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精选12篇）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 篇1

摘要：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程序是指交通事故发生后, 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调解, 各方当事人未能达成调解而调解终止或经调解达成协议, 调解生效后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 另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所提起的赔偿诉讼, 并经人民法院立案处理的过程。本文结合工作实际, 就交通事故赔偿诉讼中的程序过程要点、残疾赔偿金解释、财产赔偿标准和范围以及赔偿注意事项等相应诉讼程序中的重难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关键词：交通事故,赔偿诉讼,相关程序分析

一、交通事故赔偿诉讼程序过程要点

(一) 诉讼请求

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和人身伤害赔偿。诉讼请求要适当, 合理应赔偿。交通队确定的事故责任不等于法院确定的赔偿责任。在事故责任中, 主要次要责任很模糊, 双方责任比例可以是一九开、二八开、三七开、四六开, 交通队可以按上述主次责任比例中的任何一种比例做调解。交通队为快速解决问题, 可能会对非机动车和行人有所偏向, 而法官会根据事实和民法通则中的过错责任原则来重新认定民事赔偿责任, 与交通队确定的事故责任比例并不完全相同。

(二) 诉讼时效

如果超过了一年还没起诉, 那么赶紧寻找能证明你曾经提出过赔偿或双方就事故曾进行过协商的证据, 比如电话录音, 电子邮件、传真、证人证言等, 这些证据会使诉讼时效中断, 从你提供的证据的日期开始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但如果你超过了一年的诉讼时效, 你将失去胜诉权。

(三) 受诉法院

死亡赔偿金是按照受诉法院地的标准计算, 因此受诉法院地的选择与死亡赔偿金的数额有密切联系。被告住所地法院和交通事故发生地法院都是交通事故案件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前自行查阅选择标准高的法院所在地法院管辖更为有利。当然选择受诉法院, 同时需考虑诉讼成本, 如路途远近、赔偿标准的差异比例、在当地诉讼是否方便、地方性保护等因素予以综合考虑。

二、交通事故索赔——残疾赔偿金

残疾赔偿金的计算与伤残等级有密切关系, 如何依法主张残疾赔偿金?

(一) 交通事故中残疾赔偿金的计算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

(二) 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与残疾赔偿金的关系

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是否影响残疾赔偿金的总额?也就是说“程度”或“等级”不同, 残疾赔偿金也不同。一般将伤残等级作为赔偿标准的系数, 即一至十级对应百分比系数分别为100%至10%, 具体计算方式如下:一级伤残为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乘以二十年再乘以100%, 二级伤残则乘以90%, 依此类推, 十级伤残乘以10%, 伤残程度越严重, 残疾赔偿金也越高。

(三) 交通事故中残疾赔偿金

是否是绝对按照这样的方式计算呢?根据该规定如果受害者劳动能力丧失程度高或伤残等级抽象百分比高, 但是伤害对其职业毫无影响, 如娱乐场所售票员, 腿部伤残对其收入没有影响, 或者受害者劳动能力丧失程度低或伤残等级抽象百分比低, 但是伤害对其职业影响大, 如模特因脸部擦伤而被迫改行, 这时候就得适当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以达到相对的公平。

(四) 精神损害赔偿金

交通事故造成伤残、死亡的, 可以依法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金。比如孕妇在交通事故中造成胎儿死亡的问题, 就可以成为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金一个有力的要求。应该合情、合理、合法并考虑肇事方的承受能力, 否则会给法官造成蓄意讹人的印象, 支付较多的诉讼费。

三、财产损坏的赔偿标准及范围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 因交通事故损坏的车辆、物品、设施等, 应当修复, 不能修复的, 折价赔偿。牲畜因伤失去使用价值或者死亡的, 折价赔偿。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 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 应承担赔偿责任。它体现的是过错责任原则。而《处理办法》规定,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 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 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 应当承担10%的经济损失。这体现的是无过错责任。《处理办法》采取的是以过错责任为主, 以无过错责任为补充的归责原则。发生交通事故的过错责任主要在于驾驶员, 除非该驾驶员可以证明是车子所有人或者其所在单位, 强令其违章驾驶, 或者可以证明由于车辆的机械问题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因此在确定赔偿责任时应按谁过错谁承担的原则承担。

驾驶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如因驾驶员违章驾驶而发生的交通事故的, 根据民法的转承责任原则, 驾驶员的过错责任先转由雇主车辆所有人或者驾驶员所在单位承担, 但车辆所有人及驾驶员所在单位仍可根据过错责任原则主张追偿。受雇驾驶员擅自将车借给他人, 擅自出借车辆的受雇驾驶员承担连带责任。

四、交通事故赔偿的注意事项

(一) 观念要更新

由于以前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及其亲属获得赔偿, 是交警的职责;现在交警已经没有这个职权和职责, 受害人应当及时通过起诉来保证赔偿权利的实现。通过诉讼, 可以采取保全措施。

(二) 注意收集赔偿相关的证据, 注意及时申请相关检验、鉴定等。受害人及其近亲属不能独立完成调查、收集相关证据的, 应当及时寻求专业律师等人员帮助。

(三) 在2004年5月1日后,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 交通事故受害人在要求对方赔偿时应当首先要求对方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对自己的损害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在超出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赔偿数额时对超出的部分才能按照事故中的过错责任比例来承担。

参考文献

[1]樊惠平, 刘苗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诉讼程序新探[J].河北法学, 2007 (2) .

[2]彭世忠, 冉崇高.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的责任主体研究[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2) .

[3]黎桢桢.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的证明责任问题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 2006 (4) .

[4]刘曦.交通事故认定及诉讼中的审查、采信程序研究[D].复旦大学, 2010 (22) .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 篇2

交通事故赔偿调解诉讼技巧

交通事故赔偿诉讼调解过程中，当事人不能因为是自愿协商就做出无原则的让步和妥协，也不可以因为是调解而放松警惕，因而不进行相关的准备和制定相关的策略。对于当事人来说，其选择调解方式结案的目的就是想以最小的付出和成本来换取最大的收益。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对方当事人主动提出调解可能是他们的一个诉讼策略或者圈套。在进行调解时，深圳交通事故赔偿律师建议当事人应当掌握以下技巧：

一是要分析对方提出调解或者愿意接受调解的动机和目的。对于大部分当事人来说，其接受调解都是为了尽快结案，及早结束双方之间的争议和纠纷。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一些当事人是利用调解来为自己拖延争取时间。比如，在借贷纠纷、拖欠货款或者其他欠款纠纷中，被告往往借助调解来延缓支付相关款项的时间。又如，当一方当事人因为某种原因证据准备不充分，或者是为了等待某个对于案件具有重要关系的人出现时、往往也会借助调解来拖延法院审理的时间。

二是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据理力争，争取为本方谋取最大的利益，在让步时不可不战先败，主动撤退，而要相时而动，根据调解的具体情况逐步让步，但有时候为了显示自己一方的诚意也可以在本方的承受范围内做出一些较大的让步。

三是要把握时机。在诉讼中占据主动地位或者有利地位的一方不要急于提出或者接受调解，而要先从证据等各方面向对方当事人施加压力，等对方承受较大压力时，其就可能会做出更大的妥协和让步。

四是把握局势，控制情绪。很多纠纷发生时，当事人往往情绪激动，北京交通事故赔偿网http:///beijing

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行为。心理学研究证明，冲动性情绪直接导致意识范围狭窄甚至理性丧失，极易做出对自己不利的行为。若遇上此种情况，当事人首先应当控制情绪，回归理性。

五是要收集信息，熟悉案情。知已知彼，百战不殆。要想调解成功，在调解之前，必先收集有关信息，了解纠纷的性质，起因和经过，了解对方当事人的个性，找准问题症结的所在。

六是做一名优秀的倾听者。倾听对方当事人的心声，让其倾吐心中的压抑、不满和愤怒，从而以静制动，后发制人，实现本方的诉讼目的。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 篇3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国家刑事补偿

一、关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建议

在过去的近10年中，无数的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刻而透彻的剖析，陈述该制度现有规定的不合理性，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而将着重对该制度的构建提出合理的建议。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不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得到确认无论从法理还是法律体系的统一协调角度都是说不通的，所以针对《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中否定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规定必须删除抑或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并结合刑事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民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情况加以详细阐述。另外，建立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国家补偿体系也是十分必要的。

1．统一各法规定，肯定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这意味着，2000年12月19日法释[2000]47号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的：“因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害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中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继续有效。但是，这两条司法解释实际上是彻底否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在刑事案件中提起的可能性，必须及时废除，没有修改的余地，另外，应当在《刑事诉讼法》的新的解释中肯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地位。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特殊主体。被害人在犯罪行为中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作为诉讼主体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死亡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问题无论是在民法还是刑法学界都是国内外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也是关于此项立法的一个难点，目前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到底基于受害者死亡其近亲属能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另一个是，死者近亲属基于什么权利作为诉讼主体提起精神损害赔偿。（1）受害者死亡时，近亲属究竟能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否定者认为，受害者为死者，当然由死者作为诉讼主体请求一切赔偿，即便已经死亡，也应视同生者。尽管立法规定公民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但从历史上看，民事权利能力并不总和人的出生死亡相始终，从外国和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看，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观念已被突破，并有加剧的趋势，因此，死者可成为名誉权的主体，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死者虽不能享有人格权，但为了保护其生前的利益免受损害，可以适当参考法律关于保护胎儿利益的规定，由法律明文规定，在人利益方面，死者视同生存，享有准人格权，其人格利益不容损害。其理由为：第一，它解决了主体问题。因为死者本不是实体，更不能作为主体，为了保护已消失的主体资格，由这个主体来承受死者生前的人格利益，对抗他人侵犯，所以必须规定死者视同尚生存。第二，这个规定符合民事权利能力的理论，避免了法律规定的自相矛盾。因为死者此时享有的是准人格权，它与人格权性质完全不同。人格权与公民的人格不可分离，只能属于生存着的公民，不能有死者享有。准人格权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权利，而是由法律创设的类似人格权的准权利，故可由死者享有。第三，这种规定具有可操作性，可以达到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目的。死者视同生存，即可在死者与其亲属间产生法定代理关系，当死者的人格利益比如名誉被损害时，其遗属可以代理人的身份代死者提起诉讼，请求民法保护。如果死者生前无近亲属，人民法院可以为他指定代理人代为诉讼。肯定说认为，死者没有民事权利能力，不能成为诉讼主体，应由其近亲属作为诉讼主体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如果承认死者可以作为诉讼主体的话，我国整个的民事主体特别是诉讼主体的理论体系就会被打破，牵一发而动全身，另外从法理公平正义角度讲也是不合理的，作为主体的死者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同样受到精神损害的近亲属也可以请求赔偿，这样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又是不公平的，基于一个损害提起两个赔偿是不可取的。第二种观点是目前的主流观点，即应当允许由亡者的近亲属作为诉讼主体提起诉讼，而非死者本身。（2）究竟基于何种原因，死者近亲属获得诉讼的主体地位。第一种观点认为，死者的近亲属是基于继承的原因而获得的诉讼主体地位，另一种观点认为，近亲属基于自身非物质权益的损害而获得的诉讼主体地位。这两种观点应当综合来看，如果是基于民事侵权而对死者造成损害当然应当基于继承而获得死者本应享有的权利，而由于刑事侵权而造成被害人死亡，使死者家属遭到非物质损害当然应当根据精神损害的基础理论，造成精神痛苦而产生精神损害赔偿来处理。如此，便能解决受害者及其家属因为同一损害而获得两项赔偿的问题。

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范围和数额。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范围和数额，我们不妨借鉴民事法律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和数额的规定，而我们当前要着重解决的就是民事法律中没有规定的内容即被害人死亡，其近亲属应当得到多少精神损害赔偿，其请求主体范围应当为哪些，是否应当有先后顺序。第一，关于近亲属能够得到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问题。我们首先要保证的是被害者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问题，对于此问题应当参考《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规定进行赔偿。另外，应当同时参考其中关于抚慰金的相关规定，根据不同城市的生活标准对同一城市的公民进行统一的规定。这一规定一定要有最高限额对于这一限额的规定应该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但应当肯定的一点是要区分死者年龄的大小，“在确定生命权遭侵害之抚慰金时，考虑之事除与“伤害事件应斟酌事由大致相同外，尚应斟酌死者之余命年数，例如余命不多之老人与壮年人或青少年比较，对人生享乐期间相差甚大，其遗族所受痛苦程度自有增减。”第二，关于请求主体的范围应当作一定的限制。由于此精神损害赔偿是基于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而产生的，所以该范围是应当做出限定的。根据民事法律中关于宣告死亡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刑事法律中近亲属的规定，应当将该范围限定为：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同胞兄弟姐妹。第三，请求先后顺序是否应当有所限制。由于亲疏远近的不同，产生的精神痛苦也必然不相同的，所以，应当作一定的顺序限定。同样依据民事法律中宣告死亡的相关规定，应当规定第一顺序请求人为，配偶、父母、子女；第二顺序请求人为，祖父母、外祖父母、同胞兄弟姐妹。而且第一顺序人不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第二顺序人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二、构建我国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国家补偿体系的思考

《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行使侦查……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这部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作出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国家赔偿法》已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了赔偿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立法的巨大进步，参考此法，我们同样可以将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到国家补偿体系当中去。这将是我国国家赔偿以及补偿还有保障体系的一次重大进步。

1．国家补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必要性。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涉及的范围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救助、军抚等各方面，但是针对类似于犯罪行为受害人的社会保障却没有在我国任何方面有任何的提及，而受害人也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特别是生命健康权的受害人更是应当受到保护的对象。（2）重要性。能够建立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补偿体系将大大推动我国保障体系的发展，也对其他保障体系的建立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且国家介入进行补偿无论是对于受害者还是侵害者都能够起到一定的有利作用，对于维护整个国家的公平正义将会起到极其积极的作用。

2．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国家补偿的构思。（1）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国家补偿的概念和主体资格。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国家补偿体系是基于被害人或其家属的申请由国家作为补偿主体对不能得到犯罪分子赔偿的刑事案件受害人进行补偿的体系。那么从该概念中，我们可以发现要想获得取得刑事侵权国家补偿的主体资格必须具有以下要件：有损害产生；受到的损害是由于刑事侵权造成的；犯罪分子无能力对受害人进行赔偿；由被害人或其家属提起申请。（2）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国家补偿的资金来源和补偿机关。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国家补偿机关应当为人民法院，这样可以使受害者的利益的得到更好更快捷的保障，当法院证实犯罪分子确实没有能力对受害人进行赔偿时，由受害者或其家属向受案的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补偿的请求，具体数额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详细的立法，由人民法院执行。而此项补偿的资金来源，应当从经济犯罪的罚没款中抽取，由国家财政统一制定标准，统一发放，把腐败的可能降到最低。

三、总结

犯罪嫌疑人A在抢劫过程中将某人B杀害，经过法院审理认为A犯抢劫罪并致人死亡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并赔偿受害者家属被抢劫的经济损失1000元。到此为止，这个刑事案件审理终结，给社会造成巨大危害的罪犯A被依法判处死刑，受害人家属获本来就属于受害者的1000元。那么该判决可表达为：B（死亡）＝A（枪决）＋￥1000＋A对社会危害的消失。似乎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B死得其所。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到底从中是谁获得了利益。被枪决的A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对B付出的生命的对等；1000元是把本来属于B的财产返还于B的家属；A对社会危害的消失使整个社会的所有人少了一个安全的隐患，获益人B以外是社会的每一个人。那么，死者B及其家属从中得到了什么？仅仅是自己的财产损失，那么其他两项的获益也是由B的死亡换来的，那么为了保持这个算式的等值，我们确实应该考虑由罪犯、国家和其他的受益人向B的家属支付一定的精神抚慰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达到获益上的公平。

参考文献

[1]曾世雄．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M]．台北：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9

[2]胡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曾兴隆．损害赔偿研究[M]．台北：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4

[4]罗晓波．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立法必要性探析[J]．企业导报．2009（5）：151

[5]孙加峰．依法保护死者名誉的原因和方式[J]．法律科学．1991

[6]曾兴隆．现代损害赔偿赔偿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7]陈光中．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 篇4

机动车是由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在道路上行驶的、供乘用或 (和) 运送物品或进行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包括汽车及汽车列车、摩托车及轻便摩托车、拖拉机运输机组、轮式专用机械车和挂车等, 但不包括任何在轨道上运行的车辆[1]。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均未对机动车的范围做出具体规定, 在日常法律实务中, 涉及的机动车多为摩托车、三轮车、拖拉机、汽车 (包括大型挂车、机械车等) 。

发生机动车交通事故后, 在交警部门介入的情况下, 交警大队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一般明确列有肇事方基本情况和其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名称和险种, 除了必须投保的交强险, 有的还投保了商业第三者险。这两种保险的性质差异决定了在机动车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人地位的不同。

一、学界观点总结

有的认为保险公司不应卷入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 更不应直接赔偿受害人[2]。

有的认为保险公司应作为共同被告[3]。

有的认为保险公司应作为第三人[4]。这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一种是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二、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时可以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交强险。在发生交通事故后, 由保险公司对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 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 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 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一) 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 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 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 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 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 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 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由于《道交法》和《条例》明确规定了, 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那么在诉讼中, 保险公司就是明确而适格的被告, 所以可以将保险公司和肇事车辆所有人列为共同被告。

三、在交强险外适用商业第三者险进行赔偿时保险公司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民事诉讼上的第三人是指对原告和被告所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或者虽然没有独立的请求权, 但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的利害关系, 而参加到正在进行的诉讼中去的人。

在机动车所有人投保商业第三者险的情况下, 车主与保险公司就形成了特殊的保险合同关系, 车主与受害方是侵权关系, 受害方与保险公司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受害方诉肇事方侵权损害赔偿之诉中, 虽然保险公司对于原告和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又没有独立的请求权, 但是在赔偿上涉及到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那么保险公司就应该参加到事故当事人提起的诉讼中, 并且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四、法律实务中的处理方式的优缺点

基层法院一般条件较差, 空间较小, 尤其是区县级法院及派出法庭办公条件更是不容乐观, 往往不为第三人出庭设置专门的位置。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 保险公司不管是作为共同被告还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都会被安排在被告席。这样做表面看是节省的诉讼资源, 提高了诉讼效率, 个案上也许可以, 但是长此以往会给保险业和司法工作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 不大于利, 得不偿失。

五、小结

通过对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的法律角色的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国明文规定了机动车所有人必须缴纳交强险, 交强险的内容和性质就决定了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保险公司就与受害者建立了法律关系, 受害者可以将肇事者与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赔偿之诉。而在商业第三者险保险范围内, 保险人与投保人形成保险合同关系, 保险人与受害人没有形成必然的法律关系, 受害人无权直接请求保险公司理赔。但是保险公司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http://baike.baidu.com/view/597769.htm, 2011-08-05.

[2]卢克贞.交通事故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请求权辨析[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3) .

[3]廖中洪.交通事故赔偿诉讼中有关保险公司的几个法律问题[J].交通企业管理, 2006 (12) .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 篇5

交通事故工伤赔偿诉讼案中需要哪些证

据

核心内容：交通事故工伤赔偿诉讼案中需要提交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证明当事人民事法律关系成立的证据，证明赔偿事项的证据共三大证据。最大限度地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提高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工作效率。下面由法律快车小编详细介绍。

【本文导航】

一、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

二、证明当事人民事法律关系成立的证据

三、证明赔偿事项的证据

【正文阅读】

一、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

1、当事人为公民的，应提交身份证明资料，如身份证或户口本;

2、当事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主体登记资料，如《工商营业执照》副本或工商登记机关出具的工商注册登记资料、社团法人登记证等;

3、当事人在诉争的法律事实发生后如有变更的，应提交变更登记资料;

4、当事人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中死者亲属的，应提交死者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证明及继承人基本情况的证明;

5、提交肇事车辆的所有人、实际支配人、驾驶人的证明及其相互关系的证明;

6、提交受损车辆的所有人、实际支配人、驾驶人的证明及其相互关系的证明。

二、证明当事人民事法律关系成立的证据

1、提交公安交管部门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认定书》。因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交管部门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

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对当事人责任加以认定而制作的法律文书。它能证实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且关系到当事人承担责任的轻重。

2、提交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终结书》。因调解终结书是公安交管部门在法定期限内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损害赔偿事宜经调解后无法达成协议而制作的法律文书。当事人收到调解终结书后，可以直接到人民法院提起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以维护其合法权益。

三、证明赔偿事项的证据

根据《民法通则》、《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范围通常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残疾用具费、后续治疗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营养费、住宿费、法医鉴定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财产损失等16项。而上述赔偿费用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来予以证实，否则难以得到人民法院的采信和支持。

1、医疗费。它包括医药费、治疗费和住院费等。证明医疗费的证据主要有：门诊病历、住院病历、、门诊收据、住院费收据、住院费用明细清单、诊断证明书;

2、误工费。它是当事人因治疗、伤残鉴定、处理交通事故等原因而导致收入的减少。证明误工费的证据主要有：出院通知单、医院出具的病休证明、法医鉴定书、所在单位的误工证明及出事前三个月工资表。若误工人员的工资超过了国家规定的纳税的起征点，还应当提交税务部门出具的完税凭证。

3、护理费。它是由于受害人无法自理必须护理而支付给护理人员的工资。证明护理费的证据主要有：医疗机构出具的需要护理的证明(包括护理时间和护理人数);护工从事同等级护理证明的劳务报酬标准或者护理人员收入减少的证明;若是家属护理的，应当按照家属的误工费提供证据。

4、住院伙食补助费。它仅是针对受害人在住院期间而言，其主要证据包括住院费收据、出院小结和住院病历。

5、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只要具有死亡证明、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殡葬部门出具的火化证明三者之一项即可，并提供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的相关统计数据。

6、残疾赔偿金。它是受害人因劳动能力的丧失致使需给予收入的减少。其证据包括：法医鉴定结论、法医鉴定费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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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残疾用具费。它是受害人因伤致残需配置残疾用具所花去的费用。其证据应当有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对受害人需要残疾辅助器具的证明;国产普及型器具的价格标准;配置机构出具的更换周期和维护费用的证明。

8、被扶养人生活费。其证据包括扶养人、被扶养人身份证明及家庭情况证明，包括被扶养人有无生活来源。

9、后续治疗费。通常依据法医鉴定结论并参考病例证明。

10、营养费。主要是医疗机构开出的诊断证明，并应在诊断证明中注明加强营养。

11、住宿费。其证据表现为住宿费收据，据实结算。

12、交通费。它是受害人及其必要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事而支出的必要的车、船费。通常就是交通票据。

13、法医鉴定费。它是受害人在法医鉴定机构进行伤情鉴定或者伤残鉴定而用去的费用。有医院病力、诊断证明书、法医鉴定书即可相互印证。

14、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人格权和身份权受到不法侵害、遭受到精神上的痛苦。关于具体的赔偿数额，法律对此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涉及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15、财产损失。它是因交通事故的发生造成财物所收到的损失，通常为财物受损的评估报告(如：价格部门的鉴定结论)和修车发票。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 篇6

在去年春，我丈夫王某认识了一位姓刘的女人，不久便在一起同居。我得知后，虽然心里感到很痛苦，但我们的孩子上中学了，我不想因为家庭破裂对孩子产生影响，为此，我多次劝王某和那个女人断绝关系，可王某就是不答应。无奈之下，我准备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起诉离婚，只要求王某对我进行损害赔偿，一来可以让王某将钱给我，他就没钱给那个女人了，二来可给他个教训。请问，可在婚内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吗？

潘莉梅

潘莉梅朋友：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由此可知，如果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的一方有权请求有过错的一方给予损害赔偿。但是，无过错方是否可以不提出离婚只要求给予损害赔偿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9条指出：“承担《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46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为此，只有在提起离婚诉讼时，无过错方才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不允许不提起离婚诉讼只提起损害赔偿请求。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 篇7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精神利益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是指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造成被侵权人精神痛苦、肉体疼痛或其他精神利益受损, 以金钱赔偿作为救济途径的一种侵权责任制度。我国《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的其他民事法律中, 例如《民法通则》, 也有被侵权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民事诉讼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但是, 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尚处于上升阶段, 虽然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建立, 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将就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一探讨。

一、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问题

(一)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内部存在冲突。

我国刑法中的部分条文具有保护被害人精神利益的意愿, 如刑法第246条规定的侮辱罪、诽谤罪, 二者都基本表现为贬低被害人的人格, 破坏被害人的名誉, 而人格、名誉都属于人格利益的范畴, 是被害人的精神利益, 刑法第246条就表达了损害被害人这种精神利益, 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意思。不难看出, 这一条款体现了我国刑法承认自然人的精神利益应当受到保护。但是, 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却作出规定, 被害人因受到犯罪侵犯,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 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 不支持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我国刑法第246条的表述却是受害人的精神利益应当受到保护。另在, 在交通事故案件中, 受害人是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 而在普通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却不能够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足以看出, 我国的法律体系内部不协调, 不同法律之间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处理方式存在冲突。

(二) 犯罪侵权案件中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不合理。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不受理因犯罪侵权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 即无论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 还是刑事诉讼审结后再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精神损害赔偿都不予支持。说的明确一些, 就是不保护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利益。但是, 在刑事案件中, 犯罪行为一般都是非常严重的侵权行为, 经常会出现被害人残疾甚至死亡的情形, 在这种情形下,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不仅仅是财产利益受到损失, 他们的精神利益也会极大受损。身体由健全变成残疾, 或者是面临与近亲属的生离死别, 这么大的精神痛苦, 不仅仅是惩戒犯罪行为人就能抹平的。立法者的立法目的可能是考虑通过刑事手段严惩犯罪行为人,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痛苦就可以从中得到抚慰, 犯罪行为人也会受到应有的惩戒。但是在实践过程中, 很多刑事侵权案件中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受到的精神损害比财产损害要严重得多, 所以站在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角度甚至是公平合理的角度, 仅刑事处罚被告人还远远不够。刑事处罚被告人是对犯罪行为人应有的惩戒, 是被告人违法犯罪应该付出的代价, 但是被害人通常或在一定程度上是无辜的, 被告人不仅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还应该对被害人的无辜受害作出补偿。被害人没有理由无条件为犯罪行为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买单, 笔者认为, 精神损害赔偿是被害人基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产生的相对于被告人的一个债权, 被告人是债务人, 所以被害人受到的损害应当得到补偿, 痛苦应当得到抚慰。因此, 不支持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是一个不甚合理的规定。

(三) 我国刑法漠视被害人精神利益。

众所周知, 精神是无形的, 这就意味着精神利益也是无形的。精神利益并不像财产利益有一个明确的物质载体, 可以显而易见地呈现在大众面前。财产利益的损害是有形的、显而易见的, 精神利益的损害是无形的, 精神利益的无形性造成了精神损害很容易被人们忽略、漠视, 但是不能因为不能明显看到精神损害的后果就将它忽略掉, 认为精神损害不算实际上的损害。以持刀抢劫案为例, 如果在抢劫过程中被害人死亡, 提起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 被告人除需承担刑事责任外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此案中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受到了财产和精神的双重损失, 而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 被害人家属可以获得财产性损失的赔偿, 却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两种利益同时被侵害, 而被放置的地位和对待的方式却完全不同, 这难道不是对精神利益的一种漠视吗?而现实却是被害人的近亲属受到的精神损害很可能比财产损失要严重得多, 甚至可能会出现由于被害人的死亡造成被害人的父母因精神痛苦而一病不起。不得不说, 精神利益的损害后果很有可能比财产利益的损害结果更加严重。但是我国的现行法律却只保护被害人的财产利益而漠视了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利益。笔者认为, 精神利益在地位上应该同财产利益一样, 都应该是法律同等对待、同等保护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 除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外,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失应该得到司法机关同等的重视程度。

二、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一) 顺应国际趋势, 将中国的法律发展与国际化的发展接轨。

根据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可知, 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应对被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例如德国的刑事诉讼法认为侮辱和伤害身体可请求精神补偿金, 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认为侵权人造成的物质的、肉体和精神的全部损失都应该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对象, 英国和美国的法律中也有保护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精神利益的规定, 只是其民事索赔不能同刑事诉讼同时进行。反观我国, 虽然民事诉讼中规定了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但是在刑事诉讼中却否定了被害人的精神利益。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 我们不仅仅要经济全球化, 我们的法律也应该顺应国际发展趋势, 借鉴国外优秀的法律制度, 更全面地保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也能使国际间的司法协助更加顺畅。

(二) 补偿、抚慰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

刑事侵权中, 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通常表现为侵害被害人的身体权致使其产生生理疼痛, 也经常会造成被害人产生焦虑、恐惧等不良情感, 这些都是精神利益受损的体现。另外刑事案件中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残疾甚至死亡的情形也非常常见, 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也会因此受到精神利益的损害。精神利益的损害一般无法恢复原状, 那么就需要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给予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一部分金钱作为补偿, 抚慰其精神痛苦。

(三) 协调法律内部矛盾, 完善法律法规。

我国的民事法律中规定侵权行为造成被侵权人精神利益受损的, 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刑法也有关于被害人精神利益受损惩治犯罪行为人的规定, 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却否认了精神利益。解决这一冲突、协调法律内部矛盾的方法就是建立刑事附带民事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

(一) 关于法律的修改建议。

将《刑法》第36条和《刑事诉讼法》第99条中的“财产损失”修改成“损失”, 即可扩大损害赔偿范围, 将精神损害纳入其中, 而不仅仅再指向经济损失;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不受理刑事犯罪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规定更改为受理。

(二) 修改后的法律适用问题。

1.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1) 侵权行为是犯罪行为。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必须是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 侵害了被害人的精神利益。此处只关注该行为是否为犯罪行为, 而不关注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 不影响其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因为无论侵权人的主观状况是什么, 都不能否认犯罪行为人违法犯罪行为已经形成。但是, 行为人的主观情况有可能会成为法官判定赔偿标准的参考。

(2) 被害人受到精神损害的客观事实。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要件不仅仅是要有犯罪行为, 还需要有被害人精神损害的客观事实。精神损害事实的认定不能听信被害人的一面之词, 还需要有客观存在的证据来证明被害人确实因为行为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产生了精神痛苦、生理疼痛或其他精神利益的减损或丧失。

(3) 犯罪行为与被害人的精神利益的损害具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 被害人精神利益的损害必须是由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 犯罪行为是造成被害人精神损害的原因, 二者之间具有客观的因果关系。这种客观因果关系是被告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如果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那么就可以证明被害人的精神损害不是犯罪行为人引起的, 那么行为人就无需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承担责任。

2. 适用的客体范围。

一是侵害受害人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二是侵害被害人人格利益的, 如侮辱罪、诽谤罪等;三是侵害被害人延伸的精神利益的, 比如侮辱尸体罪。

3. 赔偿标准。

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界定比较主观抽象, 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我国的民事法律规定。我国《侵权责任法》认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是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 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 也可以作出类似这样的规定, 犯罪行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至于严重精神损害的界定以及个案中具体赔偿金额的计算, 可以由法官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形自由裁量。

4.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精神利益受损, 毋庸置疑, 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应当是被害人;若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 被害人因死亡不能再感知任何精神痛苦, 但被害人的近亲属会因被害人的死亡而产生精神痛苦或其他精神利益的减损或丧失。这种情形下, 死者的近亲属作为被侵害精神利益的受害人可以基于自身遭受的精神损害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救济程序。

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救济程序, 可以参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财产损失的赔偿程序, 而无需单独设立一个新的诉讼程序。在具体诉讼程序中, 可以依托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来请求赔偿;也可以在刑事诉讼审结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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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文军.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法制与经济, 2010, 8

[3]毕献星.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思考[A].第七届中国律师论坛[C], 2007, 8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 篇8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和特点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是指由于被告人侵犯公民人身权的犯罪行为使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精神利益遭受损害或精神遭受痛苦, 而由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在刑事案件立案后, 一审审理终结前提出的附带民事诉讼。

在刑事案件中, 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只限于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身体伤害所引起的精神影响, 这种精神损害多数属于犯罪的次生损害, 只有少数犯罪对被害人的精神产生直接损害, 比如诬告陷害罪, 但这也同样是基于宪法规定的名誉权等公民基本权利受到损害后产生的, 可见犯罪所引起的精神损害具有间接性。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是附带在刑事诉讼中的, 因此具有从属性和依附性, 其认定和救济很大程度上受刑事主诉讼的束缚。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现状

(一) 法律规制现状

《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2000年12月13日颁布) 第1条:“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2002年7月15日颁布) 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 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 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可见,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 只有因犯罪所遭受的物质损害才可得到赔偿, 对精神损害没有提及。而相关司法解释却明确排除精神损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赔偿请求。

《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 有权要求停止侵害,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 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民法明确规定精神损害可以得到赔偿。刑法与民法对精神损害赔偿截然不同的态度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采用与否成了关注的焦点。

(二) 现实效果

在实践中, 民事诉讼中侵权损害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可达几十万人民币的数额, 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一般只有几千块, 形式意义大于实质补偿。这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侵害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反而比危害相对小的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低呢?原因就在于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理论到实践存在诸多不妥之处。

三、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不合理之处

(一) 在立法宗旨和法理意义上无必要性

刑法与民法的性质、调整范围和适用方式不同,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会导致审判和执行的错位。

刑法是公法, 民法是私法。对于犯罪行为, 法律侧重从国家的角度对犯罪损害的国家利益进行救济, 因为这种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违法行为对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影响远大于对被害人的人身财产侵害, 因此要以公权力对行为人加以惩罚。在这个意义上, 犯罪对被害人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害可以理解为犯罪侵犯公利益之外又侵犯了私权利, 是一种加重情节, 那么与此相对应的附带民事诉讼赔偿, 应该视为对加重情节附加的额外惩罚, 只是这种惩罚所得最终用于补偿被害人损失。民法则调整平等主体间的关系, 尤其是侵权纠纷, 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都直接产生于侵权行为, 且损害程度限于私人权利的侵犯, 不涉及社会危害, 因此以公平原则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损害赔偿即可。为了尽量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物质损失与精神损失均应考虑在赔偿范围之内。但是, 这种对被害人的同情不能过度蔓延到刑法领域, 因为刑法与民法调整的是不同领域的利益关系, 精神损害赔偿难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找到合理的归宿。不能由于民法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而刑法没有就指责刑法冷酷无情。要知道, 如果将每一种犯罪都当作情节严重的侵权行为来处理, 那么刑法维护社会秩序, 救济受损的国家利益的意义将不复存在。这就是在大多数刑事案件中为什么与被告人对簿公堂的是国家公诉机关而不是受害当事人的原因。

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和举证责任不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 而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要达到优势证据即可。只有当刑事证据确实充分时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以这个标准来要求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显然不合理;另一方面, 如果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但事实上存在侵权损害, 那么被害人也无法获得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譻) 从这一点上, 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无法与刑事诉讼程序很好地衔接起来, 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利益。在举证责任上, 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要视具体行为而定, 可能存在举证责任倒置, 举证不力的一方要承担败诉后果。而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在于公诉人一方, 公诉方败诉的情况极少。如果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引入精神损害赔偿无异于强制对被告人施加民事义务, 违背了民法平等协商的精神。

(二) 在现实情况中无合理性

1. 金钱无法治愈被害人的精神创伤

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包括社会上对被害人的不利评价, 名誉下降;犯罪行为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悲伤、怨恨、绝望、羞辱等精神痛苦, 以及使被害人神经受到损伤;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间接物质损失的不良后果, 如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害后影响其正常的工作、生活等情况, 减少其正常的经济收益等。譼) 可见, 这些精神损害是完全独立于物质之外的损伤, 是金钱无法弥补的。一方面, 精神损害无法根本消除。比如, 被害人遭遇持枪抢劫后, 产生的恐惧感并不会因为行为人的物质赔偿而消除。另一方面, 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影响程度深, 持久存在。比如, 性侵犯的被害人可能终生受羞辱感的折磨, 除了减少工作经营收益外, 这种精神损害会对被害人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舆论环境等方方面面都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都是金钱无法治愈的。

2. 惩罚过度不利于犯罪矫治

根据罪行相适应原则, 刑法对被告人判处的刑罚已经达到与其行为危害程度相当, 如果在此基础上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就相当于给被告人附加额外的惩罚, 这与刑法基本原则背道而驰。不能因为被告人犯了罪就把他当做社会的背叛者, 施以没有限度的惩罚, 这是变相的“同态复仇”心理, 会影响司法的公正和法律的权威。况且, 在一般情况下, 大多数犯罪人都因经济窘迫才不择手段走上犯罪道路, 如果在若干年徒刑期满后, 仍要为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失而拮据生活, 这不仅不利于其回归社会, 甚至有可能使其再次犯罪, 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

3. 加重被告人负担忽视了社会的责任

多数情况下人们从感性角度出发, 容易产生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犯罪人给被害人造成了损害, 危害了社会, 承担这些损害的全部后果是被告人罪有应得。事实上,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犯罪是社会进步的必修课, 犯罪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对社会有益。譽) 社会从中获益, 犯罪人为此埋单, 这是不公平的, 况且犯罪行为也是基于一定的社会根源产生的。即便是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 其合法权利也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基于此, 被害人的损害是社会和被告人共同造成的, 社会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且社会比被告人有更强大的赔偿能力。不要让对被告人的错误认识影响社会责任的合理分配。

(三) 在司法实践中无可操作性

1. 赔偿数额难以确定易导致滥诉

可以说, 任何一种犯罪行为由于其已具备社会危害性, 都会或多或少地给被害人造成精神损害, 如果放开闸门允许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那么当事人都会过于积极地行使这一权利而不论其是否必要, 这就有可能出现滥诉的情形, 导致刑事司法秩序的混乱。譾)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 对于赔偿标准和数额的确定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精神损害不像物质损害那样有形, 可以以实际损失等标准来确定, 它的程度深浅很难通过某种技术方法进行科学测量, 更无法将其与一定的金钱数额进行等额替代。可见, 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比其他赔偿在司法实践中更加难以操作。

2. 加大法官负担不利于审判分工专业化

目前我国的法院都将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置于不同的审判庭进行审判, 这使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对刑法相关制度比较熟悉, 而民法相关法律法规则不能熟练运用。如果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理, 就要求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同时对刑法、民法有较好的驾驭能力, 这就对法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近年来刑事案件诉讼率逐年增长, 刑事法官在繁重的刑事审判压力下还要分出精力来处理附带的民事诉讼, 如此超负荷的审判任务很可能造成案件积压或审判错误, 得不偿失。同时, 将精神损害赔偿附带于刑事诉讼中审理, 不利于法院中各部门审判庭之间的业务分配, 不符合审判分工细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譿)

3. 附带性降低了保护程度效果不力

由于此民事诉讼具有附带性, 犯罪引起的损害赔偿不可能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主要争议来解决, 因此对被害人损害的赔偿请求权保护很不充分, 精神损害赔偿又因缺乏法律依据而不被支持。可以想见, 即使支持这种请求, 其也会由于附带性而难以得到确实充分的实现。例如, 2004年的马加爵故意杀人案, 被告人马加爵连续三天在宿舍用铁锤将三名同学杀害, 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马加爵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20000元。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物质损失尚且如此, 何谈在附带民事损诉讼中保护被害人的精神权利。

四、保护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精神权利的对策:

(一) 将精神损害赔偿从附带民事诉讼中独立出去

将精神损害赔偿从附带民事诉讼中独立出去, 这样既能使受害者在独立的民事诉讼中充分获得权利保护和损害赔偿, 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也有利于法院审判工作的分工。独立的民事诉讼才是精神损害赔偿的真正归宿, 只有在独立的民事诉讼中, 被害人的精神损害才能真正得到合理的赔偿。由于刑法与民法调整的是不同范围的法律关系, 对于刑事案件中的损害, 尤其是精神损害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 彼此间没有冲突。

(二) 完善相关赔偿制度

犯罪是社会进步的代价。刑事诉讼被告人以自己的牺牲换来社会的进步, 受到国家的惩罚, 不应再由其承担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义务, 这个义务应由国家承担。讀) 对于国家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失, 可以设立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基金, 隶属司法部管理。其资金来源包括依裁判对犯罪者收缴的罚金或没收的财产以及社会捐助等。这种方式是有国家现行为犯罪者赔偿然后实施赔偿基金的运作方法, 可以有效保障被害人获得赔偿。

五、结语

在法律越来越重视人权保护的背景下, 进一步保障被害人的权利, 使其在犯罪中受损的精神权利得到救济本无可厚非。但结合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现状,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理论上不尽合理, 在事实上无必要, 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在结果上被害人的精神权利并没有实际得到充分保护。因此, 不能盲目地将精神损害赔偿引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而要将精神损害赔偿从附带民事诉讼中独立出去, 作为独立的请求另行起诉, 而不是作为刑事诉讼中可有可无的附件来保护。同时, 完善国家的犯罪相关赔偿制度才能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更根本有效的救济。

摘要：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应接纳精神损害赔偿的争议, 笔者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和特点出发, 在分析目前法律规制情况和现实效果的基础上提出,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诸多不妥之处, 主要表现在精神损害赔偿与刑事立法的本意和宗旨不相适应;现实中被害人难以从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中获得有效赔偿, 也给被告人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在司法操作上赔偿标准难以确定, 不利于案件审理的分工和专业化发展。对此, 笔者建议将精神损害赔偿从附带民事诉讼中独立出来, 并完善国家相关赔偿制度, 以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权利。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犯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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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谭永多, 易新华.试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J].人民司法, 1999年第11期.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 篇9

刑事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能否提出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第1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以下简称《批复》) 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 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 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司法解释, 明确规定了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否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引起了我国法学界的极大争议, 有学者认为, 该司法解释忠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 是合理的。也有学者认为, 这种解释不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实质, 与我国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不协调。从刑事被害人的角度看, 由于缺乏法律依据, 在司法实践中, 其精神损害赔偿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其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为了彰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 协调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的冲突, 使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 确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

(一) 符合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法律相关规定的精神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要解决刑事案件中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 仍属于民事权利争议的解决范畴, 故应受民事法律调整, 其在实体上具有独立性, 在程序上受到民事诉讼法许多规定的制约, 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我国《刑诉法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 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这就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仅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 还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在我国民法有关规定中, 侵害他人人身权的赔偿中则是包含了精神损害赔偿的。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1]7号) , 其中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 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二) 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三) 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2010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 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该法的这些规定应当理解为:如果犯罪行为人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 则该犯罪行为人应承担的侵权责任不仅包括财产赔偿责任, 而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上述相关法律规定, 由于犯罪行为侵害他人人身权益,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二) 能够贯彻民事法律有损害就有赔偿的基本原则

从法理上讲, 犯罪也是一种侵权行为, 且比民事侵权性质要严重得多。在民法规定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情况下, 对于犯罪这种严重的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的精神损害, 显然更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由于侵犯了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名誉权等人身权利, 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 且触犯了刑法, 因而依法应予以刑罚处罚。但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往往又同时使被害人人格尊严受损, 名誉降低, 或迎接未来生活的信心受挫, 或丧失面对未来挑战的勇气, 从而精神上遭受极度痛苦, 乃至影响未来的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根据刑法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定罪量刑, 甚至根据案情判决赔偿被害人的有关物质损失, 这些尚不足以抚慰被害人。在许多刑事案件中, 如强奸、侮辱、诽谤等刑事案件中, 被害人遭受的精神痛苦远远大于一般的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如果法律对较轻的民事侵权尚且规定受害人可以得到精神损害赔偿, 那么对因犯罪行为受到伤害的受害者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则在情理之中。

(三) 能在司法实践中使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协调起来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 对犯罪类侵权造成的物质损失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或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来请求赔偿。近年来, 在处理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中, 人民法院审理被害人诉其名誉权等受到侵害时, 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局限性, 使被害人的人格、名誉等非财产性的精神损害, 无法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而只能分案审理, 先由刑庭审理刑事犯罪, 再由民庭审理精神赔偿纠纷, 如此以来就会出现矛盾的结局:受害人不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但可以在民事诉讼中提起。同样的事实, 运用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审理得到的结果可能不同, 不仅损害了我国法律的统一性, 而且给被害人、法院造成了诸多不便, 降低了司法的效率。因此,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 也能使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活动协调起来。

三、结论

由此可见,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内容及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1日通过的《批复》, 是对《刑事诉讼法》的扩大解释, 其实质是最高人民法院越权行使了本身并不具有的立法权, 这一司法解释也有悖于我国民事法律相关规定的精神。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 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意图, 能更好地协调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之间的冲突, 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也有利于提高法院办案效率, 节省诉讼资源。建议:将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内容修改为“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1日通过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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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 篇10

(一) 附带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 简而言之, 就是附带于刑事诉讼程序所提起的民事诉讼, 即犯罪的直接或间接被害人,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 附带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损害赔偿。这种“双效合一”的制度, 其原始用意在于便利、迅速, 理论上可以一次解决民刑纷争, 一方面诉讼关系人 (尤其是被害人, 但也包括被告、证人) 无需针对一个事实提起双重诉讼, 另一方面法院也可以避免重复审判和裁判矛盾, 节约司法资源。

(二) 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 由于不法侵害, 导致自然人及其人格权益和身份权益受到伤害或者遭受巨大精神痛苦, 其本人或者近亲属 (本人因不法侵害死亡) 要求加害人以财产赔偿等方式进行救济的民事法律制度。根据体系解释, 精神损害, 既包括积极的精神损害———精神和肉体痛苦, 也包括消极的精神损害———知觉丧失。根据上述定义可以得出, 精神损害实质上是一种无形损害, 因此精神损害赔偿的使用主体只能是自然人, 而非企业法人、社团法人、合伙组织等。企业法人、合伙组织的商法意义上的“人格权”的实质是商业标识和商业信誉, 侵犯商业标识和商业信誉带来的直接损害是财产损失———一种有形的损害, 因而, 对此不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二、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域外巡礼与域内审视

(一) 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域外巡礼

1. 英美法系国家

英国刑事审判法规定, 犯罪人对其罪行所造成的人身伤害应承担赔偿责任。这部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刑事精神损害赔偿, 但是基于普通法中关于人身伤害的界定, 该法中的“人身伤害”实际上包括了精神损害。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英国才通过成文法明确将精神损害纳入损害赔偿的范围。但是犯罪引起的精神损害却被英国法独立于刑事法律之外, 在刑事审判中精神损害赔偿只是以判例或侵权法案等方式加以援引适用。

美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没有赋予被害人直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其立法规定被害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这种做法并不稀奇而且在美国已经有多起判例印证这一做法。关于犯罪引起的精神损害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这一点可以认为是被规定在美国的侵权法案中的。美国的侵权法案规定:致人严重精神痛苦的极端无礼行为对被害人造成身体或者严重精神损害的, 或者故意损害他人其他利益致使被害人遭受精神痛苦的, 或者公用事业雇员傲慢无礼行为使顾客受到身体或者严重精神损害的, 应当承担对身体损害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

2. 大陆法系国家

法国是率先明确规定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国家。法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第3条、第85条明确规定了被害人可以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1) 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其一, 在法国, 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应当包括物质的、身体的和精神的损害;其二, 法国的刑事诉讼法积极肯定了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其三, 在法国, 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主体并不仅限于本案的直接被害人。

德国法对刑事犯罪精神损害赔偿持肯定态度。具体而言:其一, 在德国因犯罪行为导致的物质上的、身体上的、精神上的损害均可以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受理;其二, 附带民事诉讼的提出主体并不仅限于本案的直接被害人, 也包括被害人的家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其三, 附带民事诉讼中, 提出主体可以就名誉权损害和身体上的损害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2)

综上,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对精神损害赔偿予以保障。但是, 我们可以发现, 英美法系国家没有规定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其根源是英美法系国家很注重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针对由犯罪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 要另提起民事诉讼进行裁决。然而在大陆法系国家, 以法国、德国为例的, 还包括意大利、瑞士等国, 都明确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二) 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域内审视

根据我国刑法第36条第1款 (3) 和刑事诉讼法第99条的规定 (4) , 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是,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并没有明确否定遭受精神损害的被害人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司法解释层面,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明确规定了:“因受到犯罪侵犯,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三、我国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不足之处

(一) 立法层面

我国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在立法层面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 规定冲突。根据立法法第4条、第8条和第9条的规定 (5) , 对于司法制度的立法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附带民事诉讼属于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司法制度, 其相关内容, 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法律或者立法解释的形式进行规定。然而, 在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章“附带民事诉讼”没有明确禁止提起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主要内容的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在其第138条第2款明确禁止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附带民事诉讼, 并且最关键的是, 同时它规定, 因受到犯罪行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然而,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规定 (6) , 被侵权人有权就侵权人的侵犯人身权益的侵权行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有被害人的犯罪的行为毋庸置疑的是一种侵权行为。因此, 被告人依据侵权责任法可以就犯罪行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然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却不能主张。很明显,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与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冲突。根据立法法第4条的要求, 立法应当统一, 这样的司法解释很明显是违背了立法统一原则的。

其二, 诉讼体系不统一。依据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163条,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要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 那么也就是说附带民事诉讼其实就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民事诉讼, 与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一样———严格保障民事实体法的实施, 否则就会出现白马非马的形而上学。我国现行的侵权责任法第22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1条 (7) , 以及包括2001年3月10日开始施行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内的5个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 (8) 都对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及范围。然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138条明确规定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排除精神损害赔偿, 缩小了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显而易见, 两者同为民事诉讼, 针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体系却不统一。

(二) 司法层面

其一, 从司法机关层面来看。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对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一方面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另一方面不利于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做出公正的判决。其原因是, 在刑事公诉案件的审判中, 人民法院据以裁判的证据, 虽然是检察院提供, 但是人民法院仍要对证据进行筛查和整理。根据目前规定, 精神损害赔偿需要在存在财物损害的前提之下且刑事审判之后另提起民事诉讼主张。那么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法院都要去重新收集或者筛查整理大部分都是刑事案件中原有的证据, 对人民法院而言, 大量的重复劳动不仅浪费了诉讼成本, 进而使诉讼效率不高, 而且又违反了“诉讼经济原则”。尽管在刑事自诉案件的前提下, 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收集证据的困难较小, 上述困难似乎可以避免。但是这又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 即另案民事诉讼的法官不能全面、公正地处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本案审理刑事诉讼的法官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被害人的侵害程度以及犯罪手段等方面具有充分的了解, 对于被害人应获得的赔偿数额和对于应该采取的赔偿方式有着最直观和最贴近被害人心理的内心确信, 从而能够做出最全面、公正的判决。另案民事诉讼的法官由于对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不能十分透彻地了解, 对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失程度的理解没有原审判案件的法官深刻, 做出的判决很难达到人民满意。

其二, 从被害人角度来看。首先, 部分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利很难保障。根据2013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138条第2款:“因受到犯罪侵犯, 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质言之, 只有当被害人由于犯罪行为受到了财产和精神双重损害时提起民事诉讼, 才可能获得救济和补偿, 若是仅仅提起精神赔偿诉讼, 没有物质上的损害, 原则上不予受理。这很明显使部分被害人的权利难以救济。其次, 另外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不仅加重了被害人的诉讼成本, 付出更多的经历来进行诉讼, 而且在这一过程当中被害人要反复的会议与重复那段痛苦的经历, 反而进一步加深了被害人的痛苦。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 这种另外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就是让被害人在长痛中不断纠结挣扎, 是很不人道的。

四、建立健全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措施

综上, 在我国, 建立健全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亟不可待。我认为应该从以下角度来进行:

第一, 在立法层面, 在刑事诉讼法“附带民事诉讼”章节中增加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

第二, 限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内涵与外延。对此, 我们可以借鉴台湾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 (9) , 将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外延限定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由于犯罪导致被害人死亡的, 其家属可以同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2) 由于犯罪导致被害人名誉权或人身自由等非财产性权益受到损害的, 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该赔偿应包括被害人或第三人恢复名誉的必要开支, 如刊登报纸、广告等; (3) 由于犯罪导致被害人或其他人财物受损的, 该财物的损失对于被害人或其他间接第三人造成严重精神打击的, 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如被害人对其收藏的物品具有特殊感情, 犯罪行为致使该物品损毁, 从而导致被害人受到较大精神打击影响生活的情形;

第三, 扩大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主体范围, 具体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以过错原则为指导, 要求同案中的共同侵权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承担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第二方面建构刑事侵害中间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刑事救济机制, 赋予间接受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摘要：精神损害赔偿已经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立法上承认, 在部分大陆法系国家,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刑事诉讼法的体系上已经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 在我国最高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和批复中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本文以比较法的视角, 先梳理了世界部分国家地区的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再次基础之上, 提出了建立健全我国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措施。

关键词：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弊端,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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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 篇11

[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民事赔偿；赔偿金范围

【中图分类号】 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74-1

一、立法规定滞后

新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物质损失”是指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而在盗窃、诈骗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侵财型犯罪中，被害人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只能依照刑法第64条规定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而不能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直接获得赔偿。

此处的“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金。根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新刑事诉讼法第99条仍采用了“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表述方式，没有将精神损害赔偿金纳入其中。同时，根据《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能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故，此处的“物质损失”不包括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

二、司法运作困境

未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纳入刑事附事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容易产生以下问题：

（一）被害人或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又撤回起诉的，能否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4条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该条只是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对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已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又撤回起诉的，能否再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没有规定。既然法律及司法解释没有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就可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使得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为获得更大范围的赔偿，在诉讼过程中调解不好，便会撤回附带民事诉讼，再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这样即不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也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

（二）被害人或近亲属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能否得到支持。新刑诉法的司法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这里的“物质损失”到底是适用刑诉法的规定继续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还是适用民事法律的规定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纳入赔偿范围之内呢。我们认为既然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就应适用民法的相关规定，否则与我国立法精神不符，也有悖于民法的公平原则。如此这就会出现同一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得到的不同的结果，特别是故意杀人案，如被害人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只判决赔偿一万元多的丧葬费，而被害人近亲属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就能判决几十万元的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有的还有被抚养人或被扶养人的生活费等损失。出现对一问题选择不同的程序，同一法院就会作出不同判决，而且结果相差距大，出现司法不统一，严重影响法院司法公信力。

三、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构想

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及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外，统一附带民事诉讼及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标准，维护法院司法公信力。

同时必须尽快建立起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相适应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国家对一定范围内遭受犯罪行为侵害造成死亡或伤残，而又没有得到充分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其一定物质补偿的制度。使得刑事被害人不管选择何种诉讼程序，其造成的损失都能得到救济。我国当前的国情和国家性质决定了尽快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必要性，特别是新刑诉法的司法解释已明确将死亡赔偿金与伤残赔偿金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使得一些被害人因此得到的赔偿太低，而陷入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之下，生活困苦，甚至于失去生活的信心。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建立，可以帮助这些被害人或被害人的亲属回归正常生活。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最大亮点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体现了尊重人权与惩罚犯罪的平衡，但当我们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日趋完善而欢欣鼓舞时，也不能忽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在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进行修改时，立法机关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在具体条文设计方面既考虑到提高诉讼效率、有效化解社会纠纷的需要，也特别重视如何便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参加诉讼程序并及时获得赔偿。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将在司法实践中的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明确排除在刑事附事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外，对于受害者所造成的影响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和关注，尽力将其不利影响化为最小。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 篇12

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纳入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的问题。

一、我国目前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要观点介绍

此次刑事诉讼修改后我国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犯罪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在这一程序中提起的均持不支持的态度。尽管在修法的过程中有人提出要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基本要求以及其他民事法律的精神,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新的刑事诉讼法, 但最终未被新法所采纳。在司法实践中大家意见不一, 大致有以下几种做法。

第一: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 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非严格的执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 换种方式弥补受害者的精神损失等。

第三:严格执行《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等。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在对附带民事诉讼这一制度进行解释时进行了兜底性的规定, 明确其可以使用民法、民诉法的相关规定, 而且从最新的《侵权责任法》我们也不难得知这一点。

我们的立法机关在修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制度时权衡了来自各方面的意见, 最终并没有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

首先, 从我国的司法传统角度来分析, 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严格按照刑法所规定罪名、刑期以及量刑规则来定罪量刑, 经过一系列的诉讼活动, 最终得到刑法处罚的犯罪分子在从我国的客观上是对被害人的精神最好的修复和安慰, 我们大可不必再动用其他法律手段对犯罪分子再次处罚, 加重犯罪分子的负担;其次, 从我国目前的发展不均衡状况来讲, 一般犯罪分子出身贫寒, 家境不佳, 如果人民法院在给予其刑事处罚的同时再对其判处较高精神损害赔偿金, 犯罪分子积极履行的动因不足, 最终造成判决被搁置的不良现象;最后, 我们的司法实践中也在积极进行制度探索。如, 新刑诉法也明确了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进行调解, 而调解若是得到良好的执行的话, 这一结果可以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量刑的情节, 此在一定程度缓和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使得被害人的精神也得到了抚慰。可见, 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要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平衡调配工作, 但是法条的规定过于简化, 在司法实践中具体效果有待考证。

二、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必要性

本人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还是应该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其中。被害人在蒙受巨大的精神损害时却得不到赔偿, 实质上涉及一个问题:在涉及精神损失的案件中, 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关系是怎样的, 刑事责任是否能够取代民事责任呢?我们通过刑罚来实现惩罚犯罪, 保障人权的目的, 通过教育与惩罚的结合来减少犯罪分子的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但是这只是刑罚在刑罚意义上的作用其不能替代民事责任, 使得被害人及其亲属得到身心安慰及其物质损害的弥补。从法律关系的角度分析, 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 而我们可以通过苛以刑事处罚来维护。但从民事损害的角度将, 被告人的行为也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只有通过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才可以弥补被害人的损失, 抚慰被害人的身心受到的创伤。借用台湾学者曾世雄的话:刑事责任以处罚犯人, 预防犯罪, 保障社会安宁为其目的;损害赔偿则着重于损害之修补……民事责任之本旨在于尽可能地回复因损害所被破坏之均衡, 即在于以责任者之费用, 使被害人能再处于如同损害行为未发生时之情况。对犯罪分子在刑法上定罪判刑的方式得到的惩罚并不能够是私权社会关系得到全面的修复, 不足以安慰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不能混同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责任, 这两种责任是并行不悖的, 相互具有独立性。对犯罪分子的定罪处罚是对其犯罪行为的政治评价。而赔偿损失对于在犯罪行为中的不同主体具有不同的意义。相对于犯罪分子而言积极对受害者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可以弥补其心灵上的愧疚。而对于受害方这可以在一定程度补偿损失, 安慰身心。因此这两种责任并存并不矛盾, 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起发挥作用, 维护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在经济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社会, 被害人对正义的需求也是多元的, 我们应积极探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纳入精神损害赔偿, 这对于避免被害人与犯罪分子之间的非法私了, 维护法律尊严, 罪刑法定原则以及有效的保护社会公共秩序具有积极的作用:

同时我国与大多数国家一样将精神损害赔偿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在我国的法律中, 使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保护被害人及其亲属的作用。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问题是个复杂且关系重大的问题, 我们应在研习民法及诉讼法相关问题的基础上, 深入探究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和价值取向等一系列根本问题, 最终统一认识, 为司法实践提供可靠的依据。

摘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 对于惩罚犯罪分子, 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新刑诉语境下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仍然有待商榷, 是否应该把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列入赔偿范围之列需要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精神损害赔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