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早期作品赏析

贾平凹早期作品赏析（精选8篇）

贾平凹早期作品赏析 篇1

论贾平凹作品的“色、香、味”

——浅析贾平凹的文学特质

摘要：贾平凹是一个有争议的中国当代作家，几乎他的每一部作品问世，都会引起不同的声音。他的精神探索“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他的语言极具魅惑，“妙想迂得”；他特立独行又醉卧传统。他是中国文坛不可多得的“鬼才”。

关键字：精神映象、语言、特质、“鬼才”、争议

古老神秘的商洛山地几千年来孕育出了贾平凹这样一位闻名海内外的文坛奇才。众所周知，他到目前为止的丰厚而独特的文学成就，早已引起了国内国际的广泛关注。意味深长的是，他从步入文坛伊始就一直引人注目并不断有新热点出现。可以这么说，贾平凹已具备了思接千载，精鹜八级的能力；形成了文学艺术民族化、个人化的本质意象。以下是本人对贾平凹文学特质的浅显解析。

一、贾平凹的精神映象

此时说他的精神映象并不是单单剖析他的精神内涵、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而是要通过他的作品中的创作意象和反映出的文化现象大体勾勒出他不同于常人的精神世界以至于支撑他的创作精神体系。

（一）创作意象

1、意象的追寻与发展

贾平凹文学创作上的意象探索，是从对社会政治意识模式的挣脱开始的。同时，在对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抗争中，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则是他艺术创作上创新的第一步。为其赢得全国性声誉的是短篇小说《满月儿》，后又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均未超越社会政治的窠臼，但可以看出，他的确在做着苦苦挣扎，企图最大限度上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气质特征。他把突破口选在了爱情上，尽可能使自己和人物不要成为“捏弄成的泥胎，不是斧子砍成的木偶”，而使他们成为“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1】活人”。特别是政治生活中，渗透着一定程度个人化的生活精神与情感。特别是依靠商州山地的特殊生活气息，冲淡了政治生活的浓烈度。初步窥探了后来被贾平凹极大发展的灵性、灵气和个人特有的气质。

在写作上，他由被动向主动挖掘，“不再去简单的肯定什么，而具有了批评的眼光；不再将目光投向生活的表面，而将感触伸向了生活的底层；不再专注于人的外在和思想观念与社会生活，而深入到人的内在心理与情【2】感世界。”因此，1980年代初期，他作品中欢乐的笑声少了，而增添了一种沉郁，但却受到到评论界不公允的批评，正因为坚持独立的个性使这种格调在《妊娠》、《废都》、《高老庄》等作品中均有延续。到80年代，他从中国文学艺术传统中得到启示，并试图在中西比较中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文学创作的路子。他将西方文学艺术中的象征特定含义引入，将象征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向作为一种整体艺术结构的表现方式，从局部象征走向整体象征发展而来。

长篇小说《废都》的问世，对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来说，具有特殊意义。把他抛向了大红大紫的巅峰。他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独有的一个混沌的意象世界。从《废都》到《白夜》、《土门》、《高老庄》显示着贾平凹精神裂变与重构的心迹。他将意象的象征意义指向，渗透在具体的、实在的现实生活的具象之中。

2、物象的选择

物象对于文学创作来说，那种知觉的心理图式在表现的时候，必然地要选择一种对象化的事物作为载体，这就是物象。进入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天体物象常用到的有太阳、月亮、风、与、雷、电、四季变化等。《废都》中的太阳，一方面是对中国古典神话中关于太阳原型的改造，另一方面，他以此来喻示人类现代现实生存过程中的反常状态。他作品中地上自然物体较天体意象要丰富得多，在作品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贾平凹作品中动物进入建构时已经被人格化或者神化了，它们成为人性和人格力量的一种象征。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对于建筑的描写是经过严格选择的，出现最多的是宗教文化思想的象征物。这体现了贾平凹文化思想与精神活动的基本特征。

3、在存在之上构建起自己的意象世界

存在之上为前提的构建，是贾平凹艺术创造所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概括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种：为时代而写作，为平民而写作；写作在于自娱和娱人；心物交融，象生于意；充分运用象征和隐喻；符号化；时、空与

【3】心理贯穿的叙述方式；意象展现的观察点。

4、“混沌”美

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我们阅读贾平凹的作品，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不是一草一木，一石一土，而是一座浑然的山脉，是一个审美整体。①整体的浑然美。他并不追求清晰的逻辑，而是囫囵地呈现一个整体意象形态。一方面，它是一个可视的中心意象，另一方面又有模糊性，将其生命的脉络通向具体的一个个意象。这就是许多人读《废都》而产生的混沌感、茫然感的原因。②原生态美感。作为精神表现型作家，本来就注重个体生命情感与精神现象的剖示。最简单的东西，往往也是最复杂、最不可测的。③动态的美感。流观式的审美把握方式，使他的审美意象活了起来。如《白夜》里的民俗馆，犹如一卷历史画。④宇宙生命的整体感。⑤空灵、神态、趣味的美与神秘感。

（二）、文化现象

1、角色代表

贾平凹是一位具有着独立文化人格，追求着精神世界的绝对个性的作家。多重身份铸成了他的精神特质。由于贾平凹的平民身份，决定了他价值观念的民间立场，而他的文士身份，则又决定了他独立追求自由的对于人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的精神品格。贾平凹是在对于民间文化的回归与融合中，显示出了自己艺术创作的生命活力，创作了他最具深度与生命活力的作品。

2、自身人格

贾平凹，这位中国当代的杰出作家，其文化精神的人格建构充满了矛盾性、疑问性、复杂性。不仅有农民与作家，农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双重建构，而且还有现代人文知识分子、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儒、释、道等宗教的融合，或者说他带有一定宗教色彩的文化精神，于是，他人格中的“爱与恨、美与丑、雅与俗、保守与激进、适应与不适应、孤独与悲愤、焦虑

【4】与超越等交织混合在一起，一并在其作品中出现”。

3、主体精神 主体性包括两个双重内容和含义，第一个双重内容与含义是社会的结构与内在文化——心理结构面，第二个是人类群体的性质与个体身心的性【5】质。①超常性。也就是张扬独特性。他的一部《废都》以超常的审美观念与张扬精神招来了铺天盖地的骂名。②超现实性。③否定性。④悲剧性。

4、心理特征

对于贾平凹的分析，无法逃离心理学，虽然之前对他的文化人格作了分析，实际上也多少包含了心理学的意义。在这里大致提出几点：①内倾性与独立性。在《贾平凹性格心理调查表》中，他自己说，“我喜欢静静的【6】想事，默默地苦干”。由此可见其内倾性，而独立性表现在他始终持独立自由的身份与始终按照自己创作方式前进。②性心理。尤其《废都》为甚。③女性崇拜与心灵净化。不论是《满月儿》中在政治压抑下的朦胧情爱，还是《天狗》中天狗与师娘之间的情爱，都是那么纯真。④男性中心意识。⑤残破与抑郁。⑥梦幻心理。他的作品中许多人物如在幻境中若隐若现，匪夷所思。

二、语言世界

（一）、语言特质概论

贾平凹是名副其实的语言大师，他既非“人”家，也非“神”家，而是“鬼”才作家。他的思维好像有迹可循又似乎难以捉摸。语言的陀螺在他手里完全受到情丝理线交织的鞭子的抽打。贾平凹在语言上的特质可以

【7】用八个字来概括：“涩溜”、“奇正”、“拙巧”、“幽玄”。

所谓“涩溜”指贾平凹文章初读起来不那么顺畅滑溜。这“涩”不是生涩，是熟涩，是作家主体精神的有意灌注。初读起来有点吃力，读惯了便成了享受，像吃苦瓜。如“秋天里，陡然间下了几天暴雨，山僻尽都剥落去，洪水涌下来，水痕的脚爬到了河谷上，人多高的悬崖上，桥便在冲击没了”。初读拗口，不管用词还是节奏都有些背离，但多读几遍也就玩味出了其中意趣;“奇正”，“以奇反正”，不走正路，偏喜独行。如他把天高云淡斜述成：“天很高，没有云，没有雾，连一丝儿灰尘也没有，晴晴朗朗是一个巨大的空白呢！”（《河西》）;“拙巧”主要强调语言的灵巧，轻盈飞动值特征，“大巧若拙”的效果;深不可测，难以捉摸，此为值“幽玄”，多用于禅语来表达观点。

（二）、“商州文化”与时代

贾平凹的妙语多来自于他脚下的土地（包括西安和商州）本身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品格，其独有的文化方式，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的印记。80年代，当贾平凹推出“商州系列”作品的时候，正值文化寻根的高潮时期，于是在“XX文化”的标榜下，有了“商州文化”的称谓。地域性、古朴性、神秘性与开拓性的商州特点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展现的淋漓尽致。这些在之前的精神映像中都有分析。

（三）、语汇

贾平凹之所以能建构出令世人瞩目的辉煌的艺术之宫，就是因为他贮备了极为丰富的建构材料——语汇，并具有善于调遣它们的非凡的艺术才华。他自己比喻：“一根羽毛，一根羽毛，或许太平常了，但组合起来，却是孔雀的艳丽彩屏；一缕丝线，一缕丝线，或许太普通了，但经纬起来，【8】却是一匹光华的绸缎。”

1、语山语海的掘玉撷珠与作家的独创。包括商州专有名词；商州方言中富有表现力的动词形容词；商州方言中的古词语；商州方言熟语；作家新构词；作家重叠词；民间语段；向语言大师学习借鉴。

2、语境语体中词语的选派与艺术加工。贾平凹指出：语言不在于用上了多少花哨词语，也不在于写得多么顺溜，而在于准确地充分地表现了此

【9】时此地此人的情绪。一个人说什么话，就牵扯到此人的方方面面。包括各种语体中选用词语的不同、赋予各层面人物以特定语言和对大众口语的艺术加工。

（四）语言结构与修辞

在语言结构方面，贾平凹作品中给人以突出印象的似乎有以下几个方面：流畅的中国传统式短剧；词的重叠形式和商州语法句式；疑问句式的独特表达作用；诗化的语言，如《冬景》中孙子看到外头被雪覆盖住的电线，“奶奶，电线肿了。”“那是落了雪。”奶奶说。“那你在纺雪吗，线穗子也肿了。”；含蓄幽默风趣；助词“呢”的多用；顿号、叹号的少用和不用；还有就是修辞上重在炼字炼句炼意和修辞多种的运用。

（五）隐形的叙述人

任何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在掩卷读罢之余，读者往往会感觉到那位无所不知而又无名无姓始终不肯出场的神秘人物存在，他就是作者的替身。尤其是贾平凹这类农民作家，不摆姿态的深入一切。那种叙述人的语言即是看不见的手，从中可总结出以下几点：说结结实实的大实话；特殊的定义：平静、平淡、轻松的叙述口吻；诗化与巫化氛围；对俗文化永无遏制的追求。这些都是隐形之中的语言魅力，这是一种超然大气的坦然态度的终极体现。

（六）散文语言的大美

如果说他的小说还不时引起争议的话，他的散文则一直备受青睐。用风情万种概括他的散文魅力并不过分。其散文语言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文体与语言的突破；纯粹的美文学；三位一体的凝聚力；朴实、平易与亲切感；意象·哲理·激情；音乐美。

三、独立而传统的大师

（一）、作家独立≠文学独立

在思潮迭起、话语杂多的整个八十年代，在新潮文学、文学探索成为一种时尚的新时期的舞台上，贾平凹既不发表各种言论和看法，也不多见他的应景之作，更不以探索成弄潮儿的形象出现，而是潜心在他的以“商州”为代表的土地上，以拥抱民间的姿态着力挖掘这块土地上丰富而神秘的文化意味、意境，从而塑造起他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沉稳的艺术形象——这在贾平凹称之为“浮躁”的文坛，确实具有“独立”的含义。

然而，也是因为地域因素，他笔下的人物呈现了统一的宿命性、类型化的、浑然的生存状态。贾平凹的全部功力体现在如何让其作品“色、香、味”俱全，而不可能用自己的思想和灵魂穿透这片神秘的、沉重的土地，建立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独特世界。于是，读《天狗》，让人想到许地上的《春桃》，读《黑氏》，又容易让人想起沈从文的《丈夫》。由此可见作家的独立终究不是文学的独立。

（二）、静守“儒”、“道”、“禅” “贫困的土地总是与‘儒道释’哲学相辅相成的，而由‘儒道释’所

【10】渗透的土地，自有‘儒’的安宁、‘道’的乐趣、‘禅’的意境。”商州之地决定了贾平凹的这些，因此，只有当儒家以道德和等级对人的欲望钳制时，才有了《人极》中“拉毛”因性冲动而被光子杀死的悲剧，也才有了“小男人”这种权势人物横行乡里、纵欲无度的等级性平衡；同时，只有道家形成简朴性生存状态，倡导乐天知命时，才有了《白朗》中“白朗”从盖世英雄到一介隐士的处理。至于“禅”，既是对“儒、道”价值局限的弥补，又是“儒、道”的必然结果，并由此形成循环性。由“儒、道、禅”幻化成的贾平凹价值立场在其作品中暴露无疑，随处可见。

最后，我想说的是，用经典作家的标准来衡量，贾平凹目前在总体上还处于赫斯所说的“被传统所遮没的自我”之中。并且，现在的他动不动就产生了“天成”、“无为”的“醉意”，这也是自以为“得道”的中国作家最致命的痼疾。希望他们摆脱掉这种痼疾，我们大学生也更努力。毕竟，中国文学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平凹文集论》第4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2】韩鲁华《精神的映象》，中国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3】王晓明《思想与文学之间》 【4】韩鲁华《贾平凹文学创作论》，中国科学出版社 【5】李泽厚《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6】《平凹文集论》第126—127页。

【7】王永生等《贾平凹语言世界》第7页，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8】《平凹文集论》第88页。

【9】贾平凹《语言·人道与文道杂说之一》 【10】吴炫《中国当代文学批判》，2001年8月第1版。

贾平凹早期作品赏析 篇2

贾平凹作品立足陕西, 一方面使作品有了独特的魅力, 但另一方面过多的陕西方言又为其作品的翻译提出了挑战。贾平凹虽获得译介, 但这与其国内外的文学声名并不相称, 本文对其作品的语言特色进行研究, 归纳并剖析造成其作品译介不力的各种根源, 研究翻译特点, 探寻翻译的可行之路, 促进陕西文化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1 贾平凹作品语言的地方特色及翻译难点

1.1大量使用方言俗语, 乡土情结贯穿创作

贾平凹作品中的一个鲜明的语言特点就是方言俗语的使用, 这些词语使得作品的乡土气息极为浓厚。作为山地的儿子, 贾平凹尽管居住于西安多年, 仍时常称自己是个“乡下人”, 对乡土无限眷恋的情结使作家在作品中大量使用地道的方言俗语。

贾平凹出生于陕西丹凤县棣花村, 家乡的方言土语在他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贾平凹对故乡的方言土语具有敏锐的感受能力和娴熟的运用能力, 在他的每一篇小说中, 几乎都要使用生动活泼、原汁原味的方言土语, 使得语言表现方式多样化, 更加传神达意。这些方言俗语有时直接表现某一特有事物, 有时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有时产生幽默风趣的效果。

例1:他从厨房里唱着戏走到办公室来, 汗水光亮地在秃得没了几根头发的脑袋上, 肩头上搭一条毛巾, 进门往长条凳上一蹴, 必然开讲他的锅盔烙好了, 锅盔烙得多么黄, 或者是今天吃臊子面, 面擀得一窝丝似的。 (《我是农民》)

本例中接连使用地方特色词汇, “蹴”意为“蹲”, 而且是蹲在长条凳上, 这是陕西独特的民风民俗, 是陕西八大怪之一, 而且是公认的陕西八大怪中最让人想不明白的一怪:有凳子不做, 或蹲在凳子旁边, 或蹲在凳子上。“锅盔”也是陕西特有, 与其他地方的“饼”完全不同;臊子面也是陕西地道面食, 有着独特的制作方法。“蹲在凳子上”并不难翻译, 翻译的难点在译文读者的接受度, “锅盔”“臊子面”的翻译也有读者接受度的问题, 如果翻译为“pancake”或“noodles”, 就失去了特色, 如保持特色, 增加长注解解释其独特性, 则译文会显得冗长。

例2:光头倒骂了一句:“没甚李的, 她在山上看着, 咱们走, ”却在那里摘了一个干木胡梨儿, “这瓜女子, 我哪儿倒稀罕吃了这个?!”两个男人说:“你才瓜哩!你要不稀罕吃了, 让我们吃!” (《商州初录·一对情人》)

“瓜”是商州方言, 意为“傻”“笨”, 但又不完全相同, 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有亲昵的含义。当地人所说的“瓜女子” (傻姑娘) 、“瓜娃” (傻孩子) 在商州方言中不仅仅意为“傻”, 都含有亲昵的意味。

翻译时, 找到“傻”的对应英文词汇毫不费力, 但要同时表达亲昵的意味则不容易。

例3:她这么一说, 我倒不知怎么办了, 慌乱中应道:“这倒不是……我是个日巴刷!”日巴刷是一句土话、脏话, 意思是“没人像、胡来哩”。 (《我是农民》)

“日巴刷”, 陕西关中方言。相当于普通话里的“真笨”“真蠢”“真臭”“真窝囊”。

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词语, 翻译其意思并非难事, 但难题是原文中的地方特色尽失, 语言及风格皆被普通化了。

1.2 用方言土语表达幽默

幽默是贾平凹散文语言的又一大特色。

例4:我出门不大说话, 因为我不会说普通话。我曾经努力学过普通话, 但我一学说, 舌头就发硬, 像大街上走模特儿的一字步, 有醋熘过的味儿。 (《说话》)

“醋熘”是典型的陕西地方方言, 起源于烹调方法, 如“醋熘土豆丝”。陕西人爱吃醋, 吃饭离不开醋。这种陕西人爱吃的菜的烹调方法, 被借用来形容陕西人说的普通话——醋熘普通话, 主要是因为陕西人有着自己的地方口音, 在说普通话的过程中, 有些陕西话的发音一时改不过来, 而讲话的人也不自觉, 于是夹杂其中, 就变得非常蹩脚, 用陕西人的话讲“像用醋熘了”。这种方言原本就是陕西人用以调侃夹杂着陕西口音的普通话, 带着自嘲、带着讽刺, 充满幽默感, 但在翻译时会成为难题, 原文的方言特色和幽默感恐怕都很难保持。

还有与之相似的另一个例子。

例5:顾玲玲已经不是农民, 是工厂的采购员了, 她操一口蹩脚的普通话, 庄人问:“玲玲, 几时回来的?”顾玲玲说:“昨晚”。庄人说:“‘坐碗’回来的?你爹病好些了吗?”顾玲玲说:“病有回头。可我们把老人该办的事都办了!”庄人说:“你们家准备的什么?”顾玲玲说:“老大嘛, 当然是重头, 寿棺我们包了”。顾玲玲说这些话当然是一种炫耀。说的尽是当地土话, 但偏又拿着普通话的腔调。庄人便把腮帮捂住了。顾玲玲问:“牙怎么疼了?”庄人说:“酸的来”。 (《故里》)

此例中的第一处翻译难点, 为“昨晚”和“坐碗”, 作者巧妙利用商州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 “昨晚”与“坐碗”构成谐音变异, 以达到讽刺目的;第二处的翻译难点与例3 相同, 即“顾玲玲问:“牙怎么疼了?”庄人说:“酸的来。”庄人捂腮帮, 并说“酸的来”, 都是为了讽刺顾玲玲进了城后, 回得家乡不说当地方言, 却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 仍用“酸” (醋溜) , 但“醋”“酸”成了翻译难点, 如直译, 恐造成读者的理解障碍, 但若要意译, 却很难保留原文的讽刺幽默效果。

《我是农民》中“我灵醒了”“城里的泼皮出身”“下课后同学们拿我做夯来打”“书包就挂在土墙壁的木橛上”“我吃的是煮了洋芋的包谷糁米汤”“我们在继续作践山外人”“赶15里路回家去吃一顿糊涂面”“一看电视就迷瞪”等, 都用的是原汁原味的方言, 食品、用具、用词等皆为当地特有, 即使是商州以外的陕西人都不见得全部能懂, 更别说外省甚至是外国人了, 如果不使用这些方言, 幽默效果就会消失。

2 翻译难点

文化问题是中国地方作家作品英译中最大的问题, 地域文化、方言土语、民风民俗等是翻译的难点, 文学翻译中正确理解作品所用方言非常重要。中译英主要由国外的汉学家和华裔学者进行, 英译中则多数由中国学者完成, 译者的母语是目标语被公认为比较科学。国外汉学家们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 对中国古代、现代的经典文学作品有着深入的研究, 也产生了很多优秀译文。但因为语言问题, 国外对贾平凹作品译介的研究较少, 目前主要还是中国学者在进行翻译问题的研究, 这种现象的产生与贾平凹作品的地方特色有很大关系, 国外汉学家毕竟对地域文化、方言土语、民风民俗了解有限。

3 贾平凹作品英译对策

文化词翻译是否应“忠实”于原作?从翻译策略来讲, 能忠实于原作的应当尽量忠实于原作, 但同时要考虑因文化差异过大而导致的理解问题, 要考虑读者的接受性问题。

方言翻译是一个讨论较多的话题, 正确领会方言的含义, 然后将方言所包含的信息传达给读者是翻译的目标, 但如何将这类信息提供给目标语读者, 遵循什么原则?这是要仔细研究的问题。贾平凹小说文体独特, 作品中涉及的方言、俗语、典故等, 与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 需运用适当的翻译策略, 才能提高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度。这些做法都是为了使英语读者更能够接受中国的小说作品, 使中国文学能够逐步真正地走出去。

首先, 能保持地方特色又能达意, 这是理想状态, 应该努力达到, 如不能, 则应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 作适当调整, 一味追求完全地忠实于原作, 会导致中国小说的英译作品在英美国家无人问津。这就不仅要求译者能够把握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待, 还需要原作者给予译者更大的自由, 推动中国文学的英译。葛浩文的莫言作品英译本, 曾被美国汉学界评为“比原著写得更好”。莫言的很多作品, 也是立足于乡村生活, 也不乏方言和土语, 葛浩文成功的经验证明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作品, 通过采用正确的翻译策略, 完全可以成功走向世界。

其次, 贾平凹作品中的方言俗语, 涉及陕西特色的称谓、食物、用具等, 都具有浓重的地方色彩, 在不同的作品中有重复, 应该建立贾平凹作品汉英语料库, 以团队合作方式逐步增加语料库的内容, 保证贾平凹的作品具有个人特色的语言可以在不同作品中使用而不会出现巨大的差异, 这样有助于贾平凹作品的英译文也逐渐形成独特的风格。

4 结语

贾平凹作品风格独特, 语言极富陕西地方特色, 大量使用陕西方言, 为作品的译介带来困难, 这就要求译者关注这种独特性, 尽可能在译文中加以体现, 还要考虑因文化差异而给译文读者造成的理解问题, 做适当归化调整以提高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度;还应该建立贾平凹作品的汉英语料库, 使得相似的地方方言在不同作品中的译文保持一致, 以逐步形成译文的独特风格。

摘要：贾平凹作品的语言极富陕西地方特色, 作品中的人物对话保持着淳朴、纯正的陕西特点, 使用了大量陕西方言, 这对其作品的翻译提出了挑战。该文分析了贾平凹作品语言的独特风格, 探讨了因此产生的翻译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地方特色,翻译问题,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曾令存.贾平凹散文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贾平凹早期作品赏析 篇3

贾平凹原名贾平娃,陕西丹凤人。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小说集《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白夜》,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多部作品获国内外大奖。

贾平凹的散文内容极为宽泛,社会人生的独特体察、个人内心的情绪变化、偶然感悟的哲理等等皆可入文。以率直、坦诚、不故作高论、不拿架子的风格而打动人心,是其散文的突出特色。

除游记外,贾平凹的大部分散文都闪烁着哲理的火花。这种哲理多出自作家生活的体验和感悟,而非前人言论的重复,哲理的诠释过程也就是文章的重心,极富情致和个性。代表作有《丑石》、《一棵小桃树》、《文竹》等。这些作品在简短的篇幅中,既没有玄奥的言词,也没有空洞的说教,只是以一个经历者的身份讲述一个个富有哲理的故事。娓娓动听,从容不迫,决不自以为是,不炫耀、不张扬。

贾平凹的艺术感觉细致灵敏,他常用轻淡的笔墨,再现现实生活里人们习以为常的又经常忽视的景象,却能引人入胜。他的《静》、《静虚村记》、《夜游龙潭记》等篇,都蕴含着这一独特的艺术特质。

往事追忆·那些人和事

画家轶事

贾平凹

十年浩劫中,画家石鲁受封为“黑帮”,枯坐家中,人争避之,唯长安工人名李世南者常去探视。世南耿直,酷爱作画。浩劫之中,闻某画家死,则奠酒哀悼;遇画作遭毁,必百计抢救、收藏之。人以为痴。

一日黄昏,世南往访石鲁,见其小院墙头残照如血,阶下荒草野径,独独一树碧桐,石鲁倚树而坐。长发长须,有如卧狮。李世南说:“老师可谓乱中静坐,院内一树,树下一你,正是一幅画景呢?”石鲁随之取纸来画,先画院子为“口”,再在院中添“木”,竟成一个“困”字,掷笔大笑。世南索画为藏,石鲁只题字而未加印。问之,默默许久,老泪纵横,说:“上海钱瘦铁答应为我治一石印,但现在两地茫茫,不能相见。昨日听到消息,说他在上海街头游斗,脚手已残,所以今日独坐长叹。从此而后,我作画便再不盖印了。”

世南遂到上海,化装农夫,去寻钱家,几日不得其所。三日后找到,则门上白纸黑字加了封条。问及旁人,回答:“钱已被斗死,家人赶出城,不知下落。”世南摔倒门下,捶地而哭。又搭车去北京见石鲁好友黄永玉。黄永玉是时也遭批判,装病谢客。世南去了几次,不被黄家信任。后说是石鲁让他来的,黄永玉披衣出门,延入叙谈,说:“这里有一石印,正要转石鲁。”世南大诧,不知印是谁刻。黄永玉说:“是上海钱瘦铁所治,他临死前,将一包字画和这石印托付一熟人,说:‘我死去并无憾事,只是这一石印未交给石鲁。你替我收藏,免得遭抄家丢失。你若日后转交石鲁,这包字画便作为酬谢。’说罢便哭,那熟人亦哭,却不肯收字画。钱瘦铁含泪与他握别,一时气绝。那人冒死收藏,后转到我处,我却未能转石鲁,日夜负疚不安。今日托你转去,我就三生有幸了。”

李世南将石印贴身藏好,赶回长安,连夜到石鲁家。石鲁捧石印大哭,说:“我不会死了!我不打倒我,谁也打不倒!等有一日我们聚会了,再说今晚情形吧。”世南终忍不住,说出钱瘦铁之死,石鲁呆若木鸡,从墙上取下古琴,猛烈弹奏,歌《黄水谣》以代哭。

李世南从此便从石鲁学习没骨大写意人物画。数年之中,居斗室,以床为案,身弯九十度作画,炎炎盛夏,汗水常落纸上为渍,年未及四十,头发脱落过半。

1982年,石鲁死,将石印赠李世南,世南常对人说起此事,出示石印,则隶书,笔拙硬,如铁条然。

余一日在长安酒家独饮,偶闻此轶事随追记之。其枝节细末,未经在世人物对证,特此声明。

(选自“精短散文”网,有改动)

心灵悟语

在《画家轶事》中,贾平凹精心选取了几位画家的生活轶事,并以文雅而简练的笔墨,生动再现了往昔生活的具体情景,使几位画家的语言神态、独特个性、人格品行等,都从所描述的生活情景中凸显了出来。阅读本文时,应注意体会这种写法的妙处。

且读且思

1.本文题为“画家轶事”,文中写了哪些画家的轶事?主要写的是哪一位画家?

2.文章究竟是通过哪些事、何种物将几位画家串联起来的?

3.文中几位画家在思想性格上的共同点是什么?

4.本文在语言上有什么突出特色?

读书心得·书的魔力

读张爱玲

贾平凹

先读的散文,一本《流言》,一本《张看》;书名就劈面惊艳。天下的文章谁敢这样起名,又能起出这样的名,恐怕只有个张爱玲。女人的散文现在是极其的多,细细密密的碎步儿如戏台上的旦角,性急的人看不得,喜欢的又有一班只看颜色的看客,噢儿噢儿叫好,且不论了那些油头粉面,单是正经的角儿,秦香莲,白素贞,七仙女……哪一个又能比得崔莺莺?张的散文短可以不足几百字,长则万言,你难以揣度她的那些怪念头从哪儿来的,连续性的感觉不停地闪,组成了石片在水面一连串地漂过去,溅一连串的水花。一些很著名的散文家,也是这般贯通了天地,看似胡乱说,其实骨子里是道教的写法——散文家到了大家,往往文体不纯而类如杂说——但大多如在晴朗的日子,窗明几净,一边茗茶一边瞧着外边;总是隔了一层,有学者气或佛道气。张是个俗女人的心性和口气,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想听,是会说是非的女狐子。

看了张的散文,就寻张的小说,但到处寻不着。那一年到香港,什么书也没买,只买了她的几本,先看过一个长篇,有些失望,待看到《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那一系列,中她的毒已经日深。——世上的毒品不一定就是鸦片,茶是毒品,酒是毒品,大凡嗜好上瘾的东西都是毒品。张的性情和素质,离我很远,明明知道读她只乱我心,但偏是要读。使我常常想起画家石鲁的故事。石鲁脑子病了的时候,几天里拒绝吃食,说:“门前的树只喝水,我也喝水!”古今中外的一些大作家,有的人的作品读得多了,可以探出其思维规律,循法可学,有的则不能,这就是真正的天才。张的天才是发展得最好者之一,洛水上的神女回眸一望,再看则是水波浩淼,鹤在云中就是鹤在云中,沈三白如何在烟雾里看蚊飞,那神气毕竟不同。我往往读她的一部书,读完了如逛大的园子,弄不清了从哪儿进门的,又如何穿径过桥走到这里?又像是醒来回忆梦,一部分清楚,一部分无法理会,恍恍惚惚。她明显地有曹露的才情,又有现今人的思考,就和曹氏有了距离,她没有曹氏的气势,浑淳也不及沈从文,但她作品的切入角度,行文的诡谲以及弥漫的一层神气,又是旁人无以类比。

天才的长处特长,短处极短,孔雀开屏最美丽的时候也暴露了屁股,何况张又是个执拗的人。时下的人,尤其是也稍要弄些文的人,已经有了毛病,读作品不是浸淫作品,不是学人家的精华,启迪自家的智慧,而是卖石灰就见不得卖面粉,还没看原著,只听别人说着好了,就来气,带气入读,就只有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无损于天才,却害了自家。张的书是可以收藏了常读的。

与许多人来谈张的作品,都感觉离我们很远,这不指所描叙的内容,而是那种才分如云,以为她是很古的人。当知道张现在还活着,还和我们同在一个时候,这多少让我们感到形秽和丧气。

《西厢记》上说:不会相思,学会相思,就害相思!《西厢记》上又说:好思量,不思量,怎不思量?嗨,与张爱玲同活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

(选自“新浪读书”网)

越品越香

本文是一篇谈读书感受的文章。在文中,贾平凹既谈了读张爱玲散文的感受,又谈了读张爱玲小说的感受,并不时作一些评说。同时,还表明了他对时下的人没看原作,就人云亦云,带气入读,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毛病的反感。谈感受,真切实在,时有新意;作评论,客观公正,不失偏颇,不忘表明自己爱读张爱玲的心迹。

且读且思

1.找出文中作者谈读张爱玲散文的感受的文字。

2.作者在文中写到他在读了张爱玲的几部小说之后,就“中她的毒已经日深”,怎样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3.作者在读了张爱玲的小说之后,有怎样的奇特感受?

4.“洛水上的神女回眸一望,再看则是水波浩淼,鹤在云中就是鹤在云中,沈三白如何在烟雾里看蚊飞”这段文字,是对文中哪句话的具体描述?

精短散文·忘年之交

先生费秉勋

贾平凹

当我二十出头时认识了费秉勋先生,命运就决定了今生对他的追随。他那时是陕西唯一的一家杂志编辑,我拿着文稿去请教他,就站在他的办公桌前,不敢坐,紧张得手心出汗。第一篇稿发表了,接着发表了第二篇,第三篇,从此文学的自信在心中降生,随之有了豪华的志向。就这样我们成了师生和同志。将近三十年的岁月中,他的工作有变,从编辑到了教授,不变的是他一直在从事文学的研究和评论,而我的任何文章他都读了,读了该要表示肯定意见的就坚定表示自己的意见,不管在什么时候和场合,该要批评的就放开批评,不管别人怎么说和我能不能接受。他的口才不好,说话时脸无表情,只低着头说他的。

他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非常固执的人,如果指望他去通融什么,或求他办什么事,那永远是泥牛入海,初识的人都觉得他冷漠,是书呆子,但长久地相处,他的原则性,不附和性,率直和善良,以及他的死板和吝啬,使他的人格有了诱人的魅力。

他的学问相当丰富,任何事情只要来了兴趣,他都能钻进去,这一点给我的影响十分大。每一个夏天,他避暑的最好办法就是把自己关在书房写专著,并不止一次传授这种秘密。他的有关舞蹈研究的专著,关于绘画的一系列文章,研究易经的七八本书,以及学琴,学电脑,都是在三伏天完成的。立即能安静下来,沉下心去,这是他异于他人之处,不人云亦云,坚持自己的思考,特立独行,是他学问成就的重要原因。

先生形状平实,有时显得呆头呆脑,所以常在陌生地的陌生人面前被忽略他的存在,但若熟知他的人,莫不尊重他的。大智若愚,他可以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六十岁后,他退休了,突然痴迷起了书法实践,他以前对书法艺术研究多多,但从未执笔弄墨过,实践开来,日日临帖读碑,二三年光景笔力老辣,有自家面目。我在许多人的厅室里都见过他的作品,令我惊叹不已。我常常想,他这一生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涉猎面这么广,且从事什么都成就非凡,从不守旧,求知欲强,以后谁又会知道他又要有什么作为呢?

他大我十多岁,我二十岁时称他为老师,终生都称他为老师。这不仅仅是一般的尊称,确确实实他是在为人为文上一直给我做着楷模,我时时对自己说,也当着别人的面说:永远向费先生学习。

(选自“作家读书”网)

孜孜不倦

在成长的道路上,那些曾为自己引路,曾给自己教诲,促使自己走向成功的人,他们的思想品性,人格魅力,总会让人敬佩、仰慕;他们的出口言语,习惯动作,总会让人永远铭记,决不会由于时间的久远而淡去。《先生费秉勋》中的费先生,在为人为文上,一直为贾平凹做着楷模,让贾平凹永远怀念,永远学习……

且读且思

1.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贾平凹从文费秉勋先生对他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2.费秉勋先生所特有的人格魅力表现在哪些方面?

3.费秉勋先生取得学问成就的重要原因何在?

贾平凹《丑石》赏析 篇4

中国的文学家似乎对石头情有独钟，《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化自一块集日月精华于一身的仙石。曹雪芹的不朽之作《红楼梦》又名《石头记》，他笔下的石头其实是一块通灵宝玉。而贾平凹的《丑石》中所写的却的的确确是一块石头，一块真正的“丑石”。

《丑石》的故事很像现代版的“和氏璧”，楚国人卞和在山中发现了一块玉璞，他断定其中藏有美玉，先后将其献给厉王和武王，均被玉匠认为只是块石头，他因此获罪而失去了双脚。直到文王继位，才“剖开顽石方知玉，淘尽泥沙始见金”，终于以和氏璧的真面目示人，使它成为一块价值连城的宝玉。相比之下，丑石的命运似乎更悲惨一些。因为和氏璧虽不为普通玉匠所识，却还有卞和的加意珍惜，而丑石却从天上陨落到地上的那一刻起，便遭到了人们的白眼和咒骂。村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它，大A嫌它丑而无用，既不能用来垒墙，也不能用来铺台阶、洗石磨;孩子们也因为它身上的绿苔、黑斑而渐生厌恶之情，想合伙搬走他。对于世俗的种种误解、冷眼，丑石已默默地承受了二三百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因为丑石的异相、丑陋才表明它不同寻常的来历：“它补过天，在天上发过热，闪过光”。即使陨落凡间，它也保持自己的高傲、顽强，而不像一般妁顽石那样用来做墙、做台阶，用来雕刻、捶布，而是在误解中执着地生存。

贾平凹的这篇散文语言直白、朴实，没有在结构上刻意求新，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平平淡淡地将一块石头的遭际娓娓道来。但就是这块丑石却能引起我们心灵上的震撼和共鸣。它不像一般的散文，仅能给我们带来轻松和愉悦，它分明是一篇包含极深人生道理的哲理散文，引人深思。很多人将这篇文章看作贾平凹的夫子自道，其实从那块“丑到极处”又“美到极处”的丑石身上，我们何尝找不到自己的影子?

平凡的我们有时会因为自己没有倾国倾城之貌，没有显赫的家庭而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殊不知一个人真正的动人之处并不在于外表和出身，而是来自内在的涵养以及人格的魅力。每个人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便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即使自己相貌和出身略逊于他人，我们也不必因此而自卑。因为每个人体内都蕴藏着一股巨大的潜能，只要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就会有一番作为和成就。李白曾豪迈地吟咏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我们也应相信天造之才，各有其用，只要我们有充分的自信，就会拥有美丽、完美的人生，因为自信的人身上会闪耀动人的光彩。

人生之路并非全由鲜花、掌声和赞誉铺就，在我们享受成功的喜悦之前必得经过一番砺炼。“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丑石在人间的遭遇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过程呢?古往今来，凡能成就大事的人必先有一番挫折。每个人必须认清自己的能力，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为此而不懈努力。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要学会忍受寂寞，要有丑石的坚韧和顽强，即使受到一时的冷落也坚持自己的理想，不去迎合和俯就世俗的标准。丑石就是因为没有汉白玉的细腻，无法刻字雕花;没有大青石的光滑，无法浣纱捶布而遭到一般世俗的讥讽。

贾平凹《冬景》赏析 篇5

这简直就是一首空灵美妙的诗!

贾平凹的许多散文都充满着这种空灵通脱的意味，让人读过之后，反复品味，流连忘返。贾平凹的散文总洋溢着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平实而又生动，耐人咀嚼。仿佛那人，那树，那山，那水，就在眼前。

散文显现出精美叙事和真切状物的技能。贾平凹很善于多角度地抓取景物，善于捕捉细节，善于用很老道的语言质朴生动地再现生活。作者把在乡村冬景中捕捉到的一些新鲜生动的细节，用冷静从容平淡的语调叙说出来，犹如写意画，费墨不多，却干净利落的勾勒出景物的情态，没有多少渲染，然而那种天寒地冻的感觉却渗入骨髓。如老婆婆和孩子的对话、两个陌生人的对话，朴实无华而又充满生活的情趣与诗意，委婉曲尽，余味无穷，让读者在那银装素裹的世界里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简直就是一首空灵美妙的冬之歌!

文章两个陌生人雪地赏景的对话，委婉曲尽，余味无穷。结尾“两个陌生人,在天地一色的雪地上观赏冬景里的奇景。”可谓点睛之笔，巧妙地表达了作者对冬天的独特感受。冬天庄严而又静穆，它不是生命的衰落或停止，而是在积蓄力量，孕育新生。心灵的热爱，思考的力量，感悟的魅力使得人在这样的冬景中成为奇景。作者眼中的冬景美不胜收，让人热爱。

读贾平凹作品有感 篇6

篇一：贾平凹《废都》读后感

庄之蝶在古都火车站上即将远行而心脏病或脑溢血发作，至今十七年矣。

十七年后，再见庄之蝶，他依然活着。

在此期间，《废都》遭遇了严峻的批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对《废都》的批评成为了重建知识分子身份的一个重要契机：偶然的遭遇战迅速演变为全力以赴的大战，人们终于找到了一架风车：这个叫庄之蝶的人，这个“颓废”、“空虚”、“堕落”的人。十多年后重读对庄之蝶连篇累牍的判词，我能够感到当日诸生诚挚的人文关切，但我也注意到有一件事不言自明地成为了立论的前提：作为文学人物，庄之蝶是知识分子的镜鉴——也不知是不是风月宝鉴，反正，揽镜自照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大受冒犯。

我当然能够体会受到冒犯的情感反应——为了避免很可能发生的误解，我还是首先表明我在一个敏感问题上的观点：我认为《废都》中的“口口口”是一种精心为之的败笔。当贾平凹在稿纸上画下一个个“口”时，他或许受到了弗洛伊德《文明与禁忌》的影响，那本书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人几乎人手一册，通过画出来的空缺，他彰显了禁忌，同时冒犯了被彰显的禁忌，他也的确因此受到了并且活该受到责难。

但是，在我看来，那些空缺并不能将人引向欲望——我坚信这也并非贾平凹的意图，那么他的意图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和我们心中横亘着的庄重道德感开一次狭邪的玩笑?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读过了《废都》，然后读到了福柯，现在，在福柯式的知识背景下，我以为或许可以更准确地了解贾平凹的意图及这个意图在《废都》中的功能。那些“口口口”形成了一种精心制作的“废文本”，贾平凹在此破去了书写的假定性，在那些特定场合，我们对文本的“真实”幻觉被击破：眼前之事被删减和缺省，因而也是被“写”出来的，那么，是谁写了它谁删了它呢?我们当然知道书写和删节皆是贾平凹所为，但就文本的直接效果而言，却是无名之手在书写，另一只无名之手在删节。

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读者都会明白，这些“口口口”是当代出版对于明清艳情小说通行的处理规则，我认为贾平凹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对这种规则本身作出评论，他只是意识到对这种规则的刻意模仿能够达成他的特定意图。

——在此时此刻，我们的目光从人物身上移开，被引入了一个对照的文本序列：简体横排的、被删节的艳情小说和原版的明清艳情小说，贾平凹的意图正在此间，他在整部《废都》中明确地模仿从《金瓶梅》到《红楼梦》的明清小说传统，在此处，自废文本是要凸显这种模仿的当代语境，庄之蝶这个人的根本境遇由此呈现：他或许竟是一个明清文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被删节的、简体横排的明清文人。

——的确非常机巧，在这样的地方我能够领会贾平凹在《废都》中那种错综复杂的才能。但就这件事而言，它或许复杂得失去了控制，且不说它确实很容易被读成一种低级噱头，更重要的是，它使庄之蝶这个人物陷入了真正的道德困境。

注视着眼前这些空缺，我意识到，此时此刻原是古老声音的回响，尽管是喑哑断续的回响，就好比，在这处私室一系列镜子互相映照、繁衍和歪曲，但镜子之间空无一人。

是的，这正是我的感觉：庄之蝶这个人在此时恰恰是不在场的，他从那些“口口”中溜走了。

这才是问题所在。似乎底本已经写定和改定，似乎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不在他的身体和心灵边界之内，似乎他不过是被动地扮演一个“山寨版”的社会和文化角色，似乎他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不能负责。

我认为，那些“口口口”之根本的不道德就在于庄之蝶的这种溜走，这种不负责。贾平凹强烈地感觉到在这个人物的身心之中有些事物是他无力触摸和言说的，他无法让庄之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明确的个人责任乃至公共责任，于是，他机巧地使出腾挪大法，招来昔日幽魂，让这个人变成了不在。

所以，必须注视庄之蝶这个人。他是谁?他如何看待他的世界和他自己，他如何行动如何自我倾诉和倾听?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人们把庄之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展开争论和批评时，批评者们实际上是借此确认自身的知识分子身份，那么，对庄之蝶来说，他的问题是他和我们不像吗?我们又凭什么认为他应该像我们?也许他的问题恰恰在于他太像过于像呢?——这不也是人们感到遭受冒犯的一种理由吗?也许情况更为复杂：庄之蝶是像我们的，但这种“像”不符合我们的自我期许和自我描述，这个人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无法顺畅运行。

但无论如何，贾平凹不应埋怨别人误读了《废都》和庄之蝶，庄之蝶这个人无疑有所指涉：贾平凹给他起个名字叫“庄之蝶”——庄生的蝴蝶，是蝶梦庄生还是庄生梦蝶?谁是蝴蝶谁又是庄生?最直接的答案是，庄之蝶是贾生梦中之蝶，但每个阅读者也有权自认为蝶或自认为生，在这个开放的绵延的镜像系统中，误读是必然之事，也是被作者充分纵容之事。

庄之蝶是既实又虚的，他既是此身此世，也有一种恍兮忽兮，浮生若梦。这种调子直接源于《红楼梦》。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是大观园中一公子吗?是一块遗落的顽石吗?还是一个浇溉灵草的仙人?他都是，都曾是;那么甄宝玉又是谁呢?这个人似是而非，在亦不在。——关于“这一个”如何同时又是广大的无数个，曹雪芹有一种远不同于欧洲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思路，《红楼梦》的天才和魅力就在这虚实相生之间，不能洞晓此际者皆非《红楼》解人;贾平凹是《红楼》解人，他在《废都》中的艺术雄心就是达到那种《红楼梦》式的境界：无限地实，也无限地虚，越实越虚，愈虚愈实。

但想到了和做得到是两码事。二十世纪至今，“红学”蔚为显学，端的是开言不谈红楼梦，虽读诗书也枉然，但相形之下，《红楼梦》对于中国现代以来的小说艺术其实甚少影响——曹雪芹那种眼光几乎是后无来者，大概只有一个张爱玲，但张爱玲的语境、她的上下文与曹雪芹是若有重合的，而其他作家和红学家皆是以自己的上下文去强解《红楼梦》，不学也罢，一学便丑。

然后就是贾平凹，他的上下文和曹雪芹同样不重合，但他做了一件惊人之事，就是创造一种语境，与曹雪芹仍有不同，但在这种语境中《红楼梦》式的眼光竟有了着落。我相信贾平凹是认真地决心要写一部《红楼梦》那样的小说的，评论家的滥调是力戒模仿，但你模仿一个《战争与和平》试试看!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深刻地感受着他与伟大前辈之间的竞争关系，当他暗自对自己说，我要写一部《战争与和平》、写一部《红楼梦》时，他是认真的，他尽知其中的巨大难度。对二十世纪的中国读者来说，任何当代作品中《红楼梦》式的虚至少在叙事层面上都难免装神弄鬼的不诚挚，就《废都》而言，那个口唱段子的拾垃圾的老人就已是勉强的符号，更不用说广受诟病的奶牛思想家和庄之蝶老丈母娘的满天鬼魂;《废都》之虚在艺术上极为冒险，即使是张爱玲也主要是发展了《红楼》遗产中实的一面——顺便说一句，张爱玲的人情洞晓其实是阴毒刻薄的姑嫂博谿，一面是破落贵族，一面是小市民，所谓精致的俗骨。——而贾平凹的虚，也只是在庄之蝶这里令人信服：这个人同时具有此岸和彼岸。

庄之蝶是一位作家——他后来被一群治文学的学者痛加修理不是没道理的——而且他享有巨大的名声，至少在他生活的那个城市，从父母官到贩夫走卒，几乎无人不识庄之蝶。人们熟知、关注、溺爱着他，虽然很少有人搞得清他究竟写了什么。

除了一些应酬文字，我们也不曾见过庄之蝶写什么，也不知道他曾经写过什么，我们只知道他一直力图写一部作品，他一直在为此焦虑，最后他终于要去写了，但这部作品将是什么样子，我们无从想象，或许也就是这部《废都》。他几乎从未谈论过文学或他的写作，尽管他为此以可疑的方式从公家弄到了一套房子，但那房子里的事后来被证明皆是胡扯和胡搞。

也就是说，这个人基本上是有名无实的，红火热闹立于浮名之上。如果我们断定庄之蝶就是生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初，那么，他这一笔巨大的象征性资本应该是来自八十年代，那时的文学声名是有可能达到如此地步的。但是，尽管所有关于《废都》的评论都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分际上下手，但在《废都》内部，庄之蝶其实从未流露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他并无八十年代之乡愁;有太多的论者在他身上搜寻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身份和精神变化的征兆，并在一种集体建构的历史论述中以时代的变迁解释他的生活和命运，但庄之蝶本人对此似乎毫无领会。他通常是在另一个层面上领会自身：一种浩大难逃的宿命。似乎《废都》如《红楼梦》仅仅是一个世间故事，久已有之并将继续流传，并不属于特定年代——这是非历史，但也是非历史的历史化，贾平凹寻求的不是以历史解释人，而是以人的恒常的命运和故事应对变化的历史，在这一点上，他与八十年代末的“新写实”一起，开启了当代文学的重大转向。但贾平凹与“新写实”又有根本不同：他的“恒常”不仅是生活被勘探的底子和被发现的“真相”，更是一个文化和意义的空间。

恒常如新。十七年后重读《废都》，我感觉 庄之蝶先生很像一个现在的人——也许比九十年代初更像，他是一个“百家讲坛”上的说书人，一个“名人”，他戴着他的光环游走于世间，精于象征性资本的运作和增值。他也很像一个传统生态下的“文人”：结交达官，掺和政事，诗酒酬唱，访僧问卜，寻香猎艳，开设书肆，等等，就差开坛讲学了。

如任何名人一样，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食客”——一条社会生物链，在这个链条上，各个环节相互依存，有“食客”在，庄之蝶才成其为“名人”，庄之蝶反过来必须提供和分配“食物”，他像个小朝廷的君主或小帮会的大哥，他当然不能去打人，但他显然有义务“罩”着兄弟们，带领兄弟们参与更大范围的社会交换。

一部《废都》是一张关系之网。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合，人在社会关系中获得他的本质，马克思的教诲贾平凹同志是深刻地领会了。《废都》一个隐蔽的成就，是让广义的、日常生活层面的社会结构进入了中国当代小说，这个结构不是狭义的政治性的，但却是一种广义的政治，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如何在利益、情感、能量、权力的交换中实现自组织，并且生成着价值，这些价值未必指引着我们的言说，但却指引着我们的行动和生活。

——这种结构或许就是生活的本质和常态，它并非应然，但确是实然，而认识实然应是任何思考和批判的出发点。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贾平凹的这份洞见，我们可能都把这视为自然之事，以至它无法有效地进入我们的意识;更可能的是，在一套对生活的现成论述中，这种结构被忽略了被径自超越了。比如，对《废都》的另一种诟病恰恰就是，贾平凹并不了解城市生活，他笔下的城市更近于一个巨大的农村。

对此，贾平凹也算是自食其果——他大概是中国作家中最长于动员误解的一个——他反反复复地强调自己是个农民，时刻准备退守到农民的堑壕中自我保护——谁能欺负一个自称农民的人呢?但是，让我们放过城市生活中那些浮云般的符号、时尚和经验表象，直接回到最基本的层面：这里不正是声名、利益、财富、雄心、欲望的集散之地吗?那么，有谁能说贾平凹不曾透彻地领会和理解这一切呢?

乡村无故事——不要忘记，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从三言二拍到《红楼梦》，没有一部是“农村题材”，乡村中人走出去，进入现代境遇，或者现代性降临乡村，乡村才能够成为小说想象力的对象——贾平凹在《秦腔》中证明，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

贾平凹早期作品赏析 篇7

所谓新词语,是指内容新、形式新,原来的词汇系统中没有或虽有但内容是全新的词语。新词语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它能直观迅速地反映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社会发展的时期往往也是新词语产生的高峰时期。鲁迅早期的文言创作和翻译正值西方列强入侵之时,西方的新思想、新事物随之传入中国,对当时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早期文言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新词语”。

二.用文言语素创造出的新词来指称新事物、新现象

人们创造新词语作为新事物、新现象的名称时,总是以自己所认识的新事物、新现象的某些最能引起联想的性状特征为根据的,而人们从什么角度观察新事物,如何认识新现象的特征,以及产生何种联想,也都是由文化心理结构来决定的。新词语大都是旧词语的转化或组合,而人们在创造新词语时,以哪些旧词语为材料,用什么方法使之转化或组合,终究也还是由文化心理结构来决定的。所以,造词心理是文化心理的反映,独特的文化心理常常是通过词的“内部形式”表现出来的。从充满新奇感的新名词的创作过程中,去体验作者对西方文化所产生的新奇感受和心理状态———这正是中西文化在这个特定人物心灵上碰撞、交融所留下的生动迹印。下面以鲁迅作品中有典型意义的词语为对象,追踪其产生和演变的过程,来展示文言文本语境下汉语词汇走向现代的足迹。

“个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被人们言说最多的词。“个人”一语作为西方近代观念的引入,开始于1899年严复用“小己”对Individual的中文翻译,梁启超1903年在日本发表《中国之旧史学》、《论权利思想》、《论私德》等文章时,开始第一次使用“个人”一词,1904年,王国维在《叔本华与尼采》中,称尼采学说为“绝对之个人主义”。从1903、1904年“个人”的引进中国,到1908年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正好如鲁迅所说“入中国未三四年”。鲁迅介绍说:

而19世纪末之重个人,则吊诡殊恒,尤不能与往者比论。试案尔时人性,莫不绝异其前,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

“自识”、“我执”、“主己”,前两者为佛教用语,曾是章太炎《民报》时期的文章中的关键词,不过在他的表述中,两者并非同一级别的词,“自识”与“自性”同属作为真如的圆成实自性,而“我执”则为偏计所执自性或依他起自性,前者为真理,后者则为要破除的对象,(章太炎,1985:403-429)但在鲁迅这里,两者与“主己”同属所要肯定的对象。这篇文章中鲁迅以较大的篇幅介绍施蒂纳的思想:

德人斯契纳尔(M.Stirner)乃先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众意表现为法律,吾即受其束缚,虽曰为我之舆台,顾同是舆台耳。去之奈何?曰:在绝义务,义务废绝,而法律与偕亡矣。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

鲁迅对施蒂纳思想的转述,有两组关键词,一是“进步”、“自由”、“国家”、“法律”,这是西方启蒙主义观念及其制度理念,一是“己”、“自性”、“此我”、“我性”等带有精神性的中国传统语汇,这是鲁迅对施蒂纳的“唯一者”的中文转述。值得注意的是,施蒂纳的“唯一者”由于剥去了关于人的任何外在的抽象观念,其内在并不是精神性的存在,而是具体、现实、活生生的肉体存在,当鲁迅以“己”、“自性”、“我性”等带有精神性的中国传统语汇去解释它的时候,其中无疑带入了对“我”的内在精神性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初,鲁迅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一系列文章《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中有关基督教词汇出现的频率之高,出乎我们的意料。

《摩罗诗力说》全文共九节,据日本学者考证,除前三节和第九节后半部分外,其余部分大多为翻译。鲁迅所以译著此文,是痛感中国传统文化之堕落,国民精神之委靡,而欲借异邦之新声,力图疗救国民,呼唤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摩罗诗力说》中大量出现的基督教词汇,表明了鲁迅对基督教的接受与《摩罗诗力说》的创作想像力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一些基督教的意象、叙述模式已经渗透到了鲁迅的文章之中,而这种渗透还隐藏在他后来的一些具体创作实践当中。“摩罗”是古代印度梵语Māra一词的音译,希伯莱语《圣经》叫作“撒旦”,原意是“仇敌”或“图谋反叛者”。他原为天上的天使长,后来因嫉妒上帝而反抗上帝,便被打入地狱而成为“魔鬼之王”,成为创世以来最初的叛逆者。19世纪初,诗人拜伦,英国社会的叛逆者,由于行为惊世骇俗,被时人视为“恶魔”,用“摩罗”来称呼他。浪漫主义里的“摩罗诗人”又称“撒旦派诗人”,该词来源于骚塞(Southey)的《末日审判的幻景》前言,它把拜伦、雪莱和亨特等一类作家称为“撒旦派”。撒旦派诗人以打乱《圣经》固定阐释模式的方式来反抗压制人们想像力的一切束缚,因为它给人们提供有条理的和谐的世界观并成为压制人们自由思想和自由想像力的有效工具。鲁迅推出英国“摩罗诗人”的背后隐藏着双重的文化策略,这也是他对“摩罗精神”含义的延伸和变形:一方面“摩罗精神”使人对既有的权威机制和思维模式进行“反抗”,并且在反抗中使人自觉“个体生命力的价值”,通过强烈的自我意识的树立从传统的“铁屋”中解放出来。鲁迅希望这种反抗力量也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生长,能够使人建构个体的新观念“人格有己”、“朕归于我”,以自己的判断分辨善恶,而不被以往的“价值”所左右。这是鲁迅笔下的“摩罗精神”的第一重意义:个体的拯救。另一方面,鲁迅的“摩罗诗人”还要执行历史“拯救”的功能。它会使“萧条”状态的历史震惊,使“沉思”着的灵魂“觉醒”。因为鲁迅对个体意识的呼唤还是以民族危机感为前提的,摩罗的到来、个体的反抗和觉醒会拯救危机中的民族,为的是打破传统历史上的宗法等级观念和僵死的旧思想。这是鲁迅的“摩罗诗人”与其原意有所不同之处。如果用《圣经》的人物原型作为参照,那么“摩罗”除了扮演撒旦之外,他还执行了旧约式的“弥赛亚”(“救主”之意)的功能。“弥赛亚”一词来自《旧约》: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虽然遭到列国的欺压,甚至有灭绝的危险,然而神通过弥赛亚消灭了一切敌国,建立起新的国度。这种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救世主形象也渗透于鲁迅所塑造的“摩罗诗人”之中。总之,在鲁迅那里,“摩罗诗人”执行着双重功能:个体信仰的确立与民族救亡。西方浪漫主义诗人曾经通过塑造“拜伦式英雄”,以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和渴求自由解放的反叛冲动追求主体性的自我认同,他是孤独、忧郁的化身,对自由持有无限的渴望。同样,鲁迅所期待的“摩罗诗人”和“拜伦式英雄”仍带着这种现代性思考的成分,但又是与他的民族救亡思想分不开的,因此鲁迅的“摩罗诗人”还有旧约式的、民族的“弥赛亚”的成分,在形而上的个体性思考和对终极问题的深思背后隐藏着对现实的强烈忧患意识。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新造了“意力”一词:

顾至十九世纪垂终,则理想为之一变。明哲之士,反省于内面者深,因以知古人所设具足调协之人,决不能得之今世;惟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其理想:其为人格,如是焉耳。故如勖宾霍尔所张主,则以内省诸己,豁然贯通,因曰意力为世界之本体也;尼之所希冀,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伊勃生之所描写,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万众不慑之强者也。

鲁迅是以“意力”翻译叔本华和尼采哲学的“意志”概念,同时用儒学术语“内省诸己”、“豁然贯通”来表达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哲学,这是一个绝妙的嫁接,对“意志”这一概念进行了意义上的改造。可以看出,鲁迅无措意于“意志”的形而上学旨趣,而看中了其中的“生命力”内涵。换言之,“意志”概念对于他来说就是“生命力”,他拿来“意志”,是要为委顿的国民性输入刚健动进的动力因素。对“力”的置重和强调,是晚清的一个普遍思潮,如谭嗣同的“心力”,严复的“民力”,在此视角中,鲁迅的“意力”正汇入晚清的这一普遍思潮。

三.用音译或音译加上补充说明成分创造出的新词来指称新事物、新现象

文言为主导语言时期,鲁迅还是一个在林纾、严复、梁启超等先辈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文艺创作和翻译的新手,在语言运用上,也必然受到他们的影响。梁启超的文章好用日本名称或日本所译的西洋词,年轻的鲁迅也常作效法。鲁迅的译文中出现了一些音译词,如《月界旅行》中的“众视其人,则躯干短小,鬓如羚羊,即美国所谓‘哥佚髯也’”;《地底旅行》中的“跌得”、“迷黎”、“呵黎夫卡”、“佛额”等,因为译文中对这些音译词没有加注,所以粗粗一看简直不能懂。后对照英译本才得知:“哥佚髯”是英文goatee的音译词。尺(foot)译为“趺得”,里(mile)变为“迷黎”,橄榄(olives)译为“呵黎夫卡”,无花果(figs)译为“佛额”。在鲁迅文言翻译作品中常常用音译或音译加上补充说明成分来填补词语空缺,指称新事物、新现象。

(一)对于外国的人名、地名以及物名采用音译。

1.列曼为博物学士,甚有盛名,矿物、地质两科,尤为生平得意之学。(《月界旅行》)

2.至于亚美利加独立战争一事,连孩子也晓得是惊天动地,应该时时记得,永远不忘的。今且不说,单说那独立战争时,合众国中,有一个麦烈兰国,其首府名曰拔尔祛摩,是个有名街市。(《月界旅行》)

3.所以连欧洲新发明的“安脱仑格”“排利造”“波留”等有名大炮也不免要退避三舍了。(《月界旅行》)

(二)对于中国没有或与中国不同的事物用音译加上补充说明成分来填补词语空缺。

1.故太阴周回地球,共距离远近不相等。天文家有谓“胚利其”(意即月球运行时与地球最近之处)或“爱薄其”(意即月球运行时与地球最远之处)者即此。(《月界旅行》)

2.这是纪元千八百三十二年顷,法国化学家勃辣工拿氏发明的名曰“奇录特因”。到千八百四十二年,舍密家司空培英氏始用之战争,那叫“幅录奇儿”的,就是此物了。(“幅录奇儿”译言“棉花火药”)

四.结语

在文言文本语境下,面对西方文化中的新思想、新事物,鲁迅的翻译和创作通过运用文言语素创造新词、音译词或音译加上补充说明成分创造新词来指称新思想、新事物。文言文本语境及其语用策略形成了鲁迅文言时期的思想文化论文以及翻译作品语言特有的时代内涵以及过渡形态特征,这一时期语言的冲突与矛盾体现了鲁迅思想和思维上内在的冲突与矛盾,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与矛盾。鲁迅文言作品中的词汇的混杂色彩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传统语言迈向现代所必经的阶段。

摘要：在近现代中西文化的强烈碰撞中,面对西方文化中的新思想、新事物,在文言文本语境下,鲁迅早期的翻译和创作作品中出现了“新词语”的现象。文章对鲁迅早期文言作品中一些有典型意义的“新词语”的用法及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鲁迅,文言作品,新词语

参考文献

贾平凹早期作品赏析 篇8

关键词：鲁迅 文言作品 新词语

一.引言

所谓新词语，是指内容新、形式新，原来的词汇系统中没有或虽有但内容是全新的词语。新词语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它能直观迅速地反映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社会发展的时期往往也是新词语产生的高峰时期。鲁迅早期的文言创作和翻译正值西方列强入侵之时，西方的新思想、新事物随之传入中国，对当时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早期文言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新词语”。

二.用文言语素创造出的新词来指称新事物、新现象

人们创造新词语作为新事物、新现象的名称时，总是以自己所认识的新事物、新现象的某些最能引起联想的性状特征为根据的，而人们从什么角度观察新事物，如何认识新现象的特征，以及产生何种联想，也都是由文化心理结构来决定的。新词语大都是旧词语的转化或组合，而人们在创造新词语时，以哪些旧词语为材料，用什么方法使之转化或组合，终究也还是由文化心理结构来决定的。所以，造词心理是文化心理的反映，独特的文化心理常常是通过词的“内部形式”表现出来的。从充满新奇感的新名词的创作过程中，去体验作者对西方文化所产生的新奇感受和心理状态——这正是中西文化在这个特定人物心灵上碰撞、交融所留下的生动迹印。下面以鲁迅作品中有典型意义的词语为对象，追踪其产生和演变的过程，来展示文言文本语境下汉语词汇走向现代的足迹。

“个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被人们言说最多的词。“个人”一语作为西方近代观念的引入，开始于1899年严复用“小己”对Individual的中文翻译，梁启超1903年在日本发表《中国之旧史学》、《论权利思想》、《论私德》等文章时，开始第一次使用“个人”一词，1904年，王国维在《叔本华与尼采》中，称尼采学说为“绝对之个人主义”。从1903、1904年“个人”的引进中国，到1908年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正好如鲁迅所说“入中国未三四年”。鲁迅介绍说：

而19世纪末之重个人，则吊诡殊恒，尤不能与往者比论。试案尔时人性，莫不绝异其前，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

“自识”、“我执”、“主己”，前两者为佛教用语，曾是章太炎《民报》时期的文章中的关键词，不过在他的表述中，两者并非同一级别的词，“自识”与“自性”同属作为真如的圆成实自性，而“我执”则为偏计所执自性或依他起自性，前者为真理，后者则为要破除的对象，（章太炎，1985：403-429）但在鲁迅这里，两者与“主己”同属所要肯定的对象。这篇文章中鲁迅以较大的篇幅介绍施蒂纳的思想：

德人斯契纳尔（M.Stirner）乃先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众意表现为法律，吾即受其束缚，虽曰为我之舆台，顾同是舆台耳。去之奈何？曰：在绝义务，义务废绝，而法律与偕亡矣。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

鲁迅对施蒂纳思想的转述，有两组关键词，一是“进步”、“自由”、“国家”、“法律”，这是西方启蒙主义观念及其制度理念，一是“己”、“自性”、“此我”、“我性”等带有精神性的中国传统语汇，这是鲁迅对施蒂纳的“唯一者”的中文转述。值得注意的是，施蒂纳的“唯一者”由于剥去了关于人的任何外在的抽象观念，其内在并不是精神性的存在，而是具体、现实、活生生的肉体存在，当鲁迅以“己”、“自性”、“我性”等带有精神性的中国传统语汇去解释它的时候，其中无疑带入了对“我”的内在精神性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初，鲁迅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一系列文章《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中有关基督教词汇出现的频率之高，出乎我们的意料。

《摩罗诗力说》全文共九节，据日本学者考证，除前三节和第九节后半部分外，其余部分大多为翻译。鲁迅所以译著此文，是痛感中国传统文化之堕落，国民精神之委靡，而欲借异邦之新声，力图疗救国民，呼唤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摩罗诗力说》中大量出现的基督教词汇，表明了鲁迅对基督教的接受与《摩罗诗力说》的创作想像力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一些基督教的意象、叙述模式已经渗透到了鲁迅的文章之中，而这种渗透还隐藏在他后来的一些具体创作实践当中。“摩罗”是古代印度梵语Māra一词的音译，希伯莱语《圣经》叫作“撒旦”，原意是“仇敌”或“图谋反叛者”。他原为天上的天使长，后来因嫉妒上帝而反抗上帝，便被打入地狱而成为“魔鬼之王”，成为创世以来最初的叛逆者。19世纪初，诗人拜伦，英国社会的叛逆者，由于行为惊世骇俗，被时人视为“恶魔”，用“摩罗”来称呼他。浪漫主义里的“摩罗诗人”又称“撒旦派诗人”，该词来源于骚塞（Southey）的《末日审判的幻景》前言，它把拜伦、雪莱和亨特等一類作家称为“撒旦派”。撒旦派诗人以打乱《圣经》固定阐释模式的方式来反抗压制人们想像力的一切束缚，因为它给人们提供有条理的和谐的世界观并成为压制人们自由思想和自由想像力的有效工具。鲁迅推出英国“摩罗诗人”的背后隐藏着双重的文化策略，这也是他对“摩罗精神”含义的延伸和变形：一方面“摩罗精神”使人对既有的权威机制和思维模式进行“反抗”，并且在反抗中使人自觉“个体生命力的价值”，通过强烈的自我意识的树立从传统的“铁屋”中解放出来。鲁迅希望这种反抗力量也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生长，能够使人建构个体的新观念“人格有己”、“朕归于我”，以自己的判断分辨善恶，而不被以往的“价值”所左右。这是鲁迅笔下的“摩罗精神”的第一重意义：个体的拯救。另一方面，鲁迅的“摩罗诗人”还要执行历史“拯救”的功能。它会使“萧条”状态的历史震惊，使“沉思”着的灵魂“觉醒”。因为鲁迅对个体意识的呼唤还是以民族危机感为前提的，摩罗的到来、个体的反抗和觉醒会拯救危机中的民族，为的是打破传统历史上的宗法等级观念和僵死的旧思想。这是鲁迅的“摩罗诗人”与其原意有所不同之处。如果用《圣经》的人物原型作为参照，那么“摩罗”除了扮演撒旦之外，他还执行了旧约式的“弥赛亚”（“救主”之意）的功能。“弥赛亚”一词来自《旧约》：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虽然遭到列国的欺压，甚至有灭绝的危险，然而神通过弥赛亚消灭了一切敌国，建立起新的国度。这种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救世主形象也渗透于鲁迅所塑造的“摩罗诗人”之中。总之，在鲁迅那里，“摩罗诗人”执行着双重功能：个体信仰的确立与民族救亡。西方浪漫主义诗人曾经通过塑造“拜伦式英雄”，以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和渴求自由解放的反叛冲动追求主体性的自我认同，他是孤独、忧郁的化身，对自由持有无限的渴望。同样，鲁迅所期待的“摩罗诗人”和“拜伦式英雄”仍带着这种现代性思考的成分，但又是与他的民族救亡思想分不开的，因此鲁迅的“摩罗诗人”还有旧约式的、民族的“弥赛亚”的成分，在形而上的个体性思考和对终极问题的深思背后隐藏着对现实的强烈忧患意识。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新造了“意力”一词：

顾至十九世纪垂终，则理想为之一变。明哲之士，反省于内面者深，因以知古人所设具足调协之人，决不能得之今世；惟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其理想：其为人格，如是焉耳。故如勖宾霍尔所张主，则以内省诸己，豁然贯通，因曰意力为世界之本体也；尼之所希冀，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伊勃生之所描写，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万众不慑之强者也。

鲁迅是以“意力”翻译叔本华和尼采哲学的“意志”概念，同时用儒学术语“内省诸己”、“豁然贯通”来表达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哲学，这是一个绝妙的嫁接，对“意志”这一概念进行了意义上的改造。可以看出，鲁迅无措意于“意志”的形而上学旨趣，而看中了其中的“生命力”内涵。换言之，“意志”概念对于他来说就是“生命力”，他拿来“意志”，是要为委顿的国民性输入刚健动进的动力因素。对“力”的置重和强调，是晚清的一个普遍思潮，如谭嗣同的“心力”，严复的“民力”，在此视角中，鲁迅的“意力”正汇入晚清的这一普遍思潮。

三.用音译或音译加上补充说明成分创造出的新词来指称新事物、新现象

文言为主导语言时期，鲁迅还是一个在林纾、严复、梁启超等先辈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文艺创作和翻译的新手，在语言运用上，也必然受到他们的影响。梁启超的文章好用日本名称或日本所译的西洋词，年轻的鲁迅也常作效法。鲁迅的译文中出现了一些音译词，如《月界旅行》中的“众视其人，则躯干短小，鬓如羚羊，即美国所谓‘哥佚髯也’”；《地底旅行》中的“跌得”、“迷黎”、“呵黎夫卡”、“佛额”等，因为译文中对这些音译词没有加注，所以粗粗一看简直不能懂。后对照英译本才得知：“哥佚髯”是英文goatee的音译词。尺（foot）译为“趺得”，里（mile）变为“迷黎”，橄榄（olives）译为“呵黎夫卡”，无花果（figs）译为“佛额”。在鲁迅文言翻译作品中常常用音译或音译加上补充说明成分来填补词语空缺，指称新事物、新现象。

（一）对于外国的人名、地名以及物名采用音译。

1.列曼为博物学士，甚有盛名，矿物、地质两科，尤为生平得意之学。（《月界旅行》）

2.至于亚美利加独立战争一事，连孩子也晓得是惊天动地，应该时时记得，永远不忘的。今且不说，单说那独立战争时，合众国中，有一个麦烈兰国，其首府名曰拔尔祛摩，是个有名街市。（《月界旅行》）

3.所以连欧洲新发明的“安脱仑格”“排利造”“波留”等有名大炮也不免要退避三舍了。（《月界旅行》）

（二）对于中国没有或与中国不同的事物用音译加上补充说明成分来填补词语空缺。

1.故太阴周回地球，共距离远近不相等。天文家有谓“胚利其”（意即月球运行时与地球最近之处）或“爱薄其”（意即月球运行时与地球最远之处）者即此。（《月界旅行》）

2.這是纪元千八百三十二年顷，法国化学家勃辣工拿氏发明的名曰“奇录特因”。到千八百四十二年，舍密家司空培英氏始用之战争，那叫“幅录奇儿”的，就是此物了。（“幅录奇儿”译言“棉花火药”）

四.结语

在文言文本语境下，面对西方文化中的新思想、新事物，鲁迅的翻译和创作通过运用文言语素创造新词、音译词或音译加上补充说明成分创造新词来指称新思想、新事物。文言文本语境及其语用策略形成了鲁迅文言时期的思想文化论文以及翻译作品语言特有的时代内涵以及过渡形态特征，这一时期语言的冲突与矛盾体现了鲁迅思想和思维上内在的冲突与矛盾，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与矛盾。鲁迅文言作品中的词汇的混杂色彩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传统语言迈向现代所必经的阶段。

参考文献

[1]章太炎.《建立宗教论》和《人无我论》[A].章太炎全集（四）[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