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轮代理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

外轮代理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共7篇）

外轮代理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 篇1

外轮代理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

「案情」

1985年1月11日，香港启通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通公司)向中国广州外轮代理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外代)出具委托书，称“我司经营香港至广州地区海上货运业务，日后本司进入广州地区的一切船只，全权交由贵公司负责代理，请贵公司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给予办理出入境的一切手续及收取合理费用”，广州外代接受了启通公司的委托，双方正式建立船舶代理业务关系，基本做法是由启通公司预付备用金，广州外代代付港口使费等费用，并收取代理费。1986年7月10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就国内经营香港办理中转货运业务达成分工，根据协议，广州外代负责：(1)接受托运，负责向船公司洽商二程船仓位，并签发二程船提单;(2)负责计收全程运费，并直接与船公司进行运费结算，余额汇启通公司，运费争取在一个月内结算完毕，(3)接受委托办理出口报关手续，并收取一定的报关手续费，(4)负责答复专业公司提出的运价咨询工作。(5)缮制出口船舶舱单。启通公司负责：(1)协助外代组织广州地区或附近各地出口到世界各地的货源，(2)安排一程驳船，以便及时装运经香港中转货物，(3)负责一切装船现场业务，包括代货主报关手续，„„(5)运价为三方协议，启通公司应与外代共商与二程船公司的结算方式，方便外代的结汇工作，如有特殊议价货物，应在签发提单前通知外代，以便外代及时收取运费;(6)及时提供出口货箱资料，以便外代缮制出口单证及结算费用。在启通公司与广州外代签订货运代理协议前，1985年5月起，广州外代实际上已经作为启通公司的货运代理履行了货运代理业务。该“协议书”签订后，更加明确了双方货运代理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在实际操作中，广州外代签发 PKT提单(P指外代，KT指启通)，计收运费，广州外代扣除2.5%佣金，余额汇启通公司。这样，在船代关系中，启通公司应向广州外代汇付港口使费，在货代关系中，广州外代应向启通公司汇付运费，形成双向付款的状态。后因启通公司预

付备用金不足，经双方同意，从1988年3月起，由广州外代直接在运费中扣付在船舶代理关系中启通公司所属船舶产生的港口使费，即以“冲抵”的方法解决。在本案货运代理合同下，最后一票货运业务于1991年11月30日签发“预付运费”提单，以后再没有运费发生。1991年3月28日双方就运费对帐后，至1992年5月没有就运费对帐。双方费用最后一次“冲抵”是1992年6月30日，广州外代以1990年12月4日签发的编号为PKT-30329提单项下2，750 美元的运费冲抵启通公司对其的欠款。

1992年6月2日，广州外代以启通公司拖欠费用为由，向本院申请扣押启通公司所属的“启通3号”轮，船舶代理业务中止。6月30日，广州外代向本院起诉，在一审答辩状和二审上诉状中，启通公司均提出尚有部分运费未结清，要求一并清算，但没有提起反诉，法院对启通公司在答辩中提出的运费要求未予审理。在审理该案过程中，一审法院委托广州市花城会计师事务所核查了双方自1986年1月至1992年5月每月的往来帐，经该所针对广州外代的诉讼请求进行专项审计，结果为：广州外代起诉状请求事项中的运费佣金16，718.59美元及重付运费收入665.44美元应予确认。启通公司对广州外代请求中的1992年5月份的船舶使费30，537.42 美元及银行手续费203.20美元予以确认。广州海事法院于1993年10月25 日以(1992)广海法商字第2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启通公司支付广州外代港口使费30，537.42美元、银行手续费203.20美元、运费佣金16，718.59美元及重付运费665.44美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4年4月20日以(1994)粤法经二上字第1号判决维持原判。执行中，启通公司向广州外代支付了49，294.65美元。

原告启通公司于1994年6月1日向广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认为：1984年10月，启通公司与广州外代签订船舶代理协议，广州外代作为启通公司在广州地区的船舶代理，按代理公司的收费标准收取代理费和代付港口费。1986年7月10日，双方签订了一份货运代理“协议书”，该协议约定，广州外代按约定收取2.5 %的佣金，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签发PKT提单(P是外代的英文代码，KT是启通的英文代码)，(2)计收运费。上述两份代理协议涉及两种不同类型的代理业务，船舶代理产生港口费;货运代理产生运费和佣金，广州外代向启通公司支付的运费和启通公司向广州外代支付的港口费，一直是按上述协议约定进行冲抵和结算的。自1984年双方开展业务始，广州外代根据“货运代理协议书”，共签发了3，604份“运费预付”提单，应收海运费为港币23，630，525.34元。广州外代已向启通公司支付运费270次，金额为港币 15，487，151.78元;广州外代在应付给启通公司的运费中扣除部分运费冲抵港口费61次，金额为港币1，403，032.49元。至今，广州外代尚欠启通公司运费港币6，740，432.08元。另一方面，根据船舶代理协议书，广州外代应向启通公司收取港口费的来单共214 份，总金额为2，688，945.90美元。启通公司通过直接汇款支付港口费131次，金额为2，875，480.60美元;广州外代直接从应付启通公司的运费中扣除部分运费冲抵部分港口费61次，金额为180，005.11美元。广州外代尚欠启通公司港口预付金186，529.42美元。自1984年11月1日至1992年6月2日止，广州外代尚欠启通公司运费和港口预付金8，195，230.07港元;另外，启通公司于1994年8月多付给广州外代有关费用共49，294.65美元。请求法院判令广州外代偿付启通公司运费和港口预付金8，195，230.07港元;判令广州外代向启通公司退还多付的费用49，294.65美元;并承担上述款项的利息;赔偿由于广州外代错误申请扣押“启通三号”轮给启通公司造成的经济上及信誉上的损失。

被告广州外代答辩认为： 本案船舶代理合同与货运代理合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合同，应分别处理。船舶代理合同产生的费用纠纷，广州海事法院以(1992)广海法商字第22号判决书作出了判决，该判决二审予以维持，已发生法律效力。启通公司再次起诉无理。1986年7 月双方签订货运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由广州外代“签发提单，计收全程运费，并直接与船公司进行运费结算，余额汇启通公司，运费争取在一个月内结算完毕”。从1986年开始因启通公司一直不按

约定预付港口使费备用金，广州外代长期代启通公司垫付港口使费。1988年下半年开始，根据启通公司指示，广州外代将代收的运费冲抵港口使费，同时，制作运费清单，连同委托收付凭单、冲抵的港口使费清单一并邮寄给启通公司。广州外代代收代付每一笔运费的行为都构成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被告每次代收代付权利都是根据所签发的每一份提单和原告的指示产生的，而每一份提单都是一个运输合同，每一提单运输合同的诉讼时效均分别计算，每份提单的运费也是分别结算的(提单涉及的托运人不同)。对于启通公司所托收的每一笔运费和汇出的运费或冲抵的运费，都是即时清洁的。启通公司收到每笔运费、运费清单和委托收付凭单，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广州外代计收运费是否正确，结算是否正确，其权利是否被侵害。因此，启通公司索赔运费的诉讼时效应按每笔运费的结算分别确定，即以启通公司收到每一提单运费的结算清单时分别起算，而不应从货运代理合同中止时起算，启通公司每次收到运费和有关清单后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数年之后再提出，已超过诉讼时效。

广州外代不存在欠付启通公司数十万美元的事实。启通公司对其主张应承担全部举证责任，但其未提出任何有效证据。启通公司出具广州会计师事务所查帐报告(粤会所查字(94)第160号)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启通公司属境外企业，单证的真实性、相关性、合法性均应以当地法律为准，广州会计师事务所无法核实其单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上述查帐报告未能根据全部原始凭证作出，原始单证欠缺，大部分资料是复印件，而且都是启通公司单方提供的单证，未能准确反映帐目的真实情况。启通公司应向法院提供原始凭证供核对。对于启通公司的帐目真实情况，不仅要审查其公司帐目、原始单证，还要核查启通公司在香港开户银行的全部往来帐目，查证启通公司是否收到该笔运费。因广州外代签发的提单中有一部分根据启通公司的指示计收运费，有一部分由启通公司直接与托运人结算，有一部分由启通公司与二程船公司结算。只有根据当地法律规定进行查帐，才能准确反映帐目情况。因此，请求驳回启通公司的诉讼请求。

「审判」

广州海事法院认为：本案是一宗涉港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启通公司与广州外代没有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规定确定处理本案实体争议的准据法，因合同履行地在中国广州，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启通公司向广州外代出具的委托书，以及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按双方货运代理“协议书”的约定，广州外代应负责计收全程运费，并与船公司结算运费，余额汇启通公司，运费争取在一个月内结算完毕。这说明广州外代负有及时代收运费并向启通公司支付运费余额的义务。

就广州外代代收的运费而言，其显然不是一次产生的，而是随着合同中每票货物托运，装船，签发提单，代收运费，扣除运费佣金，按约定余额退启通公司，每一票货运的代理业务依次分别单独产生，合同履行是不断发生同种类的货运代理关系，而不是连续不断的。货运代理合同没有约定待合同结束时再行结算，而约定运费争取在一个月内结算完毕，根据该约定每笔运费应在广州外代应当收到运费之日起，即从其签发提单之日起逐单在一个月内结清。

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确定时效的起算点应看当事人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本案中一票货运的运费，预付运费则为签发提单前发生。根据合同约定，在广州外代应计收运费的一个月后就应与启通公司结算，将余额汇付给启通公司。如果广州外代未按时将余额汇付启通公司，启通公司就可行使请求权要求广州外代支付代收的运费。此时即为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按照双方业务流程，启通公司未按期收到运费，或收到每笔运费、运

费清单和委托收付运费凭单，就知道结算是否已按期进行或是否正确，权利是否被侵害，此后，启通公司未积极与广州外代结算，向广州外代追讨，表明其开始懈怠行使请求权。

当事人之间要求结算是要求核帐以明确债权债务关系，仅此而已，不能视为明确债权债务关系，更不能视为要求对方履行金钱给付之债，不具有中断时效的效力。由于当事人双方帐目交叉，广州外代根据约定将双方债务进行冲抵。抵销使双方互负的债务按照抵销数额归于消灭，冲抵的效力就在抵销额内，并不能构成同意履行所有债务而将最后一次抵销视为时效中断，已冲抵债权债务即归于消灭，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在(1992)广海法商字第22 号案答辩和该案上诉中，启通公司均提出尚有部分运费未结清，但未以诉的形式提出请求，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不能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在本案中启通公司没有提出时效中断事由，也无证据证明有时效中断的事由，本案也不具有诉讼时效中止和依法需要延长的情形。“协议书”签订前，双方产生的债权债务，已过十二年，诉讼时效已过。“协议书”签订后，双方产生的债权债务，应依照双方在“协议书”中的约定处理。在运费发生的一个月后，广州外代未按约定向启通公司支付运费余额，启通公司就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从此时起算时效。启通公司最后一笔运费的发生时间为1991年11月 30日，请求该笔运费的时效应从1991年12月31日起算，经过两年，于1993年12月31日届满，启通公司于1994年6月1日，向本院起诉请求广州外代支付在1991年11月30日以前发生的运费，显然已过诉讼时效，失去了法律的强制保护，本院对启通公司的运费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港口预付金，自1992年6 月启通公司终止船舶代理合同，广州外代于1992年6月30日向本院起诉请求启通公司偿付拖欠的代理费、港口使费、佣金、手续费及利息，两审均判决启通公司应向广州外代支付港口使费30，537.42美元，这说明船舶代理合同结束时是启通公司尚欠广州外代费用，不存在广州外代欠启通公司港口使费预付金的情形，包括港口使费预

付金在内的整个船舶代理费，两审法院作出了判决，已为既决事项，不可再诉。本案中启通公司再向广州外代请求港口使费预付金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启通公司请求的1994年8月多付费用49，294.65美元，是其为履行(1992)广海法商字第22号判决而支付的款项，在本案中提出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广州外代因与启通公司船舶代理合同纠纷案请求法院对启通公司所属的“启通三号”轮实施扣押，该行为所涉案件已由两审法院审结，广州外代胜诉。故广州外代扣船并无不当，启通公司请求扣船损失无理，不予支持。

广州海事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于1998年9 月18日判决：驳回启通公司对广州外代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原告没有上诉，表示服判。

「评析」

该案争议的焦点是时效问题。正确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顺利审理本案的关键。

在审理过程中，对如何起算本案运费请求权的时效，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合同是长期合同，应将从1986年7月10日合同成立至1992年合同结束间的履行行为作为一个整体。启通公司与广州外代双方签订货运代理和船舶代理协议，是长期合作合同，启通公司应向广州外代支付船舶港口使费、运费佣金，广州外代扣除运费佣金和抵扣港口使费后，余下的运费退还给启通公司。尽管两份合同的性质和内容不同，但双方在两份代理合同的结算上确实存在“预付”、“抵销”、“扣除”和“退余额”的交叉，虽然货运代理协议中约定运费争取在一个月内结算完毕，但双方并没有进行定期结算，存在争议时也没

有核账，双方的债权债务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并反映在双方的往来账上，将双方长期以来的业务往来拆解，以每一次船舶代理或货运代理作为单独的民事法律行为审理或起算诉讼时效，破坏了合同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有违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缺乏理论和法律依据，让原告每成立一笔运费，就追偿一次，不利于长期业务合作，实际操作上也不可行，诉讼时效应从双方实际终止业务时起算。

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合同是长期的，但货运代理合同明确约定“运费争取在一个月内结算完毕。”显然，双方对债权清偿期进行了约定，尽管业务是长期的，但运费是逐单产生并确定的，由于广州外代代理签发的是“预付运费”提单，并且合同约定由广州外代代收运费，那么，当广州外代签发提单时，广州外代就应当向托运人收取运费，因此，提单签发时，启通公司对广州外代的债权就已成立，每签发一份提单就确立一个债权，实际操作中逐单结算简单易行。如果广州外代没有在签发提单后(即其应当收取运费之日)，一个月内结算运费将余额汇给启通公司，其就未按约定清偿期清偿债务，这时，启通公司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就可以行使其权利，诉讼时效应从此时起算，即从清偿期限届满时，也就是签发提单之日的第三十一日起算，在二年的时效期间内，未发生中止和中断时效的法定事由及可延长的情形，诉讼时效就已届满，被告就丧失了胜诉权。

应当明确的是，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确定时效的起算点应先看请求权何时发生，合同的履行是请求权发生的原因，只能作为探究请求权发生时间的根据而已，若直接以合同履行、结束等作为诉讼时效起算点，此显然与民法“权利可行使之时起算诉讼时效”的基本理念不符，并于法无据，难以服人。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是一个极原则的规定。那么如何来确定请求权的可行使之时呢?依民法理论与实务的解释，无清偿期的债权，自债权成立时起算;有清偿期的债权，自期限届满时起算。本案货运代理

合同项下先后发生一次次同种类之债，一次次确定债权并产生请求权，该请求权的时效自应分别起算，因为毕竟债权的确定及请求权可行使的时间不同，决不能因同种类而混淆。

本案所涉运费显然不是一次产生的，而是随着货运代理合同下每票货物托运，装船，签发提单，代收运费，扣除运费佣金，按约定余额退启通公司，争取一个月内结算，从而由每一票货运的代理业务依次分别单独产生，合同履行不是连续不断的，而是不断发生同种类的货运代理关系，各货运代理业务间没有不可分割的牵连，每笔运费应按约分别结清支付，合同并未约定待合同结束时统算，合同的长期性不等于结算的无限推迟，直至合同结束清算才发生金钱给付之债。长期货运代理合同只是当事人间每次货运代理业务一直共同遵循的原则，免却双方就每一货运代理业务分别委托签约之烦恼，此即为航运实务中长期代理合同与航次代理合同之分别。如以同一时间(合同结束时)作为非同时确定之债权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显然于法理不通。

预付运费为签发提单时发生。启通公司请求的运费，均为广州外代代为签发的“预付运费”提单下的运费。合同约定“争取一个月内结算完毕”，虽然“争取”一词不是法律用语，带有或然性，不具有“必须”、“一定”之类的确定性，但不应因此而将“结算完毕”解释为无限期的，或者是将“结算完毕”的期限认为是可有可无的，既然限定于“一个月内”，就应严格遵守，不应予以宽限。根据合同约定，在广州外代应计收运费的一个月后(广州外代是否收到运费在所不问)，若广州外代未与启通公司结算，将余额退启通公司，启通公司就可行使请求权要求广州外代结算并退费，此时即为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按照双方业务流程，启通公司未按期收到运费，或收到每笔运费、运费清单和委托收付运费凭单，就知道结算是否已按期进行或是否正确，权利是否被侵害，过此时，启通公司未积极与广州外代结算，向广州外代追讨，即表明其开始懈怠行使请求权，懈怠持续两年，若无中止，中断事由或可延长情形，其胜诉权消灭，失却法律的强制保护。

双方均为营利性法人，对已发生的债务自有强烈的商业意识，每一票货运实现，运费发生，按合同约定，自知何时可行使请求权。至于时间稍久，业务渐多，双方帐目交叉，不知债的具体数额，为其管理方面的问题，不应视为其不知请求权可行使的理由，因为债权人知其请求权可行使的状态早已形成在先，尔后，由于久日久之，业务积累和交叉，才发生不知帐目的情形。债权人未积极行使权利是双方帐目不清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其懈怠行使权利，终因结帐繁多，帐目混乱，对多年陈债旧帐，剪不断，理还乱，双方难以协调，终于引发诉讼。因该代理业务历时较长，业务繁多，所涉证据量大，举证困难，进入诉讼后，广州海事法院传唤当事人进行九次质证，给法院审理带来很大的不便，该案显示出债权人在业务上的重大疏忽，法律上懈怠的不可宥恕性，正说明了懈怠行使权利的后果，法律上实行时效制度之重要性。时效制度有其重大功能，除稳定法律秩序，作为证据之代用，避免举证困难外，其重要作用还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使长期不行使权利的人丧失其权利，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财产的效用及促进社会经济流转正常进行，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

审理时效问题，不宜在审理之初，就立意查明某一行为以作为时效的起算点，应遵循先初步确立时效起算点，再查时效中断事由，最后确定有效的时效起算点，全案审理才能有序进行，有条不紊。本案审理，经过质证，最终遵循了这一步骤，也注意到一些可能中断时效的事由：

1、要求结算，结算结果可以表明双方对债权债务重新确认自应作为时效中断事由，在长期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会有单方要求结算但未结算的情形，仅仅要求结算，其意就是要求核帐以明确债权债务，仅此而已，不能视为要求对方履行金钱给付之债，不具有中断时效的效力;

2、冲抵，由于当事人双方帐目交叉，有广州外代将双方债务抵销的情形，抵销使双方互负的债务按照抵销数额消灭，抵销的效力就在抵销额内，不能上升到抵销意味同意履行所有债务而将最后一次抵销视为时效中断，重新起算时效。经冲抵的债权债务已归于消灭，不属本案审理范围;

3、启通公司在(1992)广海法商字第22号案中的抗辩和二审上诉中的理由，在(1992)广海法商字第 号案一审答辩和二审上诉中启通公司均提出尚有部分运费未结清，但在一审和上诉中启通公司始终未以诉的形式提出请求。一审庭审中的抗辩和上诉的理由，只不过是一种“观念通知”，告诉法院并不是其欠广州外代的款，仅仅是对广州外代请求的否认，还不能构成“诉”的意思表示，不能产生“提起诉讼”的法律效果。启通公司的抗辩和上诉理由在两审判决中均未得到认可，因而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既不能视为向法院起诉，也不能视为向广州外代提出要求，故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

综上，第一种观点没有从合同出发，忽视合同关于“运费争取在一个月内结算完毕”的约定，没有辨清长期合同与限期结算的意思表示，对长期不断产生的同一种类的债权成立时间认识不足，因而错误地判断原告可行使其债的请求权的时间，以实际终止业务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显属不妥。第二种意见从合同约定出发，依民法理论和法律，合理解释合同，正确认识每笔运费可行使请求权的时间，并据此确定诉讼时效起算点，在查明案件没有时效中断、中止事由或依法需要延长的情形的前提下，认定本案所涉运费已过诉讼时效。以此观点为基础作出的判词着重逻辑推理，条理清楚，切中要害，深入分析，说理透彻，以理服人。尽管该案当事人争论激烈、分歧很大，但本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因此，原告服判息诉。

外轮代理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 篇2

2012年6月, 某建筑公司通过招投标程序, 承包了南京市某开发企业开发的建设工程。同年8月, 建筑公司与王某签订工程转包合同, 约定该工程由王某施工, 王某承担工程中发生的债权债务, 工程工期、结算方式等依照建筑公司与开发公司签订的“大合同”为准, 建筑公司收取工程造价5%作为管理费。

2012年10月, 王某与南京某模板公司签订《建筑材料购销合同》, 约定由王某购买模板公司模板若干。合同载明双方当事人为王某、模板公司, 签订合同时王某未能出具任何委托代理手续, 在合同落款处没有建筑公司加盖公章, 仅有王某个人签字。协议签订后, 模板公司将模板分批送至施工工地交付王某。王某每次收取模板的收据均载明:“收货人:某建筑公司某项目部王某”。工程竣工后, 经结算王某累计拖欠模板公司8万元材料款。2013年11月, 模板公司以建筑公司、王某为被告起诉至南京市玄武法院, 要求建筑公司、王某支付货款8万元。

模板公司要求建筑公司、王某支付货款理由如下:

1.签订合同时, 王某自称代表公司。

2.模板均送至建筑公司的工地, 建筑工地外悬挂该公司名称等信息, 模板公司一直认为建筑公司是模板的买方。

3.尽管建筑公司与王某签订转包协议, 但是模板公司从未得知有该份协议存在, 该份协议对模板公司没有约束力。

4.王某收货的收据均载明:“收货人:某建筑公司某项目部王某”, 应当认定就是建筑公司购买模板。

建筑公司抗辩理由如下:

1.依据建筑公司与王某的转包协议, 王某承担工程中发生的债权债务, 该工程发生的债权债务与公司无关。

2.建筑公司从未授权王某签订任何模板买卖协议, 模板公司与王某的买卖合同未经公司加盖公章, 为得到公司的确认, 建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3.尽管收据载明“收货人:某建筑公司某项目部王某”, 这是王某个人的行为, 公司从未认可。

王某认可模板买卖合同是其与模板公司签订, 也认可拖欠货款8万元的事实, 并表示该份买卖合同是其个人与模板公司签订, 与建筑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支付拖欠货款, 应当由其个人承担, 公司没有任何责任。

法庭审理认定

1.南京市某开发企业开发的建设工程工地的中标单位是建筑公司, 本案涉案模板用于该工地。

2.王某在签收模板的收据中载明“收货人:某建筑公司某项目部王某”, 从而使模板公司有理由与相信其模板卖给了建筑公司。

因此, 王某以建筑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 模板公司有理由相信是建筑公司的行为, 王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判令建筑公司支付8万元货款及利息。

东恒律师分析

依据《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 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 该代理行为有效。”构成表见代理应当满足四个要素:1.代理人没有代理权或者超越代理权限;2.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民事行为;3.第三人要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是有权利进行民事行为;4.相关第三人主观上是善意的且没有过失。

本案中, 争议焦点有3点:1.王某是否构成以建筑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2.模板公司是否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王某有权签订合同。

首先, 可以肯定的是王某没有以建筑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王某与建筑公司签订转包协议, 双方没有其他任何法律关系, 王某与建筑公司自始至终是独立的民事主体。王某没有取得建筑公司的授权, 其本人也认可该合同是其个人与模板公司签订, 与建筑公司无关。合同载明的双方是王某与模板公司, 与建筑公司没有任何关联。虽然, 模板的收货地址在建筑公司工地, 但不足以证明王某是以建筑公司的名义购买模板。因此, 王某没有以建筑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

其次, 合同签订时王某没有出具任何建筑公司的授权手续, 仅仅是载明收货地址为建筑公司的工地, 这一点不足以证明, 王某具备建筑公司的授权。模板公司基本的权限考察都未进行, 变轻易订立合同, 显然其没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王某具备订立合同的权限。

外轮代理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 篇3

江阴丽尔雅针织制衣有限公司(下称丽尔雅公司)为履行其与韩国然宇公司的信用证结算的FOB合同,于2007年1月24日以传真形式向上海风航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下称风航公司)发出订舱通知。该通知单载明:出运货物为棉制针织女式运动套装;托运人为丽尔雅公司;收货人凭韩国工业银行指示;通知人为韩国然宇公司;目的港韩国釜山;运费到付。1月27日,货物装箱后,风航公司安排车辆将三票集装箱服装接运至上港十四区堆场。1月29日,风航公司代丽尔雅公司进行报关,报关单载明货物价值259084.80美元。

1月30日,风航公司给丽尔雅公司签发了抬头为H.O.S.T CO.,LTD 的三票货物提单,均载明托运人为丽尔雅公司;收货人凭韩国工业银行指示;通知人为韩国然宇公司;承运船舶为“天顺”轮;装货港中国上海;目的港韩国釜山;运费到付;WOOIN公司为承运人以及货物唛头等内容。同日,风航公司以自己为托运人将涉案货物交由“天顺”轮运输,并取得了上海振华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代东进运输有限公司签发的三票货物正本提单。三票货物提单载明托运人为风航公司;收货人为WOOIN公司;承运船舶为“天顺”轮;装货港中国上海;目的港韩国釜山;付费到付以及货物唛头等内容。

1月31日,风航公司向丽尔雅收取了订舱费、装船费(THC)、码头操作费、报关费、运输费等共计8495元,并出具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2月5日,丽尔雅公司将上述费用电汇给迈得公司。

因信用证结算失败,三票货物提单被银行退回丽尔雅公司。4月23日,丽尔雅公司向风航公司发函查询货物去向,要求风航公司保全货物,将货物返运。后确认货物被风航公司韩国代理即WOOIN公司电放至美国,风航公司未履行保全货物的承诺,丽尔雅公司没有取得风航公司返运的涉案货物,也未收到然宇公司支付的贸易货款。

丽尔雅公司涉案货物的信用证第47A条中运输条款记载,货物运输由韩国WOOIN公司负责。事后查证,WOOIN公司在我国交通部门没有办理无船承运人登记和提单登记,没有缴纳保证金,属非法经营。为此,丽尔雅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提出诉讼,要求风航公司赔偿货款损失259084.80美元,退税损失28787.20美元,折合人民币2250288元(按起诉时汇率折算),并承担诉讼费用。武汉海事法院审判认定:没有证据证明WOOIN公司系风航公司所选定,风航公司在提单流转过程中也没有存在失误,但风航公司与丽尔雅公司毕竟存在有偿代理法律关系,风航公司未尽善意管理人之义务就有关重要事项对丽尔雅公司进行必要提醒和报告,存在一定过错。因此酌情判令风航公司承担40万元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480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9800元,由丽尔雅公司负担24503元,风航公司负担5297元。

二、原因分析

此案中,WOOIN公司卷走了货物,然宇公司也有合谋的嫌疑。丽尔雅公司收款未成、货物失控,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其接受FOB合同、带有“软条款”的信用证及“影子”承运人的无船承运人提单所造成的风险结果。

1.丽尔雅公司对FOB合同风险认识不够。在FOB术语下,买方办理租船或订舱手续,并支付有关运费或租金。在杂货班轮运输中,在装运港办理此类手续,卖方比买方更为方便。因此,在买方的请求下,卖方可以协助办理此类事项。但即使是卖方协办订舱手续,通常承运人还是买方指定的,因为买方支付运费。承运人对货主而言非常重要,因为他在货物装船后就对货物有直接占有权,即使货主手中握有物权凭证——海运提单,但毕竟货在船上,已经离开了货主的直接控制,货主在拥有货物所有权的同时,却对货物只能拥有间接占有权。因此,当买方指定信誉不好,没实力的承运人,如果出现该承运人自己卷走货物或与买方串通无单放货,则货主就会遭受损失。这种情况下打跨国官司结果往往执行难,对方可能本就是没实力的皮包公司或即使有些财产也早就财产转移甚至申请破产保护了。本案中丽尔雅公司对买方指定的承运人WOOIN公司既不了解也没有调查核实,轻易接受FOB合同,导致货物失控。

2.丽尔雅公司忽视了“软条款”的审查。丽尔雅公司在没有对WOOIN公司作为承运人提出异议的前提下,如果能严格审证,发现信用证中的“软条款”并要求对方改证的话,即使对方拒绝改证,至少货物还在手中。可惜的是,丽尔雅公司没有做到,“软条款”的设置让信用证的银行信用化为乌有,导致了收款落空。

3.丽尔雅公司没有对运输代理行提单的风险足够重视。此案中WOOIN公司作为承运人向丽尔雅公司签发了提单,但由于WOOIN公司并不拥有或掌握运输工具,它只能通过与拥有运输工具的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由他人实际完成运输。因此,WOOIN公司这个承运人只是个契约承运人,或称无船承运人。它以承运人的身份向货主(丽尔雅公司)揽货,接受货主的委托,签发运输代理行提单,简称货代单(House B/L,简称H B/L),实务中称为分单;另一方面,WOOIN公司委托它在装运港的代理——上海分航公司在分单的基础上,以托运人名义向实际承运人(东进运输有限公司)订舱,得到的船东提单(M B/L)在实务中也叫主单。按货代单的操作流程,本案的主单应由装运港货代(风航公司)寄给它在目的港的代理(WOOIN公司),分单则由货主(丽尔雅公司)背书后流转给买方(然宇公司)。正常情况下,然宇公司在支付对价取得分单后,凭分单向WOOIN公司换取主单,然后凭主单在实际承运人(东进运输有限公司)或其代理处换取提货单(D/O)报关提货。由此可见,实际承运人不向货代单的持有人交货,而向持有主单(M B/L)的货代公司交货,所以无船承运人的信誉对货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像信誉差的实际承运人一样,自己卷走货物或和买方串通无单放货。情况更糟的是,如果真的出现这种货物运输欺诈,追究签发货代单的货运公司责任的时候,它显然不像实力雄厚的船东那样有能力负责。为了保障接受货代单的货主的权益,我国规定只有取得无船承运人资格,在交通部进行注册和提单登记并缴纳80万保证金后,货代才能在我国合法开展无船承运人业务,签发H B/L。本案中WOOIN公司在我国属非法经营,提单无效,托运人丽尔雅公司的权益自然得不到法律保障。

三、教训与预防措施

1.争取由我方指定承运人并办理订舱手续。这在C组术语合同中没有问题,CFR、CIF、CPT、CIP合同就应由卖方负责订立运输合同并支付运费。

2.如果出于各种因素考虑选择FOB、FCA价格条件,可采取以下措施自我保护。先要尽量据理力争承运人由我方指定,F组术语买方的义务之一是自付费用订立运输合同,但没有规定运输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承运人必须由买方指定。如果争取不到,承运人还是买方指定了,则必须调查核实承运人的信誉和实力情况,不能因为所谓的运费便宜而答应买方选择自己不了解的承运人。调查的渠道有:

(1)对世界知名的船公司应作为常识知晓。如MSK马斯基海陆、MSC地中海、EMC常荣、CMA达飞、APL美国总统、HANJIN韩国韩进、NYK日本邮船、OOCL东方海外、KLN川崎汽船、ZIM以星、MOL商船三井、HLD赫伯罗特、CSAV北欧亚、YML阳明、HAMBURG SUD汉堡南方、HMM现代商船这些船公司实力雄厚可以放心。(2)中国国际海运网 锦程物流网、班轮公会这些专业网站上有关于海运公司的评价,可供调查用。(3)如果是无船承运人,则必须向交通部核实其是否注册登记。如果无船承运人是菲亚塔(FIATA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成员,则表明它实力雄厚,与国外的代理也有很多合作,可以放心。至于如何辨别承运人是实际承运人还是无船承运人,首先可以向买方询问,要求其提供该承运人的资料或网站。如果该承运人的业务包括兼办货物报关、货物交接、短程拖运,货物转运和分拨、订舱及各种不同运输方式代理,则它就是无船承运人。其次,看提单右上角抬头。船公司提单多是船公司(***shipping line),而货代提单是货代名(**logistic corp, ***forwarder ),如果是菲亚塔成员,则多数会在提单上标注。最后,货代单上往往有for delivery ,pls contact的字样,以便买方联系目的港货代换单。

外轮代理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 篇4

代理合同纠纷案

天津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5）津海法商初字第248-253号

原告天津开发区津海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和平区宜昌道宜昌里2号楼宜昌公寓6楼。

法定代表人赵秋娴，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忠国，天津致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郭全胜，天津开发区津海贸易有限公司职员。

被告北京双卉新华园艺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县延庆农场新华园艺场。

法定代表人刘克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雪峰，北京市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喻学宪，北京双卉新华园艺有限公司职工。

原告天津开发区津海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双卉新华园艺有限公司海运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5年5月16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秀杰独任审理。本院于2005年6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孙忠国、郭全胜，被告委托代理人马雪峰、喻学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4年8月至9月间，原告接受被告委托为被告办理七票货物的海运出口事宜。接受委托后，原告依约办理了陆运、装箱、订舱、报关等服务，并垫付了海运费等相关费用，七票货物共计产生费用人民币92,503元。上述费用被告一直未付。因此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海运等费用92,503元并支付自2004年10月1日至2005年4月30日的利息4,370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在答辩期间未提出答辩，在庭审中辩称，原告起诉与事实不符。2004年8月至9月间，被告共委托原告代理出运5票货物。由于原告的两次过错，导致被告的两票货物耽误了船期，产生了二次出运费用。其中应于2004年8月23日出运的货物不得不改为8月26日出运，9月13日出运的货物不得不采取空运的方式，加重了被告的负担，而且由于货物的迟延运输，还导致被告的日本贸易商至今未向被告结算货款并要求被告赔偿150万日元。被告还认为双方没有签订货运代理合同，对代理费用的支付时间没有约定，因此原告要求支付利息没有依据。请求驳回原告不合理的请求。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在履行货运代理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

2、被告的付款期限。

原、被告对本案争议问题的主要陈述和提供的主要证据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原告称，被告的两票货物未能按时出运，过错均不在原告。其中2004年8月23日的货物是由于被告提供的编码错误导致海关不予放行。9月13日的货物是由于北京至天津陆运段发生交通事故道路被堵，运输车辆未能赶上船期。原告完成了委托并垫付了费用，被告应偿还费用和利息。

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1-

3、2004年8月2日、8月9日、8月16日的海运出口委托书、提单、发票，证明双方委托关系、委托事项及每次产生费用18,435元，共计55,305 元。4、2004年8月23日和8月26日的海运委托书、产装通知、装箱单、提单、函件，证明委托关系、委托事项及两次委托产生的报关费、商检费、陆运费、海运费等共计13,083元。

5、2004年9月6日和9月13日的海运出口委托书、产装通知、装箱单、提单、函件，证明委托关系、委托事项及两次委托产生的费用24,115元。补充证据

1、发票，证明原告已向被告开具了八月份的费用发票，金额为55,305元。补充证据

2、山东亚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行公司）的说明，证明8月23日的货物未能出运是由于货物的商品编码未被海关通过。补充证据

3、运费支付的说明，证明原告已实际代垫了海运费用。

补充证据

4、原告申请法院调取的笔录及情况说明，证明2004年9月12日由于北京延庆地界发生堵车，致使运输车辆未能赶上船期。补充证据

5、案外人黄梅的证言，证明货物两次未能按时出运过错不在原告。

经质证，被告对证据1-3没有异议。对证据4中的委托书、装箱单、提单没有异议，对产装通知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产装通知上写的装箱日2004年8月25日是周日，实际是周三；对被告发给海关的函件真实性有异议，认为没有提供原件且与被告的函件内容有出入。对证据5中涉及9月6日出口货物的证据没有异议；对涉及9月13日出口货物的证据有异议，认为9月13日出口的货物发生过编码问题，而8月23日的货物不存在由于编码问题海关不予放行的问题。对补充证据1、3没有异议，但认为8月26日的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9月13日的陆运费6,820元也明显高于历次运输费用。对补充证据2有异议，认为亚行公司不是报关行，不能证明编码问题。对补充证据4有异议，认为不属于法院调取证据的范围，还认为由于陆运车辆9月12日上午10点30分才到达装箱地北京延庆，导致遇到交通事故，车辆被堵不能按时返回天津港。对补充证据5认为超过举证期限而且原告未提供原件，不予质证。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2、3、5、补充证据1、3、证明了2004年8月2日、8月9日、8月16日、9月6日发生的代理费用，被告没有异议，对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据4委托书、装箱单、提单被告没有异议，对证据效力予以认定；产装通知虽然将装箱日2004年8月25日周三写成周日，鉴于双方已经实际履行，并不影响原告的证据效力；被告发给天津海关的函件，该证据原件并不由原告持有，被告在庭审中确认曾经发给天津海关一个说明编码情况的函件，但被告未提供应由其持有的原件或复印件，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而且该证据与补充证据2亚行公司的说明能够相互印证2004年8月23日货物未出运是由于编码问题，对该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据5能够证明原告支付了2004年9月13日发生陆运费6,820元，但不能证明该费用的合理性。补充证据4属于原告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法院可依其申请调取的证据，该证据与被告庭审中关于9月12日装箱地北京延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堵车的陈述相互印证，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并无过错。补充证据5因超过举证期限被告拒绝质证，对证据效力不予认定。

被告称，2004年8月23日货物未能出运的原因，是原告的车辆出现问题未能赶上船期，不是被告提供的编码有误。9月13日，由于原告的车辆上午10点30分才到达装箱地，导致遇到交通事故车辆被堵耽误了船期，如果原告按约上午8点到达装箱地，就不会遇到交通事故可以顺利装船。另外原告没有亲自完成委托事项，而是全部委托他人办理。原告应对二次出运的费用以及被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1、买卖合同，证明被告与原告之间发生的货运纠纷，是为履行被告与日中通商株式会社的合同。

2、日中通商株式会社发给被告的传真，证明被告未按时出运货物，致使货物的品质下降，日方向被告索赔150万日元。

3、货运发票，证明9月13日的货物通过空运方式运输的费用，还证明原告的过失加重了被告的负担。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货运发票显示的开航日期是2004年9月22日，不能证明9月13日未出运的货物是9月15日空运的。

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2能够证明被告与日中通商株式会社履行买卖合同和日方向被告索赔150万日元，对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对证据3因发票记载的开航日与被告主张开航日不同，对该证据效力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被告于2004年8月至9月间，先后委托原告代理六票货物的海运业务，原告接受委托后自己或委托他人为被告办理了货物的装箱、陆运、订舱、报关、检疫等事项。前三票货物分别于同年8月2日、8月9日、8月16日由“燕京”轮承运，被告确认每次的代理费用金额为人民币18,435元，合计人民币55,305 元。8月22日原告接受被告委托为其代理第四票海运业务，原告委托案外人亚行公司报关时，由于被告提供的商品编码不符合海关要求未能通关，致使被告的货物未按时出运，为此被告向天津海关作了编码情况说明。虽然货物未能出运，原告为被告垫付了陆运费、商验费、报关费4,320元。而后被告要求再次出运，原告将被告货物装至“津腾”V0423E航次，于8月26日出运，原告垫付了海运费、港杂费、报关费、制冷费共计8,603元。9月6日原告又接受被告委托代理第五票海运事宜，发生费用17,295元，被告对该费用予以确认。9月12日，原告接受被告委托代理第六票海运事宜，原告委托案外人天昌船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昌公司）到被告所在地北京延庆进行产地装箱，车辆于当天上午10点30分到达，在从延庆返回天津途中由于延庆地段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长时间被堵，到9月13日上午才到达天津，致使被告的货物未能装船出运。原告为完成本次代理业务垫付报关费、商检费240元、陆运费6,320元。

另查明，被告委托原告代理的海运出口事宜，原告将陆运、装箱工作全部交由案外人天昌公司完成，双方约定的费用标准为按运输次数收费。天昌公司在2004年8月2日至9月6日间每次由天津到北京延庆货物产地收取的路运费（包括冷箱制冷费）4,080元。

本院认为，原、被告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接受委托后自己或委托他人完成了订舱、装箱、陆运、报关、检疫等事项，并垫付了海运费和相关费用。原、被告对2004年8月2日、8月9日、8月16日、9月6日产生的代理费用72,600元并无争议，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本案原、被告争议的主要问题是2004年8月23日和9月13日出运货物时原告是否存在过错。由于原告将部分委托事项交由第三人完成，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条的规定：“原告作为受托人应亲自处理委托事务，未经委托人同意转委托第三人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如果由于第三人的过错给委托人即本案被告造成损失或增加了费用，应当由原告承担责任。根据本院在庭审中查明的事实，2004年8月23日被告的货物未能按时出运是由于被告提供的编码有误海关不予通关，不是原告或第三人的过错所致。2004年9月12日原告的陆运车辆虽于当天上午10点30分到达装箱地点北京延庆，按照正常情况，足以返回天津港，赶上9月13日上午的船期。9月12日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堵车属于意外事件，是原告难以预见的，原告或第三人在代理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被告以原告没有合理预见为由拒绝支付费用，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为完成8月23日和9月12日两票货物的代理事项垫付了海运费、陆运费、港杂费、报关费、商检等费用13,163元，被告应予支付。原告为9月 12日的运输向案外人天昌公司支付的6,320元陆运费，该费用比以往到被告所在地的路运费4,080元高出2,240元。鉴于原告和案外人天昌公司就涉案运输约定按运次收费，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该运次提高费用的合理性，本院对原告多支付的费用不予支持。

本院还认为，原、被告双方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也未约定被告的付款期限，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原告作为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被告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一百零六条第一款，《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双卉新华园艺有限公司向原告天津开发区津海贸易有限公司支付海运代理费用89,843元。

二、被告给付原告上述款项的利息（自2004年10月1日起至2005年4月3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计算）。

上述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

三、上述款项逾期履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3,763元，被告承担3,644元，原告承担119元。鉴于原告已预交为结算方便，由被告在给付原告款项同时一并给付原告，本院不再向原告办理清退。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四份，上诉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并于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人民币3,763元。（帐户：中国农业银行新技术产业园区支行营业部394-9887000390）。逾期，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外轮代理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 篇5

合同纠纷一案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0）皖民四终字第0002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亳州市金王电池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环城南路31号。

法定代表人：王素琴，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庞华萍，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亳州市好蓝多房地产代理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希夷大道3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胜利，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翔，安徽华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亳州市金王电池有限公司（简称金王电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亳州市好蓝多房地产代理销售有限公司（简称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亳民一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金王电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素琴、委托代理人庞华萍，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2003年12月9日，金王电池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亳州市环城南侧（原亳州市齿轮厂）面积为18687.98平方米（28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并领取亳谯国（2003）字第1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04年10月26日，金王电池公司与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签订一份《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实际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属于金王电池公司，位于亳州市谯城区环城南路31号，北临环城南路，南靠第二职业中学，西接齿轮厂家属院，东临二高职水泥道路，占地31.243亩；转让价格850万元；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首付金王电池公司土地转让款260万元，金王电池公司将土地用途变更为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所须开发综合用地后并交给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使用，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再付给金王电池公司400万元，金王电池公司将土地全部交付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使用后，余款190万元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必须在2005年12月30日前付清；金王电池公司负责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手续办理，并承担相关一切费用；金王电池公司负责将变更在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一个月内将工业用地转变为综合用地，并承担相关一切费用，并且在合同签订前将该土地四界指定给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金王电池公司协助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办理开发和需要的所有手续，所需费用由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承担；以上协议有一方违约，违约方支付守约方未支付款5%的违约金，若金王电池公司不能按合同约定期限拆除厂房和附属物及相关手续，每延误一天，罚款一万元，以此类推等内容。合同签订后，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于2005年1月26日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并办理了亳国用（2005）字第00030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该土地使用权证记载的主要内容是：土地使用者为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8687.98平方米（28亩）。金王电池公司在案涉土地使用权办理过户时支付了139788元契税款。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先后分26次支付金王电池公司土地转让款7621400元，其中包括冲抵的6笔借款。2007年1月9日，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向金王电池公司出具一份《证明》，证实剩余878600元土地使用权转让款尚未支付。同年4月，金王电池公司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支付所欠土地使用权转让款878600元和金王电池公司代付的契税139788元，合计1018388元，以及迟延支付转让款的违约金。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提起反诉，请求判令金王电池公司将涉案土地用途变更为开发综合用地并承担相关费用，并支付违约金359万元。

一审另查明：2005年3月16日，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与亳州市房产物业有限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在涉案土地上开发建设“桐馨园”住宅小区，并于2005年4月19日将涉案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亳州市房产物业有限公司名下。亳州市房产物业有限公司取得了亳国用（2005）字第00032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该土地使用权证记载：土地使用者为亳州市房产物业有限公司，土地用途于2006年6月7日由工业用地变更为综合用地、工业生产（用地比例为办公宿舍50%、生产50%）。

一审审理期间，根据金王电池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向亳州市土地市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了调查，调取了该办亳土整办字（2007）18号文件及2007年10月25日亳州市预算外资金现金缴款书。亳土整办字（2007）18号文件载明：亳州市土地市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亳州市房产物业有限公司对案涉土地按商住用地补交出让金差价。亳州市预算外资金现金缴款书载明：亳州市房产物业有限公司已按商住用地补缴案涉土地出让金1118475.6元。一审法院根据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的申请，委托安徽中建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双方当事人争议该宗地的用途由工业用地变为综合用地是否存在差价进行评估。安徽中建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出具（2009）中地（评）字第059号土地估价报告，结论为：土地使用权出让由工业变更为综合（商住）价格总差额地价（土地总面积18687.98平方米）3999200元。金王电池公司对评估报告的质证意见为：“综合用地”与“商业用地”、“住宅用地”是不同的土地用途，本次评估机构将“综合用地”表述为“综合（商住）用地”并由此作出评估报告，不仅超出了委托的范围和目的，而且有悖法律规定。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对该评估报告结论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金王电池公司与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按照合同约定，转让土地的面积为31.243亩，但亳谯国用（2003）字第1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亳国用（2005）字第00030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该宗地面积均为18687.98平方米（28亩）。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反诉主张金王电池公司转让的31.243亩土地，实际只有28亩事实成立。根据合同约定该31.243亩土地总价格850万元，故每亩地单价应为272060元（850万元÷31.243亩=272060元/亩）。本案土地转让价款应以转让的实际面积计算。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登记面积，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应支付金王电池公司土地转让款为7617706元（850万元-272060元/亩×28亩），现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已支付金王电池公司7621400元，超出了应付的土地转让款，故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关于金王电池公司转让土地面积少3.243亩，其可以不支付剩余转让款的理由充分，应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金王电池公司将转让土地用途由工业用地转变为综合用地，并承担相关一切费用，但该约定的费用并未实际发生。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在转让土地上建设的商住楼已销售，其反诉关于金王电池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将其厂房及附属物拆除及未将该宗地的用途变更为综合用地，要求金王电池公司承担359万元违约金的主张，缺乏相关证据证明，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将转让土地由工业用地变为综合用地，由金王电池公司承担相关一切费用，但双方并未约定因转让该宗地所产生的契税由金王电池公司负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的规定，转让该宗地所产生的契税应由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负担，金王电池公司要求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支付139788元契税款的请求应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

1、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金王电池公司所垫付的契税款139788元；

2、驳回金王电池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3、驳回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3965元，由金王电池公司负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1239元，由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负担；评估费16000元，由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负担。

金王电池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1、2004年10月26日金王电池公司与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所签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虽约定土地转让面积31.243亩，但同时又注明详见地形测量图，故应以该宗地过户登记时双方所确认的28亩面积为准。

2、双方约定的转让价为850万元，包括厂房等地面附属物，并未约定按每亩计价转让，一审法院认定每亩地单价为272060元，并无事实根据。

3、经原谯城区公证处（2004）皖亳谯证字第487号公证书公证，双方签章确认的土地及房屋转让协议上明确的转让土地亩数为28亩。过户后的亳国用（2005）字第000307号土地使用权证上载明的面积也为18687.98平方米(28亩)。

4、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与亳州市房产物业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中约定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以28亩土地作为其联合开发房地产的投资，且该协议经公证机关公证。综上，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对转让土地28亩的事实是确认无误的，故请求改判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支付剩余的土地转让款878600元及迟延支付的违约金。

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其在庭审中辩称：

1、金王电池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已经取得亳谯国（2003）字第1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明知转让土地使用权的面积为28亩，却在转让合同中与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约定转让土地面积为31.243亩，说明其有欺诈目的。

2、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购买的是净地，不需要厂房及附属设施。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经庭审举证、质证，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依据亳国用（2005）字第00032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案涉土地使用权用途于2006年6月7日由工业用地变更为综合用地、工业生产（用地比例为办公宿舍50%、生产50%）。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二审当庭表示此变更未缴纳税费。

本案二审期间，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多次调解，但终因双方差距过大，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应否支付金王电池公司剩余的土地转让款878600元及承担迟延支付的违约金。经查，金王电池公司与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约定转让土地使用权的面积为31.243亩，同时又约定详见地形测量图等内容；2005年元月21日，案涉土地使用权过户至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名下，过户后的亳国用（2005）字第000307号土地使用权证上载明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8亩；2005年3月16日，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与亳州市房产物业有限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并将案涉土地使用权过户至亳州市房产物业有限公司名下，过户后的亳国用（2005）字第00032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记载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也为28亩；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先后向金王电池公司支付了7621400元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款，且于2007年1月9日向金王电池公司出具《证明》，证实剩余878600元土地使用权转让款尚未支付。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事实，可以认定，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对转让土地使用权面积实际只有28亩的事实知道并予以认可，故对其关于金王电池公司交付的土地使用权亩数不符合合同约定，其不需支付剩余土地转让款8786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金王电池公司关于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支付剩余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款878600元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关于金王电池公司所主张的违约金，由于好蓝多房产代销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金王电池公司支付土地使用权转让款，故其应按合同约定的未付款部分的5%向金王电池公司承担违约金43930元（878600元×5%）。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亳民一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亳州市好蓝多房地产代理销售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亳州市金王电池有限公司所垫付的契税款139788元；

二、变更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亳民一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驳回亳州市好蓝多房地产代理销售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

三、撤销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亳民一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亳州市金王电池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亳州市好蓝多房地产代理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亳州市金王电池有限公司剩余土地使用权转让款878600元及违约金4393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3983.8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552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评估费16000元，均由亳州市好蓝多房地产代理销售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025.3元，由亳州市好蓝多房地产代理销售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华

代理审判员 汪 军

代理审判员 李家宏

二0一0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夏 琰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代理意见 篇6

尊敬的审判长：

湖北民基律师事务所李铁祥律师通过庭审和质证现就本案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本案原告基于架子工分项工程承包合同以及被告中途解除合同，要求被告给付尚欠的工程款以及预期利润损失，被告以原告搭设脚手架工程进度缓慢进行反诉，要求返还多付的工程款以及赔偿损失。本案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所以本人认为，实际上有两个争议焦点：

1、本案架子工分项工程承包合同是否有效或无效；

2、被告单方面认为脚手架工程进度缓慢就单方面解除合同责令原告退场是否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

一、从庭审过程及双方均认可的事实及提供的证据来看，被告认为架子工分项工程承包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足以得到支持。

1、双方均认可的事实是2014年1月8日双方正式签订《分项工程承包合同（架子工分项工程）》，将巴东县卓越广场商住楼的外脚手架搭拆工程承包给原告。合同约定，包工不包料，原告提供劳务，被告提供钢管、扣件、护网等材料。承包单价15元/平方。到2014年5月4日，被告责令原告退场。原告退场后，被告对原告搭拆脚手架工程的工程款进行单方面算帐，认可原告工程款总计为262431元，到2014年5月29日止分五次付款262431元。

2、从适用法律上看，双方签订的《分项工程承包合同（架子工分项工程）》，系双方

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被告以建筑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进行抗辩，认为本案分包合同违反了“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的规定。本代理人认为，首先，本案是架子工脚手架分包工程，并不属于建筑法调整的范畴。建筑法第二条规定，建筑法调整的范畴，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本案架子工搭拆工程一不是房屋建筑主体及附属设施工程，也不是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并不适用建筑法来调整。其次，禁止分包单位现分包只是行政管理性规定，并非合同法规定的效力性管理规定，合同效力是否有效不能适用行政管理性规定来调整。

二、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脚手架工程进度严重缓慢，严重影响房屋主体工程的施工进度，也不足以证明是系原告违约造成。

从双方的证据来看

原告提供有关的证人作证证明，因被告不能依据合同约定提供钢管扣件材料不及时，数量不足，导致原告方工人无料可做，有时与木工组为争材料发生争论，搭设脚手架进度有时缓慢，原因是被告没有及时供料供足材料，但也没有严重影响主体工程施工进度。

被告提供了多份整改通知单、工程通知单、罚款通知单及证人证言、监理证言，证明脚手架工程进度缓慢。这几份证据的问题在于：①巴东项目部、监理工程师等不是本案的娄事人，也不是架子工分项工程承包合同的相对人；②通知单等除三份送达原告签收外，其他均未送达原告签收，对原告不生效力；③照片没有拍摄日期，且照片内容不能确定就是本案涉及的巴东卓越广场；④对方代理人所作的调查笔录，因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不符合举证要求；⑤巴东项目部出具的证明，一是巴东项目部不是本案当事人也不是合同相对人，二是系单方面制作，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均存在问题；⑥监理工程师的出庭作证时，一未出示身份证，二是拒绝向法庭出示监理工程师资格证和执业证，是否具备以工程监理师身份作证的资格尚存疑问；其次，只证明脚手架进度缓慢，并未确定脚手架缓慢到何种程度，也未确定导致脚手架进度缓慢的责任在原告。⑦巴东项目部与其他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一是巴东项目部不是本案合同相对人，租赁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次也不能证明被告提供钢管扣件的数量以及数量满足脚手架搭设进度的需求。所以，被告出示的证据并不能足以证明脚手架进度缓慢足以影响房屋施工进度的程度，也不能证明脚手架进度缓慢是原告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上述事实的证据来看，被告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三、被告在单方面认为脚手架进度缓慢时直接单方面解除合同责令原告退场，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属于违法解除。

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被告应对自己主动单方面解除合同承担举证责任。依被告的举证看，不足以证明其解除合同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

1、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被告解除合同须证明：原告方脚手架施工进度缓慢；原告是违约方；脚手架施工缓慢严重影响房屋主体施工进度，被告是守约方，依据合同提供了及时而充足的钢管扣件等材料。被告只有证明原告的行为符合上述条件，才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

2、从被告提供的证据来看，①被告没有证明自己是守约方，没有证明自己提供了及时而又充足的钢管扣件；②被告虽然证明脚手架进度缓慢，但没有证明原告是违约方；③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因脚手架进度缓慢严重影响房屋主体工程的建设进度，即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严重违约。

四、原告要求赔偿有《分项工程承包合同》以及工程量表、脚手架照片以及司法会计和评估鉴定报告，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被告的反诉请求只是自己单方面的计算，证据不足。

1、工程量方面：原告提交工程总承包方巴东项目部确认的实际施工脚手架工程量为20173.96平方米，从负一楼至八楼。被告对工程量提出两点异议：①负一楼不是原告做的；②8层原告只做了一部分。但被告对其主张不足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相反，被告出示的反诉证据1月13日工程罚款通知单，对原告施工负一楼提出罚款通知，构成自认负一楼系原告施工。值得一说的是，原告施工脚手架的工程量，巴东项目部认可，那么对于被告，将来也会按此工程量与被告结算，被告没有理由不按此工程量与原告结算。另外被告主张负一楼等同+－0车库以下，被告对此主张应当举证证明，依被告提交证据看，被告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2、预期利润损失。原告提交了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依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原告在签订合同时是可以预见到巴东卓越广场22层楼的施工利润收益的。被告中途在不具备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情况下责令原告退场，损害了原告的预期利润损失，应当予以赔偿。

3、被告在原告退场后单方面计算的工程量和工程款262431元，是被告对原告的认可，现在被告依据自己单方面制作的工程量及工程款要求原告退款22805.3元，一是没有事实依据，二是被告此前认可原告工程款总计为262431元，到2014年5月29日止分五次给付。被告违反诚实守信原则，该反悔不应得到支持。

4被告反诉要求赔偿20%损失，本人认为，合同约定赔偿20%的前提条件是原告自己主动中途退场的情况。本案中是被告主动解除合同责令原告退场，这与合同约定并不符合，赔偿的前提条件并未成就。所以被告反诉要求赔偿，没有依据，不应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由于被告在解除合同时未举证证明自己的解除行为符合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因而就工程款的支付及赔偿预期利润损失的抗辩不能成立，所以原告有权利要求被告给付拖欠的工程款，赔偿预期利润损失。被告反诉请求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因此不能得到支持。

代理人李铁祥律师

2014年8月3日

外轮代理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 篇7

2009年3月, 罗先生陆续找了包括AB置业公司在内的多家二手房中介公司看了某楼盘的好几套房子。某天, AB置业的陈小姐带罗先生看了三四套某楼盘的房子, 罗先生想看看这些房子晚上吵不吵, 当天晚上看房子的时候, 陈小姐要罗先生给她签个字, 说明她带罗先生看过房子了, 她好跟公司交差。罗先生当时也没有多想, 就在中介服务确认书上签下自己名字。

罗先生最终看中了一套房子, 并选择了一家大中介公司购买这套房产。据罗先生介绍, 当时AB置业给的价格是120万元, 最后经这家大中介公司促成交易的价格是114.2万元。

2010年7月中旬, AB置业起诉罗先生, 要求他赔付3.6万元的违约金, 主要证据就是罗先生签名的那份中介服务确认书复印件。

中介服务确认书的第二条第三点显示, “基于AB置业提供相关服务, 在本确认书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 本人保证不会通过第三方与AB置业所介绍之物业业主进行交易, 或者直接与业主私下交易……否则, 本人须向AB置业公司支付人民币36000元作为违约金”。并且有手写的备注:“因本确认书的内容及履行引起争议的, 本人与AB置业均同意, 将争议提请本确认书项下介绍物业所在地法院进行诉讼解决。”

罗先生认为AB置业的确认书明显是“霸王条款”, 按照确认书, “在他们那里看过的房, 如果以后买了的话, 不是要交3%的中介费, 就是要交3%违约金”。这个案件发生争议的实质, 根源并不在于作为买方的罗先生和AB置业签订的所谓“霸王条款”, 而在于:一是业主同时委托了多家中介公司代理其售出物业, 二是买方经纪人可以从买方直接获取佣金收入。

试想, 如果业主只委托一家中介公司放盘, 并且规定:在三个月内只要该物业售出, 该中介公司就能获得合同规定的佣金。如果另外有一个规定:要求买方经纪人 (即本案例中的AB置业, 它为业主寻找到了作为买方的罗先生) 不得从买方那里获得佣金, 只能从卖方经纪人那里分配佣金, 那么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也就是美国、加拿大等国广泛采用的所谓独权代理方式及与之配套的MLS系统的规定。

为什么在本文案例中业主要委托多家公司放盘呢?当然是为了让待售房产的信息更广泛地传播, 从而更快地找到买家。如果按照上述方式只委托一家中介, 是不是就限制了待售房产信息的广泛快速传播呢?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MLS系统 (Multiple Listing Service) , 按照这个系统的规则规定, 业主只能委托一家经纪人放盘, 而这家经纪人必须立即将房源公示到MLS系统上, 使得所有加入了这个系统的经纪人都能看到, 而所有经纪人 (包括卖方经纪人) 都可以去寻找买家, 谁先促成买家和卖家达成交易, 谁就能作为买方经纪人与卖方经纪人分享业主支付给卖方经纪人的佣金, 除此之外买方不必支付佣金。

MLS的核心是独权代理。我们平时所说的独家代理实际上包含了两种有所区别的代理形式:独家代理和独权代理。在美国, 卖方可以选择的代理契约形式主要有独权代理 (Exclusive right to sell listing) 、独家代理 (Exclusive agency listing) 与开放性代理 (Open listing) , 开放性代理也是我国目前最常见的代理形式。

在独权代理形式下, 卖方赋予特定经纪人在特定时期内 (通常为60天或者90天) 寻找买方的专有权。只要房产在独权代理合同所规定的时期内成功售出, 卖方就要向接受委托的经纪人支付全部佣金。不管房产最后由谁出售, 即便是由卖方自己卖出, 与卖方签署了独权代理合同的经纪人都可以获得合同规定的佣金。

在独家代理形式下, 虽然卖方同样不得在独家代理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再委托其他任何经纪人为其寻找买方, 但是卖方可以自己寻找买方并自行售出房产。如果最后房产是由卖方成功售出, 那么卖方将无需向接受委托的经纪人支付报酬。

在开放性代理服务方式下, 卖方可以同时邀请数个经纪人为其代售房产, 卖方将向率先成功售出房产的经纪人支付所有事先约定的佣金报酬。值得注意的是, 在开放性代理服务方式下, 卖方也可以自己寻找有意向的买方并自行出售房产, 如果该房产最后是由卖方自己售出, 那么卖方将无需向经纪人支付佣金报酬。

显然, 在法律规定齐备的情况下, 开放性代理服务方式对经纪人是缺乏吸引力的, 甚至连独家代理方式对经纪人的吸引力都不够。

经纪人没有积极性, 其实就意味着待售房产很难快速售出。由于大多数经纪人都加入了MLS系统, 都会从MLS上获取房源信息并根据自己的情况积极推售这些房源, 所以能够在MLS系统上展示的房源可以很快售出。不过, 要想让待售房产能够利用MLS系统快速成交, 就必须和经纪人签订独权代理合约, 这是MLS的核心规则, 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本文开始所提到的纠纷, 而且也可以避免目前我国房地产经纪行业所发生的大部分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