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环境污染的危害及启示

日本环境污染的危害及启示（精选8篇）

日本环境污染的危害及启示 篇1

日本环境污染产生水俣病的危害及启示

作者： 指导教师：周杰

摘要：环境问题一直是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之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环境治理和改善的压力很大，任务十分繁重。二战后的日本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但由于环境保护不到位，以水俣病为代表的许多公害事件非常严重，不仅危害了当地人的健康和家庭幸福，也使日本政府和企业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从“水俣病事件”发展演变成的“水俣病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公害的最典型的案例，这一由环境问题而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从日本的经验和教训中我们要积极的借鉴，更好的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水俣病；汞污染；环境保护 日本熊本县水俣湾外围的“不知火海”是被九州本土和天草诸岛围起来的内海，那里海产丰富，是渔民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渔场。水俣镇是水俣湾东部的一个小镇，有4万多人居住，周围的村庄还居住着1万多农民和渔民。“不知火海”丰富的渔产使小镇格外兴旺。1 水俣病的产生及现状

1956年，水俣湾附近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病。这种病症最初出现在猫身上，被称为“猫舞蹈症”。病猫步态不稳，抽搐、麻痹，甚至跳海死去，被称为“自杀猫”。随后不久，此地也发现了患这种病症的人。患者由于脑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被侵害，轻者表现为口齿不清、手足麻痹、步履蹒跚、面部痴呆、感觉障碍、视觉丧失、震颤、手足变形，重者神经失常，或酣睡，或兴奋，身体弯弓高叫，直至死亡。当时这种病由于病因不明而被叫做“怪病”。这就是日后轰动世界的“水俣病”，是最早出现的由于工业废水排放污染造成的公害病。

汞也称水银，是我们常用的温度计里显示多少度的银白色金属，它是一种剧毒的重金属，具有较强的挥发性。汞对于生物的毒性不仅取决于它的浓度，而且与汞的化学形态以及生物本身的特征有密切关系。一般认为，汞是通过海洋生物体表(皮肤和鳃)的渗透或摄含汞的食物进入体内。

汞进入海洋的主要途径是工业废水、含汞的农药流失以及含汞废气的沉降。此外，含汞的矿渣和矿浆也是其来源之一。水俣湾为什么会有含汞的海产品呢?这都是源于，1925年，日本氮肥公司在这里建厂，后又开设了合成醋酸厂。1949年后，这个公司开始生产氯乙烯，年产量不断提高，1956年超过6000吨。与此同时，工厂把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废水排放到水俣湾中。在生产中采用氯化汞和硫酸汞两种化学物质作催化剂。催化剂在生产过程中仅仅起促进化学反应的作用，最后全部随废水排入临近的水俣湾内，并且大部分沉淀在湾底的泥里。工厂所选的催化剂氯化汞和硫酸汞本身虽然也有毒，但毒性不很强。然而它们在海底泥里能够通过一种叫甲基钴氨素的细菌作用变成毒性十分强烈的甲基汞。2 水俣病对当地的影响 2.1 受害人自己的矛盾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氮肥公司雇佣了当地50%到60%的劳动力。众所 周知，日本社会是一个封建制度继承性很强的国家，尊敬家长、长幼有序、所属单位就视为自己的“家”。这种“家文化”在每个日本国民心中根深蒂固。在他们心中，公司即是他们生活的提供者，也是他们的保护者，给他们提供生活来源。作为回报，雇员们以信任和忠诚来尊敬公司。当渔民们起来反抗公司的时候，雇员们就理所当然地站在了公司一边。虽然很多雇员同情受害的渔民，但是这种家长制的信任文化不允许他们背叛公司。结果导致不同立场上的市民之间很难相互沟通，使得人际关系和信任关系这一社会存在的基础长时间受到损害，在同一地区出现了群体割裂。由此引发的受害者群体、应负责任的公司和地方、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持续了近50年之久。在这个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冲突中, 水俣病的患者是最大的受害群体。2.2 对大自然的馈赠望而却步

渔民的生活早已深深地嵌入传统的大自然的恩惠中，大海被视为浪漫的化身、生命的恩赐。水俣病的产生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生态出现割裂，改变了几千年来渔民们与大海之间融洽的关系，给当地居民及生存环境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渔民和他们的家人因为食用了受污染的海产品, 成为“水俣病”的受害者。很多人身心受到摧残，经济上受到沉重打击，甚至家破人亡。对死去的渔民来说, 不仅仅是他们的食物被污染了, 就连自己对大自然的根本看法都被污染了，它如同一场可怕的梦魇留在许多人的记忆当中。2.3 邻里关系僵化

更为严重的是，水俣病不仅改变了水俣湾居民的社会关系,而且改变了几千年来渔民们之间融洽的关系，大家避而不见，不说一句话，邻里关系日趋紧张。2.4 水俣镇经济发展的衰败

一旦发生汞中毒，患上水俣病，人体往往会受到不可逆转的持久伤害。更可悲的是，由于甲基汞污染，水俣湾的鱼、虾、贝类不能再捕捞食用，当地渔民的生活失去了经济来源，很多家庭陷于贫困之中。另外，由于捕鱼业的衰败和对水俣病的恐惧，到此地的游客锐减，旅游业受到沉重打击。同时，氮肥公司在由电化学向石油化学方向转型时，职工纷纷调离该厂，因而人口不断减少，对区域性 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水俣湾外的被称为“不知火海”的海域，也失去了生命力，伴随它的是无期的萧条。日本政府控制水俣病环境污染的对策 3.1 制定企业排污废水的标准

从1932年起, 不允许含甲基汞的废水未经任何处理就从氮肥工厂直接排放入水俣湾。1970年12月, 日本政府制定了水污染防治法, 限定了工厂排污废水的有毒物质最高浓度。

3.2 控制鱼类和贝类的捕捞和出售

规定了可出售的鱼类和贝类总汞和烷基汞的最高允许含量, 总汞不得超过0.4ppm/kg, 烷基汞不得超过0.3ppm/ kg。1974年1月设置水俣湾隔离网, 将整个海湾与其他海域隔离, 防止被污染的鱼类扩散,甚至在水俣湾禁止娱乐性垂钓活动。氮肥工厂负责赔偿捕渔业的损失, 大约9亿日元。政府同时也给当地渔民生活补助和贷款, 以支持渔业的发展。4 日本政府制度环境恢复方案 4.1 实施环境恢复工程的监督

在工程进行期间, 由熊本县水俣湾污染防止监测委员会实施严格的监督,以防止二次污染。该委员会由学者和当地居民代表组成, 工程情况和监测结果在水俣市3处指定地点向市民公布恢复情况。4.2 进行汞中毒的全面研究

考虑到水俣病带来的一系列医学、社会问题,不断改进水俣病的治疗方法, 1978年日本政府在水俣市成立了国立水俣病研究所, 开展汞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同时从更广泛的立场上收集环境问题的相关资料, 防止悲惨的公害再次重演, 为后世敲响环境警钟, 也成为收集、传播水俣病历史教训的中心。在水俣湾及其附近地区, 环境水样、底泥、鱼和贝类以及人发中的汞含量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4.3 做好水土保持, 保护饮用水源 日本的河流具有坡度大、长度短的特点, 河流的河性系数(最大流量与最小流量之比)一般都大于200。历史上旱涝问题比较严重。水俣市一面朝海, 三面环山, 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涵养水源十分重要。4.4 赔偿和救济水俣病受害者

1973年3月, 水俣病患者和氮肥厂签定了补偿协定, 被官方认定的受害者从 氮肥厂一次性领取1600万至1800万日元的补偿金, 另外还有医疗费、非医疗支出、温泉费、按摩费、丧葬费等费用。熊本县政府和水俣市政府承担一小部分。5 日本水俣病事件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水俣病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正在经历同样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来说，能带来非同寻常的启示。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环保经验，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1 处理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者要相互协调。要坚持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决不能用损害环境的代价换得经济的发展。不论是“二战”后的日本，还是历史上许多通过工业发展崛起的国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往往没有兼顾，大部分国家都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也正是因为水俣病等公害事件使许多国家真正开始注意公害治理，环境领域每一次波及面较大的事件都会促使政府制定或修改法律和政策，强烈敦促带来公害的企业履行恢复环境的责任，以及追究它们的责任。因此，提高环境意识，注重科学发展，我国可以在发展中兼顾环境，在环境保护中促发展。5.2 环境事件损害赔偿应通过法律处理。

水俣病事件的启示之一就是在环境诉讼方面要保护弱者，作为一个法制国家，日本无论受害者、政府或企业都行使了法律的权利。虽然水俣病责任的追究经历了长达50年，然而幸运的是，政府和企业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就能逃脱对受害者责任的承担，国民也可以追究过去政府的不作为的责任。只有通过界定清晰的权责，提高国民整体的权利意识，监督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改善单一的评价体系，能够更好地从根本上减少这类事情发生。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于隐性成本的考虑应该作为企业制定长远发展战略的基本考虑因素。5.3 环境信息公开非常重要。

在中国，也建立了环境信息公布制度，从2008年5月1号开始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奠定了一个基本的环境信息公开的法规和政策的基础，公众对于有关自身利益的环境信息有了知情权。但是，环境信息公开在中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还处于一个不太高的水平，存在着执行等方面的问题。很多企业并没有重视该法规，企业披露的信息非常有限，而主动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很少的。特别是一些污染物排放强度比较大的地区和污染程度比较高的地区，他们在信息公开方面往往不作为。当地政府也对自己在环境领域当中所承担的责任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对维护公共环境安全承担起相应的监管职责。6 结语

预防环境污染远比治理起来容易的多，相对来说付出的代价也小得多。因此，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要有远见，注重长远利益而非短期效益。我国虽然目前还没有像水俣病这样的重大公害事件发生，但类似于松花江汞污染这样的情况也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应该说存在着潜在的危机，也敲响了中国环保的警钟。中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制定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和政策问题，并在后期的立法和政策执行中予以高度的重视，采取像日本那样的“严刑峻法”的方式，来促使企业高度重视环保工作，保证各项环境法得以贯彻。在不断适时调整环境政策的过程中，建立起一套政府正确引导、企业履行义务、国民广泛参与的环境保护机制。参考文献：

[1] 程鹏立.日本“水俣病”的社会学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2008，(4):30-33.[2] 孙阳昭，陈扬.从水俣病时间透视日本汞污染防治管理的嬗变[J].环境报告，2013 ,(3):35-37.[3] 冯丹阳.水俣病和日本的产业转换[J].世界环境·他山之石，2012，(2):54-57.[4] 张延.日本水俣病和水俣湾的环境恢复与保护[J].调查研究，2006,(5):50-52.[5] 彭俐俐.20世纪环境警示录[M].华夏出版社，2001.[6] 胡燃.环境社会学视野中的日本水俣病问题研究 [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0，（2）:67-69

日本环境污染的危害及启示 篇2

近年来,随着我国土地开发及环境管理工作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研究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并将其应用于我国实际工作的指导当中。本文以日本为例,介绍了他们在国土综合开发环境管理的实践经验,并深入探讨其相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本次研究对于提高我国环境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 日本国土综合开发与环境管理

1.1 六次全国开发规划与管理概况

1950年,日本制定了《国土综合开发法》,规定了国土开发的规划范围、程序和实施内容。并依据此法律相继制定了此后的6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

(1)第一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1961-1968年)。日本第一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地区间的均衡发展,并在规划中将15个地区制定为新产业城市和6个工业整治特别区域。通过这次规划,日本太平洋沿岸的重化工业得到迅速发展,相关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这次规划中却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能源消耗大幅增加等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工业污染,造成了水俣病事件、富山痛痛病事件、四日市哮喘等一系列震惊全国的重大公害事件。1965,日本正式成立公害审议会,将大气、水体、土地、噪声、振动、地基下沉以及恶臭等7项环境问题正式列入环境公害名单,并在1967年通过了《公害对策基本法》。

(2)第二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1969-1976年)。日本第二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的基本目标是提升经济水平。这一阶段,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不断增加的环境诉讼开始促使日本政府重视环保问题。1970年,日本内阁设立的公害对策本部提出了《公害对策基本法》等14项法律,并在国会中全部讨论通过。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以后,日本环境政策目标开始由防治公害扩展到全面的环境保护,并在同年制定了《自然环境保护法》。

(3)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1977-1986年)。日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的基本目标是建设和完善人居环境。这一期间,日本政府及公众的环境意识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各项环境保护措施不断深入,相关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受美国的环境法律法规影响,日本在各个领域都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化,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4)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1987-1997年)。日本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的基本目标是构建多极分散的国土格局。在国际社会和国内公众的压力下,日本制定了削减氯氟烃的法律和计划。到1989年,日本又在1974年“阳光计划”和1978年“月光计划”的基础上提出了“地球环境开发技术”的研究计划,形成了以解决能源问题为重点的环境政策体系。

(5)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1998-2005年)。日本第五次全国综合规划的基本目标是发展循环经济,贯彻执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2003年,东京正式立法要求汽车加装过滤器,并禁止柴油发动机汽车驶入。如今,日本汽车出厂时全部安装过滤器,尾气中各类污染物达到欧洲三级排放标准,东京市内的出租车普遍使用天然气。

(6)第六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2005-2020年)。经过“五全综”时代,日本国土开发工作基本结束,2005年《国土综合开发规划》修订为《国土形成规划法》,国家的宏观政策由国土开发转向国土管理。

1.2 环境管理机构

日本的中央和地方都设有较为完善的公害防治组织,中央的环境保护机构分为公害对策会议和环境厅两个。在开发和保护出现冲突时,区域管理机构可在更高层面权衡利弊并最终决策。

1.3 设立保护区域

日本在《自然环境保全法》和《自然公园法》以及《森林法》等相关法律中,对自然保护区制度作出规定。从日本的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均将自然保护区与环境保护相结合,从而便于自然保护区的环境管理。

2 对我国的启示

2.1 编制全国国土开发规划

目前,我国还未编制国土开发规划,虽然2011年发布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国土空间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业地区和生态地区三类,然而仍然缺乏空间规划体系。借鉴日本全国综合开发规划的经验,我们应该在确定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发展的同时正视环境污染问题,如近年来日益严重的雾霾问题等,并在功能区规划制定时考虑到各类潜在的环境问题因素。

2.2 区域管理机构协调不一致

在区域管理机构设置上,我国存在协调不一致的情况。2006年,我国发改委组织编制了全国大型煤炭基地规划,在全国确定了13个大型煤炭基地。然而,2008年《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中上述煤炭基地多数处于防风固沙生态功能区和土壤保持生态功能区[6]。为了更好地发挥区域管理的作用,我国应加大对生态功能区划的研究。

2.3 保护区与环境管理不相融合

我国自然保护区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地方各级自然保护区,地方级又包括省、市、县三级自然保护区。现阶段,我国自然保护区由政府部门批准设立,不便于对自然保护区进行环境管理。未来,相关环境管理机构应进一步扩展管理职能,从而实现管理作用最大限度的发挥。

3 结语

从日本六次全国国土开发规划的实践表明,通过在国土规划中贯彻环境保护要求,能够从源头防止产生重大环境问题,并加强环境管理工作的推进。我们可借鉴日本的成熟经验,在编制国土开发规划的基础上,通过区域的协调和发展配合,解决环境问题,最终形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相协调的开发新格局。本次研究有助于我国环境管理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摘要：本次研究基于对日本国土综合开发及环境管理工作的相关研究,总结出其存在各类环境问题的解决措施,从而为我国相关工作提供实际指导,并为我国构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相协调的开发新格局。

关键词：日本,国土综合开发,环境管理

参考文献

[1]汤天滋.中日环境政策及环境管理制度比较研究[J].现代日本经济,2007(006):1-6.

[2]周尚意,张国友,徐香兰.日本新国土规划与地方规划的相互关系[J].地理研究,2000,19(04):400-406.

日本环境污染的危害及启示 篇3

关键词：日本;环境会计;环境会计制度;《环境会计指南2005》;借鉴

中图分类号：F235;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1-0016-06

日本在二战后以发展制造业作为立国的方针，大力加快工业化进程，而日本在这一时期以产业优先为主，并不注重环境的保护，导致国内工业污染严重，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日本连续发生了三重县四日市煤尘事件和富士县神通川、新泻县阿贺野川和熊本县水俣市的有机水银中毒事件（水俣病的名称正是由此事件而来的），当时日本国内的环境污染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经历了这些环境灾难之后，日本从政府到企业界开始高度重视环境问题，大力进行环境治理和保护，至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特别是日本企业通过环境经营理念、行动方针及环境经营实践等活动，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环境经营体制，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欧盟预言的“环境经营将带来利益”已经在日本的一些企业变为了现实。在此期间日本建立了完善的环境会计制度，环境会计在日本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为环境经营的深入展开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当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大力发展制造业，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环境破坏也触目惊心，雾霾、水污染等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这些与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很相似。所以我国应该学习日本解决环境问题的先进经验，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环境，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而环境会计作为实现环境经营的一种工具，在世界各国越来越受到了重视，本文通过对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环境会计制度建设与实施的过程和经验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的情况提出一些建议。

一、环境会计在日本的发展与实施

（一）日本政府及日本民间组织制定的各种环境会计方针

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过程中，经历了从消极治理环境污染向积极预防环境污染这一理念上的转变，提出了从生产到消费的源头防止污染产生的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在联合国影响下进一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到了2000年，日本政府提出了建设“循环型社会”的规划。为配合这些战略和规划，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法规和政策。

日本政府在1993年制定了《环境基本法》和《环境基本计划》;1997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承诺减排温室气体;2000年制定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以此为背景，日本环境省（原环境厅）、经济产业省（原通商产业省）以及各种民间组织制定并发表了一系列环境会计方针。具体如表1所示：

以环境省为主导制定的以上一系列有关环境会计的准则和方针构成了日本环境会计的现行体系，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环境会计指南2005》。

（二）《环境会计指南2005》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环境会计指南2005》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环境会计的定义、目的、对象及特征。指南中指出了环境会计的目的是降低环境负荷，实现环境保全的同时，确保其效率性、效果性及经济性。指南中指出，环境会计是以环境保全成本及环境保全效果为对象，通过货币单位及物量单位的计量方法，对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实施的环境保全活动所发生的成本及达到的效果进行确认和衡量并加以报告的一种会计形式。

第二，环境会计的要素及计量方法。指南中的环境会计由三大要素组成，即环境保全成本、环境保全效果、及环境保全对策的经济效果。在《环境会计指南2005》中采用按照对环境保全成本的特征进行分类的方法，除了对环境保全成本按业务活动分类外，还增加了按照环境保护措施 （ 如全球变暖措施） 对环境成本进行分类的方法。另外，指南中对环境会计的这三大要素的计量方法提出了下列可操作性很强的意见。

环境保全成本原则上采用货币计量，其算式为：

环境保全成本=经营领域内成本+上·下游成本+管理活动成本+研究开发成本+社会活动成本+环境破坏应对成本

环境保全效果分为物量效果和货币换算效果，其算式分别为：

环境保全的物量效果=前期的环境负荷总量-当期的环境负荷总量

货币换算效果=物量效果×经济价值评价系数

环境保全对策的经济效果以货币计量的形式反映了其对企业的贡献，其算式为：

经济效果=实质性效果（利益额+费用节约额）+推定性效果（利益额+费用节约额）

第三，环境会计原则及环境报告原则。结合《环境报告2003》的要求，指南中指出对外报告的环境会计信息必须遵守以下原则。（1）适用性原则。企业必须提供对股东决策有用的环境保全成本信息及环境保全效果信息。（2）信赖性原则。环境会计应该提供给股东无重大错误及偏导的可信赖的情报。（3）可理解性原则。提供的环境会计信息应有助于股东对企业环境保全活动状况的判断，信息应该简单明了，容易为使用者所理解。（4）可比性原则。提供的环境会计信息要求在不同会计期间及不同企业间能够进行比较，具有可比性。（5）可验证性。从客观角度能够对所提供的环境会计信息进行验证。

第四，环境会计的分析指标及披露格式。指南中对环境会计对外披露格式及内部管理用的表格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意见，并针对环境会计活动，提出了4类主要分析指标，包括环境成本构成比率指标、环境保全效率性指标、环境负荷的集约度指标和环境效率的物量指标。

环境成本构成比率=环境保全成本/包括环境保全成本在内的企业总成本

环境保全效率=环境保全货币效果/环境保全成本

环境负荷集约度=环境负荷量（物量）/经营活动量（物量）

环境效率=经营活动量（物量）/环境负荷量（物量）

作为对外报告用的环境会计报表有3大主表及其它相关的附属报表，其3大主表分别为环境保全成本表（按事业活动分类）、环境保全效果报表、环境保全对策的经济效果报表，其具体格式分别如表2：

《环境会计指南2005》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明确了环境会计的定义、对象、目标和计量方法等方面的基础理论，提供企业实施环境会计的理论依据。

第二，对环境保全成本项目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及管理。其中产品的上下游环境保全成本作为一个成本项目划分出来，对环境会计的实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对此项目的核算与管理真正实现了从生产到消费的源头控制环境污染的理念，从而实现了对“全生命周期”环境保全成本的控制。

第三，详细规定了以货币单位计量和物量单位计量来衡量环境保全效果的方法，能够系统全面地反映出企业环境保全决策的实施效果。

第四，实现了对外披露和内部管理的兼顾。对外披露以独立报告的形式来实施，提供了有关披露格式的具体建议;内部管理方面则在指南中提供了可操作性很强的管理报表格式供企业选择或参考。

（三）环境会计在日本的实施现状

根据日本的地球环境战略协会（IGES）调查，2001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1 400多家公司中，有297家发行了环境报告，超过了20%。根据环境省实施的“环境友好型企业行动调查”，2007年接受调查的2 774家企业中，实施了环境会计的企业有819家，超过了29.5%;正在研究有实施意向的企业有363家，超过13%。同样的调查，2014年接受调查的1 161家企业中，实施了环境会计的企业有304家，达到了26.2%;正在研究有实施意向的企业有73家，超过6.2%。其中超大型企业实施环境会计，发布环境报告的比重已具世界首位。

日本企业特别是知名的一些大企业在实施环境会计，以环境会计为工具实行环境经营方面已经有非常成功的经验，如富士通集团和理光集团。富士通自1935年创业以来就以“建立与自然共生的体系”为根本经营理念， 1996年开始公示《环境经营报告书》，1998年导入《环境会计制度》，是日本企业中在环境保护管理及环境会计体系等方面走在前列的;受到社会及日本政府高度评价的企业。理光集团也是日本实施环境会计最为成熟和先进的企业之一，该企业从1999年开始公布环境报告;理光集团在实施环境会计过程中不仅遵循了环境省的指南原则，还参考了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在编制环境会计报告时结合集团自身的情况和现实特点，在报告结构方面做了一些调整，以使之更完整、明确地反映集团自身的绿色经营和生产投资特点。

而且富士通集团和理光集团已经实现了从环境经营中获利，以下是这两家公司2006—2010年的环境成本与环境效益的对比表。

二、对我国的启示

（一）完善相关法规，加强执法力度

日本环境会计是在日本政府及其环境保护机构的大力推动下得以发展起来的。日本的环境法规比较完善，以《环境基本法》为基础，相关的环境法规涉及到每个行业、每个污染源，就连生活垃圾的分类和投弃都有严格的规定，笔者曾在日本工作、生活了十多年对此深有体会。而且在日本，对违反环境法规行为的惩罚是相当的严厉的，熊本县水俣市的有机水银污染事件中的肇事者之一chisso公司从1972年到2005年间已赔偿给受害者的金额为1 353亿日元，且赔偿还在继续，这得益于日本的集团诉讼制度及日本政府的执法力度。

在我国从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以来，已颁布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的法律10余部，行政法规30余部，国家环境标准300余项。但是这些法规主要体现在有关排污费用的处理要求，对于环境修复及公益赔偿等方面的规定并不完善，而且对于环境违法事件的惩罚力度不够。如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101厂一车间苯胺发生爆炸事件，并造成松花江水体严重污染，哈尔滨市停水四天，经济损失惨重;而针对此事件，根据法律规定最高只能给予100万元的处罚。而且由于我国的集团诉讼制度并不健全，使得受害群众很难向违法企业索赔，这样对企业就构不成大的震撼力，企业缺乏主动导入环境会计的动力。所以我国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必须完善环境法规，加强执法力度。

（二）需要国家在政策上进行引导

二十世纪后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针对环境保护问题上，利用税收、财政补贴、金融服务、排污权交易等国家政策对企业进行引导。如日本引用欧美金融机构为中心的生态评级系统，于1999年8月起，按照生态评级的结果优先向环境友好型企业提供金额服务;再比如2008年10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排放量交易试行方法》，以政府监管为保障，实现企业间在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上可以进行交易，迫使高排放量的企业必须额外付出代价向节排企业购买排放权，以市场机制来实现了国家的减排政策。日本政府还结合经济政策上的需要，在2009年5月（时值次贷危机后的经济萧条期）推行了节能积分制度，凡是购买节能冰箱、空调、液晶电视的可以获得节能积分，利用节能积分可以交换到商品或服务。这一政策既促进了消费，又引导了企业和消费者的环保行为，后来这种节能积分制度还推广到房地产等其他行业。我国虽然近年来，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也从财政、税收、收费等政策上对企业进行了引导，但是政策的可操作性差，没有起到应有的目的。我国可以参照日本的经验，采用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来引导企业注重环境保护，从而促进企业利用环境会计这一工具来进行环境成本和环境效果等方面的核算及管理。

（三）利用资本和市场机制促进环境会计的发展

在完善的环境法规和相应的国家政策导向的基础上，利用资本和市场机制来驱动企业实行环境经营，实施环境会计的内动力。在日本，环保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环保产品可以获得消费者的亲睐以及更高的附加价值。相反企业一旦发生环境违法行为，不仅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其产品也会遭到消费者的唾弃。由于环境违法成本非常之高，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企业的环境问题非常重视，所以实施环境会计主动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能够得到投资者的信任并更容易获得资本投资。随着市场和资本机制在环境保护作用的深化，欧盟预测的“环境经营将带来利益”已经在日本的部分企业成为现实，如本文的表5所示，富士通集团及理光集团已经实现在环境经营上获得利益。

我国应该学习日本的经验，加强市场和资本机制对环保的导向作用，让企业意识到以环境会计为工具进行环境经营将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促使企业主动实施环境会计，接受外界的监督并对外发布环境报告。

（四）借鉴日本经验建立中国的环境会计制度

如本文的第二部分所示，《环境会计指南2005》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不仅对环境会计的对象、目标、计量方法、环境会计原则等方面有明确的定义，而且就对外环境报告的编制及对内部环境管理报表的格式都有具体的建议。我国可以吸收日本环境会计指南的优点，再结合我国的国情，从环境会计的对象，计量方法，会计原则，披露格式及信息要求，分析指标等方面参照《环境会计指南2005》编制出符合我国实际需要的环境指南。可以借鉴日本环境成本项目的分类方法，首先规定一些高污染行业必须核算并披露大气污染成本，水污染成本，土壤污染成本等环境成本，并把这些环境成本作为产品的一个成本构成项目计算到产品的成本中去。以环境指南为基础，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对环境负债的计量和披露进行更为严格的规定，对于环境治理和经营中由于环境投资形成的环境资产可以给予更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对企业更有利的折旧或摊销政策。在环境治理和保护过程中不断完善环境会计的核算职能和监督职能，最终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会计制度。

三、结语

日本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把一个公害大国治理成为山清水秀、环境质量优良的国家，实现了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这当中环境会计的作用功不可没。我国目前的环境现状跟70年代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日本的经验就更加值得我国借鉴，本文主要从环境会计的角度出发对日本环境会计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日本环境会计制度的构成，日本环境会计的实施现状及效果等方面进行分析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我国环境会计的若干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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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竹森 一正.日本环境会计的开展[J].董屹，译.会计之友，200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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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富士通集团.2006-2010年度的环境经营报告书[EB/OL].http：//www.fujitsu.com/jp/.

日本的水资源管理及启示 篇4

摘要：日本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比我国高。在走过一段重开源、轻节流，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后，转变思路和策略，从规划和法律着手，实施水资源综合整治利用。同样是“多龙治水”，日本的协同管理比我国好。在确定水权、水价方面富有经验。我国面临严峻的水危机，应从多方面借鉴日本。

关键词：日本；水资源管理；启示

日本是一个降雨充沛的国家，又是一个人均水资源稀缺的国家。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 73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970毫米）的1.8倍，是我国多年平均值（660毫米）的2.6倍。因人口密度大，人均年降雨量仅为5 300 立方米，比我国的人均年降雨量5 907 立方米少，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5。但日本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比我国高得多。据水利部2005年统计，中国年平均淡水利用量达5 600亿立方米，日本年平均淡水利用量为900多亿立方米，不到中国的1/6，而日本GDP总量是中国的8倍。日本的万元GDP用水量仅为我国的1/30—1/48。日本在水资源管理方面有一整套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一、规划和法律

日本在20世纪50—70年代，为满足工业高速发展对水的需要，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将水加以储存和调用。同时，大力开发其他水源，如开采地下水。但重开源、轻节流、轻治污，显现出难以为继：大量修建水库、水坝，周期长、占地多，适宜的库址、坝址越来越少；过多地抽取地下水造成全国性的地面下沉，土地盐碱化；“先污染、后治理”付出的代价，比事前防治污染的投资高出10倍以上。走过一段弯路后，日本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起改变了思路，将开源为主的策略转向节流为主的策略，将先污染后治理转向事前防治、源头减污。他们从规划和法律着手，实施整套的水资源综合整治利用的对策。

日本一向注重对水资源的利用和长远的统一规划。早期的规划着重于河川水量的分配、调度，后来的规划着重于确保水质，明确整治的方向，实施可持续的开发。全国水资源总体规划由国土厅负责，与建设省、环境厅等部门和相关都、道、府、县的行政长官共同协商，拿出规划方案，经内阁讨论通过，最后由内阁总理大臣决定是否批准。规划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但由于水量、水质的不确定性较大，规划不可能一步准确到位，须依据新情况修订完善，20多年来日本水资源综合规划的重大修订就有3次。最近一次是2000年，以2010—2015年为目标，制定了《新的全国综合水资源计划》，简称“21世纪水计划”，重点是构筑可持续的用水体系，适应循环型社会的需要。

规划成功的典型案例是琵琶湖的综合整治保护。琵琶湖是日本最大的湖泊，横卧于京都之东，名古屋之西，大阪、奈良之北，处于滋贺县境内，是湖滨1 800万人生活、生产的宝贵淡水资源、水产资源和旅游资源，也是润泽人们心灵的精神之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工业排污和生活垃圾的剧增，排入琵琶湖的COD(化学需氧量)和氮污染，大大超过水体的自净能力，水质逐年恶化。加之流域森林、农地不断减少，市镇街道增多，水源涵养功能减退，自1970年开始，琵琶湖经常发生赤潮、绿潮。日本政府在1972年制定了《琵琶湖综合开发特别措施法》，提出整治规划，1979年颁布《琵琶湖防治水体富营养化法令》，80年代继续开展《琵琶湖综合开发计划》。人工大堤、混凝土河床、入湖的下水道等都按规划建成，但水质并未根本改善。90年代后期，政府制定实施《琵琶湖综合保护整备计划》，从全流域着手，在水质、水源涵养、自然环境及景观保护上都严加要求。琵琶湖流域有甲贺草津、八日市、彦根、长滨、高岛、信乐大津、志贺大津共7个河川流域单位，在保护整备计划制定前，先组织河川流域的上、中、下游各区域互相考察，充分熟悉，达成深入的理解和共识。他们将流入琵琶湖的河川水路、水域外缘的山地、森林与琵琶湖通盘规划，形成生态回廊，谋求生态系统的修补和循环。经过全流域的综合保护整备，终于使琵琶湖重现30年前的容颜，恢复了防洪、供水、旅游等多种功能。滋贺县于2000年再度出台新的综合保护计划——“母亲湖21”，期限为50年，要在2050年实现琵琶湖的理想状态。

规划通过法律成为国家的意志，二者同步先行。日本水资源的法律调控起步较早，相应的法律、法规相当完善，立法、执法的经验十分丰富。早在明治维新后的19世纪后期就制定了《河川法》，规定河川为公共物，国家有权调度用水。之后，20世纪50年代制定了《工业用水法》、《上水道法》、《下水道法》、《特定多功能水库法》；60年代制定了《水资源开发促进法》；1967年通过《公害对策基本法》，制定了水质环境标准；1970年制定《水污染防治法》，规定都、道、府、县知事必须对公用水域的水质状况进行经常性监测，环境厅在公共水域的重要地点也设置水质自动监测仪器，每年公布“全国公共水域水质监测结果”。当排水达不到水质标准时，政府知事有权命令工厂或事业场改进装置，或停止排放，对违反命令不符合排放标准者，可进行处罚。由于执行严格的排污标准和法律管制，现在全国城市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处理率在98%以上。法律还规定禁采和保护地下水，确保其充足，常清。

二、体制与管理

日本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属于“多龙治水，协同管理”模式，分别由国土厅、建设省、农林水产省、通商产业省、厚生省、环境厅（2000年升格为环境省）、科学技术省等部门，按照中央政府赋予的职能各负其责，衔接配合。几个部门依据法律办事，既分工又合作又制衡。全国的水资源综合规划由国土厅负责；防洪、抗旱设施的建设，河流水资源开发的审批，由建设省负责；水力发电、工业用水由通商产业省负责；灌溉和农业用水由农林水产省负责；生活用水由厚生省负责；国家水资源开发预算、地方水资源开发经费管理，由大藏省负责；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技术及情报，由科学技术省负责。1962年，由内阁总理大臣指定了全国七大水系，由国土厅直接监督、管理，其他未指定的水系由都、道、府、县知事指定管理者。

在官方机构之外，还有许多半官方、半民间和民间组织。如水资源开发公团，是一个对日本7大水系进行统一筹划和开发治理的半民间组织，受内阁大臣的监督。

日本把水资源分为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生活用水、水力发电用水、养殖用水、公益事业用水及环境用水等许多种类，分别制定不同的质量标准，由不同的部门进行建设，协同管理。

农业用水占全国用水总量的2/3，多年来一直较为稳定。85%取自河流，辅之以水库及原有的6万多个池塘蓄洪防涝，积水抗旱。政府大规模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干、支、斗、龙渠全部用水泥衬砌硬化，桥涵闸配套齐全。近十几年来大量铺设管道代替明渠，减少渗水、漏水。水田灌排分开，使灌溉水反复利用。旱地由以往的畦灌发展到现在的喷灌、微灌，其设施的配套率在30%以上。

工业用水多年来也保持稳定水平，每年平均550亿立方米，其中取用新水仅为120亿立方米，其余430亿立方米的水都是循环产生的。2005年，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达78.2%，比20世纪60年代提高一倍以上，居世界前列。工业企业的废水各有专用的处理设备，从废水中过滤、提取出金属元素，既实现资源的回收，又减轻对水环境的污染。

生活用水多年来逐年上升，现占全部用水量的18.2%。全国人口基本上都使用自来水，自来水管普及率达96.1%。各地对自来水管防漏水抓得很细，东京水道局专门成立了700多人的“水道作业特别队”，对输水管道随时进行检查维修。水厂看到哪家用水激增，就寄去通知：我们发现您这个月用水激增，也许水管漏水了。只要您通知，我们马上前来检查。若无回音，水厂每天照样寄来，直到查清修好为止。政府采取减免税赋、进行补贴或提供政策性贷款等措施，开发、推广节水设备，商店规定像马桶这样的设备，必须是节水的才能卖。东京市民使用淡水十分节省，据世界水理事会提供的资料，东京每家每天的用水量仅为184升，只有北京市民的1/4。

中水的回用，日本在全世界做得最早最好。他们把自来水称为上水，把下水道的水称为下水，将下水加以处理分离，得到中水，用于冲洗火车、汽车，道路浇洒，清扫工厂，冲厕，森林消防，城市消防，灌溉绿地等。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试从下水中提取中水，20多年建起城市下水道废水处理场1 300处，每年处理废水124亿立方米，其中1.3亿立方米经过处理的中水作为工业用水或其他回用。在农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废水增多，有半数以上的农村兴建了废水处理设施，用经过净化处理的水灌溉农田，但有严格的水质控制标准，防止对农作物和人体产生不利影响。中水设施按建设规模分三种类型，最多的是单体建筑物自建，即一栋建筑物设置一套废水处理装置，将厨房、盥洗室排出的废水加以净化处理，用来冲洗厕所，再排入下水道。也有几个建筑物合建一套中水设施，或整个区域如工业园区、住宅区等集中建设中水设施，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废水处理和再利用。2006年，全国有2 200座饭店、政府机关、学校、企业、会馆、公园、运动场等公共设施以及大型住宅区的建筑物建立了中水系统，每天的杂用水供应量相当于全国生活用水量的1%。在缺水地区，建设中水设施成为强制性的规定。东京规定面积在3万平方米，或计划用水量每天100吨以上的新建项目，都必须建设中水设施。中水设施的投资，政府通过减免税金、提供低息融资和补助金等手段加以支持。

日本降雨丰富，积蓄、利用雨水成本低，收益高。过去对雨水的利用多在沿海岛屿，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城市也着手利用，一般用导管把屋顶的雨水引入设在地下的沉淀池，技术处理简单。东京都在公园、校园、体育场、停车场等处的地下，修建了大量的雨水贮留池。凡是新建筑物，包括住宅楼，都要求设置雨水贮留设施。1989年开业的东京港区的野鸟公园，园内用水皆来自雨水，形成了湿地、芦苇荡、草地、树林等景点，成为东京地区的著名观光点之一。名古屋、大阪、福冈等地的大型建筑物下都设置了雨水利用装置，其中名古屋体育馆每年可积蓄雨水3.6万立方米。这些在建筑物之下地基之上的水池，在地震频发的日本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水的浮力可以支撑建筑物，降低其晃动的加速度，延长其震荡周期，减轻震动的程度。水池里水质较好，在发生地震灾害时可作为应急水源。北海道还大规模运集、贮藏积雪，既得冷源，又积水。

三、水权与水价

当水资源不足、短缺时，水权的概念和争执便凸现出来。《河川法》规定河川和水流是公共财产，不能占为私有，同时也确认了水权的存在。水权是水的使用权和收益权，是一种财产权。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受许多约束条件的局限。水权根据其创立起源、使用目的进行划分。根据起源分为惯例水权（法律创立前就承认的水权）和依照《河川法》取得的水权。根据不同的用水目的，分为灌溉水权、工业水权、市政水权、水电水权、渔业水权等。水权的取得遵循“占有优先”的原则，法律允许水权有偿转让给其他人或团体，但必须向河川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得到批准，且不能改变水的用途，如灌溉用水不能改变为工业用水等。在行使水权的“占有优先”权时，又根据实际情况在引水量上进行控制和协调。为了保证河水在自然循环中的净化能力，规定只有在河水超过河流正常流量时才可取用，正常流量从航运、景观、保洁、渔业、水生动植物的保护等方面来确定。在干旱来临时，优先引水权要经过当地用水协调委员会的协商，先满足抗旱灌溉的需要，再兼顾其他方面。经过约一个世纪的教化，日本国民的水环境意识已很强，一般能自觉维护良好的水事秩序，违反取水许可及水法规的事件比较少。一旦发现水事违法、侵权行为，先是劝戒、警告；若不听，便新闻曝光，让其遭受社会各界的谴责，民众会不买这些单位的产品；对严重违法、侵权者依法惩处。

日本的水价较高，这是节制用水量的有力的经济杠杆，也是供水公司持续运转并得以发展的保证。不同用途的水有不同的价格，一般都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每月20立方米市政生活用水的价格，是伦敦的1.36倍，巴黎的1.17倍，纽约的3.25倍。几乎所有的供水公司都归市政当局所有，公司独立核算，但无权像一般企业那样按照供给、需求的市场法则来定价，水价的涨落一律由当地的市政议会负责决定。决定水价的基本原则是：减轻使用量较少的消费者的负担，对超过平均使用量的消费者采用累进制收费。收费标准按水表口径的大小来制定，水表的口径分为小、中、大、特大4种，每一种口径再细分为几个等级，口径越大者收费标准越高。不同的口径即使用水量相同，大口径也比小口径的水费多。这样就有效地节制了大户的用水，同时以较低费用保障了最基本的生活用水。

一些基本的公共供水服务，为绿地浇水、道路喷洒、消防用水等，由相关部门买单。公共用水设施，如修建水资源工程，旧管道维修、更新等，均由市政机构从财政中支出。政府对供水公司的考核并不以经济指标作为首要，而是注重对水资源的保护、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中水道系统处理出来的水，成本比自来水高，价格比自来水低，但政府仍然斥资推广。

四、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现在面临着严峻的水危机，正在以历史上最稀缺的水资源和最脆弱的水环境支撑着最大规模的人口和经济发展。人均淡水资源量仅为2 200立方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有6个省、区（宁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人均淡水资源量（不包括过境水）低于500 立方米。我们应当从国外寻求多种借鉴，东邻日本的水资源管理至少给我们以下启示：

1.加快水资源管理的思路调整和制度创新。我国水资源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思路陈旧，管理制度滞后。水资源管理包括水量管理和水质管理，日本在这两方面都富有成效。我国长期以来重水量管理，轻水质管理，每年有1/3的工业废水和90%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排入河湖，以至于现在水质危机已经重于水量危机。在水量管理上，重供给管理、轻需求管理，重调水、轻节水，以至于出现调来的水不加爱惜，粗放使用，甚至大搞城市水幕、水墙等水景观，模拟“江南水乡”。在水质管理上，重工程治理，轻社会治理，重河湖水体的治理，忽视流域周围工、农业的减排治污及山林的养护，以至于污染源增多、加剧，河湖水体无法“洁身自好”。这方面，日本琵琶湖的全流域综合整治值得我们效法。

2.“多龙治水”一定要配合协同。我国和日本都是“多龙治水”，日本有8个部门，我们有水利部、地质矿产部、环保总局等14个部门，这是无可避免的。差异在于他们能够配合协同，我们显得群龙无首，各行其事。管水源的不管供水，管供水的不管排水，管排水的不管水体水质。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权限不清，步调不一，前者弱而后者强。这样的“体制病”，寄希望于正在施行的大部委制改革加以解决，同时，还期望水法规体系的完善，像东邻那样依法治水、治污。2002年10月1日施行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比以前完备，但协调性仍然不够，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管理还存在冲突。至今缺乏国家层面上的统筹流域综合管理的法规，亟须通过立法加强流域管理的权限，在此基础上建立流域与区域的会商机制。

3.将“先污后治”尽快转变为治污在先。日本也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但很快转变为治污在先，源头保护。我国至今没有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误区。应该知道，我国已经没有“先污染，后治理”的资本，如果污染的局面得不到扭转，我国淡水资源将面临消失，我们将失去改正错误的机会，让几代人付出巨大的生存成本。治污不光是指污水，也包括生活垃圾、工业垃圾等，不让污染物质进水。日本将生活垃圾分为七类，分别处理、回收，而我国的生活垃圾至今尚未分类。日本控制垃圾填埋，防止污染地下水，而我们的垃圾深埋仍在不断污染地下水。日本对工业固体废弃物、旧家电、旧汽车回收利用，已发展成全球领先的“静脉产业”和循环经济，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4.把水作为商品，建立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节水型管理体制。河川是公共物，但上下游、左右岸、地区之间以及农业、工业、市政、水电等部门之间，应各自拥有不同空间、不同时间、不同用量的水权，同时拥有不同的排污权。建立水权制度，通过水权交易市场实现水资源的有偿使用和优化配置，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又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水权制度包括水量、水质、时间、空间的考量，包括初始分配和后来的转让以及排污权转让等，其界定相当困难。国务院水利部2008年2月1日公布《水量分配暂行办法》，首次对跨省、区、市的水量分配以及省、区、市以下其他跨行政区域的水量分配原则作了规定，标志着我国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已经基本建立。但怎样准确地计算水量，检测水质，适时分配，有序转让？还需要做很多的探索。水权交易容易使人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影响环境质量，怎样保持足够的生态用水？尚须深入学习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同的流域应有不同的水权安排，不同的水价，应由各地政府与公众会商决定。现在越权取水以及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汽车等浪费现象到处可见，应通过水权和水价加以遏制。

5.与日本开展技术合作，节水、治污。日本在节水、治污方面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努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政府宜出台政策鼓励企业与日商合作、合资，生产各种节水、治污的产品、设备供应市场。我们自己也有一些节水、治污的技术和产品，应加强这方面的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力求中日互补、双赢。

参考文献：

日本环境污染的危害及启示 篇5

[摘要]对于始终以间接金融发展为主线的日本来说，资本市场的发展呈现出了较为特殊的轨迹和脉络。债券市场是一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债券市场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债券市场，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并形成了其自有的特点，如资产担保证券市场发展不充分、证券公司在债券市场上的垄断地位突出、证券市场的监管实施的是统一监管的模式，但显现出分业监管的特征以及债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等。这些特征导致了日本债券市场发展不均衡、日本债券市场缺乏多层次的投资者等诸多的弊端。因此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促进目本债券市场的发展。而这些改革的措施同时也是中国债券市场急需借鉴和学习的。

（中经评论·北京）日本债券市场的突出发展是日本资本市场中的一大特色。日本资本市场是以债券市场为主的资本市场，截至2006年底，日本债券市场规模约为其股票市场规模的179%，其发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但表面的发达隐含着的却是一个发展并不完善的债券市场，同时也可能产生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例如，债券市场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丰富筹资主体的筹资渠道，另一方面，规模过大也会造成债务压力巨大的扭曲局面。对日本债券市场发展的研究与借鉴，对于债券市场并不发达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有利于中国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一、日本债券市场的发展历程及特征

（一）日本债券市场发展的历程

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日本特有的资本市场体系中，债券市场扮演着更为突出的角色。日本债券市场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为了兴办民族工业，政府开始发行公债。但“二战”之后，公债市场萎缩，随后在1947年日本严格规定除特殊情况并经国库批准外，不准将公债作为国家财政支出的资金来源。直到1964年，当时日本税收不足，财政赤字出现并扩大，为了充实资金，先后发行了公债和建设债券。随后，日本政府又发行了秩实录公债和金实录公债等。进入20世纪70年代，由于日元持续升值，加之石油危机波及日本，导致财政赤字进一步增加，日本政府发行了巨额国债，同时债券回购市场也不断壮大，债券二级市场趋于市场化。80年代后，日本的公司债券开始迅速发展，这一方面得益于日本的利率自由化，即由于对可转让定期存单、大额定期储蓄以及流动性存款等方面利率限制的降低，投资者基于投资收益考虑以及筹资者出于资本成本考虑共同扩大了债券市场的供求量，公司债券开始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监管部门监管政策的放松，日本政府逐渐放宽了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担保要求，并最终废除了发行限额制度、公司债群托管制度，活跃了公司债券的发行市场。现在，日本的国债市场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债市场。通过近两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日本国家债券发行规模庞大，并且发行额度日益增加，远大于公司债券的发行额度，二者差异呈现扩大化趋势。日本统计局的数据资料显示，日本2010年第三季度前的GDP为1177897亿日元，而同期的国家债券和公司债券的发行总量达783164亿日元，约占GDP的66.48%，债券发行规模可见一斑。

（二）日本债券市场的特征

1.资产担保证券市场发展不充分。日本的债券品种包括国债、地方债、金融债、公司债、外国债、带新股认购权的公司债等，在品种较为丰富全面的同时，也体现出了其资产担保证券市场发展并不充分的特征。虽然近年来日本的资产担保证券市场发展迅速，但是日本银行2011年1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主要的资产担保证券包括以信托资产形式持有的股票、以信托资产形式持有的指数化交易型开放式基金以及以信托资产形式持有的日本房地产投资，而这3种资产的数额分别为15053亿日元、142亿日元和22亿日元，3项总额仅占总资产1287105亿日元的1.18%。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日本资产担保证券市场缺乏完善的流通市场，无法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机制，从而制约了一级市场的发展。

2.证券公司在债券市场上的垄断地位突出。证券公司作为债券市场重要的中介机构，在债券市场中扮演着承销商的角色。日本证券公司是在日本实施《证券交易法》后出现的，当时日本开始允许证券业从商业银行中分离出来。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日本证券公司也发展起来，在为国民经济发展筹集资金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开始逐步开放资本市场，日本的证券公司也跨出国门，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后，证券行业集中加剧，形成了以野村、大利、日兴、山一证券公司为主的证券市场，四大券商包揽了一级市场上约80%的承销业务，并且二级市场上的大宗买卖也多由他们代理，外国公司在日本发行证券的80%也由其承担，垄断地位十分突出。同时，日本券商实行固定费率，缺乏灵活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竞争。

3.证券市场的监管实施的是统一监管的模式，但显现出分业监管的特征。债券市场的监管机构是其组成要素中的重要一环，日本债券市场的监管机构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渐健全的过程。“二战”以前，日本并没有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来监管债券市场的运行，进入1948年，大藏省（Ministry of Finance，MOF）成为了全面监管金融系统的监管机构。由证券局和1992年成立的证券和交易监视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Surveillance Commission，SESC）主要负责证券监管。1998年，日本政府将MOF中的银行局、证券局、金融检查部等监督委员会分离出来，组建了金融监督厅，行使对金融市场的统一监管职能，下设监督局，其中的证券部与相对独立的SESC共同行使对证券业的监管职责。同时，FSA与MOF、日本银行之间始终保持着分工协作的关系。总结来看，日本目前实行的是统一监管模式，但其中仍体现出明显的分业特征。这一方面是源于改革的继承性，即FSA中80%的人员都来自于原MOF，监管理念与经验仍然保留着分业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金融市场的客观需要，因为日本金融业的混业经营仍停留在金融机构层面上，而不是金融品种层面上。

4.债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债券市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债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20世纪60年代前，日本已经出现武士债券，债券市场初现国际化端倪。1971年制定的《外国证券业法律》开始允许外国证券公司在日本开设分公司。1985年，东京证交所接纳美林等外国券商在日本的分公司为正式会员。1998年，日本大幅度放宽了证券业的投资限制，国外投资者在日本拥有证券公司也从执照制变更为登记制，另外，国外证券机构在日本进行证券业务的专业限制也被取消。通过一系列开放的进程，外资在日本证券业和债券市场的比重得以大幅提高，这有利于日本证券业良性竞争局面的形成，也带动了日本债券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整体的发展。

二、日本债券市场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的路径

（一）日本债券市场现存的问题

1.日本债券市场发展不均衡。这种不均衡首先表现在日本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份额的不均衡。由于日本依赖于间接融资的传统，日本间接融资在融资总额中始终保持着一个较高的份额，其规模甚至达到日本公司债券发行额度的100倍及以上，这种巨大的差异不仅反映了日本公司债券市场的弱小，也反映了日本在融资渠道选择上过度依赖间接融资，导致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发展的不均衡。

另外，不均衡还表现在国债规模与公司债券发行规模的不均衡。日本统计局2010年11月的月度统计资料显示，日本政府发行的国债中有50%为长期（10年及以上）公债，中期（2年到5年）公债次之，短期（1年及以内）公债仅占约5%左右。充分体现了日本政府坚持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所带来的巨额财政赤字以及还本付息的压力，不利于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同时，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过小，2009年、2010年日本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分别占日本国债发行规模的2.48%和0.1%，二者差距进一步扩大，成为了制约日本债券市场发展的一个结构性问题。

2.日本证券公司和美国投行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作为债券市场主要的中介机构，证券公司存在的问题会较大程度地制约日本债券市场的发展。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的证券公司缺乏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垄断严重，灵活性差。这不仅表现在券商业务集中于野村、大和、日兴、山一4家证券公司，还表现在固定费率上。日本券商以手续费为主要收入，而在这方面业务能力较为突出、业务结构较为合理的美国投行，其盈利中只有极少部分来源于经纪业务。日本券商一直实行固定费率制，即按照代理买卖交易量的一定比率收取手续费，灵活性较差，而美国投资银行早就引入了竞争机制，实行协议佣金制，手续费收入份额呈递减趋势，一般不超过30%。日本的固定费率制度虽然稳定了日本证券公司与其客户的长期关系，但灵活性不足，市场机制不健全，难以与国际先进投行形成有效竞争。

此外，在投行业务结构方面，日本券商的传统投行业务仍以传统的经纪业务为主，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创新性业务所占份额较小。虽然自金融体系改革开始，日本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得以出现并发展，但由于流通市场的不健全，截止到2006年底，日本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规模仅为美国的1/7，亟待进一步的发展。

3.日本债券市场缺乏多层次的投资者。在日本债券市场的流通市场中，共同基金、寿险以及银行等机构投资者占据了大部分的交易份额。如果这些机构投资者依据不同的风险取向进行投资，则其大额交易行为极易造成市场行情的波动，能够形成较为活跃的二级市场。但目前，机构投资者主要以高评级的债券作为投资对象，风险取向单一，成为了日本债券市场中二级市场并不活跃的主要原因。

（二）日本债券市场改革的路径

1.促进市场结构合理化。在日本金融市场体系中，虽然近年来直接金融份额有所提高，但与间接金融相比始终是出于弱势地位的。本文所研究的债券市场作为直接金融的表现形式之一，与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问接金融相比，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例如，银行贷款只能作为公司的负债，但若发行可转换的公司债券则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把债务转换为公司的权益，调整公司的资本结构等。因此，政府应大力鼓励债券市场的发展，为债券市场的发展创造更为良好的经济法制环境。

但这种鼓励又必须着重在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上，国债规模的持续扩大已经给日本政府造成了较重的财务负担，应适当控制其规模，转为发展国债市场之外的债券市场，借以拉动经济的发展。

2.完善债券市场中介的发展。债券市场想要迅速发展，离不开其中介机构的发展与完善。

完善的承销商能够对债券进行准确的定价，制定合理的承销策略，准确定位目标客户群体，从而顺利完成承销工作，促进债券市场规模的扩大。然而日本证券公司的垄断问题与业务结构问题却制约着其发挥应有的作用。首先，政府应制定相关的反垄断的法制法规，控制券商的进一步并购与垄断；其次，各家证券公司应树立竞争意识，引入证券业务专业人才，角逐市场份额，扩大自身的竞争力；此外，证券公司还应将业务份额更多地集中在创新业务的发展上，力求在审慎的态度下发展创新业务，优化业务结构。

3.加大力度吸收债券市场中的个人投资者。一个完备、活跃的二级市场需要多层次投资者的共同参与，个人投资者相对机构投资者来说虽然资金量较小、市场力量较为有限，但由于其风险取向不同于机构投资者，因而在活跃二级市场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吸收个人投资者参与债券市场也能够促进个人资产的增加与债券投资的增加相结合，从而鼓励个人投资者通过理性投资增加个人资产。

三、日本债券市场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1954年，新中国政府开始发行国债，标志着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的开端。但中国国债市场发展较为缓慢，虽然在国债、企业债和金融债的基础上推出了可转换公司债券、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企业或券商发行的集合收益计划产品以及权证等新型证券，丰富了债券市场的交易品种，但与成熟市场相比，中国债券市场仍是发展不健全的，应该借鉴成熟市场的经验以充分发展自身。

（一）完善监管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健全法律制度

目前我国对债券市场的监管体现出交叉过多、分工不明、监管缺位等特征。例如短期融资券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企业债由国家发改委监管，而上市公司债、可转债及可分离交易可转债则由中国证监会监管。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债券市场的体制性问题仍然存在，需要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因此，中国可以借鉴日本在债券市场的监管上所采取的分工明确、相互协作的模式，并且逐步完善法律法规，确保债券市场的顺利运行与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全面保护。

（二）扩大债券市场规模，完善债券市场结构

截至2007年底，中国债券市场规模约占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27%，约占GDP的35.3%，而截至2006年底，日本的这两个比值分别为179%和201%。虽然日本是一个债券市场十分发达的国家，但超过6倍的差距仍然强有力地说明中国债券市场总体规模过小，发展程度过低的现实。更为突出的是我国公司债券市场发展缓慢，发行规模与日本相比相差20倍以上，以中国2007年数据来看，公司债券市场规模与GDP的比值为1.5%，而日本2006年的数据则为38.2%，同时2007年底中国债券市场53.3%为国债，37%为金融债，仅有约5.2%为企业债，0.05%为上市公司债。扩大债券市场规模，尤其注重国债与公司债协调发展对我国债券市场显得尤为重要。

（三）增强中国债券市场中二级市场的活跃程度

中国债券市场主要通过3种途径进行交易流通，即交易所债券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银行柜台交易市场，其中银行柜台交易市场主要面对个人投资者和中小企业。在中国债券市

场的交易额中，约有60%来自银行间市场，35%以上来自交易所市场，仅有不到5%的份额来自银行柜台市场。也就是说，中国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基本上为机构投资者所垄断，个体投资者参与极少。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债券市场缺乏机制健全的流通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债券的交易成本较高。例如，中国2004年国债市场流动性成本约为6.3，而日本这一指标则只为0.5。较高的交易成本会迫使一部分理性投资者选择其他投资工具，债券市场流通性较差。因此，降低中国债券交易成本，同时鼓励个体投资者进入债券投资领域有利于中国债券市场的活跃。

（四）促进中国证券公司的全面发展

2006年日本的证券行业HHI指数为2069，同年美国这一指数为1761，而中国2007年的数据则为252，仅相当于日本的12%，充分体现出了中国证券行业过低的集中度，整个证券行业处于高度分散状态，整体规模偏小。要注意的是，虽然日本证券行业集中度非常高，但中国应把证券行业集中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避免垄断的形成与扩大。另外，中国证券公司也要向世界优秀投行借鉴业务创新经验，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渐进地进行业务创新，推出创新的金融产品，摆脱依靠经纪业务收入的被动局面，力求为自身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五）加快中国债券市场的国际化步伐

日本环境污染的危害及启示 篇6

一、日本企业文化的主要特点有：

（一）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将企业使命与社会责任相统一

日本公司往往追求经济效益和报效国家的两重目标，积极倡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把企业使命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当企业利益与民族利益发展冲突时,注重后者而不是前者,群体价值观念鲜明。这在公司的发展远景和经营理念中都有所体现。

日本的松下公司这样表述自己的企业文化和价值目标：“讲究经济效益，重视生存意志。遵守产业人的本分，鼓励进步和社会生活的改善，致力于世界文明的进步。”由此看出，日本企业在追求经营理念的同时，也强调通过优良的产品、周到的服务来回报和服务社会，进而赢得社会好评，使企业生命得于延续。松下电器作为从社会调用人才、物品、金钱来经营事业的企业，通过其活动为社会做出贡献就是它的使命。可见，日本企业的发展目标与西方企业仅仅追求利润的奋斗目标不同，而是将追求效益的企业使命和报效国家的社会责任有效地结合起来、将个人的历史使命和企业的历史使命定位在一个高水平上，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潜能。

当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竞争加剧，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日益成为衡量企业优劣的重要标准。日本企业文化的这一特点显得尤为明显。在具体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企业切实做到实现股东和员工的利益；为社会公众提供最好的商品服务；最大限度地促进所在地区和国家的社会繁荣；遵纪守法，保证经营的公开和透明性；把企业发展同造福人类、保护环境、建立循环型社会统一起来。也正是由于日本企业这种定位，才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更好地促进了企业的长期发展。

（二）日本企业提倡以人为本，以企为“家”的全员团结协作精神

日本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很好地把企业以人为本与员工以企为“家”有效地结合起来，灌输企业的命运就是员工命运的意识，建立起共同的价值理念，人企合一，实现了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推行一种“家”的企业文化。

日本民族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颇深，具有较强的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他们把这种团队精神也渗透到企业文化和管理方法上，在实际工作中从各方面切实做到肯定、认可、关心、支持员工，激发员工的忠效觉悟；同时员工与企业间保持着较为深厚的类似“家人”与“家”之间的关系，使员工对企业坚守忠诚、信奉规则，同事有着很强的归属感。也正是这种企业“家”文化精神的渗透力、感染力和激励力，使日本企业成为生机勃勃的活力整体。

现代化背景下，日本企业为了保持员工队伍的稳定和企业的凝聚力，除了传统的“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的制度保障外，还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优化员工的生产生活环境，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在家的氛围下，员工能有良好和睦的工作环境，能更好的沟通，对公司产生感情上的依赖，从而对公司忠心耿耿，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与西方企业的组织机械化相比，日本企业和员工结成的这种同舟共济关系更具有勃勃的生机和创造力。

(三)日本企业以不断创新为目标，培养激发员工的共同创新能力

基于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日本民族形成了特别善于学习和借鉴其它民族的成功经验。公元7世纪，日本曾全力模仿和学习中国唐代文化。1853年美国舰队轰开当时落后的、尚闭关锁国的日本，使日本人猛然惊醒，转而自觉学习欧美工业化文明文化，为1867年明治维新实行资本主义“文明开发”改革奠定基础。日本人的学习和借鉴总是与本民族的实际结合起来，为我所用。体现在企业上则是兼收并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创新求求生存。

松下电器成立于1918年，至今已有91年的历史。而其他很多企业从出现到消失只有短短几十年甚或几年，探究这些企业能长盛不衰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在不断开发适合当前环境的新产品、占领市场的同时，十分重视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既使企业发展根基于厚重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又能紧随时代不断适应其变化。

另外，员工作为企业的主体，是创新的主体。对其进行创新精神的熏陶和培养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日本企业通常都开设员工培训中心、人才培养基地等培训机构，并建立资料馆、纪念馆、展览馆等文化设施，同时还营造人性关怀的文化氛围，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激发其创新意识，做到全员创新构建企业文化。由此，日本企业上下最终真正实现了所有员工的创新意识，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创新动力。

二、日本企业文化给我国企业的启示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企业的组织和机构必然面临变革，中国的企业也正处在这一激烈变革之中。尤其是加入WTO后，国内企业界越来越多地关注企业文化建设的巨大作用。如何借鉴日本企业文化中的精华，结合我国企业的实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使我们值得注意的问题。日本企业文化中值得我们借鉴的有：

（一）培养企业员工的社会责任意识

为了使企业切实维护员工的利益，就必须从培养我国企业员工的社会责任意识开始。员工的积极参与,是包括企业在内的全社会责任意识提升的重要标志；员工的广泛监督，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有力的保证。政府可以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培育企业员工对自己、对他人和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使之学会利用劳动保障的权利，来为自己和广大劳动者争取合法的权益，学会借助于法律并利用社会舆论来有效约束和正确引导企业行为。

（二）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经营模式，重视培养团队精神

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决定了企业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因而国内企业从客观上说有其深厚的群众基础，具有企业文化扎根生长的土壤。但在实际工作中，我国企业的领导人却忽略了人的作用，疏忽了团队精神的培养，以为只有靠科学先进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企业才能走向辉煌。殊不知，这些所谓的管理方法只是搞好企业建设的外壳，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企业的员工。

日本企业上世纪获得巨大成功,一方面就体现在他们倡导的家族意识和团队精神。将企业和员工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形成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企业精神。我国企业应该不断增强对企业人才的关心与重用，努力做到充分尊重、信任、理解员工，关心每一位员工的成长，使员工意识到企业在关心着他们，使其有归属感，这样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三）提高员工素质，大力推行创新

日本企业非常重视人才的开发，把人放在企业组成要素的第一位，人就是财产，培养优秀的人就是增加企业的资产。并且下大力开设培训中心、建立资料馆，努力创造文化氛围，从内部提高员工自身素质、激发员工的创新意识，为企业带来了不小的效益与活力。这一成功经验对我国企业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目前，我国企业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充分。企业恶性循环，不讲职业道德，信用水平整体下降；企业内部普遍缺乏人文关怀意识，企业员工队伍的素质不高。为了推动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不断前进，一方面大力提高职工内在素质，用严格的管理来规范职工的思想和行为，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还要大力提升职工的技术文化素质，通过专门技术培训、资料补充等手段全面提高其文化修养和知识水平。另一方面，加强职工的生活文化建设，激励员工进行创新，不断探索出新的管理经营模式，从而实现企业的总体创

新。

（四）加强对企业文化的重视。

日本企业非常注重培养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多流于表面，未真正渗入每个员工心中。所以无法形成认同感、归属感，无法用企业精神指导人的行动。企业要想得到长远发展，必须要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并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使其渗入到每个员工心中并指导其行为。

三、结论

日本环境会计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篇7

关键词：日本,环境会计制度,启示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 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解决环境问题迫在眉睫。而我国尚未有完善的环境会计制度, 导致环境会计核算内容和方法无法可依。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引进环境会计, 在环境会计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并建立了一套健全的环境会计制度。因此, 对日本环境会计制度的研究, 并从中归纳出其经验做法, 对于我国环境会计的实施与推广、及其制度构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文献分析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 在对该国环境会计制度的实施过程中的先进经验分析基础上, 阐述对我国环境会计制度构建的启示。

二、日本环境会计的制度化

1. 日本政府积极推进立法

日本政府将1999年确立为“环境会计的元年”[1], 着力推进该国环境会计的开展。日本政府在提出建设“循环型经济社会”的目标后, 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总量控制准则, 为环境会计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基础。1997年, 日本环境保护省组建了由产官学各界组成的环境会计委员会, 在环境会计指南的制定和推进环境会计实施方面做了大量做有成效的工作。

2. 环境会计制度化和实用化

环境省1999年3月, 发布了《环境成本的控制与公开指南 (征求意见稿) 》, 随后于2000年6月发布了《环境会计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 ;2001年5月对该指南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颁布了《指南 (第2版) 》;同年6月发布了《环境报告指南2001—关注利益相关者》;2002年3月, 发布《指南 (2002版) 》;此后, 环境省于2003年4月颁布了《环境保护成本分类指南》。2005年2月, 《指南 (2005版) 》的发布, 使环境会计在内容要求上更加详细具体, 更加具有指导意义。《指南》的不断修订完善、推陈出新, 对企业建立环境会计核算体系、遵守环境会计制度, 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提供了依据和保障。

3. 环境会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在日本的许多大学中不仅开设了环境会计的课程, 而且强调加强环境会计的应用推广, 邀请企业界实务经验者进行学术交流, 吸收更多的学者投身于环境会计及其制度构建的研究之中, 为环境会计制度的构建及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国环境会计存在的问题

1. 政府相关部门参与不积极

我国环境保护部虽然在很多环境事务活动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仍缺少对环境会计的关注。而日本政府在推进实施环境会计项目方面, 以环境会计研究委员会为核心, 开展一系列环境会计理论研究、应用研究, 以及环境会计制度构建的研究。

2. 缺乏相关的法制法规

近年来, 虽然我国相继颁布了《环境噪音污染防治条例》、《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但是已颁布的法律与环境会计关联性较差[2], 导致企业在开展环境会计时, 无法可依, 使环境会计的开展缺乏针对性、规范性。

3. 缺乏环境会计的专业人才与研究

环境会计是近年来才新兴起的会计学的一个分支, 我国环境会计的专业人才匮乏, 大部分的会计人员只了解财务会计, 管理会计等基础知识, 缺乏对环境会计的学习;环境会计的研究, 目前仍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国外经验的介绍的层面。

四、对我国的启示

1. 增强政府在环境会计制度化中的作用

我国环境保护部的职责主要是对重大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承担落实国家减排目标的责任、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指导、协调、监督生态保护工作、负责环境监测和信息发布等。缺少对环境会计的关注, 应借鉴日本的经验, 建立环境会计的产官学推进机制[3], 以推进环境会计制度的构建及其实施。

2. 及早出台我国的《环境会计指南》

我国至今尚未建立一套健全的环境会计制度, 导致企业对环境会计的核算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 致使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参差不齐, 缺乏完整性。日本在环境会计制度建设过程中, 边实践、边研究, 在应用中不断地修订环境会计指南。我国应借鉴日本经验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会计指南》[4]。

3. 以环境报告书为媒介推进环境会计的开展

在借鉴日本经验建立我国的《环境会计指南》的同时, 大力推动企业发布环境报告书, 通过环境报告书将本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 及时地传递给利益相关者, 将环境报告书作为与社会公众沟通的桥梁、作为传递环境会计信息的媒介, 以增强企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五、结论

日益枯竭的原料和能源的现状, 要求我国必须坚持不懈的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而要突破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应充分发挥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 及早出台环境会计指南, 以环境报告书为媒介大力推进环境会计, 并加强环境会计专业人才的培养, 以适应我国环境会计制度化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朱智勇.浅析日本环境会计的新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商情 (财经研究) , 2008, (6) :52-53.

[2]彭珍.国外环境会计发展对我国的启示—基于日本的经验借鉴[J].财政监督, 2013, (9) :29-31.

[3]张本越, 宫赫阳.日本MFCA的新进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会计之友, 2014, (12) :27-31.

日本大学教育的现状、改革及启示 篇8

摘要：本文从日本大学的基本情况出发，阐述了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内容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而与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进行了对比分析，以便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日本 高等教育 改革 启示

0 引言

日本在1947年教育制度实行全面改革，强制执行九年义务教育，在上世纪短短不足30年的时间内，日本经济便从战争废墟中迅速崛起，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成举世瞩目的世界经济强国。教育的成功是其中带有根本性质的原因。教育为日本培养了具有优秀才能的政府官员集团，教育为日本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教育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教育为日本提供了合格的劳动力。

1 日本的大学概况

从性质上来看，日本大学可分为国立、公立和私立三种，目前共有702所大学，在校学生约300万，具体可分为本科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和专修学校等。另外根据联合国决议在日本东京设置的联合国大学，是没有学生的高级研究机构，围绕饥饿、资源、人类、社会开发等三大课题开展研究活动。从管理体制上来看，日本文部省是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关，相当于中国的教育部，负责国家的教育、学术、文化等事务。另外，都、道、府、县等地方教育委员会负责自治体范围内的教育行政管理，在业务上接受文部科学省的指导。从教育经费上来看，日本十分重视教育，教育投入一直居于较高水平，其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学生家长负担。其中，公共财政负担的比率占总教育费的66%，私费约占34%。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教育预算大致占国家预算的7.5％—7.9%。以2002年度为例，其教育经费为6兆5798亿日元，占GDP的17％，而同期中国对教育的投入只占到GDP的2％。如东京大学每年的经费预算达1000亿日元，居世界首位，相当于日本政府全部高等教育总投资的10％。

2 日本的高校教育改革

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日本的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战后的教育体系虽然为日本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其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最突出的一点是学历主义严重。另外，还包括教育制度强行划一、缺乏灵活多样性等问题。因此改革势在必行。

2.1 本科教育改革 调整培养目标，培养全球化时代的人才，强调培养学生的个性和独创性，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和在国际交往中的能力。在课程设置上打破过去二年普通课程二年专业课程的课程设置模式，代之以四年一贯制的系统专业教育，并放宽对具体课程设置的限制，赋予大学自由设置课程的权力。实施自我检查和自我评估，以保证学校的教育和科研水平。各学校还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加强了实践教育，并注重外语的实用型教育;很多大学间相互缔结“学分互换”协议，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修机会;在教师的教学研究方面也加大了投入，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开发教学方法、帮助教师进行有关部门的研修。

2.2 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 日本虽然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在高层次的研究生培养方面仍很落后。调查发现，日本大学生中攻读研究生者仅占7%，而美国为13%，法国为18%。为追赶国际水平，日本政府加大了研究生教育力度，具体措施包括：一是修正培养目标，特别是把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从以往单纯培养学者转向既培养学者也培养知识面广有研究能力的专业人才。二是扩大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制定了到2000年在校研究生数量达到20万人的“研究生倍增计划”。三是优化投资效益、进行研究生院重点化建设，集中国家力量，重点建设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一流大学的研究生院，使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四是适应科技和学科的发展，根据研究生的特点，鼓励大学建立独立于学部（系）的研究生院和不设本科的研究生大学。

2.3 扩大学校自由办学权力 在日本大学内部，长期以来主要是由教授会组织来决定学校的各项方针，制定办学政策，但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地确定其地位。1999年改订的“国立学校设置法”，明确规定了教授会的组织权限，还设置了反映学校以外意见的“办学咨询议会”机构，评议会制被承认，大学的自治得到了法律保障。从2004年4月起，日本所有的国立大学教职员工由国家公务员转变成大学的雇员，其工资由大学根据其能力和业绩进行评定和发放。这样体制上的改革，是将大学的预算、招生和新学科的设立、人事制度(包括工资制度)等从国家僵化、保守的管理体制下解放出来，强化竞争机制，让大学享有充分的办学自由，促进大学的活性化，促进产学合作和交流。

3 中日高教改革对比与启示

21世纪，各国都把未来的兴旺寄托于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上。日本教育改革之所以引发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这不仅因为它涉及了诸多的理论问题，同时其改革方式和经验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中国与日本近邻，在高教领域面临着许多值得研究的相似问题，如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本科课程改革等。

3.1 高等教育教学质量评估问题。从1999年起，我国开始扩大高校招生数量，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增长。2004年，全国普通、成人本科等在校生达1753.29万人，毛入学率为19%左右，比1998年提高了9.2%，但由此也引起师生比例失调、教学质量下降等问题。日本的教育改革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1947年，日本高校入学率仅为5.8％，到1970年和1990年这一数字分别上升到18.7％和53.7％。规模的快速扩大必然引起教育质量问题，日本政府为提高研究和教学质量，引进了竞争机制来加强大学的自我检查和评估。通过导入自我评估体系，就教育理念、目标、研究和设施等项目进行自我检查和评估及第三者评估制度，日本的高等教育质量有了明显改善。同样，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加强本科教学评估、实行高教教学改革等措施。但是，目前中国的高教评估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评估目的错位、评估主体单一、过程欠规范和评估对象被动应付等问题。

3.2 本科课程改革问题。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地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本科课程改革，试图以此为契机实现本科教育思想和人才培养的全面改革。其相似之处包括：一是在改革目的上都是为了突破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轻视非专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二是都注重发挥高校自身的积极主动性。但由于实施途径等方面的不同，两国课程改革上也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性的具体表现：一是中国改革是为了改变1950年以来形成的按行业设置专业的口径过窄状况，而日本则是将非专业性的一般教育作为课程改革的突破口，从改革一般教育入手带动整个本科教育改革。二是通过改革，日本大多数高校的本科课程已实现了教养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一体化，而中国的许多高校，尤其是理工科院校，采取的是“基础加模块”的方式。三是在教养教育的实施上，日本主要以全校各专业学部共同负责制取代原先地位较低的教养部，而中国的文化素质教育是在专业教育之外进行的。

3.3 高校入学考试问题。同日本社会一样，中国的学校教育出现“应试教育”的很大偏向，忽视了对学生个性和创造性的培养。虽然，采取了改革高校招生制度、给予部分院校自主招生权利等补救措施，但由于应试教育没得到根本改变，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在这一点上，日本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措施，如根据学生的个性和爱好，提供以自由为主要特点的培养模式；多样化的高校入学考试制度等举措。

当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1980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对高等教育进行从体制、教学到后勤社会化的一系列改革，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思路。但我们也注意到改革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如何采取更有效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矛盾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其他国家改革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特别是与我国有着相似背景的日本的经验，必将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谷峪.日本高等教育改革动向及对我国的启示[J].东北师大学报.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