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共8篇）

小资产阶级 篇1

什么是小资群体?

很简单，有一个顺口溜就可以定义他们的特征：

住公寓，开小车，工作就在写字楼;

喝咖啡，吃西餐，健身要去俱乐部;

爱上网，贪聚会，一有假期去旅游;

入会员，刷金卡，没事也要雇保姆，

……

这就是小资群体。

“小资”原本是一种浪漫思想的象征，独立于社会群体而存在;而在当今这个社会却演变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甚至成为一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专门称谓。更确切的说，“小资”被看作是中产阶层文化的别称，它已经演变成社会时尚的潮流。

正因为中国城乡居民全面迈向“小康社会”，尤其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得到了快速提升，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大批小资群体。

谭小芳老师认为，他们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影响着消费需求的不断分化，从根本上改变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与营销理念，

“小资”一词近几年非常流行，凡是和“小资”挂上点钩的东西总是卖得很好。“小资”是目前中国都市最被推崇的生活方式，他们拥有不俗的收入和物质享受，更追求与众不同的生活品味及独树一帜的精神生活。这种“小资”生活是大学生们所向往的生存状态。28%的大学生明确表示向往“逍遥自在的小资生活”，占被调查学生的最大多数，同时有25.4%的大学生希望过上“舒适安逸的白领生活”。

小资生活与大学生既希望时尚又不愿趋附潮流的心理特征是一致的。其具体表现为：穿着上要求讲求一定的品位，但是又不能是最流行的服饰，不求最贵，但又不能缺少个人的自我风格，因为他们要保有个性;在饮食上，希望能吃遍新奇的食物，并且能经常出入一些高档的餐厅、酒吧、咖啡厅，他们喜欢喝红酒，喜欢喝荼;在文化消费上，他们都表现出一种怀旧心理，老唱片、经典电影是他们的最爱，更多地是看一些欧洲的文艺片，他们喜欢听一些外国古典音乐、爵士乐、中国传统音乐……而对于国内引进的好莱坞大片却常常是抱着漠视的态度。

小资产阶级 篇2

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观和其国家利益观

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消灭剥削、实现人类的最高境界——无剥削的共同富裕的人人平等的社会。毫无疑问, 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不仅仅是这个阶级本身的利益, 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利益, 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但在不同的时期又有其具体的目标, “欧美两洲的无产阶级正在检阅着自己的战斗力量, 他们第一次在一个旗帜下动员成为一个军队, 以求达到一个最近的目的, 八小时工作日”。关于无产阶级的国家利益,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并镇压敌对阶级的机器。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它不是社会各阶级友好协商的结果, 也不会平等的反应和代表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 在经济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国家因统治阶级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阶级性, 国家的利益实际是代表了统治阶级利益。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对于国家利益也赋予了另一层次的解释, 他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然而共同利益是维护社会运行的基础, 共同利益没有了, 个人利益也就无法实现。因此马克思说:“正是由于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 共同利益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因此不难看出, 国家利益又是出于维护共同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 它是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统一。

二、早期为逐步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 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高于国家利益

在无产阶级作为新兴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 其阶级力量, 理论思想还不成熟, 政党体系建设不够完善, 且当时所处的时代下, 作为新生的阶级, 无产阶级的蒸蒸日上遭到了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 为了能团结广大无产阶级, 集合力量对抗资产阶级且尽早完成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目标, 早期无产阶级理论家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当时的国家利益上明显倾向于前者。在普法战争刚刚爆发时期,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到:“假如人们在巴黎能够做点什么, 那就是一定要阻止工人在媾和之前采取行动。”“如果工人现在取得胜利——是为国家服务的, 那他们就不得不继承波拿巴和当前的卑鄙的共和国的遗产, 并且将徒然被普鲁士军队镇压, 而且还要倒退二十年。”恩格斯考虑到一旦法国工人参加到保卫国家的战争中必将损伤工人阶级的力量, 同时间接地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服务, 为了保存实力要避免同德国军队交锋, 同时利用帝国主义的战争为工人革命提供机会, “在缔结条约以后, 对工人来说, 一切条件都比以前更加有利。”利用帝国主义的战争去发展无产阶级力量本身是一种阶级策略, 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条捷径, 但在普法战争爆发过程中, 战争的残酷性超出预期, 马克思的个人观点也逐步发生变化, 当普法战争初期法国入侵普鲁士时, 他反对法国的入侵, 后期当普鲁士入侵法国时, 他致电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让其在德国国会上对于俾斯麦的战争预算投反对票, 并且指责普鲁士的野蛮, “德军采用了既陈腐而又野蛮的战争公法, ”他同情战争的受侵害方, 但在阶级政策上依然没有改变, 认为帝国主义的战争人民是没必要参与并加以战斗的, 只有对方是殖民掠夺人民才应该起来反抗, “当然, 英国人在印度, 牙买加等地也这样干过, 可是法国人既不是印度人, 也不是中国人, 更不是黑人, 而普鲁士人也不是天生的英国人!一个国家的人民, 如果他们的常备军一旦被彻底消灭, 而他们还要继续保卫自己的话, 那简直就是犯罪。”马克思以及各国早期的革命家都承认这样一个观点, 国家是有阶级性的, 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 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是没有必要爱戴的, 只有无产阶级自己建立的国家才值得付出。列宁认为:“我们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起就是护国主义者, 我们赢得了保卫祖国的权力”列宁的国家阶级论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 他在苏联早期党内不同思想路线斗争中更是不断的强化了这一观点, 尤其是与考茨基, 托洛茨基的争论中, 他指出:“大俄罗斯人保卫祖国的唯一办法, 就是希望沙皇政府在一切战争中遭到失败, 这对十分之九的大俄罗斯居民危害最小。”沙皇的国家利益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相比较没有一点可比性, 甚至无产阶级的利益是脱离沙皇的国家利益的, 相反, 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则放在第一位, “社会党人在战争一旦爆发时, 应当利用战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列宁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世界性的, 他说:“工人没有祖国, ”即使在苏联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后, 列宁依然把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放在第一位, 他放弃了沙皇以前侵略别国的不平等条约, 主张并建立了第三国际, 使苏联给世界一个崭新的形象, 他说:“俄国军队越过俄国国界去镇压革命的那种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军队已经坚决不移地离弃了那种时代。”斯大林作为列宁以后苏联的无产阶级领导人, 早期依然延续列宁的思想, 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放在首位, 他认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是正确的, 就是他们的战略和策略不限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无产阶级利益范围之内, 相反的, 是在估计自己国家的条件和情况的同时, 把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其他国家的革命利益放在首位。”毛泽东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早期受列宁, 斯大林影响, 早在国内第一次大革命之前, 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时期, 毛泽东就指出:“军阀争权夺利的国内战争是无价值的, 被压迫阶级起来推倒压迫阶级的国内战争, 才有价值, 一般国家主义派, 盛倡其为祖国而牺牲, 乃无上光荣的说法, 这是资产阶级之话, 我们万不受他们的悬弄!”

不难看出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当时国家的国家利益是明显隔离开来的, 政策的制定都是从阶级利益的角度出发的。他们认为的国家利益是无产阶级自己推翻资产阶级后自己建立的国家的利益, 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所有的利益都是毫无无产阶级色彩的, 都是可以被利用的, 但同时应该明白, 首先即使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利益也不是完全与无产阶级毫无瓜葛的, 不同国家的无产者作为一个部分本身就生活在那个国度, 作为其未来的主要同盟军农民, 更是那个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 他们都实在的和那个国家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其次, 国家本身作为一个实体, 具有维护共同利益的属性, 这是马克思在国家的定义中就提到的, 同时国家本身包含着强烈的名族地域性, 是一个地区长久历史文化、生活习惯的积累与凝结, 爱国主义本身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传统文化以及传统生活方式的热爱。一个处于不同阶级的个体能够割舍与其他阶级的感情, 但断然割舍不断与所生活土地和文化的联系, 爱国主义的阶级化势必会和爱国主义所包含的民族感有所冲突, 尤其在国家遭到外来入侵时。当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忽视当时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利益时, 是阶级战略的体现, 有利于无产阶级在时局下找到突破口, 但选择帝国主义战争的缝隙, 且在国家被入侵的情况下, 大批无辜的人民牺牲为代价, 势必与无产阶级所宣称的口号和目标相矛盾。如果以这种方式去实现早期目标, 那正像新保守主义者评价的:“社会主义革命也需要以上百万人的是生命为代价, 也许会导致对整个阶级的蓄意谋杀, 也许将引起文化的式微、知识的消亡和艺术的亵渎。”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忽视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 忽视生活在这个国度的其他阶级的利益, 往往彻底损害了他们希望为之效力的权威观念。

三、随着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为发展各国自身, 无产阶级的国家利益开始高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苏联在列宁逝世后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作为全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被世界无产阶级视为唯一乐土, 苏联也在不断领导世界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 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帝国主义国家为保卫自身现有利益, 纷纷敌视苏联, 为保卫苏联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是正确的策略, 但作为主要领导力量的苏联公然提出要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以保卫苏联为当前任务却带有爱国沙文主义色彩, 恩格斯说过:“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 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 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当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无产价级忙于应对本国帝国主义, 军阀时, 以保卫苏联的口号的提出势必影响这些国家的革命进程。斯大林认为:“不捍卫苏联, 就不能捍卫并推动世界革命运动, 要知道, 谁要想撇开苏联, 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 谁就是反革命, 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中去。”在“保卫苏联”这一共产国际指示到达中国时, 受到了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的质疑, 当时正值中东路时间爆发, 事发点在中苏交界处, 主要在中国境内, 对国人提出保卫苏联, 势必会引起人民的反对。苏联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扮演着关键的作用, 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但随着其力量的扩大, 尤其是二战以后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信心与自负便同时出现, 抗日战争末期, 斯大林以沙皇对外政策为依据, 提出在中国领土上取的利益, 在涉及俄国使用满洲铁路的问题时, 他认为沙皇曾使用以满洲里到哈尔滨, 再从那里到大连及旅顺的铁路线, 以及以哈尔滨向东到尼科尔斯克的铁路线, 在那里同哈马罗夫斯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相连接。他认为这些要求是正义的, 斯大林说:“显然, 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 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 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的谈话表明, 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目的是出于本国民族的利益, 这种利益的谋求, 不仅要从战败国日本领土上取的, 而且要从战胜国中国领土上取的。对于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同样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而不听从苏联的具体安排而恼怒, 在1944年6月, 斯大林在同哈里曼谈话时说:“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他们对于共产主义, 就像代用黄油对于真正黄油一样。”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 新中国走什么样的路时, 苏联为实现战后自己的利益, 竟提出支持蒋介石政府。赫尔利给美国国务院写了旅行报告指出;“现在我相信苏联政府根本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策中沙文主义色彩浓厚, 已经开始背离了列宁的国际主义, 抛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与列宁在《为什么苏联不参加国际联盟》陈述的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性质的根本差别形成鲜明对比, 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更是完全把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归属于了苏联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之中。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鼎盛,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未来进一步推行社会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 发展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炮制出了一套被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法西斯理论。“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国际分工论”、“利益有关论”, 宣扬“苏联具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广泛发展的国际联系, 对于即使在地理位置上遥远, 但是却涉及到我们安全和我们朋友安全的那种事情, 也不能消极对待”。中苏作为一对合作紧密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五六十年代的关系一变再变便是最好的证明。当无产阶级国家抛弃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原则时, 它本身已经开始逐渐脱离世界无产阶级这一范围。

苏联注重自身国家利益是有原因的, 他们把国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社会主义苏联的国家利益看作一致, 认为国家本身发展壮大就是无产阶级利益的壮大, 但却看淡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其无产阶级的利益, 过分看重国家利益而忽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利用增强的国家力量来要挟其他弱小国家, 势必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变为社会沙文主义,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霸权国家, 这样的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 这样的政策与帝国主义无异, 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观。

四、无产价级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在新时期的定位问题

随着民族国家的相继建立, 经济全球化的走向使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开始对话, 谋求合作, 加上资本主义公家福利政策以及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 中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逐渐扩大, 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作为一种口号在正值领域内正慢慢淡化, 与之走势相反的是国家利益的不断强调。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主体, 其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 正是审时度势, 与世界接轨, 走一条属于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关于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关于意识形态的输出问题, 邓小平在住地同身边人员谈到:“切不要打旗, 不要去干涉别国的事情。关键是自己要搞好了, 本身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 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

新一代小资产阶级报告 篇3

在国内，小资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率不断快速增加。举中国为例是很适当的，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经济个体。全世界最高的商厦都不再在美国了，而是除了吉隆坡的双子塔外，次之便是重庆大厦（在重庆，不是在香港尖沙咀王家卫那部电影里那间“重庆森林”）。世界第三高的大厦也在上海，都要比美国的任何大厦高。中国人都可以抬起头来（望房顶）了。

手头一项旧数据发人深省。原来1993年中国小资产阶级只有6400万人，只占总人口的5.3%。现在尽管所谓小资的条件已提升许多，国内大城市小资无处不在。中国市场是豪华商品最大的“未完全开发市场”，已是干邑，Chateau Lafite、LV和Chanel的大市场。想当年，我曾目睹不但在大陆，甚至在蒋介石时代的台湾，可乐竟是奢侈品，而今天已成为大众的饮品。

当国内次级城市居民的需求进至和香港人一样时（一级城市如北京上海已追近香港），香港人，北京人和上海人的需求又将会是什么？比较各地小资的消费模式，即使时至今日，还是西方已发展国家的人较为成熟，和所谓更Sophisticated。欧洲人讲究生活质素多于物质享受。港人和国内人仍喜以物炫人，始终是一种暴发户心态的不成熟表现。

基于此，我想从非以财富衡量的角度，看看新一代的小资应是怎样的。

第一，物质需求也许仍有重要性，因为人的特性是“物欲无限“！不过，这重要性会受到下述的其他因素的调节：人愈是Sophisticated，物欲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愈会有回降的趋向。真正“有水平”的小资（这阶级里也有许多不同的层次），应先学会任何玩具都“不值得炫耀”。要用物质来炫耀，只证明阁下的档次还不够高。

第二，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速，小资对生活的需求，会变成力求更高度的方便的需求。交通方便的需求使人人买车。小资渐渐喜欢选择住在市中心三环内地区。仍然想住别墅豪宅的，会剩下有司机接送的真富豪。在伦敦，真正的有钱人周日住在城市，周末住在乡郊。

第三，小资产阶级得到超出基本需求的物质享受之后，会把心思花在改善生活质素之上。一个人“月薪多少”的重要性，渐渐会被“这份工作是否会带来更高的生活质素”所取代。以今天的消费水平计，在香港，年入百万，也只住得起大约120平方米，绝非真正豪宅的房子 。但在墨尔本或温哥华，赚一半这收入的人，已住得更好吃得更好，而且这些地方工作压力肯定比香港小，空气远比香港清新，是“养命的好地方”。这就是生活质素，收入不一定代表生活质素。

第四，小资的平均教育程度，会日趋有较高的水平，人的求知欲也会日增。愈来愈多小资产阶级的经理层人士“临老学吹打”，回学校接受新知识。大机构也会给高级职员安排许多培训课程。

第五，小资和快要变成这阶级的一族，会趋向于迟婚，甚至不婚，即使结婚，子女也会较少。尽管国内过去认为女孩过了24岁未婚便被指为“老处女”的年龄已得到宽容，可30似乎仍然是个心理关口。在香港，因为太多颇有条件的女人，过了30甚至40还不想出嫁，结果女人三十四十也是一枝花。

早婚迟婚和家庭的大小，其实主要只是小资的一个经济考虑。“化骨龙”（香港俗语，指花钱的儿女）太多，更是个很沉重的包袱。最近香港某银行找李丽珊拍广告，据算出养大一个小孩的成本要四百万元，里面大概包括念哈佛牛津的学费，水平定得很高。小家庭成员的生活质素，通常也应高于大家庭成员。钱还是少人花管用。

小资变奏曲 篇4

阶级视野里的“小资” 某次乘飞机时,曾读到一篇挖苦“小资”的.文章.这篇文章把“小资”数落得狗血喷头,勾勒出来的“现代小资”形象大致如此:一边泡快餐面一边还得哼哼徐志摩的诗歌;上半月富得像大款下半月穷得似乞丐;钱包里一定装着许多卡而每个卡里几乎都没钱;手机彩铃三天两变、越是公众场合电话也就越多;即使喝二锅头也不忘加一片柠檬;说着中国话一定不忘夹带点英文;就算跑地摊也必须买“品牌”来穿戴;在澡堂里淋浴时热衷于引吭高歌……可见今日“小资”之酸臭,丝毫不亚于当年,似乎时光流逝了几十年,一切与时俱进却都与“小资”无关,“小资情调”依然如过街老鼠.

作 者：钱文俊  作者单位： 刊 名：中国社会导刊 英文刊名：CHINA SOCIETY PERIODICAL 年，卷(期)： “”(1) 分类号： 关键词：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篇5

一、“君权神授”下的英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间：1640年—1688年）

1、根本原因：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严重阻碍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2、导火线：苏格兰人民起义

3、开始的标志：新议会的召开（或议会同国王的斗争）

4、领导阶级：资产阶级、新贵族；

5、领导人物：【克伦威尔】

6、两次内战：1642年查理一世“讨伐议会”，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由议会斗争进入内战阶段，议会军在克伦威尔的领导下，两度打败王党军

二、共和国与护国政治1、1649年英国议会宣判查理一世死刑并送上断头台2、1649年5月19日议会宣布成立共和国，实权控制在克伦威尔为首的军队手中 3、1653年英国实行以克伦威尔为核心的护国政治，克伦威尔就任护国主。

三、光荣革命与《权利法案》的颁布1、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

2、168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宫廷政变（光荣革命），推翻了专制统治，另立新的国王

3、《权利法案》

①时间：1689年；②目的：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利；③机构：英国议会

④内容：⑴以法律的形式对国王在经济、政治、宗教等事务中的权力进行严格的规定 ⑵确定了议会拥有最高权力的基本原则

⑶对公民应有的权力做了明确的规定

⑤意义：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统治开始确立起来。

⑥评价：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了王权，确立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君主立宪制，使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得以体现，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走上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社会阶级分析》读后感 篇6

对于我们很多人，毛泽东思想从小学就开始有所接触了，加上中学的思想政治课、历史课、大学时的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概论等，接触过的时间可谓不短。但对于我们学生，大多为了应付考试，理解不深，甚至不加理解完全死记硬背。

但进入大学以后，尤其是接触了更多的人和事，发现毛泽东思想其实并不过时，当今社会上不乏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成功例子。例如著名的企业家华为的任正非、海尔的张瑞敏、联想的柳传志等等。比较令人惊讶的是一些艺术圈的人士也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爱好者，比如最近《南方人物周刊》对电影《集结号》中“谷子地”的扮演者张涵予。

本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写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其写作背景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写作此文时，毛泽东刚刚三十出头，正是血气方刚意气风发的时候，绝无晚年的昏聩。此时的党，也尚处在幼年时期，1925年只有党员三千多人，还没有自己的军队，是革命党，是造反者，是要改朝换代打天下的人，有朝气，然而缺乏经验，因此遇到种种的挫折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就像上一次《毛泽东搞社会调查》的研究学习中得出的结论一样，在那时候，年轻的毛泽东在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同时，认真调查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能将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状况分析得清清楚楚，言之有理，论之有据，以大量的客观事实作为佐证，不说空话，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思路已经非常清晰。当时毛泽东并不是中共的第一号人物，党内人才济济，毛泽东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成为领袖人物，从这篇文章就可见一斑。

作者毛泽东将当时的中国社会划分为地主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多个阶级。并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将各个阶级在当时社会上的处境生动形象地描述出来，也对各个阶层在中国革命中所持有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和界定。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从毛泽东写这篇文章到现在，八十多年过去了，老师让我们读这篇文章，我想最值得学习借鉴的，应该还是毛泽东分析解剖中国社会的思路和方法吧？因为从文章的内容来看，沧桑巨变天翻地覆，革命党早已成为执政党，如今的中国社会，和毛泽东当年所处的年代，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可比性。根据宪法，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还存在种种敌对势力。因此社会划分的标准，早已不是阶级，而是社会阶层。如何看待当今中国各社会阶层的划分，换句话说，如何划分社会阶层？说法很多，见仁见智，尚无权威的划分。著名作家梁晓声曾经写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其实也只是一家之言，所谓“当代资产者阶层、当代“买办”者阶层、当代中产者阶层、当代知识分子、城市平民和贫民、农民、中国当代‘黑社会’”，等等。另外，社会学家陆学艺的专著《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将当今中国社会分成五大社会等级：上层，中上层，中层，下层，底层。每一等级又被细分为许多阶层。

我对于社会分类的概念也不是很清晰，但通过学习网络查找到的相关资料，比较同意”将社会按阶级划分和按阶层划分的最大区别，应该是相互间关系的不同”这一理论。阶级社会里，必然有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关系，否则的话，共产党也不可能赢得民心，推翻一个专制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但是，当今社会的各阶层之间，是否还存在这种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之间能否和谐相处？如果连这一点都不可能，“和谐社会”又从何谈起？恐怕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对各阶层概念设定的本身。例如，如果按照梁晓声的说法，当今中国社会确实存在一个“黑社会”阶层的话，那么又怎么能够想象，它与其他社会阶层能够和谐相处？再比如，现在的贪腐官员比比皆是，为绝大多数民众所深恶痛绝，这是事实，但是，是否真的如某些人所说，已经形成一个“既得利益者阶层”？

黑社会也好，贪腐官员也好，确实存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仅仅是一些黑社会分子和贪腐官员，还是到了已经形成一个社会阶层的程度？我想，如果真的到了这一步，那么真的离亡党亡国也就真的为期不远，民众当然要起来造反，群起而攻之，没得话说。但是问题在于，如今的社会，已经真的到了这一步了吗？我想，对这个社会，我们还是应该有点信心吧？不管怎么说，社会越来越进步，舆论信息也越来越公开透明，民众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对于贪腐官员的惩处，曝光的越来越多，打，总是比不打要好得多。反腐败，毕竟中央的决心和力度摆在那儿，有如此众多的贪官被惩处，也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为何如此打击，而贪腐官员却总是前赴后继层出不穷，如何从制度架构层面去根除腐败，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绝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靠什么方法来解决，是否一定要采用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才是正确的？恐怕这就更加争论不清了。不管怎么说，真正贯彻宪法，实行民主政治，保障个人权利，完善监督制度和媒体舆论的监督，使官员手中的权力真正受到有效的制约，我想，这应该是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一个共识吧？

有点扯远了。那么反观《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分清了敌友，坚定了立场，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打击反革命势力，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中国革命阶段性的胜利。而新政权的建立并不能使阶级和阶级矛盾彻底消除，缩小和消除阶级差异，让人民都处于共同富裕的平等地位，才是以主席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毕生所追求的目标。主席逝世后多年来，我们已经很难在政府官方的汇报文件中听到关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方面的内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富悬殊逐渐扩大，新的阶级分化和固化导致了大多数社会底层群体和上层群体之间对立情绪，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的爆发预示着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矛盾不断被激化，而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一如如今流行的“富二代”、“官二代”已经前几日发生的四川群体事件。与此同时，各类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也随势而起，此起彼伏，中日钓鱼岛争端，与菲律宾黄岩岛之争等等，虽然如今的国内形势和社会环境已不能和1925年时的中国同日而语，但如何缓解和消除国内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已经成为了目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问题。内忧不除，外患不断，看似和平盛世的目前的中国，这样一看又仿佛风雨飘摇。

中国将何去何从？我想这并不是写完这篇读后感就可以结束的问题，这确实很值得思考，尤其我作为一个预备党员，这需要我继续不断的观察和思考。

风险社会还是阶级社会吗? 篇7

同时, 在《风险社会》这本贝克的代表作中, 我们也随处可见这样的论述:“风险社会确实不是阶级社会”、“风险地位不是阶级地位”、“社会阶级和阶层的等级模式逐渐被颠覆”…… (贝克, 200 3) 风险社会将真的是一个“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现象”吗?笔者从贝克自己在书中关于“风险与阶级”的相关论述入手, 结合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得出相反的观点:风险社会是一个新的阶级社会。

首先, 从一个社会内部的角度看, 阶级、阶层模式将继续在风险社会中延续下去, 而且相对于传统阶级社会, 又有新的变化产生。

第一, 贝克认为虽然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 为了面包的斗争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 情况有所缓和, “超重”的问题代替了饥饿的问题;但是, “从社会演化史的角度来看, 或早或晚……‘财富—分配’社会的社会问题和冲突会和‘风险—分配’社会的相应因素结合起来”。 (贝克, 2003) 因此, 我们能够很容易地从贝克自己的言语中得出这样的观点: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存在着重叠, 风险按照阶级模式进行分配。一方面, 风险与财富相反, 不是聚集在上层, 而是聚集在下层。“风险似乎不是消除而是巩固了阶级社会;贫穷招致不幸的大量的风险。”另一方面, 上层阶级可以通过财富和权力规避风险, “处理、避免或补偿风险的可能性和能力, 在不同职业和不同教育程度的阶层之间或许也是不平等分配的”。 (贝克, 2003) 有充分资金保障的对付风险的方法, 使原来的社会不平等在一个新的层级上得到了巩固。

第二, 不同阶级所面对的风险在种类上也存在差异。风险可以分为“普遍性风险”和“特殊性风险”。普遍性风险包括了生态风险 (大气污染、水质污染等) , 也包括了未进入公众视野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风险;这些风险, 全社会各阶级或多或少都要承担,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随着社会对风险的认知程度不断加深, 风险知识的不断积累, 出现了特殊性的风险, 这些风险只波及某些阶级;比如在技术风险上, 下层阶级面临转基因食品的风险, 上层阶级则完全上;在社会风险中, 各阶级都面临吸毒风险, 但是艾滋病的风险只有在下层阶级中才发生。普遍性风险往往也能够转化为特殊性风险:当已经发生的普遍性风险被认知和确定后, 多数社会阶层会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规避, 但仍有一些阶层“未深刻感知”或者“无能为力”, 使这些风险成为少数阶层无法长久规避的特殊性风险。 (程启军, 2007) 因此, 正是特殊性风险的存在, 使得一个社会中各阶级的边界更为清晰起来。

第三, 转嫁、定义风险的权力成为风险社会中新的稀缺性资源;此种资源在阶级间的分配, 进一步加深了社会不平等。马克思认为, 阶级的产生有两个条件: (1) 基于性别、天赋原因的自然分工被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所代替。“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 而且成为现实。” (马克思, 1995) (2) 对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分配, 加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差别。社会分工的出现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 而私有制的产生使得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不平等成为可能;财富就是马克思认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稀缺性资源。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引申:稀缺性资源就是被定义为有价并使人产生企望的物品, 阶级社会 (或者社会分层体系) 就是在劳动分工的各个职位或职业间对这些物品进行分配的规则, 以及将个人和职业连接起来并因此产生对稀缺性资源不平等控制的社会流动机制。 (格伦斯基, 2005) 贝克认为, 在风险社会中, 风险的定义具有多样性, “在这里产生着过量的风险, 它们有时是相对化的, 有时是互补的, 有时又是对抗着的……一种危险的产品可能通过夸大其他产品的风险来为自身做辩护”。 (贝克, 2003) 风险的定义是带有多元论性质的。社会中的每一个利益群体都可以通过对风险进行定义来保护自己, 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规避可能影响到它们利益的风险——只要他们掌握此种权力的话;这就是一个为了最有利的风险界定而进行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的社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可以运用定义风险的权力将边缘群体的亚文化定义为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文化风险, 而这种所谓的“文化风险”在边缘群体看来本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是一种利益的表达。因此, 下层阶级就往往成为“问题制造者”和“风险高危区”, 大量的风险聚集在社会底层, 而风险定义权力的不平等分布就是根本原因。此外, 定义风险的权力, 还能为掌握这种稀缺资源的阶级带来巨额财富。如前所述, 风险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风险不仅仅能被 (广告或类似的东西) 唤起, 而且能根据销售的需要被延长, 简言之:被操纵。一种完全新型的需求, 进而是市场, 由变化的风险界定所创造, 特别是那些规避风险的需求, 它们可以随意解释, 随意地设计, 并且可以无限再生。” (贝克, 2003) 风险社会中, 生产和消费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原来预定的、具有可操纵性的需求作为商品的参照点, 现在被能够自我生产的风险代替;风险是“需求的无底洞”, 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手中握有风险定义权力的阶级, 能够利风险赚取财富, 而财富的积累, 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的分化。

第四, 风险社会造成了新的阶级对立。在工业社会中, 掌握着话语权的一般都是掌握着经济权的上层阶级;在风险社会中, 话语权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风险定义权。依阶级而定的风险分配规律不仅巩固了原本因财富的不平等分配而产生的阶级对立;而且, 上层阶级通过定义风险的权力将风险转嫁给下层阶级, 或通过风险积累财富, 进一步加深了阶级对立。风险受害阶级、风险得益阶级与原本的上层、下层阶级间相重叠。饱受风险折磨的下层阶级在面对共同的危险时转变为自在的阶级, 在原本工业社会中下层阶级要求“平等”的需求型团结中, 增加了风险社会中要求“安全”的焦虑促动型团结;由焦虑得来的团结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力量, 对抗风险得益阶级的压迫。

第五, 以上四点论述是针对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 对于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 情况就更简单了, 他们是彻彻底底的传统阶级社会。正如贝克所言, 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社会生产的财富是如何通过社会中不平等的然而又是“合法”的方式实行分配进行运转的。在第三世界国家, 明确的物质需要—“短缺的专制”仍旧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财富生产的逻辑获得压倒性胜利, 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大肆发展, 在增长财富的光环笼罩下合法地进行着, 而忽略了副作用。因此, 社会生产的财富分配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冲突也仍旧占据当地社会历史的前台, 社会各阶级间因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而产生对立。

其次, 从社会外部的角度看, 风险社会造成了新的国际不平等;广义上讲, 全球风险社会也是一个阶级社会。

在全球风险社会中,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上层阶级, 第三世界国家是下层阶级。“全球化风险社会的无产阶级聚在在临近烟囱的地方, 居住在第三世界的工业中心的精炼厂和化工厂旁边。” (贝克, 2003) 正如前文所述, 物质的贫困和对危险的忽视重叠发生在第三世界中, 危险的工业从发达国家转入落后国家。一方面, 高风险的行业意味着从物质需求中得到解放, 比如农药的使用, 使“食物产量增长了30%, 在某些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甚至达到了40%”。 (贝克, 2003) 粮食的增产, 能够使第三世界建立自己的粮食储备, 获得对发达国家的独立性;指出风险的人被淹死在反对饥饿, 争取独立的口号中。另一方面, 将高风险行业转入第三世界, 能使投资方降低风险处理的成本。工厂方面明知安全条例无法施行, 却仍然详细地制定出来;然后把事故责任推卸给低文化水平的劳动力, 推卸给他们的无知, 使自己保持清白;而且第三世界混乱的司法体系使得投资方有空可钻, 不但能人为地缩小事故的后果, 还能将生产过程从法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压低生产成本, 为所欲为。“资产阶级……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 它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 1995) 如果说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诞生, 导致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不平等, 那么风险社会的到来, 使得国际间在原先的不平等基础上添加了新的平等:“第三世界的贫困与发达风险工业被放纵的破坏力量可怕地结合在一起”。 (贝克, 2003) 阶级矛盾在风险和资本的全球扩张中扩大, 阶级矛盾不仅表现为一个社会的内部状况, 而且还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和劳动冲突。

贝克的《风险社会》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但是他也误解了当代社会的本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问题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产物不可能消失;因此风险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 但是与传统工业社会相比又有了新的变化: (1) 风险分配的不平等和财富分配的平等互为条件, 相互巩固; (2) 风险得益阶级利用风险定义权转嫁、规避风险, 并增加财富; (3) 风险得益阶级压迫风险受害阶级, 产生新的阶级对立; (4) 新的国际不平等产生, 第三世界国家成为高风险工业的主要受害者。

摘要：近年来, 由于各种生态和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 使得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 “风险”一时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焦点;乌尔里希.贝克独特的风险社会理论也随之“流行”起来, 成为一种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理论思潮, 几乎成为“显学”。笔者通过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对“风险与阶级”的相关论述, 结合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提出自己的观点:风险社会仍将是一个阶级社会, 是一个有异于传统工业社会的新的阶级社会, 阶级的历史不会在此终结。

关键词：贝克,风险社会,阶级社会

参考文献

[1]、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

[2]、程启军.风险社会中的阶层:涉及面、应对力与分担机制[J].学习与实践, 2007, (10)

[3]、格伦斯基.社会分层[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61个阶级弟兄和他们的阶级敌人 篇8

1960年2月3日深夜，一箱来自北京新特药商店的二硫基丙醇，被及时空投到山西省平陆县，当地六十一个中毒民工因此脱离了生命危险。《中国青年报》记者据此采写的新闻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入选多个版本的语文教材，成为近半个世纪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然而，在这“千里急救”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饭锅里的砒霜

“２月２日，在山西省平陆县一座新落成的红色大楼里，灯火辉煌。中共平陆县委扩大会议，照常进行着。与会者心神振奋，讨论的是1960年跃进规划。

七点钟时，县人民委员会燕局长匆匆奔进会议室，找到县人民医院王院长说：

一小时前，风南公路张沟段有六十一名民工，发生食物中毒，请立刻组织医务人员抢救！……”

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这次“千里救急”的起点正是从这次被打断的县委扩大会议开始的。这段描写透露出中毒事件的两个背景：一个是大跃进，一个是修路。

1957年，不顾黄万里等专家的反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黄河两岸，近30万居民告别故土。为了方便移民的生产生活，1959年10月，西起芮城风陵渡、东至平陆县南沟的风南公路开建，三百多个农民被临时抽调，组成张店公路营，负责修筑风南公路张沟段。在大跃进的口号声中，该营和其它工程队一样，在1960年的春节没有休息，要“打个开门红的大胜仗”。

就在此时，发生了中毒事件。但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篇特写中，并没有提及民工们为什么会突然中毒。

据时任张店公路营三连三排排长的李中年回忆，1960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六）下午6时左右，同往常一样，收工后，他和几个干部先去检验当天挖掘的土方。回到三连驻地时，其他人大都吃完饭了，锅里的高粱面汤所剩无几，李中年顺着锅底盛了一碗。“喝着喝着，咦，碗里有一小块石头，小手指头大，红色的。”李中年感觉很奇怪，但也没有太在意。喝完面汤，他又走进灶房，看见灶台上也放着一块红石头，只是块头更大一点。炊事员说，是从锅里捞起来的。

而就在此时，先吃完饭的民工，一个个捂着肚子，纷纷嚷嚷胃里难受，有人开始呕吐。突然，李中年的头开始发晕，一股面汤从嘴里涌出来。“大伙不要吐了，现在粮食这么紧，吐了大伙要受饥啊，挺一挺，难受就过去了。”50多岁的民工刘振江劝道。

是不是吃的东西不干净呢？混乱中，有民工拿起秤砣，把灶台上的红石头砸开，舔了一下，跑出来喊：“红信！咱们连中毒了！”红信又叫砒霜，是一种由砷矿烧炼而成的毒药。当晚9时左右，县医院的医护人员赶到现场。诊断结果显示，的确是砷中毒。然而，没有一个医生有治疗砷中毒的经验。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样描写当地医生抢救中毒者的场景：

“他们使用了各种办法：给患者喝下了绿豆甘草水解毒，无效!给患者又注射了吗啡，仍然无效!……无效!无效!

紧张，无比的紧张!空气窒人，医生、护士挥汗如雨。县人民医院负责医生解克勤等同志，经过紧张详细的会诊后，断定：“非用特效药‘二巯基丙醇'不可!必须在四日黎明前给病人注射这种药，否则无救!赶快派人去找!”

正是在本地医生救治无效，不得不去寻找特效药的情况下，才引发了平陆县委书记向北京求救的行动：

“郝书记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六十一位同志的生命，现在我们只好麻烦中央，向首都求援。向中央卫生部挂特急电话!向特药商店挂特急电话!’

于是，这场紧张的抢救战，在二千里外的首都，接续着开始了……”

而《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就此将描写的重点转向了北京方面如何找药，送药。实际上，就在各方力量“千里救急”之时，在平陆，一场针对投毒的侦破工作也同时展开。

通过平陆县档案馆所存的相关材料，可以复原出这次案件的侦破过程：

2月2日晚上，在医生抢救民工的同时，平陆县公安局局长燕英杰带领十多个公安人员赶到现场。据炊事员反映，当天下午做饭时，民工张德才以舀热水洗脸为由，端着盆子接近过灶房。经过走访调查发现，张德才确实表现反常。以往每次盛饭，他都抢着从锅底捞稠的，可那天只在锅沿盛了一碗稀汤，并推说自己有口疮，让给别人吃。饭后，张德才虽然也趴在地上呕吐，却没有吐出任何东西。

燕英杰亲任主审，就地突审嫌疑人张德才。张德才很快交待了作案经过：当天下午3点多，他借口进伙房打开水，将两块红信偷偷丢进饭锅。二十分钟后，他被拘留。侦破非常迅速。平陆县委呈交上级的报告里称，从开始勘察到最终破案，仅用了8个小时。

在档案材料中，张德才被一致定性为“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他的“罪恶历史”包括：曾供职于日伪保安队，阎锡山爱乡团、反共复仇队和保警队情报组，淹死过农会主席，1953年强奸妇女未遂，被判刑6个月。

档案里至今还保留有许多张德才的照片，这都是他被捕后拍摄的。在照片中，张德才尽管个头很高，但体型消瘦。

投毒者

张德才，平陆县张店公社前滩村村民，1929年出生。按照档案中记载的经历推算，张德才应该在16岁之前就参加了“日伪保安队”，在20岁之前就参加了“阎锡山爱乡团”、“反共复仇队”、“保警队情报组”等组织，并且一贯对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仇恨。而这也正是他要破坏大跃进，对“阶级弟兄们”下毒手的思想根源。

但与张德才同村的小时候玩伴刘克武却否认这样“贴标签”的说法。他说，张德才不到10岁就没了双亲，缺乏家庭教育，有点调皮。“是参加过警备队什么的，但当时他就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孩，什么都不懂，人家让他送个信跑个腿啊，叫他干啥他就干啥。其他孩子吧，家里有老人管着，不敢跟警备队混，他家里没人管啊。”

同村人张明亮也回忆说，“说他为日伪服务，多么多么坏，我说不清。他当时年龄很小啊。日本投降以后，我们这里拉锯。这边是国民党二战区，那边是八路军游击队。国民党来了，需要找人维持，共产党来了，也需要找人维持。”

既然并不是一贯怀有“阶级仇恨”，那么张德才为什么要投毒呢？

在平陆县纪委工作的李敬斋曾长期关注过此次中毒事件，并写有纪实文学《穿越时空的真情》。据他介绍，张德才在1949年后的经历比较波折。1958年他被太原钢铁厂招聘为工人。可惜好景不长，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他因“历史问题”被清退，押回原籍管制改造，1959年10月来到风南公路工地。刚到工地的张德才，工作勤恳，深受大家喜欢和尊敬，很快被营里安排为三排排长，可是，一场风雨终结了他短暂的辉煌。

当年12月的一个雨雪天，北风肆虐，民工们又冷又饿，但连长坚持“突击”。吃过午饭后，张德才倒下就睡，没听见下午开工的哨子，一直睡到天黑。这一次酣睡成了张德才命运的转折点。

当天晚上，他被揪到公路营的辩论会，站在会场中间，所有的干部轮番上阵批判。有人说他干活偷懒，有人说他吃的馒头总是比别人多。此时，副连长仝仁明站了出来，揭发他曾扣压过某个民工两块钱。

张德才的排长职务被当场免掉。随后，张德才捂着肚子，声称自己生病，没打招呼就回到了前滩村。1960年1月19日，村干部通知，如果不马上回到工地，食堂将停供伙食。次日，张德才忐忑不安地回到张沟，晚饭后，他被指定站在空地中央，又一场批判会开始了。

批判会上，张德才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简简单单怠工偷懒，多拿多占，而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企图破坏，蓄谋已久，参加修路一贯消极怠工。利用春节时间，说什么：过年在外吃不习惯，吃白面少，肉少，煽动民工要求放假，制造混乱，瓦解军心，企图破坏公路的修筑。”

民工赵铁成至今还记得，这一次的辩论会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晚饭后开始，一直辩论到鸡叫”。而后来平陆县交给上级的调查材料中则称，当时“有高度觉悟的群众，绝不受骗，对他的言行进行了严厉地批判。”

中毒事件发生之后，各地涌现了无数宣传画。其中一幅漫画反映的正是辩论会的场景：民工们围坐，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站在桌子前，严肃地举起右手，坐在场地中央的张德才缩着脖子，脸色发绿。远处的山峰上，太阳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们已经无法知晓，辩论结束后张德才的心理。而据档案材料记载，张德才事后交代，正是这次辩论使他产生了报复的想法，报复对象是批他最凶的三连副连长仝仁明。

张德才承认，他设想过三种报复方法。其一，是悄悄把毒药丢进仝的碗里，效果虽好却很难实施；其二，把毒药拌到玉米面里蒸成馍，但“副连长从来瞧不起自己”，不会吃他的东西；其三是用利器暗算，可“一下子解决不了，就会暴露自己”。

李敬斋说，十多年前，他认真查阅过当地公安局保存的投毒案卷宗，在张德才的供词里，录下这样一个细节：张德才产生报复想法后，也犹豫过，但有一天上午，他突然想起了女儿。他决定为女儿买一双小花鞋，可口袋里没有钱。他只好向民工们借钱，但此时的他，已经是被批臭了的人，没有一个人肯借给他。“这一切，都是该死的仝仁明造成的，我一定要碎了你！”后来他决定，“干脆把红信放进大锅里”。

刘克武还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刘克武的父亲刘振江，当年与张德才同在三连，住在一个窑里。“事情过去之后，听我父亲说，张德才其实也没想要毒死这么多人。春节嘛，他想偷懒，不想干活，其实大家都不想干活。他就想着丢一点红信，致使全连的人都拉肚子，这样就不用上工了。”一个佐证是，中毒当天张德才还拿着碗说，“振江哥，把我的也喝了。”刘克武相信，如果张德才知道红信会把人毒死，他绝对不会劝平素跟自己关系很好的邻居多喝。

张德才的红信来自一个叫回申娃的人。“有一次，张德才发现雪地上有狐狸的脚印，他跟民工回申娃和议，毒死个把狐狸弄张皮子，回申娃回家拿了半斤红信交给他。”刘克武说。红信有杀虫效果的，被当地农民用来拌种子，并不难找到。

事发后，回申娃被张德才供出，也被公安机关逮捕。有关档案这样给回申娃定性：地主成份，土改中被批斗，家产被分，从此对党和新社会产生不满与抵触，时时图谋对党和人民进行报复。

但在刘克武的印象中，这个回申娃憨厚老实，是地主家的养子，耳朵有点背，他被判刑是因为“倒霉”。

新闻热潮

中毒事件在平陆县引发了轩然大波。时任平陆县县长，今年82岁的郭逢恒对当时的紧张气氛记忆犹新，“有人投毒，你那个地方到底有什么问题？领导要追问啊！”正因为如此，县委立即打招呼：严格保密。

实际上，就在中毒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已经有记者赶到了出事地点。这就是《平陆小报》头版编辑常建华。当天，他正在另外一个公社采访，突然接到报社领导的电话：张沟工地发生了集体食物中毒，快去看看。第二天一早，常建华就赶到现场。

“写了大概一千多字的稿子，下午就带回报社了。”常建华回忆，报社领导立即向县委请示，但得到答复却是：目前不宜宣传报道。

但事情却在2月6日发生了逆转。当天晚上，常建华俯在收音机前收听和记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这是当时各地媒体获取中央消息的最佳途径。突然，音箱传出一则消息：首都军民抢救六十一个中毒民工。他猛地站起来，扭大音量，大声喊道：“快来听！中央台报道中毒事件了！”编辑部里正在工作的几个人全都围了过来。

“我们一下子醒了。”常建华说，当时大家七嘴八舌：“还是大报有水平，选择救人的角度，真巧妙！”“这不就坏事变成好事了嘛！”“我们也上报！”

2月8日，《平陆小报》一版头条刊发了题为“毛主席派飞机送来救命药”的“好消息”。一版下角，配发了《敌人的任何破坏挡不住我们前进的道路》的评论。

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消息，来源于《北京晚报》2月6日刊发的“千里救急”，作者是北京卫生系统的一个通讯员。没想到的是，这篇一千多字的通讯员来稿，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旷日持久的新闻热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等报纸也迅速转载或刊发了这一消息，“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和“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成为这场新闻热潮的主调。

2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长篇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及长篇社论《又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并配发了社论和编者按语。各省、地、县各类报刊及各个电台、广播站的广播紧跟其后。这篇特写引起了巨大轰动。

一个名叫张胜学的读者，给《中国青年报社》写信，“深夜十二点了，我们仍围着文书的办公桌，听他读《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长春师专速成中文一班的全体学生围坐在火炉旁，一边讨论，一边由一名同学代笔写到：“《中国青年报》的长篇特写把我们的心都揉碎了……当读到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因缺乏特效药生民垂危时，我们的心都要急出血，恨不得马上变成巨鸟，展翅飞到平陆……当降落伞带着药物顺利落到地面时，我们的一颗心‘腾’地放下。这时，大家不知为什么一个个变得‘傻呵呵’的样子，表情那么的认真和严肃。不知谁喊了声‘社会主义好！’大家都跟着叫起来。”

全国各地报刊，纷纷派出骨干记者，奔向平陆这个地处偏僻的山区小县。

“为了满足采访要求，县委决定，分成两个班子，一个抓生产，另一个主要是搞接待。”郭逢恒回忆，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平陆“有点吃不消”。新县城刚刚建好，县招待所只有几间接待室，十几个床位。面对大批记者、演员和上级领导接踵而至，县委只好紧急动员，加紧收拾新建的政府大楼，当作临时招待所。

“我去三门峡，跟他们的市委秘书联系”，时任县委秘书的张明亮边比划，边笑着说，“那天搞了一辆车，把三门峡市百货大楼里所有的毛毯和被子全拉过来了。”县委还专门找了一个烹调技术高的炊事员，增设小灶，张明亮按单点名，不能按时回来地等着，随回随热，保证吃好。

当时，身为县长的郭逢恒，一年只能签批一万元资金，可中毒事件发生后，短短两个多月，流水式的接待，耗资巨大。“粮食当时很紧张，但没办法，挤一些出来，肉啊蛋啊，还多少要找一点。”郭逢恒不得不冒着挨上级处分的危险，批了近三万元招待费。

新闻热潮一直持续到四月上旬。仅仅根据平陆县档案馆的资料统计，这时期发表在各级各类报刊上的通讯、报道、评论和读者来信，达六百多篇。与此同时，大量慰问信寄到平陆，仅长春师专，就写了248封。

这些慰问信至今还保存在平陆县档案馆。翻开这些慰问信，时代气息扑面而来，抬头大多直接写着“敬爱的毛主席”。的接下来是摘抄几段《人民日报》的社论，然后是表达自己要“努力工作”、“勤奋学习”的决心。

惩治“反革命分子”

3月12日，平陆县人民法院在县礼堂公开审理投毒案。山西新闻电影制片厂现场录影。礼堂舞台上高悬一条横幅，上书“平陆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反革命投毒案”17个大字。

公诉词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张、回二犯确系一贯反动，仇视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民愤极大，罪恶昭彰。为了保卫人民生命安全，保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发展，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精神，建议法庭对反革命投毒犯张德才、回申娃处以极刑，以清民愤。”

次日，合议庭办公室收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业职工送来的300多封控诉书。控诉书中，人们对张、回二人设计了22种执行死刑的方式，有枪毙、杀头、割丸、解剖、放天灯、油锅炸、活剥皮、碎尸万段、千刀万剐、抓舌、挖眼、钉在城墙、挂十字路、乱棍打死、吃五脏六腑、鼻子扎钻、两肩吊罐等等。不少人甚至要求政府将张、回二犯交给自己处理。

“我看这个材料的时候也想，大部分死刑方式，他们也都只是听过而已啊。”李敬斋说。这些残酷的刑罚，很多出自历史故事和民间传奇，关键时刻，当地人们的记忆力和想象力着实让人惊叹。或许，当时的他们认为，这些控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罪犯是想毒害我“阶级弟兄”、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

仅有三封控诉书建议回申娃判处无期徒刑，但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两个人都执行枪决。

4月2日，平陆县一万多个群众代表参加了行刑大会。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到现场拍摄。中毒民工，一个接一个冲向主席台，控诉张、回二人的罪行。

群情激愤的受害者家属也在怒吼声中冲上台控诉，“你是一个本质不变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就是挖了你的心，也难解我的恨，要求政府枪毙反革命分子，为六十一个民工报仇。”

枪声刚落，《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报刊便先后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发了“平陆事件的教训”、“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等长篇社论。《人民日报》的社论开门见山地说：“这个反革命暗害事件说明了什么呢？……平陆民工受暗害的事件清楚地说明，肃清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以及诈骗、盗窃、流氓等反革命分子，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而《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提高警惕，肃清残敌”则强调：“认为在肃反、反右斗争取得胜利后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了，社会主义建设可以风平浪静了，这种想法是幼稚的，也是有害的。”

一时间，作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平陆事件”被众多的文章引用，从理论界到党政部门，从企业单位到人民公社，阶级斗争的呼声骤然高涨，各地纷纷召开座谈会讨论学习。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认为政治斗争是国内主要矛盾的理论家和官员的武器，以及阶级斗争升温的催化剂。“平陆事件”本身结束了，但引起的“阶级斗争”热潮刚刚开始。

各级党政部门籍此清除了很多“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在山西太原，从4月3日起，不到半个月，就从省直及太原市的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各大厂矿剔除了一千多名“五类分子”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平陆县则从炊事员中清除“五类分子”64人，调整富余中农44人，增添贫下中农373人，实现炊事员、管理员中没有五类分子，贫下中农占管理员和炊事员总数的80%。

“平陆事件”之后，全国各地到底清除了多少“五类分子”，很难统计。更难计算的是隐性的影响。据刘克武和张明亮回忆，张德才和回申娃二人被枪毙后不久，前滩村又发生一起牲口中毒事件。后来经过证实，是因为一个饲养员误将六六粉当成水泥，抹牲口槽而致。但当时阶级斗争情绪异常高涨，尽管这个人是贫农、老党员，还是被枪毙了。而另外一个叫回运虎的饲养员，出身地主家庭，恐惧不安，听说有人被枪毙，便跳井自杀了。

波澜过后

1960年6月26日，风南公路全线贯通。锣鼓欢腾，民工们的使命就要结束了。过去的4个月中，这些普通农民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波折，先是突然中毒，随后竟然被新闻媒体炒得火热，按李敬斋的统计，四分之一的人上过各类报刊，百分之九十的人被摄入各种镜头，五分之一的人在各类集会做过报告。

但随着新闻热潮的跌落，他们身上的光环也慢慢隐没。在民工解散大会上，公社领导曾宣布过一个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消息：县里准备给他们安置工作。可是，当年8月，中央做出了加强农村工作提高粮食生产的决定，平陆县陆续下放了几百名干部到农村。安置工作的事情不了了之。他们依然按照原来的轨迹生活着。六十一个农民里，只有四个年轻人后来走出大山，其他人终生与土地相伴。

在这批“阶级弟兄”里，有几名本是地主、富农家属成份，在中毒期间，他们短暂地享受到了“阶级弟兄”的待遇。但“平陆事件”过后，他们依然没有逃脱厄运。

西牛村的赵铁成，回村后参加了“突击队”，表现积极，但因为是地主成份，一直被冷遇。文革中，他和父亲被造反派拉上大街，戴高帽，挂纸牌，游村串巷。他的子女，也因为成份问题影响了升学和婚姻。地主子弟景五福，当年中毒发生的时候，就生怕自己被公安机关怀疑。文革开始后，他负责看管的柴油被偷，于是他被揪出来批斗。在批斗会的前夜，他把一双鞋端端正正地摆在井边，随后跳下去了。

与前两者相比，贫农出身的李中年则要幸运的多，中毒事发后，他作为民工代表，被到处邀请接受慰问。回村后，当过10多年的生产队长，之后一直在做护林员。已经80岁的他，至今还认为“平陆事件”是自己人生中最“热闹”的时刻，“经常与有全国各地的慰问群众通话。”

截至到2008年年初，如他一样健在的“阶级弟兄”，尚有十个左右。

时任平陆县长的郭逢恒如今回头再去回想自己在“平陆事件”中的种种经历，感慨说，“很多事儿像是闹笑话，但当时就是那样一个时代”。

而48年后，刘克武在回忆到“平陆事件”时，会常常提到那个被枪毙的儿时伙伴回申娃，“他很老实的，人不坏，比我小几岁，当年一块割草放羊，如果不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