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础理论（通用12篇）
新基础理论 篇1
摘要：新课改理论基础的讨论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相关概念的分析, “新课改的理论基础”这一命题存在内在的缺陷因而缺少正当性和合理性。基于“基础”的本质内涵来考察, 理论无法充当新课程改革作为社会实践变革的基础。新课改需要理论, 不同性质和层级的理论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实现对于新课改的价值与使命。
关键词：新课改,理论基础,动因,价值
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讨论是新课改学术争鸣中的热点问题之一, 众多学者专家参与其中, 发表了各自不同乃至矛盾与对立的观点, 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 蔚为壮观的讨论背后, 对于“新课改理论基础”这一命题本身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却缺少本体层面的追问。基于“基础”的本体含义考察新课改理论基础这一命题, 或许对于我们理解新课改与理论的关系以及理论对于新课改的价值带来新的启示。
一、新课改理论基础的讨论及其主要观点
1. 新课改理论基础的讨论扫描
新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讨论发端于2005年5月靳玉乐、艾兴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的《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一文。该文指出:“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改的理论基础, 要旗帜鲜明地明确新课改的理论基础”, “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1]以此引发了课程改革理论基础问题的大讨论。《中国教育报》 (教育科学版) 专门开辟专栏进行讨论, 持续了半年之久。针对靳文的观点, 同年8月高天明在该报撰文, 认为“课程理论必须在知识、文化和社会三个维度去解决, 马克思的认识论基础不是课程理论所要讲的直接理论”, [2]对于新课改的理论基础“不能够泛泛搬用马克思的认识论”, “应该在课程哲学上多做些具体和深入的探讨”。[3]王华生对两种观点进行了整合, 认为“新课改应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论为指导思想与多样化理论相结合的原则”。[4]马福迎进一步指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又广泛吸收了当今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这次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鲜活的、清晰的、也是先进的”。[5]崔国富则从另一个层面指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问题, 并不是具体的课程理论本身的问题, 它实质是深层次的教育思想观念问题。换言之, 并不是课程改革设计方案所依据的具体理论不清晰、不明确, 而是我们的教育基础理论模糊不清, 教育思想观念的改革还没到位”。[6]新课改理论基础的讨论引起了众多教育理论工作者的参与, 纷纷撰文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至今仍余音不断。
2. 讨论所反映的主要观点
概览新课改理论基础的讨论所反映的观点, 大致有三:一是一元论, 即新课改只有一种主要的理论作为基础;二是多元论, 认为多种理论共同构成了新课改的理论基础;三是模糊论, 认为新课改理论基础模糊不明, 缺乏清晰的理论基础。
一元论承认新课程有且仅有一种理论基础, 即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如靳玉乐等认为“在课程改革中, 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赖海燕等也主张, 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新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新课程改革的哲学基础”。[7]王策三先生也基本持这一主张:“关于指导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思想理论和根据, 是有明确共识的。我们教育的基础理论是‘全面发展学说’”。[8]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新课程改革的唯一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其他理论虽然有其重要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 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属于同一层次, 不能构成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
多元论认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应坚持多元化, 在课程改革的国际大背景下, 应放眼世界, 采取“国际视野”, 兼收并蓄国际国内一切先进的教育理论作为我国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如有学者指出:“鉴于新课程改革既具有现代民族特色, 又具有‘世界眼光’, 其理论基础必然具有多样性特征。”, 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同时, “积极借鉴与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教育和课程理论……有现代课程理论 (如布鲁纳的结构课程论、布鲁姆的掌握学习理论以及目标分类学等) 和现代教育论 (素质教育思想、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等) ……后现代课程观、建构主义教育观和多元智能理论等”。[9]还有论者更加明确地指出:“我国这次的课程改革, 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 坚持理论的多元性, 融会贯通, 理论基础厚实, 具有时代性、全球化的视野, 是正确的。”“我国这次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除了‘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 还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外, 还有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马克思的全面发展学说等”。[10]
另有论者指出本轮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含混不清”, 没有谁对“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作出明确的回答, 这会导致“改革实践的不知所措”。[11]也有论者提出:“这次新课改的理论支撑到底是什么?……从某些带有倾向性的倡导和似曾相识的概念中, 我隐约觉察到这次新课改的理论支撑相当匮乏和凌乱”。[12]还有论者认为新课程改革“实际上反映着两种教育思想观念——培养塑造人与引导生成人——的激烈碰撞。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观指导下, 新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必然暴露出模糊的问题”。[13]也有人认为新课程理论基础之所以“模糊”, 是“由于正式的政策文件推进文本以及解读文本中缺乏有关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阐述和说明”, 从而导致了“无论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还是一线的教育教学实践工作者都对本次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问题进行了质疑”。[14]
二、“新课改理论基础”命题的不合理性
1. 概念运用中的问题
纵观新课改理论基础的探讨, 论者众多, 观点各异, 各说各理, 难于统一。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口难调的歧义,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相关概念的运用中存在的误用、混用等问题, 缺少统一性。诸多争论看似针对某一问题的探讨, 实则站在各自立场, 自说自话。如在“理论基础”概念之外, 还有诸如“指导思想”、“理论依据”、“理论支撑”等, 很多论者并未对这些概念加以解释、辨析和比较, 就想当然地使用、甚至混用或通用, 使本来就模棱两可的问题, 更加难以把握。如有论者归纳了讨论中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两个概念的使用情况:“第一, 将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等同, 认为应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探讨”;“第二, 认为理论基础应在哲学层面上探讨”;“第三, 认为理论基础应在操作层面上探讨”。作者在极力分析和比较二者的使用层次时, 却又归纳出“一种观点主张, 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 要坚定不移地将马克思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理论依据”的观点。[15]这种观点本身就把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当做同一概念使用。另有论者既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指导思想, 也作为理论基础, 又可作为理论依据, 但到底是指导思想还是理论基础, 还是理论依据, 抑或三者兼具, 根据何在?还有作者在探讨同一论题时, 论点是讨论理论基础问题, 但在论证时却用理论支撑、理论依据等概念;或者, 明明是在讨论理论基础问题, 在引用别人文献作论据时, 却引用理论依据、理论支撑的说法, 让人产生偷换概念之感。这种对相关概念的误用、混用甚至乱用的现象, 反映了论者对概念的本体含义缺少清晰的界定, 把本来似是而非的概念当做确真的含义使用, 从而悬置了事实, 遮蔽了真相。
2. 命题本身的不合理性
“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这是本次讨论的关键语。人们往往从论题所指的内容或对象上考察, 却鲜有对这一论题本身的内涵及其合理性进行追问, 亦即缺少“元认知”层面的概念分析。
(1) 何谓“基础”
《辞海》对“基础”的解释有三条: (1) 把建筑物、机器设备等的荷重传递给地基的结构。……基础应有足够的底面面积和埋置深度。 (2) 泛指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如物质基础;基础知识。 (3) 特指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生产关系总和, 即“经济基础”。[16]我国另一部权威性辞典《现代汉语辞典》也与上述解释基本类似, 只是稍微简略些。上述解释第一条为其基本义, 第二条是其规范义, 第三条则是专用义。规范义源于基本义, 把基础作为事物本身的一部分, 并指对事物的发展具有奠基作用和起始意义的因素。日常用语中说基础的时候, 并不像上述第二条的规范义那么严谨, 一般会对规范义加以延伸, 只要对事物形成和发展起到某种推动作用的因素都可以称作基础。本次讨论中之所以产生诸多概念混用现象, 如把基础等同于“根据”、“依据”、“支撑”甚或“指导思想”等, 似乎就在于没有在严谨的规范意义上使用“基础”的概念。
(2) 何谓“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这一概念, 可以从两个层面上进行解读。一是指“理论的基础”, 一是指“……的理论基础”。按照“基础”的规范义, “理论的基础”是指在某一理论中起根本作用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仍然是理论本身的组成部分, 只是在理论的整体中居于特殊地位, 对于理论的发展起到某种奠基和推动作用。如我们可以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的理论基础”则是指某种现象、事物或活动在形成发展中所依据或借鉴的理论是什么。这是一种在延伸意义上使用“基础”概念, 与“依据”、“支撑”等概念接近。如我们可以在“……的理论基础”中的省略号处加上某种现象、某个事物、某项活动等作为其所指。所指称的对象与理论已不是同一事物而是处于不同的层次, 虽然二者可能有某种关系, 甚至是非常密切的关联。“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就是在此种语境下使用的。
(3) 何谓“新课改的理论基础”
如果从延伸意义上来理解“基础”的内涵, 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就是在课程改革中所借鉴或运用的理论, 以之作为新课改的理性参照。那么所谓新课改的理论基础就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 而且只要古今中外对新课改有参考价值的理论都可以为之所用。“理论基础”、“理论根据”、“理论依据”、“理论支撑”也可以顺理成章作为统一用语互用和通用了。但如此一来“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探讨也就并无多大意义, 并且带来了不必要的混乱。我们只要对各种理论进行辨析和扬弃, 找到与新课改的适切性并以之为新课改寻求某种理论支持就可以了。
从“基础”的规范意义审视“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这一命题, 则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课程改革作为实践中的教育变革, 对新课改起根本和起点作用的因素即它的基础是什么呢?是理论吗?我们也可以把“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中的“理论”替换为“实践”、“历史”、“资源”、“人力”等概念, 究竟何者才是课程改革的真正基础?虽然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有学者据此指出“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就把常识性的东西弄颠倒了。不是理论先行, 而是以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推动一场革命, 难免陷入盲目性甚至是危险的境地”。[17]但是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 理论和行动的先后并不必然具有一成不变的定律。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不是也“摸着石头过河”吗?因此, 新课改理论基础这一命题, 从“基础”的延伸含义上说是一个并无多大价值的命题;从“基础”的规范意义上讲则是一个虚假的命题。
基于上述分析, 由于“新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讨论中, 对前提性的概念“基础”的理解缺乏精确性和科学性, 因此, 无论是一元论、多元论还是模糊论, 都缺乏正当性和合理性。显然, 作为从国家层面进行的社会变革, 新课改从准备到发动再到推行这一过程, 起根本或起点作用的因素即“基础”应从国家社会发展对新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和教育现状的矛盾问题中去找寻, 亦即从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实践中去找寻, 而不是从理论中获得。
三、价值取代基础:理论之于新课改的真正使命
新课改作为一种实践变革, 本身就反映了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新课改需要理论也离不开理论, 但新课改所需的理论不是抽象的。不同性质和层级的理论对于新课改具有不同的价值和作用。
首先是宏观层次上抽象度较高的基本原理形态的理论, 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其他哲学层面的相关理论, 由于它们从形而上层面反映了实践的规律性, 具有相对的“普遍真理”意味, 对新课改起着指导和引领作用。这种引领是一种观念、价值引导, 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思想的启迪, 观念的改造、理念的创新, 是把新课改导往正确目标的方向和“路标”, 同时又对新课改实践的各个环节进行调控和检视。
其次是处于中观层次上的学科理论侧重对具体实践的解释和说明, 揭示实践中的因果联系, 有利于人们正确科学地认识和把握实践。如各种教育 (课程) 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为人们对教育实践作出科学的说明和解释提供了依据。它有利于人们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和了解, 帮助人们对教育实践作出科学的判断, 也有利于人们根据教育规律的认识去预测和推断未来的教育事实, 从而提高实践者的理论素养和认识能力。
再次是处于微观层面的应用性理论, 或称为策略性知识或理论。它们往往对新课改的具体实施起到具体的策略和方法的作用。新课改在需要一些原理性的理论作为引领的同时, 更需要贴近实践并为教师的教学行为提供策略和方法的应用性理论。这一方面需要理论工作者加强对宏观理论的深化和细化的研究, 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和显性化, 同时转变思辨式的研究范式, 积极开展行动研究和“田野”式研究, 尤其是要走进学校、走进课堂, 与一线教师进行合作研究, 为新课改实践提供应用性、策略性、操作性的知识。
作为从国家层面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变革, 本次课程改革有国家的大政方针、各种教育法律法规以及教育政策和文件, 它们总体构成了我国本轮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精神, 是新课程改革的行动指南。以国家教育改革的基本精神为指导, 新课改以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国际视野”, 博采众长、吸取国际、国内的先进理论, 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 如建构主义, 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多元智能理论等, 形成服务于课程改革的新理念。各种理论对于新课程改革的价值不在于它为新课改提供什么基础, 它们的使命在于引领新课程改革, 为新课改提供智力支持和理性参照, 提升新课改的品质以及为新课改实践提供方法性、策略性的知识。当然各种理论自身的优劣和利弊, 需要分析和鉴别。至于“新课改理论基础”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的讨论, 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 对于这些不可说、说不清的东西, 就不要再说了吧。
新基础理论 篇2
中医学的医学模式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
（一）第四讲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
（二）第五讲
中医学的特色与中医基础理论课程
第六讲 气一元论
阴阳学说：基本概念
（一）第七讲
阴阳学说：基本概念
（二）基本内容
（一）第八讲
阴阳学说：基本内容
（二）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一）第九讲
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二）五行学说：基本概念
基本内容
（一）第十讲
五行学说：基本内容
（二）在中医学中的运用
（一）第十一讲
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运用
（二）中医学的科学思维
（一）第十二讲
中医学的科学思维
（二）第十三讲 脏象学说概述
五脏：心的生理功能
（一）第十四讲
五脏：心的生理功能
（二）心的生理特性
第十五讲
五脏：肺的生理功能
（一）第十六讲 五脏：肺的生理功能
（二）肺的生理特性 第十七讲
五脏：脾的生理功能
脾的生理特性
（一）第十八讲
五脏：脾的生理特性
（二）肝的生理功能
（一）第十九讲
五脏：肝的生理功能
（二）肝的生理特性
（一）第二十讲
五脏：肝的生理特性
（二）肾的生理功能
（一）第二十一讲
五脏：肾的生理功能
（二）肾的生理特性
第二十二讲
六腑：胆，胃
（一）第二十三讲 六腑：胃
（二），小肠，大肠 第二十四讲
六腑：膀胱，三焦 第二十五讲
奇恒之腑：脑，髓，女子胞 第二十七讲
形体官窍：五体（脉，皮，肉）第二十八讲
形体官窍：五体（筋，骨）
官窍（舌，鼻，口，喉）
第二十九讲
形体官窍：官窍（目，耳，前阴，后阴）脏腑之间关系
（一）：脏与脏之间关系
第三十讲
脏腑之间关系
（二）：脏与脏之间关系 第三十一讲
脏腑之间关系
（三）：脏与腑，腑与腑之间关系 第三十二讲 气血精津液概述
气：含义、生成、功能、运动 第三十三讲 气：分类 第三十四讲 血 精
津液
（一）：概念
第三十五讲 津液
（二）：生成、输布、排泄、生理功能 气与血的关系
第三十六讲
气与精、津液的关系 经络的概念和经络系统 第三十七讲 十二经脉
（一）：走向交接规律、分布规律、表里关系 第三十八讲 十二经脉
（二）：流注次序、循行 第三十九讲 奇经八脉
经络的生理功能 经络学说的应用 第四十讲
体质：基本概念 第四十一讲
体质：形成（一）第四十二讲
体质：形成（二），分类
体质学说的应用
（一）第四十三讲
体质：体质学说的应用
（二）第四十四讲
病因：概说，外感病因概说 第四十五讲
病因：外感病因——六淫致病的一般特点
六淫（风邪，寒邪）
第四十六讲
病因：外感病因——六淫（暑邪，湿邪，火邪）第四十七讲
病因：外感病因——疠气
内伤病因——七情
（一）第四十八讲
病因：内伤病因——七情
（二）第四十九讲
病因：内伤病因——七情
（三），饮食失宜 第五十讲
病因：内伤病因——劳逸失度
病理产物——痰饮 第五十一讲
病因：病理产物——瘀血，结石 第五十二讲
病因：其它病因——胎传，环境，毒 第五十三讲
病因：其它病因——外伤，寄生虫等 第五十四讲
病机：概念，发病机理
（一）第五十五讲
病机：发病机理
（二）第五十六讲
病机：基本病机——邪正盛衰 第五十七讲
病机：基本病机——阴阳失调
（一）第五十八讲
病机：基本病机——阴阳失调
（二）气血失调
（一）第五十九讲
病机：基本病机——气血失调
（二）津液失常 病机：内生五邪
（一）第六十讲
病机：内生五邪
（二）第六十一讲
病机：内生五邪
（三）脏腑病机——心的病机
（一）第六十二讲
病机：脏腑病机——心的病机
（二）肺的病机
第六十三讲
病机：脏腑病机——脾的病机
肝的病机
（一）第六十四讲
病机：脏腑病机——肝的病机
（二）第六十五讲
病机：脏腑病机——肾的病机
胆的病机
第六十七讲
疾病的传变
（一）：概念、形式
（一）第六十八讲
疾病的传变
（二）：形式
（二）、影响因素 第六十九讲 疾病的转归 养生
第七十讲
预防与治则
（一）：治病求本、扶正祛邪 第七十一讲 治则
（二）：正治、反治 第七十二讲 治则
（三）：调和气血、调整脏腑、三因制宜 第七十三讲
如何学好中医基础理论 第七十四讲 问题解答 第七十五讲
“新基础理论”下的课堂有向开放 篇3
【关键词】“新基础理论” 小学英语 有向开放
在“新基础理论”支撑下的课堂改革，最重视的就是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所以课堂的有向开放也成为一种手段得到一些学校和教师的青睐，但现行的教育条件下，有向开放仍然存在一些实施上的困难，个人认为，有向开放固然有它的优点，但在“新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小学英语的教学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以旧引新，形成学生之间的默契
小学生的接受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弱，所以要想让他们能够更快更好地接受新的知识，就要让他们有熟悉感，用旧的知识带领他们过渡到新的知识，如果能够做到一个自然地过渡，就能让他们更快也更自然地接受和吸收新知识。
比如在小学英语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Holiday fun”的教学中，这个单元讲的是假期的乐趣，里面不可避免会涉及到一些过去形式，那么就可以联合上一个单元“What a day”来进行教学，因为上一个单元讲的是让学生难忘的一天，那么假期里的某一天完全就可以成为这一天，通过这样的串联教学，就可以很充分地锻炼学生联系问题和知识的能力，也通过这种以旧引新的形式，让学生是实现了知识的自由切换，同时减少了单元与单元之间突然转变的生疏感和磨合的困难度。
二、大胆放手，帮助学生学会自我总结
前面讲到，“新基础理论”最推崇的是让学生完全自主地进行学习，所以在课堂上老师就要懂得放手，不是说放任学生不管，随便教一教，而是在特定的时间，让学生自己进行学习和总结。
例如在小学英语六年级上册的期末复习课上，就可以让学生来总结一下这一册书，他们能想到的描述环境状况或与环境相关的词语有哪些，那么第六单元就有“dirty”、“messy”、“air”等词，在第七单元就有“save”、“reuse”、“protect”这些词，那么在这样的总结中，一来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二来学生也对知识有了一个更系统的认识，让他们能够自然地将性和谐有关联的知识联系到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的知识系统，为以后的学习做准备，而且教材中把这些单元放在一起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在遇到一些类似的文章阅读时可以很好地理解，那么这样分类把一本书中所讲述内容差不多的单元词汇汇总一起进行总结，对于学生以后的英语阅读能力也有帮助。
三、设计情境，增强学生兴趣
小学生还处在童趣没有完全消失的年纪，所谓“因材施教”，面对小学生，教师应该在课堂的设计上更加注重有趣，而且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一个学生对课堂感兴趣，他就会学得更好，所以，在课堂上设计一定的情境，银=引领学生进入学习状态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教学方式。
比如在小学英语六年级上册的第一单元“The kings new clothes”的教学中，第一节课教师就可以通过播放小视频或者提前布置学生排练一个小短剧，来引导学生进行这个故事的学习，《皇帝的新装》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可是用英语来讲述对学生来说又是一种新的体验，播放英文视频或者音频给学生听，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对英语语篇的基本感受，长期进行类似教学，也会让他们的语感增强，那么如果使用情景剧的模式，就更可以让他们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让他们每个人扮演一个角色，然后用英语进行对话，就像排练一个英语话剧，这样的经验过后，不仅仅会使他们对故事的理解力增强，他们能够在准备的过程中了解更多的知识，因为要演，学生一定是想演好的，那么受到这样的驱动，他们会想尽办法做到最好，搜寻的资料也会全面详细，无形中也锻炼了他们搜集资料的能力与对一件事情的责任意识。
四、巧妙训练，提升学生分工合作能力
新课程的改革，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那么教师能做的也就是尽量在课程教学中培养他们的这种能力，前面说到的让学生自己归纳知识点等等都是提高他们自主学习能力的好方法，还有一种更直观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分组进行学习，比如布置一个任务给学生，让他们自主预习一个单元，然后第二天教师只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还是小学生，可以放小一些范围，比如让他们读会一篇课文，每个小组自己去查找生词怎么读，第二天抽查并评比哪个小组读的最标准，都是可以的。
五、结语
不管课程进行怎样的改革，教师想的还应该是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所以，只要把“学生是课堂中心”这一条牢牢记在心里，不管是有向开放还是不开放，教师们都能引领学生走向最好的学习道路。
参考文献：
[1]马丽萍.从课堂用语反思小学英语教师的专业成长[J].基础教育，2010，08：38-41.
[2]邵兰芳.与“新基础教育”的美丽相遇[J].基础教育，2010，03： 61-63.
“新基础理论”下的课堂有向开放 篇4
一、以旧引新, 形成学生之间的默契
小学生的接受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弱, 所以要想让他们能够更快更好地接受新的知识, 就要让他们有熟悉感, 用旧的知识带领他们过渡到新的知识, 如果能够做到一个自然地过渡, 就能让他们更快也更自然地接受和吸收新知识。
比如在小学英语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Holiday fun”的教学中, 这个单元讲的是假期的乐趣, 里面不可避免会涉及到一些过去形式, 那么就可以联合上一个单元“What a day”来进行教学, 因为上一个单元讲的是让学生难忘的一天, 那么假期里的某一天完全就可以成为这一天, 通过这样的串联教学, 就可以很充分地锻炼学生联系问题和知识的能力, 也通过这种以旧引新的形式, 让学生是实现了知识的自由切换, 同时减少了单元与单元之间突然转变的生疏感和磨合的困难度。
二、大胆放手, 帮助学生学会自我总结
前面讲到, “新基础理论”最推崇的是让学生完全自主地进行学习, 所以在课堂上老师就要懂得放手, 不是说放任学生不管, 随便教一教, 而是在特定的时间, 让学生自己进行学习和总结。
例如在小学英语六年级上册的期末复习课上, 就可以让学生来总结一下这一册书, 他们能想到的描述环境状况或与环境相关的词语有哪些, 那么第六单元就有“dirty”、“m e s s y”、“a i r”等词, 在第七单元就有“s a v e”、“reuse”、“protect”这些词, 那么在这样的总结中, 一来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二来学生也对知识有了一个更系统的认识, 让他们能够自然地将性和谐有关联的知识联系到一起, 形成一个整体的知识系统, 为以后的学习做准备, 而且教材中把这些单元放在一起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在遇到一些类似的文章阅读时可以很好地理解, 那么这样分类把一本书中所讲述内容差不多的单元词汇汇总一起进行总结, 对于学生以后的英语阅读能力也有帮助。
三、设计情境, 增强学生兴趣
小学生还处在童趣没有完全消失的年纪, 所谓“因材施教”, 面对小学生, 教师应该在课堂的设计上更加注重有趣, 而且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如果一个学生对课堂感兴趣, 他就会学得更好, 所以, 在课堂上设计一定的情境, 银=引领学生进入学习状态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教学方式。
比如在小学英语六年级上册的第一单元“The king’s new clothes”的教学中, 第一节课教师就可以通过播放小视频或者提前布置学生排练一个小短剧, 来引导学生进行这个故事的学习, 《皇帝的新装》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 可是用英语来讲述对学生来说又是一种新的体验, 播放英文视频或者音频给学生听, 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对英语语篇的基本感受, 长期进行类似教学, 也会让他们的语感增强, 那么如果使用情景剧的模式, 就更可以让他们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让他们每个人扮演一个角色, 然后用英语进行对话, 就像排练一个英语话剧, 这样的经验过后, 不仅仅会使他们对故事的理解力增强, 他们能够在准备的过程中了解更多的知识, 因为要演, 学生一定是想演好的, 那么受到这样的驱动, 他们会想尽办法做到最好, 搜寻的资料也会全面详细, 无形中也锻炼了他们搜集资料的能力与对一件事情的责任意识。
四、巧妙训练, 提升学生分工合作能力
新课程的改革, 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 那么教师能做的也就是尽量在课程教学中培养他们的这种能力, 前面说到的让学生自己归纳知识点等等都是提高他们自主学习能力的好方法, 还有一种更直观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分组进行学习, 比如布置一个任务给学生, 让他们自主预习一个单元, 然后第二天教师只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由于还是小学生, 可以放小一些范围, 比如让他们读会一篇课文, 每个小组自己去查找生词怎么读, 第二天抽查并评比哪个小组读的最标准, 都是可以的。
五、结语
不管课程进行怎样的改革, 教师想的还应该是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所以, 只要把“学生是课堂中心”这一条牢牢记在心里, 不管是有向开放还是不开放, 教师们都能引领学生走向最好的学习道路。
参考文献
[1]马丽萍.从课堂用语反思小学英语教师的专业成长[J].基础教育, 2010, 08:38-41.
[2]邵兰芳.与“新基础教育”的美丽相遇[J].基础教育, 2010, 03:61-63.
新基础教育：为学生夯实发展基础 篇5
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闵行区酝酿了一场对基础教育进行“革新手术”的改革，以华东师大教授叶澜领衔的“新基础教育”推广性、拓展性研究与实践，在闵行区27所中小学先后展开。这场看似没有硝烟的教育改革，却触动了基层学校最敏感的“神经”，经历了“碰撞”、“认同”与“内化”的本土化过程，成就了一批校长、成就了一批老师，最终让学生受益。
新基础教育
让教育还原为本色的教育，就是尊重、实践教育规律。新基础教育
让教育为接受者愉悦接受的教育，就是以学生健康发展为本。新基础教育
让教育成为师生互动的教育，就是追求师生共同发展。
解读 叶澜观点
新论一：在我看来，普通中小学是整个中国教育的基石，是孕育中华民族未来的摇篮。实现转型，是中国学校21世纪初变革的基本走向和关涉全局的基础性核心任务。
新论二：我把21世纪初中国学校变革的走向定为“实现转型”，即学校教育的整体形态、内在基质和日常的教育实践要完成由“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换。
新论三：“新基础教育”课题组与实验学校的成员，正努力地把上述认识转化为实践形态，开展着创建新型学校的研究性学校改革实践活动。
“新基础教育”宗旨
就是要从生命和基础教育的整体性出发唤醒教育活动的每一个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真正“活”起来。
“新基础教育”三个转换
一是以生命观为核心的教育观念转换；
二是改变学校日常的教学生活与班级生活，实现实践层面上的转换； 三是转变师生在学校的生存方式，实现师生生命在生存意义上的转换。“新基础教育”四个“还给”
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 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的气息； 把创造还给教师，让教育充满智慧的挑战；
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师生，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
轨迹
1999年成立上海市新基础教育研究所与新基础教育实验学校；同年实验扩大到十七所学校；
2000年上海市教委认定新基础教育研究所为市教育科学研究实验基地；同年实验学校扩大到27所；
2001年闵行区获第二届上海市教育科研成果推广奖一等奖。同年中国教育学会认定闵行区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实验区，主要探索新基础教育理论的推广问题。
为转型性变革铺路 经典提要：实现基础教育由“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换是社会与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与使命。而认定“新基础教育”理论作为引领闵行区学校实现转型性变革的选择，则是闵行人的慧眼与胆略。
有人说，选择一种理论就是选择一种变革的方式。这是十分有道理的。新基础教育理论力图“从生命和基础教育的整体性出发唤醒教育活动的每一个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真正‘活’起来。”这种“生命激活”理论正是闵行人多年求索的。认定了“新基础教育”就是要仰仗“新基础教育”来实现区域性基础教育的整体转型。
于是，成立新基础教育研究所、创设新基础教育实验学校、组建新基础教育的指导与管理队伍的“铺路工程”在闵行区有序地进行着。
形式多样的新基础教育理论学习与宣讲活动在闵行区开展得如火如荼。从校长、书记到三大主任（教导、政教、科研）及三大组长（教研组、年级组、备课组）进行地毯式的“硬培训”，让基层学校的领导与教育教学骨干走近“新基础教育”，了解“新基础教育”；同时按自愿参与的原则招募实验队伍，实现“新基础教育”推广性研究在闵行的“软着陆”。
变革学校先变革校长
经典提要：“新基础教育”理论在推进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实验学校校长对“新基础教育”理论理解的深浅直接关系到学校整体变革的水平。因此，抓好校长这支队伍，致力于校长教育观念的变革，强化校长的第一责任人意识成为“新基础教育”推广性与拓展性研究的重要策略。
要当先生先当学生，校长要带领老师搞新基础教育，自己先要读懂新基础教育，没有这一点，实验是搞不好的。于是，该区成立了由实验学校校长及分管实验的副校长参加的新基础教育理论学习高级研修班。研修班在叶澜教授的指导下，一方面解读新基础教育理论，使校长对新基础教育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体系的结构及其丰富的内涵有了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深入课堂、深入班级，听课、说课、评课，看班级建设的状态，参加新基础教育的现场研讨。
为期一年的校长研修班使校长们获益匪浅。这种在专家引领下的学校校长培训模式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评价与充分肯定。
教师在实践中变革自我
经典提要：五年来，从学校领导到实验教师在新基础教育的引领下学会了反思与重建，他们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为有趣的变化是“源性”之变。以往，每当出现问题时，总是校长怪老师，老师怪学生，这叫从“校源性”到“师源性”再到“生源性”，现在正好反过来，学生出了问题，老师、校长先从自身找原因。比如，学生上课开小差，这是课堂上常见的问题。参与新基础教育实验的老师就会反思，自己备课、讲课是否需要进一步改进。有了这样的思考，老师看待学生的眼光也就温柔了许多，师生关系自然紧张不起来。
一天早晨七点多钟，一位参加新基础教育实验的青年老师来找推广组的同志，说要她开一堂新基础教育的研讨课，心里实在没有底，怕搞砸了。说着就流起了眼泪。新基础教育理论在向课堂推进的初期，这样的场景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在超越自我、变革自我的过程中，叶澜教授带领课题组的专家，会同闵行区教育局领导及区教科研人员“相约星期二”深入课堂第一线进行现场研讨，叶教授把它称为“号脉与捉虫”。刚开始，实验教师很不适应，专家评课直捅人的痛处，有时甚至忍不住要哭。于是星期二便成了“黑色星期二”。随着研究的进展，老师们感到专家的剖析入木三分，心服口服，当时虽然“很痛”，但过后却会产生豁然开朗的快感，让你思路更为清晰，人也更为自信。于是一些老师便开始“渴望星期二”。有一位老师原来要去医院动手术，听说叶老师要来学校指导，她手术也推迟了，一定要上一堂研讨课让叶老师指导。
三大承诺为变革之路护航 经典提要：闵行区在实现学校转型性变革的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充分利用制度的力量推进“新基础教育”的实践研究。他们提出了“组织保证”、“时间保证”与“经费保证”的三大承诺作为实践“新基础教育”理论的重要保证。
闵行区自上而下纷纷成立了推广“新基础教育”的领导班子、工作班子与实验班子，作为实践“新基础教育”理论的支持系统。
区教育行政部门、教研与科研、师训、专家组协调行动，落实新基础教育的研讨、交流、学习与培训的时间。
五年来，闵行区各实验学校为开展“新基础教育”推广性研究投入了500多万元，力图从课堂教学、班级建设与新型学校的创建来实现学校从“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这一举措对闵行区基础教育的发展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实践
“双七条”：实践“新基础教育”的标尺
“新基础教育”始终把课堂与班级作为其转型理论论述的重要基点，并在实践层面给予高度关注。尽管如此，广大教师在操作的过程中仍有云里雾里的感觉。于是，参与实验的先驱们依据新基础教育理论以及在实践中遇到问题，为实践者设计了“双七条”，即课堂教学七条与班级建设七条。
课堂教学七条是：
1、保证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自主学习的时间不得少于1/3；学习空间的结构要体现开放性、多样性与灵活性）；
2、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状态；
3、实现师生之间的民主和平等；
4、培养学生的质疑问难；
5、促进师生的有效互动；
6、实现学生的“书本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沟通；
7、注意教学行为的反思与重建。班级建设七条是：
1、学生自主参与班级建设，体现学生主人翁意识；
2、班级管理中岗位设置的广泛性与动态性，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拥有自己的岗位，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3、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体现发展的均衡性；
4、班级建设中体现学生的创新性与特色；
5、关注学生在班级日常生活中的质量；
6、班级群体中对学生评价的多元性；
7、班级建设中家长的参与性。
“双七条”给老师提供了一个判断的准绳。有的老师说，过去谁也不承认自己上的课是传统的，谁也不承认自己的教育观念陈旧，那是因为没有一个可供人们参照的尺子。“双七条”的具体条款今后或许会变，但在改革中不断探索总结的思路不会变、也不该变。
听课评课新变化：听课听学生评课评老师 “新基础教育”的听课、评课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星期二”是“新基础教育”的研讨日。叶澜教授去实验学校听课，总是坐在教室前面，面对学生听课。新基础教育的听课，是听学生，听学生在课堂的表现，看学生的思维过程和发展，完全改变了以前听课“听老师”的传统模式，更加关注学生的发展。“新基础教育”的评课，多评老师的缺点少评优点，而且更加关注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的动态生成，抓住课堂教学的细节，培养老师在课堂教学中的教学智慧，教师“会教”和学生“会学”和谐统一发展，让师生的生命价值在课堂上得以充分体现。
我们是阳光：教师职业是尊严与欢乐
多少年来，教师的形象就是《烛光里的微笑》，照亮别人，燃尽自己，悲壮而无奈。可如今，闵行区华坪小学的教师们，却自豪地宣布：“我们不是烛光，而是灿烂的阳光！”
年轻校长王叶婷认识到：“只有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师生，才能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他们进行了“营造师生发展空间”的课题研究。原来冷冰冰的管理变得亲切了，开会不再是布置任务，而是有效对话；校本培训成了“大家教大家”的小团体互动；教导处鼓励教师自主听课、自设研讨课、自报“三格杯”竞赛；科研室帮助教师在课题研究中，改变教育理念与思维方式。“校长信箱”“BBS”开通了；“华小之窗”改为可互动的电子版；“周末课堂”的读书会、拳操队、旅游团，还有“阳光书吧”“心语静室”„„浓浓的大家庭式和欢乐的氛围，唤醒了老师们的主人意识。新教师顾燕红在读书笔记《“夸父逐日”新解》中写到：新时代的夸父们，除了坚韧不拔地按预定目标追逐太阳以外，能否改变思路，去迎接明天升起的太阳呢？或者想方设法，把自己变成发光发热的“太阳”呢？青年人大胆的思考，震撼了大家的心：如果每一个教师都能自信地宣布：“我就是太阳！”这才是学校的真正成功。
于是，他们大胆地改革原有的“宝塔式”奖励制度，创造了“阳光教师”群体培养机制，以“绿荷、蓓蕾”——“绿叶、剑兰”——“星光、阳光”教师来命名，阳光教师为最高层次。这样，每个教师都有“光环”与“台阶”，有了自信与追求。
后生不畏权威：学生向老师“叫板”
这是一堂小学语文的“新基础教育”研讨课。老师在讲到船过闸道时人会有一种“飞天”的感觉，这时有一个学生问：“飞天”是什么意思？老师随口答道：“飞天”就是飞向天空的意思。另一个学生站起来自信地说：老师，你说错了，“飞天”是敦煌壁画上的仙女。不是飞向天空的意思。老师很高兴地说，让我们为这位敢于指出老师错误的同学鼓掌，紧接着老师又问：你从哪里学到这些知识的？那个学生自豪地说，是在网上。老师又让大家为他能利用网络学习鼓掌。面对学生的“叫板”，老师表现出一种高兴的神态，并给学生以鼓励，这正是“新基础教育”历来强调在教学过程中的“动态生成”，而充分利用这种动态生成来开发教育资源，则是教师教育智慧的展现。在“新基础教育”看来，我们的学校要承担起培养一代新人的重任，必须更新老师的学生观，唯唯诺诺、缺乏自信的学生不是“新基础教育”所期望的学生。鼓励学生向老师挑战是培养学生自信心的重要方面。为了这一点，教师有时还要特意地设计“破绽”来诱发学生的“叫板”意识和能力。
日本教授感言：学习，何必舍近求远
随着“新基础教育”在闵行区的深入开展，一批批考察学习的国内外教育代表团来到闵行，想对“新基础教育”看个究竟。他们下教室、进课堂、翻阅实验资料、召开师生座谈会，对“新基础教育”给课堂教学、班级建设所注入的活力惊叹不已。
一个香港教育代表团的领队说：过去，我们一提起外出学习考察，那必是非英国莫属。现在看来，真是有点舍近求远了。其实从教育的方法、教育的理念来比较，参与新基础教育实验的学校绝对不比英国逊色。
“数学开放题及其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连续两届在新基础教育实验学校举行，来自世界各地及港澳台地区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当作为东道主的孙联荣校长向大会作了《新基础教育理念指导下的数学开放题教学研究》的报告，当听了学校三位老师开设的开放题研讨课后，数学开放题权威、日本横滨大学的桥本吉彦教授兴奋不已，他惊诧于五年来实验给学校带来的巨大变化，惊诧于这里的师生展示给每一位与会者的积极的生命状态。听完课，他激动地说：“我听的课不算少了，但在‘新基础教育’听到的课，可以说是一流的，不管是教师的教育理念，还是学生积极的生命状态，都可以看出你们的研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我要以一个专业学者的身份，把你们在新理念下进行开放题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介绍到日本数学教学的权威杂志，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们这样一所学校，知道你们为此所作的努力。”
是“新基础教育”让这里充满生机！
大会操：教学状态优化了
4月6日星期二，在教育局的统一部署下，参与第一批实验的10所学校向全区的中小学开放，没有参与实验的学校校长、教导主任、德育主任、语、数、外教研组长分批就近参加了现场研讨活动。
听课、说课、评课、校长汇报，看似一样的程式，却有着丰富的内涵。一位五年前曾听过新基础教育研讨课的老师说，与开始相比全变了，学生的精神面貌、老师的教学状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的校长说，现在看来，当初没有参加“新基础教育”的探索是不明智的。
新基础理论 篇6
新战略是以松花江为纲，实施“北跃、南拓、中兴、强县”的发展战略，旨在努力构建“一江居中、两岸繁荣”的城市发展新格局。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坚定实施新战略，奋力实现哈尔滨科学发展新跨越”，理解和把握好新战略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基础十分必要。
一、从理论层面上看，新战略的理论基石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在哈尔滨的生动实践
一是新战略坚持第一要务，绘制了哈尔滨又好又快发展的蓝图。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现代化的哈尔滨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哈尔滨市正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解决发展滞后的突出矛盾首先要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城市的兴盛、人民的幸福，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北跃、南拓、中兴、强县”战略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全方位发展战略。“北跃”和“南拓”不仅仅是跨江发展和向南扩张，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而是要通过科技新城和工业新城的崛起，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和经济结构的提升，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是新战略坚持统筹发展，力推城乡协调共进。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以往的传统发展模式在农村和城市的发展上存在着“一头重、一头轻”的问题。这种发展模式已不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也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不相适应。目前，哈尔滨有10个县（市），辖区面积5.3万平方公里，人口991.6万，其中，农业人口占51.8%。县域兴，则全市兴。新战略更加重视农村的发展，要通过“强县”统筹城乡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城乡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三是新战略坚持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也要讲“绿道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要素，也是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所在。新战略以“好发展、低碳化”为标准，着力建设哈南工业新城和江北科技新城，着力建设“万顷松江湿地，百里生态长廊”，着力建设江北水城等低碳城区，力求经济建设与人口增长、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子孙后代永续发展。
四是新战略坚持以人为本，共创幸福生活。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新战略是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的民生战略，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无论是城市发展还是农村建设，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首位，以重大民生工程为牵动，千方百计解决路桥建设、棚户区改造、环境卫生等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体现了哈尔滨市委、市政府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和追求。
二、从实践上看，新战略符合哈尔滨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方面，新战略立足于哈尔滨的实际，注重充分发掘哈尔滨特有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以江为纲，力图把松花江从半睡状态唤醒起来，变成生机勃勃的江、创造财富的江、大美绿色的江、为哈尔滨人民永续造福的江。例如，“北跃”就是要充分发挥哈尔滨的水资源优势和科技优势，建设北国水城和科技创新城；“南拓”就是要立足于老工业基地的工业基础，整合哈南这些年来形成的工业园区，达到资源统筹和合理配置，建设南部工业新城，为哈尔滨的新型工业发展开辟广阔天地。
另一方面，新战略面向未来，着力为哈尔滨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和东北亚中心城市奠定基础。把哈尔滨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和东北亚中心城市”的发展思路，早已有之，而新战略为这一发展思路绘制了可以实现的蓝图，并提出了可以操作的途径。实践证明，新战略实施以来，哈尔滨市在空间上拉开了大城市的骨架，在产业上进行了科学的布局，吸引了国内外大投资者，为大项目落地和未来新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在生态上不但充分利用资源，而且为保护生态、恢复涵养生态、建设更加壮美的大生态指明了道路；在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上，不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还拿出了代表未来的高水平项目，为现代化、国际化大城市的建设提供了现实基础。
可见，新战略不是凭空想象的，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坚实的实践基础。实践无止境，认识无止境。新战略也将在哈尔滨实现科学发展新跨越的实践中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丰富、完善和提高。
作者单位:中共哈尔滨市委讲师团
新经济增长理论 篇7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区别
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投入和物质资本投入为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了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当作外生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索洛增长模型说明了人均产出的增长来源于人均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但是只有技术进步才能够导致人均产出的永久性增长,储蓄率的变化只能暂时性的影响经济增长率,而不会永久性的影响经济增长,根本原因在于索洛的模型假设了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所以在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作为了一个外生变量来处理,但是技术进步来自何方呢?答案是不知道。但是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储蓄和投资可以导致持续增长,因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不存在资本收益递减问题。根本原因是因为技术是内生变量: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开发,创新,发明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把技术进步内生化,技术进步导致要素收益会递增,从而得出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是最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所有这些模型表达出来的基本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发动机,是最终推动力。特别是这些模型试图说明企业如何积累关于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方面的知识,这些模型也表明:知识积累过程中会出现外部性或知识外溢效应。那么如何加强知识的积累呢?从我们国家经验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借鉴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要保持政治稳定,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扶持研究与开发,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保护产权,重视创新。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阿罗的干中学理论
阿罗和舍辛斯基通过假设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来消除报酬递减的趋势。阿罗指出:人们是通过不断学习来获取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的不断总结又带来技术进步。比如一个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企业,一方面学会了如何有效率的生产,另外一方面,高效率生产的经验又提高了技术水平。经验对技术进步的这一正方向影响被称为干中学或者边投资边学,而且一个生产者的学习会通过一种知识的外溢传到另外一个生产者,从而提高其他人的效率。这样资本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有可能克服,而规模经济,报酬递增有可能实现。
(二)人力资本理论概念函括
20世纪80年代罗默、卢卡斯等人将人力资本概念引入经济增长理论。罗默在其模型中,假定代表性厂商的生产函数有三种投入:资本,工厂自己的生产知识,社会所拥有的知识。当单个厂商做决策时候,是将社会拥有的知识作为给定量,考虑如何利用资本和自己的生产知识去达到利润最大化。不过个别厂商的知识不可能永远保持为商业秘密,这些知识会不断地成为社会所拥有的知识。正是这种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会使社会的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持续。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是经济“内生性”增长的动力。卢卡斯强调产出依赖于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的外部作用表现在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上,而不是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在卢卡斯的模型中,人力资本对产出水平发生影响,而人力资本增长率取决于行业平均技术水平(平均人力资本存量),加上本期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会有效提高经济中的实际投入,使产出水平上升。单个经济单位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在对其产出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社会的经济运行效率。由此可见,人力资本因素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
(三)罗默的技术进步内生化模型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假定规模报酬不变,资本边际收益递减,随资本存量增大,经济增长就会减慢,甚至停滞。然而与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不符合,于是索洛在模型中把技术进步当作一个外生变量,把不能归因于劳动力,资本投入量解释的产出,归为“索洛剩余”,这就说明技术进步不能被新古典理论所解释。1986年罗默发表了《递增报酬与长期增长》一文,对干中学的模型进行了修改。他认为知识是生产函数中的一种投入,包括知识在内的资本具有外部经济技术正效应。一方面,生产和投资过程自身增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这种积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每个厂商都会从别的厂商那里获得新的知识,并使其知识存量的增加对产出发生影响,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积累会使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会刺激投资,三者之间构成了互相推动的良性循环。罗默把技术进步当作经济系统中的内生变量,认为尽管任何特定的技术突破可能是随机出现的,但是技术整体的增长同投入的人力,物力成正比。同时,由于技术可以提高投资的效益,对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来说,其生产函数可能是“报酬递增”的,这样就解释了工业化国家的为什么能够持续增长的原因。罗默提出了四要素增长理论,即除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和劳动以外,又加上人力资本(以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1992年罗默在世界银行发展的经济学年会上进一步把上述思想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的研究中,并认为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创意和知识品,将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否保持长期增长。例如毛里求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实施了开放政策,吸引了香港的企业家把新思想和知识品运用到了那里,从而带动了该国的经济发展,摆脱了赤贫状况。
(四)经济增长“非趋同理论”
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减缓,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提高,最终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会“收敛”于稳定的均衡增长率。也就是说,在存在技术进步并且由于国际经济的融合使技术因素共同分享的情况下,均衡增长率将会等于技术进步率。然而一些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战后各个国家之间经济差距拉大,一方面是经济发达国家持续性增长,另外一方面是贫困国家更加落后。新古典理论在实证面前就没有说服力量了,这也导致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一度沉寂。对此,新经济增长理论部分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资源,其人力资本收益递增效应将会抵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效应而有余,因此经济增长速度不会放慢,反而有加快的可能;经济落后的国家则相反,由于其贫乏的人力资本资源,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甚至停滞不前,这就出现了富裕国家更富,贫穷国家更贫困的两极分化。
四、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现代发展
从理论上看,有的学者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角度,提出内生增长思路;有的学者从商品,资本和思想国际间流动出发,探讨开放经济中内生增长思路;还有的学者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加以考虑,用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随着理论发展,不少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新经济增长理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目前,这种实证分析主要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的证据;另一条是利用一国的长时段数据,进行一国的经济增长研究。从实证分析来看,目前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在估计方法,变量的调整,数据的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沿着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为复杂的数学模型来模拟现实经济世界;二是用计量经济学手段,进行实证检验研究。
摘要：新经济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现象,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实证分析。目前,这种实证分析主要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进行国别间的研究,寻找内生增长的证据,另一条是利用一国的长时段数据,进行一国的经济增长研究。从实证分析来看,目前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在估计方法,变量调整,数据调整,定性因素的量化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方面是沿着非线性动态模型路线进行,以更为复杂的数学模型来模拟现实经济世界,另一方面是用计量经济学手段,进行实证检验研究。
关键词：新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内生经济增长,四要素增长
参考文献
[1]张世贤.西方经济思想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2]黎诣远.西方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新构筑——迈向数码建筑的新理论 篇8
构筑(tectonics)一词源自希腊语tekton,原指木匠或营造者,后来延伸到具有制作过程(process of creation)的意义,并且泛指艺术创作,涵盖技艺、方法、材料以及观念。19世纪Botticher开始在建筑领域中谈及构筑的角色,认为建筑具有“中心”及“包覆”(nuclear and cladding)两部分,同时提出“局部与整体”(part&whole)的观念。之后,Semper继承自Laugier的论点,将建筑由构造方式分成4种类型:基础、火炉、屋架与屋顶、封闭的表皮(enclosing membrane)。20世纪,研究者基于上述经典的构筑理论,继续提出他们的观点,其中Sekler以实际案例区分出“结构”(structrue)、“构造”(construction)及构筑三者间的关系。Vallhonrat依据Sekler的看法,讨论结构与构造技术对构筑的影响。Gregotti认为“细部”(detail)是材料与构造的准则,同样,Frascari也指出建筑意义来自构造的发展,反对以技术控制细部,而主张细部设计是一种创新的思维、一种判断力的运用。除此之外,Frampton更延伸批判地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的论述并继承Semper的学说,强调结构中的“连结”是最根本且最小的元素单元,他更将构筑定义为构造的诗性(poetics of construction)。
1. 前数码、数码与后数码
建筑的历史发展可视为一种构筑的发展,根据Botticher、Laugier、Semper和Frampton等学者的观察,构筑的概念是从久远的古典时期到晚近的后现代主义逐渐成形的。如同先前的权威论述所言,主要的构筑范例(exemplars)皆建立在史前时期、古希腊时期(图1)、中国古代(图2)、哥德及文艺复兴时期、现代与后现代等时期。
从微观的历史观点(micro-historical)来看,构筑的发展表现出另一种生动活力,按照Mitchell、Cache和Leach的论点,数码应用历经了前数码(predigital)、数码(digital)与后数码(postdigital)三个阶段。当绘图和建模工具与设计媒材的使用还停留在前数码年代时,Antoni Gaudi(图3)、Rudolf Steiner(图4)、Le Corbusier(图5)和Jorn Utzon(图6)挑战操作形体(making forms)和思考空间(thinking spaces)的传统方法,颠覆了传统的构筑方式,虽然当时的设计媒材尚未数码化,但设计方法与思考迫切需要数码的设计方式来解决,换句话说,它们正是前数码作品。
自从Frank Gehry(图7)、Peter Eisenman、Greg Lynn、UN Studio、FOA、dECOi等建筑师的作品涌现后,构筑才真正进入新阶段。数码媒材成熟地应用到建筑的构筑技术,为设计思考带来了完全解放,这也得力于建筑师、工程师(如Ove Arup)等在数码时代的实验与研究,他们使得大部分的数码技术与数码过程,在建筑实践中变得愈来愈标准化。而在后数码时代中,许多知名建筑师,如伊东丰雄(图8)、Renzo Piano、Richard Meier、Zaha Hadid等,开始运用数码媒材,建筑的数码构筑正逐渐走向普及化。
2. 古典与数码
为了得到涵盖更广泛(domain-general)的分析结果,本研究案例的选择需满足两个前提:第一,挑选出大量的精选案例;第二,需包含更具经验的建筑师的数码作品,他们依据传统构筑训练所建造出的作品,可用来比较新旧因子、整合新旧因子。因此,本文选择了10个案例(分布在北美、欧洲和亚洲):新竹数码艺术馆(Peter Eisenman,美国)、爱宾艺术与科技博物馆(Greg Lynn,美国)、东京地铁饭田桥站(渡边诚,日本)、新宾士博物馆(UN Studio van Berkel&Bos,荷兰)、爱宾办公大楼(MVRDV,荷兰)、下代基因建筑艺术馆(Zaha Hadid,英国)、台中大都会歌剧院(伊东丰雄,日本)、台湾大学社科院新馆(伊东丰雄,日本)、水墨狂草(新竹交通大学刘育东研究室,台湾)、大连电子深圳总部(新竹交通大学刘育东研究室,台湾)。
本研究试图从古典构筑论述中延伸新的数码构筑现象。因此,我们从前述历史可归纳出连结(joint)、细部(detail)、材料(material)、物件(object)、结构(structure)、构造(construction)、互动(interaction)等7个古典构筑因子。但自上世纪90年代起,大量的数码科技被视为辅助设计过程的一种新媒材,如动态的操作过程、非物质性以及无重力状态的环境,改变了建筑设计和营造过程与方法;而多向度的数码科技,如3D建模软件、衍生系统与演算法(generative system/algorithm)以及电脑辅助设计与制造(CAD/CAM fabrication),也促进了这些变化,因此我们可考虑将4项新数码构筑因子定义如下:动态(motion)是设计概念与形体演化运作中的一系列动态操作过程;信息(information)是以数码讯号作为任何建筑皮层或表面的材料应用,是一种新的表现材料;演化(generation)是应用软件衍生系统或演算法,自动产生形体或概念的过程;制造(fabrication)是在CAD/CAM技术辅助下制造出(fabricating)设计构件与构造方法的过程。
二、数码构筑思考
虽然古典构筑在数码时代中势必扩增,但4项新数码因子已经应运而生。然而,笔者希望以更严谨的态度来探讨这个议题,根据4个新数码因子(动态、信息、演化、制造)的分类,讨论10件作品的构筑议题,进一步检验4项数码因子隐含在这些作品中的意义、用法、含意、贡献,相信这些数码因子能反映出数码科技在设计、制造与建造(design,fabrication,and construction)过程中的角色。
1. 动态(Motion)
新竹数码美术馆(Hsinchu Museum of Digital Arts):在敷地构想分析时,利用电脑模拟基地的网格及轮廓线,然后进行渐变来获得设计形体(图9)。将显示不同年代的都市纹理叠合出网格,然后加以扭曲变形,最终得到的敷地设计范围与配置,同时也明确出基地的高差关系。
爱宾艺术与科技博物馆(Eyebeam Museum of Art and Technology):设计创意来源于“Bleb”的概念,塑造类似疱疹的自由形体。表皮设计通过电脑软件Maya的指令与操作获得,利用线段的Bleb作用产生动态过程获得此形体(图10)。
下代基因建筑艺术馆(Next-Gene Architecture Museum):建筑表皮采用镂空样式,并将不规则的孔洞与内部空间结合设计。为了呈现空间及时间变化所产生的交互影响,本设计利用动态影像,模拟美术馆内部的光影变化,让人们藉此感受到时间的推移,并使感知扩展至外面的自然环境中(图11)。
2. 信息(Information)
爱宾办公大楼(Eyebeam Institute):该项目是呈现艺术与媒体完美结合的博物馆。建筑师采用冲孔造型的外墙,并藉由电脑控制百叶窗的开合,既调整室内光线变化,营造出不同气氛,也使建筑外观成为信息呈现的舞台,投影出不同的动态信息。室内墙面与地板均采用聚氨酯材料,以作为最佳投影信息的媒介(图12)。
水墨狂草(Calligraphic House):该项目的开窗借鉴东方卷轴与西方光影绘画元素(图13),并将周围的建筑作品作为艺术收藏品,使建筑表面不只是传统的玻璃帷幕,而是包含一幅幅可供人欣赏的艺术画作。画作内容来自于附近的其他建筑作品,随着环境的变化,会呈现出丰富多变的信息。观赏者也会由于站立角度不同,而欣赏到不同画作。
大连电子公司深圳总部(Headquarter Office of Great Link Corporation):这是一间生产电脑电缆的OEM公司,为了反映公司在数码化下的科技发展,建筑表皮成为数码信息传播的媒体介面,藉以展示公司作品,并在主要建筑物的正立面运用了多媒体和虚拟科技影像,以捕捉所谓的电子连结(人造建筑物的电子连结)设计概念(图14)。
3. 演化(Generation)
东京地铁饭田桥站(Subway Station/IIDABASHI):地铁站形体是由电脑自行演化而成(generate),建筑师将此概念称为“建筑种子”(the Architectural Seed)。主要设计过程是利用电脑人工智能系统,自动生成设计形体(图15)。
台中大都会歌剧院(Taichung Metropolitan Opera House):基地方格中反复依循定出的规则,画出无数个方格子,并运用复杂的工程技术演算法,随机地回转、动摇、曲折,在推动方形几何不断旋转的过程中,找出推演准则,确定结构元素,并构成表皮(图16)。由此种演算法演化出的设计形体,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都呈现连续性,形成流动结构,摹画出一个各个方向都积极参与周遭环境的开放性结构,因此,项目名为“声音的涵洞”(Sound Cave)。
台湾大学社科院新馆(New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NTU):项目的建筑结构来自螺旋几何概念。一系列规律的螺旋线,交叉演化出圆柱位置和天花板的型态(图17)。此螺旋运算使用“Voronoi”的演化程序计算产生。随着天花板型态的自动生成,也自然地延伸至地坪,将建筑成功隐身至周围环境和自然之中(图18)。
4. 制造(Fabrication)
新宾士博物馆(New Mercedes Benz Museum):该建筑采用双螺旋结构,在三角形的空隙周围,沿垂直方向旋转成6块水平展示台。为了精准地建构此流畅的表面,设计初期运用电脑参数式设计,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最佳可行性,上百张平面图及剖面图,由3D数码资料自动产生(图19)。
台中大都会歌剧院:在设计过程中,除利用快速成型(RP)技术来制作许多小型的模型(图20),不断了解并修正此高度复杂的结构;同样也在设计后期,制作出一个可容纳半个人的大型建筑模型。此大比例的模型是由CNC milling技术,分多组单元制作后,再接合成一个整体,主要为了研究设计形体、空间感以及结构等问题(图21)。组装过程中,每单元之间的结构补强由设计师们自行安装完成。
大连电子公司深圳总部:概念设计初期,该项目大量利用CAD/CAM技术辅助设计模型的制作,使用快速成型技术分段制作1:50的RP模型,再结合成一个完整的形体,以此探讨自由形体的空间关系及3D骨架的呈现效果(图22);利用镭射切割机来制作比例1:8的局部模型,主要研究建筑形体局部复杂的结构及可能的制作方式(图23)。最后,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金属骨架及表皮主要以镭射切割输出单元,而3D曲线等较为复杂的结构支撑骨架,则由滚弯机来制作;当这些元件切割及制作完成后,先在工厂进行预组装,经过组装测试完毕之后,再把元件拆解下来,运送至现场施工(图24)。
三、迈向新构筑
建筑理论随着时间而一再演变,构筑理论(tectonics theories)也随之发展,反映出人类文明与各学科的理论发展—包括哲学、美学、历史、物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研究、科学、心理学、设计方法、认知科学、电脑科学等。数码科技已为建筑师带来新的解放,形体、概念、材料,甚至是设计媒材和设计本身之间的关系,都已到了一个划时代的阶段。在这样的新思维下,建筑元素与建构过程已相当不同于我们从前所认知的建筑。建筑不只包含7个古典构筑元素,同时也包含4个新的数码构筑元素。
要在丰富而又精辟的古典构筑理论中增加新要素,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显然,本文仍受限于许多分析方法,收录的许多案例尚未提供足够的图文资料,因此本研究所提出的数码现象与数码因子,应该有更系统、更直观、甚至与设计者更互动的研究方法,对本文的结论再检验一次。这些案例分析也说明了两组构筑因子的某种一致性—材料与信息(material and information)、构造与制造(construction and fabrication)、互动与动态/演化(interaction and motion/generation)。
目前数码设计的类型有很多种,一方面是实体的(physical)、虚拟的(virtual)以及虚实混合(hybrids)的建筑,另一方面则是建造完成的(built)、未建的(unbuilt)与无法建造(unbuildable)的建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设计标准与目标,在建筑设计与建造过程中,强烈影响了构筑思考与策略。然而,当前所选择的案例素材,尚无法触及构筑实体性与虚拟性(tectonics physicality and virtuality),这方面需要在未来研究中继续探讨。
摘要：数码科技的发展推动传统建筑构造模式的剧烈改变,时至今日,我们迫切需要有系统地整合一些数码时代元素与古典建筑符号及新的构筑想法,以便继续发展建筑数码理论。一些数码构筑所产生的重要建筑现象,显示出动态、信息、演化和制造方面的新特征,在新构筑的初期理论中,笔者总结七个古典因子和四个数码因子,将其整合,形成完整而彼此互动的结果。
关键词：构筑,数码科技,数码建筑
参考文献
[1]Botticher,K.The Tectonics of the Hellenes.Postdam,1852
[2]Semper,G.The Four Elements of Architecture and Other Writing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
[3]Laugier,M.A.Essay on Architecture.Santa Monica:Hennessey and Ingalls,1753
[4]Sekler,E.F.“Structure,construction,tectonics.”In Structure in Art and in Science,edited by G.Kepes,89-95.New York:George Braziller,1965
[5]Vallhonrat,C.“Tectonics considered:between the presence and the absence of artifice.”Perspecta,Vol.24:122-135,1988
[6]Gregotti,V.“The exercise of detailing.”In Theorizing a New Agenda for Architecture:AnAnthology of Architecture theory1965-1995,edited by K.Nesbitt,494-497.New York: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1983
[7]Frascari,M.“Tell-the-tale detail.”In Theorizing a New Agenda for Architecture:An Anthology of Architecture theory1965-1995,edited by K.Nesbitt,498-515.New York: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1983
[8]Frampton,K.“Rappel a l'ordre:the case for the tectonic.”Architectural Design,Vol.60:19-25,1990
[9]Frampton,K.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Cambridge MA:MIT Press,1995
[10]Mitchell,W.J.“Antitectonics:the poetics of virtuality.”In The Virtual Dimension:Architecture,Representation and Crash Culture,edited by J.Beckmann,205-217.New York: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1998
[11]Cache,B.“Gottfried Semper:stereotomy,biology and geometry.”Architectural Design,Vol.72:28-33,2002
新基础理论 篇9
一、新基础教育改革:机遇与困境
教育改革的基础应该是什么呢?“教育改革可以理解为按照某种预期的目标以改进实践的有意识的努力。它的实质是对未来的反应。”教育改革是一项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公共事业, 必须对人民负责, 教育具有自身运行的规律;教育又是复杂的人的事业;教育通过长期的教育实践培养人。教育改革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教育改革自身也是复杂的, 教育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前和未来的教育和社会问题, 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因此, 教育改革具有科学性、社会性和实践性。教育改革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必须在科学的调查研究基础上, 基于一定的理论, 经过充分的实践检验, 制订改革方案, 最终通过改革主体的不断探索而成功实现。“一般来说, 课程改革必须立足于两大基石:一是课程的历史研究;一是课程的理论研究。”所以, 教育改革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科学基础之上:第一是历史基础。第二, 教育实验的检验和教育理论的引领。第三, 教育改革理论的指导。教育改革的成败大部分取决于它的基础, “我们正在采取高风险的解决方法, 很有可能成功, 也很有可能失败”。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经历了轰轰烈烈之后步入了高原期, 迷茫与困境逐渐显现。
二、缺乏“基础”的新基础教育改革
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既没有大幅度提高教育的质量, 也没有充分满足社会的需求, 还忽视了人 (学生) 的价值, 根源在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基础不稳, “首先, 在大部分情况下, 根本就没有进行全面的问题分析, 人们不能确切地了解最初为什么选定某一改革计划”。
(一) 课程史研究匮乏, 课程设计主观化
近几十年来, 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然而存在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虽然各种新的课程理论和流派不断涌现, 但多是某些教育理论工作者热衷于追求新颖的名词术语, 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 推出标新立异的改革措施的结果。事实证明企图以此指导基础教育改革是失败的, 课程改革也不会从中受益。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是以课程改革为核心的, 虽然我们借鉴了一些外国课程理论, 但是我国的课程设置、内容选择和编排仍缺乏课程历史的支持。新课程改革本应该以历史为前提, 而至今中国尚没有一本完整的《中国课程史》, 没有课程史做基础, 新课程改革就失去已有经验的支持, 浪费检验真理的历史实践标准, 大多会走向主观主义。
(二) 教育实验名不副实, 不能检验真理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照这样我们就应该大胆地实践, 即用教育实验检验教育理论, 方可知真理为何。“世界教育理论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告诉我们, 要建立一种站得住脚的教育理论, 必须有教育实验的支持, 有实验的验证、检验、修正、补充、完善”。而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基础教育改革缺乏实验基础。近几十年来, 我国的教育实验界引进了许多理论,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然而它还没能力担当起检验基础教育改革的重任。首先, 中国的教育实验只可成功, 不能失败。如果失败了, 那就不算是教育研究, 学术期刊不予发表, 没有学术价值。这是中国特有的“潜规则”, 其本质是学术界缺乏科学精神, 是学术官本位主义在作祟。其次, 一个整体的教育实验 (小学+中学+大学≥16年) 至少需要十几年, 而国家不允许这么做, 他们要的是多快好省地出成绩, 研究内容也大大地局限在刚性的国家的课题范围内。政府规定的课题过于死板, 又企图短期内获得成效, 其本质是忽视教育发展的规律, 官僚主义在作祟。最后, 一些所谓成功的教育实验大多为附会之作。上级提出素质教育, 下边的实验马上附会为素质教育的成功典型, 也难为他们确实贯彻了“理论指导实践”。教育实验如此发展下去, 何以完成其检验和发展教育改革理论的使命?
(三) 现有的教育理论不足以指导教育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 教育领域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理论, 教育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然而我国至今没有一种足以支持教育改革的纯中国的教育理论。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几乎成了外国理论的杂货场, 一种思潮尚未消退, 另一种思潮已经蜂拥而至。教育理论纷繁复杂, 什么都不缺乏, 唯一缺乏的是“中国心”。国人以外国的东西为高尚, 学者以外国的理论为先进文化, 仿佛只要是洋货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是灵丹妙药, 而中国至今没有属于自己的教育理论。教育学术界崇洋媚外之飓风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了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 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建构主义、实用主义等各领风骚三五年。五花八门的教育理论充斥着教育学术市场, “在理论基础上显得含糊不清, 会导致改革实践的不知所措”, 教育改革无所适从。没有本土化教育理论指导的教育改革犹如根基不牢固的大厦终将倒塌。
(四) 教育改革理论难以满足教育改革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进行了大大小小上百次的教育改革, 可是改革者对教育改革的复杂程度认识不够, 教育理论工作者也没有对教育改革本身给予足够的重视, 关于教育改革的研究至今仍比较薄弱。教育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学校与其环境之间、教育系统与整个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 是教育改革中至关重要的‘动力装置’”, 因此, 教育改革除了需要有教育理论的支持外, 还必须要有关于教育改革的理论的指导。教育改革几乎涉及社会的所有领域 (政治、经济、文化) , 教育本身也是极其复杂的, 教育改革研究专家波尔·达林认为, 教育改革的成败大多取决于改革过程中如何处理教育与环境的关系, 而不是教育内部的关系。因此, 对教育改革本身进行研究意义重大。
三、为新基础教育改革的成功奠定“基础”
新基础教育改革显然存在基础不稳的状况, 但这并不是不可解决的, 通过扎实的教育研究和相关改革完全可以为教育改革大厦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 加强课程史研究, 为课程改革提供历史实践的标准
课程作为历史的产物, 是连续的不是断裂的, 新课程不能也不可能摆脱以往课程的影响。历史上的课程包含了一些合理的成分, 我们必须借鉴, 不能浪费前人的经验。首先, 应当分学科来研究历史上的课程, 建立学科的课程史。其次, 应当分层次来研究历史上的课程, 建立分级的课程史。最后, 研究课程史上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选择和编排。总之, 课程史研究的任务和使命在于总结历史规律和经验教训以期为新课程改革提供历史实践的检验标准。
(二) 以科学精神搞教育实验, 创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
教育实验和教育理论是相辅相成的两方面, 中国特色教育理论的创立需要教育实验的验证、修正, 教育实验的开展需要一定教育理论的指导。教育实验的正常开展, 中国特色教育理论的创立需要相配套的教育研究和人才评价制度的改革。首先, 培养研究人员的科学精神, 不以实验的成败论优劣。其次, 改革课题申请和评价制度, 实行完全匿名评审制度, 给教育研究者最大限度的研究自主权。政府应大力资助发展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 防止和消除学术官僚化。再次, 改革量化为主的学术评价制度, 加强质量评价, 引导学者通过教育实验创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最后, 防止和消除学术市场化, 打破出版机构、学校和教育研究者之间的利益链, 引导研究者为学术而学术。只要教育学术研究环境 (包括实验研究和纯教育理论研究) 适当, 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的创立并不遥远, 教育改革的成功也就指日可待了。
(三) 创立中国的教育改革理论, 科学指导教育改革
至今, 我国学者对教育改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 但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引进了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理论, 但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具有本土化的教育改革理论。创立中国的教育改革理论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其中教育研究者的任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在教育改革的大环境中考察教育与各种因素的关系。其次, 验证和发展教育改革的理论和模式。最后, 重视对教育改革实践中经验的科学处理, “实现教育语体从‘政治———生活性’向‘学术性’语体转换”。总之, 创立教育改革理论的目的在于寻找教育改革的规律, 以科学理论指导教育改革, 避免教育改革的盲目与失误。
总之, 以课程史研究为课程改革提供历史实践的标准;以科学精神教育实验, 以期创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创立中国的教育改革理论, 科学指导教育改革。从此三方面为新基础教育改革奠定“基础”, 改革即便没有成功, 它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业。
素描基础教学新认识 篇10
关键词：素描基础教学,教学模式,教师引导作用,内在潜力
在潜力
素描是人类最早的绘画形式,早在原始绘画中,素描就展现出了无穷的艺术魅力,早期人类绘画艺术常以简单的工具和材料进行朴素的描绘。世界最早的素描作品是距今约两万年前的法国拉斯科岩洞壁画和约一万年以前的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的壁画,其形象生动、线条奔放简练。在中国,素描作为一种舶来文化,其发展的年限尚短,然而素描这门学科是开启艺术之门的钥匙,它包含了一切造型艺术的根本特征。造型艺术的各种形式门类都无法脱离素描而直接进入自己的领域。
一、当前素描教学模式
一些素描课堂采用俄契氏素描教学方法,使学生注重光影明暗,而忽视对最本质的形体内部结构的深入理解,学生只会被动描摹外形,学习浮表的外部现象,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缺乏深入理解,缺乏扎实的基本功。另外大多数美术专业的学生在高考填鸭式短期强化后,对于素描的理解简单:构图饱满,造型准确,黑白灰明确,空间层次,等等,可以说实用功利化。这种意识成为他们对素描艺术形式的全部理解,长此以往他们只能接受得了写实性素描,很难进一步欣赏一些表现性、抽象性风格的艺术作品。而对学生的个性表现、创造力及审美能力的培养明显不足,导致学生艺术个性表现弱,想象力狭窄,造型综合能力下降。美术教育者面对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如何把握素描教学,使学生真正达到驾驭素描造型的目的,不得不认真地进行思考。
二、注重教师的引导作用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在教学中处于主导作用,是因为教师在知识与学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学生学习知识旅途中少遇阻碍。教师首先要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艺术修养,教师的职责是培养学生进行基本规律的思考和造型意识的训练,传授有关的知识技巧,使学生能正确地进行艺术观察和艺术思维,使知识与能力稳步提高。因此在素描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学习,革新教学观念,提高自身的理论知识水平和技法水准。认真体悟素描语言,深化对艺术语言的研究与实践。教师要用心地研究教学,科学地组织教学,把自己从事的素描课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艺术教师之间要经常交流,防止闭门造车。
艺术教育主导思想应是引导性的、交流性的,要多注重学生自身的理解能力、自身的感受能力和表现能力的培养。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应该以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前提,恰如其分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从而真正促进学生主体的积极发展。除了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外,还应拓展学生视野,并进行一定的创造性思维引导,加深学生对基础素描的认识与理解。
教师的教学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根据不同阶段层次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这需要教师具有非常广泛的知识结构和较深的业务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够对各类学生因势利导。由于学生的客观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在教学过程中,要点面结合,以点带面,顾全大局,可以运用启发式和讨论式的教学方法。选择较优秀的画作,通过示范、对比、点评,以及课堂讨论等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教师还可以亲自示范,边示范边讲解,针对问题有效解决。
三、挖掘学生的内在潜力
就当前的素描教育体系来说,由于某种功利性要求,为了满足高考技能考试迎合各艺术高校的画风考风要求,学生只得在狭窄的教室里进行死板复制,美术课堂上学生只知道片面地简单复制缺乏更理性思维;在美术教学中,只注重被动描摹客观对象,缺乏主观情感投入;在美术课堂教学中重技能、技法训练,轻理论教学。久而久之,学生在这种过于机械化、程式化、被动的教学体质下,逐渐褪去原本的激情、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学生对素描课有兴趣,才能调动学生的作画的积极性,变被动为主动,把学生的潜力挖掘出来,自然事半功倍。在兴趣浓厚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一种开放的学习氛围,以最大限度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注重创新意识和想象力的培养是美术教学所大力提倡的。而今,创新精神是现代主义美术的灵魂,在美术教学中不容忽视。要不断强化创新,让学生也拿起画笔,模仿自己所感兴趣的风格创作。引导他们运用各种手段表现自己作品的独特之处,鼓励学生试用不同的物质材料和加工方式,不能将素描教学局限于铅笔、素描纸。创新是艺术的生命,创新精神是艺术学科的精髓,艺术领域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了思想,没有了灵魂,也就等于一潭死水,所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教师在教学中必须重视和加强的内容。想象力也是美术教学不可缺少的要素,丰富的想象带来不断的创新。素描基础教学中常会出现一个画室近乎相同的构图和调子,他们受到太多规矩的束缚,缺乏创造和想象,绘画作品呈同一构图和调子。
画家丢勒说:“艺术很真实地存在于自然中,谁能把它从自然中拉出来,谁就掌握了艺术。”对事物的观察和体验是艺术创造的基础。首先需要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去观察和寻找所感兴趣的内容。敏锐的观察力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前提,因此要对身边的人和事物注意观察,从生活中发现潜藏的美,锻炼自己敏感的思维和独特的视角,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
绘画是一件趣事,能真切地表现万事万物,能展现人的心声,更能升华情感,陶冶情操。素描教学者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艺术教育发展的需要,应培养更多具有创造性的艺术人才,探寻更有益于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的有效途径,不但要让学生掌握正确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提高学生艺术素质,丰富审美体验,让学生们抛开功利性要求,将真情实感融入作品中,赋予艺术的生命魅力。
参考文献
[1]翟欣建.认识素描[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2]吴宪生.素描教学新论[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1991.
美国新理论：离婚危害环境 篇11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科学家们在《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研究报告称，全球离婚率日益上升导致家庭数量增多，家庭成员减少。 研究人员称，家庭增多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住房、燃料和供水。
研究人员杰克·刘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从全球范围来看，家庭数量的增长比人口增长快得多。即使在人口负增长地区，家庭数量的增长也相当可观。离婚是造成家庭成员减少的主要原因。”
他说：“一般来说，离婚家庭的规模要比正常家庭小40%至50%。但无论一家有三口人还是有六口人，供暖所需的燃料是一样多的。”
研究人员发现，离婚会破坏“规模经济”。
2005年，美国的离婚家庭共用电730亿千瓦，用水28.5亿立方米。如果这些家庭回到离婚之前的规模，那么这些被消耗的水电就可以节省下来。
从1998年到2002年，在美国以及巴西、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希腊、墨西哥和南非等其他11个国家，如果离婚家庭重新组合后达到与正常家庭相同的规模，那么家庭数量可以减少740万个。
2000年前后，这些国家的离婚家庭数量在4万（哥斯达黎加）和1600万（美国）之间不等。离婚家庭的人均房间数比正常家庭多33%至95%。
古典工资理论新析 篇12
生存工资论是由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魁奈·杜阁尔提出, 并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全面论述的理论。生存工资论认为, 工资水平与人口变化相互影响促成自然工资水平的存在, 劳动力工资水平围绕自然工资上下波动。工资水平超过自然工资, 刺激人口增长, 工资回到自然工资水平。工资水平低于自然工资, 人口减少, 工资回到自然工资水平。
1.亚当·斯密的工资理论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 在“论劳动工资”这一章中讲到“雇主虽常居于有利地位, 但劳动工资有一定的标准, 在相当长的期间内, 即使最低级劳动者的普通工资, 似也不能减到这一定标准之下。”①“在某些情况, 有时也使劳动者立于有利地位, 能够得到大大超过上述工资的工资。很明显, 上述工资是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①“什么时候, 要是劳动报酬不够鼓励人口增殖, 劳动者的缺乏不久就会抬高劳动的报酬。什么时候, 要是劳动报酬过分鼓励人口增殖, 劳动者的过多不久就使劳动的报酬减到其应有的程度。在前一场合, 市场上的劳动供给, 如此不足, 在后一场合, 市场上的劳动供给, 又如此过剩, 结果都迫使劳动价格, 不久又回到社会所需要有的适当程度。”①。可以看出, 他要描述的自然工资, 并不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
同时, 亚当·斯密也指出, “使劳动工资增高的, 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 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出现, 而却在最繁荣, 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出现。”①因此, 资本增加的速度决定工资水平的高低。
亚当·斯密的工资理论, 忽视了一个问题。当工资超过自然工资时, 会促使人口增加, 但此时由增加的人口到成为劳动力需要很长的时间, 不会在短时间内对劳动力的供给造成影响。
2.大卫·李嘉图的工资理论
大卫·李嘉图在《经济学及税赋之原理》的工资论中, 认为自然工资受劳动者维持自身及负担家人所需的食品必需品和习惯享乐品决定, 而非货币的多少。他在“工资论”中是这样讲的:“劳动者维持一身维系一家, 以保持族类的力量如何, 非决定于他们在工资名义下获得多少货币, 乃取决于此额货币能够购买多少食品必需品和习惯享乐品。”②他还认为“社会进步, 劳动自然价格, 常有腾贵趋势。支配劳动自然价格的, 是几种主要商品。在这几种商品中, 有一种商品, 有因生产困难加大而腾贵之趋势。但因农业改良或输入食品的新市场发现, 必需品涨价的趋势, 得暂时抵消, 甚至, 使必需品价格跌落。因之, 劳动自然价格, 亦会发生相应的结果。”②据此可以推断, 他认为, 支配自然工资的是几种主要商品, 自然工资的高低跟这几种主要商品的相互价格有关, 并没有认为这几种主要商品的种类和数量是会变化的。
关于资本增加与工资的关系, 他认为, “人口二十五年增加一倍, 一国资本总额, 也许不要二十五年, 就可增加一倍。在这场合, 劳动需要的增加, 较速于劳动供给的增加, 工资常有腾贵的趋势。”②“以文化先进国之技艺知识, 输入新殖民地, 其地资本的增加, 往往会较速于人口的增加。若不能由人口稠密国移入劳动者, 劳动价格将大涨。此后, 人口愈稠密, 劣等土地愈有耕作必要, 资本增加的趋势, 亦愈减退。现人口的欲望满足以后, 社会上究能有若干剩余的生产物, 那须看生产的便利程度如何, 生产上所须雇佣的人数, 究曾减到什么程度。这时, 景况若佳, 生产力或仍可较大于生殖力。但可惜这种情形, 不能长此继续下去。土地量既有限, 质又不等, 把资本逐次加投下去, 生产率亦必递减下去。人口增殖力, 却不易变动。”⑦可以看出, 李嘉图认为:资本的增加对工资的高低有决定性的作用, 若资本增加的速度快于人口增加的速度, 工资将提高;而人口增殖力不变, 资本增速到一定程度后会减慢, 生产力会递减, 所以会出现人口压迫生活资料。对于人口压迫生活资料, 他给出了两条方法, 一为减少人口, 二为加速资本蓄积。
大卫·李嘉图的工资理论, 也忽视了一个问题。支配自然工资的商品种类和数量是会变化的, 也就是人们的必需品和习惯享乐品是会变化的, 特别是资本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较快增速时。
二、工资基金论综述
工资基金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全面描述了工资基金论。穆勒认为, “工资主要是由对于劳动的需求和供给所决定的, 或者, 正像人们所经常表述的那样, 是由人口与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所决定的。这里所谓的人口, 仅指劳工阶级的人数, 或者更确切地讲, 是指雇佣劳动者的人数;这里所谓的资本, 仅指流动资本, 而且并非指全部流动资本, 而是指直接用于购买劳动的那部分流动资本。”③他还认为, 除非资本本身 (用于支付劳工的各种资金的总量) 相对于愿意接受雇佣的劳工的人数有所增加或者减少, 否则, 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永久性地改变一般的工资水平。因此, 这与资本增加的速度决定工资水平的高低的含义大同小异。
穆勒还认为, “当已经习惯于改善了的舒适生活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以后, 新的一代人在生育方面的习惯是在一种较高的最低生活水准上形成的, 同时, 他们生活状况的改善具有了永久性。”③当工资持续较长时期较高时, 劳动者的生活将永久性地习惯于较高的生活水准。他以法国的例子说明了生活水准永久性地提高后并不会带来人口增长, “关于这种情况, 最典型的实例莫过于大革命之后的法国, 顷刻之间, 绝大多数法国人的生活由悲惨的境地上升到了自立并且相对舒适的水平;而其直接的后果是, 尽管处于遭受战争破坏的时期, 但人口仍然实现了空前的高速的增长。部分原因是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使更多的儿童长大成人, 否则, 他们早已夭折;部分原因是由于出生的人数有所增多。然而, 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生活习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 尽管法国当时处于空前繁荣的状态, 但是法国每年的出生人数几乎没有变动, 而且人口的增长也极为缓慢。”③
穆勒的工资理论中, 有两点可以借鉴, 一工资基金相对于劳动者人数的增减决定工资水平的变化;二劳动者生活的必需品和习惯品的种类和数量是会变化的, 并且在永久性地改善后, 难以降低。
三、古典工资理论视角下自然工资新析
从生存工资论和工资基金论可以看出, 资本的增加速度对工资的高低有决定性的作用, 自然工资仍然存在, 自然工资不是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自然工资由劳动者生活的必需品和习惯品决定, 而必需品和习惯品由经济发展水平和习俗决定, 并且其数量和范围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资本的增长不断变化。自然工资的永久性改善需要很长的时间, 并且永久性地改善后, 难以降低。本文认为, 自然工资水平的演进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人口压迫生活资料, 促使分工和科技的缓慢发展, 资本增加速度小于人口增加速度。人口缓慢增长。自然工资所对应的必需品和习惯品范围较小。
第二阶段, 资本累积到一定程度后, 分工和科技较快发展, 资本增加速度大于人口增加速度, 拉动工资增长, 工资增长促使人口增长。但人口从出生到能够成为劳动力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段时间较高的工资就会使劳动者的必需品和习惯品的范围永久性地变大, 变多了的必需品和习惯品就会使自然工资发生变化。等到前期增加的人口加入到劳动力队伍, 又会出现人口压迫生活资料, 这时人们整体上不会放低生活标准, 而会焕发出勤劳和创新精神, 推动新一轮科技的发展和资本的增长,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会抑制人口增长。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可能会很长, 如果采取控制人口的措施, 经济发展能够更快地过渡到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 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伴随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 会不断改变劳动者的必需品和习惯品的范围和数量, 而且人们能容易地掌控生育。这时科技的发展和资本的增长, 会拉动工资的增长, 但工资的增长不会促使人口的增长。一方面, 人们的必需品和习惯品的范围不断增大, 能够抚养小孩的剩余收入仍然没有大幅增加;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必需品和习惯品跟时间有关, 抚养小孩的时间成本大幅增加, 抚养小孩能够带来的快乐和享受, 是以失去一些快乐和享受为代价的, 人口增长的速度非常小。
注释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 王亚南,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2.
2大卫.李嘉图.经济学及税赋之原理[M].郭大力, 王亚南,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