致董事会成员冗余,决策效率低,对技术创新起相反作用。

1.3 两职兼任

英美两国企业大多数都是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的模式。陈隆,张宗益,杨雪松(2005);张扬(2009)认为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着促进作用。徐金发,刘翌(2002)认为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会对技术创新产生正面的影响。研究表明我们并不能确定那种方式最优,不同的企业情况也不同。两职分离的话,董事会在决策制定上起主导作用,经理层负责执行,由于存在董事会经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董事会与经理层不能很好的沟通,经理层可能会在公司治理和经营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导致董事会并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而有的国家的企业并没有严格区分,董事会主席由总经理担任,这种两职合一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决策的贯彻执行,但如果只关注短期见效快,风险低的项目,可能会削弱公司的长期价值。

2 股权结构

Liddie(1997)认为,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更高的创新动力和创新效率。王怀宇(2006)研究发现在国有股比例小于30%和大于60%时,国有股比例与技术创新无显著的相关性,而在30%-60%区间国有股比例与技术创新正相关。Hosono,Tomiyama和Miyagawa(2004)通过对日本制造业的实证分析,得出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R&D强度有正的影响。Baysinger,Kosnik&Turk(1991);Hansen&Hill(1991);Kochhar&David(1996);Philippe Aghion,John Van Reenen and Luigi Zingales(2009)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所有权能够促进企业对于创新的投资。综合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出,股权性质,股东个人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作用,一方面由于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必然为企业长远发展考虑,而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组合来分散风险,因此引入机构投资者,会督促董事会选择长期的,高风险和高投入的技术创新项目,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3 经营者

Hoffman和Hegarty(1993)指出企业治理结构通过影响经营者对创新的态度,进而影响技术创新活动。Zollo等(2009);Mario Minoja,Maurizio Zollo and Vittorio Coda(2010)证明经营者与股东对于创新认识的一致程度影响技术创新。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对经营者实行股权、股票期权以及其他与当期业绩挂钩的激励机制能提高经营者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Zahra等(2000)关于中等规模企业创新活动的实证研究证明了企业经理的持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显著正相关。夏冬(2003)认为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关心以及经营者的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都具有显著的影响,是公司治理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从狭义上来说,是为了解决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经营者是技术创新顺利实施的重要角色,经营者对于技术创新的认知以及经营者所具备的能力对于企业实施技术创新有重要作用,因此,经营者的能力,经验以及对于经营者的有效激励是与企业技术创新成正相关关系的。如果不能有效地激励经营者,就会导致经营者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从而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

4 负债结构

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除上述的几个方面外,有的学者还提到了企业的负债结构。技术创新本身特征决定了企业如果选择技术创新项目,必须源源不断地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负债水平高的企业其资金运用收到很大的约束,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制定,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刘斌,岑露(2004)从契约动因的角度,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对R&D费用有显著的负影响。王怀宇(2006)研究发现资产负债率与技术创新无显著相关关系。这说明资产负债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约束较弱。但是短期负债率对企业技术创新有负的影响,而长期负债率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正的影响。于骥,宋海霞(2009)也是这样认为的。分析来看,经营者由于短期负债的压力,若无法偿还,经营者则面临职业风险,因此,短期负债相对会抑制经营者进行创新。而长期负债需要企业具备长期的盈利能力,从而促进经营者选择对促进企业长期发展的技术创新项目。

5 结束语

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企业技术创新给企业重新认识和组织技术创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深入探索,很多企业已经着手考虑如何通过公司治理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但是很多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多数学者主要分析了公司治理内部治理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而外部治理机制很少涉及。不同的企业内部治理的方式和效果是不同的,相同的治理方式对于不同的企业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是对于外部治理机制来说,同一产业或行业企业面临的产品市场,接管市场等环境是相似甚至是相同的,研究外部治理机制不仅对于单个企业,对于整个行业,产业的技术创新来说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注意到,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论分析,还需积极地进行实证探索和分析。最重要的引起企业对于公司治理机制推进技术创新的重视,寻找适合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以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摘要：近些年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热点。本文董事会结构、股权结构、经营者、负债结构四个方面对目前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进行了整理归纳,勾画出当前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研究的基本情况。

戈尔公司创新管理综述 篇3

1、创新与资本结构:

Porter (1990) 指出, 创新是企业在竞争中设置进入壁垒、创造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能给企业带来超过平均水平的经济租金。L o n g和M a l i t z (1985) 认为, 因为R&D投资创造的是无形资产, 有可能遭受市场失败的风险 (例如, 无法在市场上公开交易) , 因此难以支撑起较高的负债。此后, Simerly和Li (2002) 指出因为债权人是风险厌恶的, 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 负债融资的交易成本也就越高, 所以公司在环境高度动态时偏好股权融资。Bronwyn H.Hall (2002) , 认为创新投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无形资产, 而银行等债权人一般倾向于得到实物资产的抵押, 这些债权人更倾向于后者。我国学者李强, 黄国良 (2005) 的研究表明, 创新战略与资本结构负相关, 而动态环境会进一步加剧二者的负相关性。戴跃强, 达庆利 (2007) 以江苏省具有省级或国家级技术中心125家公司为研究对象, 考察技术创新投资与其资本结构、规模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 企业的资本结构对技术创新投资具有明显的约束作用, 负债率与技术创新投资呈负相关的关系, 这就解释了目前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其内部的自有资金, 没有依赖于外部的资金来源, 其原因在于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完善, 企业融资的成本较高。

2、公司治理结构与创新 (主要体现在股权结构和董事会规模两方面) :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利益越一致, 经营者就越有动力为企业长期价值最大化努力工作, 从而会提高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企业治理结构通过经营者对创新的态度, 进而影响技术创新活动。

(1) 公司规模与创新: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是不确定性的, 早期的研究发现了二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的证据。大多研究认为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而言面临风险更大因而处于劣势, 大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优势。当然也有文献得到的是相反的结论, 这些研究发现, 在集中的行业, 大公司会进行更多的研发, 而在新兴的不集中的行业, 小公司更具有创新性。

(2) 创新与市场结构:熊彼特最早提出了关于市场结构和研发关系的理论观点。他认为垄断与研发有着密切的联系, 高市场集中度的产业更有助于激励企业的研究开发。闫冰和冯根福 (2005) 的实证研究发现, 中国工业企业研发效率与行业竞争强度成反比。竞争性环境会给企业研发带来更大的激励。唐要家和唐春晖 (2004) 的研究也发现中国工业行业技术创新效率与市场集中度呈现负相关关系。目前, 多数的研究并不支持垄断性市场结构有利于提高研发效率的观点。

二、结论及建义

(1) 科技含量影响资本结构, 换言之, 高科技行业资产负债率较高; (2) 科技含量影响公司绩效, 换言之, 高科技行业资产利润率较高; (3) 科技含量和资本结构均影响公司绩效, 但是公司绩效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技术的进步, 过度的负债只会加大公司破产的概率。目前, 我国还处于工业化阶段, 扩大规模能够增加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对于市场的影响和控制能力。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 我们建议:

(1)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 走技术创新与适度负债相结合的道路。加大对高科技行业的资本支持力度, 提高高科技企业科研费用资本化的比例。 (2) 提高高科技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我国的高科技公司受政府干预较多, 市场化程度较低, 因此建议我国一方面应大力发展风险资本市场, 另一方面应逐步放松对民营资本进入高科技领域的限制, 提高高科技产业的市场化程度。 (3) 大力发展我国的长期债券市场。我国的企业不能根据自身的要求调整长期负债,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债券市场发展滞后, 企业的长期负债严重受到融资约束, 因此我国需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 (4) 进一步加强对高科技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高科技企业具有高风险的特性, 这就造成一些投资主体对其望而却步, 缺乏投资高科技企业的动力, 因此在我国高科技企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应该给予充分的税收优惠, 鼓励和吸引风险投资机构以及战略投资者加入到高科技企业的投资行列之中。

此外, 鼓励以无形资产入股、放宽对无形资产持股比例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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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综述 篇4

会计盈余影响着利益相关者的决策, 利益相关者各方都想通过盈余管理, 得到符合自己期望的会计盈余, 诱使其他各方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 即盈余管理是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物。而公司治理可以说是一套程序、惯例、政策、法律及机构, 它影响着如何带领、管理及控制公司, 也可以说是用来协调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机制, 因此, 公司治理有效性必然会对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自从Fama和Jensen (1983) 的研究发现, 独立董事比例越大, 越有利于企业更多的进行有效的自愿披露开始, 国内外学者便开始关注公司治理结构对于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以及盈余信息质量究竟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国外的研究发现, 不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将导致更多的盈余操纵, 更低的信息披露质量 (Ganech, Wright, 1996) 。大量的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研究表明:将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一个介入变量来分析各个因素对于企业盈余管理 (包括盈余信息质量) 的影响是主流, 其主要是把公司治理结构特征分成股权结构特征、董事会特征 (包括独立董事) 以及管理层特征等几个方面, 具体的变量设计以及假设建立均存在不同之处。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较为普遍, 严重影响盈余信息的质量。

二、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文献综述

(一) 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对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大多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研究主要集中于董事会规模、内部董事和独立董事比例、审计委员会等方面。 (1) 国外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从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等方面来分析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间的关系。Beasley (1995) 研究发现, 独立董事在公司董事会所占的比例对盈余管理发生率具有显著的影响, 独立董事越多, 盈余管理的发生率越低。他认为, 董事会的构成情况对盈余管理的发生率中起重要作用。Dechow等 (1996) 发现, 如果在董事会中, 内部董事的比例越高, 或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同一人, 该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大。Demsetz等 (1985) 发现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风险正相关, 而当公司管理者所持有的股权愈少愈有动机从事对公司非有价值的行为。Kooyul Jung Soo和Young Kwon (2002) 研究了韩国的股权结构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指出在大股东就是经理人的特殊股权结构下, 盈余信息的真实性随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增强, 同时, 存在大股东对小股东的掠夺效应。关于股权结构与盈余管理相关性的研究说明, 不同类型的股东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是不同的, 股权结构的不同是造成盈余管理程度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外从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等方面对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的研究均说明了公司治理对盈余管理是有影响的, 而且微观方面的影响大致相同。 (2) 审计委员会的设置也是研究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问题的一个角度。De Fond等 (1991) 认为内部未设置审计委员会, 为管理层提供了一个易于操纵利润的环境与机会, 故更可能发生盈余管理的行为。Dechow等 (1996) 对美国的上市公司进行了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研究发现:容易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查处的公司, 其治理结构往往非常薄弱, 他们很少设立审计委员会, 而往往只设立一个内部控制委员会, 而且由创建公司的总经理兼任。Peasnell (2000) 用非正常应计营运资金计量盈余管理, 对英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和独立董事比例及审计委员会作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论表明独立董事的比例与为了避免盈余管理下降而进行的提高非正常应计利润的程度成反比, 这种关系对经营权和控制权分离越大的公司越明显。他的研究虽然没有得出审计委员会的存在与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但其研究表明, 当审计委员会存在时, 独立董事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抑制盈余管理。Xie et al (2003) 研究发现保证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可以提供积极的监管并降低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 并且审计委员会中拥有财务专业背景成员所占比例与盈余管理的程度显著负相关。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公司治理结构比较薄弱, 则较可能给管理者提供一个易于操纵盈余的环境与机会, 从中可以看出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从事盈余管理的影响。 (3) 国外对盈余管理的研究还有国家层面上的对比研究。从国家层面上, La Porta等 (1998) 指出, 由于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在国家间有显著的不同, 因此各国的盈余管理行为会有所差异。Ball等 (2000) 反过来研究了公司治理对会计收益特性的影响, 普通法国家 (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是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治理机制, 由于对经济损失 (收益稳健) 更敏感, 会计收益表现出更强的及时性, 会计信息质量较高;成文法国家 (如日本、法国和德国) 相对于普通法国家来说, 管理者在决定何时将经济收益和损失纳入会计收益有更大的选择, 公司减少会计收益波动的动机更盛行, 会计信息质量较差。Leuz C等 (2003) 发现投资者保护程度高的企业, 其内部人管理会计盈余的动机少, 从而盈余管理行为也少。不同国家的对比研究说明各国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均有差异, 由于各国的环境差异, 公司治理自然存在差异, 进而说明公司治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应该是不同的。虽然以上学者对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有较多较为统一的结论, 但国外也有学者研究观点及结论不同。Park and Shi (2004) 用Jones模型和Dechow模型对加拿大的公司盈余管理进行计量, 分析了董事会组成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结论是:独立董事的比例与盈余管理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所选取的样本本身的差异, 也可能是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的差异。

(二) 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对盈余管理研究已不再局限于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及经济后果。对于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关系的研究已很丰富, 但还无法通过公司治理的完善达到抑制盈余管理的目的。以下从规范与实证两方面进行评述。 (1) 规范研究方面。规范研究方面, 主要是针对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是否存在关系, 及两者如何影响进行研究。陈汉文等 (1999) 是国内最早研究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公司治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是研究主流。林钟高等 (2002) 研究了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揭示了盈余管理的动机和可能性。刘高峡 (2004) 讨论上市公司董事会及其下属的审计委员会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许敏等 (2005) 从“经济人”假设的角度, 指出盈余管理的不可避免性和治理的必要性, 并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视角, 阐述了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的关系, 提出了盈余管理的治理对策。汪晓林 (2006) 对我国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他从理论层面得出公司治理不完善是盈余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存在的缺陷为管理当局操纵盈余提供的机会, 有效治理盈余管理的关键在于完善公司治理。夏云峰等 (2006) 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 并提出从公司治理结构方面治理盈余管理的对策。李丰敏 (2007) 指出外部治理机制是公司盈余管理的外在诱因, 内部治理机制是公司盈余管理的内在诱因,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从根源入手治理盈余管理。李海涛 (2008) 研究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的关联机制, 进而分析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具有重要影响, 而且这种影响体现在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谢继蕴 (2009) 对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制约因素现状进行研究, 认为公司治理是制约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国内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进行理论研究, 其研究的结果较一致, 均表明公司治理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 应通过对公司治理的有效治理来控制盈余管理。但对于如何进行公司治理、如何抑制盈余管理并没有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更没有找到解决两者关系问题的关键所在来最终通过公司治理来抑制盈余管理的行为。另外, 国内已有学者提出了盈余管理信息影响公司治理结构。杨临棋 (2007) 认为公司治理结构与其盈余管理行为密切相关, 一方面公司治理结构是盈余管理行为发生的内部激励, 决定了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发生的规模及程度;另一方面, 公司盈余管理影响会计信息质量, 并最终影响到公司的治理结构。笔者认为这个方向的研究很有意义, 众多的研究已表明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要通过公司治理的完善, 但是, 盈余管理信息影响了企业对外的信息, 自然会影响企业提供信息的部门结构等, 最终通过各种管理手段很容易影响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及外部治理机制。 (2) 实证研究方面。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 公司治理对盈余管理有无影响的研究。赵景文 (2006) 针对治理质量很高和很低的两种极端公司比较了其盈余的信息含量, 得到的结论是:公司治理质量显著影响到了盈余质量。曹廷求, 钱先航 (2008) 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情况与盈余管理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的完善会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体制水平, 这种降低主要是由于董事会、监事会、信息披露以及利益相关者等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高雷, 张杰 (2008) 采用最小二乘法和二阶段回归方法, 对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与盈余管理三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是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影响, 公司治理水平与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王生年, 白俊 (2009) 从股权结构、管理层激励、董事会特征和监事会有效性四个方面对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不合理的股权结构是导致盈余管理的主要原因。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 我国公司治理中的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监事会特征等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但是, 在研究盈余管理程度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非公司治理的角度, 即认为影响盈余管理的因素不是公司治理, 而是其他的问题。如孙亮, 刘春 (2008) 实证研究发现, 民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 同时表明盈余管理程度差异的决定性因素来自经营绩效的激励作用, 而非公司治理的制约作用。这给我国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 研究盈余管理问题不能仅局限于公司治理问题。企业性质、企业绩效、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等都应成为研究盈余管理问题的新视角。第二, 国内实证研究主要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管理层持股比例等公司治理结构内容进行。史丛莉 (2006) 通过2004年年报被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研究, 她认为:独立董事作用有限, 独立董事对盈余管理行为能够起到抑制作用, 但是效果并不显著;高级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的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 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职兼任对盈余管理有较显著的影响, 两职分离可以防止公司权利过于集中, 控制公司内部的个人行为, 维护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 使其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监事会的作用与盈余管理行为基本无关;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较大, 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较高, 且大多数为国家法人股, 从分析结果来看, 股权集中有利于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的内容及结论较丰富, 研究的样本的欠缺代表性, 自然结果也就受影响。黄新建、吴江 (2007) 以我国ST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通过对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 流通股与盈余管理无相关关系, 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正相关, 独立董事与盈余管理负相关。蔡吉甫 (2007) 研究表明, 扩大董事会规模可以提高其监督效率、减少公司盈余管理行为, 但董事会的监督效率在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呈现出显著差异。对于管理层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 董事会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而对于管理层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 董事会的监督效率较高。葛文雷和姜萍 (2007) 研究发现, 国有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张兆国等 (2009) 实证分析了公司治理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 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管理者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及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均与盈余管理程度不相关。我国学者对盈余管理实证方面的研究, 主要是利用国外的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同时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相关样本数据进行研究。显然, 国内研究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所取样本的不一样, 研究的结果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到底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有怎样的关系, 是否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在影响着两者关系的研究等,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得我们不得不更深入研究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 以及如何减少盈余管理。第三, 国内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等方面有关行业竞争性差异研究的启示。陈晓、江东 (2000) 以相对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为被解释变量, 以股权构成为解释变量, 对来自电子电器、商业和公用事业三个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他认为这三个行业的竞争性不一样, 得出股权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行业竞争性。刘凤委等 (2007) 在对政府干预、行业竞争与薪酬契约进行研究时, 选择了我国沪、深股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认为我国转轨经济环境下的政府干预和竞争环境将导致高激励强度的薪酬合约并非是最优选择, 即我国的公司治理相关政策不能盲目, 必须考虑到行业竞争性差异。随着行业竞争性差异被引入公司股权结构、经营绩效等的研究, 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的行业差异研究应有一定意义。我国各行业发展不平衡, 行业竞争性差异较大, 与不同行业的竞争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相类似, 我国不同地区行政分权和市场化进程也存在较大差异, 对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应该考虑这些因素。

三、我国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的思考

(一) 正确看待国外的研究情况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以发现, 国外学者更早、更全面地对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并得出了一系列成熟的理论成果, 但是, 应该清楚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之上的。国外的法律制度环境、公司治理模式、会计准则等方面都与我国明显不同, 必然使得国外学者的研究不能达到解释和预测我国现有情况下的公司治理和盈余管理的问题, 因此我国的公司治理情况是不能照搬国外的, 更不可能通过这样来完善国内公司治理以期达到抑制盈余管理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 国外学者研究证实了国家法律环境等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盈余管理和公司治理情况的不同。因此, 国外研究成果无法对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盈余管理的问题做出全面的、正确的解释, 对于我国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的研究一定要在我国资本市场和相关法律环境下, 并尽量抓住我国的特殊性 (如行业、地区差异, 股权分制改革影响等) 来研究才是具有更实际的意义。

(二) 正视我国现有研究情况

我国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已从定性的理论研究过度到定量研究, 从最初的概念、方法、手段等过度到公司治理变量特征对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的计量模型研究, 甚至还有学者针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有的问题、现象进行研究。我国企业不同行业发展规模不同、受国家政策影响不同, 加上不同行业在地域、地方支持力度等均不同, 有理由相信, 公司治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会因行业竞争性差异不同而不同。因此, 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基于行业竞争性差异的研究有一定意义。但是, 现有的国内文献很少对行业特征和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前人已经研究了股权结构、薪酬契约等的行业竞争性差异, 而股权结构、薪酬契约等都是可能影响盈余管理的因素, 因此基于行业竞争性差异的盈余管理研究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三) 善于抓住机遇进行研究

可从以下方面进行:第一, 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实施, “全流通”的逐步实现也从根本上改善了公司的产权结构, 这为研究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提供了新的平台。针对股权分制改革前后的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意义不小, 不仅可以比较股权分制改革前后的盈余管理情况, 还可能针对股权分制改革的一系列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等。第二, 随着我国2006年2月15日颁布了新的会计准则, 并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开始实施, 对于新会计准则下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是否有变化应该是研究的新热点, 可对准则实施前后进行对比研究, 以反映新准则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及公司治理在新准则实前后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是否一样等。第三, 针对我国特殊的背景对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进行细化研究可能会有收获。可以对不同性质的企业、不同竞争程度的企业、不同地域的企业等进行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 以了解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是否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不同竞争性的企业和不同地域的企业之间有明显差异, 最终是否针对不一样的企业提出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或机制等。

摘要：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给投资者造成了负面的效应。国内外学者对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拟对国内外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评价, 以期寻求适合我国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关键词：公司治理,盈余管理,综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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