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小说主要特色

贾平凹的小说主要特色（通用7篇）

贾平凹的小说主要特色 篇1

贾平凹长篇小说特色

上个世纪以后，贾平凹作品逐渐向长篇小说转型，先后创作出《浮躁》、《废都》、《秦腔》等享誉盛名的小说，尤其是《废都》风行一时，出版后甚至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贾平凹长篇小说的写作特色是什么呢?

上个世纪以后，贾平凹作品逐渐向长篇小说转型，先后创作出《浮躁》、《废都》、《秦腔》等享誉盛名的小说，尤其是《废都》风行一时，出版后甚至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秦腔》使贾平凹的作品达到了空谷无人的境界，在表现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巨大变化的同时，写下“中国一等伤心人”的辛酸之情，是一部具史诗性意义的作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毋庸讳言，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思想独到、艺术创新、论述深入，而其作品所存在的局限性及困惑也不容忽视，因此，集中研究其长篇小说叙事特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特色一、追求自然

贾平凹曾在对话《土门》中说，他目前运用的写法，是以聊天的形式说话，一言以概之，说明贾平凹在创作长篇小说时追求自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首先是小说叙述人的隐藏，贾平凹认为，传统的叙述中，叙述者站在人群前或者站在台子上，不免会哗众取宠，拿腔作势。而让他从台子上下来，站在人群中，就会正常而真诚的说话。所以，创作中贾平凹巧妙隐藏叙述者，让人感觉不到在“做”，自然无为。《土门》和《病相报告》中，或采用单一人物视角进行叙述，或转换不同的人物视角，作者在叙述者的强调、选择方面都独具匠心。《废都》中则选择了隐含的叙述者，如奶牛的思考一段，就可视为作者自己的声音。到了《白夜》中，这种叙述者基本上实现完全隐形，叙述与人物故事一起自然而然的随意铺开，混沌苍茫，接近“浑圆”，也许并不是十分的光彩夺目，但是你很难找到其中凹凸不平的地方，类似中国园林那样，静立于此，与曲径游廊、亭榭楼阁共同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贾平凹的作品多是记叙生活琐事，鲜有情节，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故事，过多的设置情节就会直接消灭真实，这种原生态的记叙手法正是写出了真实而流动的生活。像《西京》中，洋洋洒洒30万字，通篇描绘的都是西京一群人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邻里纠纷、送往迎来、婚姻朋友等，没有主线，让读者感受到扑面而来具有浓郁烟火气息的原汁原味的生活。论述形式上，贾平凹也是奉行“无技巧”的原则，力求自然呈现，平平常常的说话，乘兴而行，从容不迫。贾平凹的自然叙述开拓了一条崭新的表达形式，可以使读者有话要说产生共鸣，但是也不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这种信马由缰的写法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小说的好看性，贾平凹也强调他的.作品应该读慢些。二是意象难以张扬。作者在创作时为追求自然而对生活流程很少选择和加工，人物常会淹没在生活中而面目模糊，形象不具突出性。三是叙述者的完全消失，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思想上的震撼，读者常会如作品中描绘的人物一样，在生活海洋中迷失 [1]。

特色二、意象构造

贾平凹的作品中意象鲜活、意蕴深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类。首先是自然意象，作者想象力丰富，选择的自然意象也缤纷多彩，如《废都》中的四个太阳、奇花，《高老庄》中的飞碟，《白夜》中的大蜥蜴及虱子等，在作者主观思想的熏染下具有丰富内涵。其次是人和事的意象。如《废都》中庄之蝶，《高老庄》中西夏、高子路，《土门》中梅梅和成义等，这些人物或为平凡人，或具传奇性，或为主角，无论是哪一种，作者在塑造时都寄寓了不同的文化思考。情节意象不可或缺，如《废都》中的四个太阳使人们感到恐慌;《土门》中球迷骚乱事件，明王演出;《怀念狼》中人狼互变，这些都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深化主题。最后是民俗意象。《商州》中民间刺绣、吴氏庙、华山庙会;《废都》中的埙、清虚庵、四合院等，这些意象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及民俗意义，也富含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在看到作品表象丰富的同时，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应注意，简言之，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碎片连缀的情节结构会消解作品故事性，减弱可读性。贾平凹也说，需要对小说观念进行一定改造，张扬意象。二是营造意象时或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产生一定矛盾。《怀念狼》一文中人物基本上成为作者传达理念的载体或符号，笔者认为，一部作品，只有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心灵深度，才能更好地接受历史检验，贾平凹认为这是“另一路”写法，但是尽管如此，意象的营造与人物的塑造之间如何和谐共生，相辅相成，是亟须解决的创作难题。三是：意象营造时“度”的把握。贾平凹于作品中多次提到要将形而上结合形而下，在《怀念狼》中，又谈及 “以实写虚”的问题，这两者其实都在说如何将意与象完美融合，营造意象时两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为最佳结果，其次是凭意胜或者以象胜，而贾平凹的作品意象之间常出现顾此失彼，不能实现最佳，因而创作时贾平凹应注意意象之间这个“度”的把握[2]。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厚重独特，影响深远，其叙事特色鲜明独到，对中国传统文化诚创突破、革故鼎新，并依据西方美学观念转化传统，尽力挣脱其消极影响，，为中国文学的民族化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对当代文学创作具有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

贾平凹近作崂山太清宫

即便没有太清宫,崂山也是道山。因为崂山只有两种颜色:乱起的白石河石缝里的绿木;白而虚,绿而静,正是“虚白道可集,静专神自归”的意思。

先有了道山,再有了太清宫;来太清宫修行的就非常多,有人,也有树,树比人多。

树在宫院里似乎都随便站着,仔细看看,又都有方位。那些枝粗枝高的,每个院落里都有,或单独挺立,挺立成一个建筑,或两个并排,树身隆着从上而下的条楞, 如绷紧的肌肉,或五六个集中了,一起往上长,却枝叶互不交错。这些树极其威严,碰着了只能仰视。而更多的树,是年轻的,也努力的向上长,它们的皮纹细致, 如瓷的冰裂,还泛一种暗红色,可能是数量多的缘故吧,前边院子里有,后边院子里又有,感觉他们一直在走动,于你的注意中某一个就蓦然地站住了。有的树已经很大了,却周围一圈小树,以为是新栽的,其实是自生的,大树枝叶扑拉下来,遮得看不到天空,而小树的叶子涂过蜡一般,闪着光亮,如是一堆眼睛,那是长者给幼者交代事情吗?这样的树只能远远看着,不好意思近去。当然也有或仄或卧的树了,他们多在墙角和塄沿,太阳照着,悄无声息的打盹。也有老树,树干开裂,如敞了怀,那黝黑的粗桩上新生了一层叶子,几乎没有风来,叶子也在反复,像是会心地无声地笑。每个院落的窗前就是那些小树了,枝叶鲜亮,态度温柔。而院墙之外,小路拐弯处,那些树就不严肃了,枝条拉扯,藤蔓纠结,蝉也在其中嘶鸣,只待着宫里的钟声一响,才安静下来。

六月十五日的上午,我走了一趟太清宫,走着走着,恍惚里我也走成了一棵树,是一棵小叶银杏。当时一只鸟就在我头顶上空叫,我怔了一下,并不知鸟在叫什么。

贾平凹的小说主要特色 篇2

关键词：贾平凹,长篇小说,叙事特色

上个世纪以后, 贾平凹作品逐渐向长篇小说转型, 先后创作出《浮躁》、《废都》、《秦腔》等享誉盛名的小说, 尤其是《废都》风行一时, 出版后甚至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 《秦腔》使贾平凹的作品达到了空谷无人的境界, 在表现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巨大变化的同时, 写下“中国一等伤心人” 的辛酸之情, 是一部具史诗性意义的作品,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毋庸讳言,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思想独到、艺术创新、论述深入, 而其作品所存在的局限性及困惑也不容忽视, 因此, 集中研究其长篇小说叙事特色,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追求自然

贾平凹曾在对话《土门》中说, 他目前运用的写法, 是以聊天的形式说话, 一言以概之, 说明贾平凹在创作长篇小说时追求自然,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首先是小说叙述人的隐藏, 贾平凹认为, 传统的叙述中, 叙述者站在人群前或者站在台子上, 不免会哗众取宠, 拿腔作势。而让他从台子上下来, 站在人群中, 就会正常而真诚的说话。所以, 创作中贾平凹巧妙隐藏叙述者, 让人感觉不到在“做”, 自然无为。《土门》和《病相报告》中, 或采用单一人物视角进行叙述, 或转换不同的人物视角, 作者在叙述者的强调、选择方面都独具匠心。《废都》中则选择了隐含的叙述者, 如奶牛的思考一段, 就可视为作者自己的声音。到了《白夜》中, 这种叙述者基本上实现完全隐形, 叙述与人物故事一起自然而然的随意铺开, 混沌苍茫, 接近“浑圆”, 也许并不是十分的光彩夺目, 但是你很难找到其中凹凸不平的地方, 类似中国园林那样, 静立于此, 与曲径游廊、亭榭楼阁共同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贾平凹的作品多是记叙生活琐事, 鲜有情节, 他认为, 生活本身就是故事, 过多的设置情节就会直接消灭真实, 这种原生态的记叙手法正是写出了真实而流动的生活。像《西京》中, 洋洋洒洒30万字, 通篇描绘的都是西京一群人的日常生活, 生老病死、邻里纠纷、送往迎来、 婚姻朋友等, 没有主线, 让读者感受到扑面而来具有浓郁烟火气息的原汁原味的生活。论述形式上, 贾平凹也是奉行“无技巧”的原则, 力求自然呈现, 平平常常的说话, 乘兴而行, 从容不迫。贾平凹的自然叙述开拓了一条崭新的表达形式, 可以使读者有话要说产生共鸣, 但是也不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这种信马由缰的写法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小说的好看性, 贾平凹也强调他的作品应该读慢些。二是意象难以张扬。作者在创作时为追求自然而对生活流程很少选择和加工, 人物常会淹没在生活中而面目模糊, 形象不具突出性。三是叙述者的完全消失, 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思想上的震撼, 读者常会如作品中描绘的人物一样, 在生活海洋中迷失[1]。

二、意象构造

贾平凹的作品中意象鲜活、意蕴深刻, 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类。首先是自然意象, 作者想象力丰富, 选择的自然意象也缤纷多彩, 如《废都》中的四个太阳、奇花, 《高老庄》中的飞碟, 《白夜》中的大蜥蜴及虱子等, 在作者主观思想的熏染下具有丰富内涵。其次是人和事的意象。如《废都》中庄之蝶, 《高老庄》中西夏、高子路, 《土门》中梅梅和成义等, 这些人物或为平凡人, 或具传奇性, 或为主角, 无论是哪一种, 作者在塑造时都寄寓了不同的文化思考。情节意象不可或缺, 如《废都》中的四个太阳使人们感到恐慌;《土门》中球迷骚乱事件, 明王演出;《怀念狼》 中人狼互变, 这些都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深化主题。最后是民俗意象。《商州》中民间刺绣、吴氏庙、华山庙会; 《废都》中的埙、清虚庵、四合院等, 这些意象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及民俗意义, 也富含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在看到作品表象丰富的同时, 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应注意, 简言之, 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碎片连缀的情节结构会消解作品故事性, 减弱可读性。贾平凹也说, 需要对小说观念进行一定改造, 张扬意象。二是营造意象时或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产生一定矛盾。《怀念狼》一文中人物基本上成为作者传达理念的载体或符号, 笔者认为, 一部作品, 只有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心灵深度, 才能更好地接受历史检验, 贾平凹认为这是“另一路”写法, 但是尽管如此, 意象的营造与人物的塑造之间如何和谐共生, 相辅相成, 是亟须解决的创作难题。三是:意象营造时“度” 的把握。贾平凹于作品中多次提到要将形而上结合形而下, 在《怀念狼》中, 又谈及“以实写虚”的问题, 这两者其实都在说如何将意与象完美融合, 营造意象时两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为最佳结果, 其次是凭意胜或者以象胜, 而贾平凹的作品意象之间常出现顾此失彼, 不能实现最佳, 因而创作时贾平凹应注意意象之间这个“度”的把握[2]。

结束语: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厚重独特, 影响深远, 其叙事特色鲜明独到, 对中国传统文化诚创突破、革故鼎新, 并依据西方美学观念转化传统, 尽力挣脱其消极影响, , 为中国文学的民族化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也对当代文学创作具有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赵小丽.论贾平凹长篇小说的人性表征[D].天津师范大学, 2006.

贾平凹的小说主要特色 篇3

一、贾平凹创作历程中的困惑与求变

纵观贾平凹的创作历程，有的学者认为其小说创作经历了几个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从平凹小说创作内在的文化追寻上看，大体经历了文化和谐——文化错位——文化崩溃——文化建构几个大的段落，这些段落相互交叉、渗透，却又有着相对明晰的区间和界限。”②但这样线型的发展过程未免过于简单。一个国家从一种文化型态向另一种文化型态的过渡常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一个作家写作观念的变化可能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但也需要一些必要条件才能实现，譬如像早期五四人那样有过在异域文明生活长达数载的浸染，或是早年与有着先进思想文化的人物进行交流碰撞。但对于一个创作时已是成年，以后即使是完成了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但大致仍属于同一文化圈的贾平凹来说，这样的历程转变是相当困难的。到底是有这样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明显转变，还是某些重要的创作要素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而变的只是写作素材，这个问题值得探究。

贾平凹早期以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为主，从《浮躁》开始则主攻长篇。早期的《满月儿》、《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小月前本》等小说笔调清新唯美，但过于精致化，把活生生的人当作既不能碰更不禁摔打的花瓶来写，试图塑造出理想的乡村世界来。对人性丑的一面的有意遮蔽，限制了其对人灵魂深处的探索，使得小说虽唯美但少深刻。《天狗》、《五魁》、《白朗》、《美穴地》等心理小说展示了被传统的伦理道德束缚下的鲜活生命的痛苦挣扎，对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的生存状态有着较为深刻的提示。这些创作基本是以农村生活作为题材的。

在贾平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商州》里，小说与其说是叙写了刘成与珍子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不如说是描绘了商州奇异的自然风光和地方风俗。这里的人既有北方人的刚强，又有南方楚人的妩媚，这是一片奇异幽美的土地。商业文化对人们生活的冲击初显端倪，走私等现象开始出现。但这并不是《商州》所要关注的主要对象，它所要完成的是塑造一个世外桃源来安放在现实中无处存身的爱情。刘成和珍子只有跑到了深山老林才能厮守在一起，并以双双的死亡完成了对爱情的祭奠。这和贾的散文《商州三录》是同一主题。《商州三录》描写了商州这片古老的土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生存样态，风景秀丽，风俗古朴。他笔下的商州多是实景描写，在此之上，得到的是以原有的乡村体验观照下的商州。

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和他内心的乡土世界是和谐的。但到了《浮躁》，作者笔下的乡土世界受到了商业文化的冲击。出身农村的金狗从农村到了城市，最后又返回农村，这期间勾连着与小水、英英和石华之间的感情纠葛，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一批有想法、有闯劲的年轻人试图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但根深蒂固的官僚文化对其形成了巨大阻碍，而像雷大空这样的人则走上了买空卖空的歧路。面对如此变化，作者心中的乡村世界已无力保持原来的悠然自得。贾写作这部长篇花了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并决心要换一种新的写法：

中西的文化深层结构都在发生着各自的裂变，怎样写这个令人振奋又令人痛苦的裂变过程，我觉得这其中极有魅力，尤其作为中国的作家怎样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裂变，又如何在形式上不以西方人的那种焦点透视法而运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来进行，那将是多有趣的试验！有趣才诱人着迷，劳作而心态平和，这才使我大了胆子想很快结束这部作品的工作去干一种自感受活的事。③

这种看似对创作方法的反思，实际上是内心乡土世界在面临挑战时无力把握自我的退却，并试图以此来避免在现实矛盾面前的尴尬处境。试想如若直面现实的残酷并自啮其心，这种写作怎么可能是“自感受活的事”呢？焦点透视法易于集中反映现实矛盾并突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用散点透视法写小说，也不独为中国所有，西方的意识流小说大概也可以算作某种意义上的散点透视，但这是以对人生的更高的哲学认识为前提的，并不是一系列无意义的瞬间和片断的组合。如果作者仅仅是因为感到“我的哲学意识太差，生活底气不足，技巧更是生涩”④而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创作的话，那么不仅不能将写作引向更为阔大的生路，反而是走向了一条瓦解自我创作价值的死路。正如有的学者在批评《废都》时所指出的，“渗透全书的废都意识，主要还不是对于古玩、丰臀、小脚之类的迷恋，而是被传统文化浸透了骨髓的人们，无法摆脱因袭的重担，无力应对剧变的现实，在绝望中挣扎的那种心态”。⑤这实际上反映了由传统文化所培养造就的旧文人人格，在现实剧变面前的无力与退却。

贾平凹的精神是立足乡间的，即使在城市生活多年，仍坚持认为“我是农民”，“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上的。”⑥由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身份转换是容易的，但由认知到审美的思维习惯的转变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我是农民”是理解贾平凹作品的金钥匙，由此衍生出来的乡村世界是贾观照外在世界的内在审美依据。有学者在新世纪之初就指出贾的创作缺乏精神的超越性，在早期的短篇及《浮躁》中尚有“为中国农民寻找新出路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追问和探寻”，而此后，从《废都》到《高老庄》则“更多地关注自我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并对变化中的世界表示怀疑和失望”。⑦中国社会的加速发展，使得固守传统观念的作家无所是从，社会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作家适应这一变化的能力。有学者认为“贾平凹原本赖以寄托的‘家园’于90年代却在现实、政治、精神等层面上均已丧失”。⑧于是，作家的世界塌蹋了，只剩下了“一地鸡毛”式的碎片。大致以《浮躁》为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创作，贾平凹可以比较从容地以内在建构的乡村世界观照写作题材；但在此之后，他意识到了内心的乡村世界在现实变化面前的无力与失语，原先那个较为明晰的内在乡村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穷则思变，贾平凹开始尝试用散点透视法进行创作，以解除创作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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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型后创作理念的混乱及原因

经过十多年的创作，贾平凹对心目中的小说进行了较为详细地阐述：在表达上，追求不带任何技巧的平平常常的说话；在精神上，追求整体的、浑然的、元气淋漓而又鲜活的天然境界；在实与虚上，倾向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在中西之间，追求在分析人性中弥漫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浑然之气，意象絪缊。通过这样的处理以求达到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并张扬小说中的意象。⑨这些貌似圆通的小说设计，其实是不容易取得良好的创作效果的。

无论作者如何标榜自己的小说绝对不包含个人对生活的剪裁，而只是忠实完整地记录生活的原本状态，但其实都是对生活进行选择的结果。如果我们不加任何取舍地原样记下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对话，那么不仅显得啰嗦絮叨，而且也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刻划。李建军指出，小说中的叙事是不能取消的，例如场景描绘和概括叙述，如果取消的话，那么将会使写作变得混乱琐碎，给读者的阅读带来困惑。⑩贾在创作《白夜》时提倡不带任何技巧的说话：

禅是不能说出的，说出的都已不是了禅。小说让人看出在做，做的就是技巧的，这便坏了。说平平常常的生活事，是不需要技巧，生活本身就是故事，故事里有它本身的技巧。所以，有人越是要想打破小说的写法，越是在形式上想花样，适得其反，越更是写得像小说了。因此，小说的成功并不决定于题材，也不是得力于所谓的结构。{11}

小说让人看不出用了什么技巧，并不等于说作者没有使用技巧，而恰恰是对技巧更为精妙更为纯熟的运用。以此理论指导完成的《白夜》无疑是失败的，小说中基本没有什么情节，大量的繁琐的生活细节使得小说显得拖沓沉冗，人物面目模糊，整个小说文本显得缺乏张力。

贾平凹在创作长篇小说时，多次表达在现实面前的茫然失措。他写作《废都》是因为“现在，该走的未走，不该走的都走了，几十年奋斗的营造的一切稀哩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毒病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名字又常常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12}，他想用创作来安妥自己“破碎了的灵魂”。但创作完以后却发出感慨，“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上帝给我太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艳的火焰，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和追求，但诱我近去了却把我烧毁。”{13}在创作《高兴》这部农村人在城市的小说时，“我吃惊地发现，我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还自诩有现代的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我在作品里替我写的这些破烂人在厌恶城市，仇恨城市。”{14}虽然说作者最后将这样的初稿毁去，但这样的思维方式仍然会保留在接下来的写作中。如果怀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小说的偏狭也就不可避免。刘高兴和五富来到城市后，欺骗同行，将牙签插到锁孔里。五富受人欺负后，刘高兴在幻想中替他出气，这些不禁让我们想到了阿Q式的无聊的破坏和在虚幻中的自欺。贾平凹在描写城市时总是捉襟见肘，《白夜》和《废都》与其说写的是城市，不如说是明清文人生活的现代演绎。《高兴》这部描写农村人在城市的小说，将刘高兴安排成捡破烂的角色，而他眼中的城市注定是丑陋的。这实际上反映了贾平凹的乡村体验在认识现代都市生活面前的失语。

精神上追求整体浑然、元气淋漓而又鲜活的天然境界其实是一种语焉不详的东西。至于将情节处理成意象则是混淆了基本概念。情节是在时间轴上展开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的集合体，意象则是具有特定内涵并达到一定诗化色彩的情与物的混合体。一个特定的情节可能会有典型的意义，但它不会像意象那样具体可感并固定下来。贾平凹在创作《怀念狼》时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但这样的处理不能算是成功的，狼在整部小说中如果说作为一个意象的话，它的内涵是模糊不清的。它到底是人类凶残的天敌还是竞争的对手或是人活力的守护者，小说里是混成一团的。

由于缺乏对写作对象的深刻认识，贾平凹小说中零碎的细节描写，不能给人一种完整的印象。这里面很难说有前因后果的逻辑，而充当将这些琐碎的东西前后贯穿在一起的是作者所营造的神秘物象。贾平凹对神秘物象的描写，在他早期的小说是比较成功的，这有效地增加了作品对风俗的描写，并且营造了一种亦真亦幻的氛围。但他在后来小说中的运用多是不成功的。因为由巫术文化派生的神秘物象，是商州那片土地上人们生存方式的组成部分，但到了当下的生活中，这些东西在人们的生活里已失去了原来的作用，或者说影响已逐渐式微。因此，这些物象不仅不能增加作品的厚度，反而成为了多余的东西。如《废都》中的牛，《白夜》中的大蜥蜴，《土门》中的佛石，《高老庄》里的白云湫，《怀念狼》中的金香玉，这些怪异的物象不时在文本中跳出，神神道道地暗示着所列现象之间的联系，并预示着下一个事件的发生。这些物象能够给阅读者带来视觉惊竦的效果，但并没有比较确定的内涵。

贾平凹最后所要追求的在天人合一中洞悉人性，是将两种完全相反的哲学概念混在了一起。中国哲学追求圆融合一，而西方哲学则崇尚推理分析。这两者是无法搞在一起的。这样的小说设计，是在对中西文化差异没有清晰认识的前提下，试图强将二者融合的虚妄之举。

贾平凹的小说对于具体生活场景的再现，对于时代情绪的把握无疑是成功的。但由于缺少对时代变化以及自我内心的双向开掘，而只是依据顽固的乡村体验来观照所有的写作素材，而这又不足以解释现实。因此，在《浮躁》以后的写作中，小说的写作总是片断性的。作者对现实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情绪性的体验上，这都源于作者无力突破早期形成的以乡村体验作为最终取向的审美选择。这种所谓的原生态写作其实是一种放弃了价值判断的混沌式写作。

注 释

{1}{9}贾平凹：《我心目中的小说——贾平凹自述》，《小说评论》2003年第6期。

{2}肖云儒：《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3}{4}贾平凹：《浮躁·序言之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5}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6}贾平凹：《棣花街的记忆——〈秦腔〉后记》，《中国作家》2005年第4期。

{7}张晓峰：《从浮躁到幻灭——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精神困境》，《新余高专学报》2000年第5期。

{8}叶君、岳凯华：《贾平凹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心理根源》，《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

{10}李建军：《是高峰，还是低谷——评长篇小说〈秦腔〉》，《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11}贾平凹：《白夜·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4页。

{12}{13}贾平凹：《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废都〉后记》，《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14}贾平凹：《高兴·后记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8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欧 娟

贾平凹小说中的另类人物形象 篇4

贾平凹在他的作品中用他散文式的笔触为我们呈现了一批耐人寻味的另类人物形象。

一、另类人物比较

另类人物指与社会正常的存在方式或价值观念相游离的一些人物，他们往往因为认知上的“智慧”和行为上的“神力”而摆脱了时空的束缚，在生活观念和人生追求上有异于常人。由于中华文化中饱含智哲崇拜的因子，传统的另类人物形象往往具有神秘感和超人化的特征。围绕另类人物这一切人点，我们不难发现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中的用心之处。

从另类人物的叙述模态来看，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另类人物常常处于“知”或“能”的叙述层面，即他们一般拥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他们有的能洞悉事态的因果渊源，有的能预知事件的发展结果，有的具有超乎常人的勇力。当然这一切或者是非凡意志的结果，或者是与生具有的一种能力，或者是借助外在的神秘力量，或者是拥有了某种神圣器物。正因为这些另类人物在认知上的“智慧”和行为上的“神力”，才使文本的叙述冥冥之中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而这种发展的结果又暗合一般人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碧眼儿坐领江东”中为我们描写的于吉颇有代表性，于吉是琅琊山道士，在阳曲泉水之上得到百余卷神书，于是云游江南，所到之处人们都当街焚香而拜。在孙策因为盛怒而提出要他求雨后，他已知自己必死无疑，但还是为百姓求下三尺甘霖。这里于吉不仅预知自己的人生，而且具有为常人所不能为的求雨能力。正是于吉身上的“智慧”和“神力”，使得人们对他有着发自于内心的敬仰与崇拜，同时他的形象也伴随着一丝神秘感，人们称他为于神仙。

贾平凹的.作品中另类人物常常处于“欲”的层面，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希求，只是在现实中处处碰壁。他们身处远低于正常人的生存状态之中，为衣食住行所奔波，为了能活着而备受煎熬。他们也有自己的认识和行为能力，但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引来人们讥笑和戏弄。《秦腔》中的引生生活艰难，房子破旧，常常用想象的方式化解物质生活的饥饿，满足情感生活的饥渴。他想象着已经成为夏风妻子的白雪遇难，他就以死相救，这种幻想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意义。引生对白雪的喜爱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是现实的自卑与精神上执着的统一体。他对白雪的感情出自于纯粹的对一个美丽女性的爱，只是他不知道这种爱从一开始就陷入一个不可化解的矛盾(“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传统观念与引生非常态情感之间的矛盾)之中：文本是在白雪与夏风的婚礼后去审视引生的“欲”，是在引生自阉后审视引生的“欲”，在夏风与白雪离婚后去审视引生的“欲”。随着叙述的展开，人们对引生的这种纯粹的情感不仅不厌恶，反而因这种情感的更加纯洁而感人。正因为文本把引生对白雪的情感只是在引生的一厢情愿中展开，我们才觉得引生是一个情感世界中真正意义上的“苦行僧”。

从另类人物的特质看，传统的另类人物有着英俊而器宇轩昂的外在形象，一般具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而且他们有为这种人生价值的实现而矢志不移的意志力，更有着超乎寻常的能力，于是，他们受到人们的敬仰与崇拜。贾平凹作品中的另类人物则具有着外形上的缺憾，但同时又具有着一种超乎常人的能力，他们常常为生存而煎熬，并且在现实面前表现出随遇而安和隐忍屈从。由于这一切，他们常常受到人们的无视和羞辱。《高老庄》中的石头天生残疾却具有超常的绘画能力和预见能力，结果被人们视作瓜子。引生外形猥琐，具有与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对话的能力，结果被人们认为疯子。《古炉》中的狗尿苔个子矮小常常被人们取笑，尽管他拥有与动植物对话的能力以及通过气味预知灾难的能力，但是想做别人“尾巴”的愿望始终无法实现。人生的缺憾和人生的超乎寻常在他们身上奇迹般的统一了，只是这种统一带给他们的只有被取笑和被无视。正因为这样，我们说贾平凹笔下的另类人物就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了的神奇的缺憾者。

从叙述视角来看，传统的另类人物往往是作者叙述出来的人物，所以文本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无与伦比，读者对他们只能用仰视的目光表达敬意，他们常常凭着自己的“智慧”和“神力”在事件发展中成为参与者和左右者，文本中常常呈现的是另类人物的个体。贾平凹作品中的另类人物身上有着事件的叙述者的影子，他们是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更是事件的认知者和叙述者。这样我们在作品中感受到的不仅是鲜活的个体，更是一个群体，因为，另类人物在认知生存环境的同时，已经打上了作者对另类人物悲悯的烙印。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贾平凹作品中的另类人物对传统另类人物的继承和发展：贾平凹的作品把传统超乎于正常人之上的另类人物的范围拓宽至低于正常人之下的范畴;把传统人们对另类人物的仰视与崇拜，转为对另类人物的俯视与悲悯;把对超现实的另类人物的呈现，转为对现实中另类人物生存环境的关注。正是把现实与超现实，自在个体与存在群体，仰视崇拜与俯视悲悯紧密的结合起来，贾平凹才用他散文式的文笔与章法为我们描绘出了一系列另类人物——神奇的缺憾者形象。

二、另类人物的释义

另类人物的出现为我们解读文本带来更深层次的启示，这些另类人物不仅折射出一个生动的生活存在，而且也显示出作者在创作实践中从多角度思考生活的努力和从非常态视角审视生活的偏好。

从文本的叙述层面看，文本语境中常常有一套既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对这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持认可态度的人就是正常的人，与这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相冲突的人，就是另类的人。我们可以依据这对冲突引出各自的矛盾项，即非正常的人和非另类的人，这样就得到另类人物分析的符号学释义矩阵：

正常人

/ 另类人物

非另类人物/非正常的人

贾平凹的小说主要特色 篇5

关键词：贾平凹,浮躁,女性形象

《浮躁》是贾平凹人生“新生”前一年 (即其35岁) 时的代表作品, 小说精心刻画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 以及这些人物形象的性格中所蕴含的包括政治沉浮在内的命运变迁。其中经心地描写了几位文化背景与个性色泽相差甚远的女性, 如小水、英英、石华等, 就其人物形象塑造而言, 本人认为作者是从男性视角出发, 总结和概括了女性所有的优点与特点, 这些女性形象, 缺乏精神的个性化, 她们被男权意识所异化, 认同男权, 甚至已经是男权的代言人。

贾平凹喜爱创作女性形象, 他曾说:“男人们的观念里, 女人到世上来就是贡献美的, 这观念女人常常不说, 女人却是这么做的。”继而, 他把女人分了类:“有硬咯楞噌脆类的, 有粉白细嫩润类的, 有黄胖虚肿泡类的, 有黑瘦墩粗臭类的。”这种女性观念在他的小说《浮躁》中得到全面的诠释。在《浮躁》中, 他将这些女性形象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天使型女性。《浮躁》中的小水, 她纯洁美丽, 温驯忠贞, 富有自我牺牲精神, 以爱男人为天职, 把中国男性文学传统中“佳人”与“母亲”相分离的两类理想女性整合为一体, 剔除了“佳人”身上的风尘味与“母亲”身上的无性化特征, 成为美与爱相结合的受难天使, 在族系上更接近西方文学中的天使型女性、圣母型女性。

圣母玛利亚是西方男性文化传统中的女性原型之一, 是童贞女与母亲这两类男性最渴求的女性形象的整合, 她对男性认可的价值世界不构成任何挑战, 是一种没有危险性的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她衍化为贤妻良母型女性, 是儒家文化系统内的辅佐性角色。儒家文化家国同构, 本质上是一种父权制文化, 女性如果能够自觉维护这个父权制原则的话, 也能够得到相当的奖赏。就小水来说, 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东方妇女。温柔、端庄、识大体、知大礼、多情, 并且很有决断, 用贾平凹的语言, 她是一位“菩萨”。她深深爱着金狗, 虽然她并不太自觉, 但在下意识中, 她和金狗强烈要改革的精神是完全和拍的。她理解金狗, 同情金狗, 认为金狗是一个极聪明、极有心劲的真正的男人, 她不指望像金狗那样有志向, 而只求能在生活上照顾他, 正是这种无锋芒的爱, 这种泯灭自我意识的女奴精神, 构成了贾平凹笔下理想女性的美德, 构成了她们的生命诗意。

小水是传统女性的典型, 当金狗处于极度兴奋中对她提出非分要求时, 她冷静地克制了自己, 拒绝了金狗。在小水身上, 我们看到东方妇女美德的可贵, 在她身上我们感觉到了东方爱情的含蓄美、蕴藉美。可我们又不能不说, 这一具体行为中也包含了她对于自己灵魂深处的某种封建的东西, 还没有强烈要求冲决的自觉。正是小水的拒绝, 造成了金狗的失望, 并为金狗与英英的野合打下了基础。小水是善良的, 在失恋后一直那样宽容着金狗。小水是温柔可人的受难天使型女性, 她被作家派定了理想女性的爱的哲学, 并给这种女性之爱敷上了高尚圣洁的道德光辉。

第二类是恶女型女性。以《浮躁》中的英英娘、英英、陆翠翠为代表。这些女性之恶主要集中于对男性的控制、欺压上, 首先表现为她们对传统妇德的谮越上。恶女型女性在族系上接近于西方男性文化传统中的夏娃女性原型, 同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泼妇淫妇型女性比较相似。

夏娃是西方男性文化传统中两个基本女性原型中的另一类女性。夏娃形象的设置, 表达出男性对人性自身某些破坏性因素的恐惧, 同时也表达了男性把这种恐惧的破坏性力量归罪于女性的思路。这就形成了西方文学史中的“妖妇”型女性。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对泼妇、淫妇的丑化, 往往是从男性单一的性别偏见出发否定女性合理的生命价值和生命追求。恶女人、泼女人在男作家的文本中不得善终, 表达的是男性文化对这一类女人的诅咒。把她们的恶与泼夸张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步, 表现的也不过是男性世界对女性欲望、女性强健个性的极度恐惧。

《浮躁》中的英英泼辣大胆, 无所顾忌。当她意识到叔叔田中正的权利只在两岔乡, 靠他是靠不住的, 而在两岔乡的年轻一辈中, 金狗才是唯一厉害的角色时, 她脑子里闪动的是对金狗强烈的占有欲。于是, 她大胆的出现在金狗家, 把她的处女宝赠给了金狗, 用自己“小兽”般的媚爱使金狗陷进了不该陷的泥潭中了。就是这“可人的小兽”英英, 在金狗落难时也满掬心酸之泪, 全然忘记了金狗报答她热炭般的热情的是一块坚冰。“小水, 你以为金狗被捕了我就幸灾乐祸吗?那就不仗义了!如果他现在红红火火, 我真不愿意见他, 可他现在是被捕了!你想想, 他要是和我事情成了, 他遇到这事我能不替他难过吗?我现在是做了别人的老婆了也有了孩子, 回想起来, 我就是和他结婚了, 我们也会打打闹闹一辈子的。可我并不后悔我们那一段的交往呀!”

第三类是正面自主型女性, 如《浮躁》中的石华。好德和好色, 其实是男性面对异性时难以割裂的两种基本心理需求, 怎么在女性的德与色之间取得最好的平衡呢?男性中心文化经过长期的探究, 又整合出正面自主型女性形象。这类女性符合男性的感性需求, 完全是按照男性的心理需求来设置的, 而不是按照女性自我的生命逻辑来设置的。石华正是这种新型女性的代表。作为新型女性, 石华有她浮浅的地方, 但也有她可爱的地方, 她生活放荡, 但内心是痛苦的, 不得已的, 对于金狗, 她也看不起, 看不起金狗的出身, 看不起金狗他爹, 但是却看上金狗本人, 看上金狗的才气。正是这位让金狗既厌恶又难以割舍的石华, 在金狗身陷囹圄时伸出救援之手, 不惜吞咽下女人最难以吞咽的耻辱, 服了安眠药让一个呆傻的公子哥儿玩弄了一通。

第四类是落后型女性, 如小说中的豹子的女人、白香香等。不静岗的寺庙里, 行将老去的老婆婆在唱着女人们的一生。她们唱啊唱呀, 从开天辟地女娲捏人开始, 唱到“人怎么生人, 生时怎么血水长流、胞液腥臭, 生下怎么从一岁到两岁、到三岁……到长大了怎么去冬种麦夏播秋, 怎么狼来要吃肉, 生虱来吸血, 怎么病痛折磨, 烦愁煎熬, 再到婚嫁, 再到性交, 怀孕, 再到分娩, 一直到儿女长大了又怎么耳聋眼花, 受晚辈的歧视, 最后是打打闹闹争争斗斗几十年了瞪腿咽气……”毫无疑问, 女性不仅在生理上更得在心理上承受比男人们重得多的负荷。这些女性在封建性的、以小生产方式为特征的农业文化中, 处在最底层, 是落后型女性的典型, 表现了男性倚仗文化优势压抑女性基本生命需求的霸权实质。

以上分析的这些女性自觉地按照男性文化对女性的要求和规范去思考、去行动, 显然是被男权异化了的。贾平凹小说《浮躁》中的女性形象, 缺乏精神个性, 不是当代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因为他塑造的女性形象基本上都是“家庭人”, 也就是说, 这些女人的生活只局限在家庭中, 局限在与男人的关系中, 她们没有自己的事业, 没有自己的朋友, 没有自己的社会地位, 纵观这一系列女性形象, 可以说《浮躁》中的女性认同男权, 并自觉以“他者”的身份附从主体的意志, 甚至已经是男权的代言人, 缺乏当代女性精神。

参考文献

[1]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 1999.

[2]肖夏林.废都废谁[M].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3.

[3]李银河.女性权利的崛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贾平凹的小说主要特色 篇6

女巫，原指施行巫术的女性，后渐转贬意，多指装神弄鬼欺诈作假的女性女巫是女性偶像即女神的颠覆与重写：本文的女巫则专指在男权社会爱欲遭受压抑心理畸变行为反常被世人贬斥的女性贾平凹的作品常通过对这类女主人公即本文所说的女巫的跌宕起伏的命运流程的刻画，凸现其性格的闪光点。展现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以及对人生意义的彻底感悟和新鲜解读。本文试图通过展现贾平凹的作品中这一类女性形象的塑造的特点及变化的分析。来揭示其所表现的文化意蕴。

美国女学者吉尔伯特桑德拉·M·吉尔伯特与苏珊·格巴在《阁楼中的疯女人》中说：“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妇女的命运不是发疯就是成为玩物。”在数千年来一直延续着的封建伦理的压抑和束缚下，女性的爱欲需要逐渐萎顿以至扭曲变态。几千年来的事实确实如此。男权主义的传统伦理(家礼)的罪恶造就了无数冤屈变态的巫姐形象。她们作为对传统伦理规范下的女性偶像的颠覆性重写，具有深刻的文化反思意义、重要的审美开启意义和独异的审美价值且承载了丰厚而深刻的文化内涵。

贾平凹的作品中的女巫形象，身上都多少带有一些在常人看来“病态”的东西。她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扭曲变态的寡妇型。她们因为长期守寡，爱欲、情欲指向无法实现。久积在胸的爱欲潜能无法宣泄，个人生活不幸还遭世人鄙弃。加之生活单调枯娓封闭保守又自卑的个性心理最终致使心理畸变转而寻求施放爱欲的替代物或虐待替代物来寻求心理慰藕或者为求爱欲实现而不惜名誉、不顾一切做出惊世骇俗的事情。《太白》集子中《公公》中年轻的寡妇，《五魁》中的少奶奶，《美穴地》中的柳少奶奶就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是“自甘堕落”的妓女型。传统家礼的洗礼，使她们把自己的爱欲与自由实现的期望挂系在男人的腰带上为在献媚男人的竞争中获得主动而不惜自虐和戕害他人，自我迷失的结果。终受被抛的打击。《废都》里的牛月清、唐宛儿、柳月和阿灿就属于这种类型。妓女型同样类同于寡女型的扭曲畸形心理她的变态的欲望的被满足同寡妇的无法满足一样都不可能实现爱欲和获得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太白》这个集子，《公公》中年轻的寡妇因为喜欢在水中沐浴。尤其是和一条极大的娃娃鱼戏嬉，最后竟然怀孕生下一个女孩。却是个豁嘴，而她的公公在此期间正好失踪了，也是个豁嘴，难道说她是公公变的吗?年轻的寡妇因为守寡自己的爱欲指向无法实现而致使心理畸变所以转而寻求施放爱欲的替代物。便在和娃娃鱼的戏嬉中获得感官刺激和快乐。在《美穴地》中，美丽迷人的柳少奶奶宁愿和土匪在世人眼中不光彩地生活在一起，宁愿被破相和残疾的风水先生生活在一起，也不愿回到柳家去享受荣华富贵。在世人眼中，她的个性和心理确实古怪反常。关键是在柳家，丈夫年老有病。她实际上是活守寡。表面幸福，实则内心痛苦。

《五魁》中那个五魁从十六岁开始干背新娘的角色，这使年纪轻轻的五魁过早地开始了性焦虑和性幻想。然而，这一次，遭土匪抢劫却为能与新娘相拥为伴而感到庆幸，捏一双女人的小脚“浑身的血管就汩汩跳”。冒着生命危险，再人虎狼窝，挺身而出，与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唐景进行一场大智大勇的生死较量，其智谋和勇气都发挥刀最佳，终于救出新娘，理由是新娘是“白虎星”(这又是性话语)。性的话语支撑着故事的源头和各个关节。后来。五魁在柳家大院扛活，不计报酬。为的是能体味少奶奶的音容笑貌。能常常见到少奶奶，能对少奶奶进行温情脉脉的幻想这些从侧面反映了女主人公的无比美丽和巨大魅力。然而。虐待女人的叙事也在同时展开。就是这样一个百里挑一的美丽女子，却红颜薄命。柳家冷血，愚昧。荒谬，没落，可恶，在她死里逃生意外回来时，得不到抚慰，柳家却一本正经地验证她是否还是处女。 丈夫残疾，情绪败坏，心理变态。常常变态地折磨、疯狂地虐待她。使她不能享受美好的性生活。而婆婆也在呵斥她，使她痛苦不堪。主家的行为反映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的悲剧命运和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对女性个性自由的最大束缚。最后，女主人公历经艰险被五魁救出在山野同居，终于摆脱枷锁获得自由，并且与自己喜欢也喜欢自己的男人朝夕相处，然而，面对着性诱惑道德感却又油然而生，一个血性男子居然对活生生的心爱的女人退避三舍。女主人公只能含蓄地暗示，不能明说。再三示意。这个仁义重情的男人却始终固守道德，冥顽不化。可叹，正是青春似火、花前月下的岁月，面对着就在身边的男人，却只能压制自己如火的性欲活活守寡，承受身心的巨大煎熬明正言顺的丈夫和婆家不把她当人对待。肆意蹂躏，百般折磨。却觉得合法合理。而娘家却规劝她要继续在那儿生活下去'世人也认为她掉到了福窝里。仁义重情的男人却不合理合法，不光明正大，只能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地在一起生活，并且这个男人不能给她性福。她内心的痛苦凄凉和无助无法述说这个菩萨一般的女人最后发生与狗交媾的勾当。女人也以身殉情殉德。然而，读者却并不感到厌恶，反而深深同情和理解她的不幸。这个触目惊心的悲剧故事背后，折射出男权社会中男性的主动权和巨大优势传统男权文化价值对女性的巨大制约，女性的被动和虐势。在男权社会中。女子多为传统习惯所束缚，屈服于异己的力量，她们呈现出男权社会的一切“美好品质”，但唯独没了自我，因为她们的自我和个性被温良柔顺、吃苦忍让的传统美德所抹杀了。尽管她美丽、温柔、贤慧、吃苦耐劳，坚韧持家。富有献身精神。但她作为传统女性，缺乏反抗精神，面对命运，却只能逆来顺受，俯首低眉。面对夫家的折磨。只能痛苦无比地哭泣和喊叫，面对在就身边的爱情，也不敢去大胆追求。不敢也不能去违逆传统，最后，只能走向心理变态和悲剧。这是多么凄惨悲哀和痛苦无奈的事情。忍、柔、美几乎可以概括这一类女性美的全部内涵，作者将自己的文化心态和文化心理不加雕饰地渗透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化只是他的一些原料，一个背景。贾平凹的性情“文化”也表现得怪诞和病态。弗洛伊德认为，文化是就是文明的病态部分以及对病态的治疗。贾平凹表现的实际上就是以地方文化为依托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性情”二字。在这种地域文化的支撑下，贾平凹的性情有血有肉，饱满充分。贾平凹的写作在“性情”中游刃有余他在性情中流露出民俗风习，在风土人情中展现出人性，没有让历史断裂。贾平凹有文化作底蕴，借助地理风情，下功夫去发掘那种文化状态中的人们的心灵美德，高尚情操。同时细致刻画那些偏离道德规范的野情私恋。在作家笔下。这类女巫。在人间活似柔弱的羔羊，孤苦无助。寂寞难耐，没有人理解和同情，她们只能拼命压抑自己的感情和欲望。毫无个性自由和权益，最后只

能偏离道德规范变态地寻求施放爱欲的替代物来宣泄久积在胸的爱欲潜能，她们虽然为社会道德所不容和不耻但却具有深刻的文化反思与审美批判意义。同时，对女巫的抒写仅仅停留在家族颓败的历史主题上仅仅展示宗法文化是怎样束缚和扭曲了女性的爱欲心理，还不足以颠覆男权文化秩序，实现重写女性形象的目的。

女巫是对男权家族势力与女神文化的大胆反叛。无论是因丧失爱欲(尤其是青春性欲)实现对象的寡妇型女巫，还是为过度淫迷丧失自我追寻的价值对象的妓女型女巫，都因违背传统家礼规范和人格迷失而沦为审美批判的对象。少奶奶因为活活守寡而无法实现自己的爱欲指向而致使心理畸变为宣泄个人扭曲的爱欲而不惜转而寻求施放爱欲的替代物与狗交媾并彻底破毁自我形象的现象，潜隐地显示出寡妇怨屈、无奈和“复仇”的心理。妓女型女巫的审美意义也在于解构男权、重写女性形象。家族“妓女”是男权文化的产物。家族礼仪为女性制定的行为规范旨在要女子为男权奉献对女性正常身心发育和女性爱欲的正常泄导有束缚和压抑作用。扭曲了女性的审美心理。因此。一旦得到释放心理潜能的机遇女性的久抑失衡的爱欲(尤其是性欲)便摧促女性不惜突破人伦家礼禁忌。去为生存而“献身”，为欲望而冒险。其结果。自然是深陷欲河，不可自拔。以致淫迷无度。人伦尽失，自由全丧，人格畸变，最终成为人们鄙弃厌恶诅咒的女巫。贾平凹的《废都》就为我们描绘了几位淫迷无度的女巫。来自县城的唐婉儿和来自陕北农乡的柳月，一旦为作家名人的男权所诱引，久抑失衡的欲望便像喷泉一样倾泄而出。不可抑制，置伦理、礼仪、规范、人格于脑后，感性欲望成为生活的全部意义主导着她们的全部生活和一切行丸她们身上表现出从颓败的家族女性延续下去的依赖男权、丧失自我的可悲人格。因此。对女巫批判与呈现。就是对男权主义的批判与颠覆，对“女神”走向人生现实的一次启唤与解救。

在对女巫的形象的塑造暨男权家族文化的颠覆性描写中作家潜意识中有着男权主义的阴影，他对女性(尤其是对女巫)的描写有着玩赏性的成分，解构多于重写。《废都》中对女性有过滥的性描写，“用笔多褒扬，又洒了深深的怜惜之泪”，缺少女巫被男权家族扼杀的心理铺垫与叙述转挽使读者对她们的人生悲剧的理解多了怜悯、同情，少了文化批判和艺术超越。在《废都》中，这类女性形象具有“以性特征为表征”以及“被男权意识所异化，认同男权”的倾向，具有本文所要论述得典型的女巫特征。作者创作女巫形象的目的是为了颠覆女性审美的误区。重写女性形象而在实际文本中则把女性的爱欲渴望和对男性的诱引作为愉悦读者的调料，在文本中反复渲染和描写，就难免偏失创作意旨，陷入男权主义玩赏的泥淖。

因此如何以现代审美文化精神和人类意识烛照和洞穿宗法家族阴暗的礼法消解女性的心理束缚，建构出现代审美人格。是所有作家们的责任和义务。在《废都》里。写了四个各具特色但一样美丽、善良的女性：牛月清、唐宛儿、柳月和阿灿。但这些女性命运的结局都不好，像花一样终于萎谢了。她们虽然淳朴美丽。却展示了复杂的“丑陋”的女性形象。造成她们不幸命运结局的“肇事者”，正是她们共同喜爱的文人作家庄之蝶。这四位女都将男人看成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自甘附庸于男人。认定：“这是男人的世界”。“一切围着男人打转儿，男人的一切就是自己的一切”她们都围着庄之蝶转，甘愿作他的性奴隶，甘愿被他欺骗抛弃和出卖。却执迷不悟。“没有个性区别。不过是干瘪的面具，性爱才是她们真正的生命和生活”，她们已经“萎缩成性符号”。对庄之蝶来说，也爱她们，但更多地是把她们作为泄，欲、取乐和放松的工具。整部小说就围绕着庄之蝶和四位女性的情爱性爱关系的纠缠上，文字充满诱惑。这些女子(牛月清等除外)无论是来自县城的唐宛儿，还是来自陕北农乡的柳月，大都姿色过人，她们站在感官欲望的制高点，在两性关系方面思想超前解放，比传统女性对男人更有诱惑力。她们以性特征作为证明其存在的工具淋漓尽致地发挥她们的性特征，将自己肉体的能量充分释放。但这些女性更不具备用女性精神照耀人类精神家园的能力，不能帮助男性战胜脆弱。在《废都》的唐宛儿那里，大胆热烈、疯狂痴迷的背后是精神和肉体的堕落，她们虽然外表美丽动人，但在庄之蝶的心目中却并非女神。完全不同于金狗眼中的小水和天狗眼中的师娘。在《废都》中，“庄之蝶成了神，对待女人犹如大佛顶施恩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庄之蝶也试图从与异性的精神和肉体的交往中寻回生命的感觉。而且这些女性一旦为作家名人的男权所诱引，便蜂拥向庄之蝶，久抑失衡的欲望便像喷泉一样倾泻而出。不可抑止。庄之蝶和唐宛儿等的纠结显系他自我拯救的虚假幻象，他想借助性欲的恣放来激发创造的活力，结果只能使他坠入更深的颓废和绝望之中。庄之蝶对人生的痛苦、焦虑、对人文理想的怀疑及向女性寻求安慰，从某一层面上反映了作家心灵的痛苦和精神的迷惘而“文明社会通过贬抑女性为祸水而肯定男性的正面权威，所有的善和优秀品质都属于男人：而低劣、邪恶、罪孽则是女人的天性。”美国女学者吉尔伯特曾指出。在男权社会里。妇女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不是发疯就是成为玩物。这些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女性都不同程度地被男性中心社会所异化，也因背负了太多的男性理想主义色彩而显得虚幻、轻飘、失真，“过分地理想化而失真”，不大像生活在现代大都市里的现代女性和有意志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而有点像电脑游戏里的超级性感游戏美女，完全是男性欲望化想象的产物。当然这类“罪孽”的女性成了作品中男主人公的精神家园，成了当代知识分子形而上层面的企图救赎灵魂的最具反讽式的“寓言”。

贾平凹的小说主要特色 篇7

《老生》这个书中的主人公, 承载着情感精神主线, 以阴阳两界唱师在人“生”与“死”之间传递着长生不老的精神, 四个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故事里, 有着人世间的清白和温暖, 让人感动不已;也有着社会的混乱和凄苦, 让人感伤不已;更有着人世间里的残酷血腥、丑恶和荒唐, 构成了跨越百年的革命史, 在辗转跌宕中展现出来, 超越了现世人生的局限, 成为一段历史和家国命运的见证人, 记录了几代人的命运辗转和时代变迁。

“此书之所以起名《老生》, 或是指一个人的一生活得太长了, 或是仅仅借用了戏曲中的一个角色, 或是赞美, 或是诅咒。老而不死是为贼, 这是说时光讨厌着某个人长久地占据在这个世上;另一方面, 老生常谈, 这又说的是人老了就不要去妄言诳语吧。”超越并非脱离了生活或者情感, 贾平凹创作《老生》, 目光聚焦历史进程中的大选题, 用解读《山海经》的方式来推进历史, 最能承载的是在写作中贴近了生活与情感, 落笔选择穿越于阴阳两界的唱师, 以“唱师”最接地气的独特方式, 塑造了跨越百年历史故事人物的悲欢离合、命运和不幸, 热爱与憎恨……孕育在字里行间的“唱师”, 把生活中离人们心灵最近最真实的故事和情感讲了出来, 读者在感同身受中, 引起情感上的共鸣, 让故事具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