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族根源音乐（精选8篇）
新民族根源音乐 篇1
在艺术的美学思想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种艺术美学思想实际上是指出了在当前这样一个全球共同体建构的过程中,坚守住具有民族特点的艺术风格、艺术品质、艺术价值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反过来可以促进世界文化艺术的多元性发展。费孝通先生认为,在繁荣艺术文化的交往实践中,我们的基本逻辑思路应当是“各有其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茶文化音乐作为我国传统音乐艺术的一种典型表现样式,在当前这样一个多元共同体互相交往的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环境中,从“民族化”角度继承、创新和发展并走向世界是一个具有文化规定性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是我国茶文化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的一个必然发展过程。
1 音乐的民族化理论之基本内涵
音乐是一种能够系统地调动人的感官、实现通感体验和美学遐想的一种艺术形式。音乐的民族化指的是这样一种艺术思想,即音乐艺术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本民族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艺术形式、艺术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本民族特有的思想感情”的一种创作思路,同时也是能够使“文艺作品具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的一种创造实践。归结起来,音乐的民族化理论之基本内涵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1 音乐表现元素的民族化
音乐民族化理论最为外显的部分就是其表现元素的民族化,这个外显部分主要包括这样几个部分:一是音乐选取题材的民族化,即音乐歌颂的对象主要是基于对具有中华民族元素、少数民族元素、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元素、中华传统文化典故元素等的一些内容;二是音乐表达形象的民族化,即在音乐背景中加入具有中国民族形象的一些直接观感性元素,比如长城、冰糖葫芦、江南水乡等,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民族冲击力;三是音乐情感寄托的民族化,即在歌颂民族元素的时候主要是表达诸如爱国之情、思乡之情、古典审美之情等;四是音乐表达语言的民族化,也就是注重利用中国古典诗歌、辞赋中的一些文言文典故、名人名言等寄托某种特殊的情感或追求某种特殊的古典情感。
1.2 音乐表达曲调的民族化
音乐表达曲调的民族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在曲调的运用上注重采用具有我国传统民乐色彩的一些特殊曲调进行表达,比如宫调式;其二是在唱腔上注重使用民族化的唱腔,例如屠洪刚的《霸王别姬》便是采用了一些京剧元素作为唱腔支持;王力宏的《花田错》则结合了京剧和西方R&B的一些唱法;韩红的《青藏高原》则融合了藏族唱腔和汉族唱腔的双重特质。
1.3 音乐演奏乐器的民族化
无论是从音乐的正面演奏还是作为一种背景音乐来讲,音乐的民族化必不可缺的一个组成内容就是演奏乐器的民族化。具有我国传统化的、民族化的特点的演奏乐器主要有二胡、古筝、葫芦丝、笛子、扬琴、铜鼓、三弦、月琴、板胡等,我们看到在很多具有中国风的音乐中都可以见到这些民族乐器的踪影,例如邓丽君的《小城故事》、《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都广泛地使用了这些乐器。在我国一些传统的民乐中,其慢节奏的演奏特征十分适合这些古典乐器来进行演奏,例如《高山流水》、《十面埋伏》这些古典音乐基本上都是基于传统民族乐器来表达的。
2 音乐的民族化理论对于茶文化音乐创新的借鉴价值
在我国传统文化的系统论框架下,“茶文化音乐”属于“民族化音乐”的一个子集和子系统,茶文化音乐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这种民族文化基因的规定性,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讲,“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广义上的茶文化音乐泛指可以融入到茶艺、茶道、茶德等过程中的一切音乐类型。当我们在审视茶文化音乐的创新发展问题时,至少可以从“音乐的民族化”理论中吸收这样几个价值:
2.1 为茶文化音乐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民族文化基因的发展方向
茶文化音乐的创新不是一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成长逻辑,它的发展创新实质上是对我国当前人们的社会心理、审美趣味、生活需要等属性的满足之过程。茶文化音乐创新在何种程度上是成功的、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期待,取决于它是否坚持了我国民族文化、传统茶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茶文化音乐的创新可以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些新鲜的表现理念、艺术价值、艺术表达方式甚至是表达主题,但是在精神风格方面一定不能偏离我国传统艺术的民族化道路。
2.2 为茶文化音乐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强大的艺术素材
艺术源于生活,可以是源于现实生活,也可以是源于传统生活。在艺术美学的范畴中存在着“一切艺术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其主要的逻辑就是提倡我们的艺术创作要深刻地根植于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中。中国音乐民族化的素材库深刻地根植于五千年泱泱中华文明的背景中,在这其中存在着诸如爱国主义、大中华主义、孝文化、君子文化、茶德文化等,这些已经通往历史中的艺术价值即便是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借鉴价值,茶文化音乐的创新可以充分地从这些素材库中取材创作。
2.3 为茶文化音乐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教学策略支持
茶文化音乐的教学当前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生活化教学”思路,其基本的教学理念就是倡导我们的音乐教师和学生在认识音乐知识、音乐作品、音乐表达元素、音乐美学的时候不是从抽象的教科书和理论体系出发,而是从生动的艺术生活、艺术现实、艺术作品尤其是具有民族特点、现实生活特点的作品出发来培养艺术灵感和艺术细胞。我国传统音乐呈现出来的歌词的民族化、文本的民族化、唱曲的民族化、唱腔的民族化、乐器的民族化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情感体验机遇。
3 基于音乐民族化逻辑的茶文化音乐创新思路
茶文化音乐的创新是围绕着我国传统茶道精神价值在艺术表达层面的一种突破和发展。茶文化音乐的创新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现代人对于精神审美想象之需要。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维度探析基本的创新策略:
3.1 推进茶文化音乐与当前流行音乐的深度融合
传统的茶文化音乐,无论是直接表现茶文化的采茶歌、采茶曲、采茶戏还是广义上作为茶道的配乐的各种背景音乐,都属于传统化、民族化、古典化、民间化的范畴,在整体上给人一种古典审美想象遐思的同时也难免带来“缺少时代气息”、“茶乐与茶道匹配性不恰当”、“古典名曲数量有限”、“寻常人难以对古典经典音乐进行审美”等问题。对此,我们建议茶文化音乐在根植于我国民族特色的同时可以与当前的流行音乐表现元素深度融合,例如女子十二乐坊的表演就很好的将我国古代的乐器、唱腔、曲调与当前的流行音乐进行了很好的融合,整体上给消费者一种全新的情感体验。
3.2 推进茶文化配乐中适当引入西方古典音乐
无论是我国的传统茶文化音乐,还是西方的古典音乐,基本上都是诞生于前工业社会时代的艺术作品,在艺术审美的追求上都带有农业文明社会的那种音乐节奏缓慢、音乐语言精炼、风格朴素、讲究自然的特点。我们在一般的茶馆消费、参观茶博览会、欣赏特定的茶道时所享受的配乐一般是我国古典音乐中的少数名曲,在较高频度的欣赏背景中难免会存在一定的审美疲劳,也就是说这些古典的茶文化音乐未必能够满足现代人疲劳的审美状态。对此,我们可以在茶文化的配乐中适当引入一些西方古典音乐作品,例如带有西方萨克斯演奏特点的《回家》、《田园交响曲》等可以给人一种全新的审美想象。
3.3 在不同的茶文化语境中应用不同风格的民族音乐
在当前这样一个国别文化交流的全新时代,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艺术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但是在具体应用这些茶文化音乐时又不能盲目地“引用”和“欣赏”。传统时代茶文化音乐的应用中存在的一个典型问题就是“音乐风格的滥用”。例如,在茶博览会这种典型的跨文化商业贸易性质的语境中,适合应用节奏相对较快的文化配乐,比如《茉莉花》之类的民乐;而在休闲度假性质较浓的茶馆会所中则适合播放节奏舒缓的民乐;在茶艺表演中则适合播放古典乐器演奏的古典乐曲。对此,我们的茶文化音乐创新和发展也要巧妙地实施这种差异化的运用策略,从而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在不同语境中的精神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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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怨气的经济根源 篇2
就在此事件几周前，当地网上舆论却不是这样众口一词，而是展开了激烈的骂战。针对西昌市出现了一些房产指明不出售或不租住给彝族人的歧视性事件，彝汉居民各执一词，剑拔弩张。
前后两个事件相隔不到一个月。在外部观察来看，当地民族关系似乎起落无常，时好时坏。而就当地民众的感受来看，又似乎前后之间大家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改变。当地如此复杂多变的族际互动也正是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演进的缩影。众所周知，对民族政策进行调整和改进是将来国家战略的重点内容之一。如何既科学又务实地推出新的民族政策，凉山地区的族际互动关系也许能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一、凉山是中国少数民族典型范式地区
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和聚居地区大致可分为三类，各少数民族人口和民族地区均属于三大类型之一或属于其中两种类型的复合形态。
第一类是“外围边疆”，如新疆、西藏等。它们地理上远离中原，现代国际政治中经常被多方势力争夺和利用，民族和国家认同上有一定矛盾。第二类是“中原边民”。像一些居于内地的人口较少民族，如畲族，或者散居全国的民族，如内地的回族，他们长期以来归属中央政权的管辖，采用大致与中央政权一致的制度，与汉族有深入交往并对“中国”的认同度很高。第三类是“内地边疆”。这些地区，地理上距离发达汉族地区并不遥远，历史上长期名义上归属中央政权领有，但实际是“因俗而治”，处于事实上的羁縻状态，与汉族有大量交往但又有相当程度的隔阂，对“中国”主要是认同的一面，但时有反感情绪。
民国时期国民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分为蒙疆藏三地代表（西藏代表还包括“省区藏民”和“暂居内地藏民”）、“边疆地区各民族”（含“土著民族”及“满族”）、“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回民），这在一定程度上即是对上述三类民族地区的认识。
凉山地区正是“内地边疆”的典型范式代表。地理上，金沙江大拐弯以北、四川盆地以南的地区可以统称为大小凉山，包含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马边、峨边县及云南宁蒗县等地。其中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政区几经变化，在与西昌专区合并，划出马边、峨边二县后形成今天的格局。
就凉山州的情况而言，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全州户籍人口近480万人，其中彝汉居民大约各占一半，彝族人口略多（汉47.55%，彝49.13%）。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安宁河谷地带，城镇化程度高；彝族人口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差、交通不便的高寒山区和半山区，城镇化程度很低。
原凉山州与西昌专区合并时，保留了昭觉、布拖、美姑等九县，当地称为“老九县”。这一地区海拔高、自然条件恶劣；汉族人口少、汉语并不通行；工商业极不发达；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现仍十分落后。它与安宁河谷汉族聚居区近年来的经济活力形成了鲜明对比。
特别是凉山州与西昌专区的合并、马峨二县划归乐山市，又典型地代表了解放以来中央治边的一种思路：将临近汉族地区划归民族地区，带动民族地区发展并防止其分离主义；将民族地区切割归属不同政区，防止其集聚力量对抗中央。
二、凉山彝族社会问题的政治经济逻辑
1. 解放后凉山的社会变革
凉山童工、凉山艾滋病、凉山毒品、凉山小偷等一系列的凉山彝族社会问题冲击着内地社会，刺激公众视野。一些汉族民众，甚至是一些到过凉山的志愿者，都对凉山彝族有着负面印象。这背后的线索与近几十年来凉山彝区的发展脉络息息相关。
凉山彝族地区最重要的社会变革是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改造。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称之为“民主改革”，简称为“民改”。民改虽然最后结果与土改大致相同，但各地在一定程度上根据民族地区特点在手段上有一些调整。这也与当时的民族政策相关。
凉山民主改革采取了协商和武力并举的方法，主要比照内地土改的方式，着重在土地分配上进行了革命，但实际工作中，传统彝族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也被大部消灭。民改废除了奴隶制及平民对贵族领主的身份附属关系，各个种姓的民众获得了人格和人权上的平等，这些都是显著的社会进步。但凉山民改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全面破除之后，新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建立；领主奴隶主经济被完全消灭，但新的社会化生产经济并没有建立。这一组问题在内地陷入“极左”和“文革”漩涡中，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时，并没有突显出来，或者说，虽有很大问题，但和内地差异不大。
更重要的是，当时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模式大体一致，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差别不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特别是计划经济的模式使得经济活动也是政治活动，因此可以靠行政力量直接解决少数民族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参与问题，如农业合作化与工厂招工等。这使得经济生活中少数民族的参与度、代表度与政治活动，如人大代表，大致相当。同时，当时汉族地区的经济结构第一产业也是占到相当大的比重，和少数民族地区差别不大，尤其是与少数民族地区毗邻的汉族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几乎一致。这种情况下，不仅民众是按“阶级”区分而不按民族区分，而且民族差别仅是文化差别，不是社会经济的差别。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也客观上减少了民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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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凉山彝区的现状与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内地经济运行逐渐进入正轨，凉山汉区也通过政府和民间的种种联系，搭上了发展快车。而凉山彝区，全民自耕农的社会经济结构、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的低农业产出与封闭环境，以及语言文化差异，使得彝族民众较难融入主流经济。
此外，就凉山彝区内部的社会运行而言，自民改之后，长老习惯法制度被全盘打碎、宗法管理被极力压制，凉山彝区实际是一个无法制社会。相应地，社会运行主要依靠强制性弱、地域性强的家庭道德约束甚至是个人自我约束。亦即，社会的制度化管理坍缩为家庭和个人单位的自我管理。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凉山彝族地区长时期生产凋零、毒品横行、青年身心糜烂、酗酒斗殴等社会案件频发，而毗邻的安宁河谷地区经济发展、对外交流频繁、社会事业快速推进。如此鸿沟又加剧了民族隔阂，更使得彝族青年越发难以就近融入现代化产业。
解放后，特别是近三十年以来，当地农牧业生产技术已经大大提高，但是土地出产能力极低，不论如何劳作，产量已经很难大幅提高。相反，因为生产技术提升，而生产规模和产量无法提高，很多传统副业，如采伐、狩猎等，又不能大规模开展，民众的空闲时间反而迅速增加。加之医疗卫生条件的提升，使得人口快速增长。两相叠加，彝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
而从就业市场的情况来看，老九县地区历史上与中央政权接触少，汉族人口比例低，因此劳动力的汉语、汉文化水平很低，有些几乎为零。在劳动力市场供应充足的情况下，雇主明显不会主动雇佣老九县来的不会讲汉语、没有技能的劳动力。相当长的时期内，老九县出去闯荡的年轻人都是失败而归，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民族误解和民族隔阂。同时，因为基础教育程度等原因，这些劳动力在外培训和提升的障碍非常大，劳动力人口靠自身能力提高素质的大门基本关上了。
在这里，语言、文化壁垒就成为了现实的经济屏障，经济屏障最后就是民族隔阂。如果说凉山毒品泛滥是剩余劳动力造成当地社会混乱的表征，那么凉山小偷在外偷盗猖獗，便是经济屏障和民族隔阂倒逼出的社会混乱的输出。
3. 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导致了少数民族青年就业难
事实上，改革开放对中国各民族的影响是一致的，主要表现为人口及物资的流动更为自由，微观经济主体能够自主决策。这也正是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力的基础。然而，在中国以汉族为绝对多数的多民族语境中，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在文化壁垒面前会造成民族间的落差。考虑到技术、资本、生产模式是由沿海辐射性地向内地和西部推进，它们到达西部民族地区时，必然带着汉族地区的色彩并以汉语为媒介。外来的资本和生产模式，在微观主体的决策中显然倾向于雇佣拥有同样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和语言能力的人群。另一方面，这些资本和生产模式其面对的主要市场是汉族地区和汉语人群，这又进一步推进了雇佣选择上对汉族文化背景和汉语能力人口的倾向。
换个角度观察，单就微观经济主体来看，雇佣少数民族人口显然意味着增加成本，要么修正其生产模式的汉族文化色彩并改变语言媒介，要么加强员工语言和技术培训使其适应资本和生产。并且文化和语言的隔膜更可能导致不确定的管理成本的增加。因此，雇佣汉族劳动力成为符合经济规律的自然选择。经过几十年的积累，西部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劳动力的能力差异又被进一步拉大[1]。另有一方面的情况是少数民族人口内部资金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十分薄弱，这使得私人投资民族色彩的企业做不起来、做不壮大。
上述情况似乎有一些例外，如民族用品企业和近年来少数民族打工人群的增加。其实，这些“例外”反而是对上述情况的补充说明。例如民族用品企业，生产诸如民族服装、宗教用品等产品，其产品本身就是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市场和人群，它们的文化色彩保证了其对少数民族人口的雇佣。然而毕竟少数民族特色市场极小，这些民族色彩的企业能够吸收的劳动力非常有限。另一方面，近年来内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少数民族人口雇佣的增加，主要反映的是内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些中小企业对少数民族劳动力给予歧视性的低工资，在吸收增加的管理成本后，仍有一定的利润空间。近些年西昌市区一些汉族开设的小餐馆开始大量雇佣近郊的彝族少女作为服务员，即是本地经济对上述现象的诠释。这使得少数民族青年面临一个两难境地：要么无人雇佣，要么接受歧视性的薪金。无论两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
在这里，民族对立及民族分裂思想为其看似“合理”的逻辑找到了温床。现实情况中微观经济主体按照微观经济规律对雇员进行的选择被直接表述为宏观的国家性的歧视，因此他们主张，脱离中国或者赶走汉人，可以加深本民族民众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度，增加本民族的财富。
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初即可采取的一个合理做法是利用国家机器的宏观作用，推进少数民族人口参与到产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去。然而，当时的经济发展策略是梯队式的发展，以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发展前沿，因此，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内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和民族地区显然不会被作为首要推进对象。后来推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依然沿用了东部地区起步阶段的财税优惠等政策，并没有因地因时制宜地推进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与民族地区的现代产业化，故而在民族地区反应并不强烈。此外，如《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本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可以决定减征或者免征”，这在现行财政体制内，民族地区财政普遍吃紧的情况下，效果甚微。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剧变，民族政策却没有更新，以至于有些少数民族人士感觉《民族区域自治法》提出的“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变成了“国家不管民族地区”。
4. 资源企业与三线企业推波助澜
攀钢在彝区，但是攀钢基本不招收彝族工人。周边的彝族青年对攀钢存货进行偷盗，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更是带有民族情绪：你占我的地，开地下的矿，还有大量汉族移民，我一点收益都没有。相反，攀钢的职工会觉得，彝族人素质低下，以偷盗为生，是不折不扣的野蛮人。可以想见，这样的民族隔阂对立，只能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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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以及其他邻近地区工业布局的主体是在当年三线建设的基础上，由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追加投资形成的。也就是说，主要是国家布局的产业。这些产业一直延续了三线建设的一些弊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是“嵌入式经济”，和当地的联系非常有限。此外，遍布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型企业，包括油气、水电、地热、风能等大型能源企业，以及采伐、矿山等资源采掘企业，普遍存在较少雇佣少数民族员工、少数民族员工薪金水平歧视性偏低等问题。其本质仍然是这些企业与本地经济缺乏纽带联系。
这里说的“嵌入式”与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认为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当中），所指内容有较大不同。资源企业与三线企业的“嵌入式”性质主要是指其与驻地缺乏经济交往。它们往往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不仅与当地少数民族，即便与当地汉族的社会经济都是缺乏联系的。但是因为资源型企业和三线企业往往涉及国家重要产业，似乎是面向国家需要和内地经济，因此在当地少数民族看来，是国家政权和汉族经济的代表。当本地汉族也表现出对这些嵌入式企业的对立情绪时，民族情绪消解为地方与外来者的对立情绪。文章开头提到的彝汉居民一致对攀钢二基地的反感正是一例。
当下经济活动中，民族地区的资源企业和三线企业普遍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现实的盈利压力，在占据了当地重大经济资源的同时又因微观决策较少雇佣少数民族员工。由于资源企业和三线企业在当地民众的心目中代表国家，因此经济决策对民族情绪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一般私营企业。以至于驻地各族民众都倾向于把这些资源企业和三线企业描述为“怪物”一般的存在。民族分裂主义的领土主张更是在资源企业和三线企业上找到了最为直接的“理由”。
三、民族政策的改进建议
根据上文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民族对立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参与度与文化壁垒方面的问题。以凉山的现实而言，解决凉山彝族的社会问题和推进民族团结发展是一体两面的内容，无论如何都绕不开提高经济参与度，特别是彝族青年就业，以及消解文化壁垒两方面的内容。
1. 国家主导推进少数民族青年的就业
青年就业压力是中国现时的普遍现象，不单在民族地区。但以凉山为代表的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青年就业难，与汉族地区的青年就业难有重大差别。汉族地区青年与企业是生活在同一个经济运行主体中，其就业困难是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而凉山彝族青年就业困难，更主要的方面是彝族青年劳动力与主体经济运行缺乏直接的联系和渠道，这相当于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的融合问题。
这一问题背后的复杂原因使其难以迅速直接得以解决。但是，国家干预是不可缺少的。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少数民族人群的参与度越低[2]，这与前述凉山彝区的问题吻合。这一现象造成的后果不言而喻，不仅对近年来加剧的民族矛盾张力而言是火上浇油，更是违背社会公平发展的基本理念。
这里，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政府因为民族问题对经济，如就业，进行干预，是否违背了经济运行的要求和规律？近几年一些民族学者对解决民族问题提出的方案也往往带有粗暴地加强“民族照顾”的内容，这不由让人对政府干预少数民族就业的主张产生疑虑：难道因为民族问题，我们要部分地回到计划经济的操作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前文所述计划经济时代因政治干预经济造成的民族问题相对缓和是一种低效和不稳定的平衡，内部政治经济的张力巨大。更重要的是，现有的经济运行态势无论如何也无法倒退到行政计划的模式。所谓政府干预少数民族就业，是以现代经济的逻辑进行宏观层面的调控。即便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也在其《国富论》中提出，放任微观经济个体追求个体经济利益时，政府的职能还包括维护社会经济运行的公平正义以及创办微观个体不感兴趣的机构和产业。
政府对少数民族青年就业的调控，不应当对私营经济进行强制命令，而应该按照企业运行的原则进行引导。对国有能源企业和三线企业可以考虑一定的强制要求。按照此思路，笔者建议从下述几个方面考虑推进少数民族青年就业的政策。
2. 创办和加强职业教育，并以职教机构为就业中介
关于职业教育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呼声由来已久，但对其在解决民族问题中的作用，可能估计太低。
以内地的资本和生产模式为代表的现代经济，与以农牧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劳动力，其间缺乏一个融合媒介。简单地加强汉语教育和开设内地边疆班无法弥合这个问题。而职业教育则不同。首先，它有明显的就业目的，针对性强。职业教育着重培养学生适应某一岗位或工种的操作能力及语言能力，实用性强，学习时间短，收效快。其次，职业教育的居间性质，使其兼有政策性和经济性的功能。职业教育由国家创办，其招生可以按国家政策进行安排，但其学生需到实际经济活动中就业，因此其培训内容及课业安排是以市场为导向。
此外，这里所说的职业教育机构还有相当的就业中介职能。因为在招生的时候按照国家政策操作，如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招收比例、减免学费等，入学人员很可能并不了解市场的需求。职业教育机构应当发挥职业中介的职能，贴近企业和市场，推进少数民族青年进入现代产业。
3. 补贴私营企业招收少数民族雇员的管理成本
前文已说明，当下私营企业招收少数民族雇员可能有额外的管理成本。但归根结底，这项额外的管理成本是由于国家管理在民族政策上的跟进较慢造成的。因此，由国家来承担一部分成本，不仅是政策，也是义务。从原理上讲，中国现有的“民族照顾”政策，本质上来说是对弱势群体的倾斜。而一些对其他弱势群体的倾斜，很多都已有经济性的引导，如《企业所得税法》中对残障人士就业的鼓励[3]。应当综合运用这一思路，在引导私营企业，特别是本地私营企业招收少数民族员工方面，做出鼓励性规定。
4. 推进资源企业与三线企业招收少数民族雇员
民族地区的资源企业和三线企业与当地少数民族的矛盾有加深的趋势，其原因自然是对国家经济发展成果分享不均。通过强制要求雇佣少数民族员工，保障其经济参与度，是加强资源企业与三线企业与当地民众经济纽带的最直接手段。事实上，资源企业和三线企业从来都不是一般企业，一直负有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的职责。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也正与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直接相关，资源企业和三线企业从理论到实践都应该在促进少数民族就业上做出安排。
新民族根源音乐 篇3
关键词：民族音乐,理论教学,新思考
民族音乐的体系非常庞大, 分类众多, 在具体进行教学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要比其他艺术科目要多得多。在进行具体的民族音乐教学的时候可以发现有很多同学对民族音乐的脉络不够清晰, 在学习中难以有效的理解各个知识点, 也难以把握住民族音乐学习的规律和有效方法。要提升民族音乐的教学成果, 就需要重新思考民族音乐理论教学的方式和策略, 注重改善和创新。
一、民族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关系
民族音乐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在原则上应该是互为补充、互为辅助、互为促进的关系。在民族音乐理论教学的过程中, 一遍遍的强化对既定的民族音乐理论的了解和领会, 不断的发现民族音乐理论中的闪光点, 发现其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在这个不间断的理论教学的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获得的成果都为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民族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关系来说, 教学是一个实践过程, 对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而研究又可以看作是教学成果的升华和凝练, 为民族音乐理论的与时俱进和丰富创新提供支持。
把握民族音乐理论教学和研究之间的关系, 积极在民族音乐理论教学中发现问题和不足, 发现优点和特色, 发现新的成果, 为民族音乐理论的丰富健全提供支持。如此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才能促进民族音乐教学成果的提高, 促进研究成果的进步。
二、民族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存在的不足
(一) 理论教学与理论研究脱节
民族音乐体系庞大, 其最佳教学模式应该是民族音乐理论教学和研究的互补互助。不过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可以发现很多教师是教育有余, 研究不足。民族音乐理论相关的教材、教学规划和师资力量分配等各方面都存在这样的缺陷, 注重对即成的理论进行宣传教育和普及, 对旧有的知识点和理论体系、理论架构进行教育, 而不注重提高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这样一来学生总是处于被动受教的地位而关于理论研究的动力却明显不足。这样就造成了我国民间音乐理论发展缓慢且滞后的状况, 对民族音乐理论的升华和完善不利。
(二) 民族音乐理论的主体地位尚未确立
民族音乐艺术是我国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今后仍然要占据音乐艺术的主导地位。然而当前我国民族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主体地位并不明确, 老师们有以西方音乐文化艺术为主体进行教学的不足, 没有能够实现“监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这种主体地位的缺失使得我国民族音乐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嫁接在西方音乐文化体系之中, 不能保持民族音乐的原汁原味, 也无法保证我国民族音乐体系的纯正, 使得民族音乐理论的“民族性”逐渐缺失。
三、民族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的改进
(一) 强化民族音乐的主体意识
民族音乐本身就是一个本土化的艺术文化体系, 它的延续和发展关乎我国纯粹的本土文化的兴衰, 因此需要特别注意保护, 注意传承和延续。要能够很好的保护我国民族音乐, 传承我国民族音乐, 首要条件就是强化民族音乐的主体意识, 从教师层到学生群体都养成强烈的民族音乐观念和意识, 注意在日常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以主体意识和观念去有方向、有目的的教育、学习、研究。从深层文化的角度讲, 这是我国全民性的本土文化、艺术保护心理和情怀的作用。作为华夏民族的传人, 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艺术当然要有十足的自尊心、自信心, 有对母语文化体系的坚守和支持。有强烈的民族音乐主体意识做后盾, 才能促进我国的本土化文化意识形态生生不息的发展演变。
(二) 教师队伍自身的理论素养和文化水平要提高
教师队伍是执行民族音乐理论教学的主体, 他们自身的理论素养、文化素养的高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民族音乐理论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从当前我国教师队伍普遍存在的思想观念和教育教学状态来说, 需要有目的、有策略的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和音乐艺术底蕴, 积极注重提高自己的民族音乐理论水平和根基, 坚定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 紧密跟从国家文化艺术发展的方向进行调整, 以适应主体意识观念下的教学效果的提高。
教育部门和教学机构等事业单位也要考虑做好理论教育队伍的素质考察, 从行政命令和行政考察等方面给教师队伍施加压力;或者从教育教学规划和教学纲领的制定等方面提升对民族文化创新性和创新研究成果、创新理论体系的侧重和支持, 以此来左右民族音乐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发展方向。
(三) 教育教学活动辅助环节的配合。
从严谨的教育教学活动程序来说, 光有教师队伍和学生的一厢情愿是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 这需要教育部门、学校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教学规划、教学目标的重新确立、科目设置、教材筛选、课业习题和考试、教师队伍的知识体系架构的调整等各方面做好辅助配合, 使得民族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进入可实际操作的阶段。要上下一体的强化对以主体意识和主体观念为核心的新型教育研究体系的构建, 积极辅助做好各项衔接工作, 推动我国本土文化艺术脉络的延续发展。
结语
二十一世纪我国民族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迫切需要以主体意识进行重新构建, 需要尊重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流派和发展前景, 积极做好民族本土文化艺术的强化, 迎接日渐繁荣的文化交流与碰撞, 弘扬我华夏文明。只有站在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角度做好民族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创新思考, 做好创新举措, 才能推动本土文化的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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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铁良.弘扬华乐文化展示中华风韵——听中央民族乐团“中华风韵”新春音乐会[J].人民音乐, 2010 (05) .
新民族根源音乐 篇4
【关键词】新媒介 民族音乐 创作 美学思想
民族音乐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创作、表演和理论方面都有独特的创造。在音乐艺术形象的创造上，在表情达意的方式上，在音乐的体裁、形式及其他各种表现手段（音阶、调式、曲调、节奏、多声部写作、配器等）上，都有我们民族的特点。因此，研究民族音乐的特点，总结其特殊规律，利用传统音乐文化中的积极成果，继承民族音乐的优秀遗产，其主要目的在于革新和创造，从而提高创作水平。目前市面上所贩售的取样音源软体或是专业的音效资?库中，缺少?民族地区音乐这块领域，所以一般的多媒体制作，需要民族地区音乐元素时，除自行采集外，别无他法。可是由于民族地区采集交通不便，加上人事、经费、语言的困难，我国民族地区的音乐元素因此在市面上极为罕见，往往以其他音效取代之[1]。所谓的取样新媒介，以国外的民族取样音效库而言，大致先以国家、族群划分，再以性质分类，比如说，（1）乐器类：笛、琴、铃等乐器（体鸣、弦鸣、膜鸣、气鸣）；（2）音乐主题类：劳动、生活、祭典、叙事剧情等；（3）语言类：则依族群、?龄、表情、场合而不同；（4）音效类：脚步声、狩猎声、自然环境声等等。
一、新媒介背景下民族音乐创作美学思想
在新媒介音乐领域的音源技术中，采样就是采集样本的意思，即把真实乐器的声音录制下来，形成多个样本，按照一定的规律（通常是音阶排列的规律）组合成一个音色，在新媒介音乐创造中运用采样音源调用回放样本而发出声音。由于被采样的是真实乐器的声音，所以采样方式的音源对传统乐器的模仿再现非常逼真。声音的真实程度即数字声音信号的品质以采样频率而定。大体而言，将音效素材新媒介、剪辑、混音后，可以输出成两大格式以兹应用：（1）一般声音档，包括WAVE 档以及压缩后的MP3、RM、WAM…等档案，这种格式可以提供线上的新媒介之用，并应用于一般制作多媒体的音效方面；（2）取样软体专用格式档，如Giga、Akai、Halion…等，专门提供给专业音乐制作工作者使用之[2]。
音效是指声音之效果，如同爆破声、下雨声、马蹄声、车声等，通常是用来配音，以增强想象或画面之听觉效果，在电影、游戏、戏剧、电台的应用上，非常广泛。其中，又可细分为环境音（nature sound），及后制音效；环境音系指收录自真实自然的声音；而后制音效则通常是指人造的声音。
取样音色是一种专业的数位音乐素材，用来制作音乐或是演奏虚拟乐器之用，来源大多是取自真实乐器、人及动物声，或是自然界的音效，透过取样技术转换为数位，以供电脑音乐系统使用。取样技术可以分为硬体与软体两种，过去的取样音色必需靠硬体取样机才能运作，而这些取样机大多是由E-mu、Akia、Kurzweil、Roland、Yamaha 等公司制造，机型庞大而沉重。直到近五?来，软体的取样技术才开始普及，取样音色可以直接配合数位编曲软体使用，并能利用MIDI 键盘直接演奏（Paul Gilreath，2004）[3]。数位音乐的器材由硬体转变至软体化，关系到电脑科技的进步，这是因为中央处理器（CPU）运算速度加快以及硬碟（Hard Disk）与记忆体（RAM）容量增大，进而取代?过去昂贵且笨重的硬体设备。除?取样机之外，编曲机、混音器、效果器等，皆有功能强大且便利的软体形式可供选择。由于一般的音色是封闭式的，音色的数量、种类皆固定，常常?能满足音乐制作者的需求，而取样技术是一种开放式的音源，可以自行对任何声音进行取样，而成就?一种全新的音色，因此成为当今音乐制作的主流。
二、当前民族音乐创作的现状
如今的合成器则是将音源库、编辑器、键盘等，三大器材功能合于一体，除?可以自行合成电子音色之外，更可以加入丰富的取样音色以供演奏使用，其中所内建的编辑器还可以录制、编辑音乐[4]。
混音技术也可以依据?同的音乐风格，如交响乐、流行音乐、电子乐等，而有?同的观?与手法。以古典管弦乐为?，在聆听实际乐团的现场演出时，地点通常是正式的演奏厅，声音经过空间设计的反射后，会产生良好的乐器共鸣。数位音乐则使用虚拟乐器，透过混音的技术，制造出演奏厅的音乐临场感。配器是以西方古典乐器及民族传统乐器为主，而在混音的过程中，则以空间感、频率、向位的编排等手法，模拟出现场演出的立体感[5]。
三、新媒介背景下民族音乐创作的保护问题
（一）民族音乐创作与新媒介相结合，促进本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新世纪音乐带有一种哲学思维，迥异于以往的音乐类型，其乐风通常是避免运用具有节奏张?乐器的结果，由于在音乐里加入回音、自然界的音效，而创造出一种平和虚幻的音乐美感。的艺术革命，横扫?西方艺术的创作及展演模式，其中的关键在于新媒介的进展，而电脑音乐就是电子音乐走向新媒介的标志。积体电路取代?真空管，电脑元件体积的大幅度缩小，导致专业个人电脑的盛行，而晶片制成的电脑倍速于类比电脑，应用在音乐上，使得音乐制作所需的硬体设备，如录音座、取样机、音源机等等，改由软体所取代，科学和音乐的结合逐渐臻于化境[7]。增进?音乐软体操作的?利性，造就人人都有成为音乐家的可能，从而导致?电子音乐的商品化。目前数位音乐在电视、电影、?行音乐的配乐，手机铃声及电台音乐的播送中，占?绝大部分。实际上，电脑音乐已经无处?在，深入?现代生活的各个层面?。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数位音乐的发展其实并?限于上述工具化、技术层面、教育应用的探讨，而是在结构面上影响?整个音乐体系的运作，乃至最神秘的音乐创作理念，也受到??可预期的撼动[8]。因此是以数位音乐为研究之目的与手段，一方面结合新媒介技术与民族传统音乐，将传统转化为数位音乐并应用于艺术层面，而非仅是单纯的采集、保存而已；另一方面、一般的音乐创作多取材于民族地区音乐元素之再创作，而本研究的取样、新媒介民族音乐，意在建立一个全新的音源资料库，并探讨其所带来的冲击面、创作面及应用层面之问题。数位科技艺术的时代已经来临，如果音乐创作的艺术性与独特性，可以靠科技的掌握而?开拓其可能性与丰富性，那么整个音乐发展的未来，势必与科技的发展密切相关。时至今日，民族音乐的研究，?应自外于新媒介时代。
（二）打造新媒介民族音乐的消费市场
文化工业的兴盛，致使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及标准化，其所养成的是失去自主性与想象?的被动观众。指出其价值所在是音乐主题没有重复，也没有一定规律，却达到自由变奏的极致。诚然，文化工业的发展可能会导致音乐的商业化，以及音乐作品的同质化，然而笔者个人认为荀白克这种类型的现代音乐，在音乐形式上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但创作手法纯以音符的排?与组合做成乐曲，缺乏音乐美的本质，其意义也过于抽象，而难免有曲高和寡之叹。以目前的音乐产业观之，数位音乐之所以充斥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主要是由于复制技术的解放。如今的数位复制技术，已经达于精致化，除?声音?失真之外，要分辨母片还是复制品已经没有意义?，因为真品与赝品几乎没有差别[9]。
尤其在文化的定义上有两者明显的落差：前者倾向于以传统乡土人类学式的生活内涵来思考文化的定位，且具有高度的地方关怀与社区认同，并?完全从经济来思考；而后者则模糊文化的边界，将具有生产文化符号意义的产品都视为文化的展现，相较之下“文化创意产业”似乎更像一个产业政策。当代的消费模式打破?艺术神圣与崇高的藩篱，尤其数位风潮的涌起，音乐透过数位传播媒介，使多数人要欣赏高水准的音乐演奏，未必需要进入收费昂贵的音乐厅，而且还只能听一次[10]。新媒介使音乐传播便宜而又便利，导致音乐商品化成为一种趋势。数位传输的优点，在于音乐?会受到人、事、时、地、物的影响，也可以使?多想接触民族音乐的人，?必千?迢迢进入民族地区，而是透过各种通路，接触其兴趣。再者，民族目前的困境，首当其冲的是经济，而艺术商品化或许可以带给民族地区音乐许多生机，只要做好行销、后制与推广，相信可以将民族音乐推向世界的舞台。
结论
应该承认，只有显现民族精髓的音乐才是世界的。新媒介下民乐的色彩性不但并非落后，而且还具有超前的发展性，这是西乐发展进程早已被证明的事实。民乐只有在突出色彩性的前提下兼顾音乐的融合性，才能在世界音乐之林中独领风骚，才能让中国人固有的音乐血液重新沸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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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族根源音乐 篇5
二胡自其产生以来,历经了千年的时光。早在宋朝时期,二胡的前身——“奚琴”,就在宫廷乐队中使用。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还留下了关于二胡的“一弦嵇琴格”的故事。作为中国民乐的代表性乐器,二胡在现代生活中也广泛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爱,也常常作为独奏乐器出现在各种文艺活动之中。但是,在当今二胡艺术发展的繁荣的背后,谁又能想到直到百年以前的二十世纪初,二胡的地位还非常的低下,仅仅作为民间戏曲和地方音乐的伴奏乐器而出现,根本无法与同为传统民乐的琵琶,古筝,笛子等相提并论。因此在当时,二胡甚至被称为“叫花子”乐器。而这样的情况直到刘天华先生的出现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刘天华先生对二胡的制作,演奏法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并第一个将二胡以独奏乐器的形式搬上了舞台,使原来叫花子拉的二胡也登上了音乐厅这样的大雅之堂,为二胡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自此,二胡也开始了她的黄金时代。
在二胡刚刚登上音乐厅舞台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刘天华先生所作的“十大名曲”之外,二胡音乐主要还是以移植地方传统音乐以及对其他民间乐器音乐的模仿为主,如移植于古曲的《汉宫秋月》、《昭君怨》等,这些乐曲都是十分经典的民乐曲,对二胡初期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随后,在解放初期的五六十年代,大量歌颂新社会的二胡曲出现,其中代表作有《翻身歌》、《喜送公粮》等,这些作品代表了人们对新社会的热爱之情、对建设伟大祖国的坚定信念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但是,就在这二胡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如火如荼的进行之时,十年文革却无情的浇灭了二胡届高涨的热情。在这十年,由于演奏机会和演奏曲目的大大减少,二胡事业的发展陷入了一个低潮。但是,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沉寂,或者可以说是沉淀之后,二胡事业在七、八十年代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期间的主要作品有充满民族色彩的《江河水》、《长城随想》等。但与此同时,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外国音乐被引入中国,二胡移植外国优秀乐曲的现象也开始出现,由于二胡和西洋乐器小提琴同属弓弦乐器的范畴,因此这些移植作品主要以移植小提琴作品为代表,主要有《霍拉舞曲》、《流浪者之歌》、《查尔达斯》等优秀的移植曲目。一时间,移植外国作品而产生的高难度的二胡曲风靡整个二胡届,无论是专业院校的师生,还是社会上的二胡爱好者,无不以能够演奏快速绚丽的高难度外国移植曲目为荣,甚至出现了“要把二胡当作小提琴去演奏”这一口号。这一抛弃本民族传统文化,而去全面迎合西方文化的错误行为,迅速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反思。关于民族音乐到底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也迎来了二胡届大量的争论。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都还未完全消除。
二、学界对于二胡艺术发展问题的争论
二胡音乐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到底是全面接受西方音乐思想,将二胡以小提琴的方法进行训练和演奏;还是固守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不以时代的发展而做出改变——这个问题已经被学界讨论已久,在繁复嘈杂的争论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人认为,将二胡全盘西化,可以开发二胡的潜力,打破其演奏限制,使其在技术上更加丰富,也对我们了解西方音乐,借鉴西方音乐起到了良好作用。另外的一方则认为,二胡全盘西化会导致二胡过分注重技术的扩展而丧失了内涵,丧失了民族音乐的精华,使二胡失去其最初的情感,因此应该固守本民族的音乐。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均有其片面性。唯物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观察一件事物要从正反两方面去考虑,偏离了任何一方就会导致观察结果的片面性。因此,对于二胡音乐到底应该走什么道路这一问题,我们也应从正反两方面去考虑,并综合两方面意见去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二胡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来结合西方音乐演奏技法,从客观上确实丰富了二胡的演奏技法,增加了二胡的表现力,为西方音乐,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至于一些人认为的二胡“提琴化”是西方文化侵略所带来的弊端,笔者认为二胡学派的鼻祖刘天华先生已经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解决之道。刘天华先生作为中国民乐的代表人物,学贯中西,不仅在二胡艺术上登峰造极,对于小提琴、琵琶等乐器的演奏也能登堂入室。另外,刘天华先生对于西方作曲技巧及中国戏曲音乐也有很深的功底。他曾随美籍教授范天祥系统学习作曲,并跟随梅兰芳先生,为其演唱的戏曲进行记谱工作。这都为他对于二胡曲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刘天华先生所创作的圆舞曲风格作品《烛影摇红》,进行曲风格作品《光明行》等,无一不是受到西方音乐思维的影响而创作,但刘天华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借鉴这些西洋风格及作曲技法进行二胡曲创作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音乐体系来创作作品,而是将西方的作曲思维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了这种貌似西方结构,实则中国内涵的杰出作品。我们知道,乐曲的创作技法和演奏手法是为乐曲的内容服务的,刘天华先生恰恰是在乐曲内容这一方面牢牢的抓住了中国音乐的魂。《病中吟》中对于祖国现状的深深担忧,《闲居吟》中带有文人音乐思想的悠然自得,《空山鸟语》中对鸟声的模仿及对祖国山水的热爱,无不体现了刘天华先生对于本民族音乐的深厚功底及对本民族的热爱之情。而唯有这样,才能留下了对二胡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十大名曲”。
可喜的是,近十几年来,二胡界逐渐重视到了这种现象,也创作了一些运用西方作曲手法来描绘中国传统文化的新作品,如王建民的《二胡狂想曲》系列,关迺忠的《追梦京华》,刘文金的《雪山魂塑》等。这些优秀的二胡新作品,无疑是现代二胡作曲家对刘天华先生创作思想的回归。作曲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并没有全面运用西方创作的手法,而是依据本民族的艺术思想来进行设计,使我们的民族音乐在乐曲中不着痕迹却又相映成趣,有一种“润物细无声”之效。不可否认,这是对我们本民族音乐的一种全新的认识,更是为民乐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三、对民族音乐发展的建议
(一)打破藩篱
目前音乐界对于民乐发展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音乐学界为首的“理论派”研究队伍;一类则是以各类器乐演奏者为主的“演奏派”研究队伍。这就造成了各学派在关于民乐发展这个问题研究中的一些隔阂。“理论派”的研究者们理论功底深厚,对于民乐发展的脉络也较为清晰,往往从宏观的视角去观察民乐发展的问题,也能够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但是由于其缺乏演奏基础,在提出观点的时候,难免因为对于民乐实际演奏技法等方面不太了解而造成与演奏者实际演奏的脱离。而“演奏派”的研究者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虽然能够根据自身演奏体会,对音乐作品做出最为直接的理解,但是会出现理论知识不足,无法站在宏观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情况。另外,由于目前音乐学科的设计,导致很难再出现如刘天华先生那一代人中精通多种多种乐器的情况,这也客观上导致了各个民乐学科只是在自己的小圈子内进行研究,缺乏将各民间乐器相结合,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的能力。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我们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在每个学科在研究过程中存在其特殊性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必然存在该学科的局限性。如何克服这种专业所带来的局限性,就成为大家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不同学界的学者们应从从多视角,多方面进行“跨界”研究。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理论派”和“演奏派”的研究者们能够相互借鉴,互相学习,来分析民乐的发展,对更好的认识了解民乐是大有益处的,对未来民乐的发展也必然有所帮助。笔者认为,“跨界”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由于目前学科建设的原因,各学科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相互不了解的问题。通过“跨界”研究,首先可以增进各方了解,从“局内人”,“局外人”等多种角度对问题进行研究,增加研究角度;其次,可以学习兄弟学科的研究手段并为我所用。例如,高校的民乐师生们可以跟随音乐学学科的调研者们一起去民间进行采风调研,学习民间演奏者的演奏理念与演奏手法,对民间乐曲的来龙去脉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最后,这种“跨界”研究可以消除学科直接的藩篱,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改变以往各学科只在自己研究领域内进行研究的现状,从而可以从更准确,更宏观的角度去对民乐发展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二)贴近群众
刘天华先生曾说,“音乐要顾及一般民众”。因此,笔者还建议当今的民乐人们要多与人民群众接触,创作出符合人民兴趣爱好,反应人民真实生活的二胡曲。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告诉我们,“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这句话包含了两个道理:1,艺术品是艺术家们吸收自身在生活经验,社会活动中的体会,感受所创造而来的;2,艺术品不是生活中事物的完全复制,而是以艺术性的思想,艺术性的观念去体现的。众所周知,我们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和几百年以前甚至几十年以前的人们都大有不同,蕴育民族音乐所必需的文化土壤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当代二胡人在创作艺术作品的过程中,一定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去挖掘,去探索民间音乐,找出本民族音乐中最精华的部分。
在这一方面,刘天华先生已经为后来者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在他二胡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在认真、谦虚的向民间艺术家们认真学习,汲取着民间音乐的精华。少年时期,在刘天华所居住的宅子对面,有一个寺庙,刘天华经常向寺中的和尚讨教笛子、二胡等民间乐器的演奏方法;青年时期,刘天华又跟随当时的民间二胡艺人周少梅学习二胡,并不辞辛苦专程来到开封学习古琴演奏;甚至刘天华先生的去逝,都是因为在北京天桥,向民间艺人学习锣鼓经时,不慎染上猩红热而不治而亡。可见,刘天华先生的一生,是向民间学习的一生,是为弘扬民族音乐而不懈努力的一生。而正是因为刘天华先生能够认真向民间学习,认真汲取民间音乐元素,才能创作出不朽的民族之音。
四、结语
在民族音乐发展到一个崭新时期的今天,民族音乐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依旧是民乐人乃至整个音乐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本文以二胡艺术的发展为切入点,通过对二胡艺术的发展与变革、学界对二胡艺术发展问题的争论及对民族音乐发展问题的建议等几个方面的研究,发现刘天华先生的音乐思想及音乐创作对当代民族音乐的发展也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在文章最后,笔者首先提出了“跨界”研究的方法,呼吁各个学科打破学科间的藩篱,从准确、宏观的角度去研究民族音乐,从而使民族音乐以一个更加全方位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其次,笔者提出民族音乐的发展要贴近人民群众,只有虚心向民间学习,才能不断创作出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作品,才能让民族音乐保持长久的活力。
新民族根源音乐 篇6
一、民族音乐的文化代表性
(一)民族音乐即是对文化特色的有效传播。对于民族音乐, 首先一定具有音乐的特点,并且在民族音乐的身上更加具有相应的民族特色文化。在广袤的土地上,在不同的地域生活着不同的民族,也就拥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色,因此民族音乐除了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之外,更多的是对当地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每一个字节,每一个音符都能良好的体现其文化特点。
(二)民族音乐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财产。每一个民族都有各自的历史和文化传承,而民族音乐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不断积淀酝酿而产生的。民族音乐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比如说贵州侗族大歌是侗族人民在生产活动中传承下来的具有侗族文化特质的音乐形式。这些已经都绝不仅仅限于音乐的范畴了,更加延伸到文化的领域,是一种文化财产的体现。
二、新媒体环境的产生以及对音乐传播发展的推进作用
(一)新媒体环境的产生及意义。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新媒体更多的是通过虚拟信号进行的一种信息传递,从而达到更加广泛的传播领域和迅捷的传播速度,让人们能够更好的全面了解到当前的时效信息,拥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感。
新媒体环境产生的更多是源于IT行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当前的IT技术也能普遍支持相应的新媒体环境构建,使得人们对信息的传播更好的通过网络、数字化等环境进行交流沟通。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革新,更是一种对文化传播的全新定义,即便是民族或者传统的文化发展传播方式也同样可以通过新时代的新技术来进行,从而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欣赏。
(二)新媒体环境对民族音乐传播发展的作用。新媒体环境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信息传递的广泛性和普及性,首先IT技术的运用使得信息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传播从而达到更为迅速的传递效果。 并且新媒体环境也使得信息的传递更加方便和普及,听音乐也不再需要去专门的剧院,甚至不用去买相应的专辑光碟,只需要在网络上搜索相应的关键字,海量的音乐信息一定能满足相应的需求。
民族音乐其本身就有一定的限制性,传播的范围相对流行、古典等音乐作品更窄,不能良好的进行传播和交流也是阻碍民族音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新媒体环境的出现使得信息的发布和传递变得更加简单迅捷,也就使得民族音乐也同样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进行传播和推广,从而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新媒体环境下促进民族音乐传播与发展的具体实施
(一)以良好的管理宣传方式进行促进发展传播。加强公共管理对民族音乐产业及文化传播的促动作用,保证在新媒体环境之下民族音乐健康有序的传播与发展。比如利用公共管理手段搭建网络宣传平台,从而提升相应民族音乐及其周边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当今时代宣传和影响力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信息传递非常便捷的新媒体环境之下,就更加需要注重相应的管理和宣传。
在整个过程中,也同时需要形成一套合理的体系,从而为民族音乐产业的发展及文化传播提供有效的保障与引导。结合公共管理新媒体技术的虚拟空间中的便捷功能,提高发展、创新水平,也是对新媒体环境和相应技术的良好运用。在信息传递迅速发展的今天,对民族音乐宣传和发展的主动性是必不可少的。
(二)民族音乐的传递应以民族性为根本。民族音乐的根本就是其民族的特性,比如在新媒体技术下,萨顶顶以一张专辑《万物生》赢得了英国BBC世界音乐大奖亚太区最佳歌手大奖,通过藏文和梵文的歌词以及藏族、蒙古族佛教音乐和民乐的使用,东方神秘主义的造型,使之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代表人物。而之所以能取得这样良好的世界级反应,其根本原因就是民族特性的体现得到了认同。即便是在新媒体环境这样一个充满着新兴技术的状况之下, 良好的体现音乐的民族性特点才是最重要也是最能体现其根本特质的。新媒体环境更多的是一种传播工具和方式,使用这样更为便捷的方式是为了将民族音乐更好传播开来得到全面的学习和交流,民族性作为一个最根本的特性也是需要传播和发展的根本。
四、结语
新民族根源音乐 篇7
(一)内部利益冲突的根源
1、社区利益冲突。
在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利益主体包括内部的和外部两大类。相应的,利益冲突也包括两大类:社区内部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简称社区内部利益冲突),社区与外部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简称社区外部利益冲突)。实际上,导游与旅行社之间,旅行社与政府之间,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游客与村民、旅游企业、旅游管理部门之间,旅游开发与环境之间都有可能存在冲突。鉴于本文的研究范围,只选取村民之间、村民与旅游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类型与根源进行剖析。
2、村民利益冲突。
按照参与旅游的方式及是否参与旅游,村民可以分为两大类:参与旅游的村民与未参与旅游的村民。参与旅游的村民主要集中于经营家庭旅馆、出售旅游产品、在旅游企业就业三个领域。按照参与领域的不同结合方式,又可以细分为四类:一类是既有家庭旅馆又有家庭成员在旅游企业就业;二类是仅有家庭旅馆;三类是仅有家庭成员在旅游企业上班;四类是没有家庭旅馆,没有家庭成员在旅游企业上班,但是经营其他服务项目,如向游客销售特色产品等。其中一类和二类村民本文称之为大经营户,三类和四类村民本文称之为小经营户,因其所得旅游利益少于大经营户。大经营户内部为争夺游客的利益冲突最为严重;小经营户之间为争夺在旅游企业的就业机会也有利益冲突,但是相比起大经营户内部之间的利益冲突,其程度要低得多,小经营户与大经营户之间为争夺经营家庭旅馆的机会也产生了利益冲突;未参与旅游的村民细分为两类:不想参与旅游的村民,想参与但没有机会参与旅游的村民。本类村民内部的利益冲突不明显,但与参与旅游类村民之间有着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是否参与旅游上。
(二)内部利益冲突的根源
1、非正式制度作用消褪。
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主要是群体内通过谴责、疏远或者驱逐方式得以发挥,激励作用主要是通过肯定、声誉方式发挥。在小范围群体内,声誉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非正式制度的功能还能够比较有效地发挥。但是,发展旅游后这种局面遭到一定破坏。虽然在发展旅游前村民之间也存在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冲突,非正式制度也在缓慢演变,但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像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那样对利益冲突的广度有如此之大的造就能力,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像经济利益那样对非正式制度的演变甚至是破坏有如此迅速和强大的能量,以至于在经济利益面前历代相传的非正式制度都要低头让步,部分村民锱铢必究,邻里甚至亲戚之间反目成仇,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已经下降了。而非正式制度一旦演变或者消退,就如泼出的水一样再也难以点滴不漏地收回。
2、正式制度缺乏。
在非正式制度作用消褪的同时,正式制度却处于真空状态,或者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有冲突。这更加剧了利益冲突的程度。在参与机会方面,绝大多数旅游开发商都以正式规则的形式如企业规章制度、开发商与村民或者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中对参与资格、参与方式做出限定。在开发实践中一般从三个角度安排参与资格:首先考虑被征地(或租地)村民,其次按照接待设施条件,其三按照经营管理能力。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限定参与资格没有错误,毕竟一个企业和景区无法容纳所有的村民参与。但是,这种正式规则与社区的非正式制度发生了冲突。在一些偏远少数民族社区,长期以来村民内部已经形成了绝对平等的观念,即使只能从某个机会中获得微小的利益,但是参与机会和基本均等化的微小收益对村民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哪怕参与旅游的收益在其收入构成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他们也非常重视公平地参与。
二、外部利益冲突类型及根源
(一)利益冲突类型
村民与旅游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属于外部冲突。这种冲突在旅游开发初期就已现端倪,在旅游烈性以后这种冲突可能扩大。
1、土地“被流转”引起了冲突。
无论是《宪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都明确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因此集体的土地以何种方式、何种价格流转给旅游开发商时村民并没有决定权,甚至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者村民委员会都没有权利决定,由开发商和基层政府越过村民与村民委员会直接决定了,在不完全知情和不自愿的情况下有些村民的土地部分“被流转”,有些则是全部“被流转”。村民的利益从一开始就被损害了,这为双方日后的利益冲突埋下隐患。云南文山普者黑旅游开发商自1992年始长达18年没有给19户村民任何土地补偿,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激烈就是一例。
2、参与层次、收入、机会安排不合理。
村民和旅游开发商之间除了土地方面的利益冲突,在旅游参与方面也存在利益冲突。一是参与层次和收入方面,村民在参与层次与收入方面均属于低层次,没有得到满意的收入,在村民能力逐渐提高的情况下这种参与方式的安排无疑会引起利益冲突。二是参与的机会公平性方面,有些村民认为自己也符合参与条件但是没有参与的机会,不仅与参与村民之间有冲突,与旅游开发商之间也产生了利益冲突。
3、安静、安全生活环境被破坏。
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资本,管理,信息,游客,带来了经济结构与收入构成的变化,也改变了村民的交往面和生活环境氛围。不管是否参与旅游,村民都要面对旅游,面对游客,往日的生活秩序、氛围和习惯被打破,宁静的日子被高音喇叭、游客的嘈杂、景区内交通工具穿梭声所淹没,朴素的民风被无情的争利所瓦解,和睦的亲戚邻里反目成仇。以往安静、质朴的生活完全不存在了。村民安静、安全生活的利益得不到满足,非经济利益冲突由此产生。
4、对对方利责的错误界定。
在对对方利责的界定上,双方从自己的理解和利益出发为对方界定了一些权利和责任,这是未经过良好沟通和协调的界定,所以常会出现对方眼中的越界行为,利益冲突产生。如一些社区的村民认为,虽然旅游开发商只征用了社区部分土地但已经实际使用了整个社区,那么就要对社区的发展负责,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安排就业,帮助村民致富;而旅游开发商认为既然合同认可企业开发行为,那么不管村民是否参与旅游都应当服从企业的管理。这两种理解都是把对方责任扩大化的错误做法。
5、开发商没有兑现开发初期的承诺。
有些开发商在开发之前承诺村民许多参与事项,但是进入经营阶段却因种种原因没有兑现承诺,村民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利益,利益冲突产生。一些民族村寨在发展旅游初期是非常欢迎旅游资本的,一般资本所有者在进入前都会给村民一些承诺,比如招工、改善环境、参与旅游、利润分成等等,有些承诺是分不同阶段给出的。这样,村民就形成了自己的“保留价格”。旅游资本的所有者也有自身的“保留价格”———只有从旅游中获得的利润不低于这个“保留价格”资本才会留在目的地。保留价格与实际分配到手的利益之间的差额称为交易利益。交易利益越小心理落差越小,表明利益分配比较公平,利益冲突产生的可能性越小。
(二)村民与旅游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根源
利益冲突根源与相应正式制度真空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冲突有莫大关系。
1、缺乏合理的旅游规划制度。
首先我国没有一部专门的正式制度对村民在旅游规划和经营阶段的参与主体地位及其利责进行确定,仅靠一些普适性的外在制度在最一般的意义上界定利益主体的利责。村民在旅游规划阶段没有发言权,不能够就是否愿意发展旅游业表达意见,成为“被规划者”而不是“规划者”,这种背景下开发商及政府管理部门根本不必考虑村民的意见,除了有些旅游开发商和政府为避免日后管理困难象征性地征询村民意见,但这不是真正的参与规划。也没有决定参与层次与收入的权利。这样的制度真空从规划伊始就制造了利益冲突。
2、当地政府没有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我国的《宪法》和《土地管理法》排除了土地私有制,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方式控制土地流转权利;尽管《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土地一包30年不变,这期间承包者有权利决定土地的使用方式,但是由于这一规定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监管及反馈,这给某些地方政府部门随意征用土地制造了机会。因此,村民的土地才被地方政府和旅游开发商以议定的价格任意“被流转”,且没有对流转方式的发言权。上级政府要以强硬的手段保证地方政府严格按照现行土地流转程序、遵循土地流转原则处理土地流转问题。同时,也要审视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制度的价值基础与伦理基础。
3、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真空。
在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是最主要的旅游资源,然而,能够利用该资源获益的是旅游开发商和极少数“精英”,并不是广大的文化传承者———村民,理由就是村民没有货币资本与经营管理能力。假如有某个正式制度赋予村民这样的权利:少数民族文化是文化资本,传承者拥有共同的产权,可以通过某种表决方式和程序决定是否使用该权利,那么,文化资本的所有者就能够与货币资本的所有者拥有同样的权利:交易或者不交易,同时拥有参与层次与参与收入谈判权。如果没有该制度就从反面证明一个违反人类基本道德的事实:货币就是权力,可以凌驾于任何价值观之上。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村民初期的喜悦是由期望中的“保留价格”带来的,如果在外部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交易利益的分配与预期相差比较大甚至巨大,即利益分配不合理,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产生。有些是温和的对抗,有些则采取激烈的对抗方式,比如破坏旅游开发商的经营环境,拒绝参与旅游,破坏旅游资源或旅游基础设施,甚至与开发商发生暴力冲突等等。为了保持景区秩序,村民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时,旅游开发商、村委会和基层政府一般会出面予以劝解协调,基本依据的是非正式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没有一个良好的公共利益到个体利益分配的正式制度。
但当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外部冲突产生时,调解和谈判就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外部冲突面前,有些社区的村民能自发组织起来轮流接待游客,然后对没有参与机会、没有参与能力的村民进行利益的再次分配。但是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社区普遍没有这样的利益再分配制度,正式制度真空造成外部冲突难以化解。这类冲突的实质应当是村民与地方政府的冲突,但是由于村民认知能力并不能认识到这是制度真空所致,转而把冲突转嫁到了旅游开发商。
纵观村民内部、外部的种种利益冲突,主要根源都在于村民内部、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缺乏有效的利益保障制度;同时国家层面的正式制度也不完善或不合理,如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属于真空状态,土地流转制度不合理。在正式制度不完善的同时,村寨内部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在逐步消褪。如果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两类利益冲突,必须从建立合理有效的利益保障制度系统入手。
参考文献
[1][2][3]张玉堂.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利益协调的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46,55,56,118.
新民族根源音乐 篇8
关键词：“阿谐”,劳动,文化根源
一、独特的舞蹈风格与特点
“阿谐”是古代流传至今、具有藏族特色、反映建筑劳动的歌舞之一, 是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艺术。“阿谐”中的“阿”字是指传统建筑中一种比较特殊的类似混凝土的“阿嘎”土, “谐”指的是歌舞的意思, 二者结合即为“打阿嘎的歌舞”。阿嘎土系指铺地和盖屋顶用的一种硬粘土, 人们用“博度” (一根长约150厘米左右的木棍的一端固定一块直径约20厘米的扁平圆石, 在木棍上部固定一圈小铜铃) 和双脚在上面进行不间断的打击、踩踏, 也正是在反复地敲压踩踏等劳动的过程中激发了劳动人民的情感欲望, 逐渐形成了“阿谐”现有的独特舞蹈形态。
1. 唱、白融入舞蹈动作的一种艺术形式
“阿谐”是集歌舞、生产、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的艺术形式。舞蹈《阿谐》的动作语汇主要是脚下的单踏步、前后踏步、跳踢步以及上身的动态动律呈现碎、颤、抖等特征。伴随着统一劳动节奏的哼唱, 舞蹈演员们踏着整齐的步伐, 其中女舞者在前排呈圆弧状躬身踏步, 男舞者背对舞台持“博度”颤膝跺地, 预示着一天的劳作即将开始, 男女演员哼唱的歌词主要是祭祖颂佛、祈福赞颂等内容;在舞蹈后半段, 男女分两个阵营, 轮番喝着舞步唱歌对词, 以压迫式的进退来互抢上风, 风趣逗乐, 活跃劳动气氛, 一般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男女之间风趣幽默、插科打诨的即兴说唱。在唱和白的衬托下, 音乐结构完全附庸于舞蹈的劳动频率, 节奏和情绪上的统一来共同推动、鼓舞劳动的气氛, 增强劳动幅度, 提高劳动效率。
2. 动作欢快热烈, 具有浓郁的劳动气息
《阿谐》的表演具有极强的自娱性, 舞者们在劳动工具上拴上串铃, 按不同的劳动节奏响起清脆的串铃声。舞蹈中舞者分为甲、乙两方, 你来我往, 围成圆圈或站成两排;舞者右手握“博度”做出不同节奏的劳动动作, 左手又可配合右手做不同节奏的舞蹈动作;双脚在原地跳跃或前后左右移动, 动作和步伐的配合与当地的果谐有很多相近之处, 手部动作的绕腕也与藏戏“阿吉拉姆”有相似之处。嘹亮的歌声中舞者们的动作时快时慢, 开始时为中速, 随着舞者情绪的高涨, 舞蹈速度也越来越快。只听得“博度”的夯地声, 舞者的歌声和舞步踏地的响声连成一片, 此起彼伏, 把舞蹈推向高潮。
二、劳动是《阿谐》之根本
“阿谐”本就是在平常的劳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舞蹈形式, 但这种看似枯燥、单调的劳动操作在长期的实践中被智慧的人民群众巧妙地注入了生命的律动, 借之抒发内心情感, 并在无形中赋予其深厚的艺术内涵, 使之成为贴上“劳动性”标签的舞蹈形式。劳动是其本质属性, 与舞蹈融为一体, 音乐、节奏、曲词等材料都要以生产力为依托, 其艺术形态与一般舞蹈略有不同, 由于劳动的需要, “阿谐”的语汇、节奏、韵律、构图等都受到限制, 整体形式以配合生产为目标。以艺术的形式将动作的每一步骤、程序组合起来, 并向后代灌输了生产经验以及生活常识, 使参与者无形中掌握了整个劳动过程, 传承着自己的生产技艺。
《阿谐》的编导平措次仁在接受采访时说:“《阿谐》只有这些农民跳才是《阿谐》,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这种感觉是融入他们骨血的, 其他人学不来。平时农民们干活的时候就一两个队形:一个是干活时的方块形, 一个是完成一天的工作后会用一种流动的队形表示今天工作结束了。”作为编导, 平措次仁等人的任务并不是记录这个民间传统舞蹈那么简单, 而是要将农民们唱的歌、跳的舞全部整理出来, 然后进行艺术处理, 使它在信息爆炸中仍执着地维系着生命的本质。《阿谐》由于受到场地和劳作方式 (反复敲打) 的制约, 队形以正方型和横竖排的一字型居多, 并以共进、齐退、直线队形不断左移横挪的变化和大篇幅密集地夯地、踏足来编排, 使整个舞蹈的构图及排列样式满足劳动以及生产的需求, 整体的风格速度快, 动作与动作之间变化迅捷。
民族民间舞蹈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是最直接表现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形式。《阿谐》不仅在民族民间舞蹈的劳动主体精神上下功夫, 更把握了民族民间舞蹈的本体属性。当下民族民间舞的创作不能一味地间接削弱、改造其民族性, 而要在保留民族主体精神的基础上, 强调民族民间舞蹈的创新性和现代化。在民族民间舞蹈中我们往往能直接感受到生命的质朴与单纯, 正是单纯的身体让我们能够更近地倾听生命, 这些都无法取代传统民族民间舞蹈中身体语言的文化意味。
三、群众文化艺术对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积极意义
民族民间舞蹈无论在任何时代, 其内容、形式都是贴近生活和反映世俗观念的, 像潮流一样横贯整个社会生活之中, 它的即兴性决定了它拥有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大众化趋向的舞蹈文化流向。作为一种当代文化现象的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蹈, 不仅仅是单纯的民间舞蹈文化所能简单概括的, 亦或是上升于舞台的民间舞蹈艺术, 它已成为中国传统舞蹈的文化活体样本, 是世界范围内具有包容性与延展性的舞蹈文化现象。
舞蹈《阿谐》在新的历史时期与社会发展和人民大众日益提高的审美需求相适应, 并以非专业组的群众文化艺术形式促进、推动了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 不仅把握了民族文化和民间舞蹈的历史和民族精神的特征, 还在保留古老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艺术形式的同时, 让我们认识到民族文化的根源以及民族民间舞蹈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执着地表现着最朴素、最本质也是最深刻的内容。
指导老师:张小春
参考文献
[1]吕艺生.《舞蹈学导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
[2]旺堆·昌都.“阿諧舞”的源流和特点[J].《西藏艺术研究》, 1988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