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钱犯罪及其对策

2024-07-21

洗钱犯罪及其对策(精选6篇)

洗钱犯罪及其对策 篇1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洗钱犯罪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我国同样面临境内外日益猖獗的洗钱犯罪。如何能进一步控制、打击洗钱犯罪呢?笔者通过分析洗钱犯罪的特征,研究我国洗钱犯罪的现状,试图针对洗钱犯罪提出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和手段,达到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的目的,保证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

一、洗钱犯罪概述

1、洗钱犯罪的定义

我国刑法将洗钱犯罪定义为:明知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以各种方法掩饰、隐瞒其来源与性质的行为。

2、洗钱犯罪的特征

第一,洗钱犯罪具有跨国性。洗钱犯罪往往涉及一个以上的国家,为了成功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洗钱者通常希望利用他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进行洗钱活动。洗钱主体往往分布在一个以上的国家,甚至形成一个集团,在不同的国家共同进行洗钱活动。洗钱分子所隐瞒或掩饰的犯罪收益往往在一个以上的国家流动,特别是从犯罪收益的来源国流到其他国家。第二,犯罪方式具有复杂性。要实现大规模的跨国洗钱活动,非法收益的迅速转移,避免被各国司法机关查获。需要利用国际金融系统并了解这个系统的金融从业人员,改变犯罪收益的原有形式,消除可能成为证据的痕迹,使犯罪收益与合法收益融为一体。这就迫使洗钱者采取复杂的手段,经过种种中间形态,在放置、培植和融合三个基本过程中采取多种资金运作方式,从而达到使之表面合法化的目的。第三,洗钱犯罪社会危害性严重。洗钱犯罪区别于他罪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无直接的受害人,所以其行为本身不会引起社会成员的注意。但是,“洗钱犯罪的危害是巨大的:首先逃避国家控制,扭曲资源配置;其次消除洗钱障碍,腐蚀职业操守;最后获取高额利益,操控金融机构,破坏金融机构”。

3、洗钱犯罪的危害

首先,破坏经济体系的稳定,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洗钱犯罪分子会在某一个行业进行投资,一旦获利,就会迅速地把资金撤回。这样,巨额资金的转入和输出导致了这些行业的动荡。其次,滋生腐败,妨碍司法公正。洗钱犯罪分子常常会利诱、拉拢政府官员或银行职员充当内应,从而会导致贿赂横行、官员腐败,危及社会管理与政治统治。第三,损害银行业,危害金融系统的安全。危害银行经营的稳健和声誉。第四,助长新的违法犯罪。有相当一部分被“清洗”过后的赃钱,重新投入犯罪活动中去,从而使犯罪分子的能量不断增大,犯罪的危害后果不断升级。

二、我国洗钱犯罪的现状

第一,我国洗钱规模扩大化。随着加入世贸,我国与世界联系日益密切。境外的犯罪团伙也已开始利用我国的金融系统进行洗钱活动。许多境外身份不明的金融机构,主动提出与国内的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活动,并且开具的交易条件十分优厚,更有甚者明目张胆地提出洗钱的目的。国内有些金融机构为了部门利益,为犯罪分子提供洗钱的机会,使得洗钱犯罪活动在我国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第二,洗钱方式多样化。随着网络银行的兴起,电子支付信息加快了资金运转的速度,但它在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的同时,也为非法洗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正因网络银行的出现,使得以电子方式进入银行账户可以超越国界,这就不可避免这些资金转移手段与洗钱犯罪联系在一起。

第三,由金融机构向非金融机构扩展。最初的洗钱渠道主要是金融机构,但就现在的趋势看,洗钱渠道不断向其他非金融机构扩展。利用非金融机构进行资金转移,除了进行国际贸易外,还包括赌场和开办第三产业,此外,购置不动产后再次转卖,也是一种新兴的洗钱手段。随着金融机构和其他各种非金融机构的增多,洗钱的手段也越来越复杂、愈加专业化和智能化,几乎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

三、反洗钱犯罪的对策及其建议

1、建立健全控制洗钱犯罪的组织体系

控制洗钱犯罪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协调与配合。我们应建立一个包括税务部门、金融系统、海关、财政部门以及司法部门在内的控制洗钱犯罪的网状体系。例如:建立中国反洗钱联席会议制度,由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财政部、司法部、外交部、海关总署、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行政部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司法机构参加。其主要职责:组织、讨论研究和制定反洗钱的政策战略;负责反洗钱工作的统一协调;指导金融情报部门的工作,交流反洗钱的情报和经验等等。再如:我们可以借鉴国外模式设立金融情报机构,将其设立于央行,赋予其相对的独立性,负责收集和汇总洗钱信息,运用专业知识分析处理,组织协调金融监管部门调查可疑金融交易;向公安机关报告犯罪嫌疑情况;负责对外数据、信息的交流等。

2、建立健全洗钱犯罪的法律法制框架

第一,完善控制洗钱的刑事立法。可以考虑追究金融机构等负有反洗钱义务的单位或个人未妥善履行义务行为的刑事责任。同时,制定完善银行保密法、现金交易法、外汇管理法;修订商业银行法、海关法等,使之在银行保密制度方面、责任承担以及调查取证方面与《反洗钱法》一致。第二,由国务院颁布控制洗钱犯罪方面的行政法规,以规范统一全国各地方、各部门、各方面的反洗钱工作。第三,由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其他有关监管部门制定对控制洗钱犯罪的政策指引,完善与洗钱有关的金融规章制度或行业指导规范。

3、加强反洗钱人员队伍建设

应以领导班子建设和高级专家队伍建设为突破点,逐渐形成以优秀领导干部和高级专家为主体的高层次人才队伍,通过充分发挥这些人员的模范作用和示范作用,带动人才队伍整体建设。加强反洗钱侦查人员的培训,要着重加强金融会计、监管等部门工作人员的反洗钱专业知识培训,尽快培养出一支熟悉我国反洗钱工作特点和规律的人员队伍。

4、加大反洗钱的宣传教育力度

树立全民反洗钱的法律意识,是反洗钱的前提。当前,不仅普通公民即使国家公务员、甚至很多司法部门和相关机关的工作人员对反对洗钱犯罪活动知之甚少,因此,要结合普法教育,在全民中普及有关洗钱犯罪的法律知识。通过加强宣传教育,让全社会对洗钱和反洗钱的概念有所认识,对国内外洗钱活动和反洗钱行动的重要性及紧迫性提高认识。使金融机构、社会中介机构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意识到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洗钱活动的危害,认识到预防这种危害的重要性,改善反洗钱的社会环境。

四、结论

洗钱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洗钱不仅为司法部门调查和检控犯罪设置了障碍,而且还容易引发其他多种犯罪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应当清醒的认识到洗钱犯罪的危害,加大力度打击以及防范,降低洗钱犯罪的犯罪率。降低了洗钱犯罪的犯罪率,便能间接的降低其他上游犯罪的发生,为社会营造一个干净、安稳的环境。

参考文献

[1]韩德培.跨国洗钱的法律控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2]严立新,张震.反洗钱基础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王政光.浅析洗钱犯罪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7(3).

洗钱犯罪及其对策 篇2

现代洗钱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等地犯罪集团为掩盖非法所得, 特为顾客提供投币洗衣服务, 并将非法收入混入洗衣收入中一并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 税后利润就隐藏为合法收入。目前, 不同的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均从不同的角度对洗钱进行定义。

(1)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洗钱的定义: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可能将资金从一账户向另一帐户转移, 以掩盖款项的真实来源和受益所有权的关系, 或者利用金融系统提供的资金保管服务存放款项。

(2) 金融特别工作小组 (FATF) 洗钱的定义:凡隐匿或掩饰因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物的真实性质、来源、地点、流向及转移或协助任何与非法活动有关系的人员归避法律应负责任者, 均属于洗钱行为。

(3) 美国对洗钱的定义:明知一项金融交易涉及的财产属于非法, 但仍然进行或企图进行涉及法定非法活动所得交易。

(4) 中国台湾地区对洗钱的定义:①掩饰或隐匿因自己或他人重大犯罪所得物或财产上利益者;②收受搬运、寄藏或购买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财物或财产上利益者。

虽然定义各有不同, 但洗钱一般都有以下三个过程:

(1) 放置 (Placement) 阶段。为了切断资金与产生资金的犯罪之间的直接联系, 而将犯罪收益进入清洗的过程。一般是分期分批将非法所得通过购买保险、有权证券、存款、电汇等途径存入银行或者其它金融机构。

(2) 离析 (Laying) 阶段。为使资金踪迹模糊以阻止追踪, 利用银行结算服务、贸易、参与商业性质的活动来离析洗钱犯罪收益。即利用不同账户之间进行频繁的转账、提取现金、投资、汇款, 甚至跨国资金转移来掩盖金钱的真实来源。

(3) 融合 (Integration) 阶段。一旦资金来源不被发现, 洗钱者就将已清洗过的赃款通过化整为零。分期分批转移特定的组织或个账户, 再以合法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 以获得更高的合法收入

从洗钱活动看, 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 目的:使收益合法化。

(2) 组织:严密的组织性、隐蔽性。

(3) 手段:专业性和技术性。

(4) 洗钱活动具为极强的国际性。

2 中国洗钱犯罪的现状、主要形式及危害

(1) 中国洗钱活动日益猖獗。据统计, 2004年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涉案金额达700多亿人民币。保守估计, 国有资产每天流失1亿元之多, 这些流失的资产通过各种洗钱方式转移到境外, 进而化成了部分人的合法财产。

(2) 中国洗钱犯罪的形式日益多样化、隐蔽化和专业化。①利用地下钱庄。将黑钱以人民币直接交给地下钱庄, 由其按外汇牌价折成外币在境外支付并转移至指定账户。②成立空壳公司。犯罪分子通过开设现金密集的行业, 如餐馆、赌场、银楼等营业机构作为掩护的“前台”屏幕, 由纳税环节将黑钱洗净成经营所得的合法收入。③以外资形式流入。一些境外犯罪集团或黑社会组织借中国在大量引进外资之际, 利用犯罪赃款进行投资, 再以盈利的形式汇出境外。④借用专业人员。律师、会计师、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等熟悉国内外复杂的金融制度和法律制度, 洗钱者往往利用这些专业人员所提供的“帮助”顺利完成洗钱活动。⑤外币兑换。利用外币兑换无需保留辨别顾客的记录的有利条件, 避开传统的银行动作方式进而达到洗钱的目的。⑥进出口贸易。通过进出口贸易的价差, 高价进口, 低价出口, 把差额留在境外的个人账户上。⑦货币走私。货币走私不会留下任何交易记录, 被查出的风险相对较低, 而一旦成功便可清洗走私货币的不法来源。

(3) 洗钱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不断凸显。①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洗钱行为导致中国财富大量流失, 资金单向外流。而且, 洗钱扭曲了正常的市场关系, 使大量合法资源用于非法活动, 损害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干扰国家宏观调控。②破坏社会的稳定, 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非法所得转变为合法财产后, 刺激行为人进一步犯罪的欲望, 提高了再犯罪的能力。同样, 当国外的洗钱者向中国输入脏款的同时也输入了一些非法活动, 阻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③动摇社会信用, 为金融危机埋下祸根。金融机构是洗钱犯罪活动利用的主渠道, 而信誉是支撑金融机构正常运转的根本。一旦金融机构涉嫌洗钱, 社会公众就会对其金融职业操守产生怀疑。洗钱的资金转移脱离了一般商品交易, 而只与洗钱的需求有关, 很可能成为信用危机的导火线。④影响国家形象。洗钱已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 侵蚀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破坏国家声誉。⑤影响中国外汇储备。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情况下, 赃款的流入和外逃都有会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多面的影响, 洗钱活动也是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间接加大了央行在货币市场上的对冲操作成本, 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对中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推波助澜。⑥影响了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 阻碍央行货币政策有效实施。央行多次加息都无法取得预期成效, 这其中难逃非法资金通过洗钱活动进而影响货币的供求均衡。

3 中国在反洗钱金融监管中的问题

(1) 金融机构反洗钱的力度和深度不够。银行未能处理好反洗钱义务与业务经营的关系。个别金融机构超范围“揽存”, 存款不问来源、不限金额、交易不看对象, 在利益驱动下对现金存取采取极为宽松的制度。重视存款规模的增长, 忽视对客户交易行为的监管。在现行政绩考核的体制下, 地方政府对外来资金以种种优惠, 对可疑资金的流动不愿主动管制, 并为反洗钱设置障碍。同时, 监管部门处在地方政府的直接领导下, 无法有效地打击洗钱犯罪。

(2) 对反洗钱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洗钱者利用银行进行现金交易、离岸业务、汇率兑换等将非法所得合法化, 银行已成为整个“洗钱链条”中的重要环节。而一些金融机构认为政府将反洗钱交给央行, 基层金融机构只要从事法律允许的具体业务, 与反洗钱无关。尤其是银行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后, 有些金融机构并末建立相关制度, 根本未真正开展反洗钱工作, 甚至认为反洗钱会造成大量客户流失。

(3) 缺乏专业的反洗钱人才。目前, 我国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反洗钱培训还未普遍深入。反洗钱“五型” (懂金融、懂法律、懂外语、懂会计、懂计算机) 人才难以到位。金融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偏低, 甄别可疑交易等能力不足, 且易被犯罪分子利用。

(4) 反洗钱的监管范围过于狭窄。我国目前反洗钱工作重点仍然是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上, 对于证券、彩票等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管还未做好充分准备。事实上, 房地产、证券期货、律师、彩票等特定非金融机构也是洗钱“隐患区”。同样, 央行对反洗钱的监管也未落实到外汇储备领域。

(5) 反洗钱协调机制还未真正“协调”。我国已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牵头, 23个部委参与的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但各部门职能的交叉或缺失, 相互间协作力度, 信息的沟通和共享上都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还未能够做到协调配合。

(6) 反洗钱的信息收集与分析工作存在漏洞。由于银行怕被处罚而大量上报可疑交易, 国内每月可疑交易的总数已达到7万份, 庞大数据没有经过筛选, 反易掩盖真正有价值的可疑报告。银行对客户的深入了解少, 个人存款实名制没有真正落实, 也造成隐患。

(7) 反洗钱手段落后。我国证券、彩票等非金融机构的资金监测游离于反洗钱监管之外, 但又与银行账户交易关系密切, 造成部分银行的资金交易无法得到有效监控和监测。且我国较少有银行能在技术上达到反洗钱与产品开发和流程优化相结合, 很少能采用国际大银行所惯用的智能手段。

4 打好中国反洗钱之战的对策

(1) 充分发挥反洗钱协调机制的积极作用。人行牵头建立了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和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工作协调机制。各部门应加强政策协调、执法合作、信息共享和交流。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指导全国的反洗钱工作, 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银行、证券、保险、外汇等金融监管部门的反洗钱职责, 减少重复监管, 避免盲区。

(2) 加大对反洗钱的资金监测, 强调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 (CAMLMAC) 的作用。

《反洗钱法》规定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设立反洗钱信息中心, 负责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分析。据《2006年中国反洗钱钱报告》显示, 2006年,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共接收全国银行类金融机构报道外汇可疑交易422.68万笔, 同比增长112.51%。反洗钱信息监测中心应当不断地进行有效整合, 提升对可疑交易报告的主动识别、分析和调查的能力。

(3) 参与反洗钱的国际合作。我国大量资金到国外而无法追回, 暴露出我国反洗钱国际合作的缺位。2004年, 中国作为创始国之一成立了欧亚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小组 (EAG) , 2007年6月, 中国成为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正式成员。但我国在反洗钱的国际合作上还应加强。唯有加强反洗钱的信息共享, 了解国际上洗钱的新手法和反洗钱的最新发展, 才能有效开展反洗钱的国际合作。

(4) 注重人才培养的同时, 提升全民反洗钱意识。要紧盯网络前沿技术, 电子支付、计算机、英语等方面的培训, 为增强打击跨境洗钱的水平, 还要注重培育与国际接轨的反洗钱人才, 实现反洗钱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同时, 国际反洗钱的实践表明, 整个社会反洗钱意识加强, 是有力打击反洗钱活动的重要基础。应充分运用新闻媒体, 普及反洗钱法律知识和控制、预防洗钱的方法, 提升全民的反洗钱意识。

(5) 加强制度建设, 强化金融机构的内控制度。根据《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 金融机构应制定以大额现金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和操作规范为核心的内控制度, 建立客户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 落实“了解你的客户” (KYC) 政策。健全内部各部门相互监督机制和防范洗钱风险责任制, 分工明确, 职责到位, 并还应将防洗钱作为业绩考核指标。

(6)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反洗钱激励机制。要改变我国目前反洗钱成本和收益不对称的现状, 增强金融机构参与反洗钱活动的积极性。对从事反洗钱优秀的金融机构给与市场准入、业务经营、再贷款方面的适当放宽政策, 或进行经济补偿或精神奖励。以分成形式给予协助国激励,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激励机制, 实现多方共赢。

参考文献

[1]舒畅.洗钱与我国的反洗钱体系[J].商场现代化, 2007, (17) .

[2]孙英隽.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业反洗钱机制选择[J].当代经济研究, 2007, (9) .

[3]王祝兴.中国反洗钱对策研究[J].经济师, 2006, (l) .

浅析洗钱犯罪的危害、现状及对策 篇3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参与国际竞争合作,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经济交往和联系发展迅速。国内的一些犯罪集团在向国外、境外渗透的同时,一些国外、境外的犯罪集团也乘机向我国渗透,跨境洗钱犯罪在我国逐步显现。具体行为有两类:一类是,国外、境外的犯罪集团和犯罪分子利用我国对境外资金的需求和金融监管制度、经验的欠缺,将境外犯罪活动的收益在我国进行清洗。近几年来,我国连续发生的国际走私、国际贩毒、国际诈骗等跨国有组织犯罪案件,几乎都带有十分明显的洗钱行为。据有关报道,现已发现的日本的“山口组”、英国的“中国龙”、美国的“福州飞龙帮”等黑社会组织开始向我国大肆渗透。他们除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活动外,还在黑龙江、江苏、辽宁、四川、北京等地也有立足点;另一类是,在我国境内从事走私犯罪、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处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活动的人员为隐瞒或掩饰这些犯罪收益而进行的跨境洗钱活动。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服务国际化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洗钱活动采取跨境洗钱的方式。目前,跨境洗钱形成3个趋势:一是专业化、专门化。以前洗钱只是属于盗窃抢劫等下游犯罪集团,现在上游 (贪、赌、毒、私) 和F游连成一气,实施有组织的集团犯罪。二是参与洗钱的人智能化。包括会计、律师等专业人员帮助犯罪分子做假账、提供“合法化”程序,等等。三是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开放其经济及金融领域,它们成为洗钱活动越来越看好的场所;加之,发达国家打击洗钱犯罪活动的法律措施比较完善,使洗钱活动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二、公安机关打击跨境洗钱犯罪现状

公安机关在打击洗钱犯罪,特别是跨境洗钱犯罪主要是因为存在“五难”,即立案难、侦查难、跨境查证难、国际司法协助难和处理难。

(一) 立案难

首先,由于缺乏可识别的受害者,群众报案少;其次,基层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报案少。在我国目前大多数的洗钱犯罪行为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来实现的。但是,由于监管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更多的是处于一种应付性、边缘性、形式性的被动型状态;最后,其他部门移交案件少。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由刑事综合侦查、海关走私犯罪侦查部门和检察院反贪污贿赂部负责,他们在侦查时很少考虑给洗钱者定罪,更不用说移交案件。

(二) 侦查难

洗钱犯罪案件的侦查具有相当的难度。首先,侦查途径选择难。尽管我国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了反洗钱局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其要大规模地发挥作用还尚需时日,无法建立像美国一样覆盖全社会的、系统的、现代化的情报信息机制。因此,由钱及人、由人及案的侦查途径目前来讲条件并不具备,更不用说取得理想效果。更何况有一部分洗钱犯罪并非通过金融机构而进行,有的甚至是通过地下钱庄来进行的。对此,金融机构就更难发现。其次,讯问难。跨境洗钱的犯罪嫌疑人大多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在洗钱的方式方法上往往会进行一定的选择以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

(三) 跨境查证难

跨境取证很容易出现取证难、认证难、追赃难。国内的犯罪嫌疑人潜逃到境外后,多用犯罪所得赃款在当地投资经营,与当地居民产生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或贿买了当地权贵,形成复杂的关系网和保护伞,因此,取证难。同时,基于国际司法协助和证据真实可靠性等因素的考虑,在境外取得的证据,在我国法院认可率低,认证也难。境外追赃更难,赃款多被犯罪嫌疑人用于购买居住、经营生产用地用房,形成固定资产,住当地很难处理变卖,即使变卖也严重贬值,挽回经济损失成效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四) 国际司法协助难

反洗钱的国际侦查合作司法协助,对我国侦查机关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由于跨境洗钱犯罪涉及国外、境外,而境外、国外的调查取证、抓捕犯罪嫌疑人、冻结资金等工作,经常涉及案件管辖权的冲突,法律对洗钱罪的规定的冲突,中国是否与他国签订了双边条约或者加入了多边条约等因素,将使得国际侦查合作与司法协助具有相当难度。如我国在开展双边警备合作的条约T作发展比较滞后,到目前,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只有1O多个,与我国签订警务合作条约的国家也不多,签订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国家也只有2O多个。

三、公安机关打击洗钱犯罪的对策

(一) 完善反洗钱法律制度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只有四种,既不能满足我国打击贪污腐败、偷税漏税等罪行的需要,也与国际反洗钱立法的趋势相违背。由于国经济金融的一体化,跨国的洗钱活动日益猖獗,反洗钱的实施可能涉及到各国的司法协作问题。因此为适应打击洗钱行为的需要和利于反洗钱的国际合作,需要立法完善;所洗的黑钱来源应扩大到所有重大犯罪收益,应包括贪污、受贿、诈骗、偷税等犯罪所得。只有为反洗钱工作提供立法支持,才能为以其为突破口的经济犯罪预警机制的运作清除障碍。

(二) 建立独立的反洗钱机构

我国目前反洗钱的工作机制,实行的是公安部牵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参加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会议议定事项由有关部门在各自范围内实施,不单设办事机构。由于反洗钱工作涉及诸多部门,任务繁杂。为切实加强统一领导,提高工作效率,形成一致的对外策略、口径和合力,有必要借鉴国外成功的反洗钱经验,建立独立的反洗钱机构。反洗钱机构的主要职责为:一是提出完善反洗钱立法和司法工作的建议;二是向政府提出反洗钱斗争的方针、政策建议;三是部署和协调处理全局性的反洗钱斗争,参与国际反洗钱工作等。

(三) 建立和完善反洗钱协作机制

从目前我国反洗钱工作的现状来看,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解决洗钱犯罪案件的来源除靠自身努力,在侦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时,努力发现洗钱犯罪案件线索外,还有两个途径:一是依靠金融机构移交可能涉嫌洗钱犯罪的可疑交易线索;二是依靠公安机关其他享有侦查权的部门和检察院的反贪污贿赂侦查部门在查处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等洗钱的上游犯罪中发现洗钱线索。要想获得更多、更有价值的线索,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应当处理好与金融机构、人民检察院等在反洗钱工作中的关系,建立良好的反洗钱协作机制。

(四) 侦查队伍的专门化建设

经济犯罪中的洗钱行为具有高科技化和高度隐蔽化的特点,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会涉及到许多普通警察所不熟悉的财会、税务、证券等专门知识。这便需要侦查人员在金融、证券、投资以及计算机等方面进行专门的培训、考核,只有我们的侦查队伍能成为熟练运用计算机进行金融、证券交易等业务操作、分析、审查的专家,才能在与犯罪分子的较量中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五) 合理利用侦查谋略与措施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逐步完善,侦查活动法制化的要求越来越高,与侦查有关的法律、法规愈加完善,严格依法办案的机制正在逐步确立,特别是“有限沉默权”作为侦查法制化的重要象征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引入我国的侦查制度,原来的侦查模式将产生巨大的变革。同时,针对我国以地下钱庄为依托进行洗钱的组织严密、反侦查伎俩多的特点,要特别重视侦查谋略的运用,充分发挥秘密侦察措施的效能,加强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物建尖子、深层次秘密力量,建立起长效的情报机制,对跨境洗钱犯罪案件的侦查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李晓明.经济犯罪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

[2]蔡雯霖.洗钱防制法之实用权益[M].台湾:永然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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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鑫.金融犯罪案件侦查教程[M].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4.

反腐败与洗钱犯罪之对策研究 篇4

一、我国公职人员洗钱犯罪的现状和原因

我国存在着较严重的洗钱犯罪活动, 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公职人员所为。早在2001年1月, 新华社就曾报道: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已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 案值大、身份高的贪官大多逃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纵观我国近年来腐败大案, 大多与洗钱有关。广东中国银行行开平支行三任前行长将挪用的数亿美元“洗钱”存入香港、加拿大的个人账户, 这是建国以来中国最大的监守自盗案;四川乐山市原副市长李玉书收贿索贿巨额现金, 秘密注册一家外商独资公司购买处房产“洗钱”;厦门远华走私洗钱案涉及的人数和金额世所罕见;河南省豫港董事长程三昌非法转移到新西兰的资金1000万元以上;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伏卿在任职期间贪污并转移公款4000万元到境外, 刘退休后即逃往美国[1]。被称为安徽第一贪的阜阳市委原副书记、市长肖作新在任代理市长、市长的17个月中, 贪污受贿2000万元, 而且其洗钱活动非常隐蔽, 一直是老百姓眼中“勤政爱民”的好干部, 直到案发之后人们才如梦初醒[2]。上述部分贪官的洗钱统计事实可以看出, 我国腐败公职人员的洗钱犯罪已经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地步。

腐败的公职人员为何要洗钱?原因在于, 我国新刑法中已增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当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 且差额巨大, 则责任其说明来源, 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则按此罪论处。由于这一罪名的出台, 腐败公职人员不敢直接使用黑钱了。试想, 如果把它赤裸裸地挥霍出去, 黑钱仍为黑钱, 追查起来仍然会让自己的贪污贿赂行为败露, 为了使自己贪污贿赂行为不败露, 为了能让自己堂而皇之地享受这些非法所得, 他们必须寻找一种方式对黑钱进行隐瞒掩饰, 由此, 洗钱之路便成为自然而然的走向了。

二、公职人员腐败洗钱的主要特点

以研究隐形经济著称的经济学家黄苇町称其为“有中国特色”的洗钱方式。他分析了中国贪官洗钱的几种形式:先捞钱后洗钱、边捞钱边洗钱、连捞钱带洗钱、跨国转移洗钱。先捞钱后洗钱, 即公职人员大量贪污受贿后, 辞职下海办公司或炒股, 用新身份来解释他不正常的暴富;边捞钱边洗钱, 即搞“一家两制”, 自己利用权力捞钱, 亲属则利用经商身份掩盖黑钱来源;连捞钱带洗钱, 即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创办私人企业、代理人企业, 既可通过经济往来把黑钱转移到这些企业的账户上, 又可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再赚一笔;跨国转移洗钱, 即利用国内外市场日益密切的联系, 设法把黑钱转移出去, 如在和外资企业及境外企业交易时, 有的国企人员和外方相互串通, 低价销售产品, 高价购进设备和材料, 差价部分则汇入海外个人账户, 然后通过代理人或移民海外的子女、亲属, 用办空壳公司的办法把黑钱洗白。除了利用空壳公司, 投资房地产也是贪官转移巨额黑金的主要途径。通过匿名房地产买卖等手法掩藏真正买家身份, 不容易察觉, 而且可以随时随地变现转移。这些方式是“洗钱”和“腐败”结合的产物。近年来, 这种“结合体”已经越来越大, 数量也越来越多。贪官们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之后, 不仅可以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 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有了腐败之源, 就有了洗钱之流。“反洗钱”与“反腐败”密不可分, 塞源阻流, 腐败不除, 则洗钱不绝。

三、我国控制洗钱与打击腐败犯罪的立法现状

洗钱罪在我国1997年《刑法》中做了规定, 2001年12月29日《刑法修正案 (三) 》中加以修订, 2006年6月29日《刑法修正案 (六) 》中再次加以修订。2003年3月1日起已开始实施三个法规, 即《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能交易报告管理办法》, 在这些法规中对于金融交易报告制度、嫌疑交易报告制度、金融实名制及交易记录保存制都作了一些规定, 这将有利于打击洗钱犯罪。但是我认为刑法与上述三个法令还不够完善。

如我国对洗钱罪的刑法规定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差甚远。上游犯罪的范围上, 我国刑法规定太窄, 关于洗钱的行为方式上, 没有将“获得、使用、拥有”犯罪所得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 这就极大地缩小了洗钱罪的成立范围, 无疑给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惩处开启了方便之门。还有犯罪主体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范围不尽相同。主要的问题在于上游犯罪的主体能否成为洗钱罪的主体?《公约》特别提出, 缔约国“可以规定本条第1款所列犯罪不适用于上游犯罪的人”, 即可以规定上游犯罪的人不构成洗钱罪的主体。这意味着如果不作这样的规定, 实施上游犯罪的人自然成为洗钱罪的主体, 因而可以说, “就公约的立法本意而言, 洗钱罪的主体中包含了上游犯罪的主体。”[3]我国刑法中洗钱罪的主体是否包含上游犯罪的主体, 我国刑法原则上认为非实施上游犯罪的人才能成为洗钱罪的主体。由此可见, 我国刑法中洗钱罪的主体范围相对而言比较狭窄[4]。

再如我国2003年3月1日起实施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第11条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为个人开立存款账户、办理结算的, 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本人身份证件的进行核对, 并登记其身份证上的姓名和号码, 代理他人在金融机构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的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其出示被代理人和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进行核对, 并登记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身份证上的姓名和号码。不出示本人身份证件或者不使用本人身份证件上的姓名的, 金融机构不得为其个人开立个人存款账户。第12条规定:金融机构为单位客户办理开户、存款、结算等业务的, 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要求其提供有效证明文件和资料, 进行核对登记。对未按照规定提供本单位有效证明文件和资料的金融机构不得为其办理存款、结算等业务。从这两条可以看出我国在金融实名制上还不很健全:首先表现在金融实名制的实行程序, 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核实身份的方法。其次对于金融实名制的实施范围小, 除了对个人存款、个人保险及银行卡业务实行实名制外, 个人与金融机构的其他种类业务往来也应实行实名制。

四、针对我国腐败公职人员洗钱犯罪所应采取的对策

1. 要完善刑法关于洗钱罪的立法。

首先, 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 扩大的范围当以《公约》的规定为依据。即《公约》规定的“最小范围”的上游犯罪, 我国刑法未纳入洗钱罪上游犯罪的, 一律将之纳入上游犯罪。这样, 数量并不太多, 且可与《公约》协调一致。其次, 扩展洗钱罪的行为方式。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洗钱犯罪活动, 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 我国刑法有必要参照《公约》的规定对洗钱罪的行为方式、具体内容加以完善, 即将“获取、持有、使用”增设为洗钱方式, 同时对刑法中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中的“其他方法”予以明确, 增强可操作性。最后, 扩大洗钱罪的主体范围。扩大犯罪主体范围, 明确上游犯罪主体也能构成洗钱罪。通过刑法条文的具体规定既能够避免学理之争对司法实践的引导, 又有利于司法实践正确地对洗钱犯罪的查处, 从而有力地打击洗钱犯罪。判断“明知”, 主客观结合才能既符合我国刑法基本原则的具体要求, 也是被司法实践所证实的科学可行的判断标准[5]。

2. 完善金融法律法规, 堵塞金融系统的漏洞

在金融机构方面, 最新的“三令”[6]已经比较完善, 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当前, 在金融业, 应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首先是完善、落实金融实名制。要求客户自己提供的证明文件和资料均为原件, 以防他们提供伪造或变造材料;采取合理措施以核实任何申请人为其利益进行商务活动人的真实身份。其次对于金融实名制的实施范围也要扩大。如个人购买国库券一律采用实名, 不再发行无记名债券;个人汇款或转账超过了一定金额的采用实名;股票交易实名制;保管箱实名制, 即客户租用保管箱必须用“实名”, 杜绝客户化名凭密码和钥匙确认身份。

3. 建立专门机构, 加强反洗钱工作力度。

首先, 成立专门反洗钱机构, 主要用来提出完善反洗钱立法和司法工作的建议, 向政府提出反洗钱斗争的方针, 政策建议, 部署和协调处理全局性的反洗钱斗争, 参与国际反洗钱等工作[7]。其次, 设立反洗钱情报中心, 此反洗钱情报中心为反洗钱机构里的下属部门, 用来收集群众举报信息和金融机构的报告信息, 对洗钱行为进行追踪调查。第三, 公、检、法、海关等部门加强协调配合, 作为执法部门, “公”、“检”、“法”应提高对跨国转移洗钱危害的认识以及敏锐度, 提高反洗钱、反资金外逃的能力和业务素质, 应从频繁的国内资金流动中发现蛛丝马迹, 特别要注意少数子女或亲属在境外就读、就业或办公司的领导干部, 要严格审查其汇出境外的资金来源并采取有力措施, 坚决打击跨国洗钱行为。最后, 开展国际合作, 实现反洗钱的国际接轨。

4.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切实实施

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最早起源于年前的瑞典, 并被世界许多国家借鉴, 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 被称为“阳光法案”, 至世纪年代后逐渐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并完善。在我国, 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也曾联合印发了相关规定, 要求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千部收入必须向本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申报。但由于缺乏公众和媒体的监督, 这项制度实际上是形同虚设。由于财产申报制度的核心在于对官员的约束, 因其内容非常“敏感”, 所以令人遗憾地没有写最终通过的公务员法中。而严格的账户、储蓄实名制度, 动产、不动产、股票证券等收入的申报制度, 是反洗钱立法的必然要求。

摘要:本文拟揭示洗钱与腐败之间的内在联系, 认为应将控制洗钱作为我国反腐败的新措施和手段, 并就如何建立和完善控制洗钱和反腐败的法律机制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洗钱罪,腐败犯罪,反洗钱

参考文献

[1][2]史振郭.金融部门反洗钱现状与对策研究[J].福建论坛, 20002-11.

[3]胡隽.中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协调问题研究[D].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4.104.

[4]马克昌.完善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事立法——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依据.

[5]赵新彬.洗钱罪主观问题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4) :105, 107.

[6]三令:指的是2003年3月1日起已开始实施三个法规, 即《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能交易报告管理办法》.

洗钱犯罪初探 篇5

关键词:洗钱罪,犯罪构成,相关立法,预防

近几十年来, 随着国际上有组织恶性犯罪的日益猖獗, 不法分子洗钱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据一些国际组织和专家估计, 现在世界上每年的洗钱数量大约相当于世界经济总量的2%—5%。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 全球的黑钱至今已达一兆亿美元, 且每年还在以1000亿的数额不断增加 (王磊, 《警惕洗钱犯罪》, 2002) 。并且洗钱对我国经济的危害也不可低估, 洗钱在当代已成为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而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洗钱行为被作为一种犯罪, 最初是由意大利于1978年3月21日法令在刑法中增设的648—2条予以规定的, 但这时还仅限于对武装抢劫罪、勒索罪和劫持人质罪的洗钱, 并不包括贩毒犯罪。然而, 毒品泛滥造成的灾难使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与毒品犯罪及其后续犯罪———洗钱罪作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88年12月19日联合国大会在维也纳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将毒品犯罪及其洗钱行为规定为国际性犯罪, 要求各缔约国依法惩处。从实际情况看, 犯罪人不仅清洗毒品犯罪黑钱, 而且还对其他犯罪的黑钱予以清洗, 其危害性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金融领域, 而且日益向社会政治领域渗透。譬如近年来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 而洗钱正在助长这种污染。“腐败不仅需要洗钱, 腐败还保护了洗钱”, 许多贪官污吏都想通过洗钱将自己的不法收入合法化。鉴于此, 我国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简称新刑法典) 规定了洗钱犯罪。下面本文将试着从洗钱犯罪的概念和性质、国内外立法现状、预防和应对措施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论述。

一、洗钱犯罪的概念和性质

洗钱是一种犯罪份子将违法所得资产加以隐瞒掩饰, 通过某种中介机构使之变为合法财产的特殊犯罪形式。所谓狭义上的洗钱是将其局限于清洗行为, 即掩盖犯罪所得黑钱的犯罪来源, 将其换上合法的外衣, 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洗钱;另一种是把经过清洗的钱重新投入到合法或基本合法的经济活动之中, 这被称为“再投资”。这两种犯罪既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犯罪的构成要件, 也可以根据不同的立法取向被视为两个不同的犯罪。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29日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 (六) 扩大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 以加大反洗钱、反腐败力度。刑法修正案规定, 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 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 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修正案列举了5种情形:提供资金账户的;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来源和性质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 不论是将清洗过的钱进行投资还是将未经过清洗的黑钱直接进行投资, “再投资”从本质上说都是掩饰、隐瞒黑钱的犯罪性质和来源的。新刑法典规定的“使用其他方法掩饰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就已经涵盖了“再投资”, 它们是一个犯罪的两个重要的构成要素。

所以结合刑法规定可以对洗钱罪作出如下定义:所谓洗钱罪, 就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 通过金融中介或采取直接投资等形式, 将“黑钱”披上“合法”外衣, 掩饰、隐瞒其性质和来源, 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二、国内外有关洗钱犯罪的立法状况

反洗钱的政策, 起初是为着反毒品犯罪而制定, 现在则涉及到所有获取非法收益的严重犯罪活动。其战略目的主要是想通过对洗钱犯罪的打击, 使犯罪组织感觉到洗钱的危险性和困难。美国国会通过《控制洗钱法》的初衷就是同转移与毒品犯罪有关的钱财作斗争。同时, 在美国的《控制洗钱法》中, 在规定对洗钱罪的处罚时, 特别明确指出:如果被告明知钱是涉及毒品的犯罪活动所得, 将导致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加重, 亦即将被作为一个加重情节处理。在对被洗对象予以界定时, 毒品犯罪所得首当其冲, 被列为被洗钱财的首要来源。这些都表明洗钱罪与毒品犯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国际上关于洗钱罪的立法概况

鉴于上面所述的洗钱犯罪的危害性, 各国, 甚而国际组织都已积极地行动, 防范、制裁洗钱活动。许多国家都在国内立法中对洗钱作出了规定。通过国内立法来对付洗钱活动是各国采取的最初措施, 也是洗钱活动一开始仅是国内化这一特征在立法上的反映。当然, 随着毒品犯罪等犯罪活动的跨国化, 随着洗钱活动的跨国化, 许多国内立法都具有了国际性的特征, 例如:一些国家将“把资金汇往境外”规定为洗钱的一种方式。比如美国, 根据美国有关方面统计, 洗钱所占用的资金约为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至5%, 对社会危害十分严重。为打击此类犯罪, 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反洗钱法———《银行保密法》, 将130多种能够产生收益的犯罪列入洗钱的范围, 从重处罚。特工局、联邦调查局、国税局、海关总署、缉毒局、邮政局、烟酒火器局、移民局等均对洗钱案件具有管辖权, 上述执法机构根据对其洗钱行为的上游犯罪的管辖权来确定对洗钱案件的管辖。并要求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零售商将一万美元以上现金交易往来情况进行报告, 要求当事人填写法定表格, 使调查人员可以进行资金追踪, 从而提高控制洗钱犯罪的能力 (李博宇, 《美国的经济犯罪和打对策击》, 2001) 。

2、我国对于洗钱罪的立法现状

我国法律对洗钱罪的规定最早可见之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 (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 其中第4条规定:包庇走私、贩毒、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 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财物的, 掩饰、隐瞒出售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财物的, 掩饰、隐瞒出售毒品获得财物的非法性质和来源的, 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可以并处罚金。新刑法在第191条具体规定了洗钱罪。为配合新刑法的实施, 我国先后制定了一些与反洗钱有关的行政法规和规章。我国已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法规和规章以规范金融交易行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先后出台了《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境内外汇账户管理办法》、《关于大额现金支付管理的通知》、《大额现金支付登记备案规定》等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实行了存款实名制。商业银行也制定了本系统的反洗钱规章、制度和办法。此外, 中国人民银行发现和查处了一批与洗钱有关的违法犯罪活动, 并加强反洗钱国际合作, 认真履行反洗钱国际义务。

2003年11月, 人行连续颁布《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 (简称“一规定两办法”) , 标志着我国反洗钱法律体系初具雏形 (《<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将颁布》, 2002) 。但是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我国在关于洗钱罪的立法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如果不能真正地解决好这些问题, 那么从根本上解决洗钱犯罪问题则无从谈起。

(1) 立法层次较低。作为我国目前反洗钱法律体系“基本法”的“一规定两办法”是人行颁布的行政规章。这种行政规章的方式存在很多不足:效力低下将使得“一规定两办法”与法律规范相抵触时, 便可能部分的失效;反洗钱是一项全面而又复杂的工作, 作为金融行政规章的“一规定两办法”, 难以做到针对洗钱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充分有效地进行斗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是由国会来行使反洗钱立法, 将反洗钱法确定为基本法。我国采用行政规章的形式, 难以使我国反洗钱法与国际接轨。

(2) 在大额交易报告中, 人民币大额资金下限定得过高。《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规定:20万元以上的人民币资金收付需要报告。我国对人民币大额资金下限的规定明显高于国外的法律规定, 如:美国《洗钱控制法》规定的限额是一万美元现金;澳大利亚《现金交易法》规定的限额是一万澳元现金。现行办法的实施, 明显不利于推广以“三票一卡”为主的结算方式。而且, 由于个人现金的收存几乎不受限制, 从而为洗钱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三、洗钱犯罪的预防和打击

首先, 应该完善立法。《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3条第1款 (b) 要求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将明知其财产是毒品犯罪所得而故意隐瞒、掩饰其真实性质、非法来源的行为确定为国内法中的刑事犯罪。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第一, 应借鉴世界各国反洗钱立法的经验, 在现行“一规定两办法”的基础上, 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系统的《反洗钱法》, 以有效打击反洗钱活动。第二, 考虑到洗钱者洗钱方式的多样性, 且洗钱活动具有从受洗钱法约束的行业转移到不受该法律约束的行业即所谓的转行特点, 因此, 我国《反洗钱法》应借鉴FATF建议, 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 不仅适用于银行, 也适用于非银行的金融机构, 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 并尽可能适用于因业务需要而接受大额现金的机构, 如房地产公司等。第三, 重新规定人民币大额资金的下限。人民币大额资金的下限规定为5万元较为适宜。第四, 《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等金融法律也应作出相应修改调整。如对其中的有关保密规定作相应修改。

其次, 金融机构是实施洗钱罪的重要场所, 因此, 应采取措施增强金融机构在预防这类犯罪方面的地位和作用。金融机构的领导及其他工作人员应当具有高度的警惕性, 抗腐蚀性, 严于律己, 对毒品犯罪等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要予以有力地揭露, 为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工作提供便利, 从而提高对洗钱罪的打击力度, 使犯罪分子几乎“无处洗钱”, 使“赃钱”得不到“干净”的面孔。当然, 这也涉及到要对存款人保密等一些问题, 这需要出台相关政策和规定来予以必要的调整 (顾昊, 《发挥金融机构在反洗钱中的作用》, 2000) 。

还有, 在打击洗钱罪方面, 要加强国际合作。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毒品犯罪、走私犯罪等犯罪活动越来越国际化;另一方面是跨国洗钱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国家之间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是必要的。各国要积极签订和参加含有反洗钱条款的双边或多边司法协助条约或者反洗钱条约, 通过刑事司法协助或者警察海关之间的合作, 相互为查处洗钱案件提供便利, 通过必要的立法将洗钱罪列为可引渡的犯罪。国际刑警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麻醉药品控制委员会等国际组织都在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国际刑警组织成立了“资金调查组 (FOPAC) ”负责各国打击洗钱活动方面的情报和协调工作。当然, 我们要追根究源, 即要坚决有力地打击上游犯罪, 这样就可能使得想洗钱者无钱可洗。无钱可洗同无处可洗相比, 是一种更理想的状态。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 洗钱犯罪已经成为危害各国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一大社会毒瘤。如何彻底地根除这一毒瘤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密切关注的问题。虽然世界上洗钱犯罪还时有发生, 甚至在有的地方还十分猖獗, 但是只要世界各国政府联合起来凭着坚定的信心加上有效的举措, 离洗钱犯罪这个社会痼疾得到彻底治愈的一天已经不远了。

参考文献

[1]俞光远:中国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释义[M].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

[2]国家外汇管理局反洗钱课题组编:中国外汇领域洗钱类型报告[M].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

[3]俞光远:反洗钱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

洗钱犯罪主体新论 篇6

一、争论观点

洗钱犯罪作为上游犯罪的衍生物, 与上游犯罪具有密切的关系, 洗钱罪主体应否包括上游犯罪人在理论、实务界存在较大争议。主要以下三种观点:

1. 否定说。

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洗钱罪的主体不包括上游犯罪的主体。主要理由如下: (1) 从刑法理论上来讲, 首先, “原生犯罪行为人处理自己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 为其原生犯罪所吸收, 这是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从本质上讲具有‘阻却责任’的性质, 自然不能独立成罪”, 只能以上游犯罪定罪。所谓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共罚的事后行为) , 指犯罪完成后伴随该犯罪的违法状态继续的状态中所实施的行为, 只要根据该犯罪构成要件已完全评价, 不构成其他犯罪的情况。因为这也不是不可罚, 是根据该构成要件共同处罚。 (2) 从我国刑法规定来看, 虽然我国《刑法》第191条关于洗钱罪的行为对象上并没有明文规定“他人犯罪所得”, 但从其随后规定的洗钱罪的具体行为方式的列举上使用“提供、协助”等字眼实际上也是把“上游犯罪”的行为人排除在洗钱罪的主体之外。 (3) 从立法技术上说, 刑法条文规定构成本罪主观上必须是明知, 这里的明知显然是针对他人而言, 如果是上游犯罪分子本人, 他们对其财产的来源和性质是最清楚不过的, 法律再规定明知也就没有什么意义

2. 肯定说。

持该观点的人认为;从事上游犯罪的犯罪行为人在完成上游犯罪之后又进行洗钱行为的, 是做了两个相互独立的不同的行为, 因而可以构成洗钱罪。应当对两个行为分别定罪实行并罚。美国、加拿大、瑞士和日本的立法就体现了这种观点。

3. 折中说。

根据刑法第1 9 1条第1款前四项的“提供”、“协助”, 表示对他人行为的词语, 上游犯罪的主体原则上不能构成本罪;但第 (五) 项又没有这类词语, 因此只有当上游犯罪的主体采取第 (五) 项所规定的方式时才能构成本罪。

二、本人观点

笔者认为肯定说观点比较适宜。理由如下:

1. 否定说认:

上游犯罪所实施的洗钱犯罪是“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按照马克昌老师的观点:共罚的事后行为, 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 是在事前的状态犯中通常包含的行为; (2) 不存在新的法益被侵害的情况。根据马克昌老师观点, 我们可以理解:事后行为通常包含在事前的状态中, 那么”通常”如何理解呢?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那个面来理解“通常”

(1) 以一般人为标准:就是通常人或平均人处于当时行为人的地位, 该通常人也会实施该行为。

(2) 以行为人标准:行为人在行为必然会实施该行为 (以人性弱点为基准) 。

不管以一般人或行为人为标准, 我们都不能得出洗钱犯罪行为“通常”被上游犯罪行为包含。以常人观点来看, 盗窃财物的销赃行为通常会被盗窃财物行为包含。因为一般人认为“包含”就是前行为自然会产生后行为, 并且后行为相对于前行为较轻。洗钱犯罪以常人观点看, 上游的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不能自然产生洗钱法犯罪行为, 而且洗钱的犯罪行为并不一定比上游犯罪轻。所以洗钱行为不是事前通常能包含的行为。而且洗钱犯罪严重侵犯金融管理秩序, 产生了新的法益的侵害。所以洗钱犯罪不符合“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特征, 不能用其理论来解释。

2. 从预防犯罪角度看。

如果洗钱犯罪主体不包括上游犯罪的行为人, 那么上游犯罪的人会对洗钱行为有恃无恐。因为无论是否实施洗钱犯罪, 所可能得到的处罚是完全相同的, 而洗钱能给其带来利益, 如果坚持否定论, 不利于预防洗钱犯罪。根据“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 人是理性的人,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 如果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犯罪行为, 并告知其刑罚后果, 人们就会根据痛苦快乐原则抑制感性冲动而不去犯罪。所以我们应在刑法中明确规定洗钱罪主体包括上游犯罪人, 这样才尽量减少洗钱犯罪的发生。

3. 对立法原意的理解。

在刑法理论的发展史上, 围绕刑法解释的目标, 存在着主观解释和客观解释说的对立。主观解释说强调刑法的解释目标在于条球立法者的原意。客观解释说强调刑法解释的目标不在于探求立法者当时真实的意思, 而在于阐明法律内在的意义和目的。

本人认为:由于刑法是由具体的人制定的, 要求人完全预见将来是不可能, 刑法要求稳定, 而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 所以对刑法一味的寻找立法原意, 往往在司法实践中会得出不公正、不合理的结论。所以完全按照立法原意来解释现实发生的犯罪, 是不科学的, 也是不合理的。

三、建议

为了有效的预防洗钱犯罪, 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我们应该在立法上明确洗钱犯罪主体包括原生犯罪主体。

参考文献

[1]莫洪宪:论国际社会反“洗”钱犯罪[A].刑法论丛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320

[2]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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