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市化社区

农村城市化社区（精选12篇）

农村城市化社区 篇1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 城市化是这一经济成就的重要途径。城市化过程中, 城郊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不断被征用, 导致基于土地的城郊农村社会发展中断, 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这一结果促使延续多年的基层管理模式发生变化, 在昆明市官渡区这一变化具体化为前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 社区管理职能由“管”向“服务”转化, 社区管理者由“官”向“公仆”转化, 党的组织由单一领导向引导、服务、多元化转化。

一、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凸现了两种管理的差异

1. 农村社区管理

农村社区以农村为空间, 社区组织主要由居于本地的居民组成, 他们以农业生产为职能, 社区管理以风俗、习惯、村规民约为原则单一、稳定是其特征。历史上的官渡区是一个农业为主的行政区, 各级行政管理的重点在农业生产。官渡区的农村社区管理工作有如下特点:第一, 社区管理者习惯于农村生活方式,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其工作时间特点, 行政村是其工作的空间, 处于此时空中的村民是其工作的对象。第二, 管理者大多数沿用农业文明管理方法, 以管理者事无巨细的“管”及被管理者的服从为基本工作方法。第三, 管理对象为村民, 以村为单位, 范围有限, 对象单一, 管理方式以村民自治为主。第四, 管理的社会基础为血亲熟人, 管理者遵循风俗、习惯、村规民约完成管理, 方式粗放、简单。第五, 管理强调管理者的个人因素, 管理者以身作则, 以个人魅力影响、吸引他人, 实现管理目标。

这些特性在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社区管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足以调动每一个基层管理者的积极性, 保证其完成管理任务。但是当农村向城市转化,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 官渡区由城郊被纳入主城区, 以工业强区、基层管理进入城市社区形态时, 上述优势不再, 其中一些甚至可能成为城市社区管理的障碍。

2. 城市化社区管理

城市化社区以城市为中心, 社区成员构成复杂, 成员职业多样, 社区管理以法律、法规为原则, 复杂、变化是其特点。相对于农村管理, 社区管理有如下特点:第一, 工业文明以平等为前提,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基于同一基础, 强调以双方的利益满足为条件, 不存在无条件的管理与服从。第二, 城市基层管理的公共性决定了管理范围的扩大, 内容的丰富, 对象的复杂。这一点在官渡区各社区表现为:管理范围上既要管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建设, 又要管以社区文化建设为中心的精神文明建设, 还要管以保一方平安为内容的制度文明建设;管理内容上既要完成各项事务性任务, 又要创造性工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管理对象上既有原住居民, 还有中央、省、市属企业及其组织, 更有大量暂住、流动人口。第三, 社区管理以公民为管理对象。陌生、流动是其特点。管理要求精细、规范。粗放、简单的工作方式受到被管理者的抵制、反抗。第四, 社区管理以规范、原则为基础, 管理者个人魅力有限, 制度是实现管理目标的重点。第五, 社区管理重点是服务, 既要为小区居民提供日常服务, 也要为辖区组织提供行政服务。

综上所述, 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具有本质的差异, 从前者到后者要求社区管理者从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工作内容上实现根本转变才能做好社区工作。

二、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困难

1. 社区服务对象扩大

城市社区服务对象多样, 有原住居民、上级行政机关、大量暂住和流动人口及辖区中央、省、市企事业组织, 服务内容繁杂。对上级行政机关, 社区要担负大量行政工作, 完成诸如计划生育、低保户认定等日常工作;对广大社区居民, 要提供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的日常服务。社区工作是多头上级管理及多头社区居民服务的枢纽。社区管理处在最基层, 承担了许多社会功能。一是公共管理功能。治安混乱、警力不足时大多数社区自己筹钱建立巡逻队等组织, 弥补警力的不足。二是行政单位任务。每一社区要服务众多行政职能部门, 这些部门的工作像千万条线, 最后都要通过社区这一根针完成, 因此绝大多数社区干部疲于应付上头无力考虑其自身发展。

2. 社区服务者年龄、学历、性别结构不适应城市社区要求

社区管理干部由村干部转换身份而来, 他们的年龄、学历、性别结构难以适应城市社区要求。农村社区选举干部以稳重、有威望、一定的社会阅历为主要条件。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多为中老年人, 所以转换身份后的社区干部年龄普遍偏大, 学历偏低, 大多只有初中及以下学历, 少数有高中学历, 仅有个别人通过夜、函大等形式接受了高等教育。此外, 基于农村社会特点城市社区干部队伍以中老年男性为主, 妇女干部、青年干部少, 作用有限。年龄偏大, 学历偏低, 性别结构不合理成为城市社区管理的人力资源困境。

3. 社区干部观念转变刚刚开始, 社区工作认识模糊

许多社区干部认为由农民到居民仅翻换了一下社区门口的招牌, 身份的转换并未引发传统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 他们不清楚社区与村委会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因此认识、解决问题的方法、思路仍沿用传统的、农村的, 从城市的角度以市民眼光看待社区问题的意识刚萌芽。现实中他们常感叹:“现在工作太难了, 不如以前好做。社区里大单位不理你, 小单位麻烦你;有事来找你, 无事不料你;困难甩给你, 好处不给你;老弱病残需要你, 健康男女不理你, 随时还要吓吓你, 上级领导个个盯着你。”从这些感叹中可知:社区管理者对社区工作的认识存在如下模糊之处:首先, 城市社区定位不准, 套用农村社区定位, 将自己置于管理者位置, 从“管”出发看待社区成员。其二, 不了解城市社区工作范围, 工作仍限于村委会工作职责之内。其三, 不了解城市社区工作方法, 沿用农村社区村委会“管”的方法, 而非“服务”的方法。最后, 社区工作无重点, 日常琐事缠身, “服务”尚未成为工作重点。

4. 社区基层干部选举有滥民主的苗头

社区基层干部是实现各项方针政策, 和谐社会建设及地方经济发展的基层力量, 其政治、思想素养及个人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实现及基层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因此选举那些既能充分理解党中央及地方政府一系列方针政策, 又能充分代表广大社区民众意愿, 有能力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人作为社区干部, 既符合党的干部政策, 又能体现民意。但现实中一些社区干部的选举并非如此,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个人基本素质受到社区民众质疑、网上通缉的人当选为社区干部。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多种原因, 主要是:农村家族势力在一个社区占绝对优势;社区居民小团体利益诉求;社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社区干部综合素质的高低;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的工作与支持欠缺;上级党组织、政府的认可、培养、使用、支持有空白。

受上述原因影响, 一些社区基层干部选举过程由大民主演变为滥民主, 被选举出来的社区管理者既不能代表民众意愿, 也难以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三、干部素质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换的重点

由农村社区转化来的城市社区一般拥有集体经济权, 此类社区管理具有二重性特点:以服务的形式承担行政管理之责, 以一方经济管理者身份运作集体经济, 即社区是服务与管理的二重统一体。所以此类社区对其干部的要求有别于其他城市社区, 他们既要会服务又要能管理。

1. 一定的政治素养和基层管理能力

社区干部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得以实现的基层力量, 是社会和谐的基本维护者。其政治素养、基层管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实现及社会和谐发展。因此政治素养、基层管理能力是社区干部的基本素养之一。社区干部的政治素养和基层管理能力包括对国家政治形势的感悟力;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向社区公众传递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发动、团结群众, 推动一方发展、和谐一方社会的能力;调整基层关系、化解基层矛盾的能力;社区工作的学习、操作能力;不同服务对象的沟通、交流能力。

2. 一定的经济素养和驾驭一方经济发展的能力

由农村社区转化而来的城市社区绝大部分拥有集体资产, 社区必须承担集体资产增值、保值工作。调查显示:凡是社区干部经济素养和市场经济驾驭能力强的社区, 集体资产不仅保值而且增值, 反之集体资产则缩水, 甚至使社区陷于经济纠纷。从改革开放及城市化以来的集体资产运作情况看, 具有一定经济素养和驾驭市场经济发展能力应当成为城市社区干部的基本素质和能力。社区干部的经济素养和驾驭市场经济发展的能力包括: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学习、应用能力;国际、国内经济走向的认知能力;关于市场、商品、资本的理解能力;健康经济环境的提供、维护、提高能力;企业经营管理的引导、服务能力;预防经济纠纷, 化解经济矛盾, 维护经济秩序的能力;新经济增长点、市场经济新模式、新流程、新思路的发现、宣传、促进能力;生产资料各要素的整合能力。

3. 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心理素质

社区干部的工作繁杂、量大, 每天既有宏观内容又有微观内容, 从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视察, 接受省、市、区领导的工作指导到直接面对社区公众, 服务社区公众, 化解群体事件等事无巨细, 繁杂而劳累。因此社区干部应当具备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心理素质:年龄25-55岁, 其中25-35岁占总人数25%, 35-45岁占总人数50%, 45-55岁占总人数25%, 社区领导班子年龄构成应当是标准的棱型结构;男女性别比为2:1;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其中大专生占20%, 本科生占50%, 硕士生研究生占20%, 博士研究生占10%, 专业不限;受过基本的心理疏导技能训练, 有能力应对自己及周边人群的心理波动;个性开朗、善交流, 具有一定感召力, 能团结周围人群实现共同目标。

四、组织部门的具体领导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关键

社区干部是党的方针、政策得以实现的重要力量, 应当纳入组织部门的日常管理之中。依据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 党的组织部门在社区干部队伍建设中承担着宣传、指导角色, 承担着发现、培养责任, 起着防止滥民主出现、保证民意代表产生的作用, 承担着指导社区工作, 避免重大失误的重要角色。

1. 宣传社区干部, 引导社区干部

调查显示:许多由村委会转型而来的社区干部希望做好工作, 不辜负居民们的期望。但是缺乏宣传、引导和培训, 这些干部无奈地沿用村委会管理理念和工作模式, 不仅没有做好工作, 还引发了一系列矛盾, 影响了社区的和谐, 违背了工作的初衷。他们的成长需要宣传和培训。党的组织部门应当向其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及党的方针、政策, 提高其政治素养, 引导其由乡村社区管理者向城市社区管理者转化, 为其完成工作任务奠定思想基础。

2. 发现、培养、推动社区干部成长

社区干部有一个发现、培养、成长的过程。调研中我们常听到社区干部抱怨:上级对我们使用多, 关心爱护少。“有事就想起我们了, 无事就忘记我们”、“他们有事找我们, 我们有事找不着他们。”抱怨表明社区干部希望党的组织部门帮助他们了解社区工作的基本理论和模式, 帮助他们成长, 实现农村社区管理者向城市社区管理者的转化。

3. 引导社区工作, 避免重大失误

社区工作对许多由农村社区转化而来的城市社区干部而言是新工作, 无经验、缺理论使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倍感压力, 许多良好的出发点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引导社区干部工作, 避免重大失误是当前众多城市化进程中前农村社区干部的要求和希望。

4. 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 防止社区干部选举出现滥民主

目前社区干部选举中出现了一些苗头:大家族势力以人数左右选举, 实力人物以经济左右选举。此类选举产生的社区干部既不能充分代表民意, 也很难充任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贯彻者角色, 许多人演变成某一小集团私利的代表者。这显然违背了民意, 滥化了民主。对此民众希望党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使代表民意的社区干部当选, 保证民意的真正实现。

组织部门的上述工作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那样:通过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 为社区人才营造干事业、干好事业、干成事业的舞台, 促进社区人才成长, 促进社区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1]官渡区政府工作报告[R]2006

[2]李喜景、白志红、李黎山官渡区人才发展战略[R]。2007

[3]张一驰:人力资源管理教程[M].2001. (1)

农村城市化社区 篇2

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思考

随着我区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社区（特指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由“村委会”过渡而来的“居委会”）将不断涌现，农村的党员也将逐步进入农村社区，如何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问题，寻找农村社区党建模式和立足点，是摆在我们面前紧迫而全新的课题。

一、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只有充分认识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才能从思想上真正高度重视，才能把这项工作同步列入各级党组织的议事日程，才能与加快经济发展等中心工作摆到同等位置，统筹考虑。

1.推进城市化进程是发展过程的必然阶段。首先，推进农村城市化是节约利用、严格管理土地资源的需要，是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集体土地“以租代征”、随意挖掘取土、小产权违法违章建设等问题的新措施、新途径、新模式；其次，推进农村城市化是发挥滨海新区核心区作用的需要。塘沽区作为滨海新区核心区，承担着发展经济、建设宜居生态新城的重要任务和历史责任，通过农村城市化，可为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搭建拓展空间和平台；第三，推进农村城市化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由于多种原因，农民增收困难，“三农”问题呈增多趋势。通过推进农村城市化，可有效促进农民转户、农业转型、农村转制，实现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转变。促进发展现代农业，实现有农业无农村、有农地无农民的目标。

2.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特点。农村社区从性质看，是介于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社区。因此，农村社区党建兼有农村党建封闭性与城市社区党建开放性的一些特征，农村社区的利益格局与原有农村相比，已发生质的变化。农村社区成员的需求也呈现多元化趋势，大量的村（居）民从“村里人”向“社区人”转变，他们的心理、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与城市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不相适应，势必会给农村社区党组织整合社会利益关系增加难度，这对农村社区党组织的服务工作、民主政治工作以及社区文化建设等提出了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农村社区党建的固有特点，才能为做好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打牢基础。

3.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是加速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保障。在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必须也只能依靠加强农村和农村社区党的领导，通过开展富有成效的工作予以解决。实践使我们体会到，一些从前可能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的小矛盾，由于没有及时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来认识处理，现在可能酿成大的社会大问题。农村社区党员、农（居）民、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和外来人口管理等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势必会影响中心工作的推进。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根本上重视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把它纳入全区总体党建范畴，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各级党组织要不断研究新情况，借鉴成功经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解决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为我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保证。

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区党建工作面临的问题

村委会过渡到农村社区后，其社会组织形态将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对农村社区党组织工作的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我区实际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农村基层党组织思想准备不足的问题。个别农村基层党组织认识不到位，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旧框框中，不能正确处理好发展经济与加强组织建设的关系，认为农村社区基层党组织就是农村党支部的简单的翻牌，没有本质区别；个别基层党组织认为经济工作是硬指标，基层组织建设是软任务，只要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其它工作可以少管甚至不管，忘记了自己肩负的职责；个别基层班子不注意自我教育管理，放松经常性的思想作风建设和党员教育管理，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力下降，不能很好地发挥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个别基层党组织工作方式简单，习惯于等上级党组织布置任务，对自己所分管的工作缺乏研究和思考，党建工作没有特色和创新，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任务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

2.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上的问题。农村社区形成后，由于其固有的特点，很容易出现弱化党组织功能的现象。如一些党组织对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上不进行及时调整，必然影响工作的开展。主要问题有：一是群众自主意识增强与农村基层组织领导弱化的矛盾。如果农村基层干部仍然沿用过去那种传统的、简单的工作方法，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二是农民群众要求提供服务与实际服务功能弱化的矛盾。农民群众迫切需要农村基层组织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为他们干事、办事创造条件，而实际上农村基层组织因种种因素，在这方面提供的服务是十分有限的；三是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群众集体观念普遍淡化之间形成的矛盾。个别农民群众存在实用主义、自由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思想倾向，“无事不理你、有事就找你、处理不满意就告你”，这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做好新时期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3.农村党员队伍建设上的问题。近年来，通过年中和年终民主评议乡镇、村班子的工作，我区镇村基层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党员队伍的主体上是好的，是有战斗力的。特别是开展农村党的组织“三级联创”活动和先进性教育活动以来，广大农村党员增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意识，为民办实事的成效比较明显，工作作风也有一定的转变，农村党群、干群关系比较融洽。但是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个别党员党性观念不强，理想信念不是很坚定、不思进取，对什么都抱无所谓的态度；二是个别党员发挥作用不够。一些农村党员，特别是部分党员领导干部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表现出不适应性，缺少发展思路、缺少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缺少带领农民群众致富的本领；三是个别党员工作作风不实。个别党员干部与群众感情生疏，把“密切联系群众”变成了“密切联系领导”；四是个别党员形象不佳。个别农村老党员思想观念落后，缺乏大局意识，在城市化过程中，不能起到应有的带头作用。

三、加强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设想

借鉴先进地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经验，结合我区农村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只有不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和党员的教育管理，才能在农村社区党建这个领域取得新的成效。

1.围绕农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开展党建工作。通过调研我们充分感受到，加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明确农村社区党组织的地位、功能和任务是关键。科学定位党组织的地位，要从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社区稳定和推进农村社区健康发展等角度，旗帜鲜明地明确农村社区党组织是农村社区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发挥着领导功能，管理着社区内各项组织。同时，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是对农村党建工作的深化和发展，适应我区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必须明确农村社区党组织的功能：一是要充分利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建立维护各方利益的监督协调机制和保障体系，协调各方利益，化解各种矛盾，让村（居）民共享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成果，促进全社会的和谐发展；二是发挥党组织的渗透功能，这也是区别于农村党建工作最显著的特点。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农村领域的党建工作面迅速扩大，客观上要求农村基层党建要主动向农村社区党建领域渗透；三是党组织的服务功能，这是农村社区区别纯农村党建，接近城市社区党建最直接的一项功能。

2.围绕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开展党建工作。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市委、市政府对我区农村城市化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区委、区政府也提出了举全区之力，加快推进农村城市化建设，并确立了“整体部署、分步实施、建居先行、改制跟进、统筹兼顾、平稳过渡”的工作目标。推进农村城市化，不同于一般的迁村并点，更不同于农村城镇化，全区各级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要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契机，坚持以人为本，整体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要重点解决好农民群众的问题，最大限度地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只有将最大的优惠给农民，最好的保障给农民，最好的配置给农民，最好的管理给农民，着力解决农民群众的安居问题、就业问题、社保问题、致富问题、教育问题，城市化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提体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

3.围绕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开展党建工作。新的领域需要新的思路，新的思路需要新的工作方法。适应这种要求，必须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在工作推动上，要实现由以运用行政手段为主向提供服务为主的转变，更加注意采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典型引路的方法；在处理村（居）务上，要实现由封闭向公开的转变，全面推进以财务公开为重点的村（居）务公开，规范公开时间、地点、程序和内容，做到真公开、常公开；在处理矛盾和纠纷上，要更加注意扩大基层民主和运用法律的手段，通过完善和深化村（居）务办事制度，在长期上坚持下功夫，在解决问题上求实效，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要建立以保护和调动村（居）干部积极性为核心的激励约束机制，不断改善（居）干部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和工作环境，为加强农村社区工作奠定基础。

4.围绕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开展党建工作。推进农村城市化建设进程，关键在人、在党员。在具体工作中，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把解决目前党员队伍存在突出问题作为今后党建工作的重点，以党员素质的提高促进农民素质的提高，以农民素质的提高推动农村城市化建设。一是抓教育，提高党员队伍的思想素质。要突出重点、讲求方法、注重实效，建立以提高针对性、实用性、开放性为重点的教育培训机制，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要树立一批好典型，用身边的事迹激发和带动身边的人，营造出一个学先进、赶先进、争先进的社会氛围；二是抓培训，加强党员队伍能力建设。培训内容要突出针对性，培训方式要突出多样性，培训领域要突出延伸性；三是抓管理，改善党员队伍形象。党员管理手段要活，针对不同年龄、思想观念有差异的对象，区分层次，进行有重点、有针对性的管理；四是抓发展，优化党员队伍结构。通过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和主动联系外出务工青年等办法，鼓励优秀大中专毕业生、退伍军人、企业能人到村（居）工作，为村（居）级干部的储备人才，努力把政治上靠得住、发展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优秀人才选进农村社区领导班子，提高农村社区专业化服务水平。

5.围绕新型农村社区设置形式加强党建工作。根据我区农村城市化工作实施方案，在完成一次性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后，农民将直接变为城民。在返迁房建设期，适时成立过渡居委会（农村社区），按照城市居委会的要求整体过渡，建立新的社区管理体制。原村级党组织、村委会将直接过渡为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原村党组织、村委会成员将直接过渡为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成员，待条件成熟后，将按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履行程序，正式成立社区居委会。顺应这种发展趋势，有必要提前调整农村党组织的设置，做到农村社区党组织与社区建制同步设置，党建工作同步开展，党员作用同步发挥。

与以往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相比，农村社区党组织更需要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转变领导方式、改进工作方法。一是促进利益和谐。要大力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网络建设，从解决农（居）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入手，为困难群众提供救助服务，为流动人员提供维权服务等；二是促进文明和谐。通过开展创建文明和谐社区、特色文化家庭等活动，弘扬文明道德风尚和文化科技知识、法律知识和公民道德知识的学习等形式，营造文明和谐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三是促进人际和谐。采取“组织救助、社会帮助、家庭互助”相结合等办法，大力开展“一助一”、“党员联系户”等邻里互助、社会帮扶活动，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融洽邻里之间、群众之间互助互爱、和谐共处的关系。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发展 篇3

关键词:城市化;台州;扩展与退缩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8—0070—02

城市化是当前世界各国处于工业时代所需要面临的共同课题,城市化过程也是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战略过程。在世界各地联系愈发密切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在建设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了城市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4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0.6%,1978年增长到17.92%,近三十年只提高7.3%,发展速度很慢。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速度加快, 城市化率由1978 年的17.92%增长到2000的36.09%, 22年增加了18.17个百分点。‘十五’期间, 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 由2000年的36.09%增长到2004年的41.8%, 2005 年达到43%, 年均增长1.4%。”[1]由这些数据可以观察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进程的开端较晚,但其城市化速度却较为迅速,特别是自改革开放始,这三十年来的城市化速度尤为突出。

从全局的视野看来,在农村、集镇及其人口向城市及城市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农村、集镇的运行模式与其人口的人际交往关系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作为社会的细胞的家庭,这一组织的存在状态及其运行模式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随着人们越来越接受现代工业社会商品经济背景下的生活方式,邻里的关系、村落内部、城镇之间等各层次的人际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城市经济发展得非常快, 能吸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但从整体上看农村的人均收入还是远远赶不上城市人口的收入,社会对待不同户籍身份所采取的不同措施,在事实上已认为制定了又一种不平等。它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区分开来,将外来的流动人口置于边缘人的身份位置上,然后不假思索地对其实施不平等的待遇,这将造成不同身份的人口的收入差距,进而造成他们对于城市的认同感及归属感的差异,这些因素都是威胁我国城市化进程稳健推进的不安定因素。

如上所述,在城市化进程中,地区在发展的同时必须要面对扩展的关系与退缩的关系,本文将以浙江台州为例,略谈“扩展与退缩”。浙江台州处于具备高度经济活力的长三角区域,由于其与温州相邻,其发展模式与温州有着众多共同点,然而又因其地理人文的独特,使得台州在其城市化过程中有着明显区别与温州的特点。首先,在地理上台州的平原面积不如温州,这导致了台州从事农耕的人员数量一直低于温州,而这也使得台州的由农入商的人员数量不及温州,取而代之的是许多的渔民。其次,由于从事职业的区分,两地的文化也因此存在着差异,渔民崇拜妈祖,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比农民面对的更为艰难险恶的自然环境讨生活,其信仰也更为虔诚和坚定。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台州传统文化的力量与根系的强大,这与温州的商人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尽管人们也常常将“温州模式”用“温台模式”作为另一种称谓,在地区发展上,台州只是作为一个追随者的形象出现,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地区文化变化的复杂性与显著性,却应是台州更为突出。

目前仍被应用的发展模式最初是由商人文化传统浓厚的温州人创造,其对温州文化的深层次冲击不会太大,而对于台州则不然,除了有自觉调适的成分,还有直面现实做出的理智选择,这一选择深刻地冲击了地区内原有的运行模式。在天台山文化的主导影响下成长壮大起来的台州文化行至现代,已需要在承受外来文化的入侵的前提下进行调适、发展。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了冲突后,如齐美尔所说的,本地区的原有文化“为了一致对外的需要,促进了群体内部的结合,使原有的内部矛盾得到解决。”[5]

但是,时代大趋将人们激发起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渴求又引发了群体的整体思索,在抵制外来文化同化的同时,富于草根精神的台州文化,台州的“草根文化”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在处理主客体关系时,表现为‘自主性’、‘独立性’;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鲜明的以生存为旨归的功利倾向;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刚”性与‘灵’气。”[6]了解这一点,对观察台州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地区变化发展及其扩展与退缩的相关因素很有帮助。

台州三面环山,一面濒海。基于地理环境的恶劣而造成的与外交通不便、政治边缘化、文化名流缺乏等等都将该地区的文化指向了民俗文化——这一地区的文化主流。濒海多山的复杂地形使得地区内的各个共同体产生并持续发展了各自独具特点的民俗文化,该市辖制的三区四县和两个县级市之间风俗迥异,语言多样。而历史传承的佛道宗教文化强化了民俗的独立性与刚性,这也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台州人的硬气”的主要根源。此外,决定民俗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 ——人口,在台州有表现出了其特有的力量。台州人口的多元多流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历史上,台州的人口几经变动,最终定居台州的人口“来自四面八方,有的来自中原,有的来自福建、广东。” [6]受过中国主流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原人口所携带的文化自不必说,而来自福建、广东的人口由于其生活的环境的特殊性,渔民文化强盛,中原的精英与之有着显著隔阂,难以从本质上改变其特质。因而,台州的文化有着其固有的民风悍戾、讲求实惠、自主自立等草根文化的特质。

由上文看来,可以发现原来的台州属于典型的封闭社区,其共同体生活的主要形式“以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5],以亲属、邻里、友谊等为依托,按照滕尼斯的归纳,其本质是有限的,聚结性程度高,呈密集型。台州的各个村落之间由于语言、风俗等的不同,使其人口以某些中心地带聚居,而在这些人口中,同质性很高。通常来说,一个村落之间的村民是彼此知根知底的,特别是以家庭最为明显。从前的中国社会,由于家族制的牢固和广泛存在,家庭的空间扩展到较大范围,农业生活的生活方式也使村落内的居民交往频繁,对彼此知根知底。这种情形下,家庭的空间不仅能扩展到一个相当大的范围,还能受到多种家庭空间相互交织的支持,其稳固性也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然而,以上的“机械团结”在现代工业社会大势的影响下已经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共同体内部的同质性也遭到了重大削弱,“随着分工的发展,共同的集体意识逐渐削弱了,个人的差异也出现并阔大了”。[2]仍以家庭为例,我们能感受到的是,“家庭”这一概念本身已经越来越显现出脱离与土地的趋势,变得更加抽象复杂。人们安土重迁的旧有观念早已受到当下的生产方式以及新兴的网络生活的深刻影响,家庭的流动变得频繁而自然,如此,家庭与土地之间曾经的那种必然关联开始变得不确定,家庭对人们的控制与影响已经大不如前。将此视野扩大到共同体亦是如此,由于人口的轻易而频繁的流动使得其内部原有的运行模式显现出滞后性与不适应性,于是,原有的人际关系的退缩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从家庭的转变和退缩,我们看到了共同体的退缩的背影。

从人际关系来看,在现代企业制度广泛引进的前提下,经济生活形式的改变也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工具性的科层制发展把社区支持关系引向契约化和更狭窄的交易关系”[4]。人们的交往面变得狭窄,直接交往活动减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减少,而加强了直接与社会进行联系的频率。契约就是最常介入了社会意志的载体,各种各样的契约充满了个人的生活,它的扩展巩固和强化了社会涉足个人日常生活的形象。

在台州,现代的生产方式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产业集群的经济现象。这种围绕某一产业,根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基于地缘关系、产业技术链、同业交往等因素,在竞争和合作中共同获得竞争优势的企业群体通过经济活动将更多的个人联系在了一起,但其交往面却非常狭窄,通常只限于生产与交易等商业活动,契约关系成了联系众多个人的主导关系。其发展和经营上的统一性,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个人的价值与个性,个人活动的全面表现在失去着自身的地位,这是传统社区在城市化过程中的退缩导致的必然结果。

不过,即使是产业集群这样的现代经济现象中仍然带有着区域性、关联性、信任性等与传统社区的经济形式共通之处。从中国各地区的总体城市化情况来看,中国存在超城市化现象,城市化水平虚高,经济和社会发展跟不上城市化水平,这些问题若处理得不够妥当,将可能出现更大的问题。如因此导致的就业形式严峻、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都是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地区发展的不利因素。因此,需要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和规划。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更多的地区更适于建立卫星城、走城镇化道路。

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集镇及其人口向城市及城市人口转变的过程中伴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所造成的社区发展的一系列扩展与退缩的变化,都是需要冷静面对的。人们在城市化、工业化之风迎面而来的时候难免会怀念起家庭曾经的模样:那是一种成瘾的习惯和难以割舍的亲密关系,那是“具有依赖性的个人习惯从他人的行动或者需要中找到自己的认同”[3],它不会被轻易遗忘,也不应被遗忘。在传统共同体城市化的进程中,退缩的关系与扩展的关系应该妥当处理和平衡发展,这才能保证社区的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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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农村城市化社区 篇4

一、社区与农村社区的概念

社区是由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特定的区域之内而形成的集合群体, 是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宏观社会的缩影”。在社会学意义上, 社区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一定的地域范围、相当多的人口、具有规模的设施、一定特征的文化以及能发挥功能的组织。作为因聚居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社区包含了政治、社会、文化及心理等方面的内涵。在政治上, 社区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在生活上, 它反映了社会生活方式的区别性特征;在文化上, 它保持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与习俗的延续;在心理上, 它体现了群体对个体的归属感。农村社区是相对于城市社区而言的, 它是由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村居民按照农业生产方式而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我国当前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形势下, 农村社区比自然村落、行政村更具有发展前景与活力, 是未来农村建设的主要发展方向。农村社区作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体, 可以整合农业资源, 完善农村的基层服务体系, 提升农村的生活质量和增加农村的凝聚力。与城市社区相比较, 农村社区具有以下特点。

(一) 农村社区自然资源充足。长期以来, 农业作为第一产业, 一直都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农村为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原材料与剩余劳动力。

(二) 农村社区主要以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形成的纽带。农村社区首先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经济交往的范围有限;居民的社会生活还受到血亲关系的影响。

(三) 农村社区在某些方面落后于城市社区。城市社区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及公共服务等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 未来的农村社区建设应该要逐步缩小这些差距。

二、农村社区法制建设的法律价值诉求

(一) 秩序价值:维护基层秩序。秩序是指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中所形成有规律的、和谐的关系, 它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发展模式上具有一致性和协调性。法对秩序的价值追求主要体现为法律要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在农村基层, 社区秩序主要表现为, 农业生产能得到快速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和各项保障措施得到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逐年得到提高;家庭和睦、民风淳朴的乡村文明得到发扬等。在进行农村社区法制建设的过程中, 通过有组织的普法活动, 使居民的法律观念得到增强, 达到用法律调节邻里纠纷、切实维护农民利益、规范土地产权转让等目的。此外, 法制还可以为居民提供安全保障, 为他们的农业生产或生活提供一个和谐安全的社区环境。

(二) 自由价值:协调利益冲突。法律的自由价值要求人们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在法制社会, 自由的实质是正确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 例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冲突与协调等关系。在农村社区内部, 在协调个人利益与社区利益的矛盾冲突时, 应该坚持集体主义的原则, 维护农业生产、保持山清水秀的农村环境, 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在新时期, 农村社区居民不再被限制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从事农业生产, 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获得了更多的择业机会。这种自由选择是有法律保障的;同时, 法制背景下的自由是与责任相结合的, 农村社区的居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对社区、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 他们要保持村容村貌的整洁、要防止水土流失, 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等。

(三) 正义价值:规范居民自治。在法律价值中, 正义是一种社会美德, 它要求实现人与人之间形式上的平等, 在社会治理上要求建立公平公正的管理体制。自由、平等及安全是衡量正义是否实现的主要标准。在社会中具体体现为, 要公平公正地分配权利, 要维护市场交易秩序, 保证冲突发生后诉讼请求得到及时解决等。农村社区实行的居民自治, 是一项基层政治制度,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法律赋予居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的平等权利, 通过农业生产公平地获得财富的机会, 对侵犯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能公正地加以解决, 维护社会正义。

(四) 效率价值:提高经济效率。法律应该促进经济效率, 通过法制建设, 承认并保护农村社区居民的各项合法利益, 鼓励居民通过勤劳致富、积极进取、勤俭节约等途径发家致富。法制还要确保农产品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为合法收益提供法律保障, 承认和保护农产品知识产权, 鼓励农村居民开展发明创造。

三、农村社区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 由于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地位, 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尽管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建设, 中央1号文件也多次专门就“三农”问题作出战略规划, 但是农村社区建设仍然落后于城市, 城乡差距依然在扩大, 农村社区的法制建设仍有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 法律宣传教育不足。法制宣传教育是社区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的法制宣传教育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一是法制宣传教育缺少系统性。农村社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差别很大, 对法律的需求各不相同, 例如老人养老问题、农民工问题、留守儿童问题以及家庭婚姻问题等。法制教育宣传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普法宣传, 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机制, 保障其合法权益。二是法制宣传教育重形式而轻实质。当前农村社区的法制宣传教育多数是形式主义, 仅仅在特定的节日进行法制宣传, 例如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6.25全国土地日等特殊时间打横幅、刷标语, 这种做法已经“成为我国普法教育的诟病”。法制宣传的形式主义很难增强农村居民的法律意识, 更满足不了他们的日常法律需求。今后, 农村社区应该有针对性地开展《合同法》、《婚姻法》、《社会保险法》等专门法律的宣传教育, 以通俗语言形象生动地讲解相关法律条文的重要内容。

(二) 政府投入有限。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 农村社区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主导作用。当前的普法宣传过程中, 有的部门认为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 只要经济发展了社会就稳定了, 法制宣传工作可做可不做。这种观念应该及时扭转过来, 政府部门应该提高认识, 对农村社区的法制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在宣传方式上, 政府可以通过举办普法培训班、专题讲座等方法, 促进社区居民学习和掌握有关的法律法规。在宣传途径上, 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印发普法刊物、开办网站、建立微信群等,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等渠道, 高效、及时地解决居民的法律需求。在宣传教育的过程中, 应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律, 多用案例分析、多用法官讲法、多用经验介绍。

(三) 社会参与不够。社会各界对法制教育的认识有一个误区, 即认为法制宣传教育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要依法参与。实际上, 农村社区的法制建设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在目前形势下, 社会参与度不够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一是法律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非法律职业者对法律的理解肤浅或者片面;二是政府与市民之间信息不对称。政府以其主导地位在信息获取上具有优势, 普通居民很难做到这一点;三是法律职业者都集中于城市地区。这些原因导致了农村社区法制建设的进展缓慢。

(四) 宗法观念影响。农村社区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区域性。在农业社区内部,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亲关系是宗法观念的基础。这种观念认为, 解决农村社区的纠纷, 就是以强制方式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而法制精神充分尊重每个人的合法权益, 在利益关系发生冲突时, 以法律手段合理协调冲突。由于农村社区的宗法观念影响在短时期内很难消除, 因此滋生了裙带风气、宗派倾向等不良行为, 这些现象不利于农村社区开展法制建设。

四、农村社区法制建设的实施

(一) 提高认识。2006年, 党中央第一次提出“农村社区”的概念, 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提出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详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这就为农村社区建设指明了方向。加强农村社区的法制建设, 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举措, 也是国家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农村社区的全面发展, 在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 促进农村的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及法制建设的协调发展。

(二)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农村社区的法制宣传教育要以人为本、因需施教, 要分层次有步骤地进行。目前, 农村社区对法律的需求是多样性的, 几乎涉及现行所有的法律类别。一是法制宣传教育要转变方式, 实现从形式向内容的转变, 从教育灌输向生活服务的转变, 把法律宣传与法律服务结合起来。二是法制宣传要有针对性, 要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例如, 针对农村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教育, 针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劳动法与劳工合同的宣传, 针对山林等自然环境进行的森林法等环保教育, 针对农村电商的兴起而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宣传教育。

(三) 加大政府投入。农村社区的法制建设, 需要政府部门从人员队伍与资金两个方面加大投入。政府部门要送法下乡, 不能局限于告诉居民有哪些法律法规, 还要提供专业的法律人员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例如, 针对农村诉讼难的问题, 政府部门可以设立公益性质的律师诉讼服务;针对法律人才集中于城市的问题, 政府要采取措施引导律师、法学毕业生或退休法官下沉到农村基层。在财政上, 政府要加大财力投入, 为农村社区购买普法图书资料, 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渠道把法制宣传教育送到每家每户, 把法律援助平台延伸到农村社区。

(四) 社会广泛参与。农村社区的法制建设是个系统工程, 需要各部门的协力配合与广泛参与。一是需要政府部门宏观上统筹规划, 合理安排。除了财政资金的支持以外, 政府部门还要从政策上加以引导。二是相关的专业人员如律师、基层法官、普法义工和法律服务志愿者要积极行动起来, 共同促进农村社区法律事业的发展。三是农村社区的法律建设要坚持面向农村基层、面向农村社区、走群路众线的道路, 坚持法律服务的公益性、便民性。四是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03, 3]最后, 农村社区居民要努力学习法律知识, 努力学习科学技术, 让农村社区走科学发展的致富之路。

五、农村社区法制建设的原则

(一) 坚持党的领导。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有机的统一。三者的统一表现为:“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农村社区法制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优势。三者的统一在农村社区具体表现为在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 农村居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

(二) 依法治区原则。农村社区的建设要依法治理, 即要求社区内的经济运行、民主政治、乡村文明以及社区生活的各方面都要依照法律进行, 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居民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 参与社区日常管理, 管理社区的经济文化事业, 管理社区的公共事务, 逐步实现社区的民主化、法制化。

(三) 以人为本原则。农业社区的法制建设要体现“以人为本”原则。社区建设的宗旨是满足居民的基本需要, 全面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促进居民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 农业社区的法制建设要关注和满足弱势群体的需求。在建设的内容上, 易采用通俗的语言来宣传法制思想;在建设方式上, 强调灵活多样, 便捷周到;在范围上, 号召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在运行机制上, 悉心听取居民的意见。要让社区居民亲身体会到, 他们不是法制建设的管制对象, 而是法制建设的主体和受益者。

六、结语

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必须是既要发展工业化、城市化, 又要促进农村社区建设的现代化。法制建设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保障农业生产发展、提高农村生活水准、建设乡村精神文明、加强村民民主自治等都有重要意义。党中央已经发出了号召, 要把农村社区建设成“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生活共同体”。为此, 在农村社区的法制建设方面, 我们应该从思想观念上高度重视农村社区的法制建设, 要系统地改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政府相关部门也要加大投入力度, 从人、财、物等方面继续支持农村社区的法制化建设;社会各界应积极行动起来, 广泛参与农村社区的法制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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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0, 第4版

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探索 篇5

[关键词]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

1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的内涵

学术界关于城市边缘区的概念有多种提法，如城市边缘带(urbanfringe)、城市蔓延区(theareaofurbansprawl)、城乡结合部(citycountryfringe)、城市阴影区(urbanshadowarea)、城乡交错带(urbanruralfringe)等。现在国外比较权威性的定义是由普内尔于1968年提出的：“一种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的过渡地带，它位于中心城的连续建成区与外围纯农业腹地之间，兼具有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特征，人口密度低于中心城，但高于周围的农村地区。”…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发展到特定阶段所形成的，紧靠城区的一种不连续的地域实体，是处于城乡之间、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等要素激烈转换的地带。虽然学者对城市边缘区的表述和理解不是很一致，但城市边缘区确是城市地理的客观现实区域。城市边缘区位于城市建成区的外围地带，是城市与广大乡村地区相连接的部位。它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独特地域实体，在土地利用上则表现为由城市向乡村过渡的混合土地利用地带。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外延的发展用地，是城市人的服务区，既是城市外延部分二、三产业的吸纳地，又是为城市提供大量农副产品的基地，它总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将社区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农村社区。传统的农村社区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理念的共同体。这些社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口为主，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

城市边缘区农村社区是指在地理位置处于城市边缘的农村社区，它具有部分城市特征，也保持了原有的农村社区的文化理念。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规划建设，应将社区建设作为出发点，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考虑。当前国内城市社区的建设往往采取政府主导，依托原有的街道委员会进行。这是在城市建成区条件下的模式，而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应该根据实际条件，创新模式，满足各方面要求。总之，在城市边缘区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中，利用创新社区规划模式可以对村容村貌进行城乡一体化规划，避免新农村社区成为城市社区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2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2．1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位置、建设情况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而且，城市的快速扩张促使城市边缘区里城中村与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普遍出现，这部分的建成环境出现了既有完全城市环境包围乡村，也有乡村包围城市住区，还有城市与乡村杂存的复杂情况。这部分的新农村社区具有了很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开放性。随着广州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房地产、交通、信息因素的介入，广州城市边缘区传统农村社区的封闭性被打破。尽管农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仍然是农户，但是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愈益社会化，由此形成丰富的社会关系；

(2)流动性。当地农村人口不再限于本乡本土，而是大规模、高频率的外出务工经商。即使在本乡村务农的农民也利用农闲时间在广州市或周边的城镇外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3)异质性。传统农村社区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还在于其同质性社会，即在同一社区居住的人群从事同样的职业，过着同样的生活。现在，由于村域内产业的兴起，外来人口的大量介入，农村社会正处于大分化之中，差异性愈来愈突出。产业分化造成不同产业人群、不同职业和身份群体共同居住在同一社区；

(4)动态性。城市边缘区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地域范围也不断在变化。在这样环境中的新农村社区也不断的处于动态的变化中，有的仍是农村社区，有的虽然名义上是农村社区，实际在空间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2．2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特征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具有以下的特征：

(1)自然环境优美。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人海口，边缘区农村大多位于珠江水系纵横的河道水网之间，一年四季植被茂盛，形成丰富的绿色景观。由于地域文化特点，有历史的旧村建设都会考虑一定的风水因素，因此，大多数城市边缘区的农村仍然具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基础。番禺南村镇的八个村落都有水系河流，其中陈边村内还有几个小山分布其中，形成特色生态景观。

(2)新农村传统社区环境各具特色。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传统农村社区大部分具有较长的历史，在明清时代建村的较多，例如，番禺南村镇的南草堂村建村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有的村落沿江而建，有的村落依山而起，有的村落自成体系，形态完整。例如，南村镇新基村传统社区环境形态受珠江支流小河的影响明显，呈线性发展。所有村落传统社区的街巷肌理自然有序，历史性建筑点缀其间。各个村落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既契合周边自然环境，又具有自己的文化理念，从而各具特色，体现了岭南乡土文化特征，形成了丰富的村落景观。

(3)现有村落空间架构呈现拼贴性特征。其中，历史旧村环境空间结构特征明显，广州城市边缘区的农村社区处于广府文化影响圈内，村落实体空间的生长反映了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村落布局中，祠堂、宗庙成为核心节点，空间结构肌理具有岭南特色；而上个世纪末建设的村落格局则成格网状布局，每户宅基地面积一致，未考虑公共交通，各家住宅距离很近，整体村落呈现两

种肌理的拼贴。南村镇市头村旧村肌理清晰，建筑与道路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中宗祠(公祠)众多，新旧共存的整体空间结构呈现异质拼贴特性。

(4)村落环境需要改造。边缘区村落在发展中，实体环境的某些方面已经与村民生活需求脱节，表现在村内交通、聚居方式、交往空间、公共设施等各个方面。村内交通无法满足村民开车出行的需要，防火通道不符合要求；聚居方式分散，土地利用存在浪费现象；交往空间较少，村落公共空间不支持村民活动；公共设施缺乏，防火、垃圾处理、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足。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村落居民在经济上比较富裕，与这样的生活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3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构想

基于上述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结合对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认识，提出新农村规划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统筹。在宏观层面需要结合广州城市总体城市规划，进行城乡规划统筹。城乡规划法已经颁布实施，在落实广州城乡规划中，需要重视将新农村规划统一进来。广州城市区域不能无限制的蔓延，基于我国可利用土地较少的现状，采取有机聚集发展是可行的方式。这样边缘区的新农村有一部分将成为城市社区，有一部分将成为城市边缘绿带界限中的聚落，自然景观得以保持而不被城市化的浪潮所淹没。

(2)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产业发展。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与广州市毗邻，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市产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广州正处在产业转型期，新农村社区需要结合自己特色，寻找发展的新机遇，在特色农业、第三产业发展中拓展空间。在社区规划建设中，预留产业发展空间，根据不同产业类型，结合居住社区建设综合性的新农村社区。例如，南村镇的新基村紧邻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华南新城，新基村发展必然要受到华南新城房地产开发的影响，变被动为主动，走一条房地产商、村民集体和政府三赢的道路。

(3)特色保留。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各具特色，构成了广州城乡景观的重要部分。过去在城市化进程中已经出现不少建设性破坏工作，有些农村聚落的空间组织也受到了影响。因此，在新农村社区建设中不仅要注意保护社区环境中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也必须合理的保护具有明显空间结构肌理的农村聚落，创造有特色的新农村场所景观。

(4)规模合理。社区建设可以与村庄行政区域、基层社会组织紧密相连，为了保证社区建设与地域居住环境和基层社会组织相配合，社区应该具有合理的规模，这样有利于形成较强的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现在的农村社区正在不断的异质化，原有的共同心理文化特征还没有被彻底改变，一些新的变化也在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实体空间环境的规划应该注意按照社区规模确定地理范围界限。并运用多种手法，在不割裂整体性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整合，这对于城乡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5)渐进发展。城市边缘区新农村规划建设存在各种问题，也有很多机遇，在当前条件下，更容易采取的建设方式应该是小规模

改造。一方面，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量大面广，相关利益复杂。建设资金缺口也较大；另一方面，采取变革性的彻底改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关照各方利益，实行渐进式的小规模改造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每个新农村社区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由点带面，展开滚动式发展。

(6)空间有序。参照国外城乡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城乡规划方法必然是综合性规划，而不是简单的环境规划。综合性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实体规划与社会结构发展相结合，建设有序的空间环境。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在于其社会意义，有序的空间环境也会影响人的行为，构建和谐社会。针对规划对象的社会结构具有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特点，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对新农村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考察传统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对人们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进行探索，并落实到新农村空间实体环境的规划中，形成有序发展的新农村社区环境。

(7)可持续利用。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据国家允许集体所有制农民土地进行流转的新政策，考虑土地的可持续利用；采用生态的规划方法与建设科技，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创新新农村社区的管理模式，针对城市边缘区新农村不断融合进城市社区的特点，达到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结语

城市边缘区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区域，而新农村社区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如何进行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是城乡规划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在北京，上海等地方，已经进行了一些实践。在广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尝试以社区建设作为出发点进行规划设计。抛砖引玉，珠三角地区的新农村具有自身特点，考虑地域特征条件下的新农村社区规划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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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民，赵蔚．社区发展规划——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90．

城市化进程中镇管社区党建工作 篇6

[关键词]镇管社区；难题；思考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1-0052-03

一、镇管社区党建工作发展与现状

镇管社区党建工作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出现的。镇管社区党建不同于城市社区党建与农村社区党建，其包含撤村建居模式，动迁安置小区党建工作模式，城镇原有居民小区党建工作模式，新建住宅小区外来人口主导的小区党建工作模式。

（一）过渡性。镇管社区党建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产物，是由于镇、村体制不可能短时期内转变为城市的街道社区管理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农村，也不同于城市社区，而是镇党委直接管理具有城市化特征的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其本身具有过渡性。

（二）多样性。社区党建工作职能呈现多样性，由于镇管社区党建存在明显的地域和人员结构差异，既不能简单的实行传统的镇管村的党建模式，也不能一刀切式的街道管居委会的模式，而是要采用分类指导的镇管社区党建模式，既要延续和借鉴农村党建分类指导的功能党小组有效形式，也要重视发挥社区党组织服务居民不同利益诉求的组织培育。

（三）复杂性。社区党员成分呈现复杂性，随着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社区党员的数量不断增加，结构比较复杂，除离退休老年党员，还包括下岗待业职工党员，人户分离党员，部队复员、转业、退伍党员，毕业待分配的学生党员等。这些党员由于生活背景、文化水平差异较大，思想认识有一定差距，管理起来有一定难度。

（四）多元性。社区利益诉求呈现多元性，社区中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困难党员需要党组织给予救助帮扶，市区导入人口需要的是公共服务设施的便利，农村导入社区人口需要提供就业岗位，特殊群体需要党组织提供心理疏导和精神关怀等。

（五）综合性。社区党建活动方式呈现综合性，由于党员流动性强，传统的党员活动方式要坚持，又要考虑到年轻党员的需求。因此镇管社区党组织活动方式大都是网上网下相结合的方法，采用传统学习与特色项目相结合的方式，为社区党员提供综合性的服务。

二、镇管社区党建存在的难题与挑战

小城镇是“城之尾、乡之首”，是城乡结合的社会综合体，也是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平台。但是，由于城镇人口的快速增加，人员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在社区服务的相关公共资源紧缺的情况下，社区党建工作的进一步创新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

（一）镇管社区党组织功能不健全。一是社区党建有效覆盖难。辖区内不断增加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同时社区党组织的覆盖区域较大，一般讲镇管社区党组织覆盖区域平均为5-6个居民区，社区党组织难以进行精细化管理和服务。

二是形成社区党建合力难。社区党建依托的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导致社区党建工作开展缺乏有效依托，同时，由于部分社区单位党组织对社区党建工作的认同感和参与意识还不够强，区域大党建工作氛围尚未真正形成。社区内在职党员参与社区事务的范围和程度很有限，缺乏合适的平台和途径，发挥作用不明显，社区党组织、驻社区单位、党员群众三个行为主体之间难以形成社区党建合力，影响了社区党建工作的全面开展。

三是社区党员服务管理难。一方面，社区党员身份多样，社区党员存在着“转岗党员多、困难党员多、老年党员多、隐性党员多”的现象，不同状况的党员对组织需求不同，存在着教育管理难的问题。比如，导入型社区中存在着数量不小的隐性党员，不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社区党组织既不了解情况，也难以对其开展管理教育。另一方面，社区党组织活动资源较少，并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难以保障党员的全面参与和开展内容丰富党员活动。

（二）社区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发挥有限。一是党组织领导核心体现难。“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社区工作范围扩大，管理服务内容增多，行政性任务加重，党务干部既要做好一些长期性的“中心工作”，又要应付日常性“繁忙事务”，还要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一系列的临时性工作，社区党建工作仅限于维持日常的党组织生活和完成上级党委分配的工作，存在着“满足于应付、流之于形式”的现象。

二是组织活动有效开展难。党员组织关系的转入与经济福利待遇紧密联系，由于动迁而来的社区居民，或者居住在城区的居民，也不愿意将组织关系转入所居住的社区，主要是原村党组织的资金充足，党组织生活的过分强调物质化、福利化、娱乐化倾向，往往会使党组织活动流于形式，党组织对社区党员教育管理与服务不能适应党员的要求。

三是社区党员作用发挥难。社区在职党员通常单位意识浓，社区意识相对较弱，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活动也缺乏激励约束机制。社区中的退休党员体弱多病，是党组织关心帮助的对象，流动党员由于人户分离和工作外出等原因平时难于沟通联系，“人在户口不在，户口在人不在”的现象严重。由于党员流动性较大，常规性的组织社区党员开展党员活动都有困难，社区党员发挥作用面临着在社区的老党员难以发挥作用，年轻党员没有时间参与社区党组织活动的困境。

（三）社区党务干部人才建设面临瓶颈。一是社区干部角色转变难。目前，居委会年轻的干部较多，虽然学历较高但社会经验不足，而社区党建工作对象大多是老年党员和居民，在处理各项工作和难题上缺乏有效措施，与居民沟通交流缺乏亲和力，社区中也有“上班来办公室、下班就回家”机关化作风现象。

二是社区党建工作创新难。部分村由干部转岗而来的居委会干部，从事社区工作的能力需要学习和适应，对创新存在畏难情绪，习惯于用老办法、老经验办事。新选聘的大学生缺乏社区工作技能和经验，首要的任务是熟悉和胜任社区工作，也谈不上创新。

三是社区党务干部属地难。社区干部属地化是法律的规定和社区自治的趋势，目前镇管社区党建工作中，社区干部“一肩挑”的比例非常高，好处是工作推动上效率更高。在社区干部人才相对紧缺的情况下，立足党员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流动的现实，不能过分强调属地化，否则反而会使干部选聘陷入困境。

（四）城镇居民市民化程度不够。一是市民意识形成难。居住生活在社区的居民并没有完成市民身份的转变，尤其是居住在村改居或拆迁的小区，还习惯于村民的生活习惯，没有相应的主体和责任意识。比如，调研中发现这些小区居民交物业费的比例很低，他们认为住在自己家里还要交什么物业费，大多是由村改为居委会的承担。

二是居民融入社区难。外来人口导入集中区域，新松江人对社区的认同度低，由于流动性强，对社区党组织缺乏信任，与社区党组织联系沟通的主动性不强。由于户籍、文化背景、以及工作收入差异等因素，居住在社区的非户籍人员的社区归属感不强，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三是社区矛盾化解难。社区是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场所，是流动人口的集散地，是社会矛盾的集聚地，城乡结合部的小区往往是群租现象、安全隐患、小区卫生、无证经营等问题的集聚地，社区作为维稳的最小单元，现有的人员和资源与承担的维稳责任不匹配。

三、创新镇管社区党建工作的对策思考

进一步深化镇管社区党建工作就要把社区生活共同体作为共同的理念，进一步明晰社区党委会的功能和职权，构筑镇管社区党建工作的组织基础和工作资源。

（一）科学设置镇管社区的组织架构，健全党建工作网络。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的要求，加强城乡基层党建资源整合，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制度。对镇管社区党组织而言，就是科学设置组织架构，有效整合社区的资源，探索镇管社区党建工作组织网络。

一是因地制宜，合理划分社区党组织设置范围。镇管社区党建关键是加强镇党委对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充分发挥党在社区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镇管社区党建依托镇级行政架构进行管理，有利于充分利用现有的组织网络资源，实现向城市社区顺利过渡和顺畅衔接。可在镇和居委会之间划分多个社区单元，在设立社区党委、综合党委和区域性党建协调委员会的基础上进行分片管理，并加强社区各类综合协管队伍、居委会干部队伍建设，形成一支专业化、合理化于一体的社区管理者队伍。

二是纵横结合，搭建镇管社区党建的资源支撑体系。加强镇管社区内党建资源的联系和沟通，居民区党组织既要与社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横向联系，又要与社区内在职党员进行横向联系。辖区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在于扩大社会资源，搭建社会资源网络，通过社区结对共建、文明社区共建、社区党建联席会等形式，整合社区辖区内的各种社会资源，争取社区党建工作的经费、人才等资源平台。社区内在职党员的横向联系在于挖掘社区党组织内的人力资源，激活社区党建活力。

三是先期介入，强化建立社区党组织主导整合的服务架构。社区党组织是社区运行的领导核心，凡是党组织先期介入和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好的社区管理体制就比较顺，可用制度的方式明确社区党组织对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的领导地位和指导内容，把社区党建工作先期介入制度化。比如，党组织对物业公司成立人员的提名建议权，协调解决矛盾过程中的调解功能等，防止党组织功能的滞后化、边缘化、虚无化。

（二）培育居民社区自治，强化镇管社区党建的服务功能。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对社区党组织而言，直接面对基层党员群众，最为重要的是社区党组织为党员群众提供有效服务，发挥党组织在社区中的凝聚、整合、引领功能。

一是重心下沉，把社区党建工作落实在服务居民的具体工作中。党建工作不能脱离社区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避免镇管社区党建工作的边缘化，就要切实承担好团结居民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职责，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和凝聚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上来，党组织就必须下沉到社区行政工作中来，防止社区党建工作内容的空洞化和虚无化。因此，镇管社区党建工作人员和镇管社区行政管理人员交叉任职，有助于在工作经费、管理网络上等的保障，镇管社区党建工作才会落在实处。

二是组织延伸，引导社区各类自治组织健康发展。随着社区公共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居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人们从家庭的有限交往逐步向社区扩展，近年来社区中涌现出的各种社团、协会，群众自发组织活动出现是居民生活圈扩展的体现，客观要求社区党组织支持和培育社区居民团体。因此，可探索将党建向这些组织延伸，在这些自治组织中以党支部或党小组的形式建立党组织，延伸党建触角，通过各个社区自治组织中的党员骨干来凝聚一批党员、服务一批群众。

三是设岗定责，强化社区党员服务社区居民的能力。社区党组织要立足于共同推进社区建设，着力实施党员设岗定责，发挥党员服务居民的作用。将社区建设中一些带有社会性、公益性、群众性的工作，细化成以专项业务为特点的工作岗位，根据在职党员、退休党员的优势和特长，创新党员设岗定责的平台，用责任的形式落实到党员身上，把党员的义务具体化，引导社区广大党员把牢记宗旨、履行义务转变为对社区、对社会的奉献。

（三）注重社会融入，培育社区生活共同体。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完善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在我区常住人口大大超过本地户籍人口的情况下，既面临着公共资源重新配置的压力，也有着城市群体的利益冲突，因此镇管社区党建工作必须把培育社区共同体作为重要目标加以推进。

一是尊重平等，把外来人员的管理服务融于一体。在面对大量外来人员导入的现实下，需要加大对外来人群的服务，寓管理与服务中，引导社区居民向市民转变，由被动管理对象向社区管理主体转变，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通过服务和凝聚提升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

二是合作参与，有序吸纳流动人口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在条件成熟的社区，社区基层组织可以按照一定的条件和程序逐步对流动人口开放，吸纳流动人口中的党员和优秀分子成为基层社会的管理者，提高流动人口参与融入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培育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三是自治共享，引领激活社区生活的归属感。社区党组织要积极发挥流动人口中的党、团员的作用，组织引导社区居民参加社区的党、团组织活动，在社区共同生活中培育丰富和融洽的人际关系，关爱导入人口的心理健康，弥补垂直性职能部门的不足，增强流动人口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松江区委党校科研室主任、副教授

农村城市化社区 篇7

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 其中农村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 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是我国各项事业顺利进行的基础。由于人口基数大, 我国人地关系呈现紧张趋势, 20世纪90年代末, 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 为了增加城市工业工地面积和扩大城市规模, 征用农村土地成为了一种必然举措。苏南地区作为全国经济领跑地区之一, 这一举措更是势在必行。2001年前后, 在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乡镇进行了“三集中”试验, 即农民集中居住、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其中农民集中居住地可以说是一个创举, 大批农民在失去其经济基础之后, 在政府制定的迁移政策指导下, 被动地融入了城市, 改变了过去房屋自建、居住零散的村落生活状态, 转变为现代社区聚居模式, 与此同时, 其身份也从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 这种转变称之为“农转非”。农民集中居住, 节约了大量的宅基地和乡村道路用地, 在确保全国18亿亩耕地的基础上, 促进了农村土地的集约利用, 加快了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民集中居住地的出现是社会文明和城市水平提高的产物, 它促进了农民职业身份的转换, 加快了农民融入城市的速度, 同时也提升了农民的生活品质, 使他们享受到了城市文明的辐射。但由于农民集中居住地所在小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条件和低廉的居住成本, 同时安置在农民集中居住地的农民往往因征地补偿而不止一套公寓, 所以成为不少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首选之处这也就增加了农民集中居住地所形成社区的管理成本和管理难度。

根据对苏南若干典型的农民集中居住地 (苏州、无锡、常州) 的调研数据的分析统计, 我们知道在苏南城市化过程中, 新居民对于整个社区管理的满意程度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其中12.5%的居民表示十分满意, 25.5%的居民表示满意, 42%的居民表示一般满意, 总的满意度占调查人数的80%。虽然总体满意度比较高,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在这个满意度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本篇文章力图从农民集中居住地所形成的农村社区着手, 揭示当前该类社区社区管理和社区建设方面的不足, 进而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2 概念解析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 含义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20世纪30年代初, 费孝通先生在翻译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一本著作《Community and Society》时, 从英文单词“Community”翻译过来的, 后来才开始被许多学者引用, 并逐渐的流传下来。“社区”最初是由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应用到社会学的研究中。近些年, 我国的许多不同学科的学着开始对“社区”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而且对“社区”的理解和认识诸不相同。台湾三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字典把社区定义为:“自由组合在特定的区域或界限内的个人或家庭, 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 其中包括学校、市场、医院、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 这个特定的居民生活区域被称为‘社区’”。《社会科学大词典》中, 社区被定义为“聚集在某一特定的地域内的社会组织或群体, 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的社会群体”。简言之, 社区是由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 一定数量的人口、心理和文化上的认同感及社区中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及其互动关系。

3 苏南地区农村社区治理

农村社区是原来自建房屋、零散居住的农户集中迁移到一处聚居所形成的的社区, 是一种以城市社区模式来容纳农村人口的新型社区, 但它的社区主体、社区文化等却与城市社区大不相同。本文所说的农村社区是指“农民集中居住地”, 而非房屋自建、零散居住的村落。

3.1 治理成就

苏南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 其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高, 城市建设规划统一, 农村社区的建设也蓬勃发展。该类农村社区的附件的消费场所比较齐全, 且消费水平相对于高档城市社区而言相对低廉。根据调研考察, 我们发现很多农村社区附近都有超市、菜市场、理发店、网吧、医疗门诊、婴幼儿产品商店等。同时为了增加新市民在城市实现就业的能力, 社区都会有计划地将有就业能力的居民集中起来统一培训, 让原来依靠土地耕作作为收入来源的居民转换了经济来源渠道, 转变了生产生活方式, 为他们了解了城市文化、转变自身身份、快速融入社区提供了有效途径。

3.2 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

(1) 经济方面的压力。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一个历史过程, 对于农村社区的新市民来说, 他们的被城市化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一个以自我转变、自我适应为主的的融入城市的过程。面对着政府的土地征集通知, 仓促被城市化的新市民还没有做好各个方面的准备。根据各地政府政策, 失地农民每人每月依据自身条件, 会领取到不同金额的征地补偿款。农村社区新居民在被城市化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身份的被城市化, 同时也被动地接受了陌生的生活环境和高昂的消费水平, 他们认为政府用这样的一份极其可怜的补偿款就换走了他们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地是很不公正的。农村社区新居民由于缺乏科技文化技术, 就业十分困难, 即便就业, 也是工作环境艰苦且工作报酬低廉, 大部分新居民都要通过出租房屋来补贴家用, 无技术无文化的他们在城市中生活压力巨大。

(2) 心理方面的压力。城市化的过程不仅仅是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转变。新居民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 心理方面会产生很多变化。农村社区新居民对城市生活既充满好奇又有着一丝对于未知的恐惧。城市的物质生活丰富多彩, 对新居民来说充满了各种诱惑与吸引力, 但高额的物质消费和原城市居民对于农村社区新居民因不了解城市文化而做出的举动的轻视又使得心理上出现恐惧感和自卑感。

(3) 居民与居委会的矛盾。与城市内的商业小区不同, 在农村社区, 居委会一般而言是社区治理的主体, 居委会下设各个部门管理社区的各个方面。对于农村社区居民而言, 居委会就是社区最大的领导机构, 上到房屋结构社区建设下到自来水龙头下水道, 只要出了问题, 居委会是他们的首选求助对象。但一方面, 一个社区居委会规模有限, 而且各个部门分工不是很明确, 角色错位, 职能不清状况时有发生, 对于居民的一些诉求处理的效率不是很高, 另一方面, 居民对于自己的诉求都希望尽快解决, 然而有时上报的事情过多, 居委会一时忙不过来, 对于一些诉求不能及时处理, 也会引起居民和居委会的矛盾。

3.3 问题的解决

对于农村社区的建设和治理, 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和协调, 要促进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的转型, 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 加快社区居民对于城市文化的理解和融入, 提高社区居民的社区“主人翁”精神。为此, 农村社区治理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1) 扩大社区服务范围, 建立健全社区服务保障体系。农村社区不同于城市其他的商业小区, 农村社区的居民大多是“农转非”的农民, 他只熟悉田间地头的工作, 在城市中缺乏必要的生存技能。社区作为居民生活的集中地, 那么就有义务和责任为农村社区的居民提供必要的保障服务, 这一点无锡市做的出了良好的示范。通过调研发现, 无锡该类社区公寓设计合理, 社区内有有线电视、宽带网络等等, 这样的农村社区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 使城市新居民在居住地和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中真真切切感受到了生活差距, 削弱了被城市化过程中的不适应感, 为新居民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当然, 社区的服务保障体系不仅仅只有生活保障, 社区应该为了那些缺乏生存技能的新居民提供再就业培训的课程, 使他们熟悉城市工作的环境和节奏, 尽快地融入城市, 寻找工作来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同时, 社区也要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由于新居民以前居住农村, 对于卫生医疗知识和意识比较缺乏, 必须加强社区卫生宣传工作, 提高居民卫生医疗意识, 建立社区卫生医疗站, 使居民足不出“区”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卫生服务。

(2) 加强社区居民之间交流, 强化社区居民互动。社区是社区居民的共同居住地, 他们在分享着社区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同时, 也共同建设社区环境、创造社区文化和社区生活。和谐是社区发展的基础与核心, 是社区发展的软实力, 代表着社区发的未来, 是左右社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新居民从农村搬入城市以后, 由于人生地不熟, 对于周围了人们都有很强的戒备心理, 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相对封闭式的城市社区居住环境, 出于戒备心理, 也会被动地变得封闭一些。在和谐社区的建设中, 只有加强社区居民的联系, 强化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 才能将社区发展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社会有机体。社区居委会要为社区成员提供互动娱乐的机会和组织活动的场所, 丰富居民的业余生活, 举办一些既适应新居民传统生活又带有城市气息的活动, 使他们适应城市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 从而帮助新居民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 融入新的生活, 更进一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3) 加强社区居民自治意识, 实现社区管理多元化。农村社区的治理, 政府和居委会是一方面, 但更重要的是尊重居民自己的意愿。农村社区既有“农转非”的城市新居民, 也有外来务工人员, 他们原先的生活背景和生活方式不同, 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不同,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多样的治理对象, 治理方式尤为重要。在治理过程中, 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社区建设的原动力来自于社区内部, 来自于居民自己, 居民才是社区建设的主体力量。所以政府和居委会应该通过加强组织建设, 强化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成立居民自治组织, 并使其真正成为一个代表居民自身利益、整合社区力量的社区管理组织, 实现社区治理多元化, 多管齐下, 共同治理农村社区。

4 结论

党中央政治文件将社区建设确定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 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 完善民主管理制度, 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的出现是伴随着城市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兴起的一种新兴社区生活模式, 它与其他城市商业社区不同, 具有自己独特的复杂人口结构和特殊的社区环境, 对于我国社区建设发展而言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农村社区的建设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和居委会, 社区居民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 我们只有将政府政策、居民素养、社区文化等结合在一起, 才能逐渐解决农村社区治理的问题, 才能建设和谐有序的农村社区环境, 才能推动我国社区建设事业更进一步的发展。

摘要：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农村社区逐渐出现在各大城市当中, 由于农村社区负责的人口结构和特殊的社区环境, 使得农村社区的治理成为我国社区建设事业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苏南地区农村社区的考察调研, 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当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并尽量提出与之相应的解决之道, 以期对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略进绵薄之力。

关键词：农村社区,社区治理

参考文献

[1]谢海江.集中居住社区居民社会网络的演变与重构——以苏州市平江区D社区为例[D].苏州:苏州大学, 2010

[2]娄成武, 孙萍.社区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P.3

农村城市化社区 篇8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 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 同时也伴随着社会治理的创新与转型。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空间不断向农村扩张, 现代化城市元素不断向农村渗透。在城市化的影响和作用下, 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 传统农村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等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城乡关系角度来看, 城市化也是一个城市和乡村交互作用的过程。而这种城乡互动得到集中体现的“点”就是城郊型农村社区。 (1) 城郊型农村社区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地域社会样态, 是兼具城市元素和农村元素的过渡性社区形式, 且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而逐渐向城市社区转变, 并最终被纳入到城市的社会治理体系中。但是其从农村完全转为城市并非是“简单的‘空间变迁’和一般意义的‘关系变动’, 也不是农民群体单一的‘去农为工’, 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总体变迁过程, 其中充满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利益重组”。[1]农村集体资产的收益与分配、多元主体之间复杂的利益纠葛、从农村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的困境等问题都充斥在这个从传统农村向现代化城市转型的过程中, 使得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着诸多问题。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方式的创新迫在眉睫。

学界关于农村社区治理的研究成果较多, 但主要以农村社会整体或者传统农业型农村为关注点, [2]探究在社会转型期农村社区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3]专门针对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问题研究相对较少, 且现有相关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为社区管理体制、模式等方面, 针对城郊型农村社区管理面临的问题, 提出管理体制或者模式创新的策略。[4]现有研究将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所面临问题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管理体制或者模式的缺陷, 而忽视了这一社区形式的特殊性。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不仅仅是管理体制的问题, 而是与其特殊的社会形态密切相关。因此, 我们应该从我国城市化、工业化所带来的农村社会变迁入手, 深刻认识城郊型农村社区特殊性的社会特征, 把握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实与困境, 从而探究走出社区治理困境的策略与路径。

二、城郊型农村社区的社会特征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 农村社会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村民的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强, 以血缘、亲缘为纽带、以共同的乡土文化维系的乡村社会逐渐被地缘、业缘以及共同居住的小区化的新型农村社区所取代。尤其是处于城市近郊的村庄, 正在由传统农村社会向新型农村社区的转型, 这也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工业化、村落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新趋势, 城市空间不断向农村扩张, 从而形成具有较多城市元素的特殊农村社区形式———城郊型农村社区。与纯粹的传统农村社区相比, 城郊型农村社区在生产生活方式、人口结构、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 生产生活方式的“亦城亦乡”

随着城市空间向农村的扩张, 城郊型农村社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在生产方式上, 城郊型农村社区呈现为农工并存格局, 从事农业生产、非农生产以及农非兼营的多元从业人群并存。在生活方式上, 城郊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趋向城市, 居民在文化娱乐、消费方式呈现城市化特征, 但与城市社区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形成城乡生活方式并存的格局。

2. 人口结构的复杂性

与传统的农村社区相比, 城郊型农村社区人口结构较为复杂。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镇级工业经济发展加速, 大量外来农民工不断涌入小城镇进入工业园区务工, 并在园中村或城郊村中租住, 出现外来人口远多于本地常住人口的人口“倒挂”现象。同时, 有些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较好的城郊村也吸引了大量的本地其他村的村民到村里买房定居。城镇化中的撤并村庄也使得原来分属于不同村庄的村民成为同一建制村村民。本村人、本地外村人以及外来农民工等多种类型的人口共同生活在同一区域, 就业结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等差异较大, 人口结构复杂。

3. 人口的流动性

因为征地拆迁、创业办厂等原因, 村庄原有居民迅速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并在城市购房定居, 其实际生活空间逐渐脱离村庄向城市转移。本地相对落后村庄的居民在没有足够实力进入城市生活的情况下, 也逐渐脱离了原来的村庄向中心镇或者城郊村聚集。外来人口的流动性在城郊型农村社区表现地尤为突出。大量外来农民工为了节省成本, 在务工地周边的城郊村租住。外来人口在积累一定的经济资本后, 也开始离开自己租住的村庄, 到城里居住或回乡创业, 而与此同时, 新的务工者又会不断涌入。

4. 社会关系的多元化与社会空间的异质性

本地居民就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社会流动的加剧, 外来人口的不断变动, 使得传统村落中以村民为主体的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已经逐渐被多元化的社会关系所替代, 原来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不再存在, 乡土社会的同质性特征逐渐消失, 异质性的社会空间逐渐在城郊型农村社区形成。在日常生活中, 个体的私人活动空间及社会关系不再局限于本村或者本地人之间, 以利益互惠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快速扩展, 并由熟人向陌生人延伸, [5]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社会交往日益普遍, 地缘、业缘、朋友关系等也取代传统的血缘、亲缘关系而在乡村社会生产生活中作用日益突出。在同一地域空间中, 社会成员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原来以本地居民为核心的传统村落逐步转变为容纳不同身份成员的居民区, 开放性和异质性的社会空间逐渐形成。

三、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

作为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过渡性社区形式, 城郊型农村社区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村和现代城市社区的社会特征, 具有农村和城市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元素。同时, 城郊型农村社区也汇集了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问题与矛盾, 村集体利益分配、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城乡二元治理结构、社区归属感的缺失等, 这些问题与矛盾交织在一起, 共同构筑了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的困境。

1. 撤并村庄后的社区融合难题导致建制村内的自治与服务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改革开放以后, 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国家要求村集体经济与农村社区分离, 但是各地在实际运作之中实行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二为一的运作模式。在“村社一体、政经合一”的体制下, 村委会成员就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分享村集体收益。村集体资产的产权边界是村民的身份和权力边界, 也是村级组织的组织和管理边界。[6]由撤并村庄而成立的建制村, 从村庄地域边界、村民小组 (自然村) 数量到农村居民户及人口数量都不断扩大或增多。新成立的建制村集中了公共服务资源, 减少了村“两委”班子成员, 压缩了基层自治的经济运行成本, 但由于各村民小组 (自然村) 之间的“三资”差异, 各个村组 (自然村) 都独立运行着原有的集体资产, 并且各自形成村组内部集体收益分享机制, 从而在一个建制村内部形成几个具有封闭性的独立运行的社会单位。同时由于宗族与村落情感、空间距离较远等原因, 导致新成立的农村社区内部各村民小组之间以及村民之间很难实现社区融合, 反而由于村级“三资”管理与收益分配、各村组之间村民福利分配、公共资源项目在建制村内部实施不均衡以及村“两委”班子选举与配备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导致村组之间的矛盾多发, 建制村内的自治与服务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2. 外来人口的流动性与无组织化增加了外来人口的社会管理与服务难度

虽然城郊型农村社区最终会因为城市化的持续推进而向城市社区转变, 但是在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都难以达到城市水平。面对蜂涌而入的大量外来人口, 一些工业化发达的小城镇以及城郊村在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都难以满足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生产生活需要。外来人口在积累一定的经济资本之后, 也开始离开自己租住的村庄, 到城里购房居住或者回乡创业, 而与此同时, 新的外来务工者又会不断涌入。同时, 外来农民工缺乏正规化的组织形态, 难以找到一个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 当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只能求助于老乡, 这就增加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威胁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外来人口的流动性与无组织化, 使得基层政府难以及时掌握外来人口的群体状况与利益诉求, 增加了社会管理与服务的难度。

3. 城乡二元治理结构的存在使得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处于尴尬处境

由于受地方财政能力、管理体制等多种因素制约, 城郊型农村社区居民并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农民市民化面临困境。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方式并没有完全转变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方式, 只是简单地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元素嵌入到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结构中, 原有的村级组织和治理方式仍然保留。城郊型农村社区的组织体系中仍然有村经济合作社等经济组织, 其功能在于维持村级组织的运行、村庄公共服务和村民福利保障等, 而这在城市基层公共组织体系中是不存在的。另外, 有些城郊村往往挂有两块牌子, 即“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虽然在形式上, 城郊型农村社区居民已经成为城市居民, 但是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 城郊型农村社区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政府在一些村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财政支持不足, 很大一部分要靠村级组织和村民自筹。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呈现一种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的边缘治理特征。[7]

4. 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导致城郊型农村社区难以实现有效治理

城郊型农村社区居民主要包括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两部分, 但是社区内的利益主体则包括村级组织、本地人口、外来人口、基层政府等。在各自的利益诉求之下, 利益主体之间关系复杂, 相互之间存在着利益矛盾与冲突, 社区信任度低, 影响社区治理效果。第一, 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关系。外来人口的到来给当地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 但是他们却享受不到当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一方面为当地发展做贡献, 另一方面只能租住在“脏、乱、差”地方, 同时, 因为各种制度性障碍而无法享受到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 从而导致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关系存在潜在的矛盾与冲突, 外来人口难以实现社会融入。第二, 村级组织与外地人的关系。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增加了当地社会管理难度, 而外来人口不愿意接受村级组织过多的管理, 从而也容易造成村级组织与外来人口之间产生矛盾。第三, 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居民的关系。基层政府在推行各种城市化建设项目时, 往往忽视居民的主体地位, 造成“强制拆迁”、“赶农民上楼”的情况出现, 侵害到居民的基本利益, 使基层政府在居民中的威信丧失, 甚至引发官民冲突。同时基层政府在建设项目中包揽过多, 也导致村级组织和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动性、参与性不足。在压力性体制下, 基层政府往往将大量的行政事务委托给村级组织, 增加了村级组织的负担, 影响自组织活力和自我管理能力, 同时也引起村干部对基层政府的不满。

5. 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淡化与缺失导致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不足

社区归属感是社区居民对所处地域和人群集合体的心理认同, 这种认同既有对自己社区成员身份的认可, 也包括对社区的投入、喜爱和依恋等情感认同。城郊型农村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缺失也导致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不足。首先, 本地居民的社区归属感逐渐淡化。虽然他们在城郊型农村社区仍然拥有房屋、承包地, 享有与村集体成员身份联系的集体利益分享权, 但由于大部分本地居民都迁移到城里居住, 本地居民的亲属、朋友、邻里等社会关系等不在社区内, 他们对社区内部的情感归属也越来越淡化, 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发展漠不关心, 社区归属感逐渐淡化, 缺乏参与社区发展与治理的积极性。其次, 外来人口的社区归属感缺失。对外来人口来讲, 城郊型农村社区仅仅是他们一个暂时栖居地, 他们被排斥在社区利益分配体系之外, 无法享受到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福利待遇。即使一些外来人口在当地生活居住几年, 甚至十几年, 但是各种制度性阻碍, 他们对所居住社区仍然是居而无家的归属感, 对于城郊型农村社区缺乏情感认同, 对社区建设与发展缺乏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四、走出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的策略选择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我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 乡村社会也被卷入到城市化、工业化的大潮中, 传统意义的小农社会逐渐消亡, 乡村社会正经历着全所未有的变革。尤其是处于城市近郊的村庄, 更是受到城市化、工业化大潮的直接冲击, 从而逐渐形成具有特殊性的社会形态。这些变化也对新时期的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与问题, 因此, 应该在深入认识城郊型农村社区特殊性的基础上, 寻求走出社区治理困境的策略。

1. 推行集体产权股份化改革, 保障农民基本利益

村集体产权制度的运行机制是导致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陷入困境的关键原因。集体产权不清、集体收益分配不公等导致农村社区内部的利益纠纷和社会矛盾。同时, 集体产权制度也往往将社区内部无形中划分为具有一定封闭性的社会单位, 不利于社区内部的社会融合。因此, 应该在城郊型农村社区推行村集体产权股份化改革, 明确村经济合作社在集体产权管理中的主体地位, 建立产权明晰、股权量化合理、经营机制灵活、资产保值增值的集体资产管理新机制, 赋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更多的财产权利, 建立公平合理的集体收益分配机制。通过股份化改革, 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与社会组织成员权分离, 化解社区内部的利益纠纷与矛盾, 打破集体产权制度所构筑的无形边界, 为社区共同体的重构奠定基础。

2. 培育融合性社会组织, 提升社区居民组织化程度, 引导外来人口参与社区治理

城郊型农村社区人口结构复杂且流动性大, 社区居民 (尤其是外来人口) 处于松散的原子化状态, 开展社会治理所需要的成本较高。社会组织在资源动员、公共服务、政策宣传与倡导、社区融合等方面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8]因此, 针对城郊型农村社区中外来人口无组织化和社会融入难等问题, 各地基层政府应该转变管理理念, 积极培育融合性社会组织, 为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互动交流搭建组织化平台。通过融合性社会组织建设, 提升外来人口的组织化程度, 建立外来人口利益表达的合法化渠道, 实现对外来人口的有效管理与服务, 并引导他们有序参与社区治理, 促进城郊型农村社区居民的互动与融合。[9]

3. 转变城乡双重治理体制并存格局, 建立体现社会公平的社区治理制度,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意味着城市和农村居民不同的福利待遇和发展机会, 外来人口更是无法享受到当地的福利待遇, 从而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与社会不公。正义的社会制度是“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10]这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城市化不仅仅是简单地把农村变为城市, 而是让农民真正的市民化, 实现城乡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因此, 应该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契机, 逐步推进附着于户籍之上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福利制度, 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 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让所有社区居民能够享受到平等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通过社区治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让每个社区居民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 将城郊型农村社区重新整合为具有凝聚力的现代化农村社区。

4.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提升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能力

现代社会的治理要逐步走向“有效的治理”即“善治”。“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 是两者的最佳状态。”[11]“善治”强调的是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事务繁多, 既包括国家治理事务, 又有社区内部自治事务。同时, 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涉及到多元利益主体, 基层政府、村级组织、居民等都在社区治理中有利益瓜葛。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事务已经不是政府或者村级组织单一主体所能完成, 需要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活动。因此, 基层政府应该转变“管控”观念, 践行“善治”理念, 综合运用法律法规、道德约束、社会舆论等多种方式和手段, 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引导各种社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 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 积极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为基础、居民广泛参与、各类社会组织互动合作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格局, 提升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能力。[12]

5. 培育居民社区归属感, 构建互利共存的社区生活共同体

居民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而产生的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社区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关键。城郊型农村社区内各利益主体间关系不协调以及居民归属感的缺失, 是社区治理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因此, 应该通过宣扬共生思想, 协调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形成互利共存的利益格局。[13]基层政府、村级组织开展社区治理需要居民的参与, 居民也需要政府和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外来人口的到来满足了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 而且增加了本地居民的房租收入;各利益主体互利共存。同时培育社区居民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取向, 以个人的公民意识和政府的服务意识为支撑的社会共同体意识;[14]通过社会组织建设, 转变社区居民原子化状态, 将居民个人利益与社区公共利益相衔接, 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 构筑人关系和谐、互助合作的生活共同体。我们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出发, 积极采取措施, 打造社区生活共同体, 让社区中的所有居民感受到“家”的温暖, 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城郊型农村社区的“善治”。

五、结语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应该适应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导向, 转变传统的管理观念, 遵循治理理念, 通过制度创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等方式, 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城郊型农村社区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区形式, 兼具城市和农村两种社会元素, 因此, 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也不能简单用传统农村社区或者城市社区的治理方式, 而是应该根据其特殊性选择有效的社区治理方式。虽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这一特殊的社区形式会慢慢的转化为城市社区, 并被纳入到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但是在长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中, 这种社区形式仍然会长期存在。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也是新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下, 针对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更应该是以社区居民的基本需求为出发点, 以打造社区生活共同体为最终目标, 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城郊型农村社区的“善治”, 让所有的社区居民有“家”的感觉。

摘要：城郊型农村社区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样态, 具有人口结构复杂、人口流动性大、社会关系多元等特征。而城市化中出现的村集体利益分配、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城乡二元治理结构、社区归属感的淡化与缺失等问题与矛盾使城郊型农村社区治理陷入困境。因此, 应该在深入认识城郊型农村社区特殊性的基础上, 通过制度创新与改革、融合性组织建设、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格局的建构等方式, 破解社区治理困境, 实现城郊型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

农村城市化社区 篇9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选取寮步镇2014 年9 月~2015 年8 月2 型糖尿病患者120 例, 主要为口服降糖药治疗>3 个月的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仍控制不佳 ( Hb A1c> 7%) , 年龄>18 岁能够掌握注射技术, 体重指数< 35 kg/m2, 无明显心肝肾疾病患的患者。将其根据慢性病随访编号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每组60 例。对照组患者中男32 例, 女28 例;年龄最小29岁, 最大72 岁, 平均年龄 (53.45±8.16) 岁;病程最短1 年, 最长21 年, 平均病程 (12.62±3.56) 年。观察组患者中男34 例, 女26 例;年龄最小30 岁, 最大76 岁, 平均年龄 (53.12±8.45) 岁;病程最短1 年, 最长22 年, 平均病程 (12.51±3.45) 年。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和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对照组给予优泌林治疗。观察组给予优泌乐25治疗, 在开始第2 针胰岛素治疗时停用促泌剂。开始采用1次胰岛素注射起始, 剂量为0.1 U/kg ( 起始剂量相对保守) , 晚餐前注射;3~5 d根据患者早餐前空腹血糖调整剂量, 1~4 U/次, 4 周后如空腹血糖仍>6.0 mmol/L, 则在早餐前加用第2 针胰岛素, 起始剂量为晚餐前剂量的一半;3~5 d根据患者晚餐前空腹血糖调整剂量, 1~4 U/ 次 ( 依据Paradiam研究调整) 。所有入选患者均进行糖尿病教育及生活方式干预指导。干预24 周。

1. 3 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24 周结束时比较两种治疗方案的安全性:低血糖发生率、严重低血糖发生率、体重变化;24 周内每个月进行随访, 比较两种治疗方案中达标人群的比例 (Hb A1c<7%) 。并应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患者干预前后Hb A1c、FBG、2 h PBG水平进行检测。血糖达标[2]:FBG4.4~7.0 mmol/L, 2 h PBG 5~10 mmol/L, 睡前血糖5~8 mmol/L, Hb A1c<7%。低血糖[3]:手指末梢血糖<3.9 mmol/L。严重低血糖:手指末梢血糖<2.8 mmol/L。

1. 4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8.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 ±s) 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采用 χ2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两组患者血糖检测值和体重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Hb A1c、FBG、2 h PBG、体重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干预后两组血糖指标及体重水平均优于干预前 (P<0.05) , 且干预后观察组血糖相关指标优于对照组, 体重变化幅度低于对照组 (P<0.05) 。见表1。

2. 2 两组安全性和达标率比较观察组低血糖发生率、严重低血糖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达标人群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 。见表2。

注:与本组干预前对比, aP<0.05 ;干预后与对照组对比, bP<0.05

注:两组比较, P<0.05

3 讨论

优泌乐25 为新型胰岛素类似物预计混制剂, 其组成包括3/4 鱼精蛋白锌赖脯胰岛素和1/4 赖脯胰岛素组成, 可通过对胰岛素结构的改变, 使其药代动力学曲线发生变化, 与生理性胰岛素分泌更为接近[4]。其跟内源性人胰岛素的差别在于B链末端28 和29 位两个氨基酸- 脯氨酸以及赖氨酸位置交换, 因而胰岛素单体交换减弱, 一般在餐前15 min或餐后皮下注射后1 h浓度可达到峰值, 且作用时间持久。而优泌林在注射后需2~3 h才可达到浓度峰值[5]。跟优泌林对比, 优泌乐25 可促进血清胰岛素浓度稳定, 胰岛素活性更高, 起效更快, 且对餐后血糖波动小, 可减少低血糖的发生。另外, 其可促进胰岛素峰值恢复, 在降低餐后血糖的同时可发挥对内源性葡萄糖的抑制作用, 可促进血糖迅速恢复到基线水平, 因而糖化蛋白降低也更为显著[6]。

另外, 所有患者治疗期间给予糖尿病教育及生活方式干预指导, 健康教育指导有利于提高患者对疾病重视度, 提高治疗依从性, 并给予饮食、运动、用药和心理等各方面指导, 促进患者培养良好的习惯, 按时用药, 科学合理饮食和适度运动, 保持良好的心态, 从而改善治疗效果, 使血糖维持在良好的水平[7]。

本研究中对照组患者给予优泌林治疗;观察组患者给予优泌乐25治疗, 结果显示, 干预后观察组血糖相关指标优于对照组, 达标人群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 , 说明农村城市化社区2型糖尿病胰岛素治疗方案选择优泌乐25更为理想, 其跟优泌林相比, 改善患者血糖、促进血糖达标的效果更好。另外, 从安全性看, 观察组体重变化幅度低于对照组, 低血糖发生率、严重低血糖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 , 说明优泌乐25治疗有更高的安全性。

参考文献

[1]刘晓蓉, 李杨, 蔡传元.三种胰岛素强化方案治疗2型糖尿病疗效和安全性观察.安徽医药, 2014, 18 (5) :934-937.

[2]Mason JE, Denton BT, Shah ND, et al.Optimizing the simultaneous management of blood pressure and cholesterol for type 2 diabetes patients.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4, 233 (3) :727-738.

[3]黄文森.地特胰岛素与甘精胰岛素治疗老年2型糖尿病的疗效对比.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4 (15) :4212-4214.

[5]刘湘茹, 胡德龙, 薛珮怡, 等.甘精胰岛素联合瑞格列奈与双相门冬胰岛素治疗新诊断2型糖尿病的效果比较.广东医学, 2014, 25 (10) :1603-1605.

[6]黄璞.四种胰岛素注射方法治疗合并肺部感染的2型糖尿病的临床对比研究.医学综述, 2015, 21 (10) :1881-1882.

农村城市化社区 篇10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从统筹城乡、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高度对各地探索实践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给予了肯定。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 无论是对于推动城乡经济持续发展、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实现全社会文明进步, 还是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早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2 山东诸城市农村社区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在当前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之下, 山东省城市早在2011年就打响了全域城镇化的战役, 作为城镇化重头戏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到目前为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全市已经开工建设的新型农村社区有35个, 涉及175个行政村, 已经启动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村有85个, 近4000户农户巳搬进新居, 提前享受到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带来的成果, 给农民带来了实惠, 也促进了诸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 诸城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例如建设之前的资金筹措、社区规划的问题;建设过程中的建筑质量监督的问题, 社区建成之后配套设施的跟进以及农村社区居民的积极性、自主性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附加的道路、暖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之后的问题。特别是农村社区建设之后许多农户出现了主楼房种地、养殖不方便的现象, 也存在楼房建起来了但是没有配套的取暖等基础设施, 这些都应该引起全国其它地方在进行农村社区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视。

对于诸城市农村社区建设无论从经验还是理论都取得一些成果, 但是这些农村社区化建设的经验和理论并不一定适应全国各地的农村社区建设。因为不同地区的资源占有不同、国家给予的资源分配不同, 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 决定了我们不能一味的套用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而是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农村社区化建设模式, 只用这样我国的农村社区建设才能实现理想的建设效果和高效的建设效率。从诸城的农村社区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认识到只有运用先进的农村社区化建设的理论对当地的农村发展情况进行详细和深入的调查研究, 才能从根本上了解农村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为农村社区化建设鉴定坚实的基础, 同是这也是实现农村繁荣和农民富强, 分步实施和因地制宜是保证发展方向准确和发展结果理想的根本办法, 也是未来农村社区建设势在必行的手段。诸城市在农村社区化建设过程中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 接下来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一下诸城市农村社区化建设的经验。

2.1 加强政府的组织领导, 实行市镇帮扶共建。

积极加强政府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领导。实行市领导牵头四大班子领导挂牌联系和市直单位分包帮扶制度, 确定几名市级领导和几个市直单位分包帮扶具体几个乡镇, 要求各分包领导和帮扶单位要深入到基层乡镇, 了解乡镇社区建设和拆迁情况, 及时研究解决新社区建设和乡村拆迁中出现的问题, 实行一对一的帮扶。

2.2 市镇政府加大宣传力度, 营造浓厚社区建设氛围。

通过在拆迁镇村开设宣传专栏、在电视台开办专题节目、并邀请领导座谈和外出参观学习等多种形式, 在拆迁乡镇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2.3 坚持科学规划, 集约节约用地。

用先进思想科学规划全市新型农村社区的编制工作。全市所有新型农村社区的修建性详规要求按时完成统一公示, 并由市财政承担全部规划费用以减轻乡镇经济负担, 全力助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2.4 调整农村生产结构, 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

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 发展现代化农业, 规模化经营, 大力发展园区化、生态化、现代化农业, 积极完善基础设施吸引外资解决村中闲杂人员的就业问题。

2.5 强化巡视审计考核, 依法实行奖惩制度。

将农村社区建设的乡镇纳入全市巡视组和审计局重点巡视和审计的行列, 对于违法现象发现一批严惩一批。

3 山东省诸城市农村社区化建设的意义

开展农村社区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是党中央统筹城乡发展, 解决“三农”问题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 它深刻体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特征和要求, 集中代表了亿万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根本利益, 对于转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农村社区建设起步晚, 管理上难免存在一些漏洞和缺陷, 需要一种科学高效的社区管理模式来指导实践。农村社区管理模式还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 因此本文从山东省诸城市农村社区建设研究有着较大的理论研究意义和实践价值。

4 结语

当今我国城市化和小城镇化发展迅速,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城市化相比发达国家较低等特性, 使得农村社区化建设成为能从根本上实现农村繁荣和农民富强, 分步实施和因地制宜是保证发展方向准确和发展结果理想的根本办法。诸城市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方法为我国社区建设和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一手资料。对我国关大农村来说, 农村社区化建设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而且将彻底改变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让更多的国民共享改革开放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昌寿, 沈清基.“新城市主义”的思想内涵及其启示[J].现代城市研究, 2012 (1) :55-58.

[2]《华南乡村生活》, 美国出版, 1925年;《城府村调查》,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4年

[3]冯月根.20世纪中国社区研究.中国乡村发现网, 2015年

城市社区加速“色彩化”进程 篇11

相信没有人愿意久居在沉闷、毫无生气的环境中。事实上，这种改变的需求正是色彩可以发挥的机会。

2014年9月，上海万科春申社区被一片斑斓的色彩所包围。社区内10多年来一成不变的米黄色墙面摇身一变出现五彩的壁画，缤纷多彩的围墙，让许多社区居民露出了笑脸。

怎样让一座城市充满热情和活力？“最简单的办法便是通过色彩来激发人们彼此间的情感联系，让城市更加满足人性需求。”尤禄德，这位来自跨国化工医药集团阿克苏诺贝尔、负责装饰漆业务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对《中外管理》不断强调色彩与城市的内在关系。

既然色彩能让人产生快乐，何不用色彩将城市里的社区变漂亮一点、甚至扮潮一点？其实，这也正是阿克苏诺贝尔在2014年推出的一项全球性计划——“人·城市”的重要出发点。并且，为了让普通民众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色彩的力量，阿克苏诺贝尔的装饰漆业务已从城市地标更深入地转移到了城市社区中。上海万科春申社区便是其落地项目之一。

而这一战略性计划的落地实施，已助推阿克苏诺贝尔在全球油漆市场普遍下滑的情况下，实现销售的逆势上扬。

色彩怎樣发挥力量？

在被誉为“海上花园”的厦门，矗立起一座绚丽的“多彩城堡”，非常养眼。这座被色彩焕新后的旅社外墙，也为鼓浪屿这一久负盛名的爱情之岛增添了一份别样情怀。

这是2013年阿克苏诺贝尔旗下的多乐士品牌油漆进行全国城市色彩焕新活动的一个样板。“城市需要展现自身本色，即使是老的城区、老的建筑，也需要散发现代的活力，那么可以通过给墙面涂刷颜色，显示这个城市的特殊面貌。”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区总裁林良琦说。

作为一家国际性油漆和涂料企业，也是专业化学品的主要生产商，在今天，阿克苏诺贝尔已有60%的产品与建筑、基础设施、以及交通运输业的终端用户密切相关。尤其是作为装饰漆的多乐士油漆业务，更是家喻户晓。

“但是我们看到，在全球范围之内，城市变得越来越没有风格和特点。就好像我们在电脑当中所用的复制和粘贴一样，所有的城市看上都是一个样儿。”尤禄德打比喻说。很少有人去想，怎么能够让自己所在的城市变得更美、更个性化，即使是建筑师也很少关注。

“我们的思考是希望城市不要看起来趋于雷同，而是只要一看城市的图片，就知道这是哪一个城市，而且我们要从城市建设的一开始，就让大家更多地去关注色彩问题，关注怎么让这个城市令人更加快乐。”尤禄德说。

色彩究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力量？

相关研究表明，色彩对于人们的情绪以及对生活的适应能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人待在黑色、黄色或者紫色的环境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整个色彩的设计对于环境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每个城市都需要具备自己独有的特色，而色彩能够很好地实现这一点。

人与城市之间的“色彩张力”

让城市变得更加多彩漂亮，这听起来似乎很美。

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中的75%将会生活在城市。但是，由于文化的不同，每个国家或者地区、每个城市对色彩装饰的需求也不尽相同，怎么使色彩更加契合一个城市的特色，这对阿克苏诺贝尔来说颇具挑战。在中国，尤其是未来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了解不同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色，以及当地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才能更加贴近地方市场。

尤禄德认为，当今与未来的城市发展中，应审慎平衡“新”与“旧”的关系。当然，色彩装饰的运用只要不过于夸张，作为城市居民，事实上无需担心色彩会让城市变得庸俗。在这一点上，需要契合人与城市的需求，可用适当的方式“改造”城市的面貌。

正如他所言，阿克苏诺贝尔之所以实施“人·城市”计划，是在从“人”的角度出发，让城市与居民建立起情感纽带。

不过，相较于西方消费者对颜色需求的开放度，中国人在这方面略显保守，多数人并不适应过于眼花缭乱的色彩搭配，尤其对于社区装扮、家庭装修等。但是，从成熟市场来看，消费者对颜色的使用已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年轻一代，用颜色来装扮生活的胆子也更大一些。

林良琦则称，这也是为了顺应当下年轻一代人的消费趋势，从而带动更多人对个性化社区的了解和需求。

解决色彩装饰难题

但其实，要将这个美好的目标落实到具体的社区项目中，并不那么容易。

其中有一个最大难题，就是城市中的小区往往来自不同的开发商，只有与房地产开发商、社区居民合作，才能参与到打造社区的个性化中来。

“不能光给客户提供了涂料和装饰漆，完成销售就算完事，事实上，我们还要深入到当地社区中。”尤禄德说。针对客户需求，阿克苏诺贝尔为他们做涂料及配套服务，即时响应、解决各类色彩装饰难题。

以2013年万科启动的海上传奇项目为例。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万科已采购阿克苏诺贝尔的涂料，在项目供货期间，工程渠道团队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设计师选择颜色和模板，但由于设计师选择的颜色偏白，装饰方案不可行而急需更改。此时，涂料已经上墙，如再更改颜色有相当大的风险，但客户需求是最大动力，工程渠道团队必须去满足，最终成功更换了墙面颜色。

阿克苏诺贝尔的工程渠道团队，除了帮助项目完成各项流程以外，更多的时间会用于查看施工中是否存在问题，并及时给予指正，就连墙面使用了哪些涂料，哪些颜色不合适，他们都会以专业眼光到现场勘察，指出施工人员的操作问题。

针对一个社区，“客户希望打造什么样的风格，用什么颜色来彰显社区的个性，阿克苏诺贝尔力求运用自己的专长，通过色彩服务赋予城市社区以新的活力。”尤禄德说。

农村城市化社区 篇12

9月8日上午, 全国首个农村社区服务网站群在诸城开通。当地农村社区的居民轻点鼠标, 就可纵连全市208个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网站和1329个村级网站。该社区综合服务网的建成, 标志着该市的农村社区建设迈入了崭新的数字化时代。

近年来, 诸城市已将70万农民全部纳入该市208个2公里农村社区服务圈, 让社区群众充分享受到跟城里居民一样便捷周到的公共服务。为进一步提升各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 自今年6月份开始, 该市又在全市编织起满足社区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的纵横多向的立体式农村社区信息服务网络, 开发完成了覆盖全市208个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和1329个村的网站群。

该社区网站群的建成, 实现了诸城市社区综合服务网、各农村社区中心服务网、村级网站的三级纵向互联和208个社区服务中心、1329个村 (居) 之间的横向互通, 并嵌入政府门户网站成为政府网站的一部分。据悉, 该网站群在强化信息发布、互动交流栏目建设的同时, 着力突出了为社区群众办事服务功能应用建设。社区综合服务网建有走进社区、新闻动态、政策法规、社区服务、志愿服务等80多个与社区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内容丰富的栏目, 每个社区和村 (居) 网站又都分别设有社区动态、名优产品、村务公开、供求信息等各具特色的栏目, 形成了面向农村社区群众的全面统一而又各具特色的网上服务体系。为农资行情、社会供求和各社区 (村居) 农特产品的信息发布搭建了崭新的平台, 快速推进了信息服务入社区 (村居) 、进户工作的开展, 极大地方便了社区群众们的生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