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洗钱研究（精选12篇）
反洗钱研究 篇1
摘要：文章拟通过对部分欧美和亚洲发达国家反洗钱机制进行分析, 并在深入分析和研究我国反洗钱机制运行现状的基础上, 学习借鉴反洗钱先进国家成功经验, 提出完善我国反洗钱机制建设的一些积极建议, 以求反洗钱工作更具成效。
关键词：反洗钱,机制,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实施6年来, 我国反洗钱工作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但反洗钱成效不明显。自洗钱罪入刑16年来, 我国司法判例仅为40余件, 与洗钱犯罪的严峻、复杂形势极不相称。究其根源, 主要还是反洗钱机制设置不尽合理。本文通过对部分欧美和亚洲发达国家反洗钱机制进行分析, 并在深入分析和研究我国反洗钱机制运行现状的基础上, 学习借鉴反洗钱先进国家成功经验, 提出完善我国反洗钱机制建设的一些积极建议, 以求反洗钱工作更具成效。
一、反洗钱机制内涵
反洗钱机制是落实反洗钱法律制度的组织安排。《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反扩散融资国际标准》 (新40项建议) 第2条关于“国家层面的合作与协调”第二款规定:“各国应确保政策制定者、金融情报中心、执法机关、监管机构和其他相关主管部门, 在政策制定和执行层面, 建立有效机制, 加强合作和必要的协调, 打击洗钱、恐怖融资和扩散融资。”该条款明确了反洗钱机制是一个由多部门组成的系统体系, 每个环节都有独立的功能, 同时又相互协调, 缺一不可。
二、国外反洗钱机制评析
1. 国外反洗钱机制建设现状。
(1) 美国反洗钱机制建设及其特点。一是美国反洗钱机制建设。美国的反洗钱组织机构主要有财政部、司法部、税务总署、美国邮政总局、海关总署、联邦调查局、毒品管制局, 这些部门依据法律规定的职责或授权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分别负责涉及洗钱行为和洗钱犯罪案件的调查、侦查、起诉、执行 (如扣押、没收、罚款) 。财政部所属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 (Fin CEN) 既是反洗钱主管机关, 也是美国的金融情报中心 (FIU) , 成立于1990年, 主要负责收集、整理、分析、传递信息, 开发数据信息网络和数据库, 制定和发布适用于银行业的反洗钱规章, 监督执行有关的反洗钱政策等。Fin CEN建立了庞大的金融数据库, 该数据库由金融信息库、商业信息库、执法信息库组成, 并与各大银行、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的数据库联网, 而且还可以与其他执法机构以及各州的地方法律机构的数据库进行信息交流。Fin CEN拥有近200名全职职员, 多为情报、金融、技术、法律方面的专家, 另外还有来自21个国内执法机构的40多名人员常年派驻。二是美国反洗钱机制呈现的特点。首先是美国多部门合力组成的反洗钱网络能充分发挥各部门优势, 有效开展管辖的反洗钱工作, 特别是各部门可以对洗钱行为和洗钱犯罪案件进行调查、侦查、起诉、执行, 更具有威慑力。其次是美国的金融情报中心 (FIU) 建立了庞大的金融数据库, 该数据库由金融信息库、商业信息库、执法信息库组成, 并与各大银行、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的数据库联网, 而且还可以与其它执法机构以及各州的地方法律机构的数据库进行信息交流。第三是美国的金融情报中心Fin CEN, 职员多为情报、金融、技术、法律方面的专家, 能有效开展可疑交易分析工作, 且由21个国内执法机构的40多名人员常年派驻, 能保证与其他执法部门的有效沟通。 (2) 德国反洗钱机制建设及其特点。一是德国反洗钱机制建设。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是德国的反洗钱行政主管机关, 成立于2002年5月, 由保险监管局、证券监管局和银行监管局合并形成, 它隶属于财政部, 除负责金融监管外, 还负责反洗钱监管。德国金融监管局下设反洗钱工作组, 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执行《反洗钱法》的监管和技术指导;还负责对某些高洗钱风险的业务进行持续技术监管。在德国, 金融机构的客户资料及交易情况形成一个数据库, 该数据库可联网到金融监管局、警察机关、法院、检察机关、税务机关、金融情报中心等机构。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可以访问数据库中的单个数据, 以便执行《反洗钱》赋予的监管职能, 并在接到相关监管或司法机关请求时, 进入数据库查询并提供相应信息。德国的FIU成立于2002年, 隶属于德国内政部下属的联邦刑事犯罪侦查局, 具有警察部门的特性, 联邦刑事犯罪侦查局负责洗钱刑事犯罪的侦查事务。金融机构发现可疑交易, 直接向FIU报告, FIU对收集的可疑交易报告进行分析, 对于涉嫌刑事犯罪的立即向德国联邦检察机关和州检察机关报告。在反洗钱协调方面, 德国反洗钱部门主要包括联邦财政部、联邦金融监管局、联邦内政部、联邦司法部、联邦与州刑事侦查局、检察机关、法院和反洗钱信息监测中心等。二是德国反洗钱机制呈现的特点。首先是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 隶属于财政部, 既是德国的反洗钱行政主管机关, 同时也是金融监管机关, 有权监管所有的金融机构, 可以依法对被监管对象的违规行为做出罚款、提出起诉、撤销董事会成员的任职资格、吊销营业执照等。由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担任反洗钱行政主管机关, 其充足的行政权能保证反洗钱义务的有效履行。其次是德国的FIU, 隶属于联邦刑事犯罪侦查局, 设在该警察部门。最大的优势是保证了可疑交易线索的充分、有效利用, 同时联邦刑事犯罪侦查局享有的调查执法权, 有助于对可疑交易的进一步调查和分析, 也便于与司法、检察机关在洗钱案件调查方面进行合作。 (3) 韩国反洗钱机制建设及其特点。一是韩国反洗钱机制建设。韩国金融情报分析院是韩国反洗钱管理机关, 同时也是金融情报中心 (FIU) , 设置在财政经济部内, 其正式人员数目、组织和运作应由总统令决定。韩国金融情报机构有职员近60名, 有来自财政经济部的, 还有来自司法部、国家警察局、国家税务署、韩国海关署和金融监管委员会的人员。非政府组织也有借调人员在韩国金融情报机构工作, 包括来自金融监管院和韩国银行的人员。二是韩国反洗钱机制呈现的特点。首先是韩国金融情报分析院作为韩国反洗钱管理机关, 虽设置在财政经济部内, 但由于其组织和运作由总统令决定, 其独立性较强。其次是韩国金融情报院的人员设置和构成较为合理,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信息分析的准确性和独立性, 便于不同部门间的信息交流。
2. 反洗钱机制建设国际经验借鉴。
1) 不管采取哪种反洗钱机制建设模式, 应确保反洗钱各部门之间职能清楚, 分工明确, 各部门紧密协调配合, 金融情报能得到高效的利用。 (2) 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多下设在财政部, 如美国、德国、英国、韩国。财政系一国的经济中枢, 且财政部本身所具有的管辖范围广泛、协调手段多而强等特点使得反洗钱机构的执行力和协调力大大加强。 (3) 金融情报部门 (FIU) 设在警察部门, 省去了FIU向公安部门移交犯罪线索的过程, 同时警察部门具用天然的调查优势, 使得可疑交易线索能得到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 同时警察部门可以与其掌握的户籍及以往的犯罪信息进行整合, 便于案件的侦破, 也便于与司法、检察机关在洗钱案件调查方面进行合作。2007年, 日本将金融情报部门由金融厅移至警察厅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也证明了这一点。 (4) 金融情报机构人员配置较为科学合理, 能保证与其他执法部门的有效沟通。美国Fin CEN拥有近200名全职职员多为情报、金融、技术、法律方面的专家, 另外还有来自21个国内执法机构的40多名人员常年派驻。韩国金融情报机构有职员近60名, 分别来自财政部、司法部、国家警察局、国家税务署、韩国海关署、金融监管院和韩国银行等机构。
三、我国反洗钱机制现状分析
1. 我国反洗钱机制建设现状及分析。
目前, 我国确立了“一部门主管、多部门分工合作”的反洗钱分业监管模式。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实行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对成员单位的反洗钱职责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 下设反洗钱局, 具体承担组织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的职责。几年来, 人民银行在反洗钱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金融领域反洗钱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一是反洗钱协调机制不畅。目前, 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每年召开, 但主要工作是中国人民银行向各部门进行年度反洗钱工作报告。在实践中, 各部门并未按照联席会议制度的规定在职责范围内有效开展反洗钱工作。同时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和配合, 这也是当前反洗钱工作深入开展的主要障碍。如执法部门对反洗钱情报重视程度不够, 接收处理情报不够积极主动, 反洗钱情报得不到有效的利用, 而司法部门对洗钱罪不够重视, 这是我国洗钱判例少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反洗钱监管组织不够健全, 对除金融领域之外的行业的反洗钱监管为零。随着各国对金融业反洗钱监管力度的加强, 洗钱分子利用金融机构洗钱的成本增加, 这使洗钱分子将目光转向投资、房地产、贵金属和珠宝等非金融行业, 但到目前为止, 对房地产、贵重金属交易、典当拍卖行业等非金融业的反洗钱监管工作为零。三是反洗钱监管执法薄弱。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全国的反洗钱监督管理工作, 但由于不是金融机构的直接监管机关, 无充分的行政权, 且缺少监管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监管效果有限。其次, 我国缺少反洗钱行业自律及反洗钱外部审计等补充监管手段。四是反洗钱监管缺少有效的激励机制。目前, 反洗钱监管重处罚轻激励, 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被动符合合规性要求, 未从风险出发主动开展可疑交易识别等反洗钱工作, 是反洗钱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反洗钱情报机构建设现状及分析。
2004年,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成立。目前, 反洗钱监测中心的系统建设初具规模, 反洗钱数据采集网络的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点到面的过程。在队伍建设方面, 中心工作人员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总人数的98%, 曾在国外工作或留学1年以上的占25%, 从事情报业务工作的所有人员均接受过外国和国际组织专家的反洗钱培训。但与反洗钱先进国家FIU相比, 还有巨大的差距。 (1) 在队伍建设方面配置不到位。联合国《与犯罪收益有关的洗钱、没收和国际合作示范法》规定:金融情报机构应当包括在金融、银行、法律、情报、海关或警察调查方面以及政府部门认为可利用的有其他方面特长的专家, 还应当包括负责与其他部门合作的联络官。与美国等反洗钱先进国家相比, 我国的FIU还缺少会计、审计、税务专家、情报、犯罪分析等专家人才, 派驻制度也并未很好地落实。 (2) 反洗钱系统不完善。目前, 反洗钱监测中心收集的交易信息十分有限, 仅限于金融机构的上报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信息, 然而数据的可用性较差。反洗钱监测中心还不能随时登陆各金融机构业务库数据, 除公民身份信息系统外与其他部门的信息共享还不能实现。反洗钱系统建设亟待提高。 (3) 独立性不足。根据联合国有关公约, 要在制度设置上确保FIU与打击洗钱有关当局的直接交流与合作, 避免使之成为某部门内设的封闭性机构。而我国FIU在独立性方面, 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 属于中国人民银行内设机构, 其“相对独立性”存在较大空间。
四、完善我国反洗钱机制的政策建议
1. 完善我国反洗钱行政监管的政策建议。
(1) 完善我国反洗钱协调机制。为加强反洗钱协调, 建议将反洗钱行政主管机关职能平移至有协调能力的部门, 如财政部、检察机关等。中央银行的根本任务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维护金融稳定, 它不是金融机构的直接监管部门, 无充分的行政权能, 实践也证明由其履行反洗钱协调职责效能有限。因此, 建议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反洗钱组织架构。模式一:将现行的央行反洗钱局平移至国家财政部, 通过法律的全面授权使其拥有充分的反洗钱监管权威。财政系一国的经济中枢, 将反洗钱局设于其中与通行的国际反洗钱组织模式相一致, 同时由于财政部本身所具有的管辖范围广泛、协调手段多而强、运作经费也便于落实等特点使得反洗钱组织机构协调力和执行力大大加强, 有助于与反洗钱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协调工作。模式二:将现行的央行反洗钱局平移至最高人民检察院。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一级执法机关, 由其履行反洗钱行政协调职责具有足够的协调力和执行力, 同时由于检察机关的独立性有制度保障, 而且它对是否提起诉讼有裁量权, 这有利于洗钱线索和案件的调查、起诉, 有助于推动洗钱案件的审判和立法的完善, 同时检察机关具有反贪污职责, 贪污与洗钱密不可分, 将反洗钱设在该部门有利于反腐工作的有效开展, 社会威慑力更大。 (2) 建立涵盖金融、财政、税务、工商、司法、海关等多个部门的反洗钱的监管组织体系。我国反洗钱联席会议已经明确规定了多部门的反洗钱职责, 在此基础上, 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应充分协调各部门落实各部门反洗钱职责, 形成多部门合力的反洗钱监管网络, 构建遏制洗钱滋长蔓延的坚强力量。 (3) 加强反洗钱监管。一要加大对被监管主体的监管和对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二是逐步建立反洗钱行业自律及反洗钱外部审计等补充监管手段。英国金融业成熟的行业自律传统、德国和香港成熟的反洗钱外部审计非常值得我国研究和借鉴。 (4) 健全反洗钱的激励补偿机制。构建与完善我国反洗钱机制中, 除了制定严厉的法律制裁以加大洗钱者的成本外, 还需要引入利益分配和补偿机制, 提高反洗钱的积极性。建议从以下四方面入手完善反洗钱激励补偿机制:一是将部分罚没财产建立反洗钱基金, 用于奖励提供反洗钱情报和线索的社会公众。二是对追缴的洗钱非法收入实行分成制度, 实现政府与协助打击洗钱犯罪的国家、金融机构及其它反洗钱义务主体分享反洗钱成果。三是建立并实行反洗钱评价制度。通过对金融机构等反洗钱主体的反洗钱工作进行评估, 划分风险等级, 对风险等级低的机构给予次年免予现场检查等奖励措施, 对风险等级高的机构进行重点检查, 实施奖惩并重的监管原则。四是加强全民反洗钱教育, 提高公民反洗钱积极性。
2. 完善反洗钱情报机构建议。
检验反洗钱工作实际成效的根本标准, 就是看发现了多少有价值的犯罪线索。目前, 我国反洗钱监测中心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可疑交易信息报送的范围在扩大、数据报送的情报质量较低、反洗钱情报中心提炼加工情报的能力有待提高, 金融情报是目前我国反洗钱工作的薄弱点所在。为此, 提出如下建议: (1) 合理确定反洗钱情报机构归属问题。反洗钱情报系统是反洗钱体系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 没有及时、准确的情报, 整个反洗钱工作就会陷于无的放矢状态。笔者认为, 改变反洗钱监测中心的归属是解决当前困境的途径之一, 建议平移至公安或检察部门。德国的FIU, 属于警察部门, 最大的优势是具有充足的调查执法权, 有助于对可疑交易的分析和判断, 充分保证了交易的充分利用。而邻国日本的金融情报中心, 在2007年由金融厅移至警察厅后, 效果显著。建议针对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特殊性, 将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从中国人民银行移交到公安部门或检察部门。 (2) 加强反洗钱情报机构的队伍建设。联合国《与犯罪收益有关的洗钱、没收和国际合作示范法》规定:金融情报机构应当包括在金融、银行、法律、情报、海关或警察调查方面以及政府部门认为可利用的有其他方面特长的专家, 还应当包括负责与其他部门合作的联络官。建议借鉴先进国家的做法加以完善。 (3) 完善反洗钱分析系统。建议借鉴美国、德国反洗钱先进做法, 建立涵盖所有金融信息、商业信息、执法信息的数据库联网, 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的、安全的、可靠的反洗钱交易数据采集网络和数据交换平台, 不断提高反洗钱监测的智能化分析水平。
参考文献
[1].崔国萍.论新会计准则与宏观会计监督[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07 (4)
[2].于晓谦, 李喜荣, 李妍妍.公允价值在新会计准则中谨慎应用的几点思考[J].财务与会计, 2007 (2)
反洗钱研究 篇2
20世纪70年代以来，洗钱犯罪，特别是利用系统和工具的洗钱犯罪活动，日益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公害。这已引起世界各国执法机构、金融机构的高度关注。进入本世纪，反洗钱更成为衡量政府能力、国家信誉的标志。特别是“9〃11”以后，反洗钱又与打击恐怖组织联系起来。因此，尽快完善我国的反洗钱机制，加大对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已迫在眉睫。
一、“洗钱”涉及的基本问题
（一）洗钱的定义
洗钱作为一个概念最早正式出现在1988年12月19日《联合国反对非法交易麻醉药品和精神病药物公约》里。该公约把洗钱定义为：“为隐瞒或掩饰因制造、贩卖、运输任何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所得之非法财产的来源，而将该财产转换或转移。”
2000年10月，加拿大皇家骑警和美国海关在加拿大温哥华共同主办召开了“太平洋周边地区打击洗钱及金融犯罪会议”。该次会议对于什么是洗钱这一问题，表现出以下趋向，即把洗钱犯罪涉及的非法所得来源不断扩大，并且从把犯罪收益洗为合法收入这一模式扩大到：1.把合法资金洗成黑钱以用于非法用途，如把银行贷款通过洗钱变为某人在赌场的资金（即所谓白钱洗黑）。2.把一种合法的资金洗成另一种表面也合法的资金，如把国有资产通过洗钱转移到个人账户以达到侵占的目的（即洗钱本身就成为犯罪过程）。3.把非法收入通过洗钱合法化，如把偷漏税款通过洗钱转移到境外（即所谓黑钱洗白）。
尽管对洗钱有不同的定义，但各国和国际组织在对洗钱活动本质的理解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洗钱是将非法收入合法化的过程。综合来看，洗钱作为一种犯罪，是指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并将该收益伪装起来使之看起来合法的一种活动和过程。作为一项罪名，洗钱罪是对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的所有各式各样犯罪活动的总称。通常犯罪收益被称为“脏钱”、“黑钱”，所以对犯罪收益进行清洗使之披上合法外衣的活动就被形象地称为“洗钱”。而“反洗钱”则是政府动用立法、司法力量，调动有关的组织和商业机构对可能的洗钱予以识别，对有关款项予以处臵，对相关机构和人士予以惩罚，从而达到阻止犯罪活动目的的一项系统工程。
（二）洗钱犯罪的与现状
洗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第一宗洗钱案是美国一不法商人为得到好处，将贿赂资金以“贷款”名义打入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的账户，通过这种方式，该受贿官员可以自由地使用这笔资金并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洗钱”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在20世纪70年代才正式出现。
目前洗钱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世界的正常运转。2002年6月，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禁毒署执行主任称，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高达一万亿至三万亿美元。
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显示，全球每年“洗钱”的总额相当于全世界GDP 的2％至5％。数额巨大的洗钱活动对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影响，同时由于“脏钱”重新进入流通并游离于任何统计数字之外，从而能使一个国家的货币需求发生明显变化，并有可能对利率和汇率产生影响。所以各国政府均视洗钱为大敌。
（三）洗钱的过程
通常洗钱活动的过程相当复杂，也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是从逻辑上讲，一个典型和完整的洗钱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即放臵阶段、培植阶段和融合阶段。
1.放臵阶段：是指将犯罪收益投入清洗系统的过程。该阶段的目的是将犯罪活动得来的资金改变得易于控制并减少怀疑，例如将现金存入银行或购买可流通票据；或将钱存入地下钱庄，通过地下钱庄将犯罪收益转移到国外，然后进入外国银行；或在保险公司购买保险，或在股票市场购买股票。
2.培植阶段：是通过在不同国家间的错综复杂的交易，或在一国内通过反复持续地运用不同金融手段来掩盖和模糊犯罪收益的真实来源、性质以及犯罪收益与犯罪者的联系，使得犯罪收益与合法资金难以分辨。
3.融合阶段：是洗钱链条中的最后阶段，犯罪收益经过充分的培植后，已经和合法资金混同融入到合法的金融和经济体制中。犯罪收益已经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犯罪者可以自由地使用该犯罪收益了。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实际的洗钱操作过程中，三个阶段有时很明显，有时则发生重叠，交叉运用，难以截然分开。同时，洗钱犯罪活动的构成并不要求完全完成上述三个阶段。
（四）洗钱的手段
国际刑警组织所列举的洗钱方法包括：现金走私；将现金改变成可流通证券；建立并使用前台公司或空壳公司；使用税收和保密天堂所提供的设施；伪造虚假的发票；使用现金交易所或经纪人交易所；使用娱乐场所或赌博场所；使用地下钱庄系统所提供的设施等。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考察了大量的洗钱实例后，指出了洗钱方法中的共同因素：改变现金的形式；利用正式或非正式的金融机构使资金在国际范围流动；将现金运到对支付系统不加限制的他国；使用技巧掩饰资金的真实所有权和来源。
以下是最常见的几种洗钱手段：
1.保密天堂。其特征如下：（1）有严格的银行保密法。除了例外的情况，披露客户的账户构成刑事犯罪。（2）
有宽松的金融监管。建立金融机构几乎没有什么限制。（3）有自由的公司法和严格的公司保密法。这些地方允许建立空壳公司、信箱公司等不具名公司。并且因为享有公司保密特权，了解这些公司的真实面目极其困难。较为典型的国家和地区有：瑞士、开罗、巴拿马、巴哈马，还有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国。
2.空壳公司。亦称为被提名人公司，一般是指为匿名的公司所有权人提供的一种公司结构，这种公司是被提名董事和持股人所享有的所有权结合的产物。被提名人往往是为收取一定管理费而根据外国律师的指令登记成立公司的当地人。被提名人对公司的真实所有人一无所知。空壳公司的上述特点特别有利于掩饰犯罪收益和犯罪人的需要。空壳公司在一些保密天堂得很快。
3.金融机构。洗钱者利用金融机构洗钱的技巧包括：匿名存储、利用银行贷款掩饰犯罪收益、控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4.现金密集行业。为避免大量现金存入银行被怀疑，越来越多的洗钱者开始利用现金密集行业，如赌场、酒吧、金银首饰店作掩护，将犯罪收益清洗为经营所得的合法收入。
5.伪造商业票据。洗钱者首先将犯罪收益存入甲国银行，并用其做保证金，申请开立信用证，该信用证用于支付某项虚构的从乙国的进口商品交易，然后由乙国同谋（信用证受益人）用伪造的单据在乙国的银行兑现。有时犯罪者也利用一些真实的商业单据来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但在数量和价格上做文章。
6.走私。洗钱者将现金通过种种方式偷运到其他的国家，由其他的洗钱者对偷运的现金进行处理。除了现金走私外，洗钱者还通过贵金属或品的走私来清洗犯罪收益。
7.投资。洗钱者通过投资移民，或在国外购买房屋、酒店等房地产模糊犯罪资金来源进行洗钱。
二、洗钱犯罪在我国的现状、趋势、形式和主要特点
（一）我国洗钱犯罪现状及趋势
长期以来，国人对“洗钱”一词很陌生，认为离我们很遥远。但有调查表明，近年来我国“洗钱”活动日益增多，涉及的洗钱数额也在不断上升。统计显示：我国国际收支“误差和遗漏”项中每年皆有几百亿美元，近年来之和已有数千亿美元。这其中洗钱所导致的资金外流的数额占有相当比重。原因是：首先，毒品犯罪、走私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使“黑钱”源源不断。其次，贪污腐败分子利用各种渠道“洗钱”的现象屡见不鲜。第三，境外大量“黑钱”以各种方式进入漂洗绝非鲜见。第四，国内大量“黑钱”流出境外呈愈演愈烈之势。
（二）洗钱犯罪在我国的主要形式：
目前，我国在打击洗钱犯罪的过程中发现，犯罪分子通常利用以下方式将诈骗、走私、贪污、受贿、侵占、制贩毒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获取的赃款进行转移：
1.利用地下钱庄把在国内犯罪所得赃款清洗到境外。首先赃款所有者在境内将要清洗的赃款交给地下钱庄的经营者，然后在境外从地下钱庄的海外（境外）同伙处提取被清洗过的赃款，地下钱庄的经营者则通过收取一定的费用而获利。
2.利用同境外公司签订假进口合同，以信用证支付方式将在境内犯罪所得赃款清洗到国外，或将国家和的资金洗成黑钱，占为己有。
3.利用他人身份证件或假身份证件开立账户，通过机构进行洗钱。
4.利用借贷方式洗钱。首先通过向他人借大额钱款，然后再用赃款偿还债务，使赃款被清洗成来路合法的款项。
5.利用外汇黑市把赃款兑换成外汇，再将其走私出境，从而达到洗钱的目的。
6.利用股票市场等资金周转快的行业洗钱。先用赃款作为投资，随后在短时间内收回投资，从而完成洗钱。
7.利用固定资产项目投资洗钱。
（三）与国外相比，洗钱在我国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1.公职人员利用各种渠道洗钱的现象十分严重。近年来，国内贪污腐败公职人员洗钱不断发生，这类洗钱犯罪的案例和数额已经远远超过了黑社会组织。贪官们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之后，不仅可以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其洗钱的速度已超过了传统的洗钱。
一些公职人员在贪污受贿后，自己“下海”或通过亲属“下海”办公司或炒股，以掩盖不正常暴富的原因；或与企业勾结，将非法收入转成企业账户上的“合法”收入，实现对“脏钱”的清洗。
2.存取、搬运和藏匿大额现金是洗钱的重要渠道。经手大额现金是洗钱犯罪的一个突出特征。对犯罪分子来说，用不具有个人特殊标记、无法追索交易痕迹的现金漂洗非法所得，可以在实现财富占有的同时掩盖犯罪事实，因此被不法分子视为洗钱的便利渠道。在国外，现金的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如在美国，大面额现钞基本不在国内的零售渠道流通，涉及大额交易的大宗购买或大额消费多采用信用卡结算。在我国，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大力推广以“三票一卡”为主的银行结算方式，但目前现金结算还是个人消费使用最多的结算方式。而且，我国的结算制度主要是针对现金支取，现金收存几乎不受限制。储蓄存款实名制的实施虽然对犯罪分子有一定威慑作用，但是由于个人使用现金所受限制极少，从而使得存取、搬运和藏匿大额现金成了洗钱的重要渠道之一。
3.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体系洗钱呈发展趋势。使用票据结算和转账结算是结算发展的趋势。
我国目前企业间除小额零星收支采用现金结算外，其他一律采用票据和转账结算。由于注册各类企业并且开立银行账户非常容易，有些专门为转移资金而成立的公司或开立的账户屡见不鲜。在现金使用愈来愈受限制的将来，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系统短期内转移巨额资金并使之从形式上合法化，无疑是洗钱分子的首要选择。这就是说，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进行洗钱在我国应引起重视。
三、洗钱犯罪对我国的危害
洗钱不仅破坏我国的金融体系，影响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还会对我国建设和社会稳定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
（一）动摇社会信用，诱发金融危机，威胁国家的安全
反洗钱的实践表明，金融系统是洗钱犯罪分子利用的主要通道。商业银行作为自主经营的企业，信用是其“生命线”。但是如果有消息披露某银行被洗钱分子利用，公众将对该银行甚至整个银行系统的信用产生质疑，动摇银行的信用基础。另外，由于洗钱活动的资金转移完全脱离了一般的商品劳务交易的特点，其资金转移完全受洗钱的需求所制约，因此，资金的流动毫无可循，洗钱很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如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
被关闭，其广泛地参与洗钱活动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金融机构破产倒闭会带来金融体系不稳定，金融危机的产生必然带来经济的混乱，进而造成上的混乱。
另外，无论是基地组织还是东突等恐怖组织，都需要资金支持，这些资金的转移都是通过洗钱完成的。洗钱已成为反政府组织、国际恐怖组织等获得资金的重要渠道。这本身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
（二）造成资本外逃，使腐败资金转移境外，导致社会财富流失
美国的非法收入经过清洗之后，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仍汇集在美国境内。而我国的非法资金经过清洗之后，有相当一部分单向流向境外。国际上“资本外逃”的最普遍方式是贸易顺差加资本净流入与外汇储备总额增加值之差。有统计表明，目前我国的“资本外逃”数额已经排世界第4位，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我国的资金严重匮乏，大量的资金外逃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我国，贪污腐败和洗钱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一些已经暴露出的案例来看，腐败分子侵吞社会财富的途径为：把贪污腐败得来的钱转移至境外，再利用我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外商的身份回国投资。这样，形成一个权力与金钱互相依存的、里应外合的洗钱链，从而实现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赤裸裸的循环侵占。
（三）助长刑事犯罪，破坏社会稳定
如果洗钱过程非常顺利，就为犯罪分子的下一次犯罪提供了资金支持，将会进一步刺激犯罪分子的犯罪欲望。比如黑社会就通过洗钱为其发展寻得了掩护资金，这样就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从而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和不安定因素，扰乱社会秩序。
四、业反洗钱的难点
（一）金融环境不规范，金融秩序尚待完善
随着金融机构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带来利益的多元化，进而引起竞争的白热化。为了多争取储户和存款，很多银行都程度不同地通过放宽开户条件，直接或变相提高利率，放松支取管理制度等各种手段吸引客户、扩大业务、吸收存款。在这样的状况下，银行是见钱就揽，有钱就收，而忽视了对钱的性质和来源的了解。甚至有的明知该钱的来路有问题，但仍佯装不知，帮助其转款或做其他处理。所以在金融秩序混乱的地方，很难有效地预防和查处洗钱活动。
非法的民间借贷组织是洗钱的又一渠道。目前，不仅在经济发达地区有私人“地下钱庄”
存在和运营，在经济欠发达和落后地区也有从事非法集资借贷活动的“地下钱庄”存在。有些地区还有地下钱庄性质的“合作基金会”。这些组织甚至享有比银行更为宽松的政策，在开立账户、吸储、提供转款服务等方面比银行更为灵活。此外，地下钱庄和民间的合作基金会运作都很不规范，对于存款和出入账户的资金都不会进行审查。虽然这些机构在经营风险上要比银行等金融机构大，但在逃避司法查处风险上却要小得多。因此已经成为重要的洗钱渠道。
（二）部分金融机构的经营者对反洗钱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有些金融机构的管理者尚未认识到反洗钱工作的重要性，还糊涂地认为反洗钱是发达国家的专利，我们国家没有必要跟风，否则会造成失去大量客户的风险，而在有些地区确实存在哪家银行管理严，哪家银行流失客户的情况。
因此导致在实际工作中，有些经营者睁一眼、闭一眼，对反洗钱工作反应麻木。
事实上，反洗钱工作已经关系到了经济运行的安全和国家声誉。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是资金流动的载体和媒介，不法分子利用银行进行现金交易、账户往来、离岸业务、贷款等将非法所得合法化，客观上使银行做了整个“洗钱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和不法分子实施犯罪的有效掩体和重要渠道，有的甚至成了洗钱的机器。洗钱不仅损害了金融体系的安全和信誉，而且对于正常的经济秩序、社会风气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深入，洗钱犯罪活动也呈现全球化趋势，增加了打击洗钱犯罪活动的难度。因此，一些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要求各国银行对国际反洗钱予以配合，并将其作为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条件。目前，一些国家已将我国银行业的反洗钱情况作为市场准入的必要条件，并将我驻外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作为监管重点。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已与我国商谈反洗钱问题。
200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要求把我国银行业反洗钱的开展情况列为一项重要报告内容。因此，做好反洗钱工作关系到提高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声誉，关系到树立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三）金融工作人员业务素质不强，存在道德风险由于金融机构和网点猛增，使得各金融机构无法严把从业资格的关口，接收了大量未经过专业训练、业务素质欠佳的青年人进入金融从业队伍。他们当中有些人程度很低，虽然自己可以做到不违法、不犯罪，但由于没有过硬的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即使面对可疑的金融交易或者明显与洗钱有关联的交易，也难以进行辨别。
另外，在一些地方，金融系统的领导重业务发展和经济效益，轻职工的职业道德建设和操守教育。结果在这些金融机构里，部分工作人员因忽视思想道德建设，在金钱、美色面前失去了立场，陷入了违法犯罪的泥潭。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有章不循、有制不遵、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结果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实施洗钱等金融犯罪轻而易举，根本无法有效防范和查处洗钱。
（四）反洗钱的、法规和规章还不够健全和完善，有些规定操作性不强
从我国打击经济犯罪的实际情况来看，对金融诈骗、侵占、骗税、骗汇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的侦办，目前仍处于一种较为被动、滞后的状态。经侦部门经手的大案要案大都是由审计、纪检监察部门发现问题后反映出来的，而由金融机构主动发现线索或在案犯作案过程中予以查获的寥寥无几。同时，大量案件的事后调查表明，巨款都是通过各种金融机构、在不受任何监控的情况下被转移到境外的。因此建立金融机构大额可疑资金报告制度等反洗钱措施十分迫切。
（五）在国际反洗钱合作上存在一定难度
国际反洗钱的法律框架虽然比较完善，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一，洗钱资金难追还。
当跨国洗钱活动已经完成，追缴洗钱资金只能通过国际司法合作来解决。普通的国际司法合作因为受到各国国内法的种种制约，常常致使洗钱款项的返还难以实现。司法协助机关可能无权扣划账户（但美国可以根据《爱国者法案》，扣划该国在美的金融机构账户）；由于洗钱过程复杂造成根据普通民事程序举证困难，有的国家实行追缴的洗钱资金分享的制度，造成难以达成司法合作等等。总体上讲，洗钱资金的追缴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其二，跨国洗钱信息难采集、情报不易交流。这是因为国际反洗钱的法律体系需要和各国的立法达成一致，而各国的国内立法存在不少与这一框架不适应的规定。特别是在反洗钱信息采集和情报交换方面，商业机构需要识别客户的真实身份，前提是客户以真实身份开立账户。但有些国家的银行法并不要求真名开户，这就使国际反洗钱的链条可能发生断裂；另外很多国家商业银行法都规定了严格的保密责任，银行不能随意披露客户信息，否则构成侵权。这就需要在立法上明确银行披露客户信息的标准，使得可疑交易报告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此外，立法还要赋予国内反洗钱监管机构情报交流的权力。
建立健全完善的反洗钱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银行系统将在其中承担重要责任。
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的完善研究 篇3
关键词：洗钱；反洗钱；法律制度；完善
一、我国反洗钱犯罪法律制度的现状
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洗钱罪较晚。受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我国一九七九年《刑法》没有规定洗钱犯罪，对经济领域方面的大量洗钱犯罪活动没有具体规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其二，二零零一年九月在美国发生的恐怖活动事件之后，保障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我国在所颁布的1997年新《刑法》中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制定了新的罪名洗钱罪（刑法第191条），把洗钱作为独立的犯罪加以规定，为惩治和预防洗钱犯罪在中国的蔓延提供了法律武器。洗钱活动最先发生在国外的发达国家，国际上的一些发达国家为了共同打击洗钱犯罪，已经共同签署了一些国际性条约。我国一向重视国际合作交流，已经与其他国家在一九八八年共同签署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和在二零零零年签署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在二零零三年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
二、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的缺陷
（一）洗钱罪的刑事立法有待完善
洗钱罪作为一种“下游犯罪”或者“派生犯罪”，是犯罪行为人对“上游犯罪”或者“原生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进行清洗的行为。洗钱犯罪和上游犯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显而易见，没有上游犯罪也就没有洗钱犯罪。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仅将洗钱犯罪的上游范围限定在“毒、私、黑、恐、贪、破、金”七类，范围过于狭窄。刑事立法仅限于这七类犯罪显然是不够的，这样会导致有些违法行为因“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罪刑法定原则而没有法律进行惩罚。
（二）部门规章滞后、部门法之间协调性差
反洗钱不是单项工程，而是一个系统的需要其他部门、机关通力合作的活动。但是目前我国的状况却不那么乐观。比如，金融机构为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取得竞争力，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它不惜承诺给投资者各种优惠条件，拉拢客户来投资，在这过程中，金融机构不会对投资人的身份进行核实，更不会对投来的资金的合法性进行审核，金融机构真的是唯“利”是图。从目前来看，反洗钱只是一个机关或者部门在单打独斗，根本没有相互合作相互协调可言，真正的反洗钱还没有实现。
（三）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
洗钱活动不是只发生在一个国家，涉及到世界多个国家。另外，每个国家所能管辖的范围也非常有限，洗钱犯罪分子正是利用这些漏洞才进行跨国洗钱犯罪。我国的反洗钱活动才刚刚开始，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许多犯罪分子把钱转移到与我国没有订立司法协助的国家，这使我国无法与另一个国家进行引渡犯罪分子，被清洗的钱也无法追回，造成我国大量资金外流。
三、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洗钱罪的刑事立法的完善
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包括七类犯罪，分别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从目前来看，这七种犯罪已经不能适应我国打击日益猖獗的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的需要，扩大上游犯罪范围也符合国际反洗钱犯罪立法的发展趋势。在我国，洗钱罪与上游犯罪的主体能否统一还有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并没有明文规定，人大常委会、最高检、最高院也无法律解释。我国将上游犯罪的行为人排除在洗钱犯罪主体之外的刑事立法规定显然不利于打击洗钱犯罪，并可能成为打击洗钱犯罪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上的障碍。
（二）反洗钱配套规章、法规的完善
我国反洗钱活动刚刚起步，已经有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反洗钱法律体系以《反洗钱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为主导。但是，这些远远不够，不足以打击洗钱犯罪。因此，一是建议制定现金交易法、银行保密法、海关法等，使这些法律与刑法中有关洗钱罪的有关规定协调一致，尽量避免法律的漏洞。二是由中央银行制定与反洗钱有关的政策，进而指导其他金融机构根据自身情况来制定相关的流程，把洗钱活动扼杀在洗钱的起步阶段，把具有洗钱行为的人揪出来，配合公安机关及相关部门抓获犯罪分子。
（三）加强国际合作交流
我国反洗钱还处于萌芽阶段，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我国的反洗钱制度亟需完善。随着改革开放进度的日益推进，我国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交往日益频繁，洗钱犯罪也渐渐国际化、集团化。所以，要想有效制止洗钱活动，需要各国通力合作，需要各国金融机构和司法部门加强合作。
综上所述，我国反洗钱活动起步相对较晚，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当今的中国，各种经济犯罪时有发生，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国也应该加大反洗钱的力度。反洗钱法律国际化，立法、司法、执法相互配合。不过，对待外国的法律也不能全盘移植，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地移植。另外，我国反洗钱法中好的方面也应该有效继承。进而，打击国内洗钱犯罪，并尽量防止洗钱犯罪的发生，维护我国经济金融秩序，为世界经济秩序的有效维护做贡献！
参考文献：
[1]赵可.“洗钱”犯罪浅议[M].上海：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编，199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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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铭暄.刑法国际指导原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2013：306.
作者简介：
反网络洗钱技术研究 篇4
1.1 传统洗钱技术分析
传统的洗钱方法主要是通过货币走私、利用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洗钱。洗钱的过程主要由处置阶段(Placement)、离析阶段(Layering)和融合阶段(Integration)3个阶段组成,洗钱过程的3个阶段如表1所示,该表来源于美国2004年洗钱秘书处年度汇报。
在处置阶段,来自犯罪活动的收入改变成便于控制而且不易被怀疑的形式;离析阶段中,犯罪分子通过复杂的金融交易,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的真实来源和真实的所有权关系,模糊犯罪收益的非法特征;融合阶段指的是将犯罪收益与合法资金结合在一起混入经济、金融体系中去,让非法所得以合法面目出现的过程。
反网络洗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每天海量的金融交易包括了合法交易、日常交易、不平常交易、可疑交易和非法交易,非法的金融交易就隐藏于正常的交易之中。判断这些交易的合法性非常困难,比如普通的日常交易,有很大可能是合法交易,但如果交易者是犯罪分子,则也有可能是非法交易;某些不平常的交易也可能只是客户偶然的大额转账行为等。为了掩人耳目,非法交易常常与合法交易交相混杂,以至两者很难截然分开。更多的时候,看似合法交易中的非法成分更隐蔽、更有欺骗性。并且,洗钱交易中涉及到的灰色收入及其收益,自然被排除在反洗钱报告的范围之外。图1定性描述了这种交易类型的合法性比例关系。利用反洗钱技术,就是要甄别出这些交易的类型,并进一步定量判断其合法性。
以网络支付的洗钱犯罪为例,洗钱者利用网络支付账号频繁进行虚假交易,以实现资金的流动和转移,达到洗钱的目的。通常,洗钱者会配备一个或多个网络支付账号,通过电子商务账号间的“自卖自买”交易,实现网络上的脏钱漂洗。其中又有简单洗钱方式和复杂洗钱方式的区别,分别如图2和图3所示。
图2描述了简单网络支付洗钱方式,首先,洗钱者将黑钱存入银行(可能通过多个虚假或真实的账户存入银行),然后开设网络支付账号,通过对倒交易,将资金转移到自己开设的卖方网络账号中,再通过卖方银行账号将电子货币转换成实际货币,达到洗钱的目的。
复杂网络支付洗钱方式与简单网络洗钱方式类似,只是买卖双方的网络账号存在多个,并且区别不再那么明显,实现更隐蔽更大量的网络洗钱,如图3所示。
1.2 国际反网络洗钱技术分析
国际上对反洗钱技术的研究经过了3个阶段:第1阶段叫做欺诈扫描(Fraud Scanning),第2阶段的反洗钱技术研究,主要是基于神经网络、交易规则、数据挖掘等技术;第3阶段则是以智能代理技术整合神经网络、数据挖掘、模糊逻辑、基于案例推理(Case Based Reasoning,CBR)等各项技术而形成的反洗钱技术。比如成功的网络反洗钱系统i Prevent采用智能代理框架,整合运用了9种先进技术,以达到反洗钱的目的。
1.3 国内反网络洗钱技术发展
国内对反洗钱技术的研究主要关注于金融数据的分析以及洗钱行为的发现等,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杨冬梅等从资金转移路径的经济成本考虑,监控资金的异常转移,以此提高反洗钱的效率。卢正鼎等提出了基于相似度离群模式发现模型,利用知识属性集分析离群点,从而检测出可疑资金流动序列。汤俊采用客户行为模式分析技术,判断是否存在可能的洗钱行为。张成虎等提出基于范例推理(CBR)的反洗钱信息系统,根据旧的案例判断当前可疑交易,并产生有价值的新的案例。孙小林基于聚类分析的思想,对洗钱案例库中的数据构造核心决策树,从而判断异常点并进行孤立点分析,以判断其属于洗钱数据的概率。张成虎、高薇等使用数据挖掘方法中的贝叶斯分类法,通过对案例数据的训练学习达到对未知类的样本分类,可以得到各类交易的洗钱概率值。黄柯等将数据挖掘、专家系统、案例推理、模糊逻辑等技术以智能代理的形式进行组织,进行集中式的反洗钱数据分析,并能进行知识更新与升级。崔颖安等将银行系统、证券系统、海关系统等多个系统的接口对应于多个智能体,通过Agent服务将其联系起来,其核心的洗钱判断是通过规则推理的黑板系统来进行的。这些方法能够克服国内以往传统的大额、可疑交易上报方法具有的高误报率、海量数据报表、预设标准易于被规避、自适应能力差、缺乏数据解释能力、不能跨部门全局监控等局限性,能够提高反洗钱的准确性和实时性,有助于研制先进可靠的反网络洗钱系统。
另外在反网络洗钱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仿真数据的问题。在存取款、汇兑、网上支付等金融交易中,出于安全、隐私等保密原因,真实的交易数据一般不公开,国内外的研究者都很难获取到真实可信的可疑交易数据和原始案件数据,从而对有关模型和算法的检验存在着一定的难度。针对这个问题,研究者Barse等提出用仿真数据来训练和调试欺诈检测系统的方法,并界定了仿真数据的重要特性和数据仿真的5个步骤。华中科技大学开发的可疑交易智能分析监测系统,简称SINOTRAC,是该校计算机学院智能与分布式计算(IDC)实验室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需求,设计开发的一个原型系统,目标是在反洗钱信息平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交易分析系统。主要功能是根据反洗钱知识建立反洗钱分析模型,利用反洗钱分析模型对银行提供的大额和可疑交易数据库进行可疑交易甄别,形成关注名单,为用户提供关注账户的交易网络可视化功能,结合分类、聚类、关联规则以及链接分析等数据挖掘技术进行反洗钱分析服务,这些服务主要包括异常账户发现、异常资金流监控等。系统流程如图4所示。
1.4 反网络洗钱实例系统
在实际的应用系统方面,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洗钱侦测信息系统。如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 CEN(Financial Crime Enforcement Network)建立的FAIS系统(Fin C 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和澳大利亚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AUSTRAC(Australian Transaction Reports and Analysis Cen tre)建立的交易报告分析和查询系统TRAO(Transaction Reports Analysis and Query)。
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 CEN)的FAIS系统利用链接分析软件包Net Map来发现可疑交易,并对其进行跟踪调查来寻找犯罪嫌疑人。该系统独特的分析能力主要得益于其视角的转变,从交易导向转为对象(如人、组织等)导向。每一笔交易、对象、账户等对象都要用300多条规则去测试,最后用贝叶斯推理对每一个项目的可疑性进行评定。澳大利亚的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AUSTRAC)的TRAQ(Transaction Reports Analysis and Query,交易报告分析和查询)系统利用分类工具滤掉不相关的属性,对高度相关属性进行排级,利用聚类分析工具将不同案例分组,利用孤立点分析工具探测异常资金量的转移和其它行为,利用序列模式分析工具异常访问模式的特征。这些数据挖掘工具可以识别出一些重要的活动关系和模式,帮助调查人员聚焦可疑线索,做进一步的处理。
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平均每天收到42000份申报,其中大额现金交易13000笔,国际资金转移指令28000笔,如果仅仅依靠人工处理,每天要对如此庞大的账户交易进行监测分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而该中心建立了Screen IT反洗钱系统,它是一个交易报告筛选系统,可以筛选出比较可疑的交易,并交给税务、警察等执法机构。Screen IT系统能根据专家知识和样本数据自动推断某些交易、账户或公司等对象是否具有洗钱特征。
英国著名的智能反洗钱数据分析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Searchspace公司提出了基于自动代理的Sentinel哨兵技术,借鉴该公司在股市内部交易监控项目上的成功经验,结合概率数据分析方法、启发式机器学习和支持向量机技术,实现了对洗钱犯罪行为的预警,并解决了模式识别过程中常见的过度拟合问题。
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反洗钱工作的效率相对较高。这些国家除了具有较好的法制基础,还广泛利用数据挖掘与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反洗钱监测分析系统,大多数大型银行机构都利用反洗钱系统监测洗钱活动,实现反洗钱监测目标。我国的洗钱侦测电子系统建设刚刚起步,反网络洗钱的信息系统仍处于初级阶段。
2 展望
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金融电子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洗钱犯罪活动迅速蔓延发展,呈现出网络化、大宗化、智能化、国际化、专业化和政治化的特点。与此相适应的,反网络洗钱技术的研究也应重点关注以下发展方向。
2.1 大量运用数据挖掘与人工智能技术
目前,已经应用在反洗钱系统中的数据挖掘技术主要包括孤立点分析、序列模式挖掘(Sequential pattern mining)、支持向量机、聚类分析、决策树技术等;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包括专家系统、多智能代理技术、神经网络、机器学习、遗传算法等。比如上述的FAIS系统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系统,主要由金融数据库、图形用户接口模块、数据预处理模块和数据分析模块组成,其中关键的数据预处理和分析模块就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预见,将来对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将更加深入,以实现更准确、实时、智能的反网络洗钱的目的。
2.2 综合运用多种技术
结合本文的分析以及洗钱行为的特点可以分析得出目前技术手段在反洗钱中的使用特点,比如:可以使用孤立点分析来检测异常资金量的转移;序列模式挖掘可以用于分析具体一段时间内具体个人的行为,并可得出异常访问模式的特征;同样,可以使用聚类分析技术将具有相似交易行为的个人或企业的账户聚为一类,并可作为数据预处理手段应用在反洗钱系统中;决策树技术可根据设定的可疑交易数据分类规则对各种报告数据进行分类,并以树状结构显示出来,该技术得出的结果可提供一系列彼此相互分离的独立路径,从而为分析者提供反洗钱的推理框架。网络洗钱涉及面广、过程复杂,仅仅采用一种技术可能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针对洗钱的过程及特点,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是今后的一个研究方向。
摘要：针对当前洗钱犯罪活动迅速发展并呈现网络化的问题,从洗钱与反洗钱行为的概念出发,概述了网络洗钱的特点、形式、发展以及与传统洗钱行为的差异;在对国内外反网络洗钱中采用的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技术以及国际先进的反洗钱应用系统进行归纳与分析后,展望了反网络洗钱技术的发展趋势。
反洗钱研究 篇5
论文摘要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快速蓬勃发展起来。然而，隐藏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的洗钱风险，随着平台服务的不断发展逐渐暴露出来。对于这种洗钱风险，建议从建立健全内部组织机构、细化非金融机构操作细则和流程、建立奖励机制等方面完善对非金融机构网络平台反洗钱内部风险控制制度，维护金融秩序稳定。
论文关键词 支付平台 反洗钱 内控制度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商品服务的流通和资金的流转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满足社会对于网络资金流动及安全的需要，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快速蓬勃发展起来。然而，隐藏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的一些法律问题和金融风险，随着平台服务的不断发展逐渐暴露出来。在网络平台自身治理层面，平台自身洗钱风险内控机制不健全，加之网络平台提供服务的特殊性，很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洗钱的工具。对于这种洗钱风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积极应对新模式洗钱行为的冲击，预防网络平台洗钱的风险，更好地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
一、第三方支付平台洗钱行为概述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作为一种新型的电子商务支付结算工具，第三方支付平台凭借自身的便捷性、相对安全性、低风险性，同步快速发展起来，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第三方支付平台为用户提供了类似于银行的小规模货币资金支付、结算、查询统计等服务业务。它既独立于买卖双方，也独立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平台利用自身信用为买卖双方提供担保，在降低交易风险的同时，提高了交易的成功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存在为整个交易过程提供了安全和强有力的信用保障，进一步繁荣和促进了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目前用户数量最大的是PayPal和支付宝，前者主要在欧美市场流行，后者主要在国内流行，用户过亿。
由于第三方支付平台已经从事部分准银行性质的业务，相关部门规章也明确要加强对其洗钱风险的监管，但是由于网络交易的隐蔽性以及第三方支付平台自身原因使得在松散的监管下，洗钱仍然成为可能。洗钱者往往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建立虚拟账户，使用虚假交易或不真实交易，很容易实现资金在不同账户的自由转移。在放置阶段由于无法准确得知交易背后的客户信息，洗钱者可以使用虚假身份轻松将违法所得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中。在分层和整合阶段存在同样的监管缺陷和漏洞。当第三方支付平台参与到结算业务中时，平台直接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接，提供支付渠道，用户并不需要提供合情合理的证明材料来解释其资金超过某一上限或是短时间频繁多次出现资金流转行为的合理性。洗钱者很容易利用网络平台掩饰、隐藏非法资金的来源和性质，待这些虚假的交易完成后，违法所得摇身成为买卖交易所得，并通过和支付平台对接的银行系统流通出来。
为了保障在反洗钱工作中人力、物力、财力得到有效合理地配置，反洗钱机制能够高效有序运行，有必要在行业协会领导下，充分发挥非金融网络平台的自主性和自治性的特点，将国家的反洗钱法律法规原则性要求内化为网络平台内部风险控制制度的一部分，并细化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内部风险评估、管理机制，以明确岗位职责，加强内部监控。
二、建立健全平台内部组织机构
大多数第三方支付平台在成立之初，根本没有成立独立的反洗钱风险防控部门，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风险隐患。故有必要合理规划设置反洗钱工作岗位组织结构，建立内部专员制度，为反洗钱工作提供组织保障。建议在行业协会统一指导下，加强第三方支付平台组织建设管理，根据网络平台不同模式特点，设置不同的但独立的内设机构负责反洗钱工作。第三方支付平台除了受央行反洗钱部门的纵向监督检查外，还应接受向内部独立部门的督促检查。独立的内设部门负责督促检查各项反洗钱制度和原则的执行情况，督促反洗钱义务的及时有效履行，对既存数据（大额或可疑交易数据、资金流动频率、方向、数量）分析的基础上对可能存在的洗钱风险进行评估，确立风险等级，尽可能预防和避免法律与金融风险。
由于通过互联网平台洗钱行为具有复杂性、隐蔽性、快捷性的特点，加上网络平台涉及业务面广，这就需要反洗钱工作人员既能熟练掌握信息技术知识，又精通金融业务与监管技能。因此在设立独立内部监督机构的基础上，招聘具有金融监管和网络风险控制背景专业人员，组建一支技能熟练的复合型反洗钱人才队伍，作为反洗钱专职人员，执行反洗钱的法律法规及行业细则，具体负责监督和实施有关反洗钱的工作，直接接受央行反洗钱部门的指导管理，并向央行反洗钱部门上报各类监管所需的数据和材料信息，确保反洗钱工作落到实处。
三、细化第三方支付平台反洗钱工作操作细则和流程
第三方支付平台按照相关反洗钱法律的规定，应结合自身业务开展情况，建立健全针对性强并具有操作性的反洗钱工作细则和流程，为网络平台履行相应反洗钱义务提供规范标准，促进反洗钱工作健康有序开展。建议第三方支付平台结合自身特点，因地制宜的完善细化反洗钱行为规范。由于客户身份识别、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对于反洗钱行动的顺利开展十分必要的。因此建议第三方支付平台至少在客户身份识别、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这三个基础方面完善工作流程和操作细则，确保通过网络平台的每一次交易、每一次资金流转都满足反洗钱法律法规的要求，实现监管全覆盖的要求。同时，建立反洗钱专职人员的绩效考核办法，明确其工作职责。定期对这些专职人员进行培训教育（培训内容包括洗钱犯罪最新动态、新的特点、新的监管要求，国外反洗钱识别、可疑交易分析等操作规程以及职业道德操守等），提高他们的反洗钱的风险意识和业务水平能力，确保反洗钱工作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更好地实现反洗钱的效果。
（一）在客户身份识别方面
客户身份识别工作是“了解你的客户”（KNC，know your costumer）原则在反洗钱领域的具体体现。由于网络洗钱行为具有隐蔽性、虚拟性的特点，客户身份识别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反洗钱工作过程中，变得十分重要且关键，可以说是反洗钱第一关口。因此，各类第三方支付平台都要以严谨审慎的态度和工作准则，利用相关科技手段，对无形的信息认真进行身份认证，识别客户身份，了解客户的身份背景、职业特点、交易目的、交易性质以及资金来源，保证基本信息的真实准确性。在注册登记成为网站平台会员时，网站平台坚持实名制度要求，明确规定不得开立匿名假名账户。要求客户在注册时要提交真实姓名或者名称、有效身份证件种类、身份证件号码信息或企业注册资金、法人代表、营业执照信息，并与央行、工商、税务、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加强沟通联系，运用公民身份联网核查系统核查注册客户的姓名、照片信息，公民身份号码信息，辨别身份证件信息真伪，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防范不法分子骗取开立假名匿名账户。
（二）在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方面
为了进一步促进反洗钱工作的顺利开展，所有第三方支付平台都应准确无误的提供网站平台的客户资料和交易记录作为反洗钱调查的证据材料。对此，网络平台应该加强对客户资料和相关交易记录的管理，妥善保存这些资料。第三方支付平台对其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储存和保管应该完全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资料和记录的保存应该达到央行反洗钱部门监管的最低形式要求；二是提供的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可以真实反映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情况。这一点对于网络平台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网站数据都是以电子形式保存的，对此网络平台应该保证记载客户信息和交易的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防止客户身份信息和交易记录被恶意篡改、泄露、损毁和灭失。三是资料和记录的保存要持续一段合理的时间，以备随时完成央行反洗钱部门有关信息披露的监管指令。如果反洗钱调查工作在规定的保存期届满时仍然未结束的，资料和记录的保存要持续至反洗钱调查工作结束。
（三）在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方面
世界各国的反洗钱实践都已明确表明，不法分子为了达到洗钱的目的往往通过更加复杂的放置、分层和整合过程，以逃避刑事侦查机关的立案调查。第三方支付平台应根据本机构的客户特征和交易特点，制定和完善符合自身特点的可疑交易标准。总体来说，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从以下方面可以认定为可疑交易：（1）资金用于从事违法活动的。比如经过对资金用途进行合法性、风险性审查，网络贷款平台的借款人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交易。（2）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洗钱目的的，即资金形式上在网络平台经过多次复杂流转，实际上经审查，资金最终流入控制人或是关联人账户的。（3）能有证据证明此次的资金流转行为是网络平台交易双方恶意串通有意为之的。（4）无实体买卖支持的资金量巨大的交易，或是定期频繁的无明显经济或合法目的的具有规律性的小额交易。（5）其他不能提供相应资料证明资金用途、流向、来源的交易行为。比如在网络贷款平台中审核借款人的借款用途时，借款人无法提供相应的资料说明其资金用途，可认定为可疑交易。
四、建立反洗钱激励奖励机制
由于第三方支付平台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它不会投入大量精力，主动进行反洗钱操作，仅仅为履行相应义务而完成反洗钱工作。这也就是反洗钱规定实施后，非金融机构反洗钱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的原因所在。建议可以由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定期对非金融机构反洗钱各项工作进行考核评估，包括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可疑交易分析报告程序等进行评级打分。对于表现突出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表扬，对反洗钱工作突出的机构按照贡献的大小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或奖励，并在网络平台新型业务开展中给予政策倾斜。同样的，从第三方支付平台自身层面，根据上述反洗钱激励奖励机制，结合自身业务实际，出台内部的反洗钱量化指标考核，做好员工反洗钱激励机制，调动平台内部反洗钱部门及工作人员的反洗钱积极性，间接地推动反洗钱工作顺利开展。此外，还可以参照我国检察系统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奖励举报有功人员的做法（对于提供贪污案件线索的举报人，司法机关依照此线索查处了犯罪，检察机关依法给予贪污款项一定比例的奖励）建立按比例分成追缴黑钱制度，即对当非金融机构及反洗钱专员成功协助央行追踪调查洗钱案件，并且此案件被司法机关依法定罪后，可以将收缴的黑钱按照一定比例给予这些耗费大量业务成本、专项经费的非金融机构和优质完成反洗钱任务的反洗钱专员，作为补偿其执行反洗钱操作而产生的成本支出和对其的物质奖励，从而调动平台及其工作人员参与反洗钱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Reference
中国反洗钱的软肋 篇6
3月27日、28日，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深处一家僻静的四星级酒店，一个与反洗钱有关的会议正在秘密的召开，全球性反洗钱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与公安部、外交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务院台办等有关部门一道，围绕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等工作及相关立法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这是FATF自1989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在非成员国召开研讨会。
国际非法洗钱活动的嚣张，使这些不同肤色的专家、官员们抓耳挠腮，聚首同谋。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5%，介于6000亿至1.8万亿美元间，且每年还在以1000亿美元的数额不断增加。而据中国国内有关学者估计，近年来仅国内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钱金额就高达2000亿元，大概占GDP的2%左右。
新反洗钱阵线
进入2003年，中国反洗钱力度骤然加大，中国人民银行三天内连续颁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三项法规，目标直指洗钱活动。
去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内部成立了反洗钱处和支付交易监测处，同年9月成立反洗钱领导小组。而与此同时，中国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也专门设立了洗钱犯罪侦查处。该处的职责很宏观，亦包罗万象：反洗钱的调研、分析、指导、协调、合作、协查，皆囊括其中。重点首先从打击地下钱庄开始。
地下钱庄的功能之一是把黑钱洗白。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的官员介绍，不久前，我国广东、福建公安部门开展的打击地下钱庄的专项行动中，一举打掉32个地下钱庄，收缴赃款、赃物价值3000多万元，抓获了包括地下钱庄庄主在内的犯罪嫌疑人90多名。这是公安机关近期打击洗钱犯罪取得的成果之一。
除了公安部门和人民银行，根据新颁布的反洗钱法规，从2003年3月1日起，中国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外资金融机构，都将参与到反洗钱行动当中来。
与此同时，FATF第一次在非成员国召开研讨会其用意不言自明，就是要加强与中国政府的内外联动。
公安部外事局国际合作处的杨少文处长坦言，仅2002年4月以来，公安部就收到20余个（国）境外执法部门洗钱案件线索协查函100余件。我国公安机关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协查请求十分重视，及时部署有关调查工作，并尽可能为其调查、取证和抓捕犯罪嫌疑人等提供方便。
如2001年9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执法机构请求内地公安机关协助调查一起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的涉嫌洗钱案，在内地机构的大力协助下，涉案的40余名犯罪嫌疑人最终被香港警方成功起诉。另外，仅去年以来，公安部共协助国外执法部门调查的涉恐资金线索就有十多件。
事实上，反洗钱的国际合作在从个案向框架发展。目前，我国已同40多个国家签署了70多个有关警务合作、打击犯罪等方面的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和纪要。在接受有关国家向我国派驻警备联络官的同时，我国也向美国、加拿大、泰国等5个国家派驻了7名常驻警务联络官。对于FATF这个最重要的全球性反洗钱组织，我国也在积极加入。
待修补的法律架构
此前，《经济》曾多次向有线索的广东、福建警方求证案例。 “案件正在调查中，还没有定性”是地方公安机关对媒体的惯用辞令。
“《刑法》中对洗钱犯罪上游犯罪目前规定了四种，与实际需要有一定差距。”公安部一位负责人说。
有参与专项斗争的民警后来解释，“不否认在办案中，有些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悄悄的变化，洗钱罪演变成经济领域里的不正当竞争或者其他罪名。这些人活动的厉害呢。”
“活动”是一方面。公安部的官员认为《刑法》对洗钱证据的要求，为民警办案增添了障碍。比如，《刑法》规定构成洗钱犯罪须以犯罪分子“明知是上述四种犯罪（毒、黑、私、恐）所得”为主观要件，由于公安机关在办案中获取该方面证据确有很大困难，特别是在承办跨境犯罪案件过程中，涉案地有关法律规定与我国法律规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取证上更为困难。
公安机关向立法部门提出的立法建议是，应研究扩大洗钱上游犯罪范围、完善洗钱犯罪的认定标准等。
作为审判机关的法官，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刘鑫深有同感：“所洗的黑钱来源应扩大到所有重大犯罪收益，应包括贪污、受贿、诈骗、偷税等犯罪所得。” 从司法实践来看，近年来贪污贿赂、诈骗等案件不断上升，数额越来越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类犯罪的洗钱行为未得到有效遏制。
刘鑫甚至呼吁：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因过失导致洗钱，情节严重的也应构成洗钱罪；不作为即故意不报告可疑交易，以致造成洗钱结果的，同样构成洗钱罪。
专家认为，中国反洗钱斗争堪忧的法律结构缺陷还远不止《反洗钱规定》存在的功能局限性。我们目前在反洗钱的两大体系建设方面面临的局面是，国内体系急需规范及完善，与国际的合作体系亟待建立。大量的金钱被洗到国外而无法追回，暴露了中国反洗钱国际合作的严重缺位。
《反洗钱法》制定亟须提上日程。
六类洗钱大法
化整为零
把犯罪所得分成若干块，存入银行或通过银行进行交易，或者汇往异地，或者购买其他金融证券；
在金融机构寻求“内线”
买通银行和金融机构内部的职员，使他们在犯罪分子存入银行大批现金时不填写或不如实填写“现金交易报告”，以避开有关部门的检查；
“鱼目混珠”
洗钱者把非法资金与一个企业的合法资金混在一起，作为企业的合法收益；
利用“掩体”
参与或假装参与合法经营的公司，进行洗钱活动；
用非法现金购买资产或有价金融证券；
利用赌场、酒吧、饭店、宾馆、超级市场、夜总会等服务行业和日常大量使用现金的行业，把非法收入混入合法收入来洗钱；
洗钱三步曲
第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称为存放（placement），即让黑钱进入金融系统。黑钱也常常以艺术品、古玩、珠宝交易为幌子，先进行一次预洗漂白。
第二步
分层（layering），在黑钱进入金融系统网络后，“洗钱”者将资金从一个银行移到另一个银行，从一个地区移到另一个地区，在每一个地区只停留一小段时间。这个过程比较困难，经常要通过空壳公司进行假想的商品和服务交易。今天，大多分层活动都是通过电子资金转移的形式，通过诸如CHIPS、CHAPS和SWIFT等形式。通过资金的反复移动，黑钱便漂成了干净的资金。
第三步
第三方支付反洗钱法律监管研究 篇7
关键词：第三方支付,反洗钱,法律监管
一、第三方支付概述
现代电子商务的发展, 离不开信息流、物质流和资金流三大配套体系的建立和支撑。由于电子商务交易过程较之传统的“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实体商店交易, 存在着的一定的时空隔绝, 买卖双方因信息不对称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顾虑, 由此陷入的“囚徒困境”博弈将制约电子商务的发展。第三方支付的出现, 在买卖双方之间扮演着资金托管和交易清算的角色, 发挥着交易担保和信用提供的职能, 大大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具体说来, 第三方支付, 是指像支付宝、财付通这样经批准设立具有一定资金实力和信誉保障的网络交易平台, 在网络交易过程中, 买方选购商品后将货款支付到交易平台的备付金账户, 交易平台再通知卖方发货, 买方收到货物检验合格后向交易平台确认收货, 交易平台最后将货款转移到卖方账户的支付过程。
二、第三方支付潜在的洗钱风险
第三方支付具有小额、高效、便捷的特点, 是对传统由银行主导的货币支付体系的创新和变革, 在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同时, 由于其自身的互联网模式特点和监管措施的缺位, 无形之中给洗钱犯罪创造了很多机会, 给反洗钱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和障碍。
(一) 资金隐蔽转移风险
第三方支付依托互联网的支付平台, 在整个支付清算过程中完全可以脱离面对面的支付委托等环节, 具有相当的隐蔽性, 给洗钱犯罪分子提供了方便的资金转移渠道。具体说来, 第三方支付将所有用户的交易涉及的总的资金流动路径整合, 而客户备付金账户实际上成为了资金流动的中转站, 各银行系统账户按照通过轧差清算的结果, 根据指令将总的结算资金从买方的账户划入客户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 再从中转移到各卖方的账户, 洗钱分子在第三方支付机构注册了虚拟账户, 即可以通过交易隐秘地实现各账户间的资金转移以达到洗钱的目的。
银行不可能通过支付平台的交付指令, 寻找到每一笔交易资金的来源和去向。另外, 还可能存在以下两条资金隐蔽转移的实现路径:第一、匿名交易, 目前第三方支付虚拟账户开设实名制尚存在较多漏洞, 犯罪分子可能通过虚假身份等方式开设匿名账户, 进行资金的转移运作, 也可能通过不记名的充值卡对虚拟账户充值然后完成资金的培育整合;第二、虚构交易, 犯罪分子可以通过注册虚拟账户, 虚构交易, 以商品货物买卖的合法外衣, 实现资金的隐蔽转移。
(二) 信用卡套现风险
利用第三方支付实现信用卡套现通常存在两种方式。第一, 信用卡持有人可以通过虚构交易, 利用第三方支付的交易平台, 将从信用卡透支的信用额度转移到虚拟账户, 再由虚拟账户转移到“卖方”, 最后“卖方”通过银行实现信用卡套现。第二, 信用卡持有人通过取消交易的方式, 将虚拟账户中的货款“退回”到银行账户。取消交易后, 有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会通知提供货款退回接受的银行账户, 这样就能实现资金的套现, 或者直接修改虚拟账户绑定的银行账户, 也能轻松的实现信用卡套现。
(三) 跨境支付洗钱风险
随着电子商务的国际化发展, 第三方支付的业务范围也相应扩展到跨国交易支付。洗钱犯罪人同样可以通过虚拟交易等方式将资金转移到境外或者从境外转移到境内。互联网平台的高效、便捷和无国界的特点, 为资金的国际转移提供了机会, 使第三方支付平台极有可能成为国内外黑钱、热钱的进出通道。
(四) 第三方支付平台自身洗钱风险
由于第三方支付的运作特点, 货款从买方支出到卖方最终接受会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因而资金会在支付平台短暂的沉淀形成“沉淀资金”, 随着支付平台的资金交易总量的不断增加, “沉淀资金”的体量会不断扩大形成可观的数额。对于这笔数额, 实际的操作权掌控在支付平台手中, 因而为第三方支付平台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洗钱犯罪创造了机会。 加上目前整个备付金操作的主动权掌握在支付平台手中, 一旦其从事洗钱犯罪活动就很难被察觉。
三、我国第三方支付反洗钱法律监管现状
(一) 我国第三方支付反洗钱法律监管体系
反洗钱一直以来就是各国货币金融监管的重点, 经过多年的努力,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多层次的反洗钱监管法律体系。其中2004 年修正后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2007 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是法律层面规定, 也是我国反洗钱监管法律体系的基础。根据上述法律,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 《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具体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及其设立的反洗钱监测中心的监管职责, 明确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及从事汇兑业务、支付清算业务和基金销售业务的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此外, 我国刑法中专门设立了洗钱罪, 明确了洗钱犯罪分子将受到刑事制裁。
但是, 上述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仅仅只是针对一般金融机构的反洗钱规定, 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于2010 年颁布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 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法律性质被界定为非金融机构, 因而上述反洗钱监管法律法规并不适用于第三方支付机构。鉴于上述的立法体系的尴尬和第三方支付反洗钱监管的特殊性, 中国人民银行于2012 年出台了《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 规定了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开展支付业务过程中需要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客户交易记录和身份资料保存、可疑交易记录报告等反洗钱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 现行法律监管体系的缺陷分析
目前在整个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大环境中, 我国第三方支付领域的法律监管体系相对日趋完善。但是针对第三方支付领域反洗钱的法律规定尚在起步阶段, 存在较多的缺陷需要弥补。
第一, 立法位阶低, 主要是央行的部门规章在发挥核心作用, 缺乏应有的权力制约, 容易导致部门利益的渗透, 不利于科学、民主的监管体系的构建。
第二, 缺乏针对性, 根据反洗钱部级联合会议发布的《中国2008~2012 反洗钱战略》中的要求, 反洗钱的工作展开要遵循针对性、有效性和均衡性的要求。但是现行立法没有关注到第三方支付领域的特殊性, 在监管规则制定方面与其他金融或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管没有体现出差异性。粗疏的立法既可能导致监管效率低下, 也可能阻碍了行业的发展。
第三, 未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 互联网金融监管要强调政府监管和行业监管相协调原则, 要大力发挥行业自律监管的灵活性和专业性, 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协会、清算支付协会等行业协会的建设, 推动形成统一的行业服务标准和规则, 引导第三方支付机构履行相应反洗钱义务。
第四, 反洗钱法律规范内部缺乏协调性。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洗钱法》中第三方支付机构并非法定的反洗钱义务主体, 但是《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中却规定违反该《办法》的按照《反洗钱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予以处罚;《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明确将第三方支付机构界定为非金融机构, 可是在《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中, 却鲜见两者的不同。
四、我国第三方支付法律监管的完善
(一) 宏观法律体系的完善
第一, 修订《反洗钱法》。要构建一个科学、严谨的第三方支付法律监管体系, 必须将第三方支付的反洗钱监管纳入到以《反洗钱法》为基础的一般的反洗钱监管法律体系, 唯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运用和协调已有的制度体系, 实现立法资源的节约和监管活动的协调高效。因此, 有必要在《反洗钱法》中明确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反洗钱义务。具体可以增设非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一章, 通过列举的方式将第三方支付机构纳入义务主体范围, 并针对性的规定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作为第三方支付反洗钱的基本制度框架。
第二, 修订《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该《办法》作为当前我国整个第三方支付法律体系的核心对第三方支付行业各方面的监管起到统筹协调的基础和核心作用。但该《办法》对第三方支付反洗钱的规定非常粗略, 仅第六条规定了支付机构具有反洗钱义务。所以应该在该《办法》中对具体的反洗钱监管措施进行细化, 加强其与其他方面监管要求的联系、协调, 例如可以明确第三方支付牌照的申请发放必须要求以第三方支付机构有完善的反洗钱监测、防范和报告体系为前提。
第三, 修订《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该《办法》是目前第三方支付机构反洗钱的主要法律依据, 但具体的监管规定上却缺乏针对性, 大量沿用《反洗钱法》中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规定, 有必要对其进行修订, 强化其针对性。另外, 该《办法》由央行颁布, 难免会体现较强的部门利益, 表现出重视监管安全, 轻视行业发展的价值趋向。所以, 有必要提升到国务院法规的层面, 以《条例》发文, 以实现立法过程对行业发展和法律监管的协调。
第四, 发挥行业自律作用, 积极参与国际反洗钱交流和合作。行业自律监管较之政府部门监管有专业性强、灵活性高的优势, 应该积极建设第三方支付行业协会, 并发挥其在反洗钱监管中的作用, 以其行业自律规范作为第三方支付法律监管体系的重要补充。另外, 国际上的反洗钱成功的立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建立反洗钱监测信息的共享、打击反洗钱犯罪的合作机制, 这有利于对通过跨境支付洗钱的监管和打击。
(二) 微观法律制度的完善
1.完善对客户真实身份的尽职调查
要坚持账户开设实名制原则。对于个体客户, 要求提供身份证件等信息, 并对其真实性进行核查;每一个人只能申请一个虚拟账号, 并在开户前通过多媒体手段进行合规教育, 要求其加强自身的账号管理。对于单位客户, 要求其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营业执照等证件, 并通过有关联网平台履行严格的审核。对于卖方客户更要对其经营范围、资质等信息进行严格审核, 防止其通过虚假交易进行洗钱活动。
2.账户管理坚持“同名绑定、账户分类”的原则
在支付平台上开设支付账户, 必须且只能依据相同身份信息开设的实名银行账户与其绑定, 对于信用卡等套现风险较高的银行账户, 特设专门的虚拟账户类别与其绑定, 实行重点专项管理。 此外, 在交易过程中, 要求商家必须能够向支付平台提供证明交易真实性的发票等信息。遇到交易取消或退换货等情形, 对于货款退回路径要坚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原则, 不允许有任何的前后账户绑定修改操作。
3.严格落实交易记录保存制度
对于网上交易的每一笔资金进出的都要有完整的交易记录, 中间支付平台的资金调度可以没有详细的进出记录, 但资金的来源虚拟账户和接受虚拟账户一定要能够一一对应, 并且要能够安全的保存至一定年限。
4.完善大额、可疑交易报告制度
针对第三方支付的特征, 开发专门的资金监测技术对资金的往来进行实时监测, 对于大额和可疑的交易要有完善的报告、处理机制。
5.加强不记名充值卡的监管
不记名充值卡因为从源头上隐蔽了资金的来源, 极易被作为洗钱的工具, 所以要加强对不记名充值卡的监管, 具体可以对不记名充值卡的使用进行额度管理, 规定每一个虚拟账户每日、每周乃至每月最大接受额度。另外规范各种类型的预付卡的发放, 从源头上防范利用充值卡进行洗钱的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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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钱研究 篇8
自201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首发第三方支付牌照,截至2013年7月,共发放7批、250张第三方支付牌照,其中网络支付1业务牌照企业共138家2。
据艾瑞咨询数据统计,2012年我第三方支付行业交易规模突破十万亿大关,达12.9万亿元。其中,线下收单市场占比最高,为68.8%;其次为互联网支付,占比28.3%;移动支付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占比1.2%。互联网支付市场中,支付宝、财付通、银联网上支付、快钱、汇付天下、易宝支付、环迅支付7家企业市场份额占比98%;2012年在移动互联网3市场整体爆发的情况下,移动远程支付正快速进入高速成长期,占比达97.4%。
与此同时,第三方支付平台业务种类持续创新,从单纯的网购逐步融合提供多种支付结算工具,线上支付(网上支付)、O2O支付(条码收银、二维码扫描),移动支付(支付宝钱包AA收款、微信摇摇支付)等支付结算模式取得突破性发展。2013年,“支付+金融”成为亮眼的新模式,互联网企业不断向金融进军。此外,第三方支付机构跨境支付也已开闸,跨境支付成为支付宝、财付通、快钱等第三方企业新的发力点。
2 网络支付业务洗钱风险及案例
伴随着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发展,平台交易的匿名性、隐蔽性以及信息的不完备性,也为非法转移、洗钱、套现、贿赂、诈骗、赌博以及逃税漏税等活动有了可乘之机。如,2013年,我省监测到多起与第三方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相关涉嫌洗钱活动的案例:淮北罗某涉嫌毒品或境外走私,涉及金额17,136,280元,其中通过某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资金2,196,000元;马鞍山姚某等涉嫌网络赌博或非法结算可疑交易,其中通过某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金额1,058,000元等等。由此可见,在积极鼓励第三方支付企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其可能引发的洗钱风险值得深度思考。
文献[4]已针对网络支付业务的洗钱风险进行了详细分析,如为资金的非法转移提供隐蔽的渠道,为信用卡套现提供便利的渠道,为非法资金注入金融体系提供潜在的渠道,为巨额沉淀资金的非法使用提供可能,该文不再赘述,而是从网络支付业务的反洗钱监管层面阐述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3 网络支付业务监管存在的问题
1) 支付机构重市场占有,反洗钱基础较差
支付机构普遍重市场占有、轻风险管控:反洗钱内控制度不健全或内控制度与业务操作规程不配套,造成反洗钱监管要求无法落实;提供网络支付服务时,简化识别与登记客户及商户有效身份,未采取有效措施核对身份信息;未建立同一客户多个支付账户间的关联,交易可追朔性较差;反洗钱数据报送工作更是处于起步阶段。根据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数据统计,截至2013年2月,仅有4家支付机构已开始正式报送可疑交易报告。可疑交易监测多以人工监测为主,而人工投入不足、无法覆盖全面业务使得可疑交易监测工作有效性严重不足。涉黄、涉毒、涉毒等违法分子利用网络支付平台从事非法活动,甚至为境外分子所觊觎,多次被公安部门通报。
2) 监管办法出台滞后,存量客户管理难度大
2010年人民银行2号令颁布,2011年《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简称《办法》)才相应出台,而第三方支付机构业务自2003年发展已趋于成熟,2011年互联网支付业务交易规模达到22038亿元,网上支付用户近2亿,其中匿名账户、假名账户普遍存在。虽然《办法》对客户实名制做了明确要求,但对存量客户实名制工作执行难度大,而第三方支付机构出于追逐利益的目的,并未对此类客户交易作出限制。因此,此类客户群体基本游离于反洗钱监管措施以外,风险隐患较大。
3) 网络支付业务模式,不利于监测可疑交易
目前支付机构的网络支付业务采用银行账户模式(付款人银行账户向收款人银行账户或支付账户转出)或支付账户模式(付款人支付账户向收款人银行账户或支付账户转出)。以银行账户模式为例,在该模式下,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从付款人账户至收款人账户的单笔交易在银行端被分割为付款人账户至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至收款人账户两笔交易。虽然《互联网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互联网支付指令应包括付款人和收款人名称和银行账户等,但分割后的交易却无法看到真正的交易对手信息(收款人和付款人,而非第三方支付机构),而交易对手信息对于银行监测和分析可疑交易至关重要。因此,第三方支付机构在现有交易模式下的交易指令对于可疑交易资金监测造成了阻碍。
4) 支付机构属地监管,案件追朔难度大
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和《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第三方支付机构监管依据属地监管的原则,规定支付机构的分公司从事支付业务的,支付机构及其分公司应当分别到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备案。网络支付业务依托互联网或通信网络,属于全国性业务,区别于预付卡和银行卡收单,一般无需设立分公司。因此,除第三方支付机构法人所在地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其他分支机构均无监管权限。而《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调查实施细则》(试行)也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涉及全国范围内或跨省的可疑交易活动,因此,一旦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发现涉及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可疑交易,只能通过层层的上报和审批方能开展调查,其时效性远远不能满足对网络支付交易监管和调查的要求。
5) 监管部门重业务指导,监管力度薄弱
支付机构自纳入反洗钱监管至今,人民银行对支付机构仍以政策辅导、业务指导为主,且规定反洗钱专项现场检查由反洗钱局统一组织,反洗钱专项检查应以支付机构反洗钱内控体系和客户身份识别为重点。其中,作为反洗钱三大基础义务核心的客户身份识别工作,人民银行并未对网络支付机构存量账户的客户身份识别工作未给出明确的整改限期。2012年,反洗钱局组织了对部分支付机构的反洗钱现场检查。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已于2013年6月按照反洗钱局部署组织辖区支付机构对照反洗钱法规要求进行自查和整改,针对拒不自查、自查工作走过场、整改措施不到位的支付机构,应组织开展现场检查,并对违规机构依法进行处理,但截止目前,全国尚无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组织开展检查并处罚的首例。
4 政策建议
1) 支付机构提高洗钱风险防范意识
支付机构应准确把握人民银行监管思路,提升风险防范的意识。应转变以往“无规则、无监管”的思路,不断强化风险意识重于市场意识,责任意识重于投机意识的发展思路。在开发新产品和服务时,应对其性质、风险进行自评估,并建立风险预防和监测的内控制度体系和具体措施。
2) 支付机构严格执行法律法规
支付机构严格执行《反洗钱法》、2号令、细分业务领域的管理办法和《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确保业务开展符合人民银行有关制度办法的规定。严把风险防范的首要环节,包括实名制要求、用户身份信息审核、用户申请资料保存等,采取技术手段强化用户身份认证,防止用户信息被冒用、盗用。以“客户为中心”对同一用户开立的所有支付账户进行关联、统一管理。特别要在梳理业务特点的基础上,完善风险监控模型和可疑交易监测指标体系,建立有效的可疑交易报告工作流程,确保可疑交易向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报送。
3) 支付机构加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配合协作
针对提供的支付结算服务,支付机构应加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合作,充分利用银行业金融机构现有的客户身份识别成果,强化通过验证银行卡基础信息(卡号、有效期、手机号等),并发挥自身大数据的优势,通过客户交易明细、发(收)货地址、消费(交易)习惯、交易对手信息强化客户身份识别基础工作。此外,针对现行的业务模式,支付机构应加强与银行的协作,提供完整的交易双方账户和基本信息,便于追踪客户完整的资金交易过程。
4) 人民银行加强沟通和协作
鉴于网络支付业务的特征,人民银行系统在属地监管的基础上应加强沟通和协作:对于开展全国性业务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应将相关企业的基本信息在申请支付业务许可时在人民银行系统内共享;对于在自查和现场检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应进行通报,以便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及时开展风险提示和对风险进行防范和监测;对于区域内监测的可疑交易,应及时加强沟通和协调,缩短协查进程,提高协查效率;对于由反洗钱局统一组织的现场检查,应在系统内提高第三方支付机构检查方法和方案的培训和共享。
5) 人民银行强化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监管力度
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创新业务应加强跟踪监测,尽快出台相应监管办法,明确监管责任;组织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展普查,对于未能按照人民银行要求建立反洗钱内控制度,履行反洗钱基础义务的支付机构应加强监管力度,通过约见谈话、现场检查等多种监管手段督促限期整改;对于存在高风险隐患且在限期内未落实整改的机构应暂停其业务开展。
参考文献
[1]《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2010年第2号令)[Z].
[2]支付清算协会发布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业务风险防范指引[Z].
[3]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Z].
德澳反洗钱机制于我国的借鉴研究 篇9
经济学领域中, 机制泛指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各种组成要素, 即各组成要素互相联系影响的关系和各个经济要素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具有的功能。机制具体的内涵包括经济系统构建和系统构成部分权利义务的安排和协调变动及保障经济系统顺利运行的各种制度安排, 即小至组织规章大至宪法、法律法规。机制的体现正是在于这种构建和安排的实践中。
根据以上对机制的一般定义的分析, 反洗钱机制可以定义为社会 (以政府为主导力量) 通过建立专门机构和组织, 调动有关组织和商业机构 (以金融机构为主体) 以及动用立法力量制定法律、法规颁布各种规章, 透过法律程序识别潜在的洗钱犯罪活动, 处理与其相关的资金, 奖励和处罚涉及到的个人和机构, 从而阻止洗钱犯罪的综合系统安排。反洗钱机制的当事人涉及到:法律部门、监管者、洗钱犯罪者 (机构和个人) 、洗钱协同者 (机构和个人) 、金融机构 (主要是银行) 等。
对该定义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分析, 不难发现反洗钱机制存在着静态和动态之分, 存在着狭义和广义之分。静态的反洗钱机制可以看作是反洗钱的相关组织机构和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动态的反洗钱机制是指各种反洗钱力量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实施的反洗钱活动。狭义的反洗钱机制是指一国关于反洗钱方面做出的制度和体制安排, 即本文上述作出的反洗钱机制的定义。广义的反洗钱机制是将反洗钱行为放置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考量, 将反洗钱的范围扩大到国际范围, 指国际间反洗钱机构的建立及国际间发洗钱协作制度的制定等相关安排。
二、德澳反洗钱机制运行特点梳理
(一) 德国“平行式”反洗钱机制
德国于1988年通过了《反洗钱法》, 在该部法律中, 规定了金融监管局具有反洗钱监管责任。确立了德国反洗钱机制的一条重要主线。同时同该线路相配合规定了对反洗钱承担义务的主体是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要求银行采取预防措施和提供相关信息。1992年, 《防止毒品贩运与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犯罪法》实施, 通过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强调了海关在反洗钱的中心地位, 涉毒走私作为反洗钱的重点形式, 强调严控进出关时财产申报的重要性。1993年, 履行《欧盟反洗钱指令》所规定义务的压力使德国通过了《追查严重收益法》。该法律的通过, 将德国反洗钱的途径进一步扩大, 将自1949年就开始的通过税收部门反洗钱这条路径进行法律规范。至此, 加上一直存在的刑事侦查这一路径, 德国的五条反洗钱路径基本呈现。
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具体的金融监管行为可以分为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两种模式。所谓的现场监管就是对已然出现的洗钱犯罪的行为现场处理, 此外, 监管局也会主动观察各种新闻媒体上的相关信息, 尤其是涉及资金流动的广告, 以期发现非法金融活动的蛛丝马迹。而非现场监管, 主要体现在该局要求金融机构和相关的微观经济实体必须定期的提供各类报表和报告。重点是这些报表和报告被要求一定附有专业审计部门审计过的反洗钱工作报告。对这一要求, 实际上是赋予了会计审计领域一定的反洗钱的责任和义务, 将洗钱犯罪的判断权下放到信用机构。如果发现金融机构有违反反洗钱规定的行为, 德国联邦监管局一般先进行指导, 金融机构接到指导意见之后, 能够按照指导意见及时改过, 不会受到惩罚, 但是, 如果金融机构无动于衷, 则将面临较为严重的惩罚。
德国负责反洗钱的工作除了主要的归属财政部的金融监管局之外, 还有德国联邦银行、联邦刑事局、税务局、德国海关和司法检察机关。反洗钱的这五个部门从五个不同的路径展开反洗钱工作, 构成一个体系。德国联邦银行制定涉及到反洗钱的法律法规等游戏规则, 主要针对金融机构, 具体负起职责的是其下属机构现金管理司, 另外, 对财政部负责的金融监管局也负责具体实施;税收局在计税、收税、查税等环节留意不正常的资金流动, 通过对税务环节常见的偷税、逃税、漏税等违法行为的侦破进行反洗钱。至于可能通过进出关口的毒品走私等可能的反洗钱犯罪行为自然是由海关部门严把通关审查来查处。联邦刑事局对社会的黑恶势力涉及的洗钱犯罪进行侦办打击, 具体涉及到武器犯罪、毒品贩卖及其他的社会犯罪等。当然, 作为刑事侦查部门, 其下设的金融情报分析中心除了一般的可疑情报的收集功能之外, 还具有相应的普遍刑侦功能。洗钱犯罪的公诉部分, 自然由司法检察机关负责。
由于德国是欧盟中地位极其重要的成员国, 故其反洗钱法基本与七国集团的“42项建议”和“统一行动纲领”保持一致, 因此德国在反洗钱机制的建立中贯穿了风险管理的理念。例如, 德国要求每一个金融机构都要能对每一位客户的身份予以了解并能持续监控其业务关系的本质。亦即“了解你的客户, 了解他的业务, 了解金钱的来源[3]”。在对客户充分了解的基础上, 金融机构对每一位进行风险评估, 如果客户的风险等级较高, 必须报董事会, 经过董事会的同意交易才能继续。这构建了一种风险识别、控制模式, 量化了法规对反洗钱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反洗钱工作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并且, 德国的反洗钱主要执法部门联邦金融监管局为了金融机构能够建立起充足的安全控制, 建了立反洗钱执行官制度。反洗钱执行官在机构内有超脱的地位, 由董事会的合规部直接领导。执行官能够在任何时间取得反洗钱相关的资料, 要求一切相关人员都必须向其汇报反洗钱情况。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德国的反洗钱机制是一种多部门分列, 各部门各负其责的平行机制。这样一种机制的建立, 需要注意各部门配合的问题, 防治出现反洗钱覆盖的死角出现。但这种平行机制又不是完全的平行而没有焦点, 各部门在各付其职的同时, 也在进行高效的协作, 能做到这一点, 没有良好的秩序观念是很难完成的。德国人是以严谨著称于世, 在反洗钱领域中, 严谨的精神也贯穿始终, 良好的秩序通过全民的严谨得以保证。例如, 在反洗钱机制的设计中注重风险的分析和防范, 将审计这种严谨的经济规则引入到反洗钱领域中来。
综合而言, 德国的反洗钱机制是一种以风险理念管理为基础, 结合现场与非现场监管, 以金融部门监管为主体, 多部门管理、各负其责的“平行式”反洗钱机制。
(二) 澳大利亚“沙漏式”反洗钱机制
澳大利亚在1987年通过了《犯罪收益法》, 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洗钱是一种犯罪, 规定了过失洗钱的刑罚责任。这为澳大利亚反洗钱机制奠定了法律基础。1992年, 在1988年《现金交易报告法》的基础上通过了《金融交易报告法》, 根据该法的要求, 建立了澳大利亚反洗钱机制的核心机构, 澳大利亚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
澳大利亚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 (AUSTRAC) 具有相当强的独立性, 不隶属与任何的机构, 政府通过独立财政拨款来保证其职能的有效实施。该机构既是金融情报机构又是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监管者。澳大利亚的所有反洗钱行为都围绕着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来完成。澳大利亚的反洗钱基础机构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 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各种娱乐场所、律师乃至普通民众。这些机构或个人根据2006年的《反洗钱与反恐融资法案》, 都建立了适应自己机构特点的反洗钱报告机制, 他们都要将洗钱的信息向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报告, 该中心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后进行配送以利于相关执法部门进行执法。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将收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后, 通过专有的渠道传递到执法部门、社会管理部门、税收征管部门以及国际合作部门并且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拥有进入金融机构、行政部门和司法执行部门的权限。
澳大利亚作为其实是借鉴了英国和美国的经验, 通过同自己国情的结合, 建立了类似于“沙漏”的反洗钱模式。在这种模式下, 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处于“沙漏”的中心, 联通监管层面 (国家犯罪局、海关总署、联邦警察署、检查机关、国际安全部、税务总署) 和经济基础单位 (金融机构、其他指定服务的行业、行业贵金属买卖商、专业人士、赌博场所等) , 在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的强力统筹下, 监管部门和基础单位紧密联动, 打击反洗钱犯罪活动。当然, 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也负责协调国际合作事项。
三、两国反洗钱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一) 德国的借鉴
德国“平行式”反洗钱机制, 即由财政部门、德国联邦银行、司法检察机关、联邦刑事局、税务机构和海关五条机构线在自己的辖管范围内进行反洗钱工作, 这种平行管理其实但就某一条线而言可能存在着干扰少、效率高的优点, 但是也存在着协调困难的问题。虽然德国也存在着反洗钱情报分析机构, 但机构的能力不强, 德国更多的是依靠德国民族的守秩序特性及设立反洗钱执行官制度解决该问题。德国人严谨、守秩序的民族特质, 能够使各个反洗钱机构做到各司其职、分工协作, 反洗钱执行官权威受到严格的尊重和敬畏, 执行官自己也严谨尽责。比如, 德国的联邦金融监管局之下的反洗钱局, 一度支配750个金融对外服务机构、2300个信用借贷机构、160余家保险公司, 另有近百家国外金融分支机构, 但是其管理工作人员却仅有30多人, 可谓工作高效。
德国的这种“平行式”模式, 五条反洗钱主线各司其职的做法。我国可适当借鉴, 但需慎重, 因其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的社会主义政府部门机构体系, 各个政府部门之间仍存在着职责不清、权责交叉、利益纠葛等问题, 在具体工作中可能出现互相推诿、互相观望的情况, 对反洗钱机制是致命的缺陷。所以说从大环境角度讲, 我国反洗钱机制的完善最终还是要建立在政府机构体系完备上。
德国反洗钱机制另一个具有特色的是特别注重风险管理在反洗钱中的应用, 并且将会计领域中的审计制度引入到反洗钱中来。这一特点大大的提高了反洗钱的效率, 因为在微观主体在进行年度会计报表的审计中就已经对洗钱问题做出了处理, 自然减少了洗钱相关机构的工作量。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会计领域中的审计制度, 不能仅仅在审计会计活动合规方面起作用, 更应该在审计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洗钱犯罪线索加以留意, 强制性的在审计环节加入反洗钱步骤, 将极大的震慑反洗钱犯罪分子, 也扩大了反洗钱线索的来源和提升反洗钱民众参与意识, 培养反洗钱的社会基础。
另外, 德国的反洗钱执行官制度也是我国在进一步完善反洗钱机制时可以借鉴的方面。虽然我国现阶段也设立了类似的内部岗位, 但是存在着设立范围狭窄 (仅局限在银行领域) , 权威性不强, 职业操守不贞等问题, 因此可以效仿德国, 在广大的基础经济单位领域设立相类似执行官的反洗钱职位, 并从法律、人事安排等各方面来培养和建立该岗位的权威性, 并加强对岗位人员的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养与约束。
(二) 澳大利亚的借鉴
澳大利亚“沙漏式”反洗钱机制。所有的联邦级别和州级别的执法机构都可以从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取得所需要的反洗钱的经济信息, 所有的具有反洗钱义务的主体都需要向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提交反洗钱的经济信息。这样通过该中心实现了基层经济基础反洗钱同监管层高层反洗钱的顺利对接, 同时也达到了信息共享的效果。
强力的核心反洗钱机构建立是澳大利亚给我国最好的借鉴, 当下, 我国具体进行反洗钱工作的是我国央行下设的反洗钱局, 在反洗钱局下设立了情报处理中心, 无论从机构级别还是作用范围还是人力配备等等方面, 该机构都难以应对我国目前的反洗钱形式, 它难以调动和协调各个反洗钱部门, 收集分析洗钱信息来源渠道狭窄、滞后。另外, 我国还存在一个反洗钱部级的联席工作会议, 级别很高, 但形式本身就极大的削弱了其执行能力, 无法作为常备的反洗钱力量出现。因此, 我国可以在反洗钱局的基础上建立直属国务院的强力反洗钱机构, 赋予其在各经济领域展开反洗钱的权利, 直属国务院的行政地位又能给予该机构应有的行政威权, 同时成员的来源广泛还有利于经验的交流和各部门的协调, 同时也可以和反贪局联动, 为我国反腐提供助力。
此外, 澳大利亚的反洗钱机制还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机制就是反洗钱协作机制。澳大利亚非常重视洗钱活动地域转移的特点, 意识到反洗钱工作不止是一个国家内部部门之间的协作, 也是国与国之间的协作。交易分析和报告中心积极展开同国际其他国家之间的金融信息的交流活动, 努力营造国际反洗钱环境。澳大利亚目前已与37个金融情报机构建立信息交换关系。此外, 交易分析和报告中心还积极的帮助反洗钱工作处于初步阶段的国家建立和完善反洗钱机制, 以期构建反洗钱的国际阵线。澳大利亚在国际反洗钱舞台较为活跃, 加入埃格蒙特集团并通过管理信息交换、提供可持续性技术支持、以及参加培训工作组和年度会议的方式, 向该集团做出许多贡献, 澳大利亚也是亚太组织反洗钱机构的始创国和赞助国, 同时澳大利亚还是FATF的代表。这种国际合作的重视可以是我国下一步反洗钱机制建设的重要借鉴点。前文提到我国当下洗钱呈现国际化特点, 尤其是国外操控非常明显, 积极的参与国际反洗钱, 这种参与不仅仅是同发达国家建立反洗钱合作关系, 更应该效仿澳大利亚积极的培养国外的尤其是反洗钱机制建设尚不如中国的国家和地区的反洗钱力量, 因为我国很多的反洗钱活动资金的流向是一些反洗钱力量薄弱的国家和地区。
不管是德国的“平行式”还是澳大利亚的“沙漏式”, 这两个国家的反洗钱机制都是同其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生存状况、法律健全情况、甚至是民族特质、历史文化相协调的。道理虽然简单, 但对我国仍有相当的借鉴作用。我国反洗钱机制建设和完善过程中, 因其自身的中国特色使我们很难完全如澳大利亚那样大部分借鉴英美模式稍作改良即可, 我国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民族特质等各方面都有其特殊性, 比如:我国的洗钱所涉资金很大部分是贪污腐败的款项, 这说明我国的反洗钱不仅关系到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国际的恐怖主义、毒品交易等国际普遍的洗钱渊源同我国也是越来越紧密, 越来越明显的表现为国际化, 国境外运作国内洗钱的特点, 大量非法资金的流动方向是国外;但当前我国的反洗钱机制仍主要模仿西方国家建设, 故深度发掘本国经济特色, 结合本民族的自身特质,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中国特色的反洗钱机制仍不失为好的建议。
当然, 除了上述德澳带给我们的主要借鉴之外, 还有法律法规完善、反洗钱经济层面覆盖、国内风险评估机制, 检验国际标准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合理性、国民反洗钱意识的提升等方面都能从其反洗钱机制的构建和运行中得到启发, 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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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宝明.反洗钱若干问题的经济理论分析.暨南大学博士论文,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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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米均.英、法、德反洗钱工作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海南金融, 2007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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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开荣砚.德国反洗钱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中国金融, 2007 (09) .
反洗钱研究 篇10
第三方支付作为一种金融服务创新, 所受监管仍比较松散。根据国际反洗钱基本理论, 洗钱犯罪分子普遍企图利用金融体系中管制薄弱的领域进入合法经济体系, 因为这些薄弱领域被监测到风险的概率较低。第三方电子支付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使得对其进行反洗钱监管比较困难。本文将从法律监管的视角进行研究, 分析第三方电子支付所存在的洗钱风险, 检讨我国的相关反洗钱制度, 并探讨其完善之道。
一、第三方电子支付的界定与特点
第三方电子支付, 是由非银行机构基于互联网提供的小额电子资金划拨服务, 支付平台通过提供银行支付结算系统接口和通道服务或虚拟账户满足客户的收付款需要[2]。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基本特点包括以下方面:
1.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的定性。我国《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且为非金融机构法人。该条件一方面规定了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采取公司制形式, 以保证其治理结构符合现代商业的要求;另一方面将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与银行相区别。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 将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排除出金融机构的范围。但由于第三方电子支付服务具有明显的支付清算属性, 这些机构应属“准金融机构”, 其业务活动具有“准金融性”, 有必要接受中央银行的监管。
2.第三方电子支付属于小额电子资金划拨。小额电子资金划拨又称为消费性电子资金划拨或者零售性电子资金划拨, 主要是面向个人消费者, 这类资金划拨金额少, 但划拨较为频繁[3]。小额电子资金划拨 (1) 的一般划拨方式是直接借记消费者账户, 第三方电子支付中, 消费者预先在第三方电子支付平台所设立的账户中存入资金, 当他进行交易时, 发出指令对账户内的资金进行划拨。
3.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具体模式。从国内和国外的实践来看, 第三方电子支付有以下两种模式:一是支付通道模式。即支付平台向用户提供银行网关的代理服务, 用户直接进入银行账户完成转账, 其典型代表是美国的Pay Pal。二是支付平台账户模式。即用户在支付平台设立虚拟账户, 并对账户进行充值和收付款。支付平台可以参与到交易中, 通过虚拟账户来提高支付的安全度, 其典型代表是支付宝。
二、第三方电子支付存在的洗钱风险
第三方支付运用电子化手段为市场交易者提供支付服务, 而这种非面对面的交易方式为不法者提供了洗钱方便。第三方电子支付洗钱属于网络洗钱 (2) 的一种, 通过这种高科技洗钱方式, 可以大大缩短洗钱周期, 降低洗钱成本, 且又游离于反洗钱监管体系, 因此对洗钱罪犯有巨大的诱惑力。第三方电子支付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洗钱风险:
1.隐蔽的资金转移风险。
首先, 第三方电子支付主要是通过对密钥、证书、数字签名的认证完成的, 加密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客户的隐私权, 但同时也屏蔽了交易主体的身份信息, 导致监管部门难以获取;其次, 通过网络支付平台可以以虚构的商品交易为幌子, 掩盖洗钱事实, 这比通过实物商品交易更简便、隐蔽和安全, 增加了监管难度;最后, 网络交易时间、空间等因素的不确定性, 支付机构缺乏对交易的记录和保存比不上金融机构, 给国家反洗钱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2.便捷的资金套现风险。
第三方支付平台往往具有申请提现功能, 这实际上类似于虚拟POS, 但随意性和风险性却高得多。当用户取消交易、要求退款时, 资金的回转并不遵循“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的原则, 付款人可以选择事前绑定的账户, 也可以临时重新选择回转账户, 这就为信用卡套现提供了便捷的通道。
3.潜在的资金跨境支付风险。
随着我国第三方支付组织的不断发展, 它的业务范围已经扩展到跨国交易支付, 提供人民币和外币资金结算服务。目前由第三方支付平台统一购汇支付有两类模式, 一类是以支付宝公司的境外收单业务为典型的代理购汇支付, 另一类是好易联 (广银联) 为代表的线下统一购汇支付。互联网的无国界性提供了资金转移出入境的可能性, 使第三方支付平台极有可能成为国内外黑钱、热钱的进出通道[4]。
4.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的洗钱风险。
在我国, 第三方电子支付客户的备付金依照法律规定应由银行专户存放。但由于交易都是在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虚拟账户里进行, 银行难以掌握具体交易数据, 一般只能听命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调用, 这为第三方支付机构及其内部人员从事洗钱犯罪提供了机会。以支付宝为例, 据有关人士估计, 沉淀资金每月至少在100亿元左右[5]。这些资金若不加以严格监管, 可能引发洗钱风险, 局面往往难以控制。
三、我国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反洗钱法律监管现状
微观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诸多缺陷使得市场机制无法依靠自身力量予以克服, 而必须依赖于金融监管。FATF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关于反洗钱的《40+9项建议》指出:“各国应特别关注随着新发明或科技进步应运而生的有助于隐匿身份的洗钱隐患。各国应当在必要时采取措施, 防止这些技术用于洗钱阴谋。”2006年10月FATF发布研究报告《关于新支付方式的报告》, 也提醒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基于高新技术的非传统支付方式带来的洗钱风险。2008年6月, FATF再次发布研究报告, 对电子商务和互联网支付发生洗钱的主要手法、实际案例、风险管理作了全面讨论和总结[6]。
(一) 反洗钱法律监管体系
目前, 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反洗钱法》为主干, 以《刑法》“洗钱罪”以及相关部门规章为辅的反洗钱法律体系。然而在第三方电子支付领域, 我国的反洗钱监管还相当薄弱。就法律监管而言, 主要体现在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一系列政府规章。2006年11月颁布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只适用于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所有商业银行等银行类金融机构、证券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 以及从事汇兑业务、支付清算业务和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 没有将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等非金融机构纳入监管范围, 所涉及的洗钱手段也没有涉及电子支付。2009年9月出台的《支付清算组织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指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规定》的反洗钱监管空白, 它适用于在我国境内依法从事支付清算业务的非金融机构 (即支付清算组织) , 并细化了对支付清算组织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工作操作的要求, 但对于新兴的第三方支付没有作有针对性的监管规定。
2010年6月, 中国人民银行出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 其中第六条规定“支付机构应当遵守反洗钱的有关规定, 履行反洗钱义务”, 但并未细化对第三方支付反洗钱工作的操作要求。2011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 以取代之前的《支付清算组织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指引》。该管理办法细化了对支付机构反洗钱工作的操作要求, 明确规定了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各种反洗钱法律规则, 包括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可疑交易报告、反洗钱调查、监督和管理等环节所要履行的反洗钱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2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业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 规定支付账户的开立实行实名制, 支付机构不得为客户开立匿名、假名支付账户。支付机构对客户身份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个人客户申请开立支付账户时, 支付机构应登记客户的身份信息, 并对客户身份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核。而且该征求意见稿第二十条规定“客户不得利用信用卡透支为支付账户充值”, 进一步规范了信用卡网上套现行为。为配合此规定, 支付宝从2012年2月8日起停止信用卡账户充值业务, 截断了利用信用卡给支付宝充值后再免费套现的通道。
(二) 反洗钱法律监管的缺陷
目前, 我国第三方电子支付立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主要着重于对第三方支付机构进行法律定性、对第三方支付法律关系进行立法规范, 但在很多监管领域, 尤其是反洗钱监管领域, 仍存在明显缺陷:
1.
立法的效力层次过低, 主要是央行的部门规章, 较多体现部门利益, 与其他监管目标有冲突之处, 也与第三方电子支付行业发展不尽契合。例如, 某些反洗钱监管措施与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创新性、效率性、低成本性相背离, 从而影响了实际上的可操作性。
2.
立法的针对性不强, 没有根据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发展特点进行科学的定位, 在监管措施方面与其他金融或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管上没有体现出差异性。第三方电子支付毕竟属于新兴支付方式, 若与其他金融机构奉行无差别的监管规则, 容易扼杀其发展活力。
3. 缺乏与其他监管制度的配合。
例如, 目前不少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开始涉足上游的电子商务交易, 以及下游的物流交易。针对这种垄断化的发展趋势, 如果在反洗钱法律监管中注重与反垄断法的配合, 会取得更好的监管成效。
4. 缺乏“硬法”与“软法” (3) 的配合。
除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部门规章外, 我国支付行业还没形成具有足够影响力的行业组织, 以及系统而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 遑论这些“软法”与正式立法的互动配合了。
四、关于反洗钱法律监管的强化
要强化我国第三方电子支付反洗钱的法律监管, 需要健全相关法律体系, 并完善相关监管内容。
(一) 健全反洗钱法律监管体系
我国应着力构建一个以《反洗钱法》为基础, 包含多个层次立法, 并与国际监管规则相接轨、与支付行业自律规范相配合的法律监管体系。
1.《反洗钱法》的修订。
目前, 我国的《反洗钱法》规定“按照规定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 在修订时应当明确规定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非金融机构, 将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囊括其中;另外, 关于反洗钱的预防、监控措施, 可采两种立法体例:一是对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作统一规定, 并提出特殊非金融机构, 例如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 在反洗钱监管方面的特殊性;二是在目前第三章“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后, 增加一章“非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 对包括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在内的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的原则与规则作专门规定。
2.《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修订。
一方面, 目前该办法对反洗钱的规定过于粗略, 应该加以细化 (或在实施细则中细化) 。例如, 《支付业务许可证》的申请与许可、央行的监督和检查、法律责任的规定中, 都应贯彻反洗钱原则。另一方面, 该管理办法的立法层次较低, 有必要上升为行政法规, 定位为《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条例》为宜, 并注意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 作为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业务活动的主要规范。
3.《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和《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的出台。
这两个管理办法是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反洗钱的主要法律依据, 目前尚未正式出台。从其征求意见稿来看, 仍存在不少缺陷, 需要在正式立法时加以完善, 细化对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反洗钱工作的具体要求。
4.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反洗钱国际法律合作。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洗钱犯罪具有国际化特征, 资金往往通过网络交易的模式流通跨越国境, 仅靠一国单方面的监管方式很难达到效果。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 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反网络洗钱经验, 与其他国家和国际反洗钱组织缔结相应的国际法律文件, 联合打击洗钱犯罪。
上述“硬法”规范的执行, 离不开“软法”的配合。《2008-2012年中国反洗钱战略》要求“开展与私营部门对话和协商, 指导相关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制定反洗钱指引, 督促行业自律”, 即体现了这种思路。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已由央行牵头于2011年5月6日成立, 主要成员包括国内银行、财务公司、第三方支付企业等。未来, 该协会有必要摆脱其半官方的“花瓶”角色, 通过制定体系化的行业支付准则, 维护支付服务市场的竞争秩序, 促进行业成员间的有效相互监督, 约束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守法经营。
(二) 完善反洗钱法律监管内容
1. 反洗钱预防机制的完善。
客户身份识别制度 (4) 在反洗钱预防措施中处于基础地位, 是破解第三方支付洗钱风险隐匿性强的关键, 各国均将第三方支付中的客户身份识别制度作为反洗钱的重要内容。我国须进一步通过立法从两个方面降低此类风险:其一, 第三方支付实行实名制开户, 做好客户身份的识别, 在确保新开户为实名的同时采取措施完成对现有账户的实名验证。目前的《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 (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分别规定了单位客户和个人客户的身份识别制度 (5) , 但对于商户的要求还是过于宽松, 笔者建议, 第三方支付除要求商户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保证实名开户外, 还应审核其商户资格———经营范围、销售的产品 (服务) 的合法性, 从而杜绝不法分子伪装成商户, 利用第三方支付收集归拢资金。其二, 按照“同户名绑定、虚拟账户分类”原则进行账户管理, 监控资金流动。客户的虚拟账户与银行结算账户绑定时必须遵循同户名原则, 同时设立专门的虚拟账户与信用卡等高风险账户绑定, 并且当使用高风险账户绑定的虚拟账户时, 要求商家必须提供发票、提货单等证明交易真实性的票据, 交易取消后确保虚拟账户与资金来源账户自动重正, 杜绝利用信用卡套现的行为。
另外, 征求意见稿第四章关于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规定还比较粗略, 应该予以细化和补充。第一, 可疑交易标准、可疑交易监测分析体系的制定, 主要由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决定。为确保有关标准和体系的规范和科学, 有关行业组织可根据行业特点制定相应“软法”, 敦促和引导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的行为。第二, 对虚拟账户的充值行为, 目前征求意见稿存在监管空白, 应补充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应对通过不记名的充值卡等定向支付工具向虚拟账户充值的行为进行监测, 杜绝非法资金注入金融系统洗钱。
2. 反洗钱法律责任机制的完善。
征求意见稿第四十七条规定:“支付机构违反本办法的, 由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 中国人民银行注销其《支付业务许可证》。”第四十八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两项法律责任机制过于单薄软弱, 不利于遏制支付机构洗钱或者放任洗钱犯罪的行为。
第一, 关于支付机构违反反洗钱义务的法律责任, 适用《反洗钱法》的相关规定, 然而目前《反洗钱法》的适用范围并不包括非金融机构, 如此规定显得自相矛盾。因此, 有必要对《反洗钱法》进行修订, 将从事支付结算业务的非金融机构囊括其中。
第二, 支付机构若违反《反洗钱法》第三十一条和三十二条所规定的十类洗钱义务, 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征求意见稿中有些反洗钱义务却没有包括在这十类义务。一是支付机构应当完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系统的查询和分析功能, 便于反洗钱调查和监督管理;二是支付机构破产或解散时, 应当将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移交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机构;三是支付机构应完整保存对客户行为或交易进行识别、分析和判断的工作记录及是否上报的理由和证据材料。因此《反洗钱法》立法修订时应该予以相应补充, 以增强征求意见稿规则的可适用性。
3. 金融反洗钱法与金融竞争法的配合。
金融竞争制度以金融反垄断为核心, 规范内容覆盖金融机构的准入、运营和退出。当局在制定反洗钱规范时若能与金融竞争制度有效对接, 势必能使二者相得益彰, 发挥更大效能。
为有效打击洗钱犯罪, 部分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审查金融机构并购时往往将相关金融机构的反洗钱规定执行情况作为必不可少的审查内容。征求意见稿第八条指出:“支付机构吸收境外机构加入支付网络或者与境外机构建立代理业务关系时, 应当充分收集有关境外机构业务、声誉、内部控制、接受监管情况等方面的信息……”建议在此条中增加“并购”或者“金融反垄断审查”, 以便对通过并购而导致的过度关联能及时进行反洗钱监控, 进而推动反洗钱战略的实施。
五、结语
第三方电子支付仍在迅猛发展的初始发展阶段, 业务创新层出不穷, 其中的洗钱风险也呈现不同的特点。立法者必须密切关注第三方支付业务所潜在的洗钱风险, 调整和完善监管规则, 在此过程中, 一方面, 应平衡监管与用户体验度, “反洗钱体系应确保那些诚实的客户能方便地得到服务, 而为那些试图滥用这些服务的人制造障碍”[7];另一方面, 还应平衡监管与业务创新, 给第三方电子支付预留足够发展空间, 以免遏制其发展活力。值得指出的是, 除了立法以外,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反洗钱法律监管系统还应囊括相应的执法、司法以及社会法律文化的塑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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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勇.探析“捆绑式”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基于第三方支付中的反洗钱视角[J].浙江金融, 2009 (11) .
[5]王振, 刘颖.防范第三方支付业务的洗钱风险[J].中国金融, 2011 (4) .
[6]严立新, 汤俊.从合规为本到风险为本:第三方支付行业反洗钱监管原则的必然要求[J].上海金融, 2011 (6) .
[7]MHA Consulting.The Threat of Money Launde-ring And Terrorist Financing Through the OnlineGambling Industry, Jun.2009:7.
中国反洗钱工作收效明显等 篇11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06中国反洗钱报告》,报告显示,2006年中国反洗钱工作收效明显,公安机关、央行和外汇管理部门联合捣毁地下钱庄窝点70多个,涉案金额约30.31亿美元。在央行开展的反洗钱现场检查活动中,有662家违反反洗钱规定的银行金融机构被处以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报告》显示,5年来,中国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反洗钱制度,并开始发挥实际效用。
全球孔子学院达210所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主任许琳近日介绍,2007年是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取得长足进展的一年。孔子学院(课堂)已达到210所,分布于64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在世界各地区已经开课的孔子学院中,上正式课程学习汉语的有4.6万人左右。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有力地推动了孔子学院的发展。2008年孔子学院的建立数量将会再创新高。
温州商人买下阿联酋小岛
日前,两位中国浙江温州地产开发商在阿联酋与当地政府签约，其中加拿大温州商会会长张进云获得了当地即将填海建造的人工岛“丹娜岛”上50万平方米的永久所有权,签约资金约50亿元人民币,主要用来建造别墅和多层公寓;另一位温州房地产开发商周建芝则获得了在拉斯海马陆地上的一块30万平方米土地的永久所有权,签约资金约20亿元人民币,计划用于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房产。
中国成亚洲财富管理市场
在日前召开的2007第二届中国私人银行与财富管理论坛上,一些中外资私人银行主管和私人银行家认为,中国目前已成为亚洲最大的财富管理市场,这为私人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由于私人银行业务需要独特的知识和技能,而中国现在明显缺乏私人银行家人才。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米嘉介绍,在过去的5年当中,中国金融财富增长大概23.4%,实际上是全球增长速度的4倍。
港大学生获国际小行星命名
为表彰香港大学生陈嘉键在科学发明上的杰出表现,国际天文学联盟日前公布,将一颗位于木星与火星之间的小行星命名为“陈嘉键星”。陈嘉键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药剂学院学生。在去年5月举行的“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上,他凭借木糠及树叶等纤维制成“神奇纤维塑料”,获得“环境管理学”一等奖及学科最优秀项目大奖。
海外华人掀起回中国养老热
在华人聚居的纽约和洛杉矶,主要中文报纸上经常出现大幅中国城市的商品房广告。和纽约简洁的公寓楼相比,广告里漂亮的高档公寓、精致的花园和小湖吸引了不少华人的目光。最近一次调查发现,北美洲华人约600万,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1人“有意在中国购屋置产”。上海和北京高端房产市场的购买者中,海外华人尤其是北美的华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有关专家认为,海外华人正在掀起一股回中国买房养老的热潮。
美华人成北大名誉校董
近日,美国廖凯原基金会主席廖凯原博士获得北京大学“名誉校董”称号。廖凯原先生是出生在印尼的美籍华裔,是美国私人企业“国际软件屋”的创办人兼主席。他热心于慈善和教育事业。2005年4月和2006年12月,廖凯原基金会分别与北京大学签署捐赠协议,资助北京大学教学楼建设及学科研究，并设立长期奖教金和奖学金。
中国各级侨联积极维权
去年12月8日在北京开幕的中国侨联维权工作理论研讨暨法顾委成立25周年会议上,中国侨联副主席林淑娘总结了5年来侨联维权工作情况。她指出,中国各级侨联在维权工作中,按照中央关于侨联“主动维权、依法维权、科学维权”的指示,创新维权理念,维权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5年来,中国各级侨联协助办理涉侨侵权案件21万多件,挽回经济损失9亿多元。
国家工商总局鼓励
台农来大陆创业
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副司长潘海民近日宣布,为落实促进两岸农业合作、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国家工商总局研拟出台了《台湾农民在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和台湾农民创业园申办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于去年12月1日起执行。台湾农民可在大陆11个省区设立的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和台湾农民创业园申请设立个体工商户。
去年895名内地
学生在港就业
去年1月至10月,共有895名来港求学的内地学生在港就业。香港教育部门官员表示,将进一步放宽就业限制,并采取措施推动香港成为区域教育枢纽,吸引更多优秀非本地学生就读并在香港居留和工作。根据现行安排,所有来自内地或其他海外地区,在香港修读经本地评审全日制课程而获得学位或更高资历的非本地学生,可申请留港工作。
李嘉诚乐善好施进名人堂
美国杂志《商业周刊》去年编撰了“慈善名人堂名册”,列出全球慈善家中的佼佼者。香港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主席李嘉诚成为“名人堂”唯一榜上有名的华人慈善家。李嘉诚早在1980年就成立了李嘉诚基金会,统筹他在医疗、教育、文化以及其它福利项目的私人捐献。自成立至今,李嘉诚基金会捐献的金额已超过了84亿港元。
全球促统论坛在华盛顿召开
“全球促进中国和平统一高峰论坛”日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代表在会上踊跃发言,谴责陈水扁最近大肆推动“入联公投”,大搞“法理台独”的挑衅活动,呼吁共同努力早日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次高峰论坛由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和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主办,来自海峡两岸和世界32个国家和地区的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会长和代表共300多人出席了大会。
“世界杰出华人奖”在港揭晓
由世界华商投资基金会创立并与美国美亚发展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世界杰出华人奖2007”近日在香港揭晓。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等26人获本届“世界杰出华人奖”,其中,皇权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主席郑应南等17人还获颁美国加州圣格拉斯加大学荣誉博士。“世界杰出华人奖”的宗旨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表彰世界杰出华人卓越成就、造福社会、造福人类”。
23岁华裔荣膺最杰出女性
居住在美国屋仑华埠的华裔李凤馨,最近在《人物》杂志的一项评选中,获选为在教育服务上最杰出的女性之一,而她亦是该评选自创立以来,获得此奖项的最年轻华裔女子。李凤馨去年以祖父名义,成立了一个名为“追寻梦想”的非赢利组织,帮助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及儿童实现梦想,协助他们改善成绩及迈向理想的职业,迄今受惠的年轻人及儿童已超过500人。
韩国酒店推出中文预订网
据悉，韩国式连锁观光酒店品牌“BENIKEA”的中文预订网去年11月已正式启动。中低价位的BENIKEA是由韩国文化观光部和韩国旅游发展局去年4月首次推出的。BENIKEA的推出对于中国的团队游客或自助游客均是个喜讯,不管是旅行社,还是个人均可利用此中低价住宿设施预订系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韩国当地住宿费高的问题。
韩新华侨成精英族
韩国法务部资料显示,居住在韩国的中国人数量呈急剧增加之势。1992年中韩建交之前,在韩国居住的中国大陆人仅有195人,到2007年10月,这一数字已经增至40万。新华侨一方面在韩国有巩固的根基,一方面也维持了与国内的关系网,实施的是多根基战略。他们以高学历水平和专业知识为基础,活跃在韩国社会各阶层,影响力不断扩大,许多人进入了韩国大企业,从事律师等专门职业以及从事中小企业经营。
好莱坞拟打造中餐馆样板
据悉，世界烹饪联合会有意牵线,在好莱坞设立中餐“样板餐馆”,由中方和美方各出资500万美元,打造中餐在美国的“代表形象”。同时,中美两国餐饮行业正计划在广东设立移民中餐厨师培训基地,加速培训,以纾解海外中餐“厨师荒”问题;此外,美国中餐协会已准备在全美推动中餐营养标准化作业,三管齐下,美国中餐突破传统“小规模”经营瓶颈指日可待。
南非最大华人商城现雏形
随着非洲商贸四期工程即将竣工,南非华商徐长斌所勾画的集一站式批发商城和生活办公小区相结合的大非洲商贸计划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四期工程竣工后的非洲商贸占地4.5万平方米,可容纳350余户商家,将成为南非最大的华人商城。根据计划,大楼内将安装卫星天线、台球室、麻将厅、乒乓球台等娱乐设施,开设大型生活超市,足不出户就可购齐生活用品。
美华人家长从小
培养子女参政意识
由于文化和性格的原因,美国华裔参政、议政的比例一直很低,“领导才能”也成为华裔子女教育的弱项。但近两年来,洛杉矶的华裔父母越来越重视培养子女的领导才能和参政意识。华裔父母认为此举不但有利于孩子品格的培养,还可以学会在民主制度中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教育专家认为,华裔要参政,必须从小培养子女开朗外向的性格,鼓励孩子的自发行为和言语表达。
28岁华裔女性当选市长
近日,在美国麻省地方选举中,28岁华裔候选人黄素芬创出历史奇迹,以72%的第一高票率,击败曾任4届市议员的唐纳利,当选费奇堡市市长,成为该市243年来首位华裔市长。美国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随后向这名政坛新手表示了祝贺。费奇堡市人口中亚裔仅占5.7%,黄素芬如此高的得票率显示,支持她的民众不仅仅是亚裔。
华裔移民参与设计
温哥华冬奥会吉祥物
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组委会吉祥物近日揭晓。第一代华裔移民黄慧琪等根据卑诗省神话传说所创作的3个卡通形象成功入选。冬奥会吉祥物的名字分别是:米加(原住民神话中的北极熊)、魁特奇(北美大脚野人);而冬季残奥会的吉祥物则是名叫苏米(戴着虎鲸帽子的动物保护神)。另外还有一个陪衬吉祥物Mukmuk(一种稀有的温哥华岛土拨鼠)。
中国成日本最大贸易伙伴
据悉,中日邦交正常化35年来,双边经贸合作发展迅速。据日方统计,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中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3.4%上升到2006年的17.2%。而日本居欧盟、美国之后,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去年1—10月,中日贸易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金额达1918.9亿美元,同比增长14.0%。
外资首次进入农村金融市场
经银监会批准,国内首家外资村镇银行——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汇丰村镇银行”)正式开业。这是全国首家由外资银行全资设立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该银行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现有员工22名,是由汇丰(香港)银行全额出资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主要为当地“三农”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欧洲时报社长获法骑士勋章
反洗钱研究 篇12
1利用新型寿险产品现金价值洗钱的手法
与传统寿险产品相比较, 新型寿险保费收入被分为两个账户, 一个是占保费很小份额的保障账户, 另一个是占保费大部分份额的投资账户。新型寿险除了其保障性账户能积累现金价值外, 投资性账户由于保险人不承诺风险保障 (投连险) 或只承诺最低投资回报率 (分红险、万能险) , 保险人承担的资金风险远远小于传统寿险产品, 由此投保人账户产生的收益 (或损失) 就为保单积累了现金价值。
1.1通过现金价值的支取实现洗钱目标
现金价值的支取是指将具有现金价值的新型寿险保单通过退保、部分申领的方式, 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现金价值的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同时得以实现的资金划转行为。这种方式适用于能产生现金价值的新型寿险保单, 现金价值的积累不一定为正向, 所以投连险、分红险和万能险都能采用该方式。
新型寿险产品由于其具有的投资性特点, 出现了以下一些新型的洗钱手法。
1.1.1 追加保费
洗钱分子为了避开保险机构在投保审核时较为严格的客户尽职调查, 可能在投保时选择避人耳目的期交方式, 之后又通过追加保费甚至要求趸交的方式使“黑钱”缴费的保单现金价值短期内达到较高的水平, 而后申请支取部分或全部现金价值。
1.1.2 投资账户频繁转换
以投连险为例, 投连险分为“保障账户”和“投资账户”, 两者分别管理。缴纳保费后, 会有一小部分费用被作为“风险保费”扣除掉, 这“风险保费”实际就是“保障账户”的成本支出 (也有部分公司不收取该部分保障成本) , 然后再扣除掉一些初始费用等, 剩余资金全部转入每个投保人专属的“投资账户”。今后持有期内所需的账户管理费、投资管理费用等, 都从“投资账户”中支出。而“投资账户”主要有两种基本账户:基金账户和债券账户。不同保险公司的新型寿险产品账户名称不同, 但都是根据这三个账户不同的搭配比例衍生出来的, 且不同账户里的钱可以随意进行转换。
洗钱分子为了模糊资金来源和去向, 并将非法的犯罪收益和合法的投资收益混淆, 可能将资金频繁地在各账户之间转换, 以制造投资交易的假象。
1.1.3 投保多分保单
由于需要清洗的资金量大或担心趸交方式容易被检测到, 洗钱分子会自己购买或操纵公司、自然人购买多分新型寿险保单, 并在短期内使保单现金价值短期内达到较高的水平, 而后分别申请支取部分或全部现金价值。
1.2通过现金价值的转化实现洗钱目标
现金价值的转化是指以具有正向现金价值的新型寿险保单为质, 在一定条件下, 向保险人借款或者向其他金融机构贷款, 从而获得规定期内现金价值支配权和使用权的一种资金借贷行为。这种方式特指保单质押贷款 (借款) , 只适用于现金价值正向积累的新型寿险保单, 所以只有分红险和万能险能采用该方式, 投连险由于其收益和损失的不确定性, 一般保险公司在设计投连险产品时不设置保单质押条款。
1.2.1 保单质押后听任保单失效
洗钱分子购买新型寿险产品的目的在于利用其短期内能使保单现金价值达到最大而不易受到怀疑的优点, 通过保单质押方式将现金价值规定比例内的金额以可支配资金的形式转化为自有资金, 并以剩余的现金价值为代价, 使保单借款及利息、退保手续费的总金额自动超过保单当时的现金价值, 听任保单效力中止。
1.2.2 频繁借、还款
洗钱分子将新型寿险保单作为长期“洗钱机器”, 用非法的犯罪收入投保这些新型寿险产品, 通过保单质押将现金价值取出, 用于支持犯罪活动, 再把犯罪所得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偿还借款, 如此循环往复。购买了新型寿险产品并进行质押贷款 (或借款) , 洗钱分子就像获得了资金划转的“通行证”。金融产品间接帮助犯罪分子同时实现资金的清洗和积累。
1.2.3 投保多份保单
同以上通过现金价值支取实现洗钱的手法之一, 在进行保单质押时, 洗钱分子会在之前自己购买或操纵公司、自然人购买多份新型寿险保单, 并在短期使保单现金价值短期内达到较高的水平, 而后分别申请保单质押贷款 (或借款) , 将非法资金清洗并分离出保险领域。
1.2.4 第三方账户还款
由于保险公司允许使用银行代收方式还款, 洗钱分子可能私下和保单投保人约定由投保人申请保单质押, 再由洗钱分子控制的第三方账户以银行代收的方式进行还款操作, 投保人则以正常交易为背景将所借资金扣除一定的利益返还给洗钱分子。
1.2.5 超额还款
洗钱分子可以以银行转帐的方式指令账户向借款保单偿还超过所借金额的欠款, 随即要求保险公司将多余款项返还到指定账户完成洗钱, 或作为下一期的追加保费提高借款保单的现金价值, 为下一步资金清洗做好准备。由于银行审核的是客户的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 而保单借款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把保单直接抵押给保险公司并取得贷款, 所借金额多少银行并不知晓。只要资金来源模糊、资金用途合法, 银行就会执行此项操作。
2国际经验借鉴
在我国, 由于保险的当事人关系复杂, 寿险产品规定相对宽松, 代理人制度的不完善, 监管能力不足等等, 才使得洗钱分子有漏洞可以钻。以下就借鉴一些国际经验来完善和健全我国保险业的反洗钱机制。
2.1完善客户信息
英国《2007反洗钱条例》要求保险机构与客户新建立业务关系时必须开展风险为本的客户尽职调查。而在中国, 从多家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格式来看, 大部分保险合同上的客户基本信息填写内容不完整, 如个人客户无职业、身份证有效期限等栏目, 特别是受益人缺失国籍、职业、住所或者工作单位地址、联系方式等重要信息, 这些缺失的信息无法对客户的整体状况进行详细而确切的描绘, 无形中增加了洗钱风险。所以, 中国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的设定上要尽量完善客户信息, 全面掌握客户的情况。
2.2将保险产品进行风险等级划分, 区别对待
英国根据保险产品洗钱风险的大小进行区别对待, 把保险产品的特征作为确定洗钱风险大小的主要指标。如《2007反洗钱条例》规定, 对于年付费不超过1000欧元或者一次性付费不超过2500欧元的寿险合约、不能作为担保的养老险等, 可以适用简化的客户尽职调查。《LMLSG指引》提供了更为详细的保险产品风险等级划分参考:定期寿险、养老险、疾病险等为低风险;一般寿险、储蓄寿险、团体养老险等为中风险;一次性付费险种、个人投资养老险、信托投资养老险等为高风险。根据不同的风险等级, 保险机构应当采取与之相适当的控制措施和工作程序。中国也可以根据保险产品的特征和金额进行类似划分, 对不同等级采取有区别的反洗钱工作力度, 这样既能减少反洗钱工作量, 又能有效监测洗钱活动。
2.3明确责任
我国保险业实行的是代理人制度, 责任划分不明确, 才使得代理人能够纵容非法分子进行洗钱活动。英国规定, 保险机构的代理人作为保险机构的延伸, 与客户直接接触, 直接收集有关客户身份及交易情况信息, 保险机构应当从代理人手中得到这些信息并可靠保存, 由此产生的责任由保险机构承担。在我国, 由于《反洗钱法》第十七条对第三方识别客户身份的规定实质上是第三方机构的一个“免责”条款, 这个规定对解除第三方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后顾之忧、提高其积极性有很大的作用, 但是也造成第三方履行义务的乏力。虽然保险公司与中介签订了代理协议, 中介机构很可能不实施有效的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 结果将保险公司暴露在洗钱风险和经营风险之中。所以承担责任的保险公司就需要得到客户的详细信息, 及时准确地掌握代理人和客户可能存在的这种隐性关系, 避免产生洗钱风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