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精选12篇）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篇1
为了确保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确保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世界各国无不致力于高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从外空物体的发射到原子能的利用, 从航空运输到海上运载石油, 从边境河流和共他资源的开发利用到原子、化学武器的试验, 所有这些活动在带给人类巨大利益的同时, 其潜在的危害性也是巨大的。近几年来, 国际上连续发生的由现代工业和科技活动引起的灾难性事故, 例如:核电厂发生泄漏、爆炸事故, 对邻国造成核污染:空间实体失控而坠入他国境内造成人身、财产的损害以及环境的污染;跨界水资源的污染以及大面积的工业酸雨等等, 无不令人震惊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关切。
传统的国际法理论认为, 国家责任是国家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所承担的责任, 引起国家责任的条件, 一是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违背了该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 二是该行为归责于国家[1]。引起跨国环境污染的危险行为, 大都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首先, 这些行为因为并未受到国际法禁止, 所以很难说是违背国家义务。其次, 如何判断这些行为可归责于国家, 是很困难的。国家对损害的发生, 既非故意, 又很难说有过失, 而且很多损害事故的直接行为主体是私人经营者, 对私人行为造成跨国环境损害是否应由国家承担责任, 究竟如何规范责任的承担方式, 国际社会尚无明确统一的态度。
国际社会深感该问题的严重性, 意识到应制定相应的规则, 使国家或其他主体对此类行为造成的损害性后果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1976年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31/97号决议, 敦促国际法委员会尽快研究审议“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的国家责任问题”。国际法委员会在1998年8月通过了《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造成损害后果的国际责任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for injurious consequences a rising out of acts not prohibited by international law) (预防有害活动的跨界损害) (prevention of transboundary damage from hazardous activities条文草案》 (下文简称草案》) [2]。
一、跨界环境损害的归责原则
从现代意义上来说, 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已不仅仅指国家为不法行为承担国际法律责任, 它还应当包括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对损害的补偿。我们需要从过失责任与严格责任两方面厘清国际环境损害中的国家责任理论的发展脉络。
1. 过失责任。
传统国际法中, 只有当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可以归咎于该国时, 才引起国际责任。在过失责任理论下, 国际法上的责任问题是以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或不行为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引起国家责任的条件一是该行为违背了该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 二是该行为可以归责于国家。
2. 严格责任。
传统理论认为, “过失”是产生国家责任的基础。然而, 对于因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社会变动的客观现实而产生的跨界损害责任而言, 其行为乃既无“过失”, 也无“故意”。那么到底该依据什么样的原则呢?对此问题, 不仅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意见不一, 在国际法学界也是各执其说, 观点不一。其中, 分歧最大的是能否将“严格责任”作为跨界损害责任制度的法律基础。
一种观点认为, 严格责任是取代基于不当行为的国家责任制度的唯一途径。否定严格责任往往会导致不当地保护了损害活动行为国的利益而使受害国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与此相反, 另一种观点反对在跨界损害责任中引入严格责任的概念, 认为这一概念目前仅仅是某些特殊协议或制度的产物, 在习惯国际法中没有地位, 任何使其一般化的企图, 都会被认为是不当侵犯主权国家的行动自由而遭到拒绝。国际法委员会中不少委员主张严格责任原则上可以作为跨界损害责任的基础之一但不是唯一依据, 可以说是一种变通了的严格责任。
总的说来, 以国家责任作为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方式, 其发展一直都不能令人满意。至20世纪末, 该问题已经进入了瓶颈阶段, 亟须一种新的方式、理念来应对环境责任与国际环境损害赔偿的现状, 使之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在这种大背景下, 国际法委员会1999年报告和2001年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引起的责任问题的报告”, 脱颖而出。两份报告为环境损害责任的私法化定下了基调, 赢得了国际社会和法学界的普遍好评。
二、跨界环境损害的损失分担制度
从国际社会理论及实践的发展趋势来看, 国际损害赔偿责任需要尽快完成从国家责任向私法责任的转变, 由经营者主要承担赔偿责任, 而以国家责任形式作为某些特殊情况的例外, 以期更好地保护受损害者的利益, 也使合法经营者免于承担过重的赔偿责任。
2004年特别报告员彭马拉朱·斯雷尼萨·拉奥向国际法委员会提交了《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担法律制度第二次报告》, 报告属于“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所致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赔偿责任 (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国际赔偿责任) ”的专题项下。在这次报告中, 拉奥拟定了《关于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案件中损失分配的原则草案案文》。国际法委员会一读通过了该案文, 期望将来以此作为基础制定条约。这份草案虽然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却是国际法委员会最新的工作成果, 反映了将来的发展方向。
结合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 笔者简要构建出国际损害责任的损失分配模式。
1. 损害责任的承担者。
跨界活动的经营者应当主要承担损害的赔偿责任。这样将跨界风险活动的成本内部化, 进而激励跨界活动的经营者采取积极措施来避免损害的发生。同时也更能保障跨界损害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国家责任作为一项普遍的国际损害责任原则已经行不通, 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比如核能损害、空间物体损害等, 还需要国家承担责任。在这些情况下, 一般而言直接行为人就是国家, 也只有国家才能承担相应的责任。
2. 损害赔偿的范围。
首先, 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是最主要的损失, 不管在国际还是国内范围的损害赔偿中都应当包括进去。其次, 还应当包括环境本身的损害。因为环境问题是涉及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性问题, 所以对环境造成损害要承担赔偿责任, 也促使各国在进行跨界活动时注意对环境的保护。再次, 由于跨界损害中每一类损害都有自己的特定的形式, 因此赔偿的范围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出规定。
3. 责任的承担原则。
在确定责任主体承担损失的份额时, 既要考虑到不能让无辜的受害者承担不应该的损失, 也不能让致害者承担不应该由其承担的责任, 以体现公平的原则。因此, 损失的承担机制应当既能保证损害能被合理的赔偿, 又是一种有益的经济刺激手段, 形成良性循环。
4. 责任的豁免。
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普遍承认严格责任或无过失责任是承担国际损害责任的基础, 那么在制定赔偿机制时, 要注意的主要问题就是承担责任的条件, 有无豁免的理由, 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得豁免、进行抗辩。如损害是武装冲突行为、敌对、内战或叛乱的结果;或者具有例外、不可避免、不可预计和不可抵抗性质的自然现象的结果;或者完全是遵守受害国公共当局的强制性措施的结果;或者完全是第三国国际不法行为的结果等。
5. 关于补充基金的问题。
由于其自身的特性, 跨界活动所产生的损害往往都是特别巨大的, 行为者或者直接责任人可能没有赔偿的能力 (如油污损害) , 因此需要设置责任限额。但是损害超过限额的部分若不加以赔偿, 对受害者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此国际条约采取了赔偿基金的做法。笔者认为, 要使损失分配机制有效运行, 有必要规定相关赔偿基金的设立、基金来源等问题。如可以作为国家预算的一部分由公共财政支出。换言之, 国家可以在分担损害造成的损失中承担一个份额。另外, 还可由同一类危险活动的经营人或所进行危险活动的直接受益实体缴款设置一个综合基金。
6. 关于预防措施与恢复措施及其费用。
恢复措施指的是采取措施国家的主管部门已批准的各项合理措施, 他们旨在恢复或修复受损害或毁坏的环境组成部分, 国内法律应当指明何人或何机关有权采取此类措施。为恢复被破坏的环境而采取的措施的费用, 应当限于已实际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所涉及的费用;预防措施, 指任何人为应对某一事件而采取的旨在尽量减少或缓解损失或损害或进行环境清理的任何合理措施。预防措施所涉费用, 包括这些措施本身所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而引起的费用。
7. 关于损害赔偿案件的管辖法院。
享有管辖权的法院, 应当具有如下条件: (1) 已遭受损害国所在地法院; (2) 事件发生地法院; (3) 被索赔者的惯常居所或主要经营地法院, 相关国家必须确保其法院有受理此类索赔要求的必要的管辖权。
摘要：环境损害责任是国际责任制度的新领域, 其理论基础和具体制度与传统的国家责任有较大的区别, 是对传统国家责任制度的补充和完善。两种责任制度在不同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共同构成国际责任制度的内容。对于环境损害责任的承担主要表现为损失的分担, 出于保障受害者利益和保护环境的目的, 探析了如何构建跨境环境损害的损失分担制度。
关键词：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归责原则,损失分担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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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篇2
环境损害补偿基金制度探讨
摘要：从完善我国环境损害赔偿体系的角度出发.以我国环境损害赔偿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环境损害补偿基金在保护受害人发挥着一定的作用.通过对国外相关制度和国内实践经验的分析.对该制度在适用范围和资金来源方面提出了建议.作 者：杨萍 YANG Ping 作者单位：南京林业大学经济法系,江苏,南京,210037期 刊：江苏环境科技 ISTIC Journal：JIANGSU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年，卷(期)：,21(z1)分类号：X2关键词：民事赔偿 环境责任保险 环境损害补偿基金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篇3
关键词：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网络环境
随着《商标法》对惩罚性赔偿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后，要求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加大处罚侵权行为力度的呼声日益高涨。惩罚性赔偿指的是法院所判定的赔偿金额比实际损害的金额多的赔偿，也就是说惩罚性赔偿不只是对原告所受损失的补偿，同时也是对被告人的一种惩罚。它有赔偿的功能，也有制裁、预防、威慑、激励的功能。
一、网络环境中引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原因
（一）网络环境的特点使得其利益维护较为困难
随着互联网全球化的发展不断深入，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交流日益增多，网络无国界越来越成为趋向，这使得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越来越没有地域性的分别，全球的知识产权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开放共享，这对促进交流学习有很大作用，但也使网络侵权行为的执法主体难以确定。
而且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以数字信息为载体，呈现的形式是数据和影像，相比传统的知识产权，它是虚拟的、无形的、不确定的，这就更增加了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难度。
（二）网络环境下侵犯知识产权的获利高而成本低
传统的知识产权要成功的获取，要经过层层申请审批的流程，还有印刷、运输等环节，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巨大，时间周期也较长。而在网络环境中，承载知识产权的产品只需要复制、下载等技术手段就可以获得，需要支付的费用也只是将这些无形的数据影像有形化的成本，无需支付给知识产权所有者任何费用，其获利比所付出的成本高很多。因此，这就使得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侵犯行为屡禁不止，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
（三）知识产权人的维权成本较高
在法律程序上，想要主张维护知识产权，就得找到证据去证明侵权行为存在的事实。在网络环境下，信息通过网络技术获取，如果技术水平较高的话，侵权的证据很难被发现，而且网络传播广泛，想要证明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和需要赔偿的数额难度很大。
而且，网络环境知识产权的开放性、无地域性、无形性，使其获取难度很低，侵权人有可能遍布全球各个角落，要把具体的侵权人找出来，所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都会非常大，这对知识产权人来说维权的成本过高了。因此，在实际的知识产权纠纷中，很多知识产权人往往会因为举证难、侵权人不确定等问题所造成的维权成本太高而放弃维权。
二、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侵权主体的问题
网络环境中侵犯知识产权的主要群体是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个人。但是由于对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维护意识还不够强，很多消费者并不认为在网络环境下上传或者下载相关知识产品是不合法的行为，而且他们在下载或者上传的时候也并不能准确的判定该知识产品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因此，对个人这一主体实施惩罚性赔偿性制度就显得不那么合理和公平。
在实际生活中，知识产权人一般很少对个人用户主张权利，而往往向网络环境中另一个侵权主体——网络服务提供者寻求赔偿。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个人数量太大，也太分散，而且他们的赔偿能力有限，另一个是网络服务商在提供网络服务时有权利对所提供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监督其侵权行为，因此在发生侵权行为时，他们需要承担间接的侵权责任，对他们主张权利对知识产权人来说更具确定性，也相对容易。但是对于网络的技术创新来说，如果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现在网络市场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会打击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积极性和创新的动力，不利于网络市场的发展。
（二）侵权损害的计算问题
在实际的诉讼中，有时会把消费者接触到的侵权人提供的产品的可能性推断为知识产权人取得利益的可能性，并以此为基础计算赔偿的金额。但是这样的计算并不准确，因为有时候接触到的知识产品很多，但是使用的却不多，有的只是因为该产品或服务是免费才去下载的。因此，如果以下载的数量来作为计算知识产权人损失的基础，就太过宽泛，对侵权的网络提供者不公平。
（三）执法成效问题
在网络环境下，对侵权行为进行强制执法短期内会达到一定的制止效果，但是从长期来看，并没有使得侵权行为明显减少。因为网络技术发展迅速，网站的更新换代很快，对侵权行为的起诉可能会使一些网站关闭，但是新的网站又会出现。而且现在的网络环境并未形成充分合法化市场，如果滥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话，会是知识产权产业放弃网络营销的模式，回到传统的模式，这不利于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有可能使一些产权人通过赔偿作为盈利手段，不利于技术的创新。
三、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性探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当前的情况下，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并不具备适应性。有效制止网络侵权行为的途径还是要通过提供符合和吸引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创新商业模式。而要想使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侵权行为起到惩戒、警告、预防的作用，还需要循序渐进的为其提供发展的条件。下面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对于侵权主体
从侵权主体来看，不论是个人还是网络服务者，都应该提高他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使他们意识到在享受和使用网络信息机服务的同时，也应该承担起保护知识产权的责任，因为他们也是网络信息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对侵权行为的抵制就是在保护他们自身的权益。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减少无意识侵权性的出现，使全民都有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二）对于侵权损害的计算
侵权损害的计算一般以这几种情况来确定：一是知识产权者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二是侵权的个人或者单位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三是合理使用知识产权所应支付的金额。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旨在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在保护个人权益的同时，惩戒非法侵权行为，但是在确定赔偿金额的时候要以实际情况为基准，对赔偿的数额有一定的限制，避免因过度保护产权人而对侵权者过度侵占。
（三）对于执法力度
在当前产业转型、市场发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执法应该因势利导，而不能矫枉过正，使其损害到行业发展的利益。应该组建一支高水平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技术研发团队，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技术的研发工作；建立一个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部门，做好统一的监督和领导。有时候引导比惩戒更能有效的保护网络知识产权。
四、结束语
在科技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网络侵权行为的惩戒、警告、预防作用，但是如果运用不当则会影响行业的发展。因此，应该在加强自身发展的同时，利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威势，保护网络环境中的知识产权。（作者单位：长春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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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篇4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环境保护, 上世纪80年代保护环境做一项基本国策, 治理解决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改革开放30多年了, 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环境问题, 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战略。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环境。推动绿色生活方式, 天蓝、地绿、水清的中国。继续出台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发布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等,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用硬措施应对硬挑战。环境保护的力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加速推进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污染治理方面, 中国的城市污水治理能力, 由1.25亿吨增加到1.82亿吨, 成为了全世界污水处理能力最大的国家之一。煤电5.8亿千瓦增加到8.9亿千瓦, 安装率从83%增加到99%以上。随着燃煤发电机组的推进, 中国煤电行业取得革命性的进步, 成为世界上最大清洁的体系。加快生态保护红线, 全国6省市基本完成了生态红线划定工作, 加强战略和规划评估, 发展定底线, 划框子, 过去5年中国完成了西部大发展, 完成了3千多项规划环境审查, 加强标准引导, 推动企业技术创新、转型升级, 现行有效国家环保标准达到1700多项, 加快产业调整, 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水泥6.5亿吨, 平板玻璃1.6亿箱, 二氧化硫排放下降47%。氨氮排放强度下降42%, 在生态和环境保护方面, 我们大力实施天然林保护环境, 退耕还林, 退耕还草。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建成自然保护区2740个, 高于12.7%的世界平均水平。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全国7.8亿村庄完成任务。通过上述措施, 2015年, 中国化学氨氮、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10年下降12.9%、18.5%, 减排带来了变化, 中国的酸雨面积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 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整体趋好, 2015年首批实施新环境法的地方PM2.5下降13.1%, 中污染的比例大将6.8个百分点, 大河大流稳定改善, 这些进步增加了我们解决环境问题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为解决环境问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帮助提升环境保护和能力, 十二五时期, 中国环保部主办了环境保护班,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广泛的认同, 并成为引领未来全球发展的理念和行动。
环境保护大有作为, 又负重前行的关键时期, 也是实现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攻坚期, 我们要加快补齐环境保护的短板, 长期以来中国依托资源环境、劳动力成本, 以及后发优势, 走的是压缩性、追赶型的快速道路, 各种环境问题集中爆发。
大家看环保的发展史, 发达国家工业化一二百年后逐步显现和解决的, 中国在现阶段面临的环境问题更加复杂, 传统的煤炭污染、臭氧、PM2.5, 生产与生活、城市与农村, 中国这么大的体量、这么快的速度, 环境压力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压力都大, 中国在较低的生活水平上解决复杂的问题。美国推动PM2.5控制在1996年, 人均GDP达到2.8万美元, 煤炭、工业能耗占比仅为20%, 7%左右。中国2011年提出PM2.5控制时煤炭占28.4%, 工业能耗占70%, 能源和经济发展阶段差距较大, 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更大。还要看到中国是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 发达国家实现小康的时候已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 中国到2020年工业化和城镇化仍然在进行。在人类迄今为止2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 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 人口不超过10亿, 主要是经济合作和发展中国家, 中国是另外十几亿人口的现代化。要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 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的限制。难度极大。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产业结构由低端向中高端, 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值, 污染物排放强度, 另外一方面, 产业结构偏重, 发展模式粗放的问题, 仍然是这些地区具有锁定效应, 经济总量仍然上升, 污染物新增量处于高位, 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特别突出, 一些地方解决环境问题的动力会削弱, 我们既不能一蹴而就, 要扎实而为。十三五紧紧围绕四个全面布局,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开放发展的理念, 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动力, 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 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三大防治战役, 强化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联动协调, 不断提高环境管理法制化、社会化、科学化、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 加强治理能力现代化, 确保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篇5
【摘要】
离婚后法律救济制度出台并贯彻落实中，一些条款极难在实施中进行操作，导致离婚救济制度不完善，也不能保障离婚后弱者合法权益。如果在离婚后法律救济制度中融合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与离婚补偿制度，且可以完善救济制度中的不足，确保弱者的权益。本文首先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做了综合概述，再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
【小清新】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离婚补偿制度比较研究
1，前言
现实之中，大多数的男性掌握经济的低位比女性高，一旦离婚就会出现“女性经济贫困化”等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虽然国家出台的《婚姻法》之中有离婚后法律救济制度，其中也包含了劳务补偿、经济以及离婚损害各个方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极难发挥去作用，致使离婚后弱势群体权益仍然得不到保障。在这种形势下，研究比较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与离婚补偿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2，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与离婚补偿制度概述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夫妻一方违法侵害另一方合法权益，致使感情破裂而离婚，而离婚之时有过错的一方应该为无过错一方民事赔偿。有这样一个案例，在2011年有一对配偶吵架之后，妻子回到娘家，而丈夫接妻子回家不成用汽油将妻子烧成重伤。最终法院判定丈夫赔偿妻子精神损害赔偿金3000元。这是一个典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应用案例。该制度事实上就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对夫妻双方中没有过错的一方进行救济，责令过错方必须承担民事责任，最大限度为当事人维护权利，抚慰受害方制裁过错方。当然离婚损害赔偿数额不是随便加上去，而是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等规定进行评定。
《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时，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就是我国离婚的经济补偿制度。根据该条的规定，补偿请求权的产生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①夫妻双方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②夫妻必有一方在共同生活中对家庭付出了更多的义务
离婚补偿制度案例 ： 莫某1986年冬经人介绍与同村男黄某相识，1987年7月登记结婚。婚后莫某红杏出墙，与同村男青年任某勾搭成奸。1993年5月13日莫任私奔，在外同
居，一起打工。1997年7月生一男孩。今春，莫某以分居9年之久、感情却已破裂为由向浙江省长江县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黄某要求莫某赔偿3万元精神损害赔偿费。前不久，法院依据新婚姻法第46条经调解由莫某赔偿黄某1万元。
在现实之中很多人将离婚补偿制度与离婚时经济帮助混淆在一起，实施上这二者有很大区别，离婚补偿是由法院一旦判定之后必须履行，具有法律效应。而离婚时经济帮助不一样，这个只是夫妻某一方念及旧情愿意暂时帮助，帮助方随时可以取消帮助，不具有法律效应。3，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与离婚补偿制度比较研究
3.1，从制度概念和社会功能分析
事实上，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属于救济权利的制度，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救济无过错一方的权利，并且责令过错的一方承担民事责任，在最大范围中确保当事人权利，制裁过错的一方。
而离婚补偿制度且是为了彰显出配偶双方在人格上的平等和独立，摆在救济与损害之间的平衡，为社会正义以及离婚自由构建出法律桥梁，慰藉弱者，确保弱者自身的经济权利。
3.2，从制度的法律属性分析
对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法律性质，笔者认为：实施家庭的暴力，遗弃、虐待家庭成员，这些做法本身就侵害客体理应是受暴配偶以及其他受害的成员生命权或者健康权；然而有配偶或者重婚以及和他人同居，这些此女为侵害的对象就是对方合法婚姻家庭权，即具有不受非法侵害权利。
对于离婚补偿制度法律性质，即配偶双方中的一方为了家庭牺牲自己，放弃了机会利益，或者是常年从事家务劳动，或者超过了自己法定义务，进而让他得到一定利益来提高社会家庭地位以及经济收入。而这种利益并不是一直存在，当两人维持着婚姻关系就能够得到利益均衡，但一旦丧失婚姻关系就不能够再得到补偿。
3.3，从制度的法律属性分析
从制度上来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一方具有非法性，过错方严重违背了婚姻义务或者对配偶具有严重侵害，造成了离婚。这种制度必须要有损害事实，即某一方因为其过错导致离婚，无过错方承受了严重精神损害以及财产损失。
而离婚补偿制度的条件有三：其中之一就是配偶双方并没对离婚存在主观上与行为上过错；其二，双方中必须有一方为家庭做出了特殊贡献，比如放弃了就业的机会、长期从事家庭主要劳动；其三，某一方获得的人身性利益在凌驾与对方对家庭所做特别贡献上。比如某一方全心全意伺候老人，料理家务，让另一方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其四，一旦离婚就会打破夫妻共同体的利益平衡，导致付出一方无法得到预期的经济利益，出现不公平现象。比如，一方用微薄收入支持另一方求学，另一方学成之后提出离婚。
4、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现状及建议
早在19世纪，国外就建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并且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几乎是趋于系统化了。国外的制度肯定因一方之过错造成离婚的，必须要承担离婚损害赔偿，同时又肯定双方都不存在过错，但是某一方对家庭所做特殊贡献具有社会经济价值，肯定离婚补偿制度。这样，两种制度共存构建出了较为完善离婚救济制度，维护弱者的合法权益，实现了法律的正义与公平。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中设置离婚救济制度中涉及家庭劳务补偿、经济帮助以及离婚损害赔偿。但是我国很少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使用，因为过去我国一直采用夫妻共同财产制，虽然2011年出台了新政策，但是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与完善。而且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主要是对离婚时经济较困难的一方。但是我国所用的制度较为笼统，受助的范围也较小，尤其是住房帮助抑制落实困难，帮助的金钱数额也不高，在离婚救济制度中极难发挥功效。因此，我国还必须改进和完善离婚经济帮助制度，让离婚中的受害方身心得到慰藉。
因此笔者建议，在设计新的离婚救济制度之时最好是将离婚带来的损害，与夫妻之间因为过错行为造成损害分离开来，区别进行对待和处理，并且明确各自社会功能、法律依据以及具体的实施内容。文章来源——海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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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震惊损害赔偿制度 篇6
关键词：震惊损害；精神损害；侵权行为
一、震惊损害的概念和特征
震惊损害是指被侵权人因为侵权事实导致精神上受到严重刺激，经证明存在纯粹的精神痛苦、肉体痛苦或其他严重精神反常情况。震惊并非来源于所有的侵权行为，如财产损害行为，震惊通常限于严重人身伤亡的侵权行为。震惊损害主要为精神损害，但也可能伴有身体健康损害。震惊损害存在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震惊损害”包括对直接受害者造成的损害和对直接受害者以外的第三人造成的损害，其中直接受害者的震惊损害是指受害者因自身某种法益发生损害或者因自身心理敏感反应而引起的损害。因自身某种法益发生损害，则与其他法益损害后果的处理方式相同，加害者原则上应该予以赔偿。狭义的“震惊损害”仅指对直接受害者以外的第三人造成的损害。本文所讨论的“震惊损害”是指狭义上的损害。综上所述，“震惊损害”是指在侵权行为的现场或者行为发生后，直接受害者以外的第三人，因为亲眼目睹或者耳闻侵权行为，精神上受到严重刺激导致的精神损害。
震惊损害具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震惊损害是一个侵权行为导致两个损害结果，即导致直接受害者和直接受害者以外的第三人均发生损害。即震惊损害是对直接受害者以外的第三人造成的损害，“震惊损害”具有独立性，直接受害者与第三人的损害是两个不同主体的损害。
第二，震惊损害主要为精神损害，是精神利益的损害，并且属于纯粹精神损害，震惊损害不以法定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利被侵犯为前提，实际上一种纯粹精神利益之侵害。
第三，震惊损害是可证实的纯粹精神损害，与可推定的纯粹精神损害不同，被侵权人必须承担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以确定损害的存在，但并不承担证明该损害是否为严重的证明责任。
第四，震惊损害以严重为前提，如果不对精神损害加以程度的限制必然会导致滥诉，这种严重程度需以相关医疗、生物证明为依据。在法律上，我国《侵权责任法》也明确要求精神损害的后果是严重的。
第五，直接受害者与第三人之间须具有紧密的联系。通常第三人须与直接受害者有感情上的亲密关系或生存上的依赖联系。原则上该第三人应当是直接受害者的近亲属，即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等。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还包括与直接受害人关系密切的其他人员。
二、震惊损害的构成要件
震惊损害的构成要件有三：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及主观过错。
其一，侵权行为，即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在震惊损害中为侵害被害人，造成其严重人身伤亡的行为。加害人只针对直接受害者的行为，不仅侵害了直接受害者的生命健康权，也同时侵害了第三人的心理和精神健康，造成两个损害结果。
其二，震惊损害的损害结果为因他人侵权行为而遭受的严重精神不利后果。受到的损害并非权利，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权益。我国《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限于严重精神损害。因此，震惊损害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可获得法律的救济。这就要求第三人证明自己因遭受震惊损害而引起了精神疾病的发生。我国可借鉴别国的做法，规定精神损害程度的定级标准，由具有专业认定资质的医学专家根据这一标准加以认定，做出诊断报告。第三人以此诊断报告为依据向侵权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其三，侵权人的侵害行为与第三人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才可要求赔偿是争议的关键，也是震惊损害得不到支持的原因。本文认为在震惊损害案件中，除侵权行为与第三人的精神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外，同时还需第三人同直接受害者之间具有情感上的紧密联系。另外，还需依照危险区原则予以限制。即当事人必须证明当危害发生时，其身处区域属于侵权行为的危险区域之中。危险区原则实际是近因关系的一种体现，即将范围限定于法律之近因。
其四，侵权人具有过失的主观心态。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过错原则，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但震惊损害中，侵权行为人只存在过失的心态。因为如果侵权行为人通过对第三人有亲密关系的人进行伤害来伤害第三人，那么第三人将成为侵权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因此，侵权人对震惊损害的发生具有过失。
三、对我国震惊损害制度的法律构建的建议
（一）明确规定第三人的主体范围
在主体上，第三人作为间接受害人可分为两类：其一，与直接受害人有亲属关系，如近亲属或配偶，依照推定这一类人与直接受害人有足够的亲密关系，足以造成其精神损害的可能性。同时由于这一类当事人是依照推定，被告即可通过举证予以否定。第二类为与当事人有亲密关系的其他人，这一类限制的亲密关系的举证责任归于当事人。
（二）扩大客体的保护范围
我国法律规定对非法脱离监护和造成直接受害者死亡这两种情况下，被害人的近亲属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除此之外的第三人精神损害将无法获得赔偿。而实践中，受害者因损害致残、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成为植物人的情況下，第三人因目睹惨状而遭受精神损害的情况也应得到赔偿。因此，我国因扩大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
（三）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
侵权责任法规定了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过错责任为一般性规定，无过错责任为特殊规定。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不考虑行为人的过错时，才适用无过错责任，否则就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对于震惊损害，侵权责任法和其他法律都没有特别规定，依据“无特殊即一般”的规则，应当根据过错责任原则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
（四）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数额
为了更好的保护受害者的精神利益，在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认定上，首先应考虑受害者精神损害的程度，再辅之以侵权人侵权行为的具体情况综合评定。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法院可以规定受害者精神赔偿的总数额占其对直接受害人赔偿总金额的最大比例，从而确定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最大范围。由于可证实的纯粹精神损害要求受害人证明其遭受的重大精神损害事实，而可推知的纯粹精神损害无需就精神损害进行举证，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可证实的纯粹精神损害应当获得高于可推知的纯粹精神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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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原则 篇7
(一) 民法中关于一般侵权责任认定不适合环境侵权
环境侵权相较于传统侵权行为具有加害主体不特定、加害行为行政合法、加害原因多样、损害内容广泛、侵害时间漫长, 以及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等特点。而我国民法上关于一般的侵权行为认定的四要件学说, 即加害人主观有过错;加害行为具有违法性;加害行为与侵权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有具体的损害结果。显然, 如果用上述四要件去确定是否造成环境侵权, 可能会因主观过错、加害人行为的违法性以及加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疑问, 从而影响侵权责任的认定。
(二) 环境侵权应当适用于无过错责任
学术界对于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认为需具备三个实体要件: (1) 排污企业的排污行为; (2) 污染损害事实或结果; (3) 排污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一定的因果联系。排污企业有无过错以及污染物的排放是否超过标准, 均非排污企业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定要件。毫无疑问, 相对与环境侵权这个大课题而言, 三要件说符合《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精神, 无论加害人的污染行为是不是违法行为, 有没有过错, 只要该行为给他人造成身体、财产或精神的损害, 就应承担民事责任。《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 正是三要件说的坚实基础。
二、环境侵权主体应分类制定赔偿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的规定, “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 有责任排除危急, 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这就从法律上明确了环境侵害的损害赔偿责任。
国家颁布的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对各行各业的污染防治做出了规定, 环境保护部门也对企业加强了管理, 虽然企业能否符合排污标准的要求除自身的主观努力外, 还受多种客观因素的限制, 但达标排污企业毕竟是付出了代价, 做出了努力的。经过环境保护部门监测审查, 排污在标准值以内的达标企业所排放出的污染物质对人和环境的损害, 应是环境和人们所能接受的, 达标排污属于国家许可的正当经营活动, 与那些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企业利润的超标排污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损害, 甚至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相比较有着质的不同。法律在环境侵权中应体现出对两种不同性质和后果的行为不同评判标准。因此, 建议在环境侵权案件中, 对达标排污或排污量小的单位应以同质赔偿为原则, 对超标排污单位应在同质赔偿的基础上, 适当予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原则。
(一) 对达标排污企业应适用同质赔偿原则
一般情况下, 损害赔偿的数额应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准, 不允许惩罚性措施的运用, 这就是所谓的同质赔偿原则。
实际损失主要是指被侵权人可折合成财产的损失。环境民事侵权中的民事责任承担亦遵守传统民法的同质赔偿原则, 表现为财产损失全部赔偿原则, 全部赔偿的实际损失应包括直接的财产损失、间接的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但目前我国法律明确的只有直接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没有规定。而环境侵权所损害的利益许多是不能以金钱计算的, 如人的安宁权、采光权、通风权、环境舒适权等, 水、大气、土地等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侵权远不是财产损失能够全部弥补的, 所以, 同质赔偿原则在环境侵权中显现出局限性, 但在达标排污和小量排污的侵权处理上适用, 有其合法与合理性。
首先, 同质赔偿原则的作用是保证交易、弥补或填平损失, 这是对每一个构成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均适用的赔偿原则。其次, 民事侵权责任的承担, 应根据侵害客体和侵害程度的不同, 适用不同的赔偿原则和标准。在不能免除达标排污企业的民事责任时, 应根据其造成损害后果程度的不同, 判令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再次, 同质赔偿作为民事责任的根本法律原则, 排污符合标准也应承担侵权责任。我国《民法通则》 (下转第30页) (上接第101页) 在侵权民事责任中有返还财产、恢复原状或折价赔偿和赔偿损失的规定。既然环境侵权中排污是否达标不是侵权构成的必备要件, 构成环境侵权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应对其产生的损害予以赔偿。
(二) 对超标排污企业适用同质赔偿为基础, 惩罚性赔偿为补充的原则
由于环境质量有时难以量化, 使得受害人的一些实际损失无法计算, 同质赔偿在某些环境侵权中, 达不到填平受害人损失的诉讼目的。在同质赔偿明显不足以补偿受害人损失或加害人行为恶劣的情况下, 可以谨慎适用惩罚性赔偿, 以达到填平、制裁、警示、防止严重环境侵权再度发生的效果。
根据我国《民法》及借鉴国外侵权法精神, 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条件是:
第一, 其对象须是对环境实施了恶性行为的人。恶性行为应是超标排污给环境和人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 且其恶性行为是已经多次行政处罚无任何悔改之意和改进行为的人。
第二, 主观上须是明知而故意实施恶性行为的人。企业对超标排污所造成的后果是明知的, 明知会造成严重损害而仍予以实施, 导致其结果的发生, 是故意实施的恶性行为。对于这种恶性行为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
第三, 其客观上须是对人和环境造成严重损害, 甚至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永久性破坏的人。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篇8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国外已经有许多立法例, 中国2001年在《婚姻法》“救济措施与法律责任”一章中正式确立了这一制度, 这对中国婚姻法的发展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1) 重婚的; (2)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3) 实施家庭暴力的; (4) 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立法价值
2001年婚姻法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第一次将离婚救济的理念植入离婚制度。这是中国婚姻法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是对婚姻法中有关夫妻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的进一步具体化。该制度的建立, 能使离婚中的无过错方得到保护和救济, 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是婚姻义务的内在要求
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之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行为。婚姻的缔结, 要求当事人承担厚重的法律和道德的义务。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 正是婚姻关系中的法定义务的内在要求。法律在确认离婚的同时, 附设相应的违背义务的法律后果, 由有过错的行为人承担, 并对无过错方进行救济, 正体现了婚姻法的公平和正义。
(二)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适应了司法实践的需要
在确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之前, 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无过错方的损害, 往往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而无法得到救济和补偿。缺乏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可操作性规范, 必然使婚姻法中相关的保护原则和规定变为空壳, 制度的运行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确立后, 无过错方得到了婚姻法的确认和保护, 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的救济都有了婚姻法上的具体法律依据和切实可操作的规范, 适应了司法实践的需要。
(三)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是世界婚姻立法的必然趋势
离婚过错赔偿早在19世纪就登上了婚姻家庭法立法的历史舞台。从国外立法看来,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已设立的救济性法律制度。西方国家亲属法中普遍设置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以保护婚姻家庭中受害方的合法权益, 实现公平正义。对离婚损害赔偿的立法, 有在法典中明文规定的, 如瑞士、法国、墨西哥等;也有没有在法典中明确规定, 但在实务中承认离婚损害赔偿的, 如德国和日本。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同时实现公平、公正, 是世界婚姻家庭法立法的趋势, 中国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是与世界各国立法接轨的体现, 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和公正。
二、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
根据中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 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必须是合法夫妻关系的双方。
具体而言, 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应当仅限于无过错方, 而不应包括其他家庭成员, 如未成年子女等。离婚损害赔偿是因夫妻关系的一方婚内实施法定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 过错方因此造成无过错方物质和精神的损害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其他家庭成员和未成年子女不宜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 只能在受到损害时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一个考虑情节。只有无过错的合法配偶, 才能享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 成为请求权的主体。
然而, 在对无过错方的界定上, 婚姻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是绝对意义上还是相对意义上的无过错方。赞同绝对说的学者认为, 只有是严格意义上的绝对没有任何过错的一方才是无过错方。而赞同相对说的学者认为, 过错的有无都是相对而言的, 如果双方均有过错, 则可以采用过错相抵的原则。笔者认为, 在司法实践中, 虽然存在一方完全没有过错的情况, 但是离婚的原因是复杂的, 在审判实践中还应依照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民法原则来裁判案件。根据立法的精神, 无过错方应当仅仅指未实行婚姻法第46条所规定的法定违法行为的一方。
对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 中国婚姻法第46条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 第29条中, 有如下规定:“承担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 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由此可见, 承担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仅限于离婚诉讼当事人中的过错方。
三、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通说认为, 与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一样, 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
(一) 法定违法行为
这里所指的法定违法行为, 是指婚姻法第46条中所规定的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如果实施的是这四种情形以外的其他违法行为, 或虽然实施了上述四种违法行为但并未导致离婚的, 都不属于离婚损害赔偿中的法定违法行为。
(二) 损害事实
损害事实是指夫妻关系中的一方实施了上述法定违法行为导致离婚, 无过错方因此受到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2001年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 的出台明确了在离婚损害赔偿中, 损害既包括物质损害, 也包括精神损害。
(三) 因果关系
婚姻关系中的过错一方实施的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法定违法行为, 必须是导致离婚, 造成无过错方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的直接原因。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法定的违法行为是导致损害结果的直接原因, 才能认定为是具有因果关系。
(四) 主观过错
过错责任是侵权法归责原则体系中的一般的原则。离婚损害赔偿中的侵权行为, 其性质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在离婚损害赔偿中, 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婚姻法上的过错不是单纯指行为人主观状态上的过错, 而同时意味着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和道德, 并造成对他人的损害, 过错体现了法律和道德对行为人行为的否定评价。
四、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情形
根据婚姻法第46条和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 的规定, 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仅限于因一方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四种情形。
(一) 重婚
重婚是有配偶者而与他人结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重婚是对一夫一妻制最严重的破坏, 是严重侵害配偶权的行为, 违背了夫妻间的忠实义务。重婚行为, 在刑法上构成刑事犯罪, 在民法上构成侵害配偶权的侵权行为。重婚行为违背了夫妻间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义务, 对合法婚姻关系的另一方造成了伤害,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赔偿无过错方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
(二)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 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 不以夫妻名义, 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与重婚的最大区别就是在于是否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如果双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则属于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主要是指“包二奶”等情况, 是对一夫一妻制的挑战和严重冲击, 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目的是反对破坏一夫一妻制的行为, 稳定婚姻家庭关系, 保护无过错方的权益。
(三) 实施家庭暴力
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 明确规定, 婚姻法中所称的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 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 构成虐待。因此, 日常生活中的偶尔打闹和争吵并不构成家庭暴力。同时, 家庭暴力也不局限于夫妻双方之间, 还包括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的暴力。对配偶实施家庭暴力, 不仅仅侵害配偶权, 同时还侵害身体权或健康权。
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无论在发达国家地区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在中国现阶段婚姻家庭领域也是客观存在着的。婚姻法中对家庭暴力的明确否认, 使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能够得到保护和救济, 保护了婚姻家庭领域基本人权的需要。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四) 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虐待, 是指以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 对家庭成员歧视、折磨、摧残, 使其在精神上、肉体上遭受损害的违法行为, 如打骂、恐吓、冻饿、患病不予治疗、限制人身自由等。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 构成虐待。虐待是对受害人人身权益的严重侵犯。夫妻一方有虐待家庭成员行为, 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 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虐待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论受害人是配偶还是其他家庭成员, 均不影响无过错方以虐待为由, 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遗弃, 是指家庭成员中负有赡养、抚养、扶养义务的一方, 对需要赡养、抚养、扶养的另一方, 不履行义务的违法行为。法律并没有对遗弃行为造成严重后果作出规定。要求遗弃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 体现了法律对其行为的否定性评价。
五、离婚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
依据中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负有举证责任, 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将承担不利后果。离婚时, 当无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时, 按照民事诉讼法“谁主张, 谁举证”的证据规则, 无过错方负有举证证明对方存在法定赔偿事由的义务。
在实践中, 离婚损害赔偿的举证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在过错方重婚、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下, 无过错方的举证更加艰难。因为在这些过错情形发生时, 通常都处在隐秘的状态, 没有第三人在场, 无过错方更是难以得知。因此, 在大多数情况下, 无过错方往往都难以收集到充分确凿的证据, 其合法权益也就难以得到充分的保护。
六、中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中国婚姻法对离婚中弱势一方进行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 是中国婚姻法立法的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在实践中, 仍然存在弊端。
(一) 无过错方的界定不明
根据婚姻法第46条规定, 只有无过错方才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然而, 何为无过错方, 婚姻法并没有准确的界定。这样, 在实践操作中就容易产生不确定性, 引起歧义, 最终影响制度设计效果的准确发挥, 达不到制度设计的目的。
在离婚诉讼中, 往往双方都有一定的过错, 只不过过错的轻重程度有差异, 没有绝对无过错的一方。夫妻关系是一个权利义务相结合的法律关系, 很难做到只有一方有过错, 另一方完全没有过错的要求。法律没有对无过错方不能有的过错具体界定, 就容易给人“无过错就是绝对没有任何过错”的误解。同时, “过错”在民法上并不是一个十分准确的概念, 还存在着主观说、客观说和主客观结合说的争议, 用这一概念来规定离婚损害赔偿, 也必然会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的困难。
事实上, 根据立法的精神, 无过错方应当仅仅指未实行婚姻法第46条所规定的法定违法行为的一方。因此, 要提高条文的实践操作性, 可以在条文中补充界定无过错方是“指未实施第46条所规定的法定违法行为的配偶一方”。
(二) 法定违法行为范围狭窄
婚姻法第46条采取了例示主义的立法模式, 明确对四种违法行为进行了列举, 其后并没有附有弹性条款。也就是说, 除了明确规定的这四种情形, 其他的行为都不能适用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虽然这样的列举式规定有利于明确对四种法定违法行为的惩罚, 也使得法律在适用上较为明确,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对夫妻一方造成严重伤害的过错行为远远不止这四种, 法条不足以涵盖其他对婚姻一方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本人认为, 应当增加一个“导致离婚的其他重大过错”条款, 以概括性的规定来弥补列举式规定的不足, 这样就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对那些列举范围以外的、给配偶一方造成严重伤害并导致离婚的其他重大过错行为, 由法官根据自由裁量权作出是否给予离婚损害赔偿的判决。
(三) 无过错方举证困难
根据“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 无过错方负担着证明对方配偶存在法定违法行为的举证责任。但由于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行为都具有一定的隐秘性, 而且在出现这些情形时, 无过错方配偶往往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其自身能力和经济条件往往都不如对方, 很难获取对方配偶有重大过错的确凿有力的证据。要切实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实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适当减轻无过错方的举证责任, 从而真正达到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设计的立法目的。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中国2001年婚姻法的重要成果, 使无过错方在离婚时得到应有的保护和物质上的赔偿, 并使其被侵害的权利得到婚姻法的救济, 充分体现了新的婚姻法对弱势一方的保护。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中国作为一项新的制度, 仍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和不足, 我们还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更具有实际操作性。
摘要：离婚损害赔偿是中国现行婚姻法中离婚救济制度的一种, 能使离婚中的无过错方得到保护和救济, 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中国作为一项新的制度, 在其主体、构成要件、适用情形及举证责任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和不足, 还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更具有实际操作性。
关键词：离婚损害赔偿,主体,要件,适用情形,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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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 篇9
一、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性质
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是指行政主体依其环境管理职能,要求责任人赔偿因其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
纵览现行各种环境行政行为,不难发现,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与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以下简称“责令改正”)最为接近。责令改正的具体形式有:责令停止建设,责令停止试生产,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责令限期建设配套设施,责令重新安装使用,责令限期拆除,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治理,责令恢复原状,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责令进口者消除污染,责令采取补救措施,等等。借用民事侵权责任形式,归结起来,责令改正即为责令停止侵害、责令排除妨碍、责令消除危险、责令恢复原状,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即为责令赔偿损失,二者本质上都是行政主体责令相对人承担其对国家(或者全体社会成员)的民事责任,且同属于以恢复环境、修复生态为目标的补救性行政责任承担方式,应作为同一属性看待。〔2〕
《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12条将包括责令改正的制度归属界定为行政命令。这一规定反映了学界的主流观点,例如行政法学者胡建淼认为,“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过程中对违法行为人发出的作为命令”。〔3〕据此,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也应纳入行政命令制度。也就是说,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是一种不同于行政处罚的行政命令措施,是一种补救性的环境行政责任形式。
二、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的必要性
生态环境损害不确定性、继续性等特点决定对其的救济必须及时彻底。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包括私法路径和公法路径,前者主要表现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后者主要以行政处罚等行政措施为保障。但当前,两者都无法满足及时彻底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需求。
1. 民事救济效用受限
生态环境损害民事救济,主要体现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21条的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不仅可以请求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人修复生态环境或支付生态修复费用,还可以请求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这可以说是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至高境界”了。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法定机关和组织具备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环境保护法》第58条只明确授予了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但在我国本土资源中,关注环境公益的社会氛围,足够数量、发展成熟的环境公益组织,具备环境公益诉讼审理能力的审判机关等要素还不健全,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仍面临诸多困境,举步维艰。新《环境保护法》自2015年1月1日生效至当年11月,全国法院受理的由环境公益组织作为原告提起43起民事公益诉讼,只有9家环境公益组织参与。这与全国具备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环境公益组织达700多家形成鲜明反差。〔5〕
而赋予环保部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立法呼吁,不仅面临着“怠于履职”等质疑,更是在效率上远不及行政手段。首先,司法救济依赖于诉讼的终裁性判决,而行政手段常常具有先定力。其次,生态环境损害具有原因复杂性、后果不确定性、识别专业性、救济技术性等特点,与拥有专门设备、专业人士的环保部门相比,司法机关在科技能力上的欠缺常常成为司法救济难以逾越的障碍。现行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试图通过强调行政机关在诉讼中的配合义务来解决这一问题,(1)这就更加印证了司法救济相较于行政手段的局限性。
2. 行政救济措施不足
我国行政处罚方式主要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关闭,暂扣、吊销许可证或者其他具有许可性质的证件,行政拘留等。不难看出,这些行政处罚方式都属于惩罚性行政责任形式,难以填补责任人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害。
除行政处罚外,我国环境法律法规还规定了责令改正。责令改正的功能,在于恢复被侵害的权利秩序或使侵害不再继续,属于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其“救济性、教育性、恢复性及相对惩罚性正好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环境违法的正当性、高违法收益性及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相对应,因此相较传统的环境行政处罚罚种具有特殊的意义”。〔6〕但是,现实中常常会出现生态环境损害实际发生,而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适用不能的情形,例如,松花江水污染事故,此时行政机关无权要求责任人支付费用,交由国家综合治理,使得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常常陷入“企业污染、政府买单”的困境。可见,确立“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这一责任形式,弥补环保部门行政措施不足,是破解当前困境的必然选择。
三、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的可行性
确立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这一责任形式的可行性,体现在:第一,“损害担责”原则与责令赔偿国家损失的相关立法为其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二,责令改正、环境行政代履行为其奠定了制度基础。
1. 确立“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于法有据
(1)“损害担责”原则。“损害担责”原则,是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2)它对应的是学理上发展了的“污染者负担”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最早只要求保证部分环境成本内部化,而并未要求污染者承担其行为的全部环境后果。〔7〕随着这一原则为国际环境法和各国环境法广泛接受,其主体和责任范围不断扩大,发展出了“开发者养护、污染者治理”,“受益者负担”等新主张。〔8~9〕但是,直至当前,“污染者负担”原则的责任范围仍未涵盖对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
新《环境保护法》第5条———35年的环境立法史上首次以立法明文宣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明确提出了“损害担责”原则。参与《环境保护法》修订的学者将“损害担责”原则定义为“对环境造成任何不利影响的行为人,包括因利用环境造成环境超出其自身自然恢复能力之退化的行为人,应承担恢复环境、修复生态或支付上述费用的法定义务或法律责任的原则”。〔10〕
从“污染者负担”到“损害担责”,体现了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现实需要和环境法律制度的理念更新,意味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得到环境法“背书”。理应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第一性主体的政府,没有道理无所作为,既然私法路径———赋予环保部门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于法无据、于理不合,那么,公法路径———赋予环保部门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之职权,便成了实践“损害担责”原则的可能选择。
(2)责令赔偿国家损失。从立法变迁和现行立法中看,我国部分环境法律法规存在行政主体责令相对人赔偿国家损失的相关规定(见表1)。
有学者认为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是对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确认。〔11〕还有学者认为,通过在“赔偿损失”等责任形式的表述前加上“责令”变为行政责任,有以行政手段干涉民事法律关系之嫌,而《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森林法》的修改则体现了立法对责令赔偿国家损失这一责任形式的否定。〔12〕
但是,“责令赔偿(国家)损失”改为“提出损害赔偿要求”“依法赔偿损失”,只是弱化了其行政手段色彩,并不足以证明法律只允许私法救济路径。首先,《矿产资源法》及《自然保护区条例》仍保留有“责令赔偿(国家)损失”的规定。其次,依《环境保护法》(1989年,已失效)第6条(3)的规定,并结合环保部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将《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解释为对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确认,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在《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后,第58条未对环保部门的公益诉权予以确认的情况下,依法律体系解释,现行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依法赔偿(国家)损失”更具“责令赔偿(国家)损失”之意。
而“以行政手段干涉民事法律关系”的质疑,其预设前提是:赔偿损害是一种民事责任形式,环保部门要求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人承担这样一种民事责任,说明环保部门与责任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这无疑是颠倒了因果。民事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之私法关系,其主要特征是当事人相互独立、法律地位平等。〔13〕显然,环保部门基于保护环境公益的法定职能而与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人形成的法律关系并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管理关系,正因如此,责令赔偿应当理解为一种行政责任形式。反而,环保部门采用民事手段———作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才是将其与责任人的行政法律关系硬性扭曲为民事法律关系,将会带来违背民事诉讼“当事人处分原则”、证据平等独立获得规则等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后果。〔14〕
2. 确立“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具备制度基础
(1)责令改正。当前,责令改正作为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已经得到法律法规的认可,可见,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也是传统的行政处罚方式的重要补充。因此,在立法中明确将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与责令改正一同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行政救济方式是适宜的。
再者,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与责令改正有着很强的互动性。如前所述,当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等救济方式无法实现生态修复时,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才是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最佳途径;当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等能实现部分修复时,同时适用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与责令赔偿则可解决问题。此外,即便适用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等能够实现生态修复,责令赔偿有时也会是更为妥当的选择,尤其是在生态环境损害较为严重,责任人存在恶意等情形下。毕竟,后果严重或责任人存在恶意时,国家或公众对于责任人更多的是不满和难以信任,此时将受损的生态环境再度交托给责任人治理,并不妥当;相反,责令责任人支付费用,由环保部门依法律之规定或公众之意见选择信赖可靠之第三方则更为稳妥。
(2)环境行政代履行。环境行政代履行,是指“当环境行政相对人拒绝履行环境行政决定的可替代履行的义务时,由环境行政机关或者第三人代替当事人履行行政决定的义务,并向当事人收取履行费用的执行方式”。〔15〕当前,《森林法》(1998年,第39、44条)、《海域管理使用法》(2001年,第47条)、《草原法》(2002年,第71条)、《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第56条)、《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年,第55、76条)、《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第76、80、83条)、《水土保持法》(2010年,第55、56条)等7部法律对此作出了规定。
在环境行政代履行中,履行费用的实现形式本质上就是由环保部门责令责任人向其或其指定的代治理单位支付。主要证据,就是责任人不支付代履行费用时,环保部门可处以行政处罚,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4)而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在形式上亦是表现为责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人支付恢复环境、修复生态的费用。可见,两者在立法逻辑上不存在本质区别。
再者,确立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这一责任形式,在实际效果上能够克服环境行政代履行制度的局限。在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中,环境行政代履行还不是一项基本环境法律制度,现行制度框架仅限于上述单行法的规定。通过梳理相关条款可以发现,环境行政代履行的适用是有前提的———责令限期改正未实现,具体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逾期不改正:《海域使用管理法》第47条,《草原法》第71条,《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56条,《水污染防治法》第76、80条,《水土保持法》第55条,《水土保持法》第56条;另一类除了逾期不改正,还包括改正效果不佳:《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55条,《森林法》第39、44条,《水污染防治法》第83条。其弊端在于:一则,限期改正、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的期限未予规定,容易助长环境执法实务中不愿意适用行政代履行的倾向;二则,大部分条款只以逾期不改正或不采取治理措施为行政代履行适用的前提,在这种情形下,只要采取了治理措施,而不论是否实现治理目标,都无法适用代履行。而一旦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与责令改正一同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形式,则可根据具体情形选择单独或合并适用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等责任形式,相较于行政代履行,无疑更灵活、便利、有效。
四、结语
中国核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篇10
(一) 核损害的概念
核损害是指人在开发使用核能的期间, 因为方式等采用不当, 从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对社会安定、环境资源等带来的损失。这个词不是一直都有的, 工业革命以后,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人们才逐渐开始了对核能的开发利用, 因为没有合理的考虑环境资源等问题, 才会产生危害, 从而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二) 核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性
回溯世界历史, 我们不难发现,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曾经发生了三次非常严重的核事故, 他们对社会安定和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让我们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在国家建设、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等方面建设过程中, 都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保持清醒头脑。事物都有两面性, 我们在享受他带来的利益的时候, 必须预防他会带来的危害, 不然就会给我们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害。
举例说明一下, 在1986年的时候, 苏联的切尔贝里发生了重大的核事故, 造成了很严重的灾难, 政府及国际援救组织耗费金额高达30度亿美元, 受灾群众有接近11万人。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二、当今中国的核损害赔偿制度的状况
(一) 当今中国的核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在立法方面的现状
结合我国今年的国情, 可以发现在核事故损害赔偿方面, 我国目前并没有单独制定详细完善的法律法规, 这是一个空白区域, 只是在《民法通则》和《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有部分涉及到核损害这个问题。同时, 在赔偿责任的适用范围、可分种类及数额的方面并没有具体规定, 我们还需要慢慢完善补充。
(二) 当今中国具体的核事故损害赔偿制度
我国关于核事故第三方损害赔偿额的确定, 一直都在不断修改和完善。在2007年, 我国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核事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 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具体的详细的合理的规定。其中进一步规定规定, 核设施相关人员方面的问题, 特别是涉及核材料的运输人员和相应的保管的工作人员, 他们对核损害事故的赔偿数额不得超过3亿元, 同时, 根据具体特殊情况, 国家也要承担部分责任, 这样可以减轻相关人员的压力负担, 更有利核能的开发利用。这是我国在核能方面的一个巨大进步,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三) 当今中国核事故损害赔偿体系
我国核事故损害赔偿体系的范围比较受到限制, 暂时无法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总体来说, 有两个主要部分构成, 第一个主要部分是核电营运人投保的保险公司, 第二个主要部分是我国政府。考虑到我国具体的国情和党的政策等方面的情况, 我们暂时还没有核互保组织等类型的国际组织, 会在以后的改革发展中逐渐弥补这个不足的地方。这个问题并不会一直存在, 我们要有耐心和恒心, 去解决它, 使我国各方面都能和国际接轨。
三、关于完善我国核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议
(一) 完善核赔偿方面的法律法规等的制定和修改
近期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我国是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因此, 我们应该把立法工作的重心逐渐的转移到核损害赔偿问题上面来, 结合现在已经出台的各种相关法律, 以及当前特殊的具体的国际形势, 在党的领导下, 构建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损害赔偿法律体系框架。
(二) 努力将核损害赔偿制度运用在核技术利用领域中
现在, 世界范围内核损害责任赔偿制度一般局涉及到的仅仅只有核电相关营运人, 其涉及范围还是比较狭窄的, 关于核技术方面涉猎很少。这样的局面, 使得辐射事故等带来的经济赔偿问题比较棘手。不可否认, 现在我们的生活处处都有核技术、但人们的安全意识普遍偏低、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素质还有待提高, 这些种种原因, 导致我们较多的发生核事故, 这成为核设施安全应用的一个挑战。
(三) 及时调整核事故第三方损害赔偿方案
从现实出发, 我们可以发现, 在我国法律法规中, 关于核事故事件中第三方的损害赔偿数额还不是很高, 有些不太合理, 我们应该根据每个地方的具体情况进行不一样的规定, 而不是一视同仁, 采用一样的标准。
此外, 对于国家承担相应的责任方面, 并没有相对具体完善的意见和措施。我建议要充分调查分析国外各个国家发生的重大核损害赔偿事故, 对他们的具体特殊的情况进行数据分析, 制定出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保护环境、有利于经济繁荣的核事故第三方损害赔偿方法, 同时要重视核事故第三方损害赔偿方面等问题, 不能大意。
(四) 加强营运人核损害赔偿能力监管
国家监督管理部门在颁发核设施运营许可证时, 必须要严格要求一个条件, 就是核设施营运人是否和保险公司签订核事故第三方损害赔偿保险合同、以及是否与政府签订补充赔偿协议。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我们一定不能忽视。
参考文献
[1]刘风景.核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J].科技与法律, 2014.
试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 篇11
关键词：环境权 损害赔偿 法律依据 免责事由
一、概述
人类环境是指人类已经认识到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周围事物，包括阳光、空气、陆地、土壤、水体、草原、天然森林、野生生物等未经人类改造过的自然界众多要素，以及城市、村落、水库、港口、公路、铁路、园林等经过人类加工改造过的自然界。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不断出现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人民群众为反对肆意污染和损害生活环境，争取过有尊严的健康的生活而提出了环境权的要求。因此，当人类环境受到破坏时，人们自然首先想到的是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其中最为重要的法律救济方式当属本文将要论及的环境污染侵害之民事责任问题。
环境污染侵害的民事责任，是指公民、法人因其排污行为（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行为）造成他人权利侵害时应当依法承担赔偿损失或者恢复原状等的责任。
二、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律依据的概念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是指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和处理环境损害的相关法律规定，即环保法律。而环保法律的理论基础，便是环境权理论及其立法实践。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包括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自然环境防止污染的单行法规、具有规范性的环境标准及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等。同时，我国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和国家的环境保护及管理权，但却在有关条文中体现出了国家保护人民良好生活环境，公民参与环境管理的精神，并形成了一些具体的制度。
三、法律依据的具体内容
1.公民环境权
公民环境权是指公民生而具有在健康优雅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公害事件迭起，工业“三废”污染严重，“环境危机”日益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影响社会稳定和阻碍经济发展的直接因素。因此，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恶化，使公民产生了保护环境的要求，但这种权利要求只是权利的初始状态。20世纪中叶，由于全球“环境危机”的深刻化，国际环境保护的呼声不断的高涨。1972年，联合国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公民环境权理论至此成了一个世界性课题。
1972年联合国人权环境会议后，中国政府开始重视环境问题。1973年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拟定并颁布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1条专门对环境保护作了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依据此条，我国在197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我国1982年《宪法》总纲第26条第1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确认了环境保护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宪法》第9条规定了公民对环境资源的共有：“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外。国家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1983年，在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我国宣布环境保护为一项基本国策。尽管如此，我国有关《公民环境权》的理论直到2002年在《环境影响评价法》中才正式提出来。
2.国家环境管理权
国家环境管理权是指国家环境管理职能部门依法行使的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预测、决策、组织、指挥、规划、监督等诸权利的总称。国家环境管理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是一种组织活动，其主要特征是凭借其强制力和各种物质设施，通过国家职能机关，以各种手段促使管理相对人接受自己的意志，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各项活动符合国家政策，实现其利益。1983年我国明确提出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充分肯定了国家环境管理作为国家职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环境管理的职能也得到不断的强化，现已成为国家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环境侵害赔偿的基本制度
我国现有认定和处理环境侵害的基本制度，是在总结我国环境保护和管理的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主要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土地利用规划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许可制度、经济刺激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报告处理制度、环境标准制度等九项基本制度。这些形成了我国环境侵害赔偿制度基本框架。
4.相关的法律规定
在《民法通则》中，对各种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作了原则规定。其中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第10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1）停止侵害；（2）排除妨碍；（2）消除危险；（4）返还财产；（5）恢复原状；（6）修理、重作、更换；（7）赔偿损失；（8）支付违约金；（9）消除影响、恢复名誉；（10）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此外，第123条关于高度危险作业的民事责任规定、第83条关于不动产相邻关系的规定等，也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有关。
在环境法中，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规范相当丰富。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1982年通过、1999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此外，1984年通过、1996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1987年通过、1995年、2000年两次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1995年通过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1996年通过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也基本上作了与《环境保护法》相似的规定。只不过前者增加了因第三者故意或过失、及受害者自身的责任所引起水污染损害的免责事由，而后两者没有规定免责条件。
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参考文献：
[1]汪劲.环境法学[J].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120-124.
[2]汪劲.中国环境法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9-65.
[3]候玉新.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原则之我见，载于中国环境法网.
[4]刘武波.试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完善，载于法律论文资料库.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篇12
一、我国房地产日照环境损害赔偿评估现状
(一)有关房地产日照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法规
虽然房地产日照环境损害赔偿的评估在近些年才慢慢兴起,不过法律上对日照损害的赔偿已有较远渊源。
《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就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节水、排水、通风、通行、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
同时《物权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此外,国务院《城镇个人建造住宅管理办法》第六条也规定:“城镇个人建造住宅,必须符合城市的要求,不得妨碍交通、消防、市容、环境卫生和毗邻建筑的采光通风。”
(二)房地产日照损害的技术标准以及赔偿标准
我国《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规定:“大城市住宅日照标准为大寒日大于等于2小时,冬至日大于等于1小时,老年人居住建筑不应低于冬至日日照标准2小时的标准;旧区改造标准可酌情降低,但不宜低于大寒日日照1小时的标准。”每个地区可以根据本地的气候环境情况制定符合本地要求的技术标准,但是不能低于国家标准。
从法律法规层面来看,我国对于房地产日照损害赔偿规定还十分浅表,缺乏比较统一的法律规定,各个地方的赔偿标准不一,往往是通过当事人双方协商或法官判定来确定补偿的金额。
同时,在评估实务中,日照环境损害赔偿评估也是一种新兴的业务,评估技术的不完善也使日照环境损害评估存在众多难点。简单的传统评估方法往往难以较好地反映日照带来的减损。因此,市场急需一系列针对日照关键减损的评估方法。
二、评估方法探析
(一)市场法在日照环境损害评估中的应用
1. 市场法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市场法是指利用市场上同样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类比分析以估测资产价值的各种评估技术方法的总称。市场法的理论依据是替代原理,即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有相近的价格。
2. 市场法的适用条件。
要有一个活跃的公开市场;公开市场上要有可比的资产及其交易活动。
3. 利用市场法进行日照环境损害赔偿评估。
就是寻找与估价对象受影响前后类似的可比房地产,从而通过各种因素的修正计算出估价对象受影响前后的房地产价值。运用市场法进行评估时关键的一点就是寻找可比对象,对于可比对象我们既要有质的要求,又要有量的保证。
从质量方面来说,我们选取的可比实例应符合下列要求:第一,可比实例房地产应是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它一般包括与估价对象的区位相近、用途相同、权利性质相同、档次相当等方面要求。第二,可比实例的交易类型应与估价目的吻合。因为不同估价目的对房地产的价值具有较大的影响,所以在选取可比对象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可比对象的交易类型与估价目的是否吻合。第三,可比实例的成交日期应尽量接近估价时点。一般认为,交易实例的成交日期与估价时点相隔不宜超过一年。第四,可比实例的成交价格应尽量为正常价格。这就是要求可比实例的成交价格是正常价格或可修正为正常价格。
从数量方面来说,一般选取3个至10个可比实例。选取了可比实例以后,我们便可以通过交易情况修正、市场状况修正和房地产状况修正求取估价对象的比准价值。
比准价值=可比实例成交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市场状况调整系数×房地产状况调整系数(公式1)
之后,我们运用简单算术平均数和加权算术平均数等方法计算出最终的评估对象价值。由此,便可以得到计算日照环境减损的价值公式:
C=Q-E(公式2)
公式中,C为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的减损,Q为日照环境未受到影响情况下的评估对象的公开市场价值,E为日照环境受到影响后的评估对象公开市场价值。而评估基准日应该为评估对象日照受到影响后的某一天。
4. 市场法的优缺点。
因为市场法利用的是实际发生并且经过市场检验的类似房地产的成交价格来求取估价对象的价值,所以其结果往往较直接并且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也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然而,由于市场法较严格的适用条件也使本方法的运用存在着一些难点。首先,市场法要求存在一个活跃的公开市场,估价时点近期有较多类似房地产的交易,这就使得一些房地产市场不够活跃或者类似房地产交易较少的地区,难以运用市场法。同时,房地产交易信息的不够公开透明也使市场法的运用受到影响。其次,在日照环境损害赔偿这种特殊评估中,对于日照环境受影响后的可比实例往往难以寻找。即使找到交易对象,其可比性往往也不高。
(二)房屋朝向相对变化系数修正法
1. 估价思路。
当房屋受到遮挡以后,往往会对其日照和景观等因素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从极端的角度来说就相当于改变了房屋的朝向。而我们可以用受影响后时间占受影响前日照时间的比率来从侧面衡量房屋朝向改变的程度。当然现实生活中房屋的朝向涵盖了很多因素,而不只是日照情况不同。因此本方法将结合德尔菲法对各个因素对价格的影响进行综合考评,以分离出日照环境对不同朝向房屋差价的影响程度。
2. 受影响日照时间计算。
每年受日照影响的时间由每日受影响的时间和一年中受影响的天数两部分组成。
(1)每年受影响的天数。
公式中,h为建筑物B的高度,h1为建筑物B的阴影落到建筑物C的高度,A为太阳高度角,L2为两幢建筑物的间距,L为建筑物B阴影的长度。
通过公式3的计算,我们便可以求得因为建筑物B的遮挡而对建筑物C每一层楼每年影响的天数。
(2)每天遮挡的时间计算。建筑物之间之所以形成遮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两个相邻建筑物的距离和遮挡建筑物的形状。我们自被遮挡窗口向遮挡建筑物B引两条射线,与建筑物B相交于E、F。因此,∠EDF角度的大小决定了每天日照受影响的时间。一天24小时,地球自转360度,所以每个小时转动角度15度。用角度∠EDF除以15便可以得到每天受影响的时间。
3. 利用房屋朝向相对变化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房屋在阳光受到遮挡以后,从日照层面来说就相当于房屋的朝向发生了相对变化。因此通过参考本地区的房屋朝向修正系数,便可以得到朝向极端变化情况下的修正系数。然后我们可以用受影响前后的日照时间比来换算得到评估对象朝向变化的程度。也就得到房地产日照环境损害的赔偿初步公式:
公式中,C为因日照受影响而造成的房屋贬值,P为日照受影响前房屋的公开市场价值,Z为本地区的朝向修正系数,M为受影响前的日照时间,N为受影响后的日照时间。
但是,公式5中的房屋贬值C包含了房地产因朝向改变带来的所有与朝向有关的因素价值总和。包括日照、景观和通风等因素。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德尔菲法将日照因素带来的贬值从所有因素中分离出来。
根据评估房地产的具体情况,利用设计的调查表,由选定的专家进行评选,然后汇总分析。经过多轮的打分,最终获得一个趋于一致的、有说服力的结论。这样,我们便可以分离出日照环境改变带来的贬值贡献率,记为G。因此,得到了房地产日照环境损害的赔偿评估的最终公式:
4. 房屋朝向相对变化修正法的优缺点。
房屋朝向系数修正法根据自身的价格进行修正从而得到房屋因日照环境损害引起的减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市场法因为缺少一个公开的市场,而导致的缺少可比房地产的情况。同时,运用德尔菲法将日照环境引起的价值从总的朝向改变引起的价值改变中分离出来,有效克服了以往模型中无法分离出单个因素的困扰,使评估的结果更加准确。然而,本方法也存在着一些瑕疵,比如在公式中房屋朝向修正系数的取值对于最终的结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本地区关于房屋朝向修正系数规定的科学性将很大程度上影响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和可靠性。
(三)房屋楼层相对变化修正评估法
1. 评估思路。
因为建筑物B的超标高度H导致原本应在建筑物C上K点的太阳照射点移到了L点。因此,由于建筑物的遮挡使房屋的楼层发生了相对改变。我们可以根据楼层L点与楼层K点的房屋价格确定楼层引起的房地产差价,最后通过德尔菲法根据具体房地产情况分离出这个差价中日照因素引起的贬值。
2. 利用房屋楼层相对变化修正法评估。
我们假设建筑物C的层高为h,建筑物B的超标高度为H,估价对象的楼层修正系数为Q,未受影响的房地产公开市场价值为P,日照环境受影响引起的贬值为C。因此,我们得到初步计算因楼层不同导致的房屋差价的公式:
至此,得到的只是一个不同楼层的总体差价,我们继续运用德尔菲法将因日照因素影响的差价分离出来。我们假设专家评分得到的日照因素在楼层价格贡献率为G。因此,我们得到一个运用房屋楼层相对变化修正法评估日照环境减损赔偿的最终表达式:
3. 房屋楼层相对变化修正法的优缺点。
此方法的优缺点和房屋朝向相对变化修正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它同样可以克服因缺少完全公开市场而导致的难以寻找可比对象的难点,而且计算的结果往往比较准确,但同时也存在着整个评估过程较繁琐等缺点。
三、结束语
本文结合我国目前的日照环境损害赔偿评估的现状和所处的法律环境,通过对房地产评估方法的研究,并根据评估对象自身的具体情况和所处的环境提出了三种适合日照环境损害赔偿评估的方法,并分析了每一种方法的适用条件和优缺点。同时,区别于以往的评估方法,在房屋朝向相对变化修正法和房屋楼层相对变化修正评估法中首次运用了德尔菲法,有效地将日照因素从所有因素中分离出来,从而更加准确地评估出了因日照环境损害带来的房屋减损,为法律纠纷赔偿或各利益相关者解决争议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柴强.房地产估价[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
[2].顾振发.日照、景观等因素对房地产价值影响的评估[D].国际房地产估价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
[3].张弘武.试析建筑物阴影对相邻房地产价值的影响[D].国际房地产估价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