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林格简介(通用4篇)
塞林格简介 篇1
名篇《麦田里的守望者》1919年1月1日塞林格出生于美国纽约城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他在15岁时就被父亲送到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军事学校,据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关于寄宿学校的描写,很大部分是以那所学校为背景的。1936年,塞林格在军事学校毕业,取得了他毕生唯一的一张文凭。1937年被做火腿进口生意的父亲送到波兰学做火腿。不久回国继续读书,先后进了3所学院,都未毕业。塞林格在纽约的时候就开始向杂志投稿,其中大部分都是为了赚钱,但也不乏一些好文章,其中包括了《香蕉鱼的好日子》。二战中断了塞林格的写作。1942年从军,经一年多专门训练后,被派赴欧洲做反间谍工作。战争令塞林格恐惧,他之后写了多本以战争为题材的书。1946年复员回纽约,专心从事写作。1951年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塞林格一举成名。《麦田里的守望者》获得成功之后,塞林格变得更孤僻。他在新罕布什尔州乡间的河边小山附近买下了90多英亩的土地,在山顶上建了一座小屋,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他虽然从未放弃写作,但他在1951年之后,就很少公开出版自己的作品。他之后的作品包括了《法兰妮与卓依》(1961年)、《举高屋梁,木匠们》和《西摩简介》(1963年)和收录了他的短篇故事的《九个故事》(1953年),但都不像《麦田守望者》那么成功。塞林格擅长塑造早熟、出众的青少年的形象。他后期的作品也越来越倾向于东方哲学和禅宗。1999年,沙林杰在34年没有发表任何作品后终于发表了新的长篇小说《哈普沃兹16,1924》。《哈普沃兹16,1924》最早是以短篇的形式出现在1965年的《纽约时报》上。塞林格将这部作品授权一个小的出版公司,但是到现在他的作品都还没有出版。2010年1月27日,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在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
文学创作之路
1951年7月16日《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小说讲述了出身于纽约中产阶级家《麦田的守望者》庭的十六岁少年霍尔登,被一间精英学校开除后之数日内在纽约城里的生活。他住小旅馆,逛夜店,在电影院消磨时光,与妓女厮混……小说以第一人称的不可靠叙事,深入少年的内心世界,道出了青春期成长的苦闷,直指成人世界的伪善(phoniness)。小说出版后,评论界曾褒贬不
一。《纽约时报》赞其为“异乎寻常的、才华横溢的处女作”,批评声则围绕道德败坏、虚无主义、性描写和过度使用粗鄙语言等焦点。有位愤怒的家长专门对小说里的粗口进行了统计:全书共有237个“Goddamn”、58个“bastard”、31个“Chris sake”和6个“fuck”。1970年代,更有数名美国高中教师因在课堂上教授《麦田里的守望者》而被迫辞职。然而时间是最公正的评断。时至二十一世纪,《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然成为了美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不但被《时代》周刊评选为1923年至2005年间百本最佳英文小说之一,声名卓著的现代文库(Modern Library)也将之纳入二十世纪百本最佳英文小说之列,各版本的累计销量高达6,500万册。1953年,塞林格将早前发表于《纽约客》上的七个短篇加上曾经被拒的《下到小船里》和《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以《九故事》为名集结出版。《纽约时报》评论道:“《九故事》的出版使塞林格成了批评家的宠儿,他拆解了传统短篇小说的结构,用他独有的方式取而代之,他的短篇小说会随着情绪和语调的微小变化而转折。”一个插曲:该书的英国版出版时,封面
上印了张手绘美女照,塞林格对此大发雷霆,从此规定只允许极简风格的封面。《九故事》出版后,塞林格从纽约搬到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小镇科尼什。初来乍到
时,塞林格还经常与温莎高中的学生们来往,邀请他们来家听音乐,聊学校里的事。他甚至还接受了温莎高中生、《每日鹰报》记者Shirlie Blaney的采访。当被问及《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否是自传性小说时,塞林格说:“算是吧,当我完成这本小说时,我大大松了口气。我的少年时代和书中的男孩相当类似,向人们讲述这个故事是一种巨大的解脱。”然而这篇本应低调出现在学生报纸上的采访,却被卖给了一张大报,塞林格知悉后十分生气,从此拒绝任何采访,并几乎切断了与外界所有的联系,唯偶尔与密友Learned Hand见上几面。1961和1963年,塞林格分别出版了《弗兰妮与祖伊》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两本书各自收录了两篇曾发表于《纽约客》杂志的中篇小说,均属于塞林格的“格拉斯家族故事”的一部分。1965年6月19日,塞林格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哈普沃兹16, 1924》(Hapworth 16, 1924),占据了杂志整整81页。小说全文为七岁的西摩·格拉斯在夏令营里写的一封长信。1996年,塞林格将该小说的出版权授予一家小型出版社Orchises,亚马逊一度在网站上创建了该书的链接;但在一连串媒体文章及书评刊出后,出版日期一再拖延。亚马逊曾再次将出版日期设定于2009年1月,但时至今日,该链接不出所料地又一次变成了一个“404找不到”的页面。从《麦田里的守望者》到《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十二年间塞林格正式出版了四本书后,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而在此后的四十六年里,塞林格依旧在写作么?《纽约时报》写道:“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塞林格学家们(Salingerologists),他们对此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他一个字也没写。或者他一直在写,但像果戈理那样,会在生命终结时,将手稿付之一炬。又或者他有无数卷宗,只等在死后发表。”1974年,塞林格就“盗版书事件”极少见地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不出版作品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平静。出版是对隐私可怕的入侵。我喜欢写作。我热爱写作。但是我只为我自己写,只为我自身的愉悦而写。”而塞林格的女儿玛格丽特·塞林格在2000年的传记《追梦者》(The Dream Catcher)里披露,父亲对于未出版的手稿,有一套详细的存档系统:“红色标签意味着,假如我在完成此作品前去世,就„照原样‟出版;而蓝色标签的意思是,可以出版,但需要先编辑,诸如此类。”
《麦田里的守望者》
简介
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麦田里的守望者》发表于1951年,是塞林格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全书以出身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16岁中学生霍尔顿·考尔德的口吻叙述,塑造了美国当代文学中最早的反英雄形象之一。该书一经问世便风靡全球,在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共鸣,至今仍十分畅销。塞林格小说梗概
主人公霍尔顿是出身于富裕中产阶级的十六岁少年,在第四次被开除出学校之后,不敢贸然回家,只身在美国最繁华的纽约城游荡了一天两夜,住小客店,逛夜总会,滥交女友,酗酒……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其中大部分是“假模假式的”伪君子。霍尔顿几乎看不惯周围发生的一切,他甚至想逃离这个现实世界,到穷乡僻壤去假装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但要真正这样做,又是不可能的,结果他只能生活在矛盾之中:他这一辈子最痛恨电影,但百无聊赖中又不得不在电影院里消磨时间;他厌恶没有爱情的性关系,却又糊里糊涂地叫来了妓女;他讨厌虚荣庸俗的女友萨丽,却又迷恋她的美色。因此,他尽管看不惯世道,却只好苦闷、彷惶,用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安慰自己,自欺欺人,最后仍不免对现实社会妥协,成不了真正的叛逆,这可以说是作者塞林格和他笔下人物霍尔顿的悲剧所在。[4]
作品影响
塞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反映了二战后美国青少年矛盾混乱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和处境。主人公霍尔顿那种没有清楚目的的反抗,是当时学生和青少年的典型病症。《麦田里的守望者》发表后,大中学学生争相阅读,家长和教师也视小说为“必读教材”,把它当作理解当代青少年的钥匙。《麦田里的守望者》领导了美国文学创作的新潮流,它使得思想贫乏、感情冷淡的五十年代的美国人为之倾倒,这个时期完全可以称作超于文学定义的“塞林格时代”。本文剖析了小说主人公霍尔顿从憎恶虚伪、追求纯真到最终屈从社会现实的心理历程,揭示二战后美国青少年一代孤寂、彷徨、痛苦的内心世界。
创作风格
《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能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作者创造了一种新颖的艺术风格。全书通过第一人称,以一个青少年的口吻叙述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和行为举止,也以一个青少年的眼光批判了成人世界的虚伪面目和欺骗行径。作者以细腻深刻的笔法剖析了主人公的复杂心理,不仅抓住了他的理想与现实冲突这一心理加以分析,而且也紧紧抓住了青少年青春期的心理特点来表现主人公的善良纯真和荒诞放纵。小说中既用了“生活流”,也用了“意识流”,两者得到了巧妙的结合。在语言的运用上,本书也独创一格。全书用青少年的口吻平铺直叙,不避琐碎,不讳隐私,使用了大量的口语和俚语,生动活泼,平易近人,达到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效果,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使读者更能激起共鸣和思索,激起联想和反响
人物作品
长篇小说 《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年《哈普沃兹)16,1924》。中
篇集《弗兰妮与卓埃》(1961)、《木匠们,把屋梁升高;西摩:一个介绍》(1963)短篇《哈普华兹十六,1924》(1965)。《九故事》(1953)《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弗兰妮》(1955)、《祖伊》(1957)、《西摩:小传》(1959)《为埃斯米而作》和女儿玛格丽特·塞林格出版了《梦的守望者:一本回忆录》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该书在全球以各种版本发行了六千万册。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他一生极其注重保护个人隐私,不接受采访,不轻易授权出版作品,他的女儿曾经未经父亲同意,写了一本塞林格传记,被塞林格告上法庭。因写作成名之后,塞林格隐居在郊野之中,即使最优秀的狗仔,也很难拍摄到塞林格的真容。但即使在这样严密的自我保护之下,塞林格老先生的才华,仍然让他成为无数读者心中的明星。
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这一形象尤其得到青少年的普遍认同。一时间,就像模仿少年维特一样,模仿霍尔顿的言语行动和穿着,成了当时的一种时尚。
止庵说:“霍尔顿是一个相信世界上有价值观的人,面对价值观丧失的迷惘。霍尔顿是有价值观的,可以说他是一个过去的人一个好人,他的迷惘是因为世界价值观的沦丧,和对现实社会价值观的质疑。”止庵表示,这是美国二战后的情结,西方固有的价值观念被推翻,这与中国文革后时期类似。
止庵说:“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塞林格,就没有王朔,也没有王小波,正是因为有《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引入中国,才有这两个人的出现。这部作品的人物带有双重性,一个是批判性,一方面还有留恋。而后来„垮掉的一代‟已经只有反对没有迷惘和留恋了。”(文庄涤坤)
塞林格简介 篇2
关键词:塞林格,麦田守望者,禅
美国小说家塞林格日前去世了!提起他的《麦田守望者》,很少有人不被这本书的名字打动的。这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遁世”作家。他热爱中国文化,受老庄哲学和禅宗意趣影响至深。这不仅体现在他的书里。他还通过身体力行来表达他的这种热爱。
1951年出版的《麦田守望者》,是塞林格的第一本长篇小说,让他一举成名。主人公霍尔顿也成为美国战后“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麦田守望者》获得成功之后,塞林格变得更孤僻。他在新罕布什尔州乡间的河边买下了90英亩的土地,在山顶上建了一座小屋,过起了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他虽然从未放弃写作,但他在1951年之后,就很少公开出版自己的作品。
看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看不出他哪里受到了禅的影响。只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霍尔顿跟一个自己欣赏的校友在酒吧见面,对方谈到在跟一个中国来的艺术家同居,并沉迷于东方哲学。但用这个来作为小说中禅的渗透似乎又有点牵强。只有读读塞林格的《就在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才能领略到禅在小说深处的体现。
禅的核心在于排除逻辑、因果的束缚,从而达到明心见性的境界。比如常被引用的“当头棒喝”就是最直观的体现。而最高级的公案对答,也常常是答非所问,无厘头:华林曾经跟灵佑争夺沩山山主的位置,怀海禅师出了一道题考较二人高下,他指着桌上的净瓶问:不得唤作净瓶,汝唤做什么?华林答:可唤作木牍。而灵佑一言不发,把净瓶踢出门去。灵佑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陷入怀海的陷阱里面。
塞林格的《就在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传达的就是这样一种禅的情态。他也同样没有陷入到自己叙事的陷阱中去:两个一起打网球的好友,一个带去需用的网球,一个负责回来的出租车费。然后出车费的那个女孩子觉得自己亏了,于是某次上门索要,另外一个女孩借口自己妈妈睡着了,让她一个人在客厅久等。她在等待的期间先后跟对方的哥哥,之后是跟对方哥哥的朋友闲聊。很久之后,那个女孩出来,她上去说那车费她不想要了,反正你提供了网球……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很上去有点无厘头。结尾也很有意思:对方的哥哥曾经给她一个咬过一口的三明治,她盛情难却只能装进口袋里,出门之后想扔掉,然后想了想,又放回兜里。
隐居者塞林格 篇3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无论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是《毕业生》,塞林格都展现了成人的虚伪和青少年的无辜与叛逆。翻读他的人生和传记,愤世嫉俗的追随者从他身上看到了造就伟大的独特品质,而作为仰望者的我们则有了更多的传说。
半生叛逆,一生传说
2010年1月27日,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在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去世。
这个据说传承了西方青少年造反传统的作家,在他的《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年出版)中这样漫不经心地谈过死:
接着我又想起他们整整一嘟噜人怎样把我送进一个混账公墓。墓碑上刻着我的名字,四周围全都是死人。嘿,只要你一死去,他们倒是真把你安顿得好好的。我自己万一真的死了,倒真他妈的希望有那么个聪明人干脆把我的尸体扔在河里什么的。怎么办都成,就是别把我送进混账公墓里。人们在星期天来看你,把一束花搁在你肚皮上,以及诸如此类的混账玩艺儿。人死后谁还要花?谁也不会要。
1919年元旦,塞林格出生于纽约哈莱姆区,父亲是经营干酪和火腿的犹太教徒,母亲是出生于苏格兰的基督徒。后来他父亲生意日益兴隆,把家从黑人区搬到了豪奢的派克大街。塞林格就读于公立中小学校和军事学校,以后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呆过不长时间,在那期间他几乎将所有时间都用来写作。1940年他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42-1946年参军,曾到欧洲做情报工作。1946年回国后为《纽约客》撰稿。当年发表了《冲出麦迪逊的轻度反叛》,这个短篇小说后来扩展成为长篇小说,也即他的成名作《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部小说得到二战后那一代美国大学生的欢迎。然后,不管家长或图书馆长怎么看待这本书,大量的中学生也开始想搞到这部小说来读——因为阅读过它成了一些学校帮派的入门通行证。这种风气尽管说起来已相当遥远了,不过仍有人会回忆起来,《新共和》的作者John B. Judis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曾在关灯之后打着手电筒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是一个老塞林格迷在透露自己的老资格身份——关灯之后读书并非意味着好学,而是代表对就寝制度的反叛;而且,塞林格本人就曾在军事学校里冒着违反军纪的危险,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写作的。所以,“用手电筒读《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许就是塞林格的真正粉丝纪念他的最好办法。
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已经落伍了,年轻人需要另一个和哈克贝利同样伟大的当代逃学者。《麦田里的守望者》诞生了,霍尔顿满嘴脏话、厌恶成年人的虚伪、渴望保持纯真(即使召妓也不损害这一信念)。这种不清晰的故事轮廓与惟我独尊的人物特性当然能吸引大多数中学生。
但是,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反映了年轻人的反叛,就像一个买醉的人称赞一瓶昂贵的名酒“喝起来醉得快”一样。塞林格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过,他写小说只为自娱。他在短篇小说《为爱斯美而作——怀着爱与凄楚》(1950年)中也曾表白:“我本来就不打算讨任何人的喜欢。至于教训谁指导谁就更非我的本意了。”
他的自娱后来发展到不发表也不出版任何作品,再版的书也不许出现自己的照片(因为看上去自己显得“病入膏肓”)。他也很少出门,除非是到佛罗里达度假或去拜访隐居的《纽约客》前编辑威廉•肖恩。1965年发表了他愿意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1997年,他允许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他的单行本小说《哈普沃思16,1924》,但最后一刻放弃了。这件事似乎让他对出版更加警惕。从此,他不再允许教科书和选本收入他的小说。《九故事》中的一篇《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被改编成电影《我愚蠢的心》后票房惨淡,以后卖电影版权的事再也没有提起他的兴趣。据说被拒绝的电影大佬名单中有斯皮尔伯格的名字。
这种隐居使得他被称为文学界的嘉宝——因不愿成名而更成名(当然也有人怀着恶意猜测他是用隐居来让自己更成名)。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买下一座小山修建了一座房子。他的余生成了传说。据说他的客厅里挤满了渴慕者与出版商,据说他往往只召见女崇拜者,据邻居说召见时间“长短不一”。
他隐居了,但他的书每年保持销售25万册的纪录。这些熊熊燃烧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让青年们看清楚了世界的恶俗、自己内心深处的纯洁与斗争情怀。尽管塞林格自己的电影不好卖,但秉承他的精神的电影、达斯汀•霍夫曼的《毕业生》(1967年)也成了经典。
无论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是《毕业生》,都只限于展现成人的虚伪与青少年的无辜与叛逆情怀。但愤世嫉俗的追随者比革命导师更激进。1980年,马克•大卫•查普曼在纽约杀害了“甲壳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他对外界说,他杀列侬的原因都写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了。另一种传说是,记者探监时曾听到他喃喃自语:“我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认为他杀的并不是偶像列侬,而是杂志封面人物。也许他认为,任何偶像都必须像塞林格那样远距离启示大众,频频出现在杂志封面未免太庸俗了(像塞林格那样登上一次《时代》封面也许是可以让革命青年接受的)。几个月后,约翰•大卫•欣克利向里根总统开枪,事后在他的旅馆房间里发现了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记者再次将小说与谋杀联系起来,但后来总算有传说表明杀手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影星朱迪•福斯特的青睐。
他的爱都没有结果
很多人从《麦田里的守望者》了解到塞林格,然后从《九故事》了解到小说艺术可以达到何种高度。《九故事》中的短篇的确精致,值得反复揣摩。但汉语译本却很难让人满意,其中的一个译本在《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最后的一段文字里,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将子弹穿过“他”的头颅中的“他”错成了“她”。所以,中文读者无论如何解读,都只能得出悲剧性的错误结论。
不仅如此,1983年翻译过来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个翻译名称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原文书名《The Catcher in the Rye》里面,Catcher的意思其实是棒球比赛里面的“捕手”,所以台湾译者将书名翻译成《麦田捕手》。我不知道两者谁更好些,因为也有台湾读者认为大陆的译名更好。这个“好”也许是更有诗意吧,但由此而来几十年的解读却围绕“守望”来展开似乎有些文不对题。
这种误解并非中国特有的。小说在美国热销后,愤怒的家长专门对小说里的粗口进行了统计:全书共有237个“Goddamn”、58个“bastard”、31个“Chrissake”和6个“fuck”。1970年代,有数名美国高中教师因在课堂上教授《麦田里的守望者》而被迫辞职。
围绕着塞林格的是他停止发表与出版作品之后引发的种种猜测。这种猜测自然是出版传记的强大动力。他女儿的《梦幻守望者:我的父亲——塞林格》、保罗•亚历山大的《塞林格传》、《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都已经在中国出版了中文译本。
但翻开这些书,我们看到什么呢?也许只是读者们想看到的、能够理解的作者。其中写得最好的是他女儿的那本《梦幻守望者》,里面提供了与作家创作小说相关的细节。
综合这些传记,我们有了更多的传说。比如说读者得知塞林格最早记录在案的恋情是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的女儿、美得令人窒息、羞涩得无以复加的乌娜•奥尼尔的短暂交往。怀着“真正的爱是没有结果的”这一信念,塞林格去了欧洲,他曾经与一个女医生结婚,但不久便分开。但有人考证出,他的妻子其实不是女医生,而是他俘虏的纳粹官员,然后被她的美貌俘虏,这对相互俘虏的夫妇在一起生活了八个月,据说她名叫Sylvia(西尔维娅)。但据塞林格的女儿说,塞林格提起这任妻子时总是把她称为Saliva(口水)。1953年他与一个叫克莱尔•道格拉斯的女学生认识,1955年结婚,11年后离婚。80年代,塞林格与小他很多岁的护士Colleen O’Neill结婚,这可能是他的第三次婚姻,直至他去世。但这段婚姻完全不为人知,可能他那笔头勤快得令他厌烦的女儿已经被扫地出门,而O’Neill又热切地信奉她丈夫的那一套隐居规则。
在这些合法妻子之外,还有他的情人之一、“纽约时报杂志封面女作家”、“耶鲁女生”乔伊斯•梅纳德,她出版了《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
这些传记中的内容其实就是塞林格不想让人知道的隐私。比如说梅纳德的自传中写塞林格给自己写信,让她从耶鲁退学跟他一起隐居。她离开了那个她热爱的世界,却发现自己的生活中只有塞林格的怪异食谱,以及他的“自私、偏执和冷酷”。10个月后他们分手,据说是因为塞林格“不想要更多的小孩”。
在女儿笔下,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他身边的女人指责他不关心、不理睬她们,而他的结论是女人都是这么不可理喻。女儿怀孕后他说:“你看,你没有能力照顾好他,你没有权力把孩子带到这个你无能为力的糟糕世界。”
塞林格写的正是“富二代” 篇4
1980年12月的一个晚上,当马克·查普曼掏出手枪指向约翰·列侬——这位著名的摇滚乐歌手时,枪上盖着一本《麦田守望者》。查普曼向列侬开了5枪后,不慌不忙地坐在街道边,读起了塞林格小说。他告诉警察:“这本书是写我的。”查普曼在监狱中发表声明称“我希望有一天你们都能读一读《麦田守望者》,我今后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因为这本非同寻常的书里有许多答案”。
4个月后,里根总统遇刺。罪案现场,警察在凶手小约翰·欣克利的口袋里,同样发现了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书已被翻得破烂不堪。当然这并不是一本专门陪伴凶手的书,它同样陪伴过无数卓有成就或循规蹈矩的美国人。从这两个极端案例,可看出它对美国年轻人的影响之深。
塞林格虽然逝去了,但对于世人仍然是个谜。他的生活经历简单,中学和大学都没读完,二战时应征入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和阿登战役,战后回到纽约重新写作。在陆续发过几个短篇小说后,1950年7月,《麦田守望者》的出版使塞林格一举成名。
不久,他便买了一块带小山的土地,隐居到新罕布什尔州的乡间。他住在山顶的一座小屋里,四周都是树木,竖着高大的铁丝网,网上装着警报器。他似乎在践行小说主人公霍尔顿的梦想,“用自己挣的钱盖个小屋,在里面度完余生”,不再“和任何人进行该死的愚蠢交谈”。他的书房,是一间只有一扇天窗的水泥斗室,每天早上8点他就带着盒饭入内写作,直到下午5点半才出来,家里任何人不得打扰他。人们想拜访他,也事先递送信件,陌生人被他拒之门外是常事。他极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不接受媒体采访,即使出现在附近小镇上,也几乎不与人说话。几十年里,媒体要找到一张他的照片都很困难。
他还在写作吗?这是所有人关心的问题。他在《麦田守望者》出版后,10多年里只出过3个中篇和一个短篇,1970年后便不再发表作品。《麦田守望者》的成功,让塞林格完全衣食之忧,这本小书至今每年在美国销量仍有20万册以上。生前他除《九故事》外,不同意将其他发表过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这么多年,出版商一直在打他的主意。相信在他去世后,一场关于他遗作的出版之战一定已在暗中打响。他的写作之谜也即将揭开。
如果一定要在中国找一位作家与塞林格相比,王朔最相似。用王朔的语言风格来翻译《麦田守望者》,读者也许更能体会到他对口头禅和俚语运用的巧妙,只是这种感染力很难转译到另一种语言中。他们后来的路径也有点相似,都沉迷于佛教与禅宗。唯一的差别是,王朔缺了塞林格那种保持沉默的定力。这可能和中国缺乏版权保护有关,否则,王朔极有可能成为塞林格的翻版。
《麦田守望者》故事很简单:一个屡被学校开除的少年,以自述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在纽约街头游荡了两天的经历。他或在街头流浪,或在小客栈和夜总会中出没,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本性善良,却孤独愤世,在他眼中成人世界是极端虚伪、无法信任的。他唯一的老师是个同性恋,校长虚伪势利,“假模假式”成为他指称这些成人的专用词。他讨厌沉迷女色和酒精的人,自己却酗酒、抽烟、打架,甚至找妓女。他不想过浑浑噩噩的日子,但又找不到出路。最后,只能以这种自我放逐的方式,逃离了学校与父母。
在《麦田守望者》之前,美国文学总是将童年理想化,孩提时代永远是快乐而天真的。塞林格的作品,使“成长”染上了一些悲剧主义的色彩。二战后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处境有些类似。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国内财富激增,中产阶级增多,社会异化现象严重。因为冷战,政府对内采用的是政治高压政策,国内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社会弥漫着强烈的功利主义气息,民众理想幻灭,出现信仰危机。有人把美国的这个时期称“懦弱年代”。
小说主人公霍尔顿只有16岁,很像今天的“富二代”。他出身富裕家庭,但内心矛盾、精神空虚;他渴望找到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但没人能给他指导。他既是叛逆者,也是一个受害者。他对学校和教育的控诉,在今天看来仍然直指人心:“要你干的就是读书,求学问,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账的凯迪莱克;遇到橄榄球队比赛输了的时候,你还得装出挺在乎的样子,你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
从着装谈吐到思维想法,霍尔顿的出现都是一次颠覆,年轻人们认为这本书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塞林格因此成为美国战后一代的代言人。是逃避,还是面对?成为一代代年轻人总要探讨的话题。孩子们期望从社会中获得的是真诚、爱与善良,而道德沦丧与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总是把孩子们带离这些珍贵的价值。可以说,这种成长的无奈与迷茫,至今仍然困惑着年轻人。这本书对我们了解今天的“富二代”,仍具有启示。
几十年来,人们只要谈到社会对儿童自然纯真的破坏,就会想到塞林格这位孤独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想到书中的那道“悬崖”。“悬崖”上是孩子们纯真的童年,“悬崖”下则意味着世故的深渊。或许塞林格想永远守住自己的童年,所以他最后选择了逃避那个成人世界。这段话多么适合成为塞林格的墓志铭,愿塞林格在天堂能实现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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