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根源研究论文（精选7篇）
悲剧根源研究论文 篇1
娜拉和林道静是中西方文学中典型的女性形象,她们深入人心,引发了读者的广泛共鸣。两者作为文学典型形象,有着共同之处:一是她们都来源于生活,都是作家对生活集中地概括。林道静是在革命大背景下、资产阶级教育背景下转化为革命者的先进典型,是绝望中重生的代表。娜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主妇,面对亲情、爱情、社会舆论的咏叹调,透过生活现象来透射出人与社会的冷漠、人吃人的社会现状。二是弱势群体的身份,在中西方的社会体制中,女性都生活在男权社会的背景中,是男人们的附属品。
一、性格悲剧
林道静与娜拉都是天真浪漫的青年女性,她们都充满幻想、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娜拉善于一边摇手鼓,一边跳特兰特拉舞,被称赞“超过了艺术标准”;林道静吹起箫来如泣如诉,感人肺腑。同时她们也都是善良的,性格软弱,在面对现实生活境遇时,首先选择的是屈服,而不是抗争。娜拉很勤劳,勇于面对生活的艰辛,百折不挠,为偿还债款,经常针织、抄写至深夜;林道静在家除了做饭,还要不停手地忙这忙那,常常干得大汗淋漓。她们付出这一切全是为了丈夫、为了家庭的幸福,但是这些付出并没有使她们获得想要的幸福,娜拉被阴奉阳违的海尔茂欺骗;林道静与余永泽结婚后还是想“到社会上去做一个人”。软弱的性格使他们选择了妥协,但不能接受欺骗的性格使她们最终选择了反抗。软弱的性格是悲剧的根源,依附家庭的思维铸就了她们相似的人生,在反抗中逐步成长。
二、时代的悲剧
娜拉是1879年《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该剧是易卜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赋予了娜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使她具有了社会典型性。十九世纪,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频发;1871年,法国又爆发了震撼欧洲的巴黎公社起义,建立了世界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文艺思潮如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纷纷登场,易卜生紧跟时代步伐,用戏剧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把人性自私的悲剧演绎得淋漓尽致。现实世界中人的尔虞我诈让易卜生洞察了社会的本质,对人吃人的社会进行了严厉的鞭挞。
杨沫于1958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该小说是建国初期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成功地描绘了大变革时代、新中国成立前后,知识青年面对社会巨变时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的抉择。波澜壮阔的革命时代成就了英雄人物,同时黑暗的社会背景对个人而言是悲剧命运产生的根源。在革命频繁爆发、前途未明的大时代中,有理想的青年也像林道静一样满怀理想抱负,但现实却是报国无门,他们都得屈服,有的迷茫,有的堕落。那个时代就像一块试金石,能炼就真金,同时也大浪淘沙,使年轻人的命运跌宕起伏。
三、人文悲剧
娜拉与林道静的悲剧有性格因素,有时代因素,更有人文因素。易卜生是在十九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从潜意识状态来看,易卜生充满了人文主义关怀。作家悲天悯人,易卜生式的人道主义是充满审美的乌托邦伦理道德理想。在易卜生的戏剧创作过程中,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题的表现、人物的塑造,还是细节的描绘,都凸显了积极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光辉和强烈的社会批判锋芒。这种思想对《玩偶之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娜拉的悲剧命运正是易卜生人文悲剧的直接体现。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中,中西文学比较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两部作品的比较需要内在的联系和承接性,这是研究者需要重点考虑的。我们要把文学作品的分析与时代背景、题材主题结合起来,对中西方文学的意识形态进行深入研究,研究要以文本为主,超越政治因素,超越民族差异,不断深入文学的本体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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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美国的悲剧》之悲剧根源 篇2
笔者认为第一悲剧之源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导致克莱德从一个无辜的宗教家庭出身的男孩在短短几年迅速变为一个杀人犯的罪魁祸首, 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他的自私让他利用别人, 有时甚至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 毫无怜悯之心。这种自私的想法其实根源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信仰, 那就是人类社会也犹如原始社会的丛林, 只有适者才能生存。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强与弱的对比、富与贫的对比、那些在激烈的社会环境中得胜与失败的对比为何如此鲜明了。这个适者生存的理论起源于达尔文, 看起来科学客观, 实则经常被用于证明富人贪婪榨取劳苦大众是天经地义的帮凶。说起主人公自私的个人主义, 我们不妨想到每当他对那些长相美丽、愿意与他有亲密关系的女孩们产生幻想时, 他都觉得自己值得女人们的垂青, 因为自己是个大人物。可他从未爱过她们, 而只是把她们当做满足性欲的出气口, 自己却在做着如何变得富有和成功的美梦。罗伯塔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她本是个害羞保守的农村姑娘, 出身贫苦的农村家庭来城里打工, 孤苦无依, 她初遇克莱德时, 他正为亲戚对自己不公的待遇悲观苦恼, 所以他转向罗伯塔, 开始在她身上寻求慰藉和满足自己的欲望。在克莱德已经与罗伯塔有了亲密关系后, 他又开始对富有而美丽的桑德拉产生幻想, 希望靠着与她结婚而跻身上流社会, 所以他需要摆脱罗伯塔, 然而女友罗伯塔却怀孕了, 他怕坏事败露所以蓄意谋杀溺死了罗伯塔。所以正是他极端的个人主义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罪犯, 也正是这极端的个人主义伤害了爱他的人。
笔者认为这第二个悲剧之源莫过于克莱德对财富与成功的欲壑难填。克莱德出生于穷苦的宗教家庭, 以他人的施舍度日。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 住的就是粗陋的房子, 身无分文, 经常被人家瞧不起。所有这些对他脆弱内心的铸就都有影响, 所以导致了他心理不平衡、绝望、对好东西的极度渴望。不到16岁他就辍学出去打工, 为的就是挣大钱、跻身名流社会、从此能过得幸福。可后来他找的几份工作让他沉迷于奢华享乐, 总是陶醉于金钱带来的快乐, 忙着穿衣、聚餐、跳舞、约会。总想着住大房子、出入高级的大饭店就是成功人士的快乐生活, 并一心跻身于中。曾几何时, 他也想靠着在伯父的衣领厂学习本领, 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像样的人, 但随着境遇的改变, 他很快便忘记了自己来到衣领厂的初衷转而走上了追求富家小姐的“成功捷径”。尽管他的女友很爱他, 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去取悦他, 但最终克莱德还是选择了富家小姐, 因为桑德拉的父亲有一家公司, 这在克莱德的眼里, 就是富有的生活的象征。最后因要除掉自己“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杀害了怀孕的女友而被处以电刑。这个无辜的年轻人就这样被自己的欲壑难填给送上了断头台, 也正是这些无尽的欲望把他变成一个冷血的、残忍的骗子和罪犯。
在美国的悲剧里, 德莱塞似乎是在说:对物质生活追求的高度唱诵和对那些辛苦工作劳苦大众的打压否定, 才正是这个国家的悲剧。人类陷入了欲望的怪圈, 总是不满足, 世界也总是缺少凝聚力和方向感, 最终也逃离不过欲望的枷锁和最终走向毁灭的命运, 正如主人公克莱德一样。所以笔者也反复申述了克莱德的悲剧之源:一是其极端的个人主义;二是其无穷的欲望最终导致其走上毁灭的道路。
摘要：《美国的悲剧》是著名美国小说家德莱塞的传世名作, 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嘉莉妹妹》《珍妮姑娘》等家喻户晓的佳品。德莱塞出身于一个破败的小农业主家庭, 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他从小就靠劳动挣扎度日, 也正因此德莱塞才能写出像《美国的悲剧》这样揭露美国悬殊的贫富差距, 人们为追逐金钱导致道德沦丧的小说。该小说分三部分, 讲述了一个叫克莱德的美国青年是如何从一个天真幼稚的年轻人堕落为一个被社会污气所腐化最后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
关键词：美国的悲剧,根源
参考文献
[1]许汝祉 (译) .美国的悲剧.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6.[1]许汝祉 (译) .美国的悲剧.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6.
[2]董靖历.西奥多德莱塞与《美国的悲剧》[J].安阳大学学报, 2002 (4) :97-100.[2]董靖历.西奥多德莱塞与《美国的悲剧》[J].安阳大学学报, 2002 (4) :97-100.
[3]陈世旺.国内德莱塞研究述评[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06 (1) :25.[3]陈世旺.国内德莱塞研究述评[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06 (1) :25.
[4]王晶, 王鑫.浅析“美国梦”与《美国的悲剧》[J].鸡西大学学报, 2008 (3) :143-144.[4]王晶, 王鑫.浅析“美国梦”与《美国的悲剧》[J].鸡西大学学报, 2008 (3) :143-144.
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根源 篇3
恩格斯在其名著《反杜林论》中说:“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 普遍解放 的天然尺 度。”“观照女性命运”就是观照人类的前行,观照真善美的传承。
《祝福》写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最大的敌人是封建思想,女性是封建思想最大的受害者。鲁迅先生塑造了祥林嫂这一“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体现了旧时代女性的悲惨命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形象。
鲁迅先生在祥林嫂身上寄寓了对中国历史的深沉思考,他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 人”的资 格。在《祝 福》中,祥林嫂初到鲁镇的时候,文中是这样写的:“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丝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 有了笑影 , 脸上也白 胖了。”此时的祥林嫂幸福地忙碌着,从她的脸色中可以看出,刚来时,她的脸色是 “脸色青 黄”, 而此时却“脸上也白胖了”。看来初到鲁镇的祥林嫂是“做稳了奴隶”。
再到鲁镇的祥林嫂不仅再嫁后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儿子,备受鲁镇人的冷落。她在柳妈的指点下去捐了门槛,以为这样就可以“赎了这一世的罪名”。所以,“冬至的祭祖时节,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祥林嫂的脸色变得“灰黑”,此时的她已经失去了参加鲁镇祭祖的资格,也就是“想求做奴隶而不得”了。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祥林嫂最终在“祝福”之夜,在风雪中如草芥般离开了这个带给她屈辱的世界。那么,谁是杀害祥林嫂的凶手,谁该为祥林嫂的死负责呢?作者在《祝福》中进行了不动声色的解读。
生活风俗之中的鲁镇:“(本家和朋友) 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 年年如此 , 家家如此 ,———只要买得 起福礼和 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这是一个年复一年因袭传统的村镇,当然沿袭的还有他 们根深蒂 固的思想 意识 :“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拜的却只限于男人。”鲁镇人恪守着男尊女卑的封建秩序。这就是祥林嫂生活的环境,也是旧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鲁镇人中与祥林嫂生活产生密切关系的人,他们的言行态度对祥林嫂命运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鲁四老爷是一个不能不被提及的人物。因为他处于鲁镇“金字塔”的顶端,他的思想代表了鲁镇的主流思想。文中关于“四叔”鲁四老爷是这样写的:“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从中不难看出鲁四老爷是一个迂腐守旧、思想顽固的人。他在听到祥林嫂的消息后是这样的表现: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这足见其冷漠无情。此前祥林嫂被她的第一任婆婆从鲁镇抢走的时候:“‘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四叔说。”鲁四老爷自觉地站在祥林嫂婆家的立场上,自觉维护封建的礼法制度。
文中在写到鲁四老爷面对祥林嫂时,有几处细节描写:“当她初到的时候,四叔虽然照例皱过眉,……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莱,只好自已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祥林嫂仅仅是因为死了丈夫,便成为一个“不干不净”的人,可见封建的贞节观念对女性的迫害是多么大。这也是造成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根源之一。
鲁四老爷对祥林嫂不抱任何同情,那么与祥林嫂处于相同阶层的柳妈是什么态度呢?文中关于柳妈,有细腻的肖像描写:“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由此看出柳妈与祥林嫂一样,是一个贫苦的女性,年纪大了,依然在鲁四老爷家做工。柳妈对祥林嫂的命运是这样评价的:“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秘的说。“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我想,这真是……”“我想,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柳妈的可怕之处,在于她不仅否定了祥林嫂在现世的生活,而且否定了她来世的幸福权利。这给祥林嫂的内心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所以柳妈的思想本质上与鲁四老爷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经济地位。柳妈就是没了钱的鲁四老爷,鲁四老爷就是有了钱的柳妈。他们所代表的就是中国民众的普遍思想。
鲁迅笔下的鲁镇短工,对祥林嫂的死是这样的反应:“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还不是和样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老了。”“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什么时候死的?”“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怎么死的?”“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短工“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简捷”“淡然”与“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镇定了自己”形成了鲜明地对比。在鲁镇人眼中,像祥林嫂这样丧夫、再嫁,又丧夫失子的人,根本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人性的冷漠与无情到了如此地步!
关于祥林嫂口中反反复复的故事:“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所谓的“最慈悲”,在此无疑变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鲁迅先生以冷峻的语言,深刻批判了冷漠无情的人性,批判了以咀嚼别人的痛苦为乐的看客心理,这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
封闭落后、迷信传统的鲁镇的社会环境,顽固守旧、尊崇礼教的鲁镇的思想信条,冷漠无情的鲁镇的待人处事态度造成祥林嫂的悲剧命运。祥林嫂自己是如何看待加之于其身上的“罪名”呢?鲁迅笔下祥林嫂的反抗颇有意味:
“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按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阿呀呀,这真是……”祥林嫂反抗的究竟是什么?反抗,并不是为了摆脱她灵魂上的迷信的枷锁,也不能说明闪着反封建的亮色,抗婚是不愿做所谓的“回头人”。其实质都表明她的行为在遵循旧礼教“从一而终”的道德规范。她的抗争原因其实就是她脑中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女子从一而终”的贞节思想。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对于妇女的思想进行了禁锢,尤其是对她们的贞操更是制定了无数的清规戒律。“ 饿死事小 , 失节事大 ”,“好女不嫁二夫”等等,像枷锁一样紧紧的长期的束缚妇女的思想。既然“从一而终”,那么改嫁自然就违背了纲常,是为贞烈女子所不为的。对于祥林嫂来说,她抗拒改嫁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贞妇,如果说祥林嫂有反抗性的话,那么她的反抗性正是她的可悲之处。祥林嫂的捐门槛、积极争取参加祝福仪式等等行为都说明她完全认同加在她身上的所谓罪名。在思想层面,祥林嫂、鲁四老爷、柳妈以及鲁镇的其他众生们是一致的,他们既深受封建思想迫害又自觉捍卫封建思想。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解读造成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原因,比如封建制度对女性人身自由、经济地位的剥夺,祥林嫂自身思想的不独立等。失去平等、独立、自由,女性不可能获得解放。
浅析威利·罗曼的悲剧根源 篇4
米勒创作的剧本大都描绘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通人的悲剧。他认为普通人与帝王将相一样适合作为高超的悲剧题材，并认为悲剧是为幸福而斗争的人类最精确而均衡的描绘，“因为悲剧是我们拥有的最美的手段，它向我们显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必须做什么样的人，或者我们应该力争做到什么样的人”。(祁寿华，1987)。他不同意那种认为悲剧作家都具有悲观主义的论调，“悲剧”事实上所包含作家的乐观主义程度要比喜剧还要多，悲剧的最终结局应该是加强观众对人类的前景抱有最光明的看法。
一、悲剧源于“美国梦”
深埋于美国人心灵深处的“美国梦”情结起源于移民、拓荒时代。一般美国人都以为只要自己勤劳苦干拼命地奋斗就能够获得成功，就能幸福。这种观点流传之久、影响之深，可以说已经深深地积淀在美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层次上，支配着美国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美国梦”存在已久，许多作家著书立说，详细描写过“美国梦”。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美国梦”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历史上的“美国梦”，即美国拓荒时期的“美国梦”，给人的幻想是，对所有人来说，美国是一片自由之乡，人人平等，机会均等，许多欧洲人特别是在自己的国内受到政治迫害的人们，怀着“美国梦”，携眷来到北美洲。他们的梦想似乎没有受到很大的挫折就实现了。但是，从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之后，特别是1900年以后，“美国梦”的含义就被扭曲了，变成了追求事业成功梦，就像霍雷肖·阿尔杰小说中的孩子们那样，要有事业心，要有勇气，通过艰苦劳动和个人奋斗获得成功。在一战后，“美国梦”又有了新的变化，即人们不再依靠大胆冒险和艰苦奋斗，要靠推销术。推销术里包含着某种欺骗的手腕，要有不论产品质量好坏都能推销出去的本领。推销的目的在于达成交易、赢得利润、发财致富，因此能多推销商品、多挣钱就成了最高目标，由于受金钱的左右，推销员就成商品交易的媒介或工具，即中止了做人的本能，本身变成了商品。在《推销员之死》中威利·罗曼就是这样一个人，失去了人身自由，被绑到资本家赚钱的马车上，他想靠人格实现成功梦，但结果是只能拿到一点点佣金，这样他在“推销商品的同时，也将自己的‘人格’给卖掉了”，也就是说“美国梦”也就名存实亡了，在美国已经成为某些人不择手段寻求发迹的代名词。
威利·罗曼的人生悲剧实质上就是“美国梦”的悲剧。在《推销员之死》中的舞台设置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富有象征意义的、四周被密密麻麻的摩天大楼所包围的、外表显得脆弱的威利的房子;感受到的是“来自现实的梦幻般的气氛”。威利上台不到几分钟就向观众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他已筋疲力尽，要毁灭自己。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得知他是一位被美国现代生活挤压得心力交衰的小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美国梦”的一个主要矛盾———梦想与现实的矛盾。
二、悲剧源于性格弱点
威利的悲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性格使然。作为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推销员，威利不该有太多的梦想，但问题是威利不仅有梦想，而且有着“海阔天空的梦想”和“渴望”。不幸的是，这“海阔天空的梦想”，或者说多少有点自夸、自负和自欺的性格恰恰是他在晚年陷入精神分裂并走向死亡的内心根源。
威利·罗曼沉溺于对过去美好日子的回忆中。几年来威利一直都沉溺于对过去回忆中，并一直坚信他和他的儿子们终有一天会取得巨大的成功。他只是一个不太受人尊敬的推销员，但他把自己称作为“新英格兰人”，并想当然地认为对于自己打工的公司来说自己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另外威利不能区分幻影与现实的差别，他脑海中充斥的满是过去的是事情。他通过回忆过去的自然景色来表达对目前生活的不满。“我越来越惦记那些日子，琳达。到这个季节该是丁香花和紫藤开花了，然后是牡丹，还有黄水仙。这间屋里多么香呀!”(阿瑟·米勒，1977)威利感觉到他已被这样一个到处充满砖块与玻璃的城市封闭窒息，因此，他向往着古老、自由而又开放的庭院生活，在那里，他可以重温那令人愉快的过去时光。在工作中，威利也总是惦记过去在霍华德父亲手下推销商品的日子，甚至想当然地认为那时的日子更好、更舒适。
威利一生一直抱有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强调讨人喜欢，轻视实际技能。他认为讨人喜欢就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他坚信讨人喜欢可以帮助比夫吸引老师的注意而在学业上对他网开一面，在商业活动中也可以畅通无阻。但是，遭他轻视的伯纳德十分清楚只有那些真正掌握有用知识和实际技能的人才能真正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不至于被淘汰出局。当威利知道伯纳德成为了一名成功的职业律师的时候仍不明白伯纳德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他始终坚持抱有现实的思想意识，而比夫只是顽固地强调讨人喜欢和人格魅力的重要性。威利对“美国梦”实现的扭曲的观点还在于他强调投机取巧，轻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总是认为成功之人都是投机取巧者，他总是对自己没有接受哥哥本的帮助到阿拉斯加州发展而伤感。相反，与威利相比，他的老朋友查理最终实现了真正的“美国梦”，原因就在于他知道只有那些总是拥有现实思想意识，并一直在坚持不懈不断努力的人才可能适应现代美国社会的现实。
三、悲剧源于现实社会
二战后的美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由此导致了传统的生产及购买方式发展到了一个更新更快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基于传统经济环境建立起来的陈旧的思想意识被现代社会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所代替。然而，仍坚持旧的生活方式并长期受传统思想意识影响的威利·罗曼看不到经济世界所发生的激烈变化，从而最终被当时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排挤在外，最终以悲剧结束一生。
恩格斯说过：“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好似为了金钱而存在，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赚钱，为达到此目的，他们就要残酷剥削工人阶级。威利作为一个小小的推销员，除了两只盛货的皮箱之外一无所有，老板雇佣他只不过是让他为自己卖命，自己好发财。换句话说，威利仅仅是老板棋盘上的一个卒子，是老板手中的工具和剥削对象。他奔波终生，依然穷困潦倒。“当他不能胜任一天12个小时的工作时，公司把他当作一片烂橘子皮给扔掉了”。威利的血被吸干了，他的肉被刮净了，成了一个瘦骨嶙峋的躯壳，没有油水了，嗜血成性的老板就一脚把他踢开了。这种做法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实用哲学的一个典型事例，也正是剥削阶级发财的绝招。它对威利的人生哲学和他的成功梦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威利感到忿忿不平，据理力争，向老板抗议说：“你不能吃了橘子就把皮扔掉———人不只是一只水果。”(阿瑟·米勒，1977)威利一语道破了问题的本质，把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揭露得淋漓尽致，把资产阶级不讲人道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界，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脏肮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像威利这样一个“命运不济”的推销员，一无资本，二无欺骗的本领，匮乏歹毒心肠，想靠人格发财致富是痴心妄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威利这样的人势必被那些“大鱼”吃掉，或者被折磨致死，或者终生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在饥饿和痛苦中苟延残喘，等待着死亡来吞噬自己。这是他的“美国梦”破灭之后面临着的悲惨命运，这是社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
四、威利·罗曼的悲剧的启示
威利·罗曼的形象作为所有美国人的代表，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民族内涵。他的成功之梦的破灭就是“美国梦”的破灭。他的悲剧就是20世纪的美国悲剧。在这个悲剧中，又凝聚着作者对整个人类在现代条件下生存和前途的深深的关注和思考。威利在梦想与现实、自然与文明的冲突中所经历的性格分裂的心灵痛苦和精神危机，使他的一生成为具有普遍认识意义的人性悲剧。正如阿瑟·米勒所认为的，悲剧向我们显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必须做什么样的人，或者我们应该力争做什么样的人。透过这样的一个悲剧，我们了解到我们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应该在现实中做一个实干的人，并且力争积极向上。就这一点上来说，《推销员之死》所展现出的悲剧含义对当代年轻人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和思考深度。
摘要：《推销员之死》的主人公威利·罗曼的“美国梦”的破灭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本文从“美国梦”出发, 通过对造成威利悲剧的原因分析, 揭示了“美国梦”的真谛。
关键词：威利·罗曼,“美国梦”,悲剧,性格弱点,现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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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悲剧根源新探 篇5
家庭矛盾无论在过去还是当今, 都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婆婆和儿媳关系又是家庭矛盾的重中之重。从心理学角度上看, 家庭矛盾产生的起因在于家庭成员中首先有人心理不平衡, 即心里某个角落得不到应有的满足而导致心理失衡、情感失落, 从而产生强烈的发泄情绪的欲望, 矛盾则应运而生。
从表面上看, 《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因不满儿媳而遣之, 但只要稍作追问:焦母的心理因何不满?就可以找到答案。实际上, 焦家矛盾的产生是因仲卿的不当表现引发的。当家庭关系紧张时, 既作儿子又作丈夫的焦仲卿没有公正公平地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 也没有用爱打通心与心之间的壁垒, 反而用极端的言语激化了矛盾冲突, 从而导致悲剧的结局。焦仲卿在整个悲剧事件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
从焦仲卿对事业与家庭关系的态度上看。焦仲卿属传统的重事业的男人。无论是“贱妾留空房, 相见常日稀”, 还是“且暂还家去, 吾今且赴府, 不久当还归”, 都足以证明焦仲卿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如果没有婆婆发难, 刘兰芝在她自己的生活空间内也游刃有余。男女主角各尽其职, 完全是封建社会典型的家庭模式。其实, 任何家庭, 内部矛盾是无所不在, 无时不在的。关键在于矛盾出现前后, 主要当事人处理妥当与否。焦仲卿把事业放在首位, 把家庭完全交给母亲和妻子, 这种做法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对于中国“家国同构”的政治运作机制而言, 当官做小吏的焦仲卿只是在另一个“家庭”中有自己的角色而已。既然家庭与事业同等重要, 就应统筹兼顾, 不应厚此薄彼, 更不应把家庭与事业对立起来, 导致家庭矛盾的产生。当家庭关系紧张时, 他不仅没有意识到家庭危机的严重性, 仍一如既往地扑向工作, 以为家庭不和是不足为患的。须知, 人是社会的人, 社会是人的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又是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没有和谐的家庭就不可能有和谐的社会, 建设和谐家庭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石。家庭和社会彼此之间密不可分。在社会上, 焦仲卿入朝为官 (事业) , 也做到尽心尽职, 而在家中所扮演的家庭成员角色则极不合格, 面对家庭矛盾茫然不知所措。诚然, 焦仲卿夫妻情深意重、恩爱有加, 但也“相见常日稀”, 还时常让“贱妾”“留空房”。可知他极少在家, 更不用说忙于公务的他会留意母亲和妻子的紧张关系。兰芝处在如履薄冰的家庭气氛中, 他也只是对被遣的妻子说“卿但暂还家, 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完全没有意识到闹到如此地步, 应该及时想办法化解, 相反还一心想回府办公, 等有空再理会这件事。他非但不及时缓和激烈的矛盾, 还用极端语言激化其冲突 (“今若遣此妇, 终老不复取”) 。显而易见, 他没有处理好家庭和事业的关系。其实, 他完全可以获得事业与家庭的双赢。家和万事兴, 家庭的和睦是对个人事业发展的支持与拥护, 事业成功反过来又有助于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满。试想一下, 焦仲卿如在事业与家庭方面双丰收, 局势又必将朝另一面发展了。
从焦仲卿对母亲和妻子之间关系上看。古今中外, 婆媳关系是家庭和谐的核心因素, 同时也是造成许多家庭悲剧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婆婆, 还是儿媳, 谁不想自己所归属的家庭生活快乐幸福?原本素昧平生的两个人因婚姻从不同的家庭同入一室, 并爱着同一个人, 即婆婆的儿子, 儿媳的丈夫。如此一来, 她们必然也想得到爱的反馈。而所受双方关注的那个男子的爱的分配均匀与否, 成为两个女人 (即婆婆和儿媳) 竞争的核心, 矛盾自然而然产生。对已婚男子而言, 坚守义不容辞的责任, 平衡双方之间的情感与理智, 适时传递最大的能量, 讲究施爱的智慧和艺术, 就可避免爱的缺失、缺憾。否则, 就可能引发冲突和悲剧。
对爱的争夺和情感较量失衡。焦母是婆婆, 也是寡妇。可想而知, 孤儿寡母过日子自然比别的完整家庭不同。昔日虽苦不堪言, 但总算苦尽甘来。在焦母看来, 含辛茹苦这么多年, 儿子终于长大成人。儿子也不辜负她的期望, 寒窗苦读并入朝为官。以前, 儿子不论寒窗苦读还是忙于公务外, 都百分之百爱自己。但是, 这种感情双向交流的封闭方式直到儿媳进门后被打破。成婚后, 儿子无疑应该分一部分感情给妻子, 但是在对待母亲和妻子时, 焦仲卿的感情天秤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妻子倾斜, 这在封建家长制时代的焦母大脑里, 如何接受得了?在她看来, 我恪守妇道, 耐住寂寞辛苦养育儿子, 并把全部感情都给了心爱的儿子, 当然也希望儿子同样回报自己。但相反, 儿子不但不站在自己这边, 维护和支持自己, 反而为了妻子处处忤逆自己。当仲卿知道妻子被遣时, 竟说“女行无偏斜, 何意致不厚”?当焦母说“便可速遣之, 遣去慎莫留”时, 仲卿更用极端的语言刺激母亲:“今若遣此妇, 终老不复取!”听到这些话, 焦母怎能不心寒!心爱的儿子不理解自己也就算了, 还顶着不孝之名袒护儿媳, 居然为了妻子, 忘记“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古训。焦家还需要他来传宗接代, 香继灯火, 而儿子说出那样大逆不道的话, 简直想气死母亲。焦母怎能不“槌床便大怒”!加上平时小夫妻鸾凤和鸣, 夫唱妇随, 情意绵绵, 难舍难分。焦母看在眼里, 思在心中。这一切都怪儿媳踏进家门, 夺走所爱, 要不然, 儿子一定会始终如一地疼爱自己的。女性本性中对同性的排它性、善妒, 决定她不能与别的女人在情感上分享她的唯一。男人越欣赏的女人, 越容易被别的女人妒恨。尤其是刘兰芝善良、贤淑、勤劳、漂亮。刘兰芝越优秀, 赢得仲卿爱的可能性就越大, 而焦母失去儿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她希望独享儿子的感情, 而处于卑下的儿媳却占去儿子的眷恋。“今若遣此妇, 终老不复取”。“儿已薄禄相, 幸复得此妇, 结发同枕席, 黄泉共为友”。这些极端失礼的语言, 怎能不让焦母怒火中烧, 火中添油?单单是儿媳夺走她本属自己的爱已是够气愤的了, 心中的怨和恨能不全涌向刘兰芝?随着这种杂有自私和排他的情感与日俱增, 日积月累, 发泄不满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她舍不得责怪儿子, 更不忍心把儿子当成受气包, 只能把气出在终日面对的儿媳身上。儿媳做得越无缺陷, 焦母就越气。面对无可挑剔的儿媳, 焦母感到了心理压力和情感危机。为了挽回儿子的爱, 只能赶走儿媳!对儿媳兰芝而言, 即使讨不到婆婆的欢心 (“吾意久怀忿”“吾已失恩义”) , 最起码还有丈夫对自己情深意重, 这也是她留在焦家唯一的心灵慰藉。一想到平时处处谨小慎微、忍气吞声, 婆婆仍横眼睛竖鼻子, 百般挑剔, 长期如此, 再宽宏大量的人也会心里难受。 (“三日断五匹, 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 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 徒留无所施”) 丈夫很爱自己, 这无可厚非, 然而情感上倾向自己 (“我自不驱卿”“誓不相隔卿”“誓天不相负”) , 而行为上却倾向婆婆。当婆婆说“小子无所畏, 何敢助妇语!”丈夫便“默无声”“哽咽不能语”。怎不让刘兰芝心灰意冷?平日婆媳关系就如干柴烈火, 稍有风吹草动, 便会熊熊燃烧。一场夺儿子、夺丈夫的爱的较量越演越烈。如果说平时婆媳矛盾是一个威力十足的炸药包的话, 那么被争夺爱的对象焦仲卿有失平衡的感情与理智并出现过激的言行则是导火线。一旦不小心触及, 便不可收拾。可见, 无论是焦仲卿对爱的分配不均匀, 还是其偏激的言行, 诗中矛盾的产生及其激化, 焦仲卿难辞其咎。
处理矛盾的态度和方式欠妥。作为一个寡妇, 焦母兼有慈母严父的双重身份培养儿子。作为一家之主, 她早已习惯包揽一切, 强烈的支配欲 (“汝岂得自由”“便可速遣之, 遣去慎莫留”) 无时不存在。仲卿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性依赖母亲的性格。并且, 在当时“孝”观念已渗透社会每一个领域, 包括人的思想。尽管仲卿深爱着自己的妻子 (“结发同枕席, 黄泉共为友”) , 并为其辩护说:“女行无偏斜, 何意致不厚?”但当母亲严厉指责他“吾意久怀忿, 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 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 会不相从许!”时, 作为孝子的他也只能“默无声”、“哽咽不能语”。难道焦仲卿没有能力劝说母亲, 缓和矛盾吗?答案是否定的。焦母虽是封建家长,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焦仲卿的地位和身份比焦母还要高, 这源于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的赋予。也许会有疑问, 上文不是说仲卿已习惯性依赖母亲, 并以母亲马首是瞻, 何况“孝”字当头, 他能反抗焦母吗?正因为如此, 焦仲卿才采取下下策的冷处理方式来暂时缓和激烈的冲突, 但并不代表他没有能力说服母亲。具体说来:
首先, 物质基础决定精神意识。无疑, 焦母是一家之主, 家中事无巨细全在她掌控之下, 然而, 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实质。真正的一家之主其实是焦仲卿, 即家中的一切开支来源于焦仲卿。也许一些读者有疑问, 焦母虽早年丧偶, 焦父死后应留有些“家底”, 正如焦母所说的“大家子”, 不需要焦仲卿的俸禄来支撑焦家。但是, 就算真的是“大家子”, 有“家底”, 月复月, 年复年, 也会坐吃山空。更何况焦仲卿只是小吏, 焦母都可以说成是“汝是大家子, 仕宦于台阁”, 可见焦母何其夸大其辞, 不足以信。可能又有疑问, 就算家底不厚, 还有刘兰芝可以织布换钱养家, 不然焦母何必让儿媳日夜不停织布?刘兰芝日夜操劳织布, 除了证明她勤劳贤惠, 巧于“女工”外, 还说明婆婆在为难儿媳 (“三日断五匹, 大人故嫌迟”) 。或许在男耕女织的时代, 以织布谋生不足为奇, 焦母当年丧偶后为养家糊口, 以织布谋生也不失为一个办法。但是, 如今情况不一样, 焦仲卿当官带来至高无上荣誉的同时也吸引来不少人关注的目光。为了不让有心人乱传谣言, 说焦家沦落到要靠儿媳织布来补家贴。这个面子, 焦母丢不起。焦母忍辱负重好不容易才盼来儿子的荣耀, 她是决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所以, 各种迹象表明, 焦家的经济主要来源于儿子的俸禄。经济基础决定一切。表面上焦母是家长, 实际上当家作主的还是手握经济大权的焦仲卿。
其次, 按照“夫死从子”的传统观念, 仲卿有能力缓和母亲的不满情绪。一般认为“夫死从子”中“从”字是顺从、听从的意思, 其实不然。在此, “从”字是跟从的意思。即是说, “夫死从子”并不是要母亲什么都要顺从、听从儿子的, 而是在母亲失去伴侣后, 要跟从儿子, 一切依靠儿子。若母亲顺从、听从儿子的意愿, 这不与传统中的“孝”观念相悖了吗?儿子让母亲当家作主, 只因“孝”字当头和习惯性向母亲寻求庇护而没有忤逆她的意愿。
因此, 他应该而且有能力化解母亲心中的怨和恨, 只是他无所作为而已。
对妻子, 夫妇好合, 如鼓琴瑟, 彼此之间的誓言更是地老天荒、海枯石烂。“君当作磐石, 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 磐石无转移”。如果说“女行无偏斜, 何意致不厚”是仲卿“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话, 那么“今若遣此妇, 终老不复取”等言语绝不是空话, 可见他用情至深!但一旦面对母亲, 除了表明爱妻子的态度外, 他不能不敬畏和顺从母亲, 只能安慰妻子并叫妻子先回娘家, “我自不驱卿, 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 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 还必相迎取”, 让时间来冲淡一切。这种冷处理, 对一般家庭而言, 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但对焦家而言, 根本缓冲不了激烈的矛盾。表面上看是刘兰芝“不堪驱使”而主动请求“遣归”, 实际上是焦母趁此之际遣走儿媳, “吾意久怀忿”, “便可速遣之, 遣去慎莫留”。焦母巴不得儿媳快点走, 压根不想也不允许儿子日后接儿媳回来, 并另打算盘:“东家有贤女”, “阿母为汝求”。但这些都是自欺欺人。刘兰芝被休回娘家到被迫改嫁这么长时间, 焦母也只是说“便复在旦夕”, 并不见她有所行动。就算焦母真为儿子另娶他人, 其结局也绝不会两样。最后, 焦仲卿不但不能接妻子回家, 还发生了一系列让他始料不及更不愿意看到的事件———县令、太守上刘家求亲, 刘兰芝被迫改嫁, 后来妻子“举身赴清池”, 悲剧产生!
其实, 悲剧完全可以避免。刘兰芝是中国传统妇女的典型代表, 勤劳善良、贤能淑德、聪慧过人。焦仲卿在妻子“不堪驱使”而闹“小别扭” (“徒留无所施, 便可白公姥, 及时相遣归”) 之时, 只要提醒一下妻子即可, 不致于婆媳关系闹得如此紧张。以妻子善良﹑贤惠﹑知礼之德以及深爱丈夫之心, 只要丈夫焦仲卿稍为开导, 她便会通情达礼, 不会让丈夫为难, 也不再与婆婆“耍性子”。然而, 丈夫的态度却让刘兰芝大为失望。自己平时“奉事循公姥”, “谓言无罪过, 供养卒大恩”, 仍得不到婆婆的认可:“此妇无礼节, 举动自专由, 吾意久怀忿”。在焦家“妇难为”也就算了, 毕竟丈夫深爱着自己。然而, 丈夫面对“槌床便大怒”的母亲, 虽表态“今若遣此妇, 终老不复取”, 但接着便“默无声”, 不以理力争留下妻子, 自己能不万念俱灰?这种态度, 无疑在向婆婆发出错误的信号, 让婆婆觉得儿子不敢坚持, 更加有恃无恐地对待儿媳直至赶走她。焦仲卿的态度有如一盆冷水泼将下来, 把刘兰芝留在焦家的唯一念头, 即丈夫爱自己的热情给冷却了。刘兰芝能不满腔委屈进而大闹情绪吗?
可见, 焦仲卿无论是对母亲还是对妻子的态度, 都没有好好地利用自己的优势。他应该而且完全有能力防止和化解矛盾, 但他不但不想方设法缓和紧张气氛, 反而言行不当地促使其恶性发展下去, 以致酿成悲剧。因此, 在《孔雀东南飞》悲剧形成的过程中, 要追究谁应负更多责任, 无疑是焦仲卿。
其实, 他完全可以营造和谐的家庭气氛。作品中的焦仲卿显然偏爱妻子比母亲多些, 而母亲因心理失衡而恼火也源于此。尽管在焦家, 仲卿、兰芝、焦母都具有不同的身份, 但是作为家庭成员, 都在家庭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尤其作为被爱的争夺和情感较量的主角焦仲卿完全有优势便利和能力营造与维护焦家的和谐气氛。
作为儿子的焦仲卿除了爱妻子外, 应尊重、理解母亲的情感, 应尽可能多地关心、体贴母亲, 毕竟母亲抚养自己长大不容易。尤其在与妻子情投意合之际, 不能让母亲情感受到冷落, 应多关心母亲, 与长期寂寞的母亲多沟通, 加强感情交流, 消除两者之间的隔阂。在与妻子“誓天不相负”之时, 也不应忽略母亲的感受, 应表明自己还是一如既往地疼爱、孝顺母亲的, 母亲也不至于“吾意久怀忿”。母亲和妻子都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母亲忍辱负重、含辛茹苦, 自己为官还不懂事, 处处与母亲针锋相对、唇枪舌剑, 让母亲觉得儿子有意站在儿媳那边, 孤立自己, 才说出“小子无所畏, 何敢助妇语!”那样气愤的话。看到母亲难受, 自己应劝导母亲。让她觉得并没有失去儿子的爱, 儿媳进门, 正好弥补自己因公务忙而没好好关爱她的亏欠, 现在, 又多一个好妻子来疼爱、孝顺她。这样, 母亲决不会胡思乱想, 言行也不会偏激。同理, 爱人如己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人格, 作为母亲的焦母也会体谅儿子的不容易, 既要殚精竭虑地在外工作, 回家后又要照顾母亲和妻子。让每个人都形成共识:家既是家庭成员永远遮风挡雨的港湾, 又是抚慰心灵的精神圣地。为了儿子的幸福, 作母亲的也会固守后方阵地, 不再给儿子添麻烦, 更不会为难儿子。为了一点儿小事而处处为难儿媳, 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 让儿子夹在母亲和妻子的中间做人, 儿子也不会幸福。儿子是自己的命根子, 儿子不开心, 自己也不会快乐。对儿媳好, 儿媳也会对自己好。婆媳关系融洽, 儿子也无后顾之忧。母子之间本来就情深无比, 再多一些宽容和谅解, 多一些情感交流, 彼此之间的隔阂就会全无。
此外, 焦仲卿若在矛盾发生时能及时引导妻子将心比心, 理解、尊重、关心、体贴长辈, 作为贤媳的刘兰芝与丈夫情意绵绵之时, 除了竭尽全力支持丈夫, 做好丈夫的“贤内助”外, 也会以女儿的心态来对待婆婆, 关爱婆婆, 也会站在婆婆的角度看问题。这样一来, 推己及人, 就会发觉婆婆偏激的言行举止并不是无缘无故不可理喻的。昔日作女儿时, 母女其乐融融。为人妇为人媳后, 自己和婆婆也一定能和睦相处。毕竟自己和婆婆都深爱着同一个男子。爱, 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只要有了爱, 就没什么家事不能化解。决不会让婆婆觉得仲卿“有了老婆忘了娘”。儿媳进门, 不是夺走儿子对自己的爱, 而是多一个人孝顺自己, 多一个人疼爱儿子。同理, 婆婆也会谅解儿媳的年轻, 不与儿媳计较鸡毛蒜皮之事, 更不会随便运用婆婆的特权凌驾儿媳。为难儿媳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姑且不论这样做会让儿媳委屈, 儿子知道后也会伤心, 甚至会对自己失去信心。如此一来, 只会令自己真正失去儿子, 更不用说得到儿子的爱了。这种状况一旦出现, 后悔也就来不及了。最后, 儿子也真的跟随儿媳奔赴黄泉———“自挂东南枝”。尽管后来“两家求合葬”, 但也于事无补, 儿子永远不在自己的身边了。在未来的凄苦而孤单的岁月里, 焦母会时时咀嚼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果, 也会天天感到懊悔与自责。正因为事态发展并非如此, 焦家气氛才剑拔弩张, 悲剧上演。由此可见, 婆婆与儿媳彼此之间相互关爱, 相互谅解, 相互依赖, 相互扶助, 相互支持, 相互依托, 婆媳关系自然不会紧张, 即使有了些许矛盾, 作为儿子与丈夫的男性角色有责任和义务及时站出来, 利用自己的优势和便利条件, 智慧而艺术地作调和化解工作, 问题便迎刃而解。
凡此, 《孔雀东南飞》家庭失和, 导致悲剧, 都因作为弱化了的男性角色———焦仲卿咎由自取。
第一, 焦仲卿重事业轻家庭, 让“贱妾”“留空房”, 导致小夫妻聚少离多。从生育学理上看, 成年女子的生理周期每月只有一次最佳受孕时间, 错过了就难以怀孕, 妻子“无子”, 焦仲卿应负更多的责任。
第二, 焦仲卿忙于公务, 并没有意识到家庭气氛和谐的重要性, 对家庭关系僵化无动于衷。
第三, 婚后的焦仲卿感情天秤倾向妻子, 从而导致焦母心理失衡、感情失落, 为发泄不满情绪便无端地刁难儿媳。久而久之, 儿媳“不堪驱使”, 有所委屈而闹“小别扭”, 发展到婆媳关系剑拔弩张。面对如此紧张的家庭气氛, 焦仲卿不但没有及时运用自己优势化解矛盾, 反而用极端失礼的言语刺激母亲, 激化了矛盾, 悲剧产生。
诚然, 焦仲卿在家庭关系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 但是, 家庭关系的和谐, 仅仅靠既是儿子又是丈夫的男性角色来维护也是不够的, 还需要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 充满亲情之爱;即使偶然出现矛盾, 彼此之间也应兼容并包, 心心相印, 用爱心来化解矛盾冲突, 用爱意来消除心灵之间的隔阂。这也许是人们乐于不断探究《孔雀东南飞》悲剧根源的缘故。
参考文献
[1]文继炬.《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孔雀东南飞》的悲剧美比较[J];中学生读写 (高中) ;2004年 (2) , 57-59.
[2]王玉.《孔雀东南飞》试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79, (2) , 40.
浅谈沈从文《边城》的悲剧根源 篇6
一、翠翠的爷爷
翠翠的爷爷——老船夫, 是翠翠唯一的亲人, 他是个淳朴厚道却也倔强的老人, 他为翠翠美丽而自信而骄傲, 他怕翠翠重蹈其母因婚姻不幸而殉情身亡的覆辙, 对她的婚事十分关注。为了翠翠能嫁一个好人家, 他甚是操心, 当顺顺派人来提亲, 他说:“翠翠, 船总顺顺家里请人来作媒, 想讨你作媳妇, 问我愿不愿。我呢, 人老了, 再过三年两载会过去的, 我没有不愿的事情。这是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想想, 自己来说。愿意, 就成了;不愿意, 也好。”他知道翠翠的心事, 也不勉强她。为了翠翠, 他不惜涎皮的老脸, 多次到河街打探消息, 他把“二老的唱歌, 天保的死, 顺顺父子对于他的冷淡, 中寨人用碾坊作陪嫁妆奁诱惑傩送二老, 傩送二老出走……”这些事一件一件都装在心里, 更可怕的是他心中还装着翠翠母亲的悲剧, 他怕母女同命。当他见翠翠婚事无望, 怅然伤怀, 加之劳累过度, 心力交瘁, 终于在一个落大雨响大雷的夜晚, 寂然离开了人世。
其实爷爷就是翠翠的依靠, 是翠翠的保护神。为了翠翠, 他的好心却也给顺顺、傩送二老带来了一些误会, 使事情变得复杂。
二、翠翠的追求者——天保大老和傩送二老
天保大老和傩送二老他们是亲兄弟, 这一对难兄难弟同时爱上了翠翠。这事情在本地人说来并不稀奇, 边地俗话说:“火是各处可烧的, 水是各处可流的, 日月是各处可照的, 爱情是各处可到的。”有钱船总儿子, 爱上一个弄渡船的穷人家女儿, 不能成为稀罕的新闻, 有一点困难处, 只是这两兄弟到了谁应娶得这个女人作媳妇时, 是不是也还得照茶峒人规矩, 来一次流血的挣扎? 然而他们没有。
大老天保已经在顺顺的支持下走了车路, 傩送二老打算走马路。为了公平, 二老想出了个主意, 就是两兄弟月夜里同到碧溪岨去唱歌, 莫让人知道是弟兄两个, 两人轮流唱下去, 谁得到回答, 谁便继续用那张唱歌胜利的嘴唇, 服侍那划渡船的外孙女。大老不善于唱歌, 轮到大老时也仍然由二老代替。两人靠运气命运来决定自己的幸福, 这么办可说是极公平了。做哥哥的天保走车路占了先, 无论如何也不肯先开腔唱歌, 一定得让那弟弟傩送先唱。弟弟一开口, 哥哥却因为明知不是敌手, 更不能开口了。那晚的歌便全是那个傩送唱的, 没想到翠翠却只是在梦里听到, 而没有出来回唱。那晚回家, 大老就决定了从茶峒离开, 驾家中那只新油船闯滩去。没想到很快出了事, 大老在漩涡中溺水身亡, 噩耗传来, 二佬傩送十分悲痛, 不愿再提亲事, 离家出走。他毅然离家闯天下, 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恬静的茶峒。
天保大老和傩送二老, 他们的情谊是真挚的, 感情是深厚的, 没有人为了得到翠翠而使手腕, 也没有为了争夺翠翠而大打出手, 但天保大老的死还是与翠翠、傩送二老有关, 这是横在顺顺一家人心中的难逾越的障碍, 重感情的傩送二老心中笼罩着一片难以抹去的阴影。
三、翠翠本人
翠翠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姑娘, 心地善良, 乐于助人, 为人大方。翠翠对爱情是有所感知的, 虎耳草是翠翠情思的象征和寄托, 表明了翠翠对傩送感情逐渐由蒙胧变得清晰。然而她并没有主动地去争取, 也没有积极地去追求, 而几乎完全是处于被动消极等候的状态。小说中的翠翠时时在等待, 等待爷爷回家、等待爷爷从外面带回好消息、在渡船上孤独地等着傩送二老回来……
四、顺顺
天保、傩送兄弟情深, 天保因翠翠而闯滩而丧命, 顺顺一家再接受翠翠也有点难, 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顺顺还是决定要把翠翠接到河街, 这也是作为家长的最大让步, 但傩送什么时候回来, 傩送能不能与翠翠走到一起还是充满变数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小说中的人都具有人情美, 人性美, 里边没有一个作恶的人, 众多的好人, 却造成了小说的悲剧。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 也许“明天”回来!可以说《边城》这篇小说是不该有悲剧却又充满悲剧的。这点就很值得深思, 这也是小说的成功之处。我忽然想起鲁迅写的《祝福》, 祥林嫂的悲剧, 猛一看真的找不到元凶, 但是鲁迅的投枪却直指封建礼教。沈从文的《边城》却比较复杂, 是陈旧的封建的思想观念吗?是当时门当户对的压力吗?是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吗?又都不是。作者所表现出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爱情悲剧, 作者只是有意识地在人性层面上叙述故事, 无意发掘悲剧产生的人为的、社会的等方面的因素。质朴的人性, 近似于纯净的人物, 里面的人谁都没有错, 似乎是一种宿命, 但这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现实。
总之, 《边城》是一本值得好好认认真真读读的书。
摘要：《边城》的结尾, 翠翠的等候, 给人无尽遐想, 虽是开放性的结尾, 但总体感觉还是倾向悲剧性的。那么, 《边城》的悲剧根源是什么呢?
论麦琪与苔丝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 篇7
关键词：麦琪,苔丝,维多利亚时期,选择
一.前言
美国著名的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诗中这样写道: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在这首简短的诗歌中, 诗人用自己的经验选择在树林中的道路, 以暗示我们在生活中所需要面临的种种选择。漫漫人生, 我们需要做出的决定很多, 但每个分叉路口我们只能选择一条, 这或许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之处。 英国女作家艾略特也曾说过:“人生就是面临一个又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结果是完全未知的, 不可预测的, 人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其实, 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选择, 而这种选择除了与我们的自身追求有关, 也与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维多利亚时期前接乔治时代, 后启爱德华时代, 被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的峰端。 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牢固建立, 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皆飞速变化。但在当时还是父权制占上风, 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处在社会大变革时期, 女性意识开始觉醒, 但在经济, 政治中的地位仍远远低于男性, 她们不享有和男性同等的话语权, 甚至受教育的权利也被限制, 这种高度依附并屈从于男性的情形在婚姻中更为显著。 婚姻是上帝对那些遵守社会传统道德观念人的奖赏, 贞操是判别女性道德的唯一标准。这种狭隘的道德观深深的压迫着女性, 而这恒定判断本身就是从以男性作为主体地位的观念出发的。因此这些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都不同程度上压制着女性的独立意识与自我实现, 使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在群体认同与自我实现中艰难地选择, 在精神困苦与沮丧中苦苦挣扎。
二.麦琪在群体认同与自我实现中的艰难选择
麦琪是《弗洛斯河上的磨坊》 中的主人公, 小说主要围绕麦琪的成长展开:少年时无拘无束、热烈而纯真的麦琪, 青年时自我压抑、切割心灵的麦琪, 成年时矛盾却又充满成熟魅力的麦琪, 展示出了麦琪当自我面对人生时的巨变、爱情的萌昧、亲情、友情、人格独立这一系列难题时的挣扎和犹豫, 也真实体现出我们现实中每一个人都可能多多少少遭遇过的心理困境。
这个世界在麦琪的眼中确实充满了各种矛盾。当她对菲利普有好感时, 他却是麦琪父亲的敌人的儿子, 菲利普父亲使得麦琪的父亲破产并卧床不起。当她遇到真正喜欢的斯蒂芬时, 他已经是麦琪表姐露西的未婚夫。如果麦琪出于自我的满足并与菲利普保持这种亲密知己关系的话, 她就必定会伤害父亲与哥哥的感情。如果麦琪顺从自己的心意与她钟情的斯蒂芬相爱的话, 她就必然会伤害她的表姐露西并承担着公众的舆论评判甚至是家族声誉的毁坏。
麦琪一直在群体认同和自我实现中挣扎。年幼时的麦琪有着父亲家族冲动, 敏感, 任性等特点, 她对家人有着无私的爱, 默默承受着一个代表男性传统社会势力的哥哥的控制。哥哥汤姆对麦琪很好, 但是这种好是建立在麦琪的绝对服从的基础上, 在汤姆的价值观里, 他把自己放在拯救家庭英雄的位置上。所以对他来说掌控着麦琪的生活甚至情感是毋庸置疑的, 他经常用极端的方式惩戒麦琪来表达深沉的爱。与此相反麦琪的爱是无私并宽容的, 她非常爱汤姆并不惜为他做一切, 麦琪的内心是非常渴望得到汤姆的认同的。
但另一方面, 麦琪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 这种独立的个性使她不甘于绝对服从哥哥的决定, 这种矛盾的心态在她的感情生活中也得以体现。一方面, 她有着自己内心对于爱情的渴求与追求, 渴望得到家庭与社会的理解, 而这两段感情都是家庭与社会所不容的。麦琪与菲利普的感情与家庭的利益有冲突并受到了哥哥汤姆的激烈反对, 与斯蒂芬的感情更是与维多利亚时期所尊崇的价值观相悖。在群体的认同和自我实现中麦琪最终没有突破自己的困境, 无奈地选择了妥协。放在社会历史背景下, 麦琪的悲剧似乎又是必然。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 由于社会的束缚女性始终处在进退两难的矛盾状态, 麦琪作为社会转型的牺牲品侧面体现了整个社会男性霸权的思想体系。
三.苔丝的自我选择与现实的利诱
苔丝是《德伯家的苔丝》中的主人公, 作者哈代称之为“一个纯洁的女人”。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天真纯洁的女孩被诱奸后惨遭丈夫抛弃的悲惨生活。苔丝出身贫寒, 年轻时遭亚雷侮辱。在维多利亚时期, 贞操是判别女性道德的唯一标准。如果一个女人在结婚前失去了贞洁就被整个社会无条件的当做不道德的人, 无论她的道德多么的高尚, 心灵多么的纯洁。而与之相反, 对于男性却没有统一标准。男性可以不负责任的随意玩弄女性并让女性承担最后的沉重后果, 使她永远摆脱不了这个人生得污点。亚雷代表的就是品德败坏, 随意玩弄女性的资产阶级邪恶势力, 他滥用自己淫欲的天性步步紧逼并玷污了苔丝从而毁掉了苔丝一生的幸福。处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 考虑家庭的生活负担以及失身的现实, 在当时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嫁给亚雷摆脱社会的舆论, 同时也可以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而苔丝作为新女性的代表勇于自我反抗选择离开亚雷, 正是因为她的纯洁使她做不到和她不爱的人鬼混, 即使在失身后仍然对生活抱有美好的幻想。苔丝所做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选择是在新婚夜里要不要告诉他心爱的安玑自己惨痛的经历。最终苔丝不顾母亲一再叮嘱, 选择向安玑坦白自己的过去。如果苔丝选择向现实利诱低头, 不告诉安玑, 她会和相爱的人在一起并得到幸福。但苔丝不顾社会的背景, 听从了自己的心只为追求不惨杂质的爱情。因为苔丝的眼中, 爱情是信任, 是毫不隐瞒。正是由于这一选择导致了她婚后被抛弃的悲惨命运。自己曾与妓女有放荡经历的牧师的儿子安玑却还是没有办法理解苔丝, 他感觉到自己受了愚弄, 曾经心中深爱的女人马上变为“不洁”。不难发现在当时对男女实行双从道德标准, 而这背后是当时狭隘的道德观和传统观念在作祟。
四.结语
人生道路上每个岔路口的选择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麦琪和苔丝在她们不同的人生经历中做出了选择。麦琪在群体的认同和自我实现中最终没有突破自己的困境, 无奈地选择了妥协。苔丝在现实的利诱中听从了自己的心。 无论是麦琪还是苔丝最终都没有得到自己的幸福, 成为了维多利亚时期道德与社会观念的牺牲品。通过这两部伟大的作品, 我们可以更加深刻的了解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地位以及主人公悲剧的道德根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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