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植树情况说明

2024-08-12

义务植树情况说明(精选8篇)

义务植树情况说明 篇1

孝村完小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情况说明

根据邢台县“迎国检”的有关文件精神,我校认真组织,积极筹备,现将我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孝子村完小创建于1948年,位于邢台县晏家屯镇孝子村村南。完小共设1—6年级6个教学班,在校生224名,教师12人;学校服务半径3千米,覆盖人口5500余人。近几年,学校以办人民满意的学校为目标,加大投入力度,全面提升学校办学条件和装备水平,大力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各项指标达标情况

1、占地面积:学校占地总面积7200平方米、生均32平方米;校舍总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生均5.35平方米。已达标。

2、实验室个数:1个,已达标;

3、教学仪器设备值:28.6万元,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1277元.4、计算机台数:27台,现在生机比:7:1,已达标;

5、图书册数:现在6500本,生均图书:29册,已达标;

6、教职工数:12名,现在教职工与学生比:1:18,已达标;教师年龄结构为:50岁以上4人,40-49岁4人,30-39岁4人。

义务植树情况说明 篇2

人教版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四年级下册第117页的“数学广角”。

教材处理:

关于一条线段的植树问题有三种情形:两端都要栽;一端栽另一端不栽;两端都不栽。本课只教学第一种情形, 其变式训练求路长也没有出现。

意图:保证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体验植树问题模型的建构过程。其实, 在第一课时充实地建立起植树问题的模型, 后续知识的教学就驾轻就熟了。

教学目标:

⒈利用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 通过动手操作的实践活动, 使他们发现间隔数与植树棵数之间的关系。

⒉通过交流, 在理解间隔数与棵数之间规律的基础上解决简单的植树问题。

3.渗透化归思想和数形结合的思想, 培养学生借助图形解决问题的意识。

教学重点:

理解“植树问题 (两端都要种) ”的特征, 应用规律解决问题。

教学难点:

理解“间隔数+1=棵数, 棵数-1=间隔数”。

教学过程:

一、创设原型

1. 教学“间隔”的含义

师:同学们, 我们都有一双手, 手里面藏着有趣的数学知识, 你想了解他吗?请举起你的右手并五指张开。

师:在张开的五指中, 你还看到了什么? (空隙或叉)

师:数学中我们把这个“空隙”或“叉”叫做“间隔” (板书) 。

师:数一数一只手中有几个间隔 (4个) ?这个4, 数学上称做“间隔数” (板书) 。

2. 例举生活中的“间隔”

师:生活中的“间隔”到处可见, 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两棵树之间、两个同学之间、两个铃声之间…)

师:同学们举得例子可真多!今天这堂课, 我们就一起来研究和间隔有关的植树问题。 (板书课题:植树问题)

设计意图:这样的开头亲切而又简洁。通过观察双手和例举生活中大量含有“间隔”的实例, 使学生较好地理解“间隔”与“间隔数”的含义, 同时为后面的建模提供了生活原型。

二、构建模型

⒈ 动手操作、探究问题

⑴解读信息, 尝试解答。

出示问题:同学们在全长1000米的马路的一边植树, 每隔5米栽一棵 (两端要栽) 。一共需要多少棵树苗?

师:从题中你了解到了哪些数学信息? (解读“每隔5米栽一棵”、“两端要栽”、“一边”)

师:算一算, 一共需要多少棵树苗? (请用算式说话)

反馈答案:

方法一:1000÷5=200

方法二:1000÷5=200200+1=201

设计意图:只有真正理解了植树问题的这些专有术语, 才能为后面的建模扫清障碍。学生的两种解答方法为下一步的化归做好铺垫。

⑵示范植树, 化难为易。

师:现在出现了二种答案, 到底哪种答案是正确的呢?这需要验证。咱们可以模拟实际种一种。我们用泡沫代替小路, 用牙签代替小树, 因为“两端要栽”, 先在一端栽上1棵, 隔5米栽1棵, 隔5米再栽1棵, 隔5米栽1棵…… (栽第5棵的时候, 师做晕的动作)

师:我们现在栽了多少米 (20米) ?这么久才种20米, 一共要种1000米。如果这样一棵一棵地栽下去, 你有什么感受? (太麻烦)

师:对呀, 老师的手都栽酸了。其实, 像这种比较复杂的问题, 在数学上还有一种更好的研究方法复杂问题简单化。用简单的例子来研究它们的规律, 然后用找到的规律来解决原来的问题。大家想用这种方法试试吗?

师:我们把1000米改为20米。一齐读题:

同学们在全长20米的小路一边植树, 每隔5米栽一棵 (两端要栽) , 一共需要多少棵树苗?

设计意图:示范的第一个目的是让学生理解每个间隔是相等的;其二是为学生下一步的模拟栽树提供范例;其三是让学生体会到化归的必要性。

⑶初次植树, 感受规律。

师:四人一组模拟栽一栽, 算一算。

师:说一说:一共栽了多少棵树? (5棵)

师:想一想, 20米里面有几个5米? (4个)

师:这个4表示什么? (间隔数)

师:通过栽树, 你发现了什么? (植树棵树比间隔数多1)

设计意图:让学生学会模拟栽树的方法, 为下一步的建模做准备。

⒉ 合作探究, 建构模型

⑴画图植树, 体验规律。

师:如果让你来植树, 同样全长20米, 我们还可以每隔几米栽1棵? (板书:2米、4米、10米、20米)

师: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方法来种一种? (画线段图)

师:每组选取其中一种方案进行画图研究间隔数和棵数之间的关系? (学生研究, 教师巡视)

师:谁先来汇报一下研究成果? (学生汇报, 教师把汇报的数据集中展示出来)

设计意图:让学生学会用数学的方法研究数学问题。把研究成果汇总在一起, 为下一步学生的发现提供充分的信息。

⑵开放植树, 感悟规律。

师:除了路长是20米, 还可以是几米, 怎么种?

师:下面请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植树, 路的全长与间隔距离由你们自己决定, 不过每组只能确定一种方案去植树。 (学生操作, 教师巡视, 有意识指导学生扩大全长及间距)

师:谁来汇报一下植树成果? (学生汇报, 把成果继续汇总到统计表上)

设计意图:开放路长和间隔距离, 增强学生学生的主动性;有意识地指导学生扩大数据, 使建模素材更有可信度, 同时为解决开始的问题做准备。

⑶观察反思, 提炼规律。

师:仔细观察表格, 你们发现了什么? (学生很容易得出:两端都栽:棵数=间隔数+1间隔数=棵数-1) (板书结论)

师:这个“1”表示什么?

师:结合线段图用红粉笔一棵树一个间隔的演示。 (学生纷纷说出:“1”既可表示开头的这棵树, 也可以表示末尾的那棵树)

⒊ 完成问题, 明确算法

师:你们现在能解决前面这个问题了吗?哪个答案是正确的? (学生都能知道第一种答案是正确的)

师:我们通过简单的例子发现了规律, 应用这个规律解决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以后再遇到“两端要栽”求棵树, 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三、灵活应用

师:同学们不仅善于观察、善于发现, 很快找出了植树问题中蕴含的规律, 真不错, 那么, 植树问题在生活中还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⒈同学们做早操, 某行从第一人到最后一人的距离是24米, 每两人之间相距2米, 这行有多少人? (学生解答后反馈)

⒉永安溪大桥全长480米, 在桥的两边从头到尾每隔60米有一盏路灯 (两端都有) , 共有多少盏路灯? (学生练习后, 抓住“两边”进行反馈)

师:看来, 应用植树问题的规律, 不仅仅能解决植树的问题, 生活中很多类似的现象也能用植树问题的规律来解决。

设计意图:让学生感受到植树问题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而掌握了模型, 解决起来又非常简单, 使学生充分感受到数学知识的巨大作用。

四、总结拓展

师:同学们, 今天你有什么收获?

师:请同学们在回家的路上数一数学校到家里共有几棵树 (几根电线杆、几盏路灯) , 几个间隔? (把看到的信息写在本子上)

论医师的说明义务 篇3

关键词:医师;说明义务;法律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6-0059-02

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加剧,据统计我国的医疗纠纷60%以上是由于医生对患者的治疗措施和愈后情形不告知造成的[1],我国没有专门规定医师说明义务的法律,相关法律法规虽有提及,却存在诸多弊端。《侵权责任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之前的矛盾,但仍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补充与明确,完善医师说明义务制度,对其展开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医师说明义务之基本理论研究

(一)医师说明义务之基本问题

医师说明义务由“Informed Consent”理论发展而来,总结国内外学者观点可知,是指医师在医疗活动中将与患者病情有关的医疗信息向患者说明的义务。该义务具有法定性和契约性的双重特征。任何法律义务总是从属于法律权利而存在的,脱离法律权利而独立存在的法律义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2]。因而,医师说明义务和患者知情同意权相对应,课以医师说明义务是为了保障患者知情权和有效同意权的实现。

英美法系中,医师说明义务从美国判例中产生,20世纪初,首次被运用于一起脊椎手术致残案件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通过判例将说明义务作为医师基本义务予以确定,并建立理性医师标准和理性病人标准。1972年美国医院协会制定《病人权利典章》,以成文法形式明确规定医师说明义务和患者知情同意权。1990年《病人自我决定法案》将患者对医疗诊疗知晓和自我决定权利作为一项重要内容[3]。之后,美国各州陆续制定病人权利法案。

大陆法系中,德国联邦法院早已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说明义务理论判决医疗损害案件[4],现行民法明确医师具有说明义务。1965年德国医师说明义务理论传播到日本,1971年“乳腺癌乳房切除手术案”第一次明确肯定医师说明义务的法律地位,是日本最初采纳医师说明义务的判例[5]。1997年“耶和华证人”不同意输血案表明日本确立医方违反说明义务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规则。

所以医师说明义务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对于患者,是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使患者在充分知晓相关信息后基于内心真实意愿做出效力无瑕疵的医疗选择;对于医师,是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诚实不欺,充分告知;对于医患双方关系,是平等和公平原则的要求,弥补医患双方掌握医疗信息的不对称,合理分配医疗风险责任。

(二)医师说明义务之构成

本文从说明主体、对象、标准及内容方面分析构成。

说明义务主体,学术观点分为两类,一是医疗机构;二是医师。本文认为,第一种混淆了说明主体和责任主体,机构是义务违反致损的责任主体,说明主体是医师。但对医师内涵要做适当的扩大解释,不仅指主治医师,部分医疗辅助人员如放射师、B超技师、麻醉师、药剂师等也应对各自进行的医疗行为说明。

准确定位说明对象是判断医师是否正确履行说明义务的重要条件。医师说明目的是取得患者的有效同意,说明对象即有效同意主体。本文认为,患者理应是首要说明对象,只在患者无有效同意能力的特殊情况下才向患者近亲属等说明,结合我国实践,根据患者具体情形可做如下区分:一是患者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时,本人为说明的对象;二是患者为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因认识判断能力缺陷,不能行使有效的自主决定权,所以监护人为说明的对象,但患者为有一定认知能力的限制行为能力人时,告知监护人时,可酌情告知患者适当信息,使其配合治疗;三是患者暂时失去意识或因病情特别严重不宜告知患者的,其近亲属为说明对象;四是患者或其监护人、近亲属不愿、不能同意时,可委托代理人决策,有书面委托授权书的前提下,可向代理人说明。

说明义务标准在理论上主要有四种,即合理医师说、合理患者说、具体患者说、折衷说。我国法律对此并无规定。本文认为,标准的确定是医患之间利益衡量的问题,“合理患者说”和“具体患者说”的折衷说较适合我国实践,其中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具体补充。因目前我国国民文化水平总体不高,尤其对高专业化的医学知识更知之甚少,以及医疗告知成本与医疗资源的限制,“合理医师说”和“具体患者说”都不可行。因此,医师必须将一般患者在相同或相似情形下需要了解的信息予以说明,以一般患者所能理解的方式语言说明,与患者持续沟通,尽量多了解患者特殊情况,再进行相应补充说明。

各国依据不同标准将内容划为不同的类型。结合我国《侵权责任法》和医疗实践,本文认为说明的基本内容应包括患者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医疗费用、转诊就医、出院后注意事项。我国立法规定仍拘泥于传统医疗信息,然纵览国际立法,尤其美国,已通过判例法将非医疗信息纳入了说明范围,如医师身份、身体健康、经验、利益冲突、金钱刺激信息[6]。本文认为,医师个人信息涉及医师隐私权,不能一味倾斜保护患者利益却忽视医师隐私权保护,医师一般不需向患者主动全面透露个人信息,若患者主动询问,医师应告知。经济利益指研究利益、药品回扣。法律鼓励医师从事医学研究,但医师为科研目的借助患者进行研究时,必须确保患者充分知悉,并征得其同意。虽然法律禁止药品回扣,但在医疗界却普遍存在,严重损害患者利益和医疗秩序。本文认为,药品回扣是如何在实践中有效禁止而非说明范围的问题。

二、说明义务违反之法律责任

义务履行需由责任承担来约束,违反义务必须承担责任。医师说明义务具有契约性和法定性双重特征,所以当该义务违反时,会发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基于更有利于患者的角度考虑,一般会择优选择侵权之诉请求赔偿。

(一)医师说明义务违反的形态

本文对实践中最常见的违反说明义务的行为进行总结,包括未履行说明义务、瑕疵履行说明义务、错误履行说明义务。除了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可以免除医师的说明义务外,医师理应说明却没有或未充分向患者说明对其进行医疗选择有重要影响的信息,根据《侵权责任法》,构成医疗理论损害责任,直接推定医师过失,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7]。

(二)免责事由

纵观各国立法及实践,既严格规定医师具有说明义务,又规定免除该义务的某些例外情形。《侵权责任法》第56条便是对在急需救治患者生命的重大紧急情况下免除医生说明义务的规定,除此之外,本文认为还应包括其他情形。第一,当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时,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法律会规定在一些特别情形下,可以免除医师的说明义务和取得患者同意的义务,赋予医师强制治疗的权限,例如非典时期,对拒绝或逃脱的非典及疑似非典患者采取的强制隔离治疗措施。第二,出于信赖医师、自己不能充分理解医疗信息或者不愿为复杂的医疗信息和病情所累等原因,患者可能明确表示放弃自己的知情权,把自己交给医师处理,这也是患者行使自主决定权的一种表现,此时医师也可不履行说明义务。第三,对于正常人基于生活经验能够了解的常识,比如打针会疼痛、口服清热解毒药片会致腹泻、感冒药可能产生瞌睡等,便可免去医师的说明义务。再者,有些医疗行为的伤害程度特别轻微且发生危险的概率也特别小时,医师不说明也无须承担责任,否则会适得其反,无谓增加患者的焦虑和担心。

(三)责任承担

一直以来,我国立法对说明义务违反的法律后果都未涉及,直至《侵权责任法》不仅将说明义务作为医师的一项法定义务予以单独确定,重要的是明确了说明义务违反时医院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使医师说明义务违反侵权客观化、独立化,一改之前的宣示性条款,对于医师说明义务的立法和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都具有实质性进步。但是根据第55条,对于医师未尽到说明义务造成的“损害”,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应该包括单纯知情同意权的损害、人身损害及依附于人身损害之上的精神损害、财产损害,也就是说不管医疗行为有没有过错、有没有给患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只要未尽到说明义务,并给患者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就因侵犯知情同意权而需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这种精神损害应该是有别于因为人身受到损害而延伸出来的精神损害的。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由医疗机构承担医师违反说明义务时的损害赔偿责任,从责任者的赔偿能力角度考虑,该规定十分合理,确保患者损害能够得到赔偿。

目前立法对该责任承担的方式规定得过于笼统和单一,结合说明义务违反的不同情形可以规定四种责任承担方式。第一,停止侵害适用于医师向患者隐瞒、遗漏、不充分说明病情等医疗信息,拒绝提供、隐藏、销毁、篡改病历资料。第二,消除危险,当因医师未履行、不充分履行、迟延履行、履行方式不合法、错误履行说明义务,有给患者造成进一步的损害的危险时,医师必须消除危险,立刻补充说明、完善说明,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害。第三,赔礼道歉,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这一人格权受到侵害不仅是赔偿就能解决问题的,有些情况下对于患者遭受的精神痛苦医师必须赔礼道歉。第四,赔偿损失,主要针对说明义务违反给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精神损害、财产损害,不仅包括直接损失,还有间接损失。

医师正确履行说明义务能有效减少频发的医患纠纷。对该义务的研究既不是要限制医师的自由裁量权,干涉医疗行为的实施,也不是过度偏袒患者,不顧一切地实现患者最大利益,而是针对当前医疗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平衡医患之间的利益,使形式评上的医患双方真正实现实质平等,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本文在分析医师说明义务的基本问题后,深入剖析说明义务的主体、说明义务的对象、说明义务的标准以及说明的内容,最后基于更有利于患者的考虑,主要分析医师违反说明义务应承担的侵权责任。

我国立法对医师说明义务的关注比西方晚,相关内容只是散见于相关法律法规中,且有很多不足,难以指导纷繁复杂的医疗实践。为维护和谐的医疗关系,对该义务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完善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崔书克.履行告知义务维护患者知情权一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浅析[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0(5):453.

[2]付子堂.法理学进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7.

[3]罗秀,蒲川,王轶.紧急医疗时说明义务的履行[J].中国医院管理,2010(30):4.

[4]段匡,何湘渝.医生的告知义务和患者的承诺[C]//梁慧星,编.民商法论丛:第1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58-172.

[5]施晓莉.论医方告知义务[D].上海:复旦大学,2010.

[6]赵西巨.论知情同意法则的疆域拓展—医生对非医疗信息的告知[J].东方法学,2010(5):30-41.

义务植树情况说明 篇4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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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民二终第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牟平支公司。住所地:烟台市牟平区通海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瑜,总经

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省印刷物资公司烟台分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朝阳街号。

法定代表人:顾本永,经理。

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烟台分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海港路号。

法定代表人:杨建伟,总经理。

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牟平支公司(以下简称财保牟平支公司)与被上诉人山东省印刷物资公司烟台分公司(以下简称印刷物资公司)及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财保烟台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因不服()牟民二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委托代理人陈桂勇、姜志满,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李顺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年月日印刷物资公司与财保牟平支公司签订一份《机动车辆保险单》,由印刷物资公司为其所有的鲁本田雅阁轿车在财保牟平支公司处投保,险种为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和附加险三种,合同签订的同时印刷物资公司向财保牟平支公司如约支付了相应的保险费元;保险期间从××年月日零时起至××年月日二十四时止。上述《机动车辆保险单》是表格式合同,该保险单“第三者责任险”栏“赔偿金额”空格内填写为“”字样。保险单还附有保监发号文核准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该条款第二条规定:“第三者责任险: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格驾驶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予赔偿。但因事故产生的善后工作,保险人不负责处理。”第十六条规定:“保险车辆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时,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内核定赔偿金额。对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和拒绝赔偿。”合同签订后,××年月日时许,印刷物资公司的司机谭富恒驾驶鲁车在龙口市东江政府南正在建设的高速公路高架桥十字路口时发生车祸,将第三者隋玉兰撞伤,到龙口市人民医院抢救天无效,于××年月日死亡。花医疗费元。龙口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于××年月日作出《不能确认道路交通事故通知书》,认定该起事故不属道路交通事故。死者隋玉兰家属王金太、王志永、邢淑荣以肇事司机谭富恒及印刷物资公司为被告,向龙口市人民法院提起人身伤害赔偿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赔偿死亡经济补偿金万元。案经龙口市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于××年月日作出()龙法民初字第号民事调解书,由印刷物资公司一次性赔偿王金太、王志永、邢淑荣因隋玉兰死亡的经济损失元,于调解书送达后十日内付清。印刷物资公司赔偿后向财保牟平支公司报案索赔,财保牟平支公司核查后上报财保烟台支公司后,于××年月日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保险合同的约定同意赔偿印刷物资公司元,并通知了印刷物资公司,印刷物资公司不接受,于××年月日诉至原审法院,要求财保牟平支公司、财保烟台支公司立即付给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赔偿金万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当事人对保险合同的签订及履行的事实均没有争执,双方争执的焦点是保险事故发生后,依据何种标准进行赔偿。原告认为应当按照《机动车辆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赔偿万元;被告认为应当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赔偿元。当事人的这一分歧是由于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本案所涉保险合同之一的《机动车辆保险单》“赔偿限额”一栏中明确写明的数额为万元,对这一内容可以理解为,既然赔偿限额为万元,那么发生保险事故后,只要投保人的请求没有超过万元,保险公司都应给予赔偿;也可以理解为万元是赔偿的最高限额,但具体赔偿多少应当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进行计算,而不是不管损失多少,都赔万元。本案所涉保险合同之二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条规定:“第三者责任险: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格驾驶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予赔偿。”对该条约定,也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发生保险事故后,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赔偿,但是最高限额不超过万元;另一种是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而《机动车辆保险单》规定的限额为万元,所以保险公司应当赔偿万元。由于本案合同条款自身的缺陷,导致合同当事人的理解产生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按照我国保险法及合同法格式条款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合同订立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当事人发生争议的条款符合格式条款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条规定:“对于格式条

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上述规定说明,在本案当事人对合同条款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应当作出对原告有利的解释,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律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事务的专业机构,相对投保人来说,处于积极的、优势的地位;而投保人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弱势的地位,该规定体现了法律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理念。同时,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投保的期待利益是发生保险事故时能够得到充分乃至全额的赔偿,这是每一投保人参加保险的基本的内心起因。本案原告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已向受害人支付了万元的赔偿金,被告即使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赔偿,原告的损失也未得到全部赔偿。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既符合法律规定,也在情理之中,本院对其要求被告付给第三者责任险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本案当事人争执的另一焦点问题是被告财保烟台支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财保烟台支公司与被告财保牟平支公司均是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分支机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条第项的规定,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条规定的“其他组织”,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财保烟台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律和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与第一被告财保牟平支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保险合同成立的要件,不违反我国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为有效合同。原告的投保车辆在保险期内出现意外事故,导致第三者受损,被告财保牟平支公司应当依照双方合同约定的最高限额进行赔偿。被告财保烟台支公司与原告之间无保险合同关系,其对原告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条、第条、第条、第条和第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牟平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给原告山东省印刷物资公司烟台分公司保险赔偿金万元。

二、驳回原告山东省印刷物资公司烟台分公司对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元由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牟平支公司交纳。

上诉人财保牟平支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第一,原审判决认定保险合同中约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限额”可以理解为“既然赔偿限额为万元,那么发生保险事故后,只要投保人的请求没有超过万元,保险公司都应给予赔偿”,进而按照合同法第条、保险法第条规定的不利解释原则认定上诉人应按赔偿限额支付保险金,是错误的。第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时,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内核定赔偿。对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或拒绝赔偿。“该规定明确、具体、公平、合法,应当作为确定上诉人保险责任的依据。第三,被上诉人对第三者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与上诉人对其承担的补偿责任关系有本质不同,前者是侵权赔偿关系、后者是保险合同关系。前者以法律的规定为赔偿基准,后者则以合同的约定为赔偿标准。被上诉人不论以何种标准给予第三者赔偿,都不影响与上诉人之间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标准。

被上诉人印刷物资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和认定事实正确,被上诉人赔偿第三者的损失是根据人身伤害赔偿在万元标准左右,龙口法院调解赔偿万元并没有超出当年的人身损害的标准。被上诉人要求在保险金额内赔偿万元,合理合法。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是发生非道路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应按何种标准确定。

对于上述焦点问题,上诉人主张按照保险条款第二条、第十六条的约定,第三者责任事故(包括非道路交通事故)均应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核定赔偿金额。被上诉人则主张,保险条款中对于非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标准并未明确说明,《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及费率规章解释》中明确“无论道路交通事故还是非道路事故,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均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标准作为计算保险赔款的基础。在上述基础上,根据保险合同所载的有关规定计算保险赔款。”从该解释可以看出,非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金额的计算标准并不是说必须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而只是以其为基础,在人身伤害赔偿标准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赔偿标准规定的赔偿金额相差过大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弥补投保人的损失,保险金额确定为万元,合理合法。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条款是否尽了明确说明义务问题。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合同,保险合同的性质决定保险合同是一种最大诚信合同。这就要求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不仅应具有一般的诚实信用,而且应负担特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具体为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和保险人的说明义务。这些义务又称为先契约义务,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必须履行。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这是我国保险法的一大特色,它不仅考虑到我国目前保险业尚不发达、社会公众对保险知识尚无普遍了解的现状,而且带有格式合同管制的性质。保险人这种法定说明义务,要求其在订立保险合同前向投保人详细说明保险合同的各项条款,并对投保人可能对有关保险合同条款的疑问予以正确的解释,特别是对保险合同中规定免除或限制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明确的说明。从保险实务来看,投保人所投保车辆发生事故造成第三者的损害,可能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也可能属于非道路交通事故。而发生非道路交通事故是按照人身伤害赔偿的赔偿标准对受害的第三者计算赔偿金。从本案的案情来看,导致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原因在于我国的法律、法规及司法实践中对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及人身伤害赔偿采取双重标准,且两个标准的赔偿金额差距较大。发生非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提起侵权诉讼后,要求致害方按照人身伤害赔偿标准进行赔偿,致害方予以赔偿后,以投保人的身份要求保险人予以赔偿,保险人则要求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进行理赔,这种分歧导致投保人的损失不能得到最大限度内的补偿,达不到投保人投保时希望发生保险事故后得到充分乃至全额补偿的预期目标。对于此种赔偿标准上的不统一,可能导致的期待利益减损,保险人作为保险专业机构,相对于投保人来说,无论是保险专业知识或是具体险种在不同情况下赔偿标准可能出现的差异,均应在其掌握之中。上诉人作为保险人,在与被上诉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对其制作的保险条款第二条、第十六条中非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保险金额应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进行理赔,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赔偿金额只有元,不是投保人投保时的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金额万元的情况未尽到明确说明的法定义务。好范文版权所有,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

第二,关于保险条款解释的约束力问题。上诉人主张,《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及费率规章解释》中明确规定“无论道路交通事故还是非道路事故,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均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标准作为计算保险赔款的基础。在上述基础上,根据保险合同所载的有关规定计算保险赔款。”这一规定,应做为本案计算保险金额的依据。本院认为,㈠上述保险条款的解释本身存在矛盾。道路交通事故与非道路交通事故本身是两个不相容的概念。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道路交通法规、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道路交通事故所称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里巷),以及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而非道路交通事故,则是指发生在上述“道路”以外地点的交通事故。㈡我国关于道路交通事故与非道路交通事故有关部门规定及司法实践中赔偿标准差距很大。⒈两者的赔偿项目不同。年月日国务院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项目有项,而山东省高院制定的人身伤害赔偿标准中确定的赔偿项目有项。人身伤害赔偿项目增加了交通费、残疾者补救性治疗费、残后治疗费、精神损害补偿费等项目。⒉每个项目的赔偿标准也有很大不同。例如:死亡补偿费一项,道路交通事故规定是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年。而山东省高院制定的人身伤害赔偿标准中确定的死亡补偿费财为按受害人死亡时上一全省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赔偿年。两者不仅补偿时间长短相差一倍,并且道路交通事故以当地平均生活费为标准,这样农村受害者因当地生活水平不高,死亡补偿金一般不高,而山东省高院制定的人身伤害赔偿标准不分城市和农村,均按照上一全省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赔偿。上述赔偿项目及赔偿标准的不统一,造成了按照人身伤害赔偿两、三倍高于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确定的死亡补偿金。㈢保险条款解释是“背对背”解释,即属保险人主管部门单方做出的解释,并不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本院认为,无论是保险人,还是保险监管机关制定的条款解释,对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均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一是条款解释是在保险条款之外,并没有附印在保险单背面,保险合同成立后,其不当然构成保险合同的内容;二是条款解释往往由保险人掌握,投保人一般并不知道;三是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一般都未向投保人说明条款解释的内容,特别是涉及责任免除的部分的解释更是未作明确说明。因此,保险条款解释只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而不是必须适用。

第三,人身赔偿之诉与保险合同之诉的关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的规定,发生第三者责任险保险事故后,受害人因非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作为其死亡前有抚养、赡养、扶养关系的人可以选择以人身伤害赔偿关系起诉投保人要求其支付死亡补偿金,也可以选择保险人,由其代投保人清偿。但保险人不能以其与投保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要求受害人变更其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为保险合同纠纷之诉。且不论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约定按什么标准计算保险赔偿金,受害人均可请求按人身伤害赔偿标准请求死亡补偿金。投保人不能以因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对投保人理赔,在其投保最高限额内减免了保险赔偿金为理由,抗辩对受害人也减免死亡补偿金的赔付,这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律关系。在上述情形下,保险人单方规定责任事故均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理赔,对投保人有失公允。

第四,对投保了汽车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在理赔保险金数额上的抗辩存在四种理由:自己损失、间接损失、额外支付、超出投保最高限额。所谓自己损失,是指被保险人、被保险人的驾驶人员、家庭成员或者工作人员因被保险汽车所发生的人身伤亡,以及被保险人本人、被保险人的驾驶人员、家庭成员以及其工作人员所有或者代管的财产,因为被保险汽车发生事故所受到的损失。间接损失,是指被保险汽车发生事故引起第三者停电、停水、停汽、停产、停业或者停驶等发生的损失等各种间接损失。额外支付,是指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认为超出合理、必要的部分,保险人可以重新核定,拒绝赔偿。超出投保最高限额,是指按保险合同的约定,超出赔偿最高限额的部分,保险人有权拒赔。本案被上诉人因致害第三人经龙口市人民法院调解已赔偿第三者隋玉兰人民币万元,上诉人按最高限额支付被上诉人万元保险金,不存在上述四种抗辩减免保险金额的理由,恰恰相反,赔偿万元才是对被上诉人进行了全面、充分的赔偿。这与保险尽最大可能分散危险、弥补损失的宗旨相符。

第五,关于作为保险合同所附的保险条款第二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㈠《合同法》第条的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条款的一方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用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这条规定的“免责条款”说明义务中的“免责条款”,是指免除或限制责任条款。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发生效力。”对该条款的理解,有人主张只限于免除责任条款,不包括限制责任内容,本院认为,这与合同法的一般规定相矛盾,保险法十八条规定的未尽法定说明义务不发生效力的“责任免除”条款,也应包括免除与限制(减免)责任条款,而不仅仅指狭义的免除责任条款。㈢本案保险合同第二条、第十六条的规定的效力认定。保险合同第二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对每个投保第三者责任险的投保人来说,无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或是发生非道路交通事故,均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确定赔偿金,投保人能够得到的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均达不到保险单上约定的赔偿限额万元。这从根本上减免了保险人的保险金额支付。对此,投保人作为非从事法律工作及保险业务的普通公众,其投保时并不知晓。本案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保险条款第二条、第十六条减少理赔金额的条,未加以明确说明,上述两条款根据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不发生法律效力。

第六,一审法院根据保险法不利解释原则认定对格式合同条款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应当作出不利提供合同方的解释,从而支持印刷物资公司的主张,支持其请求,理由不成立。不利解释原则适用的前提是保险合同的用语本身存在“模糊不清”,而该案保险合同条款第十六条约定,“保险车辆发生第三者责任事故时,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规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内核定赔偿金额”,不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只存在该条款是否发生效力,能否适用问题。

综上所述,本案发生纠纷前,上诉人对保险条款第二条、第十六条规定的非道路交通事故以道路交通事故确定的赔偿范围、项目、标准核定赔偿金额的内容并未向被上诉人明确说明,该条款直接导致被上诉人保险金额的减损,对该上述两条款应认定其不发生效力。这符合追求社会正义及实质契约自由之理念,避免保险人利用定型化契约条款之优势减轻自己应尽之义务或加重投保人、受益人之义务的不公平现象。故被上诉人主张发生非道路交通事故要求上诉人支付保险金万元,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第一款

(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牟平区支公司负担。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义务植树情况说明 篇5

“普及程度”在“两基”检查和评估验收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因为提高普及程度既是“两基”达标的出发点又是目的。下面我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探讨普及程度方面的检查验收和评估的几个问题。

一、“普及程度”验收标准及说明

(一)标准

按内教督发(1998)3号和(2004)9号、10号文件的要求,指标达到程度应该是:

1、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100%。

2、初中阶段入学率:城镇达100%,农村(牧区)达95%。

3、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城镇达80%以上,农村(牧区)达60%以上。

4、辍学率:城镇小学要控制在1%以下,农村(牧区)控制在1.5%以下,城镇初中要控制在2%以下,农村(牧区)初中控制在3%以下。

5、完成率:15周岁人口初等教育完成率,城镇达到98%,农村(牧区)达到97%;17周岁人口初级中等教育完成率,城镇达到95%,农村(牧区)达到90%。

6、15周岁人口文盲率:要控制在1%左右(识字人口含通过非正规教育达到扫盲要求的)。

(二)指标内涵要点与计算公式

1、小学适龄人口入学率系指正常儿童入学率,残疾儿童入学率另项统计。

义务植树情况说明 篇6

山东海师律师事务所 李强

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现在已经成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用来保护自己权益的主要手段,只要保险人以事故应当免除保险人责任为由拒赔,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便提出保险人对相关免责条款没有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要求人民法院确认该免责条款无效,并支持其诉讼请求。尽管修订后的《保险法》对保险人的说明义务,特别是免责条款的说明方式作出具体的规定,但对于保险人是否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还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因此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以便在实践中准确理解并适用这项制度。【案情介绍】

2010年9月投保人张某在某保险公司为其所有的机动车投保交强险、车辆损失及驾驶员责任险等商业险。

2010年10月31日,张某驾驶该机动车载刘某车辆失控,车后尾撞隔离带后右侧与另一机动车相撞,致二车受损、张某及刘某受伤。经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交通事故发生时,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超出检验合格有效期。被保险人张某向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告知依据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人不应承担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张某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保险公司给付车辆损失、施救费、停车费、评估费、医疗费等保险金36913.79元,并由保险公司负担诉讼费用。【案件审判】 在一审期间,保险公司提供了投保单、保险条款、被保险机动车行驶证等证据,其中,投保单的最后一栏“投保人声明”部分用黑体字打印:“本投保人兹声明上述各项内容填写属实,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说明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商业保险投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的内容,特别就各条款中有关责任免除、赔偿处理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内容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领取了保险条款,阅读并充分理解相关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张某在投保人签章处签名。

保险公司认为: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已向投保人详细说明了各保险条款的内容,特别就各条款中有关责任免除等内容作了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用黑体字作了特别提示并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未按规定检验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经审理,采纳了保险公司的意见,于2011年6月15日作出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

原告张某不服一审判决,于2011年9月15日上诉于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投保人在投保单上签字的主要目的是对订立合同的意思及对投保内容的确认,其本身不具有保险人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予以确认的含义,除非保险人另作说明以示区别。因保险公司未能区分说明,上诉人张某也不认可保险人向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因此,保险公司主张已就免责条款向上诉人张某尽到明确说明义务的证据不足,该免责条款不生效。判决:撤销原 判决;改判:保险公司给付张某保险赔偿金36913.79元。【案件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保险公司是否已就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人张某尽到明确说明义务。

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后的《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可见,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是指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将保险合同中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这是基于保险合同最大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性质决定的。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制度的核心是确保保险合同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的公平性,通过法律的相关规定及司法上的具体审查来否认不公平条款的效力,对受显失公平条款影响的合同当事人予以救济。

由此可以看出,“明确说明义务”的立法目的不仅仅倾向于保护投保人一方的利益,更主要在于通过要求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抵销投保人缔约能力的弱势地位,尽量使缔约天平恢复平衡。所以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对 于保险人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的认定,应遵循平衡保险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利益为取向,确保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公平性、合理性。

那么,保险人究竟应当如何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条规定:保险人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上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有显著标志(如字体加粗、加大或者颜色相异等),或者对全部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及说明内容单独印刷,并对此附有“投保人声明”或单独制作的“投保人声明书”,投保人已签字确认表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已经明了的,一般应认定保险人已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

上述案例中,二审法院之所以认定保险公司不能证明已就免责条款的内容向上诉人张某尽到明确说明义务,正是参考了上述意见。因此,在实践中为了尽可能地履行好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我们建议:

一、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或订立过程中,保险人应当积极主动地提请投保人注意。

总体而言,提请注意应向投保人提供合理机会来对保险条款内容作足够了解。为此,保险人可采取如下措施:为投保人提供足够的时间阅读合同条款,积极推行保险条款的通俗化和标准化,使其通俗易懂;以加大、黑体标题等醒目方式印制免责条款,最好将保险合同中的相关免责条款集中规定,减少投保人的阅读负担。考虑某些投保人的明显生理缺陷,如对失明的投保人应提供以盲文或以声音方式传载的提 示等。

二、实行保险合同内容说明义务的多样化。

除继续采取传统的口头方式进行说明外,对于口头说明不足以引起投保人理解的,可以就不同险种的免责条款拟制通俗易懂的说明书进行说明;对合同条款的重要内容的说明和解释可以采取使用“说明笔录”的方式,把说明和解释工作情况记录在卷,由当事人签字;对重要客户的说明义务还可以采用录音录像方式进行。

三、完善签字确认程序。

签字确认的方式首先是在每一项免责条款后留出空白,供投保人一一签字确认;或将免责条款单独加印并由投保人签字确认。其次,要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声明条款栏内签字盖章确认。这是证明保险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的更为严谨的方式。

2012年3月8日中国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条款费率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切实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权益,《通知》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在投保单首页最显著的位置用特殊字体加注“责任免除特别提示”,对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为强化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风险提示义务,《通知》还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提示投保人在投保单“责任免除特别提示”下手书:“经保险人明确说明,本人已了解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并签名。保险人说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于保护投保人利益,提高保险人信用,完善保险法律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已经初步确立,但还很不完善,制度的不完善将导致制度的现实意义难以实现,我国迫切要求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应当坚持强化说明义务和合理性原则相结合为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构建的思路。从而,推进我国保险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合理保护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义务植树情况说明 篇7

一、保险立法方面明确说明义务存在明显的缺陷

我国《保险法》的第一百零六条规定, “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在保险业务活动中欺骗、隐瞒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可以看出, 保险人是说明义务的法定主体, 但是其工作人员指的是谁无法确定, 是指保险代理人、保险业务员、保险经纪人还是其他相关人员?从该条规定中我们并不能知道。首先, 保险公司作为一个经营实体, 并不能进行明确说明义务;而保险代理人又与保险公司签订代理合同, 并非属于保险公司的正式员工, 但在实务中大多是保险代理人在展业, 代理人的说明义务是否存在很难保证;且保险经纪人的说明义务还存在着争议, 无法确定。因此, 明确说明义务的保险主体不十分明确。其次, 《保险法》第十八条仅规定了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需要进行明确说明, 那么对于其他重要的保险条款如保险责任条款就不需要明确说明了吗?这些条款都很重要, 也存在很强的相互联系, 如此厚此薄彼的做法会使保险说明义务的立法目的加以改变。再者, 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中用了“说明”, 而在第十八条中用的却是“明确说明”, 这两个不同用语说明合同条款的重要性应该是不同的。可是何谓“明确”?需要达到什么程度才算明确?《保险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 这就使实务中的履行标准不统一, 从而易导致纠纷的产生。因此, 应在《保险法》中对明确说明义务的主体, 即保险业务员、保险代理人, 保险经纪人进行明确区分, 使其在实务中更加规范化和专业化。这既是出于对保险客户利益的考虑, 也能更好地规范保险业。

二、说明义务的主体的专业化水平不高

保险条款说明义务的主体主要是指保险人、保险代理人、招保人员。保险人作为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 是最合理的、最正宗的义务主体, 在实践中保险人一般是具有专门经营资质的保险公司。根据我国《保险法》及《保险管理暂行规定》, 保险公司从业人员中, 应有不少于60%的人从事过保险工作、大专院校保险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可是保险实务中大多数保险业务是由保险代理人在进行, 在与客户交流和签订保险合同的同时由保险代理人对保险条款以及免责条款进行明确说明。这里的保险代理人指根据代理合同或授权书, 向保险人收取一定的费用, 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理其办理保险业务的人。然而实务中的保险代理人大多综合素质不高, 并非都精通保险业务, 孰知保险合同中的各项条款, 尤其是免责条款, 他们虽然经过一定的培训, 但是远不及专业的寿险理财师, 对保险条款的理解有很多的偏差。因而保险代理人在进行展业的过程中总是尽量少说话, 只是对保险的重要性多加强调, 从而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进行投保, 以获得展业佣金。因此, 应该全面提升保险业务员的综合素质以及文化水平。为了保证客户和保险公司的双方利益, 保险公司应该多招聘一些保险专业的毕业生和吸收一些保险经验较深的业内人士, 然后进行持续的培训和学习, 真正提高保险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 更好地对保户履行说明义务。

三、说明义务的对象即保险条款的通俗化程度不高

保险合同的明确说明义务对象主要指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 免责条款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 旨在限制或免除一方合同义务或责任的条款, 而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是指保险人在依据保险合同和保险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发生保险事故后, 保险人无须对发生事故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或承担某项责任的条款。免责条款内容的繁琐与专业化的术语, 在实务中很难保证投保人所理解的意思与保险人要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

保险公司为了更好地节省交易成本, 提高交易效率, 采取的是保险条款格式化。格式化虽然实现了交易效率化、成功化, 却不适应所有消费者, 因为保险合同使用的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的专业术语使多数不懂保险专业知识的消费者处于交易劣势地位。对于保险人事先拟订的标准合同, 投保人要么接受, 要么走开, 只能或多或少地屈从于由强者一方提出的合同条款和那些经常被人模糊理解的合同条款。为了保护非起草方的利益, 应该推进保险条款的通俗化, 提高保险合同的可读性, 使投保人、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能够充分理解, 不至于让投保人一看到保险合同就想到“天书”。

四、实务中明确义务的说明方式并不具有对保险消费者的保护作用

在实践中, 关于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比较混乱, 保险人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将投保单与保险条款印在一起, 或将二者一起给投保人, 实务中不论经办人还是保险代理人都不会刻意进行明确说明, 或者仅仅是口头介绍一下。这种非常简单的方式让投保人并不知道保险条款的具体内容。二是对保险免责条款的文字进行黑色字体或加粗处理。这种作法虽然使免责条款与其他内容相独立, 但也并没有强调出免责条款的重要性, 保户并不能因此而多看两眼。三是在设计投保单或保险单的正面内容时, 留出一个空栏便于保险人用别的颜色注明:“本保险合同有责任免除条款的规定, 请保户仔细阅读后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保险人, 让保险人进行明确说明义务”等类似的话语。四是在保险单中引入“投保人声明”的设计, 要求投保人确认保险人已经进行了明确说明义务, 以作为保险纠纷时的有力证据。

保险人的以上做法实际上是对消费者的一种控制, 而并非是要真正切实地履行他应尽的义务。事实上, 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应该根据自己的保险经验和投保人的意愿来实施, 不论是通过字体加粗还是变色的方式, 都是为了提醒投保人的注意, 让投保人用心去读, 充分注意与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 如他们有不懂的地方或有需要保险人加以说明的地方, 可以主动询问保险人, 让保险人仔细解答, 以确定投保人充分理解。另外, 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也不应仅仅限于免责条款, 对于保险责任条款、生效条款、索赔期限条款等都应该进行明确说明。当双方都无疑异时才让投保人在“保险人是否明确说明”一栏中签字加盖印章予以确认, 或者在保险人进行明确说明时用录音等方式取证, 由保险人将其保存, 作为保险人履行保险说明义务的证明。

摘要:保险条款越来越复杂, 多数投保人对所签保险合同中涉及自身利益的关键内容不能够准确理解, 甚至有人不清楚免除责任条款, 而《保险法》中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规定又过于模糊, 实践操作中出现很多问题, 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纠纷。本文从《保险法》的立法方面, 说明义务的主体、对象以及履行方式等对说明义务提出建议, 试图解决保险法规与实践操作脱节的问题, 规范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

云南省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情况 篇8

到2005年秋季学期,全省所有县(市、区)义务教育起始年级学生全部进入新一轮义务教育课程范畴。到2008年秋季学期,新课程覆盖全省义务教育七至九年级所有学生。2010年秋季学期起,新课程将在全省所有县(市、区)义务教育全部年级实施。

一、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工作推进概况

9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精心组织实施,义务教育学校认真落实要求,全省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我们推进工作的做法主要有:

(一)切实加强对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领导。省、州(市)、县(市、区)成立了由政府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义务教育课程改革领导机构,统筹、协调、推进改革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广大义务教育学校成立了实施工作机构,同时普遍组建了专家工作组。省、州(市)、县(市、区)三级普遍实行区域实验、学校示范等工作制度。全省重点建设了20个省级示范县(市、区),各州(市)建立了若干个示范地区和一批示范学校。

(二)不断完善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政策措施。在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推进的每一个阶段,把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作为基础性工作之一,不断推进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制度及运行机制建设,不断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根据《纲要》精神和教育部的工作要求,结合云南实际,出台了课程改革规划、改革实施意见、新课程设置及课时安排、教材选用及管理、新课程实施、专家工作制度、教师培训方案、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高中学校招生制度改革、校本教研、教育科研业务指导、督察评估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为全省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三)全员培训义务教育教师。按照“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要求,通过国家、省、州(市)、县(市、区)级培训,完成了对所有义务教育教师的新课程改革培训工作,所有教师都参加了不同层次的通识培训和学科教学培训。为了适应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全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调整了课程结构、更新了课程内容,接受新课程培训成为全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首要任务。随着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的不断改善,特别是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的全面实施,教师培训的模式、方法、手段都有了与时俱进的改变,教师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和网络资源,有效实施课程、改善课堂教学效率、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能力不断增强。

(四)推进高中招生制度改革。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和课程改革的推进,全省各地普遍实行了小学毕业生免试就近升学的制度,全省统一实行了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各地结合实际不断深化初中毕业考试与高中学校招生制度改革。昆明市等升学竞争压力较集中的地区,还实行了定向择优、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按比例分配到初中学校、义务教育阶段择校学生不享受相关政策、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招收特长生等普通高中招生的办法,积极探索高中学校招生改革,引导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方向正确。

(五)不断规范义务教育课程实施行为。省教育厅制定了贯彻落实义务教育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要求的方案及课时建议,州(市)教育局全面督促落实义务教育课程实施计划,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把落实好义务教育课程要求作为“以县为主”管理的重要内容,督促学校“开齐课程、开足课时”。从今年春季学期开始,全省实行最为严厉的工作制度,推进“减负提质”工作。通过规范中小学校办学行为,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确保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标准、学科教学水平达到国家基本要求,为实现义务教育培养目标奠定基础。

二、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效

(一)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人们对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方向的认同程度不断提高。涉及义务教育课程实施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人,普遍认为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方向需要充分肯定,课程改革在实现义务教育培养目标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只能增强、不能削弱;认为推进素质教育,只有深入到课程改革及实施的层面,由课外进入到课内,才能取得实质性成果,课程改革必须成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奠基工程”。

(二)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型课程观、教育观和质量观逐步形成。由于新的课程及其有效实施,更加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和形成,学生、教师、家长、社会各界对陈旧的课程体系及内容、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及方法、单一的教育教学目标及过程等方面,有了切身的、对比性的认识,过于强调学生学习成绩、过于关注学生考试分数的教育质量观和人才观正在发生变化。

(三)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和中考改革有了尝试性突破,考试评价的甄别与选拔功能日趋淡化。随着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升学竞争的压力进一步缓和。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普遍探索建立了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考试评价制度,尝试实行学生成长记录、多元评价、过程评价、综合素质评价结果运用等制度及办法,评价内容全面化、评价过程动态化、评价主体多元化的格局正在形成,考试分数特别是中考分数的甄别与选拔功能正在日趋淡化。

(四)课程结构的均衡化、特色化进一步突出。“开齐课程、开足课时”的基本要求进一步落实,农村学校国家课程开课率和有效实施课程的能力持续提升。地方课程开发及实施取得新成果,以省情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全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系列教材每学期一册,由省财政免费提供学生使用。“三生教育”列入地方课程主要内容,开发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个学段的系列教材,课程资源相对丰富的学校,积极探索校本课程的开发、建设及实施。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建设、课程实施、教材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五)课程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全省义务教育的质量稳步提升。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稳步推进,有力地促进了教师队伍建设、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师生关系调整、社会支持参与教育等各方面的工作,加之近年来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大幅度改善和技术手段的全面更新,全省义务教育质量稳步提升,并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三、义务教育课程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全省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在探索中不断向纵深推进,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改革面临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课程改革面临的问题,需要长期努力,逐步予以解决。

(一)缺乏必要的社会环境。各级政府对教育的关注还更多地停留在“硬件”上,对课程改革在实现教育培养目标中的战略作用认识不足;社会特别是家长对学校的评价还更多地停留在“升学率”的高低之上,社会舆论依然左右着一个地区或一所学校办学质量的优劣;迫于社会压力,“考什么就教什么、怎么考就怎么教”,“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依然存在。

(二)农村学校还缺乏充分有效的课程资源。主要包括校舍、设施、设备等硬件资源,优秀的校长、质优量足的教师、专业研究及指导人员等人力资源,文化教育意识、经济社会进步对知识的需求、学校周边环境、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等软件资源,社区力量、公共设施、行业资产等公共资源。

(三)校长教师两支队伍能力有待提高。校长管理和实施课程的意识不强,普遍缺乏主动权和主动性,行政型校长多于专业型校长;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改革创新意识、自身知识结构、专业发展条件、课程资源利用能力等,受多种因素制约普遍不足,教“书”的教师多于教“学”的教师。

(四)考试评价制度改革明显滞后。考试评价对义务教育课程改革依然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在所有考试评价制度当中,高中学校招生制度决定着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成败。但是,目前高中学校招生制度的改革未能实现根本性突破,义务教育阶段过程评价的结果未能充分使用。同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师不断提高、课程不断发展的评价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而且任重道远。

四、深化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重点工作

在教育部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指导下,今年秋季,云南将实施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这对于深化全省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是机遇,更是挑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深化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重点工作是:

(一)建立初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制度。从今年秋季学期入学的初中学生开始,实行初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制度,确保国家课程标准及学科教学逐步达到基本要求,培养合格的初中毕业生,实现义务教育培养目标。按照国家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案及科目的规定,开展初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全省统一考试时间、考试(考查)科目、考试标准及要求,由州(市)自主命题、自行组织考试。初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合格,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颁发义务教育证书。学业水平考试结果,作为高中学校招生的主要依据之一。

(二)完善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在现行方案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工作措施,按照与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对接的原则,调整评价内容、改革评价方式、强化评价结果的运用。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主要以等第方式呈现,个性发展等项目以典型性描述呈现,全省统一标准、内容及工作要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高中学校招生的依据之一。

(三)深化高中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主要内容有:一是调整高中学校招生考试时间,从7月初调整到6月中旬;二是从2010年起,取消全省统一的中考,2010、2011两年,由各州(市)自主组织统一的中考;三是从2012年起,取消州(市)统一组织的中考,高中学校招生主要依据初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录取新生,具体政策及办法由各州(市)自主制定,省教育厅只负责明确重要原则及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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