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举证时限制度的几点思考

对举证时限制度的几点思考（精选6篇）

对举证时限制度的几点思考 篇1

举证时限制度新解

内容提要：举证时限制度是举证责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就应当设立举证时限制度，以实现程序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益。本文通过对举证时限制度基本含义和制度价值的探讨，提出了完善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构想。

关键词：举证时限制度价值完善构想

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举证责任制度已成为改革的核心。1991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确立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制度，然而民诉法仅规定了举证责任的承担，而对当事人举证的责任期间无法律上的限定。司法实践中，有时当事人持有证据，但庭前不主动向法院提交，而作为“秘密武器”当庭进行突然袭击，致使对方当事人无从准备而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或者在一审中故意不提出而在二审或再审中提出，致使法院一审、二审判决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拖延诉讼，使对方当事人疲于讼累。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使得我国的举证责任制度无法落到实处，因此，有必要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期间加以限制，设立举证时限制度。与此相呼应，最高人民法院于12月31日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对举证时限问题作了专门规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但由于对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自始至终存在较大的争议，《若干规定》确立的举证时限只是司法解释的一种尝试，并不完美，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一、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含义

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权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1](P136)举证时限制度，与举证责任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为避免对已不利的裁判，须承担向法院提交证据对其主张加以证明，当主张真伪不明时，因法院不认可该事实的法律效力所承担的不利诉讼结果。完整的举证责任制度，应当包括举证责任的承担、举证期限，举证不能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等。[2]倘若将举证责任只偏面地理解为举证责任的承担，而允许当事人随时提出证据，个案的证据体系就是不确定的，法院将无法判定事实，亦不能判定当事人未尽举证责任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然而所谓的举证时限制度则包含了举证期限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从而促使当事人在一定期限范围内提供证据，形成相对稳定的证据体系，有利于法院在此基础上及时判定案件事实，并依法作出较为稳定的合理判决。因此，举证时限制度应是举证责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构成界定是否承担不利裁判风险的一个临界点。要完善举证责任制度，就必须设立完备的举证时限制度。

举证时限制度作为一项完整的诉讼制度，期限和后果两个方面的内容必须同时具备，不可或缺，否则其制度的存在便失去了意义。[3]举证期限是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当事人提出证明其主张或反驳的相应证据的期间。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尽最大能力向法院提交证据以支持其主张或反驳。原则上举证期限无论是以期日作为界定，还是以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某个阶段作为界定，均应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同时，为了避免法定期限原则性过强的弊端，亦可由法院指定合适的期间，从而为诉讼程序更为有效、公正地运作提供空间。因此，举证期限应当包括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间两种情形。证据失权是举证时限制度的核心，是指当事人逾越举证期限则丧失证明权。由于证明权的实现依赖于证据提出权，[4](P453)因此证据失权又体现为当事人逾期举证而导致的提出证据权利的丧失，并且此种失权状态一直延及其后的所有程序，上诉审不因失权的证据而改判，再审也不因失权的证据而启动。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当事人确有理由的逾期举证，法院可以酌情予以采纳。也就是说，证据失权的效力并非是绝对的，出于诉讼公正的考虑，可以对其加以适当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严格的条件。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取向

任何制度的存在和发展都应有其内在的价值取向，举证时限制度当然也不例外。为了进一步论证在我国设立举证时限制度的合理性，有必要把它纳入整体诉讼程序中深入分析举证时限的制度价值。

(一)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

程序公正观念是以产生、发达于英国法为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程序”(duepress)思想为背景而形成和展开的。[5](P4)公正是诉讼程序所追求的首要价值，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当事人提起诉讼是为了追求公正的裁判结果，诉讼结果的公正则有赖于程序公正的保障。而程序公正的实现都是通过具体的诉讼实践行为表现出来的。举证责任制度要求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进行证明，其中举证时限制度通过设置提供证据的期限，为当事人双方创设了进行诉讼行为的平等机会，以实现诉讼程序上的平等。也就是说，举证时限制度所提供的这种诉讼机会的平等保障，才是诉讼实体公正的真正基础。举证时限制度还促使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履行提供证据的责任，从根本上保证了双方能够就对方的请求主张和证据进行充分的准备及辩论，防止了在法庭审理中出现“突然袭击”而使一方处于不利的诉讼境地，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防止那些故意不提出证据，滥用其权利随时提出新证据来拖延诉讼的行为。另外，举证时限制度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法院的主动调查取证行为，法院确认事实一般只能依据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判定，这也有利于实现诉讼程序公正。

(二)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

诉讼效益反映的是诉讼程序的成本与受益、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二者的比值越小，则效益越高。虽然公正在诉讼领域的意义始终具有根本性，但没有效益的公正不是真正的公正，诉讼效益与诉讼公正应当是辨证的统一体。因此必须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通过程序优化，尽可能地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争取最大化的社会效益。[6](P259)

举证时限制度通过对故意拖延诉讼的规制，有效地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避免了法院重复开庭而扩大的诉讼成本的投入，提高了审判的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显然符合诉讼效益的要求并能保障其最大限度地实现。[7]首先，举证时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开庭后新证据的提出，使法院在稳定的证据集合体的基础上一次开庭集中审理，就能达到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目的，及时审结案件，不但节约了物化成本，而且提高了审判效率，缩短了办案周期，实现了诉讼效益。其次，举证时限制度通过对随时提出证据的限制，使诉讼程序一次性经过，减少了不必要的程序重复，同时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开支和司法资源，客观上提高了法院解决纠纷的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诉讼效益。

(三)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维持程序安定

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的运作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8](P2)首先，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使得当事人的举

证成为诉讼中的一个确定的阶段性行为，由原来反复跳跃于各诉讼阶段造成程序动荡的.不安定因素，变为推进各阶段顺利进行的基础的稳定因素，使程序的有序性得到实现。其次，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裁判既判力的稳定和司法权威的维护。一方面可以使得在某个审级中已经过的诉讼阶段里当事人得诉讼行为和法官的判断因期间得完成而获得不可逆性;另一方面可以使在现有证据基础上作出得正确裁判甚至已生效并执行完毕的裁判不至于因当事人的延迟举证或偶然发现的新证据而被推翻，从而保障既决裁判的稳定效力，实质上亦是对司法权威的尊重。

(四)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更新诉讼观念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实行的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以追求客观真实作为诉讼的直接目的。但是，基于诉讼程序的公正、效益和安定的价值取向，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客观限制，客观真实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因此，有必要代之以“法律真实”的诉讼观念。法律真实的实质内涵在于，它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即存在于法官的内心和主观之上，但它在内容上则是客观的，即是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是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在价值取向上，法律真实正体现了只有通过正当程序才能发现实体真实的理念。[9]法律真实只能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这就使得法官在作出裁判时，必须以证据为基础。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有利于个案证据体系的完成和完善，这恰恰是法律真实理念的真切体现。如果个案中证据体系无法建立，或初步建立即被新的证据摧毁而使法官赖以作出裁判的证据体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就无法实现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益，严重威胁程序的安定性。因此，举证时限制度的创设在更新诉讼观念上也起到积极作用。

(五)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完善诉讼体制

首先，举证时限制度使民事诉讼法上的举证责任制度落到了实处，得到完善。举证时限制度是针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设定的，若当事人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完不成举证，则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不仅有利于督促当事人积极举证，同时也可使举证责任的败诉风险切实得以实现。另外，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法院的调查取证，进一步完善了诉讼机制。

其次，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必然要求诸如证据交换制度等相关的配套制度和保障制度，同时也要将一定时限内的证据提出置于相应的程序和阶段中。参照法、德和日本等国家的立法例，这实质上是一种审前准备程序。也就是说，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必然要将审前准备程序纳入民事诉讼法体系中，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和促进民事诉讼体制的完善。

三、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与完善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举证时限制度，且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实行的都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但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并不排斥限时举证。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期限的规定，也隐含着举证时限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当事人提交证据的合理期限，可视为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雏形。《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4条亦规定，当事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完成举证。然而这些规定虽明确了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举证，但并未涉及逾期举证的失权效果。《若干规定》则在民诉法规定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对民诉法第75条关于人民法院指定期间的进一步解释，明确了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通过对民诉法第125条和第179条关于“新的证据”的解释，明确了举证期间的例外情况，可谓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举证时限制度。当然，这还只是司法解释的一次尝试，举证时限制度还有待通过立法来进一步完善。

《若干规定》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可以说，这就明确规定了举证时限和证据失权制度，必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于举证时限的确定问题，《若干规定》第33条规定了法院指定和当事人协定两种方式，即人民法院送达案件举证通知书时指明举证期限或者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而确定举证期限。显然，本规定并未把举证期限限定在诉讼程序的某个阶段，而是交由人民法院指定(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30日)或当事人协定。按照司法解释的原意，人民法院首先应为当事人指定举证期限，同时亦鼓励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10](P192)至于证据失权制度，第34条的规定亦体现了强化当事人诉讼契约的观念，即原则上排除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但经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同时，针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的，第36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可以说这是为了体现诉讼公正，而对第34条作的有益补充。另外，为了确保举证时限的履行，《若干规定》第37条至40条规定了证据交换制度，并且明确规定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

由于举证时限制度本身与所谓新的证据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举证时限制度体现了程序的不可逆性，与此相反，允许新的证据的提出就必然引起程序的反复性和不安定性，恰恰是对程序不可逆性的背叛，直接弱化了举证时限制度对程序的固定作用。为了平衡这一矛盾，《若干规定》第41条、第44条对民诉法第125条与第179条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作了限制性解释，以限制新的证据出现的情形，并通过第46条关于由于新的证据的提出造成损失的承担的规定对当事人施加压力，以督促当事人遵守举证时限的规定。但是，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在性质上应当也只能是举证时限制度的例外情形，而这种例外在实际效果上形成了对举证时限制度的限制。因此，《若干规定》所确立的举证时限制度实质上只能是一种相对化的举证时限制度。[11]

通观《若干规定》关于举证时限制度及相应的证据交换制度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若干规定》只是在我国现有法的范围内，对举证时限作了规范，是对现行法的解释，虽没有突破现有法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但却是民事证据制度上的一次创举。同时基于民诉法的约束及司法现状的要求，对一些问题的规定并不彻底。笔者认为在今后修改民诉法时，可考虑主要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立法应当明确规定举证时限的终点。举证时限终点是举证时限制度中最为关键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关系到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实现。目前关于举证时限的终点问题，我国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定于一审法庭辩论终结之时;[12](P93)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将其定为法庭开庭审理之期日。[3]笔者认为，随着包括证据交换制度在内的一系列证据规则体系的设置和功能完善的审前程序的建立，我国宜参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作法，将举证时限的终点明确规定在旨在明确争点和证据的审前程序终结之际。同时，也应当允许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由法院指定合理的举证期限或由当事人协定举证期限，但无论是法院指定还是当事人协定都应当服从于法定的举证时限终点，即都应限定在审前程序终结之前。

第二、立法应确立严格意义上证据失权的法律效果。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核心，证据失权是指逾越举证期限而提出的证据丧失相应的证明效力。虽然世界上大多

数国家的举证时限制度都有例外规定，即允许特殊情况下提出新的证据，但这些例外规定都有相当严格的条件。一般都是在当事人确有客观原因不能在举证时限内提出证据，可能严重影响裁判公正的前提下才允许提出新的证据，并且大都是限定在裁判生效之前的一审或二审中。《若干规定》虽然对新的证据作了限制性解释，减少了新的证据出现的情形，但其范围还相当广泛。有必要从立法上进一步严格新的证据的提出条件，排除那些非因客观原因逾期提出证据的法律效力，从而确立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失权制度。

参考文献：

[1]叶自强：民事证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姚远：建立和完善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J)中国审判方式改革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陈桂明，张锋：民事举证时限制度初探(J)政法论坛，(3)

[4]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5](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A)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6]江平：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Z)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7]邓莉：举证时限制度与证据随时提出制度之价值比较(J)湖南法学，(3)

[8]陈桂明：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9]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0]黄松有：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Z)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11]孙辙：新的证据和相对化的举证时限制度(J)人民司法，2002(5)

[12]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郑铭勋(1979-),男，河南开封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2002级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

(原载《权利话语-中国法律专题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7月版)

对举证时限制度的几点思考 篇2

举证时限, 是指在诉讼中, 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或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或约定的期限内, 向人民法院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 逾期不举证将丧失提出证据的权利, 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制度。

举证时限制度价值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举证时限是证明责任的内在要求。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明责任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证明责任制度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证明责任要求承担证明责任一方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其次, 诉讼程序上的公正和实体利益的公正必然要求当事人及时提供证据。证据的适时提出可以促进诉讼程序迅速有效地进行, 降低诉讼成本, 实现程序上的公正。另外, 双方在举证时限内必定尽各自最大的努力搜集证据提交给法庭, 证据资料不易遗漏, 有利于发现案件真实, 实现实体上的公正。最后, 防止当事人的证据突袭必然要求及时举证。

如此有价值的制度为什么到了实践中却屡遭挫折呢, 原因出在了制度的设计上。大多数研究举证时限的学者在讨论举证时限的出路时, 总是局限于举证时限制度本身, 试图从该制度内部找出缺陷和解决方案, 却很少有学者能将举证时限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整体中来把握, 联系与举证时限相关的制度, 从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二、构建举证时限制度的配套系统

《证据规定》中规定了三种方法以确定具体的举证时限:第一, 由法律规定, 法律规定了举证时限不能低于30天;第二, 法律赋予法官以裁量权限定时限, 但也不得低于30天;第三, 法官与当事人共同协商确定。但实践中, 法院统一指定举证期限为30天, 这违反了立法价值精神, 因为法律规定的是举证时限不得少于30天, 而法院集中统一安排30天, 不管案件难易、复杂程度, 可以认为法院指定的这个30天为最高期限, 暗藏着要求当事人必须在这30天内举证完毕, 这有违背法律之嫌疑。而协商举证实践中几乎没有, 因为法院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时已经同时下达了举证通知。《证据规定》第33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 指定期限不少于三十日, 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算。”原被告双方还没有来得及碰面, 法院已经指定举证期限, 因此当事人根本没有机会协商约定举证期限。另外,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中规定了几种不受30天限制的情形, 但除了二审和再审中的新证据外, 其余均要得到当事人的同意。但是当事人双方都还没来得及见面, 法院已经下发了举证通知书, 无疑又架空了《举证时限通知》中的规定。

(一) 不应诉判决制度

在一个正常的民事诉讼程序中, 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查受理, 向原告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 向被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被告应于指定的答辩期限内提交答辩状。我国并没有设立被告强制答辩制度。有学者认为“答辩是被告的诉讼权利, 他可以答辩也可以不答辩, 既可以在准备阶段答辩, 也可以在其他阶段答辩, 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在实践中, 被告可以随意不提交答辩状, 有些被告甚至无正当理由故意不应诉答辩, 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争点无法形成, 审前证据交换、限期举证制度难以公正有效地实施。当被告等到庭审时再提出抗辩理由, 而此时原告已无时间再去针对被告的抗辩理由寻找新证据, 被告实有诉讼突袭之嫌, 而原告也会因此使实体权利遭受损失, 严重影响了诉讼程序对正义的实现。

因此, 要找到举证时限的出路, 首先应解决被告任意答辩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证据若干规定》第32条明确指出:“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 阐明对原告诉讼请求及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这比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答辩是被告的一项权利更进一步, 它表明了答辩是被告的一项责任和义务。因此, 我国应该设立不应诉判决制度。

不应诉判决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不应诉判决是指在诉讼全过程中, 被告人如果停止对抗, 原告人就可申请作出不应诉判决。狭义的不应诉判决是指如果被告没有及时提出对原告之诉讼请求的辩护意见, 法院则依原告的申请不经言词辩论而直接作出裁判。被告如果在言词辩论之日不到场, 原告可以申请缺席判决, 原告所为关于事实的言词陈述, 视为得到被告的自认。我国应采用狭义的不应诉判决制度。据此制度, 如果被告没有在规定答辩期间答辩而又无正当理由, 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直接作出不应诉判决, 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不予考虑被告的利益, 结束诉讼程序。

有不应诉判决制度和简易判决制度的配套使用, 被告一方自始就必须积极应诉答辩, 并发出实质性答辩声音, 这样双方当事人之间就可以富有意义的实质性争议, 我们从而可以根据争议确定举证时限。

(二) 争点整理程序

首先要明确, 争点整理程序是为了确定审理的对象, 并且要使争点简明、固定。在经过了原告提出诉讼请求、被告积极答辩后, 争议产生了。争点整理力致于将繁杂的争议简化为最根本、最直接的争点, 减少伪争议。这个过程应该先通过双方口头诉答明确大致的争点, 然后通过证据交换将每个大致的争点细化到具体的案件事实、法律规范、证据、功防方法和诉讼程序上。并且这个从确立大致争议到简化为具体争点的过程不能永无止境, 必须有个截止时间的限制, 即必须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完成。当审前准备程序完成后, 争点便进入到庭审, 双方当事人通过质证、辩论来继续推动诉讼程序。

当审前准备程序大致构建出来后, 我们不难发现, 举证时限便有了依托。只有当被告积极答辩, 与原告的诉讼请求之间形成争议, 双方才有可能围绕着争议去各自收集证据。在进行争点整理时, 双方不断围绕争议提交并交换证据, 法庭此时便可以将大致的争议简化为具体的争点。因此, 笔者认为, 较为理想的举证时限起算点应该是争点整理程序开始后, 双方进行了口头诉答并确立了大致争议之后, 法院可根据争议的大小确定举证期限或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约定并经法院认可。而举证时限的结束点应伴随争点整理程序的结束而结束。

三、逾期举证的后果

第一, 证据失权。《证据规定》第34条:“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 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 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同时《证据规定》第47条又规定:“未经质证的证据,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就间接规定了证据失权。

第二, 例外情形。其一, 对于逾期举证的证据, 若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 则不产生证据失权的后果;其二为新的证据例外。新的证据有:1.一审新的证据, 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 经人民法院准许, 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2.二审新的证据, 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 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3.再审新的证据, 仅指原审庭审后新发现的证据。4.视为新的证据, 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延期举证, 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 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 其提供的证据可视为新的证据。”。

第三, 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证据失权后, 该证据就不能进入庭审, 作为法官认定事实的依据, 这对提出该证据的一方是不利的。证据一旦失权就直接影响着判决结果, 失权一方有可能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逾期举证中还包括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如何证明是新证据。在诉讼程序中, 对一个问题的说明解释可分为两种, 一是证明, 二是释明。证明是要使法官就要证事实的真伪获得确性的状态, 即使其获得高度盖然性的举证活动, 常用于实体问题方面, 证明度较高;而释明是使法官就要证事实的真伪, 获得大致如此心证的举证活动。释明常用于程序问题方面, 证明度较低。在举证时限中, 对于新证据, 提出该证据的一方只需要向法官释明即可, 不需要达到证明的程度。因为这是涉及程序方面的问题, 若用证明难度太大。

第二, 新证据的标准。《举证时限通知》非常明显的进步是明确“新证据”的限定标准, 从此, 新证据的认定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根据《举证时限通知》第10条的规定, 关于新的证据的认定问题, 要结合两个因素综合认定:一个因素是证据是否在举证期限或者《民事证据规定》第41条、第44条规定的其他期限内已经客观存在;另一个因素是当事人未在举证期限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期限内提供证据, 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

对完善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思考 篇3

[关键词]举证；时限制度；当事人；诉讼

舉证时限是一种限制当事人证据提出权的时效制度。[1]由于受到我国传统理念和现行制度规定的影响，举证时限制度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他国家关于诉讼程序制度、证据制度的完善、发展，为我国确立举证时限制度提供了参考的依据。我们可以结合我国的实际学习借鉴，在中国的民族文化、道德基础上，要学会从他国的法律思想文化中汲取为我所用的养分，将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法律规范技术和逻辑思维结构，借鉴到我国的法律发展过程中，是十分有益的。

一、提升举证时限的立法层次

我国现行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予以确立的，这是与《民事诉讼法》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相矛盾的。司法解释属于有权解释的范畴。但司法解释应当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和框架内进行，否则，超出范围的内容，就会被人们认定为越权解释。低阶位法实际上取代了高阶位法发挥作用，这无疑有损于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这使举证时限制度存在着正当性危机。要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在我国制定证据法或修订《民事诉讼法》时从立法上确立举证时限，提升举证时限的立法层次。

二、应当建立完备的审前准备程序

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并不是笼而统之地指在开庭审理前当事人和法官的所有诉讼行为。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是指双方当事人在法官管理或指挥下，为开庭审理整理争点和证据的审前准备诉讼行为阶段。它的积极意义在于： 1.通过庭前交换证据，有利于争点的整理。2.通过庭前交换证据，使得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的主张和据以佐证的证据有一定了解，结合己方的诉讼主张、所掌握的证据，可以对诉讼的前景作初步的预测和判断。3.促使当事人积极全面地收集证据，杜绝证据突袭现象的发生。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至第119条的规定，审理前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送达起诉状和答辩状副本；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和当事人有关诉讼权利义务；全面了解案情、调查必要的证据;通知必要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等等。这些条文，第一，仅仅从法院从事审判工作的角度出发，忽视了当事人在准备阶段的主体地位。第二，准备程序整理争点和证据这一核心任务没有明确规定。第三，准备活动对庭审缺乏拘束力，因为《民事诉讼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可见，我国在身前准备程序上还是存在缺陷，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改善：

（一）应当建立强制答辩制度

我国传统理论一般认为，答辩是被告的一种权利，不是一种强行义务，不答辩不会造成答辩失权，因此，在我国举证期间确定之前无法确定当事人的争点，双方当事人均不能很好地形成举证思路，只有尽一切可能去搜集证据，显然会浪费司法资源；同时，在对方不答辩的情况下，不知道对方的答辩意见，在搜集证据时不可避免地会对部分证据造成遗漏，这样又会造成程序不公。

举证时限制度是在诉讼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诉讼权利的基础上建立的，任何影响相对方诉权行使的作为或不作为，均属于受限制、受约束的。被告答辩从相对方应享有的诉权角度看，应视为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既然是一项义务，就应该对其履行期限作出规定，否则就会影响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享有。如果允许被告随意答辩，就无法限制其提交证据的行为，其结果势必影响对原告诉讼请求变更的限制。诉讼请求不固定，举证时限制度就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应当建立强制答辩制度，即在诉讼法中规定，相对方对对方的诉讼请求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辩并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否则，视为对对方主张的事实和请求的认可，且发生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建立充实当事人收集证据手段的制度

《证据规定》规定了证据失权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再加上我国并未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手段、方法都远远不够，即使有律师代理，其取证过程中也常常受阻，对于当事人和代理人收集证据，法律仅仅只作了原则的规定，对具体收集证据的方式、手段及其保障制度也并无任何立法规定。因此，建立充实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手段的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三）完善证据交换制度

首先，应明确不论是当事人约定举证期限还是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只要期限未满，都不能用证据交换日来终结该期限，除非双方当事人均同意提前进行交换。其次，在坚持法定举证期限的设置前提下，将证据交换作为我国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再次，证据交换的对象应仅限于举证期限内各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而不应对超过举证期限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交换，而且证据交换的时间应在举证时限届满之后。

因此，为保证庭审解决纠纷正当高效的进行，应当建立合理的审前程序作为庭审程序之前的过滤机制。通过该程序，审判人员可以全面掌握当事人的诉请理由和抗辩观点，明确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举证方式和范围， 推动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的不断转换；对新出现的有价值的争议，要根据案情重新确定举证期限。上述审前程序若能得到贯彻落实，逾期举证现象将会大大减少。

[参考文献]

[1]张卫平.民事证据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10.

[作者简介]金喆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对我国证人证言制度的几点思考 篇4

一、概述我国《民事诉讼法》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类似当事人主义为主的诉讼模式，实行辨论式诉讼。举证责任由司法官直接在庭上调查取证，改为由双方当事人（或控辨双方）承担举证责任。所有证据，包括证人证言，需要经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认证后，才能作为案据而应予以排除。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就不可能对证据当庭质证、认证，更不可能当庭认定事实和当庭宣判。所谓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证人证言对司法机关查明案情，实现诉讼活动的任务，有重要的意义①。证人证言是由有思维能力的人提供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据此可以认定，证人必须履行到庭接受询问、质证的义务，否则应当承担不履行义务的责任。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证人不到庭作证的强制性措施或手段，致证人证言的质证程序形同虚设，在审判实践中，实事求是地说证人出庭作证瘳瘳无几，证人拒绝出庭或代之以局面证言的情况，仍然相当普遍，这种现象的弊端不言而喻，不再赘述。笔者认为，在必要时可以对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传的证人，采取强制性措施，强制到庭，这也符合国际惯例和义务性规范的本质。但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及相应对策，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二、当前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一）对证人的保护力度不够。《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中也有类似明文规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因报复证人而受到处理的比较少，而且从上述条文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只侧重于对证人的事后保护及人身权利的保护，而对证人的事前预防性及非人身权利的保护未作规定。同时，在我国目前条件下，由于我国司法资源的有限，决定了对证人提供较充分的保护还难以实现，客观上造成了对证人保护不力的的情况。这就不得不使证人对出庭作证心存顾虑，这也是证不愿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

（二）证人出庭作证所致经济损失缺乏必要的补偿。证人出庭作证，必然会缎带其经济、人身权益等带来一来的影响，如工资奖金、劳动收入的减少，以及为出庭作证所支出的交通费、食宿费等。证人出庭费用究竟如何解决，由谁来解决，以及解决的具体标准等，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规定。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难题，但这个难题不解决，主人没法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势必影响其积极性，从而就无法确保正常的出庭出证。[!--empirenews.page--]

（三）立法的落后与不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民事诉讼法》第70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问题是证人拒不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司法机关可以采取什么措施，证人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也就是说，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完全依靠其自己意愿。对拒不出庭出作的人，我国现行法律对此束手无策，司法机关对此也无法强制力而言。

（四）证人自身的原因，有的证人怕受到打击报复而不敢作证，这是知情不证现象中的主要原因。有的证人被金钱、色相等收买，有的证人与当事人有亲戚、朋友等关系；有的证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怕作证后，引火烧身，抒责任转移到自己头上，而拒不出庭作证。还有的证人抱有其他个人目的，如对司法机关有抵解情结，而不愿作证。

（五）司法人员自身的原因，包括部分审判人员、公诉人等。由于长期以来，以职权主义为主的诉讼模式已经根深蒂固，某些司法人员对这种诉讼方式已经驾轻就熟，对新的诉讼方式不适应，错误认为证人出庭作证会将案情复杂化，搞乱庭审秩序，怕节外生权。还有少数司法人员由于自身业务素质不高，不愿也不敢证人出庭出证，怕驾御不了庭活动。

三、对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解决对策

（一）对证人实行切实有效的司法保护影响证人出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证人的保护问题。在我国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执法者对证人的保护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在一些法律健全的国家对证人的保护作为一项法律的基本原则被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诉讼制度是否健全与进步的重要标志。相比之下，我国现行法律对证人保护的是相当原则和不完善的。我们应当象有些国家那样，制定专门的《证人保护法》，制定对证人的事前及事后保护制度，制定对证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人身权利的保护制度。具体保护措施，如为证人新的生活空间、新的职业，甚至为其改换身份等。在目前尚未具体法律对证人加以保护的情况下，公、检、法三机关应当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分担对证人的保护。密切配合，相互合作，作为一致，排除对证人作证的各种妨害。（1）对侵犯证人人身权利的妨害排除。首选应当看侵犯人身权本身是否构成犯罪，如侮辱、殴打行为是否构成侮辱罪和伤害罪。其次是看行为是否造成了一定的客观危害结果，也就是说，由于其行为造成了一定的客观危害结果，也就是说，由于其行为造成了对诉讼活动的严重中断或者无法正常进行，则应视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弄事责任。如果情节较轻，危害不大，尚不构成犯罪，应当缎带予治安管理处罚。（2）对侵犯证人财产权的妨害排除。加害人为阻止证人作证而对证人合法财产予以侵占或者毁坏，则应视为其主观恶性及客观财产损失数额来确定对加害人的惩处措施。如果主观恶性大，财产损失数额又很大，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其弄事责任，并处罚金。如果主观恶性和财产损失不大，也构不成犯罪的，则可责令加害人予以赔偿并处罚款。（3）对侵犯证人其他权利的妨害排除。这可视加害行为本身是否构成犯罪来定。构成犯罪的，追究弄事责任；不构不成犯罪的，可以责令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等，也强以给予治安管理处罚。[!--empirenews.page--]

（二）对证人出庭作证所导致的经济损失要给予补偿证人因作证而支出的费用和减少的收入，应享有获得补偿的权利。因此，有必要借鉴外国的立法经验，在我国的诉讼立法中作出明确的规定。补偿费的来源可根据“谁要求、谁举证；谁举证、谁付费”的法律精神分别不同的情况予以确定，公诉机关代表国家行使诉权，从根本是说是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其获取证言的费用，应由公诉机关先行支付。然后，公诉机关可以从国家财政经费中支取。为犯罪嫌疑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被害人以及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提供证言所支付的费用应分别由以上各人或近亲属予以补偿。另外，证人提供证言并自愿支付相关费用不受以上的限制，国家应予提倡和保护。具体补偿项目包括：（1）误工费；(2)交通费；（3）外地证人的住宿费、伙食补助费；（[1][2][3]下一页 4）无固定工资收入人的劳动收入损失。至于具体的计算诉讼法，各地可以参照本地区一般国家工作人员的出差标准，也可以根据本地区的生活水平制定专门标准。

（三）对公民加强法制及素质教育，提高其出庭作证的自觉性。不能不承认，近些年来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有所增强，但于先进国家相比，还是落后的。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国家的今天，普及法律知识便显得更加重要。要使公民懂得，依法出庭作证既是公民的一项权利，更是公民的一项义不容辞的义务。以此提高公民出庭作证的自觉性。同时，要大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正气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良好风范，为证人提供一个良好、宽松的社会环境。

（四）建立对证人的社会保障机制为证人办理人身、财产保险，一旦人身、财产等受到侵害，可以得到较好的补偿外，可以象设立“见义勇为”基金那样，设立“证人奖励”基金，建立分级奖励制度。根据证人在侦破、审理案件中所起作用的大小，对证人实施不同的奖励，以此奖励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五）对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采取相应的法律制裁强制作证原则是国际上普遍认可和实行的一般原则，否则无以确立法律的权威，也无法保障诉讼的正常进行。在英国，除被告人、被告人的配偶、国家首脑以及享有外交特权的人不得强迫其作证外，任何人都可以被强制作证。对于具不履行作证义务，英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向证人发出传票或传证令强制证人出庭，直至可对其签发逮捕证或者藐视法庭罪对其进行处罚。《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至第153条规定，对违反到场义务的证人，可经罚款，并命其赔偿由于不参与不参加所产生的费用；构成犯罪的，则定罪量刑。

四、完善证人证言质证程序 证人证言是通过证人的言词表达出来的，证人是此种证据的载体，这种载体具有能动性；常因年龄、智力、精神状态、言词表达能力以及个人品质、与案件的利害关系，致使表现出来的证据材料失真或真假混淆。因此，审方首先应对证人表达出来的证言，可能影响案件事实因素严格审查②。审方首先应对通知到庭的证人资格予以审查，保证证言裁体的客观性。对证人资格审查，必须以证人到庭为前提。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4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后，应通知证人到庭，将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证人。开庭时应审查到庭证人姓名、出生年月、职业、住址、与案件的关系等自然状况。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审方应根据证人证言所能证明的事实审查证人有无证明待证事实的能力(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等)，是否具有证人资格。通过审查资格程序，保障证言载体的客观性。[!--empirenews.page--] 审方通过证人身份及自然状况的查明过程，从中洞察证人的能力，通过告知承担义务手段加深证人的责任感，体现出法庭的神圣。但是，审方不得因证人的品格、名声以及与案情的关系，使审查变成审判，置证人于被告人之位置。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根据此条和其他相关条款的规定，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的讯问、质证程序为： 1．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的质证，应经审判长许可。这表明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的质证启动权由审方和控辩双方共同行使。审方不允许，控辩双方无权质证，质证丧失资格；控辩双方不申请，质证荡然无存，亦成为不必要。但是这两种权利的性质不同，审方是程序性的控制权利，控辩双方表现为程序性行使权利。对证人证言的质证程序权由审方控制，有利于审判程序运作有条不紊，从而也避免审判程序处于无序状态。这两种权利运作时，控制权应公正、均衡，不得由程序控制权妨碍控辩双方程序性行使权的充分行使。2．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发问程序。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的发问程序一般应从控方开始。公诉人、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向证人发问，应针对证人陈述的关键性问题或者陈述不清与案情联系紧密的问题进行，发问应紧扣证人予以证明的问题，保证证人证言证明的事项清楚、明了，使之深信无疑，有较强的说明力，然后由辩方进行发问。被告人、辩护人的发问应对证人陈述与事实、自然现象、情理相矛盾或者陈述模糊，甚至似是而非的地方进行，最大程序地揭露虚假，从中发现真实，有利于已，并使之影响审方。控辩双方通过行使程序诉权，对已方或者对方证人进行讯问和质问，并通过讯问证人和证人回答的范围约束审方，推动程序向深化发展，并使审方从清楚、准确明了的证人证言中找出与案件事实的联系，确定证人证言的证明力。

对举证时限制度的几点思考 篇5

来源：磁铁 http://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和行政事业单位的发展要求，预算会计应该适应挑战进行改革，主要从管理模式、核算基础、制度和报告体系等方面进行调整。

目前，以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和政府采购等3项制度改革为标志的预算会计管理改革，有利于实现财政预算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的规范化，也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重大举措，它标志着我国公共预算建设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这些政策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改革中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新情况。比如，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客观上需要对财政资金收付过程完整的核算、反映、监督，因此完善的预算会计制度是施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内在要求。我国的预算会计制度基本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沿袭前苏联预算会计体系基础上经由几次改革而成。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是1997年颁布，1998年执行的。其基本特征是以预算资金为核算对象，以收付实现制为会计基础，以预算资金收支运动为核算重点，会计主体与报告主体合二为一。如果说我国的政府资金管理仍然以分散管理模式为主，那么这套会计制度应该说基本满足了政府对预算收支管理的需要，但随着财政管理改革的深化，尤其是财政资金管理方式由分散向集中转变，即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实行，使得现行预算会计制度无论从体系还是内容，都已满足不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所引起的财政资金运动变化的核算要求。这就必然要求对现行的预算会计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建立新的公共财政框架，适应新形式下发展的需要。

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对我国现行预算会计制度改革的思考:

适应新公共管理模式要求，建立政府会计体系

现行预算会计制度是在吸收企业会计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借鉴国际公共会计习惯做法的基础上，建立的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科学规范的管理型预算会计模式和运行机制。但这与国际政府部门公共会计还有很大的差别，还不是规范的政府会计体系。按照现代政府公共管理理论，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了一个“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框架性建议，概括地说它应包含5个方面的主要要素原则，即透明度、负责任、灵活性、前瞻性、法律和正直;其宗旨是倡导建立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最大限度地重视国家资源的使用效率”。这种新公共管理模式，也正指引着国际上政府会计的改革发展趋势。

“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实质是从“企业化政府”层面上定位预算会计的“受托”责任关系，即预算会计应围绕社会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反映并报告社会公众要求与政府职责之间的受托责任。而我国现行制度下提供的财务数据，只能反映公共部门是否正确执行了预算计划，无法报告其绩效情况及受托责任信息。因此，客观上要求把现行的“财政总预算会计”与“行政单位会计”合并拓展为“政府会计”，这种拓展决不是简单的称谓变化，而是从根本上转变会计观念，较为全面地采用国际通用的公共会计习惯做法。它将不仅有利于实现政府管理的“可核算性”，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财务受托责任进行客观真实的评价，并极大地满足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更好地全面实现政府会计目标。2 引入权资发生制记账基础，充分反映受托资任和业绩僧息。

目前我国预算会计采用的是单一的收付实现制记账基础。其不足之处很多，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不能全面反映政府债务、资产和财务状况等情况。在收付实现制下，一些在当期已经发生、但尚未用现金支付的政府债务(如欠发的退休养老金、拖欠征地补偿款、农民工工资等)，或者具有连续性的经济事项(如应由本期负担、但却在以后偿还的贷款本金和利息)等，均被制度“善意”地变成了“隐性负债”，从而实质上隐蔽了财政风险，人为地夸大了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造成一种失真的财政预算平衡假象。(2)不能有效地分析政府的资金运用情况和效果。收付实现制是以款项的实际支付作为成本、费用确认的依据，现行制度规定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这就意味着购置固定资产的财政资金一旦支出后，就以其原始成本始终挂在账面上，其结果是使提供公共服务的资源产生的业绩和其利用效率，不能从预算会计中得到完整反映;因而为将资产处置游离于财政监督之外的财务处理创造机会;同样，在实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制度后，对己收到但未付款的物资、或均衡拨款支付采购的物资，在该记账基础上因未付款而不予纳人预算会计核算之中，削弱了对各项财产物资的全面控制管理;同时，收人、费用是按其款项实际收付的时间来确认记账的，它不考虑收支项目的配比性。管理当局可根据其意愿和效用，将收付的时间人为地在当期和以后期间进行调节，从而形成满足其期望的预算收人的增加(减少)或支出的节约(超支)，导致预算结余金额与实际情况不符，最终客观上影响财务信息的可靠性、一致性和可比胜，使国家对宏观财政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决策缺乏相关、有用的预算会计信息。为真实反映政府的财务状况和管理业绩，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使社会公众能客观全面地评价政府的受托责任，消除以上不良现象的产生，引人权责发生制记账基础，成了我国预算会计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和要求。目前，财政部门实行的部门预算和国库制度改革以及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等，为预算会计引进权责发生制作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可以预见，有中国特色的预算会计在结合了这两种记账基础后，将会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形成有利于加强政府职责行为的规范，明确政府的财务受托责任、增强预算会计信息全面、完整、真实、透明和决策相关的效果。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条件下现行预算会计制度的缺陷

(1)从会计体系和内容来看，按国库集中收付的内容和环节，现行预算会计体系和核算内容将远远不能满足核算、反映、监督国库集中收付资金运动的过程和结果要求。现行预算会计体系是建立在现行财政资金运动过程基础上的。现行财政资金运动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财政资金人库和拨款阶段;二是财政资金进人行政事业单位后具体的资金耗费阶段。根据现行财政资金这一运动过程特点，现行的预算会计制度相应分为财政总预算会计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两部分，并以各自的会计主体在资产、负债、净资产、收人、支出五要素框定的核算体系下进行核算。

(2)现行总预算会计制度的暂存款科目反映的内容失真。现行总预算会计制度按财政拨款数列报财政支出。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后财政实际支付数和单位预算支出数的差额，即单位结余，按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单位结余会计处理办法规定作为财政暂存款列报，使暂存款科目名不符实。

(3)现行预算会计制度不能覆盖或兼容国库集中支付环节的会计核算。国库集中收付使财政拨款环节跟以往相比又多了一个机构，即国库支付执行机构。虽然“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会计核算暂行办法”规定，国库支付执行机构进行的会计核算是总预算会计的延伸，执行总预算会计制度，且在资产类和负债类分别增设了“财政零余额账户存款”和“已结报支出”两个总账科目，但这两个科目运用的前提是财政零余额账户存款的代理银行必须先垫付当日各预算单位的各种支出，再于当日结清，一旦出现逆向变动业务，即代理银行不愿垫付而须国库资金先划人财政零余额账户，则现行核算暂行办法就无法处理。事实上，实践中除中央部门国库集中收付试点的代理银行能够做到这一点外，地方各代理银行并不一定都能做到。因此，由于资金清算办法和核算环节不同，会计核算过程中其原始会计凭证的审核和传递、相应会计业务的处理等必然有别于总预算会计，而这些要依靠现行的总预算会计制度来实现是十分困难的。

重塑财务报告体系

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财务报告是一种全面、系统地反映政府财务状况的核算方式，也是披露政府会计综合信息的一种规范化途径。而我国现有的政府预、决算还不能满足各方使用者的需要，建立更加全面、与国际接轨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是政府预算会计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正在进行的部门预算和国库制度的改革，是我国逐渐引进新的会计制度的一个基础。一段时间内，我国可逐步实施滚动预算方法，对各部门的预算使用情况和资产占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并可将部门预算收支项目试行权责发生制，为权责发生制预算创造条件。而且，我们可以借鉴企业会计改革的成果，发挥预算会计长期采用收付实现制的优势，编制我国预算会计的《现金流量表》，有效地解决目前我们在现金流量信息方面的短缺现象，从而增强宏观经济决策中对经济前景预测方面对此信息的迫切需求;其次，在现行提供预算执行情况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有关反映国有资产分布和利用的信息、政府采购基金及专项基金使用效率和效果的信息、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的信息、以及一些有用的与决策相关的非财务信息等等;再次，在合并会计报表方面，我们可以有步骤地、渐进地引进企业合并报表的相应技术手段，完善反映各级政府之间财务状况全貌的合并财务信息;最后，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手段等，向社会各界实时地、透明地披露除国家机密以外的财务信息。预算信息良好的时效性和透明度，可以满足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对财政预算、政府部门责任与绩效的管理和监督的需要，它也将更好地促进政府职能的加快转变、以及其工作和管理效率的更大提高。

预算会计制度改革能否得以顺利、圆满的完成，不仅从管理模式、核算基础、制度等方面需要加以改进和调整，还与预算部门管理和执行等问题有关，比如:(1)由于政府的财力有限，各部门、单位事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与财政资金相对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这是部门上报建议数与财政最终批复数悬殊过大的重要原因，也是不严格执行预算、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等违规问题的重要原因;(2)部门利益的驱动。部门预算是零基预算，预算单位往往更多考虑自身利益，不考虑国家财力负担情况，编制过于理想化的部门预算，将预测到的各项支出全部列出，甚至编制尚未立项、无依据、不必要的项目预算，加大了预算资金总量，使预算建议数大大超过控制限额，在编制收人预算时又想方设法隐瞒可自行组织的财力，最大限度地争取财政拨款;(3)财政拨款的时间限制，预算外资金的申请、拨付手续烦琐，时效性差，会影响部门、单位的用款计划，财政追加预算拨款多集中在年底，由于拨款较晚，当年根本无法开展或实施项目，造成单位虚列支出挂账，或者以拨列支，结转隐瞒。财政追加的预算，除政策性、突出性因素外，许多追加专项经费带有明显经费补助性质，资金使用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客观上使一些单位挤占挪用财政资金;(4)单位属性、关系不明。有些部门所属单位性质模糊，非企非事，事企不分，人、财、物、职能与主管部门界限不清，这些单位的人员工资、水、电、暖等费用仍由财政负担，而其财务收支又游离于预算之外，导致预、决算收支不实，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5)政府采购工作不到位。一方面，有些部门、单位过多考虑花钱方便，对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态度不积极;另一方面，目前政府采购在时效性、规范性、效益性和服务质量等方面存在不足，影响了采购单位对政策采购的积极性。

举证时限的意义-散文 篇6

举证时限，即当事人向法院提供证据的期限，作为一项诉讼制度，其重要一面是对逾期举证者追究一定的法律后果。有如是规定，“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不组织质证”，从而排除了其作为证据的资格。学理上称之为证据失权。这样的后果，不仅仅是程序意义上的，而且必然导致原本真实的案件事实得不到承认，由此产生的法律权利也得不到确认和保护。

因此，这是个令人不可小觑的制度，也是严重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制度。这项制度设置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司法的公正性。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时限，始见于20底最高法院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可见，举证也有期限限制，历史并不久远，对多数人而言也不熟识默记，反倒时时会产生“须转变观念”的时局感慨。设立这一制度，目的是克服原来“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不管状态下，庭审中搞突然袭击、不尊重法院审级分工越级提供证据等无序举证、越级举证、申诉举证的不良现象，从而维护裁判安定，提高审判效率，培育诚信诉讼。这一制度，对于那些试图利用制度空隙实施不当诉讼行为的人，套上了紧箍咒;而对于本身就不精于诉讼之道的普通当事人而言，则增添一份谨慎，这无异于在原本宽松简陋的救济途径中又多了道制度的栅栏。

近些年，随着人们特别是司法界人士的程序意识增强，审限、效率等涉及程序公正的概念和制度越来越受到重视，诸如“程序优于权利、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等崇尚英美法律传统的时髦话语，拨动了众人心，一度你云我云，附随不止，每每要求严格执行举证时限。临了，虚构在证据失权之下的法律真实真能实现社会正义么?

中国老百姓的心眼，朴实求真，不讲究什么学理逻辑。只怕是，一人怨尚不足兮，倘若如此累积下去使众人怨，那就可怕了。 证据的目的在于发现事实，如果连提供证据的机会都没有，又如何说清事实，查明事实!因此，证据失权不是证据制度的本质属性。与法学家们编造的“法律真实”概念不同，举证时限对人们诉讼行为的禁锢和对社会正义的虚构，更加直接和露骨。法律真实，尚且说是人们基于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发展性，在探求真知过程中的无耐之举。这时查明并引导裁判的案件事实，仅称得上“阶段性成果”，但法律亦准其为“真实”，用以及时平定纷争。这一阶段性成果，随着事物发展经历，终会被日后发现的真实所替代，法律应当允许这种替代，所谓“迟来的正义亦是正义”。

当然，若日后没有新发现或是非真实发现，并不影响现有阶段性成果的权威;而实体法自身具有的时效制度和其他种类的政策考量，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事物因发展更迭不止而变得无序可循。 诉讼的目的在于救济权利和伸张正义。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实体权利义务作依托，谁还有心思构筑或把玩程序的`结构和意义，为如此这般而津津乐道。当然，职业法学家除外。再精致的程序，若不能或最大化地维护实体公正，设之何用?虽然笔者不赞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纯务实主义，但也反对形而上学的空洞之说。我们在批判程序工具论、张扬程序的独立正义时，也应反省工具论中的合理成份，不可顾此失彼。 举证时限的意义在于提高效率，可当效率与公正发生矛盾时，这个世界性难题变得那么微妙。诚如翘板两端，侧重于一端，另一端就会翘起，这样一起一伏，见证了不同时期的司法政策和理念，也决定了许多具体诉讼制度的设置。

现今，英俄两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正是最形象的对比说明。有学者说，“当公正与效率发生矛盾时，人们不得不作出悲难性的选择”，而用程序正义取代实体正义，用诉讼效率取代诉讼公正，都不是最佳选择。那种忽而左忽而右的运动式的制度建设，真让人拿不住头绪。不过，我们仍应树立一种意识，即努力杜绝超审限现象，但在法定审限里本无“迟来”之喻，不宜过分标榜西方法谚，借此缩短正常审理期限。 举证时限的意义还在于防止不当诉讼，规范和引导当事人的举证行为，为此对逾期举证者追究某种责任，十分必要。但是，制度的罚单从来是开给嘲弄制度的人的，对于过失者，是否也一视同仁、不可原谅!这涉及到制度的刚性与柔性、宽容与狭隘问题，说来说去，还要拿国情作称秆。

中国老百姓普遍缺乏诉讼常识，又没有委托律师的民间习惯，犯诉讼技能性过失者比比皆是，笔者实在不忍心他们因一时疏忽而丧失胜诉希望，当真到了该拿他们实体成败作惩罚的地步?我们有时朝着良好方向迈出改革一步，却发现整个社会机制尚未跟上，于是不得不考虑这项制度是应破坏正义体制，还是只具有倡导示范作用。以句老话自解，“桥归桥，路归路”，程序上的违法，有程序上的罚则;实体上的违法，有实体上的责任。罚，当之有度。 总之，现行举证时限的意义规定得过于严厉，既要强化当事人举证又要限制其举证时间，不符合我国当事人诉讼能力和诉讼习惯较差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