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精选12篇）

城市社区治理 篇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社会等多方面分述推进。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会鲜明地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并明确阐述为:“创新社会治理, 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

社会治理创新,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又一场深刻变革, 也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 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 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发生深刻变动, 社会管理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必然抉择。社区是社会的根基,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 加快社区治理创新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珠三角是经济发达地区, 社会治理走在全国前列, 是社会治理的排头兵。结合珠三角城市社区治理实践, 总结创新经验, 深入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发展规律, 以推进社会治理的理论创新研究。

一、从“单位制”的解体看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 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一步,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我国在2012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们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关系, 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也随之紧跟。虽然30 多年来, 党和国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下了不少力, 如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 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村民直选村干部等等, 但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变化显得较为滞后。

改革开放以前, 由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志, 全民都被禁锢在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单位制”体制内, 人们的生活是和单位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单位分宿舍, 单位管职工的生老病死, 单位管教育, 单位管后勒, 单位管员工的一切。在一个单位内, 父辈相识, 子辈也在一起工作, 甚至三代同在一个国营企业工作也经常可见, 人们之间没有隐私可言, 单位既关心群众生活, 也管经济、管教育、管医疗……, 就是没有法人地位, 是政府的附属物, 买部电话, 买台汽车, 都要政府审批。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渐解体, 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单位”开始分化解体, 像原子核裂变一样, 爆裂分散, 又重新聚集。以前既管理经济又“一末带十杂、烧火代引伢”地管理所有社会事务的“单位”, 突然从社会剥离出来, 有了独立的法人地位, 这是从痛苦的转型中的裂变。这种痛苦不仅仅反映在单位, 也反映到单位的人:“失业、下岗、创业、致富……”从单位挣脱出来。走向社会, 社会服务和公共事务逐步市场化与社区化, 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下沉到社区, 社区治理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在这一变化过程中, 势必给政府提出了职能转变的艰难课题, 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 从“旧传统”到“现代化”, 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让渡权力, 实现善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 这是中共在新时期面临新问题、新风险情况下, 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举措。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核心, 也必然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有序推进的着力点。

二、从“居改社”后的角色两难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单位制”彻底解体, “社区制”逐步形成。“单位制”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事事有人管。“社区制”虽已成形, 但社区像花园, 人们来自四面八方, 需求多样, 诉求各异, 社区应该怎样治理, 却是崭新的课题。

社区是社会的根基,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1995 年开始, 民政部探索社区治理之路拉开帷幕, 却十几年难登大雅之堂, 一直没有大的进展, 原居民委员会合并了, 改成社区居委会, 换汤没换药, 居委会原班人马进入了社区居委会, 有了“正科级”的待遇。早期的社区居委会被赋予了很多行政管理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 成了政府的“嘴”和“腿”, 行政化倾向严重, 无暇履行法律赋予的组织居民实施社区自治的责任。随后发生的“议行分设”改革创制了社区工作站, 对社区居委会负责, 成为社区各项事务的治理主体, 但因保留了社区的旧有秩序和运行模式, 当然也重新陷入了自上而下的制度压力和自下而上的居民诉求之间的困局当中[1]。可见, 社区居委会面临着角色两难, 一方面, 作为国家政权的辅助组织, 有着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方式, 它必须接受政府任务;另一方面, 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有着独立自主的活动空间和功能领域, 它要致力于解决居民问题。

关于业主委员会和业主维权运动这一社会矛盾问题的凸现, 使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掀起了一股热潮, 社区自治组织成为了热词, 并对其寄予了厚望, 普遍认为其对于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社区居委会在这场运动中遭遇现实困境, “责任无限大, 权力无限小”, 在庞杂事务、角色两难中不可避免地效率低下, 其公信力与权威受到很大冲击。在广东, 大多珠三角城市业主维权事件频发, 越来越多的业主为了自身利益和社区发展行动起来, 行动方式也更多地从个别趋向联合, 这真实反映了社区自治, 昭示出社区治理的未来方向。

“社区”该怎么治理?广州、深圳、佛山、肇庆在政府的引导下都创造了不同的各有特色的治理模式。广州的养老模式、党建经验、深圳的社区工作站模式、顺德的街道不同特色的治理、南海的信息化治理、肇庆的“居家”养老模式的探索……社区志愿者的涌现, 社区工作者的培养, 社区警务室的建立, 社区扶贫工作的开展, 社区幼儿园、社区文化室, 社区文艺宣传队, 社区司法所, 社区心理辅导室、社区残疾人帮扶……一项项如雨后春笋在社区纷纷涌现。新的多元治理的结构也现出雏形。但是, 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依然严峻:社区治理的顶层设计思路?政府对社区治理的指导问题?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作用?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社区治理的结构、模式研究?如何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道路?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从理论到实践认真探索, 以促进社区治理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N个珠三角城市社区治理比较

广东珠江角是经济发达地区, 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地, 较早启动城市社区治理创新, 理论及实践成果不少, 为国家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其中, 广州南沙区[2]、深圳罗湖区[2]、佛山南海区[2]、珠海香洲区[3]等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在探索社区治理道路上各有特色, 亮点纷呈:

广州市南沙区围绕“协同善治、打造城乡社区服务一体化格局”的主题, 实验探索城乡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要素、质量体系、技术平台一体化的制度机制, 形成推进城乡社区一体化建设的路径和方法[2]。深圳市罗湖区围绕“深化社区居民自治”的主题, 实验探索社区居民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和制度机制, 形成深化社区居民自治的方法和途径[2]。该区“‘活化赋权’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创新经验获评“2014 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 成为全国唯一一家连续两年获奖的单位。罗湖区政府适度让权社区, 活化社区居委会, 以社区居民议事会为决策机制, 引导居民组织化地有序参与社区治理;强力推动社区治理法治化改革, 强化社区居委会资源配置, 为社区居委会释放自治空间[4]。佛山市南海区围绕“政府主导推动、三社发展互动、志愿团体互动, 创新城乡社区治理服务新机制”的主题, 实验探索城乡社区人才发展体系、治理运行体系、服务发展体系建设的模式和方法, 形成社区建设体系标准[2]。珠海市香洲区运用法治思维厘清政府与社区权责边界, 构建新型社区治理结构, 探索形成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互动模式[3]。

综观上述几个典型社区治理实践, 我们大致厘出了社区治理的创新思路与经验, 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一是一元管理向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变革。广州南沙区通过村 (居) 社区“一站一中心” (公共服务站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建设, 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村 (居) 委会、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治理的合作互动关系[5];深圳罗湖区党政社群社区共治的构建[6];佛山南海区以“政经分离”为突破口, 以社区服务为着力点, 深入开展“三社联动”实践探索工作[7], 政府走向与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相结合的多元化治理, 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 并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对政府的管理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同时也将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8];珠海香洲区正积极创建“社区+ 社工+ 社会组织+ 高校社团+社会力量”的“五社”联动模式[9], 同样体现了多元共治, 形成合力, 共同承担社区治理责任的创新思路。

二是自上而下到良性互动的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广州南沙区为理顺镇 (街) 管理体制机制推行 “一队三中心” (即综合执法队、政务服务中心、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和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的建设, 并在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立了由香港、新加坡资深社工介入的合作、管理、督导、评估机制[5];深圳罗湖区实施社区第一书记制度, 成立社区居民议事会,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区治理;佛山南海区实行“选聘分离”、推动“政社分开”, 建立社区参理事会议事的协商机制[7];珠海香洲区搭建“社区议事”协商体系, 并将借鉴澳门经验打造民主协商议事规则、区—镇街—社区三级联动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和“熟人社区”[10]。

三是推动居民参与社区自治。各社区通过制度建设、机制创新、构建平台、拓宽渠道等方式, 以提升社区自治活力。深圳罗湖区重视培养社区自治带头人, 推广应用借鉴罗伯特议事规则制定的“社区议事规则”[11], 建设“居民之家”和“议事广场”[12], 推进社区居民自治常态化;佛山南海区建成社区参理事会249个, 社区重大事项、重要决策必须经社区参理事会议事协商, 引导成立“街坊会”“邻里中心”等社区社会组织661 个, 开展自助互助服务。

四是完善社区服务, 推进服务改革创新。各社区服务逐步向多元化、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基本实现社区服务全覆盖, 并能结合当地实际推进服务创新。如广州南沙区注重社区服务品牌建设, 如东涌镇“新候鸟计划”、珠江街“家长导航”、南沙街“农村医务社工”、龙穴街“幸福传递工程”等[5];深圳建立社区基金会, 全面实施“民生微实事”项目, 提升民众“获得感”, 社区每年可申请200 万“民生微实事”经费用于社区群众关注度高、受益面广, 贴近居民、贴近生活, 群众热切希望解决的惠民项目[13]。

五是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珠三角城市社会组织总量逐年增加, 截至2014 年底, 广州、深圳、佛山社会组织各有5841、8241、4700 家, 同比增长率各为10.4%、17.8%、11.8%[14,15,16]。佛山现有3000 多名持证社工, 2014 年报考社工师的人数为8129 人, 是2013 年的4 倍, 报考人数为全省之冠[16]。各社区通过建设孵化培育基地[5,7,17,18], 给予开办补助、以奖代补形式对优秀社会组织和社会服务项目给予资金补助、举办社区服务洽谈会[7], 打造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平台[10]等等, 社会组织从无到有迅速发展 (见表1) , 社会服务能力和规范运作水平不断提升, 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投身社会服务等方面对社区治理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思考

珠三角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经过几年的探索, 成果斐然, 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社区治理经验。但由于各种原因, 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也反映出许多亟待解决和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多元共治模式构建后, 如何厘清各治理主体工作职责、促进达成主体间合作协同以实现善治?在双向互动的治理机制中如何理解矛盾同一性, 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基础是什么?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动力不足、活力缺乏的深层次原因?社区服务的反馈与评估机制创新问题?社区社会组织迅速增长景象过后如何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随着国家城镇化的深入发展,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社区人口的增加, 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变得非常有意义, 急待推进。当前,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正经历深刻变革, 种种问题的思考与解决, 需要从社区治理的实质、核心、关键及其发展规律去把握。

第一, 坚持人民群众利益的宗旨是社区治理的实质。社区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 有居民、党组织、政府机构、居委会、社会组织等, 各主体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功能定位, 因而必然产生主体间的博弈, 但矛盾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 并为同一性所制约, 各主体处于社区治理矛盾统一体中, 具体共同利益, 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社会契约论认为, 政府的权利来自于人们权利的让渡, 因而政府有义务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强调这是政府的义务和职能。在我国,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 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 政府利益与群众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 社区治理的实质在于维护与实现人民利益, 尊重群众意向, 由社区全体成员共享发展成果, 唯有此才能凝聚居民力量, 达到“善治”, 以推动社会进步。

第二, 居民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核心。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 (Ferdinand Tonnies) 于1887年出版的著作Community and Society中首先提出“社区”的概念, 他认为“社区”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的人群组合, 其核心涵义是参与, 让居民作为发展主体有效地介入到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实施、管理、监督和利益分享的全过程[19]。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比较普遍的现实问题是居民参与不足, 有文化、观念、制度、社会等多方面原因, 他们从“百姓- 居民- 公民”的变化发展的这一过程中, 需要文化环境与法治化根基的支撑。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 旧有的社会生活结构被打破, “街坊”、“邻里”关系被“火柴盒”式的楼房建筑所隔阂, 情感纽带日渐淡化, 他们在日益复杂矛盾凸现的社会面前茫然无措, 最终选择沉默、隐身、甚至冷漠。今年2 月6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 提出建立街区制, 体现了开放的发展理念, 封闭的小区和大院“开门”将有利于促进社区治理创新与发展。再者, 由于我国民主制度与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 使居民的诉求表达逐渐弱化, 表现为参与动力不足、活力缺乏。因而培育居民的参与自觉自信应是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完善法治则是应有之义。

第三, 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深化改革创新是社区治理的关键。社区去行政化问题是社区治理模式改革的内容, 是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实现社区居民民主自治的一种手段, 但社区治理离不开政府这一基本主体, 政府在社区治理中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宏观指导作用。目前, 许多城市社区治理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形成了一些地方经验, 有待于上升为理论, 为社区治理改革的“顶层设计”提供基础。同时, 城市社区治理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基础性和长远性工程, 要有“顶层设计”的战略性布局,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实现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治理。

第四, 坚持从实际出发把握社区治理的发展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社区治理中最大最重要的实际就是居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切实解决居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当下社区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 既要坚持尊重差异、和而不同原则, 又要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既不能无原则的妥协, 也不可以简单粗暴地处理, 治理需要智慧与艺术。再者, 每一个社区的形成必定有其历史逻辑, 社区治理创新必须对当地 (本土) 的人文风俗地理环境等作全面的历史考察, 结合实际走出各具发展特色的治理道路。此外, 社区建设与发展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要注意稳步推进社区治理, 要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不能急于求成, 实现协同平衡发展。

五、结语

社会治理在中国虽然拉开了序幕, 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但是在这方面研究的帷幕也才刚刚拉开, 甚至有些滞后。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不能照搬西方的社会治理模式。加快推进社区治理研究, 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在实践上实现创新, 真正把社会治理创新推向前进,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之路, 是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

摘要：社会治理创新,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又一场深刻变革, 也是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这场变革中政府职能的转换、社区治理主体的构建、社会组织的发展、治理新模式的探索都至关重要,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之路, 这是本文的主旨。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探索

城市社区治理 篇2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实现“数字晋城”为总目标，依托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围绕基层党建、社区治理、居民服务和决策分析等方面，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为政府提供相关决策的实时数据，进一步提升我区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工作原则

（一）需求导向，便民惠民。以社区居民需求为导向，突出为民、便民、利民、惠民的基本要求，重点从社区居民“急难愁盼”的事情入手，通过提升平台功能，打造便捷、安全的社区。

（二）整合资源，信息共享。最大限度整合市、区、镇（街道）、社区各级各部门的社区服务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效率，实现各类服务信息共享和有效对接。

（三）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发挥政府在智慧社区建设中的引导作用，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扩大社会合作，探索互利共赢的建设和运营模式。

三、目标要求

以我市建设“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为契机，依托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围绕基层党建、社区治理、居民服务、物业管理等方面，面向群众提供党员活动、数字驾驶舱、疫情防控、宣传公告、民情沟通、生活服务、安防监控、事件处置等多样化的数字化服务。由市大数据应用局开发的“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先期在我区西街街道前书院社区，开发区街道东圣社区、东谢匠社区，钟家庄街道凤庆社区、晓庄社区进行了试点推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巩固拓展智慧社区的建设成果，经研究，决定从20xx年12月起，在我区所有社区全面开展“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的推广工作，力争用6个月的时间，完成覆盖我区80％以上的社区，再利用6个月的时间对平台进行完善，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切实提升我区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四、工作任务

（一）全面完成社区数据录入

通过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加速采集整合社区各类基础信息。全面完成基础数据录入。具体如下：一是由各社区梳理相关信息台账，编制数据资源目录，将人口、房屋、车辆、设施、机构等数据录入或导入平台，形成社区全息档案，不断挖掘数据价值，更好的应用于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中；二是要基于智慧社区平台全面集成社区安防监控、门禁道闸、电梯、环境监测等各类智能设施，对社区基础设施进行智能感知与数据采集，为各类应用场景提供有效支撑；三是由各镇（街道）、各有关单位利用智慧社区平台与社区建立良好的数据互通机制，切实减轻社区的数据采集压力。

（二）进一步完善系统功能模块

在市大数据应用局的技术指导下，各社区依托服务平台的功能模块将疫情防控、网格管理、开办证明、民情沟通、通知宣传、平安管理、事件处置等常态化工作从线下搬到线上，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提升基层履职效能。要充分利用平台加强党员和党组织的数字化管理，开展志愿活动各类党建活动，不断增强基层治理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工作优势。要发动群众力量，借助随手拍、民情反馈、电子投票等手段，开展群防群治，提升社区自治水平，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命运共同体。要推进各小区物业单位使用电子巡更等系统，提升小区物业服务水平。

（三）提高居民对平台的利用率

各镇（街道）和社区居委会要加大宣传力度，借助物业、社区工作者、网格员、楼栋长、社区志愿者等力量，通过张贴海报、线下活动、新媒体推广等方式，积极引导、激励社区居民注册使用平台。围绕社区居民生活需求，规范引导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各单位在平台上进行信息发布、业务咨询、事项公开等工作，围绕老百姓“吃、住、行、娱、购”等方面的需求，提供家政、配送、教育、医疗等增值服务，进一步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

五、时间安排

（一）动员培训阶段（20xx年12月1日—20xx年12月31日）

召开全区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推广工作动员部署大会，统一思想认识，全面吹响智慧社区建设的“集结号”。各镇（街道）召开专题会议部署，由市大数据应用局负责对系统操作人员进行专业性、针对性、实操性专题培训，明确细化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推广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

（二）推广部署阶段（2022年1月1日—2022年6月30日）

分批次为每个社区开通管理员账号，并对社区数据进行梳理和接入，集成具备接入条件社区的安防监控视频进行统一管理。1－2月份完成17个社区的部署推广、3－4月份完成33个社区的推广、5－6月份完成34个社区的推广，各镇（街道）要根据实际情况，明确3个批次的社区名单。由市大数据应用局每月安排固定时间对社区进行回访，跟踪社区的使用情况。

（三）总结提升阶段（2022年7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每个季度组织召开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推广工作会议，总结推广过程中的经验，挖掘新需求，持续完善功能，深化应用维度，通过场景的不断叠加，形成社区治理、服务、运营三位一体的智能化社区新模式。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由区民政局牵头抓总，各镇（街道）具体负责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的推广，各部门密切配合，各负其责，保障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在我区城市社区全面推广，取得成效。

（二）强化工作落实。在平台推广过程中，区民政局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定期组织召开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推广工作协调会议，建立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推广工作例会制度，分析研究全区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的推广利用情况。

（三）营造推广氛围。各镇（街道）要加强对全区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的宣传和普及工作，鼓励支持探索创新特色功能。组织协调各级主流媒体和各类新媒体，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全流程开展宣传，宣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推广建设的典型经验，全面展示我区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开展情况和成效。

探索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篇3

邻里相望，鸡犬相闻的美好愿景，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渐行渐远，邻居被称为“熟悉的陌生人”。物业小区若想长久祥顺和谐，在“业主委员会（业主）”、“物业”以及社区管理三者之间如何寻找出平衡点是关键。

现状：小区纠纷谁来调解？

5月9日，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鸿业新天地小区5号楼某业主擅自将楼下一棵香樟树砍了10余刀，根部裸露在外，引起了居民指责。物业公司主任杨虎调取了小区视频监控录像，截取了肇事者砍树全过程并放在了小区的QQ群中，业主们看后纷纷要求通过法律手段对肇事者进行处罚。

小区物业公司主任杨虎告诉《小康》记者，前年下半年，在相同的地方，肇事者花钱请人将树龄20年的印度紫檀树拦根砍断致死，该树市场价值过万元，十分可惜。当时，小区视频因故障未记录整个过程，报警立案后没有处理结果。这次公开视频，物业公司希望引起全体小区业主的重视，杜绝此事再次发生。

佛山市园林局绿化办工作人员说，“任何人无权擅自毁绿，否则将吃罚单。”工作人员说，小区绿化树木属于公共绿地，属全体业主共有，其管理、使用和所有权应当由全体业主共同决定、行使，如需改变公共绿地形态，需经小区多数业主同意，并依法报园林部门审批。

5月20日，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某小区李女士向记者叙述：她于5月12日搬进南昌县该小区居住，此前已经向物业预交了半年以上的物业管理费1831.5元，并且预交了三个月的小区停车管理费480元。5月17日下午4点半钟左右，她发现停在专用停车位的小车上右侧后窗玻璃被人砸得全部变花了。李女士说，令她感到吃惊的是，物管人员在察看了砸车现场之后，却称他们收的不是停车费，拒不承担小车的损失，也不向业主道歉。

对于物业收取停车管理费却不负责任的事情，江西洪城律师事务所的李竹青律师表示，物管收了业主的车位管理费，就与业主形成了法律上的契约关系。如果业主车辆在小区被砸或被盗，物管须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以上只是两起比较典型的小区纠纷，类似的纠纷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该有谁来评理、谁来调解？如何保证小区物业的正常运转？让家园更和谐，让居民更幸福。物业专家认为，“社区管理要融入小区管理中。”

对策：社区介入小区管理？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住宅小区投入使用，居住人员也来自各地、各单位，各地新建小区全面推行物业管理，建立了政府监督、业主自治、物业公司提供多元化服务的小区物业管理模式，为改善业主居住环境，维护小区安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小区业主委员会无力监督物业公司，或与物业公司联手攫取公共利益，是社区乱象的根源。社区居委会作为政府的基层组织，应该是破解广大小区规范物业管理难题的第一执行者。

近日，武汉市武昌区宝安花园业主委员会委员因公共账务问题大打出手，再度引起小区居民指责。去年8月，该小区半数以上业主曾向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递交联名信，认为“业主委员会不履行物业服务监督”、“不维护业主利益”，要求罢免该届业委会。

宝安社区居委会书记甘利蓉透露，宝安花园业主对业委会不信任，源于去年上调物业费。类似矛盾在虹顶花园小区更尖锐。

当时，虹顶花园业委会同意物业公司物业费涨价，业主们认为自己“被代表”了，联名罢免业委会。其后，该小区业委会3名委员提出辞职，业委会被迫解散。同时，业主不同意涨价，拒交物业费，导致物业公司退出，小区多项管理停摆。业主、业委会、物业三败俱伤。

直至社区居委会全面介入，发动小区党员和楼栋长筹建新一届业委会，协助新的物业公司进驻，耗时半年多，该小区才稳定下来。

另一方面，社区居委会从法律界定的职能看是居民自治组织，但现实中社区已经成了最低层的一级“政府”，承担和从事着大量行政性的事务（如各项创建、调查摸底、统计，政策法规宣传、环境整治、绿化美化等），也具有政府的某些职能。

“目前，全市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区介入小区物业管理’”。安徽省阜阳市房产局物业科科长徐海艳向记者反映，如果小区里有人赌博，有人搞传销，或是计划生育摸底、人口信息普查等，物业公司问吗？又能问得了吗？名义上小区属于“属地管理”，但作用微乎其微，社区居委会在小区所行使的职能，仅属于“服务”范畴，很难对小区物业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物业服务企业，在为业主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最主要的是为企业谋求利润。对社区的漠视，可能也是考虑到社区居委会要“分一杯羹”。

解决：要赋予社区权力

近年来，浙江省宁波余姚市社区办以宜居难题破解攻坚、共同家园精神培育、网格管理服务深化、社区共商共治推进“四年活动”为抓手，巩固深化社区治理创新成果，提高社区建设的参与率、互动率、满意率，逐步建立了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在市社区办的积极指导下，余姚各小区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开展社区治理创新工作，创新成果硕果累累。

为了实现物业管理与服务的“双提升”，余姚市胜山社区牵头成立了由社区、业主委员会、业主代表、物业项目经理组成的领导小组，明确物业项目经理负责小区日常管理。胜山社区制定完善了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工作制度、考核制度等，并成立了由 15 名老党员组成的监督员队伍，通过义务巡逻，监督物业工作，劝导居民不文明行为等，有效地加强与业主的沟通，真心实意为业主服务，为小区治理创新注入更强动力。

只有赋予社区居委会的职责和权力，才能让家园更和谐，生活更幸福。4月26日，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纪中央城社区党支部熊淑华上网介绍工作经验，引起了许多网民的“围观”。

熊淑华介绍，该社区实施“五民五心”服务工程，组织开展系列和谐社区创建活动，不断提升基层社区治理水平，得到社区群众的好评。近年来，世纪中央城社区先后获得了全国和谐示范社区、江西省和谐示范社区、江西省安全社区等荣誉称号。目前，世纪中央城社区正在进行智慧社区和国家安全社区试点建设。

现在的社区跟过去不一样，现在基本上邻居很少往来。而且变化也很快，社区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人员的变化，尤其社会老龄化和外来人口快速增长。在这种快速变化的情况下，社会怎样治理？曾任复旦大学当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姜义华说：“找到社区治理的突破点，多赋予社区居委会职责和权力，多构建有特色、能推广的社区治理模式”。

编辑/麦婉华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路径探析 篇4

1 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表达

1.1 社区治理的行政化色彩浓厚

多年以来, 中国的社区建设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 目的是实现政府基层治理的需要。由于“强政府、弱社会”的制度运行惯性, 社区基层治理的模式受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模式的影响, “行政”色彩浓厚。基层治理的权力来源主要来自于上级的行政需要, 社区组织设置行政化、经济来源行政化、工作方式行政化、工作考核行政化。按照法律规定, 居委会是代表居民利益的自治组织。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居委会常常扮演的是“政府代言人”的角色, 没有明确的分工。承担了大量上级街道政府布置的行政工作, 社区管理因此而处于“多头、乱头、无头”状态。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大多由上级安排, 居民选举流于形式。居委会的角色错位, 本应是居民利益的维护者, 在实际的运行中演变成政府的行政事务的“代理人”, 处于“上面千根线、底下一根针”的境地, 作为自治组织大量的行政事务使居委会无暇顾及居民利益的实际需求。

1.2 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角色关系困境

在社区治理结构中, 居委会、物业公司、社区其他组织等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三大主体间却存在着角色混乱、分工不明、权责利相互交叉的问题, 给社区治理带来了不应有的麻烦。居委会集社区服务、行政管理于一身, 实际上无暇顾及社区居民的真正利益诉求。随着住房的商品化, 物业公司进驻社区。作为盈利性的经济组织, 物业公司的职能是为业主提供有关社区治安、房屋保养、公共设施维修、小区保洁等相关的服务。物业公司作为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其与业主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主体间的交易关系。但是, 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及在实际运行中缺乏监管, 作为服务提供方的物业公司却因权力的非对称性而有机会且有能力凌驾于业主之上, 以致侵犯业主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 使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经常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没有明确的权责利关系, 致使角色定位混乱, 导致三主体间矛盾重重、互不信任, 进而导致了社区治理的矛盾突出。居委会的行政化及业主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力量薄弱, 社区治理的大多数工作是以物业公司为主。而物业公司的经济属性决定了盈利是其主要目的, 对居民的服务也很难满足居民的真正利益诉求, 相反却激发了诸多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矛盾。社区三大主体之间没有权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 代表业主权益的业主委员会力量弱小, 无法与物业公司抗衡, 也并不能真正维护业主的权益。最终导致在社区治理体系中, 行政化的居委会终日疲于迎接上级行政部门的各种检查, 不受监督与制约的物业公司则只顾经济利益, 不顾业主的权益诉求。

1.3 居民参与意识薄弱

作为城市生活的基本单位, 社区应该是表达居民利益与反映居民归属感的基本单元, 也是政府基层治理与基层社会整合的基本单位, 是城市生活的“共同体”与基层整合的“共同体”。这些都是建立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对社区高度认同之上的。因此, 社区参与是有效社区治理的微观基础。居民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 通过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发挥监督作用, 使基层社区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但是在社区生活的现实中, 受多年计划经济惯性的制约, 居民普遍缺乏与现代治理体制相适应的现代公民意识与责任意识, 居民参与意识薄弱、参与动力不足。对社区缺乏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很多居民对社区参与的形式流于“被动式”参与, 很多居民认为, 社区事务“参与”与“不参与”一个样, 不能发挥主人翁作用, 在社区事务中没有发言权与决策权。居民社区参与仅仅停留在参与一些举办文体性活动, 参与的居民大多是妇女或老人。在社区治理中缺乏真正的公共决策参与, 对物业公司、居委会等社区组织的监督作用非常有限, 最能代表社区的居民在社区治理体系中一直处于“失语”、“无语”的状态。

2 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路径探析

2.1 理顺社区治理三大主体的权责关系

根据社会治理的现代需求, 政府、社会、经济组织等对社区治理都有一定的责任与义务。因此要创新社区治理体制, 完善对社区的有效治理, 必须理顺政府、市场、居民三大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面对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变迁, 现代化的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必须解决计划经济时期全能政府的弊端, 政府改变对基层社会“管、控”的观念, 对社区治理实行宏观的指导与调控, 真正放权于社区的居民。在社区治理中, 必须明确物业公司、居委会、社区自治组织等各自的权责关系、对三者的角色进行详细划分与确定。要明确居委会的角色, 作为社区治理的主导者, 应强化居委会对物业公司与业主委员会等自治组织的监督作用。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管, 尤其对于关切居民利益的物业收费、服务等问题给予法律、法规的监管, 维护居民的利益与权利诉求, 对业主委员会等居民自治组织要给予适当扶持, 发挥居民的主体性作用。

2.2 加强对物业公司运作的监管

由于物业管理在我国出现的历史并不长, 作为经济组织, 必须加强对物业公司运作的监管。从目前物业公司运作的实际情况看, 很多物业公司收支没有公开, 居民缴纳的物业费并没有用在小区的硬件维护、日常保洁上。物业公司以盈利为导向, 一些运作机制不完善, 对社区的责任感缺失。例如在某些城市社区, 一些高层住宅的物业费普遍比较高, 但是居民缴纳物业费以后, 很多物业服务并不到位, 如小区保洁应付了事, 治安条件比较差等, 这些问题即使向物业反映, 也并不能得到物业公司的及时解决。这直接影响了居民对物业公司的满意度, 在现实条件下, 社区居民对物业公司很无奈, 物业公司相对于居民来讲处于霸主地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强化政府、居民等对物业公司运作的监管, 在市场化的运作中, 强化对物业公司收费、服务、运作等一系列程序的公开化、法治化, 强化居民的监督作用, 在法律的框架下, 维护居民的权益。

3 结论与讨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城市社区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 社区的治理状况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当前城市社会中, 社区治理的行政化色彩浓厚, 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之间关系不清、角色不明, 物业公司运作缺乏有效监管。创新社区治理体制, 必须理顺政府、市场、居民三大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 厘清各自的角色定位。居委会要处理好自治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 强化对物业公司市场化运作的监管, 给予业主委员会应有的法律地位, 行使业主委员会的自治功能, 发挥业主委员会维护居民权益的基本职责, 同时对居委会的管理结构进行改革, 提高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与社区凝聚力。在居民利益诉求与价值诉求多元化的今天, 必须从维护居民权益出发, 真正发挥居民作为社区主体的作用, 理顺社区治理架构, 使社区治理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位与维护基层秩序的基础, 满足基层秩序整合的需要,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基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引, 孙泉.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现状及对策:兼论“两委一站”模式[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1) :70.

[2]覃安基.我国社区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途径[J].城市问题, 2012 (5) :78.

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方案 篇5

作为在小区内长时间居住、生活的群体——业主或物业使用人，对物业楼宇内、外公共区域的卫生环境都十分重视，住宅小区卫生环境如何，几乎成为他们心中最关心的物业焦点问题。因此，如何为业主创造清洁、温馨的居住环境，重视并解决住宅小区卫生环境存在的问题，应该是物业服务企业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住宅小区卫生环境存在的问题

（一）住宅物业楼宇内部公共区域卫生环境普遍存在的问题

1、保洁员和业主对楼道、楼梯的卫生清洁意识淡薄

楼道内的公共走廊和楼梯是住宅物业楼宇内所占范围最大的公共区域，是业主们每天要经过的场所，这部分区域卫生环境的好坏是业主们最关心的，因此便成为楼宇内卫生清洁的重点。但是，在保洁实践中，楼宇内楼道、楼梯卫生却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保洁员职业道德淡薄，保洁方式不得当。保洁员的本职工作就是将责任区域保洁清理干净，但我们经常会看到楼道、楼梯内的不洁之处，如口香糖污迹、楼梯扶手上积满的尘土、墙角处厚厚的泥土等。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保洁员这方面的因素。从职业道德淡薄看，楼梯扶手尘土很多，就是因保洁员少则几天擦1次，多则很长时间才擦1次造成的；从保洁方式看，大多数保洁员对楼道、楼梯的地面卫生保洁的主要方式是用清洁工具干扫（拖），顽固污迹用保洁工具铲除的方式进行清洁，这样清洁省时省力，表面看被清洁的部位干净了，但在地面和墙角处仍有许多尘土附着在表面，长此以往，墙角处的积尘越积越多，便成了卫生死角。

二是部分业主的整体卫生意识淡薄。在为数不少住宅小区的楼道、楼梯上存在堆积物和悬挂物，这些堆积物和悬挂物往往都是少部分业主摆放的，这些东西的存在一方面妨碍保洁员清洁楼内卫生，另一方面也影响楼宇内公共区域的整体环境。虽然国家物业标准化管理中规定不允许业主将自家的物品堆积在楼道内，物业服务企业也劝阻业主将其清理干净，但却屡禁不止，这至少表明业主的整体卫生意识、公共意识淡薄。

2、门窗清洁容易被忽视

住宅小区楼宇内公共部位的门窗不直接影响业主们日常过往与行走，业主们不太关心其是否洁净，往往容易被保洁员所忽视。如此一来，不仅影响保洁工作的质量，也使楼宇的整体形象受到损害。但窗关系到通风和采光，门关系到业主与楼宇内公共区域的隔离和私密性，虽然业主们不太关心这一部位的卫生洁净与否，但物业企业保洁员要明确这一部位也属于物业清洁范围，只是不需要每天清洗，每周清洗1次即可，门窗的清洁主要是尘土和污迹，特别是风雨天气后的卫生清洁是一大难点，需要保洁人员每逢雨天后要及时清洁，避免污迹因天长日久而不易清理。

3、电梯保洁难以做到及时

电梯是高层楼宇的代步工具，每天会迎来送往许多业主或物业使用人，电梯轿厢内地面、门及周身的卫生也是物业楼宇内公共区域保洁的组成部分，每天都要受业主或物业使用人的关注，因此，对其日常保洁要尽量做到及时。在现实生活中，电梯保洁工作往往很难做到及时，这与电梯的管理方式和天气状况有关。住宅小区的电梯管理分两种：有人看管和无人看管。现实生活中，多数住宅小区的电梯属于无人看管，此种管理方式下，物业企业除非必须配备专门的人员进行电梯清洁，否则很难做到电梯保洁的及时，特别是在雨雪天气状况下，电梯保洁的及时性更难实现。

4、公共设备的清洁不受重视

在住宅物业楼宇内的楼道或楼梯间公共区域，还配备有消防设备、电器设备、给排水设备等，这些设备和线路有内置的，也有外置的，对于外置的上述设备设施，往往是物业清洁卫生的盲区，容易被物业保洁员所忽略，很少或几乎不对这部分设备设施进行卫生清洁。

（二）住宅物业楼宇外部公共区域卫生环境普遍存在的问题

1、绿地中杂物常见

绿地是住宅小区楼宇外所占面积较大的公共区域，也是物业小区整体形象的集中体现，特别是在人们追求高品质、高水准生活的今天，绿地卫生环境是业主或物业使用人非常关心的大问题，因此，是物业楼宇外公共区域卫生工作的重点。住宅小区内楼宇外公共绿地的卫生问题主要是绿地内的杂物，包括纸张、塑料袋、枯枝落叶、宠物排泄物、石块、果皮、烟头以及容易使人忽视的绿地花、草、树木上的积尘等。

2、道路及其周边存在卫生盲点

住宅小区内的道路有专供行人行走的道路、专供车辆行驶的道路和供车辆和行人共同使用的道路等，宽窄不一。小区内的道路也是使用频率相当高的物业楼宇外公共区域，对其清洁也不容忽视。住宅小区内的道路，其卫生清洁对象主要是道路上的尘土、废弃物、堆积物、落叶、宠物排泄物、果皮纸屑等，住宅小区道路上的上述杂物比较容易清洁干净，但放置在道路旁边的垃圾箱、垃圾桶周围及其对这些垃圾箱、垃圾桶本身表面的清洁往往是物业清洁工作的盲点，大家均知道垃圾箱、垃圾桶是丢弃废弃物的地方，却往往忽视了垃圾箱、垃圾桶本身也需要清洁。

3、车辆的乱停乱放给保洁员的日常清洁带来不便

住宅小区的停车场有地上和地下之分，相比较而言，地上停车场处在人们的视线范围内，往往受关注程度要比地下停车场突出得多，存在的问题也较多，如机动车不在划线停车范围内停放、占用消防通道或人行通道停放；非机动车在楼门口、楼道内、大厅报箱前随意停放等。因车辆的乱停乱放导致小区人员出入不方便暂且不谈，单纯给物业保洁人员地面卫生清洁带来的不便就很明显，对于机动车停车场的清洁，保洁人员只能避开车辆清洁地面，车辆所占部位的地面清洁只有当车主将车开走后，保洁人员才能对地面进行卫生清洁；对于非机动车的乱停乱放恐怕更费力些，保洁人员要将每辆非机动车搬离原来的位置后再清洁地面，必要的话，清洁干净地面后，保洁人员还要将这些车再搬回原有位置，日复一日，如此反复，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给保洁人员工作带来的不便还是很明显的。

4、建筑小品保养不及时

住宅小区楼宇外公共区域除绿地外，还有水池、雕塑、亭廊、喷泉、假山等建筑小品，这些小品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受到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的影响而损坏，为减少损坏，控制其破损的程度，必须做好其卫生清洁及养护工作。住宅小区的建筑小品种类不同，对其卫生清洁的方法、时间和频率也各不相同，这些建筑小品的卫生清洁需要根据不同建筑小品本身的特点以及气候状况分别对待，实际工作中，物业企业往往不重视对物业小品的及时清洁与保养，如各种雕塑雨后擦洗不及时导致局部污损或开裂，水池、喷泉中的杂物清理不及时导致臭气熏天或蚊虫滋生等问题。

二、治理住宅小区卫生环境的措施和办法

（一）将日常卫生清洁管理制度落在实处，实行“划片分区包干”轮换制

应该说，每个物业服务企业都依据国家针对物业企业执业资格标准，制定了适合小区物业环境卫生工作的管理制度和工作计划，涉及的内容很多，而且很全面，包括保洁机构设置、保洁范围、保洁要求、保洁标准、职责等，还有保洁日计划、周计划、月计划。表面看其管理制度十分规范而详细，但制度是给人定的，执行的好坏关键在于落实。

住宅小区物业公共部位的卫生保洁范围多少不一，“划片分区包干”可以比较有效地解决住宅小区卫生保洁范围大、保洁员数量有限、保洁员保洁工作中注重保洁数量而忽视保洁质量的问题。

“划片分区包干”就是按保洁工作的难易程度和保洁员的数量，将住宅小区的保洁区域科学地划分为若干个区或片，每位保洁员可以结合自身条件承包其中的某一区或某一片，并与其所属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分区或分片承包协议书的物业卫生管理措施。实行住宅小区卫生“划片分区包干”措施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使物业住宅小区卫生工作责任到人，有利于督促保洁员认真对待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有利于物业企业对住宅小区卫生整体性的管理，若哪一区或片出现卫生问题，可以随时掌握并及时解决，避免了保洁工作中的相互推诿。

为长期而有效地管理好住宅小区的卫生区域，在“划片分区包干”措施的执行上，最好实行管理工作中常用的轮换制。轮换制就是保洁员每隔一段时间（如一年）相互交换各自的保洁区域，以便使每位保洁员对住宅小区的保洁区域有整体性的了解，有利于保洁人员相互交流保洁心得、取长补短，而且，“划片分区包干”轮换制也有利于物业卫生保洁工作的合理分工，保证保洁工作的有序展开。

（二）加强对保洁人员的培训、检查和考核，奖罚分明

要想提高保洁服务的质量，就需要保洁员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专业技能，以便更好地为业主服务，做好日常保洁工作，例如要掌握一般的法律知识；健康与保健知识；物业管理基本业务及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技术与技能等，这些知识与技能需要由物业企业定期对保洁员开展业务培训来完成，培训的目的是促使保洁员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不出差错。

住宅小区保洁员的工作场所主要在室外，每位保洁员工作状况如何，工作质量怎样，业主对其保洁工作是否满意等，需要物业企业部门经理、保洁主管等负责人经常定期检查或不定期抽查，并对保洁员的工作质量进行考核和评比，奖励优秀的保洁员，对工作不负责任的保洁员进行批评或处罚，这将有利于物业企业了解小区卫生现状，掌握每位保洁员的工作状态，对保洁员实行动态管理。

（三）加强对业主环境卫生意识的宣传

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业主会自觉自愿地去维护小区公共卫生，相反地，当业主们说到物业企业时，总会谈及其服务工作的好坏，很少从自身的角度考虑配合物业企业的卫生工作，如经常将自家物品堆放在楼道内，在小区内的公共区域随意扔弃杂物等。应该说，小区卫生环境好坏是物业企业和业主双方的事情，物业服务企业是为广大业主服务的企业，业主也有义务配合物业企业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若一些业主单方面认为，我交了物业费，所有物业管理工作均与自己无关，小区卫生环境好坏是物业公司的事，尤其对保洁员的工作不尊重、也不配合，这至少说明业主不尊重保洁员的劳动，缺乏公共意识，为此，物业服务企业在做好日常保洁工作的同时，可以组织一些卫生环境专题讲座，或在小区厨窗或醒目位置张贴日常卫生宣传材料等形式，加强对业主环境卫生意识的宣传教育，逐渐改变并扭转业主的卫生意识，逐渐地使业主们自觉地维护物业环境。

城市社区治理 篇6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充分认识当前社区治理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引导居民广泛参与、改进社区治理方式、完善社会管理法律法规等方面，深入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本文以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社区治理中的社区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社区服务等相关问题，进而探索推动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发展途径，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社区自治

[中图分类号] D6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1-0050-03

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迹象表明，社会领域已经开始与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相对分离开来，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自治的空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管理”到“治理”，体现的是理念的创新和深刻变化，相比“管制”、“管控”，“治理”更强调平等、互动、协商和博弈，超越了原有科层体制下的对抗格局，更具有现代化的意味。

一、从管理到治理：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理论解构

（一）管理与治理。管理与治理两者之间区别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主体有所不同。管理的主体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范围更加扩大，不仅有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私人部门和公民个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表明，在未来的社会治理过程中，任何一个单一主体都不能垄断全部规范和管理的实践过程。二是授权方式有所不同。政府的管理权来自于作为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从根本上讲，是来自于人民授权，但这种授权方式是间接的。而治理权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这便是所谓的自治、共治。三是权力运作模式有所不同。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更多的表现为从自身主观意愿出发进行管控，习惯于对社会进行命令和控制。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更多的强调发挥多主体的作用，更多的鼓励参与者自主表达、协商对话，并达成共识，从而形成符合整体利益的公共政策。

（二）治理与善治。治理与善治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颇为流行的一种治国理论。治理强调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良好合作，治理离不开国家，更离不开公民社会，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就不可能实现治理，所以说治理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之上。善治则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公民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

（三）社区自治与多元共治。社区自治是社区治理的内在要求，社区成员通过居民委员会这个自治组织，积极参与解决社区发展问题，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满足社会需要方面的不足。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区中其他新兴自治性组织如业主委员会等出现，这给社区的多元共治创造了条件。多元共治是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也是多个主体间针对社会公共问题而开展的分工合作协商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要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实际上就是强调，社区自治是多元主体参与下的社区自治，并且在诸多治理主体中，党委和政府发挥着绝对领导作用。

二、实践与探索：当前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城市社区治理体制还不够健全。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体制主要是“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三级组织架构。作为城市区级政府的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本身并不具有一般政府机关所具有的功能，随着城市管理重心的下移，上级政府部门将大量的行政工作下派至街道办事处，任务加重，管理权责不清，既没有相应的法定地位和权力，且在财政和人员编制上受制于上级政府，无独立的行政执法权。另一方面，社区管理行政色彩浓厚，自治功能弱化。受制于管理体制的限制，社区自治机构居委会进而承担起街道转移的大量行政事务，成为上级党委、政府部门工作的行政末梢。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之间构成行政隶属关系，居委会行政功能强化，自治功能弱化。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社区建设的进一步深化，这种管理体制上的困境日益凸显，且与政府职能转变、国家-社会关系重构的目标不相符合，内生性的压力进而迫使打破传统的管理体制，建立新的城市社区治理体制。

（二）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不够明晰。从治理主体来看，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本位、权力本位，也就是说政府是社区治理的唯一主体。从治理的手段和方式上看，政府进行社区治理的权力机制和运作机制是以政府自身为中心的，整个政府的治理结构都是建立在集权的基础上，以政府权力垄断的形式出现。从治理的方向和视角上看，政府采用自上而下垂直型的治理模式，这种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方向是单一的、视角是一维的。应该说，传统视角的政府治理模式充分说明，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不够清晰，历史的看，这种政府治理模式从总体说是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和行政生态环境的，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但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信息网络化扑面而来的新时期，这种政府治理模式正面临着诸多不适应，其权力高度集中，规章制度严格，缺少活力，其在治理过程中并不能将资源达到最优，相反还由于经常的越位、错位、缺位而陷入功能紊乱、效率低下的困境。

（三）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程度不高。政治参与是社区治理中最核心的内容。虽然居民参与治理内容多样，但在实践中，绝大多数居民真正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还十分有限。目前，社区居民一般还是通过居民委员会来参与社区治理，居民真正参与涉及居民利益的决策过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居民参与的意识和主动性差。二是居民参与的理性化程度低，处于一时的热情或因不满而寻求发泄者不在少数。三是居民参与的能力明显不足。造成居民参与治理水平较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相关制度不够完善，更多依靠行政性的政策，而现有的法律法规尚未系统化、细致化、操作化。二是居民在参与过程中遵循制度行动的程度较低，通过制度外的方式、非理性的举动，以实现自己诉求的现象时常出现。

（四）社区服务内容不能有效满足居民的需求。目前，社区服务主体主要是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比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事务服务中心等，引进市场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尚不健全，造成了社区服务主体的单一化、专业化程度低的局面，无法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强的多元化需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缺乏社区服务的专业化组织和专业化队伍，社区服务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和整体素质无法满足多层次的社区服务需求；二是社区服务项目的专业化程度不高，专业化服务、专业化人力资源极其短缺；三是资金问题是制约社区服务业发展的瓶颈，资金短缺使社区服务失去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五）社会管理法律机制不够完善。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和保障。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管理相对比较活跃，而社会管理法律机制则较为滞后，没有赋予社会管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机制，甚至还没有用法治的视野和法治的逻辑来调控社会管理。一是社会管理的概念和内涵在我国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典则体系中没有形成完整的概念，社会管理的概念主要反映在有关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之中以及有关的规范性文件之中，这种法律渊源上的缺失使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二是我国学界关于社会管理法律机制、社会管理法治等概念处在争议之中。笔者注意到，在我国学界，社会管理研究分布在多个学科中，而在法学中对它的研究则完全不占优势。社会管理法律机制不健全直接导致政府在社区治理领域的越位、错位、缺位就得不到有效解决，基层社会管理能力不强的状况就得不到彻底扭转，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也就无法有效提升。

三、对策与思考：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路径

（一）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在社区治理中的相互关系。按照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领域都存在失灵的可能。而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政府并不是真正的公正，政府人员也是经济人，他们行事时也是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当政府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市场机制由于先天性的缺陷，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也存在着不足。社会领域活动的主体，看似可以克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但由于独立性、资金来源、内部管理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其主体也难以避免失灵的问题。所以，从整个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要建设一个良善有序的社会，三个主体都要参与到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来，取长补短，合作共治。

政府应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不再以简单的刚性行政手段来处理各种复杂多样的社区公共事务，而是通过和相关各方面组织和居民沟通、协商、合作来实现预期目标。要切实做到服务重心下移，使社区权力资源由单纯的政府控制向市场、社团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分化，治理组织由垂直的科层结构向横向交错的网络结构转变。同时，积极培育发展社区中介组织，推动社区中介组织由“依赖型”逐步向“自立型”转变，有效进行社区的管理和服务活动。

（二）引导居民广泛参与，将培育现代公民意识贯穿社区治理全过程。居民参与是实现和谐社区治理的有效途径，社区居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既是城市内涵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治理架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要培育广大社区居民的自我参与意识，畅通居民参与渠道。参与内容不要仅限于文化和经济内容，要强化政治参与，尤其是参与社区发展规划、选举等重大社区公共事务。例如，可以通过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召开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社区事务公开民主评议、社区志愿服务等形式，积极调动居民的参与意识。同时，要形成有效的社区参与机制，应变被动型为主动型参与。

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动力主要来自利益驱动和认同驱动。从理性视角看，个体参与公共事务是基于利益，当居民感到参与社区工作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并能够有效维护其利益时，自然就会萌生参与社区事务的动机与期望。因此要强化社区成员与社区之间的利益关系，使社区成员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参与社区事务的愿望。

（三）创新以信息化、网格化为载体的社区治理手段，切实改进社区治理方式。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网络社区在舆论形成和舆论引导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要打造一批优秀强势网络社区，使其成为网络环境中的建设力量。政府职能部门成立舆情研判机构，对网络信息进行分析、甄别和判断，提出对策，及时回应。建立社区民意诉求征集机制，发挥网络社区民主参与、建言献策及监督作用，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特别是政府在出台有关经济发展战略、城市规划、项目建设以及关系社区居民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之前，通过网络征求意见，构建政府管理的“意见超市”。建立起舆情信息发现、研判、报告、引导、处置等常态化工作机制，确保出现问题及时化解。

同时，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化管理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将街道划分成若干社区，理顺各方关系、整合行政职能、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资源统筹、职责明确、灵活反应、综合协调的网格化社区治理新模式，从而推动社区实体化。社区网格化建设是一个综合工程，要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作用，依托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加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部门沟通协作，处理好内部多元关系以及与地方政府、国家政府以及驻地企业之间的关系，真正把社区建成纵横交织的网络系统。

（四）完善社会管理法律法规，为社区治理提供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通过法律的形式重新对社区管理体制创新进行制度规范，明确各个行为主体的职责范围、运作界限，重新厘清政府参与与社区自治之间的法律边界，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从政策供给到法律供给的转变，为实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的法制化提供条件。

进一步完善居民参与制度设计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制度供给体系。一是科学合理地构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制度，包括社区民意表达、民意反映制度，社区民主评议制度，社区听证制度和社区信访等制度，以充分保证社区居民参与渠道的畅通。二是从法律上重新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进行界定，制定社会组织基本法，完善社会组织法律制度，进一步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和性质，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法律保障。三是适度改革现有的社会组织准入制度，放宽门槛限制，完善法律监督、政府监督、社会监督、自我监督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还必须完善社区组织内部治理制度规范，推动社会组织的自我发展。当然，还要处理好现有制度建设与现有制度体系、未来制度发展之间的关系，提高制度建设的灵活性和应变性，建立起社会组织法律制度，进一步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和性质，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法律保障。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党校讲师

城市社区治理困境与对策分析 篇7

1 城市社区治理的内涵

社区概念最早是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腾尼斯在他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 (community and Society) 一书中提出的, 他认为社区 (community) 是指那些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 关系密切, 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的, 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在我国社区概念是由费孝通先生等社会学家最早引入的, 他们首次将英语“community”翻译成“社区”, 并由此为我国社会学界广泛引用。现阶段我国社区的概念更加强调国家减少干预, 公民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发展居住地域的服务与管理等, 使居民增加情感归属与认同。

一般认为, 社区治理 (community governance) 是指政府与非政府部门 (如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中介组织或居民个人) 以社区为平台, 发挥多元主体优势, 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相互博弈、合作、协调、消除分歧, 寻求共识, 以求社区资源最大程度的合理化配置、利用的一种过程。

2 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境

近几年来, 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取得了很大成就, 在完善城市管理体制, 有力推动城市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与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相比, 与国外的社区治理相比, 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 还有很多重大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众多矛盾依然存在, 根本性的困境依然没有突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的困境

即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干预过多, 治理主体单一。社区自治是社区管理的必然趋势, 但当前我国社区自治程度普遍较低。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直接控制社区的治理工作。在整个社区的治理中, 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 政府垄断社区所有资源的现状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在城市社区治理中, 社区的独立性与法律赋予的自治性都受到了限制, 社区成为基础政府组织及其派出机构的“附属物”, 自治性、群众性和民主机制都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政府部门特别是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在社区治理中经常性的越位, 如社区居委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 成为政府部门的承受层、操作层和落实层, 再加上工作中权、责、利的不明晰, 社区工作开展起来显得力不从心。这种社区行政化所引起的盲目进社区和无序进社区的问题, 与社区居民的自治要求背道而驰, 不利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 也不利于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威信, 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社区的承载能力。

2.2 非政府主体错位困境

非政府主体本应是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角, 但在现阶段我国的社区治理中它们往往是附着在政府之下, 处于被动与服从的地位上。由于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在进行社区治理时对社区公共事务实行垄断和强制性管理, 社区其他治理主体只能接受和服从。另外, 非政府主体在经济上和组织运行上也都无法摆脱对政府的依赖, 其在社区治理中应该发挥的作用无法有效施展。

2.3 激励机制缺失困境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 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认识不足, 对政府依赖性强, 参与意识不强, 参与度低。社区居民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自身利益的驱动, 参与就是为了维护或促进自身利益。由于激励机制的缺失, 很多社区居民把社区治理工作看作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事, 并没有把自己看做治理的参与者, 对社区治理工作并不关心甚至不配合对社区活动。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 给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大难度。

2.4 社区资源匮乏困境

我国城市社区普遍面临资源匮乏, 配套支持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的问题。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匮乏。社区治理工作者普遍专业化程度较低, 大多数从业者没有经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 缺乏社会知识和专业管理知识, 工作方法单一, 工作效率不高, 工作效果不好。目前, 从事社区治理与服务工作的多是下岗职工、家庭妇女、离退休职工等, 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偏低, 提供的大多是简单的劳力活动, 难以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另一方面是政策资源缺乏。社区治理缺乏足够的政策支持, 很多政策过于笼统, 执行起来难度较大, 而政策间也缺乏有效衔接, 这为注重细节管理的社区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

2.5 社区自治权力缺失的困境

我国社区自治权力落实不到位, 社区往往缺乏日常决策权、人事权和经费支配权。首先, 缺乏日常决策权。居委会组织法中明文规定“对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 居民委员会必须提请居民会议讨论决定”, “居民委员会向居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 这就表面居民会议理应是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机构, 是社区自治的权力中心。但在现实中, 社区居民会议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权受到来自政府行政机构和社区党组织的强烈冲击。政府行政机构和社区党组织往往不经过社区居民会议而随意对社区居民委员会发号施令, 摊派工作。本应享有社区公共事务决策权的居民会议基本被架空。在实际生活中, 很多社区的居民会议形同虚设。其次, 人事权的缺失。人是组织的主体, 社区治理工作全靠人来执行, 人事权的归属直接关系到组织的性质和功能。目前, 社区人事组织关系由政府掌握, 这必然影响到社区治理的自治程度。再次, 日常经费的缺失。社区可自行支配的资金很少, 大多数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工资也要由街道办事处拨付, 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区居委会对街道办事处的依赖, 自治权也就无从谈起。

3 城市社区治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我国的公共治理强调国家与公民的合作、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 通过治理主体间的互动, 促进政治、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建设和谐社会。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 各种治理主体在平等、互信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协商, 化解矛盾与冲突, 在满足各治理主体利益要求的同时, 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和谐。为了达到这种治理效果, 社区治理必须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3.1 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原则

现代社会公共治理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 注重各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协商, 通过协商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就是通过国家与社会或者国家与公民间的良好合作, 实现还政于民的过程。社区善治主要就靠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来实现。

3.2 社区治理的自治原则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的管理体制, 造成了“强国家, 弱社会”的格局。而在一个社区管理系统内部, 政府的管理职能的比重与社区自治比重两者是成反比关系的, 政府的管理职能越强, 社区的自治职能越弱。要正确处理两者关系, 就要对政府权力做出限制, 对其现有权力进行剥离, 给社区自治留出足够的空间。鼓励非政府治理主体发挥作用, 让它们充分利用社区资源, 自我组织, 自我管理, 自我发展, 从而实现社区自治。

3.3 政府角色转换原则

传统政府社区管理角色过于强调单一治理与管理的强制性, 不符合现代治理理念, 因此必须转换角色, 转变职能, 重新界定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区的角色和功能, 建立政府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间的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

4 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

社区建设与治理应该与时代相适应, 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与创新。毕竟社区是城市生活的的基础, 是城市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 城市社区治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要达到城市社区的善治, 就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4.1 培育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

社区治理要求社区组织、社区居民与政府组织共同承担社区建设与治理的责任, 负责任的政府与有责任感的公民在社区治理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意味着由政府机构作为唯一社区治理主体和以行政主导为特征的传统社区管理模式必须要进行改革。一方面, 要积极培育和发展除政府以外的其他社区治理主体, 特别是社区中介组织和居民自发性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取消政府对非盈利组织进入社区设置的政策性障碍, 促使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早日出现。另一方面, 就是要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社区治理关系到每个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 只有社区居民共同参与, 社区才能得到持续发展。只要与社区居民有关的事物, 社区居民都有权参与并发挥作用, 居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被激发和调动起来, 社区治理才能走上内源性发展的良性道路。

4.2 转变政府社区治理职能, 扩展社区自治的空间

“有限政府、大社会”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 也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战略选择。要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必须在政府职能定位与行使上做到有取有舍、有进有退。社区自治要求政事分开、政社分开, 将本应由社区自主和自决的功能交还社区。但目前政府职能滞后于社区自主的需要, 政府职能的转移还只是限于行政系统内部, 政府向社会放权, 向社区放权的程度和范围都还不够。

政府作为社区治理中的关键主体, 其职能定位和行为的规范性决定着社区治理的成败。因此, 必须对社区治理中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进行科学设计。具体来说, 政府在社区治理中应该承担的职能有:第一, 指导和帮助社区组建社区组织。社区组织是实现社区治理的主体, 但是这些组织的建立与完善并不能完全依靠自身, 必须要在政府的帮助、指导、推动下进行。第二, 政府应为社区治理提供必要的法规和政策支持。社区治理必须在一定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框架内进行, 政府应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规、政策来规范和保护社区自治活动, 实现各治理主体有序的政治参与。社区治理的外部环境也需要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来营造。政府不但要制定政策, 同时也必须废除已经不符合社区自治需求的政策法规, 为更多的非政府治理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开辟道路。第三, 帮助社区提高自治能力。个体的发展总是容易陷入盲目的漩涡, 政府应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制定出具有操作性的各个社区治理主体充分认可的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 对社区治理进行综合考评, 奖优罚劣, 以达到对社区治理的宏观指导, 引导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

我们强调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同时, 切忌“矫枉过正”。政府毕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具有特殊的社会角色与地位, 拥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权力, 具有任何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职能。正如美国学者诺斯所说, “政府具有使其内部结构有序化的相应规则, 并具有实施规则的强权力”。正是因为政府这种政治优势, 城市社区治理必须依靠政府的引导、帮助和支持。我们在强调社区自治空间的同时, 绝不能过度弱化甚至忽视政府的作用。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 城市社区治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城市的重要切入点。目前,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治理主体单一、非政府主体错位、激励机制与社区自治权缺失等困境。针对这些困境, 提出了摆脱困境应遵循的原则, 并提出了应对困境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社区治理,困境,对策

参考文献

[1]刘娴静.重构城市社区——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范式[J].社会主义研究, 2004, (1) :98.

[2]魏娜.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3, (1) .

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研究 篇8

所谓城市社区, 是指在一定的城市区域范围内, 聚集着一群对组织有着一定归属感的人们, 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归属感来自于城市对于个体生存空间的压缩而导致的相互依存性。所以, 城市社区, 兼备了共同体的组织性与个体发展的独立性, 城市社区治理正是共同体中的相关主体, 对于共同事务进行管理和对于社区利益关系进行协调的过程。

在实现社区治理的过程中, 政府、社会与公民的多主体参与, 才是治理概念中多元化特点的体现。随着我国正在从传统社区治理模式中政府的全权负责转向政府与社会并存的治理结构, 社区治理的首要任务也应该是调动社区共同体中居民参与社区共同体治理的积极性, 正如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样, 社区治理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多的召集社会各种力量组织广大社区居民学习并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 让越来越多的“社区主人”自己协调和管理其在社区中的各种关系, 从而创立一个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贴近居民具体生活方式的、满足社区居民日常需求的治理体系。

二、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

1. 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的提出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考察, 社区经历了不同的形态和内涵变迁。夏学銮教授将社区作了“组织论”“区域论”和“综合论”三个阶段的划分。在第一阶段组织论时期, 社区是自然社区, 即农村社区。这时的社区仅指“农村”这一聚落组织, 是自然形成的农村社区与理性城市社会相对立的组织形态。第二阶段区域论时期, 把社区视作人们在其中共同生活的区域。这一时期来看社区被纳入到政府管控的系统, 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结局。第三阶段综合论时期, 把社区既看做一个互动的体系, 又看做一个冲突的场所, 还看做一个行动的场域。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不断加快, 可以看到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公共生活逐渐从过去的“单位式”向着“街道居住式”, 再到“社区式”的变迁过程, 城市社区的治理往往也是经历了从基层政权机关的纵向单一管理, 向着基层政府机关管理的横向管理, 这其中主要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社区组织、居民委员会等各种居民事务处理机构的产生, 可以说基层政府机关对于基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当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根据利益和权力配置的状况, 从这些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网中, 我们可以梳理出纵横两条权益关系线:一是纵向的政权机关与社区生活者之间的关系;二是横向的社区生活者中的社区一般居民与社区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城市社区各主体间的民主合作治理, 就是将这两条权益关系线结合起来, 以居民委员会为中枢机制, 形成城市社区治理的民主合作模型。

2.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的设计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主要强调的是城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 社区居民以及民间组织参与到其中的一种多元治理, 但以往的那种单向的角度往往是基层政权机关在社区公共管理中扮演着一个强有力的角色, 从这种单向转为多元, 就要求形成一种基层政权机关的管理为主导, 社区组织为具体的工作主体, 调动居民参与合作治理的模式,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主要是从服务社区内居民的角度进行治理, 这种治理的方式改变了以往的一种强制性的治理方式, 而是转化为一种更加具有服务理念的角度来进行治理, 通过这个方面的内容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社区民主合作治理的重要作用, 也不难发现,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的主要特点就表现在了重视社区主体之间的三层多向度的合作博弈, 在城市社区合作治理的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治理的主体与治理的客体之间的合作, 在这种合作模式的建构下形成一种具有三层利益群体共同搭建起来的稳定结构关系。

3.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的依据

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的理论依据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始的, 首先就是来源于直接的民主形式和间接民主形式的现代民主理念。在古希腊城邦社区当中, 形成的一种关于统治归于人民或者是人民主权的形式, 这种形式就是表现在了将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归功于人民大众的权力。这是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模型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一种社区治理形式。

其次就是一种要建立在政府、民间组织和城市精英组织间的一种“社会伙伴关系”的新型的合作主义的思想。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 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建立起的第三条道路应运而生, 这第三条道路主要是主张公民与公民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 以及重点强调公民与国家的政府机关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

最后就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产生的一种协商民主的理论, 该理论更加重视民主, 对于社会共同的治理体系搭建起有效的平台。所谓的协商民主就是在一个共同体内建立起来的自由、平等的公民能够通过参与立法和决策等政治过程, 所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治理形式, 这种核心概念就是协商和公共协商民主的建立过程。

三、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存在局限性的原因

1. 政府角色定位存在偏差与社区组织功能发挥不充分

通过对我国城市社区合作治理模式的文本研究, 发现各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还存在一定的偏差, 即政府、社区性组织、社区居民的职责任任然难以定位。

在我国社区合作治理模式中, 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领导作用, 政府的角色不但是具体治理工作的执行者, 还是具体治理政策的制定者。新中国成之初, 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由于社会中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社会自组织, 所以国家在城市管理中, 体现出了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特点, 但随着社会自组织不断地走向成熟, 一味的政府主导不但降低了行政的效率, 增加了行政的成本, 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这个时候, 政府就应该从“主导者”的角色转变为“协助者”或者说是“指导监督者”。

从目前我国社区合作治理的进程来看, 虽然摆脱了单主体的治理模式, 但仍然处在国家总体规划, 指导社区合作治理的模式之中, 《国家新型城镇发展规划 (2014-2020) 》明确指出了“社会组织应该承担起加快公共服务向社区延伸, 整合人口、劳动就业、社保、民政、卫生计生、文化以及综治、维稳、信访等管理职能, 于此同时, 还要加快社区信息化建设, 构建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发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驻区单位积极作用, 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加强社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 推进社区工作人员专业化和职业化。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这一阶段, 达成社区职能的实现, 任然要遵循国家主导地位, 是国家在社区合作治理模式中起到规划与制定社区建设政策的职责, 而社区也需要尽快转变角色, 发挥自己的组织功能, 一方面成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与宣传者, 一方面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合作治理的积极性, 成为国家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一道桥梁。

2. 社区居民主体意识不够强烈

在社区合作治理的多个主体中, 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往往没那么强烈, 最容易产生参与冷漠的也是社区居民, 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 政府在实现其主导角色的同时, 占有了大量的资源, 社区居民作为这区合作治理的一个主体, 种种活动却收到了限制,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思想的影响下, 在官本位思想的控制下, 人们长期所养成的一种被动式的管理理念产生起来, 这样就容易导致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理念往往受到人们这种思想的影响。

但不可否认的是, 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合作治理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其参与的积极性对于社区合作治理的影响也最大, 政府的政策输出, 必须要收集大量的居民需要作为前提, 另外在政策的反馈过程中, 最有发言权的也是社区居民主体, 但居民主体的归属感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低的, 社区居民无法将自身的利益很好的与社区共同体有机结合, 对于社区居民来说, 一方面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 缺乏管理意识, 另一方面, 在社区合作治理模式中, 没有很显然的利益, 驱使社区居民参与管理, 很有可能是付出了精力与时间去参与管理, 却没有获得明显的利益收获, 形成一种“吃力不讨好”的结局。

四、城市社区民主合作治理的现实适用性

1. 增强社区居民参与意识

如何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 应该从“社区认同感”与“社区主体地位意识”两面入手, 培养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最重要的就是树立共同利益意识, 一方面利用社区共同利益驱动公民参与社区合作治理, 另一面增强社区居民间的交流与互动, 使其认识到社区共同体的存在。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 也是基层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就是广泛的公民参与, 作为社区合作治理的主体之一, 如何增强社区居民参与的力度和积极性, 让更多的社区居民能够参与到其管理的全过程中去, 对于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培养尤为重要, 这就需要社区发挥其中介作用, 一方面对于政府政策进行宣传, 另一方面对于居民的主体意识进行引导, 利益针对性、多样性的宣传模式, 塑造出一种良好的社区共同体氛围, 保障社区合作治理能够有效的运转下去。

2. 提升社区居民参与能力

目前, 中国大多数的社区之中, 公民树立了参与社区合作治理的意愿, 但存在着“无路”参与的状况, 对于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 应该从扩大参与渠道、多样参与方式、拓宽参与领域三方面入手, 使得居民参与“有路可走”, 居民参与能够真正得到落实。

我国的社区社会组织主要有三大类型, 一是以组织文娱活动为主要工作的社区组织, 二是以维护社区居民权利为主要工作的社区组织, 三是负责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的社区组织。但由于组织活动的时间差太大以及社区组织自身建设的不完善, 使得大部分的社区居民找不到参加社区合作治理的途径, 对于扩大社区居民的参与渠道来说, 就应该明确各类社区组织的职责所在, 而不是只能让居民从社区宣传栏中获得单一的社区信息来源。

对于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而言, 其建立的过程应该是在和谐社区建设的基础上, 不断地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 让更多的社区居民能够参与到其社会的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和谐社会的建设, 首先就需要的是融洽的社区氛围, 这就需要社区组织提供形式多样的社区交流活动, 这属于社区文化参与的范畴, 但将参与的领域仅仅局限于文化范畴是无法提升居民参与社区合作治理的能力, 还要将居民参与的领域扩大社区政治参与、社区经济参范围内, 满足居民参与多样化需求的同时, 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共同体重大事务决策的积极性。

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史表明, 一国要成功实现现代化, 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 必须注重城镇化发展,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 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时期, 也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 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推进社区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显得尤为重要, 居民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一份子, 其参与的积极性, 直接影响着社区合作治理的运转效率, 在社区合作治理之中平衡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需求矛盾, 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合作治理的意愿与能力, 不断拓宽居民参与的渠道, 丰富居民参与的形式, 拓展居民参与的领域, 培养起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共同体中的一员与社区合作治理中的一个主体的意识, 使治理成为一种依赖于社区居民自觉的权威认同。

参考文献

[1]高瑜.公共服务下社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J].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 2013 (03) .

城市社区治理 篇9

一、社区治理框架:理论与体制预设

治理是在西方国家应对管理危机时首先被提出的话语体系、实践系统。治理理论内涵丰富, 是虽未达成一致, 但存在基本认同的逻辑体系, 是开放性的理论框架。社区治理是保存了治理理论基本内涵前提下的一种框架。基于治理理论基本内涵, 对社区治理的理论预设和基于中国实践的体制预设, 共同构成了转型期特定内涵的社区治理框架。

治理是适应公民社会成长和民主政治发展需要而出现的管理理念、方式、机制等的变迁, 不仅体现为不同层次的制度规则, 而且体现为相应的活动和过程;是由单一权力主体的控制, 向“多中心”协商、合作、参与的过渡和转向, 包括如下基本内涵。

首先, 多元主体。治理理论提出现代管理主体不再以政府或公共机构为唯一权威主体, 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存在多个中心, 包括除政府外的其它各种公共组织、民间组织、非营利组织、私人组织、社会个人等。“治理是只有被多数人接受 (或者至少被它所影响的那些最有权势的人接受) 才会生效的规则体系”[1], 其权威性来自参与者的共识, 共同利益或共同目标的确认。

其次, 合作共治。现代治理改变了传统的权力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运作模式, 建立起上下互动, 双向的权力运行模式。“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发挥作用, 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2]。治理突破了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 重塑起政府与公民,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 宣扬了一种“离不开政府”、“更离不开公民”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治理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价值认同之上的合作、协商过程。

再次, 自组织网络和普遍信任、互惠关系。在实践中, 治理就是自组织网络的合作, 这种自组织网络实际上是公共、私人和自愿者组织的复杂混合。治理打破了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社会, 政府-市场之间的界域, 多元化主体通过自愿参与、协商、交易, 追求多元化和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共同利益。这会促进自主自治的自组织网络的产生和发展, 并相应地建立共识性协调规范。在无数次参与公共管理的过程中, 组织或个体参与者之间进行不断的博弈、对话, 从而增进相互的理解, 形成相互信任, 共担风险的合作共赢关系。

最后, 善治目标。善治是治理的最终目的和价值取向。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 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是在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提供、公共事业的建设与运行中, 实现还政于民, 形成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互动的治理格局。

显然, 治理与善治以成熟的公民社会为前提和基础。公民由于权利意识的觉醒, 会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具备和不断提高自主发展和自我管理的能力。自下而上的公民参与, 才会成为公民的习惯、义务, 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便成为普遍现象。治理依靠以问题和管理事务性质为导向而构建起来的多种形态的社会合作网络体系, 这种问题本位的多元参与体系, 体现为不同层次的互惠、合作关系。社会资本所内涵的网络结构, 互惠、信任、合作关系, 有助于组织间的协调和沟通, 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 形成高度异质化社会中的自主治理, 因此社会资本不仅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凭借, 而且是治理所要实现的目标。

社区治理是全部治理系统的基础, 被视为“治理的灵魂工作”[3]。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 与西方治理理论所阐释的公民社会有一定的差别。在中国语境下, 社区治理有着更加贴近中国实际的体制预设和实践逻辑。20世纪90年代初, 中国政府在借鉴国外社区治理基本理念的基础上, 提出了社区建设思路。其在总体价值取向上与社区治理理论保持一致, 同时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旨趣。“社区建设是指在党和政府领导下, 依靠社区力量, 利用社区资源, 强化社区功能, 解决社区问题, 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发展, 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4]社区建设在合理定位政府职能的前提下, 使社区由控制机制向提供服务转变。围绕政府放权和社区增能, 采用行政化或社会化两种模式和两种取向, 逐步推动体制变迁, 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由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 乃至自治型社区发展。

转型期的中国社区治理, 是政府主导下的政府与社区合作共治, 分工协作, 是传统与现代社区治理模式的共存和互动。另外, 根据社区发展的需要和客观环境的变化,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城市社区治理体制, 实现单位制向社区制的真正转变。以“小政府, 大社会”为基本指向,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规范和完善社区治理, 建构起充满人文关怀, 人际关系和谐的社区。

二、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构

学界对社会资本的表述虽不尽相同, 但在基本指向上不乏共识, 即社会资本与蕴含在社会结构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信任、互惠规范, 以及合作参与等相关联[5]。帕特南[6]从社会本位出发, 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 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 它们能够通过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区是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 城市社区社会资本也应是基于社会本位视角下的社会资本。由上可见, 社区社会资本是包括个人、正式与非正式组织在内的社区行动主体, 建立在信任、参与、互惠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及渗透其间的价值、文化和规范等的一种资源性力量。其核心是信任、互惠关系、公共精神, 社区关系网络, 现代城市社区制度的有效供给等, 既有实体层面的关系内涵, 也有抽象层面的文化、价值内涵。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 单位制被打破, 原来意义上的单位街居“关系”受到冲击而碎片化。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人口流动的频繁, 城市房地产业的兴起和住房商品化, 城市的居住空间结构发生变化, 社区功能要求呈现多样性、复杂性趋势。传统体制下形成的“熟人社会”逐渐异质化为“陌生人社会”。传统血缘、亲缘、业缘社会资本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消解, 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以互惠、诚信、契约、合作为主的现代道德约束尚未建立, 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凌乱和缺失。受体制惯性和制度依赖的影响, 城市社区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依然明显。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和自主治理始终面临文化和制度困境。由于缺乏协调公共利益的合理机制与道德基础, 多元化利益增加了原子化个体的理性行为及集体行动困境。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 成为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关键因素。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重构具有现实意义。

社区治理与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是相互嵌入、相得益彰的过程。转型期中国社区治理突出体制制度变迁意涵, 因此社区治理框架及其实现, 成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重构的制度背景、价值前提, 为其建构提供基本路径, 制约其进程和存量。

(一) 公共精神的培育

社区治理是公共行政价值转向和公民社会重塑的双向互动过程。公共精神是此过程中两个方面的价值契合点和决定性条件。而社区治理是基于公共精神的制度、价值和空间重整的过程。而这会对以公共精神为价值内核的现代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产生直接的影响。

公共精神是蕴含于公共领域中的以公共利益、社会需求为依归的价值指向, 道德理想以及社会制度。社区治理的逻辑起点是以公共精神为导引的公共行政价值理念、制度的转变。政府从单纯追求效率与低成本等工具理性, 走向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导向的价值理性;强调政府与社会互动、联合, 重视公民参与, 实现基于公共利益的政府与社会,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责任共担。理念通过制度转化到公共空间, 并获得践行的机会。在社区层面, 政府完善相关制度开拓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 增进公共权力与社会间合作共治的机会, 培养社区主体的互信关系。公民通过社区实践, 不断养成或激发权利意识、自主意识、公共意识。公共精神的不断累积, 也是社区社会资本要素积累的过程。

(二) 去行政化与社区关系网络

社区治理所要实现的是以多中心, 协商、民主、包容等为特点的“合作治理”。这意味着政府社会关系结构的根本变化和重新建构。社区自治力量的发展, 非政府组织的出现, 公民社会的成熟, 是公共行政转变和社区治理真正实现的契机。开放包容的社区关系网络, 既是社区治理主体和意义所在, 又是社区社会资本积聚的组织载体和主要路径。社区自组织为已经异质化的、松散的、弱联系的现代社区提供新的整合机制和认同机制, 并增进社区成员间及与政府间的沟通、协调;在频繁互动中, 普遍信任、合作、互惠关系得以形成并逐渐契约化。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逐步提高, 居民社区参与获得了持续动力。而且“只有横向网络才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 才能在共同体内促进制度成功。相反, 无论多么密集的垂直网络, 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6]开放包容的社区关系网络所生并不断强化的信任、互惠、合作、包容等价值规范, 使社区趋近于守望相助的“公民社区”, 使社区治理凭借高效的资源整合能力而有序高效。

由于政治主导文化的影响, 中国社区治理始终依赖行政力量的推动, 政府在治理中的责任被无限放大。治理方式突出了行政控制, 而不是合作背景下多元主体的平等对话, 多中心治理格局还未生成, 社区自组织和社区自治能力缺乏。社区居委会承载了过量的政府职能, 成为政府在基层组织中的延伸。社区在事实上是国家建构的政治-社会空间, 社区治理还未实现由“政治需要”向真正“社会需要”的转化。社区缺乏以社区自组织为纽带的利益关系, 社区居民缺乏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 参与意识淡薄。

在社区治理框架下, 社区社会资本培育首先要实现社区管理去“行政化”, 建构“多中心体制”, 为社区自组织发展提供合法性空间。政府要摈弃全能主义管理模式, 真正还权于民。其次, 应培养社区精英, 引导和鼓励自组织发展。社区组织参与社区建设, 既可以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化的社区需求, 也有助于建构以增进公共利益为目的的人际关系网络, 增进社区主体间的互助、信任关系, 增强社区归属感。另外, 完善制度和法律, 规范非政府组织本身的发展, 为其提供稳定的发展平台。转型期的中国制度变迁, 为城市社区组织及相应社会资本的培育提供了逻辑上的动力。但更深层次上, 公民性和公民能力的普遍提高, 走出“狭义社会资本”的困境, 将是长期实践和理论不断修正的过程。

(三) 理性看待政府作用

善治是在公民社会逐渐强大背景下, 去权力中心, 去官僚体制, 实现民主、平等、协商、共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似乎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事实上, 国家对于推进社区治理和培育社区社会资本从来都不是外在的, 被动因素。社区治理由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预设和推动。市场经济制度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政府与社会职能分工及二者关系结构, 民主、公正的秩序规则等便成为影响社区治理的宏观环境和微观机制。在“互补性”关系中, 国家为社区自治创设合理制度空间和行为环境, 促进人们合作、参与, 提高社区自治能力, 促进公民精神的塑造。国家主动导引和规制使现代民主不断渗透于社区中, 可以纠正社会资本的消极机制, 增进现代社会资本积聚;可以促进偏向于封闭、隔绝、同质化的社区关系网络转变为普惠、开放、横向关系网络。在“嵌入性”关系中, 政府官员参与社区日常生活, 塑造自己的社区成员身份, 以政府官员和行政权力向社会回归, 实现社区公共利益, 激发社区成员的信任和认同, 促进社区组织成长。有人称之为“国家在社会中”。“嵌入”本质是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让渡。在后发现代化国家, 普遍存在的国家法团主义的社会资本呈现“政治化”倾向, 但能否向社会法团主义过渡离不开体制内成分的支持和认同。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由国家主导, 而非自然长成, 其自主性、公共精神等相对不彰和先天发育不良, 而国家行政能力却保持绝对优势。社会问题的解决往往不是凭借社会自主解决, 而是要诉诸国家。在“小社会, 大政府”现实面前, 国家“政治设计师”的作用不仅是客观必要的, 而且有着历史文化渊源。在社会资本或者这里所说的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中, 国家或政府作为设计者, 实践者和改革者的身份担当不可忽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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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斌, 吴欣欣.社会资本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分析——以社区治理”失灵困境”现象为视角[J].科学决策策, 2009 (7) .

浅议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问题与对策 篇10

一、“社区”来源

1887年滕尼斯用“社区”与“社会”两个综合性分析概念, 来说明人类演进过程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两极特征。他认为“社区是一种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 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社会则是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在社会里人们“虽然也像在共同体里一样, 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 但是基本不结合在一起, 而是基本上分离的。”由此, 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由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同质人口组成的、价值观念一致、关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 并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的精神意识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随后20世纪20-30年代, 研究都市社区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E.帕克强调了社区的本质特征是“地域性”的观点。1955年, 美国社会学家G.A.Hillery则认为, 大多数社会学家认同的社区概念应包括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和共同关系三个特征。

目前我国对社区的研究较有影响力的范式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此类研究将社区视为社会的代表或者国家与社会的中介, 通过社区去验证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某些重要论点。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研究社区治理的具体范畴, 他们认为社区是中国公民社会崛起、推动社区自治和城市共同治理的重要方式, 政府向社区让权、还权、授权, 成为社区自治的推动力, 而草根社区通过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 并对管理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目前, 按经济结构、人口密度、人口聚集规模标准分类, 主要有农村社区、城市社区和集镇社区 (或城镇社区) 三种, 本文探讨的是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不足。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 我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正逐步走向服务, 各类非政府社会组织取得了一定能动性, 社会管理的创新活动正如火如荼。尽管公民社会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已逐步改善, 但因为公民意识尚不普遍、法制体系尚不健全、民间组织的自主性不强等原因, 虽出现了不少社区自治的示范社区案例, 但大多数采取的仍然是政府为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 政府外的社会力量如社区法定组织与民间组织等都还很弱小, 存在以下不足:

1. 治理主体定位不清

我国社区自治程度普遍较低, 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命令和强制手段直接控制社区的治理工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 社区的独立性与法律赋予的自治性都受到了限制, 社区成为基础政府组织及其派出机构的“附属物”。市、区各管理部门存在工作职能相互混淆的情况, 结果往往各自为政, 工作布置繁杂和重复交叉, 使社区居委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任务, 成为政府部门的承受层、操作层和落实层, 加之工作中权、责、利的不明晰和当前考评机制的综合因素, 社区工作开展起来力不从心, 疲于应付。这种社区行政化实际上形成了领导与指导兼有的双重关系, 而其原本的自治管理功能却日益萎缩, 不利于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 也不利于提高社区居委会的威信, 同时还严重影响了社区的承载能力。

在治理角色错位的的同时, 政府过多地干预了非政府社会组织的自主权利, 使得一些地方的居委会承担了一些应由非政府社会组织承担的事务性职能, 如社区文化活动、公益慈善活动、志愿者活动等。由于政府角色上的缺位和越位, 出现了“该管的未管, 不该管的强管, 管了的又管不好”的现象, 影响了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

2. 社区管理资源匮乏

我国城市社区普遍面临资源匮乏、配套支持难以满足社区治理需要的困境。一方面是人力资源匮乏。由于编制等历史原因, 当前从事社区治理与服务工作的多是下岗职工、家庭妇女、离退休职工等, 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比例偏低, 大多数从业者没有经过社会工作的专业培训, 缺乏社会管理知识, 面对社区各项功能社会化服务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社区工作人员工作强度很大, 但工资薪酬却普遍偏低, 吸引不了高素质人才, 社区工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另一方面是政策资源缺乏。社区治理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 很多条例过于笼统, 执行起来难度较大, 而政策间也缺乏有效衔接, 这为注重细节管理的社区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具体表现在:一是街道办事处指导下的社区居委会, 对自身行政服务和管理的范围没有制定明确的制度规范, 容易造成管理缺位或越位的现象;二是社区内的市、区属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分别按各自指令行事, 与社区之间的关系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往往造成社区事务相互推诿扯皮;三是社区管理运行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 难以制约一些权力集中部门的工作。

3. 社区参与性不强

社区治理的目标就是通过多元的社区组织实现对社区治理的参与, 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党团组织和政府组织, 也有非营利组织和市场组织, 还有居民个人。现阶段社区内居民参与和社会组织参与积极性都不高, 社区活动的行政化痕迹明显。虽然很多社区管理机构对居民的意愿和要求给予了一定的重视, 居民的合理化建议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采纳, 但靠行政推动力来整合社会力量的方式很难吸引居民自觉参与。而在政府的强势领导下, 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开展很多时候处于被动地位, 因为这些组织无法像政府那样采取合法的强力手段实现公共管理和保护公民的公共安全与人权, 而政府与营利组织又不能像非营利组织那样对社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而又受到受助者欢迎的服务。此外, 社区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体, 这些主体在社区活动中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 但目前各组织尚未明确各自所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义务, 比如社区非正式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共建与共享尚未成形。

三、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分析

1. 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虽然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大多数还是政府主导, 但是参照武汉、上海等社区管理的创新经验, 我们发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由单一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与社区互动的治理模式道路可行, 这是构筑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模式, 也是架构“小政府、大社会”的创新社会管理途径。一要明确居委会与各职能部门所担负的职责。各职能部门必须独立承担的行政管理责任, 对于自己职能内的事务不推给社区, 如果需要社区协助应该提供工作人员和相关经费, 其他如社区保障、群众文化等社会性服务工作应从行政职能中分离出来, 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移交社区, 并界定社区自治管理的职责, 包括社区社会机构的管理、邻里关照等社区公益事业建设等。二要创新社区评议的考核监督机制。对社区的考核由上级部门的单向考核, 转变为上级部门、驻区单位、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多向考核;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建立公示制、承诺制, 接受社区成员的监督和评议;考核管理社区、服务居民的内容应当以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为主, 并取消考核与社区职能无关的内容, 切实为社区工作减负。

2. 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2011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2011-2015年) 》, 《规划》指出, 要积极推进社区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 落实“一社区一名大学生”政策, 实施50万大学生服务社区计划。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 要采取公开推荐、民主推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个人自荐等方式, 引入竞争机制, 推行竞争上岗, 创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针对社区管理特点, 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 建立培训登记管理制度, 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各种职业资格考试和学历教育, 对社区服务人员进行系统培训, 切实提高社区干部的计算机操作、口头表达、文字组织、矛盾协调等技能。另外, 要认真落实政务公开、财务管理、民主评议干部等规章制度, 保障社区人才队伍的稳定, 从而使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向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发展迈进。

3. 提升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居民参与度的高低, 决定着社区建设与城市基层民主化实现程度的高低, 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基础, 也是实现社区建设自治发展的关键。首先, 要引导居民群众在社区民主管理中发挥作用。通过建立社区网站、张贴宣传通知等各种方式实行居委会工作公开;开展试行社区事务听证制度, 增加社区管理的透明度, 提高居民责任感, 对影响居民生活的大小事情通过召开听证会、楼道会等形式解决。其次, 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和互助活动, 融洽邻里关系, 消除矛盾纠纷, 满足社区居民多方面的精神需求, 并通过树立社区活动积极典型, 引导居民自觉参与社区的管理, 形成和谐邻里、平等互助的良好社区风气。

4. 培育各类社区组织

社区服务组织是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 对该类组织的设立和发展要给予必要支持, 特别是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等应简化登记手续, 降低准入门槛, 减免税收费用, 对办公场所方面也应积极配合。此外, 对一些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可以借鉴香港地区的做法, 试水市场化的购买制度, 引导符合条件的组织或个人创办公益性组织, 扩大试点服务范围和内容, 实现社区居民综合性服务的提供。

城市社区治理 篇11

摘 要：如何加强社区治理的科学化，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命题。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形成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新格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关系不明、制度不规范、居民参与度低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要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前提，以民生为导向，完善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从而实现城市社区治理与发展。

关键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096-03

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社区治理的科学化，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命题。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已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形成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新格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总结成就，直面问题，对于进一步明确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目前，我国基本建立了党的领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区治理的格局，初步实现了政府引导与社区自治的有机结合。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取得了较多成就，主要是：

（一）在社区治理中，党组织的领导与整合作用逐渐加强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国家建设的领导者，也是国家建设的行动者，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党组织的思想引领和政治核心作用。推进社区治理中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是中国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1]。我国近年来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通过对社区党组织建设带动社区治理的发展，通过党内民主带动社区人民民主，通过对社区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提高了社区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在社区中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社区党组织引导社区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形成了以党带群、促进民生的工作方法，切实加强了社区党组织对社区的领导和整合作用。

（二）“撤街强社”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

“撤街强社”社区治理模式最早出现在2002年南京白下区，撤销淮海路街道办事处。撤销街道办事处引起社会关注是在2011年的安徽铜陵市，在全市范围内变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管理为市、区、社区三级管理。此后，各地进行“撤街强社”的社区改革，形成了武汉百步亭模式、铜陵模式、黄石模式和贵阳模式等[2]。“撤街强社”后政府办事效率提高，基层社区服务功能提升，使政府职能发生改变。

（三）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治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近年来，在政府的指导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经济、文化、服务各个方面的社会组织不断的涌现和发展，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治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协助政府加强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比如社区社会组织承担了原来很多由政府和居民委员会的任务[3]；二是参与公共治理，促进社会主义民主，通过发挥桥梁作用，有利于社会成员了解政府政策，促进社区关系和谐和社会稳定的维护；三是促进社会服务的专业化与多样化，为社会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社会服务，使我国的社会服务呈现多元发展局面。

（四）社区文化建设得到发展

我国城市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重视社区文化的发展，积极建设具有当地特色的城市社区文化，努力提高社区治理的软实力，为社区治理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目前，我国城市在社区环境文化建设和社区群众文化建设中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首先，在社区环境文化建设中，加大了对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社区群众提供文化设施和场地，如文娱活动中心、文化广场、文化长廊等；其次，在社区群众文化建设中，积极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教育活动，带动社区群众参与，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丰富了社区群众精神生活，使社区群众共建共享社区文化。

二、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应该看到，在当前中国社区治理过程中还存在着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关系不明、制度不规范、居民参与度低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关系不明严重影响了社区治理

目前，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以及社区社会组织构成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由于各个治理主体对社区进行管理与服务的角度不同，在社区治理的方式和原则上也不相同，难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导致了社区治理的效率低下，甚至是“社区失灵”。“社区失灵”主要表现在社区管理和服务的缺失、滥用和越位等方面。造成“社区失灵”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社区治理主体的职能范围不明，未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居民委员会在社区治理中居于主要地位，工作任务繁重，很难承受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功能；其次是社区治理的主体职能缺乏法律依据，造成治理主体的权威性低，增加了社区治理的难度[4]。

（二）社区治理的规章制度不规范

有法可依是我国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前提，必须有规范的制度和有效的运行机制作保障。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制度和体制存在缺陷：一是街道办撤消后，社区自治组织职能范围缺乏法律上的依据；二是社区内的企事业单位与社区的关系缺乏法律上的依据，社区事务上各自为政，往往造成相互推诿扯皮；三是各种社会组织大量出现，但有效的社会组织管理规范尚未形成；四是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存在相关管理部门权力过于集中，难以进行监督和制约，容易滋生腐败，影响社区民主生活。所以必须健全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保障社区治理依法进行。

（三）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度低

由于受原街道办管理所形成的惯性思维和社区居委会缺乏独立性的双重影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并不强烈。大部分居民认为社区居委会仍然是政府在社区的行政机构，而不是实现民主权利的社区自治组织；同时社区居民在思想上也缺乏自我管理的概念，对社区居委会的活动具有较少的参与意识和热情，导致了社区群众参与率的低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参与对象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参与内容集中在文化、娱乐以及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政治性活动如选举居委会代表、各级人大代表等很少有人参与；参与形式主要是被动参与，居民自发组织的活动较少。

（四）在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社会组织首先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其次协调社区利益关系、化解社区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但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还存一些问题：一是虽然社区的社会组织总体上数量多，但是具有规模的少，在社区的影响力不足；二是大部分社会组织是在政府部门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下成立的，在很大程度上对政府具有依赖性，基本是作为政府附属机构发挥作用；三是我国城市内社区习惯了街道治理的传统，对社会组织的认识存在不足；四是社区居民对处于发展阶段的社会组织认识程度和参与度低。所以，社区治理中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仍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

三、完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

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5]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社区治理的基本要求，要从一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城市的社区治理。

（一）加强社区党建工作，开创城市社区治理的新局面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社区治理的前提是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思想引领和政治核心作用，这就必须加强社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首先社区基层党委与社区内企事业单位党委整合社区党组织资源，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在此基础上在社区社会组织中建立党支部，加强党对社区社会组织的领导，建立以党带群工作模式，同时以社区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工作，增强社区治理的凝聚力，有效开展社区各项工作。

（二）科学定位社区治理主体的角色职能

我国城市社区是一个多元治理主体结构，科学定位社区治理主体的角色职能尤为重要。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物业和社区社会组织各个治理主体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才能保证社区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党组织是党在社区工作的基础，是各项工作和社区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居民委员会是政府指导下组织社区成员进行自我管理、搞好社区工作的居民自治性组织；物业部门主要是对社区的基础设施进行维护与管理；社会组织承接政府的部分服务职能，为社区提供专业的公共服务。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正在努力建设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居民委员会、物业和社会组织相互配合、互相补充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三）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社区治理的多元化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主体，它的蓬勃发展有利于发扬基层民主，促进社区自治，实现社区共治。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要成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助推器，就必须置身于社区治理架构下，与社区多元格局中的其他主体紧密联系、协同发展，共同构建社区共治平台，推动社区治理。社区社会组织要与其他社区组织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充分发扬合作互助的精神，发挥自身的组织能力，进行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资源合理利用，促进社区发展。政府要转变观念，正确认识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是在共同治理过程中的一种平等的合作互补关系。现代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社区关系和谐的重要载体；政府与社区居民沟通的桥梁。

（四）完善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推进社区治理的法制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法治工作的整体格局和发展态势，并特别提出了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新目标。要健全国家社区法制体系，改变我国当前社区法制建设分散化、政策化的特点。在社区法律体系中，除了有限的几部专门法之外，关于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法律规定大部分都分散在相关法里[6]。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社区的长治久安与建设法治中国的根本要求。要改变当前社区法制体系滞后于社区发展的现状，以法制建设推动社区治理，就要牢固树立依法治理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制定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完善社区基层法律体系。其次，完善基层法律服务体系，组建社区法律志愿者队伍，吸纳具有服务精神、热心公益事业和具备一定法律业务能力的社区居民参加，为满足社区群众的法律需求作出贡献。

总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是通过政府、社区自治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的共同努力实现的。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社区治理的主体，明确职能，理顺关系，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前提，以民生为导向，完善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发展社区特色文化，从而实现社区的治理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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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治理 篇12

1城市社区治理存在问题

1 . 1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之间利益不均衡

社区治理多元主体的出现,突破了传统的一元模式所带来的弊端,丰富了城市社区管理的手段和方式,但因为多个主体间需求不同,所谋求的利益不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摩擦也是社区冲突产生的最基本根源。在社区治理中,各利益主体既有各自利益需求,又有共同的社区利益需求。广场舞对于一部分居民来说,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内容,锻炼了身体,陶冶了情操,愉悦了身心,但是跳广场舞又占用公共实施,广场音乐增加了噪音,对于不参与的居民的正常生活影响很多。现阶段,因为跳广场舞引发的冲突不断升级,从最初的争夺公共场地、扰乱社会秩序、相互干扰锻炼的正常进行发展到打架事件,因此解决这一矛盾迫在眉睫。

1 . 2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管理的方式逐步从政府治理向社区治理转变,在此过程中,政府作为管理主体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社区作为城市基层社会的自治组织,主要职责是依法管理居民内部事务,政府需做到下放权力,不直接参与社区的建设,减少对社区治理的干预。但是由于职能转变上不彻底,政府在参与社区的管理中没有正式放手,一般情况下都是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向社区组织交代任务,社区成了政府的执行单位,弱化了社区本身的自治功能。在职责上,有关规章明确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原则,并规定社区拥有街区综合协调权,但却没有明确相应的保障措施,这些职能部门的业绩还是由区主管部门负责,打击了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1 . 3城市社区治理相关制度与法律规范不够健全

目前社区治理中法制建设存在不健全的问题。现阶段并不存在城市社区管理的法律框架,同时关于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存在严重的滞后性。梳理后发现,提及社区治理的法律制度大致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等。但是这些法律制度都不适用于当前社区治理中凸显出来的实际情况,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立法呈现空白状态。如在社区服务方面,还没有适合全国范围的社区服务法律;社区管理工作难以做到有法可依、有理可据,很多只能靠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强制推行。

1 . 4各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缺乏一定的合作与沟通机制

政府试图通过明确治理主体来平衡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社区的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让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的日常治理工作、社区发展共同问题、社区公共事务,在共事过程中相互协调,相互帮助,共享资源并通过合作达到和谐治理的目标。摒弃之前的政府为主体,社区自治组织、民间组织是被管理的客体,只要参与执行没有话语权的局面。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会出现,各主体为了自身利益相互推诿,不愿承担责任,有了成绩又互争功劳的矛盾。多元主体自治就是要承认参与治理的各要素互为平等主体,强调不是一个权力中心、责任主体,而是表现为多中心的秩序。

2解决广场舞冲突的方案

2 . 1限定时段,划定场所

社区应该对广场功能、作用给予明确的规定,让居民在合理利用的同时自觉遵守社会秩序。对自发性组织的广场活动项目应该由社区部门进行前瞻性的评估,以便提前发现可能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并及时进行引导和防范。建议社区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根据现实需求与实际环境,在离小区、校园等人流密集地较远处设置专门的广场舞场所,规定跳广场舞的时间,发布告示加以引导,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2 . 2转变治理理念强化居民自治管理

明确权责,实行“谁组织,谁管理,谁负责”的自治模式,发挥广场舞者们的余热。鼓励社区尝试居民自治的方法,调动居民的组织能力,设计解决办法,相互尊重,充分沟通。让各个广场舞的组织者制定好跳舞的时间,控制好音量,协调好场地。同时保持公共实施的整洁,维护好共同资源。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应当逐步培养民间自治能力。在一些诸如广场舞这样政府不便直接出面的民间组织间利益纠纷中,充分发挥非盈利组织责任人的作用,以组织对组织的形式进行维权,提高沟通效率,化解双方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2 . 3加强法制管理完善规章制度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在1997年施行,文件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高音广播喇叭。”该法适用于城市社区治理的广场舞冲突,同时该法还规定了违反规定的具体行为和处罚标准。因此,对于扰民广场舞,不仅有法律后果,更有执法主体,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法不责众,各地公安等职能部门无法履行法定职责。执法部门收到群众举报,只能以说服教育为主。处理广场舞冲突,首先要强调依法保障权利,依法惩处侵犯他人权利和自由的行为,引导市民在公共场所进行活动时,适当地降低音量,避开其他居民的休息时间,如果可行的话尽量在远离居民住宅区的场所组织活动。对既有的或者新形成的规则和秩序,应当尊重和遵守,坚持在规则下享受自由的正确观念。建议政府职能部门平时加强管理,无论有无举报,都要积极加强巡查,以便对广场舞者形成有效的监督,逐渐提高其自律能力。对于广场舞的活动团队和负责人事先登记备案,加强准入控制,合理控制容量,根据各个活动区域的面积合理确定跳舞人员数量。

2 . 4完善养老服务,通过加大公共投入社区提供便利设施

广场舞引发的冲突折射了中国养老服务的缺位。建议政府要从养老服务做起,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提高养老服务水平。广场舞团队应该主动引入和推广无线耳机,避免噪音扰民。同时建议社区在能力范围内在广场安装噪音自动报警器进行全程监控,并在广场周围有针对性地种植一些消除噪声能力较强的植物,增加公共实施,如换衣室等,为跳广场舞的团队提供便利,让他们感受到社区对他们的关爱,在执法和规劝过程中,能相互理解相互体谅,不至于激化管理时的矛盾。

3结语

本文从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角度出发,通过广场舞这一典型的案例研究对城市社区治理的特点、局限、关键变量与现实阻碍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在此基础上通过现象看到城市社区发展的趋势,为解决广场舞的冲突提供一定的原则、制度,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即通过国家政府职能转变的契机,协调政府与城市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管理职责与权限,分清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做到一定的权力下放,理顺城市管理体制和社区运行机制,鼓励社区及街道居委会、非营利性组织、社区内的单位等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社区的治理工作,群策群力,为社区的和谐局面贡献力量,形成国家和政府共同指导、社区依法自治、社会积极参与的社区治理体制新格局,逐步扩大城市社区民主化进行,最终实现城市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的自治局面。

摘要：该文是在合作治理理论的视角下,结合具体的案例实践对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模式的实现进行分析,是理论结合实际的综合性研究。需要对有关合作治理的主要观点和社区管理的发展进行梳理、理解、研究和思考,通过社区治理的现状,抓住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建立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