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美文欣赏

向死而生美文欣赏（共10篇）

向死而生美文欣赏 篇1

向死而生美文

①

好久没有写文章了，这段时间经历了一些事情，让自己又稍微的明白了一些事情和道理。

原以为对《论语》的解读会一直持续下去，没想到却应了那句老话——计划比不上变化。但这并不是遗憾。

这段时间我想了想，或许《论语》系列的解读要画上句号了。并不是写不下去，也不是没时间写，而是——不适合。

对，是不适合。《论语》这整本书，可以看作是“礼制”体系。忘记是在哪个地方看到一句话——道德仁义礼智信——好像是这样的一句话。也忘记是在哪个地方听一些大佬说——我们现在面临的“诚信”问题，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

②

如果说“人向来是向死而生”，还不如说“生命向死而生”，当然除了目前我们无法证实的那些活在“神话”中的人物。

死亡，这个字眼不知道该怎样去形容或是描述它，而它却是所有生命的“终点”。当然，如果有轮回存在的话，它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害怕、恐惧、惶恐……几乎没多少人喜欢“死亡”这个东西，除了那些“心存死志”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是“心存死志”，也有遗憾。当然，没有人不存在遗憾。

但是，一个“心存死志”的人，却不相信事情有转折、奇迹会出现，看起来也有些好笑。因为他不再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③

我一直相信每个人都是带着“使命”而来，却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知道它。

知易行难、知难行易、知难行难，这是我最近这段时间的一个感悟。

我们知道是什么、怎么做，但无法去坚持或者做不出来，这叫“知易行难”。而这也造就了“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们真正的.知道自己知道是什么、怎么做，是比较难的，而当我们知道之后，行动起来却是比较容易的，这叫“知难行易”。

而在“知难行易”之中，还有一个，叫做“知难行难”，因为它被物质、迷茫、环境、面子……所束缚。

④

能救自己的，一定是自己，他人是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救你的。

很多人没有“信仰”，没有“追求”，并不是代表他们没有，而是他们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它，当然，或许他这一生都找不到。所以，我们如今看到的太多问题，或许是源于此，当然也有历史遗留问题。

物质的转变比起思想的转变来说，更加的困难，因为——习惯。

“爱”，我更喜欢它最初的字体形态，如今简体的它，连其中的“心”都给抹去了。正如一个人虽然嘴里说着“爱”，却从来不把爱自己当做一回事，又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去爱他人。或许，这样的人才应该被叫做“伪”。

⑤

向死而生，是一个客观现实的存在，也是一种不灭的精神，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声明：本公众号所有文章为本人现阶段理解，日后或将推翻此番言论。

向死而生美文欣赏 篇2

简·雅各布斯的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被视为全球城市发展历程中最深刻的反思之作, 这本书加速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政府以铲除贫民窟和兴建高速路为特征的城市改造运动的终结, 也指引着美国城市从“增长”走向“成长”, 从建筑、产业本位走向居民、社区本位。

如今, 中国的大城市也迎来发展转型的节点, 长期以来追求增量带来的“城市病”频频敲响警钟。如何探索出健康、良性的城市发展模式, 服务好现代城市转型, 成为城市工作的当务之急。欧美城市的“生死”经验, 或许能为我们带来深刻启示。

伯明翰 全球首度实现全方位转型

伯明翰是英国的“大心脏”、交通枢纽, 也是历史上的“千种贸易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见证了资源的枯竭, 经受了战争的破坏, 经历了“崛起—衰落—复兴”的轮回, 如今成为服务型现代大都市和世界级商业中心, 被称为全球第一个实现全方位转型的城市。

曾经, 伯明翰的城市问题来源于重工业发展带来的严重污染, 随后的资源枯竭和二战的摧残使得其经济地位日益衰落。再加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产业转型趋势, 除了汽车产业外的制造业逐渐失去竞争力, 上世纪80年代后不均衡发展和全球经济重组的双重作用下, 伯明翰经济衰退, 失业率上升。面对衰落的趋势, 伯明翰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城市更新行动。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副所长吴军介绍, 伯明翰的城市更新工作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推进制造业转型、提升服务业尤其是文化产业发展等。通过基础建设投资, 完善交通及电信、科技园区、战略产业发展区等, 更新城市形象。例如在1983年, 通过一些城市基金, 伯明翰市议会开始着手全面的运河改造计划, 改善运河两岸步道, 增加可达性。

制造业转型方面, 通过注入高新技术 (环境技术) , 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汽车、医疗精密仪器) , 实现制造业的多样化和现代化, 促进企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和高校科研结合, 鼓励当地年轻人致力于科学技术事业。

伯明翰还利用传统工业遗留的优势, 注重城市文化传承, 发展现代服务业, 打造出国际会议中心、国家展览中心、斗牛场现代商业购物中心等知名地标。

毕尔巴鄂 一座博物馆引领走向重生

创意改变世界, 也可以挽救一个衰颓的城市。西班牙毕尔巴鄂市就是一个被创意救活的城市。它的重生之路看似偶然, 其实也是历史选择的必然。

三十多年前, 毕尔巴鄂还是一座“钢铁城市”, 钢铁制造业和造船业是城市经济的主要支柱, 同时带来了水污染、雾霾等严重的环境问题。上世纪80年代, 毕尔巴鄂爆发工业危机后, 整个城市痛定思痛, 开始一系列的城市更新, 包括改造旧城、迁移工业区、修建地铁、活化利用古建筑、培育城市艺术等。

1991年, 为城市复兴大计, 毕尔巴鄂市政府决定兴建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来发展旅游业, 并邀请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盖里设计了古根海姆博物馆。博物馆建成后, 在“古根海姆效应”下, 毕尔巴鄂成功地从工业型经济转型到创造型经济, 实现脱胎换骨。

不久前, 受西班牙政府邀请,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刘志前往毕尔巴鄂考察, 他带回来的印象是“太美了, 整个城市管理就像一个大公司一样, 非常精明”。毕尔巴鄂作为城市重生的国际案例, 它的成功转型离不开政府、公众几十年来的共同努力, 因为创新卓越的转型思维, 毕尔巴鄂还在2010年获得首届李光耀世界城市奖。

“毕尔巴鄂曾经面对的阵痛, 中国很多城市正在承受, 它们从工业时代走进后工业时代, 制造业已经外移, 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要进来, 必须重新从城市产业转型考虑, 进行城市更新, 旧有的工业用地、工业建筑是为旧时代服务的, 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必须让城市的品质、城市的价值都能适应这个时代、服务这个时代。”刘志说, 如今毕尔巴鄂天蓝水绿, 文化艺术气息浓厚, 很多旅游景区都是由原来的工业遗存改造而来, 这也是中国城市梦寐以求的未来。

底特律 更新不及时导致城市破产

该转型的时候不转型, 背负着各种病症苟延残喘, 这样的城市只会穷途末路。美国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总裁George McCarthy认为, 2013年底特律的破产为全球城市提供了前车之鉴。

因为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总部齐聚于此, 底特律曾经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汽车之城”。1914年, 由老福特首创的流水线作业, 不仅带动了汽车产业的蓬勃兴盛, 更直接带来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柯立芝繁荣”, 成为美国进一步崛起的基石。在20世纪50年代的鼎盛期, 底特律位列美国第五大城市, 全城拥有将近200万人口。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来, 大量非裔美国人涌入底特律寻找就业机会, 其后在民权运动促使下, 底特律人口间种族矛盾激发, 导致白人及中产阶级大量外迁, 城市人口规模大幅度缩减。大量高水平人才的流失加上政府腐败、工会谋私, 导致底特律公共服务水平急降, 企业出现倒闭潮。2008年金融危机更是给底特律致命一击, 三大汽车企业大量裁员, 克莱斯勒和通用相继宣布破产。在多年财政赤字的折磨下, 底特律最终于2013年7月18日申请破产保护, 成为美国迄今为止申请破产保护的最大城市。

追溯底特律破产的缘由, 不外乎是因为它面对产业转型大潮的冲击, 城市的基础设施、人口结构等均未能进行及时更新, 缺乏改革和复兴的手段, 最终导致自身走向衰败的末路。

不过, 近年来, 底特律政府开始积极发动市民参与城市改造, 为城市更新出谋划策, 城市人口正在慢慢回升。尽管将公众参与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环节很花时间, 但效果正在显现, 如果底特律因此获得重生, 将会是市民救活城市的一个伟大范例。

欧美城市更新之路, 常态化的城市更新工作体系

—是设定总体目标, 编制更新计划:英国通过设定“经济、社会、物质环境长远并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 提出“经济发展、环境优化、教育提升”等多项行动计划;

二是建立专业机构:英国成立城市复兴公司、英格兰合作组织和区域发展机构, 具体操作和管理城市更新项目;

三是完善立法:英国从规划、土地、城市发展、赔偿安置等方面推进城市更新相关立法;

四是盘活低效存量用地, 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德国将历史核心区、旧制造业用地、旧基础设施用地、军事设施用地作为优先土地盘活对象, 柏林对市中心区70%的商业办公、集会大厅、工厂与住宅的混合区域进行建筑修缮、恢复居住功能、提升商业功能;

五是激活闲置老旧建筑功能, 展现历史风貌特色:莱比锡将大量旧制造业用地更新为文化娱乐类用地, 汉堡市将港口闲置仓库、岸线进行功能提升和景观修复, 活化港湾滨水地区;

向死而生美文欣赏 篇3

陈春花“向生而生”的观点：一是不要为转型而转型，要循序渐进地持续变革，尽量不要破釜沉舟，不要丢掉当前的市场和产品；二是可以尝试双业务模式，维持现有业务的稳健经营，同时布局新业务，驾驭长期发展和短期目标之间的动态平衡；三是重视并建立多方位的信任关系，包括投资者的信任、员工的信任、客户的信任和社会的信任，这在利益重构的转型时期是非常重要的。

要做到“向生而生”非常不易，因为这意味着不能等到“非转不可”的时候再转型，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得不“向死而生”了。这必然要做好以下几方面：

第一，有“以未来规划现在”的超前视野。改革的最佳时机是什么时候？我认为是业务达到高峰的时候，这个时候拥有无限的改革资本。但是，谁能想到这个时候恰恰是最需要改革的呢？所以，“未来是什么”非常重要，这恰恰是这一轮战略转型所难做到的。第二，“双业务模式”平稳过渡。不同于创业企业，转型企业是有存量的，不可能置存量于不顾，所以就需要“双业务模式”。一旦新业务模式取得了成功，传统模式的转型就不再是难题。第三，置转型于无形。转型可以是革命，可以是變革，可以是改良，最终达到目的就行。好的转型可以是无形的，不仅在业务模式上平稳过渡，在内部结构、人员调整上也可以是无形的。

尽管“向生而生”不那么高调，甚至还很低调，但这种转型方式是震荡最小、成本最低、成功率比较高的一种转型和变革模式。

“向死而生”，就是革命式的改革。

“向死而生”，也有说是“自杀重生”，或者说“先死后生”。只有过去的自己死掉，才有可能重生。这里要说明一下，“先死后生”与“向死而生”还是有所不同。“先死后生”往往是传统方式走不下去了，被迫变革。“向死而生”则不同，是在经营情况很好的时候，预料到不改革就会出问题而做出的改革，只不过有点类似于“不成功，便成仁”的做法。比如，张瑞敏这次的变革，“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这“三化”主张，其实是建立在对信息时代的预测基础上的，这样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甚至未来是否真的如此还有极大的争论。与“向生而生”不同，“向死而生”几乎不留退路。像精减1万名左右的管理人员，“要么成为内部创客，要么离开企业”……

无论是“向生而生”还是“向死而生”，其实隐含一句话：按老路走下去，死路一条。

互联网时代的东西，争论太多，难有定论。等到真的都弄明白了，或许机会也过去了。这个时代，需要新的变革方法论。以我的体会，有几个关键点：

一是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董事长与总经理，一个视角向外，一个视角向内。一个要引入新生力量，一个要负责稳定经营。二是要有长期稳定的“旁观者”做顾问。“当局者迷”是常态，那么就需要清醒的“旁观者”随时提醒。三是要进入“新圈子”。进入“新圈子”就是要寻找差异性。在一个老圈子里，保守者可能更加保守，因为大家相互强化。四是要有“自以为非”的心理。自信，往往表现为“自以为是”，是正向强化。对于自己不理解、不熟悉的东西，不要本能地、想当然地拒绝，要深入进去了解。五是要敢于尝试。小规模尝试、局部尝试、不伤筋动骨地尝试和验证。

劳教制度向死而生 篇4

冀祥德

2013-05-07 10:23:09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2期十多年来，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以下简称劳教制度）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近期，随着“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永州妈妈唐慧”等劳教案件被媒体的披露，劳教制度再次引发民众的激烈论辩。特别是在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劳教制度的存与废、“小改”与“大改”之争，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要求积极推进劳教制度改革，严格控制使用劳教手段，对缠访、闹访等三类对象不采取劳教措施，立即引起学术界与实务界密切关注。

一、理性看待劳教制度的历史与现实

不乏废除论观点者认为，劳教制度在我国，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怪胎”，一路走来，只有被劳教者的血泪控诉。我认为，劳动教养是我国特殊的一项制度，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待。该制度从1955年开始建立，变化延续到现在，有其历史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原因。从历史观点看，该制度的产生有其时代的需要，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社会管理的效果。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劳教制度成为治理社会丑恶现象的重要手段，如在禁毒、禁赌、扫黄、打黑中，成为打击违法行为的有效手段，弥补了治安处罚和刑事处罚在社会管理上的不足，填补了两项立法之间的空白地带。从法律依据上来看，该制度具有极强的政策性。表现在劳动教养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特定对象，是国家行政权力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表现。

关于劳教制度的争论，主要概括有“废除论”、“小改论”、“大改论”三种观点：

“废除论”的理由之一是该制度从其出生时就是非法治产物，一直备受职责，早应废除；理由之二是该制度没有合法性，既缺乏宪法依据，又与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冲突，理应废除。

“小改论”认为应当在现有制度基础上予以改良。即把现有的劳动教养委员会由虚置改为“做实”。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劳动部门负责人组成，但是，事实上就是公安机关一家说了算。所以，要改变这种做法，并吸收法院和检察院参与，增加听证程序，但委员会仍设在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主导。

“大改论”的观点是对劳教制度进行大幅度地、甚至是“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革。在现有制度基础上的改良，无异于“新瓶装旧酒”。

我的观点是，中国的劳教制度应当“向死而生”，从名称到内容、从实体到程序予以全面改革。首先是改名称。“劳动教养”是一个恶名，名声不好，必须改，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建议把 “劳动教养”改名为“教育矫治”。其次是分流劳动教养的对象，将一部分纳入治安处罚范围，一部分纳入刑事处罚范围。再次是对劳动教养程序予以司法化改造。我建议在刑事诉讼特别程序中设置“教育矫治程序”。规定公安机关认为符合教育矫治条件的，应当写出教育矫治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教育矫治条件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教育矫治的申请。由人民法院作出教育矫治的决定。同时，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教育矫治的申请后，应当开庭进行审理。被申请教育矫治人及其亲属有委托辩护人的权利；没有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人民检察院对教育矫治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劳教制度具有存在的现实意义，这是目前改革声音大于废止声音的主要原因。劳教制度最大的问题是游离于司法体制之外，公安机关权力过大，劳动教养适用对象混乱、随意性强，教育方式形同劳动改造。因此，必须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改变其法律性质、决定机关、决定程序、执行理念等。如果按照我的观点，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一项全新的法律制度，是“新瓶装新酒”。

二、劳教制度向死而生的进路与障碍性克服

劳动教养主要由公安机关立案、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批决定、司法行政部门及公安部门设立的劳动教养场所负责执行、人民检察院负责监督，其中，目前，这些部门都在进行劳动教养改革的调研和论证，而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已于2004年将劳动教养改革列入改革计划。2005年2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劳动教养改革列入议程，《违法行为矫治法》列入立法规划。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上也列入了这部法律，2010年4月份的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对此部法律进行了审议。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等十个部委联合发布了《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决定将兰州、济南、南京、郑州四地作为试点城市开始试点工作。据反映，这些试点改革工作，力度还不够大，基本上上述三种观点中的第二种观点的做法，有“新瓶装旧酒”之嫌。但是，近年来，司法劳动教养部门不断探索改革劳动教养方式的力度很大，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绩，例如用矫治代替改造理念的转变，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目前，劳动教养弊端主要是立法混乱，与其他法律相抵触，没有形成科学的法律体系；法律性质成为争论焦点，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界定不清；审批

机构形同虚设，公安机关集权于一身，执法随意性、混乱性特征明显。因此，改革的方向和出路主要在于：首先，转变理念，改变以往“惩罚改造”理念，将“教育矫治”作为设立这项制度的基本宗旨。第二，通过立法，确立劳教制度的法律依据、法律程序，避免其随意性，确保其被依法执行、遵守。第三，明确机构设置、法律性质、适用对象。其中机构设置，主要是具有裁定权的机构设置，目前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应当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由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一种认为，应当由公安机关决定，但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一种认为，由公安机关提出，由人民检察院决定。我认为，作为较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必须纳入诉讼程序，由人民法院裁决。公安机关决定的诟病已经有目共睹。如果由人民检察院决定，也是“换汤不换药”做法。第四，处罚强度可以有所减弱。为了与已有刑事处罚、治安处罚相衔接，劳动教养的处罚强度应当有所减弱。这可以从两方面设计：一方面是缩短期限。目前最长的劳动教养期限是四年，可以考虑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设置不同的劳动教养期限，规定最长不超过二年；另一方面，改变执行场所的环境和执行方式。例如，可根据违法行为性质或者违法人员主观恶性不同，将执行场所设置为封闭式、半开放式、开放式；将教育、劳动的方式改变为劳动技能的再培养，让被教育矫治人员掌握一门专业技能，以便于其再社会化。

有人认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草案）被列入两届全国人大立法计划，但最终都难产，说明改革的阻力很大，所以担心这次呼吁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影响劳教制度改革的因素很多，有认识上的，有观念上的，有制度上的。但是，最根本的因素在于对劳教制度法律性质的界定以及对公权力再分配的决心与勇气。作为一种较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在法治国家是不可能由行政机关决定的。劳教制度改革涉及多个部门的设置、人员配置、制度建立等，如果要改革，必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需要从立法方面进行改革，还要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多个方面进行通盘考虑。这需要决定者的担当意识。《违法行为教育矫治

法》列入立法计划意味着劳教制度游离于司法体制外的状态将要结束，劳动教养合法化、规范化、公开透明化的时代将要开始，表明了执政党全面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决心与行动。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任何改革总是在大量的、慎重地调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成功。一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们等待了16年，劳教制度改革也是需要时间来磨砺的。况且，劳教制度改革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很复杂，慎重一些是应当的。

具体说来，劳教制度改革两次列入计划而难产的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法律制定本身的规律来看，法律具有保守性和滞后性的特征，不能朝令夕改。一部法律的制定，需要谨慎的调研和论证，不仅要在理论上论证成熟，还要既符合现实需要，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因此，才需要进行试点工作，不断摸索路径，总结经验。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57来前后出台了多个有关劳教制度的规范性文件，重新整合需要时间。第三，这部特别法涉及范围广、机构多，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第四，在与其他法律的衔接方面，是设立单行法律，还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设置专门章节，一直以来也有不同意见。因此，谨慎立法虽然历时较长，但值得期待。

我认为，目前对劳教制度改革的时机是已经基本成熟。第一，理论上的准备已经成熟。理论界关于劳教制度改革的讨论已久，废除和改革是两种主流声音。从中国实际出发，废除该项制度目前并不可能，只有走改革之路才是现实的选择。近一年来，随着“永州妈妈唐慧劳教案”等事件的爆出，学界再次呼吁对该制度的废除或者改革，改革的方案已经细化可行。第二，从司法实践来看，劳教制度可谓历经风雨，需要改革的问题已经清晰可见。目前，南京等四个城市正在进行违法行为矫治教育的试点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并将不断完善。第三，从立法现状来看，立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相关法律陆续制定并实施，治安

关于日历故事随笔：向死而生 篇5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人生两件大事，生，已经完成，死，正在完成，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每个人从出生之日起，就走在这条不归路上，早日认清这个事实，让自己不再介意，是宗教的重要课题。对于个人来说，通过一生的磨炼，能向死而生，会比其他人活的更坦然，平和，安详。

很喜欢厚厚的日历，可以一张张撕的那种。一本本日历，让人觉得那是岁月在自己面前的堆积。一本日历，就是一年，年是个抽象的概念，而日历把它具象化了。

我们一生能撕多少本日历? 不知道。只知道撕一本，少一本，总有一天会撕完。

所以，我明白了，人生只是一个撕纸的游戏。

所有游戏都有规则。好好玩儿，都很有趣。

教育，就是在教孩子怎么玩好这场游戏。作为成人入场，要遵循哪些规则。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只给了孩子一些筹码，没教规则，年轻人一头撞进去，到处碰壁，是必然的结果。跟头跌多了，规则慢慢就学会了。

别人的说法是，我们成熟了。

成熟的人，有一个责任，就是把游戏规则传下去，让愿意听你讲规则的人少摔跟头。讲不讲在你，听不听在他人，这就是缘分。

祝大家玩的开心!

李开复《向死而生》读后感 篇6

妖精雯雯

之前翻看过这本书，当时为什么买本书也记不清了。但大概原因跟我此刻的心情差不多，不然此时我也不会再次拿起这书。

我虽然没有李开复这么严重的病，但也逃不开病情的折磨，前段时间我查出来了四项病，我已半信半疑的状态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我还是反思了一下，自己目前的所有病情都与以前的饮食、生活作息密切相关，自己又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人，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一个警告。

李开复在书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压力太大，精确时间。这其实是很多人目前都有的同感，时间很重要，一分一秒都不想错过，总觉得会失去很多。

我在这看书，他在那感悟，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反省，而不是追究过往的一切，一旦追究起来，谁不是长篇大论，但提到反省，又是闭口不谈，过后也许还是一如既往。

说到每个人的思维，我有时确实不能理解医生所说的≥2的这种表达模式，但听李开复这样一讲，他们当时所考虑到的东西，跟当事人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会以我的角度当面提出质疑，但我越来越清楚，每一种认知、观点、立场不同，无关是非对错。有了这种理解，可以避免许多争辩的烦恼，在医疗专业上，我会尽力配合医生。”这让我想到，最近因生病检查而跟医生发生的口角，深感惭愧。

对于人生的迷茫，不在于别人给我的信息，而在于自己对这些信息的误解，再放大，才会导致自己的内心不得平复。对于生活的的追求，更是如此，当你突然开始羡慕一个人，对方的所有动向，你都会觉得恰到好处，非常向往，却忽视了自己所追求的生活面貌。认清自己的现状，热爱自己的生活，才不会被太多的外界干扰。本是个动荡的年龄，却又随波逐流，你不难过，谁难过？

长时间的不看书，太容易让我陷入一个知识枯竭的状态，无法想通很多事，便形成恶心循环，久久不能逃出这个怪圈，才会引发各种因思考欠缺的事情。

当合上书的那一幕，想的最多的是网络，因李开复就是一个网络科技伟人，看他的书，很难避开这个圈子，但从中所获取的信息，在之前我也是相当模糊，又一次感触到知识的不足。

书中写到最感人的一则是“这场病，告诉我，不要把每件事的不如意看成一个‘果’，（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受到惩罚），而或许这个灾难其实是一个‘因’，是让自己学习成长的机会。

对于网络信息，还是无法做到无关是非对错的心态，李开复不止一次的提到网友这个词，不得不让我陷入一个愤青的圈子，书中写到，”乔布斯在工作会议中突然从椅子上滑落倒地的视频，曾被网友嘲讽他到死还不忘工作，但身悟禅机的朋友却淡淡的说，‘等你修行到和他相同的境界再嘲讽也不迟。“无法反驳，无比有力的回复，而那个嘲讽的人，会不会在看到这则信息之后羞愧的不知所措，或是应该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态度了！

网络中大量的信息，基本已经将事实的本来面貌，扭曲到不复存在了，而此刻大多数人都已娱乐的方式在观看新闻，纯属打发时间。当然，这也是一种挺好的方式，无需嘲讽，只是将这种方式太极端，就有点刻意无为了。

此刻的故事已经开始慢慢开始平稳发展了，从一开始的拒绝，反对，愤怒，再到接受、平稳、最后的释然，最终的重生，向死而生的故事才慢慢有了大概的理解。

多次看到李开复说，家庭第一，健康第一，而我们普通人大多数追求的并不是这么简单而温馨的生活，因为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提前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也许到了五十多岁，才能理解到吧。

但此刻的我们，90%的生命在于工作，也就是说，此刻的年轻人，正是努力的时候，一味的追求李开复所传达的信息，肯定会误解，但他的的人生观不得不说，无可挑剔，多次在文中提到，在大病之前的工作状态与现在的状态的反差，可见这其中所表达的转折，是需要多大的痛改前非的勇气。

创新工场是一个怎样的具体背景，在刚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特想放下书本，去查资料，但现在已经不需要了，文中内容，已经在很多方面介绍了创新工场各个信息，比起百度，更加全面温馨。

”创业者是伟大的。“这句话我非常认可，它的伟大表现在对于未知的探索与自身的行动，也许有些东西在潜意识里提醒着自己创业，这对我来说是现在最敏感的的话题了。欠缺太多，有心无力。各种不足，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如若万事俱备，东风等候，那还能是叫创业吗！

将以往所忽视的一切事物，在有生之年还可以重新弥补，这将是对自己对家人朋友最大的回馈。书中内容已经慢慢向平稳发展，身边最亲近的人才是你回归生活最好的动力。当李开复开始关注亲人、朋友、爱人的时候，他在大众内心的形象已然发生了最大的变化。以”世界因我而改变"到每天用心去享受生活里的细支末节，他的死亡学已经修成。

书已将近看完，正如我之前在朋友圈发过一段文件，关于芳华。而这本书，我用了五天的时间将其看完了李开复的十七个月，说来有点可悲。因自己只是个读者，也无需做太多。

向死而生，还是向生而生？ 篇7

“向死而生”的代表人物是海尔的CEO张瑞敏，“向生而生”的代表人物是学者兼管理者陈春花，两个人都赢得了社会的掌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共鸣者。

我们很难说“向死而生”还是“向生而生”哪个更好，但两套思路都有自己的一整套方法论，沿着任何一套逻辑都有可能成功。

向生而生

在施炜老师有关转型的新书《重生》的序言中，陈春花老师详尽地阐述了她称之为“向生而生”的观点：

“一是不要为转型而转型，要循序渐进地持续变革，尽量不要破釜沉舟，不要丢掉当前的市场和产品，始终要保证足够的业绩增长，只有存活才能成长；

“二是可以尝试双业务模式，维持现有业务的稳健经营，同时布局新业务，驾驭长期发展和短期目标之间的动态平衡；

“三是重视并建立多方位的信任关系，包括投资者的信任、员工的信任、客户的信任和社会的信任，这在利益重构的转型时期是非常重要的。”

要做到“向生而生”非常不易，因为这意味着变革和转型要打“提前量”，不能等到“非转不可”的时候再转型，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得不“向死而生”了。变革和转型要打“提前量”，意味着必须要同时做好以下几方面：

第一，有“以未来规划现在”的超前视野。与多数人的战略规划是“以现在设计未来”相反，受德鲁克影响的国内顶级管理专家，包括包政、陈春花老师等，都主张战略是“以未来规划现在”，“现在的积累构成未来”的战略思想。那么，“未来是什么”就非常重要，这恰恰是这一轮战略所难做到的。陈春花老师的思想中还是有不少传统战略的思想。

改革的最佳时机是什么时候？我认为是业务达到高峰的时候，这个时候拥有无限的改革资本。但是，谁能想到这个时候恰恰是最需要改革的呢？所以，一般企业是在业务走下坡路的时候才想到改革，或者被迫改革。

华为的任正非是个有超前预警能力的老板，比如像《华为的冬天》是在冬天并没有到来的时候提出来的，等到冬天真的来了就已经晚了。所以，我认为华为的改革也是“向生而生”的思维。

第二，“双业务模式”平稳过渡。所谓转型的企业，不同于创业企业没有包袱，转型企业是有存量的，不可能置存量于不顾，所以就需要“双业务模式”。我是同意陈春花老师这种观点和做法的。一旦新业务模式取得了成功，传统模式的转型就不再是难题。

第三，置转型于无形。转型可以是革命，可以是变革，可以是改良，最终达到目的就行。好的转型可以是无形的，不仅在业务模式上平稳过渡，在内部结构、人员调整上也可以是无形的。

所以，陈春花老师才说“投资者的信任、员工的信任、客户的信任和社会的信任”非常重要。既然是转型、改革，就必然涉及利益，就必然有掣肘，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或者对抽象的改革不反对，但对落实到具体措施上的改革是反对的。

当然，“向生而生”很难。陈春花老师以前在六和，这次在新希望，都是在践行“向生而生”的转型和变革。尽管它不那么高调，甚至还很低调，但这种转型方式是震荡最小、成本最低、成功率比较高的一种转型和变革模式。

向死而生

有人说，中国历史上几十次改朝换代都成功了，但历次改革却以失败居多。或者改革本身成功了，但改革者个人却失败了。于是有人说，改革比革命更难。

向死而生，就是革命式的改革。

向死而生，也有说是“自杀重生”，或者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先死后生”。只有过去的自己死掉，才有可能重生。

张瑞敏1984年上任时，面对的形势就是“先死后生”，不是死到临头，谁会让你改革。所以，那个时候的企业打上了“先死后生”的烙印。所以，我们看张瑞敏的改革思想，就是历史印迹的。包括张瑞敏的语言体系，比如广为传播的“砸冰箱”事件，都可以看作对“先死后生”“破釜沉舟”思维的一种造势。

这里要说明一下，“先死后生”与“向死而生”还是有所不同。“向死而生”同样源于张瑞敏的超前思维。

“先死后生”，往往是传统方式走不下去了，被迫变革。原来很多人是反对互联网的，现在从心理上也是抵制的，但是，传统的方式走不下去了，只有试试。其实，多数的变革可能就是这样的。

“向死而生”则不同，是在经营情况很好的时候，预料到不改革就会出问题，而预先做出的改革，只不过做法上有点类似于“不成功，则成仁”的做法。

比如，张瑞敏这次的变革，“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这三化主张，其实是建立在对信息时代的预测基础上的，这样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甚至未来是否真的如此还有极大的争论。

但是，在张瑞敏的观点里，“只有时代的企业，没有成功的企业。”既然这个时代要来了，那就提前改变。所以，这也是有“提前量”的变革。

与“向生而生”不同，“向死而生”几乎不留退路。特别在精简1万名左右的管理人员，“要么成为内部创客，要么离开企业”，这就是不留退路，真的“向死而生”。

当然，在具体措施上，也是要考虑存量的。以海尔内部的最小经营单元“小微”为例，海尔就有“创客小微”和“转型小微”两种。“创客小微”是全新的创业企业，是增量；“转型小微”则是存量的转型。

海尔的这套转型，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只不过决心没有现在这么大。这套做法，在国内是有争论的，在国际上也有专家评论很大胆的。或许，互联网时代，到了中国向世界输出管理的时候了。

“无人区”的生死“抓手”

无论是“向生而生”还是“向死而生”，其实隐含一句话：按老路走下去，死路一条。

整个工业文明时代，中国都是追赶者，前有路标。我们所要探索的是“中国式道路”。与宏观上的“中国式”相比，微观领域的“中国式”其实更少一点。

进入信息文明时代，中国突然走在世界前列，或者说并列在世界前列。按任正非的说法，我们进入了“无人区”，我们成了别人的“路标”。成为“路标”是有代价的，可能前面根本此路不通，或者死路一条。

此时，仅仅有“向死而生”的勇气，或者有“向生而生”的理念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套“生的方法论”，这方面，我们太缺少思考了。从这个角度讲，我很欣赏任正非。他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发言，我认为很经典，我认为是“领先者的生存方法论”。

一是分布式的“多路径、多梯次”战略。任正非说：“内部对不确定性的研究、验证，正实行多路径、多梯级的进攻，密集弹药，饱和攻击。”

二是“蓝军战略”。“蓝军”本来是检验“红军”的镜子，但在“无人区”，“蓝军实体化”则成为华为一个重要战略。

三是赞美“不完美的英雄”。“不以成败论英雄，从失败中提取成功的因子，总结，肯定，表扬，使探索持续不断。对未来的探索本来就没有‘失败这个名词，不完美的英雄，也是英雄。”

四是开放地从宇宙中吸收能量。“我们鼓励我们几十个能力中心的科学家、数万专家与工程师加强交流，思想碰撞，一杯咖啡吸收别人的火花与能量，把战略技术研讨会变成一个‘罗马广场，一个开放的科技讨论平台，让思想的火花燃成熊熊大火。”

变革方法论

互联网时代的东西，争论太多，难有定论。等到真的都弄明白了，或许机会也过去了。这个时代，需要新的变革方法论。以我的体会，有几个关键点：

一是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董事长与总经理，一个视角向外，一个视角向内。一个要引入新生力量，一个要负责稳健经营。固然有兼职做得很好的企业，但在变革时期，分设就很重要了。

二是要有长期稳定的“旁观者”做顾问。“当局者迷”是常态，那么就需要清醒的“旁观者”随时提醒。我们很多企业需要的顾问，不过是企业有病时候的“大夫”。

三是要进入“新圈子”。一个圈子之所以成为圈子，就在于有很多相似性。进入“新圈子”就是要寻找差异性。在一个老圈子里，保守者可能更加保守，因为大家相互强化。

四是要有“自以为非”的心理。自信，往往表现为“自以为是”，是正向强化。对于自己不理解、不熟悉的东西，不要本能地、想当然地拒绝，要深入进去了解。

有关向死而生议论文中学作文 篇8

一天即将谢幕。

没有固定的玩伴，没有老师的偏爱。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下课的时候在走廊上看看那个空旷的操场，听头顶上来来往往的飞机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最标准的四处流浪，唯一不便的就是在对面教室里坐着的那个与我家距离只有三十米，跟了我四年的老汤。有时站在三面都是墙的教学楼中间，那片小小的空地上，抬头去看头顶那一方蓝天，一边听广播里放的英文歌是什么。

有时看某个男生不顺眼就会在他挑衅的时候吵几句，但更多时候是安静地听男生们叫某个很暴力的女生“恐龙”，听他们天天不变的恐龙故事“谁说恐龙灭绝了……”。

天天幻想自己会考上一中高中，渴望有一天也会站在领奖台上接受众人的掌声。成绩得异常，于是得到所有老师的宠爱，同学呢，也会像小学一样，在我叙述起某件事情时，撇撇嘴说“因为你成绩好嘛”。

每天鄙视地看肤浅的女生讨论“王子好帅啊”“我爱炎亚纶”“我老公真的很可爱”。总是很冷地微笑着，在别人不满地说“干吗老用那种延伸看我”时才稍稍改变一下。

作业多起来了，于是又幻想，有一天，我可以瞬间搞定作业，又快又好。然后仍下有理数be动词，不知经纬度地玩。

没有了太阳，向日葵该朝向哪里。安静的葵花小镇里，有旧日的回忆。

一直觉得过去是场梦。时针指向彼时，于是过去已被切断。

那两个我曾无法理解的老师，在现在看来有多珍贵。他们的声响，他们的语言，是轰然作响的记忆。

过去天天吵架到打架的男生，也会在聊天时倾吐一些新生。曾经吵得不可开交的女生，见了面也会叫一声打个招呼。甚至些人会抗议，我打招呼时你都不理我，总是笑。

打过了也闹过了，分开之后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六年的光阴不是太短也不是太长，却足以让所有人细致地去回味。

在宽敞的操场上行走，恍惚就会觉得自己回到了一年前。那时还是六年级，在整个校园里横行霸道，逃开体育课来聊天，用技能课来写作业。教室里还有很多人，天天打，天天闹。下课了一起去买根冰棒，周末一起去坐海盗船。偶尔老张也会介入我们的生活，比如说她去某某人家开的衣服店买了几件衣服，穿来学校问我们好不好看啦。

那会不用担心考不好受人鄙视，因为在大家眼里我就是优等生;也不用在乘公车时心虚地跑得老快老快，明明庸俗地想抢个作为又把自己定为品德高尚。

切不断的理念。忘不了的牵连。

有阳光照耀的地方，会有生的希望。

开始接受一些新东西，努力像对待曾经一样来对待现在。想象同桌的她依然在我身边，老张，小戴依然一松一严。谁都没有离开。

想象着在这个学校接受三年的磨练，三年后，我会有惊人的成绩，所有人会为我骄傲。那时这三年的向死而生才最值得。

三年后的一树明媚，汇成三年的向死而生。

向着明媚。向着阳光。向着死亡。

努力生存。

向死而生美文欣赏 篇9

——读《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有感

法学院陈海云

日本名导演北野武在一次事故中受重伤后，悟出向死而生的生死观，他是这样解释这个词的：明白了生与死的关系，因而能勇敢地面对死亡，积极地生活。也可理解为：为绝望所生,为希望所遗弃。梁志平教授在《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展现给读者的不就是这样的中国古代法吗？

梁志平教授在该书的最后写到“作为旧秩序的古代文明依然死去，要紧的是，我们还可能去建设一个新的文明，这便是希望所在。”认识到了死亡的正当性，所以作者并没有沉浸在古代文明死去的悲伤中，而是怀这希望，主动地去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法律史研究引入新的学术资源，拓展法律史的视界。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条件落后，而共产党要让共产主义理想道德等价值理念在广大民众中传播，就必须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媒介。然而当我们引入市场经济发展工商业时，政府的重心又不得不转向依靠工商业文明、科技、民主法制建设。如何做好过去和现在的衔接，如何通过历史看文明的价值，如何通过文明看历史的演进，如何通过反思走向现代就显得尤为重要。梁教授从文化中探讨我国古代法之精神，满足了时势之需求。

一、中国古代法的特色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从文化中探求古代法的精神，并把重点放在了制度的文化性格上面。作者主要从以下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家国一体

梁教授通过研究中国文明，并与罗马文明相比较，即探讨《法经》与《十二铜表法》，提出并明晰了中国文明的特殊性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家国不分的格局。他说“我认为为，这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关键所在。从根本上说，中国人事事以道德为依归的泛道德倾向和态度，只能由‘家’在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得到说明；而礼之所以据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又是因为，它是连接家国于一的唯一价值和规范体系，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国合一的大一统格局的最好表征。”

（二）法即刑

作者论证了中国古代“视法为刑，视法为禁”的传统，得出“我们所谓传统的法律观，滥觞于青铜时代，与古人的家国观同出一源，带有古代文明的明显烙印。”先秦时的儒法之争实际只是任刑与任德的体用之争，完全没涉及到法是什么的本质问题，相反，这场辩论之所以会发生，正是以大家潜在的共同意识作基础的。这一点尤其可见传统本身的性质。

现实就是，在当时根本没有人能够对法律的本质提出质疑，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加之于思想的界限，视法为刑，视法为禁，视法为“王

者之政”。这样一种传统一旦形成，不但对于中国古代法自身的性格和命运有决定作用，而且对于一般所谓中国文化的前景，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治乱之道

“治国家者，在有治人，不患无治法尔。从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之要在得人。”这表明了中国古代治乱之道的一贯精神，梁教授提出的是“吏治”模式，人们对于政治的批评亦仅限于对道德评价，要达到变革，只能通过提高道德修养。

（四）自然法思想

梁教授在“礼法文化”一章中指出，在我国古代文化里面的礼和法等事物都归根于“自然”，当然这是古代形而上的传统思维方式所决定的，它们依照自然塑造其面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确实存在可以被称为“自然法”的东西。当然不是西方所熟稔的自然法，它是自然的法，简单的自然宇宙观、秩序观。这对于中国古代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产生原因

行文中梁教授采取与西方对比的方式来阐释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的？环境首当其冲。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环境可以决定一切。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是海洋文明，而中国地形封闭，处亚热带，适宜农耕，形成农耕文明。海洋文明敢于冒险，农耕文明安土重迁，这就决定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式的历史和文化，中国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法律也就必然被预设了。

张岂之教授在著述《中国历史十五讲》中写到：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成为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物质基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成为楚文化的物质基础。儒家文化形成了厚重、扎实的特点。道家文化形成了具有原创性飘逸、清俊的特点。可见张岂之教授亦认同环境对思想的影响作用。梁志平教授的书中各章也都表现出这种观点来，例如：在第二章“刑法律”讨论中国古代“视法为刑，视法为禁”的传统时提到“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敢于提出这种疑问，而是在于根本没人能够提出这种疑问。这是历史加于思想的界限，是任何个人无法逾越的文化范式。”作者认为是历史加于思想的界限，追根溯源，还是环境所决定的。农耕文明下的中华民族缺少叛逆思维，农耕为本，安土重迁,很少过问政治，无暇顾及思考，因此根本没人能够提出关于法是什么以及法应当是什么这样的本质问题。在第五章“个人”中作者说中国传统文化不外是家的文化孝的文化，此亦与中国农耕环境有关。中国古人被束缚在土地上，久而久之形成了稳定的社会关系，“家”自然成了重要的归宿，因此统治者鉴此提出“重孝”就能得到百姓拥戴。

在第十二章中梁教授这样阐述自己的“自然法”观念：“所有这一切，都源自古代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源自天道和谐的观念，源自古代中国人对于自然和谐的不断追求。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礼、法以及人类社会所有的一切，最终都归根于自然。它们在自然里面获得

形而上的根据，它们依照自然塑造其面目，它们以自然为楷模、为追求的鹄的。”中国的“自然”农耕文明带来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式自然。

由此可见，中国的地理环境和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当然还有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法律自在其中。

三、出路何在“历史固然不曾告诉我们说哪一种文明必死，但它也不曾说过哪一种文明能够永生。它只说过，没有不死的文明。历史上的一切都在生与死之间流转。作为旧秩序的古代文明已然死去，要紧的是，我们还可能去建设一个新的文明，这便是希望所在。20 年代前后的中国，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捩点。”在看到古代文明死去的正当性后，又要如何走向新生？

首先，我们要面对过去，中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价值就是建立在我们对传统法律文化的认识基础之上的。梁教授已经在“阶级”一章里面给读者展现了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特点及其根源。

其次，要面对现实。新中国刚成立时，经济缺乏，而要发展现代法治，根本的是发展经济，实现社会福利，反传统去维护私利，安定民心。

再次，满怀希望。希望，就在于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种文明以及作为人类，文明将有忍受旧的时代逝去之痛苦的毅力，又对重获新生怀着热烈蕲望。

毋庸置疑，梁教授对法律的文化解释为我们展示了一套通往理解具有“文化独特性”法律现象的立场和方法论，虽显偏安一隅，但却

自主品牌汽车：向死而生 篇10

9月1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下称“中汽协”）公布的汽车行业月度产销数据宣告，自主品牌市场份额呈现12个月连续下跌态势。早在2012年就预言“3到5年内可能一半左右的自主品牌汽车无法存活”的中汽协秘书长董扬再次提到，必须“死掉几家企业”才能实现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浴火涅槃”。

无独有偶，长安汽车党委书记、副总裁朱华荣在今年8月中旬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也表示“不出5年，肯定有一半的自主品牌会死掉”。

同样在9月11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联合发布《节能产品惠民工程节能环保汽车（1.6升及以下乘用车）推广目录（第一批）》。由此，中断了一年的汽车节能补贴再次浮出水面。业界认为，这是国家对自主品牌出手救市，因为在该目录超过160款车型中，超过六成都是自主品牌。

乐观者预测，政府救市将是自主品牌反弹的信号，但有更多的声音对自主品牌越发展越落后表示担忧。

“跌跌不休”

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8月份，自主品牌乘用车共销售54.51万辆，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37.13%，比上年同期下降0.99%；同时，轿车方面的下滑态势更明显，自主品牌轿车销量为17.79万辆，同比下降21.09%，占轿车销售总量的19.53%，比上年同期下降5.55%。

此外，今年1-8月，国内乘用车累计销售1149.39万辆，同比增长13.9%。其中自主品牌销量为374.04万辆，同比增长9.6%。由于增幅低于乘用车整体水平，自主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去年的33.6%降至32.4%，同比下降了1.2%。

也就是说，从2013年9月份开始，自主品牌的市场份额已经连续12个月呈现下跌态势。

自主品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这不仅体现在汽车销量方面。在品牌认知度与忠诚度方面，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近期，波士顿咨询公司（简称“BCG”）发布了一份名为《品牌忠诚度之争：中国汽车市场的下一场战役》的报告。报告称，通过调查发现，85%的自主品牌车主计划在购买新车时“更换品牌”，其中仅有30%的车主愿意继续购买其他自主品牌。

“目前在中国上路的国内自主品牌汽车约有5600万辆。按照计划更换品牌或升级消费的现有车主比例计算，将有近5000万辆自主品牌汽车可能会遭遇‘品牌流失’。”BCG在上述报告中进行估算道。

对于自主品牌而言，坏消息还不止于此。9月27日，由中国质量协会、全国用户委员会开展的2013年全国汽车用户满意度（CACSI）测评结果公布，中国自主品牌满意度与合资品牌差距进一步拉大。

测评结果显示，2013年中国自主品牌的满意度指数比行业平均水平低4分，比合资品牌低5分。在影响满意度四大要素中，自主品牌的品牌形象和感知质量与合资品牌差距拉大，分别达到6.1分和5.5分。产品质量方面，自主品牌质量可靠性满意度、性能、设计满意度等评分均低于合资品牌，百辆新车故障次数则比合资品牌高出55次。服务质量方面，自主品牌的售后服务满意度、销售服务满意度分别比合资品牌低2分、3分。

虽然近年来自主品牌在外观、性能和研发实力上都有大幅度提高，但要改变消费者长期形成的认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越来越多不利消息传来，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自主品牌“将死”的判断。

政策错位

就在自主品牌市场份额持续走低之时，业界尤其是汽厂商车对政府扶持政策的呼唤也显得尤为急切。甚至有车企领导公开呼吁，在公车改革之后可以倡导8500万党员购买自主品牌汽车，为此应该把党纪和国法加起来一起推进。

长期以来，“有困难找市长不找市场”已成为这些企业解决困难的习惯性思路。有分析指出，每一个地方的车企，其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后台老板”，也就是地方政府。许多弱势的自主车企虽不大，但是对于当地经济而言，却至关重要，因为它与政府GDP数字、地区就业率、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直接挂钩，甚至关系到地方官员的政绩。因此，地方政府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为其“排忧解难”。也正是由于自主品牌汽车对政策的长期依赖，其身上的“软骨症”已经病入膏肓。

就在自主品牌市场份额“十二连跌”之后，政府也还是忍不住出手相助。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工信部在时隔一年之后再次推出了节能补贴政策。而在超过160款车型的补贴目录中，超过六成都是自主品牌。

这项源于2009年的补贴政策在此前的运行中被认为是自主品牌市场份额的快速提升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在这项政策停摆的一年时间里，自主品牌市场份额出现惨跌状况。因此，业内对补贴政策的再次出台充满了期待，不少人都觉得自主品牌或将会从下跌困境中挣脱开始反弹，提升其市场份额。

尽管如此，仍有观察者指出，中国的保护政策不到位，甚至是错位的。以节能补贴政策为例，虽然在车型数量上，自主品牌占大多数，然而补贴并不是按照车型数量来补，而是按照汽车销量计算。近些年随着合资品牌价格下探，自主品牌在节能型汽车方面的销量并不占优势，这样一来，更多的补贴资金最后更多的部分还是落入了合资车企的口袋，并不能真正有效帮助自主品牌汽车。

全国乘用车联席会秘书长饶达曾感慨，中国能不能成为汽车强国，取决于国家政策，“不得力的政策将配合全世界对中国自主品牌汽车进行围剿，即使自主品牌有最好的技术也没有用”。

其中，对合资品牌的偏爱被指对自主品牌最为不利。甚至有批评指出，中国搞合资的初衷是学别人的经验、技术，并对外来品牌做一定程度的限制，然而有关部门似乎早就忘了。如今的合资企业呈现无限扩张态势，而在国有大集团中，由于自主品牌产品不能带来可观的利润与业绩，早已被边缘化。也就是说，在现有的政策体制下，国内最优势、最雄厚的资源并不是用来发展自主品牌，而坚守自主品牌发展的更多力量多是来自资源并不丰厚的民营企业。

nlc202309020159

因此，有观点认为，政府对自主品牌的扶持政策应该真正去破除这样的体制限制，让自主品牌具备内生动力，而不是停留在“输血式”的“临时抢救”层面。

浴火重生

近期，包括东风汽车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刘卫东、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宝林在内的两大汽车集团的最高管理层均在公开场合表达了企业对自主品牌发展环境的忧虑。然而媒体批评他们，更多的是将自主品牌不景气的责任推到外部原因上，而忽视了自身的内在原因。自主品牌要想找到真正的出路，最关键的还是靠企业的“自我革命”。

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就在公开演讲中宣称“吉利带头进行自我革命”。 而同样在自主品牌领域叱咤风云的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也表示，用保护的办法“培养不了健康的孩子”，产品还是要不断提升来增加竞争力。

竞争与革命，自然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中汽协秘书长董扬直言，自主品牌想要摆脱如今市场下滑的困境，就需要用市场手段淘汰，经过一段时间，“死掉几家企业”。他指出，中国汽车自主品牌数量品种过多，不同的品牌之间通过挤压自身的利润空间来恶性竞争，并不利于品牌自身的成长。因此，只有加强市场竞争，经过痛苦的凤凰浴火，自主品牌才能够涅槃重生。

如何让自己不成为那些“该死”的企业而生存下来，董扬认为，这就需要自主品牌企业之间“抱团取暖”，就如丰田和宝马那样强强联合。而这一做法在诸多世界知名汽车品牌之间并不鲜见：合作造车，双方把各自的尖端技术共享，目的是互相借鉴别人优势与特长，做到 1+1>2，让自己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

然而，这对自主品牌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需要各自牺牲部分利益。董扬举例说，现在有两个企业需要合作，一个要做低端的，一个要做高端的。做低端的想凭什么我把赚钱多名声大的高端让给你，要做高端的就想，凭什么我把量大面广的让给你。

其实，早在2008年，包括一汽、上汽、东风和长安等在内的12家国内车企就联合成立中发联实业有限公司，希望攻克双离合变速器的核心难题。然而，由于各方都将自己的核心技术“留一手”，最终这个技术联盟名存实亡。

此后，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也多次就自主品牌联合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彼时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奇瑞老总尹同跃也给予了积极回应。但几年时间过去了，合作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2012年广汽与奇瑞宣布联姻，这让业界为之振奋。然而一位广汽内部人士却透露，“广汽与奇瑞2012年签订的战略合作，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任务，双方当时共享的平台几乎已经荒废，合作并没有为双方带来多大利益”。

“但无论如何，但中国自主品牌需要合作，需要减少自己之间的竞争，做大少数品牌，做强少数品牌，这样才能够自立于世界汽车之林。”董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