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工作汇报

城市社区治理工作汇报（共8篇）

城市社区治理工作汇报 篇1

根据调研组要求，现将__街道深化城市社区治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__街道是我县城区建设“南拓东进”的重点规划区域，是由原__社区和原明安社区整建制划分而来，下辖新安、经山、明安和铁东4个社区，共有11742户、22396人。近年来，__街道坚持把深化社区治理工作作为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建幸福社区的重点工作来抓，通过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等手段，初步形成了共建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区治理工作格局。

一、主要工作情况

(一)加强党组织领导，凝心聚力

一是层层落实责任。始终强化街道党工委是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按照党工委书记负总责、分管领导抓落实、专兼职人员具体干的工作模式，班子成员下片包保社区，围绕基层治理工作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工作。二是加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抓好小微企业联合会和社会组织联合会建设、全面推行“五长制”，加强网格化管理，实行定区域、定人员、定职责。街道党工委书记担任街长，负责辖区内所有街道;各社区党委书记任路长，负责社区内所有路段;网格长由社区“两委”成员担任，由辖区在职、退休党员和居民担任楼栋长和单元长。截止目前，__街道共设有32个网格长，154个楼栋长，695个单元长。二是建设党群服务中心和党群服务站，目前__街道共设由2个党群服务中心和2个党群服务站。

(二)发挥街道主导作用，健全治理体系。

一是加强党建联盟，实施“四项清单制”。以街道党工委为组织引领，全面统筹整合辖区行业、居民群众的可供资源、所需服务等信息进行梳理、汇总、对接，形成党建和服务需求清单、党建和服务资源清单、党建和服务项目清单、党建和服务责任清单“四项清单”。__街道自成立以来，紧密结合县级党政领导进社区、在职党员“双岗双责”、“红领岗”等工作，开展结对帮扶、化解矛盾、组织志愿服务等活动。加强城市基层党建联盟把街道党工委和各成员单位党组织工作力量拧成了“一股绳”，工作资源形成了“一盘棋”，携手共建、共同努力，开展共驻共建活动14次，党员群众参与联盟活动500余人次，共解决难办实事10次，推进社区建设及党建工作上台阶、上水平。二是提升社区队伍建设。借助街道社区改制的契机，共补选“两委”成员44人，增强服务功能。组织开展系统培训，采取挂职的方式，将一批年轻的社区干部选调到街道各办公室进行挂职锻炼，提升业务能力。结合各社区实际，实行绩效管理，最大限度调动社区工作者工作积极性。积极鼓励社区工作者考取社工师职业资格，提高社区工作者专业素质，提升服务能力。

(三)发挥基层作用，协同发展。

一是固本培元，强化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严格按照党章要求，规范党组织建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抓实党风廉政建设，及时通报违纪违法行为，定期开展谈心谈话活动。抓好“红领岗”建设，每周定期组织“红领岗”人员，走访企业，了解非公党建情况。将“解放思想再深入、全面振兴新突破”教育实践活动与街道社区各项工作深度融合。二是依托百站建设，服务辖区群众。根据辖区群众的不同需求将百站划分为“爱心类”、“医疗类”、“学习类”、“就业类”、“助老类”等十大类，在每个类别下设若干个服务站点，一个服务站点发展数名志愿者。在“百站”建设的同时，将代表分配到一些服务站点担任“站长”职务，充分发挥代表的职业优势和个人所长，使“百站”建设更好地服务辖区群众。三是积极打造社区“123”服务。“1”开展“个十百千万”积分行动，其中“个”是“个十百千万”积分行动，打造服务民生的党建工作品牌;“十”是建立壮大十个社区组织;“百”是号召百名在职党员干部在社区组织中任职;“千”是发展千名社区志愿者;“万”是服务万名群众。“2”是搭建在职党员履职服务平台和居民自治平台两个平台，拓展联系服务群众新领域。“3”是构建三个“志愿者+”服务体系，切实解决民生实事。四是街道党组织引导和规范物业管理，推动“红色物业”全覆盖。加强对现有物业公司党支部的党建引领作用，做好物业公司和百姓之间的沟通，共同解决服务难题。

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两委委员”素质亟待提高

街道改制后，新社区“两委”委员，面对新时代社区治理的问题，不能完全独挡一面，此外干部交流培训的机会少。

(二)社区治理工作缺少足够的设施支持

由于街道改制，新组建社区的办公场所无法完全保障，依靠街道难以解决。

三、对策建议

一是突出党建引领，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强化培养教育管理，推动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和规范化;二是发挥党员作用，鼓励各单位发挥自身优势，组织本单位党员干部精准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一线。

城市社区治理工作汇报 篇2

社会治理创新,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又一场深刻变革, 也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 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 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发生深刻变动, 社会管理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必然抉择。社区是社会的根基,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 加快社区治理创新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珠三角是经济发达地区, 社会治理走在全国前列, 是社会治理的排头兵。结合珠三角城市社区治理实践, 总结创新经验, 深入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发展规律, 以推进社会治理的理论创新研究。

一、从“单位制”的解体看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 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一步,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我国在2012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关系, 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也随之紧跟。虽然30 多年来, 党和国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下了不少力, 如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 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村民直选村干部等等, 但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变化显得较为滞后。

改革开放以前, 由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志, 全民都被禁锢在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单位制”体制内, 人们的生活是和单位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单位分宿舍, 单位管职工的生老病死, 单位管教育, 单位管后勒, 单位管员工的一切。在一个单位内, 父辈相识, 子辈也在一起工作, 甚至三代同在一个国营企业工作也经常可见, 人们之间没有隐私可言, 单位既关心群众生活, 也管经济、管教育、管医疗……, 就是没有法人地位, 是政府的附属物, 买部电话, 买台汽车, 都要政府审批。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渐解体, 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单位”开始分化解体, 像原子核裂变一样, 爆裂分散, 又重新聚集。以前既管理经济又“一末带十杂、烧火代引伢”地管理所有社会事务的“单位”, 突然从社会剥离出来, 有了独立的法人地位, 这是从痛苦的转型中的裂变。这种痛苦不仅仅反映在单位, 也反映到单位的人:“失业、下岗、创业、致富……”从单位挣脱出来。走向社会, 社会服务和公共事务逐步市场化与社区化, 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下沉到社区, 社区治理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在这一变化过程中, 势必给政府提出了职能转变的艰难课题, 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 从“旧传统”到“现代化”, 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让渡权力, 实现善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 这是中共在新时期面临新问题、新风险情况下, 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举措。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核心, 也必然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有序推进的着力点。

二、从“居改社”后的角色两难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单位制”彻底解体, “社区制”逐步形成。“单位制”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事事有人管。“社区制”虽已成形, 但社区像花园, 人们来自四面八方, 需求多样, 诉求各异, 社区应该怎样治理, 却是崭新的课题。

社区是社会的根基,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1995 年开始, 民政部探索社区治理之路拉开帷幕, 却十几年难登大雅之堂, 一直没有大的进展, 原居民委员会合并了, 改成社区居委会, 换汤没换药, 居委会原班人马进入了社区居委会, 有了“正科级”的待遇。早期的社区居委会被赋予了很多行政管理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 成了政府的“嘴”和“腿”, 行政化倾向严重, 无暇履行法律赋予的组织居民实施社区自治的责任。随后发生的“议行分设”改革创制了社区工作站, 对社区居委会负责, 成为社区各项事务的治理主体, 但因保留了社区的旧有秩序和运行模式, 当然也重新陷入了自上而下的制度压力和自下而上的居民诉求之间的困局当中[1]。可见, 社区居委会面临着角色两难, 一方面, 作为国家政权的辅助组织, 有着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方式, 它必须接受政府任务;另一方面, 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有着独立自主的活动空间和功能领域, 它要致力于解决居民问题。

关于业主委员会和业主维权运动这一社会矛盾问题的凸现, 使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掀起了一股热潮, 社区自治组织成为了热词, 并对其寄予了厚望, 普遍认为其对于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社区居委会在这场运动中遭遇现实困境, “责任无限大, 权力无限小”, 在庞杂事务、角色两难中不可避免地效率低下, 其公信力与权威受到很大冲击。在广东, 大多珠三角城市业主维权事件频发, 越来越多的业主为了自身利益和社区发展行动起来, 行动方式也更多地从个别趋向联合, 这真实反映了社区自治, 昭示出社区治理的未来方向。

“社区”该怎么治理?广州、深圳、佛山、肇庆在政府的引导下都创造了不同的各有特色的治理模式。广州的养老模式、党建经验、深圳的社区工作站模式、顺德的街道不同特色的治理、南海的信息化治理、肇庆的“居家”养老模式的探索……社区志愿者的涌现, 社区工作者的培养, 社区警务室的建立, 社区扶贫工作的开展, 社区幼儿园、社区文化室, 社区文艺宣传队, 社区司法所, 社区心理辅导室、社区残疾人帮扶……一项项如雨后春笋在社区纷纷涌现。新的多元治理的结构也现出雏形。但是, 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依然严峻:社区治理的顶层设计思路?政府对社区治理的指导问题?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作用?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社区治理的结构、模式研究?如何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道路?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从理论到实践认真探索, 以促进社区治理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N个珠三角城市社区治理比较

广东珠江角是经济发达地区, 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地, 较早启动城市社区治理创新, 理论及实践成果不少, 为国家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其中, 广州南沙区[2]、深圳罗湖区[2]、佛山南海区[2]、珠海香洲区[3]等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在探索社区治理道路上各有特色, 亮点纷呈:

广州市南沙区围绕“协同善治、打造城乡社区服务一体化格局”的主题, 实验探索城乡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要素、质量体系、技术平台一体化的制度机制, 形成推进城乡社区一体化建设的路径和方法[2]。深圳市罗湖区围绕“深化社区居民自治”的主题, 实验探索社区居民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和制度机制, 形成深化社区居民自治的方法和途径[2]。该区“‘活化赋权’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创新经验获评“2014 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 成为全国唯一一家连续两年获奖的单位。罗湖区政府适度让权社区, 活化社区居委会, 以社区居民议事会为决策机制, 引导居民组织化地有序参与社区治理;强力推动社区治理法治化改革, 强化社区居委会资源配置, 为社区居委会释放自治空间[4]。佛山市南海区围绕“政府主导推动、三社发展互动、志愿团体互动, 创新城乡社区治理服务新机制”的主题, 实验探索城乡社区人才发展体系、治理运行体系、服务发展体系建设的模式和方法, 形成社区建设体系标准[2]。珠海市香洲区运用法治思维厘清政府与社区权责边界, 构建新型社区治理结构, 探索形成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互动模式[3]。

综观上述几个典型社区治理实践, 我们大致厘出了社区治理的创新思路与经验, 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一是一元管理向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变革。广州南沙区通过村 (居) 社区“一站一中心” (公共服务站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建设, 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村 (居) 委会、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治理的合作互动关系[5];深圳罗湖区党政社群社区共治的构建[6];佛山南海区以“政经分离”为突破口, 以社区服务为着力点, 深入开展“三社联动”实践探索工作[7], 政府走向与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相结合的多元化治理, 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 并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对政府的管理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同时也将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8];珠海香洲区正积极创建“社区+ 社工+ 社会组织+ 高校社团+社会力量”的“五社”联动模式[9], 同样体现了多元共治, 形成合力, 共同承担社区治理责任的创新思路。

二是自上而下到良性互动的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广州南沙区为理顺镇 (街) 管理体制机制推行 “一队三中心” (即综合执法队、政务服务中心、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和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的建设, 并在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立了由香港、新加坡资深社工介入的合作、管理、督导、评估机制[5];深圳罗湖区实施社区第一书记制度, 成立社区居民议事会,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区治理;佛山南海区实行“选聘分离”、推动“政社分开”, 建立社区参理事会议事的协商机制[7];珠海香洲区搭建“社区议事”协商体系, 并将借鉴澳门经验打造民主协商议事规则、区—镇街—社区三级联动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和“熟人社区”[10]。

三是推动居民参与社区自治。各社区通过制度建设、机制创新、构建平台、拓宽渠道等方式, 以提升社区自治活力。深圳罗湖区重视培养社区自治带头人, 推广应用借鉴罗伯特议事规则制定的“社区议事规则”[11], 建设“居民之家”和“议事广场”[12], 推进社区居民自治常态化;佛山南海区建成社区参理事会249个, 社区重大事项、重要决策必须经社区参理事会议事协商, 引导成立“街坊会”“邻里中心”等社区社会组织661 个, 开展自助互助服务。

四是完善社区服务, 推进服务改革创新。各社区服务逐步向多元化、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基本实现社区服务全覆盖, 并能结合当地实际推进服务创新。如广州南沙区注重社区服务品牌建设, 如东涌镇“新候鸟计划”、珠江街“家长导航”、南沙街“农村医务社工”、龙穴街“幸福传递工程”等[5];深圳建立社区基金会, 全面实施“民生微实事”项目, 提升民众“获得感”, 社区每年可申请200 万“民生微实事”经费用于社区群众关注度高、受益面广, 贴近居民、贴近生活, 群众热切希望解决的惠民项目[13]。

五是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珠三角城市社会组织总量逐年增加, 截至2014 年底, 广州、深圳、佛山社会组织各有5841、8241、4700 家, 同比增长率各为10.4%、17.8%、11.8%[14,15,16]。佛山现有3000 多名持证社工, 2014 年报考社工师的人数为8129 人, 是2013 年的4 倍, 报考人数为全省之冠[16]。各社区通过建设孵化培育基地[5,7,17,18], 给予开办补助、以奖代补形式对优秀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项目给予资金补助、举办社区服务洽谈会[7], 打造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平台[10]等等, 社会组织从无到有迅速发展 (见表1) , 社会服务能力和规范运作水平不断提升, 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投身社会服务等方面对社区治理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思考

珠三角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经过几年的探索, 成果斐然, 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社区治理经验。但由于各种原因, 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也反映出许多亟待解决和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多元共治模式构建后, 如何厘清各治理主体工作职责、促进达成主体间合作协同以实现善治?在双向互动的治理机制中如何理解矛盾同一性, 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基础是什么?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动力不足、活力缺乏的深层次原因?社区服务的反馈与评估机制创新问题?社区社会组织迅速增长景象过后如何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随着国家城镇化的深入发展,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社区人口的增加, 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变得非常有意义, 急待推进。当前,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正经历深刻变革, 种种问题的思考与解决, 需要从社区治理的实质、核心、关键及其发展规律去把握。

第一, 坚持人民群众利益的宗旨是社区治理的实质。社区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 有居民、党组织、政府机构、居委会、社会组织等, 各主体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功能定位, 因而必然产生主体间的博弈, 但矛盾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 并为同一性所制约, 各主体处于社区治理矛盾统一体中, 具体共同利益, 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社会契约论认为, 政府的权利来自于人们权利的让渡, 因而政府有义务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强调这是政府的义务和职能。在我国,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 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 政府利益与群众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 社区治理的实质在于维护与实现人民利益, 尊重群众意向, 由社区全体成员共享发展成果, 唯有此才能凝聚居民力量, 达到“善治”, 以推动社会进步。

第二, 居民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核心。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 (Ferdinand Tonnies) 于1887年出版的著作Community and Society中首先提出“社区”的概念, 他认为“社区”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的人群组合, 其核心涵义是参与, 让居民作为发展主体有效地介入到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实施、管理、监督和利益分享的全过程[19]。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比较普遍的现实问题是居民参与不足, 有文化、观念、制度、社会等多方面原因, 他们从“百姓- 居民- 公民”的变化发展的这一过程中, 需要文化环境与法治化根基的支撑。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 旧有的社会生活结构被打破, “街坊”、“邻里”关系被“火柴盒”式的楼房建筑所隔阂, 情感纽带日渐淡化, 他们在日益复杂矛盾凸现的社会面前茫然无措, 最终选择沉默、隐身、甚至冷漠。今年2 月6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 提出建立街区制, 体现了开放的发展理念, 封闭的小区和大院“开门”将有利于促进社区治理创新与发展。再者, 由于我国民主制度与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 使居民的诉求表达逐渐弱化, 表现为参与动力不足、活力缺乏。因而培育居民的参与自觉自信应是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完善法治则是应有之义。

第三, 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深化改革创新是社区治理的关键。社区去行政化问题是社区治理模式改革的内容, 是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实现社区居民民主自治的一种手段, 但社区治理离不开政府这一基本主体, 政府在社区治理中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宏观指导作用。目前, 许多城市社区治理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形成了一些地方经验, 有待于上升为理论, 为社区治理改革的“顶层设计”提供基础。同时, 城市社区治理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基础性和长远性工程, 要有“顶层设计”的战略性布局,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实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治理。

第四, 坚持从实际出发把握社区治理的发展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社区治理中最大最重要的实际就是居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切实解决居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当下社区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 既要坚持尊重差异、和而不同原则, 又要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既不能无原则的妥协, 也不可以简单粗暴地处理, 治理需要智慧与艺术。再者, 每一个社区的形成必定有其历史逻辑, 社区治理创新必须对当地 (本土) 的人文风俗地理环境等作全面的历史考察, 结合实际走出各具发展特色的治理道路。此外, 社区建设与发展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要注意稳步推进社区治理, 要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不能急于求成, 实现协同平衡发展。

五、结语

社会治理在中国虽然拉开了序幕, 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但是在这方面研究的帷幕也才刚刚拉开, 甚至有些滞后。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不能照搬西方的社会治理模式。加快推进社区治理研究, 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在实践上实现创新, 真正把社会治理创新推向前进,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之路, 是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

摘要：社会治理创新,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又一场深刻变革, 也是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这场变革中政府职能的转换、社区治理主体的构建、社会组织的发展、治理新模式的探索都至关重要,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之路, 这是本文的主旨。

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篇3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治理；三事分流

1、概述

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治理则是以该区域内行政区划为基础，区域内的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的公共事务的一项活动，社区治理更多体现的是社区范围内的不同主体依托各自资源所发挥的相互作用的一种模式。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多元化社区治理模式导致的治理效率低、服务专业水平落后、居民缺乏社区精神等问题也影响了城市的健康发展，因此，强化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研究，探索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是推动城市文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2、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城市社区是现代化所催发的传统整体性社会解体、分化的结果，是国家和社会出现二元分野的现代表征[1]。现代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有着较大差别，不同模式之间的区别主要取决于政府和社区之间的权能配置方式。从政府和社区之间权能关系的差别，可以将社区治理模式分为三种典型类型：传统型社区、协作型社区以及行政化社区。也有学者将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归纳为行政引导型（显著特征表现为政府组织是社区治理的主体，行政管理手段是主要治理方式）、自治型（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混合型（又叫合作型）、企业主导型（物业管理公司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的模式）[2]。

表1：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三种典型类型[3]

传统型社区协作型社区行政化社区

治理网络的扩展驻区单位NGO（业主委员会）社区工作站

NGO（业主委员会）

协作的主要形式非正式关系协商或协调协商

典型个案南京市苏州路社区

天津新村社区南京九龙新寓社区

上海华山社区深圳彩虹社区

2.1传统型社区治理模式。传统型的社区治理主要是由代表政府的社区居委会作为单一的治理主体，发挥着治理社区的角色功能，在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中的社区居委会既是贯彻上级政府（镇或区一级政府）的“代理人”，也是社区公民权利的“代言人”，另外，还发挥着社区公益性服务的“提供者”三重角色。在传统型的社区治理模式中，居民的参与性较小，业主委员会（甚至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功能基本得不到有效发挥，也不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

2.2协作型社区治理模式。在协作型社区治理模式中，社区党委（及其上一级政府）、业主委员会以及物业公司和社区NGO等主体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中，这些主体与社区居委会共同承担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责任。在协作型社区治理模式下的社区中会普遍成立若干个业主委员会，由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行使相关权利，并与社区居委会形成一个较为明确的分工，即业委会主“管物”，社委会主“管人”，此外，社区NGO也会积极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中来。但是，在协作型社区治理中，由于没有强制约束力，因此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难以仅仅依赖非正式关系完成，必须要借助协调或协商来实现。比如，一些社区中成立社区联席会议、社区党支部结对共建等协商组织，把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集合起来，实现集体行动。这一类的治理模式多见于新建的商品房以及社区居民公共精神较强社区。

2.3行政化社区治理模式。行政化社区与协作型社区治理模式较为接近，所不同的是行政化社区治理模式在社区构建一级政府，实行“居”、“社”分离，设立社区工作站（街道排出机构）来承担政府的相关职能，社区工作站人员属于事业单位或公务员编制。在行政化的社区治理模式中，社区工作站由于是政府的角色扮演者，拥有更多政府的公共财政和公共权利，在多元主体中的地位更加凸显。社区治理通常是由社区工作站组织社区党委、业委会、物业公司、相关NGO、驻区单位等共同参与，召开联席会议，协商一致解决。

总体而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在不断探索中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整个城市发展、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稳定器、推动者的角色。但，由于社区治理的行政化、多元化导致了治理效率较低，尤其是社会文明发展程度不断提高，社区治理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不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区冷漠症”，削弱了社区发展动力。

3、重庆市南岸区社区治理创新研究——“三事分流”

重庆市南岸区位于长江南岸，下辖8个街道、7个镇，人口65.1万人（2013年），近年来，在推动社区治理过程中，重庆市南岸区以基层议事协商制度为核心，探索开展“三事分流”工作法，统筹社区治理中的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切实提高居民社区自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014年，国家民政部把“三事分流”

表彰为“2014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2015年8月，南岸区被国家民政部确定为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3.1“三事分流”内容。“三事”即根据社区治理主体的职责权限，以及社区群众的诉求，把政府管理事项及公共服务纳入到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处理解决，是为“大事”，而村（居）公共事项及公益服务，由村（居）委会主导，并与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单位共同协商解决，是为“小事”；村（居）民个人事务和市场供需服务，则交由社区居民群众自行解决或寻求市场服务解决，是为“私事”。建立了“楼栋、小组、社区”三级议事、社区组织议事和“一事一议”机制，明确“三事清单”。其中，被认定为“大事”的居民诉求，则通过“三级服务中心”和“服务群众工作信息管理系统”，按照政府部门的职能职责层层提交相关部门兜底解决；被认定为“小事”的居民诉求，则通过村（居）委会召集利益主体居民民主协商，按照“一事一议”民主决策的原则予以解决；被认定属于“私事”的居民诉求，则引导居民自行解决或寻求市场途径解决。推动了社区治理的科学化水平。目前，南岸区已形成鼓楼湾社区议事亭、后堡社区议事长廊、王家沱社区三级议事会议室等比较成熟的居民议事模式，有效解决了社区居民反映的困难和问题，极大地提升了群众的满意度和社区的治理水平。

3.2“三事分流”社区治理创新意义。

南岸区实行“三事分流”从根本上明确了参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的权责边界，也精简了社区政务服务事项，推动职能归为，厘清了政府、社区组织以及居民个人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和职责，进一步增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实现了全区群众安全感、参与率、满意度不断提升，集访重访量不断下降。如南岸区南坪社区通过成立社区公共事务中心，把社区居委会的行政职能完全委托给社区公共事务中心，玻璃街道办强加给社区的行政职能，并由社区公共事务中心全盘负责公共行政事务的受理，并将所辖13个社区所承担的行政职能进行整合形成了“城市区级政府—街道—社区公共事务中心”的社区治理新体制，重新将社区居委会归位为居民自治组织的地位和功能，真正成为居民利益的“代言人”，提高了工作效率[4]，很好地解决了街道办、居委会之间的关系。

展望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也将层出不穷，快速变化的实践对社区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对于城市社区的治理研究大多建立在“社区”已经形成的基础上对业已存在的社区治理进行完善性研究，作为“社区”本身也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来说，不应忽视社区本身这种发展规律，就社区治理而言，既要加强对城市社区的治理研究，也需要对农村社区、“边缘社区”（介于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之间，如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社区等等）治理的规律性研究。

总的来说，由于社区本身情况复杂，给社区治理带来的挑战也越大，因此，首先要从对社区本身生存状态的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来，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社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新的理论指导[5]。

参考文献

[1]韩兴雨，孙其昂.现代化语境中城市社区治理转型之路[J]江苏社会科学，2012（1）：145-150

[2]张垚，叶帆把社区建设成和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综述[N]人民日报，2012/2/8

[3]魏姝.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类型化研究[J]南京大学学报，2008（4）：125-132

[4]杨和平.重庆市南坪社区“去行政化”案例分析[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13（3）：53-56

[5]张晨，王生坤，张欢.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治理问题研究评述[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0（2）：78-82

社区治理和服务效能工作汇报 篇4

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和服务效能，构建以党建为引领、以公共服务为依托、以“三社联动”为载体、以志愿者服务为补充的“四位一体”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支撑的社区服务体系，×社区从×年起加快推动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的联动服务机制建设，为居民提供更高效、更便捷的服务。

一、社区简介和建设情况

（一）社区简介。×市×区×社区位于×区×路中段，现在的×社区成立于×年。辖区东起×路，西至×路，南起×厂，北至×西路，总面积×平方公里。辖区服务单位为×重工，共有×个居民小区，×栋楼，×户，总人口约×万人。

（二）社区建设情况。自×年构建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工作站、综治办“四位一体”的社区治理新体制，推行以片区和楼栋为单元的“两级网格”社区治理新模式以来，社区的服务职能真正得到最大发挥，极大地提升了居民幸福指数。×年×月根据区委、区政府安排部署，提出建设×区“四位一体”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之后，×社区于×年×月完成了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化平台标准化建设，并新扩建×平方米社区用房，现社区总面积×平方米。

二、搭建信息化平台，实现职工居民双受益

（一）社区工作人员减负。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化平台标准化建设之前，×名社区工作人员中有×名专职负责计生、民政、组织等业务，全部从事窗口业务办理工作，办理事项以人工填报为主，办件量大、存档资料多、手工统计报表多。另外，这×名人员还肩负社区各居民楼院的网格长、安全巡查员、矛盾调解员等工作，日常工作繁重、压力较大。自×年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化平台标准建设后，社区建立了社会事务受理中心，受理窗口由原来的×人减至×人，提供“站岗式”服务，即通过设立便民驿站和×个业务岗位，实现“前台一口受理、后台分类办理、中心一流管理”，形成了新的工作模式，达到了“办事服务零距离、办事流程零障碍、办事过程零差错、办事对象零投诉”的目的，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工作误差，使社区工作人员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抽身，有更多精力参与“三社联动”和网格化工作，真正实现了人员减负，提升了社区治理服务能力。

（二）业务办结时间“瘦身”。×年×月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化平台正式运行以来，社区业务办理由原来的手工办理变为电子办理，办件与流转件比例由原来的×:×，上升为×:×，事项办理效率提高了×倍。以办理×岁以上老年人公交卡事项为例，社区每年需新办、年审老年公交卡约×张，之前，工作人员不仅要将老人的身份证号、联系电话、乘车卡号等内容手写填入自制表格中，还要一一汇总，平均耗时为×分钟/人次；现在，此项工作平均耗时减少至×分钟/人次，仅此一项工作，全年可节省×小时，大大提升了社区办事效率。截至目前，平台共受理业务总量为×件，其中民政事项×件，计生事项×项，人社事项×项，残联事项×项，居民信息采集量为×人。

（三）居民办事手续简化。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化平台建设后，社区充分利用高拍仪、网络等平台，为居民提供信息采集、在线查询、预约办事、系统自动匹配填表等特色服务，像系统设置的自动告知单，让居民清楚地知道是否符合办理要求、需要哪些手续等内容，真正做到了“让信息多跑路，让居民少跑腿”。在信息平台使用之前，如果居民来办理事务时资料没有带齐，有些事项就无法办理，甚至有的事项需要居民往返多次进行办理；而信息平台使用后，就算居民少带了部分材料，工作人员依然可以从系统中查找并调阅该居民的信息和材料，简化了办事流程，大大缩短了办结时间。

二、“三社联动”良性互动，服务居民零距离

（一）坚持社区正向引导，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为实现社区服务的优质化，×社区以社区正向引导和群众所想所需为依据，充分利用社区网格长、社工和志愿者，在广泛征求辖区居民群众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科学划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功能室，合理设置服务项目，设立了×等功能室，设立了×等服务项目，培育了×等特色服务项目，最大程度满足了居民群众多样化需求。今年，社区还开办了社区学堂，并将其与×讲习所有机融合，结合居民需求，开设了书画、舞蹈、瑜伽、模特、智能信息等×门课程，营造了浓厚的讲学氛围。2020年共开讲×余节，受益学员×余人，受到了居民的一致好评。

（二）强化社会组织对接，实现社区专业化服务。为了让社会组织能够在社区稳定开展工作，×社区成立了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中心以“引进社会组织，推动共治参与，创新社会治理，服务基层群众”为发展理念，先后引进×等×支社会组织，并聘用×社会组织中心的×名社工，引导其参与社区建设和服务工作，实现社区服务的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2020年，引导社会组织利用双休日、节假日等时间节点，针对双职工家庭、未成年人等不同群体，先后开展了“家风小课堂”“传统汉代礼仪系列活动”“小小主持人”“环保义集”“漂亮妈妈化妆术”“邻里邻外粽是情”等各种多彩服务活动×余次，受众×余人次，丰富了辖区居民业余文化生活，拉近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关系，促进了邻里关系友爱和谐，进一步提高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立足社区工作实际，发挥群众自主参与意识。×社区原有志愿者不足×人，在“三社联动”工作全面推进特别是社会组织进驻社区开展活动后，一大批老党员、退休职工踊跃参与社区活动，为社区志愿者队伍注入了近×名的“新鲜力量”。之前，这些志愿者并不了解社区工作，也不愿意参与社区活动，对志愿服务的内容和意义也一知半解，后来，通过参加社区学堂等主题活动，认可了社区的服务，也自觉加入到社区志愿者队伍中。在日常管理上，为了进一步增强居民参与意识，×每个功能室有×名志愿者分包管理，包含功能室活动的组织开展等，比如社区学堂，志愿者作为班长，参与课程安排、学员组织等管理运作中，也带动了更多的群众参与志愿服务。再比如，今年以来，×市开始实行退休人员养老资格认证网上申办，社区学堂开设的智能手机课教会了参与课程的居民使用手机认证，这些居民也自发地组成志愿者队伍，义务帮助那些还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认证的老邻居，通过这种“传、帮、带”的形式，在辖区内真正形成了“人人参与志愿服务”的良好氛围。

城市社区建设工作汇报 篇5

——双滦区创先争优活动以社区建设为载体取得突破

创先争优活动开展以来，双滦区委、区政府把“四有一创”加强城市社区建设作为“创先争优”活动的有效载体，牢固树立“城市发展社区是基础，和谐社会社区是关键”的工作理念，以 “3456”思路助推社区建设稳步推进，全力打造全省、全国一流社区，成效显著。国家民政部、河北省政府、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有关领导到双滦区考察调研社区建设情况后，对我区社区建设都给予高度评价。

三个明确、强化领导，建立社区建设联调共管机制，提供社区创先争优组织保障。

明确目标。双滦区先后两次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社区建设工作，切合实际的提出了“三步并为一步走，三年任务一年完”的总目标，并赴北京、天津、上海、黑龙江、吉林等地考察学习国内最先进的社区经验。明确组织领导。形成了区委书记亲自挂帅、组织部牵头抓总、政府各部门协动联调机制。成立了以常委组织部长为组长、区政府主管副区长为副组长，民政、规划、建设、财政等相关部门及街道、社区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和谐社区创建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各街道工委、办事处是社区建设的第一责任方，党政一把手是直接责任人。区民政局对街道和社区负有监管、协调和服务的职责。驻社区的企事业单位是联建联创责任方。区委组织部、区督考办负责督导工作的执行和落实，并将区直有关部门支持社区建设情况，统一列入考核目标进行考核。

四个落实，强化基础，稳步推进社区“四有一创”工作，奠

1定社区创先争优活动基础。

落实办公用房。针对社区办公用房面积小，无功能分区的弱点，2010年区政府积极筹措资金，整合资源，资金总投入1585万元，通过新建、改造、置换、划拨、房地产商提供等措施，使双滦社区办公用房面积最小的达到了500平方米，最大的达到了1400平方米。落实人员。按照“居民自治选一批、后备干部派一批、专业人才聘一批”的工作思路，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为每个社区配备专职干部5—7人，现13个城市社区共有工作人员112人，其中专职工作者105人，社区干部平均年龄由原来的48岁下降到38岁，优化了干部队伍结构。落实经费。双滦区在财政支付范围内，不断加大对社区办公经费的投入力度，由每个社区每年2000元提高到30000元。提高社区干部工资待遇，月工资由680元提高到1000元，社区书记、主任工资1200元，激发了社区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落实规章制度。通过规范社区工作职责，完善了5大类103项制度，制定统一的《社区服务手册》，使社区工作者为民服务有章可循。

五个健全、完善机制，构建社区建设新模式，扩展社区创先争优外延。

健全社区党组织体系。扎实推进“紫塞先锋”工程，社区党组织按需设岗，根据居民需求和党员特长，设置了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窗口、党员示范小组、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户、党员志愿服务队等105个，建立党员岗位公示牌，把党员形象亮出来。明确岗位职责，竖起了党员一面旗帜，发挥了服务示范带动作用。健全社区居民自治体系。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的民主自治作用。推行以社区居委会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为主要内容的“三会

制度”，由居民自己讨论关系到地区性、公益性、社会性和群众性的事项。健全社区居民参评体系。建立“三项机制”：建立社情民意诉求机制，实现居务公开上墙，疏通民主渠道，进一步落实信息透明，让群众享有知情权；建立群众需求表达机制，根据居民群众的需求建立督促指导制度，通过组织群众参与需求专题调查等方式，方便群众表达自己的合理需求，让群众享有参与权、决定权；建立社区居民评议机制，根据群众提出的要求，对社区居委会工作进行评价，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使群众能够依法、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同时进一步探索社区居民对街道、区职能部门派出机构的工作进行评议。健全社区综合服务体系。在社区办公用房功能分区上，按照“办公面积最小化、服务居民最大化”的原则，以“一窗多能、一岗多责、定岗定责”的方法统筹安排，推行社区一站式办公，搭建社区卫生服务站、民调室、康复室、爱心救助站、日间照料室等20多个服务平台，服务居民覆盖面达90%。健全社区志愿者服务体系。社区党支部提出“离岗不移志、奉献在社区”的口号，开展“五个争做”（争做优秀共产党员、争做廉政模、争做学习标兵、争做居民爱心使者、争做企业贴心干部）活动，建立志愿者之家13个，成立各种志愿者服务队189支，近千人活跃在居住在社区、奉献在社区的志愿服务舞台上。

六项服务、特色突出，形成一区一品典型模式，展示创先争优成果。

区委、区政府把社区作为创先争优活动发力平台，把完善社区服务职能，提高社区服务水平作为衡量社区活动开展的依据，鼓励、引导社区依据自己的特点，分别创建了“党建型”、“就业型”、“体育型”等13个典型社区，形成一区一品。积极探索社

城市社区治理工作汇报 篇6

新城社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汇报材料（1 1）

自今年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以来，认真落实省、市、区委继续解放思想活动精神部署，以建设“首善之区”为目标，攻坚克难，务实创新，根据自身特点积极开展创建工作，始终把创文作为事关民生的重点工作来抓，不断改善城区文明程度，努力提高居民文明意识，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领导重视，资源整合，打造科学高效创文工作网络

在创建工作过程中，我街注重资源整合、统一调度、科学安排，打造科学高效的创文工作网络，为创文的成功打下坚实基础。

(一)健全组织。街道专门成立了创建指挥部，统一指挥创文工作。指挥部下设七个小组和一个创建办公室，成员由街机关、职能部门、村居委、机团单位负责人组成，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部门分工落实抓、社会共同参与抓的创建工作格局，实现了齐抓共管。街道对创建测评体系进行了认真分析、梳理和分解，制定了《康乐社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方案》和一系列具体工作措施，确保责任到位、合理统筹、有序推进。

(二)落实责任。根据社区实际，科学制定工作方案和任务分解表。实行创文分片包干责任制，将辖区分为 7 个责任区，班子成员担任责任人。

(三)加强监督。为了更好促进创文各项工作，防止“不作为”，制定、落实监督制度：岗位巡查、责任追究，把创文工作与干部年终考核挂钩，如出现上级问责或不达标情况，逐级问责，考核不能评优;对工作不力的单位通报批评，限时整改。

(四)整合资源。社区干部既有分工，更讲协调，在创文工作中齐抓共管。坚持开展每周至少一次的多部门、多职能的联动清查整治，确保环境综合整治不断深入。

(五)作风优良。在创文过程中，街道狠抓作风建设，坚持说文明话，做文明事，树文明形象;机关干部带头做好表率，争当创建工作的排头兵、宣传员、责任人。

(六)反应快速。在创文特别是迎检中，确保快速、顺畅的信息沟通。

有紧急状况，应急小组立即拍板、科学决策，迅速反馈给办公室，通过短信平台、电话及时通知各责任区负责人、相关部门，落实任务。

二、加强宣传，全民动员，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

我社区把宣传发动、社会动员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切实抓紧抓好，形成全民参与良好局面。据统计，街道投入创文宣传经费约 30 万元，制作创文宣传栏 2345平方米，拉挂横幅 60 余条，派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知识手册》等宣传资料2000余份，居民入户调查问卷1600份，等各类创文宣传用品 1 余份。

为顺利完成入户调查的相关工作任务，根据入户调查的工作要求和辖区实际，社区分别制定了入户调查工作方案和迎检方案，通过逐户上门、开展有奖咨询、物业公司配合等多种形式加强创文宣传力度，有重点开展模拟入户调查 3000 户，做到心中有数。

三、以综合整治为重点，建设文明和谐社区

在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中，注重抓好基础工作，“ 综合整治是其中一个重点。针对社区环境卫生和治安消防的突出问题，康乐社区狠抓卫生环境和综治环境建设。

创新机制构筑四张网，提升平安建设水平。在平安建设上下功夫，全方位编织“四张网”，力争群众治安满意率 100%：一是群防网，实行 24 小时网格巡查、区域联动，有效地防范街面犯罪。二是技防网，依托社区内的视频监控摄像头，全天候监控治安、防火情况。三是信息网，建立社区维稳综治信息员制度，建立辖区居委会、物业公司、辖区单位和社区居民四位一体网络，真正发现问题，及时治理整治隐患。

四、以开展主题实践活动为契机，整体推进创文工作

为让更多群众参与到创建工作中来，我街将行政推动与教育引导相结合，以“四进社区”为主体，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主题实践活动，争取群众对“创卫”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让更多群众主动、积极参与创建工作。开展机关效能建设主题实践活动，提出“为群众服务、让群众满意”，每个干部都积极主动，为创建工作想一个办法，出一个点子;开展“主任接访日”、“书记接访日”等活动，主动、迅速、认真解决群众反映问题，拓宽群众信访渠道、增进群众交流、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如我街迅速解决了投诉出租屋管理中心乱收费问题，投诉人非常满意，将我街求真务实，维护群众利益的做法反馈到市长信箱;开展“文明交通从我做起”百日交通整治主题活动，社区、区挂点单位等积极参与，共计组织机关干部、志愿者 150 人次参与活动，累计服务时间超过 300 小时;开展“全民法制宣传”教育主题实践活动，在辖区各个小学、各个社区开展一次法制讲座或咨询活动，受到学生和居民的热烈欢迎;广泛开展创文明家庭、文明单位、文明社区、书香社区、书香机关等创群众性创建活动，通过创建努力提高群众文明素质;开展安全生产、公共安全、食品安全等专项整治行动，确保辖内治安良好、政治稳定。通过开展各种主题实践活动，全面推进了创文工作，城区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居民文明意识进一步加强。

新城社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汇报材料（2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对南宁市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文化传播、人居共建有着重要的意义。复评是对南宁市文明成果的一项验收，也是对南宁市文明程度的认可与肯定。自创城工作开展以来，我街道在西乡塘区委、区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将创城复评迎检工作当成一项政治任务、一项民生工程来抓，较好的实现了复评工作的顺利完成，现总结如下：

一、领导重视，精心部署。

迎接全国文明城市复评是首府南宁市 201*年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为确保创城工作的顺利开展，我办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将复评工作提上街道每周议事日程。成立街道创城工作领导小组，由街道党工委书记***同志、街道办事处主任**同志担任组长，街道党政副职担任副组长，街道各部门主管、社区、村书记、主任担任组员，按照创城工作测评体系，从宣传氛围营造、外部环境整治、迎检材料收集、创城入户调查准备等方面进行精心部署，扎实推进街道创城工作。

二、明确责任，分工负责，全面开展创城。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举全市之力、举全街道之力。街道作为主管部门在创城中起着指导、协调、配合的作用，社区做为街道的板块，在创城工作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我街道以属地管理为原则，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上下联动，把测评项目的七大工作进行层层细化分解，责任到人，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持

之以恒，不留死角，全面开展创城工作。

三、广泛宣传，积极动员群众。

为使创城工作做到家喻户晓，我办各社区、村采取多种形式对创城工作进行了大力、有效的宣传。街道办投入经费统一制作、发放：创城宣传横幅 50 条、创城宣传版报 40 张、社区、村各类活动场所门牌 64 块、上墙制度牌 66 块。督促辖区单位、社区、村均悬挂了各类宣传横幅、出版创城版报、粘贴各种创城宣传挂图，确保各类创城宣传材料、宣传手册入户率达 100%。将创城宣传到辖区每一个单位、每一个街口巷道、每一个居民家中，做到辖区人人知道创城工作、户户知晓创城意义，为复评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狠抓环境综合治理，强化市容市貌管理。

**街道地处老旧城区，市政设施陈旧、道路狭窄，路面上占道经营、乱摆乱卖、跨门槛经营等现象屡禁不止，辖区路面垃圾、小广告比比皆是。对此我办党政领导多次组织各分管领导、城管、环卫、辖区单位、社区、村等对存在问题严重的地方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如**综合市场，因环境卫生差、无序经营等问题多次被城区创城办督办，街道针对这些情况，三番五次组织街道城管大队队员、街道综合执法队员、**社区等人员对**综合市场开展一次又一次的清理整顿工作，终于使**综合市场的经营面貌焕然一新，得到了城区领导的高度表扬和肯定。

在开展街道面上外部环境治理工作中，街道办事处分管城乡清洁工程、五乱治理工作的**部长，自 7 月下旬迎检测评工作进入攻坚阶段以来，每日街道城管大队***大队长带领街道城管大队队员、街道综合执法组组员奔波来往于辖区的大街小道、农贸市场上，对辖区面上的不文明经营行为、违法经营行为进行不间断整治，对农贸市场的垃圾进行清运。辖区各社区、村每日由书记、主任带领社区、村工作人员对辖区路面、环境进行巡查、整改，对辖区单位创城宣传、卫生保洁存在的问题进行协调、督促或是亲自动手帮助整改，以确保辖区经营户经营有序、环境整洁优美。正是这样一种全街道上下齐心合力、齐抓共管，狠抓辖区环境综合治理的工作措施，使得辖区的内外部环境卫生得到了极大的改观，经过不断地整改、督办，辖区经营秩序呈现出一派井然有序的气象、市容市貌得到了空前改观。

五、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创城材料质量。

创城材料的要求细致而全面。为保证我办各社区、村创城材料质量，街道办领导落实专人狠抓落实，对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手册》高标准、严要求，结合市、城区两级创城指挥部的督办要求，对各社区、村创城材料的准备情况实行每周一次的检查、评比、通报，对本级和社区、村创城材料进行不断修改、完善，使我办各社区、村的创城材料基本达到各级创城办的要求。

六、从点到面，全面铺开，多举措开展创城入户调查准备工作。

迎接国检小组入户调查，是创城工作的关键环节，也是复评得分的直接指标。市、城区各级领导多次在创城会议中强调，要力保我市问卷测评得高分。为此，我办领导对入户测评工作做了重点的部署和安排，指派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同志主要负责，要求社区从点面，在对重点户开展创城问卷培训的基础上，向外辐射，在把握重点的同时，将问卷培训的范围不断扩展至社区所有楼栋的居民户中。为确保户测评工作顺利开展，我办还拟定了《入户调查工作应急预案》，成立了街道应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外部环境整治应急小分队、入户问卷应急小分队、通讯联络小分队等三个应急小分队，从组织、人员、分工上保障了入户测评工作的有序开展。

七、共创和谐，构建新阳和谐人居环境。

通过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通过培养市民的文明理念，在市民中倡导文明精神，植入文明意识，提高市民的素质，让作为城市细胞的市民自觉遵循交通守则、自觉遵章守法、自觉维护与保持环境卫生，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我们城市的整体素质。不断的提高本辖区的优美环境、优良秩序和优质服务，努力在街道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共创和谐，构建和谐人居环境。

新城社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汇报材料（3 3）

一、率先垂范，鼓舞上下齐努力

二、倾力投入，软硬件提档升级

文明城市创建期间，街道办事处相继投入了近25 万余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软硬件系统提档升级，特别是工院、绿地、民健社区三个迎检社区的建设改造，进一步更新完善街道社区“六室四站两栏一校一场地”的建设。一是社区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建设出新，独立开设未成年人活动室，并相应配套建设心理咨询室、公益上网区等，进一步扩大完善社区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二是办事处投资 2.5 万元新建长约 30 米的科普画廊 150平米，并派专人定期更换内容。同时办事处科普阅览室新购书柜 6 个，新增图书 3500 余册，配置可供上网的电脑 3 台，进一步提高了街道科普文化普及传播力;三是街道办事处积极探索以“警务室、调解室、综治办”为抓手，“人防、技防、物防”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管理防控网络。新增“军、警、民”大联防队伍成员 120 余人，调试、更新、升级街道，社区监控设施 58 处，检查、维修、新增消防器材 400 余件。四是为优化、亮化、美化街道办公环境，办事处及社区维护、更新各项上墙规章制度、铜牌、指示图标 90 余处，重新粉刷墙面 500平方米，擦拭玻璃 230平方米，办公场所一时间焕然一新，让前来办理业务的居民耳目一新，心情愉悦。

三、浓郁氛围，多元宣传入人心

四、立意深刻，群体活动有声色

街道办事处始终围绕文明城市创建的核心主题，结合我处实际情况，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创新活动载体，丰富活动形式，开展了以“素质提升”、“文化升级”、“精神升华”为目标的特色活动，大力推进了文明城市创建。为激发广大家庭参与“文明家庭”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处大力开展“文明家庭”的评选活动，通过“文明家庭”创建拓展到“学习型”、“和乐型”等特色家庭的创建，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们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共塑城市文明。为进一步深化全民创建意识，激发群众投身创建的智慧和热情，我处组织辖区的书画艺术家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举办了以“创建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家园”为主题的书画现场展示活动。书法家们挥毫泼墨，孩子们妙笔生花，以浓墨重彩营造了浓郁的创建文化氛围。为进一步促进黄山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的提高，我处组织开展了“我身边的平民英雄”评选活动，推崇群众身边看得见、摸的着的“凡人善举”，引导人们见贤思齐，探索形成“以文明楷模塑造城市之魂”的创建特色，使创建工作突出了时代特征，彰显了黄山特色，为推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五、治标治本，辖区环境换新颜

xx 街道办事处按照文明城市创建的测评要求，以“找准要点、抓好重点、攻克难点、创出亮点”的工作思路，以打造“绿化洁化城市街区”为目标，提高保洁水平，改善市容市貌，提升环境品位。一是进一步整治广告乱贴、车辆乱停、摊点乱摆、垃圾乱扔、工地乱象

等“五乱”现象，同时加大对辖区流动摊点、“六小”行业等的专项督查和执法力度。二是成立环境综合整治督导组和专业清扫保洁队伍，配有专人负责卫生工作。经常组织街道单位、驻军部队、辖区居民对各主次干道、小街巷、居住区进行全方位无缝隙的换位突击整治行动。清理垃圾杂物 100 余车，清理社区死角垃圾及建筑垃圾 300 余吨。三是始终对重点路段、社区坚持“4+1”的卫生巡查机制,即每天四次巡查和每周一次的检查制度，并将检查情况给予通报。截至目前共清扫道路 20 万平方米清除各类生活、建筑垃圾、杂草、废弃物等 1.3 万立方米;粉刷擦洗乱写乱画牛皮癣小广告 30000 处，清理喷涂电话号码 4500 余处。四是清理各类墙体广告、楼腰广告、条幅、布幔和未经审批的灯箱广告 200 余处，规范广告 100 余家，拆除民祥园路、开明市场周边不符合规定、破损脱落的店招店牌 100 余块，面积 500 余平方米。五是加大包括开明市场在内的辖区大小农贸市场的内部环境保洁力度，实行定岗、定职、定时全日制保洁制。市场集中采用高压水枪冲刷地面及柜台立面，集中安装灭蝇灯，为每位业户配发蝇拍和对人畜无害的灭虫药。开明市场特制定完善了《市场日常巡查制度》、《农副产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制度》、《上市商品准入规范》、《文明市场创建十标准》等 12 项规章制度，并统一上墙，确保安全规范文明经营。真正实现由无序向有序、由室外向室内、由多头管理向集中规范管理的根本性转变，初步达到目标三个一样，即“什么时候检查一个样、检查不检查一个样、检查哪里一个样”。

xx 街道办事处在面对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迎检工作时间紧、压力

城市社区治理困境与对策分析 篇7

1 城市社区治理的内涵

社区概念最早是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腾尼斯在他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 (community and Society) 一书中提出的, 他认为社区 (community) 是指那些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 关系密切, 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的, 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在我国社区概念是由费孝通先生等社会学家最早引入的, 他们首次将英语“community”翻译成“社区”, 并由此为我国社会学界广泛引用。现阶段我国社区的概念更加强调国家减少干预, 公民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发展居住地域的服务与管理等, 使居民增加情感归属与认同。

一般认为, 社区治理 (community governance) 是指政府与非政府部门 (如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中介组织或居民个人) 以社区为平台, 发挥多元主体优势, 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相互博弈、合作、协调、消除分歧, 寻求共识, 以求社区资源最大程度的合理化配置、利用的一种过程。

2 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境

近几年来, 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取得了很大成就, 在完善城市管理体制, 有力推动城市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与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相比, 与国外的社区治理相比, 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 还有很多重大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众多矛盾依然存在, 根本性的困境依然没有突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的困境

即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干预过多, 治理主体单一。社区自治是社区管理的必然趋势, 但当前我国社区自治程度普遍较低。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直接控制社区的治理工作。在整个社区的治理中, 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 政府垄断社区所有资源的现状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在城市社区治理中, 社区的独立性与法律赋予的自治性都受到了限制, 社区成为基础政府组织及其派出机构的“附属物”, 自治性、群众性和民主机制都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政府部门特别是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在社区治理中经常性的越位, 如社区居委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 成为政府部门的承受层、操作层和落实层, 再加上工作中权、责、利的不明晰, 社区工作开展起来显得力不从心。这种社区行政化所引起的盲目进社区和无序进社区的问题, 与社区居民的自治要求背道而驰, 不利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 也不利于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威信, 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社区的承载能力。

2.2 非政府主体错位困境

非政府主体本应是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角, 但在现阶段我国的社区治理中它们往往是附着在政府之下, 处于被动与服从的地位上。由于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在进行社区治理时对社区公共事务实行垄断和强制性管理, 社区其他治理主体只能接受和服从。另外, 非政府主体在经济上和组织运行上也都无法摆脱对政府的依赖, 其在社区治理中应该发挥的作用无法有效施展。

2.3 激励机制缺失困境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 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认识不足, 对政府依赖性强, 参与意识不强, 参与度低。社区居民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身利益的驱动, 参与就是为了维护或促进自身利益。由于激励机制的缺失, 很多社区居民把社区治理工作看作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事, 并没有把自己看做治理的参与者, 对社区治理工作并不关心甚至不配合对社区活动。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 给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大难度。

2.4 社区资源匮乏困境

我国城市社区普遍面临资源匮乏, 配套支持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的问题。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匮乏。社区治理工作者普遍专业化程度较低, 大多数从业者没有经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 缺乏社会知识和专业管理知识, 工作方法单一, 工作效率不高, 工作效果不好。目前, 从事社区治理与服务工作的多是下岗职工、家庭妇女、离退休职工等, 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偏低, 提供的大多是简单的劳力活动, 难以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另一方面是政策资源缺乏。社区治理缺乏足够的政策支持, 很多政策过于笼统, 执行起来难度较大, 而政策间也缺乏有效衔接, 这为注重细节管理的社区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

2.5 社区自治权力缺失的困境

我国社区自治权力落实不到位, 社区往往缺乏日常决策权、人事权和经费支配权。首先, 缺乏日常决策权。居委会组织法中明文规定“对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 居民委员会必须提请居民会议讨论决定”, “居民委员会向居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 这就表面居民会议理应是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机构, 是社区自治的权力中心。但在现实中, 社区居民会议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权受到来自政府行政机构和社区党组织的强烈冲击。政府行政机构和社区党组织往往不经过社区居民会议而随意对社区居民委员会发号施令, 摊派工作。本应享有社区公共事务决策权的居民会议基本被架空。在实际生活中, 很多社区的居民会议形同虚设。其次, 人事权的缺失。人是组织的主体, 社区治理工作全靠人来执行, 人事权的归属直接关系到组织的性质和功能。目前, 社区人事组织关系由政府掌握, 这必然影响到社区治理的自治程度。再次, 日常经费的缺失。社区可自行支配的资金很少, 大多数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工资也要由街道办事处拨付, 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区居委会对街道办事处的依赖, 自治权也就无从谈起。

3 城市社区治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我国的公共治理强调国家与公民的合作、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 通过治理主体间的互动, 促进政治、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建设和谐社会。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 各种治理主体在平等、互信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协商, 化解矛盾与冲突, 在满足各治理主体利益要求的同时, 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和谐。为了达到这种治理效果, 社区治理必须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3.1 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原则

现代社会公共治理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 注重各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协商, 通过协商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就是通过国家与社会或者国家与公民间的良好合作, 实现还政于民的过程。社区善治主要就靠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来实现。

3.2 社区治理的自治原则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的管理体制, 造成了“强国家, 弱社会”的格局。而在一个社区管理系统内部, 政府的管理职能的比重与社区自治比重两者是成反比关系的, 政府的管理职能越强, 社区的自治职能越弱。要正确处理两者关系, 就要对政府权力做出限制, 对其现有权力进行剥离, 给社区自治留出足够的空间。鼓励非政府治理主体发挥作用, 让它们充分利用社区资源, 自我组织, 自我管理, 自我发展, 从而实现社区自治。

3.3 政府角色转换原则

传统政府社区管理角色过于强调单一治理与管理的强制性, 不符合现代治理理念, 因此必须转换角色, 转变职能, 重新界定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区的角色和功能, 建立政府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间的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

4 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

社区建设与治理应该与时代相适应, 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与创新。毕竟社区是城市生活的的基础, 是城市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 城市社区治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要达到城市社区的善治, 就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4.1 培育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

社区治理要求社区组织、社区居民与政府组织共同承担社区建设与治理的责任, 负责任的政府与有责任感的公民在社区治理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意味着由政府机构作为唯一社区治理主体和以行政主导为特征的传统社区管理模式必须要进行改革。一方面, 要积极培育和发展除政府以外的其他社区治理主体, 特别是社区中介组织和居民自发性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取消政府对非盈利组织进入社区设置的政策性障碍, 促使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早日出现。另一方面, 就是要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社区治理关系到每个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 只有社区居民共同参与, 社区才能得到持续发展。只要与社区居民有关的事物, 社区居民都有权参与并发挥作用, 居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被激发和调动起来, 社区治理才能走上内源性发展的良性道路。

4.2 转变政府社区治理职能, 扩展社区自治的空间

“有限政府、大社会”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 也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战略选择。要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必须在政府职能定位与行使上做到有取有舍、有进有退。社区自治要求政事分开、政社分开, 将本应由社区自主和自决的功能交还社区。但目前政府职能滞后于社区自主的需要, 政府职能的转移还只是限于行政系统内部, 政府向社会放权, 向社区放权的程度和范围都还不够。

政府作为社区治理中的关键主体, 其职能定位和行为的规范性决定着社区治理的成败。因此, 必须对社区治理中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进行科学设计。具体来说, 政府在社区治理中应该承担的职能有:第一, 指导和帮助社区组建社区组织。社区组织是实现社区治理的主体, 但是这些组织的建立与完善并不能完全依靠自身, 必须要在政府的帮助、指导、推动下进行。第二, 政府应为社区治理提供必要的法规和政策支持。社区治理必须在一定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框架内进行, 政府应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规、政策来规范和保护社区自治活动, 实现各治理主体有序的政治参与。社区治理的外部环境也需要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来营造。政府不但要制定政策, 同时也必须废除已经不符合社区自治需求的政策法规, 为更多的非政府治理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开辟道路。第三, 帮助社区提高自治能力。个体的发展总是容易陷入盲目的漩涡, 政府应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制定出具有操作性的各个社区治理主体充分认可的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 对社区治理进行综合考评, 奖优罚劣, 以达到对社区治理的宏观指导, 引导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

我们强调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同时, 切忌“矫枉过正”。政府毕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具有特殊的社会角色与地位, 拥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权力, 具有任何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职能。正如美国学者诺斯所说, “政府具有使其内部结构有序化的相应规则, 并具有实施规则的强权力”。正是因为政府这种政治优势, 城市社区治理必须依靠政府的引导、帮助和支持。我们在强调社区自治空间的同时, 绝不能过度弱化甚至忽视政府的作用。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 城市社区治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城市的重要切入点。目前,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治理主体单一、非政府主体错位、激励机制与社区自治权缺失等困境。针对这些困境, 提出了摆脱困境应遵循的原则, 并提出了应对困境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社区治理,困境,对策

参考文献

[1]刘娴静.重构城市社区——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范式[J].社会主义研究, 2004, (1) :98.

[2]魏娜.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3, (1) .

城市社区治理工作汇报 篇8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 改革成效 问题分析

社区治理是指政府、企业、第三部门、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通过共同参与和通力合作，解决社区建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过程。社区治理是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的一种新理念，能有效引导基层社区实现良好的自治局面，弥补政府和市场在社会管理中的失灵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城市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这为解决城市社区治理问题、实现良好城市社区治理局面指明了方向。

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开始倡导实行社区治理理念而进行基层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要求各级政府转变职能，进一步推进社区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的创新，将权力下放给社区，促进社会管理职能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行政指令向具体指导、下派任务向积极扶持的转变，在探索发展社区治理格局方面成绩显著。具体而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建立了包括居委会、居民小组等完善的基层城市社区自治组织机构。据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到2013年底，我国建立了94620个居委会和135.7万个居民小组，居委会成员达到48.4万人。基层城市自治组织机构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组织保障，为满足城市居民生活需求承担起了社会事务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有效供给职能。

二是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局面初现。各类为社区服务的社会性组织发展迅速，据民政部数据显示，2013年底我国共有各类社区服务机构25.2万个，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36.9%，城镇便民和利民服务网点35.9万个，社区志愿服务组织12.8万个。这些参与社区治理的社会性组织能够有效弥补政府、企业和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供给服务方面的不足。

三是在城市社区治理制度建设方面，除了《宪法》等国家大法外，还颁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以及民政部出台的一系列有关推进社区发展、建设和治理方面的行政法规，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制度规范保障。

四是各地方积极进行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并形成了一些典型性的社区治理模式，积累了丰富的城市社区治理经验。比如沈阳模式、盐田模式、武汉模式、青岛模式、深圳模式等。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居民对社区治理的参与度不高

良好的社区治理局面应是一个政府有效引导、社区组织广泛动员和居民热情参与的综合体。但我国现实情况是，社区治理无法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尚未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真正互动局面。居民对社区治理的参与度不高，主要体现为：一是参与治理的居民不具广泛性和代表性，当前社区居委会动员离退休老人、党员干部、社区工作者参与社区管理的行为并不具有广泛代表性，多数是一种政治动员性质的参与；二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当前社区主体仍将社区管理事务当成街道、居委会等机构的行政事务，对社区经济建设、文娱活动、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参与广度和深度不够。社区居民有效参与不足的结果是，一方面，影响了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和治理理念的培育和发展；另一方面，会导致邻里关系的冷漠淡化。

（二）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

政府应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减少对城市社区治理微观层面的行政管控。但就当前的治理现状而言，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行为明显。政府社区治理的“越位”是指政府有悖于社区自治和发挥服务型政府功能的角色定位，对社区建设和管理进行管控，将居委会等居民自治组织变为其下属机构，直接行政管理居委会的日常工作；政府社区治理的“缺位”是指政府并未履行好其应履行的治理引导职责，比如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正常经费得不到保障，建立业主委员会并未进行指导，基层自治所需要的资源缺乏而政府并未提供有效的供给等；政府社区治理的“缺位”是指政府引导社区治理过程中仍然习惯于行政管控和“大包大揽”，忽略其在宏观指导方面的作用。

（三）第三部门发展不成熟

纵观国外城市社区治理的历程和经验，第三部门在社区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能够有效弥补政府部门、企业、居民自治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方面的不足。当前参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第三部门组织较少，且不成熟，难以对城市社区内的治理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由于当前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承担了过多的具体事务，该交给社会组织承担的职能仍然大包大揽，严重阻碍了第三部门的发展和志愿组织的培育。而且，政府对培育和发展志愿性、公益性、自治型等参与社区治理的第三部门组织的重视程度不够。

（四）社区治理手段滞后和治理水平不高

科学的社区治理手段和良好的社区治理水平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局面的基础。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手段滞后及治理水平不高问题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社区管理工作者团队专业化水平不够，社区工作人员普遍存在年龄大、本地化、学历低、效率差等特点，对社区治理往往采取传统的行政方法，对于社区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居民提出的多样化需求不能进行创新性思维；二是社区治理缺乏科学性的指导，由于没有专业的技术培训和理论学习，社区治理容易出现盲目性和非理性的问题，对于治理理念的理解不够；三是社区治理所依托的法律法规等制度不健全，不能为创新社区治理手段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提供必要的保障，宏观层面国家大法和微观层面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只是一个框架性和抽象性的法律规定，对于具体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和指导，导致解决某些社区治理问题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影响社区治理手段的创新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三、相关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本文就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可看到，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同时也存在居民参与度不高、政府社区治理行为失范、第三部门发展不成熟、社区治理手段和水平不高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如下建议，以期为更好促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改革的发展提供有益政策参考。

第一，要培养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提高其参与的积极性。

第二，要规范政府社区治理行为，对其“越位”、“缺位”、“错位”问题逐步解决。合理对政府职能进行定位，政府要充分发挥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在宏观层面进行政策指导、制度保障和社会秩序保证，退出其在微观事务方面“大包大揽”的行政管控角色，将本由社会承担的职能交还给社会，真正实现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局面。

第三，培育和发展第三部门。要认识到志愿性、公益性和自治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性，逐步放开对成立第三部门社会组织的注册管理。依托政府部门、企业和社区，成立一系列服务于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的自治型组织，扩大社区自治组织的影响力，使其在动员居民参与方面的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第四，要创新社区治理手段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比如倡导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社区共治、协同治理等理念，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和理论水平的培训，健全各项保障社区建设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制度等，通过多方法多渠道来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手段和提升其治理水平。

参考文献：

[1]向德平，申可君.社区自治与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重构[J].甘肃社会科学，2013（2）

[2]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J].社会，2005（5）

[3]史云贵.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问题与若干思考[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3）

[4]Bray D..Building Community：New Strategies of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J].Economy and Society，2006（4）：530—549

[5]Wu F..Rediscovering the G-

ate Under Market Transition：From Work-unit Compounds to Commodity Housing Enclaves[J].Housing Studies，2005（2）：235—254

[6]Eva Sprensen，Jacob Torfing.

Making Governance Networks Effective and Democratic through Metagovernance[J].Public Administration，2009（2）：234—258

〔本文系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辽宁省基层公立医院改革研究”（项目编号：L12AGL003）阶段性成果；东北财经大学2014年校级科研基地项目“‘新农保制度信任机制构建研究”（项目编号：DUFE2014J2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