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赔偿制度（通用10篇）
医院赔偿制度 篇1
医院赔偿制度
第一条因工作失职、不负责任、违反操作规程，致使国家财产损失，根据情节轻重、本人一贯表现，给予批评教育、处分或酌情赔偿。
第二条凡属使用太久以及在抢救病员时损坏之器材，经有关人员证明可免予赔偿，但要填写报损单。
第三条遇有大批财物遗失或霉烂，药品失效、虫蛀时，除及时向院领导汇报外，应检查原因，追究责任。
第四条不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造成医疗仪器物质遗失者按《奖惩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价格投诉制度
第一条我院的收费价格按照省卫生厅《关于加强医疗机构医药费用管理的通知》和《内江市医疗服务价格》统一标准执行。
第二条住院病人费用查询在门诊收费室查询。
第三条病人经过查询对收费情况有异议的：
（一）病人所在科室主任、护士长负责解释，直到病人满意为止。
（二）有收费投诉的由财务科特价管理员接待，由财务科组织护理部、院办、费用产生科室共同协调处理，处理情况直到投诉人满意为止，并做好投诉记录。
接待价格投诉服务制度
一、熟悉价格政策和医疗服务流程。
二、认真对待每一件价格投诉，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
三、接待工作中，做到热心、耐心，认真仔细听取投诉意见，记录投诉内容。
四、接待投诉注意稳定患者情绪，尽快缓和矛盾，做好说服解释工作。
五、对所投诉事件，主动深入了解事实真相，帮助解决困难，促进沟通。
六、对投诉的每一件事都要及时处理，落到实处。
七、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不得随意泄露投诉内容和处理结果（相关科室除外）。
八、对投诉的接待和处理，应及时向分管院长汇报。
医院赔偿制度 篇2
一、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概述
(一) 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研究, 需要先对精神损害正确了解。广义说认为精神损害就是指受害人遭受到侵权行为而在精神上产生痛苦和精神利益减损或丧失。减损具体表现为受害人因遭受人格尊严或者是身体伤害而在心理上产生痛苦, 从而使精神上产生负面情绪;丧失则是指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导致财产方面的利益丧失或者是由于受害人因正常行为维护其自身的人格或财产利益而遭致他人的损害, 导致这些利益受损, 进而对受害人精神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使其在这方面的利益丧失。狭义说则认为精神损害仅仅是个人在精神方面所造成的痛苦, 范围很狭窄, 主体仅仅包含自然人。
广义说比较符合保护受害人权益的内涵。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是不完全一样, 很有必要将这两者区分出来;其次, 若范围局限于自然人, 那么会对法人保护不利, 法人拥有商号、商业秘密等等精神利益, 对于其遭受的损害也应当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二) 精神损害赔偿的特征
1、范围难以确定
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则关系到哪些行为主体的哪些合法权益遭受到损害后能够得到精神损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则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但是该条通过列举的方式, 未能穷尽现实中的人身权利。随着现代权利意识的增强, 人们对于各类权利都有很强的保护意识, 当这些权利遭受到损害进而影响到精神利益, 由于法律未做详细或明确的规定, 从而在实务中会对此有不同的争议甚至操作也不同, 该做法对公民的合法权利和权益保护也不利, 更加不利于法治的完善和统一。
2、赔偿方式难以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既有精神痛苦方面的减损和丧失, 也有精神利益方面减损和丧失, 因为该表现形式具有复杂性、隐蔽性以及非财产性, 在日常实践操作中因其无统一的标准, 因此对于准确确定该损害相对而言比较困难, 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且复杂。
3、赔偿数额难以确定
赔偿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和弥补因侵权人对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失, 通过以物质形式的补偿来最大限度的降低因侵权所造成的损害。但是对于赔偿的数额, 即该赔偿多少, 是难以确定和衡量的, 难以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 受制于不同案件以及不同损害程度和地域范围, 往往相同的案件在不同地区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
二、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新《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规定, “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 致人精神损害的, 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 为受害人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 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三十五条的订立, 对于我国国家佩查功能制度来说, 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历史性的转变, 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确立。但是由于该制度刚刚建立, 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 需要通过慢慢的实践对其进行修改。
综合新《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和第十七条可以发现, 国家赔偿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是对只限于人身自由权、生命权和健康权这三种权利进行赔偿, 而排除了其他人格权的适用, 例如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 显然范围过于狭窄, 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
与民事领域的赔偿相比, 国家赔偿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远小于民事精神损害范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比较广泛, 该司法解释既包含精神性人格权, 也含有物质性人格权。《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赔偿范围是人格权和身份权, 较之于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 该范围也比较大。所以, 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与民事领域中精神损害赔偿不一致, 易对我国法律体系产生不统一和不协调的后果, 给具体司法和执法工作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扰。
此外, 新《国家赔偿法》未就婚姻自由、隐私、继承等权利作出相应规定, 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作为依据。例如在实务中会出现民政局误登记离婚和结婚, 侦查机关违法搜查公民的住宅, 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等等, 这些毫无例外地给受害人造成了精神痛苦以及减损精神利益, 而法律法规未就该利益有详细的规定并对其进行保护, 所以很有必要就国家赔偿中相关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进行完善。
三、完善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想
(一) 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 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由此可以看出, 不仅仅是人身权、财产权受到损害可以获得赔偿, 也应当包括人格尊严等权益等。
1、关于精神性人格权造成的精神损害
精神性人格权是以物质性人格权为基础的, 其主要内容包括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人格尊严权等权益。以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 通过立法机关针对相应的条款作出立法解释, 以此来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是最为理想的选择, 也是急需的选择。随着公权力不断的扩张, 在一些程度和方面干预着私权利, 精神性的人格权很容易因为公权力的影响而受到侵害, 尤其是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侵害更普遍, 除了直接物质损害的侵犯, 还有不同程度的精神侵害。例如未经受害人同意而擅用受害人的肖像, 给受害人造成了精神痛苦;还有婚姻登记机关干涉受害人婚姻自由的权益等等, 这些情形造成的精神损害一般难以获得赔偿。因此, 有必要从精神性人格权出发, 立法机关以立法解释的形式拓宽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
2、关于财产权造成的精神损害
日本学者盐野宏教授认为, 公权力机关的行为不仅给受害人在财产方面造成了损害, 同时这种损害也带有情感上的损害, 如果对其不进行救济则会产生不公平的现象, 那么法律救济的存在就很有必要。国家的行为既可能侵犯受害人的财产权, 也会侵犯到人格权。若侵犯财产权, 必然会使财产遭受损失, 甚至会因财产的损失而引发受害人精神方面的损害和痛苦, 例如国家机关征收具有特定人格意义的物品, 像私人信函等, 这些物品一旦因国家机关侵权行为就容易导致损害, 甚至是灭失, 这对于受害人来说不单单是财产上的损失, 对其精神感情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是一种严重的精神损失, 难以弥补。因此当财物不单只是财物本身, 而是具有或者承载着精神情感, 富含特定的价值, 且当其遭到损害时难以弥补时, 则有必要将其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中。
3、其他权益
新《国家赔偿法》第17条未涵盖到所有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民诉和行诉中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害的所有情况, 例如在诉讼过程中, 违法使用强制措施, 违法地对受害人进行刑讯逼供等等造成的伤害或死亡, 虽然这些已经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 但是对其也应该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因为这些行为不仅给受害人肉体造成了重大的损害, 而且也对受害人的精神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也有必要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 在现实中也很容易受到侵害, 也有很多的案例说明了“受教育权”受侵害给被害人造成了很大的创伤, 例如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案, 到“罗彩霞案”等等, 使受害人的受教育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造成的伤害是难以弥补的。虽然该项权利是宪法规定的权利, 但是其他法律法规未对该权利有任何细化的规定, 通常一旦“受教育权”被侵犯, 难以通过有效的法律途径进行维权, 即使是通过违约方式解决纠纷, 但是完全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受教育权”被侵犯, 往往会表现为精神上的极大痛苦, 若对其不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则难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和保障受害人的合法利益。
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示威和游行权,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等的政治权利, 但是新《国家赔偿法》未将其纳入保护的范围, 现实当中出现的村民状告民政局侵犯其选举权, “彭水诗案”等等, 公民的合法政治权利被国家机关侵犯, 侵权之后可能对受害人的精神方面造成损害, 这些创伤是永久性的。而现行的法律法规, 除宪法之外, 没有对其如何救济有任何的规定, 这无疑是国家赔偿制度中的一个缺陷, 不利于有效的保护受害人的政治权利。所以为了保护公民政治权益, 保障人权, 有必要将政治权利救济纳入国家精神损害赔偿之中。
四、结语
精神损害存在于无形, 但却客观造成了损害, 属于有形。我国精神损害赔偿起步较晚, 因此有必要在现阶段逐步完善该项制度, 不仅是顺应保障人权的需要, 也符合我国的国情, 对我国司法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新《国家赔偿法》写入精神损害国家赔偿制度, 丰富了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权益。这既完善了国家赔偿的制度, 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需要。但精神损害国家赔偿制度较笼统, 赔偿范围较为狭窄, 不利于保障受害人的利益, 这方面亟需完善。
关键词：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人身权法论[M].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204.
医院赔偿不能扣除医保支付 篇3
老林死后，他的妻子和儿子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医院赔偿。2010年4月，福建省医学会鉴定认为，医院在老林血压波动时，用药不当，加剧了病情发展，该病例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承担次要责任。法院认为，患者老林死亡的原因主要在于他本人原本就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并有脑梗塞病史，就诊时已经存在后循环供血不足”，鉴定指出，医院药物使用不当加剧了老林病情发展，和他本身的疾病相结合，最终导致老林死亡的后果。
2010年12月，思明区法院一审判决医院应承担40%的责任，赔偿丧葬费、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2万余元。判决后，医院不服，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医院认为，损害赔偿的原理为“填补原则”，老林没有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就不属于医疗费损害。因此，由医保基金支付的医疗费应当从赔偿中排除。
患者家属代理人、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龚晓洪律师则反驳说，医保待遇是患者的权益，而该权益的取得是以他缴交社会保险费为前提。况且，医保报销是有限额的。因此患者医保报销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造成其利益的减损，医方对于该利益减损当然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这样才符合公平原则。
近日，厦门中院终审维持一审判决。终审法官说，老林作为参保人员才享受医疗保险机构对统筹基金的支付。通常，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无论医疗费是医疗保险机构支付，还是个人支付，人民法院以当事人举证的正式医疗机构的法定发票为认定依据。因此，终审判决认定医院的赔偿不能扣除医保支付的医疗费。
宣判后，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健雄也认为，医疗侵权赔偿责任与医保支付没有冲突，他说，这两者“可以兼得”，这是因为两种请求权的基础不同。黄健雄说，医保投保人是在尽了相应的缴费义务后才享有医保待遇的，医疗机构不能因为投保人享有了医疗社会保障而免责，医保支付部分不能冲抵侵权人的侵权赔偿责任。
学校财产赔偿制度 篇4
学校一切财产均属国有固定资产，爱护公物人人有责，损坏公物必须赔偿。
1、赔偿可分现金、实物两种，也可限期负责装修好。除按实赔偿外，并处以一定量的罚款。
2、赔偿原则上应在三天内一次交清，逾期不交者应从重处理。外来人员损坏公物，应当天交清赔偿款，当天交清有困难的，应以适当的物品作抵押（或由本校师生担保）待处理结束时赎回有关物品。由本校师生损坏者均由本校师生负责赔偿。
3、以实物抵偿或负责修理的，原则上在三天内办好，不得拖延。
4、谁损坏公物由谁赔偿。若无人承担，教室内、各班级负责的责任区（包干区）由班级负责赔偿，一经查清仍由损坏者承担，并视实情，从重处罚。
5、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从重赔偿处罚：
（1）故意破坏或唆使他人者；
（2）屡教屡犯，知错不改者；
（3）有人证物证而拒不承认，态度恶劣者；
（4）知情不报，包庇隐瞒者。
6、公物如属自然损坏或因公损坏，无须赔偿，但应及时回报，由学校派人修理。
7、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学生，视情节和认识态度给予教育批评和适当的处罚。情节严重者给予校纪校规的处分。损坏公物照价赔偿，故意损坏公物的责任人要给予纪律处分。如班级公物损坏找不到责任人，班级要赔偿损失。并记录到班级考核当中。对于维护校园环境成绩突出的学生和能及时帮助学校查找到损坏公物责任人的同学，学校设立单项标兵给予奖励或优先评选“三好学生”等各类先进。对维护校园环境成绩突出的班级，学校给予奖励。
高坝完小
丢失.损坏公物赔偿制度 篇5
为加强学校公共财物的管理，严格实行丢失、损坏公物赔偿制度，提高公物使用率，培养良好的爱惜公物习惯，特作如下规定：
1．校园里所有的校舍和各种设施配备及器具，均属学校公共财物，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丢失和损坏。凡造成丢失、损坏的要照价赔偿。
2．学校调配给各班、各教研组、处室的桌椅及教室、办公室的所有配备，各有关人员必须妥善保管使用，如有丢失和损坏，视其情节照价赔偿或给予原价的1-3倍罚款。
3．严禁学生用尖利物件在桌椅、门板、墙壁上刻划打洞。不准在教室内外用桌椅打闹和用它物的桌椅、黑板、玻璃窗上敲打。如由此而造成的损坏除照价偿外，另外相当于原价1-2倍的罚款。
4．教室里的电教设备、灯具、吊扇、电源插座等零配件应由所在的班级保管使用，严禁个人起动拆出。如有保管不善造成的丢失或损坏，限期由该班自行补充修复。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班级责任。
5．教职员工的办公室，教研室所配备的微机、桌椅、资料柜、书架、饮水机、电话机等物，责任分到相应的教研组、处室负责，谁丢失、损坏由谁负责照价赔偿，并在文明办公室评比时扣分。
6．师生员工在使用教学仪器，办公设备或其它机械器具时，由于使用不当或保管不善而造成的损坏，丢失的，根据实际情况酌情给予赔偿。属于玩忽职守造成的损坏、丢失的，除按价赔偿外，另追究当事人责任并按原价给予1-2倍的罚款。
7．加强公物管理是主管人员的责任，如管理人员对所管的公物保管使用不善，造成公物霉烂变质，丢失损坏的，除照价赔偿外，视其平时的工作态度，根据损失大小，按规定给予适当的处理或罚款。
8．财物损坏赔偿办法：
（1）赔偿可分现金、实物两种，也可限期按原样修复装好。
（2）赔偿现金一般为损坏财物（部件）的成本和物（部件）的维修服务费之和，赔偿标准按本规定第4条执行。
（3）赔偿现金原则上应于当天交付财务处，由财务处出具收据交总务处再作修理。如有困难者，说明原因经主管领导同意可分期或缓期交付，但不得超过半月，逾期不交，应加重处理。以实物赔偿或负责修理的原则上在三天内办好不得拖延。
（4）外来人员损坏公物同样处理，赔偿由其本人负责。若当天赔偿有困难，应以适当物品抵押（或由本校教职工担保）。
（5）谁损坏公物由谁承担赔偿。如暂时无法查出责任人，应有室内集体人员负责赔偿，一经查清，仍由损坏者承担，并视实情从严赔偿。
（6）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从重赔偿处罚，直至纪律处分： ①屡教屡犯，知错不改的；
②有人证、物证拒不承认，态度恶劣的；
③策划、煽动的；
④知情不报，包庇隐瞒的。
仪器丢失损坏报废赔偿制度 篇6
二、教职工借用非教学用的器材，需经学校教导主任批准后才能借出，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周。不论何种仪器，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长期占用。
三、为了保证教学需要，教学仪器一般不予外借。外单位借用，必须经校长室批准，并办理手续，时间不超过一周。
四、凡确认不能修理的仪器，经长期使用后材料老化或精度、效果达不到实验要求的仪器及正常损耗的器材，要按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报学校领导批准后核销。
五、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属正常损坏的仪器，应及时填写损坏报告单；凡属操作错误而损坏的，原则上当事人赔偿。
六、教职工借用的仪器、器材因保管不善或使用不当而遗失或损坏的，要照价赔偿。
七、学生实验中因操作不慎而损坏的仪器应酌情赔偿； 由于嬉弄而损坏的仪器除照价赔偿外，还要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教育处理。
工伤赔偿先行支付制度研究 篇7
一、先行支付制度的基本概念
工伤赔偿先行支付是指在导致个人伤病并认定为工伤的第三人不能或不支付医疗费用时, 或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且不向其工伤职工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时, 由工伤基金先行支付职工有关待遇, 再由社保经办机构向第三人或用人单位追偿的制度。
《社会保险法》41条、42条和《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对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相关规定。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 工伤赔偿先行支付的类型有二:一是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型。二是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型。《暂行办法》第四条至第八条对这两种工伤赔偿先行支付制度, 都有明确的规定。
依《暂行办法》可知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先行支付条件有二:⒈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但此处第三人的范围立法中并没有给予明确。⒉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无法确定第三人。用人单位未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先行支付的条件有三:⒈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⒉发生工伤事故;⒊用人单位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直接效果是用人单位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或者侵权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时, 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 再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用人单位或者第三人追偿。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能够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的救治, 充分享受工伤待遇。
二、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的价值分析
工伤保险制度具有广覆盖、低保障的特点。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基于此特点产生, 充分体现了社会保险制度的人性化和共济性。同时也体现了政府责任, 在用人单位不参加保险又拒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 工伤保险基金有先行支付的义务;因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工伤, 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无法确定第三人的, 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医疗费用。《社会保险法》实施前, 受到工伤伤害的职工工伤待遇要由用人单位承担。而一些用人单位既不履行缴纳工伤保险费的义务, 又有意逃避救助工伤职工的责任, 最终导致工伤职工因经济原因不能得到及时救治而导致伤情恶化, 甚至危及生命。先行支付制度能够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充分享受到工伤待遇, 对维护社会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先行支付制度的实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同时将追偿基金的权利赋予经办机构。相比工伤职工, 经办机构的追偿能力显然要高的多。
三、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的缺陷分析
(一) 经办机构追偿难, 基金安全面临挑战
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 社会保险基金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由《工伤保险条例》可知工伤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工伤保险基金的利息和依法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构成。而工伤保险基金除了支付正常的工伤医疗费用和待遇外, 还需承担没有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用人单位职工的工伤医疗费和相关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已经缴纳工伤保险的职工权利的限制。社保经办机构在基金先行支付后从用人单位手中追偿回基金同样面临很大的挑战。虽然《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详细规定了用人单位不偿还工伤保险待遇的处理措施, 但是整个过程涉及到社保机构、金融机构和社保行政部门, 多方的协调势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而《暂行办法》第六条第二款列举了用人单位不支付相关待遇情形共有四条。第一条是用人单位不复存在, 没有追偿主体;第三条是法院出具了中止执行文书,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即便追偿手段再有效, 也无法发挥效力。仅此两种情况, 就足以导致基金漏洞。长此以往, 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必将引发基金安全问题。
(二) 细则缺位致人社部门消极, 先行支付停滞不前
民间公益组织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调研显示, 在190个不能申请工伤赔偿先行支付的城市中, 其中80个城市以“没有实施细则”拒绝工伤保险先行支付申请。相似的理由还有:“所在省份尚未开始实施” (21个城市) , “未接到上级通知” (64个城市) ……配套的实施细则缺位是各地人社部门消极对待先行支付制度的重要原因。调研人员通过访谈了解到, 细则的缺位, 尤其是财务、审计上配套措施的缺位, 一方面让工作人员对具体情况无法操作, 另一方面也让工作人员的潜在风险增加。例如“用人单位拒不支付”应该怎样证明。如果追偿失败, 在财务上如何核销审计。义联中心黄乐平主任认为, 社保机构对于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制度的认识不足与认同欠缺, 也是导致该制度该制度停滞不前的原因。
(三) 工伤认定是前提, 耽误受伤职工及时治疗
《暂行办法》的第四条和第六条明确工伤认定是工伤赔偿先行支付的前提。工伤认定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用人单位拒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或者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时, 工伤职工又没有足够的钱财就医势必会耽误最佳的救治时间。
四、完善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 明确政府责任保证基金安全
⒈设立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基金专项核算
在工伤保险基金下设专门的先行支付基金, 按照一定比例, 由财政拨款、工伤保险基金、违法单位的赔偿和罚款等构成这部分基金。这样有利于明确先行支付的收入和支出, 避免对原有工伤保险基金的过度利用。既保障基金的安全运作, 又能够最大程度实现基金对未参保工伤劳动者的保障功能。我国宪法规定政府有提供社会保障的义务, 建议各级政府在每年财政预算中按当年工伤保险基金支付金额的一定比例提取资金纳入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基金中, 保障先行支付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⒉细化追偿权限, 落实追缴责任
社保经办机构已依法征缴工伤保险费和及时足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为主要职责, 人力物力财力有限, 不可能将大部分的精力用于追偿。故建议在经办机构增设专门的追偿部门, 并适当放大经办机构的追偿权限。经办机构与劳动监察等相关机构建立联动机制, 节约行政成本和司法成本。
⒊加大基金征缴和惩罚力度
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是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主要原因。对不依法参保的用人单位仅做出数额不大的罚款处置, 起不到震慑作用。因此应在强制性、惩戒性上下功夫。首先建立执法联动机制, 建议将参加社保作为企业注册准入的条件, 设立社保风险抵押金, 将企业注册资金的一定比例冻结在专门的账户中, 用于支付欠缴的社保费用或相关的罚款。其次对不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加大处罚力度, 增强社保征缴的强制性。将罚款的金额和上限大幅提高, 将罚款纳入工伤保险先行支付专项基金。建议引入刑事处罚, 逃避缴费金额较大或拒不参保情节恶劣的用人单位, 其法人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最后引入先行支付处罚机制, 加大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用人单位既要全额赔偿工伤保险待遇, 还要按照先行支付基金数额的一定比例缴纳罚款, 罚款纳入先行支付基金。
(二) 尽快制定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实施细则
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本应成为劳动人民的保护伞, 但因没有配套细则, 停滞不前。所以各地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加快调研, 制定细则, 明确权责, 让基层社保经办机构有章可循。各省人社部可根据已经执行的先行支付案例, 发布指导性意见, 增强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操作性。
(三) 建立绿色通道, 解决工伤认定延缓治疗的问题
工伤认定是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必要前提, 在制度规定上这毋庸置疑, 但在实际操作中, 必然会阻挡一批经济有困难而又亟待救治的人。为了解决工伤认定时间过长, 延缓救治的问题, 我们可以建立绿色通道。通过一定的担保制度使一些亟待救治的人在工伤认定前就能够得到治疗。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信用, 即使最终申请先行支付失败, 或向用人单位或第三人追偿失败, 也可以由担保人承担责任, 这样也不会使工伤保险基金入不敷出。最重要的是绿色通道可以反映我国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情怀。
摘要：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包括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先行支付和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的先行支付。该制度在社保强制性不足的背景下, 存在基金安全、缺乏实施细则、工伤鉴定延缓救治等诸多不足。但因为该制度的有着鲜明的人性化和共济性, 不应懈怠工伤赔偿先行支付制度的实施, 而该通过加强社保强制性, 加大违法成本和强化惩戒措施, 明确实施细则, 建立绿色通道等措施来保证该制度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工伤赔偿,先行支付,以人为本,强制性,缺陷
参考文献
[1]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立法反思[J].中国社会保障, 2011 (09) .
[2]工伤救济先行给付与代位求偿制度探微——兼评《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的得与失[J].现代法学, 2011 (02) .
[3]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制度浅析[J].天津社会保障, 2012 (01) .
医院赔偿制度 篇8
【案情】2013年5月27日晚，韩石（男，26岁）和孙某、朱某等四名朋友在某饭店吃饭时，因服务员把他们这个桌的一个菜和邻桌的一个菜上错了，结果双方发生争吵继而大打出手，啤酒瓶子和盘子都飞舞起来……韩石被一只啤酒瓶砸中头部（前额）而受伤，韩石在孙某和朱某的陪护下来到某医院急诊室就诊。医生诊断韩石的伤为头部外伤，紧接着进行止血、清创等治疗。医生在清创时，韩石疼得直叫唤，在一旁的孙某对医生喊到：“你缝上弄点药包扎上就行了，不要这样复杂，我们也照样给你钱！”韩石也喊：“别弄了，包上就得了！”尽管医生解释不清创或者清创不彻底伤口会感染的，韩石仍然坚持只要缝上弄点药包扎上就行了。医生只好按着韩石的要求将伤口缝了两针后，然后敷了些药便包扎上，随后开了些抗炎的口服药给韩石服用。之后，韩石的伤口感染，在门诊治疗多日不见好转后又到某三甲医院住院治疗。医生诊断韩石的伤为伤口有异物（碎玻璃）未取出导致伤口感染而不愈合，重新手术后将异物取出，住院治疗10天后痊愈出院，花医疗费5100余元。韩石认为，正是第一次去医院治疗外伤时医生没有尽到义务造成的，遂将第一次就诊的医院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医院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7000余元。被告医院提供了原告韩石就诊时的录像，认为自己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点评】这是一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患者到医院就医，医院接受患者的就医，双方即达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在医疗服务合同中，患者有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医疗费用的义务，医院则应当依照于患者的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结合患者的病情开展并完成对患者的诊疗义务。
快递行业酝酿调整赔偿制度 篇9
2009-10-16 09:53 由于快递公司发展良莠不齐，许多快递服务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面临市场鱼龙混杂局面而导致诚信缺失。
自10月1日起，新修订的《邮政法》正式施行，新法对快递业务实行许可准入制度，从资金规模、服务能力、安全保障等方面规定了申请经营快递业务应具备的条件。这些规定意味着快递服务经营主体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而对于以往快递损失索赔难的问题，《邮政法》作了明确规定，损失赔偿的新规定意味着今后将按照民事法律的过错赔偿责任原则进行损失赔偿，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快递物品损失索赔难
通过快递公司邮寄的高档计算机，到达目的地后竟少了主机；精心挑选的生日礼物，签收人却是他人；精美的玻璃相框拿到手中只剩一堆碎玻璃„„当这一系列意外出现时，快递索赔难的问题也就浮出水面。
时隔一年，南昌奥通贸易有限公司的程经理还在为快递运丢了货物却不承担赔偿责任而感到气愤。2008年10月7日，公司接到武汉一家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的订单，对方订购奥迪车用涡轮增压器一台，货物价值5800元。随后，公司员工按照订单地址通过南昌一家小型快递企业将货发往武汉，运费为6元，当时并未对货物进行保价。
原本三天内能送达的货物，却在路上遗失了。当程经理拿着客户订购单和快递托运凭证索赔时，快递企业只同意按照惯例，赔偿不超过运费的20倍。但程经理称，快递人员上门取货时，已验过货物，并给客户出具了出货凭证，这可以证明丢失货物的价值，应当按照实际损失赔偿。
就在双方为赔偿金额争论时，该快递企业却转手了。“现在经营者换了，以前丢失的货物，现在的老板不肯承担，但以前的老板又找不着。”程经理说，自己经常与快递企业打交道，发生货物丢失索赔难的问题也不是头一回，只能自认倒霉了。
“丢了货物的托运人认为，损失多少就该赔多少，但快递公司却称，托运人在托运时签字同意了‘快运条款’，其中有条款约定赔偿限额，未保价只能按运费的3倍来赔偿，因此不能多赔。”江西省消费者协会投诉部王军称，很多快递投诉都因此无法达成调解，但快递物品被丢索赔问题属于快递投诉典型，调解难度大。
索赔明确适用民法规定
由于快递公司发展良莠不齐，许多快递服务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面临市场鱼龙混杂局面而导致诚信缺失。根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目前快递行业被投诉较为普遍的问题有：消费者收到快递被要求先签字再验货；快递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存在争议；快递行业格式条款内容不规范以及快递行业存在转包、加盟等情况。快递行业另一大投诉热点，就是快递被“草签”后被人冒领。
根据新《邮政法》规定“邮政普遍服务业务范围以外的邮件的损失赔偿，适用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江西赣洪律师事务所刘剑律师表示，根据新规，快递企业的邮件损失赔偿纠纷不适用《邮政法》，而应适用《合同法》。
“针对赔偿限额问题，快递企业如果要限制赔偿额，就要在合同中将赔偿事宜明确告知消费者，即保价怎么赔偿，不保价怎么赔偿。”刘律师指出，快递企业在告知消费者赔偿限额及保价等格式条款内容时，必须予以明示。若消费者在没有得到明示时放弃保价、保险，那么快递企业就不能以格式条款来进行限额赔偿，而要负全价赔偿责任。
“除非与客户事先明确约定，否则快递企业对于损失赔偿将远远高于现有赔偿标准。”快递行业的业内人士也纷纷表示，今后要在资费定价、业务规定、保价保险、处理流程等各方面做好准备，在提高邮件处理质量、时限的基础上，做好赔偿调整工作。
“在修订后的《邮政法》公布前，我们在处理消费者投诉快递服务时，往往头痛快递行业无监管部门，快递服务无法律依据等。”王军指出，《邮政法》将快递服务纳入邮政监管范围，也对快递服务企业的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损失赔偿的新规定意味着今后将按照民事法律的过错赔偿责任原则进行损失赔偿，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快递行业重建准入“门槛”
新《邮政法》规范了快递业务，赋予了快递企业法律地位，也重新创建了行业准入“门槛”。《邮政法》第六章规定了快递业务经营许可制度、备案制度、专营制度、信件寄递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终止经营制度、损失赔偿制度等。
近年来，我国快递市场迅速发展，已具有相当规模，竞争格局基本形成。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登记备案的快递企业有5000多家，江西省快递市场也已形成一定规模，共有快递经营单位156家，目前登记备案的已有68家。
但目前156家快递经营单位有多少能达到准入门槛？《邮政法》对申请快递业经营许可的企业作了明确规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经营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营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经营国际快递业务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200万元。”
“原来这个行业没什么门槛，一张桌子、一部电话、一辆自行车就能开个快递公司，修订后的《邮政法》对快递企业准入、从业人员资格等作了明确规定，使快递企业依法经营和政府依法监管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保障。”江西某快递公司的负责人表示，目前，江西多数快递公司属于小规模经营，或者加盟其他品牌，在竞争力上有不足。
他认为，严格的准入机制，严格的服务质量管理制度和完备的业务操作规范，有健全的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这意味着规模较小、小额资本的民营快递企业也将退出市场。或许快递行业将面临重新洗牌，影响目前还无法预测，但快递行业将会有更好的发展。
不具备条件的快递企业有过渡时间
随着新修订的《邮政法》正式施行，快递业务许可准入制度从资金规模、服务能力、安全保障等方面规定了申请经营快递业务应具备的条件，相信这些规定意味着快递服务经营主体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昨日，在贯彻落实新修订《邮政法》座谈会上，江西省邮政管理局局长彭志先指出，新《邮政法》进一步明确了快递市场的准入条件、程序、期限。江西省邮政管理局将全力为申请许可的企业做好服务和依法办理审批工作，快递业务经营许可审批工作将于近期正式开展。但对一些现已经营快递业务，而又不具备基本条件的小快递企业将何去何从？
论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制度 篇10
修改以后的《婚姻法》第一次将离婚救济理念植入离婚制度，但仍存在着明显的缺失。本文就此进行探究，提出拙见。笔者以为：当前需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做进一步的完善，以充分实现该制度保护无过错方利益的功能。首先，需要扩大它的适用范围；其次，适当放宽无过错方举证责任的条件，或者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婚姻法》在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中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可见，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夫妻一方的过错行为导致双方离婚时发生的赔偿，而非仅因离婚造成损害的赔偿，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婚姻过错行为与双方离婚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该条规定还明确了下列问题：第一，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仅限于夫妻中无过错的一方；第二，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必须以离婚为条件；第三，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仅限于上述法定事由。因其他事由导致离婚的，如，一方有婚外性行为并未达到同居程度的，不属赔偿范围。
对现行法的上述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的司法解释
（一）出台之前，学者们提出了许多质疑和修改意见。
第一．有权提起损害赔偿的主体。婚姻法第46条第2款
（三），（四）项中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夫或妻，还包括子女、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员。因此，离婚时过错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不应仅限于夫或妻，还应当允许其他受害人提起，否则，将有悖于民诉法的诉讼主体规则。
第二．请求赔偿的过错情形。现行法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以过错为原则，且限定为四种过错情形，这些不足以涵盖所有对一方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现实生活中，因夫妻一方过错导致离婚的情形是复杂的，建议扩大法定情形范围。
第三．离婚损害赔偿适用的程序范围。婚姻法第46条没有对离婚损害赔偿的程序适用范围做出明确规定。诉讼离婚和协议离婚是我国法律确立的两种解除婚姻关系的方式，无论夫妻选择哪种方式离婚都会产生同等的法律效力。离婚损害赔偿法律责任的承担不应受到婚
姻关系解除方式的影响。因此，离婚损害赔偿既适用于诉讼离婚，也适用于协离第四．损害赔偿的责任方式。要实现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填补损害、遏制违法的功效，确定赔偿范围相当重要，而婚姻法修正案未予明确。无过错方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都应当赔偿。赔偿方式上也不仅限于赔偿损失一种，还可以同时适用其他民事责任方式，如赔礼道歉、停止侵害等。
2001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对离婚损害赔偿的解释，明确了三个问题：第一，损害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害也包括精神损害；第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是配偶中有过错的一方；第三，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原则上必须在提起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也可在离婚后一年内单独提出损害赔偿之诉。相隔两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主要对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解释：登记离婚的，除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明确表示放弃损害赔偿请求的外，可在登记离婚一年内提起该项请求。这两个司法解释基本上解决了学者们对婚姻法第46条的上述疑问和建议，但还有空缺。
由上可见，我国法上的离婚损害赔偿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损害赔偿，它是发生在特定民事主体之间（即夫妻之间）的，基于法定事由，只在提起离婚时或者离婚一年之内才能请求赔偿的一种民事责任。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目的法律设置离婚损害赔偿是要就已造成的财产和非财产损害以物质的形式对受害一方予以补
偿，让受害一方的权利和利益得到救济，因此，不过于强调其对过错方“不忠“行为的道德评判和经济惩罚。夫妻相互忠诚是人类普遍的心理需求，作为心理感受，无疑属于道德管辖的范畴，“婚外情“涉及有思维方式、道德标准及感情因素等问题，内心情感的复杂性为道德的讨论留有巨大的空间，这些尚无法弥补受害方的财产或精神上的损害，公众所需要的不是口头上道德与法律的讨论，而是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对于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包二奶“等问题，在不扩大重婚罪的前提下，以赔偿的方式予以处理，相对来讲，这种对临界状态的处理较为公平和合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婚姻当事人已厌倦了在法庭上对其生活隐私的讨论，而作为处理离婚案件的法官，也同样把注意力转向对死亡婚姻的确认上，不愿过多地去探讨当事人过往婚姻生活中的对与错，因此，部分婚姻当事人倾向于用物质方式弥补相对方的身体、财产和精神上的损失，早日从已死亡的婚姻中解脱出来。《婚姻法》第46条，这标志性的突破意味着在婚姻家庭领域，人们追求和向往的自由、平等、尊重、保障人权的态度和观念已普遍为社会所接受和支持；过去片面强调国家和社会利益、淡化个人观念、权利观念、否认个人利益和权利的数千年义务本位法制传统也得到了扭转和改善。这个制度既补偿了相对方的损失，又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
西方有学者根据不同的离婚理由和离婚目的将离婚区分为良性离婚和非良性离婚，但无论是良性离婚还是非良性离婚，只要给相对方造成损害，我们就应当考虑从制度上给予救济。尤其在非良性离婚的情况下，在婚姻关系是由于一方的重大过错甚至是违法行为而导致破裂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往往忍受巨大痛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从而，离婚损害赔偿就成为随之而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作为一项当事人可供选择的权利救济措施与其他救济措施一起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
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即行为人要承担损害赔偿之责的要件之一是行为人必须要有过错，也就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若缺乏该要件，便使赔偿之责的承担失去了根基。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就意味着对行为人的过错应作为最后的因素和基本的因素来加以考虑，是以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作为确定责任范围、责任形式的依据。婚姻法属于民法的范畴，但是婚姻法在突出自愿、平等这一民事法律的基本特征时，其与普通民事法律相比较还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法律关系中要论是非，要论对错，难度相对来说较大。譬如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作为该种情形的状况都是一致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但是引发该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样的，有可能是配偶一方的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有可能是配偶一方腐朽的多妻婚姻观的作祟；有可能是夫妻关系的长期紧张，配偶一方压抑负荷过重所致等。在这种种的缘由中，孰对？孰错？因此，在适用过错损害赔偿原则时，对过错的认定要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应该从婚姻法的角度来考虑；对于过错的认定，应该以违反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判断依据。
在首肯了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前提下，作为从过错责任原则发展而来的过错推定原则，能否同样适用之？
推定是根据已知的事实推出未知的事实的一种判断方法或者判断过程。过错推定，是指为了保护相对人或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行为人只有在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行为人才可以不承担责任。
过错推定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的最大区别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过错责任原则采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在过错推定原则中，采用的则是举证责任的倒置，即被要求承担责任的人只有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或者存在法律规定的抗辩事由时，才能免责。此时的权
利主张者不需要针对自己所提出的主张承担举证的责任。将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应用于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中是大有裨益，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例如针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主张损害赔偿的，在证据采集上就存在着该现象。“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若想提供证人证言，民众往往受到“清官难断家务事”等传统习俗的制约，不愿染指。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强制证人作证，更没有规定证人不作证的法律责任。因此，在此种情况下，能出庭作证的寥寥无几。而有些权利主张者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证据材料的采集程序不合法及其运用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有些权利主张者甚至于借助公安部门取得证据。通过向110举报，用110所制作的询问笔录作为证据材料向法庭出示。而这一做法，使公安部门事实上承担起捉奸的责任，无形中增加了公安部门的工作负担，增加了公安部门的工作成本。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是利用了国家机构办成了自己的私事。当然，其间也不乏“忠厚”权利主张者对证据材料的提供束手无策。在这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或取得证据的手段不合法不予采用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若能适时地用之以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相类似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因此作为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形态——过错推定原则应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
再者，将过错推定原则确定为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之一，能很好的与离婚立法相衔接。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其间的众多情形同样适用于损害赔偿的情形，这二者是相通的。在婚姻当事人行使离婚请求权时，其同样面临着主张损害赔偿所面临的举证问题。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可以一举两得，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相得益彰。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个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几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
四.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缺失
学者普遍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抚慰、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的功效。但是，无论透过司法实践，还是进行理论的分析，这一制度的缺失都是不容忽视的。司法实践中传来的信息也不令人鼓舞。一者，当事人离婚时提起损害赔偿的案件在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中所占比重很低；二者，即便当事人提出了赔偿请求，最终获得法院支持的比例也很低。中国法学会关于《婚姻法执行中的问题》课题组的调查表明，离婚时的损害赔偿在实践中之所以受到冷落，原告举证困难和可提起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过窄，是该项离婚救济方式适用的两个直接障碍。
不仅如此，实践中反映出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无过错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发生必须以双方离婚为前提的规定，限制了配偶一方对婚姻中的违法行为，基于其作为民事权利主体依法产生的赔偿请求权的行使。这使得许多婚姻当事人不离婚只要求配偶给予损害赔偿的愿望得不到司法支持，也使得受害人在不离婚的情况下，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成为不可能。以潘某诉丈夫刘某故意伤害案件为例。潘某与刘某结婚后，多次遭到刘的殴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严重殴打达27次。1999年1月8日刘再次用战刀、铁棍、铁链、皮带、鞋殴打潘，用手抠潘的眼睛，导致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左眼球结膜下充血，血尿，腰痛，经北京市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为轻伤。2002年7月4日，潘某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自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刘某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同时要求被告人刘某附带赔偿因伤害造成的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等损失。一审法院做出判决，认定被告刘某殴打潘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同时认为，“自诉人潘与被告人刘的离婚案件尚未审理完结，对潘提出的民事赔偿诉求另行做出判决。”
可是，在婚姻法修改之前，这类因家庭暴力导致的刑事案件，法院认定伤害罪成立，对被告人判处刑罚的同时，都一并给予了民事上的赔偿。
就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本身而言，其立法理念是在离婚时关注过错，追究过错方先前的导致离婚的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以使无过错获得精神的慰籍。这确实与中国《婚姻法》（1980年）确立的破绽主义的无过错离婚原则的精神相矛盾。因为，破绽主义的无过错离婚原则注重婚姻破裂的结果而不强调一方或双方的过错，对离婚过错损害赔偿是持否定态度的。尽管有法学专家认为，离婚时的过错损害赔偿实际上是一个财产问题，是侵权法的问题。我们仍然可以坚持无过错离婚，离婚是可以无过错的，但是在财产的问题上有过错还得赔。
这里必须明确的是：第一，离婚损害本身主要是非财产上的损害。从法定四种违法行为侵害的客体和这一制度的功能看，它所针对的主要不是财产的损失（当然对人身的侵害，也会带来受害人财产的损失），而侧重于对无过错方精神痛苦的抚慰。只是赔偿损失这种民事法律责任方式，是通过过错方向无过错方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体现出来的。第二，婚姻关系的确不是侵权行为的“豁免地”，婚姻家庭成员间的违法行为可以依据《民法通则》规定来请求法律保护。但现在无过错方必须在离婚时或者离婚后法定期间内提起损害赔偿要求。就必然使其为了达到对过错方的民事制裁，在离婚诉讼之始，就收集各种证据证明对方过错的存在，难免使离婚双方在法庭上关注和追究一方的“婚姻过错”，从而忽视对婚姻关系实体是否已经死亡的判断，也就难免给中国无过错离婚原则罩上强调“过错”的阴影，客观上不利于个人离婚自由权的行使。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性质，学术界的看法尚不统一。
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它是侵权责任。不过《婚姻法》第46条列举的四种情形各自侵害的客体是什么？却是值得探讨的。对于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这两种情形而言，它们侵害的客体是明确的，是受暴配偶及其他受害家庭成员的健康权或生命权；而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两类违法行为侵害的权利性质则尚不明晰。有台湾学者主张一方的婚外性行为，按照侵犯另一方的名誉权对待。
我国大陆学者倾向于认为它们侵犯了配偶权，但对配偶权的内涵又有不同理解，一是广义配偶权，泛指夫妻间的一切权利，是他们人身权、财产权的集合；二是狭义配偶权，仅指基于配偶身份的确立而产生的权利，它的核心是性权利，就是配偶一方对另一方性的独占权，即每一方既享有对对方性的独占权，又承担着性忠实的义务。
笔者认为，自然人的名誉，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名誉权则是“自然人对其名誉所享有的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它是一个人得到社会合理评价，人格得到社会其他成员尊重的权利，有学者因此将它归为“社会尊重权”之列。
配偶一方与他人重婚或婚外同居只会使自己的社会评价受损，而不会因此损害到对方的名誉。因此，过错方的行为侵害的并非无过错配偶的名誉权。至于配偶权，这一权利概念本身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果从广义上解释配偶权，实在没有提出这一概念之必要；狭义配偶权其内涵又与时代的发展、立法的理念不相符合。至于《婚姻法》第4条关于“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规定虽涉及夫妻忠实问题，但它是倡导性条款，并无强制性，不能据此推出夫妻负有相互忠实的法律义务。
笔者比较倾向于认为，依照《民法通则》第104条，将这两种行为归为侵害对方合法的婚姻家庭权，即婚姻家庭关系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
五．完善我国离婚损害制度的若干建议
2001年，当《婚姻法》修改处于讨论阶段之时，有学者提出了“离因补偿”的概念，并建议用“离因补偿”制度取代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所谓“离因补偿”，是指离婚时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财产，以弥补对方因离婚而遭受的损失。一方支付费用的标准以维持婚姻存续期间的生活水平为参照。这一制度的好处“是请求权人无须负担对他们来说几乎是难以取得的他方有过错的证据责任，只要负责举证离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或遭受了某种损害即可”。
根据台湾学者的解释，离婚之损害有两种，一种是离因损害；另一种是离婚损害。离因损害，“即夫妻之一方之行为是构成离婚原因之侵权行为时，他方可请求因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赔偿。例如，因杀害而侵犯对方之生命、身体或人格，或因重婚、通奸等贞操义务之违反而侵害到对方之配偶权等都属于离因损害。”而离婚损害与离因损害不同，它不具备侵权行为的要件，离婚本身就是“构成损害赔偿之直接原因。”它是离婚本身所生之损害，不限于夫妻一方的过错行为。
按照台湾学者的理解，“离因损害”概念中的“因”，就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原因，即配偶一方的过错行为。它不仅侵害到一方的权利，而且是导致婚姻破裂的原因。因此，用“离因损害”概括导致夫妻离婚的侵权行为是恰当的，这恰恰与大陆《婚姻法》中离婚损害赔偿的含义相吻合。而大陆学者所说的“离因补偿”又与台湾学者所言“离婚损害”的内涵相同。不过，这种损害是客观存在的，非因一方过错行为所致。既然在这种情形下不存在具体的侵权行为，也没有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人，当然无所谓“赔偿”，只是“补偿”的问题。所以，在法律上“离因损害”的后果是赔偿，“离婚损害”的后果是“补偿”。为此，建议吸收两岸学者观点的长处，避其短处，将大陆学者倡导的“离因补偿”改称“离婚补偿”,以便与台湾学者所论述的“离婚损害”相一致，避免不在同一语境下的讨论。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2001年《婚姻法》修改的成果之一。学者对它存废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未来民法典亲属编中是否继续保留这一制度，抑或用“离婚补偿”制度取代它，均需理论的比较与探究作为制度设计和选择的基础。对此，笔者倾向于认为，民法典亲属编在对离婚救济制度设计时，需把因离婚带来的损害和家庭成员间一般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区分开来。前者当属离婚救济制度的内容，这表明离婚虽然不是侵权行为，但它就像吸烟一样，对离婚双方乃至子女都是有害的。法律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前提下，必须采取必要的救济手段，避免或减少破绽主义离婚带来的“贫困女性化”等与离婚公平原则相悖现象的发生。至于后者，即家庭成员间的侵权行为，依照现行《民法通则》或者侵权行为法的一般原则来获得的权利救济。因为，如果对婚姻家庭内部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需以离婚为代价，那么，在婚姻家庭法中就强化了婚姻是侵权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豁免地”，从而陷入传统的“法不入家门”的“公”、“私”领域有别的巢穴。
当前，需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做进一步的“完善”，以充分实现该制度保护无过错方利益的功能。首先，需要扩大它的适用范围，增加如下情形作为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的理由：1，他人发生婚外性行为未达到同居程度的；2，使他方欺诈性抚养子女的；3，因犯强奸罪被判入狱的。即便增加上述情形，也难免有疏漏，故从立法技术上考虑，还需在具体情形之
后设一个兜底条款：“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情形”。
其次，适当放宽无过错方举证责任的条件，或者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因为，绝大多数婚姻过错行为发生时多处在隐秘状态，很难有第三人在场，无过错的配偶一方更是不知情。离婚时，当无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诉求时，按照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无过错方要承担全部举证责任，而他们往往难以收集到充分确凿的证据。因此，需从证据规则入手，针对具体情况，作一些变通规定。例如，当无过错方收集的证据表明对方有过错，但尚不充分时，可以考虑举证责任倒置。
总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2001年《婚姻法》修改的成果之一，但仍存在着缺失。目前需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做进一步完善，一方面需要扩大它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需要适当放宽无过错方举证责任的条件或者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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