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惩罚性赔偿研究

2024-10-06

关于惩罚性赔偿研究(共8篇)

关于惩罚性赔偿研究 篇1

我国劳动合同法中的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之对比分析

摘 要: 我国《劳动合同法》中的赔偿制度中既有补偿性的赔偿规定,也有惩罚性赔 偿规定。惩罚性赔偿在立法宗旨和法律适用上都不同于补偿性赔偿。在用人单位违法 时,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规定突显了我国《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特色,这一特殊的法 律责任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及劳动合同关系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关键词: 劳动合同

惩罚性赔偿 补偿性赔偿

2008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下称我国《劳动合同法》)在法律责任中规定了双倍支付工资等规定,开创了我国劳动法中惩罚性赔偿特殊法律责任的先河。所谓惩罚性损害赔偿(punitive damages),也称为示范性的赔偿(exemplary damages)或报复性赔偿(vindictive damages),一般认为,惩罚性赔偿是指由法庭做出的赔偿数额超出了实际的损害数

①额的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惩罚性赔偿多适用于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并滥用其优势的一方。如“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部分惩罚性赔偿都针对合同责任,尤其是针对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恶意拒绝支付保险费;雇用合同中的雇

②用人的恶意解雇⋯⋯如雇主利用其支配地位而侵害其雇员的利益等。”应承担惩罚性赔偿的合同责任。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第87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47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这些规定都是对用人单位的惩罚性赔偿规定,在劳动合同中规定惩罚性赔偿是在《劳动法》的基础上提高了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

我国法律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肇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权益保护法》第49条,并在随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中得到进一步确认。但这一制度一般只局限于产品责任制度之中,在众多的其他民事赔偿领域,惩罚性赔偿仍未能谋得一席之地。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当用于当用之处,尤其是涉及人之生命健康领域,受害人之权利救济与对侵权人之危害遏止,客观上需要这一制度。但不宜扩大适用,毕竟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行政干预不是不够而是过滥与任性。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制度的糅合当寻找适当领域,而不是盲目展开。③而我国《劳动合同法》继《消费权益保护法》之后在法律责任中明文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足见立法者的良苦用心。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1条开宗明义指出,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在劳动合同关系中,由于劳动关系的特殊性以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力量对比悬

④殊,“法律从保护当事人利益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出发,也可能规定惩罚性赔偿金。根据侧重保护劳动者的原则和目的,惩罚性赔偿金只能由法律明确规定,且仅适用于用人单位,劳动者只需承担补偿性赔偿金。所以我国劳动合同法就做出了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的超出了补偿性赔 ①② 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516页。

同上,P529页。③ 郑尚元,《劳动合同法的制度与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P 455页。④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 598页。偿数额的赔偿责任。它同时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

一、劳动合同法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

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之规定,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主要集中在《劳动合同法》第七章的相关条款中: 1.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2.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不与劳动者订立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3.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5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有违法不足额支付工资等,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4.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7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据法定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违约损害赔偿在本质上是交换关系的反映。从等价交换的原则出发,任何民事主体一旦造成他人损害,都必须以等量的财产予以补偿。”⑤

各国家和地区的劳动法均肯定了用人单位在违反规定和约定解除劳动合同造成劳动者损失时应承担支付赔偿金的责任。如《德国民法典》第628条规定:“终止是由另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引起的,另一方当事人有义务赔偿因雇佣关系终止而发生的损害”。⑥

惩罚性赔偿金只能由法律明确规定,且仅适用于用人单位,而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只需承担补偿性赔偿金。如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之规定,劳动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仅限于五种情形: 1.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26、86条的规定,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劳动者有过错的,且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害的。2.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37、90条的规定,劳动者没有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或者在试用期内劳动者没有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的,劳动者的前述行为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3.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90条的规定,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或保密协议中约定的保密义务,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4.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26、86条的规定,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或竞业限制协议中约定的竞业限制义务,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5.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91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上五种情况都是补偿性赔偿。

另外需要明确的是,根据现行法律规范,我国劳动合同解除的经济赔偿金既有补偿性赔偿金也有惩罚性赔偿金。并不是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的损害都需要承担惩罚性赔偿,只有具有我国《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的前述情形才承担,其他给劳动者造成的损失则需要承担补偿性赔偿责任,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形: 1.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0条的规定,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2.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1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未载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或者用人单位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3.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3 ⑤⑥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422页 杜景林,译.德国民法典[ 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P158页。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4.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4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5.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6条的规定,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用人单位有过错,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6.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8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违章指挥或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侮辱、体罚、殴打、非法搜查或拘禁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动条件恶劣、环境污染严重,给劳动者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7.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9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8.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93条的规定,对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的违法犯罪行为,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这些情形,用人单位要对其给劳动者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赔偿的范围仅以劳动者受到的损害程度为限,目的是弥补劳动者的损失。

分析对比补偿性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劳动合同法》中关于惩罚性的赔偿仅适用于劳动者向用人单位请求赔偿,且请求的情形必须是法律明文规定的,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向其他用人单位不能主张惩罚性赔偿,这样就严格限制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避免了滥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出现。从以上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来看,无论用人单位向劳动者主张,还是用人单位承担连带赔偿,劳动者只需要支付补偿性赔偿金,其目的是弥补给用人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具有惩罚劳动者的功能。

二、劳动合同法中惩罚性赔偿的使用条件

我国《劳动合同法》在法律责任部分中也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给劳动造成损害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时,法律也对提出惩罚性赔偿作出条件限制,基于前述分析用人单位需要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的情形,劳动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条件:一是实体性条件,用人单位必须有违法行为,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可获得惩罚性赔偿。即能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也应由法律明文做出规定,避免司法擅断,如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2条、85条和87条的规定,只要用人单位存在法律规定的情形,劳动者就可以主张赔偿。二是程序性条件,首先只能由受害人请求适用,不得由法院主动适用,这样更符合合同法意思自治的原则,有利于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次由于惩罚性赔偿的性质带有制裁性,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具有不法性的行为而适用的,必须经过有关机关的裁决。如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5条规定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相对于惩罚性赔偿而言,补偿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就明显不同了,为体现倾斜保护原则,我们以相对苛刻的用人单位向劳动者主张赔偿的条件来对比分析,在我国劳动合同法第90条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主张经济赔偿的法律依据。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担的只能是补偿性赔偿责任,然而,条款中“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与“违反劳动合同约定”具体情形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主张经济赔偿的关键性问题。

1.关于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问题。我国《劳动法》第102条中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可见,法律赋予了劳动者的单方解除权,其要求的条件仅为“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所以,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应该只有违反提前通知期一种。因而我国《劳动合同法》第90条中规定的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仅指劳动者未提前30天书面通知用人单位,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由劳动者赔偿。

2.关于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约定”问题。我国相关的劳动法规如《赔偿办法》第4条以及司法实践,均认定“劳动者违反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对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赔偿损失”。

即如果劳动合同有约定的,劳动者应遵守劳动合同约定的条件,而不能随意解约。在我国《劳动合同法》出台前的实践中,这种约定主要是劳动合同期限的限制。用人单位往往利用此条款规定过高的违约金或过长的服务期限,劳动者在合同期限届满前解除劳动合同的,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样就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然而,我国《劳动合同法》第22条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劳动合同法》中的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是法定的,而非约定的,虽然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属于应当支付赔偿金情况之一,但是要求劳动者支付赔偿金,即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其前提是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给用人单位造成了实际的损失,如果用人单位不能举证证明其因此受到的损失,则不能要求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根据我国 《劳动合同法》规定,除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劳动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不属于可以设定违约金的范围。

另外,我国《劳动合同法》第90条规定,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中可以看出,由于劳动者“违反劳动合同约定”,用人单位向劳动者主张赔偿金只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未到服务期辞职,二是违反竞业禁止条款,劳动者才需要向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并且要有“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前提。

所以,综合以上分析,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只能主张补偿性赔偿,而且用人单位向劳动者主张补偿性赔偿的条件比较苛刻,必须同时满足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劳动者存在违法或违约行为,即劳动者非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违反保密义务或竞业限制义务;另一方面是劳动者的违法或违约行为给用人单位造成了实际损失。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对比分析我国《劳动合同法》中的补偿性的赔偿与惩罚性

赔偿适用条件可见,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条件非常刚性,劳动者只需要证明用人单位存在可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违法行为即可,如未按法律规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等。

从对我国劳动合同解除的经济赔偿来分析,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这在劳动关系领域中是一个创造性的突破,体现出对劳动者倾斜保护的原则和目的。然而鉴于其“杀伤力”较强,我国《劳动合同法》明文规定了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条件,并且在适用时必须要经过法定的程序,这样一方面有力地保护了劳动者的权利,同时也有效地防范了对这一制度的滥用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利,这一制度的确立必将对我国弱势群体保护立法上带来深远的影响。

关于惩罚性赔偿研究 篇2

关键词: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补偿性赔偿

产品责任又称产品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是指产品存在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 造成消费者人身或除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失后, 缺陷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承担的特殊的侵权法律责任。自1977年在英国举行第一届产品责任大会以后, 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不少国家相继进行产品责任立法, 实行严格责任制度, 促使现代产品责任法进入统一轨道。而我国在经济尚欠发达, 市场鱼龙混杂, 假冒伪劣猖獗以及相关立法、理论研究、司法实践均处于初创阶段的情况下, 要想在世界市场中谋求有利地位, 坚持贸易相互主义, 目前所实行的补偿性赔偿制度已不能满足现实要求, 迫切需要引进新的制度——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一、现行法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及缺憾

1. 现行法的规定

我国的《民法通则》和《产品质量法》都对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做出了规定, 但其赔偿范围仅限于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虽然修订后的《产品质量法》第4 4条的规定扩大了缺陷产品给消费者造成人身损害的赔偿范围, 如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 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 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 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 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 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等, 但是, 从总体上来看, 我国的产品责任实行的仍然是补偿性赔偿的原则。

2. 现行法关于产品责任规定的缺憾

现行法的这种规定, 在实际执行中, 受害人和法院将会遇到损害种类和损害数额不易确定以及操作困难等问题。诉讼耗时耗力, 成本高昂, 面对大型的企业公司, 个人消费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即使胜诉, 按目前法律赔偿的数额, 也远远补偿不了受害者的精神和经济上的损失。对于经营者来说, 由于违法成本要大大低于其所得收益, 造成了其漠视消费者的利益的后果。法律也不能对经营者生产质量低劣产品和危险产品构成威慑, 达不到遏制的目的。特别是目前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期, 市场鱼龙混杂, 假冒伪劣猖獗, 补偿性赔偿已不能满足人们对正义的追求, 迫切引进新的制度。

我国目前只有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 9条中确认了惩罚性赔偿。该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是我国首次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 但是很明显该条适用范围较窄, 仅适用欺诈, 而且赔偿额度是一倍, 惩罚功能有限。

笔者认为, 要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遏止经营者的违法行为, 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应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作法, 在产品责任中增设惩罚性赔偿。

二、我国产品责任中建立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惩罚性赔偿是指司法审判机关对实施了某种恶性很强的不法行为的加害人, 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所做出的责令其向受害人支付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 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 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 9条的规定是我国产品责任法中关于惩罚性损害赔偿首要也是惟一的尝试性规定。而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在产品责任法中的确立与运用, 已为理论与实践所亟需, 这种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遏制伪劣商品, 制裁不法生产者、销售者的需要

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就是惩罚并威慑侵权者和他人的侵权行为。在传统的非商业故意侵权中, 单纯的补偿性赔偿金就可以实现威慑将来的侵权行为的效果, 但是, 在与商业有关的侵权行为中, 侵权者也许发现将补偿性赔偿金打入经营成本比改正缺陷更有利可图。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就是将巨额惩罚性赔偿金打入侵权者的经营成本, 促进企业改进工艺, 严格管理。

2.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需要

产品责任法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世界各国在制定不同产品责任制时都具有共同的立法原则和目的, 即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美国的产品责任法就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和最精致的消费者保护制度。”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只有“双倍”, 不仅赔偿数额较小, 且以经营者有“欺诈行为”为前提, 只对消费者的人身或财产上的物质损害进行赔偿, 限制较多。同时, 由于诉讼费用昂贵, 抑制了消费者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积极性。而不少违法分子就是利用这点获得巨额利润, 损害了更多数消费者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完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酌情提高惩罚性赔偿倍数, 从而促使消费者能主动诉诸于法院, 除不再担心诉讼费用外, 还可获得“额外”的赔偿金, 进而充分发挥消费者监督产品质量的作用。

3. 遏制对外贸易中不法行为的需要

这也是按对等原则保护我国消费者权益所必须的。随着索尼彩电事件、东芝笔记本事件以及前几年宝马、尼桑等国外知名品牌质量问题被媒体曝光, 进口产品引起的责任问题已经引起人们关注。而此次三菱“帕杰罗”越野车事件再次教训我们:我国产品责任必须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日本三菱汽车公司在对美国市场、日本市场已经召回的情况下对中国用户隐瞒情况的行为实际是对中国法律的藐视。因为依据我国现行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民法通则、合同法相关法律条款, 三菱汽车出现缺陷问题, 其赔偿数额往往小于在售出产品中获得的利润。如果设立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一旦外国公司的产品有害于我国消费者, 我国可根据对等原则, 参考其所在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对我国或他国的运行方式, 责令其对我国消费者进行合理赔偿, 保护我国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完善我国产品责任相关立法, 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我国加入W T O后, 要更多地进入世界市场, 在涉外应诉中立于不败之地, 就必须完善对世界开放的法律, 适应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惯例的要求。而我国现行的产品责任法完全限制了消费者的权利, 束缚了法制的发展。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双倍的惩罚性损害赔偿数额过小;2 0 0 0年修改后的《产品质量法》虽加大了一定的惩罚力度, 但仅限于产品质量监督领域内;2 0 0 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 对精神损害进行严格限制, 且补偿数额较少。环顾其它国家立法现状,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运用于产品责任中已受到许多国家关注, 有成为国际惯例的趋势。中国加W T O, 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是迎接入世挑战的前提, 也是我国法制水平提高的表现之一, 有利于增强我国产品质量的国际竞争力。

三、构建我国的产品责任法中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国外研究表明, 上世纪6 0年代以前, 惩罚性损害赔偿极少适用于产品责任, 自7 0年代以后开始发展, 而且发展步伐很快, 但在8 0年代中期以后又逐渐减慢下来。究其原因, 在于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柄双刃剑, 它在充分发挥保护消费者利益、制裁和预防不法行为的正向功能的同时, 也伴有使企业背上过重的经济负担、阻碍新技术的研制和开发等一系列副作用。正因如此, 我们在具体构建这一制度时, 一定要有科学的态度, 既要有纵向的传承, 又要有横向的比较, 既要有开拓创新的理论勇气, 又要有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 努力使这一制度既能跟上世界产品责任立法的潮流, 又不背离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的现状。为此, 笔者对这一制度的具体构建提出以下设想:

1. 关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的条件

联系我国实际, 结合英美法及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 我国未来产品责任中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时须考虑以下条件:

(1) 主观要件

须证明侵害人主观上具有恶意, 在道德上可非难, 也即当行为人的行为是故意的, 或明显不考虑他人安全, 具有严重疏忽行为和重大过失行为时, 行为人才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所谓故意, 系指加害人明知其行为有可能引起严重的损害结果, 但由于此种行为有可能给其带来巨大的效益或改变此类行为会使其经济上受损, 而故意继续或放任此类行为的发生。所谓明显不考虑他人安全, 指对他人的安全毫不关心, 采取轻率或漠视的态度。如美国国会1 9 8 2年制定的产品责任法规定, 如果有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损害是由毫不顾及产品缺陷可能给消费者带来损失而造成的, 应负惩罚性赔偿责任。所谓重大过失, 是指加害人不是希望而是不希望损害结果发生, 但由于其在生产、管理、销售等过程中有重大过错而导致他人受到损害。重大过错较之故意或明显不考虑他人安全的主观因素恶性较轻, 但又不同于一般过失和轻微过失, 对此类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有利于督促产品生产者、经营者严格管理, 确保产品质量。

(2) 客观要件

须证明产品有缺陷并且该缺陷产品造成了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害。产品责任是缺陷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因产品缺陷而导致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所应承担的责任。它不同于产品质量责任, 前者在性质上为侵权责任, 而后者为合同责任。对于何谓缺陷, 各国立法界定不尽一致, 但其基本含义均指“产品不能提供人们有权期待的安全”, 存在“不合理的危险”。在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时, 受害人须举证已发生了实际损害, 且该损害是由其购买或使用的缺陷产品造成的。若损害的发生不是由缺陷产品造成的, 则非但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 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还可以免责。

2. 关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我国产品责任法中对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 首先, 应突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经营者须有“欺诈行为”这一前提。因为何谓欺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相关法律尚未准确界定, 不易操作。其次, 对那些预期所获赔偿数额少, 但进行诉讼所支出的费用及精力却相对较高的案件, 应准予适用惩罚性赔偿, 以便给原告以鼓励。现实生活中, 假冒伪劣产品之所以泛滥, 正是因为许多消费者不愿为几元钱、几十元钱去打官司, 而生产者却正是通过这无数的几元钱、几十元钱获取了巨额利润。再次, 要突破惩罚性赔偿只适用于那些影响国家经济命脉的产品的限制。只要产品确有缺陷, 不管该产品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 也不管它是普通的日常用品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品, 只要符合惩罚性赔偿的主、客观要件, 均可适用惩罚性赔偿。

3. 关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

惩罚性损害赔偿数额如何确定是惩罚性赔偿制度中争议最多的问题。从国外实践来看, 主要有三种立法体例。其一是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与补偿性赔偿数额的比例, 如美国康乃狄克州规定, 惩罚性赔偿在产品责任中不得超过2倍填补性赔偿金额;其二是对惩罚性赔偿的最高额做出限制, 如原联邦德国《产品责任法》第1 0条做如是规定;其三是只对惩罚性赔偿的最低额做出限制, 如英国《1987年消费者保护法》第5条规定, 受害人可索赔的最低额为275英镑。我国未来产品责任法中应如何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 是法学理论界探讨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 产品责任的个案千差万别, 故对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不宜规定得太死, 而应该根据加害行为的性质, 加害人的主观恶性、过错程度, 补偿性赔偿金的数额, 加害人的赔偿能力等来酌情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具体数额。否则, 赔偿数额过低, 难以起到对加害人应有的惩罚作用, 有违该制度设立的初衷;赔偿数额过高, 行为人支付不起, 又会导致判决难以执行, 有损法院裁判的权威, 均不可取。法律可以列举出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 应该考虑的几个因素, 以及这些因素和赔偿数额之间的正、反比例关系。

综上所述, 在产品责任中建立有“理”有“度”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不仅是解决我国目前假冒伪劣产品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有效途径, 更是国际统一发展趋势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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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惩罚性赔偿研究 篇3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缺陷;必要性;构建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8—0113—02

一、从现行立法看我国关于惩罚性赔偿的缺陷

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一般系指被告行为具有恶意、欺诈、鲁莽、轻率或者滥用权力等特性,并导致原告受有损害时,法院因此判给原告的超过原告所受之实际损害的赔偿,其基本目的在于惩罚不法行为人,并阻遏该行为人及他人在将来再次从事相同或类似之不法行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主要是惩罚与阻遏,它们在提供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存在根基,以及指引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具体适用规则的设计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国的基础民法理论并不认可惩罚性赔偿机制。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的民事损害赔偿制度是采纳填补性原则。在一般民事立法之中,未出现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无论是侵权行为之损害赔偿,或者违约行为之损害赔偿,都是以其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为确定赔偿数额的标准。但是在现实需要的推动之下,我国己经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引入了“双倍赔偿”这一明显内含惩罚性的民事赔偿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1倍。

但这个规定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1)将适用双倍赔偿的经营者行为仅限于“欺诈”过于狭隘,商品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恶性行为显然并非仅限于欺诈行为。尤其在产品责任的纠纷中,产品瑕疵往往由制造商的过失或重大过失,即漠视他人之合法权益的主观心态而致,这种情况下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害,其程度并非比欺诈行为更轻;制造商的主观心态也并非比欺诈行为更值得宽肴,甚至影响更为恶劣。因此,有学者主张修改消法中的双倍赔偿适用条件,令经营者在所有的故意和重大过失致消费者损害之时皆得被主张惩罚性赔偿责任。(2)在赔偿数额方面,将惩罚性赔偿数额严格限定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1倍,对于涉及价值极大的商品的案件,以商品价格的1倍计算赔偿数额显得过于严苛,而对于所涉商品价值较小的案件,1倍价款或费用的赔偿相对于经营者之非法获益又会显得微不足道,难以达成预期的制度效果。不可否认,我国涉及惩罚性赔偿的立法,在实现法律的规范功能,提升法律的可预期性及执行度方面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然而,相对于型构并维持一种良性私法秩序的最终目标而言,它尚存在着缺陷与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其标志性意义大过了其实践意义。

二、我国构建惩罚性赔偿机制的特殊必要性

我国社会整体性诚信偏低的现状所导致的秩序危机,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性目标,共同构成了我国当前迫切需要在一般意义上构建惩罚性赔偿机制的两大理由。

1.法律层面:解决诚信缺失现状下的法律秩序危机。信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基于个性特征的信任、基于制度的信任,以及基于信誉的信任。一般而言,其中最稳定的是基于制度的信任。而基于个性特征的信任在传统的小圈子熟人社会之中,若辅之以基于信誉的信任,倒也是相对可靠的,但在现代陌生人社会中却行不通。现代社会的信任体系必须基于制度的约束,在给定的制度下,人们必须按照制度预期的那样去做,不那样做的话,就会受到惩罚。由法律维持的信任即是一种典型的基于制度的信任,虽然法律规制并非构筑社会信任体系的唯一路径,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协同努力,但无疑法律规制却是迅速改善社会信任状况的有效手段。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以弥补单一补偿性赔偿原则之阻遏不足,加大不诚信行为的实施成本,确保恶性的诈欺行为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对于更好地实现法律的之社会秩序维持功能,以及助益于社会信任体系的建立健全,确实是非常必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会引入“双倍赔偿”来约束经营者的行为,尽量引导其诚信经营的原因。

2.政策层面:助益于和谐社会之建设。建立惩罚性赔偿机制,至少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构成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良性助力:第一,惩罚性赔偿机制的事前激励模式,有助于提高社会和谐度的基点。惩罚性赔偿以其相对严厉的制裁功能,能够影响社会个体的决策参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可能严重伤害他人权益的不法行为扼止于萌芽阶段,降低激烈冲突发生的概率,并引导人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自由行动。第二,在自由竞争的社会发展状态之下,社会个体由于先天、后天的条件各不同,在资源的控制能力与资源占有数量的区别上可能产生很大差距,通过设置惩罚性赔偿机制的制度安排,使得社会中的弱势者在其基本权益遭到恶性侵害时能够倚仗法律而获得与强势者对抗的能力,势必有利于制度化地解决社会冲突,防止冲突因无从化解而升级为不可调和的地步,并最终助益于社会和谐状态的形成与维持。

三、构建我国惩罚性赔偿的制度的建议

1.适用领域及条件。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领域方面,笔者认为,首先可仿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模式,在某些特别法中设置仅于特定领域内适用的惩罚性赔偿机制,比如产品责任、环境侵权、证券侵权、知识产权侵权、人身权侵害、反垄断案件等。其次,惩罚性赔偿之适用不应仅限于侵权领域,在合同领域亦应存在引入的可能。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9条已经就商品房买卖过程中的开发商恶性违约行为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在笔者看来,对于那些涉及个人生活之基本方面的合同,比如居住用途的房屋买卖、保险、公共产品服务等,若发生强势一方的恶意违约情形,即应当允许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成立。

关于惩罚性赔偿之适用条件,笔者建议,在设立初期宜采取客观性较强的标准,责任成立的核心要件应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当事人双方力量悬殊,且强势者故意或轻率漠视弱势者合法权益而导致后者受有较大损害;第二,加害方经风险评估及利益评估之后,认为实施不法行为即使是在支付赔偿成本之后仍然有利可图,遂实施加害行为;第三,加害人以极其恶劣的方式侵害他人非财产权利,导致他人难以回复之损失。而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成熟时期,则可以考虑使用“故意”、“重大过失”等具有概括性的责任成立条件,或者在具体立法条文中加列兜底条款,以加大惩罚性赔偿实际适用的灵活性。另外,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成立应以原告受有实际损害为前提条件。

2.赔偿数额量定。笔者认为,设计惩罚性赔偿的数额量定规则,应当把握住两个基本的原则,一个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功能的原则,即惩罚性赔偿之数额量定规则的设计,应以实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为最高指导方针,这意味着,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应以足够惩罚和阻遏加害人之不法行为为宜。另一个是尽可能确保法律规则之可预期性的原则。这意味着在惩罚性赔偿的数额量定方面不能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应有相对稳定的计算标准,然后由法官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在依该核心计算结构得出的数值上下落判。

就我国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时对其数额量定规则的设计而言,笔者认为,以受害人之实际损失为基数并以其特定的倍数作为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之一,是值得肯定的。毕竟这是一种最易于操作的计算方法,不会导致不可控制的局面。它一方面可表现为倍数数值之大小及灵活程度,比如先以固定的较小倍数数值作为计算标准,以观察其适用的社会效果,而后再逐渐增加,或者设置不同的倍数数额,由法官依据个案具体情况选择适用;另一方面则可表现为对其它并行计算标准的逐步引入,比如添加以行为人之全部非法获益为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或者是以不法行为所导致的社会性损失为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等等。必须强调的是,普适性的惩罚性赔偿数额计算规则通常只能得出一个惩罚性赔偿金的基础值。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应该能够反映出不法行为的恶劣程度。法官还需考虑不法行为人的经济状况、不法行为人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因其加害行为而获益等因素。另外,惩罚性赔偿还意欲阻遏不法行为人及其他人在将来再次实施类似的不法行为。因而判决最终确定的赔偿数额尚须依具体案件事实而有所调整,才能尽可能地保证个案正义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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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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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鸿图.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之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6:5.

Feasible Proposals on Constructing the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in China

LONG Xin

(Guizhou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03, China)

Abstract: The thesis states two deficiencies of the provision of Article 49 in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s’Rights and Interests, then expands on the necessities of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f punitive damages in China, finally, the article gives exposition on how to establish the punitive damage system in two major approaches:appliance scope and setting of compensational amount.

关于惩罚性赔偿研究 篇4

立法中销售者的责任是过错责任,但是现实生活中过错归责已经不能完全使流通环节的销售者重视自身在食品销售中的注意义务,忽视了销售者因重大过失造成的不安全食品事故。流通环节的经营者对于食品安全负有的责任应该是不低于食品生产者本身,其是把食品呈送到消费者面者的直接关系人,在食品流程中更应负有安全注意义务,但现行发条规定只有销售者在“明知”的主观故意下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才可以引用惩罚性规则,极大地规避了销售者的销售注意义务,可以说,惩罚性赔偿适用制度并没有引起销售者足够的重视因为其可能触及的利益关系深度不够,其并没有很好地起到制度应有的报应和遏制不发行为功能。美国部分州立法已经明确重大过失在销售者归责责任的适用,台湾也有类似条款,把销售者重大过失列入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适用制度范围,可以更好地实现此项立法目的。

2.2应补充赔偿金相应细则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给消费者提供了可以向生产者和销售者针对不安全食品追责的依据,但是对于消费者最关心的赔偿金问题,现行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容易造成此条法规在实际运用中因为法官的自由裁量产生类似案件结果差别巨大。首先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应该以消费者实际损害作为基数,立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补偿消费者,不应该以购买的价款作为赔偿基数,要实际考虑实际公平,实际消费中,食品的价格都是偏小了,若是仅仅以价款作为计算基数,即使是“十倍赔偿”,消费者所能得到的补偿也是偏少,有时候甚至不能和因不安全食品造成自身的实际损失相抵,更逞论实现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适用制度的惩罚和遏制功能,所以以消费者的实际损失作为赔偿金的计算基数,不但符合现行各国食品法的立法趋势,也能更好实现惩罚性赔偿适用制度的立法目的。其次应确定弹性的赔偿金计算条款,现行赔偿金的计算方式为食品价款的十倍过于古板,不符合实际,并不能很好保护消防这权益。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体现了对违法者的惩罚。依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规定,生产者和经营者都要承担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在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倍数范围的计算方面存在问题。这种固定倍数的计算方法过于僵硬,一方面难以体现法官对个案的具体处理和具体分析时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难以体现权利和义务在当事人之间分配时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所以建议综合个案和立法需求,对计算倍数做相应的浮动条款规定。

3结语

关于惩罚性赔偿研究 篇5

柏凤杰

近年来,医患纠纷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因医疗损害提起的诉讼亦呈逐年上升趋势,一方面反映了国家立法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普通百姓维权意识的日益提高。由于医患双方的利益冲突,对医疗纠纷的法律适用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下简称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多数医疗机构认为该规定显然排除了医疗机构对非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而患者则并不认同,专家学者对此亦存在争议。最高法院认为构成医疗事故的,应参照《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确定赔偿金额,由于医疗事故之外的其他医疗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则适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由于对此理解亦存在认知差异,同时由于《条例》所规定的赔偿标准较低,且患者对医学会鉴定的普遍不认同,导致诸多医患纠纷选择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而非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为案由提起诉讼,作为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因存在不同的认识,导致判决出现“二元化”或“多元化”,相类似的案件也常常出现大相径庭的判决结果,特别是在精神损害赔偿和死亡赔偿金等方面,判决结果差异甚大,不利于维护我国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笔者作为多年从事民事审判的法官,借此谈一下个人的几点认识。

一、关于《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认识。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该条例第49条第2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些人认为,《条例》属于国务院根据行政立法权制定的“行政法规”。在国家法律体系中,行政法规的“位阶”在法律之下、在地方性法规之上。行政法规,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条例》是现行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无论对当事人来说或者对法院来说,都具有必须严格执行的法律效力,是各级法院裁判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裁判规范,各级法院必须严格执行,因《条例》就属于特别法,民法通则关于一般侵权行为的规定就属于普通法,必须优先适用《条例》的规定,不管当事人以什么案由起诉,如果属于医疗行为造成人身损害的案件,按照《条例》的定义、立法精神和指导思想,构成“医疗事故”的就严格适用《条例》的规定追究侵权责任,不构成“医疗事故”当然就判决被告不承担侵权责任。

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因为从《条例》的性质和目的上来看,《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侧重的是医疗行政管理关系,对于出现的医患纠纷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后构成医疗事故的,在行政上如何进行赔偿作出了具体规定,制定《条例》的目的在于强化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明确医疗事故处理工作的主管部门是卫生行政部门,“医疗事故”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对行政责任的界定。关于构成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6日颁布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法[2003]20号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此条规定明确了《条例》与《民法通则》的适用关系。对于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审理能够认定医疗机构确实存在民事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等关于过错责任的规定,确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以切实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

二、如何确定医患纠纷案由的认识。

根据最高法院通知精神,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应包括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和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是指当事人选择医疗事故为案由、并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引起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指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包括不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鉴定院方存在过错以及不涉及医疗事故争议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发生医疗损害时,患者可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为由起诉,也可以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为由起诉。为了平等保护医疗单位和患者的利益,在诉讼程序中,法院应当注意行使释明权利。在起诉立案阶段即应向当事人说明以“医疗事故赔偿纠纷”和“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或“医疗服务合同纠纷”起诉的不同点,要求当事人明确诉讼请求。在审理过程中,亦应通过对法律规定的解释向当事人进行宣传,允许其变更诉讼请求,使赔偿权利人在法律的框架内能够尽可能多地得到赔偿。

三、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举证责任的认识。

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一些人据此认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应使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把举证责任一边倒的推向医院。笔者认为,该规定只是部分举证责任倒置,但并不是所有的举证责任都要由医疗机构承担,即涉及医方是否有医疗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负有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根据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所适用的过错责任推定原则,则院方应承担不利后果。如果根据院方所举证据,法院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则院方应承当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医疗过错鉴定的责任,如不申请鉴定,亦应承担不利后果。但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并非所有举证责任都有院方承担,患者一方应当首先证明其与医疗机构之间存在医疗关系并发生医疗

损害,以及是否存在实际损失、损失多少等,否则,患方将承担败诉后果。审判实践中,交费单、挂号单等诊疗凭证及病历、出院证明等证据可以用于证明医疗关系存在。患者一方提供不出上述证据,但有其他证据能证明医疗行为存在的,可以认定存在医疗关系。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应提交由其保存的所有涉案病历资料。当事人对病历资料及其他进行医疗鉴定所需的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异议的,应当由人民法院先行组织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人民法院应根据举证、质证的具体情况进行审查,确有必要的,应告知当事人申请文件检验。经文件检验确认后,人民法院方可委托进行医疗鉴定。当事人遗失、涂改、伪造、隐匿、销毁、抢夺病历,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改变病历资料的内容,导致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明或有无过错无法认定的,应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病历确有涂改但当事人主张该涂改并不影响病历实质内容的,应对涂改不影响病历实质内容承担举证责任,人民法院也可以通过采取咨询专家等方法加以认定。一方当事人对对方保存或控制的病历的真实性、完整性提出合理质疑的,由保存或控制病历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四、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赔偿金额的认识。

关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赔偿金额,因《条例》在赔偿标准和数额上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对于患者死亡的,《条例》只规定了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以事故发生地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赔偿的最长年限为6年,无死亡赔偿金的规定,而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是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我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此项就涉及到患者一方的重大利益。审判实践中,一些人认为应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精神,因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金额,其他医疗赔偿纠纷,应参照《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加以确定;也有一些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对于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只是规定了参照条例的规定办理,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下发时,人身损害司法解释尚未实施,现解释实施后,应当按照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确定医疗单位所应负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而不应拘泥于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规定,即不论医疗损害是否构成医疗事故都应按人损司法解释确定医疗单位应负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否则有可能出现同样的损害后果而所获得的赔偿却大相径庭的现象。在前述笔者已就患方选择案由表达了观点,即法院现在所确定的案由是在对原告行使释明权后的结果,且最高法院至今未有新的通知取消原通知精神,故在确定一般医疗损害赔偿标准时,可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标准时,应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关于描述爱的作文:惩罚也是种爱 篇6

涡阳县“琳琅教育”学员

城关二小 六年级 郏子瑶

大家好,你们觉得爱是什么样的形式?是严格的爱、批评的爱、放手的爱......在我看来老师对我的惩罚也是一种爱。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老师的惩罚是人人都感受到的,都对老师有着怨恨之心,但是,老师的惩罚是一种无私的爱。这种爱是可以帮助你长大以后有前途,不受苦的爱。

上个星期四的时候,我们有一节英语课,我因为作业写得不好而被英语老师惩罚,我当时非常怨恨,我很生气,我被罚写了五十遍,我满腔怒火,迫于老师的威力,我不得不写,我不情愿地把十个单词各写了五十遍。写完了之后,我觉得手已经没有知觉了。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好多了,我把我的作业交给了英语老师,老师说:“你看这写得多好啊,郏子瑶,你以后要是都这样写,长大一定能把字写得像你一样帅气。”我被老师的话感动了,我都不相信这是我们班的英语老师。从老师的话里我明白了,有时小小的惩罚也是一种爱。这种爱不是一般的爱,这种爱有着老师对你的关心、期望、帮助。

在这个世界,爱有很多种,有批评的爱、沉默的爱......爱时刻都在你身边。

论惩罚性赔偿制度 篇7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法律制度,经济法,适用范围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英美法中一种特有的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项很不完备且颇具争议的法律制度。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首先出现于1993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 在之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食品安全法》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随着《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实施, 该制度再次面临大的变革和进步。

1.惩罚性赔偿的基本理论

1.1 惩罚性赔偿的概念。

惩罚性赔偿 (Punitive Damages) 在英美法中属于损害赔偿 (Damages) 的一种类型。在我国, 不同的学者对惩罚性赔偿的具体定义是不同的。例如, 有的学者认为, “惩罚性损害赔偿 (Punitive Damages) , 也称示范性赔偿 (Exemplary Damages) 或报复性赔偿 (Vindictive Damages) , 是指由法庭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①也有学者认为, “惩罚性赔偿, 顾名思义乃为达惩罚之目的而科加于加害人的, 使其支付一定的赔偿金以儆效尤的制度。”②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 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不是为了补偿原告所受的损害, 而是为了惩罚和遏制被告的不法行为。因此, 可以把惩罚性赔偿定义为:为了惩罚和遏制被告的不法行为, 法院判决给原告的超过补偿性赔偿之外的赔偿。

1.2 惩罚性赔偿的性质。

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性质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在英美法系国家通常被视为具有民事性质。但是, 从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的目的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来看, 惩罚性赔偿又可视为具有刑事性质。由此可见, 惩罚性赔偿既具有民事性质, 又具有刑事性质, 即兼有公法责任属性和私法责任属性。因此, 惩罚性赔偿应当具有特殊性质——经济法性质。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 兼有公法和私法的双重属性, 以维护社会经济公共利益为目的。惩罚性赔偿正符合经济法的性质。

1.3 惩罚性赔偿的特点。

惩罚性赔偿主要具有以下两个特点:惩罚性、补充性。

1.3.1 惩罚性。

惩罚性赔偿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对加害人行为的惩罚和制裁。惩罚性是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最根本的一个区别。补偿性赔偿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受害人所受损害的赔偿。民事责任通常都是赔偿类责任。这一特点使惩罚性赔偿在性质上更符合经济法责任而不同于民事责任。

1.3.2 补充性。

惩罚性赔偿对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都具有补充性特点。刑事法律不能完全地实现对严重的不法行为的惩罚和遏制, 而民事法律通常只是考虑对受害人补偿, 对恶意的不法侵权行为也不具有惩罚和遏制的作用。惩罚性赔偿填补了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对违法行为惩罚和遏制的空白。

2.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

英美法对于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没有统一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 通常是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决定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结合有关学理认识和司法实践, 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包括:不法行为和主观过错。

2.1 不法行为。

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必须是实施了不法行为, 这是适用惩罚性赔偿必须具备的条件。不法行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为人必须实施了相应的行为;二是该行为本身必须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根据行为人的行为方式, 可以将违法行为分为作为的违法行为和不作为的违法行为。惩罚性赔偿既可适用于作为的违法行为, 也可适用于不作为的违法行为。

2.2 主观过错。

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是以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为构成要件的。根据过错的程度不同, 通常将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过错的程度不同, 表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同, 则适用的法律也会不同。我国学者多数主张惩罚性赔偿只能适用于故意行为。

笔者认为, 重大过失也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重大过失的行为往往造成的损害后果极其严重, 对重大过失行为也应当进行惩罚和遏制, 以促使行为人及社会其他人尽可能地加以注意, 减少损失的发生。而补偿性赔偿对重大过失行为的惩罚和遏制力度不及惩罚性赔偿更为有效, 所以惩罚性赔偿也可适用于重大过失行为。

3.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建

3.1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论障碍。

3.1.1 公私法划分的理论障碍。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源自于古罗马, 为近代大陆法系所继承, 成为法律最主要的分类。在我国现行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 源自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公私法划分理念不仅大量存在, 在某种程度上还在强化。因此, 对于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传统的公私法划分理论构成重大理论障碍。

笔者认为, 公私法的划分对中国近现代法治的发展确实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 我们应当在重视公私法划分的同时, 也要重视公私法的融合, 积极建立公法、私法和经济法 (社会法) 三元划分的现代法学理念。这对于克服公私法二元划分可能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构和发展所构成的障碍具有积极意义。

3.1.2 不当得利的理论障碍。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惩罚性赔偿制度使受害人获得的超过其所受损害之外的利益被视为一种不当得利。这种观念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构成了极大的障碍。

笔者认为, 惩罚性赔偿金对受害人并非是一种不当得利。从加害人角度讲, 是对其不法行为的惩罚金, 从受害人角度讲, 是对其追究不法行为的奖励金。

惩罚性赔偿金是由私人负担成本对不法行为进行起诉, 维护的是公共利益。私人为维护社会利益支付了成本, 惩罚性赔偿金归私人所有, 是对个人垫付的社会成本的补偿和为社会服务所应得的报酬。因此惩罚性赔偿金归于个人不是不当得利, 而是提起诉讼的个人应得的收益。

3.2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

根据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发展现状, 笔者认为, 应将惩罚性赔偿制度作为经济法责任制度加以构建和完善。现代法学理论认为, 公法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法律, 私法是以私人利益为本位的法律, 经济法则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律。经济法责任以维护社会利益作为主要目标, 具有社会性。惩罚性赔偿, 本质上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一项法律制度, 与经济法责任相吻合。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以经济法责任作为建构思路, 能使惩罚性赔偿制度得到合理的解释, 符合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发展趋势, 也能够使惩罚性赔偿制度充分发挥其作用。

4.结论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项源自英美法的相当复杂的法律制度, 也是一项极具实用价值的法律制度。笔者认为, 我们应当以英美法的理论实践为基础,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从经济法责任角度对惩罚性赔偿进行分析和研究。构建和完善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使其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发挥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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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燕.“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 《法制与社会》, 2010年11月 (上) :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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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立峰.“论惩罚性损害赔偿”, 《民商法论丛》, 第15卷。

惩罚性赔偿有多远 篇8

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因边开车边喝热咖啡烫了腿,却成功告赢了麦当劳,获得百万赔偿。这个故事,中国人都很熟悉。

那个告赢麦当劳的81岁老太太叫史特拉,美国有个以她命名的奖,每年颁给最成功也最荒诞的诉讼案的原告律师和陪审团。得奖中最有名的案子是奥克拉荷马的马弗•格瑞辛斯基先生。

该天才买了一辆崭新的9米长的旅行车(有床,有厕,有厨房的motorhome)。在回家的高速路上,他把自动驾驶定在120公里的时速,就离开驾驶座到后面去煮咖啡了,最后出了大车祸。幸好,该位老兄还活着,并且状告该车制造厂而得到175万美元赔偿,外加新车一辆,理由是车子的说明书上没有说:不可以离开驾驶座到后面去煮咖啡。

案子过后,该制造厂真的把这一条加在说明书上了。

上帝已经死了

在著名的“麦当劳咖啡烫伤案”中,老太太史特拉遭受的实际损失只有2万美元。陪审团却判决被告偿付高达27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依照美国法律,只要被告存在欺诈的、故意的、恶意的、后果严重的违法行为,即可适用惩罚性赔偿法规,赔偿金额可以远高于受害者的实际经济损失或精神损害。

1999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早就知道油箱设计有问题,但为了利润而不及时修改,造成了六人严重烧伤。法庭判决通用汽车公司支付补偿性赔偿1亿美元,惩罚性赔偿48亿美元。这种惩罚性赔偿针对大企业,保护弱势群体,旨在对侵权者主观上的恶意和不道德进行严惩,以求杀一儆百。

在17至18世纪的美国,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诽谤、诱奸、恶意攻击等使受害人遭受名誉损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进入20世纪后,大公司和大企业蓬勃兴起,各种瑕疵商品导致的消费者损害案件也频繁发生。大公司财大气粗,对于消费者的补偿性赔偿,很难遏制其为追逐赢利,而制售不合格甚至危险商品的冒险。于是,惩罚性赔偿逐渐适用于产品责任领域,赔偿金额也不断提高。

国内的消费者就没这么幸运了。

“齐二假药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之后,中国消费者的无奈无不凸显在苍白的法条间,公众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又一次热切关注,唤起了人们对十年前一个匪夷所思的笔记本纠纷案的记忆。

1997年8月,王洪购买了恒升笔记本电脑一台,因电脑质量问题与厂商产生纠纷,多次交涉未果,王洪自觉上当,在网上发了篇《请看我买恒升上大当的过程》。此文一出,跟帖无数。恒升认为王洪侵犯了公司的名誉权,遂发起诉讼。2000年12月19日,北京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被告向恒升公司赔款9万元。2001年3月12日,被告因无力支付赔款,而因“拒不执行判决”被拘留。最后还是免费帮王洪代理案件的律师从多位同情者处筹得9万元交给法院,这个倒霉的消费者才在“消费者保护日”的前两天重见天日。

这一判决,在十年前中国互联网方兴未艾之时,引起巨大轰动。新兴的网民将判决视为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最大挑战。终审判决当日,恒升的网站被黑客贴出醒目的黑底白字“赢了官司,输了世界”,王洪被拘当日,又一位网民借用了尼采的名言——“上帝已经死了”。

判决作出后一年,恒升就在消费者的视线中消失了。赢了官司的恒升,市场却给了它最严厉的惩罚。

舶来的惩罚性赔偿

十年过去,对于中国很多普通百姓而言,惩罚性赔偿仍然是个陌生而无力的词汇,人们对于赔偿更为通俗的理解是赔多赔少的问题。

我国法律中一直未明确惩罚性赔偿制度,直到1993年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才正式建立了惩罚性赔偿金制度,该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一规定借鉴了英美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法律中惟一的一条惩罚性条款。

而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人们看法不一。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1996年3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局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因此,欺诈行为既包括经营者积极编造虚假情况或歪曲事实,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情况,也包括有意隐匿真实情况,有义务告知消费者而不告知。

但在是否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上,有法学专家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是英美国家的典型做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观念不相符,我国不必效尤。”

正因为如此,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中国举步维艰。

罚金与隔靴搔痒

回望中国,期待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法律审判的呼声,早已高过对其道德审判。

但当消费者认为消法中规定的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自己的损失,而希望获得更多赔偿时,不得不选择漫长而高成本的诉讼维权之路,正因为此,许多消费者放弃了维权,部分企业也继续铤而走险。

然而,最近有一个消息足够让消费者振奋。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中,已经引入了对质量缺陷食品进行“十倍价款赔偿”的法条。相对于消法中的两倍返还,这显然又进了一步。

也有人提出,在即将制定的民法典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才更有利于这一制度的实施。

值得期待的是,我国学者目前已起草了两个版本的《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其中都引入了惩罚性赔偿。版本一规定:故意侵害他人生命、身体、人身自由、健康或具有感情意义财产的,法院得在赔偿损害之外判决加害人支付不超过赔偿金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版本二规定:因生产者、销售者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生产者、销售者给予双倍价金的赔偿。

然而,这样的规定在适用条件和惩罚额度上与英美法系中的惩罚性赔偿力度相比,仍如同隔靴搔痒。

为什么近年来,假冒伪劣食品和有毒食品案例层出不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赔偿机制上的震慑力不足。消费者和受害人的维权成本很高,司法实践中一般只判决赔偿实际损失,不考虑受害者耗费的时间、精力等成本。由于缺乏惩罚性赔偿,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很低,补偿性赔偿的标准远远不足以抵御其为逐利而制售不安全食品,有问题的产品的贪婪。

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才能保护守法企业的公平竞争。也只有对诉讼的恐惧才能令制造商们重视产品的质量,更不会为小利而冒大险。

编 辑 陈 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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