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共12篇）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篇1

摘要：惩罚性赔偿制度产生于英美法系国家, 大陆法系国家很少采用。虽然中国继承了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 但对于正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市场经济, 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特殊法律制度, 越来越受到重视, 本文首先通过对惩罚性赔偿的基本理论及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角度进行系统深入分析, 提出将其作为经济法责任制度对建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大意义。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法律制度,经济法,适用范围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英美法中一种特有的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项很不完备且颇具争议的法律制度。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首先出现于1993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 在之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食品安全法》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随着《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 该制度再次面临大的变革和进步。

1.惩罚性赔偿的基本理论

1.1 惩罚性赔偿的概念。

惩罚性赔偿 (Punitive Damages) 在英美法中属于损害赔偿 (Damages) 的一种类型。在我国, 不同的学者对惩罚性赔偿的具体定义是不同的。例如, 有的学者认为, “惩罚性损害赔偿 (Punitive Damages) , 也称示范性赔偿 (Exemplary Damages) 或报复性赔偿 (Vindictive Damages) , 是指由法庭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①也有学者认为, “惩罚性赔偿, 顾名思义乃为达惩罚之目的而科加于加害人的, 使其支付一定的赔偿金以儆效尤的制度。”②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 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不是为了补偿原告所受的损害, 而是为了惩罚和遏制被告的不法行为。因此, 可以把惩罚性赔偿定义为:为了惩罚和遏制被告的不法行为, 法院判决给原告的超过补偿性赔偿之外的赔偿。

1.2 惩罚性赔偿的性质。

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性质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在英美法系国家通常被视为具有民事性质。但是, 从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的目的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来看, 惩罚性赔偿又可视为具有刑事性质。由此可见, 惩罚性赔偿既具有民事性质, 又具有刑事性质, 即兼有公法责任属性和私法责任属性。因此, 惩罚性赔偿应当具有特殊性质——经济法性质。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 兼有公法和私法的双重属性, 以维护社会经济公共利益为目的。惩罚性赔偿正符合经济法的性质。

1.3 惩罚性赔偿的特点。

惩罚性赔偿主要具有以下两个特点:惩罚性、补充性。

1.3.1 惩罚性。

惩罚性赔偿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对加害人行为的惩罚和制裁。惩罚性是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最根本的一个区别。补偿性赔偿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受害人所受损害的赔偿。民事责任通常都是赔偿类责任。这一特点使惩罚性赔偿在性质上更符合经济法责任而不同于民事责任。

1.3.2 补充性。

惩罚性赔偿对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都具有补充性特点。刑事法律不能完全地实现对严重的不法行为的惩罚和遏制, 而民事法律通常只是考虑对受害人补偿, 对恶意的不法侵权行为也不具有惩罚和遏制的作用。惩罚性赔偿填补了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对违法行为惩罚和遏制的空白。

2.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

英美法对于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没有统一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 通常是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决定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结合有关学理认识和司法实践, 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包括:不法行为和主观过错。

2.1 不法行为。

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必须是实施了不法行为, 这是适用惩罚性赔偿必须具备的条件。不法行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为人必须实施了相应的行为;二是该行为本身必须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根据行为人的行为方式, 可以将违法行为分为作为的违法行为和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惩罚性赔偿既可适用于作为的违法行为, 也可适用于不作为的违法行为。

2.2 主观过错。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是以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为构成要件的。根据过错的程度不同, 通常将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过错的程度不同, 表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同, 则适用的法律也会不同。我国学者多数主张惩罚性赔偿只能适用于故意行为。

笔者认为, 重大过失也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重大过失的行为往往造成的损害后果极其严重, 对重大过失行为也应当进行惩罚和遏制, 以促使行为人及社会其他人尽可能地加以注意, 减少损失的发生。而补偿性赔偿对重大过失行为的惩罚和遏制力度不及惩罚性赔偿更为有效, 所以惩罚性赔偿也可适用于重大过失行为。

3.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

3.1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障碍。

3.1.1 公私法划分的理论障碍。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源自于古罗马, 为近代大陆法系所继承, 成为法律最主要的分类。在我国现行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 源自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公私法划分理念不仅大量存在, 在某种程度上还在强化。因此, 对于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传统的公私法划分理论构成重大理论障碍。

笔者认为, 公私法的划分对中国近现代法治的发展确实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 我们应当在重视公私法划分的同时, 也要重视公私法的融合, 积极建立公法、私法和经济法 (社会法) 三元划分的现代法学理念。这对于克服公私法二元划分可能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构和发展所构成的障碍具有积极意义。

3.1.2 不当得利的理论障碍。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惩罚性赔偿制度使受害人获得的超过其所受损害之外的利益被视为一种不当得利。这种观念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构成了极大的障碍。

笔者认为, 惩罚性赔偿金对受害人并非是一种不当得利。从加害人角度讲, 是对其不法行为的惩罚金, 从受害人角度讲, 是对其追究不法行为的奖励金。

惩罚性赔偿金是由私人负担成本对不法行为进行起诉, 维护的是公共利益。私人为维护社会利益支付了成本, 惩罚性赔偿金归私人所有, 是对个人垫付的社会成本的补偿和为社会服务所应得的报酬。因此惩罚性赔偿金归于个人不是不当得利, 而是提起诉讼的个人应得的收益。

3.2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

根据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发展现状, 笔者认为, 应将惩罚性赔偿制度作为经济法责任制度加以构建和完善。现代法学理论认为, 公法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法律, 私法是以私人利益为本位的法律, 经济法则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律。经济法责任以维护社会利益作为主要目标, 具有社会性。惩罚性赔偿, 本质上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一项法律制度, 与经济法责任相吻合。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以经济法责任作为建构思路, 能使惩罚性赔偿制度得到合理的解释, 符合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发展趋势, 也能够使惩罚性赔偿制度充分发挥其作用。

4.结论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项源自英美法的相当复杂的法律制度, 也是一项极具实用价值的法律制度。笔者认为, 我们应当以英美法的理论实践为基础,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从经济法责任角度对惩罚性赔偿进行分析和研究。构建和完善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使其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发挥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曾隆兴.《现代损害赔偿法论》.台北:三民书局, 1996年:第28页。

[2]杨立新.《关于服务欺诈行为惩罚性赔偿金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3]张燕.“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 《法制与社会》, 2010年11月 (上) :第42页。

[4]谢哲胜.“惩罚性赔偿”, 《财产法专题研究 (二) 》, 元照出版公司, 1999年版。

[5]王立峰.“论惩罚性损害赔偿”, 《民商法论丛》, 第15卷。

[6]陈颖洲, 高仁宝.“惩罚性赔偿制度初探”, 《法律适用》, 2001年第5期。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篇2

韩世远

【学科分类】民法总则

【出处】《人民法院报》2004年1月16日

【关键词】消费者合同，惩罚性赔偿

【写作年份】2004年

【正文】

一、消费者合同

所谓消费者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的一方是消费者、另一方是经营者的合同。所谓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收服务的自然人。所谓经营者，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的从事生产、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我国合同法不采消费者合同单独立法的模式，而统一规定商事合同和民事合同（包括消费者合同）。按照立法指导思想，合同当事人一方为消费者、劳动者的场合，应当优先考虑对消费者和劳动者利益的特殊保护，亦即对生产者和经营者一方的合同自由予以某种程度的限制。同时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中关于消费者合同的规定，作为合同法的特别法，在适用上处于优先地位。因此，中国不存在单独的消费者合同法；有关消费者合同，应当适用合同法和消法（参见梁慧星：《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１１至２１２页）。

合同法本来是不以“身分”而异其效果的，这是“从身分到契约”运动的结果。但在现代社会，“消费者”这一特殊的身分需要特殊的保护，这已是不再需要更多理由加以证成的共识。因而，今天如果说“消费者合同”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其特别之处恰恰体现在，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缔结的合同中，会因保护消费者的特别政策而使其内容及法律效果（与普通合同相比）有特别之处。这些特别的内容，固然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分析，以下仅就我国法上与消费者合同相关的惩罚性赔偿作些初步的分析。

二、消费者合同与惩罚性赔偿

合同损害赔偿的一项一般原则便是，损害赔偿是补偿性的。该原则的内涵包括：以原告的损失为标准、损害赔偿不超过损失、不允许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告须受有损失（参见拙著：《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７至２８页）。合同法在违约损害赔偿上是遵循这些原则的，同时又于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所承认的对于上述一般原则的例外，便是消法第四十九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

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一规则俗称“双倍赔偿”（严格地讲并不准确），实质上是一种惩罚性赔偿。

所谓惩罚性赔偿，可以理解为依据法律的规定由不法行为（违约、侵权或其他不法行为）人向受害人支付一定数量的金钱。它是以“赔偿”的名义对不法行为的一种惩罚，其目的一方面是要惩罚和抑止不法行为人的不法行为，另一方面是警示和教育其他人不要出现类似的情况。惩罚性损害赔偿在我国主要是一种法定的责任，其发生基础是基于法律的规定（有别于约定责任，比如约定违约金），其数额或是由法律确定，或是由法院裁量。其效果亦有特殊性，即不法行为人除须支付惩罚性赔偿金之外，其他因债之关系或法律规定所应负的一切义务和责任，均不因之而受影响。比如，对于受害人遭受的其他损害，仍得请求赔偿性的损害赔偿，或者在约定有赔偿性违约金场合，仍可得请求支付违约金。换言之，惩罚性赔偿是责任人在承担通常的法律责任之外的额外负担。

这种理解也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８条和第９条中均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第８条表述用语是“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第９条的用语亦颇为相似，均将“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惩罚性赔偿）与“赔偿损失”相并列，换言之，以惩罚性赔偿为一种额外的负担。

从惩罚性赔偿的发源地美国来看，其法律上所谓的惩罚性赔偿（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ｏｒ 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亦是独立于填补性损害赔偿（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ａｃｔｕ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ｓ）之外的，甚至认为它根本就是不真正的赔偿，不以赔偿性为其应有属性。我国学者有时将填补性赔偿与惩罚性赔偿合二为一，作为一个赔偿来理解。依笔者的理解，对于惩罚性赔偿的认识应该在逻辑上与惩罚性违约金保持一致，强调惩罚性赔偿就是单纯的以惩罚为目的的一笔金钱，另外有损失的，不妨另外请求赔偿损失。换言之，惩罚性赔偿是与填补性赔偿或其他责任并用的，对于责任人而言，是一种额外的负担，而非以惩罚性赔偿取代其他的责任。这样理解一方面可以避免出现不法行为或过错越重、惩罚越轻的悖论；另一方面，也避免出现惩罚性赔偿金不足以填补实际损害场合却无从救济的尴尬局面。

三、消费者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发生要件

从消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消费者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发生须具备两项要件：须是消费者合同，须有欺诈行为。

（一）消费者合同

消费者合同的界定，关键在于双方当事人，一方须为消费者。依消法第二条，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另外，消费者应当界定为自然人。另外一方当事人须为经营者。消法对经营者虽未作出定义，依通常

观念，经营者从事活动须是以营利为目的。

（二）欺诈行为

关于“欺诈行为”的语义，消法没有作出特别的界定，自然应当与民法通则及合同法中的欺诈概念作相同的解释。

是否要求消费者必须因受欺诈而遭受损失呢？从消法第四十九条的用语上看，的确提到了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据此，学说上有见解肯定须以消费者受到损失为要件。如果这种见解正确，那么消费者在主张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时，须证明自己因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遭受了损失，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经营者能够证明消费者没有遭受损失，是否就可以免责呢？果如此，显然是与消法第四十九条的规范目的不符。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不在于填补损失，而在于惩罚不法行为。由这一观念出发，笔者认为，不必要求有消费者遭受损失的要件，对于消法第四十九条中出现的“损失”概念，可以理解为是法律上视为已有“损失”存在，纵然实际损失为零，仍然不妨碍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

四、依消法第四十九条惩罚性赔偿场合合同的命运

惩罚性赔偿制度浅析 篇3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 制度 消费者权益 保护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保法》）第49条规定了商品欺诈和服务欺诈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是我国法律制度中的第一次，是一次重大突破。但十几年的司法实践和我国社会法治程度的发展，证明这一制度在我国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自2012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经过几次修订后，也将于2014年3月15日实施，但对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研究却不能止步。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1.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概念和特点

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损害赔偿相对，是指当被告在特定情况下实施加害行为而致原告受损时，原告可以获得除实际损害赔偿金之外的赔偿，其目的在于对被告施以惩罚，[1]同时也意在预防。一方面预防被告再为此类加害行为，一方面警告他人勿为此类行为。

惩罚性赔偿具有以下三个特点：⑴惩罚性赔偿属于民事责任。⑵惩罚性赔偿的一个关键要件就是行为人的主观要素，故意和重大过失，引用刑法理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及间接故意。⑶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主要在于惩罚加害人。

2.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实践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的立法现状。在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相关立法有：

（1）1994年1月1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首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针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消费者有权要求其接受商品或服务价款一倍的惩罚性赔偿。

（2）2009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生产者或销售者明知生产或销售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予以生产或销售的，消费者有权在要求赔偿损失之外，要求价款十倍的赔偿金。《食品安全法》将惩罚性赔偿金提升为价款的十倍。

（3）200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生产者或销售者明知是缺陷产品仍予生产、销售的，造成损害结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要求相应的损害赔偿。《侵权责任法》未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尚不完善，同时以造成实际损害结果为条件，与《消保法》的规定尚不协调一致。

（4）2003年3月5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了在商品房出卖人存在故意隐瞒房屋抵押、已出卖给第三人或没有商品房预售证的情况下，买受人有权要求惩罚性赔偿。

（5）2013年10月25日通过的新《消保法》规定，一般性欺诈行为的赔偿数额为商品或服务价款的三倍；同时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服务存在缺陷，扔向消费者提供，或造成消费者或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所损失两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新《消保法》将于2014年3月15日实施。

在消费者保护领域建立完善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1.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

《消保法》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仅适用于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场合。但胁迫、乘人之危、及重大过失也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除欺诈以外，《消保法》也应纳入这三种情况。

2.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法

依据《消保法》第49条的规定，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法属于通常所说的“双倍返还”，且其基数是商品或服务的价款。以“价款”作为基数，在商品或服务价款非常低廉的情况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惩罚功能往往很难实现；另外，在索赔惩罚性赔偿金时，如果惩罚赔偿金过低，消费者在对投入和回报进行权衡后，并不会积极地去追求惩罚性赔偿金，维权的热情会大大减少，惩罚性赔偿制度鼓励消费者积极维权与不法经营者抗争的作用也难以发挥。

关于《消保法》在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和方法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⑴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标准。计算惩罚性赔偿金时应以价款作为标准适当，还是以实际损害数额作为标准适当，不应一概而论，具体而言可分为几种情况：①未出现实际损害时，此时应为违约责任，在计算惩罚性赔偿金时以价款作为标准是比较妥当的。②出现实际损害时，即在侵权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计算时，以价款作为计算标准并不合适，而应以实际损失数额作为计算标准更为妥当。③在出现实际损害的情况下，若以价款作为赔偿标准所得惩罚性赔偿金，高于以实际损失为标准所得惩罚性赔偿金，则应当以价款作为计算标准。新《消保法》虽然区分了以价款为标准和以损失为标准的情形，但却是根据经营者的主观状态，略有不合理之处。

⑵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在讨论惩罚性赔偿时，精神损害赔偿也常常会被提及。在我国现有立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只适用于给他人人身权利造成实际损害的侵权行为。但是，虽然存在实际损害，精神损害却不是用于弥补受害人实际遭受的损害，而是主要用于安慰受害人因行为人的侵权行为而在精神上遭受的痛苦。精神损害虽然并非完全为了惩罚加害人而存在，但在一定程度也具有惩罚的含义，因此和惩罚性赔偿相同的作用有重叠之处，即二者存在着交叉，因此，消费者在主张权利时，只能选择精神损害赔偿或者惩罚性赔偿，而不能两者并用。

参考文献：

[1]张新宝，李倩.惩罚性赔偿的立法选择[J].清华法学，2009，3.

[2]邹洪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经济，2011，6.

[3]石睿.美德两国惩罚性赔偿之当前发展[J].法制与社会，2007，2.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篇4

二十一世纪随着全球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人类在享受工业信息化时代的各种便利成果时, 也不得不面临该时代衍生的各种风险和危机。①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对大规模侵权的释义, 所谓大规模侵权是指造成多人损害的民事不法行为, 如工厂排放毒气、商业客机相撞以及工业废物处理造成的污染等。与一般侵权行为不同, 大规模侵权行为不仅造成众多受害者人身、财产的损失, 也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从侵权法的角度看, 这些损害具有侵害范围广, 受害人数众多, 社会影响力大等特点

二、补偿性赔偿制度适用于大规模侵权损害的不足与局限

补偿性损害赔偿制度是当损害产生时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为补偿原则, 从受害人个人利益出发, 强调的是侵权人与受害人利益的平衡, 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为限。对于大规模侵权损害事件, 笔者认为适用补偿性赔偿制度存在一定的不足与局限。首先, 补偿性赔偿制度不足以填补大规模侵权导致的损害。补偿性赔偿制度关注的是受害人的个人利益, 以填补损失为原则。而大规模侵权损害事件中, 损害涉及到的已不仅是社会个体的个人利益, 由于损害涉及范围广泛甚至对社会整体利益已产生不良影响。大规模损害的侵权行为人大多是企业, 这些企业利用自身财力, 声誉等优势地位实施侵权行为, 当其因侵权所获收益大于其用于填补受害人损失时, 补偿性赔偿制度虽然填补了受害人的损失, 却让实施侵权损害的企业客观的获利了, 企业的侵权行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有违社会的公平正义价值。其次, 补偿性赔偿制度的适用不足以预防大规模侵权的发生。大规模侵权人多为具备一定实力的企业, 企业以追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为宗旨, 当企业为其实施侵权行为付出的经济补偿低于其因实施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时, 在利益的驱使下企业往往会放任甚至故意实施大规模侵权行为。

三、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大规模侵权损害的必要性分析

有学者认为, “惩罚性赔偿主要是一项以授予私人惩罚权的方式弥补刑法缺陷的特殊惩罚制度, 是一个将公法在规制违法行为上的严厉与私法在执行法律上的灵便嫁接在一起的制度”。②

首先,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能预防和阻碍大规模侵权的发生。同补偿性赔偿制度一样, 惩罚性赔偿制度须以当事人法益受到损害为请求基础, 是在主张补偿性赔偿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请求, 以此彰显惩罚功能。③在侵害人恶意的情况下, 惩罚体现了更多的社会正义。而惩罚所追求的最终目的除了惩戒侵权人所实施的侵权行为, 同时也是给其他潜在意欲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以警醒和威慑。笔者认为, 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是惩戒不法行为的一种手段, 预防和阻碍不法行为的发生才是其所要达到的目的。通过高于补偿性损害赔偿的惩罚性赔偿金, 让意欲实施侵权行为的人预见到实施侵权行为后的严厉的经济制裁以此警醒和威慑侵权行为人, 从而让其放弃实施侵权意图。

其次,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能鼓励受害人积极主张其自身合法权利。惩罚性赔偿制度高额的赔偿金恰是对受害人积极主张自身权利的一种激励。除受害人已受损失的补偿外, 高额的惩罚性赔偿金更像是一种“意外之财”, 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 受害人也更愿意积极地参与到诉讼中。

四、对大规模损害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疑虑的分析

有学者主张, 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受害人所获额外收益是否合理。笔者认为, 额外收益合理。首先, 如果只补偿受害人的现有损失, 有违社会公平。大规模损害事件往往是潜伏一段时间之后大范围爆发, 如环境污染, 对受害人的损害是长期性的, 或者处于潜伏期还未表现出来的, 有的损害导致的后果甚至伴随受害人终生。这些长期性的, 或者是未爆发的损害无法计算现有损失, 仅根据现有损失实行补偿性赔偿无论是对受害人的客观损失还是心理上的伤害都是远远不够的。其次, 额外收益也恰是对侵权人的一种惩罚。大规模侵权事件的侵权人多是具备一定实力财力, 能实施大范围反复侵权的企业。在这些企业完全有能力承担只对受害人补偿现有损失的前提下, 出于对利益的追求, 这些企业势必会继续实施侵权行为, 再一次侵犯社会公众的利益。而适用惩罚性赔偿, 除补偿受害人现有损失外还对侵权企业处以额外赔偿, 实施侵权行为的企业无力承担高额的赔偿金时, 便不会继续侵权。因此, 受害人所获的额外收益客观上也遏制了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再次发生。

参考文献

[1]陈年冰.大规模侵权与惩罚性赔偿——以风险社会为背景[J].西北大学年报, 2010 (6) :155.

[2]朱广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演进与适用[J].中国社会科学, 2014 (3) :119.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篇5

赵研

食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社会都在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瘦肉精”、“染色馒头”、“三聚氰胺”、“牛肉膏”、“毒豆芽”、“塑化剂”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严重影响了企业信誉，政府公信力，以及我国的国际形象，食品安全问题已然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层面。

自201*年6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其第10章专门规定了违反《食品安全法》的“法律责任”，其中第9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 倍的赔偿金。”这一规定确立的食品安全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保障我国消费者权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该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的规则过于简单，在具体操作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通过分析《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基础，有必要全面了解该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什么是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又称报复性赔偿(vindictive damages)或示范性赔偿(exemplary damages)，是指法庭判定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即损害赔偿金不仅是对权利人的补偿，同时也是对故意加害人的惩罚。

惩罚性赔偿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从目的和功能来说，惩罚性赔偿由赔偿和惩罚所组成。第二，从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来说，与补偿性的赔偿相比，它虽然也要以实际损害的发生为适用前提，但赔偿的数额主要不以实际的损害为标准。第三，从赔偿范围来看，惩罚性赔偿并不以实际损害为限，其数额均高于甚至大大高于补偿性损害赔偿。第四，从能否约定看，合同法允许当事人事先约定违约损害赔偿，而且这种约定可能具有惩罚性，但这并不是惩罚性赔偿。

我国《食品安全法》在规定行政责任和民事赔偿的同时，引入了英美法系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传统产品的补偿责任与惩罚性赔偿责任的目的不同，前者的目的主要在于平衡和填补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失衡的利益关系，而后者主要目的是预防和遏制类似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体现了对受害人补偿和抚慰的功能;对加害人报应的功能;对不法行为人遏制的功能;对市场交易的鼓励功能的四方面的社会功能。

二、《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的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食品安全法》将原有的一倍赔偿提高到了十倍，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立法实践中都是很大的突破，是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重大进步。

我们应当明确《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为：第一，主体要件：赔偿主体为不安全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有权请求惩罚性赔偿的是消费者;第二，行为要件：依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只要生产者生产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经营者在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况下仍然销售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即可被认定为行为违法;第三，结果要件：依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只要消费者购买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即可认定其受到了损害;第四，因果关系要件：食品生产者或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与受害者所遭受的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同时《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进行了区别对待，对生产者适用的是严格责任，即生产者只要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就要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对销售者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即销售者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进行销售的，才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此，针对食品经营者，是否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通常要考量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行为的违法性。二是主观恶意性。

但是，我们仍应看到惩罚性赔偿责任在实际应用中并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当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受害人利用法律手段主张赔偿权利的积极性不高，这也就从一定程度上助长和鼓励了生产经营者从事不法行为的意图。因而进一步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无疑是保障我国食品安全有效手段。

三、完善《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的建议

1。明确规定以实际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的依据。

《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的价款十倍的赔偿金。”由此可见，《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十倍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建立在“价款”上的，而并不是建立在消费者实际遭受的或者实际需要填补的损失上的，所以，惩罚性赔偿数额确立的基数标准并不合理。一般来说，对于日常生活中的食品消费支付的价款都比较少，即使适用 “十倍”的赔偿，对消费者也并不能起到实际上的抚慰作用，对违法经营者也起不到有效的遏制作用。而消费者一般也会因为怕麻烦和赔偿数额不大而放弃对自身权益的维护，这也进一步助长了违法犯罪者的嚣张气焰。

2.降低索赔难度

让受害者去证明销售者主观上有没有过错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只要销售者不能证明自己不是“明知”，就应认定其主观上有过错，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一方面可以促进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会对违法者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3.完善监管体系

现阶段我国质监系统、工商系统、食品药品监督系统和各级地方政府都有权利和责任对食品安全问题加以监管，但管理部门的众多和分管领域的不同也容易诱发推诿现象的发生，这无形中提高了消费者维权的难度，打击了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因此，加紧体系体制的改革与建设十分必要，改革和完善现有监管体制，着力解决好监管中遇到的衔接问题，减少监管交叉，防止监管空白，推动监管合力的形成。才能真正从根本上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4.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保障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

食品安全标准是指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对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影响食品安全的各种要素以及各个环节所规定的统一技术要求。《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实施的效果，取决于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完善与否。

食品安全标准存在三个认定标准：一是国家标准，()二是地方标准，三是企业标准。依据《食品安全法》第3章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得知：食品安全标准是通过国家统一制定，并且强制执行和实施的。法律同时也规定，如果未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情况下，可以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如果未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情况下，可以制定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也就是说企业可以自行制定食品安全标准。除非企业制定了更高的食品安全标准外，那么就有可能制定出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食品安全标准，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食品安全法》应尽快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明确规定食品安全标准的认定条件和程序，以保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全面贯彻和实施。

四、结语

论我国惩罚性赔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篇6

一般认为，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9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规定，以及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是我国首次将惩罚性赔偿引入侵权责任领域，也是完善和丰富我国民事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探索，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回顾惩罚性赔偿在我国法律上的发展历程，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四十九条的初次引入，到刚刚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可以看出我国现行法律中已经存在一定数量的惩罚性赔偿立法规定，但这些规定并不完善，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加强理论研究，明确惩罚性赔偿的法律地位

虽然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不断发展，并最终被引入《侵权责任法》，但理论上的争议并未平息，并一直在持续。即使在主流观点一致认为应当将惩罚性赔偿引入《侵权责任法》的情况下，但对具体适用的领域意见也并不一致。社科院的建议稿认为惩罚性赔偿主要应适用于侵害人身权的侵权行为，人民大学的建议稿则认为应只适用于产品责任领域。同时，回顾惩罚性赔偿的立法轨迹，我国在立法前对惩罚性赔偿的理论研究并未深入和完善，而往往是针对特定时期某一特定问题的一种特殊规定，具有临时性和政策性的特征。因此，必须要进一步深入惩罚性赔偿的理论研究，明确惩罚性赔偿的价值，为惩罚性赔偿的逐步发展和完善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理论上的成熟推动立法上对惩罚性赔偿的准确定位，使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名正言顺，并进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完善惩罚性赔偿立法规制

1、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一般条款。我国目前虽然在《消保法》、《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等领域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但这些惩罚性赔偿规定适用的条件、适用的领域都不相同，缺乏系统性，不同领域发生责任竞合的情况缺乏明确的指引。因此，应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一般条款，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一般构成要件、数额确定、程序规制等作出统一规定，以利于惩罚性赔偿的实践操作和统一行使。

2、扩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通过对惩罚性赔偿的历史考察可知，惩罚性赔偿最初产生与侵权责任领域，后来逐渐发展到合同领域。从我国的惩罚性赔偿立法来看，侵权责任领域并未得到广泛的适用，在现代社会经常爆发大规模侵权的情况下，这显然不能满足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特别是人身、财产权益的需要。从理论上来看，主流观点认为惩罚性赔偿主要应适用于侵权行为。比如王利明教授就认为，“惩罚性赔偿主要应适用于侵权行为，特别应针对殴打他人而又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张新宝教授认为，殴打、辱骂他人的行为主要是给被害人造成精神损害，而该精神损害依照现有法律规定得不到有效保护，因此，认为殴打、辱骂他人行为以及非法拘禁、性骚扰、侵害他人具有感情意义的财物等情形，均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从实践上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侵权案件高发，人民群众维护人身、财产权益的愿望迫切，特别是对恶意侵权行为，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综上，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扩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在故意侵权行为、重大过失侵权行为领域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以进一步保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权益。

完善惩罚性赔偿程序规制

由于我国不存在像英美法国家那样在侵权领域广泛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础，为了防止惩罚性赔偿被滥用，在详细规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的同时，还要根据我国实际，加强程序规制，确保惩罚性赔偿发挥应有的制裁和遏制功能。

首先，惩罚性赔偿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因此，应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理。同时，应适当提高惩罚性赔偿的证明标准，防止当事人滥诉。也就是说，当事人在提起惩罚性赔偿之诉时，应对被告主观上的可谴责性及其支配下实施的不法行为进行充分举证，以凸现其行为的可惩罚性。

其次，要建立惩罚性赔偿上级法院核准制。由于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需要参考多种因素，而我国不同地区间差异较大，适用统一的赔偿标准显然无法达到惩罚性赔偿的法律效果。因此，通过上级法院核准的方式对地区间的差异进行综合衡量显然更为妥当。另外，我国引入惩罚性赔偿的政策目的性很强，就是为了解决某一特殊领域的突出问题的，上级法院的核准制度可以从宏观上把握惩罚性赔偿的导向，实现某一地区内惩罚性赔偿尺度的大致统一。在具体操作上，笔者认为，应由合议庭对惩罚性赔偿之诉进行审理，合议庭对案件事实负责，并出具初步法律适用意见。初审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进行把关、审查，并最终决定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及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初审法院的惩罚性赔偿判决下达前应由上级人民法院核准，上级法院无权决定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但可对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进行调整。

（作者单位：宁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 篇7

惩罚性赔偿原则作为一种与补偿性赔偿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民事法律制度,以其全面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对正处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中国更有特殊的意义。一般支持者认为,该制度具有很强的惩罚性,由此带来的威慑效果能够产生积极的预防作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反对者往往也是从很强的惩罚性出发,认为民事责任的主要功能在于补偿受害人的损失,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不应存在惩罚与被惩罚的关系,且过度威慑会使社会停止进步。支持者与反对者都运用同一事实来阐明各自的观点,似与常理相悖,然而这恰恰说明惩罚性赔偿制度好比一把双刃剑,它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相伴而生。因此,对该制度的适用必须掌握在一个合适的度上,才能使其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尽量减少其消极作用。早在18、19世纪,惩罚性赔偿制度就主要用在诽谤、诱奸、恶意攻击、私通、诬告、不法侵占住宅、占有私人文件、非法拘禁等侵权案件中。在美国,惩罚性赔偿除适用于侵权领域外,还广泛适用于合同领域。然而,在我国,遵从大陆法系的规则,一般是先将惩罚性赔偿进行定性,然后再根据其是合同责任或侵权责任决定其适用范围,即受害人或者基于侵权,或者基于违约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设置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根本目的主要在于维护社会利益,其次才是为受害人的无形损失提供救济。因此,应该补充当前损害赔偿制度的若干漏洞,扩充赔偿标准范围,适当地加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使之适用于多个领域,全面保护受损害方的合法权益。

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

惩罚性赔偿制度目前我国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所体现,《民法通则》中并无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一般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作为一项法律责任在我国民事立法中尚不具有普遍性。但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

1、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惩罚性赔偿在侵权行为中适用于故意侵权案件、重大过失侵权案件、产品责任案件,法律上的生命是人赖以存在的前提,也是自然人行使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身体健康是自然人生存和进行正常民事活动的前提条件;身体权则是自然人享有生命权与健康权的物质保证。在倡导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的社会里,民法应为此三项权利提供最充分的保护。合同案件中的合同欺诈、恶意违约、保险人恶意拒绝理赔、雇主恶意解雇雇员等案件,鉴于契约自由原则,合同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应当局限于主观上存在恶意的案件。这几种案件有必要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它们能给欺诈者、违约者、保险人和雇佣人带来较大利益,却对另一方造成较大损失,而这种损失依现行的违约责任处理只能得到部分弥补,对受害方极不公平;另一方面,这些人的主观恶性较重,其行为对社会有不利影响,仅适用缔约过失责任或违约责任难以有效遏制,不予以惩罚便是放任,久而久之,会严重破坏民商事法律关系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2、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

惩罚性赔偿金是法定的,其数额的确定应当科学、合理,不宜过高或过低。数额过高便成了纯粹的惩罚,会损害法的教育功能;数额过低则不具有威慑作用,达不到惩罚性赔偿的遏制效果。《民法典》相关条款可改为“故意侵犯他人人身权和财产权并具有严重可谴责性的行为造成损害的,应当按照原告的请求赔偿其受到的损害及损害额三倍范围内的惩罚性赔偿金。重大过失行为所致的损害额超过1000元,原告可在损害额一倍范围内请求惩罚性赔偿金。三倍损害额低于一万元的,原告可在一万元内请求惩罚性赔偿金。”《消法》49条可改为“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时故意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请求赔偿其受到的损害及损害额三倍范围内的惩罚性赔偿金。因重大过失行为所致的损害,消费者可在损害额一倍范围内请求惩罚性赔偿金。三倍损害额低于一万元的消费者可在一万元内请求惩罚性赔偿金。”

3、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及原则

我们可借鉴美国做法,将惩罚性赔偿金在弥补原告所有损失之后的数额归属政府。例如,印第安纳州规定,原告获得惩罚性赔偿金的25%,剩余75%存人重罪受害人基金。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损害赔偿形式,在性质上虽属私法责任,但具有某些公法色彩,法院在民事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应采取以下区别于一般民事案件的审判模式,应坚持不诉不理原则、合议庭审理制度、举证责任等原则。

摘要：惩罚性赔偿作为英美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从其产生以来支持和反对的意见一直是相互交织,争论不休的。界定其适用范围及制度的构建,是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中的一项新课题。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构建

参考文献

[1]1谢哲胜:《惩罚性赔偿》[M].财产法专题研究(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08.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价值分析 篇8

1 中国法上的惩罚性赔偿

法学界一般认为, 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以下简称《消法}}) 第49条突破了民事赔偿的补偿偿性原则, 是对惩罚性赔偿的承认, 也是我国从立法上第一次对惩罚性赔偿作出的规定。该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 ) 在第8条、第9条中也明确规定了商品房买卖过程中适用罚性赔偿的五种情形。除此之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4条的违约金条款、第115条的定金条款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惩罚性赔偿的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94条、295条也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惩罚性赔偿的思想。

2 惩罚性赔偿的比较分析

我国和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均具有惩罚和威慑的功能, 但由于规定目的的差别和法律传统的不同, 该制度在我国和美国法上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 从立法目的上看, 美国的惩罚性赔偿是一种以惩罚加害人主观的恶性为出发点的赔偿制度, 并不是为了补偿受害人的损失, 因而它在主观目的上不具有前瞻性。这与我国《消法》第49条的立法目的是不同的。《消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包含了补偿和惩罚两种目的, 这主要是为鼓励消费者踊跃“打假”, 积极同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做斗争, 维持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

其次, 从实体法层次观察, 我国和美国的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对象和惩罚力度均有不同。美国的惩罚性赔偿主要针对因恶劣、肆意、鲁莽等心理状态下而实施的行为, 其赔偿义务人的范围比较广泛, 包括产品责任的生产者、销售者在内的各种侵权人。陪审团在裁决时很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 作出高额的惩罚性赔偿金裁决, 其威慑效果也就能比较直接有效地表现出来。而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只限于欺诈行为, 其赔偿义务人只能是经营者。赔偿数额也有严格的限制, 最多只是“双倍赔偿”。与经营者的获利相比, 此种惩罚力度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从完善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和威慑功效出发, 笔者认为, 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应当借鉴美国法中的一些成功经验, 制定出一个合理的赔偿额度。

综上所述, 惩罚性赔偿制度中国与美国有很多不同之处, 笔者认为, 必须吸收众家之长, 补己之短, 因为这些联系和区别是联系紧密的。必须加以认真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3 经济价值, 积极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惩罚性赔偿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秩序的井然, 参与市场交易的活动主体都按照法律的规则进行活动, 良好的市场秩序才能够形成和维持, 市场经济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没有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 经济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但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利益的驱动会使很多市场经济主体在交易中存在很多的欺诈行为, 谋取非法利润, 这些行为会损害市场经济的发展, 因此需要通过对这些侵害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予以惩戒和制裁, 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2) 纠正市场缺陷, 市场经济利用市场机制的有效配置发展的, 但市场机制并非万能, 市场也会失灵, 市场也有缺陷, 对于市场本身所存在的这些缺陷, 学者主张政府进行干预, 总的来看国家的干预是市场失灵的最主要手段,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 因此, 在经济法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 即有校正市场失灵的效果和作用。

(3) 纠正政府失灵, 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具有纠正政府失灵的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中, 不仅市场会失灵, 政府同样会失灵政府失灵表现多种多样, 主要有干预过度和政府干预不足两样, 政府应当在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实施调控, 不允许政府越权干预经济活动, 政府违法越权干预经济活动应当承担经济法上的责任。

4 法制价值, 促进法制现代化

惩罚性赔偿制度虽非现代化社会的生成制度, 但是这种制度却符合现代法治观念, 他的建立和完善, 既依赖现代社会制度, 又有利于社会现代法治观念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4.1 有助于法律的社会化

现代法制一个重要的特征是重视对社会利益的保障, 传统的法律主要特点是重视国家和个体的利益保障, 而对于社会利益的保障, 欠缺足够的法律制度来维护社会利益。而现代法治的发展在关注个体利益为本的同时, 也更加关注社会利益的保护, 主要表现就是大量经济与社会立法的产生以及公私法的社会化趋势增强,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机制,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现代化法治观念, 增进现代化法之中对社会利益的保障。

4.2 有助于法律的综合化发展

惩罚性赔偿制度, 本质上是一种兼有民事和刑事法属性, 融公法与私法于一体, 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的综合性法律制度, 因此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既符合现代法治的发展要求, 同时又能够促进法律的现代化进程, 有助于法律综合化的进一步发展, 笔者认为,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调整纠纷时, 起到了很重要的补充作用。

5 社会价值, 促进社会的和谐

5.1 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利于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

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比较低。因此, 法律侧重于保护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 以促进交易顺利进行, 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不少生产者和经营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借助自己经济优势和法律地位上的优势, 不注重产品质量, 市场上的假货开始泛滥, 坑害消费者的情况屡见不鲜。在此情况下,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将极大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5.2 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利于促进我国法治建设

传统的补偿性赔偿其救济方式以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为主。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受害人损失的范围有直接的损失和因损害而丧失的其他权益, 为了维权起诉还要花费诉讼成本和时间精力, 仅仅通过这种途径很难起到弥补全部损失的作用, 因此不少人就选择放弃维权。而惩罚性赔偿制度是通过超过实际损害额的惩罚性赔偿金来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的, 因此, 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利于激励公民自觉维护自己的权利。此外, 惩罚性赔偿金对于遭受严重恶性伤害的受害者而言, 可以消除其对于因取证困难、诉讼程序漫长等维权成本过高的顾虑, 特别是对一些实际损失不大, 但加害人的主观恶性特别恶劣、对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的伤害较大的案件, 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激发受害人启动诉讼程序, 从而实现其激励功能。

因此, 笔者认为, 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惩罚性赔偿金为权利人自主维权提供了动力, 这样有利于降低公权力机关的执法成本, 促进法律的执行, 同时也有利于加快我国法治建设的步伐。

5.3 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由于传统的补偿性赔偿是以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来弥补受害人所遭受在损失的, 但在实质上又很难弥补受害人的全部损失, 因此补偿性赔偿制度在目前的利益格局下不但很难起到停止分争的目的, 而且还有可能挫伤受害人对法律的信心, 转而采取其他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 激化矛盾, 这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阻力。惩罚性赔偿制度正是从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要求出发, 在出现冲突时能够为其提供相应的制度安排, 使其能够达到实质的平等地位, 从而在法律上能有相互对抗的基础, 有利于化解矛盾, 减少纠纷, 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正义, 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2]王利明.民商法研究 (第6卷)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3]金海福.消费者保护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篇9

关键词：美国专利制度,故意侵权,惩罚性赔偿

从某种程度上说,专利侵权赔偿数额就是专利的价值。专利侵权赔偿数额越高,则专利价值越大;反之,则价值较小。从2012 年2 月开始,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准备第4 次修改 《专利法》,并将 “加强专利保护、加大执法力度”作为修改的核心内容。2012 年8 月9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一次向社会公布了 《专利法修改草案( 征求意见稿) 》。在广泛争取社会各界意见之后,2013 年1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向国务院提交了 《专利法修订草案( 送审稿) 》。2014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启动专利法第4 次全面修改研究工作。2015 年4 月1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再次向社会公布修订后的 《专利法修改草案( 征求意见稿) 》( 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 。为了解决专利侵权 “赔偿低”的问题,《征求意见稿》在第65 条中增加了第3 款 “对于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行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规模、损害结果等因素,将根据前两款所确定的赔偿数额最高提高至三倍”。由于法院可以对故意侵权人增加赔偿数额,所以该条款被学者们称之为 “惩罚性赔偿”。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欧盟各国奉行补偿性赔偿,认为专利赔偿的主要功能在于补偿原告受到的侵权损失,而不是惩罚侵权者; 而美国规定了惩罚性赔偿,是为了加大对故意侵权人的惩罚力度,遏制专利侵权行为。比较研究外国同类政策,既可以反思本国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又可以启迪本国政策改革。由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我国借鉴的蓝本,所以本文以历史发展为线索,分析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及其司法实践,研究其对我国的启示,以促进我国专利制度的完善。

1 美国专利惩罚性赔偿制度

美国专利法第284 条第2 款,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法院可以将陪审团确定的或者法院评估的损害赔偿额增加至三倍”。根据文意解释,该条款只是授权法院可以将 “损害赔偿额增加至三倍”; 但是如何适用没有明确规定。这主要取决于司法实践的解释。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一般要求 “故意”是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条件。自1982 年美国建立专利联邦上诉法院以来,在过去30 多年美国专利惩罚性赔偿和故意侵权理论和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 1“积极的谨慎义务” 阶段

第一阶段是 “积极的谨慎义务( The Affirmative Duty of Due Care) ” 阶段。1983 年,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在Underwater Devices Inc. v. Morrison - Knudsen Co案中,迅速建立了一个权威的美国故意侵权的标准。美国理论认为侵权人可能在不同的主观状态下实行专利侵权。这些主观状态包括 “不知道”、 “意外”、“故意”、“轻率”和 “漠视”专利权。法院认为 “一个潜在的专利侵权者,应当实际注意他人的专利权,具有积极的合理注意义务。这些积极义务包括: 在开始任何可能侵权行为之前,具有从律师那里寻找并获得可行的法律意见的责任”。是否尽到“积极的谨慎义务”,是判断是否构成故意侵权的标准,也是是否判决惩罚性赔偿的前提。而律师是否出具可行的 “不侵权”调查和法律意见,是判决的关键。如果专利侵权人没有寻求或者没有出示 “不侵权”的法律意见,那么法院将适用 “反向推定”规则,推定侵权者主观上构成故意,将承担惩罚性赔偿。此后,美国许多案例均采用 “积极的谨慎义务”作为判断故意侵权的标准。联邦法院认为,“证明故意的标准” 是一个专利侵权人是否 “具有勤勉行为,确信法院可能支持专利无效或者没有侵权”。实际上,“积极的谨慎义务”采取的是过失标准,而且法院在适用时采取了 “故意推定” 规则,无疑扩大了故意侵权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

1. 2“客观轻率” 标准

面对学术界和专利权人的持续批评,2007 年美国巡回法院在Seagate案中重新改写了执行了25 年的 “故意侵权”认定标准。法院认为 “积极的谨慎义务”标准类似于过失,认定 “故意” 的门槛太低,专利权人至少应证明侵权人具有 “客观的轻率( objective recklessness) ”。法院在认定故意侵权时,分两步进行测试。第一步证明侵权人的行为具有侵犯有效专利权的客观可能性。专利权人必须显示清晰的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侵权人的行为具有侵犯有效专利权高度的客观可能性。这种侵权的客观可能性与侵权人的主观状态无关。第二步证明侵权者主观上是故意或者应当知道。当满足了第一个客观标准之后,专利权人还需证明侵权者知道或者非常明显地应该知道存在着侵权的客观风险。

“客观轻率” 标准在认定专利故意侵权时,遵循两个个基本规则。一方面,证明故意的举证责任应当分配给原告,而不是被告。在 “积极的谨慎义务”标准下,当侵权人不能提供证明没有侵权的律师意见时,适用 “故意推定”规则,将 “证明故意的举证责任有效地从专利权人转移到侵权者”。而“客观轻率”标准要求 “证明故意侵权的举证责任在专利权人”。侵权者没有有效提供没有侵权的律师意见时,不能理所当然地推定为 “故意侵权”。另一方面,废除了侵权人在审理中必须提交律师法律意见的要求。

1. 3 美国专利法修改之后

是否提交证明没有故意侵权的律师法律意见,一直是美国司法实践认定 “故意侵权”并承当惩罚性赔偿的主要证据。2011 年美国修订的专利法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解决了美国长期以来的争议。美国专利法增设了第298 条,对 “律师意见”做出了规定: “侵权人没有获得关于涉案侵权专利的任何律师意见,或者没有向法院或陪审团提交,不能被用于证明被控侵权人故意侵犯专利,或者侵权人希望引诱专利侵权。”该条款已于2013 年1 月14 日开始实施。根据文意解释,美国专利法第298 条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禁止因为未能获得律师意见而认定侵权人故意侵权; 第二部分,禁止因为没有提交法律意见而认定侵权人希望引诱侵权。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相关的是第一部分。

美国专利法增加的第298 条,对于认定专利故意侵权和适用惩罚性赔偿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确认了侵权人没有获得律师法律意见的积极义务[1]。第二,否定了 “积极的谨慎义务”中适用的 “反向推定”规则。即使侵权人没有律师建议,也不能证明侵权人存在故意,需要结合案件的各种情况进行综合判断。事实上,这是从立法的角度确定了 “客观轻率”标准。第三,提高了故意侵权的认定标准,显然也提高了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标准。

2 美国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司法实践

2. 1 美国专利惩罚性赔偿的功能

美国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源于美国侵权制度。惩罚性赔偿在美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为美国所固有,具有补偿、惩罚和遏制等功能。按照传统理解,美国早期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为了补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失或者无形伤害。因为传统侵权法对精神损失或者无形伤害不提供保护。根据 “矫正正义理论”,受害人的精神痛苦、荣誉或者尊严,可以通过惩罚性赔偿获得补偿。例如,情感受到了伤害,或者尊严遭受损失。现代侵权法已经将补偿性赔偿范围扩张到精神损失或者无形伤害。我国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主要是补偿和惩罚。通过补偿和惩罚的结合,产生遏制等其他功能。在许多案件中,惩罚性赔偿是在补偿性损害赔偿不能有效地保护受害人和制裁不法行为人的情况下所适用的[2]。惩罚性赔偿的主要目的是对侵权人的行为进行惩罚,补偿功能只是惩罚功能顺便捎带的作用。现代侵权法已经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失或者无形伤害提供法律保护和救济。现代惩罚性赔偿不应再捎带上对无形损失的赔偿[3]。美国高等法院已经达成共识: 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不是补偿,而主要是惩罚和遏制有害行为。

惩罚功能主要体现为对于故意或恶意实施不法行为的侵权人,处于超过受害人实际损失之外的赔偿。通过增加赔偿数额,达到惩罚故意侵权人的目的。为了解释受害人有权惩罚侵权人的合理性,美国Guido法官提出惩罚性赔偿是一种社会性赔偿[4]。有些惩罚性赔偿是为了原告之外的由于侵权行为受到伤害而被漏掉的受害人,对他们的伤害进行赔偿并产生理想的规则效果。 “社会赔偿” 主要扩大了损害赔偿受益人的范围,而不是扩大原告的赔偿范围。惩罚性赔偿不仅向侵权人,而且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 被告的故意侵权行为应当被严格禁止。通过惩罚性赔偿判决,使全社会都意识到故意侵权将受到严厉制裁,进而努力实现完全禁止故意侵权的目标。显然,遏制功能或者禁止功能,更多地服务于公共利益。

遏制功能区别于惩罚功能。惩罚功能是基于侵权人过去主观上的故意应当受到的惩罚。主观恶意越大,应受到的处罚越高。遏制功能是着眼于侵权人乃至未来潜在的侵权人,通过惩罚性赔偿,禁止未来再次发生故意侵权行为。惩罚赔偿数额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实现禁止故意侵权行为的目的。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法院似乎在判决惩罚性赔偿数额时并没有区分这两种功能,很少考虑惩罚故意和完全禁止之间的区别[5]。

2. 2 惩罚性赔偿的抗辩事由

美国专利法没有明确规定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而是授予法院或者陪审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根据近年来美国的判例,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通常需要满足4 个基本构成要件。 ( 1)涉案专利有效。( 2) 构成专利侵权。侵权人销售产品的技术特征,不仅落入了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而且构成了专利侵权。 ( 3) 侵权人主观上存在故意。( 4) 合理的惩罚性赔偿。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决合理的惩罚性赔偿数额。近年来,美国司法实践对于如何认定 “主观故意”和 “合理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存在着分歧。

如何认定 “主观故意”,不仅是美国30 多年来理论和实践中争议最大的问题,而且还是最难以判断的构成要件。根据 “客观轻率”标准,判读故意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判断受案专利与被诉产品是否存在侵权的高度可能性。这一步非常可观,故比较容易判断。第二步判断被告在实施侵权行为时主观上是否故意,或者显而易见地应该知道构成专利侵权。这一步非常难以判断。在美国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可能出现不同判决。

为了避免构成故意侵权并适用惩罚性赔偿,被告通常会提出一些抗辩事由,希望否定故意侵权。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使用的抗辩理由有: 没有复制涉案专利、律师出具不侵权的法律意见、专利无效、周边设计和申请专利重审等。2012 年美国学者Christopher,在Westlaw数据库收集从2004 年9 月到2010 年6 月美国法院判决故意侵权的309 个判决,对美国惩罚性赔偿判决进行了实证研究[6]。真正能够起到有效抗辩的事由只有两个: 实质性非侵权抗辩和非复制抗辩。所谓实质性非侵权抗辩,是指被告在实施行为时有理由相信涉案专利无效,或者被诉产品不构成侵犯涉案专利。非复制抗辩是指被告产品没有完全复制涉案专利的技术特征。而被广泛使用的出具律师法律意见、周边设计和申请专利重审抗辩,有时可以成功但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成功。

2. 3 惩罚性赔偿数额

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必须与侵权行为应受惩罚程度相一致。事实上,近年来美国司法判决没有对所有的专利故意侵权案件都适用惩罚性赔偿,甚至大多数判决没有选择3 倍赔偿。自2007 年8 月美国法院采用 “客观轻率”标准以来,美国许多学者认为提高故意认定标准,会导致法院大幅度提高惩罚性赔偿比例。但是,美国学者Christopher的实证研究发现,2007 年8 月之后美国法院对于故意侵权案件,判决惩罚性赔偿的只有54. 9% ,即在51 份判决中判决惩罚性赔偿的只有28 个; 而在2004 - 2007年8 月之间的案件中,故意侵权判决惩罚性赔偿的却有81. 4% ,即在43 份判决中判决惩罚性赔偿的有35 个。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美国法院在减少惩罚性赔偿判决适用比例。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根据美国专利法第284 条的规定,美国法院可以决定惩罚性赔偿的具体数额,最高可以达到补偿性赔偿的三倍。Christopher的研究研究表明,在2004 -2010 年间判决惩罚性3 倍赔偿的不到1 /3,大多数( 约占70% ) 惩罚性赔偿是双倍赔偿或者更少。处于1 - 1. 5 倍惩罚性赔偿的案件大约占1 /3,而判决2 倍惩罚性赔偿的案件也大约有1 /3。惩罚性赔偿的平均惩罚性赔偿数额,为补偿性赔偿207% ,如图1所示。

3 美国对惩罚性赔偿的争论焦点

自1982 年美国专利制度改革以来,美国司法实践大量使用惩罚性赔偿,对专利权进行强有力的保护,但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早在2005 年就有美国学者明确提出 “减少专利赔偿数额,并将故意侵权界定在较小范围内”。专利制度已经被滥用了,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针对创新企业的商业开发提起毫无根据的诉讼。如何将 “专利侵权赔偿恢复到一个合理的且能够达成共识的标准”,是2011 年美国发明法修改过程中争论的焦点之一。激励创新和鼓励公开不仅是专利法的立法目的[7],而且也是专利制度的基本功能。专利制度最直接的功能,是鼓励发明人将其发明创造尽早公开,通过授予专利权激励创新。如果毫无节制的惩罚性赔偿和过高的侵权赔偿数额,将明显减损专利制度激励创新和鼓励公开的基本功能。

3. 1 权利滥用过度赔偿

尽管现代专利侵权理论认为惩罚性赔偿具有惩罚和遏制功能,但是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最大受益者是专利权人。专利权人通常会获得2 - 3 倍的惩罚性赔偿。这种超额收益成为专利权人提起故意侵权诉讼并主张惩罚性赔偿的巨大动力。虽然惩罚侵权人可能是诉讼的一个原因,但是专利权人提起诉讼“更多的是为了获得金钱”。高额的惩罚性赔偿,激励着越来越多的 “专利流氓”( Patent Troll) 在美国出现。“专利流氓”,是指不希望实际使用专利生产产品而获取专利,对使用其专利的制造商要求损害赔偿的个人或企业。专利流氓是非生产型的机会主义或有目的的企业,其利润来源于不小心侵犯其专利企业支付的赔偿金[8]。专利流氓最严重的是美国,远盛于欧洲[9]。运用美国资本市场专利诉讼数据,研究发现美国1990 - 2010 年被告因专利流氓提起的专利诉讼损失5000 亿美元,而且只有极少一部分赔偿流向小的发明者。这意味着 “专利流氓”已经减少了创新激励并降低了社会福利。

进入21 世纪,一项创新产品可能需要运用成百上千件专利。从药品到通讯,从软件到半导体,越来越多的创新产品需要利用大量专利,但是这些专利却由不同权利人所有。这种现象被称之为 “专利分散”,即特定技术的专利由众多专利权人分别享有。对于需要运用大量专利的复杂产品而言,每一项专利都是必不可缺的,彼此之间形成互补性关系。在不侵犯专利的情况下,生产某项复杂产品必须获得所有专利人的许可。涉及的专利数量越多,专利权人越分散,达成专利许可的成本也就越高。由于价值取向和利益偏好的差异,众多专利权人可能相互阻碍,专利无法有效利用,导致专利闲置。美国专利制度中的 “永久禁令” 和 “惩罚性赔偿” 制度,赋予专利权人获得高额利润的权利,可以阻碍复杂技术的创新运用。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美国生物技术领域,被Heller教授称为 “反公地悲剧”( The Tragedy of Anti - Commous)[10]。如今不同的是“反公地悲剧” 已不仅仅出现在生物制药领域,已经扩散到通信、生物、半导体、光纤、软件和纳米等技术领域。专利保护可以激励创新,但是过度保护也可能阻碍创新。

3. 2 限制专利公开功能

美国传统专利理论认为,专利文件 “充分公开”具备激励创新、界定权利和教育公众的功能。但是随着美国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大量运用,一些美国学者开始担心惩罚性赔偿正在削弱专利公开所应该具有的功能。近几年,美国专利侵权诉讼案件数量激增,大约有92% 的诉讼选择了故意侵权。在被认定为故意侵权的案件中,超过55% 的侵权人被判决承担赔偿责任,大约32% 的侵权人需要承担2 - 3 倍的惩罚性赔偿。1990 - 2000 年美国专利侵权诉讼案件,判决的平均损害赔偿金额为2400 万美元。美国司法实践证明惩罚性赔偿已经实现了立法者所期待的“因三倍增加赔偿带来的威慑作用”[11]。如果故意侵权和惩罚性赔偿在诉讼中普遍存在,那么创新者将面临着痛苦的二难选择: 阅读现有专利文献,进行周边设计,实现完善创新; 或者不再阅读专利文献,处于 “无知”状态,避免故意侵权而遭受惩罚性赔偿。事实上,美国已经有许多企业不再去查阅专利文献。这种策略被称之为 “鸵鸟策略”。只要创新者愿意阅读和学习专利文献,专利公开功能可以充分发挥。但是在惩罚性赔偿制度下,无论何时阅读了专利文献,阅读就称为故意侵权的证据。

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对故意侵权进行惩罚性赔偿,起到惩罚和遏制故意侵权行为的作用; 另一方面,高额赔偿激励某些专利权人滥用专利诉讼,可能阻碍创新,减损专利公开功能。因此,必须合理运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这不仅是美国在新修改的专利法中提高惩罚性赔偿适用标准的目的,也是美国司法实践自2007 年8 月开始降低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原因。

4 对我国引入惩罚性赔偿的启示

目前,美国的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我国主要学习和借鉴的蓝本,对我国引入惩罚性赔偿具有重要启示。正值美国理论界全面检讨惩罚性赔偿的缺点和司法界限制惩罚性赔偿大量运用之际,我国应深刻反思专利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优缺点。在准备引入惩罚性赔偿时,我们应考虑以下三个问题。

4. 1 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目的

由于惩罚性赔偿制度是美国所特有,所以在全面移植具有美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之前,应明确惩罚性赔偿制度究竟具有哪些功能? 而且这些功能是其他制度无法替代的,必须引进。美国在适用惩罚性赔偿之前,同样遵循完全赔偿原则。美国专利法第284 条第1 款规定,专利侵权 “赔偿数额足以补偿专利侵权损失”。给予专利权人利息损失、合理律师费,属于补偿性赔偿的范围,适用完全赔偿原则。完全赔偿原则的基本目标是将专利权人因侵权受到的损失,恢复到如果没有侵权行为的良好状态。美国通常采取两种方法计算专利侵权赔偿数额: 专利权人所受损失和合理的专利许可费。

1978 年, 美国法院在Panduit Corp. v. Stahlin Bros. Fibre Works,Inc案中,确立了基于专利权人所受损失予以赔偿的基本构成要件。专利权人必须证明以下四个因素:( 1) 专利产品的市场需求,( 2) 缺乏非侵权替代产品,( 3) 专利权人具备制造和销售能力,( 4) 专利权人的利润损失。自1982 年建立专属管辖专利诉讼的联邦上诉法院之后,美国出现逐渐扩大专利侵权赔偿数额的发展趋势。1995年,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在Rite - Hite Corp. v. Kelley Co案中,扩张了专利侵权赔偿范围,专利权人可以因非专利产品损失获得赔偿。法院认为在市场竞争中,侵权人应当合理预见侵权行为不仅可能导致专利产品受到损失,而且直接造成竞争性非专利产品的销售损失。这就是美国专利实践中独特的 “整体市场价值规则”。只要非专利产品与专利产品具有“功能性相关”,即使与专利产品分开销售的非专利产品,也可以获得赔偿。例如,一个专利剃须刀的制造商,可以主张购买其专利剃须刀的消费者通常也会购买专利权人销售的剃须刀刀片。“整体市场价值规则”将专利侵权赔偿的范围,扩张到与专利产品一起销售的非专利产品或附件。

如果专利权人没有生产或者销售专利产品,那么可以主张合理的专利许可费。一种是专利权人已经进行了许可。法院直接根据已经正式签订的专利许可合同,通过专利许可费率计算损害赔偿数额。另一种是没有专利许可。法院努力在 “愿意许可的专利权人”与 “愿意被许可的被许可人”之间进行“假设谈判”,并基于这种假设确定双方多愿意支付的最大许可费。自1952 年始,美国专利法和实践就放弃了以专利侵权人所获得利益作为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只是在确定合理专利许可费是,作为一种证据提供参考[12]。

作为一般完全赔偿原则,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 专利权人所受损失、利息损失和侵权诉讼费用。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形下,法院可以要求侵权人支付合理的律师费用。美国专利法第285 条,规定 “在特殊案件中,法院可以判决向胜诉方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尽管法律没有解释什么是 “特殊案件”,但在美国司法实践中通过理解为 “故意侵权”。基于专利侵权人是否属于 “故意”,损害赔偿被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补偿性和惩罚性。补偿性赔偿是对专利权人受到的实际损失予以最大补偿,惩罚性赔偿基于专利侵权人的 “故意”或者 “不诚信”而增加赔偿数额,对其行为进行惩罚性处罚。从性质上讲,合理律师费赔偿仍属于补偿性赔偿,而非惩罚性赔偿。如果我国只是希望解决 “赔偿低”的问题,那么适用 “完全赔偿原则”就足以解决 “赔偿低”的问题。

4. 2 全面客观评价惩罚性赔偿制度

近年来,在美国出现的专利流氓、专利丛林和反公地悲剧等一系列问题,与美国独特的专利制度密切相关。当然,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具有一定联系。美国由于大量运用惩罚性赔偿,已经明显减损专利制度激励创新和鼓励公开的基本功能,遭到诸多学者的批评和诟病。在看到惩罚性赔偿在惩罚和遏制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惩罚性赔偿可能激励专利故意侵权诉讼,降低企业阅读专利文献的积极性,也可能阻碍创新或者减少专利公开功能。

4. 3 明确故意侵权与惩罚性赔偿之间的关系

故意侵权是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故意侵权都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专利故意侵权,既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 也可以扩大赔偿范围,对专利权人的合理律师费予以补偿性赔偿。美国30 年的司法实践争论最多的是 “故意”的认定标准。尽管修改后的美国专利法不要求提供律师法律意见,但是 “不侵权”的法律意见往往是抗辩的事由。我国司法实践或者立法应当如何认定故意侵权,是否故意侵权一定适用惩罚性赔偿,故意侵权是否还可以获得扩大范围的补偿性赔偿,均需慎重考虑。

综上所述,美国惩罚性赔偿对于惩罚侵权人和遏制侵权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滋生了过度赔偿和减损专利公开功能的消极影响。一项合理的赔偿制度,应当在 “赔偿不足”与 “过度赔偿”之间寻求一种合理的平衡。我国在借鉴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前,应该首先学习完全赔偿原则,不仅应学习美国确定专利损害赔偿的方法,而且将赔偿范围延及专利权人的利息损失和合理律师费。

参考文献

[1]EDWARD D M.Patent Reform 2011 The Leahy-Smith America Invents Act:Commentary and Analysis[M].New York:West Group,Thomson Reuters,2011:53

[2]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3(5):14

[3]BENJAMIN C Z.A Theory of Punitive Damages[J].Texas Law Review,2005,84:105-171

[4]ANGELA P H.Rereading Punitive Damages:Beyond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J].Ala.L.Rev,1989(40):1079

[5]DAN M.Retributive damages:a theory of punitive damages as intermediate sanction[J].Cornell Law Review,2009(94):239-340

[6]CHRISTOPHER B S.Willful Patent Infringement and Enhanced Damages After In Re Seagate:An Empirical Study[J].IOWA LAW REVIEW,2012(97):417-471

[7]BENJAMIN R.The disclosure function of the patent system[J].Harvard Law Review,2005,118(6):2007-2028

[8]REIKO A.Promoting access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patent pools,copyright collectives,and clearinghouses[J].R&D Management,2008,38(2):189-204

[9]U.K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Patent Thickets:an overview[R].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Patent Informatics Team Research Report,South Wales U.K,2011:1-64

[10]HELLER,MICHAEL,REBECCA E.Can Patents Deter Innovation?The Anticommons in Biomedical Research[J].Science,1998,280(1):698-701

[11]BENJAMIN R.The disclosure function of the patent system[J].Harvard Law Review,2005,118(6):2007-2028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篇10

关键词：惩罚性制度,《惩罚性赔偿示范法案》,《美国合同法重述》,侵权责任,实质公平

一、历史沿革

学界对于惩罚性赔偿的起源问题始终存在着争论。有人认为这种制度最先在古希腊、罗马和埃及就得到了适用, 另一些则认为该制度最早起源于古巴比伦的法律。也有人考证, 它来源于中世纪英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主要适用于欺诈和不当阐述。[1]

日益繁盛的经济活动使得琳琅满目的商品充斥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而这些商品的质量自然难以保证全然过关, 因此不合格产品造成消费者伤害的案例数量进入20世纪以来节节攀升。消费者可以通过诉合同违约或者侵权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但这种赔偿对于财大气粗的企业来讲, 与其获得的高额利润相比较实在是微乎其微, 不足以起到威慑的作用。而惩罚性赔偿就是突破这一局限兼具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惩罚力度, 这种赔偿和保护力度自然更受消费者欢迎。赔偿数额的不断攀高是过去20年美国惩罚项赔偿制度的最为突出表现。当前的美国, 除去Louisiana、Massachusetts、Nebraska、Washington四个州仍然排斥惩罚性赔偿以外, 惩罚性赔偿在美国已经成为一项较为牢固的制度。[2]

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与条件

(一) 适用范围

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并不像他的来源地———英国一样拥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拥有自主权是其最为突出的特征。他们对惩罚性赔偿的态度各不相同, 在50个州里, 4个完全排斥其适用, 46个适用, 但适用的范围又不尽相同, 有些宽有些窄。总而言之, 其使用还是存在一定的共性的, 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在侵权法中的适用:惩罚性赔偿判例最初起步于对人身权利的侵权之诉, 而今美国惩罚性赔偿已经将其覆盖范围扩展到了产品责任、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等领域, 因为社会生活的发展使得惩罚性赔偿所要保护的法益大大增加, 若只将其局限于人身权利的侵权之诉自然无法保护弱势的消费者。

其次, 在合同法中的适用:“20世纪70至80年代, 在合同领域中的适用已经成为美国惩罚性赔偿的主战场, 司法部的研究表明其在合同领域中的适用是侵权领域的3倍。”违约是平等主体之间对约定的违背, 他所涉及的仅仅是对约定双方的失衡状态的平衡, 并不能承担维护和矫正广义的正义的责任, 因此公共利益的维护就可以通过惩罚性赔偿实现。观察司法实践我们可以发现, 合同领域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主要包括:

一是违约和侵权行为相竞合的案件。“违反合同约定不能判处惩罚性赔偿金, 除非违反合同的行为同时也构成一种足以判给惩罚性赔偿的侵权行为。”———《美国合同法重述》 (第2版) 。通过这条我们就能发现在违约与侵权竞合时, 提起惩罚性赔偿的诉讼的根本要件是侵权, 仅仅因违约是不能以惩罚性赔偿为诉求提起诉讼的。我们通常所说的违约和侵权责任的竞合, 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某一违法行为, 具有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的双重属性, 从而在法律上同时产生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3]

目前, 美国法院承认的同时构成独立的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主要有类型:违反忠实义务行为 (breach of a fiduciary duty) 、伪造行为 (forgery) 、强占行为 (conversion) 、违背契约中的诚信原则 (breach a convenant of fair dealing and good faith) , 侵权性地干预商业关系行为 (tortiousinterferencewithbusiness relationship) , 伴随有故意的暴力行为、恶意的或强制的行为上的故意违约行为、欺诈行为 (fraud) , 欺诈性的不实陈述行为 (fraudulent misrepresentation) 。[4]

二是当事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的案件。在美国, 违反特殊合同关系中权利受侵害方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只能被动的承受, 没有与对方抗衡的能力。在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一方如果违约, 并且侵害了另一方的人身、财产权利, 受害人就可以通过惩罚性赔偿之讼使自己的权益得到保障。这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核心精神就是对缔约双方中弱势的一方给予保护, 使得原本实际力量存在差异的双方主体地位有可能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市场准入的机遇形式上是均等的, 但实质上适者生存的规律必然会使一部分人的手中集聚大量的财富, 这种竞争机制自然就使市场主体之间的强弱力量产生变化。个体的地位在形式上虽然看起来是平等的, 但实际上经济力量强势方在商业活动中的控制力却使得缔约双方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状态。如果强势方故意违约, 另一方则很难有效的抵抗, 如果按照传统的违约来规制, 弱势一方的损失表面上得到了“填平”, 但这种补偿使得违约方的违约代价降到了最低, 这种犯罪成本的“低廉”自然会使得他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道路上不用顾忌其他任何力量小于其的主体的利益。美国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在这种特殊关系纠纷案件中的适用, 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二) 构成要件

1994年, 美国法律统一委员会为各州的立法提供借鉴, 针对各州对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不一致的状况制定了《惩罚性赔偿示范法案》, 该法案于1996年获得通过。《惩罚性赔偿示范法案》对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1.被告依法负损害赔偿责任。《惩罚性赔偿示范法案》第5条 (a) (1) 规定:被告对原告造成的损害, 只有在该州允许对损害处以惩罚性赔偿的条件下, 才能依据法律对被告追究其承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5]本条规定明确了惩罚性赔偿的前提———补偿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不是一个独立请求权。这在法理上也可以理解, 即只有在法益受到实际侵害时, 在补偿权益受损方所要付出的代价不足以让侵害方得到警告的情况下, 惩罚性才有生长的根基。

2.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惩罚性赔偿示范法案》第5条 (a) (2) 规定:原告能提出说服力而且明确有的证据证明被告是出于恶意或者出于故意地和轻率地漠视他人的权利及利益从而造成损害。该条要求: (1) 被告具有主观恶意或是因为故意及重大过失是原告需要承担的举证责任; (2) 主观心理状态总是需要通过客观行为表现出来的, 原告证据的说服力就体现在被告的外在行为足以证明其存在相应的心理活动———或称之为故意。这样就具备了认定条件的主观心态要件。

美国《侵权法重述》第908条 (2) 规定:被告对原告造成的损害的行为的性质和内容, 在确定惩罚性赔偿时也应当予以考虑。目前在美国, 故意的心理状态是美国目前大部分州惩罚性赔偿诉讼的前提。而如何对“故意”进行定义在这里就成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 故意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深思熟虑的形成一定行为的想法, 另一类则是疏忽大意和轻信能避免的主观状态, 这两类行为的共性就是明知行为的不法性。故而无辨别能力的人不可能形成惩罚性赔偿诉讼中的“故意”, 因为他不可能具有法律上的“明知”这一要素。“故意”一般而言不要求对嗣后的经济损失也有故意, 对生理性的“第一性损害”的故意是他主要的覆盖范围。

三、兼具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实质公平

(一) 惩罚性赔偿的性质———准刑罚性

传统民法的观点“损害赔偿的最高指导原则在于赔偿被害人所遭受之损害, 稗于赔偿之结果, 有如损害事故未曾发生者然”[6]的理论限制了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随着社会之进步, 市场经济之繁荣, 人们逐步发现损害赔偿的补性已经不能满足平衡平等主体之间失衡、维护社会安全的需求了。随着现代损害赔偿法的发展,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匠心巧具, 与其说是对传统理论的反面, 不如说是在对其肯定基础上的加强。

从实质的角度考察英美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是一种介之于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的法律责任, 它兼有二者的属性。[7]惩罚性赔偿制度将人的行为动机放在了归责的要件之中, 这一反之前我们更加关注行为的结果, 并不以思想为罪的主流观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存在意义在功利主义者看来, 其目的在于保证社会大众的整体利益———公益的实现。

(二) 实质公平———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终极追求

罗尔斯认为, 形式正义是手段, 实质正义是制度的正义。形式正义是一种“理想主义”, 它针对的是一切主体的一般情况;实质正义则是“现实主义”, 他追求的是特定权利义务主体之间的特定权益实现。形式正义在一般违约和侵权损害赔偿中得到了实现, 但大部分的情况下受害人法益在只实现形式正义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恢复原状的。因此惩罚性赔偿不仅是对强势主体一方的约束, 强制其在扩大其传统责任的情况下引以为戒, 减少弱势一方的风险。同时也是在个案不能得以平衡的情况下, 通过这一手段最大情况的恢复受损方的损失, 让其拥有一条新的恢复补偿己方损失的途径。[8]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在遏制不法行为方面民法的理论创新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解决途径。由于侵权法与刑法的分离, 使得“惩罚性”在民法理论与实践上似乎显得缺乏理论基础。现实实践却是我们快速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灰色地带”的存在, 为了在解决平等主体间的纠纷同时运用更加强力有效的手段, 调节失衡的权利义务双方, 惩罚性赔偿理论可谓是应运而生。使得实质正义的实现有据可循。

四、结语

一个世纪以惩罚性损害赔偿饱受争议却又被人们频繁的适用, 美国最高法院近年来的判例就涉及到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的合宪性问题。[10]然而, 不论人们对惩罚性损害赔偿作何评论, 它的确需要我们在广泛的实践案例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最大限度的实现其现实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0 (4) :113.

[2]Malzof v.United States, 112 S.Ct.7ll, 715 (1992) .

[3]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 (上卷)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659.

[4]关淑芳.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113.

[5]See Model Punitive Damages Act (1996) , Section5.

[6]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M].台北:l996 (9) 修正二版:17.

[7]关淑芳.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37.

[8]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J].比较法研究, 2003 (5) :14.

[9]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J].比较法研究, 2003 (5) :14.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篇11

【关键词】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补偿性赔偿；赔偿数额

一、大规模侵权概述

数年来，大规模侵权的案件的频频发生，以下案例简直触目惊心：1968年的“米糠油案件”造成了食用油污染，至1978年，被确诊的病患高达1684人；2004年的劣质奶粉致使的“大头娃娃”事件令全国上下为之震惊，到2008年全国累计的因食用问题奶粉导致的患儿达29万余人；2010年又发生了日本丰田公司因汽车油门踏板存在归位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召回汽车。与常见的个体侵权案件相比，这类案件社会影响面大，受害人多，损失更为严重，学界称这种现象为大规模侵权。

大规模侵权并非传统的法学概念，它来源于英美法系，是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关于其概念，学界多采用的是朱岩的观点，即大规模侵权就是指基于一个不法行为或者多个具有同质性的事由，给大量的受害人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害或者同时造成上述两种损害。1

相对于个体侵权，大规模侵权的被侵害人分布范围广泛，人数众多，影响面大，危害后果涉及社会公众；而侵权人多为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能够进行大规模地生产经营；损害赔偿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这些特性决定了处理这类大规模侵权案件无法像对待个体侵权一样简单地适用传统的侵权法规则。

二、大规模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分析

侵权损害的救济措施有很多种，各类侵权救济主要采用的补偿性赔偿机制，但我们知道补偿性损害赔偿从受害人的角度出发，关注的是受害人个人利益的保护，2而大规模侵权作为如今经济高速发展的风险社会下的产物，如果仅适用传统的补偿性赔偿，已经无法满足保护大众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因此，大规模侵权比其他任何单个侵权更需要适用惩罚性赔偿。适用惩罚性赔偿一方面完全可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惩罚侵权行为人以警戒其他社会个体，进而起到维护社会的道德标准的目的。试想，大规模侵权的实施主体在追求利益时，漠视社会大众的人身尊严与财产权利，无视他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将可能造成的伤害视作生产成本，使社会陷入一个道德沦丧的窘境。如果这个时候仅仅适用补偿性赔偿机制，如何在法律上与价值上体现出对侵权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道德谴责，社会正义如何体现！

三、大规模侵权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具体规则

（一）适用条件

1.侵权人主观上存在故意。

在英美法系国家，立法和学者都承认惩罚性赔偿，并在司法中适用该制度。笔者以为美国对该制度的适用条件更能为我国借鉴，美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对侵权人主观上的要求条件可以归纳为侵权人主观上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但如果对于所有类型的大规模侵权不管侵权人主观有无恶性都一律适用惩罚性赔偿，会导致侵权人和受害人的双方利益无法兼顾而出现保护失衡。因此笔者并不赞同“我国应当建议一般的适用条件，规定所有类型的大规模侵权都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3的观点，认为强调侵权人主观上的恶性很有必要。

2.客观上有严重的损害事实。

客观上有损害事实或损害危险是所有涉及到赔偿的侵权行为都会产生的后果，但如果需要适用惩罚性赔偿，则需要这样的损害事实更为严重。大规模侵权的损害后果多数较严重，即通常会造成多数人的人身或财产的严重损失，需要对该大规模侵权行为造成的社会性危害后果进行救济。

3.因果关系。

大规模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认定因行为的复杂性而显得特别复杂。以三鹿奶粉案为例，可以得知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受害人众多且分布范围广泛，再加上侵害时间间隔较长，这就导致了侵权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异常复杂。大规模侵权的表现是一个违法侵权行为与分布范围广泛的侵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有学者认为，在确定侵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时，需要在侵害行为的“同质性、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推定、科学论证层面上的盖然性等。”4多方面更加注意，以超越传统的僵化的侵权因果关系论。

（二）赔偿数额的确定

目前我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中规定适用惩罚性赔偿，采用的计算方式是以与补偿性赔偿数额的比例关系为确定依据的。5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这样的计算方法有利有弊，优点在于计算方法统一简便，利于法官操作。缺点是单一考虑补偿性赔偿数额而没有顾及受害人的损失。现实中如果当一个产品的价格本身就很低时，即使增加赔偿的金额达到三倍，总额仍然很低，无法达到惩戒侵权行为人的目的；或者当一个产品的价格本身就很高时，机械地按比例计算赔偿金额对侵权人惩罚可能会过重，导致其无力赔偿，破产在所难免。

惩罚性赔偿在我国侵权法领域适用的范围还很狭窄。我国《侵权责任法》只在第四十七条提及惩罚性赔偿：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而对于大规模侵权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时的金额计算办法更完全没有提及。所以我们需要在归纳两大法系在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优缺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更好地设置我国的法律适用模式。笔者认为，对于赔偿数额的确定，需要把握好其想要实现的目的与功能。惩罚性损害赔偿救济效果的实现需要对赔偿金额的计算采用灵活方式，并考虑多种因素，不能搞一刀切的标准。笔者建议可以采用“一般标准+区别对待”的方法：先构造出一个一般性标准，如我国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同时可以规定法官在裁定赔偿金额时要考虑侵权人的主观恶性、受害人的损失、受害人数、社会影响力、侵权人的获利金额、侵权人的财力状况等诸多因素，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做出合乎法律目的与功能的裁决。

四、结论

现实中，大规模侵权行为的侵权主体往往会因为赔偿数额的巨大而最终宣告破产，但不能因此就放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该类案件中的适用。不得不承认，惩罚性赔偿机制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我们很难依据其应然的价值追求，设计出实践领域的精确适用规则。而且，我们还需要牺牲一部分惩罚性赔偿制度应然的价值追求，以确保法律规则的可预期性。事实上，在我国引入一般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机制，的确存在着特殊的困难，亦有可能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而不能不小心应对。有鉴于此，渐进式地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而不是一步到位地照搬英美国家相对成熟的惩罚性赔偿体系，应该是更优的路径。

参考文献：

[1]朱岩，大规模侵权的实体法问题初探，法律适用，2006（10）：11.

[2]李建华，管洪博.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法学杂志，2013（03）：31.

[3]李建华，管洪博.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法学杂志，2013（03）：37.

[4]朱岩.从大规模侵权看侵权责任法的体系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3）：10.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篇12

(一)立法背景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人类社会赖以长久生存和健康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但是我国的食品安全现状却不容乐观,2005 年的“孔雀石绿”水产品、2006 的素苏丹红鸭蛋、2008 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2010 年的地沟油事件、2011 年的皮革奶事件、2013 年的镉大米事件、2014 年上海福喜食品公司过期肉事件等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层出不穷严重危害了中国民众的生命与健康,也引发了社会大众对食品安全的极度恐慌和不满。食品安全方面形势的严峻性促使我们必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作为特殊产品责任的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进入人们的视线范围,成为解救我国食品安全的良药。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指的是加害人赔偿被害人的赔偿数额数倍多于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方式[1]。现代社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英国,但其蓬勃发展并逐步完善却是在美国。英美法学理论界对该制度的争论自其产生以来就从未停止过。大陆法系奉行民事赔偿的主要目的是补偿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早期大多没有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但是,受到产品责任案件频繁发生、民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因素的影响,不少大陆法系国家逐渐开始摒弃同质补偿的原则,进而慢慢接受惩罚性赔偿制度。

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研究不断深入和不断成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侵权责任法》相继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这表明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得到接纳,在《食品安全法》中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也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立法沿革

2009 年6 月1 日实施的《食品安全法》第96 条第2 款规定,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销售的食品是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有以上两种行为之一的,消费者不仅可以要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赔偿损失,另外还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由此,第一次在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2015 年4 月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2015 年10 月1 日生效的新的《食品安全法(2015 修订)》第148 条第二款对2009 年的规定进行了进一步完善,除赋予消费者要求赔偿损失和十倍赔偿金的权利外,还规定消费者可以向生产者或经营者要求支付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如果增加的赔偿金不足一千元人民币,按一千元计算。

(三)意义和价值

1.可以威慑和遏制不法行为

我国食品安全事件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是不法分子违法行为成本较低,传统的民法规定对造成人身、财产伤害的行为按照实际损失数额进行补偿,这使得的违法分子付出的代价大大小于获得的利润,不法商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常常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线,生产有毒、有害食品,损害民众生命健康安全[2]。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加重不法商人违法成本,让其为自己不法行为付出更大代价,能够有效震慑和遏制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3]。

2.对受害人损失充分救济,提高维权积极性

传统民法领域采取的填补损害方式,通过补偿所受损害让受害人恢复至未被侵害状态。但受害人因食品安全造成的损害通常较为抽象,除了物质损害外,其精神上往往会受到较大创伤;精神痛苦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也很难确立客观的赔偿金额。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弥补这种不足,通过高惩罚数额对受害者进行心理抚慰。同时,惩罚性赔偿也可以充分涵盖受害人维权的成本,进而鼓励受害人积极通过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不断与不法行为作斗争[4]。

3.促进食品安全,维护市场秩序

以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不法行为,对不法分子将会起到充分的警示作用,使其没有胆量再从事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进而可以改善食品安全和民众身体健康,进而保护不特定社会主体的利益。同时,取消过多依赖行政手段制裁食品不法行为,可以有效避免行政执法中的各种不规范行为;通过加大不法分子的违法成本,可以让食品生产者的经营行为自觉进行规范,恢复食品市场领域的诚实竞争原则和正常良好的市场秩序。

二、我国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规定存在的问题

(一)对消费者的范围界定不明确

《食品安全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消费者的范围与概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没有相关规定。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出于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受法律保护,但是该条只是对法律适用范围的规定,并没有明确规定消费者的范围和概念。因为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存在对消费者范围的理解差异,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在实践中时有发生。关于消费者范围,争议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对于非自然人,如民事团体、企事业单位等是否可以被认定为消费者。例如,公司餐厅采购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水果导致职工受到伤害的,公司可否适用《食品安全法》对销售者主张惩罚性赔偿规定。同时,对于知假买假的打假专业户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定,2014 年3 月15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对其进行了明确规定,即法院对于生产者、销售者关于购买者购买食品时明知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抗辩不予支持。

(二)没有食品安全标准的如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规定不明确

《食品安全法》对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情形的食品限定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同时将其范围适用在“生产环节”或“明知却仍销售”。但是,对于没有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所造成的伤害却不能想当然适用惩罚性赔偿,如针对生产高热量的垃圾食品、过度煎炸食品、新的有害的食品添加剂等并没有相对应的食品安全标准在法律法规中制定,如果上述缺乏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消费者财产、人身损害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很可能只支持不法商家补偿所受损失或所受伤害,而对消费者要求按照惩罚性赔偿标准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相比较因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生产者或者明知的销售者,没有食品安全标准具体规制的食品不代表其没有危害性,仅对有法律规制的适用惩罚性赔偿有失法律的公平正义,也不利于消费者自身权益的维护,同时对于生产无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明知有害却仍销售的销售者起不到有效震慑进而遏制其不法行为的效果。

(三)消费者举证存在困难

我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等确立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为谁主张、谁举证,除非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因为法律并没有规定食品安全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因此若消费者起诉要求生产者或销售者要求进行惩罚性赔偿,消费者负有举证责任,而生产者仅对法律明文规定的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免责事由进行举证。比如,消费者因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造成伤害并以侵权责任纠纷为案由进行起诉要求生产者或销售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的,其需要按照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行举证,即消费者需要证明生产者或销售者存在不按照食品安全标准生产或销售食品的违法行为、此违法行为给消费者带来了人身或财产伤害、人身或财产伤害与生产者或销售者的违法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对于购买的食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以及伤害是否是由于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所致,普通消费者因为缺乏专业相关专业知识,往往难以进行判断和认定,也就意味着其很难承担相应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同时,对于生产者适用严格责任原则,而对于销售者除了要举证证明上述三个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外,还需要证明销售者主观上存在明知的心理状态,而要求消费者证明食品销售的的明知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

三、对我国《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

(一)对消费者的范围界定进行限缩

消费者应是与生产者、销售者相对立的自然人,不包括单位等。如《牛津法律大辞典》界定消费者为,购入、获得、应用商品和接受含住房在内的个体消费者。消费者从生厂者或者销售者购买食品的目的是满足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或者满足自己家庭需要;使用者使用第三人从生产者或销售者处购买的食品情况下,其与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之间没有食品买卖合同关系,但是如果因这种情况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也应当赋予其要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进行惩罚性赔偿的权利,即其也应被认定为消费者。如企业内部的职工餐厅因使用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并造成食用的职工伤害的,企业可以以受到伤害职工的名义要求食品生产者或销售者进行惩罚性赔偿,但对于企业以自己名义提出要求的司法实践中应当不予支持。应当这样规定的主要原因为,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保护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即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的、不平等地位的自然人消费者,而单位自身相对于自然人强大的经济实力要求法律法规无须对其赋予要求支付惩罚性赔偿的权利[5]。

(二)对食品安全标准的相关规定进行完善

首先,应对认定机构进行规定。事发地的县级食品检验检疫局应为专门鉴定检测食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机构。其次,要明确界定食品安全标准的内涵。食品安全标准的内涵对于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建设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地位,有利于建立具有合理的结构布局、相互协调的功能、严密科学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再者,应尽快整合、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存在冲突、有的领域标准过多,有的领域没有标准等问题都是我们亟待解决的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不足之处。

(三)对于“明知”的举证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消费者提起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举证难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如何证明销售者主观方面存在明知的状态。但是让处于弱势的自然人消费者对销售者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举证,以证明其明知销售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并且有些不规范的食品生产者会存在故意隐瞒生产者信息的情况,所以在消费者不能举证证明销售者存在故意的状态下转而要求生产者承担无过错责任也较为困难。对于消费者较为容易的是追踪到与其直接签订食品买卖合同的销售者并要求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因此,为更好地提高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应对消费者举证证明消费者主观上明知的举证责任进行减轻。笔者建议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只要消费者对消费者提起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诉讼就认定消费者主观上存在故意,除非其能够提出反证。

摘要：2015年4月24日修订并将于2015年10月1日生效的新的《食品安全法(2015修订)》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对食品安全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了完善,在2009年《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可以要求按照损失的三倍进行赔偿以及赔偿金不足一千元的补足一千元的相关规定。这一修订让我国食品安全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赔偿额方面更加切合实际情况、更加灵活,但同时这一规定在消费者主体界定、食品安全标准认定、举证责任等方面仍然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

关键词：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举证责任

参考文献

[1]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3,(5):1.

[2]黄鸿图.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之研究——兼论两岸《消保法》之法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6.

[3]高静,王芳.论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责任[J].广西政法管理千部学院学报,2009,(4):103.

[4]陈聪富.侵权归责原则与损害赔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