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监外执行

申请监外执行（共8篇）

申请监外执行 篇1

关于为XX同志办理所外执行劳动教养的建议函

重庆市劳教戒毒所：

正在贵所执行劳教的XX同志，于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日起至今，担任我协会下属的重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该同志过去表现较好，曾任广州市公安消防支队赤岗支队副班长、班长等职务；曾被评为优秀士兵并荣立三等功等荣誉。该同志二〇〇九年被XX区XX街道党委评为优秀人才和农村实用技术人才。现因XX被劳动教养并失去人身自由，不能亲自参与企业管理，导致目前企业管理失常，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该企业的职工主要由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近郊农民工构成。由于企业效益下滑，三百余职工收入受到影响，给企业乃至地区的稳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鉴于XX同志的特殊情况，我协会恳请劳教戒毒所为XX同志申报所外执行劳动教养为盼。

不胜感激之至！

重庆市XX协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

关于为XX同志办理所外执行劳动教养的建议函

重庆市劳教戒毒所：

正在贵所执行劳教的XX同志，其父XX系巴南区政协委员。其子XX同志于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日起至今，担任重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和重庆厂厂长职务。XX同志该同志过去表现较好，曾任广州市公安消防支队赤岗支队副班长、班长等职务；曾被评为优秀士兵并荣立三等功等荣誉。XX同志二〇〇九年被XX区XX街道党委评为优秀人才和农村实用技术人才。现因XX被劳动教养并失去人身自由，不能亲自参与企业管理，导致目前企业管理失常，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该企业的职工主要由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近郊农民工构成。由于企业效益下滑，三百余职工收入受到影响，给企业乃至地区的稳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鉴于XX同志的特殊情况，我会恳请劳教戒毒所为XX同志申报所外执行劳动教养为盼。

不胜感激之至！

重庆市政治协商委员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

关于为XX同志办理所外执行劳动教养的建议函

重庆市劳教戒毒所：

正在贵所执行劳教的XX同志，系我辖区居民。该同志无违法犯罪前科。该同志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日起至今，担任重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和重庆厂厂长职务。且其过去表现较好，曾任广州市公安消防支队赤岗支队副班长、班长等职务；曾被评为优秀士兵并荣立三等功等荣誉。二〇〇九年被XX区XX街道党委评为优秀人才和农村实用技术人才。现因XX被劳动教养并失去人身自由，不能亲自参与企业管理，导致目前企业管理失常，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该企业的职工主要由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近郊农民工构成。由于企业效益下滑，三百余职工收入受到影响，给企业乃至地区的稳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鉴于XX同志的特殊情况，我所恳请劳教戒毒所为XX同志申报所外执行劳动教养为盼。

不胜感激之至！

重庆市公安局XX区分局XX派出所

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

关于为XX同志办理所外执行劳动教养的建议函

重庆市劳教戒毒所：

正在贵所执行劳教的XX同志，其母XX系我工商联合会会员。XX同志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日起至今，担任重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和重庆厂厂长职务。该同志过去表现较好，曾任广州市公安消防支队赤岗支队副班长、班长等职务；曾被评为优秀士兵并荣立三等功等荣誉。二〇〇九年被XX区XX街道党委，评为优秀人才和农村实用技术人才。现因XX被劳动教养并失去人身自由，不能亲自参与企业管理，导致目前企业管理失常，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该企业的职工主要由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近郊农民工构成。由于企业效益下滑，三百余职工收入受到影响，给企业乃至地区的稳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鉴于XX同志的特殊情况，我会恳请劳教戒毒所为XX同志申报所外执行劳动教养为盼。不胜感激之至！

重庆市XX区工商联合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

关于为XX同志办理所外执行劳动教养的建议函

重庆市劳教戒毒所：

正在贵所执行劳教的XX同志，于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日起至今，担任我重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和重庆厂厂长职务。该同志过去表现较好，曾任广州市公安消防支队赤岗支队副班长、班长等职务；曾被评为优秀士兵并荣立三等功等荣誉。该同志二〇〇九年被XX区XX街道党委评为优秀人才和农村实用技术人才。现因XX被劳动教养并失去人身自由，不能亲自参与企业管理，导致目前我两家公司管理失常，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下滑。我两家企业的职工主要由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近郊农民工构成。由于企业效益下滑，共三百余职工收入也受到影响，给公司乃至地区的稳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鉴于XX同志的特殊情况，我公司恳请劳教戒毒所为XX同志申报所外执行劳动教养为盼。

不胜感激之至！

重庆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XX厂

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

申请书

重庆市劳教戒毒所：

正在贵所执行劳教的XX同志，于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日起至今，担任我重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和重庆厂厂长职务。该同志过去表现较好，曾任广州市公安消防支队赤岗支队副班长、班长等职务；曾被评为优秀士兵并荣立三等功等荣誉。该同志二〇〇九年被XX区XX街道党委评为优秀人才和农村实用技术人才。现因XX被劳动教养并失去人身自由，不能亲自参与企业管理，导致目前我两家公司管理失常，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下滑。我两家企业的职工主要由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近郊农民工构成。由于企业效益下滑，共三百余职工收入也受到影响，给公司乃至地区的稳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鉴于XX同志的特殊情况，我两家企业恳请劳教戒毒所，批准XX同志请假一个月处理公司事宜为盼。

不胜感激之至！

重庆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厂

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

申请监外执行 篇2

一、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律规定

暂予监外执行, 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至二百五十八条进行规定。另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五条也规定, 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在监内服刑的罪犯, 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监外执行条件的, 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二、暂予监外执行的检察监督

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对象为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 执行机关为社区矫正机构。三种适用情形为: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的;生活不能自理, 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排除适用的情形为: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 或者自伤自残的罪犯。

围绕社区矫正必须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检察机关应当“通过三个环节进一步加强法律监督”。 (1) (1) 加强对交付执行环节的监督。检察机关应当针对监外罪犯的交付执行是否合法、交付执行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等情况进行监督, 特别是检察机关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须保持密切配合, 共同做好对监外罪犯相关法律文书的异地交付、转接工作, 加大社区矫正异地执行的监督力度, 避免因法律程序衔接不完善, 异地被矫正人员的法律文书不能及时送达, 从而造成社区矫正机构不能全面掌握情况, 发生脱管现象。 (2) 加强对执行变更环节的监督。在社区矫正期间, 检察机关应当针对执行机关是否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监管规定的矫正对象依法给予处罚, 是否对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监外罪犯依法收监执行, 以及是否对符合减刑条件的监外罪犯予以减刑等, 从程序上进行监督检查。 (3) 加强对执行结束环节的监督。检察机关应当针对执行机关对执行期满应当释放、解除管制、恢复政治权利或者执行期间死亡的监外罪犯, 是否依法按期履行相关手续等, 从程序上进行监督检查, 防止提前宣布、逾期宣布、不宣布、不发放矫正期满证明书等违法行为, 切实保障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

三、暂予监外执行的被监管人员

当前, 社区矫正主要涵盖了五类人员, 以其判决、裁定是否合法为源头, 着力抓法律监督, 确保社区矫正对象适格。 (2) 在法定期间内, 有关部门须将判决、裁定等文书送检察机关执行监督部门。检察机关要加强审判监督及对矫正对象决定考验期出狱前的监狱监督职能, 纠正不符合条件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剥夺政治权利、裁定予以假释或批准监外执行等情形, 对社区矫正过程中发现的错误应及时进行纠正。对违法判决、裁定的案件, 或对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 发现有新事实、新证据的案件, 应根据法律规定, 提出抗诉或建议提请抗诉, 监督审判机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依法予以纠正;发现罪犯减刑、假释案件有错的, 应提出纠正意见。

四、暂予监外执行的现状

刑罚执行分为监内执行和监外执行。因犯罪分子在监狱和看守所服刑, 使监内执行监督相对容易。“监外执行, 是依据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 法院等部门作出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决定, 罪犯在监外完成刑罚执行活动, 使监外执行监督要求相对严格。” (3)

司法实践中, 暂予监外执行有3种决定方式。 (1) 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在宣告判决或交付执行时, 自行决定对符合条件的罪犯暂予监外执行。 (2) 监狱根据监狱法的规定, 在刑罚执行期间, 将符合条件的罪犯报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 (3) 看守所根据公安部门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将符合条件的罪犯报经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

虽然上述机关在决定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时都要求通报同级人民检察院接受监督, 但在执法过程中, 由于批准机关、依据标准均不相同, 客观上造成检察机关的监督工作难免流于形式等问题。目前, 检察机关只能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 对批准暂予监外执行机关的违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 若被监督机关不予采纳, 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往往无法继续行使。

五、暂予监外执行的存在问题

(一) 立法方面

1. 罪刑不适应问题。

暂予监外执行制度, 将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的期间计入实际执行刑期, 这种制度的法律后果会导致罪责刑的不均衡。罪犯的暂予监外执行与罪犯在改造后符合一定的法定条件, 且经法定程序的减刑、假释, 在适用条件上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暂予监外执行, 仅是因为罪犯自身的一些原因, 而不是改造的成果, 就将罪犯置于社会, 以‘执行’之名、行‘自由’之实, 已造成刑罚执行的不公, 不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 (4)

2. 决定权设置问题。

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模式采取“双轨制”: (5) 在交付执行前, 由法院决定;在交付执行后, 由监狱或者看守所提出书面意见, 报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或者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监狱、看守所作为执行机关, 同时又掌握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权, 实际上已走入了自审自批的怪圈, 难免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而出现“滥批”和“不批”等问题。另外, 当暂予监外执行条件丧失, 如女犯哺乳期满、病犯痊愈后, 再行收监环节出现法律空白。这些被监管人员长期得不到监管, 会在思想上产生误解, 认为已不需要再负法律责任, 便未经过执行机关批准, 擅自离开原住地。对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被监管人员管理较难, 由于主刑已执行完毕, 不能再行收监, 难以对其定期思想汇报等义务承担进行有效监管。

(二) 司法方面

1. 司法不统一。

法院和监狱、看守所在审查、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时, 要求的适用条件不统一。“目前, 各地监狱办理暂予监外执行 (主要是保外就医) 主要依据的是1990年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制定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及《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规定的30种疾病, 可以办理保外就医。” (6) 而有些地方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参加该《办法》的共同发文, 该办法不适用于法院为由, 行使自由裁量权, 以至于将许多乙肝、一般肺结核病、腰间盘突出、严重贫血等不属于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罪犯暂予监外执行。

2. 程序不到位。

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了监外执行的执行机关, 而法律文书如何交接, 执行机关如何执行、考察和监督, 若执行机关在执行、考察和监督的工作失职应受到何种处罚, 以及若罪犯不配合执行机关的工作应受到何种处罚等, 却没有具体规定。

实践中, 文书送达和人员交付执行的不及时、不准确、不规范问题比较突出,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有的法院或执行机关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后, 送达滞后、甚至没有将决定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 导致检察院监督部门因不知情而未能进行有效监督。 (2) 公安机关没有明确统一收取法律文书的部门, 使有的法律文书直接送到派出所, 有的送到公安分局, 造成内部出现交付执行环节脱节、文书交接工作不畅的现象, 导致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

(三) 执法方面

监管过程中, 主要存在监外执行罪犯的脱管、漏管等问题。脱管, 是由于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不在指定时间到监督管理机关报到造成的;漏管, 则主要是由于执行机关在工作中出现过失造成的。在暂予监外执行过程中, 保外就医、监外执行, 往往由监狱管理部门决定, 副本交检察机关备案;假释由法院做出裁定, 副本交检察机关, 这其中如何进行监督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 “实务工作中难免会产生困难。” (7)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执行刑罚的监督职责, 若发现有违法情况, 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该规定确立了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的监督权, 但是, 检察机关在刑罚监督工作中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 如何落实刑罚执行监督权尚未明确规定。若通过检察机关制定内部规定, 如刑事诉讼规则、监狱检察细则来规范, 无形中降低了监督的法律地位, 不足以保障刑罚执行机关对检察机关行使刑罚执行监督权予以积极配合。

六、相关建议

(一) 构建合理的权力分配体系

鉴于监狱、看守所作为执行机关, 为避免走入“自审自批”的怪圈, 其不应掌握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权, 从制度上减小产生司法腐败的可能。我们可以将这样一种决定权弱化为一种建议权, 而决定权统一由法院掌握, 使法院成为唯一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权主体。罪犯在行刑中, 监管部门提出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的意见和相关的证明材料, 移送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审查, 并作出相应的审查意见书, 提交法院合议庭进行裁定, 法院在审查意见材料、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实际考查后, 最终作出是否批准的裁定。

(二) 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再定位

暂予监外执行本质上是刑罚的变更执行方式, 不是暂缓、停止、推迟“自由刑”的执行, 因此, “罪犯在监外的治疗疾病等期间是计算在刑期之内的。这恰恰成为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存在众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8) 所以, 若将暂予监外执行制度予以重新定位, 作为一种附加条件刑罚的暂缓执行则更为恰当, 即将其作为一种刑罚的中断, 不计入刑罚刑期, 能够体现出罪刑相适应的要求。

(三) 暂予监外执行社区矫正的监督

在具体监督过程中, 必须掌握管辖范围内社区矫正对象的信息, “由专门机关建立信息库”, (9) 全面掌握、了解罪犯的情况, 对执行机关是否及时设立帮教组织、建立管理矫正档案、落实日常监督管理措施以及对出现监外脱管漏管问题是否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等进行监督。发现矫正对象长期脱管、漏管等情况, 检察机关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顺延执行期限的建议, 也可以向矫正机构提出检察意见, 建议矫正机构向公安机关提出延长执行期限;对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间违反社会治安管理法的行为及构成犯罪的, 履行立案监督职能, 建议、监督公安机关及矫正机构对其予以治安处罚或收监或追究其刑事责任。矫正机构对矫正对象实行的司法奖惩有错误或与事实不符, 可向矫正工作小组提出撤销奖惩的建议。同时, 依法维护监外罪犯的合法权益, 对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执行机关工作人员侵犯监外罪犯合法权益的行为要及时提出纠正意见。

参考文献

①尚爱国:暂予监外执行若干争议问题研究[J].人民检察, 2008 (, 7) 。

②万毅:刑罚暂停执行制度: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改革的新思路[J].人民检察, 2004, (10) 。

③付滨:暂予监外执行的刑事政策分析[D].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21。

④蔡国芹、赵增田, 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现实困境及其出路[J].法治论丛, 2011 (03) :127。

⑤徐志辉:浅谈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问题[J].法制与经济, 2011 (284) :10。

⑥汪旋: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和发展[D], 西南政法大学, 2010。

⑦陈瑞华:防止公权力的滥用是刑诉法修改的首要使命[N].南方都市报, 2011-09-08 (AA26) 。

⑧黄瑞《:社区矫正中的检察机关角色定位与程序设计》[J]《.人民检察》2009年第19期。

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篇3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日益引起党中央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历经多次修改。但从基层工作实践来看，该制度在法律规定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实践中也面临着诸如交付执行难、收监执行难以及检察监督弱化等棘手问题，有必要对该制度的定位进行重新考量，并对相关病情鉴定、收监执行等程序加以规范。

关键词：暂予监外执行 制度完善

暂予监外执行，是我国对自由刑执行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近年来，越来越多“提钱出狱”案件的曝光和查处，引发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和社会民众的哗然，暴露出这一刑罚执行方式在制度设计和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漏洞和缺陷。为此，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监狱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通过条文的增补或修改对该项制度进行了完善，中央政法委印发了《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2014年底，“两高两部”又联合国家卫生计生委颁布实施了《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应当说，这一系列“组合拳”的推出，对于规范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和程序，堵塞制度漏洞，防范司法腐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司法实践中，暂予监外执行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笔者拟结合基层检察实践遇到的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加以探讨，以期对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及开展相关实践探索有所裨益。

一、法规解读：暂予监外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足

《刑诉法》等法律法规一方面对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决定和审批程序以及刑罚的变更执行等进行了明确，另一方面也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由事后监督改为同步监督，一改以往监督滞后的弊病。《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则将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甚至政策文件中涉及暂予监外执行的规定进行了整合、细化和延伸，力求消除以往各项法规制度存在的散乱无系统、标准不统一、甚至规定之间相互冲突等问题。但百密难免一疏，法规本身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一）暂予监外执行期限未做要求

根据1990年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12条的规定，保外就医时间一次可以批准半年至一年。需要办理延长保外就医期限手续的，每次可以延长半年至一年。以往的实践中，监狱管理机关一般在第一次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时，给予罪犯半年的保外就医期限。半年后病情没有好转的，每次延长一年期限。

法院直接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此前没有规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的期限、延长的期限及次数等问题进行限制。实践中各地法院做法不一，有些以一年为限，此后每次延长期限也是一年，有些法院则是不注明暂予监外执行期限，刑期即是暂予监外执行期，即所谓的“一决到底”。其依据多是法院内部文件规定，如上海市高院2008年制定的《关于上海法院非监禁刑刑罚衔接工作的若干意见》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当在决定书中确定暂予监外执行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基于该意见的效力，一些法院未严格执行的情况时有发生。

《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因2014年底《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的颁布实施而被废止，但其第12条内容并没有被吸收入新规定。而法院直接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期限问题，依然是空白。笔者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仅仅是行刑方式的变更，并不改变罪犯的身份，而且是暂时的，不具有永久性。《刑诉法》第257条第1款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应当及时收监。”此间的“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即指诸如保外就医罪犯疾病好转或痊愈，生活不能自理罪犯恢复自理能力等。《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第21条、23条规定，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每三个月审查保外就医罪犯的病情复查情况，并向批准、决定机关反馈。发现依法应予收监执行的，应当提出收监执行建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11条则要求，保外就医罪犯应当每个月向司法所报告本人身体情况，每三个月向司法所提交病情复查情况。也即是说，社区矫正机构判断保外就医罪犯是否病情好转主要依赖于罪犯本人提供的病情复查情况。这为罪犯伪造“病情尚未好转”的证明文件，继续逃避羁押监禁，提供了可乘之机。

当然有人会提出，即便此前《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有每年续保的规定，仍然有大量保外就医罪犯钻制度空子，开具虚假证明材料即能骗取续保，此规定有形同虚设之嫌。但有每年办理一次延长手续的要求后，我们至少可以通过严格审查方式等途径去堵塞漏洞，增加骗保的成本和难度。而取消了期限限制，任由“一决到底”情况发生，无异于为罪犯消极治疗甚至不治疗，无故拖延监外滞留时间，直至刑期届满大开方便之门，严重损害了刑罚执行的公正性、严肃性。

（二）病情诊断证明难以判断

《刑诉法》第254条第4款规定，对罪犯确有严重疾病，必须保外就医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诊断并开具证明文件。《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第9条对医院出具的病情诊断或者检查证明文件作了形式上的进一步要求。但法律规定并没有明确医院仅出具病情诊断证明还是应当对病情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出具证明文件。实践中，医院仅就罪犯看病的情况提供诊断证明，该证明仅是对罪犯患了什么病或可能患什么病等病情的客观描述，常常使用一些医学术语。至于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问题，对于监狱而言，尚且还有监狱医院这种相对专业的机构帮助监狱管理部门帮助进行一定程度的判断；但对于法院直接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而言，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的办案法官却无从求助，只能根据诊断证明，对照《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的附件《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中的疾病名称自行进行判断。[1]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对法官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增加了法官裁判的压力，存在判断失误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滋生了权力寻租的土壤，不利于暂予监外执行的正确适用。

同样，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面临着相同困境。检察官与法官一样都是司法人员，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仅凭诊断证明很难判断法院所作出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是否恰当。当然，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可以将诊断证明提交检察技术部门进行文证审查，帮助鉴定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但该鉴定结论是否为法院接受并采信仍有待商榷。实践中，法院不采纳检察机关鉴定结论的情况并不鲜见。

（三）检察机关同步监督方式不够明确

《刑诉法》吸收了部分地区检察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开展同步监督实践所形成的相对成熟的经验，将饱受诟病的事后监督模式变更为同步监督。该法第255条规定，监管场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当将书面意见副本抄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可以提出书面意见。但《刑诉法》未提及法院直接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则在第18条第4款创设性的提出了“法院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前，应当征求检察机关意见”的规定。

表面看来，该条规定似乎弥补了《刑诉法》的漏洞，将检察机关同步监督的范围由监管场所扩大到了法院，但由于其未采用《刑诉法》所述“书面意见”的监督方式，而是笼统以“征求意见”代替，法条可操作性大大降低。实际执行过程中，法检之间围绕征求意见的方式是“书面”还是“口头”、是“当面”还是电话或传真等，征求意见时需要提供哪些证明材料等问题无法达成共识，有些基层法院则以上级法院无具体操作细则为由不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虽然各地法检之间可以通过沟通协调，明确本地区征求意见的程序，但通过高位阶法律规定的形式予以确认仍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同步监督的必由之路。

二、路径选择：改革和完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建言

（一）重新定位暂予监外执行制度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罪犯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后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是监外执行期间能够折抵刑期，其效力等同于在监内服刑，实际上大大缩短了监内服刑的时间。无异于通过医院的一纸证明就能够取得比缓刑、减刑、假释等还要优越的效果（因缓刑、减刑、假释等对适用条件、实际服刑期限、决定程序等都有严格的限制），从而达到逃避监禁刑罚的目的。这一效果对罪犯及其家属的诱惑太大，不管罪犯是否存在可以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采取各种手段获得暂予监外执行机会，并千方百计拖延至刑期届满。[2]我们的司法队伍也在此过程中不断被腐蚀，徇私舞弊等腐败现象屡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此外，我国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是建立在罪犯因身体等原因客观上不能服刑的基础上的，以客观上的不能服刑来折抵刑期，不能体现罪犯主观上的醒悟，与刑罚的目的不符。这对于其他不具有客观条件只能在监狱里服刑的罪犯而言，也是极不公平的。

据此不断有学者提出，以刑罚中止执行制度代替暂予监外执行，监外执行期间应当不计入刑期，不能让主要体现司法人文关怀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来承担、替代刑罚执行的教育改造功能。所谓刑罚中止执行制度，是指在刑罚执行前或执行过程中，由于发生一定的阻却刑罚继续执行的事由，被迫中止即将执行或正在执行的刑罚，待阻却事由消失后，继续执行原来尚未执行的刑罚的执行制度。[3]从比较法角度看，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刑事程序法对因严重疾病、怀孕、哺乳等而准予出监的均规定监外期间不计入刑期，只是刑罚暂停或推迟执行。[4]建立刑罚中止执行制度，一方面能够继续体现对有特殊情况的罪犯的人文关怀，保障罪犯合法权益，实现原有暂予监外执行制度设计的初衷，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使罪犯罚当其刑，实现刑罚的公平、公正。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监外执行期间不计入实际执行的刑期，对于罪犯而言刑罚迟早都要执行，因此罪犯及其亲属就会失去采取非法手段获得暂予监外执行的思想动力了，司法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司法腐败问题也自然会减少。[5]

（二）确立诊断证明与鉴定意见双重依据

如上文所述，刑诉法等法律规定了对保外就医审查的依据仅有医院的诊断证明文件，而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全凭决定机关自行判断，不但给法院或者监管机关提出了难题，也给检察机关的监督造成困扰，实践中也容易出现各司法部门对一些疾病是否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认识不统一的问题。

为此，笔者建议增设听证程序，即法院或监管机关在审查决定过程中，对确有严重疾病、须保外就医的罪犯，在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作出病情诊断证明后，可以视情召开暂予监外执行听证会，召集检察机关、监管场所、医疗专家以及被害人、社区矫正机构、罪犯居住社区代表等相关部门和人员，围绕罪犯病情和社会危险性发表意见。在听证会后，决定机关再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作出是否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这样既有助于实现检察权的提前介入和同步监督，也能够充分保障相关主体的参与权，推动整个决定过程透明化、公开化，有效消除权力滥用和司法腐败滋生的土壤。[6]

此外，笔者建议可以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专门的鉴定机构，在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作出病情诊断证明的基础上，将该证明文件交鉴定机构审查，出具该罪犯疾病是否符合保外就医范围的专业意见，而法院或监管机关只需要审查这些证明文件和专业意见是否合法合规即可，并据此作出决定。为消除各司法部门之间对疾病诊断或鉴定意见可能存在分歧的问题，我们认为上述专门的鉴定机构可以由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各自派出专业的司法鉴定人员组成，经共同评估后出具专业意见，作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依据，从而解决暂予监外执行决定者及监督者均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的弊病。

（三）规范看守所收押罪犯程序标准

实践中，看守所依据《看守所条例》第10条的规定，将法院送交看守所羁押的罪犯以身体健康原因“拒之门外”，但实际上，该条规定本身解决的是未决犯罪嫌疑人的收押问题。对于已决罪犯的收押处理，并无相应规定予以明确，导致出现了执行工作中的盲区。为此，有必要对看守所条例进行修订，明确区分作为强制措施的收押和作为刑罚执行的收押是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收押行为。对于发生在执行阶段的收押，看守所不得主张套用《看守所条例》有关对于特定情形未决犯罪嫌疑人不予收押的规定为其抗辩理由。其中，对于看守所收押裁判生效前未被羁押但裁判后需要送监执行刑罚的罪犯，基于看守所对罪犯的暂时监管属于监狱收监执行的前置程序，看守所最终要将罪犯交付监狱执行刑罚，因此应当参照刑诉法、监狱法中有关收监的规定执行。即只要法律文书齐全，即便罪犯身体有疾病，看守所也应当无条件先行收押，不得拒绝。[7]检察机关应按照交付执行检察的工作要求，对看守所收押罪犯的过程开展监督，发现看守所有拒绝收押情形的，应当视情以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形式提出纠正意见，并监督看守所及时纠正违法行为，规范收押工作。

看守所收押罪犯后，经检查若发现存在暂予监外执行情形的，因该环节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交付执行前”阶段，可以参照《监狱法》第17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诉法》第254条第5款、第257条第2款的解释的规定[8]，向交付执行的法院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并陈述理由，同时将副本抄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出具书面检察意见后，一并报法院审查决定。这样的程序规定既维护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也将检察机关的同步监督纳入其中，与监狱对罪犯的保外就医程序一脉相承。

（四）妥善解决特殊罪犯的收监执行问题

前文列举的收监执行难的案例，一方面与监狱不具备相应的监管条件有关，比如没有治疗严重疾病的医疗设备，没有照顾怀孕或者哺乳婴儿妇女的监室、专业人员等，另一方面执法办案部门和人员也基于安全等因素考虑，不愿意承担出现意外的责任。一时间，暂予监外执行有沦为司法机关甩包袱的手段之嫌，这也是对司法公信力的极大损害。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上述几类罪犯均应当收监执行刑罚，但需要相关部门支持配合，提供相应的保障。一是对“恶意怀孕”者，首先要对是否“恶意”严格把握，可以根据其配偶、家庭状况、刑期及怀孕生育的频次、时间、原因等因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由社区矫正机构提出建议，法院裁判，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其次，监狱可以针对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而被收押的女性罪犯建立专门监室，配备专门的看护人员，并加强日常身体健康检查。为方便执行，亦可以在设区的市以上地区指定一家具备条件的监狱，开辟出独立监室，对此类罪犯进行集中监管。

二是对身患严重疾病者，鉴于多数地区都有关押疾病罪犯的监狱，亦有监狱医院这样的医疗机构，是具备收监条件的。只是对一些特殊疾病，可能缺乏相应的治疗设备（如治疗尿毒症患者所需的血液透析仪器）。可以通过与就近相关医院合作的方式，定期调配相应的警力到定点医院治疗，既有效防止了新的危害社会行为的发生，也充分保障了罪犯的合法权益。

三是对系未成年子女唯一抚养人的罪犯，其重点是解决收监执行后未成年人的抚养问题。笔者建议，应当尽快完善国家相关社会福利、救济制度和政策。对于此类以“未成年子女唯一抚养人”为理由多次实施犯罪行为的罪犯，在法院判决其实刑的情况下，服刑期间，其未成年子女由政府职能部门指定当地的儿童福利机构寄养，或者引入民办儿童福利机构暂时接收，政府予以补贴，以制度和整个社会的大爱为未成年人撑起保护伞。对于重刑犯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政府职能部门应采取一定措施，由法院变更该罪犯对子女的监护权，待其符合条件时再行恢复。在此期间，职能部门应为其明确临时监护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

（五）加强检察机关自身法律监督能力建设

暂予监外执行检察监督的完善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需要多方协调配合、共同努力。为了在暂予监外执行中取得理想的监督效果，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各项监督措施之外，笔者认为，检察机关还应当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高队伍素质。针对当前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普遍存在队伍人手紧缺、年龄结构老化、业务能力不足等问题，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增强对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重视程度，改善刑事执行检察队伍结构，补强力量；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交流、协作，推动暂予监外执行检察工作，实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的工作目标。

注释：

[1]崔杨、谭劲松、陈丹：《关于审理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调研报告》，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15期。

[2]张晶、周芳建：《浅议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完善》，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1年第3期。

[3]刘志强、白春安：《变暂予监外执行为执行中止制度》，载《检察日报》2008年7月15日。

[4]同注[2]。

[5]尚爱国：《暂予监外执行若干争议问题研究》，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7期。

[6]吴成杰、张镇安：《罪犯交付执行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以裁判生效前未被羁押情形为切入点》，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0期。

[7]同注[6]。

监外执行思想汇报 篇4

通过民警在这一年的对我不断的帮助教育，使我真正对自己所犯罪行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给我自己也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痛苦和损失，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这段时间里，派出所民警在工作很忙的情况下，抽出大里的时间针对我所犯的罪行进行了不厌其烦的 , 耐心细致的教育下。

现在使我从思想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了我的法制观念确实很淡薄，从而导致自己犯了罪。我悔而在悔。我要从新做人,洗心命面。

这几个月我一直在家学习法律知识，力求增强自己的法制观念。也没有做违法犯罪事情。今后(我)要做到遵守国家法律。同时积极同违法行为做斗争，并且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今后, 我会永远不让龌龊的东西侵蚀自己的灵魂,真正认识到学法、懂法、守法的重要性，在我的心头悬有一把法律之剑，做事三思而行，切莫因一时冲动犯下大错而悔恨终身,所以，今后不该做的事情，我绝对不要做!

汇报人：xiexiebang

监外执行思想汇报 篇5

透过民警在这一年的对我不断的帮忙教育，使我真正对自我所犯罪行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给我自我也带来了无法挽回的痛苦和损失，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这段时间里，派出所民警在工作很忙的状况下，抽出超多的时间针对我所犯的罪行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耐心细致的教育下。

此刻使我从思想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了我的法制观念确实很淡薄，从而导致自我犯了罪。我悔而在悔。我要从新做人，洗心命面。

这几个月我一向在家学习法律知识，力求增强自我的法制观念。也没有做违法犯罪事情。今后(我)要做到遵守国家法律。同时用心同违法行为做斗争，并且用心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今后，我会永久不让龌龊的东西侵蚀自我的灵魂，真正认识到学法、懂法、守法的重要性，在我的心头悬有一把法律之剑，做事三思而行，切莫因一时冲动犯下大错而悔恨终身，所以，今后不该做的事情，我绝对不要做!

汇报人：XXX

监外执行的管理不容忽视 篇6

（一）法院作出是否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没有时限的弊病端。

我们在驻看守所检察中发现，法院在判断决、裁定生效后，公安机关将罪犯交付监狱行时，监狱经入监体检后，认为不符合收监规定的，作出《罪犯不收监通知书》，将罪犯退回看守所，存在许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54条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监狱不予收监的罪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业的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应当作出《收监执行决定书》，将罪犯交付监狱收监执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应当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让罪犯暂予监外执行。但法院何时作出《决定》没有时限规定，有许多弊端。

其主要弊端有：一是存在滋生司法腐败的土壤。二是不利于保护罪犯正当合法权益。三是不利于犯罪分子的思想改造。四是不利于看守所的管理，影响看守所安定稳定。

（二）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考察问世不能落实到位，造成漏管、脱管。

根据《刑诉法》214条规定可以看出对于监外执行的罪犯都是由公安机关执行或考察，由基层组织予以协助、配合。但是当前公安机关治安任务繁重，基层公安机关治安任务繁重，基层公安警力紧张，在人、财、物大流通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些非监禁刑的服刑罪犯极易失控脱管，使行刑活动、监管组形同虚设，刑罚效果无从体现。还有的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未将批准决定抄送有执行、考察权的公安机关和有监督权的人民检察院，致使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不能及时掌握犯底数，考察、监督就更无从谈起。犯大多是有严重疾病或怀孕、哺乳期的妇女或生活不能自理者，因此执行单往往也放松了对这些人的监控，长期对这些人没管没问，造成漏管、脱管。

（三）保外就医审批把关不严，一保了之。

《刑诉法》第214条及其司法解释对保外就医的条件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然而，一些地方和单位普遍存在如下对保外就医的条件和程序执行不严格的部题：

1、随意降低标准和条件。没有严格按照司法部、高检院、公安部1990年第247号文件颁布的《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标准审批而将一些普通常见疾病，如关节炎、胃炎、肺炎、气管炎、骨质增生、非传染性慢性肝炎、高血压等作为严重疾病保外就医。

2、保外就医不医。罪犯保外就医后，根据《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从看守所或监狱保外就医出去的罪犯，一次批准保外就医时间为一年以内，而在此期间，许多保外就医的罪犯，没有就医，届满未能收监，保外就医无限延长至刑期届满。如罪犯陈湖林因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因肺炎连续保外就医三次，都没有就医，直至刑期届满。

3、届满续保手续走过场。罪犯保外就医届满后，没有及时办理复查、续保或收监手续，即使办了复查或续保手续，也只是走走过场，不到实地考察，不与罪犯见面，仅凭罪犯亲属的一纸医院证明就搞定一切手续。

二、加强监外执行监督的措施

（一）完善立法，使其更个可操作性。

建议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要规定应遵守的制度，对保证人要制定相应的保证制裁措施，可责令提供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如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有违法犯罪行为，在追究其相应的行政或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当没收其保证金或追究保证人的责任，并撤销对其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立即收监。

（二）加大检察监督的力度。

监所检察部门在监外执行监外监督上，第一要做好事前监督。驻所检察人只对每个需要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病史、简历、案情、表现和刑期要做到了如指掌；第二要做好事中监督。要掌握罪犯的病情鉴定情况及批准法律手续是否齐全，如发现存在问题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第三要做好事后监督。检察机关接到批准监外搪行决定通知书后，监所检察部门要根据事前、事中监督中的情况，立即做出是否全面审查的决定。

（三）拓宽监督渠道。

一是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正确纠正意见，不被执行机关或人民法院采纳的，检察机关可向人大提请监督执行，从而借助权力机关的监督来确保法律监督的效力。二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监督，发挥街道、乡、村委会干部的力量，依靠社会综合治理的优势，对监外执行罪犯齐抓共管。三是成立监外执行检察室。

（四）规范管理和考察工作。

一是建立顺畅的交付执行、变更执行、终止执行工作机制，杜绝在法律文书送达、罪犯移转等环节发生的漏管、脱管和人户分离现象。二是公安机关应健全考察档案，要求责任区民警填写《所外监管人员列管审批表》；建立被监管人员考察档案，确保不重不漏。

（五）建立和完善病残鉴定制度。

保外就医期满前，由罪犯所在地公安机关，将罪犯带到居住地的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对病情进行复查，或者由监狱将其带到原出具病情鉴定证明人的医院对其病情重新作出鉴定，出具证明，对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报经原审批机关审查批准延长保外就医时间，并及时通知罪犯所在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对不符合保外就医

申请监外执行 篇7

2010年12月, 牛玉强成为了名人, 关于这个名人的故事还得追溯到1983年。当时牛玉强抢了一顶帽子和一把蒙古刀, 法院以流氓罪判处他死缓刑。1997年新的刑法废除了流氓罪, 可是2004年因牛玉强因保外就医逾期未归, 被新疆石河子监狱带回继续执行。他的妻子朱保侠先后找了相关的国家部门, 可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答复。在多方求助无望的情况下, 朱保侠在网上发了一条帖子, 申诉自己的冤屈, 这才引起人们的关注, 2011年2月北京天问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周泽致函于新疆石河子监狱, 希望从新处理牛玉强案, 但仍然是杳无音讯。

二、牛玉强案所引发的法学思考

牛玉强案是牛玉强一家人的悲剧, 它破坏了一个正常的家庭;也是整个中国司法界的悲剧, 那么牛玉强是否应该被顺延到2020年呢?从刑法溯及力的角度来看, 牛玉强被顺延至2020年是有法可依的, 但是依照当时的法律做出的判决, 牛玉强1990年被减刑到18年时, 按道理理应服刑至2008年, 而不是2020年, 关键就是从1992年到2004年这12年期间的保外就医期间是否应该计入刑期的问题, 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 从刑法犯罪期待可能性理论来讲,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

法律不强人所难的意思是法律不强求任何人做不可能的事项或法律不强求任何人履行不可能履行的事项。换句话说, 法律规范采用不是以“圣人”的道德情操要求众人;也不是以“小人”的标准去定分止争, 而是以正常人的标准去衡量以一般人的标准判断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下, 不可能实施其他合法行为时, 法律不要求其实施合法行为, 即使行为人没有实施合法行为而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也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具体到本案中, 牛玉强夫妇并不懂法, 当然行为人不懂法律不能构成法律上的免责理由, 但是牛玉强在保外就医期间一直到其所在地的派出所做思想汇报, 派出所也没有说牛玉强的行为有什么不合法的地方, 所以在牛玉强的眼里, 北京民警的安排和监督是没有错的, 自己的行为也是没有错的。对于一个普通的市民来说, 如果对警察都不信任, 那还能信任社会的哪个部门?回到本案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当中, 因为牛玉强对北京民警有足够的信任, 相信自己的行为就是合法的, 所以牛玉强既不具备违法认识的可能性, 也不具备期待可能性, 所以牛玉强是没有错的。

(二) 从刑法的目的和功能来看, 牛玉强的保外就医已经达到了惩罚犯罪目的, 也达到的矫正犯罪分子和教育犯罪分子的功能

牛玉强在监狱服刑期间, 先后两次被减刑, 可见其在监狱表现良好, 否则也不会得到这种来之不易的机会, 在保外就医期间也是积极配合当地民警和街道办事处的工作。所以说牛玉强的表现达到了预防犯罪的目的。刑法的有效性不在于它的严厉性, 而在于它的普遍性和及时性, 过重的刑法是治理社会不得已的表现, 也是社会管理无能的表现。一部好的法律不仅不会让坏人漏网, 更不会让好人受罪, 更不用说是冤屈, 所以对牛玉强的顺延是不符合刑法的精神。掌握一部法律并不难, 难的是掌握法律的灵魂, 法律条文只是法律精神的躯壳, 要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才是最重要的。

(三) 我们在尊重历史, 尊重历史判决的同时, 应该本着从实际出发的角度, 尊重人权与维护法律的尊严

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说过:“法律之所以为人所信仰, 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苛严和威仪, 更在于它的慈悲心。”法律的终极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漏过一个坏人, 之所谓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我们应该尊重历史, 尊重中国刑法的罪行初定原则, 不能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去苛求历史的决定, 但在一个早已没有流氓罪的国家, 却还有人因此而服重刑, 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四) 石河子监狱、新疆石河子检察院、北京地方民警都有失职之嫌, 成为整个案件的“罪魁祸首”

首先, 石河子监狱的失职行为和滥用职权。在本案中石河子监狱在第一年的时候派干警实地考察做出了续保一年的决定, 这是合法的也是应当的, 但是从第二年开始就再也没有来过, 所以石河子监狱有严重的失职行为。更让人费解的是牛玉强成为网上的通缉犯。在本案中牛玉强已经是服刑多年的罪犯, 而不是犯罪嫌疑人;而且一直在家, 安分守己, 遵守法律法规, 接受北京民警的监督, 所以不符合在逃的条件。其次, 新疆石河子检察院和北京警察院没有尽到应有的监督职责。所以在整个过程中, 无论是北京检察院还是石河子检察院都有不作为的失职行为, 应该承担应有的责任。再次, 北京地方民警没有尽到应有的通知义务。综上所述, 三方司法机关都有失职, 这种不顾实际的顺延破坏了牛玉强一家人的幸福生活, 也影响了人民对于法律信仰的美梦, 因为如果是一个人犯法, 那可能只是污染了水流, 但是司法机关犯法此时就是污染了水源, 污染了水流尚有可治之法, 但是污染了水源是贻害无穷的。

三、完善监外执行的几点建议

造成牛玉强案的悲剧是许多原因促成的结果, 其中不乏有中国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执法司法人员的素质低, 公民法律意识淡泊等原因, 本文主要是从完善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来提出几点建议。

(一) 完善保外就医办法和监狱法的规定, 使其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统一

我国《罪犯保外就医办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在三部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就是三个不同的版本, 不知道司法机关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如何相互配合的, 如此混乱的法律该如何解决?本文建议保外就医的范围和监外执行的适用范围相统一, 即都适用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因为不能因为是无期徒刑的罪犯就没有人权, 在生病或怀孕就只能在监狱进行, 不能监外执行。虽然立法的原意是为了防止重刑犯出来继续危害社会, 其实这是适得其反, 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生命他就更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了, 再说无期徒刑也是可以减为有期徒刑的, 建议刑诉法把无期徒刑纳入到监外执行的范围当中。所以本文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

(二) 明确监外执行的内容, 进一步明确公安机关监督的内容和范围

法律明确规定了监督机关和协助监督机关, 但是没有规定监督内容和协助监督的内容, 为此现实生活中监督机关和协助监督机关也没有具体的监督措施, 一方面是使得好的监外执行罪犯得不到应有的表现机会, 另一方面是使不遵纪守法的监外执行罪犯法外逍遥, 无人问津, 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尽快公安机关完善监外执行的监督内容。同时基层单位应该给予罪犯必要的人文关怀, 不能在生活中和工作中歧视侮辱罪犯, 在监外执行期间一视同仁, 这样有利于罪犯悔过自新, 及早回到社会中, 否则会心里崩溃, 疯狂的报复社会, 这样不仅没有达到监外执行应有的效果, 更重要是造成的严重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 对于这种新刑法已经废除罪名的服刑罪犯, 可以考虑减刑或假释, 对于情况比较特殊的应该启动特赦程序

看本法的立法原意是只有在监狱里边服刑而且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的才可以减刑, 很明显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因为如果罪犯在监外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或者在社会上重新做人, 也不可以减刑吗?答案显然是可以的。再者管制也是在监狱外面执行, 虽然罪行严重性可能很低, 但管制可以减刑, 监外执行也同样在监狱外执行, 同样具有减刑的可能性。综合以上两点, 不难看出, 监外执行期间实行减刑制度是有其合理性也是必要的, 这样才能充分激发罪犯积极改造自己, 早日做一名社会新人。

当然假释也可以考虑适用。另外根据刑诉法的规定监外执行的期间计入刑期, 换句话说, 监外执行也是刑罚执行的一种特殊形式。对于符合上述规定的犯罪分子可以直接转化为假释, 是罪犯继续留在社会上。这种建议看似荒唐, 但未必没有其合理性。因为如果罪犯在社会上遵纪守法, 成家立业, 进入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此时再把她投入监狱, 对于一个人的家庭是何种的打击, 更可能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 法律能成全一个家庭而不会破坏一个家庭。把没有犯意已经改造成的好人继续投入监狱, 是不符合法律的人道主义关怀的, 而且浪费人力财力资源, 对国家对个人有害无利, 所以考虑假释也是牛玉强案变更执行的一种方式。

(四) 进一步明确公安机关, 检察院, 监狱三方面的具体职责, 不要在出现问题后推扯拉皮, 互相踢皮球, 然后把罪犯当作替罪羊来顶替责任

一方面需要完善相关的制度立法, 另一方面司法工作人员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待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犯罪分子。犯罪分子犯罪是错误的, 但是他们也有人权, 也应该享有罪犯所享有的权利。制度很重要, 执行更重要, 没有制度和法律, 是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良好的切合实际的执行, 法律就是一纸空文。

首先, 应该明确公安机关的职责。笔者建议公安机关除了做好监督犯罪分子的义务, 还应该有报告义务和通知义务, 具体就是把监督的情况书面定期汇报检察院的义务, 还有把执行情况及时报告监狱的义务和犯罪分子及时收监、通知监狱方面的义务。每年公安机关要把犯罪分子的情况汇报检察院, 如果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有违法行为和不作为的失职行为, 应该及时通知公安机关纠正, 督促其履行;公安机关还应该每年向监狱方面报告犯罪分子的执行情况, 并配合监狱方面的考察, 监狱方面发函过来应及时回复, 而不是本案中监狱方面发函给北京公安机关, 北京公安机关一直没有回复。发现罪犯在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或者违法犯罪的应该及时通知监狱方面收监执行, 必要时候可以先采取强制措施, 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 等待监狱方面来做出处理。

其次, 加强监狱和检察院的协调配合。一方面检察院要监督监狱是否有违法行为, 另一方面监狱要向检察院报告监外执行的情况。检察院对监外执行是一种事后监督,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为此, 应当在法定期间内人民检察院没有提出不当的书面意见的, 法定期间过后立即执行;如果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意见的, 批准机关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审核。经审核如果认为原决定确有错误的, 应当立即收回原已做出的决定;如果原决定正确, 就将重新核查结果书面通知检察院, 并立即执行。这样既加强了检察院和监狱的信息沟通, 又保证了法律的正确实施。

再次, 最重要是监狱和公安局要保持密切联系和紧密得配合。检察院的介入只是起监督作用, 真正的执行还是靠公安机关和监狱的配合。监狱在做出监外执行决定的时候要把做出决定及犯罪分子的具体情况, 保人的具体情况以及执行期限等相关内容同时通知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接到通知以后, 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并把执行情况及时通知监狱。在司法实践中, 可能由于公安机关人力资源短缺, 一般由犯罪分子所在地的派出所代为监督, 但派出所也人力资源少, 所以也无暇顾及这些事情, 就造成了监管的空白。为此, 建议公安机关设立相应的职能部门, 专门负责处理这些事。

摘要：监外执行是刑罚变更执行的一种方式, 它体现了刑法的灵活性和人道主义的保护思想, 对刑罚执行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牛玉强案件中暴露出许多背离法律宗旨的缺陷, 急需完善, 这是本文研究的中心。

关键词：监外执行,保外就医,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 2003.

[2]王作富.刑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二版.

[3]龙宗智.刑事诉讼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第二版.

[4]韩玉胜.刑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第二版.

[5]陈卫东.刑事诉讼法学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6]李桂华.保外就医的法律条件及其制度完善[J].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7]郭冬梅.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存在问题及其完善[J].牡丹江大学学报.

申请监外执行 篇8

2015年5月26日，被告人叶某江因犯贩卖毒品罪，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与前述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00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刑期自2014年11月22日起至2021年1月21日止）。同日，因被告人叶某江患尿毒症，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其暂予监外执行。2015年3月9日，罪犯叶某江又因贩卖毒品被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立案后取保。

二、分歧意见

实践中，对于罪犯叶某江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再犯新罪被取保，取保期间其暂予监外执行刑期是否停止计算的问题，很有争议。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停止计算。理由为：罪犯叶某江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新罪，说明其并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自然应停止执行。同时，取保和暂予监外执行都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效果，在法律上只能做一次评价，考虑到先确保诉讼顺利进行，故应停止计算刑期。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中止计算。即如法院判决新罪成立则停止计算，反之则恢复计算并追认取保期间为前罪服刑期。理由为：一方面，可以使罪犯在执行期间再犯罪，不会获得客观上刑期缩短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防止没有犯新罪的罪犯被卷入刑事诉讼后客观上刑期被不当延长。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继续计算。理由为：《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第22条已经“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又犯新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作了规定，但仅规定了“侦查机关的通知义务”，没有规定“停止计算服刑期”，从有利被告的原则出发，故应继续计算暂予监外执行期为宜。

三、法理评析

我们同意第三种观点，即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因犯新罪被取保的，暂予监外执行刑期应继续计算为宜。理由如下：

（一）继续计算符合刑诉法理

在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和取保候审均属刑事程序措施，但又有本质区别。暂予监外执行被规定在刑事执行部分，属于监禁刑的特殊执行方式，具有惩罚和教育的双重功能，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着重体现了刑法的人文关怀，其期间可直接计算为执行刑期。然而，取保候审却被规定在刑事强制措施部分，属于非羁押性的一种强制措施，仅具有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功能，不能实行社区矫正，注重体现的是人权保障的思想，其期间不可以折抵任何主刑、附加刑的刑期。另外，从义务内容看，二者在参加社区服务、社区教育、传讯及时到案、不得干扰证人作证、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别。在离开居所的市、县，进入特定场所，以及居所、工作发生变化后的报告等三方面，虽有相似，但在执行主体和限制程度上也存在差别。执行主体方面，取保的执行主体为公安机关，暂予监外执行的执行主体为司法行政机关。限制程度方面，离开居住的县、市，取保无时间限制，暂予监外执行不超过1个月；不得进入特定场所，取保系绝对禁止，暂予监外执行则存在经批准的例外；居所、工作发生变化后报告，取保应在24小时内，暂予监外执行则应及时报告。

尽管暂予监外执行与取保候审均有不同程度限制人身自由的效果，但属于性质和内容完全不同的两种刑事程序措施。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程序设计，只要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各自程序适用条件，就完全可以同时适用两种刑事程序措施，产生各自相应的法律效果。这与刑法罪数形态理论中想象竞合、牵连犯、吸收犯等场合应适用一法条处理有明显不同。程序法与实体法之所以存在上述区别的原因就在于，根据现代法治精神，对一行为在刑事法律范围内仅能给与一次实质评价。刑法评价当然属于实质评价，故只要一次刑法评价已经涵盖了所有应予评价的行为，就不允许再进行第二次刑法评价。而刑事程序中仅有部分终结性程序评价属于实质评价，这就意味着应当禁止刑法对一行为进行数次评价，但并不意味着也应当禁止程序法对一行为进行数次评价。只要不是在同一诉讼阶段内作出完全相反的终结性程序评价，数次进行的程序评价应当是被允许的，具体包括两次非终结性的程序评价（拘留后取保）、一次终结性的程序评价和一次非终结性的程序评价（捕后不诉）、两次终结性的程序评价但系在不同诉讼阶段作出的（公诉转自诉后判有罪）。综上，暂予监外执行犯因犯新罪被取保，只要其遵守了暂予监外执行的规定和取保候审的规定，就应当各自同时对其产生法律上的效果，而不能顾此失彼、因此废彼。

（二）继续计算符合立法精神

根据《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第22条、第23条、第24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犯新罪将启动两个程序，即对新罪的追诉程序和旧罪的收监程序。新罪的追诉程序如下：公安机关（犯罪地或居住地公安机关，但对留所服刑只能是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并通知社区矫正机构（留所服刑犯还要通知批准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犯罪地、居住地即暂予监外执行地、服刑地）——人民法院审判后判处监禁刑、重新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或无罪——人民法院在裁判生效后通知社区矫正机构——原服刑或者接收档案的监狱、看守所对判处监禁刑的收监执行。旧罪的提请收监程序如下：侦查新罪的公安机关在采取强制措施后或者审判新罪的人民法院在新罪裁判生效后通知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该社区矫正机构可以提出收监执行的建议并由县司法局同意后报批准或决定机关——批准或决定机关决定收监或不收监——监狱或看守所对决定收监的执行收监。从上述程序安排看，对暂予监外执行期间犯新罪被取保，并不停止暂予监外执行刑期的计算。是否停止计算，实质上是以审理新罪的人民法院判处监禁刑的执行或者批准、决定机关决定收监执行为标准的，即自人民法院监禁刑判决执行之日或者批准、决定机关收监决定执行之日起，暂予见外执行期限停止计算。

实际上，就暂予监外执行罪犯重新犯罪后的刑期计算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曾作过明确的规定，即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重新犯罪的时间是否计入服刑期间问题的答复》。该答复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从其被准予监外执行之日起至犯新罪后新判决执行前这段时间应视为前罪判决的刑期，应当在对其执行新判决前不终止前罪监外执行刑期的计算。虽然目前该答复已被废止，但对司法实践依然具有参照价值。根据该答复的精神，无论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犯新罪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及被采取何种强制措施，在新罪判决前都不停止暂予监外执行的刑期。

（三）继续计算利于实践操作

司法实践中，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犯犯新罪的刑期计算问题往往涉及四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即犯新罪之日，因新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新判决执行之日。具体如下：一是自犯新罪之日起至因新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止。在该段期间内，由于发现并侦破犯罪属于侦查机关的职责，同时，刑法鼓励自首故对自首规定从轻，但不意味着对非自首从重，因此，不能因为侦查机关未及时发现犯罪并查获嫌疑人而加重对暂予监外执行犯的处罚，故该段期间应当计算在前罪的服刑期内。二是自因新罪被采取拘留、逮捕强制措施之日起至新判决执行之日止。由于我国刑诉法规定，审前羁押可以折抵刑期，故无论将该段期间界定为前罪的暂予监外执行期，还是新罪的审前羁押期，都应在数罪并罚后减去该期间，从结果上看不影响新判决的执行期。考虑到暂予监外执行本身就是羁押执行刑罚的变通执行方式，因此，将该段期间作为前罪暂予监外执行的刑期并无不当。三是自因新罪被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之日起至新判决执行之日止。由于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不能折抵刑期，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对该法律适用问题，应当作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解释，而将该段期间作为前罪的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就是对犯新罪的暂予监外执行犯的有利解释。

司法实践中，部分同志对因新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尤其重视，实际上，强制措施仅仅属于保证诉讼顺利进行的程序措施，即便在新罪成立的情况下，如前所述也不宜停止暂予监外执行期的计算。诚然，在新罪不成立的情况下停止暂予监外执行期的计算，更缺乏正当性。在新罪是否成立尚未裁判前，仅因刑事程序措施就停止或者暂停前罪刑期计算，很可能造成法院裁判的被动或者说有“绑架审判”之虞。

（四）停止或中止的观点并不妥当

针对停止执行刑罚的观点，我们认为：一是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新罪被取保，仅仅属于程序上涉嫌犯罪，根据罪从判定的原则，只有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才能认定新罪成立，因此取保时即认定其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为时尚早。二是如前所述，尽管取保和暂予监外执行都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效果，但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程序措施，只要符合程序适用条件，就完全可以适用不同的程序法条，同时产生不同的程序法后果。三是暂予监外执行不同于缓刑和假释。前者属于刑诉法规定的不得不变通刑罚执行方式的措施，而后两者属于刑法规定的对社会危险性较轻的罪犯的两种兑现政策的奖励性措施，这就意味着后两者必须考虑罪犯的社会危险性，而前者在怀孕或哺乳婴儿的妇女情形下，基本不考虑其社会危险性，故以社会危险性大为由要求延长其执行期理由并不充分。

针对中止执行刑罚的观点，我们认为：一是刑事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至少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没有引入刑罚执行中止的制度，从刑罚被交付执行之日始至刑罚执行完毕或者罪犯死亡之日止，刑罚一直出于执行之中，即便是暂予监外执行，其社区矫正期间仍然计算执行期。对于罪犯在执行期间脱逃的，也不能认定系刑罚执行中止，这种情况下因罪犯又犯新罪在并罚后应开始执行新的刑罚，而不是对旧罪刑罚的恢复执行。二是刑诉法仅赋予了法院不予计算暂予监外执行期的决定权，却没有赋予法院追认计算暂予监外执行期的决定权，因此，取保后先暂停计算执行期，待法院判决无罪后再追认执行期有效的提法于法无据。反之，根据新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决定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期。这就意味着取保后先计算执行期，待人民法院判决时由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后的监外执行期间不计入执行期恰恰是符合立法思路的。

（五）继续计算后的具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