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及其根源（精选8篇）
环境问题及其根源 篇1
摘要：环境问题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本文从几个方面对环境污染的根源进行分析,得出环境污染问题是污染者、政府、受害者利益不均衡的结果,并根据揭示出的经济根源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作 者：肖玉玲 作者单位：江苏技术师范学院财经学院期 刊：商场现代化 PKU Journal：MARKET MODERNIZATION年，卷(期)：,(3)分类号：X3关键词：环境污染 蓝藻事件 经济根源 对策
环境问题及其根源 篇2
目前, 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主要有:人口膨胀、能源危机、森林面积锐减、土地严重荒漠化、自然灾害频繁、淡水资源日益枯竭、温室效应加剧、臭氧层破坏、酸雨出现频繁、污染物排放量剧增等。环境问题的持续恶化不仅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损害人们的健康, 也引起诸多的社会纠纷, 威胁社会的稳定, 同时也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1]。环境问题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 尺度不一, 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表现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大到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 如全球变暖和臭氧层破坏, 小到一条公路上的噪声污染。即便如此, 各种环境问题从产生的原因到解决的方案仍然有许多共性的地方。英国环境哲学家罗宾·阿特菲尔德在《环境的伦理学》中把以往对于生态环境问题根源探索的理论归结为五类:人口理论、技术理论、资本主义理论、增长理论及富裕理论。这五种理论分别说明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个侧面, 通过对以往学者对环境问题根源研究的梳理, 分别从人口、科技、经济、及制度文化方面进行总结及评述, 认清环境问题的本质, 合理确定防止措施。
1环境问题的人口根源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创建者梁从诫认为环境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也不是法律问题, 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认为我们今天如此多的人口是一切环境问题的最终根源。保罗·埃利希 (Paul Ehrlich) 和福格特 (Fugate) 分别在《人口炸弹》和《生存之路》中阐述了人口增长将会给生态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美国著名的环境学家丹尼尔·科尔曼认为人口增长虽然被视为环境危机的重要根源, 但这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规避其国内和全球环境责任而找的一条逃遁之路, 因为多数的环境破坏, 尤其是那些具有全球后果的环境破坏, 实际上是由人口已相当稳定的工业国一手造成[2]。目前, 世界人口已经突破70亿, 人口的激增加速着资源的消耗, 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但由于人口分布不均, 各地发展情况不同, 不能对人口数量是控制还是放松妄下结论, 地域的差异性影响着人口数量这一因素在环境问题中的影响程度。
2生态环境问题的技术根源
学术界对于技术的使用是在拯救地球还是伤害地球尚未达成一致的看法, 美国环保主义的领军人物巴里·康芒在其著作《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中指出:“全部的事实似乎已经很清楚。最近一年中造成美国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是, 生产技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空前变革”[3]。而在《权力的五角大楼》中, 社会批评家刘易斯指出, 在技术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 大多数人忽视了驾驭科技发展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以及经济结构, 而只看到了科技应当与自然协调发展这一面[4]。科尔曼认为, 资本主义对谋取利益的高度重视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增长、物欲、效率等价值观, 促使技术在危害环境的情况下也要服务于这些价值观[5]。因此, 要对技术进行改造, 需要构建一套重视生命、视野广阔的社会价值观。我国学者沈满红认为, 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科技根源是:科学技术本身的落后, 科学技术的副作用, 科学技术的滥用, 人们对科技成果的急功近利, 以及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6]。王国印认为, 科技进步非对称性及其演变是环境问题产生和演变的背后根源, 也是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EKC) 倒U型及N型等走势的成因, 认为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只要能够使各种类型的科学技术按其功能匹配发展, 就可以避免经济增长和环境恶化同时发生的“怪圈”[7]。科技作为一把双刃剑能够拯救环境亦能摧毁环境, 科技必须进入社会网络之中才能发挥作用, 因此应合理的界定其在环境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 这样才能避免其负面效应。
3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
传统的经济学对于环境问题的解释是由于其外部性的属性, 由于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导致了环境问题的出现。由于环境主体的有限理性, 环境资源的公共性, 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 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 环境信息的稀缺性与不对称性, 导致了经济学家推崇的市场出现了失灵, 使得价格机制在这里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结果[8]。根据科斯定理, 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 那么, 私人市场就将总能解决外部性问题, 并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是, 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交易人数的众多等原因, 使得科斯定理难以适用于现实[9]。因此政府以弥补市场缺陷的角色出现, 奥普尔斯指出, “由于存在着公地悲剧, 环境问题无法有效解决……所以具有强大强制性权力的政府的合理性是普遍认可的……即使我们避免了公地悲剧, 它也只是在悲剧性地把利维坦作为唯一手段时才能做到”[10]。而经济学家也从经济学的角度探索了环境问题的另一个原因, 环境问题的“政府失灵”。导致“政府失灵”的原因是政府政策失灵和政府管理失灵。分析过以上两个原因的机制后, 经济学家推崇用环境经济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主要包括庇古手段和科斯手段, 前者侧重于“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干预来解决环境问题, 后者主张用“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去解决环境问题。庇古手段主要用税收、补贴、押金退款等方式来消除环境的外部效应, 从而解决环境问题;科斯手段主要用自愿协商、排污许可证交易等方式来使外部效应内部化从而解决环境问题。两种方法显然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应该依据具体情况有效的结合政府和市场才能更好的发挥环境经济手段的作用。对于经济和环境的关系的另一种流行的观点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阶段性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这个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也只有在经济增长起来以后, 对环境和生态保护才能有更多的财力投入。这就是很多人在不断的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动因[11]。很明显环境问题并不单单和经济发展有关, 因此前人在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时得出了各种不同的形状, 因为它放大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正如王学山等的研究表明, 环境质量的演化过程曲线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 与非环境物品生产函数及排污生产函数的技术参数、居民收入水平、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等有关, 而不是仅仅与经济增长有关。提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适时调整产业结构、采用新技术、提倡合理消费观念等是加速环境质量演化的重要举措[12]。尽管很多学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做了修正, 但任何研究结果都不能作为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的支撑。
4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文化根源
制度在环境问题中也占有重要的角色。罗亚娟通过分析东井村村民、化工厂及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事件中的博弈过程, 认为环境问题产生并持续的原因是利益获得者和损害承担者的分离, 由于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增长, 以及政府力量远大于社会力量的社会格局。认为环境污染问题反应了人与生态环境间关系的失调和人与人间关系的失调, 前者需要人们坚持正确发展理念, 后者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体制[13]。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一个专业问题, 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提出要建立一套可持续的制度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绿色GDP核算;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调整行政规划区域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实行循环经济战略并大力开发新能源技术;最重要的一点, 提供法律与政治上的保障, 来支持环保领域内的公众参与[14]。叶安珊提出, 不明确的责、权、利关系, 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方式等阻碍了环境法规的实施和相关政策的落实[15]。
正如道格拉斯·诺斯在《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阐述的:“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 或者更规范地说, 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16]。这其中的博弈规则是由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决定的, 因此很多学者把研究目光投向了文化这一抽象但又十分重要的因素。刘建涛等认为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反自然的文化观, 即扭曲的发展文化观、二元论的自然文化观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己轻公的道德文化观, 共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反自然的文化力量, 因此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提出应构建和谐的环境文化来从根本上减少环境问题的发生[17]。聂火云等认为从社会根源来看, 我国当前的环境问题是由于社会结构和体制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处在一个转型时期, 从而导致制度、文化及价值等多重失范的结果[18]。贾凤姿认为我国的环境问题从根源上来说还是思维方式的问题,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片面的私德观、不公正的伦理观、缺位的政绩观等是引起中国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19]。文化在环境问题中起着深刻的作用, 因为它对科技、经济和制度等都有着根源上的影响, 但是一种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往往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文化的根植性决定要改变一种特定的观念及行为是十分困难。如何从文化入手来改善环境问题也许是今后重要的研究方向。
5结论
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 对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也研究也逐渐多元化, 概括起来可以归结为人口、技术、经济、制度文化方面的原因, 它们通过人类活动相互影响和制约从而造成了各种环境问题, 因此, 不能单从一方面来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 特别是要重新审视单纯依赖政府去解决环境问题的做法。应综合考虑人口、科技、经济、资源及制度文化等诸多因素的相互制约关系, 多层次探讨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和控制方法。随着私有化-市场、中央集权-利维坦作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失败[20], 探求新的环境问题治理模式便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摘要：环境问题的产生有诸多根源。根据英国环境哲学家罗宾?阿特菲尔德对于环境问题根源的理论探索, 从人口、科技、经济、及制度文化方面对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总结及评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 对环境问题根源的聚焦也在不断的变化, 提出应综合考虑人口、科技、经济、资源及制度文化等诸多因素的相互制约关系, 多层次探讨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和控制方法。
环境问题及其根源 篇3
关键词：产权；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1 产权不明晰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制度根源
环境污染就是产生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的典型例子。排污企业给附近居民带来损害，即产生了社会成本；但该排污企业在核算成本时只计算自己的生产成本，没有为社会成本足额买单。存在负外部性情况下，排污厂家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往往造成污染量远远超出社会允许的污染水平。针对这种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即市场资源配置没有达到经济效率的情形，政府有必要帮助市场界定明晰的产权，以弥补市场的缺陷。根据科斯第一定理：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则产权界定不重要。无论产权如何界定，通过交易，总可以达到帕雷托最优，即市场机制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现实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正如自然界的摩擦力一样普遍存在，交易成本几乎从来就不可能为零。因此，科斯第二定理即“如果存在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为正)，则如何界定产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同的产权界定意味着不同的资源配置和经济效率”成为建立合理的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
2 政治体制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政治制度根源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不仅影响到资源配置，还影响对人的激励和制约。制度是影响人或者其他经济主体行为的重要因素，它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不容忽视。某些地区的环境污染表面上看是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但“地方保护主义”只是其“表”，而不是其“源”。根源在于引起地方官员以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地方利益的制度是什么。从制度上找原因不难看出，当前大多数地方对官员政绩进行评价时，几乎只是关注GDP，不关注其他，污染并不影响官员的业绩。因此，地方主义屡禁不止，环境得不到保护以及过度破坏等问题的根源在于把增长率作为评价官员最重要甚至惟一的标准，“以增长率论英雄”。如果把环境保护作为评价官员的一个硬指标，或者用“绿色GDP”代替原来的“GDP”考核官员政绩，建立合理的制约机制有助于官员关注长期发展和社会利益。
3 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主体，应该在治理污染和预防污染上“有所为”
(1)走“循环经济”发展道路，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循环经济”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首先提出，目前对“循环经济”较为普遍的认识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经济来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是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传统经济相对而言。所谓传统经济，是指“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线性经济。循环经济战略思想是“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其核心技术是以清洁生产技术和废物资源化技术——环境无害化技术，最大限度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的和谐统一。
传统的观点认为，采用先进的环保技术，会增加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使得产品价格上升，从而降低市场份额，减少销售收入。 而现代观点认为，循环经济能促进企业增强成本优势、差别优势和技术优势。从增强成本优势的角度来讲，体现循环经济思想的生态工业链和生态工业园能从整个制造流程上节约成本。因为在生态链和生态园内，一家企业的废水、废气、废渣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一方面使企业获得更廉价的原材料；一方面变废为宝，减少了污染的产生，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也使得污染末端治理费用降到最低；企业之间“共生”、“共赢”的关系，实际上实现了“污染外部性的内部化”。从增强差别优势的角度来讲，差异化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法宝之一。企业将环境质量作为企业产品的一部分以此区别于传统企业。传统企业只追求顾客满意；而生态企业追求顾客、社会、生态三者的满意。随着社会对环保需求的扩大，“低污染、节能”的绿色消费市场方兴未艾，消费者越来越偏好“绿色产品”。企业若能根据这一消费特点，从产品设计、产品生产到销售的过程中，树立环保卫士形象，必将受到环保者的青睐，有助于提高销售额，扩大市场份额；同时良好的企业公众形象，能产生“口碑效应”，为企业赢得了声誉，是企业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从增强技术优势的角度来讲，早期采用环保技术的企业能获得这一技术创新带来的先动优势。正如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增加投入，进行提高燃油效率、降低尾气超标排放的研发，使日本企业在80年代以环保型、经济型的优势，率先抢占了欧美市场，为日本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2)企业应提升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许多企业在向市场推出产品时，忽视产品本身及产品包装物、制造过程对社会环境的污染；还有一些企业以自然资源作为重要原料，生产和营销过程中不顾对环境的破坏。由于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对于企业这种缺乏社会公德的行为，除了需要政府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规范企业行为外，还需要企业内部建立一套激励企业、员工进行环保的制度，从企业文化中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制度安排。企业只有在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实现利润最大化，承担社会责任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企业才会自觉地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让企业对社会负责，不是说让企业无条件地为社会付出，而是以利润作为前提；显然，效益不好的企业只会削减环保公益项目。
4 公民作为消费主体应该在宣传环保和减少污染上“有所为”
公民作为消费主体，应该从细节做起，大力提倡绿色消费。环境治理仅仅依靠政府和企业的力量是不够的，公民对环保的有利呼吁甚至由公民组建的民间环保组织，对于推动环境保护事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间环保组织、公民对环境的自觉保护迫使企业对自然资源有效利用和对环境污染的主动治理。我国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现状是起步晚、数量少、作用小、影响微、与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大，难以满足环境保护事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是，2005年CCTV中国经济十大年度人物之一廖晓义因多年从事环保事业的出色表现而获得社会公益奖，就体现了政府对民间环保组织的鼓励和期待。自然环境作为公共资源，民间应该积极参与政府对环境治理的监督，这种外在监督不仅有效，并且能降低监督成本。可以说，正是由于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的努力，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政府和企业偏向于经济利益而忽视生态利益的行为，减少了人类环境受到破坏的程度。
参考文献
[1]张建梅.植物修复技术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应用 [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3，06.
[2]蓝俊康.植物修复技术在污染治理中的应用现状 [J].地质灾害与环境保护，2004，01.
[3]周启星，宋玉芳.植物修复的技术内涵及展望 [J].安全与环境学报，2001，03.
[4]龚月桦，王俊儒，高俊凤.植物修复技术及其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J].农业环境保护，1998，06.
[5]郭文帅.生物修复技术在人工土快滤处理中应用的研究 [D].中国海洋大学，2003.
[6]陈波.异丙甲草胺对植物根际与非根际生物活性的影响研究 [D].浙江大学，2006.
环境问题及其根源 篇4
先秦法家诞生的社会根源及其思想渊源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剧烈的变革,井田制瓦解,宗法分封制动摇,礼治的`经济基础和血缘亲属基础遭到严重削弱,其合力促成了“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要建立一种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发展的统治秩序,只有寻求另一种途径和方式,于是主张“建法立制,富国强人”的法家应运而生.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主要源于春秋时期改革家的思想,此外,还有儒、墨、道三家之思想.
作 者：谭宝刚 作者单位：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编辑部,湖北,荆门,448200刊 名：许昌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XUCHANG UNIVERSITY年，卷(期)：23(4)分类号：B226关键词：井田制 宗法制 管仲 子产 邓析
环境问题及其根源 篇5
论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的危机及其根源
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哲学自身因其内在逻辑的`发展而对传统的思维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西方哲学发展到黑格尔之后,自身就要求出现新的转型.二是哲学受到了以经验科学为代表的外力的挑战,唯科学主义盛行.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传统哲学和唯科学主义都具有价值实体主义本质.
作 者：谢军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北京,100875 刊 名：嘉应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YING UNIVERSITY 年，卷(期)：2003 21(5) 分类号：B516.35 关键词：黑格尔 唯科学主义 价值 实体主义恶性食品问题根源 篇6
2008年三鹿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出现了有关对食品安全的一些调侃：
1、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
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
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
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
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
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
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
而三鹿事件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
2、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
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
3、日本人口号：一天一杯牛奶，振兴一个民族
中国人口号：一天一杯牛奶，震惊一个民族
三鹿系列刑事案件中一干涉案人员最后被依法严惩，田文华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468.7411万元。生产、销售 “蛋白粉”（掺含三聚氰胺）的被告人高俊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缓，被告人张彦章、薛建忠以同样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15名被告人各获二年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透过三鹿“毒奶粉”事件，以数万名儿童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给中国上了一堂生动的食品安全教育课。事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地方政府、乳制品行业等都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做出了各种承诺和表态。但是食品安全问题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仅2011年以来多个地方再度曝出食品安全问题，河南瘦肉精事件闹得沸沸扬扬，10年间瘦肉精屡禁不绝；随后重庆“毒花椒”事件、广东中山墨汁粉条事件、湖北宜昌“毒生姜”事件、辽宁沈阳毒豆芽事件、江苏丹阳西瓜膨大剂事件、上海染色馒头事件以及最近席卷全国的地沟油事件……
风起云涌的食品安全事件，像一双双粗重的钢琴手，一次次肆虐地撩拨人们敏感的神经，更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4月22日在清华大学演讲末尾，谈及食品安全，朱镕基尖锐地说了句：“食品工业，现在什么敢吃啊？吃什么都有致命的添加剂。”胡锦涛总书记4月底在天津考察食品质量监督检测机构时谆谆叮嘱大家：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大事。你们是食品安全的守卫者，一定要坚决执行食品安全法，严格把好食品安全关，确保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吃上放心的食品。温家宝总理则斥责这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以上表态均已显示政府高层已经真正认识到，食品安全问题已是一种国家乱象，食品治理与维稳相关，刻不容缓。
然而社会公众却认为：在历次食品安全事件中，我们听到了道歉，但没看到更多人受严惩；我们听到了表态，但没看到具体的解决措施；我们感受到了沉痛和反思，但没看到这些转化成更强大的改革推动力。于是公众从生气到愤怒、再到无奈和漠然，人们在反复遭遇打击时，通常都有这样的心路历程。大众心态正经历从愤怒到无奈的微妙过渡，更多人面对这些新闻的反应却是见怪不怪、无奈调侃。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及产生原因
层出不穷的一件又一件事情的背后，暴露了太多太多的问题。如此以来，我们应当回头审视，我们曾经以生命为代价的教训，究竟有多少被汲取，又有多少被遗忘。以前经济条件不好“没得吃”，现在生活富裕了反而“不敢吃”，我们苦苦追问：还有什么食品是值得相信的?我们又应该吃什么呢？在达到温饱之后能否解决吃得好、吃得安全的要求？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针对“你最担忧的安全问题是什么”，前一段时间新浪网调查结果显示，30.7%受调查者认为是食品安全，位居第一。据记者走访发现，当前食品安全存在“四宗罪”，最令消费者感到担忧。
一宗罪：“药你命”。蔬菜、水果残留农药超标，部分食品中非法使用、滥用添加剂，危害消费者健康。
二宗罪：“黑心肠”。每年有大量食品从“黑作坊”“黑工厂”“黑市场”“黑窝点”流向市场，环境脏乱差，生产不规范，质量不达标。
三宗罪：“假面具”。部分食品生产、销售者“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变着花样对食品弄虚作假，令消费者难辨真伪，上当受骗。
四宗罪：“玩概念”。各种贴着高科技标签的转基因食品、纳米技术食品、有机食品等大行其道，其中不乏模糊标注、不规范产品，往往使普通消费者不明就里花钱，稀里糊涂消费。
谈及如何根治“四宗罪”，受访消费者有“三盼”：一盼杜绝“软监管”。二盼食品行业重建诚信体系。三盼自身提高监督和维权意识。（以上信息来源自2011年9月9日现代快报）
就食品安全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问题食品的涉及面越来越广。问题食品已从过去的粮油肉禽蛋菜、豆制品、水产品等传统主副食品，扩展到水果、酒类、干货类、奶制品、炒货食品等，呈立体式、全方位态势。二是问题食品的危害程度越来越深，已从食品外部的卫生危害走向了食品内部的安全危害。过去只注意食品细菌总数，现在是深入食品内部的农药、化肥、化学品残留。三是制毒制劣手段越来越多样、越来越“深入”、手法越来越隐蔽，从食品外部的走向内部的、从物理的走向化学的。从曝光的有毒有害食品看，犯罪分子制毒制假手法花样翻新、五花八门，难以想象，已到了“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的地步。
（二）产生原因
来自权威部门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有关部门共检查各类食用农产品、食品及相关产品生产经营单位3552万户次，查处各环节违法违规行为13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8人，取缔和停产违规企业单位10万余家（来源新华社2011年5月5日电）。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副检察长邱学强介绍，去年9月以来，最高检共对76件重大影响的制售假冒伪劣食品案件进行挂牌督办。今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及食品安全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37件57人，其中渎职犯罪者39人（来源自2011年5月23日法制晚报）。由此可见，食品安全的整顿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有毒食品的“生命力”并没有明显衰退的迹象，为何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频现？
有毒食品层出不穷，完全无视从中央到地方的三令五申，成为“打不死的小强”，这其中既有制度缺失、执法不严、官员政绩等因素，更有道德因素。经过分析比较，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没有行业准入门槛，生产经营者良莠难分，特别是原来食品免检制度的存在，放任企业胡作非为，留下了诸多监管空白。加上目前我国的法律对于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较轻，不痛不痒的起不到“杀鸡儆猴”的效果，现在我们是“拔鸡毛给猴子看”，企业的违法成本太低，这使得许多企业存在侥幸心理。
2、多头监管，执行不力。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是一种“分段管理为主，品种管理为辅”的模式，导致食品安全管理出现条块分割、沟通不畅。由于这些部门管理体制不同，人、财、物的主管部门各有其主，因此，“机构云集”增加了政府对食品安全工作的管理难度。多个部门监管一个方面的事务往往需要政府协调，提高了管理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卫生部分分合合的历史表明，国家建立独立食品安全监督部门的思路似乎并不十分清楚，这不仅影响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效力，更造成了问责不明确的弊病。
3、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与国际标准不能接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结构设计不够合理，对标准的深人研究不够，部分标准的实施较差，甚至强制性标准也未得到很好的实施等。如7月修改出台的《乳业行业标准》就被专家评价为“倒退了25年，堪称全球最差”，并称中国被“个别大企业绑架，是全球最差标准”。
4、政府监管食品安全需要运用法律法规及相应的政策工具，目前政策法规不健全，无法做到法规化，制度化，缺乏长效机制。面对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往往采取“救火”式的治理，哪里发生问题治哪里，事情过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从而导致制假售假屡治不绝，屡禁不止，甚全有愈演愈烈之势。
5、财政投入不足，检测机构资源配置不合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财力不足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国家财政投入的不足，引发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国家急需的部分检测项目能力不足。如食品中不明有毒有害物质的鉴定技术、违禁物品、激素、农药残留、兽药残留、二恶英、疯牛病的检测、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等，监督检验能力与国际水平差距逐渐加大，制约了食品卫生监督管理水平的提高。二是利益驱动导致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产生偏差。如有的执法机构偏重于有经济利益的执法行为，以罚代刑、以罚代管，一罚了之，监督执法工作时紧时松，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有的甚至为不法经营者充当保护伞。三是基层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的设置和技术人员配备不能适应监督工作开展的需要。
6、食品生产和经营者诚信缺失，道德观扭曲。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眼睛盯着的只有钱，丧失道德底线，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顾法律禁令，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屡禁不止。目前，不管政府部门还是消费者掌握企业食品卫生质量的信用状况难度很大，很难起到消除信息不对称、鼓励守信者、打击遏制失信者、追溯责任、形成诚信经营氛围的作用。
白岩松在微博上发表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现在都是原告，也都是被告。卖猪肉的人用夹杂瘦肉精猪肉挣来的钱，兴高采烈地出来买馒头，没想到馒头被别人染了色；然后卖染色馒头的人出来给孩子买奶粉，里面有三聚氰胺。每个人都在害别人，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二、消费者个体维权的困境
尽管监管部门一再呼吁市民要对食品问题主动举报，但由于对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协会存在不信任情绪，加上这些部门往往奉行“谁投诉、谁举证”的原则，导致普通市民往往无能力或不愿花费精力物力在举证方面，没有相关民间组织为依托，普通市民对食品安全的监督效果非常有限。
1、繁琐的民事诉讼程序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所存在的制度性缺失也使得消费者维权之路存在诸多困难。食品安全纠纷多数是规模性的群体纠纷。虽然在我国现有的立法框架下可以采取的诉讼形式有一对一的诉讼、共同诉讼、第二人参加的诉讼和代表人诉讼等，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些诉讼形式都有其现实问题。不仅因为大规模单个诉讼，影响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对于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件的解决并非最合适的法律模式。还因为我国集体诉讼制度是一个立法空白。集体诉讼制度设计出现的空白，也给我国消费者维权方式的选择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繁琐的诉讼程序、漫长的诉讼时间和高额的诉讼成本限制了诉讼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最后防线的作用。目前食品安全纠纷在法院诉讼中仍然作为一般的民事纠纷处理。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消费者需要对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对其身体健康造成了损害及因果关系等提供证明。这对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过重的负担。另外，食品安全问题损害的一般是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利益，漫长的诉讼时间对消费者而言不仅是医药费难以获得及时赔偿的问题，而且还是一种精神上的痛苦。
2、消费者维权面临技术障碍
食品安全纠纷所涉及的各种复杂的专业检测、认证决定了势单力薄的消费者难以独立地与生产经营者通过和解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当消费者提出食品不符合基本安全标准的主张时，生产经营者可以轻易地以其他同类消费者没有发现问题而予以否认。消费者个人很难提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其主张.这使得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在谈判过程中更加被动。即使有一些消费者联合起来与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协商，生产经营者出于声誉考虑可能会给予一定的补偿，但这种补偿也很难说是公允的，而且食品安全的问题仍然存在，生产经营者与潜在的消费者之间的食品安全纠纷仍未得到解决。
3、消费者维权组织的作用尚待加强
消费者协会作为专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性组织，难以有效发挥民间调解的作用。消费者协会作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社会性组织，只是为纠纷解决提供一个平台，并不掌握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相关信息，因而难以消除消费者与食品生产经营者之间经济实力和信息占有量的差距。消费者协会的调查虽然能够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力，但是并不具有强制力。这样，寄希望于消费者协会来平衡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力量以更加公平地解决纠纷的预期也很难得到实现。另外，调解程序的启动需要有当事人的合意才能进行，而且民间调解结果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这使得纠纷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
四、国外经验借鉴：全程监控
外加巨额赔偿
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健康，也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在世界许多国家，食品安全事故也时常发生，像德国在2010年年底相继在鸡蛋、猪肉和鸡肉等食品内发现致癌的二恶英；截止2011年10月4日美国“毒香瓜”疫情蔓延19州，致死17人，84人染病。相比而言，这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从田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保障系统，但食品安全事故仍然时有发生，可见根治食品安全问题任重道远，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招数是值得借鉴的。第一招：严把源头关——监管触角伸向产地
从食品供应的源头开始，实行严格的监控措施。供食用的牲畜如牛、羊、猪都会挂有识别标签，并由网络计算机系统追踪监测。屠宰场还要保留这些牲畜的详细资料，并标定被宰杀牲畜的来源。肉制品上市要携带“身份证”，标明其来源和去向。
第二招：重视流通环节——为每份食品“建档案”
米面、果蔬、肉制品和乳制品等农产品的生产者、农田所在地、使用的农药和肥料、使用次数、收获和出售日期等信息都要记录在案。相关部门收集这些信息整理成数据库并开设网页，为每种农产品分配一个“身份证”号码，供消费者查询。农产品有了“身份证”后，可追溯管理模式就变得易于操作。
在德国，食品的食物链原则和可追溯性原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以消费者在超市里见到鸡蛋为例，每一枚鸡蛋上，都有一行红色的数字。比如说：2-DE-0356352，第一位数字用来表示产蛋母鸡的饲养方式，“2”表示是圈养母鸡生产；DE表示出产国是德国；第三部分的数字则代表着产蛋母鸡所在的养鸡场、鸡含或鸡笼的编号。消费者可以根据红色数字传递的信息视情况选购。
如果出现食品安全危机，也可以根据编码迅速找到原因。2010年12月底，德国安全食品管理机构在一些鸡蛋中发现超标的致癌物质二恶英，引起德国上下的极大关注。通过对有毒鸡蛋的追查，有关机构顺藤摸瓜将焦点快速锁定在了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施泰因州的一家饲料原料提供企业身上。这家公司将受到工业原料污染的脂肪酸提供给生产饲料的企业，才导致了其下游产业产品二恶英超标。随后，德国政府迅速隔离了4700个受波及的养猪场和家禽饲养场，强制宰杀了超过8000只鸡。
第三招：食品造假要出狠招重罚
在食品安全制度相对先进的发达国家，食品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各国为此都加大了惩罚力度，其中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德国：刑事诉讼外加巨额赔偿
2010年底，德国西部北威州的养鸡场首次发现饲料遭致癌物质二恶英污染。今年1月6日，德国警方即调查位于石荷州的饲料制造商“哈勒斯和延奇”公司。7日，德国农业部宣布临时关闭4700多家农场，禁止受污染农场生产的肉类和蛋类产品出售。
对于这次二恶英事件中的肇事者，德国检察部门提起刑事诉讼，同时受损农场则拟提出民事赔偿，数额可能高达每周4000万至6000万欧元，完全可能让肇事者破产。
韩国：造毒食品10年内禁营业，还附以高额罚款。法国:卖过期食品立刻关门 第四招：食品召回构筑最后屏障
问题食品召回制度是发现食品质量存在缺陷之后采取的补救措施，是防止问题食品流向餐桌的最后一道屏障。
对于不合格食品召回，德国食品安全局和联邦消费者协会等部门联合成立了一个“食品召回委员会”，专门负责问题食品召回事宜。2004年，在“食品召回委员会”监督下，亨特格尔公司调查发现，该公司生产的孕产妇奶粉和婴儿豆粉中有“坂歧氏肠杆菌”，威胁消费者尤其是婴儿健康。事件发生后，亨特格尔公司以最快速度召回了产品，另外还向消费者支付了1000万欧元的赔偿金。第五招：完善食品安全法 用法律来保障
美国于2009年加快了食品安全立法进程，继《2009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后，又通过了几经修改的《2009年食品安全加强法案》。没有什么制度是万能的，美国相对先进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仍需不断完善，今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迎来一次大变革。奥巴马政府的这次改革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对美国食品安全体系进行的一次调整。100多年来，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在不断改进中日渐成熟。
英国和德国的食品监管体系同样经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和发展。英国食品安全监管机构食品标准署成立于2000年。此前，英国在1990年颁布《食品安全法》，对食品质量和标准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而《食品安全法》又是在1984年的《食品法》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再往前追溯，还可以找到一些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而德国食品法的历史则最早可追溯到1879年。迄今，德国关于食品安全的各种法律法规多达200多个，涵盖了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运输、贮藏和销售所有环节。由此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对食品安全的重视源远流长，而且相关法律和监管体系在与时俱进地不断修订和完善。
五、对整治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构想和建议
我们要确立“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健康”和“谨慎义务”的执政理念，真正把消费者作为上帝来对待。保护消费者健康，仅允许提供安全的食品；保护消费者不受欺骗，严格防止欺诈；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向消费者提供实事求是的信息。具体构想和建议如下：
1、完善立法和食品安全标准。按照《食品安全法》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要求，打造一种无缝监督与管理体制，形成一个科学合理、层次分明的完整的法律责任体系，为追究食品安全责任和补偿食品安全问题受害当事人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要尽快完善标准体系，全面清理整合现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食品卫生、食品质量标准和行业标准，加快解决标准缺失、重复和矛盾问题。一时难以出台国家标准的，要先行制定地方标准或产品安全、生产工艺、检验方法的规范性要求，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和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防止出现监管空白。
2、加强行政管理，通过对监管制度的整合，既要避免出现监管空白，提高监管效率，节约监管资源，又要防止出现职能交叉，相互掣肘，更好地发挥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效能。强化地方政府属地责任，加强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领导，克服地方保护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干扰。须把食品安全作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支持监管部门正确履行职责，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要求各监管部门恪尽职守，密切配合，责任到位，相互衔接，形成完整的监管链和责任追究体系。食品行业产业链条长、环节多，监管力量分散，必须形成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我们常说食品安全问题是„九龙治水‟，为什么？这在经济学上存在着„搭便车‟的尴尬。食品的监管部门众多，每个监管环节都会认为，我这里没管住，自然会有别人来管；反过来，如果我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去管，食品安全不出问题反让其他部门“搭便车”，破除这种职权交叉的体制势在必行。
3、延长和完善监管产业链。食品质量监督要覆盖整个产业链。实施“全产业链”，“从田野到餐桌盘”的食品质量及制造食品的原料进行检验和监督。有必要在立法上明确各监管部门的职能范围、明确追究责任的程序，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建立跨部门的食品监督机构，统一协调管理各个流程的食品安全，以杜绝机构间的相互扯皮推诿的困境。尤其需要对监管部门的失职渎职进行明确界定，一旦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对相关责任人严惩不贷。可以参考的例子是，在一些西方国家，一旦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最高到卫生部长，最低到相关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必须为此负责而引咎辞职。
4、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社会力量介入食品问题治理，应该受政府的欢迎和提倡，并做相关的制度设计。
面对一波波重大食品安全问题的冲击而无法有效解决，很多学者认为，由于食品问题涉及各种利益关系和行为主体，单一地突击哪一方都不能有效解决，而必须具备综合的“社会治理”观念，即在社会利益和主体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政府只有让企业、民间组织、社区等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运用法律、市场、协商、行政等手段，才能有效地治理社会，因此，食品问题的治理，不仅急需对生产者、监管者、销售者等多个主体进行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立法跟进，更需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的监督监管。相比之下，后者更急需发展。
就食品安全领域来说，要重视行业协会在制定行业标准以及规范行业自律方面的作用和独立性，但目前行业协会所能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此外，还要特别重视媒体在食品安全监督方面的职能，媒体可以和高校食品安全研究机构合作，适时发布来自权威研究机构的食品安全相关信息，从而对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压力。
5、提高食品安全违法的成本
必须坚持重典治乱，提高违法的成本，增加违法者的痛感。生产者之所以敢铤而走险，在于其铤而走险的收益远远大于违法成本，正是这种经济利益让生产者在诱惑面前放弃了道德理性。因此，食品安全法也应该通过惩罚性的赔偿，来增加生产假冒伪劣食品者的成本，以经济杠杆促使生产者由经济人向道德人转变。具体而言，可以提高赔偿的额度和处罚的力度。现有的 10 倍赔偿显然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额度，因为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他们维权的成本就可能超过了 10 倍赔偿的数额，而一次 10 倍赔偿的数额也可能伤不了故意生产者的筋骨。
6、建立企业诚信制度
赚钱是企业经营的目的固然重要，但企业生产的产品是面向广大人民的，不能因一己私欲，而生产损害人民群众生民健康的产品。而加强企业内部的管理，塑造一个诚信的企业可以从源头上防止食品安全的产生。诚信建设，说到底就是法制建设，诚实信用，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是传统美德的法律化。今后应当把企业或经营者的诚信建设当做一项基础的，常规的工程，建立量化考核体系，坚持不懈，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只有这样，企业，商人才会把消费者当做真正的上帝，食品安全才会有保证。
7、按照查获情况重奖举报者，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力量，让不良分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无藏身之地，从而净化食品市场。
环境问题及其根源 篇7
在康拉德的作品中存在着一系列的二重性问题,即作者肯定一个事物的同时也肯定其反面,两种相互对立的因素共存,主人公常常在肯定一个方面因素的同时,却选择另一个方面,《吉姆爷》也不例外。主人公吉姆作为矛盾的化身体现了一系列的二重性,主要表现为忠诚与背叛、勇敢与怯懦、生存与死亡三个方面。
1《吉姆爷》中的二重性
在小说《吉姆爷》中,担任大副仅三个月的吉姆在船只危难时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抛弃了八百余名乘客弃船逃跑,在逃亡的过程中他一直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后来船只被救起,他因渎职罪受审。若干年后吉姆在帕图桑生活,慢慢恢复了名誉,受到当地民众的信任和尊重。但是为了掩饰不光彩的过去,他放走了一个名叫布朗的白人杀人凶手,从而导致自己的好友,酋长之子被布朗杀害,最后吉姆请求酋长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3]。
吉姆的一生是充满背叛的一生。作为大副他有保护乘客和船只安全的职责,他必须对这个职责保持忠诚,这是作为水手最基本的底线。而在灾难免前,他背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弃全船乘客于不顾,从沉没的船只跳往救生小艇,这无疑是一种背叛。之后他作为帕图桑的管理者有保护土著人的职责,一开始他也很好的履行了这个职责,但当他遭遇杀人凶手布朗时,出于害怕自己过去的劣迹被曝光的恐惧放了他一条生路,这也意味着他又一次背叛了需要他保护的人们,背叛了他的社会职责。忠诚对吉姆来说并非轻如鸿毛,他本人也很想恪守忠诚,成为一名有担当的男子汉。他弃船逃跑后内心愧疚不安,放走布朗后也不断受到良心的谴责,这说明他对忠诚和道义是十分看重的。但在个人利益面前吉姆两次抛弃了忠诚,选择了背叛。他在肯定前者的同时,却选择了后者,其行为体现了忠诚与背叛的二重性。
很难定义吉姆究竟是懦夫还是勇者,因为这两种人格在他身上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吉姆从小就怀有浪漫主义英雄情结,认为一个水手应该有尊严的活着或死去,因此在沉船伊始他并没有像其他水手一样仓皇逃窜,而是显得十分冷静,甚至在心中估量七艘救生艇能不能容下八百名乘客。但随着灾难的加剧,周围人的疯狂和混乱滋生了他内心的恐惧,救生艇上同伴的呼唤又进一步唤醒了他的求生本能,最终他抛弃了自己的英雄主义梦想,选择了逃跑。之后事情败露,他被告上法庭,懦夫这个头衔成为他心底挥之不去的梦魇。为了摆脱这个阴影,他来到帕图桑决心开始全新生活。凭借出色的管理能力和卓越的胆识,他终于成为了土著人眼中的“吉姆爷”,一个英雄人物,但布朗的出现却打破了这一切。不光彩的过去又使吉姆变得懦弱不堪,这种懦弱驱使他放了布朗一条生路,但却遭遇了致命的后果:布朗背信弃义杀死了首领的儿子。吉姆辛苦构建的世界又一次崩塌了,面对这种情况,他选择了勇敢面对首领的枪口,用自己的死偿还自己犯下的罪行。从这个角度看,吉姆的死是英雄式的慷慨就义。主人公性格中的勇敢和怯懦交相更替,构成了他复杂的人格。
“生存还是毁灭”这一难题贯穿了吉姆的一生。他在第一次面临死亡威胁时出于求生本能选择了生存,但后来发现苟且偷生还不如轰轰烈烈的死去,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没了尊严,余下的生命就如行尸走肉般毫无意义。懦夫的称号使他感觉生不如死,虽然他尽心尽力为土著居民服务,但内心的罪恶感并没有随着自己名誉的恢复而消退。他潜意识里感到自己唯有一死,才能获得永远的解脱。所以当他又一次被命运放置在生存与死亡的十字路口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对尊严的追求,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自我的救赎。生存与死亡的二重性使吉姆这个人物极富悲剧性色彩,同时也透射出人在命运面前的渺小无措。
2《吉姆爷》中二重性的根源探析
康拉德曾在给好友的信中称自己是“双重人”[2]。康拉德作品中主人公行为的二重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康拉德本人双重性的表现,具有深层次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身份的二重性,职业的二重性和政治立场的二重性。
康拉德在波兰出生,之后离开祖国到海上漂泊,成年后在英国生活并用英语进行写作。他被称为是“英国海岸的波兰天才”[1],这一称呼很准确地反映了这位伟大作家身份的二重性。他在波兰期间,深刻感受到亡国的悲痛,在英国也常常陷入对祖国人民的愧疚之中。康拉德虽然于1886年获得了英国国籍,但他对英国社会的了解也还仅仅是表面的。当他离开商船上岸开始写作之后,交际圈也仅仅限于自己的妻子和为数不多的朋友。康拉德虽然坚信自己的英语水平很好,但他初期的作品被朋友和编辑进行了大量改动和修正,一开始并没有受到读者的认可,这使他感觉十分孤独,觉得自己失去了立足之处,因此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孤独的,吉姆也不例外。在康拉德小说中关于岸上生活的描写中,我们很难看到其他小说家作品中那样的人在社会中和睦相处的社会基础。生于波兰,却饱受亡国之痛;长于英国,却无法真正融入当地社会。作家内心的矛盾成为他笔下主人公二重性的根源之一,吉姆作为一个游走于社会边缘的孤独行者,从未真正融入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中,命运的无常使他最终选择了孤独死去。
康拉德既是水手又是作家的职业二重性也对其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十六岁时为逃避去俄罗斯军队服役,离开祖国前往马赛的一艘法国商船上工作,之后又前往英国的另一艘商船工作,接下来就是长达十五年的水手生涯,并于1886年成为“沃塔戈”船的船长。在《阴影线》(1917年)一书中,主人公说:“我知道,我是一个身心、智慧都绝对合格的水手:我生来就属于惊险刺激的大海和船只;大海是唯一对我有意义的世界,而船只则是对我果敢、激情、勇猛、忠诚以及爱心的考验”。显而易见,康拉德在作品中赋予年轻主人公的感受与自己作为船长首次航行的感受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时,作为一个道德观念强烈、想象力丰富、创作能力强的人,康拉德将目光投向了写作并梦想在文学上大展拳脚。航海事业给作家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在飘洋过海的过程中他逐渐成熟,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他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是水手,具有浪漫主义情怀并极富冒险精神,这与作家本人的水手身份是密切相关的,而他的作家特质又使笔下的主人公们情感丰富,有时甚至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这在吉姆身上得到了细致展现。
康拉德具有双重的政治立场,一方面他热爱祖国波兰,另一方面又感觉祖国奄奄一息,不可救药。当时的波兰,经过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三次瓜分后,已不再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存在,波兰人们为了祖国的独立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康拉德的父亲是波兰一个著名革命团组的领导人,因策划反对沙俄的暴动而被流放。康拉德童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和父母在流放中度过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的父母相继去世,这给康拉德的心灵留下了阴影,也使他清楚地感到了社会责任与个人家庭幸福之间的矛盾。之后康拉德的舅舅承担起了养育他的责任。他的舅舅不是革命斗争的追随者,对于亡国这件事毫不在意,仅仅盼望沙皇能够大发慈悲,让自己忍辱偷生地活下去。因此在康拉德个人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中,他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甚至是势不两立的观念的影响,而舅舅对康拉德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康拉德很早就对救国和改变祖国人民的命运不抱任何幻想。他知道像他父亲一样的理想主义者救不了波兰,恐怖分子救不了波兰,就连象他舅舅那种寻求与俄国政府合作、只求苟安的折衷者们也救不了自己的祖国。所以他最终离开了波兰,“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康拉德政治立场的二重性在吉姆身上也有所体现,他被描画成忠诚与背叛,勇敢与怯懦的化身,而他弃船逃跑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康拉德对祖国的背弃。
3 结束语
《吉姆老爷》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通过对小说中二重性及其根源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好的解读康拉德的作品,同时作家对人性,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的刻画也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人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Cross,Wilbur L.Four Contemporary Novelists[M].New York:AMS Press,1971:12.
[2]胡红霞.在西方的注视下中的多种双重性[C].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6(4).
校园暴力的根源及其教育对策 篇8
【关键词】校园暴力；价值冲突、价值教育
【Abstract】School violence is not only a legal issue， but also an educational issue. It is rooted in the value conflicts between students. The elimination of school violence must be based on the schools value education.
【Key words】School violence， value conflict， value education
近年来，经媒体报道，发生在学生之间的暴力伤害事件日益增多，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对于这类事件，学术界大都称其为校园暴力。本文拟就校园暴力的根源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希望学校教育工作者能够谨思慎行，从校园暴力的源头着手遏制同类事件的发生。
一、校园暴力的性质
严格来说，校园暴力伤害事件和任何人身伤害案件一样，是一个法律问题，必须要进入司法层面进行解决。但是，因为涉案双方都是未成年人（学生），这一问题似乎又不仅仅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教育问题。
把校园暴力伤害事件判定为既是一个法律问题，又是一个教育问题，除了因为涉案双方都是学生之外，还因为：
第一，制度防范和法律裁决无法杜绝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教育则能够防范于未然。为了遏制校园暴力伤害案件的频繁发生，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都制定了较为严厉而完善的法律制度，但是，就现实情况来看，无论多么严厉的法律惩罚，也无论多么完善的校园安全制度建设，都没有能够避免该国校园暴力伤害事件的再次发生。事实上，法律惩罚的威慑和校园安全制度的防范针对的是行为，无法关涉造成行为的思想，而思想的种子一旦萌发，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激烈的行为。百密难免一疏，法律制度无法从根本上杜绝伤害事件的发生。法律制度只能侧重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教育则侧重“未然”，从学生的思想深处消除暴力伤害的念头。法律制度和教育是解决校园暴力伤害事件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
第二，校园暴力的发生，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校园教育环境的缺陷。良好的校园教育环境应该营造温馨、和谐与和平的氛围，使每一个身处其中的学生都能够获得心灵的滋养和文化的熏陶，生活于其中的人应该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或“绅士”。在这样的校园教育环境中，不会有歧视、漠视与羞辱，也就不会有暴力。而不良的校园教育环境则制造思想的混乱、人际的对撞与冲突，一方面灌输优秀与杰出的思想，另一方面则制造不平等观念、歧视、嫉妒与冷漠，生活于其中的人既有学品兼优的“尖子生”，又有学业不良、品行恶劣的“差生”，在这样的校园教育环境中，偶尔发生羞辱、辱骂、殴打等暴力伤害事件实不足为奇。
第三，把校园暴力伤害事件作为一个教育问题有助于厘清学校和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必须要强调的是，把校园暴力伤害事件作为一个教育问题来看待，并不是要追究学校和教育工作的法律责任，相反的是，任何校园暴力伤害案件都不应该让学校和教育工作者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因为学校和教育工作者只承担教育之责，在教育责任之外，学校和教育工作者不能也不应该承担其他的责任。由此来看，所有校园暴力伤害案件中关于学校法律责任的裁决都不应该发生，也不应该被执行；所有校园暴力伤害案件中关于学校法律责任的裁决都是对学校和教育工作者教育的教育责任的忽视，会对学校和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行为产生严重的干扰。
正因为校园暴力既是一个法律问题，又是一个教育问题，因此，有必要在探究其根源的基础上来探讨教育对策。
二、校园暴力的根源
考察每一起校园暴力伤害事件，人们在对施暴者口诛笔伐的同时，言谈之间又往往会对施暴者报之一声惋惜。之所以会惋惜， 是因为施暴者是不更世事的孩子，而是因为发生暴力危害的理由太过可笑，诸如“一句口角或一块橡皮引发的血案”之类，在成人社会看来，“言语不和”“被全班同学冷落”“（受害者）与谁谁（施暴者重视的同学）关系太好”等理由完全“不值当”对自己的同学暴力相向，显然是太“孩子气”“太冲动”。然而，正是这些让成人社会不解的“理由”导致了校园的欺负现象或暴力伤害的发生。那么，成人社会在叹息的同时，是否也忽略了不值一提的“小理由”所潜藏的重大问题。有学者把其归结为施暴者的“心理健康问题”，由此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但是，所有的校园伤害案件都是双方的，单只是从施暴者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解释可能还不足够，因为人们忽视了受害者在校园暴力伤害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受害者很值得同情，但是为什么受害的是他/她而不是别人？也许在某些校园暴力伤害事件中确实会有无辜者受伤，但是施暴者所首先针对的那个受害者一定和施暴者有着某种摩擦、矛盾，客观地讲，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敌意”——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受害者之所以会成为施暴者的“仇恨对象”，一定是因为他/她在某些方面的行为举止“侵占”“损害”或“剥夺”了施暴者所珍视的东西①。也许受害者是有意为之，也或许是受害者一无所知，且不论主观上如何，就客观而言，受害者最终成为了“被仇恨”的人，并最终成为受害者，而造成“仇恨”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双方秉持着相同或相反的价值立场并互不相让。比如嫉妒，是因为嫉妒者同样认可被嫉妒者的优秀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嫉妒者渴望和被嫉妒者一样优秀；再比如同学“排挤”，是因为排挤者持有和被排挤者不一样的价值肯定，排挤者不认可被排挤者的价值。说到底，校园暴力伤害事件的根源在于学生之间的价值冲突。价值冲突引发孩子内心的“仇恨”，而化解仇恨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沟通达成双方的谅解，另一种则是“拳脚相加”“恶语相向”，让被仇恨者“颜面扫地”甚至是“肉体消失”（方解心头之恨）。
在此，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仇恨”这种心理体验尽管一定指向具体的人和事，但是就体验本身来说则与被仇恨的人和事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是个体内在的感受，除非仇恨者主动放下心中的恨意，否则，无论被仇恨者或他人做出何种努力，都无法解决恨意对仇恨者的内心折磨。也正因为仇恨的这一特殊性，一旦恨意形成，仇恨者要么隐忍不发，进而形成自我价值体系②，要么通过报复被仇恨者或他人来化解自己的恨意，而校园暴力伤害事件恰恰是后者的具体表现。
还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如上文分析，不管被仇恨者是否无辜，仇恨者的恨意一定起始于其自身所处的环境中，与被仇恨者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被仇恨者或许并没有对仇恨者做过什么不当的行为，但是被仇恨者自身的价值特质或某种表现一定是对仇恨者的自我价值或价值认同产生了否定作用，因此才引起仇恨者的恨意。这就是说，引起校园暴力伤害事件的价值冲突可能并非是学生之间直接的价值冲突，而是隐含在校园环境中的价值认同危机。
三、化解学生间价值冲突的教育对策
解铃还须系铃人，学生间的价值冲突导致暴力伤害事件的发生，那么，作为学校和教育工作者，就应该通过价值教育来化解价值冲突，从根本上消除校园暴力伤害事件的发生。
第一，要解决价值冲突问题，必须要进行价值理解教育。校园暴力伤害事件是施暴者在自我价值或自己认同的价值遭受否定之后选择的一种释放恨意的行为。施暴者在自我价值或自己认同的价值遭受否定之后之所以会产生“仇恨”，是因为“怀恨者”不理解价值的多样性，难以在自我价值遭受否定之后重建自我的价值体系，也难以理解“被恨者”的价值合理性，也不会尊重他人的价值选择。因此，在学校价值教育中，首要的任务是要向每一个学生阐述价值的多样性，尽可能地通过价值例举的方式让学生清楚每一种价值的合理性，同时，还要通过故事或情境教育等方式让学生学会尊重他人的价值选择。
第二，进行价值理解教育，首先要进行平等意识教育。平等意识是价值理解的基础，没有平等的意识，就难以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念与价值立场，也就难以理解并自觉地尊重别人的价值选择。对他人的有意或无意否定来自于优越的自我意识或高人一等的价值优越感；对他人的“恨意”来自于与被恨者的价值攀比，“怨恨的根源都与一种特殊的、把自身与别人进行价值攀比的方式有关”③，总之，价值冲突是不平等的价值意识的具体表现。因此，进行价值理解教育，必须首先要帮助每一个学生形成平等的价值意识，不因自己某些方面的优秀而歧视其他同学；也不因自己某些方面的不足而嫉妒、仇恨其他同学。
第三，进行价值理解教育，还需要进行沟通教育。沟通是理解的重要手段。有效的沟通是了解价值多样性及各种价值合理性的途径之一，也是达成价值谅解或价值共识的必要前提。缺乏有效的沟通，致使“恨意”发生；在伤害事件发生时，往往呈现出施暴者肆意地殴打和辱骂，而受害者沉默以对或逆来顺受的情景，难以见到双方言语清晰的沟通。进行沟通教育，有助于在校园环境下减少“仇恨”发生的几率，从而减少伤害事件的发生；在伤害事件发生时，也有可能终止伤害的继续进行。
第四，要化解学生间的价值冲突，还需要进行友爱教育。在无法达成价值谅解或价值共识的情况下，友爱是解决价值冲突的唯一途径。理解和尊重有可能是“敬而远之”，但是，因为学校环境的特殊性，同学或校友之间总会“抬头不见低头见”，“敬而远之”有可能会被理解为“歧视（看不起）”，从而招致仇恨和无妄之灾，而只有友爱才能够避免一切仇恨的发生。
注释：
①“东西”并不是一个准确的用语，它指向的有可能是人，也有可能是某件物品，也有可能是個人的好恶、尊严等情感，正因为其含义的复杂性，在没有找到更好的词之前，只好用这个词来指代了。在此，必须要再一次申明，此处的分析不是要为施暴者开脱，也不是要“怪罪”受害者，从道德与法律层面而言，不管暴力伤害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都毫无疑义地要批判和惩罚施暴者，对受害者表达深切的同情。
②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把隐忍不发的“恨”称作“怨恨”，并分析了怨恨在道德建构中的作用。详见《舍勒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96—530页。
③马克斯·舍勒.舍勒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409.
作者简介：
李雨竹，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主要研究领域：课程与教学、教育评价、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