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务工人员慰问信

外来务工人员慰问信（精选9篇）

外来务工人员慰问信 篇1

和谐XX因为有你

——XX市外来务工人员中秋慰问祝福卡策划方案

一、背景

近几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和外来务工人员的辛勤努力下，我市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繁荣富强的建设成就，凝聚了每一个外来务工人员的辛勤付出，外来员工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庞大群体，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2011年中秋来临之际，建议市总工会为广大外来员工及家人寄发“和谐×× 因为有你”中秋慰问祝福卡，带去亲切的慰问与祝福。借此展现市政府、市总工会对外来员工的重视，使外来员工体会到多方关爱。

二、项目介绍

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由市总工会主办、市邮政局协办、各大企业以贺卡广告发布的形式参与。通过向各企业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人寄送中秋慰问祝福卡，传达政府和企业的亲切问候和真情祝福，表达政府对外来员工的关爱，达到营造良好的用工环境，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三、项目方案

（一）宣传主题

和谐XX因为有你

（二）宣传载体

本次中秋慰问祝福的载体为中秋贺卡。

中秋贺卡是中国邮政针对中秋佳节推出的一款贺卡，采用中秋祝福专用邮资图，售价为5元。产品包含邮资封和内件两部分，均可进

行个性化定制。

（三）设计推荐方案

中秋贺卡邮资封以中秋祝福和活动主题为主，内件则设计以图文并茂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形象宣传、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突出贡献的感谢（可有领导签名），以及维权电话；可根据需要增加对其存在的生活或工作等方面困难进行调查及反馈内容；若有企业赞助，可根据需要发布赞助企业广告。

四、邮政提供的服务

（一）提供活动方案策划、贺卡个性化设计服务。

（二）提供贺卡印制、寄递服务。

（三）提供名址数据筛选、整理、清洗等相关服务。

（四）提供名址打印、祝福语打印服务。

（五）提供平台帮助客户进行形象宣传、答题、参赛反馈服务。

五、效果预测

（一）“和谐×× 因为有你”中秋慰问祝福卡项目是城市亲和力强化工作的延伸，体现了市总工会对外来员工的重视，实现了关爱外来工、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本次慰问活动对于营造良好用工环境，调动广大外来务工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本次活动为企业提供了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实际关爱行动，增强赞助企业在外来工群体的认知度及美誉度，宣传企业形象；增强企业与外来工之间的情感维系，为企业下一步招工，传扬了极其有利的社会口碑。

（三）通过这次活动的成功实施，符合市总工会一贯以来关注外来员工、维护外来员工权益的工作方针；本活动覆盖面广、影响大，为政府拓展社会公益活动的沟通渠道，改善用工环境，融洽社会关系提供良好的平台。

外来务工人员慰问信 篇2

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障制度

外来务工人员作为我国流动规模最大的一个群体, 由于城乡分割制度的特殊性, 使他们的医疗保障问题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保障问题, 现今已引起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郑成功教授在关于外来务工人员分类及其相应医保需求的研究中指出, 针对不同外来务工人员不同层次的医疗社会保障需求, 要根据其需求与目前的条件, 按照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来提供相应的医疗社会保障。探索建立适合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保障制度, 使他们能够“病有所医”, 健康得到应有的保障, 医药费能够得到及时报销变得刻不容缓。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及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的界定。

所谓外来务工人员, 一般是指从外地进入本地城镇就业, 但并不具有就业所在地户口的劳动者, 其中最大多数来自农村。他们在城镇从事着多种多样的工作, 大多在企业中从事简单体力劳动,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习惯将他们称为“农民工”。他们并未脱离农村而又暂时离开土地进入城市 (或城镇) 从事相关职业, 通过劳动取得工资收入, 他们已成为我国社会一个独特的、人数众多的社会阶层。

(二) 研究方法。

通过整群抽样方式获得样本, 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问卷式调查, 询问其个人基本信息、经济状况、社会医疗保障状况、患病情况、医疗费用负担等问题。本次调查的范围是宿迁市三县两区, 分别是宿城区、宿豫区、沭阳县、泗阳县以及泗洪县。共发放问卷300份, 回收289份, 其中有效问卷287份。通过SPSS专业统计软件对问卷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

二、宿迁市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障现状

(一) 参保率低, 社会医疗保险覆盖面小。

2009年至2012年三年间宿迁市外来务工人医疗保险平均参保率只有22.8%, 这与城镇职工90%以上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形成鲜明对比。在287分卷中, 只有宿城区和宿豫区两区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达到了60%以上。三县区覆盖率均没有超过50%。

(二) 外来务工人员保险意识欠缺, 参保意愿不足。

从问卷调查结果看, 在287名被调查人员中, 每年主动体检的人数仅占28.38%, 愿意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人数仅占30.1%;听说过或了解医疗保险的占70.70%, 没有听说过医疗保险的占29.30%;愿意参加医疗保险的占41.35%, 不愿意参加医疗保险的占58.65%;有医疗支出计划的占24.29%, 没有医疗支出计划的占75.71%;灵活就业人员在务工所在地参保率不到总参保人数的10%。

(三) 外来务工人员支付医疗保险费用能力不高。

外来务工人员经济相对不富裕, 支付医疗费用能力较差。调查结果表明, 外来务工人员即使有医疗需求, 也会把医疗费用压缩到最低。在被调查者中, 生病之后自己去药店买药的比例占到58.31%, 去医院看病的占到32.52%, 休息的占6.30%。在生病不去就诊的被调查人员中, 因费用顾虑不去就诊的比例占44.12%。费用支付能力是影响他们是否选择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最主要的因素。

三、宿迁市外来务工人员社会医疗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 理念方面的缺陷。

理念方面的缺陷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政府部门, 当地有些政府主管部门认为政府承担本地居民的社会保障的负担已经是异常沉重了, 无力承担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且承担外来工社会保险必然增加企业的人工成本, 进而会影响本地区的投资环境, 削弱本地招商引资的吸引力。因此, 对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普遍不重视;二是企业, 如果全部为职工缴纳医疗保险费, 企业每年要为此支付很多资金, 企业担心成本增加会降低竞争能力, 千方百计逃避参保;三是外来务工人员自身, 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 外来务工人员由于经济所迫, 首先选择的是获得工作, 维持生计, 为此他们会主动放弃其他权益, 甚至认为社会保障是寻找工作的障碍。

(二) 制度方面的缺陷。

以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局面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阻碍着宿迁市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当前的许多社会权利, 都是以公民的户籍为享受依据的。一部分的外来务工人员徘徊在农村和城市之间, 基本被排斥在宿迁市社会保障体制之外, 与户口所在地居民有着截然不同的待遇标准。由此, 也导致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出现了“三元结构”, 城镇职工享受有财政补贴兜底的医疗保险制度, 本地农民享受保障能力较弱的合作医疗制度, 绝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完全自费医疗群体。虽然政府部门进行了一些改革, 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使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保障得到改善, 致使绝大部分外来工事实上仍被排斥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之外。

(三) 法制方面的缺陷。

我国社会保险立法严重滞后于社会保险的需求, 《社会保险法》直至2010年7月1日才出台, 在立法滞后的同时, 现有法规执行不到位, 政府行政手段等社会保障刚性制约明显缺乏。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没有强有力的强制措施, 一些既有的法规也很难得到贯彻落实。在被调查的287名外来务工人员中, 65.7%的人员反映他们的单位没有给他们缴纳医疗保险。

四、完善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议

(一) 提高认识, 正确对待外来务工人员。

完善现有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障的制度, 应着重从思想方面入手。针对地方政府、企业对实施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障制度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及丧失竞争优势问题的忧虑, 应从提高他们对医疗保障重要性的认识入手, 着力转变观念, 切实尊重和维护外来工的基本权益。对于现代经济来说, 人的健康、能力、知识等人力资本的提高,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障制度, 显然有助于保护人力资源、改善劳动力整体素质, 进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二) 建立合理的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险制度。

必须依据人口结构、经济条件等客观情况, 制定科学、合理、可行的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险参保办法。根据外来务工人员的人口结构和流行病特征, 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保险应该以保障重大疾病为主。这是因为, 外来务工人员以中青年为主, 年龄结构较轻, 患病率普遍追低于其他年龄段人群, 且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难以抵御重大疾病风险, 一旦患重病, 就有可能陷入倾家荡产的绝境, 或者是被迫放弃治疗。因此, 应当集中资金解决大病医疗保险问题。

依据不同的人群, 采取相应的医疗保险办法。对于那些职业稳定、有固定收入的外来务工人员, 应采取和企业一同缴纳保险金的办法, 强制性参保, 且以企业缴纳为主。而对于那些职业不稳定、也无固定收入且流动性较大的自由职业者, 应以自愿为原则, 鼓励参保。同时, 政府和社会有关公益机构在资金上应当给予一定的帮助, 以此减轻企业外来人员的经济压力, 尽可能地提高参保率。

适应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动性, 医疗保险服务要提升到更高的层面。外来务工人员在用人单位之间的频繁迁移, 对医疗保险管理和办理等提出巨大挑战。针对异地就医, 要求医疗保险体系网络化管理, 建立起统一的外来务工人员医疗保障体系和管理办法, 并允许参保资格在省内自由转移, 以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在省内流动时的参保资金、档案等的转移问题。

(三) 加快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立法。

为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切身利益, 应着眼于社会保障事业的长远发展, 从立法层面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保险问题, 同时要注意到单纯要求进城务工人员提高法律意识远远不够, 针对雇主不为外来务工人员缴纳社会会保险, 政府要采取相关的惩治措施, 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各种类型的劳动力均应平等地参加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

参考文献

[1]姚华松, 许学强, 薛德升.中国流动人口研究进展[J].城市问题, 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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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小洪, 任建萍, 徐玮.杭州市外来务工人员医疗费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J].现代预防医学, 2007.20.

[4]陈丽萍.CHEN Li-ping对外来务工人员医疗卫生保健状况的调查与思考[J].河南职工医学院学报, 2009.1.

[5]李孜, 杨洁敏.我国城市流动人口医疗保障模式比较研究——以上海、成都、北京、深圳为例[J].人口研究, 2009.3.

外来务工人员犯罪调查 篇3

外来务工人员孟小青的遭遇不是孤立。在浙江省永康市，仅2014年1—10月份永康市检察院审查逮捕各类刑事犯罪案件分别为835件1375人，其中，外来人员犯罪案件为647件1084人，所占比例高达78%。而2014年末，永康市户籍人口59？郾2万人，常住总人口74.2万人，即外来常住人口比例仅占总人口的20%。而同样是外来务工人员密集的南方某市检察院甚至拒绝透露外来务工人员的犯罪比例。

外来务工人员犯罪

形势依旧严峻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副教授门金玲告诉记者，在犯罪学的视角下，外来务工人员泛指从乡村、不发达城市及地区来相对发达城市打工的人员，所谓“外来”指其户籍地与现工作地相分离，“务工”指在城市中从事不同工种工作。由于他们工作流动性大，工作地的频繁变更而呈现出时刻准备迁徙的状态。该务工群体劳动时间长，多从事技术含量低、危险系数高的体力劳动，如建筑业、搬运业、保洁业、餐饮服务业等行业。

外来务工人员成为社会性问题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打破了城市与乡村的界限，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之后的二三十年里“农民工”这个词语演变为外来务工人员。国家卫计委2015年11月11日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十二五时期，我国流动人口平均增长约800万人，2014年末达到2.52亿人。流动儿童和流动老人规模不断增长，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

应该说，近些年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受到的关注度很高，他们所引发的犯罪问题也屡屡被提及。但记者调查发现，在高关注度背后，外来务工人员犯罪高发势头并没有得到遏止。

四川省简阳市检察院研究室主任陈平发现，简阳市外来务工人员犯罪比例攀也出现连续五年的攀升，“简阳地处连接成渝交通的枢纽地带，最近几年成渝高铁、成都第二机场等一大批全省全国都知名的大工程相继规划或是开工建设，外来务工人员的总数在不断增加。”

“流动人口或外来人口犯罪，本是全球趋势，但归根结底还是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陌生化以及市场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前者使犯罪成本降低，被抓获的几率降低，后者使犯罪的动机增强。”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兰荣杰告诉记者。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犯罪突出

在外来务工人员犯罪调查中，最值得担忧的是出现了许多未成年人的身影，包括未成年外来务工者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

2015年年初，在广东增城区新塘镇大敦中学附近，正在玩耍的未成年人于某遭遇持刀抢劫，抢劫者共有五人，封堵住了于某所有可能逃跑的方向，胁迫之下，于某交出了身上的一台苹果4手机及仅有的10元人民币。而实施抢劫的五人，和于某一样，都是未成年人，他们来自四川达县，父母均是外来务工人员。

从未成年人犯罪比例来看，增城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犯罪的比例，已经占全部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50%以上。“总体来看，这些未成年人的家庭多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是家庭结构不完整，如离异家庭、单亲家庭；其次，相对一般城镇居民家庭而言，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条件，如居住环境、经济收入、消费能力等处于较低水平，再加上家庭教育方式不当，缺乏与子女沟通，或教育方式简单粗暴，造成子女无法正确对待城乡差异，遇事情容易偏激，或者采取极端手段发泄不良情绪。由此导致盗窃、抢夺、伤害、斗殴等犯罪频发。”

从外来务工人员犯罪比例来看，永康市2014年外来务工犯罪人员1084人，其中未成年人138人，比例高达12%以上。“这些人不可能具有合法的打工资格，所得的劳动报酬很低，有的甚至只要求雇主“管吃饭”就满足了。这些受教育程度极其有限而涉世不深的外地少年，在强烈的经济收入落差刺激下，常常成为犯罪分子的教唆对象。”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的问题普遍存在，他们很难得到及时的教育和引导，也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而社会上不良书刊或暴力、色情影视作品的传播，娱乐场所不加区别地容留未成年人消费，这些都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滋生的罪恶之源。

此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作案地点一般为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偏僻路段或网吧、KTV等娱乐场所，因为这些地方鱼龙混杂，易于隐藏和逃脱，而他们选择的作案对象主要集中在夜晚落单的人以及并不富裕的其他打工者。

犯罪类型集中在侵财类

据多个检察院调研报告显示，外来务工人员犯罪的类型相对集中在侵财类犯罪，但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外来务工人员从事的工作多以体力劳动为主，其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劳动报酬低，为了达到不劳而获、快速‘致富’的目的，他们伺机作案，走上犯罪道路。各类侵财型犯罪，大多是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实施的。”永康市检察院检察官表示。

年轻的山东省沂南县农民王春禧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王春禧在老家时就游手好闲，曾因伤害等罪名被判刑入狱。出狱后，他决心浪子回头，外出打工为生。但经济上的压力，先使他的妻子离家出走，后被同居情人动辄辱骂。为挣钱的事，王春禧伤透了脑筋。2015年2月6日，他带着一笔要回来的2万元账款到财务室，发现房间空无一人且没上锁的保险箱内有15万元现金，遂揣上这些钱就跑了。近日，法庭做出了一审判决：以盗窃罪、重婚罪、侵占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

在兰荣杰看来，外来务工人员总体上属于经济地位相对弱势的群体，求财往往是很多犯罪的直接动机，也是侵财型犯罪占比高的直接原因。但当前经济大背景下，劳动力成本攀升，一个正常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已经不算太低。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一旦基本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犯罪分子寻求性满足、心理满足等动机必然强化，其他类型犯罪增多也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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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数据来看，其犯罪类型还涉及强奸、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卖淫、贩毒、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等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五大类10多种罪名，这类案件产生的危害性往往较大，也给城市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

团伙作案比例上升

“除激情犯罪以外，相当部分犯罪也是一种高智商活动，需要知识、经验以及团队合作。此外，暴力性犯罪（比如抢劫）能否成功，往往与犯罪分子是否具备力量优势直接相关。因此，团伙犯罪也就成为优先选项，一则集思广益，二则人多力量大。”兰荣杰表示。

天津市河西区检察院2015年就办理了一起结构严密、分工明确的“酒托”诈骗案件。该团伙共有成员18人，有人充当“键盘手”，专门通过QQ等网络聊天工具伪装女子诱惑被害人上钩；有人充当“酒托女”，与被害人见面后欺骗被害人在特定酒吧进行消费；有人充当“保安员”，在“酒托女”与被害人发生冲突时对被害人进行威胁恐吓，帮助“酒托女”脱身；还有人充当“管账人”，负责对诈骗所得进行管理和分配，18人各司其职，手法复杂，给案件的侦查和审查造成很大困难。

天津市河西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学军表示，2010年以前，该院受理的外来务工人员犯罪案件，大多以单打独斗的方式为主，三人以上的团伙作案占全部案件的比例仅为21%；但2010年之后的外来务工人员犯罪案件，组织化、专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2014年，三人以上的团伙作案比例已经上升到了33%。

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团伙作案态势正在愈演愈烈。由于外来务工人员对外地环境一般不熟悉，为了在作案中相互照应，增强安全感，外来务工人员一般要邀约同乡好友一起作案，这些人往往利用同村、同乡、同县的地缘、亲缘为纽带，形成诸如盗窃团伙、诈骗团伙，抢劫团伙，流氓团伙，拐卖妇女、儿童团伙，贩毒团伙以及协助销赃团伙来危害社会。而从团伙组成来看，外来人口团伙犯罪成员结构有两种：一是全部由流动人口组合而成的，二是由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中的一些不法分子混合而成的，交叉感染、交叉犯罪的现象比较常见，给当地社会治安和预防外来人员犯罪，增加了难度。

单独作案大多具有

随机性和盲目性

外来务工人员单独作案中，以临时起意，冲动激情型的暴力犯罪居多。比如王建强，他是一起暴力杀人、伤人案件中的加害人。

2013年，王建强对合租租客陶子凌刺了11刀。陶子凌还亲眼目睹了自己高中同学杨光磊和刘宗俭的死亡，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引发惨案的导火线，竟然是一个来不及清理的厨房里的方便面袋。

陶子凌、杨光磊、刘宗俭和王建强均是从外地来北京打工的人员，租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家园小区的三居室里。四人约定，各人轮流清理卫生，但由于陶子凌等人经常不打扫，王建强和他们争执不断。案发当天，陶子凌和侄子陶振、杨光磊、刘宗俭一块在外喝酒，吃烧烤，直到11点多才回去，回家后，四人又觉得没吃饱，陶振便主动给他们做了点方便面，并随手把方便面袋子扔在了厨房里。

王建强12点左右回来后发现，厨房又有几个未及时清理的方便面袋，顿时怒火中烧，不可遏制。气愤的王建强返回卧室，从衣柜里拿出一把小刀，挥刺之下，致杨光磊和刘宗俭当场死亡，陶子凌轻伤。

事实上，外来人口常处于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对他们刺激十分强烈。所以，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普遍具有一种强烈的反社会倾向。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他们大多表现为不计后果，只图一时之快，犯罪手段一般较为残忍。

例如，在当地涉嫌盗窃罪的吴与，最初只是为了去找朋友而来到案发地点，后看到案发现场简陋的防盗措施便见财起心。这种犯罪目标的不确定性，使流动人口犯罪带有实施多种犯罪的突发性。

情感因素易成犯罪导火索

外来务工人员单独作案，以临时起意、冲动激情型的暴力犯罪居多。对于大多数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到外面去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在外流浪，生活十分艰辛，心中的痛苦、烦恼、无奈无处倾诉，他们特别渴望情感和心灵的慰藉，如果处理不好感情纠纷，很容易诱发刑事案件。

如浙江金华市刘强故意杀人案。2000年，刘强在浙江省金华市一家砖厂打工时，认识了一同打工的已婚妇女周云。不久，两人开始交往，并发生不正当关系。2012年6月3日，周云与丈夫商量一起去成都打工，遂与刘强发生争执，结果刘强一怒之下将周云杀死在旅馆中。

外来务工人员的情感世界已不仅关乎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近年来，江苏省阜宁县检察院每年受理10件左右因情感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中，仅涉及外出务工家庭夫妻情感纠纷的就有8成之多。

犯罪手段不断升级

技术型犯罪案件迅速增长

“与原来传统的犯罪方法相比，近年来外来务工人员犯罪手段不断升级，许多利用现代科技的犯罪方式出现在外来务工人员的犯罪中。”张学军告诉记者，首先是用高科技手段实施的犯罪，以盗窃罪为例，以“技术开锁”手段入室盗窃、利用无线干扰仪器和解码器方式盗窃汽车内财物的案件近年来迅速增长。

比如2014年，河南籍进京务工人员王浩从网上学习了偷车方法，开始专偷马自达6型汽车。其使用强开钥匙打开车门，上车后再利用一系列工具对汽车进行解码、打火、启动，整个过程仅需要一分钟。

张学军还表示，除了技术型犯罪，一些高智商犯罪也开始零星出现在外来务工人员之中，虽然目前案件数量不多，但仍然要引起重视。

在天津市河西区检察院2012年受理的姜志文三人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中，姜志文等三人通过对多家银行办理信用卡方式、卡片寄送及开卡环节的长期观察了解后，准确找到了国内某家大型商业银行的管理漏洞，以冒领盗刷信用卡的方式疯狂敛财，犯罪数额在短短数月间就达到百万元。“其犯罪组织之精密、犯罪手段之高明，让人叹为观止。”

据门金玲分析，这主要是因为网络的发达与普及，降低了技术型、高智商型犯罪的门槛。以前，可以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在社会生活中的见识、能力相差很大，现在网络平台的平等、共享，使得很多东西在第一时间内大家都可以共享，迅速填平了知识鸿沟。

易犯罪，也易成侵害对象

与外来务工人员本身犯罪相对应，有专家表示，外来务工人员往往处于社会底层，本身就属于弱势群体，这也容易导致他们成为被侵犯的对象，这一点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身上尤为明显。

2011年至2014年，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少年法庭共审理未成年人受侵害案217件，主要涉及盗窃、抢劫、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强奸、猥亵儿童等罪名，其中受害者多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15岁的晨晨从幼年时期便跟随父母来到北京。因父母长期打工无法照料，晨晨结交了不少混酒吧的朋友。一次在工体附近的酒吧，晨晨不小心碰到了曹亮，结果被王明、曹亮带出酒吧殴打，致其头部严重受伤，经鉴定为重伤3级伤残。至今，晨晨仍躺在病床上，生活无法自理。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容易成为侵害对象，这与缺少父母家人照顾不无关系。比如因生活、工作所迫，外来务工人员对子女多“放养”，缺乏足够的安全保护；也有不少未成年人平时在外地老家上学，像“候鸟”一样在假期被接到父母身边，但父母精力有限，往往让子女独自留守在家或外出玩耍，给犯罪分子创造了机会。另外，很多父母将小孩儿托给老人看管，老人心有余力不足，导致孩子受到侵害。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处于成长发育的青春期，在心理上倾向成年，对接触社会持开放态度。因假期空闲时间较多，结交社会闲杂人员的机会增多，易受到不良风气影响。有的未成年人盲目跟从陌生人吃喝玩乐，有的未成年女孩儿通过QQ、微信等与陌生人交友，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明显不足，极易受到犯罪侵害。

（摘自《方圆》）

老乡关注外来务工人员 篇4

回不去老家找不到爱情

成家立业是一件人生大事，而对于已接近1亿人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件美好的事却有些“沉重”。有研究表明，他们在婚恋问题上面临诸多障碍，如收入低、工作时间长、缺乏社交机会，等等。

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离乡土更远，却未必距城市更近。城市经历使他们的婚恋观更加现代，但缺乏相应的社会环境支持，谈一场自由的恋爱、成立一个温馨的小家，对他们来说还有些奢侈。考虑到这一群体的庞大数量，这一看似个人选择的小问题，实则也是一个严肃的社会大问题。我们关注这一问题，也期待更为合理的制度安排，帮助这些年轻人撑起宽松的婚恋空间。

据统计，我国现阶段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务工者总数约有8487万人，占外出务工者总数的58.4%。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能否在成家立业的关键年龄顺利找到配偶并组建新家庭，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婚恋网站世纪佳缘近日发布了一份《蓝领婚恋报告》，发现城市里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新生代务工人群的婚恋需求正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工作时间长、人群接触面小、行业从业人员性别组成单一是他们面临的诸多障碍。继去年底全国妇联发布《新生代进城务工者婚恋生活状况调查报告》 之后，这一话题再次被引入公共视野。

近日，记者就报告所涉及的问题随机采访了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的外来务工者。他们对婚姻和爱情的向往与同龄人无异，只是这种向往被现实压得有些沉重。

工地小伙

找个对象不容易，网络交友渐成新途径

自从和老家的女朋友分手后，在北京某工地干活的河北小伙子王帅至今也没谈上另一段恋爱。

王帅今年24岁，河北保定人。在手机老乡上认识了邻村一个姑娘，两人很能谈得来，不过后来他来北京，女友去了保定，异地恋坚持了一段时间，就分了。“找个对象哪儿那么容易！”尽管王帅经常把攒钱娶媳妇儿挂在嘴上，同伴也拿这个打趣他，可真说起找对象的事，他是发自内心的无奈。工地上都是男的，早6点到晚6点，干一天活挣一天钱，舍不得请假，王帅接触姑娘的机会很有限。“去饭馆吃饭，买东西啥的，我也跟那儿的服务员聊，可人家看得多了，哪能瞧得上咱？”问及找对象的条件，王帅几乎是脱口而出：“没条件！遇到喜欢的就行。”

尽管找对象对于19岁的侯世鹏和侯方路来说，还有点早，可是两个人都已经感觉到了压力。他俩来自山东菏泽，都是跟着父亲到北京工地上干活儿，按照村里的辈分，侯方路还得管侯世鹏叫叔叔。两人休息时间喜欢到公园里逛，“北京啥都好！”

侯世鹏说，到了年龄，家里自然就会让他相亲了。不过，他有点矛盾，怕找不到自己喜欢的。“反正只能按自身条件找，太高的实现不了。”以前他们当保安，每月工资只有900元，现在换到工地上，每月挣得多了，可工地上全是男的。侯世鹏的手机老乡上有好几百个好友，他最近还发现新买的手机里有一个内置的婚恋网站的应用。“不排除在网上找的可能性，我一个表哥就是在网上谈的，都结婚生孩子了！”

同样在工地的河南小伙子杜鹏算是幸运的。从老家出来后，他一直在北京建筑工地上打工，虽说辛苦点，每月能有三四千元。一年前，通过手机老乡上聊天

认识了在公司做文员的同乡女友，两个人已经谈婚论嫁了。

虽然戴着安全帽，工装上蒙着厚厚的尘土，还是能看出来杜鹏挺新潮，左耳朵上戴着一只亮闪闪的耳钉。他说，他和女朋友都不挑剔，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等攒够了钱，就回老家结婚，做点小生意。

北漂男女

高不成低不就，不敢去想未来

已经来北京两年的贾小伟，最大的心愿就是赶紧找个女朋友。

贾小伟24岁，老家在河南农村，初中毕业后到东莞电子厂打工，后来又学平面设计，2010年来到北京，考取了验光配镜师资格，应聘到一家眼镜店做店员。最近，老板开了一家分店交给他打理，他月薪能拿到四五千元，手下还管着三四个人。眼看生活渐渐有了起色，缘分还是迟迟没来。

皮肤白净、身材魁梧的贾小伟说，他也不知道，找对象怎么就成了个问题，“我现在吧，是高的够不着，低的找不到。”

贾小伟谈过一个女朋友，后来，有专科文凭的女孩考上了家乡的公务员，这门婚事也就算吹了。“主要是她家里人反对”，小贾说起来，还是有些伤感。来北京两年，他也试着交过女朋友，有店里的顾客，有同事或老乡介绍的朋友。最长的一次谈了两个月，女孩是个护士。“也就是谈着玩，明显不可能嘛。谁家女儿是白养的？嫁那么远，我得给好多彩礼钱。”贾小伟自嘲地笑笑。刚来北京时，贾小伟住在地下室，升职后换成住平房，房租900元，每天蹬半个小时自行车上班。这两年省吃俭用，手头存了五六万，“要是找了女朋友，肯定就攒不下这些钱了！”

“北京这地方吧，太现实了，什么不花钱！请女孩吃饭怎么不得两三百啊？以前我在东莞厂里时，追女孩子买点水果就行！”贾小伟说他特别羡慕东莞的哥

们儿，都能找到女朋友。

对于未来，贾小伟还算乐观，“我目前要先好好攒钱，开一家自己的眼镜店。其他的，就只能看缘分了。”

23岁的河北姑娘张晴，16岁出来打工到现在，已经待过好几个城市。来北京后，当过餐厅服务员，做过销售，现在的男朋友是她在餐厅打工时的同事，山西人。

“我觉得北漂谈对象挺难的，一是离老家远，陌生人不可靠。二是经济问题，说白了，见的世面多了，想要的东西也多。”张晴说，她和男朋友每月花销要四五千元，“吃饭啊，逛街啊，都得花钱，可是你能不吃不逛吗？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男朋友偶尔还会送我个小礼物。”

张晴对于未来没有太多担心，“趁年轻多学点儿东西，多挣钱，其他的没心思想。”

打工夫妻

看重对方是否可靠，想把孩子带在身边

如果不是亲耳听到，很难相信22岁的陕西姑娘小张，已经是一个半岁孩子的妈妈。

小张老家在陕西农村，初中毕业跟着亲戚来北京，卖过水果，当过餐厅服务员，目前在一家连锁糕点店上班，每月能挣2000多元。因为上班有要求，小张也学会了化妆，涂着紫色的眼影，一身得体的工装，看起来与城里姑娘没啥两样。不过一开口，还是显得很羞涩。

做餐厅服务员的时候，小张开始相亲，“我的要求不高，只要两个人能说得来，他对我好就行。”经人介绍，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四川人，干装修活，两个人很能聊得来，却遭到了家里的激烈反对，理由是家乡离得太远了。小张说，她的同伴找对象大多找老家的，知根知底，免得上当受骗。

“我就跟我妈闹。”小张低下头腼腆地笑了笑，“刚开始我爸妈还有意见，后来我一怀孕，他们也没办法了。”

小张和丈夫租住在郊区一间平房里，房租300元，冬天没有暖气，要生炉子，“打工的嘛，也不用住得太好。只要他对我好，怎么都行。”丈夫收入不太稳定，两个人每月生活费将近2000元，还要给家里寄五六百元。

外来务工人员如何教育子女 篇5

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工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原有的城市劳动力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工业需求，于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向城市，随之出现的是高房价、高支出以及城市教育的歧视政策将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 滞留在原籍。这是中国的特有现象，所以国际上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本人通过多年留守儿童教育的实践，积累了一部分经验，在此与大家共同分享。

目前中国的现象是农村还不太富裕，所以大多孩子家长选择把孩子寄托给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亲朋代管。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代管人大多是隔代教育，文化程度偏低，他们与孩子思想上缺乏沟通，无法对留守孩子思想上、学习上进行教育。监管孩子的祖辈们大多年老体弱，往往只负责孩子吃饱穿暖，不太过问孩子的学习成绩和思想动向，而且对留守孩子放任自流甚至娇纵溺爱，缺乏必要的家庭教育和督促，严重影响了留守孩子的健康成长和学习成绩的提高。

对于留守孩子的教育，外出务工的父母应充分重视，可以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

一、及时与监管人进行沟通。父母将孩子委托给监管人，并不是不管不问，只在经济上给予支持，相反，应和监管人一道，密切注意留守孩子的思想、行为，及时和监管人一起教育好孩子，培养孩子自信、自立、自强的性格，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加强思想修养。

二、多与留守孩子的老师交流。外出务工父母要和留守孩子的班主任、任课教师密切联系，共同探讨教育孩子的方法，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思想和学习状况，特别是让老师多给予孩子关心和爱护，让孩子有一种父母虽不在身边，却仍能得到父母之爱的感觉，以免孩子失控了，才发现问题，为时已晚。

三、多和留守孩子进行思想交流。外出务工父母可以用电脑、电话等现代通讯工具与孩子多交流；还要经常给孩子买一些有益的图书，通过积极向上的书籍来教育和影响孩子。朋友、同事或亲戚回去的，给孩子带点礼物，代问候一下孩子，使子女感到温暖。

四，条件允许的可给孩子选择稍好的寄宿制学校。这样的好处是老师与家长大多是同龄人，家长可将部分代管义务转嫁给学校老师或班主任，现在内地大多寄宿制学校从孩子的吃饭、睡觉、上课、上学、回家等均有老师负责，消除了孩子安全隐患。

五利用寒暑假将孩子接到身边生活，借以弥补亲情的缺失。1，可将孩子领导车间看一看，让他们感受一下，父母的坚辛，从而激发他们对学习的兴趣。2，利用节假日或不加班的时间领孩子到街上转一转，使他们懂得如何过马路，如何购物，如何乘车等，以提高他们的城市生活技能。3，漫长的寒暑假，父母还要上班，那么如何为孩子选择一个较好的培训机构，让孩子也感受一下城市的良好教育是很多家长的心愿。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因此在为孩子选择辅导班时要多考察，那怕牺牲一点工作时间，看培训机构不能

只盯着大牌子以及老牌子，一定要看这个学校的实力及你孩子要去班级教师的水平，大学生啥都会但啥都不精，老教师知识专业扎实，但过老的教师又不会操作现代教学设备。因此选择有一定教龄但又不太年老的教师是各位家长的理想选择。再者选择辅导班不能收费太高但也不能太低，太高对于我们外来务工人员经济上难以承受，太低的辅导班一定有他低的道理，要么师资、场地不行，要么是一师多科的家庭辅导班。正规的辅导班一定有它自己一套从教学、卫生、安全、教师管理、学生管理等制度。

外来务工人员问卷调查 篇6

A 女B 男您的年龄

A 15-25B 25-35C 35-45D45以上您的职业您的学历

A 小学以下 B 初中C 高中D 高中以上您认为外来人员与本地人相比，最不公平的是

A子女上学B看病C社会保障D收入工作时间

A 8小时以内B 8-10小时，C 10小时以上您目前的月收入

A 1000以下 B 1000-1500C 1500-2000D 2000-2500 E3000以上 8 您觉得您的工资水平同城里的人比起来算是

A 很低B 比较低C 还行D 比较高企业工厂是否对你们进行了一定的培训学习

A 有,次数很多B 有,但是次数很少C 没有老板有拖欠你们工资吗

A 一直都有B 以前有,现在没有了C 没有用人单位是否会跟你签定劳动合同

A不会B不会主动,除非你提出C 会D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12 用人单位是否给你们进行工伤保险

A 有B没有C 没想过这个问题对自己的居住地满意程度

A 非常满意B满意C凑合D不满意E极度不满生病选择如何治疗

A正规大医院B小诊所C自己买药吃D忍住，托一阵子看看 16知道什么是职业病么

A知道B知道一点C不知道D完全没听说过这个概念 17有没有购买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

A有B没有C没听说过这个事情

18您认为外来工最需要当地政府提供哪些帮助?(可填二项)

外来务工人员慰问信 篇7

1 外来务工人员职业卫生服务存在问题

1.1 职业病呈现高发状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市场主体(企业)成为一个个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一些企业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乡镇企业及私人企业生产工艺落后、作业环境差,个人防护简陋或无防护,无意或有意地忽视改善劳动条件的投资,忽视对劳动者健康的保护。加上劳动者自我防护意识差,职工对有毒有害作业危害缺乏认识,对职业病危害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使职业病呈现高发状态[6]。由于人员的流动性较大、企业倒闭等原因,造成患职业病后无法取证、无人管理的局面。李丽霞报告的85例尘肺病患者均为外来务工人员,接尘工龄和发病年龄明显低于有关资料报道[7]。外来务工人员职业健康隐患较多,已成为职业病高危人群[8]。

1.2 外来务工人员职业卫生知识知晓率低

外来务工人员以青壮年为主,具有整体文化程度低、职业不稳定性和多样性、缺乏劳动保障、交流存在障碍、存在歧视现象、基本生活条件极差等社会学特征。同时存在低水平的健康知识、健康行为不良、健康参与意识薄弱、卫生服务公平性差、儿童健康问题突出等健康问题[9]。职业卫生意识知晓率低:包括职业健康监护意识、劳动者享有的职业卫生权力、有毒有害作业对人体的影响、职业损伤等方面认知水平很差[10]。

1.3 职业健康监护和职业卫生防护措施不到位

很多企业对作业工人未按有关法律要求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有害作业工人职业性健康检查受检率较低。外来务工人员的岗前体检比例相对较高,但无针对性职业健康检查。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较少,离岗时和离岗后职业健康检查就更少。个别企业竟无人进行健康检查。有的企业未按要求设置专门的职业病防治管理机构,配置卫生专业人员,配备卫生防护用品;未建立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度,对职业性危害建设项目未开展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工作。职业健康监护企业受检率国有企业>三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部分工作场所存在职业危害但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超时劳动。可见,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已颁布实施4年余,但用人单位依法经营情况不容乐观,而且外来务工人员依法维权能力较低。

2 对策

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卫生服务还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针对以上现象,我们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2.1 建立健全工伤、医疗保险的制度,保障流动人口享受公平、合法权益 WHO

在“2000 年世界卫生报告卫生体系改善表现”中明确提出:良好的卫生服务体系,不仅要确保人群卫生与健康的良好状态,而且还要保障所提供卫生服务的公平性[11]。而当人在一个地方预计驻留的时间很短时,他们通常没有什么动力去投资于任何基于地域或企业的医疗保险,甚至不愿意在日常生活中为自身的健康和安全投资[12]。数千万的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已被“用来”推动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忍受着二等公民的待遇,忍耐着没有权利、没有社会保护和不享有社会服务的非正式就业。当流动人口在城里得了重病、出了事故,或出现了其他需要照看的情况时(包括年老、妊娠、生子),为了避开城市里的高昂生活费和医疗费,他们往往会回到农村去寻求家庭的支持[13,14]。这就是说,在根本上,中国的农村在向城市“输出”健康,却在“回收”不健康。外来工人作为城市公共卫生服务系统的“外人”,绝大部分没有医疗和工伤保险,更是加重了职业病和工伤的后果。这些已经促成了全面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规定和有关工伤保险的新立法[15]。

2002年的《工作安全法》和《预防和治愈职业病法》规定了雇主必须采用的职业安全健康制度和措施以保证所有员工都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令高危行业(比如矿业和建筑业)要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工伤保险。职业健康检查费用同样归入医疗保险中,让流动人口充分享受到5大类的职业健康检查。

2.2 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保障职业病诊断的顺利进行

实行 “四位一体”管理服务模式,即在原有公安、劳动、计生“三位一体”的流动人口管理方式基础上,增加公共卫生管理与服务内容,将外来务工人员公共卫生服务纳入城乡社区卫生服务范围,使外来务工人员能享受到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卫生服务[16]。流动人口的职业病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流动人口的职业病待遇涉及到职业病诊断的全部过程,诊断初始的职业史获得、职业病观察费用和诊断费用、职业史调查费用、职业病治疗费用、职业病工伤遇等等。要解决上述问题,不是一个卫生部门、一个医院、一个医生所能办到的,涉及到企业、劳动部门、卫生部门、安监部门、法律部门、法律部门甚至公安部门,这需要各个部门之间互相协调。

2.3 设立职业病基金,保障流动人口职业病待遇

设立职业病基金。外来务工人员一旦被诊断出职业病,自己是不可能出钱,企业也不可能,那只能靠税收来解决。探索建立职业病防治基金的适用模式,用于没有单位承担责任的、或责任单位没有履行义务能力的职业病人的救助,并建立健全对职业病人的司法救济机制和法律援助制度。现在我们运用的工伤保险制度,只有产生了劳动关系才能有赔偿。但是有的中小企业,说不定到农民工鉴定出来的时候已经破产,所以我们要积极探索工伤补偿与工伤预防、工伤康复相结合的职业病基金,优先建立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将农民工的基本职业卫生保健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结合的可行模式。有关职业病的诊断治疗费用应给予全部补偿,让流动人口所患职业病得到及时诊治。

2.4 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体系,加强职业病防治队伍建设

2005 年底,卫生部办公厅对我国的职业病技术服务机构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发现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就是有少数技术服务机构依法执业意识还很淡薄;有些机构的个别专业技术人员对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的学习理解还不够。另外就是各职业病技术服务机构在机构建设方面发展不平衡,质量管理水平有待提高。部分机构的采样设备数量不足,不能满足评价工作的需要;不少机构存在实验室检测报告、原始记录和仪器使用、维护、检定记录信息量不足的问题。

在国家、省、市、县、乡5级职业病防治网络中,县乡力量最为薄弱,而他们却要面对众多乡镇、个体、私营和民营等职业病危害严重的中小企业。应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的基本职业病防治能力建设,实现基本职业卫生服务与初级卫生保健的结合,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具备职业卫生知识宣传和咨询能力。只有通过乡、村宣传、引导和指导,才提高流动人口职业健康风险意识等[17]。

2.5 加强流动人口的职业健康教育,提高职业健康风险认知

用今后的健康来换取眼前利益的“吃青春饭”行为在流动人口中极为普遍,这会给这一人群日后长期的健康造成巨大隐患。社区医院是农民工就医选择最多的医院,健康指导和定期检查是农民工最希望获得的医疗保健服务。农民工门诊需求量较低,他们真正畏惧的是因病致贫的大额费用的住院医疗。

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只有转变传统的健康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卫生保健服务需求不足的问题。应充分利用社区医院的优势,加快和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同时应针对城市流动人口进行健康指导和定期检查,为他们提供更优质价廉、方便周到的全面服务。针对城市外来劳动力文化水平较低的实际,充分利用板报、宣传栏、广播、电视等设施,以通俗的语言、漫画、小册子等形式进行宣传。对城市外来流动人员用工单位(建筑、工厂、市场、服务行业)进行健康教育培训。社区要开辟针对流动人职业卫生保健的宣传栏,针对流动人口定期开展卫生保健知识讲座,将流动人职业卫生保健知识的知晓率纳入社区健康教育考核指标。积极探索在流动人口中培养宣传员、信息员和保健员,发挥流动人口自我保健管理和自我教育的功能[18]。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语感的培养 篇8

【关键词】语感语感的培养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叶圣陶先生认为：“对于语言文字灵敏的感觉，通常叫做语感。”“语言文字的训练，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训练语感，就是对语言文字锐敏的感觉。”吕叔湘先生也认为：“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语感能力。”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稿）中提出：“语文课程还应考虑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对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学生思维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在教学中尤其要重视培养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的能力。”

可见，语文能力的核心是语感。对学生加强语感培养，不仅对于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形成，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它直接影响语文教学的质量和学生语言感受能力的形成。

一、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语感缺失的原因

首先，教师的语文素养缺乏示范性。“语感培养”是语文教学高境界的追求，要求老师有较高的语感素养。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小学阶段大多就读于办学条件比较差的私立小学，任教老师的语文素养普遍不高。他们对于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往往缺少关注和培养，对于学生语文学习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够重视，久而久之，学生的语感能力弱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次，语文课堂教学不重视语感的培养。语文课堂教学普遍比较沉闷，存在“四重四轻”现象，即重知识轻能力，重任务轻目标，重问答轻朗读，重书面作业轻语言表达，在作业过程中又重布置轻订正。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由于语文基础相对比较薄弱，语言表达能力相对也比较欠缺，自信心也欠强，再加上接近青春期的孩子本身也不像小学生那样喜欢表现自己，因此，课堂上大多不大愿意发言。教师一旦对这种现象不加改善，听之任之的话，到最后就会演变成老师的“一言堂”。“语感培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样，长期的沉闷的课堂会弱化学生语言的表达，影响学生语感的养成。

再次，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课外阅读量少。由于受经济条件、意识形态及思维习惯的影响，这些家长往往把孩子送到学校就万事大吉了，因此往往除了课本和练习册，这些孩子不再有其他的课外书，更别说名著了。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些孩子“腹中诗书少”，长期缺乏课外阅读的滋养，“语感”这棵树就长得弱小枯萎。

初中阶段，正是培养学生语感的最佳时期，因为这些孩子思想上比小学生更成熟，有了培养语感的基础。如果不好好培养他们的语感，他们将会失去语文素养培养的最佳时期。

二、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语感的培养

（一） 教师要加强“语文教学思想的改造”

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应贯穿于语文教学的整个过程之中。毛光伟在《语感──语文教学的支点》一文中提到：“语感的培养不是教学方法的更新创造，也不是教学模式，而是对影响人们多年的通过语言知识传授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说话写作的旧‘语文教学思想的改造。”

所以，教师首先要重视语感教学，课堂语言力求做到准确、简洁、形象、生动，给学生以示范性；同时要敏锐地捕捉学生语言中的问题和不足，给予及时有效的反馈和指导。其次阅读教学中要增加学生的语言实践机会，启发学生独立阅读，动手、动口、动脑，增强学生语言的感知力。最后要加强学生语言和思维的训练。语言是思维的直接体现，进行语言和思维训练首先要进行正确地朗读课文和理解语音语义的训练，这是培养语感的最基本的训练。

（二） 引导学生在阅读中丰富语感

1. 在朗读中感受语感。朗读是感受语言、培养语感的最直接手段，它犹如一条潺潺流动的河流，使语感源源不息地生成。通过朗读可以把文字转化为声音，调动多种感官参与到学习过程当中。首先要注重教师的示范朗读。其次要重视朗读技巧的教学，注意语音轻重、停顿、语气、语速和语调，做到准确地表达情节的内涵和人物的情感。再次要进行多种形式的朗读练习。根据文章的基调和情感特点，选择不同的朗读方法，把自己的感情与作者的感情尽可能融为一体，使作者的情感、优美的意境浸润到自己的内心深处，从而激起情感的共鸣，使进语感的培养和提高，同时也加深对文章的理解。

2. 在品读中习得语感。（1） 熟读精思，在理解中领悟。学生理解文本的过程是语言推敲、体悟、内省的言语实践过程，教材中那些经典的作品，其语言都是经过作者精雕细琢的。教师只有切实引导学生在语言文字的品读上下功夫，特别是抓住作品中那些重点的、关键的精美词句，进行揣摩、比较、欣赏，学生的语感才能得到有效的培养。

（2） 物我交融，在想象中感悟。没有想象就没有深切的感悟。教学中，教师要帮助学生“于有字处想无字文”，走进作品所描述的具体形象的世界中，运用形象思维去感受语言文字的意蕴和情感，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在思维、想象、情感等心智活动的参与下对语言材料的内涵及语言组织形式达到深刻的把握。

3. 在诵读中提升语感。“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讲的就是诵读的效果。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诵读中语调、节奏、语流反复刺激，便在学习者特定的精神上留下“声音映像”，这种内在的映像遇到外界的刺激，熟悉的语言流便自然而然地从记忆中溢出。所以诵读能激发语感，积累语感。

中国古典诗词的韵脚、韵律，流淌着音乐的旋律美，最适宜诵读。为了增强学生的诗书气，我和学生约定，每日“同背一首诗”。这些诗从熟悉的选起，逐步增加新诗。练习背诵的时候，教给学生诵读的技巧，先让学生在诗句中找出音调的高低、音量的大小、声音的强弱、速度的快慢、句子的停顿等等，做上不同的记号，再进行诵读，从中感悟诗歌优美的语言、节奏。就这样读着、背着，学生慢慢就喜欢上了背诵，再也不把背诵当成一种负担，而是当成了一种乐趣。

4. 在课外阅读中积累语感。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课外阅读量不足的问题，在教学中，我开展和学生“共读一本书”活动。我先提供一些名著的书目，让学生选派代表找到这些书先浏览，由他们向大家汇报浏览之后的感受，确定意向。然后确定本学期的读书内容，大家自由阅读，撰写读书笔记，班级里定期组织交流。对于家里条件比较困难的学生，我尽量通过各种途径为他们借书，或者同桌轮流阅读。一段时间下来，学生的积累明显丰厚起来，开始有书卷气了。

（三） 帮助学生在听说中发展语感

“听话是凭借语言、理解说话者所讲的意思。听的言语活动不是机械、被动地接受和简单重复反映信息，而是积极主动思考，重组语言材料，创造性地理解和接受信息的过程。”可见，“听”是接收信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说”是发送信息最常用的手段，“听”和“说”也是培养语感的重要途径。

要在听说中发展学生的语感，首先要在课堂中创设学生会听、敢说的民主、和谐、愉悦、信任的教学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的个性潜能得到释放，生活积累被充分激活，思维处于积极紧张的状态，愿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自信心得到建立，主动地参与学习，有助于语感的培养。

教学中，我经常利用碎片时间，开展听说练习。如“每日一句”“每周一读”。要求学生每天到校后跟同桌说一句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或想到的话，可以是新闻、趣事，也可以是随感、联想。要求声音响亮，句子说完整，表达一个清楚的意思。在每周的班队活动课前五分钟，由轮到的小组负责向大家读一段名人名言或经典段落，进行美文欣赏。其他同学听了以后谈听后感，讲讲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学生在听的过程中接收完整、优美的语言，经过大脑的加工后，对听到的美文进行评价，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学生对这样的听说练习兴趣比较浓厚，经常地进行这样的练习，学生慢慢地就变得敢说、想说、能说了，语感能力果然也得到了较快的提高。

（四） 指导学生在写作中锤炼语感

积累如吸气，运用如吐气，吸的气越充盈，吐出的气才会越绵长。积累很重要，但光有积累还不够，还要对积累的语文素材进行吸收、加工、运用，引导他们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展开合理的想象，对语言材料进行重组、品评、鉴赏，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所以，教学中还应该做到以说促写锤炼语感。这是语感培养的高级层次。教学中我经常采用的写作方式是摘写、仿写、改写、扩写、续写。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分析 篇9

提要 “民工潮”作为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的趋势，已渐渐为人们所接受。上世纪90年代后，第二轮“城市移民”呈现出新的发展动向，流动人口外出打工日渐出现“家庭化”趋势，从而使得流动子女的教育问题已成为流动大军涌入城市后日益突出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结合对北京、上海、浙江（杭州）三地的流动子女受教育的调查问卷，对流动子女的教育状况作出具体分析，最后从教育观念、政府、社会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

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存在的问题

（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状况。由于受种种因素的限制，目前外来务工人口子女就学的方式，主要是在正常缴纳借读费后进入市区公立学校；进入收费较贵的政府批准的私学校；在非法或不合格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据调查，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在公办小学和民工子女学校入学的小学生人数主要集中在城郊结合部，如上海浦东新区民工子女学校有1.4万余人，在公立中学借读的共2.86万人；闵行区民工子女学校有1.6万人，加上在公办中学借读的共有2.22万人；宝山区、嘉定区民工子女学校分别有2.56万人和1.13万人。市中心区和远郊人数较少。目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难问题，主要原因还在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即基础教育由县、乡财政管理的教育体制。由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担，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因为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所以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1979年以后，我国的户籍制度依然对农民的身份、就业、教育、生活水平等起到钳制作用，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问题往往是受户籍制度、教育投入机制影响的结果。没有城市户籍或是离开户籍所在地的适龄儿童，在所居城市很难得到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外地务工的流动人口在农村交纳教育附加费，在城市打工也缴纳工商税、暂住费等费用，他们负担了城乡的双重费用，但他们的子女上学，却仍然要另外缴纳很高的费用而且得不到应有的服务，这种状况不利于民工子女入学接受应有的教育。

(二)一些公办学校相对高额的借读费、赞助费以及学杂费是低收入家庭外来务工子女就学的一道门槛。部分家长不愿让孩子在公办学校就读，一是民工学校收费低。如在杭州，民办学校每学期收费600元（以小学为例），公办学校按杭州市收费标准每位学生每学期收取300元的借读费，在北京甚至达到600元。在杭州调查发现，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公立学校的收费表面上是按《杭州市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暂行办法》收取，但实际上，学校仍以各种原因“强迫”家长以自愿奉献的名义缴纳上万元的教育基金。二是民工学校收费方式比较灵活，允许学生按月或按季度交费。三是民工学校的招生条件宽松，面向全社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办理手续简单，公办学校招生原则，往往先满足本地生源，才会考虑外来民工子女。其次，公办学校在入学办理手续上要求民工子女要持有流入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证明、暂住证、健康证等一系列证明，往往使得想让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家长奔波、折腾一番，有时还需要走“后门”，拉关系，这让当初到城市务工人员无所适从，同时也滋生公办学校一些单位部门的腐败。

按照杭州市划定的市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很多有两个孩子的外来人口家庭基本上生活在城市贫困线以下。他们对子女教育的选择，一如他们选择质次

价低的生活用品一样，很自然地选择教育水平虽低但收费低廉的打工子弟学校甚至让孩子辍学。据报载，截止2001年5月份北京的20万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中，小学阶段的入学率为90％，初中阶段为20％，有相当数量人口面临着就学那难但没有质量保障的尴尬境地。

（三）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公办学校受到歧视。有的公办学校的借读生不能参加三好学生评比，有的活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无法积极参与，从而造成他们在学校成为被冷落的对象，逐渐形成一种自卑的心理。因此有的家长担心孩子到公办学校受到歧视，而宁可选择学校没保障的民工学校。据在杭州学校外地生与本地生关系问件调查发现，在对于“你平时更喜欢和哪些同学一起玩”这个问题的回答，回答更喜欢和杭州本地同学一起玩的比例为0，回答更喜欢同外地生一起玩的有49.21％，认为都一样的占4.21％。寻究其原因，虽存在方言的阻碍，而更多的是在本地与外地、市民与民工阶层的划分。从而造成本地与外地学生交往的鸿沟，也使得更多的流动人口子女认为城里人瞧不起他们，甚至产生了逆反心理。因此，接收学校如何使外地学生和本地学生和睦相处，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

（四）民工子弟学校为外来民工子弟就学提供了便利，但存在的问题不能忽视。民工子弟学校发展快，分布散，不均衡。据2001年5月下旬上海各区县教育局统计，目前在沪工有民工子女学校519所，在校学生约12万人，分布在卢湾、黄浦以外的17个区县，其中民工子女学校有50所以上，在宝山、闵行、嘉定三个区，共有学生52000名，占总人数的43.2％。

办学条件不符合要求。根据各地区县教育局自查和2001年5月教委检查的结果，除少数租用空置校舍的民工子女学校的教学设施和环境尚可外。如浙江杭州明珠实验学校为首的5所民工子弟学校，其余以简屋、民宅、厂房作为教育的居多，办学条件多数不符合要求。北京丰台区共有民工子弟学校52所，其设立和办学均未经过丰台区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在从北京、上海、杭州调查数据得知，这些民工子弟学校的举办者很少是本地长住户口，大多数是外地人员，其文化程度多为初、高中毕业，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其中学校的教师情况普遍是“半路出家”，65％没有教师经验，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其流动性很大，劳资矛盾明显。民工子弟学校因办学条件的诸多原因，学校的卫生状况和免疫预防工作差，缺少严格的卫生检查，学生事物中毒时有发生，并且学校里的设施、交通工具等也普遍存在安全事故隐患。就其中火灾隐患一项，据上海市消防部门去年4—5月对506所民工子弟学校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这些学校普遍存在安全通道不畅，无疏散标志，消防设施严重不足等火灾隐患。

民工子弟学校内部管理问题众多。民工子弟学校内部组织结构简单，在许多方面权责不分，尤其是财务管理体制不完善；民工子弟学校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地位，学校的权利不能在法律上得以承认和有效保障，学校的存在及其对内对外的各种关系很容易受到国家或当地政府相关经济、文化、教育政策影响，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之中，动迁对学校来说是家常便饭；民工子弟学校现在也已开始激烈的竞争，影响学校竞争实力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并不是学校办学质量与办学特色，而在于学校所处的地段，取决于学校附近是否有集中的民工聚居点，是否有大量的学龄儿童存在，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学校办学质量的提高和外来民工子女接受良好的义务教育。

（五）教育行政部门之间的管理衔接和法律法规亟需协调、完善。目前，我国教育行政部门之间在面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上的管理，出现了流入地的教育部门基本不管理，流出地教育行政部门难以管理的现象。在上海，除安徽寿县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有专门在沪负责联系民工子女办学情况外，其他各地都没有专人负责。为此，曾发生过两所学校为抢生源而降低收费现象。检查中还发现，有一个学校承办人兼了6所学校校长。由于体制、机制等问题，市、区、县教育局只能进行简单的日常管理，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扶植，涉及到经费、校舍、交通、消防、安全等难以管理。由于外来人口流入情况难以预测，所以区县教育局无法制定办学计划。

而对于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受教育问题的法律法规上，虽然早在1996年国家教委就提出解决流动儿童、少年的就学措施，国家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要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流出地和流入地政府为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创造条件，但对解决此类问题的法律责任、社会责任未作出明确界定。1998年，原国家教委制定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中没有强制的具体操作内容，而其具体的政策要求由各地自己制定，没有明确流入地的学校对于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责任和义务及具体收费；没能从法律法规层次上对兴起的民工子弟学校的地位、权利加以确认。再者由于，无论是流出地还是流入地政府大都对此保持低调，除了经费问题外，还有管理协调上的问题。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减少外来子女教育的经费投入，从而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门槛；或者忽视未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现状，片面追求功绩效应，追求小班化教育，没能协调好空闲的公办教育资源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创造条件。此外，一些领导部门认为民工子弟学校这一现象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不会持续太久，可任其自然消亡，从而出现了一批具有严重隐患和教育问题的民工子弟学校，威胁到外来流动子女受教育质量。

（六）国家教育投资少而分配不均。从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4.842％，我国仅为2.3％，远远低于平均值，加上因投入体制和环节的问题产生的消耗，真正落实到教育之中的经费就更为有限了，这说明了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水平是明显偏低。而在这有限的教育经费中，中央政府财政拨款过多用于高等教育，对义务教育投资不够，高教经费总量中80％来自政府，而义务教育中只有60％来自政府。

同时，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教育投入差距呈拉大之势。1995年，这一比例扩大到1：0.50：0.36，此后呈加大趋势。再者，我国教育政策以城市社会和居民为出发点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无视城乡差距；以传统的中央为主，忽视地方的资源配置模式，造成教育经费分配不公；以及现实存在的阶层差距拉大引致的教育不公等因素影响。对于收入不高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多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中相对欠发达的区、县（城乡结合部），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在我国义务教育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情况下，加上各种因素影响造成的教育经费分配不公，仅靠这些并不宽裕地区的教育经费来承担非本地区的儿童少年义务教育费用，就显得勉为其难。

二、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的建议

（一）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的重要意义。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的权利。义务教育是强迫教育也是国民教育，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义务教育也是国家行为，政府有责任负担起提供

有利于儿童入学的各种条件及机会。在目前旧体制无法适应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国家必须自动负担及统筹全民义务教育的责任。可以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持久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注重实效，并具有一定声势的宣传活动，使《义务教育法》和《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家喻户晓，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意义深入人心。特别要注重向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宣传，增强有关部门对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的重视，同时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宣传争取他们对义务教育的重视，自己维护儿童少年的受教育权利。

（二）强化流入地政府的作用，在政府领导下，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齐抓共管。解决流动儿童、少年就学问题涉及面广，仅靠教育部门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而在我国，义务教育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所以需要强化流入地政府牵头，教育、公安，工商、财政、计划生育等部门通力合作的专门管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机构，统筹协调，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转学、学籍、考评等工作的管理，督促各级各类学校抓好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工作，平等对待、处理好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公办学校存在的现象。

（三）充分挖掘公办学校现有资源，以全日制中小学借读为主，多种形式办学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义务教育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借读收费标准并降低收费，明文规定取消赞助费和其他不合理费用，简化借读手续，鼓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近在公办学校就读，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予以免或部分免除学费和学杂费。从单一的办学体制转变为多种办学体制，由以国家办学为主体过渡到提倡社会办学，并以政府投资单一化向政府、社会、个人投资的多渠道发展。也可采用中外合资办学形式，引进国外资金和设备，提高教学质量。浙江杭州明珠实验学校就是采取了政府、企业、社会三结合的投资模式，不仅为学校的办学提供了物质保证，而且在教育工作也收到了三方面的扶持和关心。以其优良的硬件设施，雄厚的师资力量成为了杭州以至全国及全国同类学校的领头羊。同时要协调各学校的教学资源，互通有无，以较强学校扶持那些教学资源薄弱的学校；也可利用国内高等院校丰富的教学资源，与民工学校建立纽带，采取成立相应的青年志愿者试点工程等方式。

（四）按照“疏”、“堵”、“导”、“督”等原则规范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疏”——挖掘公办学校接受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潜力，向公办学校分流。“堵”——对存在严重隐患和教学问题的民工子弟学校坚决予以取缔，并为原在校学生及时疏导，加大力度打击以办学骗取钱财的罪犯。“导”——调动乡、村积极性，鼓励其作为社会力量办学主体，对办学效益高，社会信誉好，具有一定办学条件的民办学校予以引导，支持，使其达标并鼓励此类学校扩大规模，形成品牌，使他们走上良性循环，自我发展的轨道。“督”——规范民工子弟学校，应该规定这些学校的办学标准，对办学者和教育的素质、教学质量、教学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五）不断完善现有的政策、法规。自1995年《教育法》的颁布使我国的教育法制建设步入正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当前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在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泛行政化的倾向，一个以法治教的新局面正在逐步形成，而对于由于民工潮带来的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及相应产生的民工子弟学校，他们在行政与法制两者存在着空白，既得不到政府支持，也无法获得法律上的保障，要求建立一系列相应的民工子女教育的法律法规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