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

泰戈尔（精选11篇）

泰戈尔 篇1

泰戈尔的诗，没有普希金的雄伟壮阔，没有海蛎涅的甜美梦幻，没有拜伦的激越昂扬，也没有雪莱的浪漫如风。

他的诗是优美如画，无声无息，水乳交融。他艺术的魅力和思想的广阔，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境界。作为诗人，同时又是小说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的泰戈尔，他的每一首诗，都闪耀着炽热的精神火花，照亮读者的心，让在世俗世界中奔波于功利、名望，甚至被嫉妒与金钱附身的人们，心灵得以超脱和净化。

泰戈尔是一位爱国者，爱国，是一种坚定的民族精神，是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在泰戈尔身上就足以体现，他的内心是那般深邃，那般细腻，一首首诗篇，或小巧玲珑，或灿烂恢宏。他的诗中洋溢着对祖国的热爱，对妇女的同情，对孩子的喜爱。

从诗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提灯顶罐，纱巾飘扬的印度妇女;田间，路边汗水流淌的印度工人和农民;园中，渡口弹琴吹笛的印度音乐家;海边，岸上的波涛一起跳跃，喧嚣的印度孩子，热带地区的迅雷急雨，丛树繁花……我们似乎听到那密集的雨点、闻到那浓郁的花香。

我们感悟着飞鸟的快乐，黄叶的轻盈，流水的灵动，月儿的美好，游鱼的沉默，兽类的喧嚣。自然是如此美好，生命是如此美好，这样的美好，在诗人的笔下是永恒的。

他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这样美丽的句子，长长短短，浅吟，萦绕在我的耳边。生命有许多种形态，生动的，沉寂的，忧伤的，热烈的……若我的生命能够停留在热烈的夏天，凋零在沉寂的秋天，就像是一片叶子一样，恣意的绿，不管狂风暴雨，肆意的笑，不管烈日炎炎，那便不枉此生罢。

泰戈尔的诗是天使之歌，哲理之歌，奥义之言，智者之语，是不朽的诗篇。

泰戈尔 篇2

为纪念诗人泰戈尔诞辰150周年, 表达对这位印度之子的敬意, 印度政府专门设立了全国委员会, 成员包括联邦部长、邦首席部长以及著名学者和专家。印度总理辛格9日为泰戈尔的画展揭幕, 标志着印度纪念这位文化艺术大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诞辰150周年活动拉开帷幕。画展共展出泰戈尔的70幅绘画作品。辛格指出, 人们更熟悉泰戈尔在诗歌、戏剧、哲学、教育和作曲方面的才华, 绘画天赋则鲜为人知。据悉, 印度文化部和印度国家现代艺术馆还计划于明年在法国巴黎举办大型泰戈尔画展。泰戈尔的家乡印度西孟加拉邦将展开为期一年的各种纪念活动, 包括演奏泰戈尔创作的歌曲, 举行其代表作《吉檀迦利》朗诵会等。

误读泰戈尔 篇3

2016年6月13日，在北京的一次中印文化交流论坛上，中方将一套《泰戈尔诗歌精选》作为礼物交到了诗人泰戈尔的侄重孙萨拉尼德拉·纳特·泰戈尔手上，他也是泰戈尔家族唯一的后人。

这套诗歌精选从泰戈尔9万多行诗歌中遴选出的2万行，全部由孟加拉语直译成汉语，根据主题，编辑成6册，现在收录到《泰戈尔作品全集》中。

79岁的董友忱也坐在席间，交接的那一刻，他望向萨拉尼德拉·纳特·泰戈尔，似乎想从他身上寻找什么。这套《泰戈尔作品全集》由他主编带领翻译团队完成。

全集包括泰戈尔65部诗集的9万多诗行，84部剧本，15部中长篇小说，96篇短篇小说和400多万字的散文，以及各种论文，回忆录、游记、书简、日记等，共计1600万余字。

《泰戈尔作品全集》。（资料图）

翻译团队共18人，历时7年完成。

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专家刘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这是除了孟加拉和印度以外，全世界第一个完成了泰戈尔全集翻译的团队，集结了当下国内最权威的老中青三代孟加拉文翻译家的心血，为泰戈尔研究者以及喜爱泰戈尔的读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可靠的作品集，是中国翻译泰戈尔作品百年来的标志性事件，将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

仿佛，这位逝世75年之久的世界诗人泰戈尔，又重新穿上过膝的古尔达长衫游走在印度的庙堂与阡陌之间。

董友忱提醒，“论及泰戈尔，我们首先要明白，他主要是孟加拉语作家。”

泰戈尔，1861年生人，一生的作品极为丰厚。在51岁以前，他从未用英文发表过作品，却已被冠以“孟加拉的雪莱”之称。

1911年，他的短篇小说就被译成英文在当地的《现代评论》上发表，引起了在印度游历的英国画家罗森斯坦的注意。之后，泰戈尔选译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后的诗集，经罗森斯坦之手，转给了诗人叶芝，叶芝又转给庞德，1912 年 11 月 1 日，英国的印度学会在伦敦推出了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

1912年年末，英国诗人穆尔经皇家学会将《吉檀迦利》推荐给瑞典的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1913年，泰戈尔凭借该诗集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亚洲首位获得该奖的作家。

从此，他让一直处于失语状态的东方话语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尊重。

经由西方，泰戈尔的作品回传到邻居中国

1915年，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青年杂志》上首次翻译了《吉檀迦利》的四首诗，成为有据可查的泰戈尔中文首译者，此后，泰戈尔在中国的翻译进入热潮。

1923年，北京文化界成立新月社，社名是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意在以“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参加者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林徽因等人。他们也以此等待着泰戈尔的首次访华。

一时间，各大报纸、杂志纷纷刊登欢迎泰戈尔的专号，文学青年们竟相翻译、介绍泰戈尔的诗歌、小说、戏剧，还有一些团体排演了泰戈尔的剧本，掀起了中国的“泰戈尔热”。

当时有文章如此表述，“有人统计，从 1920 年到 1925 年的短短 5 年间，泰戈尔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有了中译本，而且有好几种译本和译文。 ”

可当时人不知道的是，泰戈尔是孟加拉语作家，他的成名作《吉檀迦利》，在他自己将其翻译成英文时，有二次创作行为，对不少诗有减缩和改动，泰戈尔舍弃了韵脚，采用了散文诗的形式。其中既有考虑到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受到泰戈尔使用非母语创作、驾驭英诗的韵律水平的限制。到1925年，大多数中国读者还误以为泰戈尔是英语作家。

泰戈尔以诗人的身份访华，但很少谈诗，他大谈印度文化中的重精神反科学的宗教理性，并宣扬用非暴力的和平手段去对待暴力的殖民统治，加上高层官员、外国使节和清朝废帝的加入，使原本纯粹的访问变得复杂起来。旋即卷入了张君劢引起的“科学与玄学”的论争。泰戈尔的宗教哲学和玄学思想一方面受到了玄学阵营中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的称赞;另一方面却遭到了科学派陈独秀、丁文江、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尖锐批评。

1924年4月20日，泰戈尔在南京和北京的大学讲演时，招引“许多青年的误解，以及如雪片般的反对传单”。大量青年学生围攻他，他们将泰戈尔思想视为和孔教伦理、旧礼教相近的思想，一概加以鞭挞，甚至将泰戈尔称为“玄学鬼”。

彼时的中国，学术的政治化倾向严重，强调学术要为政治服务，为民族救亡事业呐喊。

其实，泰戈尔并不反对科学，他所著的科普读物《我们的宇宙》至今还在出版，《人的宗教》开篇即表进化论。在1920年，冯友兰访问他时，泰戈尔说过：“现在西方对我们是采取攻势，我们也该取攻势。我只有一句话劝中国，就是：‘快学科学！东方所缺而急需的，就是科学。”然而因为泰戈尔作品由英文转译的作品有限，当时的中国并未完整地理解泰戈尔的思想。

在泰戈尔的许多作品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深刻地揭露了印度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他又写了许多神秘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缺乏对现实矛盾的有力回应。

当时新文化领袖对泰戈尔的评价像极了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的深刻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之一，即宗教。”

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这次访华之旅，泰戈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仍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的三大主题中关于“爱”的福音、“梵”的现实以及“我”的尊严，极大地影响了一批中国作家，再由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生态。

谢冰心不论在“五四”前后的问题小说还是后来扬名《繁星》《春水》，密集地歌颂母爱、自然和童心，受泰戈尔“爱的哲学”的影响至深。

泰戈尔的“爱的理想主义”，对徐志摩的诗歌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郑振铎与郭沫若的爱情诗则吸收了泰戈尔情诗的清澈与神圣;泰戈尔作品中浓郁的宗教气息又指引了许地山。

1925年之后，战火纷飞的年代，很少有人再去研究泰戈尔神秘、静谧的文学作品，大量的文学爱好者将目光转向激荡的苏俄文学，泰戈尔研究转入了低谷。

学者徐贲在相关文章中评价道，“泰戈尔的思想在中国正是经历了一个选择、移植、鉴别、吸收、批判和扬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了传播者各自的理解和输出，每一种泰戈尔观，都是将泰戈尔的思想形态加以变形。因此，我们必须注意每一个批评者都不是手里握着知识或‘真理神鞭（它可以当棍子使用）的仲裁，他也是一个有局限的，‘不完全的文本。”

而在过去100年间，中国也一直在追求那个完整的文本。

译泰戈尔百年史

翻译界有言：译即失，诗歌更为甚。

以孟加拉文的《吉檀迦利》为例，该诗集不但有韵，而且还有不少配乐诗，但译为英文后都丧失了，使得孟英双语兼通的人相当不满。而在印度与孟加拉国，泰戈尔的母语诗歌对人民具有永久的魅力，形式既丰富，韵律又便于记诵。在印度文学院推出的《印度现代文学史》中，“孟加拉语文学”一章谈到泰戈尔的有近三页，而“英语文学”一章仅半页，这里就包含了他们的取舍和评判。

从1915年，陈独秀首译泰戈尔诗歌至今，中国翻译泰戈尔作品已有101年之久。

董友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翻译界的普遍说法，“迄今为止中国经历了三次泰戈尔翻译的热潮：1920年前后的1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

第一次泰戈尔热期间的译者都不懂孟加拉文，因而完全依靠英文本，且以诗歌为重。到第二次泰戈尔热时，作家已经去世，留下三千首诗和歌词，总计 10 万行诗句。

在这一阶段，诗歌方面出版了冰心的《吉檀迦利》、郑振铎的《新月集》、吴岩的《园丁集》、汤永宽的《游思集》;小说则有黄石雨的《沉船》、黄杲炘的《戈拉》;戏剧则有《泰戈尔剧作集》4卷。

此外，在1961年，为了纪念泰戈尔诞辰百年，在季羡林和孙胜武的主持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泰戈尔作品集》，共10卷，143 万字，涉及诗歌、小说和剧作。

在这次作品集的译者中，出现了第一个从孟加拉文直译中文的译者石真。她在民国年间留学印度，有4年的孟加拉语学习经历，翻译的《故事诗》流传甚广，可惜后续不多。由于纳入了国家计划，译者和译作的件数虽然不如20年代，却出现了上乘之作。石真克服了孟加拉的韵律诗，翻译成英文成了散文诗，再转译成中文也成散文诗的缺点。但这次翻译被随之而来的文革打断了。

到1979年，先后有两篇关于泰戈尔研究的重要文章发表，分别是季羡林的《泰戈尔与中国》和黄心川的论文《略论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这两篇论文引起学界巨大关注，又一次激发了翻译泰戈尔的热情。

80年代，出版各类文选10部，翻译过来的评传4部，中国研究者写出的评传3部，十年间共出现了研究文章48篇。进入90年代，出版的泰戈尔的作品集共计74种次，约占同时期印度文学作品翻译出版总量的三分之一。

研究泰戈尔的学者颜治强认为，“以泰戈尔双语翻译为节点，百年译泰有两个阶段，前 70年，为英译汉阶段，后30年为孟译汉阶段，从前者的喧宾夺主到后者的返璞归真。”

最为广为人知的译作是教育部推荐的《泰戈尔诗选》，但这只是8个英文本中的极小部分，只是泰戈尔作品的冰山一角。

80年代开始，留学归来的孟加拉语学者虽然大都在从事时事翻译，但因为热爱文学，已经出现了研治泰戈尔的小团体。其中，黄志坤和白开元主要着力于诗，董友忱主要专注于文，分别发表了数量不等的译著，最后汇聚于2000年出版的《泰戈尔全集》。

这套书的出版历时6年。1994年年初，外国文学作品市场整体趋冷，但河北教育出版社颇有气魄地决定出版10位世界著名文学巨匠的全集，其中就包括《泰戈尔全集》。

在北京大学终身教授刘安武牵头下，组建孟加拉语专家10人，董友忱就是主力之一。另找懂印地语的专家有18人，还有懂英语的专家4人。之所以需要印地语和英语专家，和当时的孟加拉语专家人数不足有关。

1959年，董友忱被幸运地选为留苏学生，原本专攻高精尖技术，但求学期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本来要学高精技术的董友忱，只好转学孟加拉语，也阴差阳错地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学习孟加拉语的留学生。这批学生一共只有4人。

董友忱1965年回国，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校的俄语教授。出于对泰戈尔的热爱，他开始自发地对泰戈尔进行研究和翻译，并完成了一系列作品。

由于泰戈尔作品数量太大，尽管翻译团队夜以继日工作，到2000年年末，翻译团队仅译出泰戈尔作品的四分之三，此时出版日期已经推迟了2年，出版社不想再等，于是匆忙推出了并不完整的《泰戈尔全集》。

这套书收录的作品要比从前的各种译本都多，是中国翻译泰戈尔著作的集大成的成果，24卷，共计有990多万字。随后，在这套全集基础之上，一批泰戈尔研究著作陆续问世，如唐仁虎、郁龙余、姜景奎、魏丽明合作的《泰戈尔作品研究》、孟昭毅的《泰戈尔与中国》、王向远的《泰戈尔的译介》、侯传文的专著《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姜景奎教授的《论泰戈尔》、张朝柯的《人的宗教不是宗教》等等。

但作为主要翻译者的董友忱，在此后的几次泰戈尔研讨会中，都自曝家丑，“译名不准确的问题也普遍存在。”

他说，《全集》出版的时间仓促，根本来不及进行仔细的校对。以第22卷的《现实》为例，就找到了12个错译之处。

这套不全的全集中，收录了泰戈尔的57部诗集，与泰戈尔共创作了65部诗集相比，缺失近万行。84个剧本，《全集》只收录42个。96篇短小说，《全集》收入了84篇;散文约有近一半以上没有收录，缺失近400万字。

18人，7年，1600万字

董友忱认为，泰戈尔首先是民族的，因为上承梵文诗歌，下接活生生的民族语言，再经过其天才的改造， 孟加拉诗歌得以充满生机，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成为世代相传的经典。这种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的诗歌易于谱曲，得以传播开来，使诗人在人民中间获得了“诗哲”的地位。这样的泰戈尔，才得以与杜甫、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并肩而立。

“由于语言隔阂，泰戈尔主要的一面却被次要的一面淹没了，久久不能来到我们中间，使我们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产生了误解，对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产生了误解。”董友忱说。

2000年之后，退休的董友忱开始全力介入泰戈尔研究，陆续出版了一些翻译作品，并得到了季羡林的支持。他开始重新了解印度国情和历史，宗教和神话，通读《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往事书》等印度史诗。梳理了泰戈尔的家族历史，前往印度，走访了泰戈尔的所有故居，这个泰戈尔的拥趸决定全身心地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

200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开始策划一项宏大工程——依靠孟加拉语的原创文本，重新翻译出版一套《泰戈尔作品全集》，为中国的泰戈尔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一部完整的高质量的泰戈尔作品汇集。

在翻译团队的碰头会上，确立了三个原则：首先是直接从孟加拉原文译出，不用印地语转译。其次是严格按照1986年，国际大学泰戈尔作品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18卷普及本进行编排，最后是尽全力收录泰戈尔的全部作品。

为此，全集的体量将达到1600万字。董友忱说：“作为纯粹的学术著作，任何一家出版社想要出版，都要做好赔钱的准备。”总策划张西平找过几家出版社，出版社都提出了要80万到100万元，当时项目组却仅有30万到40万的经费，无法达成统一。几经辗转，终于人民出版社愿意承接项目，不但不收费用，还按照每千字70元的标准提供翻译费，这让董友忱兴奋不已。

这项工程于2010年开始启动，彼时，73岁的董友忱还担任国际孟加拉文化研究会会长，顺理成章成了主编。

2010年，在北京小汤山的第一次务虚会会上，董友忱做了两个表态：第一是团队里老同志居多，要欢迎年轻的译者挑毛病，找错误。因为翻译工作的特性就是永远有遗憾，但要将错误和遗憾降到最低。第二就是“超过一半都是七八十岁的人，要做好新老交接，半途死掉很正常的，但不能半途而废”。

18人的翻译团队集中了目前中国孟加拉语研究最精锐的专家，董友忱除了统领全集，负责通稿校对，因为精于泰戈尔散文，他还负责散文部分。国际广播电台孟加拉语部的石景武，做过三代国家领导人的孟加拉语口译翻译，鉴于他口译的特长，负责剧本部分。同在孟加拉语部的于广悦负责小说部分。白开元负责最为重头的诗歌部分，白开元现年已经71岁了， 1965 年被派往巴基斯坦达卡，通过英语学习孟加拉语，他是国内少有的既对中国诗歌有研究，又对泰戈尔的孟加拉诗歌有研究的学者。

同时，白开元也具有高超的比较翻译技巧，他发现，泰戈尔信奉梵教，但却把自己原作中的创造大神“梵天”译成“GOD”，而没有直译为“BRAHMA”。白开元认为，“梵天”是与“GOD”完全不同的宗教概念，译成“GOD”，是游离了原义的。可如果译成“BRAHMA”，就必须加注，否则，一般西方读者不懂。

因此，白开元在翻译中，多了一层考虑，并规避了这个问题。“如果从英译本把‘GOD译为‘上帝，是无可厚非的，但已游离了诗人的宗教信仰。或许会使得读者误认为诗人信仰上帝。”于是，白开元把不同篇目中的“GOD”译为“天帝”或“天神”，比较符合印度的实际情况。

在《泰戈尔作品全集》的 60 种诗集中，董友忱说：“白开元译的诗，恐怕占了80%。”

此外，翻译团队还包括82岁的前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刘运智，76岁的前新华社驻印度记者，以及来自北大和北外的青年学者。

在翻译中，如果有约定俗成的译名则遵照既有的译名，译名不统一的按照地区语言发音来翻。而这一次，翻译团队还要解决多语翻译造成的译名不统一的通病，董友忱花费了大量时间统一了泰戈尔全集中的人名，地名、神名、植物花草名。

比如泰戈尔的著名剧本《牺牲》是根据他的长篇历史小说《贤哲王》改编的。小说的是孟加拉原文翻译的，而剧本的译文是依据印地语翻译的。小说与剧本中的相同人物却成了两套人马。在这次的翻译中都一一统一了。

2015年9月份，在校稿的最后阶段，泰戈尔神秘主义的哲思中仍然有部分“梵语”词义不能确认，这是一种被称为“死去的语言”。于是，团队先通过印度的梵语学者完成梵语对孟加拉语的校对，再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梵语学者周利群二次校对，10月底收稿。

这次翻译，对于董友忱的个人来说，令他想起第一次读泰戈尔时的初心。

那是1963年的列宁格勒（现名：圣彼得堡），在剑拔弩张的政治空气中，26的青年董友忱是当时留苏4人小组的党支部书记，按照“小心谨慎，刻苦学习，保持斗争”的原则，他们取消了一切外出活动，唯一能做的就是读书。他学习孟加拉语的第3年，刚刚能够读懂孟加拉的文字，而第一次使用孟加拉文通读的就是泰戈尔的长篇小说《沉船》。

小说描述了一对年轻夫妻悲欢离合的故事，泰戈尔用如椽巨笔描绘了一个好人世界，那些缓慢、恬静的句子，在遥远而寒冷的列宁格勒冬夜，给予这个深处不安之中的年轻人以极大心灵熨帖。

他当时就有一个愿望，不论以后干什么工作，一定要译出这本小说来，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世界还有许多的可能性。兜兜转转50年，他成了泰戈尔1600万字全集出版的见证人，这是他此前从没有想过的。

在他摆满了泰戈尔作品的书房里，最大部头的这套书摆放在书房的高架上，有2米多宽。过去7年来，董友忱和他的队友们没有一夜能在12点以前入睡，而他们大多都年过七旬。

泰戈尔诗 篇4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stray birds of summer come to my 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 which have no songs, 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 a sign.２

世界上的一队小小的漂泊者呀，请留下你们的足印在我的文字里。

o troupe of little vagrants of the world, leave your footprints in my words.３

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翰的面具揭下了。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４

是大地的泪点，使她的微笑保持着青春不谢。

it is the tears of the earth that keep here smiles in bloom.５

无垠的沙漠热烈追求一叶绿草的爱，她摇摇头笑着飞开了。

the mighty desert is burning for the love of a bladeof grass who shakes her head and laughs and flies away.６

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

if you shed tears when you miss the sun, you also miss the stars.７

跳舞着的流水呀，在你途中的泥沙，要求你的歌声，你的流动呢。你肯挟 瘸足的泥沙而俱下么？

the sands in your way beg for your song and your movement, dancing water.will you carry the burden of their lameness? ８

她的热切的脸，如夜雨似的，搅扰着我的梦魂。

her wishful face haunts my dreams like the rain at night.９

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once we dreamt that we were strangers.we wake up to find that we were dear to each other.１０

忧思在我的心里平静下去，正如暮色降临在寂静的山林中。

sorrow is hushed into peace in my heart like the evening among the silent trees.Absence to love is what wind is to fire.It extinguishes the small;it inflames the great.离别之于爱情好比风之于火，它能将小火熄灭，使大火熊熊燃烧.Every man is a poet when he is in love.每个恋爱中的人都是诗人

First love is only a little foolishness and a lot of curiosity.初恋就是一点点笨拙外加许许多多好奇

Friendship is like earthenware: once broken, it can be mended;love is like a mirror: once broken, that ends it.友谊就像陶器，破了可以修补；爱情好比镜子，一旦打破就难重圆.Friendship is love without his wings.友谊是没有羽翼的爱

Gravitation is not responsible for people falling in love.并非地球引力使人坠入爱河

The greater the power, the more dangerous the abuse.权力越大，滥用职权的危险就越大

The greatest of evils and the worst of crims is poverty.最大的恶和最凶的罪是贫穷

The paramount duty of Congress is to stop deficiencies by the restoration of that protective legislation which has always been the firmst prop of the Treasury.国会的最高职责是恢复始终是国家财政最坚实支柱的保护性立法，以制止财政赤字

The people may safely be trusted to hear everything true and false, and to form a correct judgment.Were it fall to me to decide whether we should have a government without newspapers of newspapers without a government, I should not hesitate a moment to prefer the latter.人民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应该让他们听到一切真实和虚伪的东西，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倘使让我来决定，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政府而不要报纸呢，还是应该有报纸而不要政府，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

The tyrant dies and his rule ends, the martyr dies and his rule be-gins.暴君死了，他统治也就结束；烈士死了，他的统治刚开始

There is something behind the throne greater than the king him-self.在王座的后面还有比国王本人更伟大东西To be acquainted with the merit of ministry, we need only observe the condition of the people.(Junius, Unidentified letter writer)要了解政府的政绩只需要观察民情

To know the pains of power, we must go to those who have it;to know its pleasure, we must go to those who are seeking it :the pains of power is real, its pleasures imaginary.欲知权力带来的痛苦，去问那些当权者；欲知权力带来的乐趣，去问那些追逐权势者：权力带来的痛苦是真实的，而权力带来的乐趣只不过是凭空想象的

Too fond of the right to pursue the expedient.过分喜欢权力就会不择手段We need in politics man who have something to give, not men who have something to get.在政治中我们需要能有所奉献的人，而不是想有所收获的人

泰戈尔语录 篇5

2、青春是没有经验和任性的。

3、当青春的光彩渐渐消逝，永不衰老的内在个性却在一个人的脸上和眼睛上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好像是在同一地方久住了的结果。

4、人的青春时期一过，就会出现名象秋天一样的优美成熟时期，这时，生命的果实象熟稻子似的在美丽的平静的气氛中等待收获。

5、有些事情是不能等待的。假如你必须战斗或者在市场上取得最有利的地位，你就不能不冲锋、奔跑和大步行进。

6、造物主把像你这样的人派遣到人世间来，是要你担负一定的责任的，所以你决不应该轻视自己的身体。

7、年轻时，我的生命有如一朵花。

8、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我们惟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

9、只有人类精神能够蔑视一切限制，想信它的最后成功，将它的探照灯照向黑暗的远方。

10、埋在地下的树根使树枝产生果实，却并不要求什么报酬。

11、夜把花悄悄地开放了，却让白日去领受谢词。

泰戈尔：短笛 篇6

卖牛奶的吉努居住的小巷边有一幢二层楼房，一楼窗户钉着铁条。湿漉漉的墙壁泥灰驳落，到处是褐色的斑痕。用美国布做的门帘上画着财神迦奈斯。除了我，租用一楼房间的还有一个生灵――蜥蜴，它与我的区别在于它不缺少食品。

我是商业厅最年轻的文书，月薪二十五卢比。下班后辅导“达特”种姓人的孩子复习功课，报酬是一顿便饭。然后到瑟亚尔达车站消磨黄昏，省下点灯的花销。听到哐当哐当的车轮声，汽笛声，旅客的喧嚷声，苦力的叫喊声……挨到十点半钟，才返回黑糊糊凄冷的住所。

我姑母的村庄座落在达勒斯瓦利河畔，她的侄女曾与我这个命途多舛的人缔结姻缘。成亲的吉期在迩，我“犯上作乱”的罪行败露，只得仓皇出逃。新娘摆脱了“灾难”，我亦如此。

新娘未能步入洞房，但每日在我的心房进进出出。她身裹达卡绸纱丽，眉宇间是一颗硕大的吉祥痣。

近来，阴雨绵绵，电车票价又涨了，薪水却被克扣。小巷角落里，榴莲和芒果的皮核、鱼鳍、小猫的尸体、炉灰……堆积着，腐烂着。

我使用的多孔()的旧伞的现状，颇似七扣八扣的薪金。办公室沉闷的氛围的唯一装饰品，是膜拜保护大神毗湿努的乐天派库比康特的俏皮话。

淫雨的黑影潜入潮湿的斗室，像堕落陷阱的困兽，昏迷不动。白天黑夜，我感到与半死不活的世界死死捆在一起。

住在巷口的甘达先生，有一头细心梳理的波浪形黑发和一双大眼，性格豪爽，自小爱吹笛。岑寂的午夜，夜色阑珊的拂晓，光影交叠的下午，小巷恶浊的空气中，常萦绕他的笛音。有天黄昏，他吹起沉郁的“兴都”、“巴鲁亚，曲调，暮空弥漫着万古不变的离愁。顷刻之间，小巷恍如哀绝的醉鬼呓语般的虚幻。我陡地感到，我――穷文书哈里帕特，与莫卧儿的皇帝阿格巴尔无甚区别，破伞与华盖循着凄婉的笛音一齐飞向天国。

上海举行泰戈尔诗歌朗诵会 篇7

2011年10月, 印度驻沪总领事馆和上海市作家协会联合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大厅举办“心灵之桥——庆祝泰戈尔诞辰150周年泰戈尔诗朗诵会”, 纪念这位印度大文豪与上海的文学情缘。这是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与上海市作家协会连续第三年举办纪念泰戈尔的诗歌朗诵会了。印度驻上海总领事戴思锐女士和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赵丽宏等百余位中外作家、学者、文学爱好者参加了此次朗诵会。泰戈尔曾于1924年4月、1929年3月与6月, 三次乘船到上海访问, 开启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印文化交流, 并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泰戈尔热”。著名表演艺术家曹雷、蔡金萍、陈慧, 以及参加上海写作计划的印度诗人苏迪普·森等用泰戈尔的母语———孟加拉语朗诵了泰戈尔的《园丁集》《吉檀迦利》等作品中的名作:《告别》《婴儿的遐想》《怀念中国》《姑娘和灯》《大地母亲》《守望》《光明》《我的心》等。

追怀泰戈尔 篇8

女作家冰心曾说过《先知》与《吉檀伽利》“有异曲同工之妙”。上世纪80年代，我们奉命到黎巴嫩任职，受纪伯伦博物馆馆长库鲁兹先生之托，代博物馆找寻一本冰心译的《先知》，有幸与冰心老人结识。曾听她这样品评过纪伯伦与泰戈尔，她说：“泰戈尔是贵族出身，家境优越，自幼受过良好教育。他的作品感情充沛，语调明快，用辞华美。格调也更天真，更欢畅，更富神秘色彩。而纪伯伦是苦出身，他的作品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讲为人处世的哲理，于平静中流露出淡淡的悲凉。”

泰戈尔1861年5月7日出生在加尔各答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家庭，父亲是著名哲学家，哥哥、姐姐也都是社会名流，泰戈尔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聪颖伶俐，备受全家宠爱。泰戈尔父母对子女管教虽严，却从不拂逆他们个性发展。泰戈尔不喜欢学校刻板生活，父母便为他请家教，并让哥哥、姐姐扶助。他特别喜欢音乐与写作，当他尝试着用孟加拉传统诗的韵律写出第一首诗时，尚不足9岁。这种传统文化艺术的熏陶，给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15岁发表了第一首散文诗《野花》，17岁出版了处女作《诗人的故事》。同年赴英留学，初学法律，后转入英国文学与西方音乐研究，回国后专事文学创作。20世纪初，泰戈尔接连遭遇不幸：丧偶、丧女、丧父，这一系列打击，使他深感人世的悲怆，这种哀伤也表现在他的《回忆》《渡船》等作品中。20世纪初，也是印度反殖民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社会激剧变革的时期，他没有沉缅于个人的不幸，而是积极投身民族独立运动，191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戈拉》，真实反映印度社会生活各层面复杂的纠葛，塑造了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战斗者的形象。同年，使泰戈尔后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并给他带来巨大声誉韵诗集《吉檀伽利》在印度出版。这本诗集最初是用孟加拉语按孟加拉传统抒情诗的格律写的，虽在国内获得好评，却没太大国际影响。也是这一年，他旅居伦敦后，开始将《吉檀伽利》《渡船》与《奉献集》中的部分诗译成英文，仍用《吉檀伽利》的书名在伦敦出版。“吉檀伽利”是孟加拉语“献诗”的音译，诗集中除歌咏爱情、友善、景物、风光之外，还有一些带有神秘色彩的颂神诗。这是泰戈尔受印度传统的泛神论——“梵我合一”哲学思想影响的反映，他颂扬的并非宗教意义上的神，而是诗人追求的理想与光明的化身。正如郭沫若所说：泰戈尔“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为了更自由地表达原著的思想，他摆脱了原诗格律的桎梏，将它们译成富有韵味与节奏感的散文诗。令他自己也未料到的是，这本书一面世，立即轰动了伦敦与西欧文坛，并荣膺19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证书这样写道：

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篇，这些诗不但具有高超的技巧，并且由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便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泰戈尔是印度与亚洲第一位获得这崇高荣誉的人。他的文学创作随之进入又一个高潮期，相继出版了《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流萤集》等散文诗集；《春之循环》《红夹竹桃》等剧本：《四个人》《家庭与世界》《两姐妹》等中、长篇小说，以及《中国的谈话》《俄罗斯书简》等散文、随笔。其中对中国作家与读者影响最大的，可能要数1916年出版的《飞鸟集》了。《飞鸟集》包括325首寓情于景、于物，充满哲理的无题诗，大多数只有一两行，几乎全是诗人电光火石般对自然景物刹那间的印象、联想与感悟。它最初的中译者、著名文学家郑振铎说，这些诗“像山坡草地上的一丛丛野花，在早晨的阳光下，纷纷伸出头来。随你喜爱什么吧，那颜色和香味是多种多样的”。《飞鸟集》内容包罗万象，泰戈尔用他那颗赤子之心和博大、深邃的人生哲理，抒发他对人民、对生命和对大自然的挚爱。他热诚赋予一切美好事物——一只乌，一朵云，一株草或一团萤火以鲜活的生命，来唤起人们对理想与光明的追求：

鸟儿愿是一朵云，云儿愿是一只鸟。

雨点吻着大地，微语道：我们是你思想的孩子，母亲，现在从天上回到你这里来了。

我的梦幻恰是一团萤火——在幽暗中闪烁着灵动的流光。

天空没有鸟儿飞过的痕迹，但是我已飞过。

我的心是旷野的鸟，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了他的天空。

我的思想随着这些闪耀的绿叶而闪耀，我的心灵因为这些目光的抚触而歌唱。

瀑布唱道：当我找到了自由时，我找到了我的歌。

那些把灯背在背上的人，把他们的影子投到了自己的前方。

错误经不起失败，但真理却不怕失败。

……

冰心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文章中回忆说，她偶然读到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立即被那些“很短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哲理的三言两语的诗句”倾倒，她也尝试着“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这便有了《繁星》和《春水》。她在《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中深情地说：“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1953年她赴印度访问了75天。她说，在印度尤其是在孟加拉语的省份，时时都能感受到人们对泰戈尔的热爱，他的长长短短的诗歌在男女老幼的口中传诵。她认为泰戈尔的伟大成就在于他在印度社会剧烈动荡、’变革的年代，奋力“排除他周围纷乱窒塞的、多少含有殖民地奴化的、从英国传来的西方文化，而深入研究印度自己的悠久、优秀的文化”。他身体力行，“进入乡村，从农夫、农妇、瓦匠、石工那里听取了神话、歌谣和民间故事，然后用孟加拉文字写出最素朴、最美丽的文章”?并参加与领导了印度的。文艺复兴运动。

其实，泰戈尔的成就还不限于此；他还是著名作曲家、画家与社会活动家。他一生创作过1,500余幅画作，2000余首歌曲，其中许多热情洋溢的爱国歌曲曾鼓舞印度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人民的意志》与《金色的孟加拉》分别被选定为印度与盂加拉的国歌。

泰戈尔对中国文化十分推崇，1924年4月，由著名诗人徐志摩热诚推动，梁启超、蔡元培等以北京讲学社名义邀泰戈尔访华。泰戈尔把此行定义为“向中国古老文化敬礼和修补印中两大古文明的交流”。他由上海、杭州抵达徐志摩家乡嘉兴海宁硖石镇时，“观者如堵，各校学生数百名齐奏

歌乐，群向行礼，颇极一时之盛’。在北京他会见了梁启超、沈钧儒、蔡元培、梁实秋、梅兰芳等名流。徐志摩、林徽因还联袂演出泰戈尔的剧作《齐德拉》庆贺他64岁诞辰。北京各报刊登了银须银发，一袭长袍的老诗人，在徐志摩、林徽因搀扶下在天坛游览的照片，说明是：“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一幅苍松竹梅的三友图”。然而，泰戈尔此行听到的并不都是颂扬与掌声。当时中国正处在殖民主义列强与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之下，反帝、反封的斗争方兴未艾，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提出“以俄为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泰戈尔主张的非暴力的泛爱主义，“用心中感情的溶液，融化外部世界”，“在心智的帮助下，对人心来说，抵达重塑的世界的道路是畅通的”(泰戈尔《文学意义》)显然不合时宜。因而，也受到左翼文化人士如瞿秋白、茅盾、沈泽民等的呛声，要“激颜厉色送他走”。这也让我们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在北大最初读泰戈尔的诗作时，曾惊异除了我们熟悉的马雅可夫斯基的“无论是诗／无论是歌／都是炸弹和旗帜／歌手的声音／可以唤起阶级．，以及郭小川在《致青年公民》中反复叮嘱，要我们“投入火热的斗争”：“斗争／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最富有的／人生”这类雷霆、号角般激越的诗句之外，竟还有如此美妙的乐音!可是，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不仅泰戈尔的诗文不敢再读，连每日从早到晚座无虚席的图书馆也空无一人，因为谁也不愿被扣上“走白专道路”，“不关心政治”的帽子……

到20世纪30年代，残酷的社会现实，也让泰戈尔认识到非暴力的泛爱主义拯救不了社会，他的诗作也由过去那种蕴涵哲理的轻快小诗转向了尖锐的政治抒情诗。如他在《责问》中，就直面宇宙的主神薄迦梵，“薄迦梵／世世代代，你向这无善的世界/一次次派遣救世的使者／他们宣扬要宽恕一切罪孽／热爱所有的人／从心里摒弃仇恨”，而现实却是，“暴力戴着面具／在伪善的夜幕里戕害无辜／面对无力控制的强权的罪恶／法律裁决在幽僻处无声地呜咽……”诗人说，“今日，我的横笛吹不出乐声／喉咙已经塞壅／晦日牢笼似的昏黑／把我的祖国囚于噩梦之中／我因此含泪责问：薄迦梵／毒化你空气的人／扑灭你光华的人／你难道也饶恕，钟爱他们?!”1937单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泰戈尔多次发表诗作、公开信和演说，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支持及对日寇的谴责。同年他在圣地尼克坦国际大学，创办了中国学院，并发表了著名演说《中国与印度》。 1941年，泰戈尔病中写了最后?篇演讲稿《文明的危机》，宣布自己年轻时曾信赖的对欧洲、特别是英国文明的信念，由于他们对东方殖民地疯狂掠夺与榨取，已经彻底破灭。他满怀信心地预言：“从太阳升起的东方，黎明将要到来。”这年8月7日泰戈尔与世长辞。

泰戈尔：长者 篇9

妈妈，你的孩子真傻!她是那末可笑地不懂得事!

她不知道路灯和星星的分别。

当我们玩着把小石子当食物的游戏时，她便以为它们真是吃的东西，竟想放进嘴里去。

当我翻开一本书，放在她面前，在她读a，b，c时，她却用手把书页撕了，无端快活地叫起来，你的孩子就是这样做功课的。

当我生气地对她摇头，骂她，说她顽皮时，她却哈哈大笑，以为很有趣。

谁都知道爸爸不在家，但是，如果我在游戏时高声叫一声“爸爸”，她便要高兴地四面张望，以为爸爸真是近在身边。

当我把洗衣人带来()载衣服回去的驴子当做学生，并且警告她说，我是老师，她却无缘无故地乱叫起我哥哥来。

你的孩子要捉月亮。

她是这样的可笑;她把格尼许①唤作琪奴许。

泰戈尔来访中国纪事 篇10

他曾说：“相信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

印度诗人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13年）。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代，泰戈尔及其许多著作都被大量介绍到了中国，曾经影响了我国的几代读者。泰戈尔对中国人民始终怀着友好的感情。1881年，年仅20岁的泰戈尔对英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鸦片并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的罪行给予了严厉谴责。他在《婆罗蒂》杂志发表著名论文《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又译《在中国的死亡贸易》），文中说：“英国坐在亚洲最大文明古国的胸脯上，把病菌似的毒品一点一滴地注入她健全的肌体和灵魂，推着她走向死亡。一方面获取暴利，另一方面损失惨重。如此残忍的强盗行径，真是旷古未闻。”

1916年，泰戈尔在日本发表演讲，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山东的罪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多次发表公开信、谈话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并带头慷慨解囊，发动募捐，尽最大努力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曾无限深情地说：“相信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他还在自任校长的印度国际大学中特设中国学院，专门培养中国留学生。

首次来到中国

1924年3月21日，应中国大学者梁启超、蔡元培之邀，泰戈尔率领由国际大学教授、梵文学者沈莫汉，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现代孟加拉画派大画家南达拉波斯等一行六人组成的访华团，乘船离开加尔各答，开始他的中国之行。

4月12日一大早，徐志摩、瞿菊农、郑振铎等人就会聚上海汇山码头恭候泰戈尔一行。上海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时事新报馆的代表，还有日本驻华新闻记者、旅沪的印度人共约有600人在码头等候。上午11时20分，泰戈尔一行人乘坐的客轮抵达上海。

一踏上中国的领土，这位诗人就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密的兄弟。”

为了让泰戈尔的访问方便，东道主专门指派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深谙英语的徐志摩担任其随行翻译。

4月14日，徐志摩、瞿菊农陪同泰戈尔一行前往杭州。秀丽的湖光水色使他流连忘返，他像孩子一般地欢呼：“美丽的西湖，美丽的杭州，要不是时间关系，我真想在湖边买个小屋住上几天……”

4月15日，泰戈尔在杭州灵隐寺演讲。西泠印社的艺术家们向泰戈尔赠送一枚刻有“泰戈尔”三个字的印章，他为此激动不已。他对随行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说：“在印度，小孩降临后有两件事最为重要，第一要给他取个名字，第二要给他少许饭吃。这样，这个孩子就与社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关系。我的名字译成中文叫泰戈尔，我觉得我的生命是非要与中国人的生命并在一起不可了……”泰戈尔由此又想请中国朋友为他取个中国名字，他向国学大师梁启超提出了这一愿望。

4月18日下午，上海文学研究会等团体一千多名成员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举行正式欢迎会，欢迎泰戈尔一行，泰戈尔即席发表演说。当晚，徐志摩陪同泰戈尔一行乘火车沿津浦线北上。在南京，泰戈尔游览清凉山、莫愁湖等名胜后，向文化界人士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讲。他说：“我此次来到中国，并非是旅行家为瞻仰风景而来；也并非是一个传教士带些什么福音，只不过是求道而来罢了。好像是不敬香者，来对中国文化界敬礼的……我这次来华，就是为了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我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个民族间中断千多年的桥梁；说近一点，我是想得到你们中国青年真挚的同情……让我们大家努力吧，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我们要不怕困难，肩上扛着铲除误解的大锄，口袋里装满新鲜人道的种子，不问天时是阴是晴是雨，清理一方泥土，播下一方生命，同时唱着嘹亮的新歌，鼓舞在黑暗中将要透露的萌芽。”

演讲完毕，泰戈尔与青年学生一起散步聊天。有一位学生问他有多大年纪了，他风趣地回答：“我很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年龄，因为一个人的老少不能用年纪作标准。我的心时刻与你们一样，所以我长久是一个少年。”他还笑着说：“我已经64岁了，但是你们千万别把我当一个老头子看呀！”

4月23日，泰戈尔一行抵达北京。在北京期间，泰戈尔应邀于先农坛讲演。当时的《晨报》是这样写的：“午后2时，即有无数男女学生驱车或步行入坛，络绎不绝，沿途十分拥挤。讲坛设在先农坛内之东坛（即一品茶点社社坛），坛之四周布满听众，有二三千人之多……泰戈尔用英语演说，约历一小时之久，声音十分清晰宏亮，虽在数十步之外仍听之了然……”泰戈尔在京停留期间，曾在北师大等处发表数篇演说，如《中国与世界文明》、《文明与进步》、《真理》等，轰动一时。泰戈尔在各种场合演说的基调是：缅怀中印传统友谊，寻求恢复和加强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同时，他呼吁两国人民共同担当起发扬东方精神文明，反对西方物质文明的使命，向世界传播爱的福音，增强友爱亲善。

中国学者为泰戈尔做寿

5月7日是泰戈尔的64岁寿辰，中国学术界的朋友聚集在北京东单三条协和礼堂为之庆祝，由胡适主持。胡适以大会主席的身份赠给泰戈尔十几幅中国名画和一件名贵瓷器后，他接着用英语说：泰氏是诗哲，并且是革命的诗哲，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很大。今天能够在这里欢迎代表印度的伟大人物，并且恰逢他的生日替他做寿，实在是凑巧极了。接着，梁启超致贺词。他在祝福泰戈尔生日之后，对中国历史和中印关系作了简单的述评。然后他说：“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天竺（古代印度的称呼）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从前印度对中国的称呼），过他64岁的生日。我用极诚恳、极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结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叫‘竺震旦’！”胡适用英语幽默地说：“今天，一方面是祝贺老诗哲64岁生日，一方面是祝贺一个刚生下来不到一天的小孩的生日！”大家哄堂大笑。“谢谢！”泰戈尔握着梁启超的手，庄重地接受了这个名字。后来，西泠印社的金石艺术家，又以不同的字体精心刻制了两方“竺震旦”的印章，赠给泰戈尔。

5月19日，泰戈尔一行在开明戏院（今珠市口民主剧场）高兴地观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洛神》。20日中午，梅兰芳、梁启超等人设宴为泰戈尔饯行。泰戈尔在北京停留之际，曾由徐志摩等陪同专程进故宫访问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并合影留念。后又联系与孙中山会面，因孙中山患病未成。

5月21日，泰戈尔一行在徐志摩等人陪同下到达太原。泰戈尔就在山西推行当时他一直提倡的乡村建设计划，并与山西督军阎锡山等地方官员进行了广泛的商讨，达成了合作协议。但是这一协议后来未能实现。5月25日，泰戈尔在上海作最后一次讲演后，于29日转赴日本。

再次到中国，泪别徐志摩

1928年10月，徐志摩游览欧洲，在回国途中专门停留在印度。泰戈尔对徐志摩访问印度十分高兴。临别时，徐志摩邀请泰戈尔再次访华，泰戈尔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1929年3月下旬，泰戈尔赴美国、日本等地讲学途中抵达上海小住。泰戈尔的这次旅行很不愉快，大概是世事推移之故吧，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发生了全球性的社会思想裂变。泰戈尔一路不倦地宣讲他那博爱、宽恕、和平的主张，却一路受到排斥、讥讽和冷落。当时徐志摩和陆小曼已经生活在一起，由于两人是婚外恋结合，时人非议颇多，而泰戈尔是极少数支持他们婚姻自主的人之一。

这时，从身体到精神都感到疲倦的泰戈尔特别渴望休息。从美、日抵达中国时，他一再嘱咐徐志摩：“这次决不要像上次在北京那样弄得大家都知道，到处去演讲，静悄悄地在家住几天，做一个朋友的私访，大家谈谈家常，亲亲热热的像一家人，越随便越好。”泰戈尔此次短短三天的私人访问，只在徐宅与徐志摩谈诗。他还专门为陆小曼诵了几首新诗。这一次，泰戈尔留给徐志摩夫妇二人两件墨宝，一件是在徐志摩的一本精致的纪念册上用中国毛笔画了一幅笔调粗犷的大半身自画像；另一件是用孟加拉语在纪念册上写了一首小诗：

“路上耽搁樱花谢了/好景白白过去了/但你不要感到不快/（樱花）在这里出现。”

泰戈尔写完，又用孟加拉语朗诵起来，也许是触到了诗人的某根敏感神经吧，徐志摩夫妇发现，诗人是流着泪读完这首诗的。

1929年6月11日，泰戈尔从美国、日本讲学回印度路过上海。徐志摩接到电报，立即邀郁达夫一道前往码头迎接。这次，泰戈尔仅在徐宅逗留了两天。临别之际，老人从手提箱里取出一件用金丝精绣着印度民族风情图案的紫红色丝织长袍，声音颤抖地说：“我老了，恐怕不会再来中国了，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们了。这点小礼物，作个永久纪念吧！”

泰戈尔 篇11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 这是一场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现代化的革命, 它引发了中国的巨大变革, 其影响波及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文学等各个领域。整个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代表新兴阶级的意识形态试图推翻旧的意识形态, 同时与之相呼应的大量文人志士作为改革的先锋, 也迫切需要中国文学从旧体式向新模式转变。他们积极倡导中国新文学的创立, 建立新的诗学价值体系, 从而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一场新“文学革命”应运而生, 而其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就是新诗的出现和发展, 它是新“文学革命”的先锋, 也为其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传统古诗源远流长, 从《诗经》和《楚辞》一直发展到唐诗﹑宋词﹑元曲, 无论从形式和内涵都堪称成熟完美, 一直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宝贵财富。然而, 它也似乎竖立起了一个无法逾越的诗学模式。新的文化形态需要新的表现形式和载体, 旧的文学形式已经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与当时人们, 尤其是与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倡自由和解放, 要求无拘无束地表达自由和民主的思想的呼声格格不入。因而当时新“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们认为, 一场彻底的革命应当首先打破这一文学传统。

中国新诗的创立完全是白手起家, 所以必然需要借鉴国外的诗歌形式。对外国诗歌的翻译和引进同中国自身新体诗的创立和发展在“五四”时期相辅相成, 外国诗歌的翻译反映了中国意识形态革命和诗学变革的迫切需求, 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想要彻底颠覆存在了两千多年的根深蒂固的旧传统和陈腐的文学模式的呼声。因而, 国外翻译诗歌同中国作家自己的尝试和创作共同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创立和发展。

2.徐志摩对泰戈尔诗歌的译介

在当时中国激烈动荡的背景下和对中国新诗的探索炙热的渴望中, 泰戈尔的诗歌被介绍到了中国。在1915年到1925年间, 泰戈尔的散文诗在中国的译介, 远远超过其他外国诗人。自陈独秀首先翻译了《吉檀迦利》中的四首并刊于1915年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2期之后, 越来越多的作家和翻译家表现出介绍和翻译泰戈尔诗歌的极大热情, 进入19世纪20年代, 尤其是伴随着泰戈尔1924访华, 中国掀起了一股“泰戈尔热”。 (王珂2003:129)

徐志摩 (1987-1931) ,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颗璀璨的明星, 作为新月社的创建者和代表人物之一, 他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和创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创作了大量诗文的同时, 他也翻译了一大批种类丰富的外来文学作品, 他所翻译的诗歌被收录在《徐志摩诗全集》和《徐志摩译诗集》里, 其数量几乎占了他所有作品的四分之一。

徐志摩对于泰戈尔的推崇是不遗余力的, 他极富热情地向中国人民介绍这位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作家和他的作品, 在泰戈尔1924年访华期间, 他更是始终亲自陪同并担任翻译, 两人建立了诚挚的友谊。

以下是他翻译的泰戈尔诗歌其中的一首:

谢恩

在骄傲的道上走着的人们, 在他们的足下蹂躏着卑微的生命, 地面上的嫩绿印着他们血染的脚踪;

让他们快活去, 我们并且感谢你天帝的慈恩, 因为他们占领这一天的风光。

但我却感谢我是卑微的共同着连命, 他们忍受着, 负载着权力的力量, 他们掩护着他们的顽面, 在黑暗中吞声的饮泣。

他们一阵阵的抽痛都已跳荡入你的黑夜的隐秘的深沈里, 他们忍受的每一次侮辱归纳在你的伟大的沈默里。

清晨是他们的了。

太阳啊, 升起来照着流血的心开作清晨的鲜花, 也照出骄傲的火炬的夜宴萎成了灰烬。

原诗:

Thanks Giving

Those who walk on the path of pride, crushing the lowly life under their tread, covering the tender green of the earth with their footprints in blood;

Let them rejoice and thank you, God, for the day is theirs.

But I am thankful that my lot lies with the humble who suffer and bear the burden of power, and hide their faces, and stifle their sobs in the dark.

For every throb of their pain has pulsed in the secret depth of Your night, and every insult has been gathered into Your great silence.

And the morrow is theirs.

O Sun, rise upon the bleeding hearts blossoming in flowers of the morning, and the torchlight revelry of pride shrunken to ashes.

这首诗歌翻译于1924年11月, 大概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 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诗的形式, 同时在用词和结构上追求新意, 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追求达到“陌生化”的效果。如诗文的最后一句, 句序几乎未作任何改变。

(2) 创造一些“新”词, 构成译诗中内在的节律感。如“脚踪”, “慈恩”, “顽面”, “饮泣”, “深沈”, “沈默”等, 这些鲜有的词汇在诗文内部相互关联, 特色鲜明。

(3) 在翻译中添加了一些原诗没有的意思。如把“thank you, God”翻译成“感谢你天帝的慈恩”;“hide their faces”译作“掩护着他们的顽面”;通过添加这一批“二字词”使得诗歌内部似乎更加互为呼应。

徐志摩的这种翻译风格体现了对新诗探索的阶段性特色。以胡适﹑刘半农等为代表的初期新诗的重点在于彻底解构传统诗歌的表述形态, 追求“容易懂”和“散文式”的特征。这实际是初期新诗在面对传统汉语诗歌的厚重影响时在潜意识中所作出的一种过度反驳, 一种矫枉过正的破坏性思维, 一种依附于他者只知破坏而鲜顾建设的诗歌构筑方式。梁实秋后来评价:“新诗运动最早的几年, 大家注重的是‘白话’, 不是‘诗, ’大家努力的是如何摆脱旧诗的藩篱, 不是如何建设新诗的根基。” (陈爱中2006:73)

这种趋势发展到新月派得到了回归。新月派诗人对中国新诗的探索更为大胆, 旗帜鲜明, 他们反对“直白如话”的白话诗的表述形态, 而是博采众长, 进行多方面的尝试, 强调诗歌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和韵律感。而徐志摩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当然, 他的翻译中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如, 过于直译以至于有令人费解之处, 比如将“I am thankful that my lot lies with the humble”翻译成“但我却感谢我是卑微的共同着连命”。虽然有些人对于徐志摩的翻译不置可否, 但至少它体现的是一种大胆创新的趋势。而他这种大胆的新诗尝试在其自身的诗歌创作中更是可见一斑。

3.徐志摩自身的诗歌创作

徐志摩是一位多产的诗人, 在他短短34年的人生中, 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 收录在《志摩的诗》 (1925) ﹑《翡冷翠的一夜》 (1927) ﹑《猛虎集》 (1931) 和《云游》 (1932) 等诗集中。

以下是同样创作于1924年的《雪花的快乐》的节选 (凌宇2000:103-104) :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扬, 飞扬, 飞扬,

———啊, 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 消溶, 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这首诗歌中的节律感表现得更为突出, 如“舞”和“处”, “扬”和“香”, “轻”和“襟”, 但这些节律绝对异于中国传统的绝句和律诗;除了这些配合的韵脚外, 诗中也会突然出现跳跃的旋律, 如“-飞扬, 飞扬, 飞扬”和“-消溶, 消溶, 消溶”, 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回应了诗人内心激昂的情思和想象。

徐志摩十分追求新诗的音律美, 这一点在他的其他众多诗歌名篇中随处可见, 也是新月派诗人极力共同推崇的新诗规范之一。总体来看, “诗歌新月不仅仅反驳了初期新诗过于的散漫﹑趋向解构的语言表述, 而且在吸收传统和域外诗歌资源的情况下, 大胆创造, 为现代新诗确立了‘熟悉而又陌生’的语言表述理念” (陈爱中2006:84) 。

4.结语

时代在不断前进, 在“五四”运动这个风起云涌的历史关节点, 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在呼唤彻底的革新, 旧的传统被颠覆, 必然需要建立新的秩序, 这一过程注定不是一蹴而就的, 必然伴随着青涩、彷徨、迷惘、探寻, 也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入和改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前驱们响应时代的呼唤, 勇敢地进行各种积极有益的开拓和尝试, 回应革新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要求。

泰戈尔以及其他外国作家诗歌的翻译已成为目标语文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下交相辉映, 相辅相成, 共同推动中国新诗和中国新文学运动不断向前探索和发展, 并同时深深影响着中国近现代文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王珂.印度诗歌及泰戈尔对我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VOL24 (1) .

[2]凌宇选编.柔情与艳丽——志摩的诗[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