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认识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认识（精选11篇）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认识 篇1

2021春国家开放大学电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大作业终结性考试试题答案

考试说明：考试时用快捷键（Ctrl+C）复制文本，（Ctrl+V）粘贴文本到答题页面的文本输入框中。

题目：阐述你对实现共产主义必然性与长期性的认识

论述题（30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共产主义虚无缥缈，遥遥无期”的论调，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指出：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理论联系实际，阐述你对实现共产主义必然性与长期性的认识。

答：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一种运动，它顺应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潮流。第一，作为一种理论，它是科学的，经受住了社会历史发展实践的检验。马克思所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结论，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分析和探索基础之上的，是来自实践并通过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因此，使得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理论，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的飞跃。第二，作为一种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推动着世界历史的发展。150多年前，当《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世界上只有一个拥有400多盟员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而今，在全世界的100多个国家里还有多个无产阶级政党在活动，有些无产阶级政党正执掌国家政权，领导着本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的正在探索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的道路，这一切都表明，共产主义是一股活跃在世界各国政治舞台上的巨大力量，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趋势。他说：“世界各国人民从苏联人民所获得的成就中，（三）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与改革在东欧剧变发生之时，美国有些预言家认为：多米诺骨牌现象必然发生，东欧倒苏联便倒，苏联倒中国也倒。但历史似乎完全出乎这些预言家的意料，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仍然高高飘扬，这并非偶然。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第一，破除旧体制，进行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这是激发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的关键。在我国建国初期，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的统一，加快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仅仅是在一定条件下所能起的积极作用。随着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复杂化，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原来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政治体制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主要是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权力过分集中，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政治方面，党政不分，民主和法制建设不够，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等。经济政治体制的这些弊端，妨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因此，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必须进行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是实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变革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的发挥，整个经济活动以市场为导向，推动着中国经济稳定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只有通过改革，生产力大大发展了，社会主义才能获得对资本主义的优势。中国改革的成功不仅推进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历程，而且也影响着世界，它向全世界表明，社会主义必须要坚持改革，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的经济才能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第二，改革从根本上解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这是社会主义不断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改变世界的一切。如果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受到压抑或禁铜，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阻碍。旧的体制和原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政策，与其说它们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如说它们首先压抑了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在那种体制和政策之下，在客观上并不需要人们特别是基层单位和群众发挥多少聪明才智，在企业，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多少，能否销得出去，企业的工人及其领导人完全不必费心。由于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千多干少，干好干坏，干和不干，在利益分配上没有多少差别，人们不可能有持久的积极性。在农村也是如此，今年这块地种什么，种多少，收获后能否卖得出去，都用不着农民操心。四）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关键在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执政党开始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主体首先是执政党，因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在多大程度上向前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快慢，除了受原有的生产力状况制约以外，就取决于执政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一是它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二是它能否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它能否根据本国的国情以及世界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制定出科学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四是能否找到一种机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因素；五是能否根据国际关系的变化，把握世界发展的机遇，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的有利条件，发展本国的经济等等。这些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发挥，因此，我们不应该、也不能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简单地归之于社会主义本身，而应该看到，领导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执政党的认识能力、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认识 篇2

关键词：纳兰词,必然性,偶然性

首先,让我们说说成就纳兰词的必然性。纳兰容若有如此高的艺术成就,一定与词人生活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宋代,词从艳科小道一跃而为主宰一个时代的文体,自然成就了词史上的第一个巅峰,产生了无数熠熠生辉的词坛大家。经过元明两代的沉寂,词在明清之际摆脱柔靡,出现了中兴的气象。当时的朱彝尊说 :“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词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犹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有清一代,词人云集,高才辈出,仅顺、康两朝就逾两千家,词作五万余首, 吴兆骞、顾贞观、朱彝尊、陈维崧、严绳孙、姜宸英等大家, 绽放色彩各异的奇葩。正是清词振兴的时代风气中,成就了纳兰容若这颗词坛上耀眼的明珠,同时也成就了纳兰词不可撼动的词之精粹的地位。

纳兰容若生于康熙朝的铁腕权相明珠府上,作为当朝宰相的长子,容若较之常人有着明显的优势。父亲的影响力使他的家常常门庭若市,在这些来访的人中,当然也包括活跃于当时文坛的鸿儒、泰斗,而容若与这些人的切磋、交流, 自然从中受益匪浅。例如,在康熙十一年八月,容若参加顺天乡试时结识的作为乡试主考官之一的大学者徐乾学,以后容若正式拜师徐乾学,而正是在老师徐乾学的鼓励支持下, 容若主持编撰了《通志堂经解》,他在传统知识界的声誉并不是靠诗词奠定的,而正是靠这部丛书。

“诗穷而后工”,优秀的作家经历应该分为两种 :一种是历经人世沧桑,洞察人生百态之后抒怀表意于诗文,另一种就应该是容若这样的,出身富贵,自幼饱读诗书,受书香门第熏染,又个性敏感,多体悟生活,善交好友。容若作为相府长子,锦衣玉食的生活是自然的,这样的生活对容若文学创作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不必像那些寒门子弟一样汲汲于功名,读的尽是死书,虽然对于酷爱汉家儒文化的他这些自然也不在话下。他更多地将时间放在感悟生活与文学创作素材的收集上。青梅竹马时与表妹懵懂的爱情以及以后长久的思念 ;遭遇良师后的喜悦兴奋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与蓝颜知己未见面而惺惺相惜地分享他的感伤,这些都可以被他撰如诗中,缔结成篇,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相府公子的身份为他成就自己的诗才提供了多么广阔的空间。

其次,作为一名贵族公子能在文坛成就如此盛名,自然与容若本人禀性有着莫大的关系。

明珠是康熙朝的铁腕权相,他拥有精明的头脑、干练的作风和沉稳的性格,他的夫人或许在铁腕上稍逊乃夫,但远远多了强悍与乖戾,但令人费解的是,他们两结合的后代——容若,却生性敏感、多情。容若虽生于富贵人家,但他却似乎永远眼中噙着泪看世界,永远能在世间百态中捕捉到伤感,他俨然一个落魄潦倒郁郁不得志的才子,可他明明应有尽有,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时而翻江倒海,时而如一江春水温柔缱绻的心才能成就一个出色的文人,容若大抵如此吧!

作为相府长子,父亲明珠努力培养容若,希望他能像自己一样,在权力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令他失望的是,儿子根本不是这样的“可造之材”。每个人都是上帝咬过的苹果, 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善权术的容若却也有着异于其他贵族子弟的性格。他虽生于豪门,却没有官宦子弟的专横跋扈、不学无术,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而是洁身自好。他用情专一, 妻子卢氏因难产去世,容若伤心至极,一首悼念亡妻的《浣溪沙》颇有当年大文豪苏子的风韵。由当年与妻子幸福甜蜜的“被酒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到而今的孤独吟唱“谁念西风独自凉”,悲怆之情溢于言表。他仰慕才士,善于体察人间的辛酸冷暖,珍视人与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感情,顾贞观与容若本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顾贞观的好友吴兆骞受顺治年间“丁酉科场案”的牵连,父母兄弟妻子一同流放东北宁古塔。而对吴兆骞有所许诺的顾贞观二十年间奔走联络, 只为早日兑现自己的诺言,让友人早日离开那蛮荒之地。“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二十年倏忽而至,但恐怕倘若他没有遇见容若,即使再有二十年,他也难实现自己的诺言。正因为容若对朋友的一颗赤子之心,阔别京城廿十载的吴兆骞才得以在有生之年重回京师。容若虽为康熙年间进士,但求此功名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汉学功底不逊于他人罢了。官场的阿谀奉承、曲意逢迎根本就是他所鄙视的。“聒碎乡心梦不成”的扈从生活早已使他厌倦。他只想生活在自己畅达天地穹宇的词的海洋里。

“当时只道是寻常”,是啊!当时还没觉得什么,几百年过去了,时间越久就越觉得纳兰词的真挚美好,那么纯净, 纯净到纤尘不染。也许“清初第一词人”的美誉有些功利, 也许如果公子在世并不会接受这样的称号,不过他当之无愧,因为正是由于他的独特、与众不同、出淤泥而不染才成就了千古传唱的纳兰词。

参考文献

[1]姜俊彦.简析刑法因果关系中的“偶然”与“必然”[J];法制与社会;2011年18期.

[2]钱燕茹.偶然性的分类[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1年07期.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认识 篇3

【关键词】《项链》 莫泊桑小说 认识局限

《项链》是法国作家莫泊桑小说中的精品，它通过一件平凡小事的叙述，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主题：虚荣心对人的毒害。作者的写作技巧是高超的，借项链、失项链、赔项链、发现假项链，环环相扣，无一不扣准了人物的虚荣性格来写，无一不使人看到人物的虚荣心理在起作用。然而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推敲作品的话，会发现作者对“虚荣造成人物不幸”这一点认识并不十分明确，传统的说法将作者的思想局限归结为“作者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腐朽享乐风尚是造成人物虚荣、导致人物不幸的根源”，笔者以为是太笼统了。

我们来看作品中的一段话：“要是那时侯没有丢掉那挂项链，她现在是怎样一个境况呢？谁知道呢？谁知道呢？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

这是主人公玛蒂尔德在经受了十年的辛酸后，回顾起当年那个舞会时的一番悬想，是主人公自己对丢失项链这个事件的反思。假如我们也把它看做作者的声音的话，我们也可以借此来谈谈作者对这个事件的认识，因为作品总是传达作者的观点的。

在一篇复杂的记叙作品中，作者的思想感情主要是通过具体的记叙描写来表达的，但有时也会借助议论抒情的方式来表达。如果借用“画龙点睛”的说法，那么叙述描写就是“画龙”，议论抒情则是“点睛”，二者相互为用。这种议论抒情常常是对所叙述描写的内容直接表明见解或作出判断。

根据整个全篇小说内容来看，上述议论抒情段中“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指的就是那挂小小的项链“成全”了玛蒂尔德，使她在夜会上出尽了风头，她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和宣泄，获得了暂时的顶峰的成功与欢乐；也正是那挂小小的项链“败坏”了玛蒂尔德，使她“花了十年的功夫，过着艰难的生活，才付清它的代价”，使她饱受了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承受了经济上的压力，经受了十年的辛酸，耗费了十年的青春。也就是说，作者认为是一件极细小的事——丢失项链——败坏了主人公的一生，造成了主人公的不幸。用箭头表示出来，即如下：

虚荣——→丢失项链，丢失项链——→不幸

注：虚荣导致丢失项链，丢失项链导致不幸，但中间不能连推。

按照这个思路，假设玛蒂尔德没有丢失或丢失的是别的不贵重的东西（而不是项链），就不会导致不幸了。这是由人物的不谨慎造成的，也即事件是偶然的。这么细小的事竟造成人物一生的不幸，难怪作者要发出人生“变幻无常”的感叹了——这未免有点消极悲观的论调。

但是，这与作品要表现的主题不是矛盾的吗？假使作者所写的不过是如此偶然的一个不幸事件，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按照主人公的悬想，我们帮她推推结果：要是没有发生这件事，她又会怎样呢？要么她还会在别的事情上发生不幸，要么她只能像作品开头所描写的那样，时时为自己的幻想痛苦罢了，主人公的一生仍然是一个悲剧，这也许是作者始料未及的吧！——人物的性格与其身份地位的矛盾是造成人物不幸的根源。

虚荣、虚浮的性格往往导致人的不幸，作者看到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不良风气对人的毒害，并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个题材所具有的意义，但他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认识，他将之归结为人生的变幻无常——偶然，这就是作者认识上的局限性。他连造成人物不幸的根源——虚荣的性格——都没有认识清楚，更别说产生这种虚荣心的社会、阶级根源了。

《项链》一文正好体现了莫泊桑小说创作的思想局限性：一则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上莫泊桑虽然基本上采取唯物主义的态度，但那是一种照搬照抄的机械唯物主义，他自己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他对法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资本主义腐朽的本质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这必然给他的创作带来一定消极的影响；二则，莫泊桑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的东西，对现状感到不满，深恶痛绝，但却找不到出路，这又使他陷入了泥潭从而苦闷，后来以至产生忧郁症。他的消极悲观思想反映到了其作品中，在他1883年创作的《一生》和1885年创作的《俊友》这两部长篇佳作中就不乏消极悲观情绪的糟粕，创作于1884年的《项链》自然也不例外。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认识 篇4

一、税务会计概述

税务会计是进行税务筹划、税金核算和纳税申报的一种会计系统。通常人们认为税务会计是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自然延伸，这种自然延伸的先决条件是税收法规的日益复杂化。在我国，由于各种原因，致使多数企业中的税务会计并未真正从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中延伸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会计系统。

税务会计是企业会计的一个特殊领域，它是以财务会计为基础，对财务会计中按会计准则、会计制度进行的会计处理与国家现行税收法规不相符的会计事项，或者出于纳税筹划的目的，进行纳税调整或重新计算。因此，税务会计并不是要求企业在财务会计的凭证、账簿、报表之外再设一套会计账表(纳税报表及其附表除外)。各企业均应设置专职税务会计人员(办税员)，大企业还应设置专门的税务会计机构。税务会计资料大多来自财务会计，在进行纳税调整、计算，并作纳税调整会计分录后，再融入财务会计账簿和财务会计报告之中。随着各国税制的逐步完善、会计的不断发展，以及税收的国际协调、会计的国际趋同，税务会计也会不断发展、不断完善。

二、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区别

1．目标不同。财务会计从本质上讲是提供会计信息的管理活动，其目的是为了真实、完整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以及财务状况变动的全貌，为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管理者以及其他会计报表使用者提供有用的决策信息；税务会计则侧重于提供税收计缴方面的会计信息，其首要目的是促使企业按照现行税法和征收办法正确计缴应纳税款，履行纳税人的义务。

2．对象不同。企业财务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对象是企业以货币计量的全部经济事项，包括资金的投入、循环、周转、退出等过程，而税务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对象只是与计税有关的经济事项，即与计税有关的资金运动。这就是说原来在财务会计中有关税款的核算、申报、解缴的内容，划归税务会计并由税务会计作为核心内容分门别类地阐述，企业财务会计只对这部分内容作必要的提示即可。

3．核算基础不同。税收制度是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的结合，因为计算应税所得是要确定纳税人立即支付货币资金的能力、管理上的方便性和征收当期收入的必要性，这与财务会计所采用的权责发生是相矛盾的。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这两种会计基础同时交叉使用，是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在核算方法上的重要区别，也是税务会计核算方法上的显著特点。它是指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两种基础同时确认当期收入与费用标准的一种会计处理基础。即平时会计记录以现金收付基础记录；年终结算时，再以权责发生制加以调整。联合基础实际上是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的联合运用。其优点是可以减少平时记账工作量，终了，又收到权责发生制的效果。我国税法中显示的税务会计基础实际上是采用联合基础。例如，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按年计算，分月或者分季预缴。月份或者季度终了后15天内预缴，终了后4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

4．处理依据不同。财务会计只是遵循会计准则，依照会计制度处理各种经济业务，会计人员对某些相同的经济业务可能有不同的表述、出现不同的会计结果，应该认为是正常情况。而税务会计不仅要遵循一般会计原则，更要严格按现行税法的要求进行会计处理，因而会计处理具有强制性和确定性，一般不会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也不允许在计算口径和方法上存在有悖于税收法规的情况。税务法规与会计准则存在某些差别，其中最主要差别在于收益实现的时间和费用的可扣减性上。

5．计算损益的程序不同。损益表看到的利润总额，财务会计按照会计制度和财务会计方法计算得出企业一定时期的生产经营的财务成果，即会计所得。税务会计是在会计所得的基础上，按照税法的要求，进行调整后，才得出应税所得。当财务会计的核算结果与税务会计不一致时，财务会计的核算应服从于税务会计的核算，使之符合税法的要求。实务上，企业对税务会计的处理均依附于财务会计处理，即采取平时按财务会计准则进行，等到期末结算申报时再按税法规定加以调整的方法，一种帐外调整的方法。

由上可知，虽然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有一定的相似和重叠之处，但税务会计发挥着财务会计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是一种必然趋势。

三、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是一种必然趋势。

1．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体化，财务会计也随着发展变化。由早期简单记录发展到一门综合性的学科，由原来计划经济下对单一的会计主体提供信息发展到现在为多方提供信息的学科。税务会计是伴随财务会计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完善，以服务于不同经济主体的需要。而建立税务会计，有利于保证税法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对于促进财务会计有着重要意义。

2．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发展财务会计是随着社会生产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由最初简单的计量与记录行为发展到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进行控制和监督，为企业的经营管理、长期决策、强化经营和管理服务的完整的方法体系的学科。

税务会计是随着经济发展、通货膨胀、高利率等，导致货币时间价值的概念产生了重要变化，税收征纳双方都认识到最少纳税原则和最迟纳税原则对国家税收收入和企业经营成果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税务会计便由此慢慢地产生了。

我国计划经济下，国企一般只需对政府负责，一切都是政府的，再加上税收制度和税种少而简单，因此税收与财务会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税法与财务会计制度的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导致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高度集中统一。

3．建立税务会计的必然性

①建立税务会计是法律、制度、准则差异的必然要求由于财务会计制度与准则是规范企业的核算行为，保证企业公平竞争的法律手段，其服务对象是企业，为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决策等服务，而不是政府。而税法是规范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和征收办法，依法缴纳 税款，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其服务对象主要是政府。因此，必须逐步分离税务会计，即能保证企业全面、真实核算的需要，也保证国家财税收入的需要。

②实务差异是建立税务会计的客观条件由于税法的影响，导致财务会计在核算上无法脱离税法的影响而全面地反映企业的真实核算，无法提供较有公众利益的财务报告与报表。这些实务上的差异，成为我国税务会计单独设立的前提条件。

③建立税务会计有利于完善税制及税收征管企业配备有专门税务资格会计的人员，并根据税收规定及时核算企业税收，并及时申报纳税，正确履行纳税义务，有助于保证国家税款及时、足额上缴；也有利于税收管理部门对企业税收情况进行检查与监督，有助于税务机关发现税收征管的薄弱环节及税制的不完善之处。

④建立税务会计有利于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服务建立税务会计分离，有利于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合法减少应交税款。

⑤建立企业税务会计有利于会计准则向国际惯例靠拢我国新的会计制度逐步与国际会计准则靠拢。但是，如果没有建立相应的税务

会计，税法将影响和制约着财务会计发展进程。

⑥建立税务会计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互相作用程度将影响着社会的生产关系。从上述分析，它们从政策、实务等已存在较多的差异，如果没有解决好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关系，它们将会反作用于生产力。

因此，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以及会计改革和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公众利益的要求，国际会计准则的逐步趋同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已为建立税务会计提供了法律基础、客观条件，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分离已是必然趋 势，既保证企业依法经营及纳税，也能强化征纳双方的管理意识提供了有效途径。

三、税务会计的作用

税务会计的职能制约着税务会计的作用，税务会计的作用又是税务会计的职能在一定的运行条件下的具体体现。税务会计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结合会计核算贯彻税法，有利于发挥税收的作用

税务会计是融税收法律法规和会计核算于一体的特种专业会计，因此，通过对企业的税务活动所引起的资金运动进行会计核算，既可以促使企业按照税法规定，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又可以分析纳税对企业单位的影响，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调整产品结构，从而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生产、调节消费、调节经济的作用。

(二)反映企业纳税义务的履行情况税务会计依据税收法律法规，计算企业的各种应纳税款，并通过会计核算，准确、如实地记录税款形成和缴纳的情况，可以反映企业作为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情况。对于负有纳税义务的企业而言，运用税务会计核算资料，可以随时了解本企业履行纳税义务的情况，并可从中发现未按规定计算缴纳税款的问题及原因，进而采取有效措施，以正确履行纳税义务。

(三)监督企业正确处理分配关系

税务会计能发挥会计监督和税务监督的双重作用，促进企业正确处理分配关系。根据会计监督的要求，税务会计有权拒绝有损任何一方利益的不合理的收益分配方案，有权向税务机关反映问题，并应按上级要求进行自查。根据税务监督的要求，税务机关通过税务稽查，根据税务会计提供的信息资料，检查纠正不符合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错误行为，以维护税法的严肃性，正确处理有关各方的收益分配关系。

(四)维护国家利益和纳税人合法权益

税务机关可以通过分析一般纳税企业，尤其是有进出El退税业务以及享受减免税优惠待遇的企业提供的有关纳税情况的会计信息，结合自身的税收会计核算资料，对企业的纳税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及时、足额地解缴入库，保证出口退税业务以及减免税待遇的真实性，从而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此外，国家在依法征税的同时，也要根据现行税法规定，明确维护纳税人依法进行税收筹划以及充分享受包括减免税在内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合法权益。

(五)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税务会计作为企业内部的一种特殊的会计管理活动，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核算、监督和参与决策，以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税收是企业外部环境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也是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时不容忽视的客观条件。企业对税收方面情况的关注、了解和应用是通过税务会计来实现的。税务会计以税收法律法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为依据，全面、真实、连续、系统地记录和核算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务活动，监督税务行为，并参与涉税决策，从而能有效促使企业改善内部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偶然的幸运与必然的惨痛散文 篇5

看完《唐山大地震》了，之前也找了原著读了读，觉得还是“余震”这个名字更贴近故事，毕竟这个“唐山大地震”题材太大了，颇似“山峡大迁徙”，这样的大的题目，一定要相关的故事来支撑。这个电影的时间挺长，很细致不拖沓的把故事完整的演绎，是一个不错的煽情剧。

从亲情的层面来看《唐山大地震》是个不错的电影，改编成电视剧，一样可以登上央视。但是看过之后就觉得少点什么。这样的大制作，宣传了那么久，唐山政府那么大的支持，如果仅仅是看过后让人到掉几滴眼泪，没有深层次的些愤怒，另外还未能引发出一些对地震的反思，还是太平淡了。

站在历史的眼光中，哪些是必然的惨痛经历?电影里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姐姐奇迹的活了下来，又远嫁发达国家，又与弟弟这样巧合的相遇，这些简直是太偶然了，不可能是所有唐山地震受害者的必然经历。

唐山大地震在整个影片里就是一个引子，至多算是一篇序言，不足20分钟，后面连续发生一系列事件才是故事的重点。七十年代的历史不算久远，地震当然是天灾，但是在这里面有没有人祸呢?哪些是必然的?有没有借着天灾发财呢?有没有失职的领导呢?总之，这些在电影里都回避，而且步子迈得更大，时间走得更远。如果说真实历史仿佛是纸质的《亮剑》，搬上荧幕不砍就不会和谐，也构成不了主旋律。也不用大声疾呼，30年前有没有地震预警?电影里也没有说，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有与没有，又能如何?还是一个商业片。

这个一个不错的亲情片，成功的商业片，但从教育的角度上来看很失败，因为避开了许多政治干扰的视线，面对地震里面的.自救，或者是对当地政府的当头喝棒，以及将来在捐款那些外面不为之人的内幕，从电影里都没有看到，也就谈不上能引发出相关的反思。

八一厂拍过“三惊”系列，看过《惊天动地》、《惊心动魄》、《惊涛骇浪》，注明那是重大意义的现实题材，如果那也是教育片的话，恐怕《唐山大地震》的主流思想不输与它们了。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认识 篇6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认识 篇7

1 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和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所导致的追求过度消费是密不可分的。资本主义资本的私有化、剩余价值的榨取和劳动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等矛盾,使得资本家们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产生大量的商品供应,商品的增强功能的数量和复杂加速货物,人的变化往往是幸福感与消费水平挂钩,从而过度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消费现象的结果是,人们在这个消费环境,以不断提高其商品的质量,技术含量,人们判断产品本身的性能越来越不够用,商品的选择只能是自由选择的人。这样人的活动全部围绕市场,这是盲目购买商品并与阻碍人们参与直接可满足各种活动的需要的能力,货物本身没有需求,人们对名牌商品的追求会随着品牌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情况的发展会造成社会混乱,人失去了价值,从而导致消费的异化现象。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导致消费的异化,人们采购商品,人们获得商品,增加商品的生产,从而提高自然资源的掠夺,使自然环境人为操控地不断增长,不尊重自然资源的自然能力过度开发和有害物质的产生使这些废物源源不断排放到生物圈,必然导致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生态马克思主义深刻分析,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不良的生态后果,生态殖民主义遭到了批判,进而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态危机必然的联系。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莱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推动历史发展和促进生产力的进步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可调和的矛盾将最终导致对自然的疯狂掠夺与破坏。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其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发展是以经济利润的获取为唯一目标的。其中本质的目的性就决定着在榨取劳动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同时要大量地消耗自然资源。劳动的本身只要以增加财富为唯一目的那么它就是有害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利润最大化,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真实写照。与之相比较的是在一切社会的发展阶段都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才被作为人的对立面,作为主体的人的附属物或有用物。

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劳动异化和过度消费会使得生态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必然带动的生产规模,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无限希望获得自然资源,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同时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资本主义生产在缺乏有效措施的情况下,各种资源的浪费必将加大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态系统的矛盾持续。资本主义的生产不再满足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是为了实现商品交换、更高的产量和利润。资本主义的生产也不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日益增强的“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生产异化”所造成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为了得到耕地,破坏了森林,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然因此而成为荒芜……预计,这样一来,他们破坏了该地区的高山畜牧业基础;他们没想到他们这样做,使山泉大部分干涸,而在雨季也让更凶猛的洪水溅到平原。

3 生态殖民主义与生态危机

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分为直接和间接掠夺方式。生态殖民主义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直接掠夺是指一些发达国家,直接将一些消耗高污染大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发展中国家掠夺自然资源、并且建立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些国家甚至将不能处理的垃圾出口给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垃圾场。佩珀指出,发达国家所谓的“生态城市”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破坏在发达国家。简单地转嫁生态危机,但在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生态殖民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另一掠夺就是间接掠夺,它是指随着结构暴力掠夺……在发展中国家实现,通过其资本主义的政府加上雄厚的外资发展各种经济、政治、社会政策,农民适用于结构暴力。在发展中国家,形成以促进农产品出口,已经高度专业化的农业体系。在农村地区,大量肥沃的土地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用于自给农业已经被推到一片荒芜的土地,农民要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生存,不得不过度耕种,最终导致土壤肥力下降。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对外向型农业或温饱型农业,因为土壤肥力下降,为了维持自己的收入水平,生产者正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此外,随着全球化的蔓延,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和不合理的经济秩序,控制农产品市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品不断受到农产品发达国家的挑战,要想在价格战中取胜,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进行疯狂的掠夺性开采。

在人类利己主义奴役的科学合理性的作祟,人力需求大多存在于狭窄的以人为中心的框架内。为了满足所采取的施加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其他形式的生命的生存环境,并影响了生物圈中其他生物的生存。人类进化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不断满足完成过程中的自我,这样的背景下人类进化史的需求正在不断牺牲要求非人类物种作为一个基本前提。这种独特的技术来操作人性主导模式是随着人类社会加强的进化控制模式。这一模式将在最极端的形式,对非人性的信条将充分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欲望是无止境的,最终的社会行为将成为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严重的环境退化和社会混乱将是其导致的最终结果。因此,或许有些地球生物圈容忍底线存在,但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些底线。发达国家都禁不住通过工业生产体系来试探这些底线。如果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直到达到底部或再次越过它们再停止将是非常不明智的,当有已经不再可能以减轻我们造成的不利影响,而且,这样做将导致各类社会灾难性的混乱。因此,莱斯在研究中突出了生态保护的伦理价值,他强调,为了避免这些消极后果应坚持生物圈的人类赖以生存的维护为一体的基本立场再次评估影响生态环境和生态伦理学的人的物质需求。

总的来说,一系列主要由对发展中国进行生态掠夺的西方国家在发展中世界造成的生态问题,使得生态问题日趋严重。然而生态中心主义反而把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问题完全归结为人口迅速增长、资源短缺、技术落后等原因。威廉·莱斯通过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批判和反思,深刻地运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揭露了生态殖民主义所造成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是没有国界的,所有国家的利益都是作为一个整体紧密相连。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共同利益的原则下,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摘要：在资本主义社会,控制自然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交织在一起,因为没有正确地理解和克服其固有的矛盾,最终成为反意识形态的牺牲品的人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已被拒绝。一方面暴露性质和伟大的人的价值,从另一方面掩盖其欺诈。莱斯在此基础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生态后果显露无遗,扩大资本主义批判的生态危机。

关键词：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异化消费

参考文献

[1]刘思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魏桥的偶然与必然 篇8

在与《英才》记者一个半小时的交流中，张士平四次打断提问，临近结束，记者提出能否到魏桥集团总部采访，张表示“没惯例，不大可能”。而在采访开始和结束前，其一再提醒《英才》的摄影记者不要拍照，“从来就不喜欢”。

言语平缓，鲜有笑容，间或沉默。面对各种问题，没有丝毫的婉转或粉饰，“我不知道”，“那没什么好说的”，“宗庆后我不认识，也没兴趣”。而谈到同行业国企的成本控制，他直言和魏桥“没法比”。类似的交流会让采访过程偶尔停顿，但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直指核心；对于企业面临的风险和接班问题等，没有刻意的遮蔽。

草莽缩影

企业家的秉性决定企业的发展，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民企的洪流中俯拾即是。

可以说，张士平的果敢、坚韧，以及逆向扩张的思路成就了魏桥今日的事业。但同时，体制的转变、市场经济大门渐开、资本市场的放大作用，亦成就了张氏家族的财富奇迹。

无独有偶。在山东商圈有“两张”之说：海尔张瑞敏、魏桥张士平。但《英才》记者在与不少业内人士的交流中发现，若从性格特征、扩张模式、行业关联、成本控制等方面考量，地处山东茌平县的信发集团掌门人张学信，似乎和张士平更为搭调。

信发亦在20多年前崛起于乡野，掌门人极其低调。一位接近信发的人士告诉《英才》记者，张学信言谈举止朴实得像一位和蔼的老农。但低调的背后，其在铝产业内逆势扩张的速度、野蛮和凌厉相比魏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在澳洲、斐济等海外市场获取铝矿资源的力度、规模和手段，国内同行更无对手。

山东还有一批如南山、传洋、京博、方圆、科达等大型民企的成长路径与魏桥颇为相似，这一群体也可视为中国民企发展的缩影之一：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兵行蹊跷，勇于博取；他们未如大多同代人般在产业周期起伏、宏观调控、产权之争等历险中被淹没，反而抓住鲜有的机会，在某一领域左冲右突，最终轰然成势。

但若要用历史的“显微镜”从魏桥等企业身上找出放之四海的“成功基因”，却很难有具体的落点。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告诉《英才》记者，中国公司一直是在非规范化、非全面市场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大量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政策、市场、人才、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高速成长，殊为不易。

这样的成长特征，决定了一些企业的草莽和灰色性；在世景变迁中，张士平的成功，有必然，也有偶然。

难以复制

魏桥能否继续驱动纺织和铝业两大主业保持领先优势的关键，在于低廉的电力自供模式可否持续。

2012年，在产能过剩、价格低迷和国外进口铝土矿供应受限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下，国内的铝产业出现了行业性亏损，218家规模以上铝冶炼企业中亏损企业为89家，亏损面31.7%，亏损额113.5亿元，占规模以上有色金属企业中亏损企业亏损额的35.4%。

在这样的背景下，魏桥集团旗下的中国宏桥（01378.HK），依托低廉的电力成本，狂赚净利润54.5亿元，这与行业形成的对比甚至是“突兀”。

电力之于高耗能产业成本控制的厉害关系，业内皆知。事实上，在现有的电力体制框架下，众多铝企早已为降低电力成本想法设法，绞尽脑汁。一位国有铝企的中层告诉《英才》记者，他们的企业也有煤电铝一体化项目，但加上电网占容费，最终的自供电力成本也在4毛以上，“这和魏桥、信发他们的2毛左右的成本还是没法比。”

在全国，高耗能行业自备电厂者不在少数，然而，“孤网”运行的企业却唯有魏桥一家。魏桥自供电力的成本完全源于发电端，不需要交电网占容费。

魏桥的模式是电厂和电网跟着项目走——但仅限于本省。这也就可以理解，在电解铝疯狂的西进运动中，魏桥却无任何动作——现有的电力体制不可能再允许新的“孤网”出现。

上述国企中层告诉《英才》记者，对于魏桥、信发和南山等企业在电力成本控制的巨大优势，业内都在努力模仿，但魏桥模式却“不可能复制”。

王忠明则认为，魏桥“孤网”的出现，是一种“怪胎”，也是国网、地方政府和企业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相互妥协的结果，没有推广意义。“电力是公共品，公共品的供给主要还是政府去做，如果所有企业都搞独立电网，不成了小而全，那不就乱了？这反而会增加全社会的成本”。

对于魏桥、信发等在“小县城+大企业”的格局中实现政企深度结盟，王忠明也认为没有普遍意义，“企业必须达到相当的规模才可能受到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但中国有多少企业达到魏桥和信发这样的体量？”

2011年底，新疆相关部门官员到魏桥镇考察，希望在新疆复制魏桥模式，最终却无奈而归。一家大型国有铝企的总经理也曾到魏桥调研，离开时留下三句话：魏桥的成绩不得了；魏桥的事情咱们干不了；魏桥的模式复制不了。

再进化

和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样，魏桥也面临招工难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难题。

为了吸引和留住员工，魏桥近几年的一大措施就是改善员工住宿条件。但是，招工工作依然不容易。从2010年开始，魏桥便大规模向外省招聘员工，“光山东本省远远不够”。

用工荒已经成为制造业面临的全国性难题，而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亦在逐渐消失。对此，王忠明认为：“人口红利不可能很快消失，像魏桥这样劳动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如果企业发展能跟得上升级的要求，那么就可以进一步释放新的红利。”

王忠明同时还认为，即使要加大劳动力在民企价值分配当中的比重，也要以不偏废资本要素的价值功能为前提，“在市场经济中，资本永远是最稀缺的，所以越是在招工难的时期，越要提高全要素的价值表现”。

和众多民企一样，魏桥被外界质疑的还来源于家族继承和管理。有业内人士认为，“孤网”运行带来的挑战，要远小于家族式管理引发的深层隐忧。

《英才》记者获取的一份魏桥高管任职表显示，张士平家族的数十位成员担当着集团内的高管职位，而这些成员普遍学历较低。业界的质疑是，在创始人退休后，这样的家族管理团队能否担起推动企业永续发展的责任。

但张士平对此并不担忧。王忠明也认为，家族企业很重要的一点是信用成本低，决策更快，“对于继承问题，政府没必要干涉，社会也没必要过多关注，他们自己有能力和智慧解决这样的问题。解决不好，市场也会做出选择”。

魏桥旗下两家公司上市，除了为家族带来巨额财富和打通融资渠道外，在张士平看来，对于一家民企来讲，更大的意义在于规范了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规范方面提升非常明显，这是最重要的。”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认识 篇9

必然与偶然

思想1：必然与偶然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必然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居支配地位，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偶然伴随着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事物的发展。阐释：种瓜只能得瓜，得不出豆来，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但种瓜没有得到瓜或得到的瓜太下，(因为气候、土质、肥料等因素的影响)这是偶然。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雪莱的诗句里包含了季节更替的必然。如果今年的春天和冬天一样冷，那就是偶然，因为春天总是气候变暖的季节。有心栽花花不发，不必忧愁，那只是偶然，你只要再栽一次；无心插柳柳成荫，不必欢喜，那是必然，因为柳树本身耐旱、生命力强。

我们看待事物，万不可把偶然的当作必然的，像守株待兔里的农夫一样。兔子是有撞上树干的可能，但这也只是一种可能，一种偶然，兔子更多的时候是远离树干，远离是一种必然的方向。有人在生命里摔了一跤后就起不来，这就是错把失败当成人生的必然，败倒在偶然的脚下了。生活中，确有人因偶然的因素而改变命运，但更多的人却是有怎么样过程，就有什么样的结果。第七次跌倒，第八次站起来。奋斗的人生中，我们要坚信胜利的必然。

思想2：偶然中包含必然的因素，必然中也有偶然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偶然和必然可以相互转化。

阐释：无巧不成书，巧就是偶然，但如果书中的某一情节偶然得与书中人物生活实际悖离，那读者会说这书写得失真了，因为偶然中缺少了必然。黛玉归天与宝钗出闺发生在同一时间，一边是鼓乐喧天，笙歌缥缈的热烈，一边是竹梢风动，月影移墙的凄凉，这是偶然，但是黛玉疾病一日重似一日的多病身，再加上得知心爱的人已另有他属而滋生的多愁心。黛玉之死日不远已是必然。所以，将这两个情节安排在同一时间并不显得突然，反而增加了艺术性。但如果黛玉一见宝玉和宝钗在一起说话就吐血，那就违背艺术规律了，其实是违背哲学原理了。

论对经济必然性的扬弃 篇10

论对经济必然性的扬弃

本文以近年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的讨论和对自然历史过程超越是否可能的讨论的结果为基础，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明了经济必然性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把经济必然性的扬弃内在地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础，共产主义何以可能的问题的.解决，就是经济必然性的扬弃何以可能的问题，并从三个方面作了深入的论述。

作 者：王贵明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400041刊 名：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0006(1)分类号：B024.8关键词：经济必然性 扬弃 自由必然性 社会存在状态

“武昌首义”的偶然与必然 篇11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无数仁人志士仍在奔走、呐喊。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边陲地带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但如闪亮的火星划过夜空，很快就被黑暗吞噬了。1911年4月，孙中山又在广州发动了第十次武装起义，以全党之力“为破釜沉舟之举，誓不反顾，与虏一搏”，结果仍以失败告终。黄兴逃往香港，革命精英大部分牺牲。一次甚过一次的惨重失败与致命打击，使民主革命运动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谁也没想到仅隔半年，1911年10月10日晚，又一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武昌起义在中国的中部爆发并迅速取得了胜利。就连流亡海外，在美国丹佛为下次起义募集经费的孙中山也没有料到。10月12日，他在当地的报亭买报纸时，见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赫然标题，才知革命在武昌爆发并获得成功，不觉欣喜莫名。

由武昌起义触发的全国革命巨澜，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而且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的航船，仿佛于偶然间拐了一个大弯，改变了它的航向与航程。

其实，偶然与必然相辅相生，偶然包含着合理的必然，必然往往通过偶然的特殊形式得以体现。

辛亥革命为何爆发于武昌

同盟会曾发动多次武装起义，但都以失败告终，究其缘由，主要在于起义的地点大多选在边陲之地。同盟会往往从外部的香港、越南将革命力量临时输入广州、镇南关等地，因而难以形成力量优势，失败也就在所难免。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革命党人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认为起义的首选之地当为北京，可直接威慑、震撼清廷；中策在长江中下游；下策才为边陲之地。

然而，北方封建壁垒深厚，北京为封建王朝的心脏之地，戒备森严，起义难以发动，只有割舍放弃。于是只好选择中策，将目光投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对中国民族资本初具规模的江浙、湖北寄予厚望。内陆革命虽具优势，但与边陲起义相比，其劣势也显而易见。如果内爆型革命不能迅速取得胜利，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深厚的革命土壤，将陷入封建势力的重重包围，遭到残酷的剿杀。而边陲起义一旦失败，革命力量还可逃亡异国他乡。

武昌起义仓促爆发，虽带有一定偶然性，但它迅速取得胜利决非侥幸，而是与武汉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密不可分，是多种合力的必然结果。史学界在探讨辛亥革命何以爆发于武昌的成因中，一说即归功于张之洞的治鄂。此说虽然多少失之偏狭，却也涉及了事实的深层因素。

湖北深处内陆，在清廷闭关锁国的政策下，经济、文化相当落后。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成为竞逐中心。列强占租界、开商埠、设银行、办工厂、辟航道、筑铁路，在大举渗透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民主意识。而洋务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张之洞于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后，厉行“湖北新政”，经过近20年的惨淡经营，使湖北由一个落后的内地省区跃至与近代化程度甚高的上海、广东并驾齐驱的地位，成为与李鸿章、袁世凯控制的北洋系统并列的又一洋务建设中心。

张之洞将早期的洋务移植湖北，第一件深感头痛的大事，就是人才奇缺。那些整日诵读四书五经的秀才、进士显然不堪重任，张之洞因而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开办了两湖书院和自强学堂。据有关资料统计，1860年至1905年间，湖北共产生士绅约4万8千人，而接受新式学堂再教育的人数，估计在清末的20年间，最少有2万多人，约占士绅总数的43%。这批接受了西方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已完全有别于中国旧式士大夫，他们不仅学习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更接受了民权论、民约论、进化论、民主共和思想等学说，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极易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与此同时，武汉地区还先后开办了200多家民族资本工业。官办商人、民族资本家及由40多家工厂、130多家洋行、近10家银行形成的买办队伍，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庞大而独立的商人阶层。他们组建商会，积极投入到抵制美货、保路运动、立宪运动之中，以其自觉的主体意识与相对充实的财力成为这些社会运动不可缺少的支柱。武昌首义成功后，他们很快就站在了革命一边，主动承担地方治安、战地后勤及救护工作，部分商团成员甚至“荷枪助战”。

“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张之洞认为唯有练兵与修筑铁路是挽救中国的“救死急招”，他一面采用各种方法激发社会尚武崇力之气，一面“放胆大举”编练新兵。新军以新式后膛炮、克虏伯大炮、步枪取代戈矛土枪；训练与编制仿效欧、日，指挥官多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而接受先进国家的现代化军事体制，也就相当于吸收了先进工业社会的科技管理及价值观念；科举废除后，一般知识分子只得另谋出路，“秀才当兵”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由此，湖北的新军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这也为接受革命思想提供了条件。直至清末，湖北已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新军1万6千多人，且大部驻扎在武汉地区，武汉成为一座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库。

民间常以“秀才造反”这一俗语讥讽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的妄想之举，但秀才一旦与国家的暴力工具——军队结合，就具有了一股莫之能御的神奇力量，成了清朝统治与封建皇权的掘墓人。

湖北新政诱发了社会的裂变，而裂变的绅、商、学、军四大阶层联合组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一致要求突破僵硬冥顽的制度。革命的种子只有找到武汉这块合适的土壤，才有辛亥首义的猝然爆发，并在短期内取得全国性的胜利。

群雄逐鹿：袁世凯登上权力巅峰

武昌起义突然爆发，革命领导或伤（如孙武）、或病（如刘公）、或避（如蒋翊武）、或牺牲（如刘复基），而孙中山、黄兴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革命领导则远在海外或香港，革命党处于群龙无首的窘境。推举合适的军政府都督以统一指挥、号召天下，显得尤为重要。

种种因素凑在一起，促成了黎元洪登上湖北军政府都督之位。而在黎元洪一方，要他猛然改变态度，接受并领导革命，自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思考，在革命党人枪口的逼迫下，面对逐渐明朗、有利的战争局势，他才剪掉长辫，坚定信念，赞成民主共和、反对满清专制。

黎元洪出任都督之初，实权虽仍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他不过做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泥菩萨”，却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军队中的封建等级观念十分严重，即便是接受了西方军事训练的湖北新兵，也唯长官马首是瞻。黎元洪的名望在军队中很高，与部属关系密切，其上台本身就给汉族官绅、军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自然成为旧式人物竞相效仿的对象，“所以全省帖然，内顾无忧，军政府得专心致力于战事矣”。

武昌起义在如同铁板一块的满清王朝统治中部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清廷闻讯，满朝惊恐万状，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陆军大举南下，又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率巡洋舰及长江水师溯流而上，进入武汉江面参战。革命党人深知保卫胜利果实的重要，湖北军政府刚一成立，就作出了“先击攘汉口之敌，渐次向北进攻，以阻止清军南下”的战略部署，全力以赴与敌作战。

两军相遇，展开了殊死较量。汉口古名夏口，因而这场在汉阳、汉口发生的战役被称作“阳夏战争”。此战是辛亥革命期间规模最大的战争，也是关乎革命成败的关键一战。如果革命党人领导的民军（辛亥革命时期反抗清政府的起义军队的通称）一击即溃，武昌首义则会如一颗虽光华耀眼但一闪即逝的流星，中国仍将陷入封建专制的茫茫黑夜之中。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优势强大的北洋军队，民军不仅坚持了一个半月，还多次打退了清军的进攻。支持半月，盼来了湖南军队的驰援；支持一月，方有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江西的光复；支持一个半月，才有长江下游一带的响应——从而迎来了中华民国的改元。

围绕阳夏战争，20世纪初叶活跃的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充分展示了各自的力量与性格特点，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治格局造成了深远影响。

孙中山远在海外，一时难以回国，同盟会的其他领袖人物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兼程赶至战火纷飞的武汉前线，黄兴登台拜将，被授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指挥作战；湖南、广西、 江西等省起义者先后派遣援军赶赴武汉与湖北新军一同抗击清军；清廷视阳夏之战为存亡关键，几乎将军事上的最后血本全数投入。

武昌首义，最为得利的当数袁世凯。袁世凯所持重的，是他一手经营起来的“北洋六镇”。北洋军队与湖北新军是清末训练和装备最好的两支部队，清廷让这两强并存，原想让其互相制约。武昌起义爆发，平衡的局势被打破，北洋六镇成为清朝唯一可用的新式军队。

北洋军队与湖北新军虽同为新式部队，性质却迥然有别。袁世凯一直努力将北军打造成一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私家武装，北洋军士“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而张之洞毕竟不是军阀型人物，他对湖北新军的控制比较松弛，民主意识这才得以“乘虚而入”。就两军实力而言，北洋六镇将士约7万5千，湖北新军约1万6千。（武昌首义后投身革命的总共不过7千官兵，后虽扩充为2万多人，但大多为临时招来，组织性与战斗力相当差。）北军在武器装备上也占有明显优势，配有民军所缺少的野炮、新式管退炮、玛克沁机关枪。另外，战役前期，清军还有海军在武汉江面配合作战。

袁世凯在他退居洹上的3年时间里，北洋六镇虽交由陆军部管辖，但他仍遥遥控制着旧部。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袁世凯暗中授意北洋将领按兵不进。满清贵族荫昌无法指挥、调遣军队，清廷无奈，只得请出袁世凯重返政坛。袁却以“足疾未痊”为借口有意推托，并不立即赴任。清廷急不可耐，只得层层加码。当袁世凯将清朝的军政大权完全操于一手后，这才南下督师。

阳夏之战打得相当惨烈，民军在势力强大的北洋军队面前，以民房为依托，坚守着汉口的每一寸土地。清军纵火，燃烧三天三夜，民军只得乘船撤退汉阳。后湖南援军赶到，黄兴乘势反攻汉口，也遭失败。此时民军除武器装备有一定劣势外，内部的弊端也逐渐抬头，如指挥不统一、内部不团结、士兵军纪涣散等，结果汉阳再次失守。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在占领汉口、汉阳后，并未急急进攻武昌。功高震主，加之满清王朝对汉臣一直怀有猜忌之心，他可不想做一个殉葬的忠臣。一番审时度势后，袁世凯心中的权欲越来越盛，他决定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纵横捭阖于清廷与革命党之间，步向权力的巅峰。

于是，此后的历史演义，就有了我们所熟知的南北议和、袁世凯弄权逼宫、清宣统下诏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辛亥遗产：民主建设任重道远

透过一连串偶然因素的表象，我们看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必然原因，它的发展、结局及其影响也是必然链条中的有机一环。

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任务远未完成。它只不过在形式上推倒了凌驾于中国民众头上的皇帝，而封建毒素仍顽固地笼罩着中华大地，封建残余势力常以各种改头换面的方式卷土重来。

几千年的皇帝于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人们心头的依托落了空，种种欲望很快就填补了这一缺失的空间。于是，便有人想当新的皇帝，如袁世凯。他的下场虽使得那些权欲熏心的各色人物改变了策略，不再贪图做形式上的皇帝，却对实质上的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梦寐以求。诚如高一涵在《非君师主义》中所言：“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于是，统治不断更迭，社会陷入失控与无序状态，结果产生了军阀混战及国民党的专制独裁。

武昌首义后各省的响应，也是当地颇有名望的旧官僚、旧军人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们以推翻满清为宗旨，并未触及封建政权内部的基本结构，只是走走改头换面的过场而已。而阳夏之战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更意味着北方作为君临万邦、四夷宾服的天朝中心依然没有改变。

阳夏之战中，如果没有宋锡全率领的鄂军第一协官兵私自离汉，没有湘军的撤回，没有军政府的内部矛盾，其结果恐怕要好得多。汉口虽失，只要能保住汉阳，辛亥革命的历史也会改写。武昌首义成功，湖北军政府成立，在民主人士的心目中，武汉俨然已成民国首都。只要阳夏战争取得胜利，作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武汉，又具国之中心与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必为建都首选。

可实际情况却是拟定南京，而袁世凯又凭借手中的政治、军事优势不肯南下就位，于是，北京仍为中国的首都。那是一块被皇权浸润透了的土地，即使那些生活在皇城脚下的臣民，经过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也有着一种莫名的自大心理，打上了“君临天下”的皇权烙印。今日在部分北京人身上，我们还能明显地感到那种首都人对外省人难于言表的优越心态。而南京，也曾是六朝古都；只有武汉，从未被哪朝哪代定都，它崛起于近代，其经济发展与文化氛围代表了一种融入世界文明的趋势，当为最佳的国都之选。可它错过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此后的湖北，辛亥革命所形成的中心地位与优势也就永远地消失了。

所以，即使阳夏战争革命党人取得了胜利，也并不等于辛亥革命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辛亥革命在全国各省会及大中城市闹得沸沸扬扬、轰轰烈烈，但90%以上的中国农民仍是平静如水，压根儿没有半点改变。而幅员广阔、生活贫困、文化落后的农村，正是封建残余得以生存的温床，这块广袤的土地没有翻耕，民主也就无从谈起。于立宪派而言，他们本身所倡导的就是“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梁启超主张民权学说，但仍想保有一个权力无边的皇帝；而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军人、旧士绅更不懂得民主为何物。

1912年４月，孙中山卸任后应邀到武汉巡视。在与黎元洪会面时，他曾问道：“你对三民主义有何看法？”黎元洪莫名惊讶地反问道：“三民主义？什么三民主义？”“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推翻满清王朝吗？”孙中山又问。黎元洪笑道：“这个我自然知道，因为满清不是我们汉人，所以要推翻它。”当孙中山告诉他光推翻满清还不够，下一步还要推行五族共和的民主政治时，黎元洪道：“推翻满清，赶跑皇帝，选了总统，不就是实行民主政治了吗？”孙中山继续开导说：“选总统不过是一种形式，如果表面挂着总统招牌，换汤不换药，骨子里还做着皇帝，就不能说是民主。”黎元洪不高兴了：“孙先生，就是换块招牌，换碗汤水，依我看这就很不错的了。连我都不知道民主是啥玩艺，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不仅黎元洪，就是革命党人、军人也少有真正懂得民主含义的。

即使在海外生活过30多年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对西方的民权与自由学说也理解不足。孙中山一生都与革命、战争相联，他最关心的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富强，他曾说过：“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孙中山把民权与个人自由分开，又把分散疏离的个体农户解释成享有过多的自由，并以此推导出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是争自由，而是争取民族的独立与富强。同时他还强调忠孝治国，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认为“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才自然可以强盛”。以今日眼光看，当然会认为他所强调的忠孝没有摆脱旧道德、旧文化的范畴。只有当公民充分享有自由权利，具备完全的独立人格，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真正的民主与法制才有可能出现。

孙中山在国内的组织运动，起先主要依靠的是秘密帮会，他最为注重革命所需要的组织与纪律，夸大政党和政府的宣誓手续。在南京临时政府组阁时，他极力反对宋教仁的内阁制，而取独揽大权的总统制，这也为日后袁世凯的独裁埋下了隐患。

辛亥革命消灭了外在的皇帝，却一时难以革除中国民众心头的皇帝；它推翻了清王朝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结构，却一时难以建构新的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结构。这不仅是武昌首义中一群30岁左右的新军义士无法解决的难题，对那些资历深厚、赫赫有名的革命党领袖而言，无疑也感到棘手与困惑。武昌首义爆发，黄兴从香港回国，突然与张謇等具有浓厚传统文化素养的立宪派头面人物相遇，两相交谈、了解，黄兴“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之只堪破坏，难与建设”。

辛亥革命提出的民主课题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弘扬，后被压倒一切的民族救亡运动覆盖。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使中国轰轰烈烈地上演了一出全民悲剧。

反思历史，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交的学费实在是太多了。

今日，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审视辛亥革命，尽管它差点沦入“改朝换代”的模式之中，但它毕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历次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起义，它是一次国家的暴力机器——军队与具有西方先进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相互结合的产物，将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尽管辛亥革命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但它毕竟使中国人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大的解放，懂得了怎样行使手中的权利，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与自由。尽管辛亥革命未能完成民主的革命任务，但它所提出的问题在经历了一段历史的怪圈后又重浮水面，凸显在我们眼前，令我们时时警醒，促使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不遗余力地献身于未来的现代化民主建设。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