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的根源及其评价

论犯罪的根源及其评价（精选8篇）

论犯罪的根源及其评价 篇1

论诡辩论的本质、形式及其根源

诡辩论的.本质是形而上学。诡辩论在理论上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和折衷主义。主观主义是诡辩论产生的认识论根源。为主体的特殊利益辩护是诡辩论产生的社会根源。

作 者：蔡陈聪  作者单位：南通工学院，江苏 南通226007 刊 名：东岳论丛  PKU CSSCI英文刊名：DONGYUE TRIBUNE 年，卷(期)：2000 21(3) 分类号：B023 关键词：诡辩论   本质   形式   根源  

论犯罪的根源及其评价 篇2

(一) 政府的行为动机、决策能力与产业政策的局限性

政府的行为动机对产业政策的局限性有重大的影响, 它是影响到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是否合理、是否有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当政府从促进产业发展的立场出发, 尊重产业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 制定出合理的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才可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如果政策制定者纯粹从自身的利益或完全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出发制定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的失败就不可避免。对于政府行为动机,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公共选择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 在政府的决策中, 参与决策的人也是有理性, 即关心个人利益的。政策制定者的行为, 也符合经济人假设, 他们也是从个人的角度看待问题, 并按个人的诱因行事。政策制定者在政治市场上的活动, 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与经济市场上经济人的行为相似。他们也像经济人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那样追求自己的政策利益。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利益主要有:个人的升迁机会和个人声望;执政党地位的巩固, 政府的权力及相关的物质利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等等。因此, 为保证政策制定者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来制定政策目标, 能够反映公众利益的愿望, 产生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结果, 就必须制定适当的法律及制度框架。

然而, 产业政策的局限性不仅取决于其制定者制定政策时的行为动机及随后的行为取向, 而且取决于制定者的决策能力。政策制定者仅有良好的动机是不够的, 还必须具有较强的决策能力。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知识水平;信息的收集能力;信息处理能力。

(二) 产业政策手段的选择

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 依赖于产业政策手段的运用。产业政策手段一般有财政、税收、金融、外贸、法律、信息指导以及行政手段等。政策手段是否与所推行的产业政策以及经济运行机制匹配, 政策手段的组合是否合理, 都会影响到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在产业政策实践中, 应该依据经济运行机制, 经济发展阶段, 产业政策目标等因素, 综合考虑, 选择合适的产业政策手段, 降低产业政策的局限性。

如在市场机制比较完善、运行比较正常的国家, 产业政策使用的频率及数量就较少, 而且更多的是使用间接性的产业政策手段;而在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 市场机制比较薄弱的国家, 产业政策的数量及使用频率较高, 而且经常使用一些直接的产业政策手段。

(三) 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取向

1. 地方政府的利益取向。

地方政府是执行各项经济政策的重要的利益主体, 地方政府在执行产业政策时的利益取向是否与政策制定者的利益取向一致, 直接影响到产业政策是否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因此, 必须对地方政府的利益取向作详细的分析。

分析地方政府的目标及利益取向, 则必须从分析政府管理体制开始。在不同的政府管理体制下,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有很大的区别。而决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经济权限的分配与制定;二是组织人事制度的安排。

经济权限的分配制度是指经济决策权和可支配资源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机制。这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政府代表国家分配、管理和经营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 生产什么, 如何生产, 为谁生产, 完全依据中央的计划而定, 则是经济集权, 此时地方政府没有决策自主权和资源控制权, 仅仅是中央计划的执行者, 在这种情况下, 地方政府的目标被迫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第二种情况, 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工, 依据各自因分工形成的权力, 中央政府的职责是进行宏观调控和全国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地方政府则担当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提供地区性公共产品。这种分工以承认地方利益为前提, 中央与地方在法律上更接近于对策的契约主体, 而非单纯的上下级关系。在这种分工条件下, 中央与地方追求的目标可能不一致。

2. 企业的行为。

企业行为是指企业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 为了实现经营目标而对外部经济信号作出的反应。同任何经济主体的行为一样, 决定企业行为方式的主要因素有:

(1) 企业的经营目标及企业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企业从事经营活动总是出于一定的目的, 或是为了满足一定的利益, 如增加所有者的分红, 增加职工的收入, 扩大生产规模, 甚至是为了完成国家的某项计划等。总之, 企业某种行为的发生, 一定是在一定利益动机的驱使下产生的。缺少经营目标或利益动机, 企业对外部信号就不会或不愿作出反应。另一方面, 企业是由不同的当事人所组成, 有所有者、经营者、职工等, 从而形成不同的利益层次, 这些层次的利益虽有一致的方面, 但也不完全一致。这些不尽相同的、有所摩擦的多元利益经过竞争、妥协形成一定的利益指向, 这种利益指向就决定企业行为。

(2) 权力。对外部信号作出反应必须具备相应的权力, 否则, 即便是企业愿意有所作为, 也可能由于缺乏权力而不能为。同时, 企业反馈行为的速度、强度也取决于企业所拥有的权力的大小。企业的主导权力, 一般来说, 是所有者权力。但是, 在现代企业内部, 由于所有权的多元性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非所有者的权力也常常制约着企业的行为。

(3) 信息。如果说利益因素使企业愿意有所作为, 权力因素使企业能够有所作为的话, 那么, 信息因素则可决定企业如何行动。也就是说, 企业行为的方向是由所获取的信息给出的。在具备利益动机和权利能力的条件下, 企业能否对外部环境作出反应, 反应的速度如何, 完全取决于随时变动的信息以及企业接受信息的速度。

从根本上讲, 产业政策的最终实现取决于企业的行为方式。企业对产业政策的认同程度, 以及在认同的基础上企业产生反应的方向、速度, 决定产业政策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决定产业政策的局限性。

(四) 政府相关经济管理部门的政策目标

政府为了实施产业政策, 以达到预期效果, 必须采取诸如财政、税收、金融、外贸、信息指导和行政干预等各种直接或间接手段, 并通过这些手段的合理组合, 争取得到最为满意的效果。然而, 这些政策手段往往掌握在不同的经济管理部门中, 就中国而言, 与财政有关的手段就掌握在财政部中, 金融手段就掌握在中央银行及各商业银行手中, 外贸手段掌握在对外经贸部门手中。这些部门在制定政策、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时, 其目标不一定与产业政策目标一致, 发生冲突是完全可能的。如对衰退产业的援助调整政策, 在实施中有时需要对衰退产业采取保护性的过渡措施, 如提高相关产品关税, 增加各种非关税壁垒等。但是, 外贸部门可能从整个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出发, 制定统一的关税政策, 或降低非关税壁垒, 从而导致与该产业政策目标相冲突, 使产业政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存在投入产出关联的产业部门, 所出台的产业政策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情况, 也会影响到产业政策的局限性。以农业中的粮棉政策与棉纺织行业的政策为例。如果为了鼓励农业生产, 增加粮食与棉花的种植, 但另一方面, 却由于种种原因须抑制轻纺工业的发展, 这必然使得粮食与棉花的销售存在问题, 影响农业收入, 从而使得鼓励农业发展的各项政策落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粮棉供应充分, 价格较低, 必然导致轻纺工业成本下降, 利润增加, 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 轻纺工业必然扩大生产规模, 增加产量, 这样也有可能使政府抑制轻纺工业的发展政策得不到落实, 历史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五) 经济运行机制与产业政策的局限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主导下制定出的产业政策, 无论是在制定的程序与方法上, 还是在实施手段的选择上, 都与计划近似。因此, 计划机制运行的效率, 便决定了产业政策的效果。而计划机制是通过运用一系列的计划、行政命令等方式, 直接干预资源在社会生产各环节、各领域的分配。然而, 社会需求千变万化, 千差万别。中央政府在制订计划时, 很难收集到全面的信息, 因而也很难制订出符合各地方、各企业具体情况的庞大而复杂的计划;在制订计划过程中, 由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 企业与政府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制定政策过程中缺乏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 因此, 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要求, 如果产业政策与地方政府或企业的目标发生冲突, 必然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受到地方政府、企业或明或暗的抵制。而且, 产业政策在贯彻执行中更多的是通过非经济的手段如行政处罚、领导人员职位的升降、荣誉奖励等方式进行的, 对政策执行主体的激励难以持久, 总之, 在计划机制主导经济运行的情况下, 产业政策一般难以取得满意的效果。

二、产业政策局限性的根源

由于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是政府行为, 为了避免“政府失灵”, 政府应具备有利的制度条件: (1) 大企业及产业联合会专家参加产业合理化审议, 使政府有可能收集并审查来自民间部门的信息; (2) 熟悉企业的技术及技术能力; (3)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 政府运用金融机构职能, 同时引导民间金融机构同产业政策相配合。

概而言之, 产业政策的局限性取决于政策的认同效应以及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政府自身的能力 (包括获取信息的能力、熟悉技术的能力、动员资金的能力等) 。应该说, 政府获取信息和熟悉技术的能力, 为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提供了现实基础;政府动员资金的能力也是政府顺利实现政策目标的必要条件。但政府的这些能力充其量只是政策合理制定和顺利执行的可能性, 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有效实现仅有这些可能性是不够的, 有效实施的现实性取决于政策的认同效应。

政策的认同效应, 即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作用指向与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的作用指向是基本一致的。这种作用指向的一致性, 能形成一种合力, 使产业结构调整顺利实现。但要使这种认同效应发挥, 未来产业政策出台时机把握很重要。只有在原有产业结构的运行损失过大的时候, 政策认同效应才明显。此时, 原有产业结构下大量失业存在, 产业经济效益普遍低下, 竞争力受损严重, 资源大量浪费;这些损失和浪费为企业、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容易认同, 形成改变现有结构之紧迫感;若新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此时出台, 必能形成一般合力, 并顺利实施。不过, 如果原有产业结构运行损失不大, 对企业、政府 (主要是地方政府) 的影响没有危及它们的生存、发展时, 未来产业政策的认同效应是不可能出现的。实际执行情况是上边“热”, 下边“冷”。中央政府不断宣传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 并从资金上加大对它的投资, 在政策上加以扶持。可是在企业和地方政府经营的产业虽然发展不如以前, 但还能盈利的情况下, 它们根本不理会中央政府这类政策的宣传, 当然也很少对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给予投资。

正如前面所述, 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实施的同时, 往往要制定和执行产业组织政策, 以此削弱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消极影响, 如结构趋同等问题, 以便形成产业规模经济, 形成企业之间专业化协作关系, 提高产业结构整体素质。

综观世界各国如美、法等产业组织政策或立法, 其主题是经济自由民主化。它强调, 竞争是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为了促进和保障竞争能够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 国家必须制约过分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垄断对竞争的限制。根据这一主题, 一国产业组织政策能够有效实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其政策目标是提高企业 (包括中小企业) 的竞争能力, 即产业开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市场营销水平、抵御风险等能力;

2.政策的主要实现手段是市场, 通过市场, 企业之间形成专业化协作联合关系;

3.政策实施主体不是政府, 而是企业。

除此之外, 一国产业组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还必须考虑一国具体国情。因为一国产业组织是为本国企业发展营造一种市场竞争机制。国情不同, 市场竞争机制建立的过程不同, 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有所不同。故各国产业组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本国国情制约。日本最初仿照美国制定的《禁止垄断法》, 在当时就有许多不适合日本国情随后, 日本对该法进行了反复修订, 才有当今的反垄断法。

三、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认为, 要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关键是能否在研究参与产业结构调整各经济主体行为规律基础上尽快完成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

第一, 研究产业结构调整中各经济主体的行为规律, 特别是注意经济主体的适应性行为选择, 建立基于经济主体行为分析的产业政策评估、预警系统, 使产业政策的制订科学化。

第二, 建立产业协调发展模式, 正确处理和协调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产业协调模式是政府为了实现产业发展或产业结构调整目标, 利用各种协调手段对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约束、引导的方式和方法。要防止产业政策的失效, 我国的产业协调发展模式应体现为, 在政府的有限干预下发挥市场机制对产业发展的调节作用。

第三, 中央政府必须真正建立起“利益分享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 使不同产业的利益在不同地区实现合理分享;同时, 应不断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实现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利益转移, 使产业利益在地区间做到合理分配, 增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要通过建立相应的利益协调机制, 对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节, 使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以国家利益的实现为前提, 贯彻中央的产业政策;通过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 使地方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 互惠互利, 减少地区间的利益摩擦, 并通过建立统一市场体系来打破地区封锁局面, 在中央政府的宏观产业政策的指导下, 实现地方产业发展。

第四, 国家建立重大产业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 把在重大产业政策执行方面采取合作策略等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中央政府不但要通过有限干预为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指导政策, 更要重视市场经济环境的建设, 使投资主体在市场的引导下实现产业政策目标。

摘要：产业政策在产业的健康发展和产业规划上有巨大的作用, 是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产业政策的局限性直接影响了产业政策作用的发挥, 阻碍了政策引导产业的准确性、完善性。中国的产业政策局限性更有独特的一面, 本文从动机、手段、取向等方面研究产业政策的局限性。并提出这些局限性的根源, 进而在这些根源基础上给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政策,局限性,根源

参考文献

【1】邹伟进, 韩昕林关于地区产业政策的几个问题[J]计划与市场, 1994, (06)

【2】许玉龙, 秦援晋国内外产业政策研究的状况[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988, (02)

【3】李伯溪中期经济政策体系研究[J]汽车工业研究, 1994, (01)

【4】杨沐, 丁易日本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和实现手段[J]中国工业经济1986, (07)

【5】付翔, 王宇宁, 胡斌祥国外电动汽车产业促进政策研究[J]上海汽车, 2007, (02)

【6】周叔莲关于产业政策的几个问题[J]中国工业经济1986, (S4)

【7】冯之浚关于产业政策的若干思考[J]中州学刊1988, (05)

【8】韩小明产业政策的实施机制[J]教学与研究, 2001, (07)

【9】吴昌南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 2003, (07)

论犯罪的根源及其评价 篇3

关键词：企业；非环境道德行为；环境无主性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7-0148-02

一、问题的立论及提出

在不同的人类文明形态下，人和自然的关系呈现巨大的差异。显然，畜牧文明和农业文明时代，人和自然的关系呈现相对和谐的状况。虽存在局地生态危机，却不致于促成人类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重新认知，及社会发展模式的相应变革。然而，以技术和理性为内核的工业文明事实形成对自然的毫无节制的掠夺，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生态危机相伴而生的窘境。外源式现代化的中国本可发挥后发优势，嫁接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避免其发展教训，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然而，历史、现实和人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的中国亦陷入了总想避免又无力回头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状况[1]。

二、企业的非环境道德行为的根源

（一）企业的获利冲动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淡薄

企业是赢利性经济组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企业行为的首要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利润。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设法使成本外溢是企业的重要途径。成本外溢于环境之中就是企业的外部性经济行为。这种行为能否发生取决于产权明晰与否。明晰的产权由于具有明确性、排他性、可转让性和可实施性，因而避免了外部性的发生，但模糊的、无主的产权则允许外部性行为的存在。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公共财产，由于其不确定产权为外部性行为的大量发生提供了条件和空间。

现代企业虽然引入了“企业全面质量管理”这一包含环境伦理精神的管理体系，但其中的道德维度没有得到合理张展，非环境道德行为的发生首先在于企业“无力适当地用道德语言来理解、交流产品责任和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具体而言，P.普拉利把其中原因概括为：第一，产生道德健忘；第二，对道德概念的狭隘理解——企业经理们倾向于对道德问题避而不谈，其方式是将这些问题看作是操作管理中的非道德问题；第三，给经理人带来的压力——不能以更加平衡、更加公开的方式表达出道德期望，最终将反弹回来影响经理本人（道德交谈的缺失将加剧道德压力）；第四，道德滥用的忽视——正如对抗的规范可导致道德缄默的产生，反过来道德缄默也能强化那些规范，从而出现一种忽视道德的文化；第五，道德标准的下降——全面质量管理中道德缄默的持续存在对于那些坚持将道德标准纳入质量要求中的人可能会产生讽刺意味，因为道德标准常被看作外在的干预[1]。

（二）环境的无主性与环境责任的界定难题

新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科斯在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中认为，当人们在面对污染问题时，往往是考虑如何制止污染方，阻止的办法无非是要求污染方进行赔偿，对其征税或者要求它停止生产。但这些办法都不尽如人意，因为它在使一方免受污染的同时，却使另一方即生产方受到损害。要使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都尽可能小，正确的思考逻辑应该是：一方是否有权污染另一方，或者另一方是否有权要求赔偿。按照科斯的产权理论，在应对环境污染中最重要的是界定权利。例如，一企业在河流上游排放污水影响了下游居民的饮水，使其不得不为喝到干净水增加费用。为了消除污染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重新确定河流水体的使用权是必要的。如果首先规定了受害者的产权，那么当局可以根据受害方的申请强制污染方把外部不经济性减少到零，这对于污染方来说要付出巨大代价。这样，他会提出补偿受害方损失的方案以继续取得排污资格。这种方案既要使受害方在得到补偿后接受一定程度的污染水平，又要使自己的补偿支出小于把污染减少为零的费用。同样，污染方也可以获取河流水体的产权，受害方要想免受外部不经济性的影响就需要斟酌情况。

三、企业生态保护意愿和行为的塑造：环保收益与污染成本

（一）产权界定条件下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企业是社会共同体的一员，当社会选择具有环境价值取向时，当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才能有利可图时，企业履行环境道德义务就必然会在外生压力和内生取向的因素作用下成为其经济行为的合理组成部分。从外生压力看，企业是社会共同体的一员，这就决定着它必须服从共同体的规则。

从内生取向看，企业履行环境道德责任并不全是由外在压力的被动作为，更多的是因其内在的利益动机的自觉选择。首先是绿色经济的驱动。1999年10月因在环保领域的突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特别奖、被誉为“太阳的辩护士”的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赫尔曼·舍尔（Herman Scheer）认为，20世纪的经济是以生化能源为特征的生化世界经济，“核能和生化能源代表20世纪的工业现代化。它们把世界文明带入了一个生态的死胡同，现在又把世界文明引入一个经济的死胡同，同时摧毁了文化。”因此，世界文明必须立即摆脱对生化资源的依赖，以代表21世纪及未来现代化的可再生能源——阳光经济取代生化世界经济。这样，经济全球化才能从生态角度被承载，才能遏制生化世界经济以及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制度化所构成的破坏力，实现一种持久的、多样性的、公正的发展动力[1]。

（二）政策创新条件下的“成本—收益”调整

环境问题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像污染这样的外部不经济性将会导致经济的无效率。为了避免环境污染，企业若采用环保措施防治产生污染，就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在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导致企业的内部不经济性。在这个时候，企业若通过提高产品的价格，避免内部不经济性，就会出现像理查德·波斯曼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指出的那样：在竞争性市场中，用于污染防治的成本，公司并不能从消费者那里得到补偿。因为经营成本增加、价格上涨，消费者会选择不从事环境保护而产品价格较低的企业。因此，作为理性的企业的经营者，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般会选择将污染物直接排入环境中舍弃治理，节省治理废物所要花费的私人成本，造成经济损失（即社会成本）。环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私人的生产对公共资源的无偿掠夺和肆意破坏。私人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按照清晰的产权思路进行的，每一环节都是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展开的。企业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而忽略环境保护，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厂商的环境成本无条件地转嫁到了所有的社会成员身上。显然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成本分担，是典型的环境成本的不公平转移。企业环境成本是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各种经济损失的总和，包括自然资源耗减成本、环境维护成本和环境损失成本三大部分。企业环境责任管理成本效益分析如下图：

由上图可见，基于“污染者负担”原理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其实质也是企业对造成社会成本的负担。这就意味着企业成本投入的增大。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后获得的效益按照期限的长短可以分为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从短期效益看，企业环境责任的承担导致企业成本增大，经济收益减少；从长期效益看，企业环境责任的承担，提高了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为其公众形象提高，社会认知度提高，从而提高其社会竞争力。

四、结语

现代社会分工特征赋予了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并不意味着经济体系与社会体系的简单分离。“社会体系与经济体系之间存在着价值重叠的事实使得企业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了企业自愿承担社会责任的现象。”[2]当然，“使用自身尚不明晰的‘超道德’概念来看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就进入了‘现象解释现象’的困境。”[3]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既需要政府层面的积极引导，侧重于法律法规的完善与实施，又需要企业对自身社会责任的理念认知和行为调适[4]。

参考文献：

[1] 郁建兴，高翔.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2）.

[2] 沈承诚.政府生态治理的三重困境：理念差异、利益博弈与技术障碍[J].江海学刊，2012，（3）.

[3] [美]P.普拉利.商业伦理学[M].洪成文，等，译[M].中信出版社，1999：114.

[4] [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生态的现代战略[M].黄凤祝，巴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论犯罪的根源及其评价 篇4

人之间的交流变成了人与机器之间的交流，这不可避免导致人与人之间感情联系淡薄。重要的是，internet还成为犯罪分子违法犯罪的新领域，网络上时常会非法潜入一些“黑客”，这些人会破坏你整个网络系统，常见的网络犯罪还有：网上盗窃、诈骗，电脑病毒的制作和传播，盗版等等，这给社会治安带来了新的麻烦和混乱。下面笔者谈一下当前科技犯罪的概念、特征、种类及原因及对科技犯罪的预防对策。

一、科技犯罪概述

（一）科技犯罪的特征

科技犯罪是指在科技领域里的涉及科技问题的犯罪和利用科技手段或以科技为犯罪侵害目标的犯罪。关于科技犯罪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的两种看法，广义的科技犯罪是指凡是涉及科技领域或与科技领域有某种特定联系的犯罪。狭义的科技犯罪是指发生在科技领域，破坏科技法律制度，严重侵犯科技社会关系，依照刑法应受处罚的行为。这两种理解均将科技犯罪局限在科技领域，仅只是前者宽泛，不局限于应受刑法处罚的程度，故而属于科技领域的犯罪。但在学科中的犯罪学研讨的科技犯罪不仅局限于在科技领域的犯罪，而且包括一切利用科技手段或侵害科技的犯罪，不仅在科技领域，在社会生产及其活动领域均可。

1.科技犯罪与科技密切相关：随着科学技术化与技术科学化，科学和技术越来越融合统一。

2.科技犯罪是一种高智能犯罪。不仅具有一般智能犯罪的特征，且更高出普通的运用智慧与计谋的智能型犯罪，便是诈骗和暴力杀人，亦是借助了科技尤其是新科技的手段与方法。

3.科技犯罪危害巨大。与传统街头犯罪相比较，科技犯罪的危害是异常严重的。

再者：同传统的犯罪相比，网络犯罪具有一些独特的特点：

1.成本低、传播迅速，传播范围广，具有跨国性。就电子邮件而言，比起传统寄信所花的成本少得多，尤其是寄到国外的邮件。网络的发展，只要敲一下键盘，几秒种就可以把电子邮件发给众多的人。理论上而言，接受者是全世界的人。

2．互动性、隐蔽性高，取证困难。网络发展形成了一个虚拟的电脑空间，既消除了国境线，也打破了社会和空间界限，使得双向性、多向性交流传播成为可能。在这个虚拟空间里对所有事物的描述都仅仅是一堆冷冰冰的密码数据，因此谁掌握了密码就等于获得了对财产等权利的控制权，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登陆网站。

3．犯罪获利性高、危害性大。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从国防、电力到银行和电话系统现在都是数字化、网络化，一旦这些部门遭到侵入和破坏，后果将不可设想。

（二）科技犯罪的种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及科技领域犯罪的实践，科技犯罪可分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1.在不同科技领域的科技犯罪。主要是生物科技犯罪、核能科技犯罪、化学科技犯罪、电子科技犯罪、医疗科技犯罪。

2.破坏科技研究与应用活动的科技犯罪。这类犯罪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打击、迫害科技人员，剥夺、压制科技人员从事科技活动的权利与自由，阻碍科技的应用与发展。

3．利用科技手段实施犯罪活动的科技犯罪。这类犯罪主要是计算机犯罪、dna生物工程犯罪、器官移植等医疗犯罪、信用卡犯罪等。

4.以科技成果为侵害对象的科技犯罪。这类犯罪主要有盗窃科技产品、破坏科技成果、侵犯著作权犯罪、侵犯专利权犯罪、侵犯商标权犯罪等。

5.在科技条件下的过失原由引起的科技犯罪。这类犯罪主要是不恰当地利用核能、利用重组dna技术过失造成有害物种失控等。重大医疗责任事故等。

6.利用合同实施的科技犯罪。这类犯罪主要是为达到欺诈目的倒卖技术合同和订立假技术合同。

7.其他科技犯罪尤其是还未出现或发现的科技犯罪。如倒卖乃至偷割人体器官、“克隆”犯罪。

二、科技犯罪的原因

科技犯罪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客观原因

科技的发展常常使对科技自身的管理造成了困难，同时，科技部门的管理和对高科技成果的安全保护、保管均存在着问题。前者导致犯罪人钻管理工作的漏洞趁机犯罪，如我国发生在深圳的第一例计算机犯罪。后者常使犯罪人有机会对高科技成果实施盗窃等犯罪活动，甚至出现利用管理不善的高科技成果报复伤害他人。此外，科技部门的安全防范措施不得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的安全防范措施的不落实乃至安全技术的落后，亦是次类部门常发生案件的症结之一。

（二）主观原因

由于科技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巨大价值，以及利用科技手段所能获取的远胜于传统诈骗和盗窃手段所得的巨额利益，使一部分人乃至位居要职与肥缺的“白领”人士利令智昏，伸出罪恶之手。同时，科技犯罪的隐蔽性，高科技的难破译性，造成科技犯罪的被揭露程度极低，犯罪行为人因此具有极大的犯罪而不获致惩罚的侥幸心理，也正是因为这种心理，再加上高额的犯罪利润及其实际已带来过的实惠与甜头，所以

科技犯罪已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定将成为“朝阳犯罪”的主流。

（三）法律原因

科技犯罪是一个新型的犯罪，从这种极端的、消极的、反科技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关于科技发明、实验、应用、管理与安全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漏洞。同时也发现既有的法律法规及科技操作安全规范，形同虚设，这些都无疑有利于科技犯罪的生成，并或多或少地伴演着致罪因素的角色。此外，对于已经存在的科技犯罪，国家刑事法律如何揭露，如何打击与制裁罪犯，如何追究其刑事责任，则严重地存在着滞后的现象，即使是具有若干不合适宜的法律法规相参照，在执行与司法中又存在诸多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地方存在着从地方保护主义出发，只关注“经济效益”，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罚代刑，罚过放行的现象。此外，对于科技犯罪的侦察破案、检查起诉和定罪量刑的不足，并不完全是由于国家刑事司法机关的不用心、不努力，而更主要的是由于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缺乏较高层次的科技专门知识。如果此症得不到根治，由此造成的科技犯罪与刑罚处罚的必然性联系就很难建立起来，科技犯罪行为的侥幸心理则很难收敛，科技犯罪的生成空间仍然广阔。

三．科技犯罪的防治对策

（一）健全体制，加强管理，防微杜渐

首先，建立健全技术保密制度，防止科技秘密的泄露。科技领域的各部门、各机关、厂矿企业应建立严格的内部保密制度，制定内部的各项规章，实行岗位责任制，设立茂密的专门机构及其专职的保密人员。

其次，健全和完善对科技成果、文化艺术成果的管理、登记制度，加强社会防范措施。

再次，建立各项科技成果的应用、操作与管理制度，避免内部失控。

此外，应对核能、放射性物品、生物技术等，进行严格的科学管理，以防止破坏、被盗去用来犯罪。

（二）加强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守法意识，淡化乃至消蚀潜在犯罪行为人的犯罪心理

任何一种犯罪行为都是行为人去实施与完成的，防治犯罪的最直接措施是对人的控制与塑造。对科技犯罪的行为人主观方面的防治，除依赖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守法意识、道德意识提高的大环境改变外，更主要的是应使科技领域的科技人员和一切与此相关的工作人员的思想觉悟的提高。这就必须广泛开展政治思想教育，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不断提高本系统工作人员的政治觉悟、道德水准及法律意识。同时还应开展岗位教育、传统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责任心、防止工作草率、马虎等不负责的现象，防止和避免科技过失犯罪行为的发生。此外，必须杜绝贪污腐败等不正之风，纯洁队伍，防止内部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发生。

（三）加强科技犯罪的立法，防止执法不严，不断提高刑事司法机关打击与惩罚科技犯罪的能力。

与科技犯罪作斗争，刑事立法与司法是不可轻视的手段。从某方面而言，预防科技犯罪更主要的措施是刑事立法与司法立法的专门性预防。因而，科技犯罪的立法与刑事立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加强对科技犯罪的技术预防，使防治犯罪模式向“人机系统”转换

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及其出路 篇5

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及其出路

生态环境问题作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既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存在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只有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树立新的生态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生态环境资源得到合理和有效配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作 者：方世南 张伟平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021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年，卷(期)：20(5)分类号：B018关键词：生态环境资源 市场失灵 政府失灵 可持续发展战略

高职教师师范性缺失及其根源探析 篇6

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高职院校的变迁,高等教育教学评估,高职院校的管理以及高职教师现身感受等方面分析了高职院校教师师范性缺乏的原因;同时,根据高职院校的属性和现状,指出高职院校对教师的师范性的`迫切需要;最后,在分析高职院校师范性缺乏的同时,提出了如何提高高职教师教学水平和师范性的建议.

作 者：何杨勇 作者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室刊 名：中国高教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年，卷(期)：“”(3)分类号：G64 G71关键词：高职院校 师范性 教学水平

论犯罪的根源及其评价 篇7

作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的龙门石窟, 历经了自北魏始长达四百余年的雕凿, 其中包括北魏和唐代两个造像的高峰阶段。龙门石窟所在地洛阳, 既是北魏后期的首都, 又是大唐王朝的东都。龙门石窟这种得天独厚的历史地理条件, 使其成为皇家发愿造像最为集中的地方, 尤以唐高宗、武则天执政期间 (655—704年) 龙门石窟造像达到了全盛时期, 出自这一时期的窟龛造像, 占龙门造像总数近三分之二。从唐代佛教造像的表现题材来看, 大量的弥勒造像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试图分析此期弥勒佛的诸多造像特征, 并探讨当时的弥勒信仰状况以及这一现象与武则天政治之间的关系。

一、龙门石窟弥勒佛造像的基本特征

早期的弥勒造像形式, 主要有两种:其一为菩萨装, 头戴宝冠, 坐姿为交脚式, 呈说法相或思惟相;其二为佛装, 头梳发髻, 多为站姿或交脚坐姿, 施转法轮印或无畏印。由于交脚式样的坐姿佛像来源于中亚及新疆地区, 与中原汉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 加之弥勒信仰的转变, 大约在公元6世纪前半叶, 退出了中国佛教造像序列, 所以北朝晚期, 弥勒形象出现了一次大的变革。身着佛装的倚坐像取代交脚像而成为弥勒主要形象特征, 并一直延续到唐代以后。

相对于倚坐式弥勒佛, 交脚坐曾是龙门石窟弥勒菩萨的定式, 在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中弥勒造像也基本上是坐姿。在北魏迁都前的“平城时代”, 弥勒像多采交脚坐式, 着菩萨装, 戴宝冠, 上身袒裸, 佩项圈、璎珞、蛇形等饰物。在敦煌石窟中均位于上层阙型龛;云冈石窟中比比皆是这种交脚弥勒菩萨, 是极为重要的尊像。“石窟的本尊假使不是释迦牟尼, 就是交脚菩萨。”[1]龙门石窟中北朝的弥勒造像也以交脚式居多, 仅古阳洞就有50多尊。北魏迁都洛阳后, 汉化程度日深, 以皇室为主营造的龙门石窟北魏朝窟中, 交脚像依旧是重要题材。北魏后期, 弥勒菩萨像数量急速减少, 至隋唐基本消失, 到武则天时期的弥勒造像才再次增多, 并多以倚坐式弥勒佛形象呈现。

倚坐像弥勒在龙门石窟最早见于古阳洞本尊佛座北侧小龛中, 火烧洞北壁有两铺, 纪年铭最早为破窑两壁贞观十一年 (637年) 道国王母刘太妃造弥勒像龛;宾阳洞有麟德二年 (665年) 赴印使臣王玄策造弥勒像题铭, 尔后倚坐像成为唐代弥勒佛之固定形象, 并逐渐程式化。宾阳南洞、惠简洞及万佛洞中的倚坐像均有铭记, 来佐证倚坐式是唐代弥勒佛的定式, 这也是区别于其他尊像的最显著特点。

武则天时期的倚坐弥勒佛的服饰通常为褒衣博带式袈裟或通肩式袈裟, 轻薄贴体, 衣褶简洁清晰。面相方额广颐、眉清目秀。头饰有螺髻、波形发髻和磨光发髻。双臂曲肘, 自然放在大腿上, 印相多为一手施无畏印, 一手作抚膝状;或一手施无畏印, 一手施与愿印;也有一手抚膝, 一手持物上举。佛座有方座、须弥座和狮子座。就笔者统计, 龙门石窟中武则天时期弥勒造像除擂鼓台中洞、孔思议龛与极南洞中的弥勒佛着通肩式袈裟外, 其他龛中弥勒服饰均为褒衣博带式袈裟。极南洞正壁坐佛着通肩式袈裟, 颈部两侧翻出衣纹。弥勒佛着褒衣博带式袈裟, 佛衣领右襟搭右臂, 内着僧祗支, 胸前系带, 衣长及足、贴腿, 衣褶下垂, 衣摆齐整。

龙门武则天时期的弥勒佛像以褒衣博带式袈裟为多。褒衣博带, 《汉书》卷71《隽不疑传》载:“不疑……褒衣博带, 盛服至门上谒。”颜师古注:“褒, 衣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 广博之带也。”《晋书·五行志》曰:“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 风流相放, 舆台成俗。”《宋书·周朗传》曰:“凡一袖之大, 足断为两裙之长, 可分为二。”《颜氏家训》又曰:“梁朝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 大冠高履。”由此可见, 这种服装在当时的南朝上层男子中是相当流行的, 我们从龙门和巩县石窟中的《礼佛图》中就能看到很多身穿这种服装的贵族男子形象。这种中国特有的佛衣样式的形成得力于北魏孝文帝继位后推行的汉化政策和迁都洛阳之举。他制定礼乐制度, 仿效南朝建立士族制度, 并改革鲜卑旧俗, 采用汉姓, 同汉族人通婚, 改穿汉装等, 这种“褒衣博带式”佛衣样式是佛教造像民族化的典型代表。

二、武则天时期弥勒佛造像的独有特征

武则天时期, 龙门西山中有纪年的弥勒窟龛有咸亨四年 (673年) 惠简洞, 永隆元年 (680年) 处贞龛, 永隆元年 (680年) 杜因果龛, 文明元年 (683年) 赵奴子龛, 万岁通天元年 (696年) 孔思议龛, 无纪年的有双窑千佛洞、极南洞、摩崖三佛龛、古阳洞外崖壁上方新发现的三佛龛。在龙门东山的大万五佛洞 (擂鼓台中洞) 、看经寺崖顶的弥勒洞, 以及万佛沟北崖的三佛洞, 亦皆以倚坐的弥勒佛为本尊。

(一) “女性化”的弥勒佛造像

在佛教造像上, 初、盛唐时期, 突出地表现了乐观、入世以至世俗化的写实倾向, 这与当时流行的佛教经典有关, 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有社会经济发展所促成的对人间事物以及生活现实认识的进步, 使得人们的宗教观念已有了很大改变。在唐代佛教绘画中, 有描绘菩萨天女等形象是以美丽的妇女为“模特儿”而进行写生的种种传说。在佛教造像上也是如此, 这种女性化、世俗化倾向, 在唐·段成式的《寺塔记》中也有所描述:“造像梵相, 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 挺然丈夫相。自唐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貌, 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

唐代以丰腴为美, 所以当时的佛教造像面部丰润, 重颌广额, 已经由印度人的脸型转为中国人的脸型;人体造型也是如此, 丰满肥硕。那种自魏晋南北朝传承下来的缥缈的士大夫情怀, “令人懔懔, 若对神明”的气质和“秀骨清像”的艺术风格已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精神需求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丰硕饱满的美学模式。更重要的是人们不再追求那些神圣虚幻的东西, 转而开始肯定现实, 创造出反映真善美的形象。在弥勒造像的形象塑造方面, 工匠们融入了自己的理解与创造, 既然是慈爱的化身, 就应该具有温柔的特质, 因此印度弥勒造像中健壮、刚猛的男性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减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柔和婉的女性气质——这一点跟我国古代观音菩萨造像的变化有些相似, 只是没有走到将它改变性别的极至。

武则天时期的惠简洞便是弥勒佛女性化特质流露的代表。惠简洞位于万佛洞南侧, 是一个敞口形的中型洞窟, 高4.25米, 宽3.50米, 进深2.70米。惠简洞是咸亨四年 (673年) 西京法海寺惠简法师所造的皇家洞窟。窟内造弥勒九尊像。本尊是倚坐的弥勒, 高3.10米, 螺形发髻, 着褒衣博带式袈裟, 轻薄贴体, 衣褶简洁清晰。双臂曲肘, 自然放在大腿上, 右手掌抚右膝, 左手残毁。圆形头光, 背光作靠背状, 浮雕呈几何纹饰。面部丰满圆润, 嘴角微翘, 似呈微笑状;眉修长, 双目宁静含蓄, 一种慈祥而温柔的面目表情表露无疑, 女性的气质极其突出, 令人觉得可敬可亲、雍容大度。惠简洞南壁靠近洞口处, 有一则造像题记:“大唐咸亨四年 (673年) 十一月七日, 西京法海寺僧惠简, 奉为皇帝、皇后、太子、周王, 敬造弥勒像一龛、二菩萨、神王等, 并德成就, 伏愿皇帝圣花无穷, 殿下诸王, 福延万代。”由这则题记可知, 这是长安法海寺主惠简法师将弥勒佛的相貌女性化是为迎合武则天, 为她当女皇帝制造宗教神学预言的。

武则天于永徽六年 (655年) 立为皇后步入政坛, 虽然此时的武则天已实际掌握了政权, 但她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一个女皇专制的封建政体。武则天熟读儒家经典, 深悉儒家的教法和礼义, 她深知一位妇女要在政治上取得特殊地位, 在儒家经典中不仅找不到合理的纲常依据, 而且还要遭到儒家传统伦理的非议。因此, 她不得不转而求助于佛教来申明政治上所享受的特殊地位的合理性。佛教为外来宗教, 自东汉传播以来至盛唐时期, 在中国社会已具有广泛影响, 利用佛教作为舆论工具足以赢得社会各界的共鸣与支持。宫大中先生的研究即指出了这一点:“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并逐渐参与朝政以及武则天执政时期, 龙门的弥勒造像出现空前绝后的盛况。”除了弥勒造像的激增以外, “女性化的佛像也层出不穷。”[2]弥勒佛像的女性化, 无疑是依据武则天的形象加以美化塑造而成的, 这和云冈北魏昙曜五窟依据帝王相貌来塑佛像一样, 强调“皇帝即如来”的观念。也就是说, 武则天不仅以弥勒自居, 还要百姓如同信奉弥勒一般地信仰她自己。

(二) 新创弥勒造像组合

在武则天时期的弥勒造像龛中有二例造像组合较为特殊, 其一为摩崖三佛龛。佛教艺术中的三世佛造像是一古老题材, 也是中国佛教艺术中主要表现题材之一。三世, 就纵向的时间上说, 指过去、现在、未来三者时间上的相续, 也作前世、现世、来世。通常的三世佛题材是指过去世燃灯佛, 居于左侧;现在世释迦牟尼佛, 居于中间;未来世弥勒佛, 居于右侧。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 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古阳洞、宾阳中洞, 都是典型的三世佛造像窟, 皆以三世佛为主像, 主尊为现在世释迦。在龙门摩崖三佛龛中, 中尊为倚坐的弥勒佛, 左右两侧有二结跏趺坐佛。三世佛之间不是二弟子立侍, 而有可能是二佛侍立了。弥勒佛右侧弟子残无, 左侧弟子不是光头, 而是有发髻的, 就是佐证。至于两侧坐佛外侧的立侍, 仅开凿出胚胎, 就其轮廓看, 有可能是二菩萨。一般情况在佛像两侧胁侍的, 应是弟子像或菩萨像, 而龙门摩崖三佛龛为了突出弥勒佛的地位, 在其两侧胁侍的, 却是两尊佛像。此种以倚坐佛和二跏趺坐佛为主尊, 立佛为胁侍的群像组合, 明显的是在突显弥勒佛的特殊地位, 这种造像组合形式在国内石窟中罕见。此龛之雕凿为武则天当政时期, 作此表现, 应在呼应自称弥勒下生, 位居人尊之崇高地位的武则天。

另一特殊造像组合为双窑, 北洞本尊为释迦牟尼, 南洞为千佛题材, 后壁本尊为弥勒佛。通常在佛教造像中二佛并坐多表现为释迦、多宝二佛, 由此可知双窑的营造旨在将弥勒与释迦信仰相提并论, 而这与同时期朝野中的“二圣”崇拜遥相呼应、意味深长。据《资治通鉴》卷220中记载, 麟德元年 (664年) , “自是上每视事, 则后垂帘于后, 政无大小, 皆与闻之, 天下大权, 悉归中宫, 黜陟杀生, 决于其口, 天子拱手而已, 中外谓之二圣。”据史书记载, 高宗不仅懦弱寡断, 而且身体不好, “高宗自显突年以后, 因多苦风疾, 百司有奏, 皆和武后详决”[3]。唐高宗咸亨五年 (674年) 八月, “皇帝称天皇, 皇后称天后”, 武则天与高宗并称“二圣”, 与皇帝无异。在大量的宗教舆论与皇家工程的带动下, 广大的佛教信徒也极力效仿, 不仅推崇弥勒信仰, 更在题记中将武后与高宗相提并论, 歌功颂德。由此可见高宗晚期武则天已在广大佛教信徒中获得了颇高的声望。

载初元年 (689年) , 武则天指使白马寺僧徒“薛怀义与法明等撰《大云经》, 陈符命, 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 当代唐为阎浮提 (人世间) 主, 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 ……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 寺各藏一本, 令升高座讲说。”[4]欲令天下百姓皆以武周政权代唐而立一事, 乃佛亲口授记, 是上应天意, 是正当合理的。除《大云经》外, 武则天时期还曾译出新版《宝雨经》。该经南北朝时的两个译本, 名曰《宝云经》、《大乘宝云经》。新版《宝云经》中多了一段经文:“尔时东方有一天子, 名日月光, 乘五身云来诣佛所。……佛告天曰……‘我涅后, 最后时分, 第四五百年中法欲灭时, 汝于此赡部州东北摩诃支那国位居阿跋致, 实是菩萨, 故现女身, 为自在主。经于多岁, 正法治化, 养育众生犹如赤子’”。这段为武则天称帝造舆论的经文, 使武则天如获至宝, 经文实为武则天的嬖臣薛怀义编纂, 旨在为武则天称帝制造神学预言。由于武则天即天子位, 握有生杀大权, 朝臣或者惧身罹祸, 或者媚主求荣, 也常以则天比之弥勒。

武则天登基后还多次为自己加封与佛教有关的尊号。天授元年 (690年) 武则天“以唐为周”, “上尊号曰圣神皇帝”;长寿二年 (693年) 九月, 加号“金轮圣神皇帝”;延载元年 (694年) 五月, 加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至证圣元年 (695年) 一月又加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慈氏”即指弥勒;九月加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武则天如此不断加封自己金轮圣王的称号, 同时以弥勒与轮王的身份自居, 鲜明地凸显出佛教信仰在其政治生涯中赋有特殊之功用。

(三) 形体比例上的不同面貌

武则天时期龙门石窟中的弥勒佛像较前期的弥勒造像高大。龙门北魏时期的弥勒菩萨造像如龙门西山中部魏字洞与破窑之间的崖壁上的交脚弥勒像龛, 龛高2.32米, 宽1.56米, 弥勒菩萨高0.90米;古阳洞太和十九年 (495年) 的尉迟龛, 龛高1.40米, 宽1.10米, 进深0.21米, 主尊交脚弥勒菩萨高1.00米。而武则天时期的惠简洞高4.25米, 宽3.50米, 进深2.70米, 本尊弥勒佛高3.10米;摩崖三佛龛高7.30米, 宽16.85米, 进深8米, 主佛弥勒像, 高5.90米。

佛教认为, 在人心向善的世代, 人们都长得高大, 寿命也长;十恶泛滥时, 人便长得矮小而短寿。当弥勒下生时, “人寿四万八千岁” (女子到五百岁才出嫁) , 大地平坦, 树上生衣, 庄稼一种七收。由于世上人人向善, 崇敬佛法, 所以自然界对人也特别优厚, 这在习惯了伦理本位与天人感应观念的中国人, 是很容易接受的。他们相信未来的人类是高大的, 本来就超绝常人的佛当然就更雄伟无比了。大, 是对宗教含义的形象化表现, 是对六朝传统的继承, 也是唐人在艺术上所崇尚的风格取向。在体魄巨大而面容慈和的主尊面前, 你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但那是一种谦和的而非胆怯的渺小, 不是由于害怕、惊惧, 而是从心甘情愿的程度上捐弃自我, 皈依于大法。

在中国为弥勒造大像当始于南北朝而盛于唐。这有两个特殊的原因:一个来自政治上, 武则天自称弥勒下世;另一个来自佛教界本身。鸠摩罗什译《弥勒下生成佛经》叙弥勒下生时的形象:身紫金色, 三十二相, 众生视之无有厌足, 身力无量不可思议, 光明照耀无所障碍, 日月火珠都不复现, 身长千尺胸广三十丈, 面长十二丈四尺, 身体具足端正无比。当然, 大像之热的兴起, 最主要的原因仍得属于大唐帝国的世代风气。

武则天时期龙门石窟中的弥勒佛像在比例尺度上的另一个特点即是皆头大, 下半身矮小, 几乎无臀部, 大腿短且细, 比例失调。这一特征与同为倚坐式的优填王像十分相似。龙门石窟中的优填王倚坐像出现于唐, 武则天后即逐渐消失。优填王像集中分布于龙门石窟西山北部宾阳三洞、敬善寺至摩崖三佛龛一带, 西山中部万佛洞内有二龛, 赵客师洞与破窑之间上方崖壁有一龛, 总共约有六十尊左右。关于优填王像的来历, 宫大中先生推测与玄奘三藏法师从印度取经归来带回的粉本有关。优填王是释迦同时代的一个国王, 他非常思念释迦, 所以他派工匠做了释迦牟尼像, 俗称优填王像, 就是优填王派人做的释迦牟尼像。这些优填王像的形象千篇一律, 外貌程式化, 皆颈短体胖, “肉髻高如山顶”, “方额广颐”, 面平略方, 两耳重垂, 闭目冥想, 鼻直而高, 口较小而嘴角微陷, 两肩齐亭而较宽厚, 头部、躯体与双腿保持垂直, 两腿下垂倚坐于方形台座上, 跣足踏在莲台上。武则天时期弥勒佛像在造型样式上一定程度受到优填王造像的影响。

三、武则天时期弥勒信仰兴盛的原因

弥勒净土信仰始倡为道安法师, 弥勒净土信仰的普及得力于法护《弥勒大成佛经》 (又名《弥勒下生经》) 、罗什《弥勒大成佛经》、沮渠京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三部译经的流布, 使弥勒净土思想得到较为完整的介绍。弥勒净土信仰早期流布弘传的主要地域有河北、河南、山西、四川、陕西、江苏等地。从现存的佛教遗迹看, 我国东汉末年就开始出现弥勒的形象, 在我国现存的大量佛教造像艺术中, 有关弥勒的题材占了很大一部分。弥勒造像由印度传入我国以后, 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兴盛 (根据现存实物资料来看) , 这个盛况一直持续到了唐代。

我国为什么会掀起一股弥勒造像的热潮呢?这还得从弥勒信仰能带给人们的好处说起。《法苑珠林》“弥勒部·业因”条中说:“我 (释迦牟尼) 灭度后, 四众八部, 闻名礼拜, 命终往生兜率天中, 若有男女犯诸禁戒, 造众恶业, 闻是菩萨大悲名字, 五体投地, 诚心悔一切恶业, 速得清净。”[5]《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中也说:“未来世中, 诸众生等, 闻是菩萨大悲名称, 造立形象, 香花衣服, 缯盖幢幡, 礼拜系念, 此人命欲终时, 弥勒菩萨放眉间白毫大人相光, 与天子雨曼陀罗花, 来迎此人, 此人须臾即得往生。”[6]都是说弥勒做补处菩萨时供养他的好处, 正是在此说的基础上才产生了大量的弥勒菩萨造像。

除了把弥勒作为补处菩萨供养获得益处之外, 把弥勒作为未来佛供养, 好处也是极大的。《法灭尽经》中说, “弥勒下世间作佛, 天下太平, 毒气消除, 雨润和适, 五谷滋茂, 树木长大。人长八丈, 皆寿八万四千岁, 众生得度, 不可称计。”[7]《弥勒下生成佛经》中亦记载弥勒下生之后的美好景象:“人常慈心, 恭敬和顺, 雪泽随时, 谷稼滋茂, 不生草秽。一种七获, 用功甚少, 所收甚多, 食之香美, 气力充实。”[8]

按照佛教的说法, 弥勒现在还是个菩萨, 将来必定成佛 (即未来佛) , 他是释迦牟尼佛的既定接班人, 所以, 弥勒就被希望有新主降生的社会阶层所喜爱和推崇。因此, 而在高宗的中晚期, 龙门石窟出现了众多弥勒像, 其意义已经十分明显。武则天时期的弥勒造像是以《弥勒下生经》的内容为依据的, 这就直白地表现出希望新主降临的思想。武则天宣扬自己是弥勒转世, 为登基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宗教外衣, 而此时的弥勒信仰较武氏前期出现了顿然上升的势头, 不能不说是武则天绝好地利用宗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朱刚.中土造像源流及艺术阐述.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3 (4)

[2]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329页

[3][4]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

[5][6][7]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116-117页、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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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

[2]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3

[3]龙门石窟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论文选.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

[4]龙门石窟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选.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3

[5]龙门石窟研究院.龙门石窟一千五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6

[6]项一峰.中国早期弥勒信仰及其造型艺术.敦煌学辑刊, 2002 (1)

论犯罪的根源及其评价 篇8

关键词：女性性犯罪；动因；教育矫治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1-0080-02

长期以来，人们对性犯罪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男性性犯罪上，将男性视为性犯罪的唯一实施者。事实上，性犯罪的主体并不仅仅局限于男性，女性也可以成为性犯罪实施的主体。近年来，女性实施的性犯罪行为不断增加，在各种女性犯罪中所占比例达65%，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引起了人们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此，如何预防和矫治女性性犯罪已成为当今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女性性犯罪的概念及特点解析

1.女性性犯罪的概念。对于女性性犯罪的概念。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学者纷纷给出不同的解释。有学者认为，女性性犯罪是指女性以色相、肉体等性诱惑手段，进行违法犯罪的社会行为。还有学者认为，女性性犯罪是指以非法性行为、性侵害、性淫乱为特征的触犯刑律的行为。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对女性性犯罪作出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如，没有概括指出女性性犯罪全部内涵，尤其是性犯罪的侵害客体。笔者认为，女性性犯罪是指女性实施的侵害他人的性权利和性健康，有伤社会风化的违法犯罪活动，主要包括：强奸、卖淫、聚众淫乱、故意传播性病、乱伦、性侵犯、性贿赂等，其中卖淫、性贿赂等是典型的兼具犯罪性与受害性两重特征的犯罪。

2.女性性犯罪的特点。与一般的女性犯罪行为相比，女性性犯罪具有如下特点：（1）阶段性。女性实施性犯罪行为与其年龄大小息息相关。一般而言，实施此类犯罪的女性大多数在年轻貌美阶段，在她们的年龄达到一定界限后一般会自动终止其犯罪行为。据“性文明”调查资料分析，女性性犯罪者低龄女性占据很高比例，在“性文明”调查的2136例性犯罪者中，25岁以下女性占女性总数的74.1%，20岁以下的占41.1%。（2）流动性。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女性犯罪空间扩大。如，在女性卖淫犯罪中，许多女性并非在自己的家乡卖淫，而是到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进行卖淫活动，在一个城市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再流动到另一个城市或地区。这种游击犯罪方式加大了控制犯罪的难度。（3）隐蔽性。性犯罪迄今为止都是为大众所鄙视、斥责和法律禁止的一种丑恶现象。因此，许多女性在从事性犯罪时普遍采取隐蔽的方式，主要表现在犯罪地点隐蔽、犯罪时间隐蔽、犯罪形式隐蔽、犯罪身份隐蔽等，因此难以被揭露。

二、女性性犯罪的动因剖析

1.自我需求的畸形发展。一般而言，性犯罪女性的需要类型主要有两种：一是对金钱财物的占有需要恶性膨胀，二是性欲的畸形发展。畸形的物质欲女性往往具有爱美、爱虚荣的特点，以及以吃喝玩乐为目的的腐朽人生观。在高消费极度渲染的社会环境下，女性对物质的占有欲望膨胀，期望过上奢侈的物质生活。在凭借自身条件和自身努力，通过合法途径不能满足其畸形物质需求时，部分女性不惜以出卖身体或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等行为换取财物。而这种通过出卖肉体获取物质财富方式的便捷，又会反过来强化她们对金钱物质的贪婪欲求心理。畸形的性欲女性往往是在歪曲的性意识指导下满足异常的性欲需求。她们过分夸大性的意义，追求所谓的性自由、性解放，认为性爱是随心所欲的行为，两性之间的关系不受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的约束。在这种畸形的生理、心理作用下，为了满足超常性欲而去找男性发泄欲念或以同性为对象来满足其性欲。

2.性心理异常。主要表现为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恋爱观、贞操观及性意识偏离等。她们的人生观就是及时行乐。在价值观方面，她们认为性买卖是等价交换的买卖，甚至认为是不损害自己的无本买卖，把性关系作为谋取金钱的手段和工具。在恋爱观方面，她们简单地把“性爱”和“性关系”等同起来，认为“性欲”的实践就是“性爱”，把性欲自由与社会责任分离开来，单纯地追求性乐趣、性自由。还有的性犯罪女性对贞操不屑一顾，性行为随便且任意。其性意识偏离主要表现在过分地夸大性的意义，把性爱降低到生理需求的水平，把性的满足看成是一种自我满足，无视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在这种异常的性爱心理驱使之下，她们开始性犯罪活动，而这些性犯罪活动又强化了她们的异常性爱心理，致使性犯罪活动越演越烈。

3.性心理逆变。有些女性由于曾被人强奸、诱奸，或在恋爱过程中“失身”又被抛弃，或结婚后丈夫生活不检点或遭遗弃，身心受到重创，对真爱失去信心，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出现了一种反常心理状态，这种反常心理直接导致她们性爱观的逆变，促使她们向性犯罪女性转变。同一般女性性犯罪相比，女性性逆变后所从事的性犯罪行为具有更加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女性所实施的性犯罪行为带有很强烈的性报复色彩，进行性犯罪活动一般更主动、更疯狂，腐蚀性、传染性、反复性更强。

三、女性性犯罪的教育矫治路径

1.健全预防监控机制是重点。首先，健全防范处理机制。对那些好逸恶劳或追求奢侈享受、妄图牟取非法利益的犯罪分子，要严惩不贷，使那些在犯罪边缘上的女性能悬崖勒马，也使有犯罪苗头和迹象的女性有所畏惧而望而却步，从而达到警醒和预防之效果。其次，建立监控机制。女性在开始性犯罪前，有一个潜伏期。要抓住这个时期，加强对女性性犯罪的各种监控，把这种苗头控制在萌芽阶段。加强对女性性犯罪的数量、类型、手段、对象、思想等的变化趋势进行评估、预测和监控。建立女性性犯罪人整体的、动态的资料信息中心，制订各种应对措施。再次，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对宾馆、饭店、舞厅等重点场所的监控。充分发挥妇联、工会组织的作用，对外来女性开展多形式、多方位的教育服务，从而达到遏制与减少女性犯罪的目的。另外，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多开展有意义的文娱活动，鼓励女性参加，提高自身素质，主动抵制社会的不良风气。最后，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一是要在农村广泛宣传女性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大力普及义务教育，积极保障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二是要做好女性维权工作，采取法律宣传、咨询、授课等方式进行有益的女性犯罪预防工作。三是消除女性性犯罪的社会经济土壤。缩小贫富差距，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和资源，在女性就业和工资待遇问题上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权利，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多办法来解决她们的就业问题，合理保护女性弱势群体的物质利益。

2.強化社会控制手段是关键。社会控制是社会组织系统运用社会规范及与之相应的手段，对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及其价值观进行指导和约束，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控制的过程。一要加强社会控制手段。通过舆论、宣传、教育等措施，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调节和控制超常的、不良的需求结构，遏制女性无止境的个人需求，培养她们高尚的道德情操，适时进行性教育，使其形成正确的性意识，教育她们自立、自强、自尊、自爱，防止走向犯罪的道路。二要加大社会控制力度。

3.完善综合治理机制是基础。首先，重视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帮扶作用。其次，各级妇联要充分利用女性对妇联组织的亲切感和信任感，充分发挥在保护女性权益方面的独特作用，定期开展培训活动，增加妇女的法律、心理健康、社会科学、劳动技能等方面的知识，用健康的思想和正确的方法，积极引导广大妇女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社会关系，努力防止、遏制和减少女性性犯罪的发生。再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预防女性犯罪中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特别是应当从源头上控制女性犯罪的增长，防止卖淫、吸毒和艾滋病等性病的传播和漫延。要从重从严从快打击性犯罪，做到日常打击和阶段性打击密切结合，彻底消除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最后，各级党委、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把打击、预防女性犯罪活动摆上议事日程，齐抓共管，各负其责，实行综合治理。通过社会各方面的紧密配合、共同参与预防女性犯罪的社区管理和帮教网络，建立健全社区监控和跟踪帮教改造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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