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剩余劳动力影响因素分析

湖北省剩余劳动力影响因素分析（精选8篇）

湖北省剩余劳动力影响因素分析 篇1

湖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微观因素分析

1、湖北省农户微观特征的基本描述

2003年与2002年比较,纯农业户所占比重有所增加,从14.91%上升到23.01%,比重增加了8%;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兼业户所占比重则略微有所下降,分别从57·30%和26.45%下降到53·73%和22·18%,两者都降低了大约4%。此外,农村中非农业户所占比重基本不变,在1·2%左右。从耕地资源的角度看,非农就业倾向与人均耕地面积具有一定的负相关性。随着各类型农户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其相应地也会表现出非农参与的倾向。这说明,农民的就业行为显现出资源导向性特点。

2、农村劳动力转移因素的微观分析

第一,农户在进行劳动力资源配置时通常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农村家庭会让那些年轻且善于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家庭成员到非农领域就业,而那些年龄偏大的成员则会留在家中进行农业耕作。另外,农户在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也更倾向于到非农产业就业。从总体上看,农户通常还是根据家庭劳动力的就业优势安排其成员的就业。第二,农民外出就业已经成为释放农村劳动力隐性失业,促进其充分就业的重要途径。在当前,农民外出更多地是一种自发性的或者依靠亲属朋友介绍而外出就业,相关就业指导部门在组织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有序流动的工作上缺乏力度。

(二)宏观因素分析

我们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及转移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湖北省经济发展状况对劳动力就业和转移的影响

经济发展状况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就业的情况。经济和就业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用就业的产出弹性来表示。就业的产出弹性,即经济增长率每提高1%带来的就业增长率的变动率。具体到湖北省,无论是从纵向的时间上看,还是横向的各产业吸纳劳动能力上看,其就业弹性都处于相对的变动之中。另外,湖北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逐步优化,近几年,第一产业吸纳劳动力有所增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的相对不足。

2、城市化的滞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及转移的影响

城市化的进程实质上也是农村劳动力居民转变为城市劳动力、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进程。第一,湖北城镇化水平低,发展不足。2004年全省总人口6016·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627·8万人,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33·8%提高到2004年的43·7%,年均提高2·48个百分点,城市化进程缓慢,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圈发展不够,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与转移的能力不强。我省近几年来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流向之所以选择沿海地区,而不是我省的大中城市,关键就在于我省以武汉为代表的大中城市发展不足,缺乏大量吸纳本省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及转移的能力,没有起到城市应有的经济拉动力。

3、社会保障、城乡户籍制度等制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碍

失业、疾病、养老等市场风险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有限的收入所难以承担和化解的,也是其转移的主要顾虑。在面临失业、工伤、疾病、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等风险时,从农村向乡镇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往往只能自找出路或被迫重新从事农业生产。2004年全省3300户农民的调查显示,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户比重为17·7%;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不足1%;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只有13·5%。这些数据说明湖北省农村居民参与社会保障的面很小,力度也很弱。这种状况制约着湖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

湖北省剩余劳动力影响因素分析 篇2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伴随农村改革和农业经济发展而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 合理有序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关系到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之一。近年来, 山西省对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做了大量的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种种原因,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程度、数量和规模都不尽如意。如何进一步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 变人力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逐步带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是关系到山西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 山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性的现状

据调查资料显示[1]:山西外出就业的劳动力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占转移人数的84.6%, 是农村中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人群, 他们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 农村中文化程度高的劳动力明显能够较好地实现转移。从2005～2007年, 农村低文化素质人员逐年下降, 高素质人才逐年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的综合素质的高低, 直接影响到就业的成功与否以及职业的分工,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希望就业或选择就业渠道的同时, 用人单位也希望能够得到综合能力较强的人员, 以便更好、更快地适应生产和管理等各方面的工作需要。农村中高素质的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 说明市场需要的是素质较高或有一定专长的人才。

外出就业的劳动力以中青年为主, 男性居多。到2008年底山西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 50岁以下的中青年劳动力所占比重达90%。其中77.1%在40岁以下。在转移的劳动力中75.3%是男性劳动力。

从劳动力转移的行业来看, 山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行业以采矿业和制造业为主, 其次为批零贸易业、社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 第三是建筑业, 其他行业依次是:餐饮业、教育业、社会保障福利业, 还有少部分劳动力在异地从事种植业。近年来, 由于乡镇企业改制, 减员增效以及市场化的影响, 尤其是山西诸多小煤窑、小冶炼企业的关、停、并、转, 使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难度加大, 而便利的交通条件、良好的收入预期, 使劳动力在县外省内流动快速上升, 且异地打工成为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渠道。

2 山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2.1 样本的选择

我们选取了山西省晋南、晋北地区为调查范围。样本选取采用了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先用分层抽样方法选择了市、县, 乡、村 (组) , 再用随机抽样方法选择组内样本户。抽样结果是:晋南地区有临汾、运城2个地级市, 襄汾、芮城、平陆、浮山4个县, 风凌渡、大王镇、阳城镇、陌南镇、汾城镇、古城镇、襄陵镇、新城镇8个镇, 晋北地区有大同、忻州等地。我们于2009年2月进行了关于山西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性的问卷调查, 晋南地区共发放调查问卷480份, 收回问卷473份, 其中取得有效调查问卷441份, 有效率达到91.88%。在晋北地区共发放调查问卷490份, 收回问卷474份, 其中取得的有效调查问卷453份, 有效率也达到90.6%。

2.2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对晋南、晋北地区的问卷调查, 调查涉及的变量有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中读书人数、年医药费用支出、土地人均亩数、收入来源、教育支出占总年均收入的比例、外出打工经验、外出打工意愿、家人态度、外出打工时间、拥有技能、外出打工依靠、外出打工培训、在外打工阶段、所在地企业、本地矿产资源等。按照国家规定的劳动就业年龄16～60岁剔除16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个体进入模型的有155份样本。进行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性与人力资本、社会资源关系的实证研究分析。

2.3 模型简介

2.3.1 模型选择

所谓Logistic回归是指因变量为二级计分或二类评定的回归分析, 如外出与否 (即外出和不外出二类评定) 的概率跟劳动力自身个体状况和家庭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有关, 对外出务工的外出性概率与个体性别、婚姻、外出打工经验、意愿、培训、本地矿产资源等有关这类变量称二项分类变量 (0, 1) , 如果因变量是二项分类变量, 显然不满足正态分布的条件, 这时可用Logistic回归分析。

Logistic模型探讨影响因变量的因素, 研究在一定条件下个体呈现某种状态的概率, 比较在不同自变量组合下个体呈现某种状态的相对可能性。我们的研究中因变量是劳动力的外出性, 用是否外出来反映, 它是一个二元选择变量, 自变量中性别、婚姻、外出打工经验、意愿、培训本地矿产资源等也是二元选择变量, 文化程度、年医药费用支出、耕地面积等都是连续变量, 由于我们的样本容量较大, 可以不对这些连续变量进行特殊处理而以原始数据进入模型。

Logistic 回归的分类概率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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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变量选择

以劳动力个体为样本, 假定现存体制和政策的外部环境对所有个体的影响大致相同, 其流动性受到个人、家庭、社会等方面的制约, 为此, 我们对山西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影响因素做以下假说:

假说一, 劳动力个人素质影响外出性, 包括劳动力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健康状况、打工意愿等。这些因素综合地反映了劳动力获取非农就业机会并保持工作稳定的能力。素质越高, 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的非农就业机会就越大, 外出性就越强, 反之则低。经验表明, 未婚、教育程度高、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技能、接受过培训的年轻男性更容易获得非农就业机会, 外出性更高, 这构成本文将要验证的第一个研究假说。

假说二, 家庭特征因素影响劳动力外出性。农户家庭所拥有的资源以及家庭状况是决定劳动力是否外出的重要因素。农户占有的耕地较多, 其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较大, 外出性相应降低;家庭中的医药费用支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医药费用支出越多说明该家庭中健康状况越差, 需要照顾的人越多, 受到家庭的制约越不容易外出, 外出性越低;其次, 家庭中家人对外出打工的支持程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家人越支持外出性越高。由此得到我们的研究假说二: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小、医药费用支出少、家人态度越持支持, 劳动力外出性越高。

假说三, 社会因素影响劳动力外出性。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外出, 与培训有很大的关系, 接受过外出打工培训的人在外面越容易找到工作, 能够稳定的生活下去, 因此越容易外出, 外出性越高;本地有企业会吸引当地的剩余劳动力, 而没有企业或企业效益较差则会导致这一地区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 外出性较高;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相对较为富裕, 当地劳动力可以靠着资源稳定的工作, 很好的生活, 外出性较低, 这构成我们要验证的假说三。

本文选取的变量及含义 (见表1) 。

2.4 实证分析与结论

2.4.1 变量显著性检验

将晋南地区的变量代入Logistic模型进行逻辑回归分析, 结果如下:

其中Sig在 (-0.05, 0.05) 区间为效果显著区间, 方程中的变量x4 (受教育程度) 、x7 (年医药费用支出) 、x8 (土地人均亩数) 、x17 (外出打工培训) 、x20 (本地矿产资源) 在方程中非常显著, 另外x19 (本地企业) 、x12 (个人外出打工意愿) 、x5 (个人健康状况) 也比较显著, 可以算是显著变量。所以通过对这些显著变量的逻辑回归分析可以验证我们之前的假设是否正确。

2.4.2 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我们通过对晋南地区155份调查问卷的回归分析得到了x4 (受教育程度) 、x5 (个人健康状况) 、x7 (年医药费用支出) 、x8 (土地人均亩数) 、x12 (个人外出打工意愿) 、x17 (外出打工培训) 、x19 (本地企业) 、x20 (本地矿产资源) 这8个在0.05显著性水平下的显著变量。为了更好的验证我们的假说, 使我们的模型更具说服力, 我们采用enter进入法再对这8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得到的分类表如下:

(Y代表外出性, 0代表未外出, 1代表外出)

通过观察分类表, 我们可以看到观测样本一共155个, 未外出的样本为51个, 外出的样本为104个。首先, 我们对Y是否外出进行预测, 我们预测有44个样本没有外出, 有7个样本应该外出, 通过已观测我们发现这51个样本都没有外出, 所以预测的正确率, 即百分比校正为44/51=86.3%。接下来我们预测出5个样本没有外出, 99个样本外出, 通过已观测我们得到这104个样本都已外出, 所以预测的正确率, 即百分比校正为99/104=95.2%。可见, 我们在做样本预测时, 预测外出的准确率比预测非外出的准确率明显高8.9个百分点, 且准确率高达95%以上。通过综合分析, 我们在对样本总体水平的预测准确率也达到92.3%,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预测水平。

经过对x4 (受教育程度) 、x5 (个人健康状况) 、x7 (年医药费用支出) 、x8 (土地人均亩数) 、x12 (个人外出打工意愿) 、x17 (外出打工培训) 、x19 (本地有无企业) 、x20 (本地有无矿产资源) 这8个变量的再次回归, 我们得到下表:

a.在步骤1中输入的变量:x4, x5, x7, x8, x12, x17, x19, x20

将表4中的数值代入Logistic回归的分类概率方程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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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4 (受教育程度) 的系数为0.332, 所以与外出性呈正相关, 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外出, 该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为0.006, 是非常显著的变量;

x5 (个人健康状况) 的系数为1.238, 与外出性呈正相关, 即身体越健康越容易外出, 该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为0.079, 在0.05显著性水平下不很显著, 但在0.1显著性水平下还是非常显著的;

x7 (年医药费用支出) 的系数为-0.998, 所以与外出性呈负相关, 即家庭年医药费用越高越不容易外出, 该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为0.02, 是显著性水平较高的变量;

x8 (土地人均亩数) 的系数为-0.591, 所以与外出性呈负相关, 即土地人均亩数越多越不容易外出, 该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为0.005, 是非常显著的变量;

x12 (个人外出打工意愿) 的系数为1.371, 与外出性呈正相关, 即外出打工意愿越高越容易外出, 该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为0.042, 是显著性水平较高的变量;

x17 (外出打工培训) 的系数高达2.259, 与外出性呈正相关, 即越是参加过外出打工培训的越容易外出, 其显著性水平为0.001, 是特别显著的变量;

x19 (本地企业) 的系数为-1.919, 呈负相关, 即所在地企业越多外出性越差, 其显著性水平为0.003, 也是非常显著的变量;

x20 (本地矿产资源) 的系数为-2.349, 呈负相关, 即矿产资源越丰富的地区外出性越差, 其显著性水平为0.001, 效果特别显著。

综上所述, 可以看到几个影响外出性的非常显著的变量有受教育程度、土地人均亩数、外出打工培训、所在地企业、本地矿产资源这5个, 这些因素影响着山西剩余劳动力的外出性, 要想更好的解决剩余劳动力外出性的问题, 就要紧紧围绕着这些影响因素采取一系列措施。目前, 我国所采取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措施与我们调查的问题非常符合, 这充分肯定了我们实证分析, 也表明国家政策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2.4.3 结论

根据对晋南地区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晋南地区的调查问卷是显著的, 是符合我们之前的理论假设的, 所以我们把晋南地区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对剩余劳动力外出性影响的各个变量因素, 从中得到如下结论:

(1) 劳动力个体因素对外出性影响很大

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与外出性呈正相关, 文化程度越高的人越容易外出, 由于他们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 对外界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越强, 越愿意走出去, 在经济发达的地方务工, 一方面是增长见识, 另一方面是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因此符合我们最先的假设, 文化程度越高外出性越强。

个人的健康状况, 虽然这项的Sig.为0.079, 在0.05显著性水平下不很显著, 但在0.1显著性水平下还是非常显著的, 这说明外出性跟个体的健康程度有关, 这也符合我们的预期, 越是健康的人越有走出去的可能, 越有工作稳定的保证, 否则, 即使外出, 在这样一个就业困难的环境下也是很难有生活保障的。

年医药费用支出, 通过分析可以看得出年医药费用支出越少越容易外出, 因为医药费用的高低表明家中家庭成员的健康程度, 个体的健康还不够, 只有家中成员普遍身体条件好才能减少外出劳动力的负担, 使他们放心外出, 这也符合我们的假设。

(2) 家庭因素对外出性的影响较大

土地人均亩数, 分析表明土地人均越低越容易外出, 人多土地少会增加家庭中的负担, 因此一些剩余劳动力会选择外出务工来贴补家用, 这样外出性就较高, 同样, 土地多了, 外出的成本就加大了, 所以土地多的并不愿意外出, 外出性就较低。符合之前我们的预期。

外出打工意愿, 可以看出很想外出的人外出性就较高, 有想法才能有行动, 所以外出性跟本人的意愿有很大关系。是我们所预期的。

家人的态度, 家人对外出劳动力的支持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只有家人的支持才能更好的外出, 如果家人反对, 外出的可能性会减小, 所以说外出性跟家人的支持程度有关, 符合我们的假设。

(3) 社会因素对外出性影响也很大

外出打工培训, 这项的Sig.为0.001, 效果非常显著, 可以看得出打工培训对外出行的影响之大, 经过培训的人很容易外出, 因为他们经受过一定的学习, 掌握了一些技术, 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得到更多的符合自身价值的收益, 所以外出的可能性很大, 越是经过培训的人越容易外出, 外出性越高, 是我们之前所预测的。

所在地的企业, 当地有企业一定会吸引相当的劳动力数量, 而当地缺少企业或企业效益不好很容易导致大量的劳动力外流, 所以说外出性跟当地的企业有一定的相关性, 企业越好数量越多, 外出性越低, 反之, 亦然。

本地矿产资源,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同样的道理, 矿产丰富的地区, 人们越容易就业, 越容易从当地获得满意的收益, 不容易外出, 外出性较低。这项的Sig.为0.001, 是所有变量当中最低的, 也是最显著的, 很符合最先的假设。

2.4.4 验证模型的预测能力

通过样本的选择、建立模型、回归分析我们得到了Logistic回归的分类概率方程, 现在我们要通过这个方程对某个样本的外出性作出预测。首先, 我们从晋北地区的调查问卷中随机抽取一个样本, 该样本来自大同市浑源县大仁庄, 其受教育年限 (x4) 为12年高中毕业, 健康状况 (x5) 良, 年医药费用支出 (x7) 为200～1000元, 人均土地亩数 (x8) 为3亩, 本人有外出打工意愿 (x12) , 2008年曾外出打工 (Y) , 参加过外出的打工培训 (x17) , 当地有企业 (x19) , 企业效益良好, 本地缺少矿产资源 (x20) 。所以我们得到的数据如表5所示:

将这些数据代入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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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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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 我们通过这个样本的数据信息进行检验, 得到这个样本外出的可能性为91.95%, 即此样本外出的可能性为91.95%, 实际这个人确实是外出了。从前面的分类表 (表3) 可以看到我们模型预测的准确率为92.3%, 我们对晋北这个样本的预测检验正确率为91.95%, 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建立的这个模型是可行的, 也肯定了我们Logistic模型的预测能力。

3 建 议

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积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 是加速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关键措施。 (1) 要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 农村劳动力很难与素质较高的城镇劳动力进行公平竞争。因此加大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 初等教育的回报率都是最高的。所以, 应将发展初等教育放在农村教育体系的最重要位置上[2]。 (2)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 农村经济也在追赶这趟“列车”, 在保证粮食生产能力稳定提高的前提下,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 不断拓宽农业生产新领域。要实现社会新农村建设, 就必须要加快步伐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自然也会需求大量的农业技术方面的专家, 农业技术人员, 农业生产方面的行家, 这些岗位的增加无疑也会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然后, 要逐步建立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在乡镇设立终端系统, 建立与省 (市、县) 适时联网的劳动力供需信息系统, 拓展网络覆盖面, 建立健全纵向到乡镇、社区, 横向到国内主要大中城市的全国性农村劳动力信息中心, 及时发布劳动力供求信息, 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会[3]。另外, 通过农业综合开发, 形成一个新的产业体系, 实行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实现多形式、多层次、多元化的优化组合, 给农业注入新的活力。推进农业产业化, 要求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要对农业进行广度和深度开发, 发展开放性、创汇性农业[4],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内部分流。同时, 要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再带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 并以此为出发点, 从中寻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突破口。

参考文献

[1].山西统计信息网[EB].http:∥www.stats-sx.gov.cn, 2008, 4

[2].徐玉霞, 李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调查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 2008, (5)

[3].朱强, 范金, 花云.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及对策[J].当代经济, 2007, (12)

湖北省剩余劳动力影响因素分析 篇3

关 键 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5-0040-02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农村劳动力能否合理有序地转移，不仅关系到社会经济的良好运行，也关系到“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河北省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剩余劳动力规模较大。因此，研究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和特点

1. 转移以较高素质劳动力为主。据统计，河北省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从文化程度上来看，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约占22%，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约占78%。由此可见，外出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明显高于整体劳动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有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高低与其转移方式、转移的成败、转移的社会影响等关系极大。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的高低，专业技术的强弱，决定了他们在转移就业中对产业、区域空间的选择。农村中高素质的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也说明了市场对素质较高或有一定专长的人才的迫切需要。

2. 转移以青壮年男性为主。 与农村劳动力总体进行比较，河北省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年龄构成具有明显的青壮年特征，主要集中在18～35岁。该部分人群占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的65.41%，其中男性劳动力所占的比例超过70%。青壮年男性因其具有较高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对新事物、新环境的较强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 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

3. 转移区域以京津及东南沿海地区为代表的跨省输出为主。近年来，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趋势日渐增强， 区域转移劳动力人数不断增加。 从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输入地情况看， 河北省各市县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以异地就业为主，其中，在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以跨省劳务输出为主。河北省跨省劳务输出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区，由于环绕京津地区这一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向京津等周边省市地区转移就业最为突出。另外，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而且有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这一地区也是河北省农村劳动力流向的又一主要区域。

二、影响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关系着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分析影响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比较各因素的不同影响力就具有重大意义。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有很多，我们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指标， 以保证分析结论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另外，所选评价指标应能揭示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同时能够进行指标量化。因此，本着典型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本文选择人均耕地面积、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化率、第二产业贡献率、第三产业贡献率等8个指标作为自变量，考察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

（二）模型分析

1. 模型的构建

在模型分析上，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在回归分析中，自变量为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8个主要指标，因变量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河北经济年鉴》（2001-2010）中2000～2009年各指标数据。下面采用将因变量和自变量各自取对数的线性变换方式，进行回归拟合分析。

令y'=Lny，x1'=Lnx1，x2'=Lnx2，……，xP'=LnxP

回归方程为：

y'=β0+β1x1'+β2x2'+……+βpxP'+ε

其中，y为因变量，x1，x2，…xP为自变量；β0，β1，β2，……βP为P+1个未知参数，β0称为回归常数，β1，β2，……βp称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

在回归分析中，本文采用最小二乘估计法对未知参数进行估计，即寻找β0，β1，β2，……βp各未知参数的估计值，使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离差平方和达到最小。

2. 变量功能描述

本文选择人均耕地面积（x1）、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x2）、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x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x4）、人口自然增长率（x5）、城镇化率（x6）、第二产业贡献率（x7）、第三产业贡献率（x8）等8个指标作为自变量，来分别描述土地对劳动力的吸纳程度、劳动力文化素质对转移率的影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劳动力支付转移成本的能力、人口增长对劳动力的排斥程度、城镇化水平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及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并综合比较各变量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

3. 模型分析

我们采用SPSS13.0进行最小二乘回归估计，运用向后筛选方法，得出以下回归结果。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率影响因素模型

依据回归模型，回归方程表述为：

Lny=-4.521-1.451Lnxl+1.520Lnx2-0.033Lnx3+0.314Lnx4+0.160Lnx5+0.080Lnx6+0.564Lnx7+0.305Lnx8

（2）回归系数的检验

由表1可知，样本决定系数为修正后的R2=0.966，由此可以说明回归方程高度显著。

（3）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根据表2可以看出，F=38.426，P值=0。这既说明模型很好地拟合了样本数据，又充分说明自变量整体上对因变量高度显著。

nlc202309040449

（4）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根据分析结果可知，各自变量回归系数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各变量对因变量具有高度显著相关关系。

由此可知，该回归模型成功通过各项统计检验，且自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因变量，利用该模型探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具有科学合理性。

三、回归结果分析与结论

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各自变量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具有以下相关关系：

1. 人均耕地面积的回归系数小于零，表明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呈负相关关系，并且人均耕地面积每减少一个单位，劳动力转移率将增加1.451个单位。因此，人均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人多地少矛盾的日益突出，加快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被迫转移。近年来，随着河北省土地流转规模的增加和人均耕地面积的骤减，大量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市转移，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日益显现。因此，如何顺利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是土地流转背景下河北省下一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2. 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为1.520，说明大力开展农村教育，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水平可以促进其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将在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寻找新的就业岗位，非农产业将是农村新增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这就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目前，河北省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技能差，大多数农民只掌握了粗放型、浅层次的劳动技能，对技术要求高的二、三产业经营难以适应，这不仅制约了其转移数量，而且制约着其转移层次，一方面直接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另一方面加剧了低层次就业领域的竞争，使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面临重重障碍。因此，为了使农村劳动力得到有效转移，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重视九年义务教育，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推广适用技术教育，实施素质就业；其次，各级政府要投入专项资金，积极开展引导性培训，集中力量搞好职业技能培训，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更多的条件和机会。

3.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回归系数为-0.033，说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呈负相关关系。农业生产条件得以改善，农民收益得以增加，故而减少了其向城市的转移。

4. 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呈正相关关系，P值为0.042，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需要支付一定的经济成本，经济成本主要是农民进入城市后“获取就业机会”、“提高生活质量”、“把握投资机遇”等城市化所带来的共同利益而付出的成本， 主要包括用于进城的路费和路途其他开支，寻找工作过程中的开支、支付务工培训等的转移成本和房租、饮食、日用品、医疗等生活成本。以上各项开支均要有一定的收入基础作为保障，因此，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不仅能够增强农村劳动力支付经济成本的能力，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提高其转移的稳定性，而且它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结果和意义所在。

5.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回归系数为0.160，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呈正相关关系。 这反映出随着河北省人口的不断增长，剩余劳动力的被排斥程度不断增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压力也不断增大。

6. 农村城镇化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率正相关，提高城镇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限制，河北省城镇化水平较全国偏低。河北省人口城镇化水平低，第二、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吸纳能力弱，制约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与规模。因此，要努力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实施农村城镇化战略，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

7. 第二产业贡献率的回归系数为0.564，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正相关， 表明加快第二产业发展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第二产业发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现代加工制造业，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同时，要努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提升制造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 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鼓励企业增资扩产、技改挖潜等手段，改造提升纺织服装、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和条件，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现代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相关配套产业，大力培育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精细化工、家电制造等产业，提升其规模和水平，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第二产业的优化升级。

8. 第三产业贡献率的回归系数为0.305，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正相关， 表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弹性较大，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有利于解决河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首先，应优化投资体制改革，广开第三产业资金来源和筹资渠道，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增加第三产业资金投入力度；其次，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金融保险业、仓储和交通运输业、通信和信息服务业等；再次，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增加第三产业的城市载体，促进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的总量扩张。

综上所述，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民人均家庭纯收入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农村城镇化率、第二、三产业贡献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率正相关，人均耕地面积、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农村劳动力转移负相关。因此，政府应通过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努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等来推动河北省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转移。

（责任编辑：李丹；校对：龙会芳）

湖北省剩余劳动力影响因素分析 篇4

姓名：邢焕非

学号：1112143139

班级：经济1104

指导老师：曹俊杰

学院：商学院

学校：山东理工大学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研究 摘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产业结构开始越来越不合理，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结构已不再适应我国经济的现状，为此，我们要寻找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途径，为我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途径产业结构

正文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因此，在积极地领会和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经济建设实践中，为促进国民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由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统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研究需要对加快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和现实作用做出具有普遍应用意义的深层理解。

一、经济发展的本质、动力与方式

经济增长是对国民经济统计的一种现实描述，是单纯的数量化的经济范畴；经济发展则包含着全部的生产变化内容，国民经济的范围有多大，经济发展所涉及的内容范围就有多大，发展是针对内容变化的，是对内容质的水平提升的表述。在学术界的讨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认识有两方面：一种是结构角度的认识，即认为经济发展反映了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生产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再一种认识是强调指标变化，即基本的必需品的消费指标、收入分配均衡程度指标、人口健康指标、公共服务满足度等[1]。但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所谓经济发展，就其本质而言，在于对现存劳力及土地的服务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这一基本概念使我们得以声称：实现新的组合，是靠从原先的利用方式中把劳力及土地的服务抽调出来才得以成功的。”① 显然，这一表述不同于其他人对经济发展含义的认识。熊彼特讲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对现存劳力及土地的服务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这是他不同于他人见解的深刻之处。他讲到的内涵是对劳力和土地的利用方式的变化，没有提到资本，却是从资本的角度来认识的，即熊彼特所说的经济发展本质是指资本以不同的方式对劳力和土地加以利用。如果合乎逻辑地推断，那么不难推出，资本在以不同方式利用劳力和土地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身。因而，通过这样的比较分析，可以明确，熊彼特对于经济发展本质的认识，有自己的卓尔不群的立场，却缺乏对更深层次的劳动范畴的理解[2]。

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劳动是经济的实质内容，劳力是劳动主体，资本与土地是劳动客体，从本质上认识经济发展，看到资本、劳力、土地之间的不同方式的组合变化，更准确地讲，应当是从劳动整体的发展来认识。在经济发展中，资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利用劳力和土地，表明资本的作用提高了，但资本的这种变化并不是自变的，而是由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作用提高引起的。这就是说，资本改变劳力的前提是劳力改变资本，能够建立这一前提的不是劳力的体力因素，而

是劳力的智力因素，是具有创新能力的智力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由于有劳动主体智力因素作用的提升，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才能引起劳动整体的变化，才能引起作为劳动客体存在的资本的变化，使起支配作用的资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利用劳力和土地，改变经济结构和经济指标，推进经济发展[3]。

从本质上讲，经济发展就是劳动整体的技能水平提高，亦可简称为劳动水平的提高。由劳动发展决定的经济发展在现时代的表现是资本对劳力和土地的利用方式发生具有创新意义的变化。

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依靠外来力量提高劳动技能水平，实现经济发展，而更重要的是自身必须从劳动主体方面努力提高劳动技能水平，不能单纯地依靠劳动客体条件的优越。提高劳动技能水平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因而，从本质讲，不能促使劳动技能水平不断提高就不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能保持已达到的劳动技能水平就相应会发生经济衰退。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单纯依靠自身的优越劳动客体条件与外来的高智力的劳动主体结合提高劳动技能水平，那么一旦优越的劳动客体条件丧失，或是外来的高智力的劳动主体撤离，必然会发生经济衰退或严重的经济衰退，现时代经济学研究对于经济发展本质的揭示说明存在这样的经济机理。

进一步讲，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的本质，才能准确地认识和保护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劳动整体之中，劳动客体是受动的因素，起被动的作用，劳动主体是施动的因素，起主动作用。因此，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劳动主体，而不取决于劳动客体。由于对劳动技能水平的提高起作用的只是劳动主体智力因素的功能，因而，经济发展的动力就在于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在社会经济现实之中，这种动力存在外化表现为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复杂劳动者，尤其是拥有高智力水平的复杂劳动者。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不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复杂劳动者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而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劳动者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那么除去其他条件不说，这个国家或地区很可能压制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复杂劳动者的作用，无法实现经济发展或者是经济发展的水平很低。经济的实质内容是劳动，经济发展取决于劳动的发展，而劳动技能水平的提高取决于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作用的提高，虽在体力劳动中也有智力因素作用，但体力劳动中的智力因素作用一般不具有创造性，不能提高劳动整体技能水平。在现时代，主要是高智力的复杂劳动者发挥作用不断地促进劳动技能水平提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不论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压制高智力的复杂劳动者，必然阻碍其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必然要依靠脑力劳动的作用，体力劳动不起决定性作用，而且，体力劳动作用的提高是随着脑力劳动作用的提高实现的，对体力劳动作用与脑力劳动作用之间的关系是不能颠倒认识的。

以往的经济学理论对推进经济发展存在两种认识上的偏差：一种是过于强调经济发展中的物的作用，即资本作用，似乎经济发展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拥有足够的资本，将经济发展置于物的主导之下；再一种是笼统解释经济发展中人的作用，即劳动者作用，没有区分劳动者作用的不同，似乎只要有了人就什么经济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缺乏对高智力复杂劳动者提高劳动技能水平决定性作用的准确认识。这两种经济发展理论存在的认识偏差都是与客观的事实相悖的。

事实上，哪个国家或地区在哪个时期重视保护高智力的复杂劳动者，哪个国家或地区在哪个时期就具备经济发展的最基本条件。经济发展的动力存在是客观的，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受这种客观性的制约。抽象地准确地认识这一

事实，是当前科学地推进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成果表现。客观地认识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助于提高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自觉性，有利于缩小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存在的经济发展差距。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十五”计划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十一五”规划正在顺利落实。只是，在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仍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发展方式不适应的较为严重的问题。如同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也不同于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亦有不同的要求。经济增长方式有粗放型与集约型的区别，有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三高一低与低投入、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的三低一高的差异[4]。而对经济发展方式来说，更需要有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只有符合经济发展本质要求的方式才是科学的方式，才是要由现在的方式向其转变的方式，向其加快转变的方式。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加快向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迅速改变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科学方式，实现正处于高增长期的中国国民经济的全面科学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依据科学发展观，构建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既是经济理论研究无可回避的挑战，也是改革实践必须加快实现的任务和目标。

二、经济发展与非必需消费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第一方面具体要求，是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其转变的突出点是增加了依靠消费，即明确强调增加消费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当中国走向全面小康社会，人们的生活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特别是2007年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之后，增加消费不仅是要增加必需生活消费，更为重要的是增加非必需活消费。

在人类劳动不发达时期，社会难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人们的消费主要是必需的生活消费，很少有非必需的生活消费。因此，缺少非必需生活消费是劳动不发达或者说经济发展水平低的一种外在表现。但当人类劳动高度发达之后，人们必需的生活消费品在总体上是能够满足的，即人们基本的吃、穿、用、住等方面的需求在劳动的复杂程度提高之后是社会完全可以支撑的，包括在发达国家或地区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家庭轿车都已成为了必需的生活消费品。这时，必需消费自然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人们只满足于必需的生活消费，那么市场很快就会饱和了，生产的创造力会大大高于人们的生活消费需要。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只注重必需消费，经济就无法继续发展了，因为不可能在市场消费需求饱和的状态下进一步发展经济。如果要进一步发展经济，那就必须扩大人们的消费，以此扩大市场需求，而消费的扩大必须是由必需生活消费扩大到非必需的生活消费。所以，非必需的生活消费的扩大是现代市场需求的重要特征，非必需的生活消费是作为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消费内容存在并发挥作用的，经济越是发达，越是要促进和保证市场实现更多的非必需生活消费。

参考文献：[1]姚开建 《经济学说史》[z]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

湖北省剩余劳动力影响因素分析 篇5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然而，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尤其是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因此，广大农民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温饱，其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这这种需求是几亩薄田满足不了的，于是，一股进程城打工“赚大钱”之风便在广大农村盛行了。

经调查，农村劳动力输出的年龄结构一般为15—45岁，形成这样的年龄结构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贫困家庭无法支付其子女的学杂费，一般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家，不久后便跟随其亲朋好友进城务工；

二、一些年轻人无法适应其上一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生活，便进城做个打工族，并携带其妻儿。

三、对中年人来说其工龄已较长，并很适应打工生活，渐渐的形成为一种习惯，并难以轻易改变。

不可避免的，农村劳动力的普遍输出对当地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

一、积极作用

1、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脱离农业，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因此而减轻，这使得农业有可能实现规模经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的现代化。2003年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352万人，比2002年新增36万人，年均增长达11.9%，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地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

2、农村劳动力输出，可以增加当地人民的经济收入，提高其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并获得一定的满足感。据统计，2001年，湖南省外就业487万人，通过邮寄方式以及在当地消费的务工收入达300亿元，四川省去年跨省输出劳动力560万人，全年实现劳务收入400亿元。劳务收入已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9%，宁夏、贵州和甘肃等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劳务输出收入所占的比重已超过30%。

3、外出务工推动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外出务工加速了土地流转。20世纪90年代，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对河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促进作用，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二、三产业构成由1990年的34.9：35.5：29.6变为1997年的25.7：46.1：28.2，全省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由1990年的82.4%下降到1996年的73.2%，非农产业就业率由1990年的17.6%上升到1996年的26.8%，有效地促进了全省产业结构的优化。

二、消极作用

1、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了土地资源浪费和土地流转困难。抽样调查资料显示，通常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中，有80%以上是青壮年劳动力转移。这些青壮年

劳动力外出务工，放弃了农业生产，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愿意把土地转包出去，而是留给家中老人耕种。留守老人年老体弱，对土地少耕少种或疏于管理，无形中造成农村土地资源的浪费。另有一些农村外出劳动力虽然多年在外务工，甚至有的举家外出，也不放弃依靠承包土地养老，给农村土地流转带来了不少困难。农业比较效益偏低，农村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抛荒耕地有增无减，严酷的现实给世人敲响了警钟。

2、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了公共事业的快速发展。目前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而是农村劳动力中的精华部分，他们多数是有一定文化、懂技术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外出务工后，使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村级道路维修、农业新技术推广等难以实施；留守人员因多为老人和孩子，在诸如“一事一议”等一些公共事业商议中不能拍板做决定，影响了集体事业的发展。

3、无序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由于一些外出民工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固定职业，使得流出地管理不上，流入地又难以管理。这种无序的流动，增加了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社会治安管理难度。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外出务工的农民成分复杂，有的贪图享受不务正业，有的偷盗抢劫违纪违法，有的可能是劳改释放犯，甚至是流窜的在押逃犯，这些人时常为非作歹，制造事端，严重影响社会安定，这也是近几年来流动人口多，地方治安案件上升的原因之一。

湖北省剩余劳动力影响因素分析 篇6

施方案的通知

科教处 2011-09-26 【大 中 小】

各市、州、县（区）农业局（委）、财政局：

《2011年湖北省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O一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2011年湖北省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

项目实施方案

为了培养一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现代农业劳动者队伍，强化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人才支撑，根据《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1年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项目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农办财〔2011〕77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运用“三万”活动成果，满足农民群众对农业技术培训的迫切要求，制定2011年阳光工程项目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围绕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面向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和农村社会管理领域的从业人员开展短期技能培训，推动支持农业创业培训和基层农业科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加快培养专业化的农业产业劳动者队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现代农业发展和农业强省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二、目标任务

2011年全省计划完成阳光工程培训任务25.31万人。

（一）国家培训计划18万人。主要开展以下7大类人员培训。

1、种植业生产服务人员。包括病虫专业防治员、村级农民技术员、蔬菜园艺工、果桑茶园艺工、肥料配方师等。

2、畜牧和渔业生产服务人员。包括畜禽繁殖员、畜禽养殖技术员、水产养殖技术员。

3、兽医服务人员。包括村级动物防疫员。

4、农机服务人员。包括农机操作和维修员。

5、农业经营管理和农村社会管理人员。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人员及社员、沼气后续服务员、农村经纪人、农民信息员。

6、涉农企业从业人员。包括农产品贮藏加工和流通企业技术工人、企业原料生产基地的农民、乡村旅游服务员。

7、农业创业人员。主要包括在农业生产、服务和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领域，创（领）办企业、专业合作社的农民。

（二）省培训计划7.31万人。主要开展县乡公益性农技推广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和农户实用技术培训。

三、培训时间和补助标准

（一）国家计划

1、培训农业生产性服务人员10万人。培训时间累计不少于7天，人均补助标准480元。

2、培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从业人员4.54万人。培训时间累计不少于7天，人均补助标准360元。

3、培训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经管人员、农村经纪人等3万人。培训时间累计不少于7天，人均补助标准360元。

4、培训农业创业人员4540人。培训时间达到20天（或教学、实习共计120学时），人均补助标准2500元。

5、省级以上龙头企业高管人员调训60人。按人均2万元安排培训经费。

（二）省培训计划

1、开展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2500人。培训时间不少于7天（或42学时），人均补助标准1500元。

2、开展农户实用技术培训70600人。主要面向农村现实劳动人口，开展种植、水产技术培训，培训时间2天，人均补助标准110元。

上述各类培训时间包括理论培训、实践操作、实习观摩等。各地要结合实际需要，合理安排培训时间。在开展技能培训的同时，还要开展农业法律法规、食品安全等内容的引导性培训，提高农民科技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

四、实施步骤

（一）认定培训基地。

根据农办财〔2011〕77号和《省农业厅关于2011年阳光工程培训机构认定工作的通知》（鄂农函〔2011〕257号）要求，经各地申报，市州县审查，专家评审，省农业厅厅长办公会审定，确定267家为培训基地（附件8）。

（二）任务下达。

根据各地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和《湖北省农业实用人才规划》，结合中央和省财政资金安排，省里将培训任务分解到各市（州）、县（市、区）（附件1、2）。各市县要将培训任务、培训专业细化下达到培训基地，并于10月10日前，将2011年农村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实施方案和任务分解表（附件3、4）（正式文件电子档）报省农业厅(阳光工程QQ群：174932425 ,联系人：高润保, 电话：027-87868375），同时抄报各市（州）农业局科教科。

农业创业培训和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任务由省农业厅直接下达至培训机构。

（三）培训实施。

1、培训规范。

省农业厅将在农业部2010年发布的培训规范基础上，结合本省实际，编制相关专业培训规范，供各地参考。

2、培训方式。

各地要结合当地产业特点和农民的需求，就地就近组织农民参加培训，提高参训率。对农业生产服务人员培训，提倡由培训机构联合乡镇各行业技术推广机构共同实施，把教学班办到乡镇去。龙头企业对原料生产基地种养农户的培训，提倡培训机构与村委会联合组织实施，把教学班办到村。对农户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提倡培训机构与村委会联合组织，开展进村培训。其他各类培训由培训机构结合实际组织实施。

各培训机构要加强与农业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的沟通协调，鼓励和引导受训农民接受职业技能鉴定，切实提高培训质量。

3、教学教材。

各培训机构要根据主管部门下达的培训任务，按照农业部和省农业厅发布的专业培训规范，制定教学计划，落实教学环节。要编写或选择通俗、实用的农民培训教材，提高教学质量。

4、师资队伍。

各培训机构要选择理论基础好、实践经验丰富的涉农专业技术人员（含退休人员）担任培训教师。组织他们开展教学研讨和参加师资培训，帮助他们改进教学方法、拓展专业知识面和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省农业厅计划组织开展“农民培训名师”评比活动，打造一支高素质农民教育师资队伍。

5、学员管理。

凡在我省从事农业生产服务的劳动力均可参加阳光工程培训，不受户籍限制。各培训班次需指定一名教师担任班主任，负责班级的日常管理。要通过学员选举产生班长（进村办班的班长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强化学员自我管理，保证整个培训工作顺畅有序。

6、培训组织。

（1）农民创业培训。以市、州为单位组织实施。市、州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培训生源的组织发动、培训对象的资格审查、日常监管指导、台账检查验收等工作。培训机构承担培训的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并为参训农民提供后援跟踪服务。培训机构要与所属市州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签订培训承诺书，明确各自职责。

（2）县乡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在61个非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示范县中，由农业局组织畜牧兽医、水产、农机、农村能源等行业共同实施。牵头单位要安排专人负责分行业的学员选派工作，并组织学员按时到指定高校参训。（具体教学安排和各行业所属专业计划人数另行通知）。

（3）农业生产服务人员、龙头企业从业人员和农民合作社人员培训。由各项目市、县农业局牵头组织实施，各地认定的培训基地完成培训任务。

（4）农户实用技术培训。由市县农业局牵头组织实施，培训任务原则上由各地农广校牵头并联合各行业技术推广单位完成。

（5）省级以上龙头企业高管人员调训由省农业厅组织实施。

（四）项目监管。

根据阳光工程新的培训内容，各级主管部门要建立四项制度，严格开展阳光工程监管。

1、公示制度。

各市县主管部门应采取多种方式，公布阳光工程培训机构的名称、培训任务、培训专业、培训时间、补贴标准等内容。省农业厅将在农业信息网上向社会公布各地承担项目的培训机构名称、培训任务、补助资金等内容，并公布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各地认定的培训机构、承担任务和联系电话等内容将在农业部相关网站上公布。

2、信息报送制度。

农业部根据新的项目管理要求，已对阳光工程项目监管系统进行调整升级，各市（县、区）农业部门要指定专人管理和使用该系统，及时录入、审核和上报培训信息。各培训机构要在每个培训班结束后10天内将该班培训学员相关信息录入到项目监管系统，并报当地主管部门审核。各项目市（县、区）农业局要按月统计培训进度情况（附件5），于每月5日前报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联系人：耿墨浓，电话：027-87864310）。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在每月10日前，对各地信息进行审核后上报全国阳光办，并通过“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网”向社会公布。省级农户实用技术培训信息不进入农业部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

3、台账登记制度。

各培训机构要建立规范统一、信息完整、内容真实的阳光工程培训台账（附件6），省级安排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计划也要建立培训台账（附件7），培训台账必须严格按要求填写。在每次培训结束后由班主任、班长和培训学员分别签名或按手印，培训机构负责人对台帐的真实性负责，并签名。

4、检查验收制度。

各市县农业局、财政局要抽专人成立项目验收专班，在各班次开班时到班讲解阳光工程政策，核实注册学员人数，听取学员对培训工作的建议，公布监督电话，开展不定期的监督检查。培训结束后，要在一个月内逐班次对培训台账的真实性进行审核验收，对验收合格的出具验收合格证明，并完成资金兑付工作。对验收不合格的要下达限期整改通知，并督促培训基地进行整改或补训。对检查验收中发现的违纪违规问题，要及时予以整改，对相关责任人和机构进行严肃查处。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邀请审计、监察等职能部门参与项目全程监管，把检查验收关口前移。

各培训机构要建立项目管理档案，包括：项目申报、实施和管理的有关文件，培训台帐及月进度统计报表，项目资金使用的会计凭证、账簿、财务报告，项目总结验收材料、公开发表的宣传材料及需要归档的其他项目材料等（文字、影像资料）等。以便为检查验收提供依据。

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检查验收工作由省农业厅和省财政厅负责。

五、资金管理

（一）资金拨付。

培训资金实行报账制。培训基地凭培训台账和农业、财政部门出具的验收合格通知书，向当地财政局请款拨付。

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费由参训学员先向学校垫支缴纳，培训结束后，凭学费收据和结业证到农业局集中办理报账手续，由财政局凭农业局的报销清单拨付培训补助资金，再由县农业局发给参训学员。

省级以上龙头企业高管人员调训由参训学员先向学校垫支缴纳，培训结束后，凭收据到市州农业局办理报账手续，由财政局凭农业局报销清单拨付培训补助资金，再由市州农业局发给参训学员。

（二）资金使用。

阳光工程项目资金不得用于培训机构的基本建设开支，不得购置小汽车等固定资产，不得提取项目管理费。可用于教师聘用费（包括讲课费、课件制作费、住宿费、交通费、误餐费等）、教材费（包括教材编写费、印刷费、购置费、学员学习用品费等）、培训场地租赁费、实训费（包括学员实习交通费、现场观摩费、实训耗材费等）、参训学员食宿费、与农民培训相关的其它直接费用。

（三）资金监管。

各级农业、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的监督管理，建立资金管理制度，防止违纪违规现象的发生。阳光工程培训机构必须设立项目资金分类明细账，专款专用。要严肃财经纪律，对虚报、套取、私分、截留、挪用培训资金的单位和个人，要按有关规定查处。

六、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项目主管部门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加强对阳光工程工作的组织领导。要成立由分管市、县长为组长，农业、财政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阳光工程领导小组，统筹协调阳光工程工作，解决好农民培训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保障培训工作安全顺利开展。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农业局，农业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请各地将调整充实后的领导小组成立文件报省农业厅科教处备案。

（二）加强项目监管。

要按照属地管辖和谁承担谁负责的原则，明确职责，一级一级抓好项目监管。省级主管部门负责对全省项目的指导协调、调查研究、督办检查，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市州负责对辖区内各县（市）的项目监督检查，并对本级项目负有直接监管责任；县（市）主管部门负责对培训基地的监督管理和培训进度、培训质量检查等，发现问题、组织整改。鼓励各地建立一把手负责制、项目监管包保责任制和引入第三方监管制度。对监管不力出现重大工作失误，将按照有关规定查处。

（三）加大地方投入。

阳光工程培训工作是惠及农民乃至全社会的公益事业，根据国家对阳光工程监管的新要求，各市（州）、县（市、区）财政部门要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力度，在本级财政部门预算中安排必要的项目监督管理工作经费。

（四）实行动态管理。

各级项目主管部门要依据培训进展情况，对培训任务实行动态管理，对培训进展不力、培训质量不高、项目管理混乱的培训机构，要及时调整其培训任务，确保培训任务和资金向积极性高、培训质量好的培训机构集中。对于需要调整的培训任务和资金，报省农业厅审批并向社会公示。

（五）提高管理水平。

为了加强阳光工程管理，省农业厅将举办管理人员培训班、培训机构负责人培训班、信息员培训班，提高项目管理能力。各地要结合实际开展相关培训，让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懂政策、懂法规、懂财务、善管理，保证项目规范实施。

（六）加大宣传力度。

各地要加大阳光工程工作宣传力度，总结和推介各地在阳光工程实施中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做到有组织、有计划地利用各种媒体加以宣传。各个培训基地年底前要报1-2个优秀学员典型，各市州每月至少要上传2篇以上有宣传价值的信息到湖北农业信息网、农业科教网和湖北农民科技教育培训网。省农业厅将对各地信息宣传情况进行统计考核。

附件：打包下载 1、2011年湖北省阳光工程培训任务分配表2、2011年湖北省阳光工程培训资金分配表

3、市、县阳光工程培训任务分解表

4、市、县阳光工程培训任务分专业岗位统计表

5、湖北省阳光工程培训进度表

6、湖北省阳光工程培训台账

湖北省剩余劳动力影响因素分析 篇7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决策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 作者认为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文化程度。从理论上说, 文化程度高的人有更多机会获得迁移地点的一般信息和特定信息, 因此文化程度高的农村劳动力省外打工就业的积极性和能力要高于文化程度低的。

年龄。一方面, 农民年龄越大, 其文化程度越低, 转移到省外就业的意愿就越低;另一方面, 如果年龄大到一定程度, 受自身能力和精力的限制, 其在就业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会比较多, 因此其转移到省外就业的意愿也比较低。

性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Donald.J.Treiman教授利用中国的抽样调查数据, 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和后果进行研究后发现, 对于男性来说, 他离开农村获得城市户口的机会就越多。与女性相比, 男性劳动力受家庭和个人心理影响较小, 其省外转移就业的意愿更强。因此, 男性省外就业的能力和意愿更强。

上期工资收入。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论述了预期收入对农村劳动力外出选择的影响。迁移决策是依赖于“预期的”, 此模型的基本前提就是移民们考虑在农村和城市部门获得就业的机会及迁移中使他们预期收入最大化的机会。因此, 上期工资收入的大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影响比较显著。

打工途径。如果打工者的打工途径是自己闯的话, 则其省外就业的搜索成本比较高, 加上对就业环境不熟悉, 加大了心理成本。因此, 打工者通过自己闯找的方式外出与省外就业的意愿呈负相关。

外出打工者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耕地的经营规模和家庭负担状况, 一般用劳均耕地面积反映家庭的经营规模;用家庭上学人数和家庭未成年人数反映家庭负担状况。从理论上讲, 耕地经营规模大的家庭, 由于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需求相对较多, 因而外出打工特别是省外就业的意愿可能会比较低, 因此, 家庭劳均耕地面积越大, 省外就业的意愿越低。同时, 上学人数和未成年人数越多的家庭, 由于需要人来照顾, 省外就业的意愿同样比较低。因此, 上学人数和未成年人数越多, 省外就业的意愿越低。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描述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样本数据由笔者组织部分江西籍大学生利用假期回家的机会, 对其所在地的农户进行随机调查获得。共发放问卷300份, 实际回收290份, 其中, 有效问卷284份, 问卷有效率为98%。调查对象为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 调查样本涉及江西省11个地区30多个县 (市、区) 。

2.样本一般性描述

(1) 性别、婚姻状况及健康状况。

在284份样本中, 男性有170人, 占样本总数的59.9%;女性有114人, 占样本总数的40.1%。已婚的有153人, 占样本总数的53.9%;未婚的有131人, 占样本总数的46.1%。身体状况较差或比较差的只有3人, 占样本总数的1.1%;身体状况一般的有48人, 占样本总数的16.9%;身体状况良好及以上的有233人, 占样本总数的82.0%。

(2) 年龄、文化程度状况。

在284份样本中, 打工者年龄在16~25岁的有142人, 26~35岁 (包括35岁) 的有98人, 36~45岁 (包括45岁) 的有38人, 年龄在45岁以上有6人。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有46人, 初中文化程度的有165人,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73人。

(3) 打工月收入、家庭劳均耕地面积状况。

在284份样本中, 打工月收入在499~999元的有119人, 1000~1499元的有85人, 1500~1999元的有44人, 2000~2499元的有6人, 在2500元及以上的有14人。家庭劳均耕地面积在1亩以下的有178人, 1~2亩的有43人, 2亩以上的有16人。

(4) 家庭上学人数、家庭未成年人数及打工途径状况。

在284份样本中, 家庭上学人数为0的有75人, 家庭上学人数为1的有141人, 家庭上学人数为2的有55人, 家庭上学人数为3个及以上的有13人。家庭未成年人数为0的有116人, 家庭未成年人数为1的有115人, 家庭未成年人数为2的有43人, 家庭未成年人数为3个及以上的有10人。外出打工主要通过亲属、同乡带或职业机构介绍的有174人, 外出打工主要通过自己闯的有110人。

(5) 就业区域分布状况。

在284份样本中, 在省外就业的有214人, 占样本总数的75.4%;在农外省内就业的有70人, 占样本总数的24.6%。

三、模型构建及模型估计结果

1.模型构建

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法, 可以设定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决策的数学表达式为:

D (R) =P{ (E-C) >R}

其中, E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预期收益, C为省外就业的成本, R为当前收益, D (R)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决策函数。该模型表明,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预期收益、成本及当前收益影响其省外就业的决策。只有当预期收益扣除成本后的净收益大于当前收益时, 劳动力才会做出到省外就业的决定, 否则他们就在省内农外就业。该模型中的成本和当前收益是相对较易确定的变量, 而预期收益则难以确定, 取决于劳动力自身的内在因素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其数学表达式为:

E=f{g (I) , h (O) } (1)

其中, g (I) 为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自身内在因素;h (o) 为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外部因素。因此, 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受其自身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 建立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决策的经济计量模型为:Y=f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2)

其中:Y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决策的情况, 其取值为0, 1, 即到“省外就业”的为1, 在“省内农外就业”的为0。

X1为样本的年龄, “16~25岁”=1, “26~35岁”=2, “36~45岁”=3, “45岁以上”=4。

X2为样本的性别, “男性”=1, “女性”=0。

X3为样本的婚姻状况, “已婚”=1, “未婚”=0。

X4为样本的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高中或高职”=3, “大专及以上”=4。

X5为样本的健康状况, 身体“比较差”=1, 身体“差”=2, 身体“一般”=3, 身体“良好及以上”=4。

X6为样本上年打工月收入, 打工月收入为“499~999元”=1, “1000~1499元”=2, “1500~1999元”=3, “2000~2499元”=4, “2500元及以上”=5。

X7为样本家庭拥有的劳均耕地面积, 劳均耕地面积在“1亩及以下”=1, “1~2亩”=2, “2亩以上”=3。

X8为样本家庭上学人数。

X9为样本家庭未成年人数。

X10为样本外出打工途径, “自己闯”=1, “其它”=0。

本文选用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undefined

其中:Pi为农村劳动力省外就业的概率。

2.模型估计结果

使用SPSS11.5软件进行统计, 其中Logistic模型是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的。我们默认强迫引入法, 即所有自变量强制进入回归方程,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1。

Cox & Snell R2=0.623, Nagelkerke R2=0.612

四、模型结果分析

1.文化程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影响

从影响程度上看, 由于β回归系数值不算大, 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文化程度对省外就业的影响并不大, 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不一致。一方面说明省外就业只是一个短期行为, 没有形成长期的迁移, 所谓外出只是在短时间内“找点活干”, 而文化程度对于“找点活干”的样本行为没有多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说明能够吸收外出劳动力就业的大多是知识水平要求较低的行业 (事实上许多外出务工人员都是在城里人不愿意从事的脏、险、累领域进行工作) 。

2.年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影响

从估计结果看, 年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区域选择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与理论分析一致。β=-0.609, 对省外就业概率的边际影响为-0.456, 表明年龄对农村劳动力省外就业的影响比较显著, 并且年龄每增加10年, 选择“省外”就业的可能性就减少45.6%。这主要是由于城乡信息流通加快, 农民的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逐步增强, 现在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早耕晚作”的传统生活方式, 希望追求新的人生与价值, 再加上江西省内经济发展与沿海发达地区存在一定的差距, 从而形成劳动力省外输出的强大推动力;而中年以上的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风险偏好、家庭牵挂等各种因素, 其省外就业的意愿不强烈。

3.性别、婚姻及健康状况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影响

从性别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影响来分析, 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β=0.378, 说明农村男性劳动力选择省外就业的可能性大于女性劳动力。

从婚姻状况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影响来分析, 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β=-0.314, 说明已婚劳动力选择省外就业的意愿不高。

从健康状况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影响来分析, 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β=0.326, 说明健康状况越好, 农村劳动力省外就业的概率就越大。

4.劳均耕地面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劳均耕地面积增加, 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省外就业的可能性反而加大, 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不相符。这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一些农民宁可将承包的土地部分或全部撂荒, 也要外出务工。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可能有:

(1) 劳均耕地面积较多的地区多数是山区或远郊,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很少, 种田机会成本较高。

(2) 农业比较收益下滑, 增产不增收, 使得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下降。

(3) 劳动力耕种量极不饱满, 即使劳均耕地面积适度增加, 亦不会影响其外出。

(4) 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农村领域, 许多农户面临着资本 (或资金) 要素的制约, 让一部分劳动力外出挣钱, 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家庭的资金约束。

5.上年打工月收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影响

研究表明, 上年打工月收入对农村劳动力选择省外就业有显著影响, 与理论分析相符。且上年平均月收入每增加500元, 农村劳动力选择省外就业的可能性就增加76.1个百分点。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就业比较理性, 是以收入为导向的, 同时也解释了江西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数向东南沿海等工资水平较高地区流动的原因。

6.打工途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影响

打工途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影响比较大, 且β系数为负, 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果是通过自己闯的话, 省外就业的意愿就小;如果有亲属带或有职业介绍所与政府部门的指导, 则省外就业的意愿就大, 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一致。

7.家庭上学人数、未成年人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影响

虽然从统计结果看家庭上学人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但其β=0.332, 说明家庭上学人数越多, 其家庭成员选择省外就业的概率越大。

家庭未成年人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但β=-0.175, 说明家庭未成年人数越多, 选择省外就业的概率越小。

五、简要结论

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区域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可得到以下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 上年打工月收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转移就业时是理性的, 其省外就业行为与其收入提高的意愿相一致, 农民会在给定的自身和制度约束下选择能给自身带来最大收入的就业区域。

研究结果表明, 年龄越大, 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意愿越低。说明农户在进行劳动力资源配置时通常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他们会让那些年轻且善于在非农产业工作的家庭成员到省外工资比较高的地区和非农领域就业, 而那些年龄偏大的成员则留在省内或家中进行农业耕作。

研究结果表明, 打工途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省外就业的有显著影响。说明健全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职业组织体系,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省外就业有重要的作用, 同时可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盲目流动。但当前农民更多的是一种自发性的或者依靠亲属朋友介绍而省外就业, 相关就业指导部门在组织劳动力从农村向省外就业方面缺乏力度。因此, 相关部门在今后应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输出的培训与指导力度,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经济发达省份有序输出。

研究表明, 劳动力输入省份的用工制度、教育制度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可吸引更多的省外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就业。

参考文献

〔1〕陈甬军, 景普秋.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研究[J].东南学术, 2004, (04) .

〔2〕王春超.收入差异、流动性与地区就业集聚——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 2005, (01) .

〔3〕李勋来, 李国平.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及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 2005, (06) .

〔4〕朱忠文, 王红梅.从“民工荒”看未来若干年农村劳动力的供求[J].统计研究, 2006, (02) .

湖北省剩余劳动力影响因素分析 篇8

关键词:经济增长因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计量经济学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10)10-0022-02

1研究背景

经济增长指一个地区生产的劳务总量和产品的不断增加,即用货币形式表示的总产值、国民收入的增加、或人均产量的增长。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经济水平高速增长。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湖北省处于经济发展中游水平,但是与广东沿海等地相比差距还是十分巨大的。要弄清原因之所在,就需要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特定的分析。这也是发展经济学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文章依据湖北省得出的经济指标,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与探究影响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因素,同时依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计算出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最后提出配套的政策和建议。

2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阐述

新增长理论和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主要理论。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索罗—斯旺模型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两个经典的模型。其中哈罗德—多马模型是:g=s/k;(s=S/Y, 是储蓄率,k是常数,即资本—产出比率), 在这个模型中他们提出的观点是:厂房设备投资所创造的资本,是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人们与公司的储蓄,使投资成为可能。

索罗和斯旺则试图用不同的生产函数来解释经济增长。索罗—斯旺模型的表达式是:Y=f(K,L,R,A);K为资本存量,Y为产出或国民产值,L为劳动力数量,R为可耕地和自然资源存量,A为生产率或效率的提高。

3经济计量模型的建立

①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推导如下。

(1)

(2)

(3)

其中:

(4)

式中,Y为GDP总量,A代表技术进步,K为资本总量,L为就业人数。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我们知道, 技术进步、劳动力和资本是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的主要因素。它们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可以以存量的形式促进劳动、资本、知识的增加。同时经济增长表现为GDP在量上的增加。因此,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也呈现出量上的增加。同时,我们把技术进步这个因素作为模型的外生变量从而对模型进行简化。综合以上分析,设定如下的线性对数模型:

(5)

(6)

②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经济增长主要体现为经济总量指标的增加。因此,选用地区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总量指标;用K代表资本存量;用从业人员作为劳动力投入L的度量标准。

据湖北省统计年鉴, 得到1990～2003年的年度资料如表1所示。

利用最小二乘法的统计方法,通过EVIEWS软件得到如表2所示的统计分析结果。

从理论上分析, 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这也是被证明过无数次的事实。但是,在文章中我们发现劳动力投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过大,有悖于以往的经验。我们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湖北省现阶段的产业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资本密集型行业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产业机构需要升级。 计量模型: lnY= -37.22176+0.495635 lnK+5.165963lnL , 且拟合优度高, F 统计量与t统计量符合要求。

为了判定时间序列数据是否是平稳我们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3、4、5所示。从上表可以看出Y和K都通过来单位根检验,证明其时间序列是平稳的,L没有通过单位根检验,有可能存在自相关的问题。

4结论与建议

根据对以上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资本K的产出弹性为0.495635,劳动力L的产出弹性为5.165963,表示:资本K的总量每增加1%,省内的生产总值将增加49.56%;劳动力L的总量每增加1%,省内的生产总值将增加516%。

根据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的计量数值,可以看出,目前湖北省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大的依旧是劳动力要素,这也是湖北省经济的局限所在。因此,政府工作应该立足于改变目前湖北省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增长动力的传统方式,加大外资(包括东部沿海地区富足资金)的引入,提倡本省富足劳动力的输出,进一步提高资本对本省GDP的直接贡献率,减低劳动对本省GDP的直接贡献率,优化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 达摩达尔•N•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M].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6.

[3] [美]罗伯特•巴罗.宏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