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党章的历程三有感

观党章的历程三有感（通用5篇）

观党章的历程三有感 篇1

观《党章的历程

（三）》有感

至此，党校学习已经过了一大半，在这一个月的学习中，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周六学校组织的关于党章的历程纪录片已全部看完，从中我学习到了很多。从二大制定的第一部正式章程算起，到党的十七大，中国共产党先后十五次修改党章，每次对党章的修改和完善，都反映了我们党对党的建设规律进行探索的情况，反映了党的与时俱进，表明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党章，把制定、修改和完善党章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坚持不懈的加以推进。我很高兴能看到共产党的不断进步，也为自己能在拥有这样强大生命力的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而感到自豪。

上一次，我就纪录片的上一部分发表了我的想法，接下来，我将就党章后期的发展演变谈谈个人看法。

党章的制定是不断发展的。

通过学习党章，我觉得作为一名入党积极份子，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应该牢记党的历史，在看到党今天辉煌的成就的同时也要铭记党在前进路上曾经所犯过的错误，正确理性的用发展的眼光去思考党在今后将是一个怎样的发展，时刻保持与党的联系。从小的方面来讲，我们要从自身做起。生活上，乐观积极；学习上，刻苦努力；思想上，与时俱进；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我预祝十八大能顺利召开，也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将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

刘霞

2012年10月31日

观党章的历程三有感 篇2

1999年4月, 杨某与高某合伙在A市成立甲公司, 经营经济信息咨询、市场信息、市场分析、投资策划业务。但在经营中, 他们却以甲公司是“申银万国”、“广西证券”等证券公司的代理公司的名义, 私下进行非法的股票交易活动。他们招收了多名经纪人, 宣称在甲公司进行股票交易可允许高额融资、进行T+0交易 (即国家明令禁止的当日买入当日卖出交易活动) 等优厚条件, 引诱数十名投资者到甲公司进行股票交易。2000年3月, 他们又在B县C镇开设了经营电脑安装服务的乙经营部。利用甲公司和乙经营部, 杨某和高某共收取31人的保证金八十余万元, 按高额融资、T+0交易等方式进行升降买卖活动, 从中获利。

2000年12月, 杨某和高某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2001年1月被逮捕。法院在受理这个案件时, 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 却在适用法律定罪上遇到了难题。2003年8月5日, D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提审最终认定:两被告的行为扰乱了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 获取非法经营利润16万余元, 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至此该案尘埃落定, D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提审, 主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推翻了原既已确定生效的判决。然人民法院在“有错必纠”理念指导下, 主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追求“客观真实”的做法是否值得呢?

判决是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终结时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的确定、权威的终局性判定。原则上, 刑事判决既已确定生效, 即产生确定力, 且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则 (或称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 不容许重新审判而撤销或者变更原判决, 以避免国家在行使刑罚权时给人一种出尔反尔之感, 这不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再者, 相对于法律和判决的权威性而言, 在具体案件上忍受错误判决的危害要小很多。在现今民众普遍缺乏法律信仰的时代, 以牺牲个案正义换得法律、判决的权威性和安定性的做法,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它是民众在树立法律信仰过程中必须承受之殇。

二、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思考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之规定, 人民法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发现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 依职权即可发动审判监督程序并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然这一做法, 不仅与一事不再理原则 (或称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相冲突, 而且直接背离了司法被动性、中立性的要求, 同时也违背了控审分离的基本原则。更何况, 法律对于人民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并无严格的限制, 其后果是由于人民法院频繁发动审判监督程序, 直接破坏法院判决和诉讼的安定性、权威性。本可以通过个案判决来构筑法秩序、树立法律信仰, 在这样的审判监督机制下, 却令人大失所望。以“法律、判决的安定性”换得“客观真实”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 人民法院主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不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要求。“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 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者惩罚”。这被称为一事不再理, 也可称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即对于被追究者的同一行为, 一旦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确定判决, 不得再次启动新的刑事诉讼程序。它强调维护判决的“既判力”, 旨在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 防止国家权利的滥用。人民法院主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对被追诉人的行为再次作出评价, 显然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要求。

其次, 司法的被动性、中立性要求人民法院对于案件争议的处理不得采取主动的方式。“法院不得对于未向其诉求的事项有所作为”。显然, 要想使司法权得到持久的社会支持, 树立司法机构公正、中立的社会形象是必不可少的。而公正和中立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裁判者在当事人之间没有利益上的倾向, 若司法工作人员主动出击, 试图积极地发现和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或者潜在的纠纷, 势必将自己陷入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纠纷之中, 难以保持公正、中立。同理, 若人民法院主动发动审判监督程序, 在某种程度上便已对实体形成一定的预断, 其中立地位难以保障。

再者, 人民法院主动发起审判监督程序违背了控审分离原则的基本要求。在任何情况下, 人民法院都不能在控辩双方未曾提出再审申请的情况下, 自行就某一程序发动审判监督程序。否则, 人民法院就会同时成为再审之诉的提出者和裁判者, 违背控审分离的基本原则, 使审判者难以保持超然的中立地位, 以致被追诉人处于更加不利、更加危险的境地。

诚然, 公正的判决是任何重视法治原则的司法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 刑事判决应当满足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需要。若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司法裁判认定的事实存在错误, 当然应予以纠正, 但就人民法院主动发动审判监督程序这种违背法治原则的做法, 必须加以改进。相较而言, 在民众法律信仰缺失的今天, 以“法律、判决的安定性和权威性”换得个案正义追求“客观真实”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

参考文献

[1]邓思清.完善我国刑事再审启动程序之构想[J].当代法学, 2004 (03) .

[2]魏启柏.一事不再理原则与审判监督程序的冲突与选择[J].当代经理人, 2006 (05) .

[3]陈卫东.论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方式[J].法学论坛, 2003 (01) .

[4]高阳涉嫌犯非法经营罪再审一案[EB/OL].华律网:http://www.66law.cn/lawwrit/6159.aspx, 访问于2013年3月20日.

党章的发展历程 篇3

在我们党95年的历程中，每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需要对党章进行修改。自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章程。95年来，党章历经十六次修改，共产生过十七部党章。这十七部渗透着历史烟云的党章文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虽历经曲折仍不断获得成功的全部过程，记录着党的思想理论、政治主张、路线方针政策、制度机制不断发展的历史轨迹。党章发展大致经历以下历程。

民主革命时期制定和通过了一部党的纲领、6部党章

党的二大至六大。这一时期我党处在幼年，独立性较差，党章的制定带有强烈的共产国际影响的色彩，但党章的修订内容也反映出早期的共产党人对自身建设的探索。

我们党的一大没有制定党章，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我们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党员50名），最开始是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民居里召开，后为安全起见，会议地点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的船上继续召开。我们党的第一部纲领《中国共产党纲领》就是在嘉兴的船上讨论通过的。由于当时没有条件把档案保存下来，这部纲领现在没有中文原本，目前的版本是依据俄文版和英文版翻译过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共15条不到1000字，非常简短，可第一条就确定了我们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宣告了党的诞生。

1922年党的二大（党员195名）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党章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立工作的完成。第一部党章对党的组织、党员的条件、接收党员的条件都做出具体规定。更重要的一点，虽然这部党章只有6章29条，但专门把纪律单独作为一章，并且用了9个条文进行规定。此外，党章还对党员的行为进行规范，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党一开始就注重纪律建设。

1923年党的三大（党员420名）对党章条文只做了个别改动。主要规范了党员入党的程序。

1925年通过的四大（党员994名）党章，第一次将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单位。党章中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同时，规定将“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将地方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为“书记”。

1927年党的五大（党员57967名）没有修改党章，党章是大会闭幕后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修改通过，这是唯一一部不是由党的代表大会修改的党章。因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中共党员，在反革命政变后的半个月，我们党在武汉召开了五大，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下，党的代表大会就在闭幕后委托中央政治局修改。

五大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第一次规定入党者的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五大党章是建党以来对党章的一次较为全面的修改，充实了党章的内容，调整了结构，确立了基本框架，这是我们看到的党章文本中条款最多的党章。

六大（4万人）通过的党章是唯一一部在境外通过的党章。党的六大于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相比于此前的党章，六大党章特别强调共产国际的领导，比如在第一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

七大（121万人）党章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独立自主制定的第一部党章，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总纲。1945年七大召开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中国共产党靠自己的能力独立自主制定了这部党章。七大党章标志着党在政治上和党的建设上的完全成熟。

七大党章共11章70条，第一次增写了总纲部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写入总纲，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规定了党员的四项义务、四项权利；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特别强调党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写入党章。

建设时期制定和通过了四部党章

这一时期对中国革命规律和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八大党章充分体现了执政党建设的新特点，明确提出了对执政党建设的新要求，反映了我们党探索执政党建设的新成果。

八大（1073万人）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的第一部党章。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制定通过了新的党章。

八大党章共9章60条约1.5万字，其中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重大历史转变，比如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正是在八大写进党章。

1969年党的九大（党员2200万人）党章和1973年的十大（党员2800万人）党章是在“文革”时期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党章。从1957年的反“右”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了失误，党的自身建设也遭到挫折。党自身状态在这20年中制定的九大、十大和十一大党章中体现出来，这三部党章都带有明显的“左”倾错误的痕迹。

1977年党的十一大（党员3500万人）制定的党章是转折时期的党章。十一大党章是一部既有积极作用又有严重缺陷的党章，尽管这部党章把“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写进总纲，但是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十大党章的“左”倾错误观点，这些错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的纠正。

改革开放以来已制定和通过了7部党章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对执政党建设进行新的探索。在党章的修订中更具理论底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实际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982年十二大（党员3900万人）党章是现行党章的蓝本，是党章发展史上继七大、八大党章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它是拨乱反正的产物，在七大、八大党章的基础上发展、提高形成的，吸取了九大、十大党章的教训并彻底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存在的思想错误。30年来，党章基本内容保持稳定，在党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行党章第10条中关于民主集中制规定的6项基本要求来源于十二大党章。我们现在的入党誓词也是在十二大时写进党章，此前，我们党的各个组织、各个地区根据不同特点确定入党誓词，十二大时对入党誓词作出统一，一直沿用至今。

从1987年十三大（党员4600万人）到2007年的十七大，历次党章修改最突出的特点是把我们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成果及时写进党章。1987年，十三大第一次采用部分条文修改案的形式修改党章；1992年的十四大（党员5100万人）党章第一次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总纲，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贯穿党章全文；1997年党的十五大（党员5900万人）党章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02年党的十六大（党员6600万人）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2007年党的十七大（党员7000万人）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十八大（党员8200万人）党章共11章53条，1.7万余字，内涵丰富。十八大党章修改的原则之一是“只作适当修改，不作大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普遍要求修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就改；不成熟的不改，可改可不改的原则上不改”。对比十七大党章，十八大党章共42处修改，新增1000余字。

十八大党章主要有6个特点：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新增写“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在党章进行完整表述；增写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内容，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道，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一系列新要求，增加了“纯洁性建设”；对关于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干部部分条文作了修改。

通过了解我们党一部党纲和17部党章，可以感受到党章的发展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我们学习党章的历史一方面是了解历史知识，最重要的是，在学习党章中体会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伟大品格，体会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伟大精神，体会我们党发扬民主、集中智慧的伟大作风，体会我们党高扬旗帜、凝聚力量的伟大作用，学习把握党章的脉络主线，在“不变”与“变化”的辩证关系中深化对党章的认识和理解。

希望“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深入学习党章，我们应做到5个牢记：牢记入党誓词，始终践行诺言；牢记政治信仰，始终对党忠诚；牢记根本宗旨，始终为民服务；牢记党的纪律，始终坚守规矩；牢记政治本色，始终积极工作。

观摔跤吧爸爸有感三年级作文 篇4

有一天，马哈维亚·辛格·珀尕闷闷不乐地骑着电动车，经过他们的家时，他的老婆把辛格带到院子里。一到家里的院子，辛格就看到邻居家的两个男孩被打得鼻青脸肿、衣冠不整。辛格对他的小侄子说：“是不是你打的?”他的侄子说：“不是。”

这时，他的老婆说：“是女儿吉塔和巴比塔打的。”他只好向邻居道歉，然后有了让吉塔和巴比塔成为摔跤手的念头。

于是，摔跤训练开始了，为了让吉塔和巴比塔成为一个好的摔跤手，辛格专门造了一个简易摔跤场。经过长年的训练，吉塔和巴比塔终于获得了全国冠军，最后还夺得了世界冠军。

做事情要坚持，不能放弃，要不断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文/荷苗(三年级)

从党章修正看纪检机关的发展历程 篇5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是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的纪律，推进作风建设，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实施的重要机关。伴随着党章的修正和变化，其中有关纪律检查机关和纪检工作的规定，从无到有、从轻到重、从简到详，记录了党的纪检机关与纪检工作不断发展的历史。

党的纪检机关初步创立

我们党成立之初，由于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很多方面还不成熟，党并没有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关。直至1927年4月，党的五大才第一次选举产生由七名正式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再加上时间紧迫，五大没有通过新的党章。同年6月，五届中央政治局代行党代会，通过新修正的党章。五大党章首次明确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规定了中央、省级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和省委之间制约的关系，对监察委员也进行了限定，如不得兼任中央委员和省委委员、监察委员参加同级党委会议有发言权但无表决权，等等。这些条款基本上参照了1925年联共（布）十四大党章的有关规定。虽然此时的党章没有细化监察委员会的具体任务和工作职责，但是它对于巩固党的团结与统一，对党员实现更强有力的领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国共合作破裂、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之际，1928年6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选举产生新的机构——中央审查委员会，由刘少奇任委员会书记。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撤销了刚刚成立的“监察委员会”，改由“审查委员会”代行其中部分职责。与监察委员会负责纪律检查的任务不同，审查委员会重在对财政、会计方面的审查、监督，职能有所缩小，不足以履行纪律检查工作的全部职能。这时期的纪律检查工作，主要由各级党组织承担，或者“成立特别委员会以预先审查关于违犯党纪的问题”。党内纪律检查机关的缺位，在很大程度上对此后党的建设产生了不利影响。

六大之后相当长时期内，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未能建立起来，其部分职责由其他机构代为行使。1933年，中共中央决定特设中央党务委员会。次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李维汉为书记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代为执行党纪和党纪教育职能。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并通过了新的党章。七大党章取消了六大党章设立的审查委员会，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并明确其“在党委指导下工作”。这对后来确立纪律检查机关双重领导体制具有重要影响。遗憾的是，在七大之后、八大之前，党并没有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

党的纪检机关曲折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这种地位的变化，使党面临新的考验——官僚主义、腐化变质等等。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关，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和教育，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1949年1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由朱德任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党的最高纪律检查机关。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县以上的各级党委均提名了本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名单，部分县委设立经常性的办事机构。全国范围内党的纪律检查机构框架由此确立。

由于缺乏经验，各级纪委与各级党委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逐渐暴露出问题与不足。譬如：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同级党委缺乏有力监督；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不够；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职责过于狭窄；集体领导作用发挥不充分，等等。为规范纪委领导体制、加强组织纪律建设，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代替党的中央和地方纪律检查委员会。其目的是加强党的纪律，特别是防止类似高饶事件的再次发生。4月4日，党的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人选，董必武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设立监察委员会，实际上又回到了七大党章的相关规定。

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在八大新党章中得以确认。1956年党的八大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地方各级委员会都必须设立监察委员会，其任务主要是“经常监察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决定和取消对于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和申诉”。与七大党章相比，八大党章对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内容增加了一项规定，即“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章、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扩大了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同时，八大党章将党委和同级监察委员会的关系由“指导”改为“领导”，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级党的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有权检查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并且有权批准和改变下级监察委员会对于案件所作的决定”。这些规定对后来党的纪律检查领导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八大党章在纪律检查机关的规定上有了很大突破，但它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全面贯彻。“文革”期间，党的监察机关实际上停止了工作。九大、十大党章取消了关于党的监察机关和党的纪律的条款，党的纪检工作遭到全面破坏。1977年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恢复了有关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条款，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恢复重建纪律检查机关奠定了基础。

党的纪检机关步入正轨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社会主义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次全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任第一书记。之后，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恢复和组建起来。从此，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纪律检查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尽管党的纪检机关恢复建立起来，但是各级纪委的领导体制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八大、十一大党章均规定纪委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这样很难起到监督同级党委的作用。这个问题在十二大党章中得到解决。十二大党章把“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规定，改变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并且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进一步提高了纪委的地位和权威。此后，这种双重领导体制一直沿用下来，它不仅从制度上使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作用得到保证，而且建立了完整的纪委组织系统，有利于纪委行使监督职能。

十二大党章另一个特点是，把“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专列一章，明确指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规定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协助党的委员会整顿党风，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其中，“协助党的委员会整顿党风”是此前党章所没有的。此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一章历经多次修改。1987年十三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取消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产生这一项内容。1992年十四大党章对纪律检查机关的任务有所修改，将“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重要的规章制度”改为“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对于违犯党的纪律行为的检举，规范为“发现同级党的委员会委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涉及常务委员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报上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2002年，党的十六大党章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作了修改，增加“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在纪律检查机关经常性工作中，增加了“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和“保障党员的权利”两项内容。这些修改，不仅有利于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调的工作机制，而且有利于更加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十七大、十八大党章关于纪律检查机关的条款沿袭了十六大党章的相关表述，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