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根源（共7篇）
理论根源 篇1
一、引言
作为当今最炙手可热的财务理念, 经济增加值 (EVA) 无疑是最成功的, 赢得了无数的赞誉与推崇。EVA最早由美国学者Stewart于1982年提出, 后由Stern Stewart公司注册持有, 并将其纳入财务管理体系。EVA是指税后净营运利润扣除包括股权和债务的全部投入资本的机会成本后的所得, 其本质是经济利润而不再是传统的会计利润。Stern Stewart公司认为, 评价企业经营业绩时通常采用的会计利润指标存在缺陷, 难以正确反映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 因为它忽视了股东资本投入的机会成本, 企业的盈利只有在高于其资本成本 (包括股权资本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 时才为股东创造了价值。EVA通过引入资本成本率, 不仅体现了债务的成本, 还反映了股东投入的机会成本, 综合考量资本的使用效率, 更加全面的评价企业经营者“有效使用企业资本”和“为股东创造价值”的能力。它所倡导的理念是:企业不能单纯以规模作为追求的目标, 还要注重自身的价值创造, 要以EVA为导向形成资本纪律, 有效利用资本。
按照定义, EVA的基本计算模型可以表述为:
如果EVA的值为正, 则表明公司获得的收益高于为获得此项收益而投入的资本成本, 即公司为股东创造了价值;相反, 如果EVA的值为负, 则表明公司毁损了股东价值。
通常人们把EVA称为“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评价体系, 而具体了解的却只有它的计算公式和考虑权益成本的这种进步, 而为什么把它和企业价值联系在一起却很少有人了解, 这就需要回顾一下EVA产生的思想根源。
二、EVA理论根源
正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 EVA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它只不过是对经济学中的“剩余收益”概念的发展, 并具有可操作性和高度的灵活性。剩余收益是依据经济学的利润建立的一个会计概念, 是指一项投资的实际报酬与要求的报酬之间的差额。
一项投资的应计成本是指投资额与所要求的报酬率的乘积, 它度量的是一笔资金用于本项目而不能用于其他项目的机会成本。
根据财务管理理论, 企业的价值取决于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总额, 即可表示为:
undefined是现金净支付, 包括股利和利息;r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而期间t的的会计利润计算如下:
NIt=Ct+ (BVt-BVt-1) ② NI是会计利润;BV是账面价值;t表示期间。
剩余收益 (RI) 按照定义可表示为,
RIt=NIt- (r×BVt-1) ③
将公式②和③代入到公式①中, 可得到公式:
undefined
可见, 当账面价值不变时, 剩余收益的现值与企业价值成正比, 即剩余收益的增加将会创造企业价值;反之, 则损毁企业价值。虽然会计程序的选择只会改变账面价值和剩余收益, 并不会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Stern Stewart公司为了还原企业经营活动的经济本质, 对收益进行若干项目的调整, 将调整后的剩余收益称为经济附加值 (EVA) , 此时, 公式可以最终表示为:
undefined是调整后的账面价值。
此公式提供了EVA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 EVA的创造将会增加企业价值, EVA的毁损将会减少企业价值。这就是将EVA作为价值创造为核心评价体系的根源, 也是我们开展EVA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
三、EVA发展困境
EVA根植于财务评价体系, 有着成熟的理论基础, 充分考虑了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成本, 即只有企业赚取了超过资本成本总额的经济利润时公司价值才得以增长, 比净利润指标进步了很多, 在实际应用中也有很好的表现, 但其理论也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发展困境, 这一方法在应用中也暴露出一些不足:
1.EVA未反映企业现金流信息
EVA和ROE指标一样, 都未能反映企业现金流信息。我们知道“收益”只是一种会计结果, 并不能保证企业的长盛不衰, 而现金流量往往能决定企业的成败, 能充分反映价值, 正如财务理论所讲, “企业价值就是未来现金流折现值的总额”。EVA是衡量企业价值的综合指标, 但只有EVA, 没有现金流入的企业也无法维持企业的正常经营和保证利润的准时分配。所以, 没有现金流信息的EVA未必能对企业业绩进行正确的评价。
2.EVA无法对不同规模的企业进行横向比较
EVA本身是一个绝对值, 对价值创造的评价是有局限的, 因为它只能反映价值创造的大小, 却不能反映价值创造的效率。尤其是在不同规模的企业间进行比较, 当一个大规模的企业相对于小规模的企业有较大的EVA时, 我们并不能判断这是因为前者有较高的效益水平还是仅仅因为具有较大的资本投入。所以, 不同规模的企业间比较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3.对会计利润的调整较为复杂, 且未形成统一的调整规范
Stern Stewart公司最初对会计利润的调整较为复杂, 大致对160多个项目进行了调整, 这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和调整成本, 并且调整效果不容易计量, 这样就可能违背了“成本效益”原则。另外, 在实际工作中, 公司往往依据自身特点和对财务数据精确性的要求, 适当的减少调整项目, 来平衡成本支出, 但是在调整规范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所以, 各企业的EVA都含有某种程度的“主观性”, 不利于公司间的横向比较。
4.资本成本难以确定并确保在一致的计算口径上
在EVA值的计算中, 资本成本的确定是起决定性作用的。EVA之所以是“剩余收益”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权益资本成本的可获得性, 即通过CAPM模型。由于模型假设存在和客观条件的约束, 资本成本的计算存在着问题。 (1) 债务成本在债券市场上可容易获得, 而对一些银行借款则很难取得, 往往常用折中的中长期借款计算, 但是在具体年限上, 计算口径很难一致。 (2) 权益成本的计算通常采用CAPM模型, 但CAPM模型是建立在众多假设前提之上的, 在我国现在阶段的资本市场, 很难获得一个满意的估值。
四、完善EVA的建议
针对以上EVA的发展困境, 结合一些其他的财务指标特征, 对完善EVA提出以下建议:
1.构造EVA的相对指标, 从而解决规模差异问题
我们区分企业规模通常谈到“净资产”或“投入资本”, 于是我们可以构造两个相对指标EVA/净资产和EVA/投入资本, 前者表示的是每单位净资产创造的EVA;后者表示的是每单位投入资本创造的EVA, 衡量的是资本利用效率。但按照“投入与产出”配比的原则, 笔者认为EVA/投入资本结构更合理。从EVA计算模型可得到:EVA/投入资本=税后经营净利润/投入资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分母投入资本是反映股东和有息债权人投入的总资本, 分子税后经营净利润等于税后净利润加上利息支出, 利润属于股东分享, 利息属于债权人分享。二者的相除是符合“投入产出”配比关系的资本收益率。
而EVA/净资产分母仅仅是股东权益资本, 不符合配比原则的逻辑关系。
2.构建EVA与现金流量的直接关系
经营EVA指数=经营现金净流量/EVA, 该指标反映的是企业EVA的收现水平, 也就是, 衡量企业盈利质量的高低, 从而弥补EVA不能反映现金流量信息的缺陷。
3.调整最主要的若干会计项目, 并规范调整原则
关于是否需要对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 在EVA研究领域争议比较大。众多学者对调整前后EVA对股票变动的反应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按照Biddle (1996) 的研究结果, 调整前的解释能力为41.4%, 调整后的解释能力为41.5%, 因此, 可以折衷对最主要的会计事项进行调整, 并规范调整原则, 形成较为一致的计算口径, 方便EVA的横向比较。
4.资本成本的计算采用刚性制定
资本成本的计算主要是为了EVA的业绩评价和横向比较, 只要不影响评价结果, 可以在企业内部采用一致的刚性制定, 如, 2009年国资委颁布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中, 就将所有中央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刚性定为5.5%, 这种方法可能不是很精确, 但将众多企业放在了可以横向比较业绩的基础上。只要是能实现资本成本计算的目标, 采用刚性制定或者某种程度的近似计算未尝不可, 这样也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参考文献
[1]王海琳.中国上市公司的EVA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 2005.
[2]李山.EVA理论研究的进展探析[J].商业研究, 2005, (08) .
[3]邓璇.EVA研究中的困境和突破[J].东方企业文化, 2010, (07) .
[4]丁华等.优势与不足共存的EVA指标[J].理财广场, 2008, (05) .
理论根源 篇2
永固镇党委 张标昌
摘要：“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纵观历史我们知道腐败现象的滋长，最终必定会导致国家的灭亡。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代名词。严格杜绝“四风”问题，保证广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进行反腐倡廉的重要内容。党员干部的个人迷失不仅严重威胁国家建设，也使得广大群众丧失了对领导干部的信任。只有广大党员干部杜绝“四风”，自觉遵守廉政准则，严以律己，廉洁自律，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才能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赢得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才能及时准确的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紧密联系群众，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
随着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如火如荼的在全国展开，我们从习总书记的讲话中可以清楚认识到此次活动不同于以往的走形式，而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深入群众居民，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举措。毛主席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能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宗旨，要求我们无论何时都要以群众为首要目标。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只有走群众路线，深入群众生活，才能真正了解群众所想、群众所忧、群众所思，才能为国家建设提出顺应民心的方针、政策，才能切实改进、完善工作作风和工作内容，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中央政治局以身作则践行“八项规定”，到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杜绝“四风”，党中央以高压态势保持严打的原则，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严肃教育。从“进万家，听民意，解民忧”的大走访，“六必到”的要求体现了政府对广大不同类型群众的关心；“六听六问”将紧密联系群众生活的问题提出来向群众征求意见，听取批评和建议，从群众口中了解区、镇、村居各层次的工作情况、落实情况。特别是纳入了“四风”问题的询问，将这个党员干部极易出现的、人民群众容易发现的问题展现在群众眼中，真真实实的听取群众的看法，搜集意见、建议，及时改正。通过开展以党员领导干部为主体，认真学习“一讲话”（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三本书”（《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在思想上给予洗礼和充实，让广大党员干部以高度的责任感、正确的工作观认真工作，严以律己。开展的“四个一”活动要求广大党员结合实际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腐败的产生总是由来已久的需要重视的问题，而“四风”问题恰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群众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严厉批评，折射出职能配置和权力运行出了问题；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之所以人人喊打，背后是对公权私用、脱离群众的不满。“四风”问题，归根结底是没有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要求告诉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为群众谋求利益才是党的力量之源。而践行群众路线首要的问题就是全体党员干部杜绝“四风”，以清洁廉政的身态、认真办事的态度接触群众，才能听到真正的群众心声，才能真正的解决群众困难。
如何消除“四风”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解决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深化改革，而改革的根本就是实现利益的调整。当调整的力度放缓乃至停滞时，就会滋生利益固化，进而产生作风问题。人浮于事的工作机制不改革，自然就会催生出“门难进、脸难看”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行政审批改革不到位，“印把子”不愿交出去，难免会带来权力过大，导致奢靡之风；脱离群众，对基层的冷暖不闻不问，高高在上的享乐主义就会冒出头来……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根除固化的利益结构，同时利用制度的创新阻断新的利益固化的形成，才能深刻改进作风，使得群众路线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虽然改革、创新已经说的不厌其烦，有些干部依然对细枝末节侃侃而谈，对权力行使中的不合理视而不见；有些部门谈起工作作风直言不讳，但是对职权配置和制度设计却漠不关心；有些干部口头上大放厥词要杜绝吃喝，但是转身又会出现在饭桌上、酒桌上。改革固然是现阶段唯一的方式，但是说起来容易实际行动困难。一些党员干部思想认识的不足，自律的决心不够，受办事要在酒桌上的传统思维影响，一些不作为、吃喝现象依然存在，而群众眼中这些党员干部极易成为只知道吃喝不办事的典型，这不仅破坏了党员干部的自身形象，也自然而然疏远了群众，撕裂了党群之间的血肉联系，与改作风的内在要求背道而驰。群众的信任就在这光说不做的行动中消失殆尽。群众的不信任，直接导致领导干部的工作只能浮于表面，而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事为民所办。
一、破除形式主义，重内容讲行动。毛泽东曾尖锐指出，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东西，号召全党“必须揭破它”，把这种“毛病切实改掉”。形式主义由来以往，许多领导干部热衷于此，既不损害自身和其他人的利益，又可以通过表面工作应付上级。虽然近年来，中央三令五申，形式主义却依然屡禁不止，日渐猖獗，呈横行之势。上面要求有活动就找几个人拍几张照片应付下；要求建个活动室，就花钱做个应付检查而不实际投入使用；有考核就加班加点的造材料······形式主义的存在不仅给政府工作带来了恶劣影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百姓还得不到实惠，使得人们群众深恶痛绝。反对形式主义，是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漫天飞得文件、开不完的会议、写不完的报告，这也许就是许多党员干部工作中的真实写照。形式主义重形式轻内容，务虚多务实少，其后果只能是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高投入，而在实际效益上没有产出，最终劳民伤财，丢失了广大群众对政府工作的信心。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应付没完没了的会议、检查，下基层的少了，接待群众的时间少了，不能潜下心来及时、系统而又深入的去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困难，及时给与应对措施来解决问题。领导们每天忙忙碌碌，迎来送往，百姓寻找不到干部，事情一拖再拖不得解决，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党和政府要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就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各级领导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要通过各级领导干部扎实而有成效的工作才能建立起来。如果领导者在工作中搞形式主义，不和群众打成一片，尽做一些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事情，吃苦头、受伤害的是群众。违背人民利益和意愿的事情多了，只张口不动手的情况多了，群众就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时间长了，就会失去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不解决形式主义的问题，什么社会主义信念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群众路线，都不会有多少说服力。由此可见，形式主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而是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二、克服官本位思想，摆好自身位置。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形象地把官僚主义者比喻为泥塑的神像，说它是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 “传家宝”，官僚主义却是党群关系的“隔离墙”。如果任其蔓延，就会像无形的墙，隔离党和群众鱼水相依的情谊；像锋利的刀，切断干部群众血脉相连的脐带。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党的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难于流长；成为无本之木，终将枯萎。早在1950年，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就告戒全党：“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也曾强调：“我们必须向这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经常的斗争”。因为作风问题绝非小事，不可等闲视之。纵观历史，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亘古至今不变的铁律；回顾党的历史，密切联系群众，赢得人民群众发自心底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星星之火点亮全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反对官僚主义，其重点就是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我们只有深入群众，全心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才能对群众的冷暖疾苦感同身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唯有放下身子，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有“作为”、敢“作为”、善“作为”，才能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广大群众得到发展的实惠，共享改革的成果。
三、牢记“两个务必”，艰苦奋斗，勤政廉政。“反对享乐主义，要着重克服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总书记指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两个务必‟，克己奉公，勤政廉政，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享乐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形式多样，五花八门，深受百姓厌恶。然而，一些党员、干部却见怪不怪，觉得理所当然，甚至心向往之。究其原因，就是广大党员、干部对享乐主义的危害认识不足、顽固性估计不足、隐蔽性明察不足。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党的光荣传统和政治本色。享乐主义一个人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味追求感官享受，绝不会有幸福的人生。艰苦奋斗，并不是意味着过苦行僧一样的生活，抛弃一切合理的物质利益和正当的生活享受，而是要反对一味的追求物质和肉体上的享受。享乐主义和党的优良作风背道而驰，是艰苦奋斗的大敌，是腐败堕落的渊薮，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国家走向衰亡的起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身为党员干部，就应当以造福人民为念，以鞠躬尽瘁为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应只是传诵千古的名句，更应成为我们务实为民的情怀。艰苦奋斗是享乐主义的“索命剑”，优良作风是党员干部的“巨能钙”。只有摒弃享乐主义，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体会群众之所想、群众之所愿，以朴实热情的工作态度，积极努力为群众办事，走群众路线，牢固与人们群众的联系，才能树立优良的党和政府形象，赢得百姓的信任支持。
四、力戒奢靡之风，勤俭节约。总书记曾作出批示：“广大干部群众对餐饮浪费等各种浪费行为特别是公款浪费行为反应强烈。联想到我国农村还有一亿多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低保人口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困难群众，各种浪费现象的严重存在令人十分痛心。浪费之风务必狠刹!”从这足以看到中央狠刹浪费之风的决心。现如今，兴建豪华办公楼，比规模、攀气派；一些地方每逢过节举办过于华丽的晚会、活动；公务活动中超规模接待，公款吃喝浪费；许多领导干部热衷名牌穿戴，留恋高档会所；甚至有些人在办公室赌博、在娱乐场所赌博；有些人作风不检点，甚至道德败坏、生活放荡······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提高衣食住行档次合乎情理，但是消费一旦超过了经济的承受范围，盲目建设，奢侈浮华，不仅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也助长了奢靡之风，败坏了社会风气。愈演愈烈的奢靡之风，不仅危害社会公平，也与构建和谐社会、走群众路线背道而驰。
现如今，党和国家对反腐越抓越严，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破除腐败的坚定决心。中央纪委接连宣布的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等高级领导干部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法院对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宣判，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理论根源 篇3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2-0045-01
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提出
（一）“三个自信”是对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高度革命自信优良传统的继承。对党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保持高度的自信，是党的优良传统，正是凭借这份自信，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创建了新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从而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这份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确立起来的坚定革命自信，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并以文化基因的形式深深嵌入到党和人民的血液中，成为中国新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三个自信”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的理论升华。自信源自于成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我们走过的道路、形成的理论、确立的制度是正确的。“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多年来，党在治国理政中所积累的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三）“三个自信”是理性应对当前国际国内复杂形势的迫切需要。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国内改革发展也进入攻坚阶段，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持续，这些都考验着中国共产党处理和化解世界危机的智慧和胆量。
从国内发展来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对执政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面前，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增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任务更加繁重、更为紧迫。
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深刻内涵
（一）道路自信。所谓“道路自信”，是指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所选择发展道路的充分肯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一百多年历史证明了的真理。坚定道路自信，就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二）理论自信。所谓“理论自信”，是指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理论创新价值的充分肯定。理论是对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原理组成的观点体系。坚定理论自信，就是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要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制度自信。所谓“制度自信”，是指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制度设计及其优越性的充分肯定。坚定制度自信，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等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自觉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三、坚持“三个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一）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型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其强大的优越性，就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我们应该不断增加知识积累，提高自身的技术和研发水平，鼓励科技创新，让科技创新成果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二）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社会政治改革也如火如荼的进行着，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增强社会主义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目标。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有权利、有义务积极投身社会的政治社会中去，实行有效的民主监督，从而保障公民的切实利益，对“公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听证会，民主协商都将成为我们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
（三）树立积极健康的文化价值观。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我们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杜勒斯的预言在苏东地区的应验，给我以重要的警示作用。正确的文化价值观不是要全盘否认西方的价值理论，我们不能否认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对社会生产力，竞争机制的促进作用。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可以与西方的文化价值观相互借鉴。我们应该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利用其理论营养和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观。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12-13，13.
[2]饶银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6-1.
[3]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北京.2011-7-1.
[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12-13，13.
作者简介：
袁玥（1992—），女，汉，安微阜阳人，辽宁大学。2014级法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刘荣辉（1989—），女，汉，河北唐山人，辽宁大学。2014级法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理论根源 篇4
中介评估技术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在估价结果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误差。但多大的误差才算是合理的,判断误差的标准是什么,国内估价行业至今没有定论。国外误差研究中,判断误差的方法有两种,是估价结果与市场价格的差异,另一种是不同估价师估价结果对比的差异。两种方法实际上只有一个标准, 即市场价格标准,估价师对估价误差的控制都是以此为基准的。所谓估价误差是“资产评估结果偏离被评估资产交易价格”所产生的“合理差异”;市场交易行为所形成的平均市场价格,应作为所有估价方法判断误差的标尺。然而国内中介评估技术却通过定义价格和价值的差别,间接否定了市场价格对估价误差的判断作用。这样就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估价报告市场用途的实现问题,是否存在误导报告使用者的可能等等,而更重要的是,中介评估技术为什么要将估价结果定义为价值而非价格呢?实际上不难发现,建立在公开市场假设之下的评估技术的理论依据,是存在缺陷的,这些缺陷使估价结果与市场价格之间产生了必然性差距。因此,从理论上讲,估价结果并不是市场价格,或者说其难以体现现实市场行情。但本文论述中所称的估价误差,是就估价结果与市场价格的差距而言的,因为如果假定市场总是正确的,那么判断估价结果误差的标准也应当是唯一的,即市场价格标准。
二、估价误差判断标准和基础理论分析
(一)估价误差判断标准分析中介评估技术认为,估价结果是价值而非价格。例如资产评估认为,“资产评估的目标是判断评估对象的价值,而不是判断评估对象的实际成交价格”,房地产估价师教材也提出,“房地产估价是评估房地产的价值而不是价格”。在国际评估准则中,这样定义价值和价格的区别:价格是一种事实,是过去形成的历史数据,是独立个体偶然的价值判断,受主客观影响较大; 而“价值并不是事实,只是根据特定的价值定义在特定时间内对商品、服务进行交易时最可能形成的价格的估计额。价值的经济概念反映了在价值的有效日期(基准日), 市场对于某人由于拥有某商品或接受某服务而具有的利益的评判”。实际上不难看出,这样定义仍然是把平均化了的价格作为价值内涵。在经济学中,价值与价格虽然关系密切,区别是很清楚的;而在估价理论中,两者实质上是一回事。
(1)估价理论中的“价值”概念与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既非劳动价值,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然价值;价值量以货币数额衡量,即以价格形式表达对评估对象的价值判断。即便把估价结果定义为“价值”,也不能改变估价过程中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市场中的实际交易行为这个基本事实,任何估价方法都离不开交易价格,如市场法中的参照物价格、收益法中的收益数据、租金等。而且,《国际评估准则》认为“价值”是“在特定时间内对商品、 服务进行交易时最可能形成的价格的估计额”;已经明确指出了评估结果仍然属于价格范畴,只不过是一种“虚拟价格”。在法规层面,《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在产权交易过程中,当交易价格低于评估结果的90%时,应当暂停交易,在获得相关产权转让批准机构同意后方可继续进行”。可见,评估结果与市场交易价格之间是应当具备对应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中介评估仍然坚持把估价结果定义为“价值”而非价格,是有原因的。一是从浅层次讲,估价结果和市场价格存在一些概念上的区别。受供求关系影响,市场价格具有敏感的波动性和个体的偶然性,这被作为估价结果不是价格的理由之一;另一个理由是,“价格是过去形成的”,与估价的现在时存在时点差异。这些理由显然有些牵强,因为都可以在定义中解决。但价格是已经发生的交易数据,正因为其历史性,而具有了客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估价结果显然不具备这种品质。二是从深层次讲,一方面,把估价结果定义为价值, 是中介评估技术理论体系结构上的要求。中介评估技术试图构建一个均衡市场条件下统一的理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成本法、市场法、收益法计算的结果相等,可以替代使用;这种市场条件是在公开市场假设下建立的,在此模型下产生的价格是均衡条件下的价格;这种价格不同于现实市场价格,因而中介评估技术以“价值”一词进行概括。
(2)三大方法的理论依据均存在瑕疵,理论与实际操作之间存在着突出的矛盾,“价值”一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这种矛盾。例如,成本等于价格是经济学中均衡条件下的一般理论,但在现实市场中,成本累积的途径是无法通向市场价格的,把估价结果定义为价格,成本法就可能面临极大的限制。然而,把评估结果定义为“价值”的弊端是明显的。首先这样会引起概念上的混乱,产生新的问题, 例如估价结果应当反映市场行情还是应当指向资产的“价值”?是否能够通过估价技术把市场交易价格转换成“价值”?“价值”的衡量标准与现实市场价格的差距有多大?对于这些问题,中介评估技术无法给予令人满意的解答。更重要的是,把评估结果定义为“价值”实际上等于是否定了市场价格这个误差判断标准,为掩饰估价技术的误差提供了理论依据;市场价格是当前技术条件下唯一能够有效判断误差的指标,没有市场价格比对,估价误差就可能失去控制。
(二)公开市场假设从理论上导致估价结果偏离实际公开市场假设是估价理论对估价模型的市场条件所作的一种假定,假定将估价对象置于公开市场之中以揭示其价格。公开市场假设为估价理论建立了一个标准市场形态, 在这种市场条件下,三大估价方法的理论依据得以成立, 不同方法之间可以自由替代。长期均衡条件下,市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又等于最低长期平均成本点,竞争企业将长期获得正常的投资收益,但不可能获得超额的收益;在此基础上,可以推论出在公开市场条件下,通过市场途径、 成本途径、收益途径计算的估价结果应当相等,三大方法可以替代使用。而在不符合公开市场条件的现实市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有限理性、存在交易成本、信息不完全的现实市场中,“同物同价”规律被“价格离散”现象所取代, “效用相同商品的价格可以互相替代”的原理失去了支撑; 成本与价格并不一定对等,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被市场供求所割裂,成本累积的结果无法通向价格;在资本创造未来收益的过程中,存在获得超额收益或出现亏损的可能, 未来收益折现的结果在多数情况下不会等于资本的市场价格;三大方法的估价结果将随着市场条件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无序性使估价方法之间失去了比较的基础。公开市场是估价技术假定的一种均衡的市场形态,在这种市场条件下,估价模型和理论依据得以成立。但这种静态的市场条件与动态的现实市场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市场均衡假定一系列经济因素不变,这些因素包括“其他商品的价格,还包括收入、消费者预期、消费者偏好、必需品、产品质量等,因为如果其他条件(比如收入以及替代品的价格等)随时可能改变,那么在不同的价格水平下,很难知道消费者的需求量。因此,经济学家就假设其他因素不变来寻找产品价格与需求量之间的关系。但在现实市场中,这些‘其他因素’并没有保持不变”,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现实中的市场形态是具有周期性的, 市场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非均衡状态。公开市场假设将市场假定为均衡状态,然后静态地判断各种价格的形成,从而使理论变成空中楼阁而脱离了市场实际。公开市场假设是估价模型及其理论依据的前提条件,但是,也为实际操作中必然性误差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 从误差的判断标准角度看。一个科学的技术体系,需要有科学的误差衡量标准,对于估价技术而言,市场价格可能是其最为直观且方便有效的误差判断指标了。然而估价技术模型却是在公开市场假设下建立的,那么,如何将一个公开市场中的商品价格与现实市场中的价格进行衔接呢?对于当前的估价技术而言,两种不同市场条件下产生的价格,显然还没有找到相互转换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市场假设在理论上就使估价结果与现实市场价格产生必然性差异。(2) 从委托方的角度看。估价的目的多是为了得到估价对象的市场价格,而公开市场假设使估价结果偏离了现实市场, 产生了市场价格之外的另一种价值判断标准,如果不详加说明,就会误导报告使用者,如果报告使用者不知道公开市场与现实市场的差异,就无从得知估价结果与市场价格的差距。公开市场假设可能因此而成为误导报告使用者、 掩饰估价误差的工具。(3)从市场角度看。“公开市场”是一个理想状态下的理性市场,在这里有现实市场难以企及的条件,这样假定是为了通过定义一个均衡条件,籍以寻找价格中枢;然而,现实市场是变幻莫测的,市场价格是在不断波动的,本就难以把握,如果再在其上定义一个理想状态的虚拟条件,则就更使估价结果脱离实际;而且现实市场不可能完全避免贪婪性和欺骗性,且非理性是一种常态,市场经常在过热与过冷之间循环往复。假如在一个存在泡沫的市场中,以公开市场标准评估一宗房地产的价格,估价结果必然低于其可实现的实际市场价格。可见,估价结果应当体现一种在公平、理性、自愿等条件下发生的价格;但是同时,不管市场运行至哪个阶段,是繁荣还是萧条,不管市场处于哪种状态,是过热还是过冷,科学的估价结论都应当是一切理性的、不理性的市场的忠实见证者、 记录者、呈现者,估价者只需使用估价技术这架“相机”,拍下价格之相即可。从这个立场上讲,在公开市场假设下建立的估价模型、以及藉以形成的理论依据,脱离了现实市场实际,为必然性误差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市场总是正确的”,估价的目标应当是无论在市场处于何种状态,都能够客观地计算出待估对象在估价时点可能实现的市场价格。 如果估价技术的计算结果出现了与市场价格的必然差距, 那么显然不是市场出现了问题,而是中介评估技术方法存在缺陷,导致了估价结果的必然性误差。
三、估价产生必然性误差的方法论根源
(一)市场法的理论依据忽视了价格离散现象 “替代原理”在估价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是市场法的理论基础,而市场法又是其它所有估价方法的基础。有学者指出, “替代原理是重要的经济理论,也是估价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几乎所有的估价方法都在使用这个原理”。也正因为它如此重要,所以才能够把评估理论引向误差泛滥的纵深。
(1)估价理论中的“替代原理”与经济学中的替代原理存在差异。估价理论认为,“之所以要遵循替代原理,是因为根据经济学原理,同一种商品在同一个市场上具有相同的市场价格”。可见,“同物同价”规律是“替代原理”在评估理论中应用的基础。而“同物同价”规律的形成也是基于替代原理,“对于具有同等效用之一种以上物体能加以选择时,必定选择价格便宜者;又如价格相同,当会选择效用较大者。故有替代可能之二种以上财货存在时,此等财货之价格会停留在同一水平上”。因此,“在同一市场上,具有相同使用价值和质量的商品,应有大致相同的交换价值”, “相同效用的商品具有相同价格”,是估价理论中“替代原理”的基础。根据以上定义,估价技术就可以用市场上效用相同资产的成交价格推论估价对象价格,从而完成价格替代。在估价理论中,个别交易价格由于其发生的偶然性等原因,是不能直接作为估价依据的,而“替代原理”使通过个别交易价格直接推论出估价对象价格成为可能。“从理论上讲,只要对可比实例的成交价格进行了适当的处理, 通过一个可比实例的成交价格就可以得出估价对象的价值”。进行“适当处理”是为了使可比实例与估价对象在效用层面无差异,然后完成两者之间的价格转换,“替代原理”显然被赋予了桥梁的功能,这座桥可以连接可比实例价格与估价对象价格。估价理论把“同物同价”规律作为 “替代原理”的基础,与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有差异的。在经济学中,“替代原理是主要经济问题的核心内容;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在相互竞争的可选项之间做出适当选择,当一种物品价格上升时,消费者倾向于用其他物品来替代变得较为昂贵的该种物品,从而更便宜地获得满足”。经济学中的替代原理,有以下特征:第一,互为替代品的商品可以是同类别商品,如不同品牌的彩电;也可以是不同类别的商品,如大米和面粉、洗衣粉和肥皂。第二,替代的发生是价格变化导致的,“替代品是指一种物品价格上升引起另一种物品需求量增加的两种物品”,替代品的价格不同幅度变动所产生的势能,促使需求在替代品之间进行重新分配。第三,替代发生前,替代品的价格不一定是相同的,只是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比价关系;替代的结果也不一定使两种商品价格趋同,相反,价格相同可能又会导致新的替代发生;替代的发生只是需求在价格变动破坏了一种平衡后的本能反应,重要的是不同商品之间价格的比例关系, 而不是商品的绝对价格。可见,经济学中的替代原理与估价理论中的“替代原理”有很大不同,而且与“同物同价”规律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
(2)“同物同价”规律是完全市场中的规律,现实中并不常见,而价格离散却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完全市场中,有众多的市场参与者,且产品是同质的,单个买者或卖者对于市场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都把市场价格作为既定的; 任何卖者哪怕稍微提高其产品价格,也会导致买者转而购买其竞争者的产品;因此,相同商品在同一个市场上不能有两种价格。但在现实市场中,同物同价的现象十分罕见, 相同效用的不同商品之间的价格差异更是明显。“现实情况是,厂商生产同质产品时,也会出现价格离散现象”,价格离散现象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品牌、质量、规格、型号等完全相同的商品,在市场上表现出的价格也会不同,有时甚至相去甚远。例如杭州市物价局对市区12家主要超市的夏季商品进行价格监测,在被监测的271种商品中,半数以上商品的零售价格价差在10%左右,差异最大的接近40%。 海飞丝怡神舒爽滑型去屑洗发露 (750ml),价格最低的顶仁乐购德胜店零售价格为49.10元/瓶,而价格最高的上海华联杭州凤起店每瓶要卖到67.60元,两者之间价差18.50元,价差幅度为37.7%。各超市之间飘柔、潘婷、沙宣、夏士莲等品牌零售价格差异也在4元至10元之间。“在市场经济中,相同的产品具有不同的价格已成为一个定律”。
(3)“替代原理”使估价技术跨过了价格离散这一基本现象,直接完成了不同标的物在价格上的替代,并且为整个评估技术体系不断地传导和放大误差。既然同物同价规律在现实商品市场中并不普遍存在,那么,“替代原理”就无法使个别价格完成向估价结果的跨越,也就失去了其在交易实例和估价对象之间的桥梁作用;“替代原理”所完成的价格转换,忽视了实际存在的离散现象,为估价误差的传导留下了一个明显的理论缝隙。在“替代原理”指导下, 市场法把比较的重点放在效用差异的修正上,如使用年限、功能、大小、位置等等,修正的目的是为了在效用上使交易实例与估价对象无差异,而忽视了导致价格发生离散的因素。例如房地产估价理论认为“没有两宗完全相同的房地产”,然而却没有依据价格离散规律做出科学的推论, 而是认为如果有“两宗完全相同的房地产,它们的价格一定相同”。以“替代原理”掩盖价格离散现象,是估价理论中明显的瑕疵,所导致的误差是同物同价假定造成的,具有必然性;只要估价方法遵循所谓“替代原理”,那么这种基本的误差就不可避免。“替代原理”对估价技术的影响是全面的。它直接降低了市场法这一最主要的评估方法的准确度,同时也由于市场法对于其它方法的重要作用,就会将误差传递到其它方法。由于“替代原理”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几乎所有估价方法,所以,由其造成的误差会随着这种影响而遍布估价技术体系的所有角落。
(二)成本法产生误差的本质是成本往往不能决定市场价格成本法是一种重要的估价方法,在估价实践中被大量使用,但其理论依据却存在明显的缺陷,并且必然导致实际操作中产生估价误差。成本法的理论依据是“生产费用价值论”,即商品的价格是依据其所必要的生产费用决定的;这种观点来源于经济学,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成本与价格相等,这对所有竞争价值理论都是非常普通的命题”;亚当·斯密认为,竞争趋向建立所生产商品的“自然价格”,即任何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格,在竞争压力下,将等于它的生产成本;李嘉图后来甚至使用“生产成本”作为商品“价值”的同义词,他认为,如果成本是包含了利润的生产成本,那么“一件东西的价值和成本应该是同样的”。这些理论是以市场均衡为假设前提的,“在完全市场的均衡条件下,价格等于平均总成本”。由此可见,在特定条件下, 成本是能够决定价格的;成本法正是以这种理论为依据, 把成本累积的结果作为估价对象价格的,其重置成本“实质上是一种长期均衡市场状态下的价格,在完全市场的长期均衡条件下,产品的价格取决于产品的长期成本”。但市场均衡只是经济学中的假设状态而已,“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做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现实市场条件下,价格决定于众多因素,生产成本“从来就没有被认为可以决定在任何其它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和罗宾逊发起的“革命”,把完全市场定义为市场的极端形态之一,认为极端市场之间的“垄断竞争” 市场模式才是市场的常态,在这样的市场模式下,生产成本对价格形成的作用就显得比较有限。在中介评估技术的成本理论中,成本可以决定价格。成本法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成本构成的,价格可以拆分为若干成本,成本累积可以形成价格,这两个过程是完全可逆的。例如,房地产估价理论把成本法定义为“以房地产价格各个构成部分的累加为基础来求取房地产价值的方法,即先把房地产价格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然后分别求取各个构成部分,再将各个构成部分相加”。这是成本法的基本思路,然而这种思路并不适用于现实市场。现实市场中,价格在竞争和供求等因素的作用下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的整体性,任何分解价格的尝试都会破坏这种整体性。例如对于汽车价格, 不能将其分成车架、轮胎、发动机等若干部分或部件进行估价,从物理层面上,可以把汽车拆分成无数零部件,但是,汽车整车价格和零部件价格的形成是完全不同的过程,具有完全不同的供求关系,这决定了整车价格不能以各种零部件的价格简单加总求得;在4S店就有一种说法: “把一辆车拆开单卖零件,能卖出两辆车的价格”。所以,现实中的多数情况下,以成本累积的方法难以求得市场价格。估价理论以平均生产费用加行业平均利润确定估价结果,违背于现实市场绝大多数情况下的价格形成逻辑,这样必然导致估价结果与市场价格存在差距,这一点在估价实务中不断得到实证。
(三)收益法中的问题是未来货币收益的折现和不一定等于资本的市场价格经济学家们早就发现,未来预期收益与资本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利息的对应关系, “任何一定的货币收入都可以资本化,也就是说,都可以看作一个想象资本的利息”;上世纪初,马歇尔以这种关系为基础,提出了以资产预期收益评估其现值的思想和方法, 欧文·费雪则详尽地描述了由未来利益所形成的“收入川流”,并系统地论证了未来收入是如何决定资本价值的。费雪认为,虽然资本的价值是未来收益决定的,但未来收益却不是资本决定的,正如“小麦的收获决定于生产小麦的土地,但收获的价值却不是决定于土地的价值,相反的,土地的价值决定于其收获的预期价值”。这些理论其后被经济学者逐渐发展成为自由现金流量等收益估价技术,并广泛用于估价实务当中;这种技术,也是目前国内收益法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方法。房地产估价理论这样解释收益法, “决定房地产当前价值的,重要的不是过去的因素而是未来的因素”,价值的高低取决于其未来收益的多少;资产评估理论把收益法视为一种“将利求本的思路,即采用资本化和折现的途径及其方法来判断和估算资产价值”。然而在估价实务中,收益法的误差往往很大。导致误差的原因很多,如收益额、折现率等等,甚至有学者指出,“收益的准确计算和资本化率的求取及预期模型的判断选择这三根支撑收益法应用的支柱无一牢固”。因此尝试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分析收益法产生误差的原因:一是收益法中与未来收益对应的资本价值的性质问题;二是收益额的不完全计算问题。
(1)未来净收益的折现和不是资本的市场价格,而是投资价值。在投资过程中,投资价值与其市场价格并不相同,投资价值是体现资本获利能力的实际价值,是其未来可能实现的各期收益的折现和;而市场价格则是资本在某时点市场上的平均交易价格,反映市场行情的起伏,与其未来收益的量无关;前者是投资行为的目标,后者是投资行为的实际花费或实际投资额。资本的投资价值与其未来收益密切相关,但两者均与市场价格代表的实际投资额无关;而且,投资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往往存在差异,差异的大小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而变化;未来收益与市场价格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因为根据费雪的理论,资本与收益的关系是不可逆的,资本不能决定收益;未来收益折现的结果不是以市场价格体现的资本实际投资额,而是其投资价值,而投资价值多数情况下不等于代表投资额的市场价格。在投资动态盈利能力分析中,“投资等于未来收益的贴现和只是一种假设的状态,投资多数情况下不等于未来收益的贴现和,只有在采用内部收益率时才相等”。把未来几十年收益预测值用投资者所期望的回报率折成现值是投资价值即项目未来财务净现值,而根本不是评估基准日即估价时点的市场价值。根据以上分析得到的结论是:投资者以“市场价格”购买资产,资产产生一系列未来收益,未来收益的折现结果体现资产的投资价值,而投资价值长期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差额;如果在估价行为需要计算的是估价对象的市场价格,那么这个“差额”就是收益法理论上的必然性误差。
渠道冲突的根源 篇5
一、主导渠道矛盾。直销渠道和经销渠道的地位平等，市场的控制力是对等，在这种平等的渠道关系中，经销商无法确定自己的地位，双方的渠道将为提高自己在市场中的发言权而斗争。
二、渠道主体矛盾。直销渠道具有高效、稳定性较高的特点，其忠诚度与经销渠道的忠诚度更是无可比拟，使经销商感到产生本能的惧怕和防范心理。经销商认为，直销是勒在他们脖子上的一道绳索，传统的经销方式无法与直销方式竞争，担心等到市场培育成熟，失去利用价值时，自己会被办事处的直销所取代。
三、渠道目标矛盾。本质是渠道之间是不同的利益主体，追逐的利益点却有所不同，经销商以盈利为目的，而办事处侧重于开发市场。
四、渠道政策矛盾。直销渠道的政策是专为开发新市场设计，在某些特殊地域实行特殊政策，但是并没有在各个渠道成员之间进行良好的说明和沟通，导致有的渠道成员不理解，引发矛盾。
五、渠道协作矛盾。办事处和经销商之间没有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凝聚力，使各渠道成员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六、渠道能力矛盾。各渠道的资本、技能、素质、认识等各方面的差异。
有效避免渠道冲突
一、明确主导渠道。以K企业办事处为例，在市场开发战略思想上就必须首先明确N市渠道的发展方向，是以直销方式为主渠道还是以经销方式为主渠道，这两个方式有着不同的操作模式。假如N市渠道是以直销方式为主，原有的经销商只能作为二批，办事处完全控制整个渠道的关键环节，不能像这样进行区域划分，区域市场的主动权在经销商手中，使企业对经销商区域市场失去掌控力，让经销渠道有能力与直销渠道对抗。
采用经销模式，办事处的直销队伍应被明确是作为一个辅助作用，让办事处训练有素的直销队伍开发空白的市场是非常恰当的，但是空白市场一旦成熟就必须移交给经销商，树立起经销体系的优势，使经销渠道和直销渠道双方统一利益关系。
二、保障各渠道的利益。传统渠道对网络的掌控是具有一定的优势，通过与二批良好的人脉，组成一个完善的网络，而二批通过时间和关系的积累，与终端的关系达到一个良好的层次，在这些终端使维护经销渠道的极差价格体系，为了保障经销渠道的正常运转，在市场上实行严格的级差价格体系。确保经销渠道销售网络内部各个层次、各个环节都能获得相应利润，使整个网络得以正常运转。严格防范办事处直接向二级经销商供货，使经销渠道的分销体系崩溃。
三、渠道改造要抓住时机。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不要触动其他渠道的经营方式。对于分销渠道的改造并不能一蹴而就，在经销渠道不完善，经销商的实力较弱,没有经验的.情况下进行渠道的扁平化，促使一批商直接面向终端，这种渠道变革的行为无异于自杀。渠道的改造应该是在成熟的市场中进行，因此企业首先对渠道进行完善，让渠道成为市场上的优势渠道，当企业提高了对渠道的掌控力的前提下进行渠道的扁平化，避免形成市场的波动，
四、向渠道提供良好的服务。办事处对待经销商并不能采取歧视的态度，也不是简单的利益利用，而是从内心中把经销商看作是企业的第一顾客，向其提供优质的服务，经常性、系统性的进行指导和培训，统一双方的理念和利益，建立一种共存共荣的伙伴式关系。通过完善经销商的管理，使其由原本的粗放型向精细化的转变，使经销商向专业化、公司化发展对销售通路中所有网点做到定区、定点、定人、定时、细致的服务与管理，达到对市场状况的全面管控，使信息得到有效的传达和反馈，在销售通路中以灵活
理论根源 篇6
关键词：生命意志,悲观主义,叔本华,人生哲学
叔本华人生哲学基本情感色调是悲观主义。在他的视野中，世界是虚幻的，人生是痛苦的。生活的世界是无穷的痛苦与无尽的磨难。
一、悲观主义的理论思路
叔本华认为，生命意志是活力、欲求，而欲求是无止境的，欲求得不到满足就是痛苦。因此，人生在其本质上就是痛苦。世界包括人生在内就其本质而言是意志，而人不仅是作为具体的欲求与需要的生命意志存在，而且还是“千百种需要的凝聚体”[1]。意志是百折不挠的生命力、自发的活力，是一切欲求、需要的根源。欲求、需要得不到满足即是匮乏，匮乏就是痛苦。而人的记忆、理智又加剧了这种痛苦。因为，人不仅当下直接承受痛苦，且由于记忆将以往的痛苦储存在记忆中，随时由于偶然可能而被唤回意识中。“智力愈发达，痛苦的程度愈高，因此随着认识到愈益明确，意识愈加强，痛苦也就增加，这是一个正比例。到了人，这种痛苦也达到了最高的程度，并且，一个人的智力愈高，认识愈明确，就愈痛苦，具有天才的人则最痛苦。”[1]这样，由于欲望得不到满足，而人的记忆、理智又加深了痛苦的感受，因此人从来就是痛苦的。
但是如果欲望能得到满足，却又发现这种满足只是暂时的，而暂时的欲望满足之后又会带来新的欲望，引发新的痛苦。如此，欲望是无穷的，痛苦也是无止境的。满足之前，人已经备受各种痛苦纠缠不休;满足之后，除了回到痛苦不会再有别的东西，只是改变了痛苦的形式而已。痛苦的原初形式是缺陷、匮乏，如果不以这种原初形态出现，也会穿上“无聊”、“空虚”那令人生厌的马甲而来，这时可怕的空虚、无聊就会袭向人生。
因此，“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与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分。”[1]“人生就是在痛苦的匮乏状态下力求去掉匮乏可又不能去掉的悲惨存在”[1]。
二、康德世界二分的影响
叔本华自己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版序言中提到他的人生哲学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他继承了康德世界二分法，提出了生命意志作为世界本质，把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与人生问题直接连接起来。生命意志作为世界的本质限制了理性作用的范围，而生命意志是无止境的欲求，这样就使他的人生哲学滑向了悲观主义色调之中。
康德将世界划分为物自体与表象世界，认为我们的认识能力只能认识表象世界，物自体世界是我们的认识能力所不及的。叔本华哲学以此为基础，从主体出发认为世界是表象与意志，提出两个著名命题“世界是我的表象”与“世界是我的意志”。但与康德所不同的是，他认为世界的本体是可以认识的。以往哲学认为世界是大宇宙，我是小宇宙，而叔本华认为世界是大我，我是小我。于是对世界的表象、本质的认识都可以回到人自身去体认。叔本华认为，“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一个真理，是对于任何一个生活着和认识着的生物都有效的真理;不过只有人能够将它纳入反省的、抽象的意识罢了。”[1]因此，不可知的“物自体”就是意志，一切行为都是意志的表象。表象并不是世界、人生的真正含义，而只是在时空中服从充足理由律的必然体现。这就为他寻求理解人生与世界根本机制的学说作了准备，且为他的人生哲学走向悲观主义奠定了基础。
首先，生命意志束缚了理性与行为。叔本华认为表象世界是必然性的领域，在表象世界中，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有理性。理性只能局限在表象范围之内，不能透过表象认识世界的本质。在他看来，理性只是生命意志的工具，它的功能是满足人的欲求，满足个体及种族在生理上的需要，使个体能传宗接代，种族得以繁衍。在这里，非理性的生命意志作为世界的本质，必然抑制了理性的无上地位。为了保证生命意志的本质地位，他还将生命意志支配下的行动理解为不自由。因为理性、动机作用中所产生的每一个行为都是由严格的必然性而引起的。所以人们尽管有许多预定计划、思考，可是他们的行径由于受必然性的支配，他必须从有生之初到生命的末日始终扮演自己不愿担任的角色，同样地也必须把自己负责的那部分悲剧剧情演出直到剧终。
其次，生命意志肯定无止境的欲求。叔本华认为，作为世界本质的生命意志是自由的，它支配着包括身体在内的一切的表象世界。表象世界是纷纭复杂的，但从其本质来说是单一的，整个表象世界是同一个生命意志。作为世界本质的生命意志体现在人身上，使人越自觉，就越是痛苦，因恐惧而奋力挣扎。这是因为生命意志肯定欲求。它没有目的，没有理由，没有满足，没有根据，是一个无尽追求的过程。即使有暂时的满足，也只会使后面的欲求更大，人的本质在此时就滑向了痛苦。
三、印度佛教哲学的影响
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还受《奥义书》、《吠陀》等印度佛教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人生是痛苦，痛苦的根源是欲求，解决之道是禁欲。
1. 人生是痛苦
人生根本上是痛苦的，这是由生命意志的自由性决定的。叔本华的生命意志直接受到了印度经典《奥义书》的影响，书中把宇宙万物的本质看做是灵魂，称“那就是你”，只是叔本华用“意志”一词来替换，表示一种盲目的、无意识的不可遏止的冲动。而人生根本上就是这种冲动造成的痛苦或不满足。所谓幸福只是痛苦一时的减少或这痛苦状态的暂时被遮蔽。“一切满足或人们一般所谓幸福，在原有意义上和本质上都只是消极的，无论如何决不是积极的”，幸福“永远是一个愿望的满足。因为满足，亦即缺陷”，“缺陷即痛苦”[1]。同时，佛教认为贯穿于人生生、老、病、死的过程，只是一个“苦”字。《中阿含经》把人的一生概括为“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所求不得、五阴盛。佛教这种人生“苦海”的看法与叔本华对人生痛苦的理解是一致的。叔本华认为，“人生在整个根性上便已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人生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形态繁多的痛苦，是一个一贯不幸的状态。”[1]这样，他们都认定人生本身是痛苦，人生过程也是痛苦的。
2. 痛苦的原因是无明的欲求
佛教讲“苦、集、灭、道”四谛，而其中的集(缘)谛是苦的一个原因。集谛在佛教中是“渴”，是贪取、欲求。这欲求的核心，就是从无明生起的虚妄我见。因此，“集”是没有意愿的个人性、自明性，对人生世界的根本状态缺少理解，是由摩耶之幕造成的，即掩饰本体真相的帘幕遮住了世界的幻想。在“摩耶之幕”的幻化中，只看到特殊的、分立的、极不相同的表象。这个认识与叔本华的意志是人生痛苦原因的说法极其相似。叔本华认为，生命意志是欲求，而痛苦的原因是无止境的欲求。人们只能看到生命意志体现在世界上的表象，于是“紧紧抓住生活中那些狂欢和享受不放，却不知道他正是由于意愿的这一活动在抓住着，紧紧拥抱着在生活上他见而生畏的一切痛苦和折磨。”[1]而看不到这一切都出自“唯一的一个生命意愿”[1]。
3. 解决之道是禁欲
既然人生的本质是痛苦、无聊，引起痛苦的根源是欲求，归宿是死亡，那么个体认清自我与世界的本质，认识生命意志内在的矛盾及其本质上的虚无，认识到利己主义和自我欲求都是生命意志的体现。于是在个体的心理产生一种强烈的对生命意志的厌恶，需要通过以禁欲、苦行等行动来不断否定生命意志。佛教提出了“戒”、“定”、“慧”的“三学”修行准则作为解决的方式，通过“三学”清除人间的贪欲，这实质上就是禁欲的方式。而叔本华认为禁欲可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自愿放弃性欲。因为性欲是生命意志最强烈的表现。性欲的满足，生命的繁衍，实际上是延长了个体的痛苦。放弃性欲等于拒绝这种痛苦的传承。二是心甘情愿体验痛苦。正是由于个体经验痛苦及其折磨乃至绝望之后，个体才能转向内心去认识表象与意志，进而抑制或灭绝它。最后一种是死亡。和清心寡欲相伴的安宁，是寂静中极乐。“随着意志的取消，意志的整个现象也取消了;末了，这些现象的普遍形式时间和空间，最后的基本形式或主体和客体也都取消了。没有意愿，没有表象，没有世界。”[1]剩下的既无意志也无表象，只有那个“无”了[1]。综观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从生命意志到欲求，从欲望到痛苦、虚无构成了主导线。这种悲观色调深受康德世界二分和印度佛教哲学的影响。其哲学对社会来说无疑具有一定的消极性。但回顾西方哲学史，却不能忽视他的思想对后世哲学、特别是非理性主义流派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25-564.
理论根源 篇7
会计舞弊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在许多经济案件中都伴有会计舞弊行为。实际上, 会计舞弊行为同其他违法经济行为一样, 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是人的趋利行为在特定制度背景下作用的结果。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来分析会计舞弊行为, 探讨会计舞弊形成的深层根源, 目的就是从会计舞弊治理的制度安排方面提出治理对策, 使会计舞弊者不敢为、舞弊者不愿为。
1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会计舞弊根源分析
1.1 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目标不一致是会计舞弊行为的内在动因
我们知道, 在现代公司中, 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在股东与董事会、董事会与经理人之间产生了分离, 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负责公司的决策, 而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则由聘用来的专业经理人执行, 这样就形成了股东与董事会、董事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缔约双方在缔约时信息是对称的, 但缔约以后代理人单独选择行动。委托人拥有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治理结构层面上体现为收益分配上的“最后索取权”和投票表决权。代理人拥有公司的法人财产经营权而非所有权, 但代理人控制着公司的剩余索取权。委托人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专业技术和足够的时间与精力, 因此无法获得经营管理的全部信息, 只能观察到代理人某些行动的后果, 使得委托人更加远离企业的控制权, 成了名副其实的“外部人”;对代理人而言, 随着委托人权力的下放, 他们获得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在委托——代理关系下, 委托人和代理人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 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 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 都会谋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即委托人是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 而代理人则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主要目标, 且其追求的既有货币收入, 也有非货币收入。这样, 代理人就会偏离委托人目标而追求自身目标, 因此, 必然存在代理人行为选择与委托人利益目标相背离的情况。这意味着代理人并不能总是按委托人的最佳利益行事。由于委托代理双方对掌握信息程度存在差异, 在委托代理关系下, 代理人有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动。由于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的行动, 往往会通过签订一些契约来约束和激励代理人的行为, 使代理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要求。由于契约的不完备, 它不可能把所有者与经营者各自的权力、责任、利益全部加以规定, 任何契约不可能完美无缺, 总存在漏洞和不足。因此代理人有可能利用契约的不完备, 直接操纵公司会计信息的生成和会计报表的编制, 在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约束下, 他们有动机也有机会通过指使会计人员舞弊或与会计人员“和谋”来提高会计报表中的经营业绩。而作为委托人需要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进行监督, 但监督是有成本的, 又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 而其本身却并不会产生任何效益, 这便会影响到委托者监督的动力, 特别是过高的监督成本可能会令所有者监督的想法望而却步。由此可见, 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目标不一致是导致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内在动因。
1.2 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囚徒困境”是会计舞弊行为的诱因
委托—代理关系是在现代企业契约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 效用最大化要求上市公司对契约中不完备的地方作出妥善处理, 使得拥有控制权的人同时承担上市公司的风险, 其最理想的状态便是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二为一。但是熊掌和鱼肉不可兼得, 于是出现了股份制公司的代理关系链。这一代理关系链可以概括为:“股东——股东会、监事会”和“董事会——公司经理——公司内部员工”两级委托--代理关系。
从上面的代理关系链中, 会计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加入到了委托代理关系之中, 会计的职责是站在第三方的立场, 提供真实、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会计在代理关系中是首先受托于上市公司经理层, 其切身利益也受控于上市公司经理层。上市公司经理层作为授权者, 会直接影响会计的行为选择。由于会计承担对外披露真实会计信息的义务, 其提供的会计信息会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即会计需要同时对内部的上市公司经理层和外部的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负责。由此导致的后果是, 会计陷入了一个在博弈论中被称作“囚徒困境”的两难境地。如果会计选择真实披露, 经理人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 会选择舞弊;如果会计选择歪曲披露, 那么经理也会选择舞弊。所以无论是会计选择真实披露还是歪曲披露, 经理层都会选择舞弊。在经理层选择舞弊的情况下, 会计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 也会选择歪曲披露。所以, 博弈过程在 (舞弊, 非舞弊) 达到纳什均衡, 表明在公司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发生矛盾时, 会计人员站在经理层一边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的最优选择。
2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会计舞弊防范对策
由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会计舞弊行为, 是公司内部的事情, 应由内部来解决, 可以通过优化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建立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 使会计舞弊者不能舞弊来解决。
2.1 优化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使会计舞弊者不能舞弊
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产生与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经营者行为缺乏约束密切相关。因此, 要治理上市公司会计舞弊行为, 必须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解决“内部人控制”等问题, 尽快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有效控制和引导经营者的行为。
2.1.1 完善董事会制度
董事会作为股东利益的代表其职责就是如何激励代理人为委托人努力工作, 监督代理人的行为。因此,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与财务报告监督的重心, 是公司财务报告供应链上的关键环节和参与者之一。完善董事会制度, 就是增强委托人这种激励与监督的职能。一些已被公开的、因重大财务报告舞弊而遭遇公司倒闭的事件向人们提出了警戒, 即董事会有时也无法管理好自己, 不能有效地履行职责。大多数情况下, 公司的董事会都会运用公司治理结构对责任义务进行严格的监督。董事会成员如果不能投入必要的时间或者不能掌控一定的资源去完全地实现他们的任务, 那么他们只能会远离既定的目标。为了实现他们的公司财务报告质量控制职责, 董事会成员不仅需要深入了解公司的业务、行业状况和竞争对手, 他们还必须具备个人勇气和魄力, 从而在某个成员董事对公司决策或既定目标产生异议时能勇敢地对公司管理层提出挑战。
2.1.2 完善监事会制度
监事会是上市公司内部的监管机构, 其主要职责是监督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随着现在公司的复杂化、专业化和现代化, 对监事的专业知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的现代管理由精通上市公司管理的职业经理人来承担, 公司的会计事务由精通会计的会计师来处理, 所以要对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有效监督, 就需要监事精通管理、财务会计等知识。据调查我国现有大型公司中监事在学历、知识结构和综合素质等方面总体上低于董事。因此, 我们应参照上述做法对监事的资格做出规定, 应弱化董事会及经理层对监事人选的控制, 监事会组成成员要专业化, 应主要由懂法律、会计、审计的专业人士担任, 既可以要求监事应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律师资格和具有一定的企业管理经验等, 也可以规定至少2/3以上的监事是管理、法律和会计方面的专业人员, 这样有利于提高监事会对会计舞弊的监督能力。
2.1.3 设立审计委员会
在董事会下设大部分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 配合监事会履行监督职能, 其主要职能应为日常的财务监督和风险控制。为使审计委员会运作有效, 对审计委员会也不能赋予太多的职责, 而使其集中在日常的财务监督和风险控制上。审计委员会应将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通报给监事会, 以使监事会能及时地采取措施。审计委员会也应建立与监事会定期的沟通机制, 以更好地配合、履行各自职责。审计委员会不应由监事会领导或归属监事会负责。审计委员会和监事会是一种配合关系。只有明确审计委员会和监事会的各自职能定位, 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各自的监督作用。由于独立审计委员会由外部独立董事组成, 与上市公司绩效没有直接利益联系, 因此不可能存在会计舞弊动机。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的诸多弊端, 笔者提出了以监事会作为主要监督机关, 股东大会、股东、董事会作为辅助监督机关的系统化、网络化监督机制, 以期在既能保证公司经营层拥有一定弹性权力, 促进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 又能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 防止其拥权自重。可以说, 能否建立和健全有效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是治理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关键之所在。
2.2 建立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 使会计舞弊者不必舞弊
为减少或防止道德风险和会计舞弊行为的发生, 委托人就需要设计一套激励约束机制, 使代理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从委托——代理的角度来看, 激励和约束均是修正上市公司经理层行为的方式, 所不同的是, 激励是一种主动的修正机制, 也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 使代理人与委托人的交易利益最大化, 从而使代理人在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同时, 也实现了委托人的目标。而约束则是一种被动的修正机制, 就是通过减少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使代理人被动地减少偏离委托人目标的行动。
2.2.1 建立和完善使经理人努力工作的激励机制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激励机制问题是当前上市公司所面临和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原因在于, 对委托人来说, 只有使代理人行动效用最大化, 才可能获得自身效用最大化;而要使代理人采用效用最大化的行动, 必须对代理人进行有效的激励, 这样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就会转换为信息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激励机制有物质利益激励机制和声誉激励机制。在我国制定激励机制的环境远比西方国家复杂得多, 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税收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对公司治理效果有影响, 会影响到激励机制的设计与实施。如政府要求设计管理人员的薪酬要符合“兼顾公平”的原则, 规定公司高管的新酬与一般职工的薪酬倍数相当, 实质上是考虑激励制度的社会效果。而我国社会保障的落后和税收制度的单一也会影响薪酬制度的效果。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进行分析, 人的需要是依次逐级向上发展的, 生理、安全等需要对人行为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为上市公司经理层的激励, 在设计激励机制结构时, 既要能够真正地调动一部分人的积极性, 又不能打击另一部分人的积极性, 首先应考虑如何做好物质激励, 同时应将物质激励和声誉激励有机结合起来。
2.2.2 建立和完善使经理人不敢有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机制
经济人假设认为, 人首先是自私的, 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 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即人们必须在若干取舍之间做出选择时, 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成本收益核算, 作出试图使自己的预期效用最大化的选择。经济人行为是现实社会中的一种普遍存在, 上市公司经理层也不例外, 并不因为他占有一个总经理或董事长的头衔, 就会使“人性”有所改变。近年来, 上市公司经理层进行会计舞弊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其监督不力, 约束机制不健全, 造成上市公司经理层权力失控, 权责不对称。上市公司经理层通常不是财产所有者, 但拥有对上市公司的资产使用、利润分配等的直接控制权。若委托方不能有效对上市公司经理层的行为实施监督, 上市公司经理层有可能利用直接控制权来谋求自己的私利而进行会计舞弊。因此, 要有效遏制会计舞弊现象, 一方面要加大会计舞弊行为的预期成本, 另一方面必须降低会计舞弊行为的预期收益。因此, 对上市公司经理层进行约束是必要的。在承认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 通过建立一种恰当的机制, 使上市公司经理层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客观上有助于上市公司整体目标乃至整个社会目标的实现。一般地说, 上市公司经理层个人拥有的财产愈多, 他的个人经济责任能力就愈强, 反之, 则愈弱。如果上市公司经理层的个人经济责任能力严重不足, 只能负盈无力负亏, 一旦上市公司发生亏损, 上市公司经理层无论受到怎样的追究, 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利益受到的损害也是无法补偿的。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般的做法是, 设立相应与收入挂钩的方式对上市公司经理层进行约束, 以保证上市公司经理层对上市公司经理经营尽心尽职。
参考文献
[1].陈晓.浅议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的利润操纵及其防范[J].北京物资学院, 2007, (3)
[2].杨晓红.浅析会计伦理的应用模式[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2006, (3)
[3].雷光勇.会计契约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4].科斯, 哈特, 斯蒂格利茨著.李风圣译.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5].朱国泓.会计国际化的策略选择:会计信息质量视角[J].会计研究, 2004,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