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基础理论（共12篇）
理论基础理论 篇1
出于企业或公司如何获得达到利益最大化核心能力的论说, 可以将整个企业发展理论中支持企业发展的能力大致分为两种:经济力和社会力。即使用纯经济因素解释企业发展模型的理论可以归于经济力理论范畴, 而使用除经济因素之外的社会因素对企业发展模型作出分析的理论可以归入社会力理论范畴。经济力理论向社会力理论的转向现实的是企业发展策略的根本转变。
一、企业理论中经济力理论及其局限
(一) 经济力理论
所谓经济力理论, 它主要研究企业或公司如何提高自身的赢利能力, 诸如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垄断优势对外投资、通过对外投资获取高额利润和竞争地位等等。该理论的前提是把企业定位为“经济公民”的身份, 这是一切经济力理论研究的大背景。这个理论的另一个暗含条件是企业是以追求经济利润为根本目标的, 企业的责任在于实现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企业发展的动力是经济要素的投入, 绩效来源于经济资源产出的效率。这一点在传统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体现得很有代表性。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无论是“主流学派”还是“非主流学派”、无论是人们所总结的“个论”还是“通论”, 对其行为的解释从没走出过企业“经济利益”的地域, 始终在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因、动机、目的寻找经济利益的源泉, 始终围绕“培育、利用优势, 尤其是垄断优势, 获取高额利润”这一教条来探索跨国公司垄断优势来源以及如何利用, 进而解释跨国公司行为, 所以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本质上属于经济力理论。
(二) 经济力理论的局限
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胞, 不但是经济利益的折射, 同时也是社会各种利益的交集。特别是跨国公司这样的庞然大物对此体会应该更加深刻。难道跨国公司存在的价值就是创造经济利益?难道“企业的职责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实际上作为社会细胞, 企业同样是社会关系的显现, 回答以上问题恰恰是回到了经济学研究的本源。除了科斯从交易费用角度解释了“企业的性质”, 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角度解释对企业的性质作出解释?毕竟, 企业的本源不但具有经济性也具有社会性。这就意味着企业不仅是“经济公民”, 还“社会公民”。
理论的发展总是意味着实际情况已经发生改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诸如:跨国并购浪潮与国际战略联盟、RD的国际化、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柔性化、网络化等等;跨国公司目标向多元化发展, 包括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环境目标、人文目标的目标体系;重视社会责任的价值取向, 强烈关注跨国公司社会伦理形象。而且, 在所有变化中, 都贯彻一个理念, 那就是“人性化、人文化”。这一系列新变化在传统跨国公司理论中无法找到准确的解释, 尤其是当今跨国公司把社会责任作为实现其目标体系的重要途径, 强烈地追求社会伦理形象, 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更是无法合理解释。社会力理论的诞生为跨国公司理论开辟了崭新天地, 为合理解释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追求伦理形象找到了理论依据。
二、企业理论中社会力理论的发展
社会力理论是跨国公司理论的新发展, 所谓社会力理论, 就是研究企业在新的企业使命和多元目标体系下, 赢得社会尊重和赞誉的能力, 与社会协调一致、与环境相容共生的能力, 并解释跨国公司关注社会和环境的新的经营战略与行为的理论体系。该理论的任务是应用道德哲学的基本方法、探索跨国公司实现目标体系的动力源泉和运行机制, 并合理解释跨国公司行为和价值观的新变化。社会力理论的产生不仅是跨国公司理论的必然演进, 更是跨国公司实践的客观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 跨国公司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这标志着其已经完成了“经济公民”向“社会公民”的转化。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经济力 (垄断优势、技术、资源、内部化力量等等) 的有限性, 制约了跨国公司原有经营战略的实施, 使跨国公司越来越认识到, 经济力已经不能构成全球化经营的动力系统, 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的迫动性引发跨国公司战略的新变化, 因此, 必须寻求新的动力源———社会力。把承担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作为培育社会力的核心, 并形成跨国公司新的核心竞争力, 这为跨国公司社会力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证依据。
随着价值观的转变, 跨国公司的目标也不再是单一的经济目标了, 而是向多元发展, 形成了包括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环境目标、人文目标的目标体系, 多元目标体系决定了跨国公司的企业制度更关注人性化、人权、公平, 还有与社会和谐。目标的多元化, 决定了传统跨国公司理论, 已经无法合理解释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和全球化经营过程中承担社会责任和树立伦理形象的新变化。
三、社会力理论的一般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社会力理论的提出, 使跨国公司理论向前进了一大步, 为跨国公司如何获得更具适应性的发展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而社会力理论的研究框架也能够为企业理论发展更加一般性的社会力理论提供帮助。虽然跨国公司社会力理论中已经为社会力构成设计了大致的框架, 但其设计源泉其实来自于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思想, 因此社会力理论的发展还在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一) 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演变
虽然从起源到今天, 历经“数个世纪”, 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还在讨论之中没有统一的答案, 自然相应的内涵也就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1924年歇尔顿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说法。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 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这种崭新的思想认为, 企业经营战略对社区提供的服务有利于增进社区利益, 社区利益作为一项衡量尺度, 远远高于企业的盈利。20世纪20年代, 美国就出现三种相互联系的观念对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提出挑战:受托人观念、利益平衡观念和服务观念, 这三种观念开始扩大企业的社会责任。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 企业的社会责任增大了, 包括雇员福利 (抚恤金和保险计划) 、安全、医疗保健和退休方案得到进一步完善。20世纪60年代环保主义蓬勃发展,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心由赞助行为、提高产品安全度等类似事宜, 转向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20世纪70年代, 消费者权益运动风云迭起, 企业社会责任又加入了新的内容。
虽然不同时期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相应的理论认知也存在不同。但从总体上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看作是企业高层作为企业相关者的信托受托人, 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 以履行企业在社会中的应有角色。其中相关的信托受托人实际上指的是公司股东、债权人、职工、消费者和广大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者。而利他行为则是指企业为社会公众解决某些社会问题, 但自己并不直接从中获取经济上的好处。
(二)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传承自国外的相关研究, 是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需要和面对国际贸易的压力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与国外一样,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国内学者也是众说纷纭各有看法, 其内涵远未统一。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中国主动应对的最好选择, 也与中国经济发展同步, 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目前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明显不足。其表现为:一是研究成果少而且观点片面。从国内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来看, 迄今为止, 对企业社会责任系统研究成果不够深入, 现有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著作中, 全面系统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几乎没有。二是缺少创新性研究。目前国内翻译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各方面原著较多, 而国内原著很多都是借鉴或直接引用国外专家、学者的观点和科研成果, 针对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很零碎, 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三是侧重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应用研究而轻理论研究。与国外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明显不同。可以看到,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亟待加强, 特别是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的建立。
四、总结
企业角色从“经济公民”转向“社会公民”;企业理论也从经济力理论发展到社会力理论,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正在逐渐掌握更具加适合发展的能力, 并通过将社会责任整合入企业战略的形式, 在制度上保证了更加有效地将社会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并借此发展出强大的竞争优势。但企业理论的这一新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提供给企业更强的理论指导, 关键在于建立可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策略的与企业绩效紧密相联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而这又依赖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中国企业来说, 竞争的最高境界将是标准和制度的竞争, 强化社会责任是企业提高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企业要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的重要内容来规划。要把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变成对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投资, 而且要争取这种投资的效益最大化。
摘要：将企业的发展看作是企业不断获得更加自由能力的过程。从自由的视角, 企业理论的发展被看作是从对一种能力的研究转向另一种能力的研究, 即作为传统企业理论的经济力理论向现代企业理论的社会力理论发展。社会力理论如何从跨国公司理论中发展成更加一般的企业理论, 其核心在于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 从而完善社会力的构成。
关键词：企业理论,经济力理论,社会力理论,企业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杨瑞龙, 杨其静.企业理论:现代观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邓修权, 夏国平.企业能力理论及其形成背景分析[C].全国第七届工业工程与企业信息化学术会议论文集, 2003.
[3]卢让林, 李子奈.企业理论的发展[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 (1) .
[4]吕中楼.企业理论的产生与发展[J].经济学动态, 1994, (7) .
[5]徐传谌, 刘凌波.从新古典厂商理论到后现代企业理论:制度内化与范式转换的理论演进[J].当代经济研究, 2007, (4) .
[6]PeterJ.Buckley And Cass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erprise.First Published b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理论基础理论 篇2
内容摘要：物权行为理论是物权制度的理论基础，本文从物权行为的主要内容为出发点，简单的阐述了物权行为理论的三大原则：独立性、无因性和公示性原则，并简要的分析了物权行为理论的一些优缺点。
关键词：债权行为物权行为独立性无因性公示性……
物权行为谓之物权之设定、移转、变更或消灭为目的之行为。也即以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为要素而成立的法律行为。此在契约而言，即为物权契约。物权行为理论为德国法学家萨维尼首创，虽不被所有法学家认可，但仍被德国等少数国家采纳。物权行为理论的建立以及在德国民法典中的完善被认为是大陆法民法学中最辉煌的成就和德国民法中最难理解的基本概念。
一般认为德国民法把通常认为是一个合同的物权设立和移转行为，分解为两个行为的做法，起源于中世纪的德国“普通法法学”。在17世纪德国法学家为了解决德国法制不统一问题，编纂了一本《实用法律汇编》。在书中，德国法学家们表达这样一种观点：所有权的有效移转应具备两个条件：名义和形式。所谓名义，即私法上的契约。当事人为了达到所有权移转的目的而建立的一种法律关系，即债权契约。这种契约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变化甚多。形式，就是物的实际交付或其他代替交付的行为。我们称之为物权契约，因为交付具有一个契约的特征，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契约，一方面包含有占有的现实交付，另一方面保含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这本书确定了一个“名义与形式相一致的取得所有权的原则”强调取得所有权应有其合法的依据，但该书强调原因和移转实际的区别。可以说此书对萨维尼创造物权行为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19世纪初德国法学巨匠萨维尼认为：以履行买卖合同或其他以所有权转移的合同为目的的交付，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事实的履行行为，而是一个特别的以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物的契约”。从萨维尼的思想中发展出了一系列对德国民法物权体系具有决定意义的规则。这些规则与法国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物权法和财产法的规则是不同的。这些规则概括起来为：物权的变动除了需要具有债权契约以外，还必须要有专门的物权变动为唯一内容的物权契约。物权契约是独立于债权契约之外的，债权契约仅能使当事人负担交付标的物和价金的义务，而不发生所有权转移的后果。只有通过以所有权的移转为主的物权契约，才能实现所有权的移转。事实上，这些规则后来成为了德国物权行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内容：独立性、无因性和公示性。下文将从这三个方面逐一论述：
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又称为分离原则，指权利主体承担的移转标的物的交付义务的法律行为(一般称为契约或合同)和其完成物权的各种变动的行为是作为两个法律行为的，并非一个法律行为。前者是原因，后者是结果即物权行为，是两个行为。这实际上是把交付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契约。按法国民法法系或英美法系的法律逻辑，当事人的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与其履行义务的交付行为存在于一个法律关系之中，前者是后者发生的原因，后者是前者发生的结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即交付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合同。交付行为本身具有意思表示，又具有外在行为。交付的目的是完成物权的设立、移转、变更或转让，也就是交付行为有其自身的合意存在。这里的合意指民事权利主体创设、转移、变更、废止物权而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此意思表示与债权契约中的意思表示是有明显区别的。债权行为的合意是为了使对方负有一种交付物的所有权的义务。债权行为和后面的交付行为即物权行为各自有独立的意思表示和成立方式，因此他们是分离的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关于物权契约和债权契约，台湾学者王泽鉴认为物的买卖中有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同时存在。其中根据民法买卖条款规范的是债权行为，而根据物权编中的登记或让与合意规范的是物权行为。不应该认为这两种行为互相抵触或者没有区别。根据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德国民法典》第873条规定，移转土地所有权或在土地上设定某项物权或移转此项权利或在此项物权上更设某物权，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必须由权利人及相对人对此种权利之设立或变更成立合意，并登记于登记簿。第929条规定对动产所有权之出让须有所有人将物交付于取得人而且双方就所有权转移达成合意。我们从这几条也可看出它是不同于债权合同的另一种独立的法律行为。
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也必然演绎出其无因性。既然其为独立性的契约，物权行为的效力自然不受作为其原因的债权行为的效力的影响。无因性又叫做抽象性，物权行为在其效力和结果上不依赖其原因行为而独立成立，即原因行为的无效或者撤消不能导致物的所有权变更的当然无效或被撤消。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也是由德国历史法学派创始人、著名罗马法学家萨维尼提出的，他认为为了履行买卖契约或其他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之物的交付，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行为，而是一种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的物权契约。此种物权契约往往是以债权行为为其原因的，将该原因从物权行为中抽离但不因债权行为的欠缺或不存在而影响物权行为的效力，因为物的.所有权的移转是物的合意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行为即债权行为的结果。故物的履行行为的效力只与物的合意成因果关系，而不与债权行为成因果关系。当原因行为被撤消时，依此原因行为所为的物的履行行为却不能当然失效，因为当事人之间的物的合意并未失效。物的取得人因此而取得之物权不能随之而撤消。萨维尼曾断之为：“一个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有效的。“
自从萨维尼的无因性理论被提出后就经历了学者们的长时间的讨论和争论。关于其优缺点各有说法,根据学者们的见解现将其主要优缺点归纳如下：
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在客观上使物权行为与其原因行为分离开来，概念清楚，每个法律行为的效力容易确定，每个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非常清楚，有助于准确的适用法律。例如在我国，《担保法》将登记作为抵押合同、将交付作为质押合同的形式要件，因此，如果未登记或未交付，不仅抵押权、质权不能设立，而且抵押合同和质押合同本身也是无效的。在当事人有过错而未登记或交付的情况下，利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没有必要的法律上的救济手段。但是在采用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原则时，由于登记、交付只对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起决定作用，虽然没有登记、交付，物权设定变更、消灭的效力不发生。但债权行为仍可成立，一方当事人仍因债的关系而承担法律责任。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依物权行为理论，物权行为是基于当事人自己的物权契约，即当事人关于物权变更的意思表示。因物权契约不计其债的原因，第三人获得之物只依物权契约，而不依其原因行为，物权转移前手的法律行为原因不能影响后
手的法律行为，故原物主不可依债的原因而向第三人追夺物之所有权。
由于该原则在债权行为无效，被撤消或未成立时，出卖人由物的所有人降为普通债权人，丧失了其在物权法上的对物的支配的权利，严重损害了出卖人的利益，违背了交易活动中的公平正义，从而也成为大多数国家否认物权行为理论的基本根据之一。另外，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具有过高的技术性要求，难以为公众所掌握，这也是多数法学者提出拒绝物权行为理论的主要依据。
物权行为理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公示要件主义原则。公示原则要求物权的产生、变更、消灭必须以一定的可以从外部查知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物的合意乃是对物的交付行为中存在的意思表示的抽象，所以必须有一个具有公示性的行为来表达或者说是记载这一物的合意，否则就会给第三人带来不利的损害，影响交易的安全。公示行为应具有物权的一般的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和能充分表示该物的合意成立的效力。若没有该公示行为物的合意不能成立，物权的设立、变更、和废止也应无效。从各国的法律规定来看，公示的方法一般分为两种：登记和交付。对于动产来说，一般只须交付即为公示;不动产则需要到专门的登记机关作相应的登记，才能达到公示的效果，否则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总之，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简单的说是关于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是一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其效力和结果与原因行为(债权行为)是没有绝对关联的学说，它抽象的把物权行为从债权行为中分离出来，认为物的合意与债权行为中的合意是有区别的。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对《德国民法典》起了很大的影响。在我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主流性的观点以及一些立法草案所表现的作法是对这种观点予以否认的。我国现行民法并未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从未来市场经济需要建立的精确、细致、安全、公开的法律制度着想，我国立法还是应逐步采纳物权行为理论中的一些合理的观点，不断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台)史尚宽《物权法论》荣泰印书馆1979年版第17页
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页
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页
参见姚瑞光《民法物权论》第118页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五册1991年10月第6版138页
参见孙宪忠〈〈物权行为理论〉〉载〈〈法学研究〉〉第三期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五册1991年10月第6版
概念理论和原型理论研究 篇3
摘要:通过探讨概念隐喻理论和原型理论在处理多义词中心意义及次要意义问题上的冲突,希望明确隐喻鉴别的标准,纠正当前“泛隐喻化”的趋势。
关键词:概念隐喻;原型;多义词;泛隐喻化
多义聚合的词称为多义词。根据概念隐喻理论,多义词是图式表征扩大化的典型表现,即隐喻促成了许多多义词的实现。原型理论则强调核心意义的凸显性(salience),并认为多义词的次要义项之间的关系是平行和独立的,存在范畴上的交叉和重叠。下面是一个例子:
The argument collapsed.
collapse的主要词义有:①(破碎并)突然倒塌,坍塌,塌陷②(指人)晕倒(因病,累等)③突然或完全垮下;失败,衰退④(指价格,货币等)突然降价,暴跌。
Lakoff认为collapse本来是用于描写“建筑物”的,现在用于描写理论。因此我们对这个句子的理解首先是把“理论”当成“建筑物”,即THEORIES ARE BUILDINGS。这种用法构成了系统的一词多义:collapse首先在“建筑物”语域中有了一个意义,又在“理论”语域中获得了另一个意义:隐喻意义。Lakoff认为概念隐喻的核心内容就是“跨概念域(cross瞕omain)的系统映射”.下面,让我们再来从原型理论分析这个问题。可以与动词collapse一起使用的对象显然包括:①建筑物,房屋②人③健康状况,事业④价格,货币。也就是说“建筑物”仅仅是这一系列常用域中的一个,并没有确定理由一定要把它看作“源域”,相反,根据Lakoff的观点,“源域”似乎应该更具体,更贴近生活经验,因此为什么不把同样属于使用对象且本体性更强的“人”看作是“源域”呢?在这一问题上,用原型理论来解释更有说服力。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多义词collapse的各个义项中,与“建筑物”相关的义项①取得了最大“凸显性”,在词汇的认知过程中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提取惯性”,这是其它义项没有的。然而这并不代表其它义项的提取需要首先完成某种“辐射”(隐喻)才能够实现。下面还有一例:
①The gadget will save you hours. ②How do you spend your time these days?
以下是spend和save这两个多义词的几个主要义项:
save①救;拯救;援救;保全(以免伤害,损失等)②储存(钱);储蓄;③避免浪费某物;节约;节省;④省去某事物,使某人不必使用,花费。
spend①用(钱);花(钱);②花(时间等)③度过,消磨(时间)。
Lakoff & Johnson认为在以上的两个再常见不过的句子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概念隐喻,即TIME IS MONEY(时间是金钱),并且正是这类概念深入我们的文化和知识经验系统,使认知过程在本质上隐喻化了,因为只有时间首先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才能够与诸如“节省”“花费”这类的动词连用。于是根据概念隐喻,这两个动词的几个义项之间应该存在一个先后关系,即只有首先存在源域(source domain),才有可能借助隐喻进行辐射达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莱氏在这个例子上显然是将save的②义和spend的①义作为先于其它意义存在的义项,因为这两个义项关乎MONEY这一源域。然而从原型理论出发考察这些义项的使用对象,我们发现动词save显然可以与人,金钱,时间等属于完全不同范畴的事物连用,spend也可以与金钱和时间连用。这些对象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应该是使用频率最高,取得凸显性的那一个。
造成以上两种理论冲突的原因主要有:(1)割裂了思维的动态过程,见其因而未见其果。(2)概念隐喻中谈到的“语义辐射”应当是一种历时现象,而Lakoff等人使用的言语示例却都是共时的,有混淆过程与结果,历时与共时的关系之嫌,但如果我们把原型理论所揭示的多义词义项关系看成是概念隐喻固定下来并成为一种心理表征,由动化静,似乎更符合我们日常的思维习惯。(3)跨概念域的映射一旦成为习惯性的表达,或通常所说的“dead metaphor”,原型理论的解释就更有说服力。
对“泛隐喻化”现象的思考:
概念隐喻理论面世以来,成为认知语言学中炙手可热的焦点,其革命性意义当然不容抹煞。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种“过热”本身很容易形成一种盲从,即将各类混杂的语言和语义现象统统归结为“隐喻”,因为“隐喻”是已经被公认为一种人类普遍的认知手段。这种“泛隐喻化”势必造成概念隐喻理论本身受到冲击,降低其科学性和可信度。
对于这一问题,作者有以下思考和建议:
(1) 明确隐喻的鉴别标准,区别隐喻与非隐喻以及各种不同程度的隐喻。众所周知,概念隐喻与传统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提到的修辞学上的“隐喻”是大相径庭的。(2) 概念隐喻研究应当突破传统意义上的表层词义的研究,而深入到人类认知机制中去,去寻找更深层次的根源。(3) 加强概念隐喻研究与心理学,哲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多门学科的交流和互动,运用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多维度地看待问题。
参考文献
[1]@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 We Live by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2]@韩忠军,董霄云.隐喻──英语词义转移的一个重要方式[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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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理论 篇4
一道德领导理论的时代动因
1. 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运动反思
二战之后, 美国经历了三次教育改革运动, 分析三次改革浪潮, 可以看出, 70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策略, 大都偏重于管理和体制方面, 倾向于将在企业管理中的理论与方法, 硬套于“学校改善”。只有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严明的纪律标准以及赏罚分明的物质刺激等企业管理方式才能有效改善美国学校的低效能。但是, 事实并非如此, “国际性的抽样测试中, 美国学生的成绩仍然很差;学校继续面临着大量折磨着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问题;教师对于教育事业并没有真正的热忱, 他们的工作多半只是为了谋生的考虑。”正是看到了现实中教育改革的不足与缺陷, 萨乔万尼提出只有基于道德权威的领导, 才能把学校转化为学习共同体, 形成学校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承诺、奉献和服务。
2. 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女权运动的启示
自1977年休斯敦全国妇女会议的召开, 美国女权的运动取得了一定成绩, 大量的女性进入社会, 投入工作, 传统的领导方式, 无法引起女性的共鸣。“现代管理是一种男性的创造物, 它以强调个体的雄心和其他个人的考虑取代了对家庭和共同体的强调。”而女性倾向于强调联结的关系、归属等因素。它提倡的以价值为本的领导、构建盟约行共同体、下放权力与团队精神以及采取服务式领导都是来源于对女性领导风格的借鉴。
二组织社会学与领导学理论借鉴
1. 美国组织理论家、社会学家阿米泰·埃兹昂尼 (Amitai Etzioni) 的影响
萨乔万尼在《道德领导》致谢中就专门写道埃兹昂给予他深刻的启示:一方面, 萨乔万尼在谈及学校领导的激励与鼓舞时, 埃兹昂尼的动因分析给了他直接的启示, “人类是以道德判断来审核他们自己的欲望的”, 人们所做的决定及外显的行为是可以用道德承诺进行解释的。因此, 真正能开启学校领导动机源泉, 使学校组织成为真正学习的共同体, 就需要发展一种基于专业和道德权威的领导实践。另一方面, 埃兹昂尼的“马赛克”理论, 即调和共同体与多样化理论, 在萨乔万尼领导学中, 发展成为建设“学校道德共同体”理论。“马赛克是用构架和胶水将不同形状和颜色的种种要素结合起来组成的”, 埃兹昂尼用马赛克隐喻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共同体组成, 他们有各自独特的文化特性, 同时每个共同体也是一个更具囊括性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共同体都有自身的独特性, 并对所共享框架的牢固性负有责任与义务。“有原则的分权”与“分层式忠诚”是解决共同体间分裂的有效解药。在学校共同体组建中, 道德权威与专业权威是有效黏合剂, 而道德权威的中心是共享的共同体成员的个体权利与价值、个体既要忠诚于自己的共同体, 同时忠诚于更大的由许多学校组成的共同体的“共同体规范”。
2. 当代价值领导理论的直接影响
领导学自20世纪30年代诞生以来, 理论发展大体历经四个阶段:特质理论、行为理论、权变理论及当代价值领导理论。这些领导理论都是建立在工商企业管理的背景之上。但当代领导理论在关注领导技术的同时, 开始更加关注情感、信仰、责任、道德等因素, 趋于价值走向, 正是这一点促成了萨乔万尼道德领导理论观点的确立。以价值为本的领导主要包括:魅力型领导、转化式领导、领导替代品及自我领导理论。 (1) 在学校领导中不应该过分依赖基于科层权威与管理技能的“世俗权威”, 而应扩展教育领导的“道德权威”与“专业权威”作用, 即以领导者杰出的专业品质及对共同体的责任心与义务感作为权利要素。 (2) 萨乔万尼将“领导替代品理论”引入教育领导理论领域发展并拓展, 学校领导应该确立四种领导替身 (共同体规范、专业理想、工作本身的愉悦以及同行伦理) , 从而使领导从物质与控制层面拓展到文化与精神层面。 (3) 转化式领导侧重于强调内部的动机和需求的重要性。萨乔万尼指出, 实现道德领导的关键步骤就是契约式领导, 契约领导与转化式领导的高级阶段是相对应的, 意在使学校的目标和目的得到人们的认可, 使领导者与追随者结成道德盟约。
时代动因和理论背景的分析, 能够成为我们研究萨乔万尼道德领导理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也为我们探寻现代学校组织发展与变革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有益借鉴。
参考文献
[1][美]托马斯·J·萨乔万尼著.校长学:一种反思性实践观 (张虹译)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体育理论考试 公共理论试题答案 篇5
一、填空：
1、躯体 精神
2、身体 情绪 智力 精神 社会
3、健身锻炼的目标和健身锻炼的内容4、3~5次
5、腹式呼吸
6、心率
7、腹部
8、糖元 脂肪 蛋白质
二、选择题：
1~5：BABCD 6~10：BCABA
三、问答题：
1、“健康就是没有疾病”说法对吗？为什么？
错。健康是指一个人在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现代人的健康观是整体健康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有道德”结合自身体会谈如何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
2、体质测试与评价的意义是什么？
促进学生积极地参加体育锻炼，上好体育课，增强学生的体质和提高健康水平，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通过《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可以使你清楚地了解自己体质与健康的状况，还可帮助你监测自己的体质与健康状况的变化程度。这些都有助于你在新的一年里有的放矢地设定自己的锻炼目标，有针对性地选择锻炼策略，制定切实可行的锻炼计划。
四、论述题：
结合自身体会谈如何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方法虽然简单易学，但要想科学地安排体育锻炼，提高锻炼效果，避免伤病事故，就必须遵循体育锻炼的基本原则。
（一）秩序渐进原则 体育锻炼的秩序渐进是指在学习体育技能和安排运动量时，要由小到大、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逐渐进行。
（二）全面发展原则 对多数体育锻炼者来说，进行体育锻炼并不是单纯发展某一运动能力或身体某一器官的生理机能，而是通过体育锻炼使整体机能全面、协调发展。
（三）区别对待原则 体育锻炼时，还要根据每个锻炼者的年龄、性别、爱好、身体条件、职业特点、锻炼基础等不同情况做到区别对待，使体育锻炼更具有针对性。
（四）经常性原则 经常参加体育活动，锻炼的效果才明显、持久，所以体育锻炼要经常化，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虽然短时间的锻炼也能对身体机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一旦停止体育锻炼后，这种良好的影响作用会很快消失。
（五）安全性原则 从事任何形式的体育锻炼都要注意安全，如果体育锻炼安排得不合理，违背科学规律，就可能出现伤害事故。
怎样区分好理论和坏理论 篇6
流行理论长什么样
流行理论具备四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结构简单。在世俗的眼光中，理论本是烧脑的东西。1965年安索夫出版了《公司战略》一书，提出了他的3S模型：战略（Strategy）、组织（Structure）和系统（System）。后来麦肯锡的彼得斯和沃特曼出版了《追求卓越》一书，提出了7S模型，除了安索夫的3个S以外，又加了4个S：人员（Staff）、技能（Skills）、风格（Style）以及共享价值观（Shared values）。虽然《追求卓越》比《公司战略》畅销，但是简单的3S比复杂的7S更容易流行。
以人才标准（素质模型）为例，韦尔奇的4E（Energy、Energize、Edge、Execute）加1P（Passion），共5个。孙子兵法也是5个（智、信、仁、勇、严）。姜太公8条，谁记得住？任正非用人就一个标准：简单。如果有人对“简单”二字从三四个角度诠释，从推广的角度看，完美！
第二个特征：外形性感。就像工业设计对产品很重要一样，很多人买商品看包装、产品外观、材质，等到使用了一个阶段后才知道品质好坏，例如买手机就是这样。一个理论的表达是否形象生动很重要。所以，隐喻式的理论容易流行，例如长尾理论、蓝海理论、刺猬理论。
第三个特征：偏激、反主流。比较另类的理论容易流行，因为它们能抵消当时主流理论的副作用，就好比大家都用差不多的电脑，突然苹果电脑出现了。
流程再造是企业经营被偏激理论误导的一个例子。哈默尔1993年提出的流程再造，其理念和气势跟现在互联网革命旗帜下的各种“颠覆”异曲同工。哈默尔的口号就是“破坏现有的机制”“用信息技术联结一切”，他颠覆的是亚当·斯密的经典概念“分工”。当时世界500强企业中60%趋之若鹜，但近七成以失败告终。
对于大多数国内企业管理者而言，我的忠告是：先别急着颠覆，赶紧恶补基本功，因为国内很多企业的管理水平还没有达到泰勒制的及格线。我曾经深入一家位于上海的外资工厂，发现员工流失率高达80%，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50%）。经过调研我发现，这家企业的班组长有辱骂工人的行为，工人按作息规定时间上班期间连上厕所都来不及（厕所距离工位太远），8小时内不可以坐。
第四个特征：有政治利用价值。如果理论迎合了某些身居高位者的需要，就容易火。例如，業务流程再造可以被用于裁员。
那些经得起实践考验的好理论
学术界和企业界的游戏规则不同
学术圈的游戏规则是：目标是发表，不贵真，而贵新，因此偏激的理论胜出。企业经营的游戏规则是：目标是盈利，不贵新，而贵真，因此中庸的理论胜出。学术界对于好理论有着不同于应用界的标准。例如，好理论必须容易证实或证伪、好理论会做出大胆预测、好理论假设很多事件不发生而不是发生。但是从应用角度看，好理论有不同于学术标准的四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好理论基于对人性的准确把握。在激励理论中我们看到很多好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动机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赫兹伯格的双因素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以上理论都是基于对人性的准确把握。
第二个特征：好理论超越常识。例如，常识认为，船小好调头，小企业比大企业更灵活。但《组织变革的极限》的作者赫伯特·考夫曼提出一个反常识的理论：大企业有更多的资源应对环境变化，因而比小企业更加灵活。第一，大企业有充足的资源尝试新领域。第二，大企业可以用不同的子系统同时做一件事，从而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腾讯就有这个传统，其组织内部两三个团队同时做一个项目。）第三，大企业有多样化的团队（教育背景、文化背景或技能），更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第三个特征：好理论能解释费解的现象。为什么现代社会出现了企业？企业成长的上限在哪里？这是两个费解的问题。相对于亚当·斯密的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理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更好地解释了企业存在的意义。
第四个特征：好理论具有整合对立观点的能力。一个新理论的建立，往往是通过PK另一个已经建立的理论而实现的。如果一个理论可以整合两个甚至更多的对立理论，它很可能会是一个好理论。
在战略咨询领域，BCG矩阵是一个坏理论，麦肯锡矩阵是一个好理论。然而当我在课堂上讲这两个理论，问大家喜欢哪一个时，全班20人，有19人喜欢BCG矩阵，只有1个人喜欢麦肯锡矩阵，他是班里唯一的企业家。大家听了他的解释后，也都开始喜欢麦肯锡矩阵。
按照学术标准，BCG矩阵也许是个好理论：可证实，可证伪，大胆预测；麦肯锡理论则是个坏理论。但是在应用上，正好相反。
如何鉴别劣质理论
鉴别劣质理论有一个好办法，
就是审视“逻辑距离”
在制造品质这一点上，理论太像产品了，也有假冒伪劣。造假有两种：有意造假和无意造假。故意造假的理论家我认为是少数。无意造假的一种类型，是因为个体研究者的学术功力弱。多篇调查报告显示，在业已发表的医学研究中，至少半数使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是错误的。
鉴别劣质理论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审视“逻辑距离”。我最近一直在倡导我的学生用这个方法抵抗伪科学。例如星相学，它号称宇宙万物都是有联系的。这是星相学的第一个逻辑；不同时间段孕育出生的人，天体之间的相对位置不同，这是星相学的第二个逻辑。但是，仅此而已。问题是，天体之间的相对位置，对一个胚胎和新生儿心理特征的影响有还是没有？有多大？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还有，如果有足够大的影响，那么，什么样的天体相对位置对应什么样的心理特征？星相学无法论证。星相学推理的跳跃太大，也就是“逻辑距离太大”。
有了逻辑距离这个概念武装自己，我们就不太容易被一些伪科学忽悠。例如“全脑人”概念。科学研究只是发现大脑左右半球的功能不对称，仅此而已。多数人的语言中枢在左半球，但还有一些人的语言中枢在右半球。这样看来，左脑人右脑人的提法就不科学。
理论采购要诀：不信邪
信邪是低智商的表征
采购理论，首先要不信邪。信邪有很多表现形式。
“尽信书不如无书”，书呆子式的信书是信邪。
迷信的最佳实践是信邪。一些小企业主想把企业做大，盲目照搬大企业的管理方式，结果非常惨，企业不大却得了大企业病。
信“远道的和尚会念经”是信邪，有人总是从企业外面寻找人才，而对企业内的优秀人才视而不见。
“不明觉厉”是一种信邪，面对满口复杂公式和技术术语的人顶礼膜拜。真正的大师从不故弄玄虚，而是能够深入浅出。“明觉不厉”也是一种信邪，如果一位专家讲理论讲科技讲得连他们都懂，他们就开始低估对方的水平。
迷信炫概念是一种信邪。炫概念自古有之。勒温认为好理论最实用，不过他本人不擅长理论建设，更擅长领导科研，他开创了行动研究。他的理论代表作场论和拓扑心理学，都炫而无用，属于心理学中的玄学。他喜欢用数学公式和物理学符号注解人的行为，其“炫”的程度类似于现在的“大数据”。
迷信科学也是信邪。科学的灵魂是质疑，迷信科学是对科学精神的背叛。实验室的结论不可过度推广到实验室以外。行为科学实验有“内在效度高但是外在效度太低”的问题。也就是说，实验设计完善得出的结论靠谱，但这个结论对于应用而言意义太小，对于一般民众的意义就是个“然并卵”。如果将这些结论过度延展，则会误导受众。这一点保罗·克利恩的《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里有详尽阐述。
（摘自《中欧商业评论》）
现代企业理论与现代契约理论 篇7
一、交易费用理论与现代契约理论的关系
交易费用理论是由科斯首先提出的, 他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导致了企业的出现”, 并运用“交易费用”来说明“什么是企业”和“什么是企业的边界”这两个基本问题。交易费用是“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产权经济学认为, 所谓交易费用是个人交换他们所拥有资产的所有权和确定其排他性权利所需要的费用。交易费用包括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及强制合同执行的费用, 它是订立和履行契约的费用。
然而, 交易费用的本源在哪里?契约经济学家认为, 其根源就在于契约的不确定性。根据哈特的观点, 交易成本的来源在于:一是在复杂的、无法预测的世界中, 人们很难预测未来事件, 无法根据未来情况作出计划, 往往是计划不如变化;二是即使能够对单个事件作出计划, 缔约各方也很难对这些计划达成一致协议, 他们很难找到一种共同的背景来理解、描述各种情况和行为, 过去的经验往往不起作用;三是即使签约各方能对未来计划达成一致协议, 也很难将其写清楚。比如, 在出现纠纷时, 法院不能明确这些契约条款的意思, 而无法执行。哈特还认为, 一个不完全契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修正, 并需要重新协商。重新协商的过程会产生许多成本, 有些可能是事前成本, 有些可能是事后成本。其原因:一是各方可能会对修正契约条款争论不休, 它既耗费时间, 又浪费资源, 所以是无效率的;二是不仅事后讨价还价过程是有成本的, 而且由于各方具有不对称信息, 可能达不成协议;三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 缔约各方都不愿意作出专用性投资, 这种投资的最佳效率与事实上的投资不足之间的效率损失, 是一种重要的成本。
□文/朱传杰
威廉姆森也对交易成本与不完全契约的关系做了系统研究。他直接把“契约人”作为他的交易成本理论的假定条件。威廉姆森认为, 现实中的人都是契约人, 他们无不处于交易之中, 并用各种或明或暗的契约来规范他们的交易。他认为, 交易费用经济学采纳两个重要的行为假定:一是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 缔约者要想签订一个包括对付未来随机事件的详尽的契约条款是不可能的;二是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 仅仅相信缔约者的口头承诺是天真的, 现实中的契约人时时刻刻会损人利己。威廉姆森认为, 所有复杂的契约都是不完全的;作为对付契约不完全手段的可操作的、连续性的决策模式是可观察到的;得不到可履约支持的“许诺”使当事人面临不履约的危险;采用一种市场化和非市场协商的保证条款有助于交易的进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 交易和契约都是非常复杂的, 不同的交易需要不同的契约关系。在不确定性条件下, 充满机会主义的世界中, 面对这种类型的交易, 新古典契约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交易关系, 只能有三种选择:一是放弃这类交易;二是将这些交易一体化为企业内部交易, 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匹配的条件下进行交易;三是设计一种不同的契约关系。为了解决现代经济关系中复杂的交易关系, 需要设计交易专用性程度高且能够持续的交易关系, 这就是所谓关系契约。这种关系契约是随着交易时间的延续和交易的展开, 而不断修正的契约关系。
在具有专用性资产安排的契约关系中, 产生了一种可占用的专用性准租, 即使用市场机制的一种特殊成本, 进而出现一种后契约的机会主义行为, 也就是道德风险问题, 或称“敲竹杠”问题。如何解决“敲竹杠”问题, 许多契约被经济学家设计出来, 比如收益分享契约、成本分享契约以及第三方仲裁等。但由于信息成本过高, 或由于信息不对称, 而无法实现次优结果。由于有限理性、不确定性、机会主义交易费用的存在, 在专用性投资中, “敲竹杠”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法院促使当事人进行谈判以减少“敲竹杠”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有必要创立一种自动履约机制, 使交易顺利进行。在现实生活中, 大多数契约是依赖习惯、诚信、声誉等方式完成的, 付诸法律解决往往是不得已的事情。根据这种情况, 一个自动履约的契约就可以利用交易者的性质和专用关系将个人惩罚条款加在违约者的身上。这个惩罚条款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的内容是终止与交易对手的关系, 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另一方面的内容是使交易对手的市场声誉贬值, 使与其交易的未来伙伴知道其违约前科, 以致不相信该交易者的承诺。当然, 如果交易者发现在这个自动履约的范围以外, 还存在一个比施加的个人惩罚条款损失还要大的收益时, 自动履约机制就失灵了。如果个人具有无限的履约资本, 缔约当事人对所存在的潜在“敲竹杠”现象, 是不在乎的。但是正由于个人履约资本的有限性, 才限制了自动履约的范围。
二、委托-代理关系理论与现代契约理论的关系
委托-代理关系无论从本质上看还是从形式上看, 都是一种契约关系, 代理经济学可以说是一种契约关系学。詹森和麦克林将“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关系, 在这种关系下, 一个人或更多的人 (即委托人) 聘用另一个人 (即代理人) 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 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代理人”。在公司治理中, 委托-代理制的建立过程, 从本质上分析, 就是“交易”活动的过程。自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后, 公司治理的基本制度必然是委托-代理制。如果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存在交易费用, 那么委托-代理制不管以什么契约来建立, 都将是效率最高的, 其结果都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即资产所有者、股东、董事、监事、经理人员和其他相关利益人的福利会达到大家都满意的结果。这就像物理学上没有摩擦力的“永动机”一样, 会永恒地转动。但是这是理想中的事情, 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说, 公司治理必定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委托-代理制来运作, 但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 委托-代理制难以十全十美, 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只能进行帕累托改进。
委托-代理关系建立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主要有寻找交易伙伴的费用、谈判费用、签订契约的费用以及保证契约条件的履行而进行监督的费用, 即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实施费用和监督费用。这些交易费用的存在, 会降低组织制度的运行效率, 而影响交易费用的重要因素是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是产生代理成本的基本原因。从规范委托-代理角度研究契约关系, 又可从实证和规范两种角度来研究。从规范的方面看, 主要是在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监督的条件下, 如何构造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关系, 包括补偿性激励, 从而为代理人提供适当的激励, 促使其选择使委托人福利最大化的行动。从委托-代理的角度看, 契约关系是企业的本质, 企业完全是一种法律假设, 是一组个人契约关系的一个链接。运用这个理论, 一是可以研究在一个既具有债权又有外部股权的混合融资结构的企业中, 企业家为什么让企业的总价值低于他是唯一所有者时的价值, 而且这一结果与垄断体制还是竞争体制无关;二是可以研究为什么企业家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失败与企业效率的损失完全一致等问题。
三、产权理论与现代契约理论的关系
对契约的研究是产权研究的核心。哈特和格罗斯曼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契约是不完全时, 没有在契约中详细规定的那部分权利, 即剩余权利应该归资产的所有者所有。这就从契约角度说明了资产的控制权到底应归谁所有是最有效率的。也就是说, 在现实世界中, 产权的分配是绝对重要的。
在现代复杂的经济关系中, 契约理论必须解释现代各类公司的资本结构问题。为什么有的企业偏爱发行股票?企业的内部债务和外部债务是什么关系?阿洪和博尔顿利用契约的不完全性发展了一个企业资本结构理论。他们指出, 随机状态控制是一种举债筹资条件下的控制权配置。他们认为, 一个缺少资本的具有能力的企业家与一个富有的投资者之间的不完全长期契约被看作是“纵向一体化”, 由于企业家所关心的是名誉和收益, 而投资者只关心利润, 双方的目的是有冲突的, 即初始的契约结构能否以及如何使当事者的目标达到一致;当初始的契约不能达到一致时, 控制权应如何配置。当重要的变量不能在契约中写明时, 控制权的分配就变得非常重要。不同的控制权会带来不同的资本收益。
四、企业家理论与现代契约理论的关系
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市场上, 以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为中心的企业理论———企业家理论或企业管理者理论, 也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奈特根据不确定性和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的存在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企业的企业家理论。伯利和米恩斯又进一步提出了企业的企业管理者理论。这两种理论的共同点均是对企业契约理论“只见物不见人”提出了挑战, 将企业看作是一种人格化装置。张维迎认为, 如果说企业契约理论关心的是对企业的“需求”, 那么企业家理论则偏重于企业的“供给”。企业家理论将企业看作为一种人格化的装置, 没有企业家 (精神) , 企业就不能生存。奈特根据不确定性和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的存在进行了讨论, 他指出, 在不确定性下, “实施某种具体的经济活动成了生活的次要部分, 首要的问题或功能是决定干什么以及如何干?”这“首要的功能”即指企业家的功能。因为不确定性是无法保证的, 企业家不得不承受不确定性。关于企业家的特点, 许多经济学家都做过不同的描述。熊彼特认为, 企业家是创新者, 能够“改变和革新生产的方式”。卡森认为, “企业家是擅长于对稀缺资源的协调利用作出明智决断的人”, 是一个“市场的制造者”。鉴于企业的特殊作用,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 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择一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经营者, 并让具有不确定性的市场竞争将他造就成为企业家。
正由于企业契约是不完全的, 企业家市场, 即通常所说的经理市场, 不但要考虑对企业的激励问题, 而且应同时考虑对企业家的控制 (约束) 问题。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控制市场”概念, 这种市场既不同于经理市场, 也不同于资本市场, 而是一种新型市场。它要解决的问题是, 既要给企业经理以适当激励, 包括利用股票、股票认股权、影子股票、股票增值分红权、奖金、长期绩效计划、“黄金降落伞”、声誉激励等, 又不能使企业被内部人控制, 以避免丧失控制权。同时, 又要防止被其他企业收购, 尤其是恶意收购。要研究对经理的控制问题, 就要考虑企业经理的主要约束变量是什么, 换言之, 经理的目标函数是什么, 控制能力在经理之间是如何分配和安排的, 激励是如何提供的, 如何识别能力, 如何再分配控制权。罗森的研究表明, 将控制权分配给有能力的人越多, 这种控制权就越有效率。在有能力的经理的边际生产率大大超过无能力的经理的情况下, 最有能力的经理占有最大公司的最高职位。另一方面, 在控制权分配一定的条件下, 对经理的支付结构会在激励和保险之间达成妥协。霍姆斯特姆从约束的方面分析了依靠限制而不是奖励来控制经理人员行为的重要性。实证研究表明, 要设计一个多任务目标的代理链, 使激励方案的重点转移到对代理人所有活动进行平衡的激励方案上来, 对代理人任务的组合可以降低激励成本。
理论基础理论 篇8
WHO基本药物目录诞生30年以来,得到了广泛的认可。WHO 193个成员国中,已经有156个制定了基本药物目录,有些国家还建立了省级或州级的基本药物目录[1]。许多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都采纳了基本药物的理念,国际红十字和新月联盟、英国药学会、国际制药联盟等专业组织也根据WHO的基本药物目录来提供药品[2]。基本药物目录在药品采购和供应、医疗保险报销、药品捐赠和生产等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基本药物的概念
1. 基本药物理念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WHO提出这样一个理念:某些药品比其他药品更为重要,并且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有许多药品是没有用处的,同时有许多人无法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药品。因此,一个经过精心选择的有限的药品目录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要,政府应该努力提高人们对目录内的药品的可及性[2]。1977年,WHO根据这个理念遴选出了第一个《基本药物示范目录》(Model List of Essential Drugs),共包含205个药品[2]。
2. 基本药物概念的发展
30年来,WHO关于基本药物的理念没有变化,然而对基本药物的概念则进行了多次修正,使得这个概念更加具有现实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具体见信息框1。
信息框1:基本药物概念的发展
●1977年,基本药物的定义是“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们所必需”的药品[3]。
●1985年,WHO在内罗毕会议上发展了基本药物的概念:基本药物不仅应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卫生保健需要,而且国家应保证其生产和供应,还应高度重视合理用药。即基本药物必须与合理用药相结合。
●1999年,WHO基本药物专家组提出的基本药物的概念是“满足大部分群众的卫生保健需要,在任何时候均有足够的数量和适宜的剂型,其价格是个人和社区能够承受得起的药品”[4]。显然,这个概念比原先的概念更具有现实性。基本药物的选择是健康需要、社会供应能力、价格、社会经济能力等各个方面权衡的结果。
●2002年基本药物的概念有了一个巨大发展。基本药物是“能满足人们基本的健康需要,根据公共卫生的现状、有效性和安全性,并通过成本-效果比较的证据所遴选的药品。其在任何时候均有足够的数量和适宜的剂型,其价格是个人和社区能够承受得起的。”这个概念强调了基本药物遴选过程中循证的原则,使得遴选过程更加透明、公正,具有科学性。同时,WHO为了更精确地表述基本药物,将基本药物essential drugs改成essential medicines。
3. 关于基本药物理念的争议
1977年,WHO第一次颁布基本药物目录,即被指责企图限制医生的处方权[5],其主要争议来自制药产业。1987年,国际制药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s Associations,IFPMA)从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基本药物提出了质疑,它认为基本药物政策将导致“次优的医疗服务,可能降低健康水平”[6]。产业界尤其反对在发达国家和私立部门引入这种限制性的基本药物目录。1982年,美国一位代表制药组织的发言人指出“产业界认为WHO和国家的基本药物措施不应该干预目前私立部门的运作方式”。基本药物目录已经提出30年,产业界一直坚持基本药物政策应该只限于不发达国家的公立部门。直到最近,IFPMA还是认为,如果把限制药品的政策扩展到工业化国家,将严重威胁到卫生服务的有效提供,威胁到药品研发的投入[6]。
尽管产业界反对把基本药物政策引入到私立部门和发达国家,但是它们还是支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贫困国家的行动,例如配合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药品采购、在贫困国家实行低价政策、向政府医疗救助计划捐助药品等。
面对来自产业界的质疑,WHO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对基本药物的遴选依据和程序做了重大调整。例如以实证为基础遴选基本药物目录,允许产业界向WHO的基本药物专家委员会派观察员,使基本药物目录遴选过程更加透明化等。这种科学、公正的态度最终得到了产业界的欢迎。
过去30年中,WHO基本药物目录发生的巨大变化印证了基本药物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界的创新力。在1977年的第1版WHO目录中只有205个条目(186种药品);在2007年的第14版目录中,有541个条目(313种药品),目录的条目增长了1倍多。有文献[2]把2003年的第12版目录与第1版做比较:在第12版中增加了195个药品,删除了86个,只有89个药品(占第12版目录的27.4%,占第1版目录的43.4%)在过去的12个版本中一直没有变化。这说明基本药物和非基本药物的划分是相对的,基本药物发展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药研发的进步。这也提示了来自产业界的担忧有一定的合理性:基本药物政策的实行不应该以损害制药产业的创新力为代价。
(二)基本药物制度
1. 基本药物制度的目标
根据WHO关于基本药物的理念,可以归纳出基本药物制度的目标:一是提高贫困人群对基本药物的可及性;二是促进合理用药。前一个目标对于维护健康公平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目标则通过提高药品使用的效率来促进社会福利。此处的健康公平是指处于社会经济不同阶层的人群都能获得维持其健康所必要的资源和服务,其中的关键在于保障弱势群体对基本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而要实现此目标则需要促进卫生资源在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公平分配。而药品使用的效率是指药品的使用成本与其所带来的疗效之间的对比关系,基本药物制度的目标之一是要确保消费者在药品使用中以最小的成本获得相同的治疗效果。基本药物制度实质上体现的是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两大目标在执行上的优先性有所不同。在发达国家,医疗保险覆盖面很广,药物的可获得性不成问题时,合理用药就可能被关注。在最不发达国家,医疗和药品的花费可能是自费的,人们可能支付不起最基本的药品,基本药物的生产也可能无法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焦点将会更多地集中在提高基本药物的可及性上[4]。
有些文献也提出了基本药物制度的第三个目标:保证药品的安全性。我们认为这个目标应该是国家药物制度的目标之一。政府应该保证所有药品的安全性,而不仅仅是基本药物,基本药物制度是国家药物制度的一个部分。当然,基本药物目录的推广,有助于提高药品使用的安全性,但是这主要是从合理用药(安全使用)的角度来看的,并非基本药物制度的直接目标
2. 遴选基本药物目录的原则
基本药物是指那些能满足人们卫生保健优先需要的药物,这些药物是根据公共卫生的相关性、安全性、有效性以及相对的经济性等证据原则筛选出来的。根据WHO的建议,基本药物目录遴选标准包括[7]:
●首先,应考虑地方疾病和各国的具体条件,特别是疾病谱的情况;
●应选择在各种医疗单位常规使用中或在临床研究中具有较好疗效和安全可靠的药物;
●应保证选出的每一种药物都能以一定的方式获得,并保证药物质量及在一定条件下和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
●如果两种或者更多种药物在以上几个方面均很相似,则应对它们之间的相对疗效、安全性、质量、价格、可获得性等进行仔细评价,再作出选择;
●药物之间的价格比较不仅要考虑其单价,更应当考虑整个疗程的费用;
●基本药物应由单一成分组成,但是如果有证据表明复方制剂在有效性、安全性、依从性等方面的确比分别使用单组分药物有优势时,应该考虑选择复方制剂。
以上遴选标准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药品自身所固有的属性,如疗效、安全性、稳定性、使用方便等;第二是短期内不可控的社会条件,如人群疾病谱、生产和储存能力、临床使用能力等;第三则是在一定范围内政策可调控的因素,如产量、供应量、价格等。
第一个标准说明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基本药物应该具有一定的共性;第二个标准则说明在不同的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基本药物目录内的药品可能有差异;第三个标准进一步说明,即使在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由于卫生制度和医药政策的差异,基本药物目录也可能有差异。第三个标准为优化基本药物政策指出了方向。正因为基本药物遴选标准具有以上特性,所以各国的基本药物目录存在很大差异(见信息框2)。
信息框2:各国基本药物目录情况
在发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与医疗保险报销目录基本统一,而且目录的覆盖面较广,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临床常用药。
●澳大利亚公立医疗保险部门制定的药品报销目录(PBS),包含了现有的80%的药品[8]
●美国退休军人事务部、各州政府,以及医疗保险公司推出的《药品处方集》(drug formulary),其中州的目录采取“负目录(negative list)”的方法[9]。
●瑞典的医疗保险目录中,采取“负目录(negative list)”的方法,被目录剔除的药品约占现有药品的10%[10]。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医疗保险覆盖面比较狭窄,基本药物目录与医疗保险目录没有统一,政府往往参照WHO的示范目录制定本国的基本药物目录。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药物目录种类见表1。
3. 基本药物制度和基本卫生制度的关系
基本卫生制度是国家通过干预卫生服务的筹资、生产、提供等各个环节保障人民基本卫生服务需要的一套制度。从功能上看,国家基本卫生制度的框架(如图1)包括筹资制度和服务提供体系两个方面。筹资制度包括公立医疗保险、税收筹资和私人直接支付三个部分,其中前两个部分属于公共筹资,是基本卫生制度主要的筹资方式;服务提供体系包括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其中物质的投入包括药品、医疗设备以及土地、建筑等。价格和支付机制是联系筹资和服务提供的关键环节,毫无疑问也包括在国家基本卫生制度之中。
基本药物制度是镶嵌在基本卫生制度内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图1)。基本药物制度的筹资也包括公立医疗保险、税收筹资和私人直接支付三个部分,其中前两个部分是重点。在服务体系中,基本药物制度关注药物的投入,以及医师和药师的人力资本投入。另外,基本药物的价格和支付也是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
实际上,在许多卫生保健制度比较完善的发达国家,往往没有独立的基本药物制度,而是把基本药物的理念和相关政策,分散在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医疗服务提供,以及药品生产、流通、报销等相关政策之中。但是,基本药物制度的两大目标仍然是清晰的,即提高对基本药物的可及性和促进合理用药。在贫困的国家,绝大多数医疗卫生服务由个人直接支付,国家为了提高人们对非常有限的基本药物的可及性,可能针对基本药物专门制定一套采购、流通、使用以及价格控制的政策。
4. 基本药物制度的政策框架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不仅是出台一个相对完整合理的《国家基本药物口录》。为了达到基本药物政策的两大目标,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相互协调的高效率政策体系,这些政策可以自成体系,也可以镶嵌在国家卫生制度之中。这一政策体系的具体内容至少需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1]:
●基本药物目录的科学制定和定期更新
●国家处方集和标准治疗指南的配套政策
●市场准入和质量控制政策
●流通和采购政策
●基本药物的宣传、培训、教育及信息传播
●基本药物临床使用政策
●基本药物的价格政策
●筹资与财税政策
●费用补偿与支付政策
二、基本药物再认识:经济学视角
20世纪70年代WHO提出基本药物的概念以来,人们对基本药物的特征经常存有这样一个印象:安全、有效、廉价。然而这个印象本身存在矛盾:为什么安全、有效的药品还会廉价?进一步说,如果基本药物确实具有以上的良好特征,那么它一定会把非基本药物淘汰,然而为什么在实际中我们却经常看到基本药物“使用不足”和“供应不足”的现象?
在本章,我们就带着以上两个问题来探讨基本药物的经济特性,以加深对基本药物的认识,为制定良好的基本药物政策打下基础。这里我们只分析有同类替代药品的基本药物,因为只有这类基本药物才存在以上提出的两个问题,这类药物在WHO的基本药物目录中占绝大多数。
(一)基本药物的经济学特征
1. 药物效用函数的特殊性
人们经常从三个维度来考虑药品的经济性,即安全性、疗效和费用。为了分析方便,我们把安全性和疗效合并成一个维度,即药品的效用。药品具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学特性,就是它的效用函数不具备一般商品所具有的数量-效用关系。一般商品的效用随数量递增,而对于药品来说,在数量达到规定剂量之前效用增加缓慢,而达到规定剂量的时候效用最高;剂量继续增加,由于副作用增大,实际效用反而减少(如果可以无成本地处置这些药品,那么效用将保持不变)(见图2)。例如,按规定剂量接种某种流感疫苗后,预防流感的有效率为70%(具有一定的效用);剂量不足时,可能有效率接近为0(效用接近0);而剂量超过规定量时,不但有效率无法提高,还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正是因为药品具有以上效用函数的特征,消费者无法通过增加药品的消费量来获得更高的效用,而必须寻找在规定剂量下具有更高效用的药品,这使得新药的研发具有了重要的意义(见图3)。
2. 成本-效用关系
一般来说效用较高(疗效较好、安全性较好)的药品可以得到较高的定价,亦即使用该药品的成本较高。但是成本-效用关系经常不是直线,而是边际递减的,这种关系符合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如果把成本作为横坐标,推荐剂量下的效用作为纵坐标,那么成本-效用的关系见图4。
假设现在有三种治疗流感的药物A (板蓝根)、B (对症治疗的常规疗法,如新康泰克)和C (新型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如奥司他韦),它们都是符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效性和安全性标准的上市药物。三种药物治疗的总成本(包括挂号费、治疗费、药费和检查费等)分别为280元、570元和780元[12];其效果(与安慰剂相比)分别是缓解感冒症状3天、5天和6天[13]。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对数据进行了简化处理,并假设了A治疗药物的成本和效果数据。
假设每缓解感冒症状1天就代表了给患者带来1个单位的效用,则药品B的效果(效用)约是药品A的1.7倍,但是成本约是A的2.0倍;药品C的效果(效用)是药品B的1.2倍,但是成本约是B的1.4倍。
药物经济学上常用成本-效用比(CostUtility Ratio)的概念(即单位价格的效用)对不同的治疗方案进行对比,那么药品A具有最好的成本-效用,即(280/3=93.3,570/5=1 14,780/6=130),
如果根据安全、有效、廉价的标准来遴选基本药物,那么药品A应该入选为基本药物,因为在同类药品中平均每一单位的成本能获得最高的效用(包括疗效和安全)。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药品A的缺陷:绝对效用(效果)较低(只能缓解3天流感症状,病人平均需要经历的感冒症状时间长于其他组)。因为绝对效用较低,基本药物在市场上只能获得较低的定价。
根据以上分析,明确了基本药物的一个重要经济特性:较低的绝对效用,而较好的成本-效用,或者更精确地说是“绝对效用和成本-效用的权衡”。
(二)基本药物市场的特征
1. 消费者行为
消费者(或支付方)在决定“该药品是否值得购买?”的时候,考虑的并不是药品的成本-效用比,而是“增量成本-效果比(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ICER)”,即假定相对于成本较低而效果也较差的药物,成本更高而效果更好的药物多获得一单位效果病人需要多支付多少成本?例如,病人采用B药物治疗,则相对于采用A药物治疗需要多花费290 (570—280)元,而多获得2 (5-3)天的感冒症状缓解时间,则增量成本效果比就是145元/天,即B药物治疗比A药物治疗每多获得1天感冒症状的缓解多支付了14 5元。此时,病人在作出选择时必须考虑用145元缓解1天感冒症状是否值得,如果认为值得,则会选择成本较高效果较好的B药物;反之,则会选择A药物。同样道理,当病人选择C药物治疗时,相对于B药物治疗的增量成本-效果比为:
当病人在B药物和C药物之间进行选择时,也需要考虑类似于上面的问题,即如果认为用多花费210元获得1天感冒症状的缓解值得,则会选择C药物;否则,选择B药物。显然,收入越高的消费者越可能选择绝对效用较高,成本也较高,但是成本-效用较差的药品(非基本药物)。
图5用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线表明了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选择药品的情况。为了达到效用的最大化,当消费者的收入为ml时,他将消费ql数量的其他商品和药品A;当收入为m2时,他将消费q2数量的其他商品和药品B;以此类推,当收入为m3时,他将消费q3数量的其他商品和药品C。但是,极低收入的消费者(收入小于ml)则无法承担这三种药品中的任何一种。
以上分析说明,从效率的角度(福利最大化)看,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应该选择不同档次的药品。如果强制(或诱导)所有的消费者使用基本药物,将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另外,从公平的角度看,政府有责任通过各种措施帮助贫困人群获得基本药物,因为基本药物具有最好的成本-效用,并且其成本最低,是社会所能承受的。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分析也说明了基本药物的选择与社会经济水平有关,在经济比较发达的社会(所有社会成员的收入都大于m2),药品A将被淘汰,而药品B成为基本药物。这说明基本药物具有相对性。
2. 基本药物市场的脆弱性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印度等,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当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大于m2时,还有部分社会成员的收入甚至达不到m1。这时候由于低收入消费者(收入大于m1小于m2)的需求较少,那么生产药品A的厂商将无利可图,药品A也会被淘汰,这些原本可以支付得起基本药物(药品A)的人群面临市场供给不足的问题,这时候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保障药品A的供应。因此,较低的绝对效用可能导致基本药物市场的脆弱性。
医务人员的行为是造成基本药物市场的脆弱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药品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自身往往没有选择药品的能力,而是委托给医生帮助做出选择。如果医生能够从药品的销售中获得利益,那么他可能向病人推荐费用较高的药品,这种不合理用药的行为加速了低费用的基本药物的淘汰,使得低收入人群面临基本药物供给不足的困境。
基本药物市场的脆弱性衬托出了基本药物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理论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篇9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 中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中国经济总量已上升到世界第四位, 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中国已经进入小康阶段。但是, 我们在发展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主要表现为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因此, 科学发展, 社会和谐,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 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可见, 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 使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党所承担的历史重任统一起来, 进一步确立了党的建设的根本目标。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因此, 科学发展观解决了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有关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我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界定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性质, 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 制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措施, 成为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献。
党的十七大总结了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起飞阶段的新的实践经验与认识经验, 集中全党全民的智慧, 作出了五个关系全局的重大理论创新。那就是:一个主题, 五大创新。
“一个主题”,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具体点说, 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努力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创新, 力求实现中国现代化起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 统摄起科学发展观的方方面面, 支撑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建设纲领。也正是围绕这个主题, 十七大报告作出了五个关系全局的重大理论创新。
第一大创新, 就是比以往更简明扼要、完整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 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统一, 作为新时期的伟大旗帜与指导思想。
第二大创新, 就是简要系统地阐明了科学发展观,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生长点, 新时期统摄全局的指导方针。
第三大创新, 就是把民主政治、文化创新和社会建设提到了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地位上来, 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的重大举措, 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的有机体指明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向。
第四大创新, 就是更加鲜明地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政外交的统一性、协调性、整体性:对内强调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对台强调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对外强调和平发展、和谐世界。
第五大创新, 就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 推进党和军队的改革与建设,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强大支柱与安全保障。
一个主题、五大创新汇总到一起, 就使十七大报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乃至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新时期的政治宣言与行动纲领, 指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路。
胡总书记的7·23讲话在科学发展观的论述上又有很多新提法, 比如阐明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意义, 对它的理论地位作了新的阐述。比如讲到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还谈到科学发展观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强大力量, 关键是我们怎么落实, 怎么真正体现出来。一个内涵深刻的新提法是对于生态文明的界定, 认为生态文明是涉及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的战略任务, 生态文明包括生产方式的根本性的变革, 不是一个小打小闹的变革, 这个内涵相当深刻。生产方式的变革, 是生产力的发展, 甚至生产力的调整上要做文章。生活方式的变革, 生活方式是不是绿色的文明的, 总书记放在生产力方式的根本变革位置上来提, 内涵是相当重要的。
经典范畴理论VS原型范畴理论 篇10
经典范畴理论还涉及到一个另范畴化的问题。经典范畴理论以二元互斥不容否定为基本点。二元互斥才是我们把握世界的理论基础。比如说,对于人来说,是女人就是女人,是男人就是男人,是女人就不是男人,是男人就不是女人,二元互斥。那么中性人呢?既不能把它分到男性范畴内,也不能把它分到女性范畴内,它应该自成一家,这就产生了另一个概念——另范畴化,它是范畴的重组。另范畴化与范畴化并不矛盾,另范畴化是因为需要而产生的。
自维特根斯坦之后人们对范畴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有了新的认识,逐步建立了原型范畴理论。原型范畴理论以体验哲学为依托,认为人们不可能完全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范畴不是通过充分必要条件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原型特征建立起来的,在范畴中存在着可以称作原型的最佳样本。而且,隶属于同一范畴的各成员之间不存在共享所有特征的现象,这些成员只具有家族相似性。所以,与经典范畴理论相悖,原型范畴理论认为构成同一范畴的特征不是二分的,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范畴内成员的地位不相等,有“核心”和“边缘”之分。那么,范畴中的这个原型是怎样确立的呢?根据家族相似性足以进行范畴化?什么程度的相似可以被划到一个范畴内部?原型范畴理论认为,原型是“一个范畴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或者几个成员”,“认知的参照点”。原型的确立只是以人们的认知心理为出发点,以经验、感觉、认知等因素作为重要标准。这样来看,问题就出来了。不同的人的心理是不一样的,对事物的认识是不同的。由此可见,原型范畴理论纳入了主观性因素,和排除主观性因素的经典范畴理论截然相反。亚里斯多德说:“范畴是抽象的容器”。范畴是抽象的,范畴原型处于不同的层次,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范畴指涉思维规律;原型适于识解方式。比如,说到鸟这个范畴,美国人想到的是知更鸟,中国人想到的是麻雀。那到底知更鸟还是麻雀是鸟的原型呢?难道说同一个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原型还不一样?再者,提起宠物这一范畴,每个人家里养的不可能都一样,我们从主观性出发给出的原型肯定不一样。可见,原型范畴理论中确立中心成员这一概念是游离不定的,深受不同文化,个人经验的影响,根本不科学,不能拿来当为分类的标准。只要属于同一范畴,成员地位就是相等的,无论它们之间有多大区别。像上文所说,不能说大象比老鼠更是动物,那狮子,老虎和大象相比呢,谁又更是动物?不仅如此,原型范畴理论也是自相矛盾的。它否认二元互斥,但是原型与非原型,边缘与非边缘也是二元互斥,所以它的理论并不统一。
“家族相似性”是认知语言学所依据的基础理论之一,是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及范畴问题的全新阐释,催生了原型理论。范畴不是因为共同特性而是因为成员之间重叠交叉的相似性结合在一起的,范畴中的成员因其与原型的相似性而被认为是范畴的成员。可见,相似性的概念贯穿于所有的范畴化过程。这本身就是在否认范畴的边界,人们对范畴边界的判断是基于本身的心理现实性和直观感知而做出的。而心理现实性并不是心理真实性,直观感知也并不等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如果抛弃对事物本质的研究那就不成其为科学。所以,人们对范畴边界认识的不统一并不等于范畴边界本身的模糊或不存在,就像人的认知能力不够时并不能说世界是不可认知的。根据“家族相似性”,相似性程度高的就可以纳入同一范畴,那么这个相似度怎么把握呢,相似度低到何种程度才把它划入同一范畴的边缘成员而不是范畴外?所谓的家族相似性其实只是外部特征,而外部特征是不可靠的,人类的遗传取决于基因而不是表象的相似性。如果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在外形方面有相似之处,若以相似作为评判标准,岂不是可以纳入同一个家族?比如说明星的“撞脸”,娱乐圈中有很多刚出道的小明星因为和大明星外貌形气质相似被拿来比较,像“小范冰冰、小章子怡”等。我个人觉得房祖名和张默简直太像了,难道就因为相似说房祖名和张默是一家的?“各从其类”取决于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定性,即本质。本质是一物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内在根据,是事物内在的、必然的、根本的属性,以相似来瓦解本质太荒谬了。
以上的论述表明了所谓的原型范畴理论的理论核心都是禁不起推敲的。原型范畴理论是对经典的曲解和亵渎。只有坚持经典范畴理论,通过对认知事物本质的把握,才能真正地“各从其类”。
摘要：经典范畴理论是以充分必要条件和二元互斥论来界定范畴成员,范畴的边界是明确的,范畴内的成员地位是平等的。原型范畴理论则认为范畴是通过原型特征建立起来的,在范畴中存在着可以称作原型的最佳样本,范畴内成员的地位不相等,因此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本文对比论证了经典范畴理论的超拔和原型范畴理论的荒谬。
关键词：范畴,本质,原型,相似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1959a.《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亚里士多德1959b.《范畴篇》,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理论基础理论 篇11
痤疮是一种累及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具有一定的损容性。各年龄段人群均可患病，但以青少年发病率为高［1］。在实习侍诊期间，常见痤疮患者因失治误治导致面部形成囊肿、瘢痕，然经老师结合“火郁发之”理论用中药辨证施治者多恢复较好，疗效显著，尚未见形成囊肿及瘢痕者。本文仅就有关“火郁发之”的理论渊源、意义及临证用于治疗痤疮进行了探析，以期为临床运用该理论治疗痤疮提供理论依据。
“火郁发之”的理论渊源及意義
火郁发之，出自《素问·六元正纪大论》：“郁之甚者，治之奈何。歧伯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火郁即为心郁，心为火脏，后世认为，《内经》所说火郁之证不仅因外感所致，内伤因素也可导致，包括七情内伤、痰饮、瘀血、宿食停积等，凡是造成郁滞的因素均可导致火郁病证发生，从而出现气机闭而不通，或通而不畅，气血运行受阻，郁而化火之证［2］。其治“发之”王冰曰：“发谓汗之，令其疏散也。”［3］张景岳之说更为全面确且：“发，发越也，……故当因势而解之，散之，升之，扬之，如开其窗，如揭其被，皆谓之发。”［4］后世多以升散、透达、升宣之品治疗外感表邪，内有郁热之火郁证，常用麻黄、升麻等药，且在此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凡因内伤因素所致之五脏郁火均可运用火郁发之之法［5］。
中医对痤疮病因病机的认识
痤疮，在中医文献中多以“粉刺”谓之。如清代（（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肺风粉刺》记载：“此证由肺经血热而成。每发于面鼻，起碎疙瘩，形如黍屑，色赤肿痛，破出白粉汁”。关于痤疮病机的认识，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内经》时代，《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劳汗当风，寒薄为酸，郁乃痤”。可见，《内经》认为“郁”是痤疮发病的关键。
验案举隅
患者，女，18岁，颊部及额部对称性出现白头粉刺，散在出现暗红色结节及囊肿，按之有波动感，因在他处已接受中西医治疗2个月未见好转经亲友介绍前来就诊。患者自述常有口苦、便秘等症状。观其舌质红，苔黄腻，脉滑数有力，老师诊断为痤疮，并认为本例为湿热郁滞所致。方药：柴胡10g，浙贝母10g，黄芩10g，佛手10g，蒲公英20g，玄参10g，莪术10g，桔梗10g，忍冬藤10g，白术10g，党参10g，野菊花10g，枳壳10g，麻黄10g，甘草5g。水煎服，日1剂，分2次服用，共5剂；并嘱其多食新鲜水果、蔬菜，少食辛辣刺激及油腻之物，慎用化妆品，早睡早起，适当运动。服药5日后复诊，口苦，便秘症状消失，面部痤疮明显减轻。继服5剂，患者痊愈并介绍其室友前来就诊。
按：本例患者属痤疮，中医为湿热郁滞证，老师用中药辨证施治，方中蒲公英、野菊花清热解毒，黄芩清热燥湿，玄参凉血清热，浙贝、桔梗清热化痰，枳壳化痰消痞，柴胡、佛手疏肝理气，党参益气健脾，白术健脾燥湿，莪术破气消滞，甘草清热解毒，健脾祛痰。全方以清热解毒，健脾燥湿为主；又佐以理气化痰。其中最为精妙之处在于老师遵《内经》“火郁发之”理论使用麻黄，麻黄其性辛温，可发散郁火，透邪外出。火热之邪散去，湿邪便易解除。此外，从现代医学观点来看，认为痤疮的发病主要与雄激素、皮脂腺分泌增加、毛囊皮脂腺开口处过度角化和痤疮丙酸杆菌感染等四大原因有关。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麻黄化学成分中所含挥发油具有发汗作用，麻黄碱能使汗腺分泌增多增快。麻黄煎剂有抗病原微生物作用［6］。麻黄可通过发汗作用增加皮肤代谢，防止毛囊口堵塞，亦有抗病原微生物作用。可见，麻黄对于痤疮的确有治疗意义。
讨 论
痤疮给许多年轻人带来了无限烦恼。现代医学尚无特效办法，经常遇到一些年轻学生因面部严重痤疮就诊，还包括外国留学生。中医认为，痤疮属于内热盛，不得发散，郁久化毒，波及血分而成。《内经》早有记载，《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汗出见湿，乃生痤痱”，“劳汗当风，寒迫为渣，郁乃痤”。都说明痤疮的发生，与“寒湿外侵，内热郁闭”有关。从发病部位来讲，面部属阳明胃，口唇属太阴脾，而痤疮最易发于这些部位，另外肺合皮毛，所以本病和肺、脾、胃相关；从病机讲，心主血，“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肝主疏泄，肝气郁结，不得发散，化火成毒，故心、肝两脏亦关系密切。中医讲“气有余便是火”，“六气皆能从火化”，五志郁久亦可化火，火郁，是内热（尤其是湿热）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痤疮，就是这种“火郁”证外在表现之一，治疗的方法，当遵照《内经》“火郁则发之”之理。所谓“发”，为发散之意，张子和谓“发为汗之，令其疏散也”。风类药具有升散之性，可以发散火邪，治疗热证属于火郁者。路老临床常用此法治疗痤疮，而取得满意效果。常用发散药物有僵蚕、金蝉花、升麻、柴胡、薄荷、芥穗、防风、羌活、蝉衣等，对于肺胃热势偏重者，加入石膏、知母、黄芩、黄连等苦寒或甘寒之品，少阳热盛者，加入青蒿、黄芩、栀子、郁金等，肾虚相火偏旺，加入黄柏、知母等。因本病波及血分，所以也常加入凉血之品如元参、茜草、茅根、紫珠草、生地、赤芍等。重要的是用了防风、蝉衣、葛根、薄荷等风药发散火郁，给邪以出路，则热邪清，痤疮退。
《内经》认为火郁即心郁，这一点后世有了较大的发展，认为火郁不仅是心郁，也可以是五脏之郁；在治法上也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理解，其中发散、透达之意对于痤疮的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临床运用效果显著。期望临床能够更好加以理解和运用，以为更多的痤疮患者解除疾患。
参考文献
1 张学军.皮肤性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75.
2 许爱英，党炳林.“火郁发之”的理论依据及临床意义［J］.陕西中医，2003，24（9）：850.
3 张介宾.类经·运气类［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622.
4 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502.
5 郑晓红.《内经》火郁发之探析［J］.辽宁中医杂志，1999，26（2）：55.
风格翻译之标记理论与关联理论 篇12
本文主要研究标记理论与关联理论如何对风格再现进行指导, 以及它们对风格翻译的指导方法等。
1 标记理论、关联理论与风格翻译
1.1 标记理论与风格翻译
标记 (markedness) 这一概念是由布拉格学派的特鲁别茨柯依 (Trubetzke, N.S) 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 用来区分相关音位的特征, “即在任何一对相关音位中, 包含一个具有区别特征的音位即有标记的, 相反即无标记的” (林玉鹏, 2002) 。将标记理论应用于风格领域, 便出现了风格标记 (stylistic markers) 。刘宓庆 (1990) 在其《翻译风格论上》中指出“风格既然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素质, 那就应当可以见诸于‘形’, 表现为风格的符号体系。风格的符号体系就是在原文的语言形式上可被我们认识的风格标记”。
刘宓庆教授在《翻译的风格论上》与《翻译风格论下》将风格标记分为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前者又分为六种, 分别为音系、语域、句法、词语、章法、修辞, 而后者不是直观的, 而是意念的, 可以表现在作品的表现法、作品的内在素质、作家的精神气质以及审美主体四个方面。形式标记的音系标记指的是各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特有风格特征, 如汉语的平仄;语域标记指的是某一特定的范围中经常使用的词语, 它们通常有相同的特征;句法标记指的是有特色的句法句型, 在作品中反复使用某类句型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词语标记指的是作者的用词倾向, 比如说作品中多出现副词或形容词;章法标记是指章句的组织程式, 又指思维、概念的表现法, 比如说句子的长短、连接、叙事顺序及表达隐晦或明晰等;修辞标记就是指各种修辞格。关于非形式标记, 其主要是其表达的情感、整体的技巧以及读者的体验。
关于风格的翻译, 风格标记理论认为风格是可译的, 因为风格标记是可以转换的风格翻译的方法有对应式转码、重建式转码以及淡化式转码。这三种翻译方法均是对原文风格标记的转化, 第一种属于简单的模仿, 第二种是当原文的风格标记不能进行完全的转换, 在译文中采取另外一种风格标记进行替代, 第三种是原文的风格不能完全进行转码, 保留原文的意义而放弃风格标记。
然而风格标记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在对一些风格标记进行判断时, 没有确定的量化的标准, 主要是依靠各个分析学家的判断, 如对一句话一个句子进行判断时, 各个分析学家关于它们是否属于风格标记有自己不同的见解, 并且有自己不同的解释。这就说明风格标记的判断是具有主观性的。在翻译方法方面也具有主观性, 这一点将在第三部分进行解释。
2 关联理论与风格翻译
关联理论是由斯珀伯 (Sperber) 与威尔逊 (Wilson) 在《关联:交际与认知》 (1986) 中提出的。1991年格特 (Gutt) 将之用于翻译。格特指出“关联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人类的交际关键在于创造一种对于最佳关联的期望, 即听者期望他试图进行的解释能以最低的加工成本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 (2004:32)
关于风格的定义, 格特认为风格一直未有明确的定义, 所以采用各个定义都认同的, 即“风格是作者或言者通过词汇的选择或句子的构建来表达自己的方式”。 (2004:130) 且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译的。关于风格翻译方法, 格特强调使用直接翻译 (direct translation) , 直接翻译并不是保留原文的全部语言特征, 而是保留原文的交际线索 (communicative clues) 。所谓交际线索是指可以提供给读者原作交际意图的线索, 如来自语义、句法、音位、模式块表达等的交际线索。
关联理论对风格的翻译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并且提供了翻译方法, 即直接翻译。但其局限性在于主观性太强, 交际线索的把握取决于译者, 对译者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有赖于译者的双语知识, 文化熟悉度以及对作品的理解程度等因素。还有关联理论是期待通过保留交际线索达到最佳关联, 即目标语读者可以在理解译作中付出较小的处理努力, 便可获得充分的语境效果, 交际线索的保留使得目标语读者可以和源语言读者有相同的认知语境。可问题是如何才能判断源语言读者与目标读者的认知语境是否相同, 如何判断目标语读者可以是否获得充分的认知语境?
3 标记理论与关联理论在风格翻译方面的异同
上文中我们分别讨论了标记理论与关联理论在风格翻译方面的框架, 即理论是什么、在翻译中如何应用以及部分的局限性, 那么接下来我们便会讨论二者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3.1 相同之处
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
1) 都为风格翻译提供了翻译方法, 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二者都具有主观性。关于风格标记, 形式标记方面, 除了句法、语域、修辞方面是语言本身的性质, 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而在判断词语与章法的标记时则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比如说, 判断一个词、一类词或者一句话是属于风格标记还是无标记时, 一般来说是先看读者的直觉, 然后再寻找证据, 是从频率、中性还是从其他方面进行判断并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在非形式标记方面, 其主观性则更加显著。而关联理论交际线索, 主观性丝毫不亚于风格标记, 判断哪些方面属于交际线索, 哪些不属于, 几乎全部都有赖于译者或读者的主观判断。
3) 翻译方法方面, 在具体操作时两种理论均不好把握。风格标记方面, 如何判断一种风格标记是否可以完全的保留而不需要进行重建或淡化, 翻译后如何判断这种风格标记是否完全地得到保留?关联理论方面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即如何判断一种交际线索可以得到保留, 并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3.2 不同之处
尽管二者均对风格翻译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但风格标记理论是与文体学相关的, 主要是对作品进行风格分析的, 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而关联理论属于信息处理下的分支, 其主要是用认知心理学来解释一些翻译现象, 主观性很强。
3.3 联系性
尽管关联理论与风格标记理论属于不同的理论, 但因为二者都与翻译相关, 二者不可避免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表现在:风格标记与交际线索具有一定的重合性, 比如说二者都包含词语、句法、修辞等方面。一个词, 一种句型, 一种修辞可能既属于风格标记又属于交际线索。
另外, 风格标记大部分上是属于对传统的一种偏离, 而我们对交际线索的感知也是因为这种交际线索的与众不同, 若不是如此, 那么作品中的一切皆是交际线索。又因为二者的重合, 所以作者提出大胆的假设:风格标记与交际线索是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表达方式。
4 结论
本文主要介绍了标记理论与关联理论如何对风格翻译进行指导, 指出二者的局限性、并对二者进行了比较, 其相同之处在于二者的主观性与翻译方法的不实际性;其不同之处在于二者分属学科不同;二者的联系在于都与翻译相关, 且风格标记与交际线索的重合性。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风格标记与交际线索是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表达。这一假设有待以后的证明。
另外, 关于两个理论对于风格翻译的主观性, 作者希望做出解释:虽然风格可以见诸于“形”, 但其本身肯定有作家的主观因素, 并且在对作品的理解又是一个主观的过程, 所以二者具有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
最后, 本文只是对关联理论与风格标记理论在风格翻译发面的一种简析, 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仍希望可以对未来的研究有一定的引导作用。
摘要：小说、诗歌翻译除了要达意之外, 还要很重要的一方面便是对原作的风格进行再现。目前关于风格的翻译提出了很多理论方法, 比如说标记理论的应用, 功能对等, 以及关联理论等。虽然这些理论都对翻译中的风格再现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但到目前为止, 几乎还没有研究对这些理论进行比较, 指出它们之间的异同之处。该文旨在探讨标记理论与关联理论如何对风格翻译进行指导, 以及二者的异同, 并大胆提出假设:标记理论中的风格标记以及关联理论中的交际线索是对同一现象的不同描述。
关键词：翻译,风格再现,关联理论,标记理论,异同,不同描述
参考文献
[1]Gutt E A.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M].Cognition and Con text.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林玉鹏.标记理论与文学翻译的风格标记[J].中国翻译2002 (5) .
[3]刘宓庆.翻译的风格论上[J].上海外国语学报, 199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