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损害赔偿制度

保险损害赔偿制度（精选9篇）

保险损害赔偿制度 篇1

一、前言

早在19世纪末, 美国就开始研究如何能够防范银行挤兑等银行问题发生的方法, 于是就出现了银行存款保险的概念。随着金融业的发展, 存款保险制度也在不断完善, 它被认为是一个能够有效应对银行挤兑等银行问题的措施, 全球有111个国家都建立了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中国没有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但实际上是存在一个隐性存款保险制度的, 即国家虽然没有对存款保险做出一个明确的制度安排, 但实际上在银行发生问题时, 政府会采取某些措施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 并且对问题银行进行救助, 防止其破产。但是这样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却存在很多弊端, 并不适用于我国现在的金融市场。因此建立我国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是很重要的, 也是实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前提。

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实行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金融的改革与开放, 我国经济不断发展, 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隐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弊端逐渐显露。在现今我国的经济情况下, 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更加适合我国国情。

1.有利于我国金融与国际接轨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 金融开放和金融改革的程度越来越深化, 我国经济也越来越与国际接轨, 外国的银行纷纷进入中国。而这些进入我国的外资银行的所属国几乎全部采用显性存款保险制度。

一旦发生在华外资银行破产的情况, 如何赔偿存款者的损失就可能会产生争议, 这是我国金融与国际金融没有完全接轨所导致的情况。因此, 为了更好地与国际金融接轨, 进一步发展我国经济, 建立我国的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是必要的。

2.有利于保护存款者的利益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居民的存款及储蓄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而且居民储蓄率很高。因此一旦银行发生问题, 对于大部分存款者来说影响是巨大的, 甚至将影响正常生活。而建立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 不仅可以由存款保险机构来对银行进行监督, 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 也可以在银行发生问题时, 对存款者进行合理的赔偿, 防止挤兑的发生, 从而保护存款者的利益。

3.有利于完善银行的退出机制

在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下, 对于危机的处理都是事发后临时决定的, 随意性强, 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度可遵循, 效率低下。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后, 问题银行将不再由政府来买单, 而是遵循统一的标准由存款保险机构对其债权债务进行处理, 达到破产条件的银行也将被淘汰出金融市场。因此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能够完善我国银行市场退出机制, 维护金融体系的健康与安全。

4.有利于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

在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下, 存款者认为银行的一切行为都会由政府来买单, 即使银行破产了, 存款者的利益也不会受到损失, 因此存款者便不会关注银行是否从事高风险的金融活动, 而是只关心存款利率的高低;而对于银行来说, 为了能够吸收到更多的存款, 很有可能不顾风险而提高利率, 因为即使最终银行经营不善导致了破产, 也会由政府来替银行进行赔偿。而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机构可以通过对银行日常的经营进行检查, 审核银行的财务报表等方式, 强行要求银行按时进行信息披露, 从而起到监督银行, 减少其道德风险的作用。

5.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在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下, 银行出现危机时, 就会由政府出面解决问题, 政府或者拨巨款给银行, 使其度过危机;或者银行宣布破产或重组, 存款者的一切损失由政府来承担。这样的做法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 也影响了财政政策的独立性, 并且也将损失间接的转嫁给了纳税人。建立了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时, 一旦银行产生危机, 存款保险机构将根据明确的制度规定来处理银行的问题。而存款保险机构的赔偿费用来自于银行所缴纳的保险费, 即银行为自己的经营不善负责, 从而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

三、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赔偿模式选择

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使得存款者对自己存款的安全性有信心, 因此将大大减少挤兑情况的发生, 从而起到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的作用。然而, 选择怎样的赔偿模式能够即达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目的又能让参与存款保险的各方利益最大化, 在参与存款保险制度的各方中, 存款保险机构和银行是主要参与人, 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 如果存款保险制度采取银行自愿参保的模式, 则那些经营良好的银行破产的可能性很小, 即使它们不参加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者也不认为它们会倒闭, 因此无论这些经营良好的银行是否参加存款保险制度, 都不会改变存款者是否将钱存入其中的想法。而参加存款保险制度对于银行来说将增加一笔成本费用, 且在短期内银行没有明显收益, 故经营良好的银行就不会参加存款保险制度, 这样就变成参加存款保险制度的银行都是那些经营不善, 很可能倒闭的问题银行, 这样的存款保险制度并没有起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目的。因此, 根据我国国情, 存款保险制度应当强制所有银行全部参加。

限额赔偿模式对于银行来说, 征收的保费相对较少, 这意味着银行参与存款保险制度的成本将减少;而对于存款保险机构而言, 限额赔偿模式减轻了其收支的压力, 当银行破产时, 它不需要对该银行的全部存款进行赔偿, 只需要对规定限额内的存款赔偿, 这对于存款保险机构的经营压力也减轻了许多。以我国目前的国情, 制定一个合理的赔偿限额, 既能够保证大多数存款者存款的安全, 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又能够减少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经营的压力, 因此限额赔偿模式更适合我国目前情况。

全额赔偿模式之所以不如限额赔偿模式适合我国, 是因为我国有着传统的储蓄倾向, 我国居民的存款储蓄额及储蓄率在国际上都位于前列, 因此一旦银行破产, 我国存款保险机构要赔偿的金额与国外相比起来要多很多, 这导致存款保险机构的收支负担加大。而且对于银行来说, 实行全额存款保险制度意味着要交的保费更加高额, 因此银行也不愿参与全额赔偿的模式。全额赔偿模式的作用在于稳定存款者对银行的信心, 最大限度防止挤兑的产生, 从而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因此, 全额赔偿模式更适合在金融体系受到冲击时作为临时性举措采用, 就如日本也是在度过泡沫经济破灭带来的冲击后, 就将全额赔偿模式恢复至限额赔偿模式。因此以我国目前金融体系的情况来看, 并不需要实行全额赔偿模式。

四、结论

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已不再适合我国的国情, 经过多年的研究, 我国即将推出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合适的存款保险制度不仅可以保护存款者的利益, 使得经营良好的银行免受破产银行影响发生挤兑, 从而起到维护银行体系稳定的作用;还有助于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的建立, 规范各个机构的责任, 健全我国的金融安全网。虽然存款保险制度对于银行体系有很多好处, 但也不可过度依赖, 存款保险制度也并非是万能的。如果存款保险制度设计不当, 也有可能引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 同样会造成银行体系的动荡。因此在我国制定存款保险制度时也不应完全复制外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模式, 而是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确定。

摘要：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的逐渐加深, 建立我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已变得尤为重要。本文从不同方面来阐述我国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并结合我国国情, 采用博弈论的方法选择出最适合我国国情的赔偿模式是限额赔偿模式。

参考文献

[1]谢雪燕.存款保险制度下的道德风险及对策——借鉴美国的经验[J].国际经济合作, 2013, (2) :76~79.

[2]李雅楠.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构建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 2012. (4) .

[3]张前荣.借鉴国际经验构建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J].宏观经济管理, 2014, (4) :46~48.

[4]郭永平.美国存款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J].时代金融, 2014, (3) :24~25.

[5]杨珅.我国商业银行存款保险制度问题研究[J].国际金融, 2013, 1.

保险损害赔偿制度 篇2

申请人：朱晓伟，男，1977年4月3日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广善街1号403房。

申请事项：请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州市白云支公司按照机动车辆保险单的约定向申请人支付车辆损失险与第三者责任险。事实与理由：

2001年1月29日18时10分，申请人朱晓伟驾驶粤A4K473号小客车沿着107线由北往南方向行驶，行至107线2289KM+800M时，碰刮同向行驶由右侧主车道变线至中间主车道由梁炬清驾驶的粤AA9636号大货车，随即造成车辆及花基损坏，大货车上的乘车人梁汝宏，梁金华受伤的交通事故。清远市公安局交通警支察队作出责任认定：

一、申请人朱晓伟驾车超速行驶，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一）项规定，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二、梁炬清驾车变更车道时未注意安全及让行，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条一款规定，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三、乘车人梁汝宏，梁金华不负事故责任。事后，申请人向清远市公安局交通警支察队提出重新认定责任的申请，清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维持了首次认定的结果。申请人为此支出的事故修理费等相关费用近九万元，为伤者垫付了十二万元的医疗费。事故发生后，申请人向贵司提出车辆损失与第三者责任保险理赔请求，贵司受理并且作出了车辆零部件询1

报价单，贵司告知申请人，申请人应该首先处理与伤者的医疗赔偿纠纷，申请人取得申请人与伤者的调解书或法院的判决书后，贵司会一并对车辆损失与第三者责任险进行理赔。

贵司的工作人员并强调：一起交通事故针对一张保单的多项理赔事项只进行一次理赔，多个理赔项目一并处理。

伤者梁汝宏，梁金华直到2007年10月才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分别判决申请人承担梁汝宏285726元，并对总额为419608元承担连带责任；承担梁金华8498元，并对总额为12127元承担连带责任。随后申请人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2月13日作出如下判决，申请人承担梁汝宏254212元，并对总额为374588元承担连带责任；承担梁金华8128元，并对总额为11611元承担连带责任。

在诉讼期间，申请人还到了贵司位于德政路的营业场所进行理赔，贵司的工作人员再次告知申请人等待此案审结后再对车辆损失与第三者责任险进行理赔。申请人认为目前此案已经结案，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贵司要求的理赔条件，烦请贵司审核申请人所提交的附件，尽快对申请人作出理赔。

此致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州市白云支公司

申请人：

二OO九年三月九日

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两份；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动车辆保险单；

保险损害赔偿制度 篇3

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 经济的货币化、金融化、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中国已有一些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导致挤兑而被中国人民银行宣布破产和关闭, 如1998年的海南发展银行, 2001年浙江台州的泰隆城市信用社, 2004年青海省格尔木市的昆仑等八家农村信用社。银行挤兑不仅会严重影响本国经济的正常运转, 还可能引起多米诺反应, 导致一连串的银行倒闭, 最终引发金融危机。1929—1933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 都由银行挤兑而起。

产生银行挤兑风险的原因有很多, 理论上认为, 主要来自于银行的流动性转换功能以及信息不对称。根据Diamond (1983) 的金融中介理论, 银行的特殊性在于它的把流动性强的负债转换成流动性差的资产的流动性转换功能, 但正是这种转换使得银行很容易遭受流动性风险。与各类存款有着很高的流动性相比, 银行贷款的流动性要差得多。银行将低流动性的资产和高流动性的负债集于一身, 造成了资产负债流动性的不对称, 这种不对称使得银行容易产生流动性危机, 引发银行挤兑造成银行危机。同时, 银行系统中还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一方面, 银行和贷款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 可能造成贷款无法正常收回, 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 产生经营风险。另一方面, 银行和存款者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作为银行自身有投资于高风险项目的倾向, 而存款者却不可能充分了解银行的经营状况, 不能确定自己存款的安全性。所以, 当一家或几家银行出现支付危机时, 由于信息不完全, 存款者会发生挤兑, 因为尽早排队提款对单个存款人而言是占优纳什均衡, 这样使得原本经营稳健的银行也出现挤兑风潮, 导致金融市场的瘫痪, 形成银行危机。关于银行挤兑或恐慌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是与实体经济无关的随机事件导致的纯恐慌性银行挤兑;二是对银行经营状况的悲观预期导致的基础性银行挤兑。Diamond和Dibvig在1983年提出纯恐慌性银行挤兑模型。Jacklin和Bhattacharya在1988年提出基础性银行挤兑模型。总之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银行挤兑作为一种均衡的状态就会出现。

而存款保险制度在防止银行挤兑方面是十分有效的。Diamond和Dybvig (1983) [1]年提出的银行挤兑模型, 首次为存款保险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Gibbons (1992) [2]指出银行挤兑类似于囚徒困境, 存款保险制度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预期, 从而避免银行发生挤兑。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与暂停兑付相比存款保险制度可以完全阻止和消除银行挤兑均衡的出现, 不会降低银行提供流动性的功能。Bhattacharya、Boot和Thakor (1998) [3]也认为, 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优于暂停兑现, 不仅能防止基础性银行挤兑, 消除需要流动性和获得不利信息的存款人之间提款的随即性, 而且能防止纯恐慌性挤兑均衡发生。Diamond、Dybvig (1983) [1]认为与最后贷款人相比, 存款保险制度具有强可信性并能减少逆向选择发生。在技术是无风险的前提下, 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贴现窗口能提供类似存款保险的服务, 但是在技术有风险的情况下, 最后贷款人就没那么可信, 还可能激励银行涉足更多的风险。而存款保险构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 在银行失败时可以对其所有者、董事会和经营者给予惩罚。

1. 中国存款保险制度保险范围、保险对象、保险额度的模型构造

存款保险制度最早是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正式建立起来的。产生的直接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此后, 从20世纪60年代起,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 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3的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中国也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但一切还只是在准备阶段。由于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 (被某些学者称为隐性存款保险制度) , 金融业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 所以国内学术界对存款保险制度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钱小安 (2004) [5]、王永利 (2005) [6]、龚秀国 (2005) [7]等都认为, 设计并出台合理的存款保险制度在中国已经迫在眉睫。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今年8月2日表示,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国正在积极考虑筹建存款保险公司。目前, 由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牵头, 相关部委参加的存款保险制度工作小组正在进行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设计工作, 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在进行存款保险条例的立法工作。然而实践表明, 设计不好的存款保险制度不仅不能有效的规避银行挤兑风险, 而且可能会带来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委托代理等一系列问题。在存款保险的制度设计中, 保险范围、保险对象、保险额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对这三个方面, 一般的文献都是定性的描述, 本文试图结合中国银行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建立一个模型对中国未来的存款保险制度下的保险范围、保险对象、保险额度进行定量分析, 提出一个整体的计算思路。

2. 模型假设

主次目标假设。保护中小存款者的利益是存款保险制度的一个目标, 但中国目前在转型过程中, 银行对经济体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 相对于银行的安全, 存款人的利益应该处于一种次重要的位置。所以对于中国而言, 存款保险制度应在首先保障银行利益的基础上, 再保障存款人的利益。

本模型用到的其他假设如下:

(1) 考虑某单个银行i, 假定在未实行存款保险制度下, 该银行的负债行为和投资行为间隔离散, 银行的预期收益为零时挤兑发生。 (2) 无风险利率r0。存款人在期初将Di单位的存款存入银行, 所要求的利率水平为ri。银行在吸收Di单位的存款后将其全部用于放贷, 贷款利率为rLi。 (3) 银行对贷款监管的努力水平为mi∈ (0, 1) , 为此银行需要付出的监管成本为V (mi) =Dimβi, 其中V′ (mi) >0, V″ (mi) >0。 (4) 银行对贷款利率rLi实行风险加成定价和成本加成定价:rLi=-Alog (pi) +Bmiβi。其中, A为风险加成系数, B为成本加成系数。根据实际情况, 进一步假定即随着贷款人使用贷款经营项目成功的概率的降低, 银行收取的利息增加, 同时增加的幅度越来越大, 同时随着监管水平的提高, 银行的利息收入增加, 且增加的越来越快。贷款人使用贷款经营项目, 成功的概率为pi。这里简单的设为二项分布, 复杂一些可以假设贷款人投资经营项目的收益服从某种连续分布。 (5) 假设银行在监管缺位且借款人的投资项目彻底失败时, 银行贷款收回为0, 此时存款者发生挤兑, 导致银行倒闭;而如果银行选择了一定的监管水平以至在借款人的投资失败前能及时发现借款人不能清偿贷款从而对借款人项目进行清算, 则仍能获得一部分清算剩余收益δiDi, 其中δi为剩余收益水平。如果借款人的投资项目成功, 则银行能全部收回贷款和利息。 (6) 实行非完全的存款保险制度。将存款总额按比例分为投保的存款αi和未投保的存款 (1-αi) 。银行为加入存款保险制度需要支付一定的保险费用, 对于任何的银行来说, 假定都采取相同的单一费率, 保险费用为投保存款的一定比例, 设为θ。对于赔偿额度, 实行比例与限额赔偿, 假设进行全额赔付的限额为IL, 超过这一限额后的赔偿比例为k (0

3. 保险范围

银行仅在监管缺位且借款人的投资项目彻底失败时贷款收回为0, 此时的概率为 (1-mi) (1-pi) , 对应五级分类法中的可疑和损失。银行如果选择一定的监管水平, 则可以在借款人的投资失败前对借款人项目进行清算, 设获得的清算剩余收益为δiDi, 此时的概率为mi (1-pi) , 对应五级分类法中的关注和次级。若借款人投资成功, 银行则获得贷款和利息RiL=Di (1+riL) , 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为pi, 对应五级分类法中的正常。 (1)

综上, 银行的期望收益为:

因为实行的是非完全的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被分为投保的存款和未投保的存款, 所以存款者相应的也被分为两部分。投保存款因为其不再承担任何风险, 故银行支付的存款利息仅为无风险利率r0;但对于未被保险的那部分存款者来说, 面临银行的投资风险, 存款者作为风险规避者会对其承担的风险收取一定的风险升水, 即:

存款利率=无风险利率r0+相对于银行投资风险的风险升水

因为存款者在本期进行存款时, 只能借鉴银行以前的投资风险水平, 故假定本期存款者所要求的风险升水水平和银行以前的风险升水水平的加权平均与无风险利率r0的差呈正向关系。同时, 由于银行本期投资风险取决于本期的银行监管水平mi, 所以风险升水还应和银行监管水平呈反向关系。最终, 可以假定在未实行存款保险制度下, 存款者的收益水平为:

该式表明在未实行存款保险制度下, 银行本期的监管水平越高, 存款者要求的存款利率越低;同时, 银行前期的投资风险水平越大, 存款者要求的风险升水水平越高。

到这里, 就可以知道银行的净收益为:

由一阶条件

这样就得到了在实行存款保险制度下, 银行最优的监管水平。

因为假设仅在银行的预期收益为0时, 存款者才会挤兑进而导致银行倒闭;故银行倒闭的概率pi为 (1-mi) (1-pi) , 此时, 也就是:

考虑到存款保险机构对银行倒闭概率的估计更侧重于对银行下一期的投资风险所做的预测Et[pi], 同时, 公众受信息搜集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限制, 对银行的投资行为无预期, 只能根据以往银行的投资行为来判断风险的升水水平的大小, 所以对银行i而言, 更合理的倒闭的概率应该是:

此时, 可以得到:

因为实行简单比例赔偿, 赔偿比例为L, 所以最优存款保险制度的投保范围是:

即, 最优存款保险制度的投保范围与银行本期投资风险Et[pi]、银行累积的风险水平及银行对加入存款保险制度后的倒闭风险的预期μi有关。

4. 保险对象

对于存款的种类, 按照存款的对象划分一般有:居民活期与定期储蓄存款、企业存款、银行同业存款、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存款、财政性存款、金融机构董事和股东在本机构的存款等。考虑到存款保险制度的目标主要是保护作为信息缺乏者和“劣势存款者”的中小存款者的利益, 对银行, 按照容易发生挤兑的可能性将存款种类进行排序, (1) 并结合最优保险范围, 就可以得出可以纳入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险对象。具体的操作见下图。

作为居民储蓄和部分企业存款主体的中小存款者之所以更容易发生银行挤兑, 不仅仅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也因为中小存款者容易发生“羊群效应”, 中小存款者复制大存款者或者其他中小存款者的行动, 也是造成挤兑风潮迅速扩展的重要原因。所以, 应该将中小存款者放在存款保险的首位, 防止“羊群效应”的发生。

就目前世界范围施行的情况看, 在欧洲各国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全部, 公司存款的大部都包括在可保范围中。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曾邀请英国Maxwell Stamp咨询公司对欧洲存款保险制度进行研究, 其研究报告结论显示:欧洲国家所有的存款保险计划都将银行同业存款排除在外;对于其他金融机构存款, 十二个国家将其全部排除在外, 一个将除公共投资机构存款以外的存款排除在外, 三个将除养老金存款、存款保险公司和共同投资存款以外的存款排除在外;公共部门存款则有将近一半的国家将其排除在外, 部分国家将以非欧洲经济区国家计价的存款排除在外。奥地利、比利时和德国将一部分大中型公司存款也排除在存款保险范围之外[4]。有些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对同业存款也予以保险, 有些国家, 如欧洲各国和日本则不包括同业存款。

5. 比例与限额赔偿保险额度

比例与限额赔偿, 指在一定限额内全额赔付, 超过这一限额后按比例赔付。英国采用了这种方式, 在出现投保银行倒闭时, 存款保险机构将依据该银行存款余额的75%给予偿付, 但每一存户可以得到的赔偿上限为20 000英镑。在上面确定好的保险对象中, 假设按照容易发生挤兑可能性的存款种类排序, 最终有k种存款在保险范围之内, 即满足

设此时在保险范围之内的账户总数为:

则理论保险额度involth为:

比例与限额赔偿, 假设可以进行全额赔付的限额为IL, 超过这一限额后的赔偿比例为k (0

则对于invo Lth, 不妨假设invo Lth>IL, 银行实际需要赔付的额度为

二、结论

利用以上的结果, 根据银行i吸收存款的总额, 就可以确定最优的保险额, 再按照挤兑可能性序列即可求出该银行可以保险的存款种类, 进一步带入相应的账户数ci1, ci2, L, cik, 即可得到银行的最优理论保险额度involth, 再根据分段比例递减赔付比例表求出involac。但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 主要取决于存款保险机构对银行未来期投资经营风险的预期。如果不存在关于未来期的利好消息, 银行将恶化对下一期投资风险的预期, 从而减小存款保险的覆盖范围, 这种行为加重了银行的风险, 导致下期投资的继续恶化。在预期的推动下, 如果一直不出现扭转局势的利好消息, 就会造成银行风险的恶性循环, 最终存款保险制度将退出银行体系。同时, 还需要注意赔付比例参数k以及它对应的临界点IL的确定。考虑到中国居民储蓄是最主要的财富方式, 居民承担风险的能力和心理素质比较差, 开始的赔偿比例和相应的临界点应该制定的偏高一些, 如果比较低, 将会影响社会经济稳定, 给老百姓造成一定恐慌, 但是也不能太高, 否则不利于银行业的稳定。

摘要：存款保险作为规避银行挤兑风险的一个制度设计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重视, 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也已经成熟。然而实践表明, 设计不好的存款保险制度不仅不能有效的规避银行挤兑风险, 而且可能会带来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委托代理等一系列问题。在存款保险的制度设计中, 保险范围、保险对象、保险额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这三个方面, 结合中国银行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建立一个模型, 提出一个整体的计算思路。

关键词：存款保险,保险范围,保险对象,保险额度

参考文献

[1]Diamond, Douglas W.and Dybvig, Philip H., Bank runs,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51, No.3, 1983:401-419.

[2]Gibbons.R, A Primer in Game Theory, Harvester Wheatsheaf Publisher, 1992:72-75.

[3]Bhattacharya, Sudipto, Arnoud W.A.Boot, Anjan V.Thakor, The Economics of bank regulation,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98, Vol.4No.30:745-770.

[4]存款保险制度研究编委会.存款保险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3.

[5]钱小安.存款保险的道德风险、约束条件与制度设计[J].金融研究, 2004, (8) :21-26.

[6]王永利.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需要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J].国际金融研究, 2005, (4) :10-12.

湖南工伤保险赔偿流程 篇4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进行治疗，工伤认定前，医疗费用由用人单位垫付;经依法认定为工伤的，垫付费用及以后的医疗费用由经办机构核定后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以及经医疗机构出具证明，报经办机构同意，工伤职工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所需的交通、食宿费用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基金支付的具体标准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待遇。

第二十五条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享受《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待遇。

经工伤职工本人提出，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停发伤残津贴，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终止工伤保险关系。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具体标准是：五级伤残为24个月的本人工资，六级伤残为18个月的本人工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是：五级伤残为36个月的本人工资，六级伤残为30个月的本人工资。

第二十六条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按照《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保险损害赔偿制度 篇5

一、谁之责任

责任, 是指社会主体应对其所作所为承担的法律后果, 或者法律规定社会主体必须予以履行的义务。就责任的本质来说, 它是明确社会主体必须为一定行为, 或者不得为一定行为的基础和依据。因此, 我们只要弄清了责任的主体, 就实现责任的归属, 也就可以判定行为后果的承担者。那么, 作为校方行为过错而导致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赔偿究竟属于谁的责任的呢?

自20世纪以来, 政府的角色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政府由消极的“守夜人”演变成积极的“干预者”与“参与者”, 利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推行福利政策。给付行政、服务行政成为政府新的职能, 政府有义务提供公共设施以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的享有, 并最终实现福利国家。同时, 随着权利观念的深入、人权思想的普及, 公民的权利内容日益丰富, 权利的类型也呈现多样性特征, 形成了生存权利、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发展权利、学习权利等诸多权利组成的有机体系。公民的受教育权也同样得到了承认与发展。于是, 设立公立学校, 拨付足额的资金, 并配备相应的教学和管理人员, 以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便是国家的法定义务。如此, 公立学校应是国家履行义务的机构, 公立学校的职能在表面上是教书育人, 但从深层次, 或从本质上来讲, 它代表着国家执行公务、履行职责。

在理论界, 学者们对于公立学校的法律地位已基本达成共识, 公办教育机构是法律、法规授权的事业组织。因为, 《教育法》授权公立学校及其他公立教育机构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 对受教育者进行处分 (包括开除学籍的处分) , 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 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以及对之实施处分等[2]。这种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 公立学校行使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行政权力, 执行的是国家的职能, 代表和实现国家的意志。显然, 国家作为设立者、举办者, 应当对公立学校的法律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这是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所确立的“国家责任、机关赔偿”原则的体现, 也是绝大多数国家国家赔偿法的基本原则。

显然, 把公立学校发生的事故归结为学校责任, 实行校方责任保险制度是没有厘清国家与公立学校之间的关系, 而是简单地把学校作为一个与国家相并列的独立的责任实体。这种做法不仅缺乏法理支持, 而且在逻辑上产生了矛盾。依据校方责任保险制度, 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投保校方责任保险所需费用, 由学校公用经费中支出, 公立中小学的办公经费是国家财政拨付的, 这就意味着由国家财政来支付学校事故的保险费用。既言之, 学校已被确定为责任主体, 就应当由学校承担法律后果, 为何由国家支付保险费用?如此, 校方责任保险制度就是一个国家支付保险费用, 却由学校承担责任、保险公司理赔的矛盾综合体。

二、何种赔偿

商业保险与国家赔偿都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赔偿受损害人的利益的重要手段, 对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有着重要作用。但就实质而言, 保险属于一种商业行为, 国家赔偿则是国家承担国家责任的法定形式。况且, 商业保险与国家赔偿的各自的目的、功能、赔偿范围不同。因此, 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制度, 不能任意把它们相互代替或置换。

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 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 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而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 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和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3]。国家赔偿是指国家和其他公权力主体为了补救其公权力措施给公民造成的特别损害而承担的公平财产给付责任[4]。

从设立的目的来看, 保险和国家赔偿的设立都基于弥补损害, 赔偿损失的宗旨。但保险侧重于风险的转移、分散, 保险基础是潜在风险的存在。保险制度中的理赔往往是风险发生后, 通过保险旨用的支付实现保险责任分摊。与商业保险不同的是, 国家赔偿和国家的权力行使密切相关, 它更倾向于损失的控制, 是为了防止公权力的滥用给公民造成损害而设计的。虽然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是在赔偿事故发生后, 但它预先设立的追偿制度表明它更主张通过事前的控制来达到预防和控制风险。因此, 国家赔偿的功能包括了制约和预防功能[5]。国家赔偿功能中的“制约和预防”功能是保险所不具有的。这种制约和预防就是监督和督促公权力的依法行使。

从两者的赔偿范围来看, 商业保险往往只赔偿直接损失、物质损失。这是由于保险制度中的可保利益原则决定的, 可保利益必须是经济利益, 这就限制了保险赔偿的范围。如, 意外事故导致的精神损害是无法予以计量的利益, 不能依据保险原则测定估算, 从而为保险机制所排斥[6]。根据国家赔偿理论及有关国家的实践, 国家赔偿包括精神损失、间接损失。如, 1947年的《日本国家赔偿法》第4条第4款和1980年的《韩国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5款都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条款。此外, 保险实行赔偿限额原则, 无论实际损失是否超过保险金额, 都以保险金额为限。而国家赔偿的数额以实际损失计算, 不实行限额原则。

正因为商业保险无法替代国家赔偿制度, 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学校事故国家赔偿制度, 并取得了良好的实效。实行学校事故国家赔偿制度以法国为代表[7]。在日本, 公立学校适用国家赔偿法, 对受害者的损害赔偿请求, 首先由学校举办者地方公共团体 (加害者是县财政负担的教职工时, 包括负担其工资的都道府县在内) 接受……对私立学校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按照民法规定处理[8]。纽约州制定了《教师赔偿负担免除法》的专门法规, 规定如教职员应予赔偿时, 即由学区的教育委员会代为负担。此项立法深受教育界的推崇, 随后有华盛顿州、加州、康涅狄克州等相继推行[9]。德国联邦责任法承认国家对受害人的直接赔偿责任……其赔偿的义务人包括具有全部或部分权力的公法权力主体, 如联邦、邦、乡镇、公法上的社团、财团或营造物 (如公立的医院、学校等) [10]。此外, 我国台湾地区也实行了学校事故国家赔偿制度。可以说, 利用国家赔偿制度处理学校事故已是大势所趋。我们是否应借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有益经验、建立学校事故国家赔偿制度呢?

三、权宜之计抑或长久之策

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法》第7条规定了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作为国家赔偿处理。至于“公立学校”能否成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虽然理论界持肯定的态度, 但《国家赔偿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比如, 《教育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义务教育法》都没有对学校及教学工作人员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的规定。法律法规的阙如使学校事故的处理一直陷于困境。

不可否认的是, 学校责任保险制度的实行会在一定期限内、一定程度上保障广大在校学生的权益, 减轻学校的经济负担, 有利于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校方责任保险制度似乎暂时填补了国家赔偿制度在处理学校事故方面的空缺。

然而, 由于商业保险与国家赔偿是两种独立的赔偿制度。各自的功能及赔偿范围的不同, 决定了利用商业保险代替国家赔偿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校事故的相关问题, 并可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首先, 由于商业保险制度缺乏“制约和预防”的功能, 这种制度就无法监督和督促公立学校及教师依法行使法律所赋予的“公权力”。如此, 可能会导致个别的怠于履行职责, 滥用权力的现象。从这一角度而言, 保险制度虽然使学校、教师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减轻, 但学校事故是否能得到有效防止却值得我们深思。其次, 实行保险制度, 学校的经济负担并未彻底地解除。目前的校方责任保险合同条款基本上规定, 学校及教师负有许多义务。如, 学校的教职工遵章守纪, 以及教育学生遵纪守法的义务;对各类教学、建筑设施进行维护、保养、修缮的义务;接受保险公司的安全检查, 并落实合理安全建议的义务;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保险公司的义务。学校若不履这些义务, 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11]。倘若, 由于上述原因而发生学校事故, 那么保险责任制度的作用将无法实现, 因此, 这种制度并不能彻底地为学校“减负”。而在许多国家, 公立学校的教学、建筑设施属于“公有公共设施”, 对于这种设施在维护、保养、修缮等义务上存在瑕疵而造成的学校事故, 可以提出国家赔偿。此外, 保险金额的有限性及保险制度不承保精神赔偿, 同样暴露了校方责任保险制度在减轻学校经济负担方面存在的缺陷。

建立学校事故国家赔偿制度才是长久之策。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法》是1994年通过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加之法律固有的滞后性缺陷, 当前的国家赔偿制度的某些部分已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 笔者建议有关立法机关应加快立法步伐, 修改《国家赔偿法》的有关条款, 扩大国家赔偿法的适用范围, 把学校事故中学校承担的赔偿责任纳入国家赔偿;制定一些专门处理学校事故的法规以配合《国家赔偿法》的实施, 健全学校事故的处理程序;明确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 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 在政府教育支出方面分别设立教育经费支出和学校事故赔偿费用两项支出。

学校事故应包括学生在学校期间所受到的所有人身伤害事件[12]。囿于学校事故种类的纷繁性、事故性质的复杂性、学校的法律地位差异性, 国家不可能对所有的学校事故承担赔偿责任。比如, 在我国目前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并存的情况下, 由于私立学校不是由政府设置的, 对于私立学校事故的损害, 国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 须肯定的是, 校方责任保险虽然有其局限性一面, 但它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仍将有其“用武之地”。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推行校方责任保险完善校园伤害事故风险管理机制的通知[EB/OL]http://www.gov.cn/zwgk/2008-04/15/content_945085.htm, 2008-04-15/2008-10-05.

[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112.

[3]龙卫洋.保险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1.

[4]高家伟.国家赔偿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2.

[5]马怀德.国家赔偿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10-12.

[6]张念.保险学原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0.111.

[7]刘静仑.比较国家赔偿法.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2.42.

[8]李登贵.日本学校事故综述.见, 劳凯声.中国教育法制评论 (第2辑) [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 2003.336.

[9]夏利民.中小学生在校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见, 郑贤君.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306.

[10]皮纯协, 何寿生.比较国家赔偿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8.154.

[11]李理.评析校方责任保险条款的法律缺陷.教学与管理, 2005 (2) :41.

保险损害赔偿制度 篇6

一、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差异性分析

相较于人身损害赔偿而言, 工伤保险赔偿体现了国家公权力的干预性, 工伤保险赔偿超越了私法的范畴, 二者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性。

( 一) 法律关系方面的差异性

工伤保险赔偿体现了行政法律关系的色彩, 其适用于劳动法、工伤保险法等法律法规, 其中包含了工伤保险法律关系和劳动法律关系。而人身损害赔偿则体现的是一种侵权的法律关系, 其适用于民事侵权法, 体现出了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平等性[1]。

( 二) 构成要件的差异性

对于人身损害赔偿而言, 其主要针对的是对于职工存在的违法行为, 必须要有违法行为对职工权益损害的事实, 对于工伤保险赔偿而言, 其不强调违法行为是否存在, 用人单位只要正常缴纳工伤保险, 不管用人单位是否出现违法行为都会对工伤职工进行赔偿。

( 三) 功能的差异性

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其主要关注的是对工商损害的救济, 其并不注重对用人单位的追责, 在工伤损害出现之后, 用人单位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或只需要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而工伤保险的经办机构则支付全部或大部分的工伤保险待遇, 这样就实现了用人单位工伤损害赔偿风险的转移。人身损害赔偿是一种私法范畴内的赔偿, 当权利人的权益遭到第三人侵害时, 其能够对不法行为进行追责, 让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并将这种赔偿转移给权利人, 从而平衡双方利益, 其主要功能在于对不法行为的制裁, 同时能够提醒第三人要注重对职工权力的保护。

( 四) 赔偿范围与标准差异性

工伤保险赔偿的初衷是对工伤职工基本生存的保障, 其赔偿范围主要是针对物质损失的, 而不包括精神损失, 人身损害赔偿则针对的是违法行为对职工权益侵害的赔偿, 其中既包括物质损失又包括经济损失, 因此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更加宽泛, 赔偿标准更高, 且赔偿的金额也更大, 两相对比而言, 人身损害赔偿的数额要远远多于工伤保险赔偿[2]。

二、合理构建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适用关系

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有着一定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是导致工伤救济出现混乱以及困境的重要原因, 这就需要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适用关系。

( 一) 在用人单位无过错时采用取代模式

对于由于职工自身的原因或意外情况发生导致的工伤事故来说, 可以采用取代模式, 用人单位无过错, 则不能够对用人单位进行责任的追究, 因此不能要求人身损害赔偿, 只能要求工伤保险赔偿。

从工伤救济的角度来讲, 用人单位无过错则工伤救济的主要目的是填补损害, 而不对用人单位进行侵权责任的追究。在职工受到工商损害之后应当直接向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申请领取工伤保险赔偿, 以此来保证受害人经济救助的及时性, 对于用人单位来说, 由于其本身对于工伤事故无过错, 且正常缴纳工伤保险费用, 则可以实现责任转移, 将赔偿责任转移到社会, 这就大大降低了用人单位的经营风险。

( 二) 在用人单位存在过错时采用补充模式

由于用人单位的过错导致的工伤事故可以采取补充模式, 工伤职工在依法获得工伤保险的应有赔偿后有权利向用人单位所要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之间的差额部分金额以及精神损害赔偿。

用人单位过错导致的工伤事故指在现实相对普遍, 例如用人单位监管落实不到位、指导失策、强迫劳动等引起的工伤事故均属于用人单位过错, 从本质上来讲指的是用人单位主观上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注重职工安全的情况, 针对这种情况, 可以采用补充模式。此外, 针对用人单位忽视劳动安全的行为, 应当发挥制裁作用。

( 三) 在第三人侵权时采用兼得模式

在存在第三人侵权而导致工伤发生的时候可以采用兼得模式, 职工既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赔偿, 同时能够向第三人索要人身损害赔偿, 这两种赔偿是相互独立的, 也就是说工伤职工有权获得双重赔偿, 但需要注意的是, 此种情况下工伤职工所遭受第三人的人身损害必须要获得相关工伤认定, 且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之间不产生竞合关系。

三、结论

综上所述, 对于工伤职工的赔偿是对职工生存权利的维护, 就目前来看, 我国关于工伤保险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上还缺乏统一的、科学的处理方式, 本文简要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并针对用人单位有无过错、第三人侵害以及用人单位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等四种条件提出了针对性的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构建思路, 旨在为完善我国的工伤赔偿提供参考。

摘要：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是工伤救济制度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两种救济方式, 二者之间的使用关系一直是法学界研究的焦点。本文简要分析了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之间的差异性, 提出了构建我国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适用关系的主要思路, 旨在为完善我国工伤救济制度提供参考。

关键词：工伤保险,人身损害,赔偿,适用关系

参考文献

[1]张新宝.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关系[J].中国法学, 2007, 02:52-66.

保险损害赔偿制度 篇7

我是某运输公司职工。2010年9月初，我被单位指派跟随单位两台运输车前往外市办理运货任务。归来途中，所乘坐的货车因方向盘失灵故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我严重受伤。经鉴定，左眼视力构成十级伤残。因在赔偿问题上与单位未能达成协议，起诉后经人民法院调解，公司赔偿我医疗费、伤残补助费等46000余元。期间，我向单位提出工伤认定未果后，随自行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认定，终被认定为工伤，后经伤残等级评定为九级伤残。近日，我想要求运输公司工伤赔偿、并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能得到法律支持吗?

田宝贵

田宝贵：

你应当获得双赔偿。因为你所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侵权赔偿与工作保险赔偿可以兼得。

你是被单位委派随运输货车办理运货任务，依据2011年1月1日起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五)项规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既然是属于工伤，就理所当然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而且享受工伤待遇与获得交通肇事侵权的赔偿不相矛盾，法律并没有禁止受害人得到侵权人赔偿后就不得享受工伤待遇。恰恰相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中规定："根据《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补偿。"该法律解释的立法精神是明确的，即在社会保险与第三人侵权竞合时，劳动者可以就包括医疗费在内的损失获得双份赔偿。

此外，还应明确的，给你造成伤害的侵权与赔偿人是他所在运输公司，而申请工伤待遇赔偿的主体是工伤保险机构，其赔偿主体并非是同一人。

保险损害赔偿制度 篇8

一、工伤保险与民事人身损害赔偿概论

(一) 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人身损害赔偿的概念

工伤保险赔偿是工人职员因公负伤、残疾乃至死亡或患职业病, 国家和企业为其提供的一定物质帮助。工伤保险制度这一社会保险制度于1951年在我国确立。此之前, 在西方历史上, 如何负担工伤赔偿这一问题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雇主责任制度 (1) 的建立实现了从过错责任向无过错责任的转变, 该转变体现了保护劳动者的倾向。雇主管理指导雇员的工作, 也是其劳动的既得利益者, 如狄骥所说:“倘若团体直接受到利益, 那么将所有个人与其他团体为实行这种活动而蒙受的危险都由他负责, 是很公平的。”[1]可见社会公平逐步进入工伤责任分配的视野。由雇主责任制度发展为工伤保险制度, 企业定期缴纳工伤保险费, 发生事故时国家和社会在一定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则是为了避免在企业破产时劳动者不仅无法得到赔偿, 且会丧失基本生活来源, 也为了避免让企业独自承担赔偿, 负担过重, 不利于其生产经营。工伤保险制度旨在保证劳动者得到相应赔偿的同时, 给予企业充足的发展空间。由此可见, 工伤保险属于社会立法的范畴, 其功能在于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民事人身损害赔偿则是自然人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 赔偿权利人向赔偿义务人请求赔偿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2]民事人身损害赔偿的责任基础为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 目的都在于使被侵权人从侵权人处得到相应赔偿, 保护被侵权人的私法权利。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人身损害赔偿的概念和功能本应楚汉分明, 但因其在事故发生时提供了两种并行的救济方式, 便出现了如何在双重救济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

(二) 国外工伤保险与民事人身损害赔偿适用关系的主要模式

通过工伤保险获得赔偿, 通常只需经过工伤鉴定, 之后向行政机关提出请求。该程序与必须经过诉讼方式进行请求的民事人身损害赔偿相比较, 节省了诉讼所需的时间和财力。据英国皮尔森委员会估计, 将一美元转化为受害人的赔偿金, 通过侵权行为法要花费85美分, 而通过社会保险计划只需要不到10美分。[3]同时, 针对工伤事故中的侵权诉讼, 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了过错责任原则, 工伤保险程序则解决了劳动者证明企业方存在过错的举证困难的问题。由此可见, 工伤保险保证了劳动者快速且稳定的得到相应赔偿, 且免受基于侵权人偿还能力的侵权赔偿带来的风险。然而, 另一方面, 国家给予的保险赔偿通常不足以弥补劳动者所有的损失, 通过侵权诉讼劳动者则有机会获得更优质的补偿。国外各国通过对这两种救济方式的利弊衡量, 并结合己国国情, 采取了不同的适用模式。

1.选择模式, 即劳动者有对采取何种救济途径的选择权, 劳动者可以且只能选择工伤保险赔偿或民事人身损害赔偿中的一种方式获得补偿, 选择模式根据劳动者自己的选择排斥了另一种救济方式的适用。这种模式给以受害者本人最大的自由权, 由其自己选择承担侵权诉讼的高风险以争取优质赔偿, 还是接受数额较小但稳定的工伤保险赔偿。然而其并未真正解决两种赔偿之间的竞合问题, 只是从应用层面寻求了一种较为简便的方式, 而且将选择权完全交给劳动者, 也不利于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保护。英国及英联邦国家早期的雇员赔偿法采取这一模式, 但现已基本废止。[4]

2.取代模式, 又名免除模式, 即劳动者只能利用工伤保险寻求救济, 完全免除侵权行为人的责任。采取这一模式的国家主要有德国, 法国, 瑞士和挪威。这一模式是效率原则优先的结果, 工伤保险程序较侵权诉讼简易而快速, 节省了诉讼资源。但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公平原则, 剥夺了劳动者请求完全补偿的机会, 且对企业的过度保护也不利于劳动者今后的工作环境与安全。

3.兼得模式, 即劳动者可同时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 允许劳动者受领“双重利益”。即使受害职工已经从工伤保险中获得了全额赔偿, 仍然可以向侵权人请求赔偿, 反之亦然。采取这一模式的国家甚少, 因为这种方式虽然有利于劳动者的利益保护, 但也极大加重了雇主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 兼得模式是向雇主责任制度的倒退, 不符合由雇主责任制度变为工伤保险制度的平衡职工与雇主利益的改革目的, 也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英国1948年实施的国民保险法中规定采取兼得模式, 但这一选择是基于英国劳工本身负担了接近半数的保险费的国情, 兼得模式不适合于由企业承担全部保险费的国家。

4.补充模式, 其与兼得模式有一定的相似性, 补充模式也允许劳动者同时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 但职工所得赔偿数额不得超过其实际遭受的损害数额。劳动者往往可通过工伤保险得到及时性补偿, 若金额不足, 再通过诉讼寻求全额赔偿。在我看来, 补充模式兼顾了效率与公平, 较前三种模式更具可行性。

二、工伤保险及民事人身损害赔偿立法现状分析

(一) 国家立法、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解析

在我国针对工伤保险和民事人身损害赔偿的单独立法,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工伤保险条例》, 《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中, 都未对两者之间的适用关系进行规定。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及《关于审理人身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简要规定, 但对这些条文的理解可谓众说纷坛。纵观有关工伤保险与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 可见我国采取了按照侵权人的不同划分为两种情形的态度。一是用人单位造成工伤 (2) 的情形, 二是第三人侵权 (3) 时两种救济方式竞合的情形。

1.用人单位造成工伤情形下有关规定—《安全生产法》第53条、《职业病防治法》第59条、《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一款

2014年修改实施的《安全生产法》第53条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 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 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 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该规定肯定了受害职工同时享有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赔偿的请求权, 但对于两者的具体适用有兼得模式和补充模式两种理解。主张兼得模式者认为, 这一条文的目的在于否定原《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拒绝给予受害者“双重利益”的规定, 通过肯定劳动者并存的两种请求权, 最大限度的保护劳动者。[5]主张补充模式者则认为, 从业人员的诊疗康复费用可在工伤保险范围内得到满足, 用人单位不再负担, 受害者家属为照料其误工费等不在保险赔偿范围之内的费用则可以向侵权人主张。

2011年修改实施的《职业病防治法》第59条也有类似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 依照有关民事法律, 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 有权像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对该条文的理解争议与上述关于《生产安全法》的争议相似, 此不再赘述。

2003年,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12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 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 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虽在《工伤保险条例》之前的1996年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4) 中采取了补充模式, 《工伤保险条例》却并未采纳, 而是选择回避了这一问题, 因此此条的适用余地非常有限。笔者认为, 在原《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对工伤保险与民事人身损害赔偿的适用关系问题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工伤保险条例》既未沿袭, 也未做出新的解释, 实为刻意。除对该问题本身复杂性带来的立法难度高的考虑之外, 也消极地表明立法者并不鼓励增加企业压力使职工获得“双重利益”。所以我认为在现行法律规定之下作补充模式的解释更为合理。原最高院副院长黄松有在公布该解释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的解释为, “用人单位通过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方式承担责任”, 有采取取代模式之意。

综上所述, 我国对于用人单位造成工伤情形之下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损害赔偿适用关系的规定极为模糊且有矛盾之处, 造成了适用困难。

2.第三人侵权有关规定—《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答复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之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 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这条的理解, 学界仍存在“兼得模式”还是“补充模式”的争论。2006年, 最高院就新疆高院建设兵团分院的请示做出答复, 则肯定了其“因第三人侵权赔偿与工伤赔偿保险机制目前在法律上是并行不悖的, 一个属于私权范畴, 一个属于公权范畴, 二者不能混用, 也不能相互替代”的倾向建议。在2011年对“统一第三人侵权工伤赔偿案件裁判标准”问题的答复中, 认可了受害人可以获得双重赔偿的原则。由此看来, 我国对于第三人侵权之下工伤保险与侵权赔偿的适用态度是具有连续性的, 其意为采取兼得模式。

(二) 地方的补充规定

纵览各地地方规定, 普遍只对第三人侵权的情形进行了细化阐释, 而未涉及争议较大的用人单位造成工伤的情形。对于第三人侵权, 主要有补充模式和先行支付模式两种规定, 与最高人民法院的理解有所矛盾:[6]

1.补充模式—以重庆市为例

重庆市劳动保障局《关于贯彻执行〈工伤保险条例〉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第12条、第13条规定:“不论是由于上下班途中机动车事故引起的工伤, 还是其他因第三人侵权引致的工伤, 工伤职工必须先按《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他有关规定请求民事赔偿。只有在交通事故赔偿或其他伤害赔偿的总额低于工伤保险待遇时才由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重庆市采取了狭义的补充模式, 侵权赔偿在先, 工伤保险加以补充。

2.先行支付模式—以上海市为例

上海市2012年通过的《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45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的, 由第三人支付工伤医疗费用。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 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 社保经办机构有权按照规定向第三人追偿。由用人单位或者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停工留薪期工资福利待遇、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其他工伤保险待遇的费用, 工伤人员或者其近亲属在获得第三人赔偿后, 应当予以相应偿还。”先行支付模式不同于传统的适用关系模式, 其旨在让侵权第三人承担责任, 而由工伤保险先行支付以保证受害人及时得到赔偿, 弥补了通过诉讼耗时难执行的不足。

各地方的补充规定基于地方经济水平, 劳资关系状况以及司法实践等多方面的考虑而制定, 这造成不同省市以及地方与最高院各持其说, 而标准的统一对案件公正审理非常有必要。笔者建议采取上海市的先行支付模式, 第三人基于过错承担责任, 在无法确定第三人或第三人没有能力支付时, 工伤保险先行赔偿, 从而与第三人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可通过追偿机制解决。

三、工伤保险及民事人身损害赔偿司法现状分析

虽然在中央和地方法律规定中都尚无对传统用人单位而非第三人造成工伤情形下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人身生损害赔偿适用关系的明确规定, 但通过法院对实际案件的裁判, 其该类案件采取的态度尚可略知一二。

(一) 张某与某集装箱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二审判决[7]

上诉人为原审被告某集装箱有限公司。原审查明, 被上诉人张某是该公司员工, 于2007年3月因“双耳耳鸣一年、头晕、气紧”住院治疗, 于2007年7月认定为工伤, 鉴定为伤残六级。在案件审理期间, 张某已收取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8228元。原审法院确定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张某诉请的工伤及人身损害赔偿、精神抚慰金有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原审法院认为因职业病工伤的特殊性, 职工受到伤害较大, 工伤保险的金额难以完全赔偿, 张某在依法享有工伤保险之后仍可就差额部分请求民事赔偿。一审法院对《职业病防治法》第59条的规定, 采取了补充模式的理解, 确定了项目赔偿原则为“1、工伤保险待遇有该项目而侵权损害赔偿没有的, 应计赔。2、工伤保险待遇没有该项目而侵权损害赔偿有的, 应以侵权损害赔偿计赔。3、工伤保险待遇有该项目, 而侵权损害赔偿也有的, 应以计算多的计赔。”该公司上诉虽认可一审法院对《职业病防治法》做补充模式的解释, 但认为项目比较而非总额计算 (5) 的赔偿原则错误, 因有项目名称不一样, 但功能却相同, 如此计算会产生重复计赔, 不符合我国的实际赔偿制度。二审法院延续了一审的方法, 将职业病作为特殊工伤处理, 为最大限度保护劳动者, 引起企业对职工工作环境及保护的重视, 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

该案件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学界对于《职业病防治法》第59条采取的是补充模式还是兼得模式的争论, 明确了补充模式的适用, 但不足之处在于二审法院并没有对公司的上诉请求做出正面回答, 没有给出补充模式下具体何种计算方法应当适用, 使该问题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但根据其判决书的论证, 可见二审法院解决问题的角度是充分保护劳动者, 允许其得到双份赔偿, 且有惩罚未尽到应尽注意义务的用人单位之意, 同时也并没有明确否认一审判决中的计量方法, 因此大致可以推断其对一审确立的项目赔偿原则采认可态度。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项目计赔法带来的重复计赔问题, 这一方法的公平性还有待考量。正如公司在上诉请求中所说, 企业缴纳工伤保险金是为了分散在工作过程中一些因素给劳动者带来人身损害的风险, 最初设立工伤保险制度而非雇主责任制度的目的也在于减轻雇主的责任, 由社会共担风险, 笔者认为项目计赔法适用不当则会走向兼得模式, 与前面采取的补充模式相矛盾, 该公司在上诉中提出的总额计算法有可采性。

(二) 胡某与重庆市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8]

再审申请人胡某系被申请人重庆市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胡某于2007年8月因职业性听力中度损伤被认定工伤, 于9月向重庆市荣昌县人民法院起诉公司, 要求其支付一次性医疗补助金,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共计195544.40元。在案件的二审期间, 胡某与该公司自愿达成“由重庆市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于签收调解书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胡某治疗工伤产生的门诊药费及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共计17426.40元, 至此, 胡某与公司之间就工伤待遇所涉及的权利义务了结”的调解协议, 该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且经该公司履行完毕。2012年胡某基于听力损伤这同一事实, 以公司未为其购买工伤保险为由, 提起侵权之诉, 再次请求赔偿, 重庆市五中院做出重复起诉的裁定。胡某申请再审认为, 依职业病防治法规定, 职业病人除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依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权利的, 可向用人单位请求, 可见胡某申请再审的依据为对《职业病防治法》第59条做兼得模式的理解。而再审法院认为, 2007年的调解书中对工伤保险赔偿达成的协议已经解决了职业病赔偿的问题, 以重复起诉为由驳回了再审申请。重庆市高院并未将工伤保险与侵权赔偿作为两个诉由来对待, 而是将两者都归入职业病赔偿这一起诉理由, 裁判逻辑为其中之一项赔偿已经使受害人基于职业病这一事实得到了完全赔偿, 就不可再重复请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重庆市高院否定了兼得模式在用人单位造成工伤的情形下的适用, 但其采取的到底是补充模式还是取代模式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由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 法院对于用人单位侵权中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适用关系问题, 是通过补充模式来解决的。

四、对我国工伤保险与民事人身损害赔偿适用的法律建议

(一) 出台相关立法, 建立全国统一秩序

目前, 我国对于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关系的具体适用问题尚无全国性立法的明确规定, 在实际审判中只能诉诸于《安全生产法》等特别法中的相关规定或者各省市出台的地方性法律。这使得案件审理结果缺乏连续性, 会带来类似于“同案不同判”的问题, 有损于法律的公正性。随着社会生活日趋复杂, 工伤保险赔偿及第三人侵权等问题也越来越多, 通过全国性的法律对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关系这一问题予以明确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有第三人参与的工伤案件涉及到侵权法上的问题, 但适用模式的选择着重解决的还是如何使劳动者得到恰当的赔偿, 我认为该问题应在有关工伤保险的立法中进行规定。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工伤保险进行单独立法, 在德国和法国, 工伤保险都是由国会制定的法律加以规定。[9]而我国工伤保险立法主要是劳动部颁布的法规, 立法层级较低, 这也是工伤赔偿执行方式不一的原因之一。因此, 在这里建议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出台工伤保险立法, 并在其中规定工伤保险与民事人身损害赔偿的适用模式。

(二) 兼顾利益衡平与效率原则

将适用关系在工伤保险立法中进行规定, 是从社会法的角度对其加以理解。与用人单位相比, 劳动者可谓“势单力薄”, 所以在适用模式的选择中无疑要把使劳动者得到完全赔偿考虑在内。同时, 用人单位作为工伤保险费用的缴纳者, 也不可使其负担过重, 以实现劳资双方利益的平衡。在第三人侵权的案件中, 还要根据第三人的过错程度使其承担责任以衡平三方主体的利益。兼得模式可以很好的实现劳动者利益的最大化, 但其使职工获得“额外利益”的同时不合理地加重了用人单位的责任, 不利于公平原则的实现。

在实现利益衡平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效率原则的要求。侵权诉讼会耗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 往往不能解决受害者的燃眉之急, 因此工伤保险的及时补偿功能是极其重要的。取代模式将受害职工寻求救济的渠道限制在工伤保险, 无疑有利于其快速解决问题得到赔偿, 但对于损害严重的工伤, 小额的保险赔偿并不能满足劳动者的需求。效率原则还要求司法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 兼得模式也是对法律资源的重复耗费, 也无益于效率最大化。

对利益衡平原则和效率原则进行综合考虑, 在传统用人单位造成工伤的案件中, 建议采取补充模式, 工伤保险先给以赔偿, 不足部分受害者可再通过侵权诉讼像用人单位主张。对于第三人侵权的案件, 由于工伤保险的目的是帮助用人单位分散风险, 而不是免除第三人的责任, 所以建议采取工伤保险先行支付模式, 再由第三人基于过错对工伤保险进行归还及补充赔偿受害人。

(三) 规范追偿权的行使

第三人侵权案件中采取先行支付模式的, 对于工伤保险支出后如何得到补偿问题, 有地方例如上海市规定, 由社会经办机构向第三人追偿或者受害人在得到第三人赔偿后向工伤保险偿还。该规定同时赋予社会经办机构与受害者追偿权, 这会带来两者权利行使的纠纷, 产生受害人是否得到了第三人的赔偿的举证问题, 使程序复杂化, 不利于案件的及时解决。又因为较受害人而言, 工伤保险机构作为政府机构, 更具有实力向过错第三人追偿, 所以笔者建议在立法中规定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后, 工伤保险机构为追偿权行使的唯一主体, 并对该权利行使程序予以明确和规范。

摘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 工伤保险与民事人身损害赔偿适用竞合的情形日益显著。因我国相关立法欠缺, 对相关法条的理解也是众说纷坛, 实践中两者的适用更显困难。本文主要借鉴了国外对两者适用关系所采取的模式, 对我国的立法与司法现状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工伤保险,民事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模式

参考文献

[1]孙树菡, 张思圆.工伤保险的历史沿革[J].劳动保障通讯, 2003.6.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3]吕琳.工伤保险与民事赔偿适用关系研究[J].法商研究, 2003.03.55-56.

[4]黄朝娟.浅议工伤保险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法律适用问题[Z].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5.

[5]曹艳春.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适用关系的理性选择[J].法律适用, 2005.

[6]贺冬红, 蒋雅琴, 韩利鹏.工伤保险责任与民事侵权责任的竞合[Z].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2011.

[7]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珍国与新会中集集装箱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二审判决书[EB/OL], 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4-06-29.

[8]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胡高华与重庆市荣昌县长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EB/OL].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3-12-17.

保险损害赔偿制度 篇9

一、无效保险合同

保险合同, 是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诚信约定的, 关于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一项协议。保险合同又分为保险合同成立和保险合同生效两个阶段。保险合同成立和保险合同生效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保险合同成立之后是不立即生效的, 而是要等到保险合同达到成立的条件时才能生效。因此在这个过程中, 会存在一种现象, 那就是因为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原因, 致使保险合同没有发生效力, 这种情况下的合同就是无效保险合同。

无效保险合同是存在的, 并且关于无效保险合同下的赔偿责任问题, 存在很大的争议, 至今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在我国的各个阶段的《保险法》中并没有对无效保险合同法律责任问题进行明确的规定。只有在一般法规定中, 规定了在无效保险合同中, 有过错方应该赔偿损失。理论如此, 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很难评判过错方。当今, 社会对此存在两种意见:其一, 在无效保险合同下, 保险人向投保人退还保险费, 但不承担任何保险标因灾害事故造成的损失。其二, 在无效保险合同下, 保险人不仅仅要退还保险费, 还要承担各项大小责任。在现实生活中, 总是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 难免会有意外, 而有些意外并没有可以参照的依据, 因此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总是很难。

二、赔偿范围的限制规则

在无效合同中, 通常情况下双方都是有责任的, 当然也有单方面的原因引起合同无效。如果是后者, 也就是说仅仅是一方的过错导致的保险合同失效, 那么责任问题是很明确的。比如说, 若是投保人是通过欺诈的手段签订的合同, 那么责任很明确, 是该投保人负责赔偿, 若是因保险人没有按保险合同程序进行, 那么导致保险合同无效, 责任就是保险人的。最难以评判的责任问题, 是介于两方之间的责任问题, 就是十分复杂的。这种情况下, 通常是依据双方的过错大小来衡量, 从而一起分担利益的赔偿责任。

三、界定赔偿范围存在的几种方式

1、保险合同中可以明确某一项无效条例来界定赔偿范围

如果在保险合同中, 能够确定合同中的无效仅仅是受益人指定的某项无效, 或者说合同受益人制定的项未得到被保险人的同意, 那么提出的保险合同条款是可以无效的。在《保险法》第15条第一款中就能找到证明, 此条明确说明保护被保险人的权益不受非法侵害, 是以被保险人是否做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为条件的。因此, 保险合同中的某一项无效是可以存在的, 而且其它项是有效的。

2、保险合同可以通过变更来界定赔偿范围

保险合同规定下的保险责任是可能或是已经发生, 也就是说保险利益的客观事实已经发生了变化, 那么被保险人享有请求权, 或者要求索赔, 而保险人想单方面解除合同或者终止合同, 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 在保险合同履行期限内, 投保人丧失了对保险标的保险利益, 那么应该通过保险合同的变更方法来解决, 而不是终止和结束保险合同。

3、合同整体无效来界定赔偿范围

《保险法》中有规定, 保险合同若是以死亡为给付保险条件, 没有经过被保险人的书面同意, 这样的合同是整体无效的。因为法律的解释首先是文义解释, 如果文义解释下存在不同的理解, 那么可以再进行适当的解释。当然, 法律规范的字面意思通常不允许存在歧义, 因为有歧义的法律, 容易让不法分子抓住法律的空白处, 致使法律缺乏安定性和权威性。因此, 通常法官会直接认定合同无效。

4、无效合同在界定赔偿范围时也要考虑情理

若投保人履行了应该履行的义务, 而因种种原因导致合同无效, 而因合同无效就会丧失应该获得的利益。这种情况下, 有过失方却获得利益, 那么很显然是不合情理的。那么法院是可以从其它的途径, 寻找更加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法的。法院可以在保险合同无效时, 收集材料, 现场考察, 从而理清损失的赔偿范围, 确定赔偿数额等等, 从而明确赔偿责任问题, 这样做是符合情理的。这样虽然没有明确保险合同是有效或是无效, 但同样能够解决问题。当然这样有损法律的权威性, 因此, 可以界定为无效更为合理。

在保险合同中, 保险合同有效那么赔偿责任问题就很明确, 按照保险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评判就可以了。但在保险合同失效的情况下, 对责任和赔偿的界定是十分复杂的, 因此, 必须对赔偿范围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对赔偿范围进行界定将有助于司法实践的规范统一, 维护社会的安定性。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保险合同无效问题, 解决其引起的纠纷, 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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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少军.论无效保险合同制度[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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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侯琛娟.保证保险合同若干法律问题研究[D].北京:北方工业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