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理论问题(精选12篇)
基础理论问题 篇1
1. 总论
国外建筑史学基础理论大致有三条研究路径。一是艺术史的路径, 英国D·Watkin的The Rise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1980年) [1]一书阐述了西方建筑史学研究兴起之时, 其基础理论前提来自于艺术理论, 其研究方法与艺术风格史方法基本相同。由于艺术史学的发展与美学同步, 因而西方建筑史学研究很早受到哲学 (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 思维的深刻影响, 建筑史的艺术、哲学研究向度成为西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从历史哲学、科学哲学的话语中提出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问题逻辑, 英国Dana Arnold的Reading Architectural History[2] (2002 年) 一书选辑历史哲学、科学哲学相关专题论文, 藉此系统论述了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 包括史学性质、建筑性质、建筑史性质以及建筑史编史理论、建筑史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建筑史研究方法等等。在这方面, 希腊建筑理论学者帕纳约蒂斯·图尼基沃蒂斯的《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3]表现得尤为明显。三是在建筑理论层面确立建筑观与历史观的关系, 从而形成建筑史学基础理论, 如英国Hazel Conway与Rowan Roenisch合著的Understanding Architecture:An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e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4] (2005 年) 系统思考了建筑理论与建筑史学基础理论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现代建筑史学家大多从建筑理论层面构建了建筑史学的基础理论, 诸如布鲁诺·赛维的《建筑空间论》、吉迪恩的《空间·时间·建筑》等。在这方面, 尤以舒尔茨的系列研究最为典型。
2 国外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综述
1980 年英国学者D. Watkin的《The Rise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一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建筑史学史的发展情况[5], 从中可以看到, 西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有一个历史演变的问题。西方建筑史学研究兴起之时, 其基础理论前提来自于艺术理论, 其研究方法与艺术风格史方法基本相同。《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一书对这类研究路径给予总结并批判道:
那些艺术史家们的兴趣是在形式、空间与体量的视觉感觉上, 他们的基础, 是从一种决定论的历史哲学出发的, 他们证实了一组有关建筑的社会的、伦理的和文化的解释。……他们的谱系学倾向于缺少功能的和结构的元素, 而这两个方面无疑正是现代建筑的基础。……自由平面、底层架空, 以及形式、功能、材料和结构技术之间那些最为重要的关系, 在他们的文本中普遍都是十分缺乏的, 或者是从某种审美的观点上加以处理的。[6]
这里深刻揭示了艺术史与建筑史在西方建筑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深刻学术差异。建筑是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条件直接联系在一起, 为人类生存确定实际的空间场所;而艺术没有被要求严格按照功能或结构的方式来确定建筑空间问题[7]。
在现当代西方建筑史学发展过程中, 借助于西方文明中丰富卓越的文化理论 (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人类学、艺术理论、历史哲学、科学哲学等等) 和博大精深的建筑理论成果开展了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 诸如上述英国学者Dana Arnold的Reading Architectural History, 英国学者Hazel Conway与Rowan Roenisch合著的Understanding Architecture:An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e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等等。不过, 总体来看正如《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的作者所说:“建筑史学的历史现在还没有撰写出来”, 指的是西方学术界关于建筑史学的历史亦即建筑史学史, 尚没有系统的成果。因为, 建筑史学的历史不仅是研究者与论著的汇编罗列, 而是建筑历史的研究过程所包含的理论与方法的反思及演变。相应, 建筑史学基础理论也正处于探索发展阶段。
建筑史观问题。英国建筑史学家Bruce Allsopp在其《建筑通史》一书第一章《建筑历史观》写道:“建筑历史不能只看作是一系列短暂的高潮时期, 那时‘风格’正处于最完美的形式。建筑历史是一系列转变。……旧历史书得以揭示诸风格表面上的循序渐进, 不仅是用文艺复兴时期的概念强加于各个时期, 而且是用了摘其所要的方法, 并且有时简直是用隐瞒证据的方法。”“没有现代国家能声称其建筑历史完全是限于本身的。美国的建筑史从它本身是不能理解的, 它必须像研究美国一样地研究欧洲。英国建筑中有许多法国和意大利的东西。甚至意大利也不能声称它的建筑史全是自己的东西。”[8]这样的建筑史观不仅否定了建筑历史的单一艺术风格史, 否定了建筑历史发展在时间层面循序渐进的连续性与单一规律性, 而且强调了建筑历史发展在地域层面交流的错综复杂性, 强化了建筑历史发展长河中各类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弗莱彻建筑史》一书所表现出的建筑史观问题也颇具代表性。该书第4 版至第16 版中把欧洲历史建筑风格成为“历史风格”, 而把东方历史建筑风格成为“非历史风格”, 并用“建筑之树”的图画来表现这种建筑史观。弗莱彻在该书第4 版《前言》还对东方建筑风格具体阐述了自己的理解:“东方艺术所呈现的特征, 在欧洲人看来常常是不习惯、不愉快, 甚至是很奇怪的面对着这么多对我们来说近乎怪诞的形式时, 我们应该理解到东西方的差异在东方建筑中由于宗教信仰与社会习惯而被强调了。”这些构成了通常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建筑史观。不过, 该书在第19版以后, 不仅增加并重写了东方国家地区的建筑内容, 而且删除了有关欧洲中心论的图片, 这类建筑史观很大程度在该书中得到纠正。
在建筑史学基础理论中的研究方法上, 德国学者克鲁夫特的《西方建筑理论史》和英国学者卡彭的《建筑理论》颇具代表性, 它们分别体现了建筑理论史研究的不同方法。前者是建筑理论的历史方法, 即“由对相关文献的收集和研究, 对与这些文献之撰写的上下文有关的种种陈述, 以及能够对由这些陈述所构成的相对价值的产生而构成的。”后者是建筑理论的哲学方法, 即“通过一系列理性的论证, 在一个特别的结构下来研究与探讨事物, 并建立起一套分层次的概念体系, 通过这一体系, 使主题可以被理解。”[9]《弗莱彻建筑史》一书最初即是以建筑风格史的综合比较方法而确立基本编史研究路径, 其早期原名即为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这种建筑史学研究方法曾经在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思潮中产生了巨大的学术与建筑教育影响力, 罗小未先生总结过:“自从18 世纪末……人们不再满足于‘已经系统化了的’古典主义, 而是热衷于寻根问底地深入到各个历史时期和以地方风格细节为荣的各种复古主义与折中主义。《弗莱彻建筑史》……俨然是一本建筑风格的百科全书, 富于想象力的可以从中汲取灵感, 缺乏想象力的可以照抄不误, 以至风靡建筑界, 人手一册。这种热烈程度指导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随着现代建筑思潮逐渐取代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才逐渐降温。”[10]上引英国建筑史学家Bruce Allsopp《建筑历史观》一文说:“在研究建筑历史中, 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正站在此时此地, 并且回头看过去。我们有一个确定的着眼点, 我们将以此作为我们研究计划的出发点。从我们的着眼点出发, 全部历史来到我们面前, 而从其它的着眼点看来, 建筑可能完全不同。”[11]这里明确强调了建筑史学研究主体的重要作用, 主体自身的思想前提能够得到明确的反思, 直接决定了建筑史学研究方法能否得到自觉的恰当的运用问题。该文对此的论述并未展开, 但很明显, 其中渗透了分析历史哲学和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诸多思维路径。该文还强调建筑史学虽然具有高度综合性, 但自身独有的特性及其解释方式并不能受其他学科所左右:“考古学与古代建筑史并不是一码事。由于混同两者, 曾造成一些错误。考古学提供资料, 但是依据建筑学, 并非总能提供正确的解释。”[12]。
西方建筑史学的发展, 具有丰厚的哲学、艺术、史学理论等思想资源, 因而从元理论层面展开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的反思, 也成为近年来西方建筑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英国Dana Arnold的《Reading Architectural History》 (2002 年) 一书选辑相关专题论文并在各部分加入自己的研究, 系统论述了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 包括史学性质、建筑性质、建筑史性质以及建筑史编史理论、建筑史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建筑史研究方法示例等等。尤其是积极主动汲取了西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最新成果, 对后现代史学的主体性质问题给予了讨论。这是西方建筑史学对后现代历史哲学诸如海登·怀特、塞尔托等学者的理论成果的直接回应——这些学者的核心理论命题得到建筑史学层面的批判吸收。但是, 这类批判吸收尚未明确反映到的建筑史学编撰实践中, 相关研究拭目以待 (国内的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研究, 需要对此给予有效的积极回应;同时, 对我们自身的史学传统也需要给予系统深刻的转化吸收) 。在该书序文的最后部分, 作者直接点明了自己的观点, 力求从实证主义中解放出来, 形成多元化的并具有批判反思性的建筑史学观。这一点, 对中国建筑史学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也是我们自觉反思和展开世界对话的有效出发点之一。英国Hazel Conway与Rowan Roenisch合著的《Understanding Architecture:An introduction to architecture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 (2005 年) 则系统思考了建筑理论与建筑史学基础理论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该书专辟一章讨论建筑历史的性质、建筑历史的编史理论、西方建筑史学史及其发展概况、理论与建筑史学、建筑历史话语, 以及建筑物、建筑师与建筑史学的关系问题。作者将这些内容归结为这样几个基本问题:“建筑历史是什么、这个学科怎样发展、它如何被应用以及我们能怎样理解它”[13]。在“建筑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上, 作者十分重视历史理论对建筑历史性质的根本影响性, 而建筑学科本身对建筑历史性质的影响主要在于其提供资料论据的特殊性质及其相应评价的专业技能:
建筑历史和其他历史一样, 因为它理解并探寻关于过去的各类解释。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可获得证据的性质以及评价这些证据的先进技艺。任何历史研究在其初始阶段都要收集事实。为了理解这些事实, 它们必须被筛选、排序、评估、解释并置于语境中。……
历史致力于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去理解过去, 既包括过去的消极意义也包括过去的积极意义。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 历史呈现我们眼前的现在, 它本身就是这一动态过程的一部分并让我们以此理解过去。历史不是一副可拼装可拆解的拼图。我们不断地用新问题唤醒同一个主题, 历史解释总是为再解释敞开大门……研究过去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怎样来到今天, 并使我们洞察建成环境的创作及使用。
历史学家要想理解发生什么和为什么发生, 就得使用证据。建筑历史中, 这类证据以建筑物自身或它们遗迹的实物形式出现, 也以诸如平面图、绘画、叙述、日志或账单之类的文献形式出现。我们关于任一历史时期建筑历史情境的把握[14], 源自于大量的资料信息, 诸如绘画作品、文学作品、契约、建筑物和其他幸存下来的人工制品。……它们是历史事实, 但仅仅是事实本身, 即使像金字塔这样的宏制事实, 也仅是任何历史研究的初始阶段。这些证据只有得到评价、置于语境中并得到阐释, 它们才能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不同的历史学家对相同的事实可能给出不同的评价, 新证据的发展也可能修正或改变现有理论和解释。[15]
总体而言, 在西方建筑史学的基础理论层面, 《弗莱彻建筑史》以及其他几部通史论著, 大多涉及建筑史学的对象理论问题, 而上述《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等少数论著则反映了西方建筑史学关于基础理论的重视, 它们所表现出来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将会对建筑史学相关学科的发展, 以及对建筑史观、建筑观、建筑评论等方面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所分析的九位现代建筑史学家理论成就;舒尔茨对于西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思考;科洪《建筑评论——现代建筑与历史嬗变》一书对于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的观点及其应用性反思;弗兰姆普敦《建构文化研究》《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等论著对各类建筑理论 (重点是现代建筑理论) 及其背后历史观的剖析等等, 既鲜明体现出西方建筑史学对于各类历史理论的反思与积极回应, 更表现出不同建筑理论所具有的学术批判力。
以科洪《建筑评论——现代建筑与历史嬗变》的序言《现代建筑与历史性》为例, 它通过梳理一般历史主要脉络来把握建筑理论的发展, 非常清晰地体现了建筑历史与建筑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时又能够将此语境下的建筑理论与文化思想的关系给予准确的把握与论析, 从而揭示了建筑物以及建筑学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与艺术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思想的反思力度与历史观的前提分析紧密结合起来, 非常明确地表明:建筑理论的历史语境也需要从其自身 (历史观) 的反思开始, 才能有效提供各类对象理论 (诸如建筑类型学、建筑符号学等等) 的对话基础。正因为如此, 西方建筑史学研究在基础理论层面始终与文化前沿理论、时代建筑话语保持着平等同步的对话与交流, 从而在传统的批判继承与时代意义的批判反思之间形成稳定平衡与自由创新的学术活力。
关于建筑史学的意义问题, 西方建筑史学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上引英国建筑史学家Bruce Allsopp在其《建筑通史》一书第一章《建筑历史观》谈及建筑史的研究意义:“我们关心建筑历史, 部分由于其本身的缘故;但主要的是作为获得智慧的手段;作为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建筑的手段;作为一个正确判断和评价的基础;并且从而有助于设计。”[16]西方建筑史研究包含有将建筑理论、建筑历史与当代观念给予综合考察的学术传统, 诸如吉迪翁《空间、时间、建筑》在第一章即有“历史学家与当代的关系”这样的讨论专题, 他在书中开篇就说:“历史学家, 特别是建筑史学家, 必须与当代的各种观念保持密切接触。”“他必须把自己这一时代的精神了解得融会贯通, 才能把先代不曾注意到的以往的各时代看得透彻。”[17]吉迪恩的论述结合建筑学与建筑史学, 对历史意义给予了自己的看法, 其实这里面涉及历史解释学与史学理论以及建筑理论的问题, 值得深入系统展开理解, 发掘其中的思维方式及价值判断。赛维《建筑空间论》末章以“为争取有现代意义的建筑历史研究而努力”为题, 更是鲜明地指出:
如果说现代建筑有必要帮助建筑史拥有它的创造精神, 那么经过革新的建筑历史, 就更有必要对形成一个更高度的文明作出贡献。只要建筑历史还是突破不了文献学和考古学的框框, 那就不但过去的建筑不能指望获得当前现实对之抱真诚的历史态度, 也就不能激发起人们的兴趣和生动的感情[18]。
3. 舒尔茨建筑史学基础理论浅析
舒尔茨对西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提供了独有的重要贡献。海德格尔对建筑本质的哲学反思, 深刻影响到建筑意义的理解方式。舒尔茨受海德格尔现象学及存在哲学的影响, 并结合符号学、解释学理论, 对建筑的意义问题, 建筑史的性质及其历史的性质问题给予了全面系统的探讨, 并在其西方建筑历史研究实践中得到落实——这方面的代表作就是《西方建筑的意义》。在书中, 他对建筑史性质给出了这样的认识:
建筑的历史描绘了建筑符号体系发展和使用的过程。这样, 它形成了文化史的一部分, 而文化史, 一般来说可以定义为有意义的或象征的形式的历史。这样, 建筑史又成为了存在之可能性 (existential possibilities) 的历史。
存在两条平行的历史线索:关于房屋和使用的实物史, 以及关于可能存在的符号体系的观念史。前者体现了一个多变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视具体情况的不同, 可以选择“朴素的”或“精致的”解决办法;后者则阐明了知识和能力的一般性增长。只有在把建筑看作存在空间的具体化的理论基础上, 我们才有可能理解, 单个的作品是如何作用于文化的一般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世界变得更好, 或者人类变得更幸福, 它无疑是意味着人类选择能力的扩大。所以, 历史, 可以定义为可理解的意义的生长。[19]
这样的建筑史观包含有深层的历史理论与建筑理论内涵。
首先, 确定了建筑史学的基本性质:“建筑的历史描绘了建筑符号体系发展和使用的过程。”“建筑史又成为了存在之可能性 (existential possibilities) 的历史。”其次, 明确了建筑史与文化史的关系:“它形成了文化史的一部分, 而文化史, 一般来说可以定义为有意义的或象征的形式的历史。”第三, 建筑史学存在两条平行的历史脉络:一是关于房屋及其使用的实物史, 二是关于存在之可能性并以符号体系表现出来的观念史。这一洞见非常重要!建筑的物质实体性及其功能实用性一直是建筑学和建筑史学的基本研究对象, 而建筑的环境和空间表达的符号性及其意义问题, 更是建筑学和建筑史学的核心领域。在舒尔茨看来, 前者在历史长河中是一个变动不居且朴素或精致的解决具体问题过程, 而后者是知识与能力的增长过程。在后一过程中, 作为“存在之可能性的历史”, 其实就是舒尔茨建筑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存在空间”概念在历史时间维度上的直接表现。
同样, 作为“存在之可能性的历史”这样的建筑史观及历史脉络之下, 也涵蕴着特定的历史理论, 他这样说:“只有在把建筑看作存在空间的具体化的理论基础上, 我们才有可能理解, 单个的作品是如何作用于文化的一般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世界变得更好, 或者人类变得更幸福, 它无疑是意味着人类选择能力的扩大。所以, 历史, 可以定义为可理解的意义的生长。历史, 可以定义为可理解的意义的生长。”
基于如此的建筑理论和历史理论, 就形成了相应的建筑史基础研究方法:
其基础是一种将建筑看作存在空间的具体化的理论, 其核心在于所讨论的作品或作品群的空间属性, 其目的是要进行一种针对不同环境层次的结构分析, 指出其中场所、路径和领域的模式, 以及各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构分析还必须包含对于形式表达性及其对于普遍特征的重要性的考察。这一考察旨在用某一组特定存在意义的具体化来解释建筑形式, 进而从文化、社会和物质的角度对其进行精确的定义, 最后联系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对建筑进行评价。
基于上述方法的建筑史研究, 旨在对基本的符号体系提出一种精确的定义和理解, 并描述这些元素是如何互相关联, 形成一种高度抽象的建筑语言。这种语言不仅包括一系列相关的母题 (motifs) , 还包含了空间组织的典型方式。[20]
舒尔茨提出的建筑史学研究基本方法, 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认同建筑历史特征把握方式及其解释活动的多元性;二是在体验历史环境或历史空间的存在可能性过程中, 突显研究主体自身的基础作用, 由此形成对他人理解活动的同情与尊重[21]。
舒尔茨对于西方建筑史学提出两类符号学研究方法, 颇具启发意义:一类是描述性符号系统, 一类是非描述性符号系统。两类的区分, 其实特指建筑史学研究中对于科学、哲学思想资源与艺术、宗教资源如何理解与使用的问题——这与卡西尔符号学思想类似。这样的建筑史学方法论辨析, 对于强调研究主体自身的空间体验及其所处场所环境、对于作为把握“存在之可能性历史”的基础方法而言, 是必不可少的技术环节或研究媒质;也是从真实把握自我与环境关系开始, 逐步走向他人、走向社会- 知识世界的必经之路[22]
有了以上这些建筑史学的确定前提和有效的研究路径, 建筑史学的研究目标就十分清晰明了:
……建筑的历史讲述人们是如何在不同的条件下找到“空间的立足点”, 这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培养对环境特征的敏感, 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23]
舒尔茨西方建筑史学研究的开创性成就, 主要在于建筑史学的历史解释理论层面, 而建筑史学的历史事实确定方法并不是其工作重点。它们深刻影响了西方建筑理论以及城市规划理论, 甚至影响到景观理论。
4. 《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建筑史学基础理论述略
希腊学者帕纳约蒂斯·图尼基沃蒂斯的《现代建筑的历史编纂》[24]一书, 是以西方建筑史学家包括建筑理论家完成的现代建筑史学研究文本 (论著) 为研究对象, 从历史编纂与建筑理论角度给予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 在这个过程中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也给予了系统阐述。该书主要是针对有关现代建筑历史研究的基础史学理论问题展开的, 而且集中针对建筑史学家的重要历史文本本身展开分析, 这对于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很有启发意义。
该书着力于探究现代建筑史学的编史理论, 对这一领域的诸多基础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诸如建筑史学的语言本质;历史文本及话语、目的、前提、解释;建筑史学之于建筑、之于历史, 建筑师之于历史、建筑的关系, 等等。这些分析涵盖了西方建筑史学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 为我们及时地提供了西方建筑史学的研究动态信息以及当代学术视域, 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通过对现代建筑经典史学文本的选择、比较与分析, 作者提出了建筑史学基础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问题恰恰是……探索建筑历史研究对于建筑理论的确定与阐述贡献何在, 更重要的是, 要在建筑理论与历史的内容之中, 识别与确定其在意义上的转换。”[25]也就是说, 要明确建筑历史研究对于建筑理论究竟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意义, 要明确指向传统的建筑历史与指向未来的建筑创作实践究竟能够发生什么样的联系。
建筑历史研究对于建筑理论的意义何在?如何获得这种意义关联?作者的思考是这样的:“探索建筑历史研究对于建筑理论的确定与阐述贡献何在, 更重要的是, 要在建筑理论与历史的内容之中, 识别与确定其在意义上的转换。……寻求那些不是通过形式的和建造方法与模式的不同而发生的意义转换, 而是通过建筑所赖以为基础的话语性变化, 或是通过基于对表面形式与材料的把握的零散的实践性活动而产生的意义转变。”[26]作者还指出朝这一方向已经作出努力的研究先驱, 如巴纳姆 (Banham) 、科林斯 (Collins) 和塔夫里 (Tafuri) 等。[27]
对于建筑史学语言性质问题, 该书不同于一般从符号类型上划分为图式语言、图像语言、文献语言等方面的理解方式, 而是提出建筑史学的“历史话语” (吸收了福柯的话语理论) , 以此区分“建筑学的话语”, 这很好地解决了建筑史学与建筑学的差异问题。所谓“历史话语”, 作者说:“历史的话语 (historic discourse) 是从一个清晰定义的立场上被加以阐释的, 这一立场被包裹在某种学者式的风格之下, 并伴随有小心翼翼的资料引证, 从而确保其在历史学 (history) 方面无可争议的权威性。这是某种在一个更加广为被人接受的学科概念领域内对真实事件加以叙述的话语。”[28]这里面包括:建筑史学的历史资料运用, 必须具有严格性, 保证其具有史学学科方法所要的资料使用的权威性;历史话语是带有强烈学术研究的特性, 而非一般建筑评论或设计的权宜之计;因而它要求事件的真实性并给予相应的系统叙述。
作者所确定关于现代建筑历史的历史文本, 具有历史话语结构, 对此作者提出了三个方向进行研究:
一、历史的方向:以建筑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为基础的历史概念。
二、社会的方向:建筑形象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 在一起被表达的建筑与社会之变化的路径特征, 这是一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者所能承诺之事物的事情。
三、建筑学的方向:关于建筑之本质所赖以立足的那些方法——无论它是否能够被投射到未来——被整合进了文本之中。在某种程度上, 另外两个方向多多少少都取决于这一方向。[29]
对于建筑历史事实的态度, 作者在该书《导言》结语中说:“对史实的确认也决定了我们是如何看待过去的。我们也应该与过去言归于好, 这是因为, 我们应该对过去变得更为熟悉, 并且要将其更为清晰地摆放在我们当前的建筑创作之中。这样一种路径, 其内在的本质是对当代建筑的兴趣所在”[30]。
该书第八章《现代建筑学与建筑历史的书写》是对全书的总结归纳, 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建筑史学观点:
历史和理论变成了某种单一的实体, 其中包括有: (1) 关于建筑本质的一种立场; (2) 一种历史概念 (哲学) , 透过这一概念 (或哲学) 而得到的有关一整个建筑历史的观点; (3) 一种范例性元素网格, 这些元素也同样编织出了一种历史解释的结构, 和一种有关即将到来之建筑所赖以产生的规则;以及 (4) 一种社会进程。这4 个方面的维度将会创造一种文本化的建筑计划, 这一计划的作用是成为建筑师们的一种理论指南。[31]
这里所概括的四个方面, 其实是该书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核心。其中第一点即建筑本质的理解问题和第二点即历史本质的理解问题, 其实就是建筑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而第三点所谓“范例性元素网格”, 其实是由前两点具体化为建筑史学判断的标准、维度或要素, 它们构成思想意识价值语汇和建筑形态语汇, 据此可以判定不同建筑史学家展开建筑历史编史工作的特征。这些特征分为历史解释结构 (建筑A或网格A) 和建筑形态构成规则 (建筑B或网格B) 两大类。这两大类要素形成不同的网格图层, 对之叠合分析, 就能完成建筑史学文本的基本理解。第四点则是考察建筑史学文本“历史话语”面对时代意义问题的态度与策略, 正如前述内容所见, 这一直是西方建筑史学所直面的研究内容。综上所述, 这四个维度其实包含历史理论与建筑理论如何形成建筑史学自身基础理论的维度问题——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这4 个方面的维度将会创造一种文本化的建筑计划, 这一计划的作用是成为建筑师们的一种理论指南”。
在此基础上, 作者指出现代建筑运动研究必须具有历史视域或历史思维[32], 而且现代建筑的意义确立, 同样也需要历史的研究, 这是建筑史学的根本意义所在:
人们不可能将现代建筑与对于历史变化的一种认知区别开来, 或是将其与它所赖以作为基础的历史性区别开来, 从而为现代建筑和新建筑的存在确立起某种意义。现代建筑运动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 属于那些对于这个世界的历史存在, 以及这个世界的真实性, 最早加以阐释的人物之列——同样的历史存在, 以这种或那种方式, 支配或影响了当代建筑的所有趋势。[33]
5. 结语
限于西方建筑文献资料掌握条件, 以上关于西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状况的初步梳理, 在内容上肯定挂一漏万, 在问题分类上不尽完善合理, 有待今后给予更为系统的补充完善。我们在此仅为抛砖引玉, 旨在促进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状况给予自觉重视。
基础理论问题 篇2
模具生产过程:是将原材料或半成品转换成成品的有关劳动过程的总和。
主要包括:1)生产技术准备过程2)毛坯制造过程3)零件的各种加工过程4)生产的装配过程,包括总装,部装,检验试模和油封等5)各种生产服务活动
模具工艺过程:在模具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对于那些使原材料成为成品的直接有关过程,如毛坯制造,机械加工,热处理和装配等。
N=Qn(1+a+b): N---零件的生产纲领
Q---产品的生产纲领
n---每台产品中该零件的数量
a---该零件的备品率
b---该零件的废品率 生产类型包括单件生产和成批生产两种类型。
制定工艺规程的原则:1)技术上的先进性2)经济上的合理性3)有良好的劳动条件
编制工艺规程的步骤:1)对生产装配图和零件图的分析与工艺审查2)确定生产类型3)确定毛坯的种类和尺寸4)确定定位基准和主要表面的加工方法,拟定零件加工工艺路线 5)确定各工序余量,计算工序尺寸,公差,提出其工艺要求6)确定机床,工艺装备,切削用量及时间定额,7)填写工艺文件
工艺文件包括工艺过程综合卡片,工艺卡片和工序卡片
零件的技术要求包括:主要加工表面的尺寸精度几何精度,相互位置精度;零件表面质量;零件材料,热处理要求及其他
决定毛坯形式时主要考虑:模具材料的类别,模具零件几何形状和尺寸关系 模具零件的毛坯形式:原型材,锻造件,铸造件和半成品四种
工件的安装方式:1)直接找正法2)划线找正法3)采用夹具安装 定位基准:加工时使工件在机床或夹具中占据一正确位置所用的基准 测量基准:零件检验时,用以测量已加工表面尺寸及位置的基准 装配基准:装配时用以确定零件在部件或产品中位置的基准 定位基准的选择;粗基准的选择、精基准的选择
粗基准选择原则:1对于有不加工表面的工件,一般选不加工表面为粗基准2对于有较多加工表面的工件,(1)粗基准应选择毛坯上加工余量最小的表面(2)对于某些重要表面(滑道或中重要的内孔等)应尽可能使其加工余量均匀,对滑道的加工余量要求尽可能小(3)使工件上各加表面金属切除余量最小,选择工件上加工面积较大、形状比较复杂、加工劳动量较大的表面为粗基准3粗基准的表面应尽量平整、没有浇口、冒口或飞边等其他表面缺陷 4表面粗糙且精度低的毛坯粗基准的选择:同一尺寸方向上的粗基准表面只能使用一次 精基准的选择原则:1应尽可能选用加工表面的设计基准作为精基准,避免基准不重合造成的定位误差(基准重合原则)2当工件以某一组精基准定位,可以比较方便的加工其他各表面时,应尽可能在多数工序中采用同一组精基准定位(基准统一原则)3有些精加工和光整加工工序应遵循“自为基准”原则4定位基准的选择应便于工件的安装和加工,并使夹具的结构简单
加工阶段的划分:1)粗加工阶段2)半精加工阶段3)精加工阶段4)光整加工阶段 加工顺序的安排:切削加工顺序的安排,热处理工序的安排,辅助工序的安排 1切削加工顺序的安排:先粗后精,先主后次,基面先行,先面后孔
2热处理工序的安排:1)预先热处理:包括退火,正火,时效和调质等2)最终热处理:包括各种淬火,回火,渗碳和碳化处理等。
3辅助工序安排:包括工件的检验,去毛刺,清洗和涂防锈油等。零件的加工精度:尺寸精度,形状精度和位置精度。影响模具精度的主要因素有:①制件精度②模具加工技术手段的水平③模具装配钳工的技术水平④模具制造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水平
减少残余应力的措施:①增加消除内应力的热处理工序②合理安排工艺过程③改善零件结构,提高零件的刚性,使壁厚均匀等。
对模具技术经济分析的主要指标有:模具精度和表面质量,模具的生产周期,模具的生产成本和模具寿命 机械加工表面质量也称表面完整性,主要包括1)表面的几何特征{①表面粗糙度②表面波度③表面加工纹理④伤痕}2)表面力学物理性能{①表面加工硬化②表面层金相组织的变化③表面层残余应力
影响模具寿命的主要因素:①模具结构,合理的模具结构有助于提高模具的承载能力。减轻模具承受的热—机械负荷水平②模具材料,批量越大,对模具寿命要求越高,选择承载能力强,抗疲劳破坏能力好的高性能材料。③模具加工质量,模具零件在机械加工,电火花加工,以及锻造,预处理,淬火,表面处理过程中的缺陷都会对模具的耐磨性,抗咬合力,抗断裂能力造成影响④模具工作状态,模具使用时,使用设备的精度与刚度,润滑条件,被加工材料的预处理状态,模具的预热和冷却条件等都对模具寿命产生影响⑤产品零件状况 被加工零件材料的表面质量状态,材料硬度,生产率等力学性能,被加工零件的尺寸精度等都对模具寿命有直接影响
成形磨削:将零件的轮廓线分解成若干直线与圆弧,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逐段磨削,使之达到图样的技术要求。
数控机床的工作原理:数控机床在加工零件时,首先要根据加工零件的图样与工艺方案,按规定的代码和程序格式编写零件的加工程序单,这是数控机床的工作指令。通过控制介质将加工程序输入到数控装置,由数控装置将其译码,寄存和运算后,向机床各个被控制量发信号,控制机床主运动的变速,起停,进给运动及方向,速度和位移量以及其他刀具选择交换,工件夹紧松开和冷却润滑液的开关等动作,是道具与工件及其他辅助装置严格滴按照加工程序规定的顺序,轨迹和参数进行工作,从而加工出符合要求的零件 数控机床的组成控制介质,数控装置,伺服系统和机床本体等 数控机床分类:①金属切削类②金属成形类③特种加工类④其它类 电火花加工特点:①以柔克刚②不存在宏观切削力③电脉冲参数可以任意调节④易于实现自动控制及自动化
模具电火花线切割加工过程:图样分析,毛坯准备,工艺准备,程序编制,工件装夹,加工及检验
电规准(电参数)的选择原则:①要求获得较好的表面粗糙度时,应选择较小的脉冲参数②要求获得较高的切割速度,应选择较大的脉冲参数③工件厚度大时,应尽量改善排屑条件,宜选用较高的脉冲参数④在容易断丝的场合,如切割初期加工面积小,工作液中电蚀产物浓度过高或是调换新电极丝时,都应增大脉冲间隔时间,减小加工电流,防止电极丝烧断⑤对加工精度表面质量要求高的工件,其电参数可以通过试割的办法来确定
电火花成形加工应用范围:1)穿孔加工2)型腔加工3)强化金属表面4)磨削平面及圆柱面
影响电火花成形加工速度的基本因素:1)极性效应现象2)脉冲参数对电蚀量的影响3)脉冲宽度对电蚀量的影响4)材料的热力学常熟对电蚀量的影响
快速成形加工基本过程:①前处理,包括工件三维模型的构造,三维模型的近似处理,快速成形方向的选择和三维模型的切片处理②分层叠加成形 它是快速成形的核心,包括模型截面轮廓的制作与截面轮廓的叠合③后处理 它包括原型零件的剥离,后固化,修补,打磨抛光和表面强化处理等
逆向工程流程图:样件,样件三维数据获得,数据处理,曲面生成,修整,NC代码生成,NC加工,产品
塑料模制造技术要求:1)构成塑料模所有零件的材料,加工精度和热处理质量等均符合图样的要求2)构成磨脚的零件应达到规定的制造要求3)模具应具备的功能必须达到要求4)试模和调整直至成形合格的塑件
凸模的电火花线切割工艺:1毛坯准备2刨或铣六个面3钻穿丝孔4加工螺钉孔5热处理6磨削上下两平面7去除穿丝孔内杂质,并进行退磁处理8线切割加工凸模9研磨 塑料模型腔的加工方法:1用通用机床加工2用仿形铣床加工3采用型腔加工新工艺
模具装配内容:选择装配基准,组件装配,调整,修配,总装,研磨抛光,检验和试冲等环节
模具装配精度包括:1)相关零件的位置精度2)相关零件的运动精度3)相关零件的配合精度4)相关零件的接触精度 模具装配的工艺方法有:互换法(利用控制零件的制造误差来保证装配精度的方法,在这种装配中零件是可以完全互换的)修配法(在某零件上预留修配量,装配时根据实际需要修整预修面来达到装配要求的方法)调整法(用一个可调整位置的零件来调整他在机器中的位置以达到装配精度,或增加一个定尺寸零件以达到装配精度的一种方法)
4模具零件的固定方法:1紧固件法2压入法3铆接法4热套法5焊接法6低熔点合金法7粘接法
基础理论问题 篇3
关键词:律师调查令 理论基础 剖析
为解决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取证难的问题,部分地区法院进行了探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颁布了《上海法院调查令实施规则(试行)》,并在全国率先推行调查令制度,以保障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在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司法保障意见》中指出"探索试行调查令制度,对于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而当事人无法自行取得的证据和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可以探索由法院授权当事人的代理律师进行调查取证",这个规定显然可以理解为最高人民法院对调查令制度初创的认可。近几年,全国其他地区也相继推行了调查令制度,虽然实践中的试点轰轰烈烈,但由于该制度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从根本上又缺乏必要的立法支持,因而在实践运行中存在诸多阻碍。本文试图对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剖析,以期为进一步完善律师调查令制度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一、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含义
从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概念和各地区实行这一制度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可以对调查令制度的特征做出如下界定:
第一,申请民事律师调查令的主体和持令人都有明确的限制。根据2004年,上海市高院颁布的《关于在执行程序中适用调查令的若干规定(试行)》第一条就对执行中的调查令进行了规定①。本规定所称的申请人是指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债权人,这个规定所称的持令人是指经人民法院审查批准,持调查令调查收集特定证据的申请执行人所委托的代理律师。因此调查令的申请人必须是案件当事人,包括原告和被告;持令人必须是取得律师执业证、经当事人委托、由律师事务所指派参加诉讼的律师。
第二,申请民事律师调查令的时间有明确的限制。不是诉讼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可以申请律师调查令,否则会造成新的诉讼资源的浪费,一般只有诉讼中可以申请律师调查令,诉讼外的证据不能申请律师调查令。
第三,申请民事律师调查令的范围有明确的限制。当事人和其代理律师只能对"裁判显著的以及有证明必要的事实"申请民事律师调查令,而且该申请不能针对证人证言只能针对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等。
第四,申请民事律师调查令的理由有明确的限制。根据律师调查令的定义我们可知,律师申请调查令是在当事人因为客观原因不能收集该证据的情况下进行申请,而这一"客观原因"是指持有该证据的个人或组织无正当理由拒绝向当事人提供证据,当事人只能向法院申请签发调查令进行调查。
第五,律师调查令的性质具有双重性质。律师调查令是由人民法院签发的一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这一制度既是帮助当事人调查取证的书面凭证,又是强制被调查人提供证据的令状。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民事诉讼中的律师调查令是指在民事案件中,代理律师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到自己当事人负有证明责任的证据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并获得批准,由法院签发给代理律师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收集该证据的法律文书。②民事律师调查令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是一种新的证据调查方式。
二、我国试行律师调查令制度的背景
目前,我们国家一些法院开始了律师调查令的试点,但是这个这个制度的出台并非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具体来讲,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出台时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现有民事案件调查取证方式明显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这一规定更加明确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即 "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虽然目前的法律中,规定了当事人、律师、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中可以依法调查取证,但是这样的规定和安排,仍然存在不尽完美的地方,有待进一步的改善。
2、社会历史习惯的阻碍
在现实社会中,目前我国一些单位和个人的法律水平和认识能力比较低,对于法院以外的当事人或律师的调查取证不知道该不该配合,且对可以配合调查的程度没有把握,可以提供的资料是哪些也弄不清楚,因此,很多时候往往是干脆拒绝调查。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许多单位和个人都怕麻或者得罪人,生怕自己提供的线索、事实、证据会让自己"惹火烧身", 或怕别有用心的人用作非法目的,更怕被对方当事人用做攻击自己的武器,于是很多时候大家都是采取不作为的方式,不愿意向当事人提供证据,从而使得当事人模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形同虚设。
三、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功能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试行的律师调查令制度已经显示出了一些作用。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设立律师调查令制度有利于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能力
既然法律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就要赋予其证明自己诉讼请求的手段,这是提出主张的当事人必须具有的诉讼权利,因此人民法院也必须以具体的方法保障当事人的这项权利。设立调查令制度为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履行举证义务时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增强了当事人举证意识,从程序上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有助于改变以往法官包揽调查取证的普遍做法,从而有利于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能力。
2、设立律师调查令制度有利于加强法官审判的中立
设立律师调查令制度有利于加强法官审判的中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法官审判的基本原则,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下,法官往往积极地收集诉讼证据,当一些法定的原因出现当事人无法收集证据时,法官也会依职权或者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这样的方式就会使得法官先入为主,影响法官的自由心证。因此,律师调查令制度的设立不仅能有效保障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更有利于保证法官审判的中立。
3、设立律师调查令制度有利于构建廉洁的审判环境
事实上,法官在进行调查收集证据时常常必须会在庭前单方面接触当事人或者被调查人。设立调查令制度,由律师持令进行调查取证,这在程序上减少了法官与当事人一方私下接触的机率,在一定程序上可防止腐败的现象,从而更有利于构建廉洁的审判环境。
综上所述,民事律师调查令制度作为一种新的证据调查制度,具有诸多功能,能够改善我们民事诉讼的诸多问题,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调查令制度的诸多功能要求我们必须促进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服务于我们日新月异的民事诉讼实践。
注释:
①执行程序中的调查令是指在执行阶段,因申请执行人无法获取相关证据,履行相应的举证责任,经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批准签发的供指定律师向有关单位调查收集特定证据的法律文书。
②宋平."攻击防御方法之平衡"--简论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0).
行为成本会计基础理论问题研究 篇4
市场竞争的加剧, 使成本核算成为企业越来越着力思考的问题。但在很多企业里, 成本核算更多的是作为产品定价和产品是否投产或终止的决策依据。而成本核算的功能绝不仅仅 止于此。传统成本核算方法为什么具有局限性? 这和成本核算“见物不见人”有关。在企业这个会计主体内部, 物质资本所有者投入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本所有者投入的人力资产, 成为企业所有资源的最初来源。但这其中只有人是施动者, 物质资源都是静止的。因此,人及其行为推动着物质资源的流动(胡春晖、徐国君,2013),人的行为在推动物质流动的过程中就会形成行为价值和产生行为成本。可以说, 产品是由一系列的行为作用的结果, 通过对每一个行为的成本的计量,就可以实现对产品成本的核算。与此同时,通过对行为成本的计量,也可以对该行为的发出者“行为人”的行为有效性进行研究和管理。这种产品核算的 模式和方法, 本文将其称为行为成本会计核算方法。运用该方法计算的产品成本,与传统成本会计相比,是一个全部成本概念,即没有期间费用,所有期间费用都被分解到具体行为上,进而归属到具体产品上。因而,可以极大地提高产品成本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完整地构建行为成本会计需要解决一些基础理论问题, 这其中对“行为成本”的理解最为关键。
二、行为成本的涵义
行为成本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徐国君教授在其《行为会计学》(1994)这本著作中提出来的。徐国君(1994)认为将企业要得到补偿的耗费以人的经济行为 作为对象归集 起来就是行 为成本。笔者认为,成本伴随着特定行为的产生而形成,由此“行为成本”可以被更准确地界定为单个行为推动物质流动的过程中, 与该行为价值贡献所对应的由该 行为带来的物 质耗费与流 转。在现有的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方法中出现过标准成本、质量成本、战略成本、作业成本、成本企划等。 这些成本核算与管理的方法在产生时都是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适应不同的需求, 各有所长。这些成本管理方法的成本核算对象都是以具体的“物”为核心, 所以计算出来的成本, 即使大大超出了预先估计,但是在追究其原因时,由于其固有的缺陷而只能找到一些表象层面的原因,很难找到具体的责任人。而人才是成本多少的最终决定者。行为成本的涵义体现了行为与成本的内 在关系,并紧紧抓住了一个客观逻辑, 即人及其行为决定了物质耗费的多与少。将成本与引起或决定成本的方面联 系起来就能够 明确成本发生 的责任。因而行为成本会计可以从根本上 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
三、行为成本的种类
行为成本会计以具体的行为作为成本归集的对象。如何划分行为的种类是行为成本会计必须解决的一个基 础理论问题。具体的行为在一个企业里有成千上万种表述, 在不同的企业中其种类也不同, 因此必须建立一个相对稳定 具有一定普适 性的分类方 法。笔者认为行为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直接行为,一类是间接行为。所谓直接行为,是指直接作用于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等物质材料的行为。与直接行为相对的是间接行为, 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协调行为人为主要目的,体现的是管理的特征。因此,从企业生产的流程来梳理的话, 行为成本可以归为以下九种类型。这种分类与企业的业务流程相统一, 成本流与业务流关系密切, 按照这种分类来研究更容易与企业业务相一致, 便于管理。具体含义如下:
(一)经营管理行为成本。是指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各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对整个企业的经营进行行政管理的行为所发生的成本。这种经营管理行为的特点是它是对企业整体宏观的管理, 这种管理行为并不针对企业某个业务环节, 它并不只为企业某一个部门单独服务, 所以这类行为的成本管理比其他行为的成本管理相对复杂一些。传统成本核算中这种管理行 为发生的耗费全部记入“管理费用”这一会计科目中。
(二)研究开发行为成本。是指企业从事产品研发的人员进行设计、开 发新产品、新技术的行为所发生的成本。这种研究开发行为产生的无形产 品通常有两种处理方式, 第一种是可以直接对外销售, 这种情况下可以直接创造收入; 第二种情况是这种研究开发行为产生的无形产品不直接对外销售, 而是随着后期产品销售而实现价值创造,间接给企业带来收益。随着创新成为新经济时代中企业竞争获胜的必备要素, 企业的研究开发行为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 产品设计已成为决定产品成本的最重要环节, 日本企业成本企划的成功充分证明了研发行为的重要性。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在 研发阶段投入的精力越多, 其获胜的砝码越重, 因此有必要来核算研究开发行为的成本, 认真考核每一位研发人员的成本 支出与行为 价值是否配 比, 从而促使研发人员为企业设计产品时达到性价比最优。
(三)采购行为成本。是指企业的专职采购人员为购买企业各部门所需 的原材料、设备和商品等, 收取请购单、挑选可能的供应商、谈判、订购、催促送货及申请付款、监督货物入库等 行为所发生的成本。也就是说把采购人员进行每一项工作行为的成本都核算出来, 有利于提高采购人员降低成本的意识,从而为企业节约原料成本。
(四)采购管理行为成本。是指对采购人员的采购行为全过程和引起的 价值运动及其结果进行组织、协调、控制等行政管理行为所发生的成本。也就是采购部门中安排、 管理采购人员进行采购行为的管理人员从事的工作所发生的成本耗费。
(五)基本生产行为成本。是指企业用采购部门购买的原材料,按照研发部门设计的技术及工艺流程生产产品的各种行为所发生的成本耗费。基本生产 行为也是企业的核心业务,产品主要通过这个环节生产出来,传统成本会计也主要是核算在这个环节所发生的成本耗费计算出产品成本。在这个环节通 过先计算出每 个基本生产 行为的成本, 然后再将生产产品发生的各种行为成本相加即可得到产品成本。
(六)辅助生产行为成本。是指为保证企业商品生产正常进行而向基本 生产提供服务的生产行为所发生的成本,如为基本生产车间提供修理业务、运输劳务、供水、供电、供气等服务所发生的成本。
(七)生产管理行为成本。是指生产 车间管理人员 对生产的直接 的计划、组织、指挥、控制等的行政管理行为所发生的成本。 生产管理行为是企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 如果没有生产管理行为, 企业生产就会陷入一片混乱, 通过对具体的生产管理行为成本的核算, 可以防止生产管理行为中发生不必要的浪费。
(八)销售行为成本。是指企业的销售人员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行为 所发生的成本, 例如销售人员为了销售首先需要搜索市场供给需求信息, 这必然要发生获得信息的费用, 通过核算每个销售人员的每一种行为的费用, 一方面使得销售人员自己清楚发生的耗费,从而调整行为降低费用,另一方面也为企业节约了成本。
(九)销售管理行为成本。是指对企业销售行为进行管理的行为所发生 的成本。如安排哪个销售人员去哪个地区销售哪种产品, 企业总体实施何种营销策略等行为所发生的电话费、办公室折旧及水电费等, 而不再像传统成本会计中将这些费用计入管理费用或销售费用。
四、行为成本核算的范围
通常产品成本按照它所核算的范围,可区分为完全成本法、变动成本法和制造成本法(查尔斯,1998)。完全成本法是指在计算产品成本和存货成本时,把所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变动制造费用和固定制造费用全部作为产品成本的方法。变动成本法则在 计算产品成本和存货成本时, 只包括产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变动部分, 如直接材料、直接工资、变动的制造费用,而把固定制造费用全数以“期间成本”计入本期损益,作为产品销售利润的减除项目。但不管是完全成本法,还是变动成本法, 它们都不是计算全部成本的方法, 即存在一些耗费不计入产品成本。行为成本会计基于行为推动物质流动和耗费,因此,产品成本计算的是全部成本,没有期间费用。因为任何期 间费用都与人 的一定行为 有关, 因此, 都可以归属到一定的行为上。而产品是由一定秩序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行为成本是一个全部成本的概念,这也是它的意义所在。下面按照行为成本的种类来分别具体说明其成本范围, 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存在差异, 所以具体范围要由企业视管理需要来自行规定。
(一)经营管理行为成本的范围。主要包括办公费、企业公用水电费、差旅费、 企业管理用固定资产折旧和修理费、业务招待费、管理性运输费用、会议费、工会经费、上级公司管理费。即企业 的经营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行为时所用的物质消耗及需要公摊的物质消耗。
(二 )研究开发行为成本的范围。主要包括设计人员办公室的水电费、差旅费、折旧费、设计用原材料费用、 试制样品费、参加展览费及其他。
(三)采购行为成本的范围 。 一般 包括买价、运杂费、采购员出差费及其 他费用。
(四)采购管理行为成本的范围。主要有:日常办公费、业务招待费、固定资产折旧、差旅费以及其他费用。
(五)生产行为成本的范围。主要为产品的某种生产行为引起的各种原 材料、辅助材料、备品备件、外购半成品、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及各种燃料和动力的耗费、固定资产折旧、 维护费等。辅助生产行为成本的范围与基本生产行为成本基本一致。
(六)生产管理行为成本的范围。一般包括消耗材料、办公费、车间公用水电费、不明原因的在产品盘亏以及车间 管理用固定资产折旧费和维修费。
(七)销售行为成本的范围。主要包括广告费、包装费、运输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等。
(八)销售管理行为成本的范围。主要包括销售管理用固定资产折旧费及修理费、办公费、差旅费、业务接待 费、广告费。
五、行为成本管理的目标
基础理论问题 篇5
论我国公司治理问题产生的法学理论基础
孙玉欣 陈庆云
摘要:公司治理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良好的公司治理可树立市场信心。许多国家把公司治理做法作为提高经济活力的途径,从而增强整个经济的绩效。我国在实践公司治理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只有从法学理论方面剖析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指导公司治理实践,促进我国公司健康发展。
关键字:公司治理制度缺陷范畴理念
一、公司治理的范畴
国内对公司治理的研究起步较晚,一些知名学者率先在国企改革的研究性文章中使用了这一概念。目前,在理论界、金融界等对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机制等一些基本概念仍存在一些混淆。国内理论界对公司治理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有钱颖一、吴敬琏、费方域、李维安的观点。
钱颖一认为,公司治理是一套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结构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人员和职工;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他提出,只有利用这些制度之间的互补性来降低代理成本才能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李维安认为公司治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广义的公司治理则是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供应者、雇员、政府、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
从以上几种观点就可以看到,视角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治理范畴,当前学术界对公司治理的范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界定。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治理的研究领域逐步向多学科交叉领域延伸,涉及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必然会形成一个多视角、多层次的公司治理范畴。然而,从法学的视角来看,公司的治理范畴涉及到法学学者对公司治理本质的认识,涉及到法学研究这一问题的范围和着力点。也可以说,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着公司治理的研究范畴,因此,公司治理的范畴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和首要问题。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还是比较少的。
二、公司治理与公司治理架构的关系
目前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在公司治理有关概念的使用上都存在着混淆的现象,公司治理与公司治理结构是既存在着紧密联系,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 第一,公司治理是协调公司与所有者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既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相互制衡形成的内部治理,也包括可以对公司内部经济主体产生激励约束作用的外部治理。
第二,公司治理结构是主要协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制度。它具体表现为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组织规则、议事规则、决策程序,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义务关系。公司治理包含公司治理结构,后者是前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目前我国公司治理存在问题的法学理论基础
第一,董事和董事会制度方面的不足
1.法人董事的任职资格和董事职务的解任未明确在董事的任职资格问题上,一个较有争议的问题是法人能否担任公司董事?现行《公司法》对此缺乏明确的规定,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年修订)》规定只能由自然人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但由于其规范的效力层级比较低,且该规定并不能及于所有的公司类型,因此对这一问题至今仍有争议,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即“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从法律上赋予法人可以担任董事的资格,并不会影响董事的选任和董事会职权的行使,也不会影响相关法律的适用,实际上却有利于维护法人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有利于监督和约束法人行为,追究法人董事的法律责任,增加第三人获得损害赔偿的途径。“否定说”则认为,公司法关于董事的资格、权利和义务都是针对自然人制订的,并且法人担任董事会造成法人和自然人的责任不分,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权责明确”的基本原则。
现行《公司法》中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作了具体规定,但对不符合任职资格的法律后果、解任程序等问题的规定不够完善。对立法的这一缺陷,有人认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任职资格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对内保护公司财产和股东权益,对外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审视相关条款的具体规定,区分在不同阶段不具备任职资格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行为的效力,建立相应的解任程序。 2.独立董事制度运行现状不容乐观 1)独立董事提名受大股东操控现象严重。《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100强公司治理评价》报告指出,100强公司中,对提名独立董事持股比例的规定,有66%的上市公司规定是1%.有13%的上市公司甚至将这一比例规定在3%或以上,还有20%多的上市公司甚至没有明确的相关规定。看来中小股东希望在董事会中选出自己代言人的愿望,近期难以实现。这也反映了独立董事很难“独立”于大股东。
2)独立董事人员构成不理想。根据上述报告发现,独立董事的职业背景分布从比例来看,教授、副教授、讲师(不含会计专业)占披露独立董事的40%左右,会计专业和法律专业占13%左右,尽管比例相对较大,但对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需求来说,会计和法律人才相对需求来说仍然是比较稀缺的。公务员不允许在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但统计中出现了法官和检察官,证券监督委员会没有进行审核。另外对于独立董事人数不符合要求的上市公司也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
3)独立董事的实际运作仍待改进。调查报告显示,从独立董事发表过独立意见的数量看,60%以上的独立董事没有履行过发表独立意见的义务,有35%的独立董事不能参加任职公司的全部董事会会议,甚至有独立董事基本不出席董事会会议,而是委托他人行使权力,从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出,独立董事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与证监会移植独立董事制度以“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初衷相去甚远。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产生于美国,该制度在美国的存在是由美国特殊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特殊的司法制度所决定的。我国现有的社会经济环境暂时并不适宜强制移植该制度。我国的股权结构比较特殊,与美国公司的股权结构大相径庭;独立董事与我国现行公司治理结构中监事会的职能相互重叠,容易产生“搭便车”的心理,两个机构之间的扯皮、推诿很可能将仅有的一些监督绩效降低为零:独立董事制度并不能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因此,在我国现有的经济土壤之中并不适宜生长,提高监事会的法律地位、扩大监事会的职权,才是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监督机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第二,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不足
1.中小股东知情权被侵害
我国上市公司并没有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信息披露,维护股东的知情权。部分上市公司存在主观违规和非主观违规两类情况。主观违规是上市公司故意隐瞒信息,而非主观违规则是上市公司在信息管理方面的制度不健全,集中表现在临时公告中对应该披露的信息披露不充分、不及时以及披露程序不妥。另外,股东在完成出资后,已不可能再对公司的财产享有最直接的支配权,尤其弱小的中小股东不能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对公司经营状况渐渐陷入模糊不清的状态,加之我国立法对信息公开制度的立法和实践都存在很大缺陷。这样就造成在实践中大股东、董事会及经理层对中小股东知情权的侵害,进而损害其合法权益。
2.派生诉讼制度未能有效实施
在我国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尽管相关法律对公司内部结构有明确规定,对股东、董事、经理、监事的权利义务的规定也很清楚,但由于股权内涵不甚清晰、个人自律意识不到位,且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形同虚设等原因,使得法定的公司治理结构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大股东“掏空”公司的情况时有发生。虽然法律确立了股东诉讼制度,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股东诉讼案例,但由于案件本身的影响力有限,不能真正触及大股东及相关公司高管的“痛处”。同时,我国许多上市股份公司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一股独大,在大股东控制下,公司的管理层成了大股东的代言人,而国有股的主体虚位又使其几乎不受任何人的监督,内部人控制现象非常严重;在实践中,大部分股东因派生诉讼的收益小且诉讼成本太大的特征而不愿意为公司利益提起派生诉讼;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又没有好诉的风气;现实中存在着司法腐败、法院的官僚作风,普通民众视诉讼为诉累,一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打官司,更不用说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由众多股东组成的公司利益而去主持正义。因而也就谈不上发挥法律应具有的社会规制作用。
3.中小股东的参与决策权很难实现
从目前实际情况看,中小股东的权力行使空间实际很小。在股东大会上提出临时提案和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是股东在必要的情况下行使股东权力、纠正管理层行为的两个重要渠道。但这一愿望目前还难以实现。在股东有权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方面,根据调查报告显示,虽然71%的中国百强上市公司在其章程中作出了与《公司法》完全相同的规定,但没有发现哪家企业向前迈进了一步,降低一点对股东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所需持股比例的限制。有78%的公司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将“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条件”确立为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股份的3qo.94%的样本公司规定“单独或合并持股10%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考虑到公司规模等因素,对于我国中小股东而言,股东提案权、股东大会召集权的门槛仍然较高。有关样本研究证明,上市公司从第五大股东开始,只有1成多点的股东能够超过这个门槛。第五大股东往往是公司的发起股东,他的利益与公司控制性股东是相当一致的,因此绝大多数流通股股东没有可能达到这个门槛,而让流通股股东联合起来的情况也不理想。研究证明,即使把前10位流通股股东联合起来,仍然也有6成半的公司难以让流通股股东获得提案资格。
第三,职工参与制度
我国目前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包含以下几种形式:(1)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参与公司治理,这也是权限最为广泛,普及程度最高的一种方式;(2)通过监事会参与公司的监督管理;(3)通过监事会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4)职工持股制度。
这几种参与方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对职工代表大会的权限没有明确的规定。
《公司法》与之前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最大的区别在于对职工代表大会权限的规定。虽然《公司法》也规定公司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但是对于职工代表大会的权限却没有明确规定,仅指出职工代表大会有权选举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参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对于不设置职工代表大会的企业,《公司法》没有规定惩罚措施。换言之,公司可以设置职工代表大会,也可以不设置。这势必会导致大量的私营公司不设置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设置了职工代表大会也不能够真正履行职责,从而使公司法的规定沦为一纸空文。
2.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制度的立法缺陷
在职工董事的规定上,只规定公司可以设置职工董事,但是没有做出强制性的规定。也就是说仅仅为职工董事出现在董事会中增加了可能性,至于是否真正会出现则要看股东们的选择。同时,公司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与其他的董事和监事法律地位。另外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的权利保障和权利救济的相关规定缺失。
四、结语
所谓封建社会理论问题 篇6
正如刘志琴先生所说,这样的事情,实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据李开元等人回忆,八十年代初期,受到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社会变动的冲击,北京高校一批年轻的历史学者感到历史学必须改革创新,开始酝酿新史学运动,希望在思路和方法上有所突破(参见徐卫东:《“复活历史”就是手持地图走进现场——访〈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作者李开元》,《中国青年报》二○○七年六月十八日)。 前前后后凑到一起,有李零、唐晓峰、高王凌、刘北成、郭晓凌、郭方、阎步克、潘绥铭、尚晓原、徐小光、陈小于、李开元、王友琴(后五位后来都到了国外)等人。并预拟出版一套由年轻人撰写的新编历史丛书。
在这中间,有一个“青年史学研究组”,即曾专门讨论过“封建社会”,包括“奴隶社会”、“自然经济”和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
不错,人们常说的“封建社会”,即欧洲历史上的Feudal System。是一百年前由日本学者把它“翻译”为“封建社会”,从而介绍到中国来的。从表象上看,欧洲这段历史与中国的西周非常相像,如封邦建国、诸侯分立等,于是就使用了中国原有的名词“封建”。
这样一做比较,欧洲文明的这一进程,可能只是在时间上是较为“落后”,而无其他的不同;也可以说,以欧洲作为其他文明乃至世界历史的标尺,从这一点就是说不通的。这一新名词传入中国之后,“封建社会”的概念更包容了秦汉以后直至明清时期这一大段的历史,这就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从政治上讲,欧洲的Feudal Syetem 的基本精神是分权、分层和分立的,而中国则是统一和集权的,从社会经济上讲,欧洲以庄园制为典型形态,农奴生产、自然经济,这也与中国秦汉以来的历史大为不同。
因此,欧洲的 Feudal System 与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秦汉到明清的两千年),并不是能够等同的东西。把它们硬拉在一起,是在同一的名词下作两套解释,凭空增加了许多的误解和混乱,所以黄仁宇先生批评它,是把“写历史的大前提弄错了”。
当时这些年轻学者曾经打算寻找一个可以代替“封建社会”,同时像它那样涵义丰富而简明扼要的辞汇。随后发现那并不容易。所以有学者(李零)建议,在相应的地方,暂时使用“传统社会”或“传统农业社会”一类的概念。不过,它的使用,对前者也不应是一种简单的替代,而毋宁说它更着重于农耕畜牧与以前的狩猎采集和后面的工业社会这种大的阶段划分;从而把所谓“奴隶制”与“封建制”这两个段落都包括在内(而不把它们的区分看得比前者更为重要)。(参见《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知识分子》,[一九八七年夏季号],118页)这样,它就具有较大的涵盖面和较大的使用价值,有利于学术的进一步探讨。
如果按照传统观点,说欧洲中世纪始于公元十一世纪,其后才进入“封建社会”,那么欧洲的“封建社会”为时就相当短暂,中国或其他一些文明的相应时期则显得“太长”;但从“传统农业文明”的角度来看,这一情形便大为不同,这一历史阶段在欧洲也就不是那么“短暂”,而中国则无特殊可言,又何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基础理论问题 篇7
从营造学社发展至今,中国建筑史学已构成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在探索什么样的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理论、采用什么样的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方法等问题上,除了继承梁刘传统外,目前也开始出现诸多新的反思和日趋多元化的路径。整体来看,这些学术的继承与探索绝大多数属于对象理论层面的问题(即针对“有什么”“是什么”而展开的“为何是”“如何是”的问题)。而对这些对象理论的前提与基础展开的理论研究(即“如何能”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建筑史学元理论的研究,尚缺乏自觉清晰地学术脉络。
这种状况其实影响着中国建筑史学学科理论的自明性,也影响到中国建筑史学在人文学科、建筑(建筑、规划、景观)及其相关学科中本有的知识奠基及学术批判功能的自觉性。从更为现实的问题看,随着建筑学、城乡规划学与风景园林学重新整合为三个独立而又有内在关联的一级学科,各自学科基础的专门史学研究亟需明确自身的经验对象和学术界域,但三者内在的学术关联又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为强烈地要求形成更为深刻更切中建筑本质的史学基础理论。
针对上述,本文仅限于初步勾勒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学术脉络并尝试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研究路径,只作抛砖引玉,而系统精深的研究有待学界业界方家。
二、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
吴良镛先生通过总结中国建筑史学三个研究发展阶段,强调了中国建筑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提出,目前我们应该进入以中国古建筑理论研究为核心的第三阶段,强调说:“我们一定要提高对中国建筑的理论研究的自觉性,即有意识地、敏感地、创造性地探索与发展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论,必须深入地研究理论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建筑,……也只有更好地掌握中国古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才有可能更好地追根溯源,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新的发展,触类旁通,发挥创造,提高中国建筑的创作水平。”(吴良镛《关于中国古建筑理论研究》)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研究,属于中国建筑史学的对象理论(亦即通过历史事实的确定与解释而归纳分析得出的中国建筑“为何是”问题),而如何有效展开传统理论的研究、如何检验评价中国建筑史学的各类研究(即检验鉴别各类对象理论研究的前提、论证方式、理论结构及其可靠性、限度等“何以可能”的问题),则属于中国建筑史学的元理论。严格来讲,吴先生所说第三阶段的理论研究应当包括这两部分内容,而加强中国建筑史学元理论的研究,正是“提高对中国建筑的理论研究的自觉性”直接体现。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开始于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先生为学社初创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稿(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奠定了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初步框架。朱先生受王国维的影响(如《古宫室考》《殷周制度论》等),认为建筑具有与民族文化演进同步相生的文化、生活、社会本质属性,这样的建筑观念影响到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目标与意义问题、学术研究的文化背景或前提问题、学科之间的界域问题等等,所谓“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营造不可。”并在研究程序与方法层面,制定了以文献整理考证及文物研究为基础的全面研究计划。
梁思成先生继承并发展了朱启钤的建筑观念,从更为专业的角度将建筑作为文化、作为历史、作为人的生活范围的广义体形环境。在此观念指导下,梁先生在展开中国建筑史学实证研究的过程中,蕴含或明确提出了大量有关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诸如建筑史在建筑教育、建筑理论中的价值问题、建筑史研究方法的多学科综合应用问题、中国建筑史学编史理论问题、建筑理论表达及建筑史研究的“文法一词汇”语言学问题、“建筑意”的建筑历史美学问题等等,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刘敦桢先生明确提出历史是中国建筑史学的核心学科向度与方法基础,他说:”历史不明,则一切文物施设皆无所附骥。”(刘敦桢《云南古建筑调查记(未完稿)(1940—1942年)》)并以建筑师的敏锐眼光对历史文献展开一系列独到精深的考证(如《大壮室笔记》《六朝时期之东、西堂》),以其完备的知识结构和卓越的研究实践构建了一个符合建筑学以及建筑历史学科独立的文献研究方法体系(即文献考证技术与田野调查、实物描述分析、考古资料解析综合运用;在语言工具层面则将文献语言、图像语言与图式语言综合运用);同时他拓展中国建筑史学的学术领域,开创了中国民居研究,加强了中国古典园林研究的系统性与科学性,运用历史唯物史观展开了系统深入的中国建筑史学编史理论探索与实践。
中国建筑史学的梁刘体系(作为学术群体,包括了王璧文、单士元、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学者的集体智慧与学术贡献)包含有极为丰富的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内容,诸如建筑观及建筑史观、建筑历史事实的确定与解释方法、中国建筑历史编纂理论、中西建筑史学比较研究,建筑历史与建筑理论在研究实践层面表现出的关联性问题,等等。
建国以后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步入了新的阶段,正如吴良镛先生所说这一阶段是对梁刘学术体系的继承与开拓。
首先是历史唯物史观成为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指导原则,建国初期关于建筑艺术问题的大讨论受其深刻影响,《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编纂理论也贯彻其始终。其次是在营造学社构建的中国建筑史学体系基础上,展开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纵深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研究与建筑史学体系的研究不同,它更侧重于依据大量可靠的建筑历史事实来归纳提炼中国古代建筑营造制度及工艺原理、设计手法、规划原则及造型构图规律等问题,它从建筑学内部要求来探索建筑历史的“为何是”问题,是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中极为重要的对象理论内容。这类研究影响深远,至今仍是学界的重要课题,但对这类研究的反思即“如何能”的元理论问题,有待加强其理论研究的自觉性。第三是中国建筑史专题研究日益深入,使得建筑史学的多学科性质表现非常突出。专题研究顺应了建筑史学的多学科特性,这些成果也日益促进了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层面的跨学科思考。第四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建筑理论的大量译介引入,各类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日趋呈现出多样化格局,这一方面大大提高了中国建筑史学的学术底蕴,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语言表述方式错综复杂,导致了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在多元化的开放格局中也有学术失语症的危险。这些都促使我们要从元理论层面检省学科基础理论的前提、问题逻辑关系、研究方法有效性、理论结构的完善性、论证范式的合理性、研究目标及意义的方向性、文化传统的合理性以及多学科协同创新的跨学科研究可能性,等等。
整体来看,目前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现状是梁刘学术体系的主流地位与建筑史学基础理论多样化研究方式并存。就前者而言,当资料积累与研究系统性达到一定阶段,就步入量的积累阶段,这些理论前提、方法基础所表现出的学术气象如果不能给予严肃深入的反思,是难以适应中国建筑的时代发展、难以在新的学术条件下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其学术影响力也会受到阻碍。就后者而言,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多元化的研究方式既孕育着开拓创新的资源与契机,也存在着冲突矛盾的传统断裂与学术失语问题。正是这些现状,导致了当前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涌现了各个层面的基础理论反思与学术史回顾总结的工作。这些工作既为解决中国建筑创作的本土与民族性问题,也为解决中国建筑史学的学科自明性及其价值意义问题。这也就是吴良镛先生一再强调呼吁的加强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研究的原因所在。
三、当前国内建筑史学的基础理论问题
(一)关于中国建筑史学学科性质问题,几乎公认为属于历史学科范围,但对其具体性质的认知有不同看法,大致有文化史论、科技史论、综合史论以及艺术史论等几类观点。从综合性的历史学科观点来看待中国建筑史学的学科性质无疑占主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观点客观体现了中国建筑史学学科在历史维度下的多学科性质内在要求,也能与建筑学的综合性质保持内在的联系。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持何种倾向,关键在于深入把握该学科的历史理论与建筑观问题,如此才能回到元理论层面充分发挥中国建筑史学学科性质问题的理论建构作用,而不是流于学科之间性质的简单比附。
(二)关于中国建筑史学的学术史总结与反思。通过学术史的总结来把握学术发展脉络,并以此反思辨析研究现状(即“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这是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不二法门。国内学者很早就注重中国建筑史学学术史的编纂或介绍工作,并在不同程度或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建筑史学学术史展开了积极的总结与反思,成为国内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这些讨论大多是借史立论,探究当前及未来中国建筑史学的发展趋势,从历史维度总结阐发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相关思考。应该注意到,中国建筑史学史自身也有一个编史理论问题,这是需要给予更为自觉反思与探索的中国建筑史学元理论问题之一。
(三)关于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框架的构建问题。刘托《建筑史学研究的再审视》一文较早反思并提出了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总体结构问题,具有启发意义。顾孟潮《关于建筑史学学科发展的思考》一文在论述中国建筑史研究现状中,提出的“有学科无科学结构”问题也涉及相关问题。彭怒《关于建筑历史、建筑学理论中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一文移借一般历史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理论架构对建筑史学基础理论框架给予了初步探讨。总体来看,当前关于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构成要素、体系逻辑关系等问题讨论尚不成熟,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元理论与对象理论的关联性思考,这是有待深入的课题。
(四)中国建筑史学的元理论问题。国外建筑史学大多依助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的理论模式,来展开建筑史学元理论问题的讨论。近些年来,国内学者也逐渐对此给予了自觉关注,并展开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反思。比如有的学者尝试运用西方历史哲学、科学哲学的问题分析方式,对建筑历史的事实问题、建筑历史的前提与假设、建筑历史的叙事与表现等问题给予初步解析(《建筑的历史哲学问题》,《建筑与文化》2010年第3期)。有的开始明确提出建筑历史认识论的问题:“1、建筑历史的研究对象是否客观?2、建筑历史的研究对象是否可被认识?3、各种历史认识如何被检验?”(潘莹《建筑历史研究的哲学反思》)这是从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展开建筑历史认识论的初步讨论,属于建筑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还有的学者对建筑历史研究的意义和方法给予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反思:“建筑历史研究领域的问题实际上可以还原为几个彼此相关的基本问题:建筑活动主体的自由意志同建筑历史的关系如何?建筑技艺的历史领域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建筑学就其本质以及与其他学科(艺术、科学和技术等)的关系而言,其历史的演进与变化是决定的过程还是非决定的过程?我们的建筑历史研究便是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谭秀江《建筑历史研究方法初探》)这是非常典型的建筑史学基础理论中的元理论问题,具有较强的问题逻辑性,显示了在建筑史学元理论问题上的自觉意识。这些趋向值得关注。
(五)关于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研究方法论问题,可以包括一般方法论体系的思考,也可包括方法论内在逻辑过程的思考(如建筑历史事实的确定方法、建筑历史解释方法以及两者之间逻辑关系的理解方法),另外也可包括跨学科方法问题、研究方法的类型问题等。王贵祥先生参照西方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的方法理论,将中国建筑史学的基础研究方法分为四大类型(王贵祥(建筑历史研究方法论问题刍议》),即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考古学式研究方法、谱系学式研究方法、解释学式研究方法。曹汛先生继承传统并发扬了刘敦桢先生文献精密考证方法,进而明确提出建筑历史事实确定的基础史学方法论问题(参曹汛《中国建筑史基础史学与史源学真谛》《走进年代学》等)。赖德霖从对象理论层面对中国建筑史学已有成果的研究方法问题给予了较为全面的介绍,显示了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方法的多学科、跨学科属性以及史学方法的基础地位(赖德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科学的结合—中国建筑史研究方法初识,兼议中国营造学社研究方法“科学性”之所在》)。冯晋先生则从西方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维度揭示了中国建筑史学所蕴含的更为深刻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对建筑环境的研究是可以超出对古代建筑的形式与构造的客观性研究去探索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建筑意象,从而发现建筑的深层涵义。”(冯晋《超乎形构之外——中国建筑史学反思》)这一洞察属于建筑史学元理论层面的方法论反思,与舒尔茨以建筑现象学为理论旨趣的建筑史学研究路径契合,国内近些年来出现了人居环境史研究的热潮,也与这样的建筑史学方法论有密切关联。只不过国内不少学者并不以此为宗旨,而是更为自觉地深入探索我们自身民族传统中本土文化价值与古典审美价值在规划、设计方法中的智慧。这类一般方法论的思考,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具体研究路径的问题,而是上升到建筑观、历史观层面,也直接关涉中国建筑理论未来发展走向,对于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也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六)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向度分析。所谓“向度”,是指建筑史研究群体“所分别抱有的旨趣或动机、所分别认定的认知目标和对象、所分别采纳的研究角度和方式、所分别追求的认知价值和意义”(袁江洋《科学史的向度》)。由于中国建筑史学具有复杂的知识结构与多重学科属性,中国建筑史学研究表现出的几个重要向度值得关注,诸如建筑学向度、史学向度、文化向度、艺术向度、科技史向度、社会学向度、哲学向度等。除了学科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所产生的向度外,还有一个由文化差异产生的比较研究向度。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提出,一开始就有比较研究的向度,从营造学社之前的国外中国建筑历史研究就存在这个问题,营造学社期间则明显表现为民族主义倾向,李约瑟中国建筑历史研究则是站在新的文化平等交流基础上形成的中西比较科学史趋向。而在现当代的中国,则表现为更高层次的东方建筑及全球化趋势下的本土建筑与国际化问题。可以说,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中至始至终都有一个比较研究向度问题,不同历史时期其表现的具体主题有别,但基础理论及其方法的问题则是同质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比较研究向度是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深层问题之一。
四、小结:新的方向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建筑史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存在着多元化的语境和不同的理论前提,这些对于建筑史学基本性质的理解不失为特定角度的观察,展示了由各类立足点出发形成的多样化选择路径。无论如何,只要能够自觉地对其语境、前提给予深刻反思,都将会促进中国建筑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问题中心理论 篇8
1 问题意识的培养
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意识到的一些难以解决的、产生怀疑的实际问题或理论问题时产生的一种困惑、探究的心理状态。按理说问题意识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 并不需要培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哥尔福德说:“生活就是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就是增长智慧。”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是人类活动的核心内容。请看孩子刚刚学会走路时, 就试图摆脱成人的束缚, 离开成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习惯了的大马路, 去到那泥塘、石子、杂草丛生的不是路的路上去走。说它不是路, 是从成人的眼光说的;说它是路, 是从孩子的眼光说的。孩子们本来并没有关于路的概念, 那是因为家长的反复教导和强迫, 孩子才放弃了每次不一样的路, 走上大家公认的马路[4]。但是鲁迅先生却说:“世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变成了路。”这句话确实发人深省。
有人称“儿童就是哲学家!”此话一点不假。传统教育理论和现代教育理论的分水岭在于是否以儿童为出发点, 现代教育理论强调以儿童为其起点进行教育。随着年龄的增长, 问题意识有淡化趋势, 所以学生的问题意识需专门培养。我们可以看到如下情景, 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小手如林, 小学高年级的逐渐稀疏, 到了初中举手的则是寥若星辰了, 到了高中则再没有人举手。他们懂得了回答问题的规矩, 并知道不回答、不提问, 不会有什么麻烦, 而回答得不好却会有不愉快的结果, 这是其一;其二, 教师的所有问题都是有标准答案的, 提问仅仅是一个手段, 人们渐渐地学会了消极听课、等待教师自问自答。随着这种态度的发展, 问题意识也日渐淡化。等到了大学生和研究生做学问时才会发现, 以前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能力对科研和发明创造是相当重要的, 可是“定势”局限了他们的思维能力。
2 以问题为纽带, 将问题贯穿于教学过程各个环节
在学习中提问, 在提问中学习, 这是科学得以进步的原动力。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 基本上是靠复现性问题和结论性问题来实现对学生的知识传递的。但在上述两种提问的方式中, 都是让学生去接受书本上现成的知识, 而并没有充分考虑教会学生如何去创造, 因此不可能很好的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而学习的根本目的是更好的为人类服务。例如, 根据万有引力定律, 科学家制造了地球卫星。所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对其进行创造性提问, 使其具有创造性思维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刻不容缓的任务。许多科学发现都是从问题中得出来的, 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时的问题是:苹果为什么会落地?如果拿该问题去询问一个没有科学头脑的人, 他肯定会说:“废话, 苹果不落地, 落哪里?难道会掉到天上去吗?”而牛顿却由此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他想, “树上的苹果为什么会落在地上而不是飞到天上呢?苹果树再高, 苹果也要落下, 因此苹果落地与树高无关;如果树高过月球, 苹果会不会从月球上落下来呢?月亮不是一个大苹果吗?为什么它不会落到地球上呢?”等一连窜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最终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3 进行创造性提问, 培养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提问就是在教学中提出创造性的问题, 进而引发创造性思维的教学。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什么是创造性问题。一个问题要具备创造性, 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一是, 问题应该能够使学生了解前人进行创造的实际过程。二是, 问题应该能够使学生实际的尝试进行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这是我们在教学中分析一个问题是否具有创造性的出发点。而对一个具体的问题来说, 判断其是否具有创造性应考虑以下两方面内容:第一, 问题与学生现有知识水平之间的关系;第二, 问题的提问方式。也就是说, 如何提问才会使他们按你所预期的方向去积极思考, 踊跃回答, 避免出现学生遇到问题时, 感到“狗咬刺猬没地方下口”。创造性教学的提问主要是让学生了解前人研究和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这方面科学史、化学史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科学的发展是随着问题的提出———解决———实践中再提出———再解决的模式。科研人员带着问题去研究、去工作叫“做学问”。大学生带着问题去听课、去学习, 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就是在问与被问, 回答与被回答间得以形成的, 问题能力在于学生, 能不能以问题贯穿教学就得看我们教师的水平。有些问题比较简单, 而大部分问题都十分复杂,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发现问题的技巧。这门技艺不是天上的星星, 可望而不可及, 而是普通的工具, 通过学习人人都可以掌握。学习的方法一是理解, 二是练习。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就会获得面对问题时所必须的勇气。
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科学上, 有些人往往因为问题太多而沮丧泄气, 这是由消极的问题观造成的。我们不应该诅咒问题, 相反应该感谢问题。问题不仅给人类的想象力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给人类的思想加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 而且还给人类提供了大部分的谋生手段。如果人类永远正确, 永远不犯错误, 事情就永远不会弄糟;如果棘手的问题全部扔到月亮上去了, 现在许多人的工作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更多的问题, 掌握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方法, 树立起正确的问题观, 把问题看成机会, 而不是看成痛苦和灾难, 人类的生活就会变个模样, 我们就会充满给与感、成就感和幸福感。
摘要:该理论是继现代教育三大理论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也是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教育模式的分歧点。以问题为中心进行教学, 是近年来推行素质教育的一个主题。
关键词:问题,理论,创造性思维,问题意识
参考文献
[1][2][3]张卓玉, 王维平, 马兆兴, 常学勤, 编.现代教育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学生中心理论P18, 学科中心理论P41, 教养中心理论P68.
[4]袁振国.教育新理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论婚姻基础的问题 篇9
一、现阶段我国的婚姻现状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并不是所有的婚姻都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如果过分强调所有的婚姻都必须以爱情为基础, 那么这不仅是不可能的, 而且也是不现实的。据有关方面的统计, 目前我国农村的婚姻有40%以上是通过“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而缔结的。在这些婚姻中并没有很多的爱情基础, 然而他们大部分的家庭也幸福、美满、和睦。在大多数农民看来, 结婚无非是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 完成人生的一个环节。因此, 许多农民都是先结婚后恋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 其中主要是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 家庭仍然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 农民的文化程度较低, 甚至有许多文盲, 造成了愚昧和无知。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他们的婚姻没有爱情, 就把这种婚姻说成是不道德的, 让他们离婚重组新的家庭。如果这样, 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破坏我国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 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
恩格斯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 用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思想来阐述恋爱、婚姻、家庭的历史发展演变。人类的婚姻是一个从没有爱情到有些爱情, 最后到完全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因此, 恩格斯提出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针对理想社会也即共产主义社会而言的。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 这种婚姻才能完全实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 对失去了爱情基础的婚姻一律强行采取离异行为, 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这种完全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能以“继续保持爱情”作为衡量婚姻的道德准则, 这是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生产力高度发
再为婚后生活操心, 同父母、子女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赡养、抚养关系了。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没有爱情的离婚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生活上的不幸, 不会带来任何社会问题。双方解除了没有爱情的婚姻之后, 会生活得更加幸福、愉快。
二、婚姻自由与法律约束
我国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离婚自由”, 这是对主要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一个重要补充和法律保障。情感因素是婚姻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 没有一点爱情的婚姻, 双方性格不合, 整天吵吵打打, 家庭不和, 这种婚姻关系不应继续维持, 而应友好地离婚, 这是处理我国现行婚姻关系的道德原则和法律准绳。无论是由于婚前选择不慎的原因, 还是婚后由于感情随着某种主观和客观的因素而变化的原因, 只要双方感情确实已经破裂, 无法补救, 那么就要正视这个现实, 友好地分手。反之, 如果只是靠良心和义务的纽带, 而缺少“系心带”来维持婚姻家庭, 只能加剧双方的痛苦, 是不道德的。但是, 对于“离婚自由”不应当作错误的理解, 甚至加以曲解, 去为对待婚姻问题的轻率和喜新厌旧的错误作辩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应慎重处理离婚问题。对有离异思想的要进行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并调解, 使之和好如初。要使夫妻间爱情永存, 双方就必须自觉地做到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只有这样, 才能使爱情经受住各种考验, 才能使爱情的内容更加充实和丰富, 使爱情之花永不凋谢。
三、完全以爱情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婚姻
人类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后, 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平等, 妇女摆脱了家庭奴仆的地位。完全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 在共产主义社会已具备了实现的条件。人们不会也没有必要考虑婚姻的经济基础了, 把爱情的因素提到了首位, 没有爱情的婚姻将不会存在。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符合道德的。因此, 恩格斯说:“结婚的充分自由, 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 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 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 除了相互的爱慕之外, 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实现理想的婚姻关系就是“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 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 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
婚姻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它既不是从来就有的, 也不是永恒不变的, 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的。婚姻的基础也是如此, 不同婚姻, 其基础是不同的。同一种婚姻形式, 在不同的社会里, 其基础也是不同的。婚姻这种社会现象在其长期的发展和进步中, 逐渐把爱情的因素提到了首位, 而把影响婚姻的其他因素逐渐地抛弃了。从主要以生理需要为基础的婚姻发展到以经济为基础的婚姻, 发展到主要以爱情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婚姻, 再发展到完全以爱情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婚姻;从无爱情的婚姻发展到有爱情的婚姻, 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对它的认识和处理, 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对婚姻基础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 1972.
基础理论问题 篇10
关键词:英语基础教育,教师,问题
一、英语基础教育研究的几方面问题
笔者和课题组成员通过对黑龙江省边远地区英语基础教育的调查和研究, 从几个方面总结出研究成果,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1.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方面。
教学能否顺利展开, 教育策略能否正确制定,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些部门应该给教师创造良好的教学工作环境, 在教学中赋予教师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度, 鼓励教师大胆创新, 允许教师有自己的新见解, 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 教育行政部门应对中小学外语教学进行科研领导, 自上而下组织制定政策, 把握住英语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
2. 教师方面。
A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英语教师的教学理念, 教师的教育理念决定了教师的教学。教师的学习观决定了教师的教学观。B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师是否能够有扎实的教学基本功, 是否能够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不断完善知识体系, 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 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之外, 是否能够涉猎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 使自己具有更开阔的教学视野。C教师的学法与教法。教师本身要善于学习, 会学习, 教师是否能够正确运用学习策略, 决定了教师是否能够采取正确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
3. 学生角度。
从学生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学习风格、学习策略使用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
4. 教材角度。
英语教材在英语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 因为教材是英语课程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选择和使用合适的教材是完成教学内容和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质量和水平高的教材对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而编写水平低、编写质量差的教材在英语教学中却起到消极的作用, 教材的选择应该以学生的需要为依据, 而学生的需要却因时因地而变化, 因此, 即使是很好的教材, 也可能因为不符合学生的需要而起到消极的作用, 使教学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教材只是实施英语课程的手段, 在实际教学中, 既不能否认教材的积极作用, 也不能盲目崇拜教材, 应根据教学的需要, 合理、有效地使用教材。也可根据本校及学生的情况, 编订校本教材。
二、基础教育中英语教师存在的问题
1. 教师专业水平差距大、良莠不齐
笔者通过对黑龙江省几个市县的中小学进行调查, 发现英语教师的专业水平差距大。主要表现在小学的英语教师方面。笔者发现许多小学的英语教师都不是英语专业的毕业生。有一个小学竟然所有的4名英语教师都没有经过英语师范教育的培养, 也没有进行岗前英语教学培训。当然, 不能完全否认这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积累经验, 专研教学, 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英语教师。但是, 从教育的原则上来说, 教师在教学前, 应该具备系统的学科专业知识能力。具体包括:掌握英语语言, 从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掌握语言, 要达到高度的熟练。就是说要从语言学上掌握语言;从语用学上了解英语, 了解英语文化知识, 明晰语言文化差异;了解英语学习理论和英语教学理论, 能够了解除了智力, 动机、学习方式、学习策略等都是影响学生英语学习的重要因素;了解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的要求, 并具有对本学科进行探究、批判性分析的能力。
2. 教师是“教”教材而不是“用”教材
《英语课程标准》在教材使用建议中明确要求:教师要善于结合教学实际, 灵活地和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对教材的内容、编排顺序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取舍和调整。这种新的教材使用观念, 对于习惯教教材的教师是一种挑战。根据调查和访谈, 我们发现, 绝大部分教师都是按课本的编排来教教材, 教材上的所有内容, 无论学生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 教师都按照教材编写的顺序和教材编写的要求进行教学。教师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教师长期教学中形成了思维定势, 习惯按教材的顺序和内容进行教学;教师教学任务繁重或者为了方便, 没有精力或者不愿意对教材进行整合, 对学生进行分析;教师不了解课程标准, 不能准确把握教学要求及各阶段学生应达到的级别, 不知道教材哪些内容可删, 哪些该增补, 缺少整合的能力;中学教材主要体现任务型教学和交际教学, 很多教师在语言知识上, 由于水平和能力, 不能灵活驾驭语言, 因此, 只能“教”教材。
3. 教师教学方法不当
教师的语言观、教师的教学观对英语教学有着重要的影响。传统的语言教学观认为词汇、语法是语言教学的基础, 因此, 英语教学中更注重词汇、语法的教学, 把语言学习分为可割裂的结构, 忽略了听的教学。现在黑龙江省初中英语课本主要采用人教版的“新目标”英语, “新目标”SEC-TION A都是听说课, 在SECTION B中, 听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但是通过笔者调查发现, 很多教师都没有发挥这些听力教材的应有作用, 有的教师由于教学观念的影响或者教学设施的限制, 根本就不进行听力教学, 而是直接让学生参考书后的听力材料文字资料, 把听力课变成了对话练习。而对于配套的听力教材, 也没有发挥作用, 不是每单元听, 而是在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前集中完成, 达不到训练听力的目的。
4. 教师对学生缺少学习方法、学习策略的指导
了解学生如何学, 是教师决定如何教的重要前提条件。片面强调语言知识的学习和低级技能的学习而忽视了学习方法、学习策略等高级技能的培养, 直接结果是学生不会学习。通过课堂观察发现:学生往往只学习老师教的词汇和句型, 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而不会通过现象看本质, 也不会以点及面。“新目标”英语的编排以功能意念为纲, 每单元有承载着一定语法项目的表达。“新目标”八年级下册第二单元:What should I do?学生不仅会本课单词、掌握句型。更应该教会学生如何讨论问题, 如何给出建议等, 并学会should等情态动词的用法。以点及面。教师应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学习策略指导。
三、对于英语教师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
通过对以上英语基础教育中教师所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英语教师进行培养:
1. 贯彻英语新课程标准, 转变教师观念
英语新课程标准融合了很多新的教育理念:注重能力培养、突出主体实践、体现灵活开放、采取过程评价。新的理念和要求必须通过教师的实践教学才能落到实处。英语教师必须通过学习培养自己的教学意识和教学能力, 转变教学观念, 树立新的教学信念。
2. 熟练专业课程, 构建教师知识
基础教育的英语教师应该具备牢固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英语学习理论和英语教学理论知识, 并且能熟练运用英语。
3. 提高教师教学管理能力
教师必须具备的教育胜任能力包括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班级管理、学生成绩评价以及学校管理等。教师的教学管理能力是衡量教师培养效果的核心标准。英语教师所在学校、地方教育当局应对教师进行指导, 并给予学习、培训的机会。
参考文献
[1]新目标英语八年级 (上、下) [M].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2]文秋芳.英语学习策略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3]鲁子问.英语教学方法与策略[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医院财务实践与理论问题研究 篇11
【关键词】会计制度;医院财务;财务实践
1.医院财务管理现状
1.1缺乏严格的预算管理
在目前的公立医院财务预算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医院的财务预算流程不规范、预算过程中主观臆测比重较大、预算方法缺乏科学性、预算过于形式化,这些问题都严重地影响了医院财务预算的效果。
1.2缺乏严格的成本核算
在我国公立医院长期发展过程中,通常采用较为简单的成本核算方式,根本无法对医院的实际成本情况进行反映,难以发挥成本核算为医院管理提供可靠数据信息的作用。因此,为了有效地改善医院的成本核算质量,新出台的财务会计制度对账务的核算工作做出了新的规定,对一些不尽合理的规定予以废止,同时更加明确账目的核算明细,并且在此基础上对成本的控制及分析的内容进行了充实。
1.3风险意识不足
在目前的医院财务管理过程中,财务人员普遍认为只要做到合理使用资金就不会产生财务风险。这种缺乏风险意识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目前我国的公立医院由国家进行差额拨款。因此医院财务人员必须要有足够的风险意识,要真正地认识到市场经济背景下医院所面临的风险,不断深化和加强医院的财务预算水平,提高医院抵御风险的能力。
2.新财务会计制度的主要内容
在医院固定资产的核算环节,在采用旧的制度进行核算时往往出现账目价值不属实,以至于出现医院固定资产虚增的现象,相比之下采用新的财务核算制度明确了计提折旧的净资产核算方法,提高了固定资产核算的精确度。而且,在新的医院财务制度中,还对医院的薪酬、预收款、风险基金等项目的核算进行了明确,使得医院财务核算更加贴近于医院的实际情况。其次,新的医院财务会计制度明确了全口径收支以及对医院现金流管理的方式,实现了财务管理与财务预算的有效结合。在新实施的医院财务会计制度中,将基于企业化的财务预算和基于事业单位的财务核算制度进行融合,充分地体现出目前公立医院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双重属性,这一点恰好与国库的改革政策相一致。而且,新的財务会计制度对全口径支出进一步明确,并且将医疗、教学、科研合理进行划分,同时增加对公立医院科研的扶持力度,彻底改变了在传统的财务管理中将医院科教资金列为专项基金而不进行财务核算的做法,这也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增加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和透明性。在诸多的新措施中,现金流量表的增加对于医院的现金流管理有了很大程度的强化,而且随着目前医保制度的深入实施,在未来的医院现金流管理环节中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时,建立较为完善的财务报表体系,使得医院财务管理更加完善,财务信息也更加具有实用性和真实性。在新实施的医院财务会计制度中,其财务报表体系包含了收支费用报表、收入明细表、现金流报表以及国家财政补贴报表等,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善医院财务报表体系。新的医院财务报表具有较为完整的体系,而且整体财务报表体系更加接近于企业化的财务报表体系,能够对医院财务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予以展示。这种新的医院财务报表体系更加复合相关政府部门和医院自身的管理需要。同时,在新的财务会计制度还将注册会计师制度引入其中,这样使得医院的财务会计制度变得更加完善。
3.新财务会计制度的实施对策
3.1实现财务管理制度化
建立健全医院财务规划制度。医院财务规划制度是指通过对医院历史资料及财务状况的分析,确定医院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财务预测,同时对接下来的医院财务决策进行合理的决策,进而指导整个医院的财务规划。财务规划可以很好地指导医院的财务活动,对于提升医院财务决策的质量有着重要帮助,因此医院财务规划理应引起医院管理人员的高度重视。
加强医院的财务分析工作,实现对医院财务过程和结果的有效控制。在新的财务会计制度中,对医院财务管理的评价指标进行了明确,需要医院对财务预算、结余、成本、收支明细以及发展潜力予以分析。这些新的制度对于提升医院的财务分析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通过对医院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财务情况进行分析,实现对医院经营状况的科学化分析,有利于医院发现潜在的经营管理问题。
建立有效的医院业绩评价和激励制度。在新的财务会计制度中,对于医院的预算、成本、资产以及政府补贴方面进行了规定,将医院的财务管理同绩效考核制度相结合,同时实施行之有效的奖惩制度。因此,在新的制度实施过程中,医院必须充分建立起有效的责任、权利制衡机制,促进医院的健康良性发展。
3.2健全成本管理机制
实现医院成本管理系统的建立健全。在新制度对医院成本核算要求的作用下,必定会推动医院成本管理系统的不断完善。通常情况下,医院成本管理系统主要针对医院成本领域的管理及其控制体系,其具体的实现主要通过四个要素的相互作用。首先是成本管理系统的组成,即医院需要按照成本管理机构的智能为其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并且按照职责关系确定各个部门的关系,以更好地实现系统内部机构的相互协调和密切配合;其次是成本管理系统的程序设置,主要包括了管理系统的设置目的、权责范围、管理权限以及具体的工作流程等;再次是成本管理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成本发生及其管理的过程;同时医院资源也同样是成本管理系统的要素之一,是成本管理的重要对象。成本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科学的方法实现对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实现医疗成本的有效控制,达到降低病人费用负担的目标。
优化医院的成本分析及成本控制。医院成本分析主要是指通过科学的方法对研究对象的相关信息进行关联分析,这其中包括分析的成本参数、目标完成情况、成本预算情况,将这些目标与往年的数据信息、同行业医院的数据信息进行比较,已确定医院的发展目标完成情况,同时还可以在较深层次上挖掘医院的发展变化规律信息,对于进一步确定医院的低成本对策大有裨益。
3.3促进医院财务风险防范制度的完善
建立健全医院风险防范制度。医院财务风险防范的关键在于风险防范制度是否完善,因此构建完善的风险防范制度对于加强医院的财务风险防范是十分有利的。在新的财务会计制度推动下,对于财务的成本核算、预算、考核等都有了新的规定,因此建立健全医院财务风险防范制度势在必行。
进一步强化医院的财务风险管理意识。新的财务会计制度对医院的财务管理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将进一步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财务风险意识,同时医院的各个科室和部门也都将按照财务预算的要求进行财务控制,切实将财务风险防范意识贯彻到医院日常管理中。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财务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予以强化,使得财务人员具备财务风险的判断和预测能力,进一步提高医院的财务风险防范水平。
4.结论
新财务会计制度在诸多方面的改进极大地影响了目前的医院管理工作,推动了我国医院管理的改革。同时随着财务预算、成本分析、成本控制以及财务风险防范规定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医院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对于提高我国医院的整体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大有帮助。
【参考文献】
把握问题导向推进理论创新 篇12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确立了理论创新是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方面创新的核心和灵魂,是推动人类创新活动的巨大精神力量。
从对林业局两级党组织理论创新成果调查情况看,理论创新存在共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在思想上,缺乏热情和动力,理论创新自觉性不高;二是存在素质短板,支部活力不够,组织不力,创新力不强,没有发挥党组织在理论创新中的细胞作用;三是在管理上,制度机制不健全,缺乏系统的管理,考核力度不大,压力不够,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健全,管理制度不完善;四是在执行中存在作风不实、载体缺失,形式单一,忽视理论创新的探析和承破立的现象;五是在实践上学风不浓,存在缺乏理论联系实际,指导实践的效果不明显。
一、着眼于信仰建设,提高“理论创新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认识
要牢牢把握“理想信念”这个根本点,认真抓好基层党员队伍思想建设,一是抓规划。分阶段、分层次、分专题地进行规划,将理论学习活动分成集中学习、宣讲研讨、总结验收三个部分,通过“三会一课”、党校教育、理论宣讲、红色考察、党建文化引领等,做好理论创新在党组织中的渗透。二是抓宣讲。综合运用阵地式、菜单式、谈话式、示范式、网络式、组团式、课堂式、演讲式、体验式、零距离式等理论宣讲方式,用群众熟悉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道理、传播党的理论,使理论根植于群众之中。三是抓实践。组织党员干部考察革命圣地,在实践活动中感受红色文化,开展主题鲜明的演讲、征文活动,通过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党员头脑,使党员干部常怀忧党之心、常做护党之事、常恪兴党之责。
二、着眼于激活党的肌体细胞活力,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成为理论创新的坚决践行者
(一)树立抓“一班人”的观念。
要树立抓“一班人”的观念,通过学习、培训、帮扶等方式提高“一班人”的综合素质,使之摆正位置,明确责任,正确行事,发挥在理论创新中“头雁”的作用
(二)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
在理论创新和政策宣讲中,建立“一个网格+一个党小组+一个服务团队”模式,吸收党支部书记、党员、预备党员和志愿者等作为网络员,进入理论创新队伍,增强基层党组织力量。
(三)系统打造党群义工服务平台。
根据职业、地域、年龄结构等情况,灵活划分组建文化社团、群团、老干部等专业服务分队,开展理论宣讲专项服务。四是推进服务载体创新行动。开展党员理论创新大调研活动,推行“双岗双评”、积分管理等制度,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让党员把深奥的理论讲浅显,把抽象的道理说具体,使广大基层党员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五是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加大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学习的投入,加强硬件建设,提供必要的设施设备保障。
三、着眼于把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理论创新中强化管理、促进发展
(一)加强领导。
建立党组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部署指导检查相结合的领导责任制。做到领导带头学、带头讲、带头写、带头用。
(二)强化机制。
要把理论学习与统一思想、保持步调一致结合起来。执行个人自学、集中学习、学习体会交流、学习检查制度、学习成果通报五项制度,做到时间、内容、人员、效果“四落实”。
(三)服务发展。
要通过专题研讨会、总结和梳理意见建议。围绕事关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重点工作精心设计专题,坚持议中心、谋实策、集思广益,缜密研讨,科学制定转型目标,让理论创新融入工作中心,参与决策、服务发展。
四、着眼于解决基层党员干部工作作风不实的问题,严抓细管促理论成果转化
(一)建立理论建设评价体系。
要围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完善理论建设评价体系。做到用党章管干部,支部用党章管党员,党员用党章管自己。
(二)建立考评激励制度。
制定理论创新考评标准和办法,每季度对党总支和党支部进行动态查评,确保理论创新扎实有效地开展。
(三)确保理论转化为成果。
在全局开展以创建“学习型、责任型、事业型、发展型、廉洁型”为内容的“五型”领导班子建设活动开展以“思想大提高、工作大检查、作风大整顿、岗位大练兵”为主题的活动,把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执行力。
五、着眼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让理论创新在基层生根、开花、结果
(一)要强力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要充分利用林区现有的《运用加减法学好经典读好书》理论创新成果,确保党员干部在运用加减法带着信仰学、带着问题学、带着责任学、带着感情学。在学习方式上,基层党组织要采取读、谈、看、写、听五种形式,激发基层党组织全员参与理论创新。
(二)坚持问题导向的关键在于解决问题。
实践证明,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内在统一起来,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一套林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长效机制,为理论创新营造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