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共12篇）

举证责任 篇1

《侵权责任法(草案)》经多年酝酿,几易其稿,被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该《草案》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密切关注,本文仅对其中医疗损害举证责任进行初步探讨。

1 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分配

1.1 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之渊源

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是大陆法系的概念。英美法采用个案决定的方式对举证责任进行分配,没有举证责任的一般分配原则。目前,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德国学者罗森伯格(Leo Roseberg)的法律构成要件说对举证责任进行分配,即通常所称的“谁主张,谁举证”。到了19世纪,由于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该原则在某些案件(产品责任、医疗事故、环境污染)中往往导致不公平的后果,因此在德国通过判例的形式逐步发展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1]

我国在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4条第8项“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是我国第一次明文规定对医疗事故采用举证责任倒置,但此前审判实践中早有采用该规则的案例(1997年8月4日,河北省妇女靳双英在医院分娩时被感染AIDS,即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判医院赔偿。2000年底,湖北省两脑瘫患儿起诉医院,法院也采用该规则,认定医院因无法举证排除温箱断电与患儿脑瘫之间的因果关系判医院败诉)。

1.2 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法律价值

在医疗事故中为什么对过错和因果关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在“过失”和“因果关系”真伪不明时由医疗机构承担不利责任呢?主要基于如下理由:

1.2.1 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受到推定规则的影响。

推定的基础是建立在统计学和概率论的基础上,如果推论的概率越高,那么该推论的可靠性就越强。例如,在医疗事故案件中,与患者相比,医生掌握医学知识,可以推知医生更可能对医疗行为和损害作出科学解释,这是被普遍接受的推论。基于这一推论,法律规定由医疗机构承担对过错和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推论都会演变为举证责任规则,也并不是所有的推论都会成为推定规则[2]。

1.2.2 医疗机构距离证据近而患者距离证据远

证据距离是指在有可能负担举证责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哪一方距离证据的源泉更近一些[3]。医生亲自书写病历、医院有专门的档案室保管病历,并且“住院病历保管时间不得少于20年”。因此,医患双方对证据的距离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由患者提供证据势必会遇到种种障碍,不利于诉讼快速解决纠纷的目标。

1.2.3 医疗机构有能力分散损失。

从某种程度上讲,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意味着让被告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被告可以通过保险的形式分散损失。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国家财政补助的形式承担损失。

1.2.4 有助于医疗机构提高注意义务,防止损害的发生。

《条例》实行7年多,尽管医疗纠纷增多,但毫无疑问医疗机构的服务态度有明显的改善,病历书写也更加完善,医疗水平也有显著提高。医疗行业确实存在极高风险,风险应当确定给能够以最低成本避免其发生的一方承担,显然由医疗机构承担该风险更具合理性。

1.2.5 举证责任倒置有助于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公正。

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原则,体现了民法的性质、任务和特征,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所在。民事立法的目的就是要公平的保护和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即强调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在相互关联的社会主体之间得到合理分配或分担,并能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所接受[4]。

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举证责任规定

2.1 举证责任倒置与过错推定规则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草案》)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的第53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确立了医疗损害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第58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务人员有过错:(一)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诊疗规范的;(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三)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据此,有人理解为该条规定在上述三种情形下实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笔者认为,医疗损害责任只有一种归责原则就是过错责任原则,此处的过错推定既不是独立的归责原则,也不是过错责任原则的一部分,而是一种证据认定规则,是民事实体正义需要用程序加以实现的方式。具体而言就是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由被告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同时,《草案》第59条规定“患者的损害可能是由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造成的,除医务人员提供相反证据外,推定该诊疗行为与患者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条规定由医务人员就过错责任要件中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这就是典型的举证责任的双重倒置,由医疗机构就过错要件中的过错和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过错推定是法国法概念,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第1349条规定:“推定是法律或法官从已知的事实推论未知事实而得出的结果。”过错推定亦称为过失推定,指若原告能证明其所受的损害是由被告所致,而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应推定被告有过错并应负民事责任[5]。对于过错推定的性质是什么?是属于过错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还是一种证据规则?目前,我国学者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的具体适用,是过错责任原则的组成部分[6]。另一种是将过错推定责任作为一种独立的归责原则[7]。笔者认为,过错推定既不是独立的归责原则,也不是过错责任原则的一部分,而是一种证据认定规则。Dias认为:“事实自证规则仅仅是一种证据规则,而并非是一种法律原则。”Lambert-Faivre教授也认为:“从理论上讲,过错推定并没有改变被告所承担的侵权责任的性质,而仅仅将举证责任转到侵害人的身上,由他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并因此而免除自己的责任。”[8]

根据英美法系举证责任的分层理论,举证责任包括“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9]。前者也就是一般所称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后者一般称为“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医疗事故中对过错和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原告举证责任的免除,二是举证责任的反方向转移,同时由被告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但是原告方须对另外两个要件,即损害后果和医疗行为承担举证责任。

2.2 我国双重举证责任倒置与大陆法系的表见证明和大致推定

在医疗诉讼中,德国采用表见证明,日本采用大致推定。表见证明是指法院利用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就一再重复出现的事件或现象(定型事象),从已存在的某种事实,推断作为证明对象的待证事实的证明过程[10]。例如,患者因甲状腺肿至医院要求切除肿大的甲状腺组织,术后出现喝水呛咳,吞咽困难,发音嘶哑,并经检查确认喉返神经损伤,据此可以推知医院在手术中损伤了患者喉返神经存在过失。表见证明具有以下特征:(1)是一种间接证明,从间接事实推知主要事实;(2)原告只须证明推定的前提事实;(3)被告可以提出反证,证明还存在其它可能性,以阻止表见证明的适用;(4)法官通过表见证明获得待证事实是否存在的心证,无需考虑举证责任问题;(5)法官若误用表见证明,可构成上诉的理由[11]。

在日本,大致推定是法官依据经验法则对事实作出的推测性认定,仍然属于证据评价的范畴,在被告未能提出反证的情况下,法律并未强制法官作出存在过失的认定,法官依据自由心证认定不存在过失也是允许的[12]。

《草案》中规定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与德国的表见证明、日本的大致推定存在明显的区别。第一,举证责任主体不同。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由被告承担过错和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包括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而表见证明和大致推定并没有改变举证责任的分配,仍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只需提出反证,使法官对过错和因果关系产生怀疑,就能获得举证成功。第二,证明对象不同。举证责任倒置要求证明过错和因果关系。而表见证明和大致推定要求原告在证明A推出B时(A=>B,A是间接事实,B是损害事实),需证明间接事实A的存在,并证明A、B之间具有医学上的联系。第三,证明程度不同。举证责任倒置要求被告提供的证据使法官达到相当的内心确信,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而表见证明和大致推定只需达到法官内心的初步确信。因为被告将就造成B这一损害后果还存在其它可能的原因举证。第四,法官参与程度不同。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下,法官通常被动接受医学会的鉴定结论,较少发挥自由裁量权。而在表见证明和大致推定下,法官要主动参与到案件中,在原被告双方举证基础上对损害结果B的自由心证,考虑除了A事实之外是否还存在其它C、D等等事实。

据上分析,我国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与我国目前医疗、审判水平相适应,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在举证责任倒置为一般原则的基础上,对某些高频发生的医疗案件可以尝试适用表见证明和大致推定,可节省诉讼成本,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2.3《草案》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情形

笔者认为,在侵权领域,医疗损害责任根据客体的不同分为诊疗行为责任和医疗产品责任。前者包括诊断和治疗引起的责任,后者包括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血液等产品责任。前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后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证据规定》第4条第(六)项“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此处的免责事由包括法定的免责事由,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的三种情形,即“(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草案》第53条、58条、59条,《证据规则》第4条第(8)项确立诊疗行为引起的过错责任中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笔者认为,诊疗行为引起的过错责任中,医患双方举证责任可分为:患方对医疗就诊行为和损害后果承担举证责任,对过错不承担举证责任,对因果关系承担提供证据和初步证明责任。具体如表1所示。

笔者认为,从上表可知《草案》与现行《证据规定》相比,增加了患者对因果关系的初步证明责任。根据《草案》第59条患者要初步证明其损害后果是“可能”是由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造成,也就是要让法官达到一定的内心确信。初步证明责任按照英美法系举证责任的分层理论,应当属于提供证据责任的延伸。理由在于,其一,初步证明责任发生在案件审理前,说服责任通常发生在案件审理阶段;其二,初步证明责任需要主审法官内心的初步确信,确信程度可能是10%~20%,说法责任需要达到盖然性标准,也就是确信程度在50%以上。如果主审法官认为,该案件不可能是由医疗行为引起,患者就要继续举证,达到法官内心的初步确信;其三,只有当原告完成了初步证明责任,被告才就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2.4 患者承担过度医疗行为的举证责任

《草案》除了规定诊疗行为责任、产品责任,还增加了“过度医疗行为”责任。对于目前医疗机构出于种种原因过度医疗严重的现象,《草案》第一次对此作出明确规定。《草案》第65条:“医务人员应当根据患者的病情实施合理的诊疗行为,不得采取过度检查等不必要的诊疗行为。

医疗机构违反前款规定,应当退回不必要诊疗的费用,造成患者其他损害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过度医疗(e x t r a o r d i n a r y medicine),又称过度服务。目前,我国并无统一定义。有的学者认为,过度医疗可分为两类:过度检查和过度用药。其定义是指医疗服务主体(特别是医生)为了自身目的,在医疗过程中提供了超出疾病实际需要的过度服务的行为。其表现形式有:入院套餐检查、过度检查或治疗、滥用抗生素、滥用昂贵药品或过度医疗消费现象。[13]

笔者认为,以上定义只涵盖了过度医疗追求经济效益的负面效应,根据实证,过多医疗并不对患者一味有害,其中也有对病人有利之处。过度医疗还包括防御性医疗(defensive medicine)。

根据美国技术鉴定所(U.S.OTA1994,21)的定义,防御性医疗是指医务人员为了减少医疗事故发生,重复检查、手术、会见病人,甚至拒绝治疗高危病人和进行高风险的手术。同时指出,防御性医疗并不总是对病人有害,其中也有对病人有利之处[13]。因此,《草案》规定患者应当对过度医疗承担举证责任存在合理性。但是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是“合理的诊疗行为”,什么是“过度医疗行为”,还有待通过配套法律法规进一步细化。

3 医疗机构适应《草案》举证责任分配之策略

《草案》明确规定诊疗行为引起的医疗损害责任由医疗机构仍然就过错和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加重了患者在因果关系方面的举证责任,要达到证明“损害可能是由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造成”,在此基础上,医疗机构才就“因果关系”进行举证责任。而在此前的《证据规则》并未规定患者就因果关系进行举证,从该条来看有助于保护医护人员,同时提高了法院受理医疗案件的门槛,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医疗诉讼量。《草案》第一次对此作出规定实在是用心良苦。在《条例》和《证据规则》实行后的第7个年头,理论界和医务界都共同体会到,医学科学是通过一步步艰难的实践通向未知的领域。往往某一损害后果存在多个原因,医疗机构和医生也往往很难举证证明,如果一味要求医疗机构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同样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并打击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因此《草案》从医学科学的特点出发,期望既能保障病人的安全又能促进医学科学的良性发展。否则,天平任何一端倾斜,最终受害的仍然是患者。

在法治不断健全的今天,医患关系被赋予了新的概念和内涵,那就是医患法律关系,举证责任倒置所针对的医疗纠纷就是医患法律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14]。因此,医疗机构要积极学习新的法律法规,转变观念,采取有力措施。

3.1 规范病历书写,保存证据

在实践中,要重视“事故频发地段”,比如对《草案》第55条医疗机构的告知义务,医疗机构一定要重视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之前取得书面同意,但是根据《草案》第56条规定紧急情况下不能僵化思维一定要取得书面同意,“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同时,病历要注意备份保存[15],因为一旦医院发生病历丢失,医疗机构将承担全部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型医院采用电子病历,医务人员务必要打印出来签名,否则其病历作为证据的真实性难以认定。

3.2 患者未配合医务人员诊疗之免责

在《草案》第60条:“患者应当向医务人员告知与诊疗活动有关的病情、病史等情况,配合医务人员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患者未尽到该项义务,造成误诊等损害的,医务人员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条首次提出患者有配合治疗的义务,如果损害是由于患者未尽配合治疗所造成,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但是该条属于免责条款,举证责任由医疗机构承担。因此,医务人员对首次病程记录尤要仔细。根据《草案》精神,医疗机构可以制定相应文书,要求患者告知相关病史、病情,并以签名为据。

总之,《草案》与现行医疗损害举证责任相比,进一步对举证责任分配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有利于保护医患双方的权益。

摘要：研究了医疗事故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渊源和价值,并对《侵权责任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中医疗事故举证责任进行分析,指出《草案》中的过错推定是证据规则,并认为《草案》首次提出了患方要承担因果关系的初步证明责任,以及过度医疗的举证责任。

关键词：举证责任倒置,过错推定,初步证明责任

举证责任 篇2

《证据规则》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2002年4月1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

（一）》” 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该条规定完全同《证据规定》第六条，无突破性规定。《司法解释

（一）》与《证据规定》都用“等”字作技术性处理，显得过于简单，可操作性不强。现实中，仍存在着其他劳动争议案件需要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处于支配地位，如果用人单位不提供各种发放记录、考核记录及管理记录等，劳动者是无法举证证明的。

《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调解书，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调解书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审查核实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之规定，裁定不予执行：

（一）裁决的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范围，或者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三）仲裁员仲裁该案时，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四）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在不予执行的裁定书中，应当告知当事人在收到裁定书之次日起三十日内，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起诉。”此条规定了向人民法院申请裁定不予执行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以下简称“《司法解释

（二）》”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对下列情形，视为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一）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用人单位不能证明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二）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收到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书面通知时间的，劳动者主张权利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

（三）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

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司法解释

（二）》第一条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举证责任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规定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支付工资争议和因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由用人单位承担争议发生之日的举证责任，如单位不能举证证明，则按劳动者主张权利的时间为争议发生之日。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争议，由劳动者承担“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举证责任。

《司法解释

（二）》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客观原因无法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止，从中止的原因消灭之次日起，申请仲裁期间连续计算。”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二)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三)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申请仲裁期间中断的，从对方当事人明确拒绝履行义务，或者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或明确表示不予处理时起，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 《司法解释

（二）》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均属对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可中止、中断的突破性规定，无论是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如想享受“劳动争议仲裁未过时效”的好处，就必须自行举证主张。

《司法解释

（二）》第二条规定：“拖欠工资争议，劳动者申请仲裁时劳动关系仍然存续，用人单位以劳动者申请仲裁超过六十日为由主张不再支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劳动者已经收到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的除外。”该条属于对第一条第（一）项规定的变相强调：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拖欠的工资，且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者提起劳动仲裁，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已经书面通知劳动者拒付工资之日至劳动者申请仲裁日已经超过六十日的，人民法院支持用人单位的主张，由劳动者承担超过劳动仲裁申诉期限的不利后果。《司法解释

（二）》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该条规定突破了“劳动争议案件先仲裁后诉讼”的一般程序规则，极大便利了劳动者，节约了劳动者所要被拖欠工资的维权时间成本，但劳动者应当承担“用人单位出具的工资欠条”这一证据的责任，否则不能直接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处理。劳动者一般很难掌握未支付工资的证据即“工资欠条”，此类情形多为农民工工资欠条，因此本条款有专门保护农民工工资拖欠争议快速解决的针对性。

8、2008年5月1日施行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

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劳动争议当事人应当就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中止中断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该条仍然建立在“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之上，只是规定“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才由用人单位负责提供。第三十九条中又规定：“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经查证属实的，仲裁庭应当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劳动者无法提供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与仲裁请求有关的证据，仲裁庭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举证责任 篇3

【摘 要】本文主要通过两大法系对证明责任制度的不同认识,提出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的不同;从现在理论界对其看法的分歧进行分析,指出其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得出两者的本质差异,两者可以体现在一个诉讼过程中的不同诉讼环节,并不是两个可以等同的概念,对二者的分析在逻辑上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的理解其涵义。

【关键词】举证责任;证明责任;举证行为

中图分类号:D9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7-0242-01

1 两大法系对证明责任制度的不同认识

证明责任或举证责任,德国学者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当事人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为了避免承担败诉的危险而向法院提供证据的必要性。“它强调的是当事人的举证行为,而不涉及诉讼结束的问题” ;二是指在口头辩论结束之后,当事人因主要事实没有得到证明,法院不认可发生以该事实为要件的法律效力而承担的诉讼上的不利。“在诉讼程序结束时,如果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狀态,法官既不得下判也不得拒绝下判,而必须根据证明责任的负担确定案件的胜败结果” 。在理论上,大陆法系学者将前者称作主观性的举证责任、形式上的举证责任、立证(举证)的必要性、提供证据责任;将后者称作客观性的举证责任、实质上的举证责任、证明的必要性、证明责任。在英美法系中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当事人向法官提供足以使案件交予陪审团评议的证据的行为责任,未履行提供证据责任的案件不得交予陪审团评议,由法官通过指示评议进行判决;二是指当事人对交予陪审团进行事实认定的案件,在审判程序的最后阶段,因事实真伪不明而承担的诉讼不利益。前者中文通常译为提供证据责任;后者中文通常译为说服责任。“举证负担解决的是法律问题,针对的说服对象是法官;说服负担解决的是事实问题,面对的是陪审团”。

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同义,形式上的差异。其同义方面是指两者都承认在证明责任的不同解释中证明责任或说服责任为其本质,其存在意义在于防止法官拒绝裁判现象的发生,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不发生倒置、转换或转移,而提供证据责任则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发生转换或转移。其差别方面主要是由于两者的诉讼方法论不同,即英美法系事实出发型诉讼的证明责任观与大陆法系法规出发型诉讼的证明责任观之间的区别。

2 我国关于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的理论观点及其关系的看法

我国对证明责任及举证责任的研究相对滞后,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的概念都是“舶来品”。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概念最初是从日本引进的,后深受苏联诉讼理论的影响,民事诉讼中对举证责任的理解仅限于提供证据责任,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才开始系统地介绍国外的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的理论,至此,证明责任理论研究才渐渐地兴起。关于两者的关系,学界有以下几种看法:

2.1 同一说

认为证明责任就是举证责任,也就是指谁负有提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义务;

2.2 并列说

认为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证明责任专指刑事诉讼中公检法机关承担的收集运用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的法律义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他当事人,诉讼参与人不承担证明责任,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向司法机关提供证据的责任;

2.3 大小说

二者不应等同,但是证明责任包含举证责任。证明责任是指司法机关或某些当事人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或者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不仅证明责任将承担起认定或主张不得成立的后果,举证责任仅指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有利于自己主张的责任;

2.4 包容说

认为举证责任目的是为了证明,而证明是举证的后果,因此二者之间具有相互包容的特征 ;

笔者认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我国法学界对其看法的不断演化及现在理论界的分歧来看,两者必然存在着不同。在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总是负担着提供证据的责任(举证责任),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努力提供证据来避免承担不利诉讼后果(证明责任),但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证明责任并不是当事人不尽提供证据责任而承担的责任。在民事诉讼中,即使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不提供证据或提供不出充分的证据,但对方当事人承认或法院依请求收集到充分证据从而使法院能对案件事实的真伪情况做出明确判断时,当事人就不承担证明责任。从现象上看,原告在提起诉讼时,被告在答辩时,就须提出一定的事实主张,然后才产生举证责任,最后在事实真伪不明时才承担证明责任。但从实质上看,预置的举证责任使当事人知道哪些事实应在诉讼中主张并加经证明,也即举证责任在先而证明责任在后。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在承担的原因和条件、责任发生的时间、责任转移与否、能否由双方当事人负担、能否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能否由代理人承担、能否强化等方面有着本质的差异,硬是将两者混为一谈,容易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将二者分开来解释,搞清它们的区别,使事实回到本来面目上去,对于解决理论和实践方面许多问题都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明确证明责任的本质属性,明确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的界限,明确证明责任的本质是一方当事人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负担裁判上的不利后果。二是有利于正确的理解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两个概念的特定含义,指导司法实际工作,规范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活动以及应承担的证明责任,在败诉后,服判息诉。当事人在诉讼中虽然都要提出证据,但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与不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在举证责任中,证据就是证据(这时候的证据还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证据),没有真伪的区别,举证责任只要求当事人提供与他主张相关的证据,而不要求当事人来证明自己提供证据的真实性;证据只会在证明责任那里显现出它的本质,证据的真实性,可采性,只会在证明责任那里得出结论。当事人应提供真实的证据并非出于举证责任,而是诉讼程序的要求,并且在实际诉讼中,当事人均是在力图证明自己的证据的真实性,相关性,以及可采性的,这是当事人应有的权利。证明责任的实现对举证责任有某种决定意义所以我们应慎重看待证明责任。一定程序上讲,审判权的最终实现取决于证明责任的完满完成。

3 结语

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是两个内涵和外延各不相同但又有交叉的概念,辨明基本概念是我们深入法学研究的前提,和进行法律实践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吸收国外的立法经验来进一步完善我国在证据方面的理论基础,更要很好地汲取国外的实践经验来指导我们的司法活动。

げ慰嘉南:

[1] 江伟.《证据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 樊崇义.《证据法学》(第三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 江伟.《民事诉讼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举证责任 篇4

郝某, 某市成衣公司职工, 2008年4月9日参加工作, 工作岗位为缝纫工, 公司虽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09年1月6日17时许 (时间由交警部门认定) , 郝某骑自行车下班回家途中, 行至某省道138Km十375M处发生交通事故, 被一机动车撞倒, 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的调查结论认定郝某不负有责任。2009年3月17日, 郝某之父向市工伤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对郝某工亡认定的申请, 称郝某在下班途中被机动车撞死且不负交通事故责任, 要求对郝某之死进行工亡认定。

市工伤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 经调查, 于2009年3月27日向成衣公司送达《举证通知书》和《工伤调查通知书》, 要求成衣公司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与郝某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明和郝某死亡前12个月的工资表, 并说明如果成衣公司对郝某的工亡认定申请有异议, 认为郝某不是工亡, 应在15日内提供有关证据。

成衣公司接到通知后, 于2009年3月31日向市工伤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异议, 认为郝某的死亡不应认定为工伤。其理由是, 郝某在事故发生的当天于16时30分下班, 工厂距交通事故发生地点不足1公里, 有证据表明郝某发生机动车伤害事故的时间是17时30分, 从16时30分到17时30分的1小时时间里, 郝某不知去向, 所以, 郝某发生的交通事故不应算在下班途中。成衣公司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 还就自己的主张提交了相关证据。

市工伤保险行政部门调查核实后认为, 成衣公司所提交的证据形式要件不合法, 且不能证明2个事实:郝某不是死在下班途中;郝某不是被机动车事故伤害致死且非本人主要责任。所以, 市工伤保险行政部门没有采信成衣公司主张及其证据, 作出认定郝某为工亡的结论。

案例评析

本案的关键在于成衣公司与受害人亲属就郝某是否应该认定工亡存在争议时, 哪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 是指在仲裁或者诉讼中应该由谁负责提供证据, 并用证据来证明事实, 否则将承担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后果。一般而言, 谁主张相应事实, 谁就应对该事实加以证明, 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对其加以证明, 相关机构在裁决中一般不会认定其主张,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一般来说, 证明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 是法律法规预先规定好的, 因此在仲裁或者诉讼中, 存在着对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按照一定的规范或者标准, 将事实真伪不明时所要承担的不利后果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划分。法律法规规定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 不能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 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在工伤认定实践中,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工伤认定的行政程序基于先取证后确认, 即行政机关在充分调取收集证据的基础上, 根据查清的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当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是否构成工伤存有争议时, 能否认定工伤, 就存在由谁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因为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不可能对工伤事故的发生原因了解得很详细、很充分, 而工伤事故的发生都有一些特定情况, 需要有一定的知识、技术手段、资料乃至设备才能取得相关证据, 固守传统“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 不能为劳动者保护其合法权益提供充分的救济途径。因此, 为了切实有效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在工伤认定的不同阶段, 就举证责任的分配有不同的规定。

2010年国务院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 工伤认定申请表; (二) 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包括事实劳动关系) 的证明材料; (三) 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工伤认定申请书应当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第十九条又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 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 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 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2010年新颁布的《工伤认定办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 第十七条亦规定: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 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因此, 《工伤保险条例》就工伤认定中企业与职工可能的争议采取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在一些特殊案件中, 法律规定把通常应当由提出事实主张的当事人所负担的举证责任, 直接分配给对方, 由对方对于否认该事实存在提供证据) 。在工伤认定实践中, 承担主要举证责任的是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认为职工所受伤害不是工伤的, 应当由用人单位举证, 即提供证据证明职工所受伤害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及视同工伤情形。也就是说, 工伤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时应当审查劳动者提供的证据材料, 根据证据规则对是否构成工伤进行举证责任分配, 并根据需要对事实进行调查核实, 最后在对劳资双方提供的证据和调查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认定事实, 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篇5

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由被告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即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

（一）原告的举证范围

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应在起诉前已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赔偿，在起诉时须提供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政处理或逾期不予赔偿的证据材料。

2、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下列情况的除外：被告应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并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

3、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

当然，原告也有权主动提供证据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如果不能证明，不影响被告的举证责任。

（二）被告举证范围

试析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篇6

关键词：民事举证；责任证明；责任分配；价值标准

中图分类号：D92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4-0011-02

一、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概念

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在诉讼主体之间的合理配置问题。它最主要解决的就是当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构成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当事人因法院不适用以该事实存在为构成要件的法律而产生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负担问题。在民事诉讼的理论研究中，举证责任分配是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研究的核心。在民事诉讼的实践过程中，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掌控着整个案件的进行和发展。由于实践中的民事案件中的举证问题错综复杂，这就更加突出了举证责任分配的重要性，也彰显了我们研究举证责任分配机制的重要性。

二、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渊源

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来源于罗马法，其基本含义是“原告有举证的义务，原告不尽责任时应为被告胜诉的裁判”，“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否定的人没有证明的义务”。罗马法的这一规定，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举证责任分配理论和实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西方举证责任分配学说

1、法规分类说

该学说认为，在实体法中有原则规定和例外规定的分别，用原则规定或例外规定来适用其证明责任分配的标准。一般来说，实体法中的本文为原则规定，但书为例外规定。该学说认为，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认为需要适用法律分类说的当事人，应该对原则规定的实施负举证责任，不需要对例外规定的不存在负举证责任。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例外规定要件事实的存在，就应由他负担证明责任。

2、待证事实分类说

该学说认为，以待证事实的性质来确定证明事实的标准。该学说主张：凡主张积极事实、外界事实的当事人，就应当负担举证责任；凡主张消极事实、内界事实的当事人，不负担证明责任。

3、法律要件分类说

在罗马法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经过无数实践的基础上,德国著名法学家罗森伯格创立了法律要件分类学说。它被证明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合理运用。该学说认为，凡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就该法律关系发生所需具备的要件负担证明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当事人，应就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所需具备的要件负担证明责任。

上述三种传统证明责任学说中，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并在立法中予以相应的规定。

（二）我国举证责任分配学说

我国的证明责任分配学说采取的是法律要件分类说。我国《证据规定》中第5条、第6条是法律分类要件说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体现。它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更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的、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对劳动关系发生争议的都适用法律要件分类说来解决。

三、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取向

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目的就是为了民事诉讼的公平与公正。举证责任分配，一方面通过将承担案件不利后果的负担实现分担来实现实体和程序的公正；另一方面通过通过举证来查明案件事实来实现实体公正。

举证责任分配的实体公正是民事诉讼价值标准的核心。实体公正的实现依赖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其实就是依赖证据。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便于发现案件事实。因此，鉴于此种目的，举证责任分配是实现实体公正的砝码。

对于举证责任分配的家价值考量，我们将在下文中从举证责任分配机制的学说进行分析。

关于法律分类要件说的价值考量。对于案件的事实构成要件、性质及其难易程度来分配举证责任。具体说有下面三种准则：法律事实的构成要件。要证明案件的事实，就必须证明法律所规定的全部法律要件。事实上，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看到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合理性就在于抓住了诉讼的本质，即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评价和认定案件事实，单纯的法规和案件事实都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从法律事实来看案件只能解决法律框架内的事实问题，对于法律要件的具体构成则还是取决于实体法的价值取向。因此，从法律要件分配举证责任和从实体法的价值取向分配举证责任原本是密不可分的，必须结合起来发挥作用。但是，我国由于在实体法中对法律规范作了笼统的规定，所以，在实体法方面存在着难以适用法律要件分类学说，这就要求我们需要提高立法技巧，对现有法律改进与完善，增强实体法的实务功能。

四、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适用

我国的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采用了法律分类要件说。我国在民事诉讼法第64条中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证据规定》第1条、第2条也进一步明确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这些规定保障了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权利的基本平衡。这是我国对于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的界定。目前，我国也存在对于举证责任的特殊规定。

（一）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

我国的《证据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这一条规定了举证责任的特殊规则——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

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来源于古罗马的“诚信诉讼”，它赋予法官可以用诚信和公平正义原则来裁判案件的权力。也就是说，法官可以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以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分配行为的准则。这就是最初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来源依据。公平原则是指法官在分配过程中不仅要注意结果的公平性，还要兼顾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价值体现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分配举证责任的全过程。

在司法实践中，违反这两种原则最主要就是在举证时的妨碍举证行为。妨碍举证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但是他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对方当事人为了规避自己的法律责任而拒不提供证据或是毁灭证据，造成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无力提供证据以致于造成最后的败诉或是由于证据不足无法提起诉讼，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司法的公正和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不利于公正、公平司法诉讼的顺利开展。

（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举证责任的倒置原则是指由被告负担举证责任的原则。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我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在我国的民诉法中并没有相关的规定条文，只是举例说明了特殊侵权行为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立法，以明确民诉法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三）法院分担举证原则

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提供证据的责任一般应该有提出主张的人承担，但有时因为客观原因，有些案件的当事人需要到国家机关等处收集证据，因为案件会涉及到国家秘密等的情况，当事人就很难得到相关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法官的帮助调查取证用以分担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条、17条对人民法院承担收集证据的缘由和范围作出了规定。

五、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举措

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在我国的成长历程是缓慢的。由于学术界对于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不重视，导致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国外。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对我国的现实情况加以分析融合，以提出适合我国举证责任制度发展的新举措。

（一）完善立法

由于我国的民诉规定过于简单，以至于在操作中难以执行，根本不能解决具体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就会出现审判人员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难以判断。对现有的民诉立法进行细节化规定，明確举证责任分配的具体范围，而不是笼统的描述。在考虑到具体的责任分配时，结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制定出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实体法中有具体明确规定的可以采取实体法；实体法中没有规定的就可以参考司法解释的规定，由法官进行自由裁量。

（二）完善惩罚措施

由于法律中未对当事人未尽举证义务的后果承担问题作出后果惩罚规定，这就容易导致当事人缺乏举证的积极性和诉讼的风险意识。这种做法，一方面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也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和司法的严肃性，这将会在以后的诉讼过程中对法律的权威性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在立法中完善惩罚措施的规定。如果当事人一方妨碍举证或是毁灭证据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法律加大惩罚力度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妨碍举证的行为，为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有效运行提供制度保障。

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制度非朝夕就可完成之事，需要我们民诉学界加大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为后续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

参考文献:

[1]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日]高木丰三著，何勤华译.日本民事诉讼法论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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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双元.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00.

[5]田平安.比较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论道赔案件的举证责任 篇7

(一) 一般原则

“谁主张, 谁举证”, 即交通事故当事人有一方提出某项主张, 那么谁提出的就由谁来提供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 如果没有相关证据证明自己所提出的主张, 即为举证不能, 那么他自己就应该承担因为没能证明自己主张的不利后果。

举例说明: 原告在诉讼中, 向被告保险公司主张自己住院期间支出医药费30000 元, 可是无法提供由诊疗医院开具的正规有效的医药费发票, 仅能提供5000 元的医药费发票。在此案中, 也许原告方所陈述的医药费金额属实, 但因为其无法完成举证, 但该举证责任应该由其来承担, 那按照举证规则而言, 法院应最终认定其医药费金额为5000 元。

( 二) 特殊规则

举证责任倒置, 其指基于法律规定, 将通常情形下本应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 ( 一般是原告) 就某种事由负担举证责任转而由他方当事人 ( 一般是被告或者第三人) 就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 如果该方当事人不能就此举证证明, 则推定原告的事实主张成立的一种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在证据规则中, “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而举证责任倒置则是这一原则的例外。在交通事故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只存在于机动车辆和行人、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情形, 由机动车一方负举证责任, 如果机动车一方不能够证明非机动车或行人一方有故意或过失, 则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

举例说明: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案件中, 存在一些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案件, 该类案件非机动车方在诉讼时会向法院主张推定机动车方全责。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在该类案件中, 推定机动车方承担全责的举证责任不在于原告, 而在于机动车方。机动车方如无明确证据证明非机动车一方在事故发生中存在明显过错的, 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 即可推定为由机动车一方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基于上述道赔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我们来谈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众所周之, 一旦发生车祸, 驾驶人应立即停车, 保护现场; 但现实生活中, 不少驾驶人或驾车或弃车“一走了之”, 引发纠纷不断。在商业三者险条款的责任免除部分, 载明了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情形, 其中一项为“事故发生后, 被保险人或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保险车辆或者遗弃保险车辆逃离事故现场, 或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该类案件保险公司该承担怎样的举证责任? 该如何举证?

案例如下: 某日凌晨, 赵某驾驶轿车回家, 在离家不远的地方, 与从左侧超车的人力三轮车相撞。造成人力三轮车驾驶人及乘客两人受伤, 两车受损。事发后, 赵某即弃车离开现场, 第三日上午至交警部门制作笔录。

伤者后提起诉讼, 向驾驶人赵某及我司主张各项损失合计177787. 8 元。诉讼过程中, 我司主张商业险免责, 交强险仅承担垫付责任, 后续保留追偿权利。

本案争议焦点有二: 一、驾驶人离开现场行为能否认定“肇事逃逸”; 二、如何认定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履行了特别提示义务。下面我们就上述两个争议点, 保险公司该如何承担举证责任, 该如何进行举证, 展开论述。

针对焦点一, 根据上述阐述, 在事故认定阶段, 驾驶员是否为肇事逃逸的举证责任应该由公安机关完成, 但该案件中交警部门仅在事故认定书载明驾驶员系离开现场, 并未直接认定逃逸。于是, 该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 举证责任就自然转为原、被告双方承担。

针对焦点二, 因我司主张免责, 根据我国现行合同法的规定, 首先需要证明已就免责事项向被保险人履行告知及特别提示义务。根据上文论述, 这显然适用“谁主张, 谁举证”的一般原则。故针对该争议焦点, 举证责任应由保险公司承担。具体应提供商业三者险条款、投保单, 且明确条款中对于免责内容已进行字体加粗, 尽到了特别提示义务。

再回到上述案例来看, 诉讼过程中, 承办法官多次询问驾驶人当时离开现场的具体动向及原因, 并要求其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作证。另要求保险公司递交商业险条款及投保单。在各方举证完毕后, 因驾驶人无法证明其离开现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而保险公司提交了投保单及条款, 足以证明已履行特别告知义务, 最终法院认定驾驶员离开现场的行为系肇事逃逸, 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垫付责任, 商业险免责。

作业提示: 为防范诉讼中的法律风险, 在处理该类案件的时候应注意做好以下几点: 1、接到报案后, 在第一时间就驾驶人离开现场的去向及原因展开调查, 对调查所获取的信息, 尽量采取可以固定证据的书面方式进行; 2、以各种形式保存已履行明确告知义务的证据材料, 如书面投保单存档、电话录音等, 并在举证期限内递交法院证据。

参考文献

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浅议 篇8

举证责任分配是民事诉讼证据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建立在近代民法典的法律形式主义基础上的，而现代民法的价值取向是保护弱者，追求实质正义，因而，在法律对举证责任分配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当其分配规范违反了现代民法的价值取向时，法官有权在个案中依自由裁量权对实体法分配的举证责任规定进行修正，这就产生了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举证责任分配进行分析：

一、举证责分配的一般规则———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运用

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担的情况比较复杂，由于民事活动中双方当事人地位是平等的，他们都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条件了解案件事实的真相，在收集证据、调查证据、提供证据等方面，双方当事人面临着同样的机遇，其总的要求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因而，在有的案件中，可能主要由原告负举证责任，而在有的案件中，可能主要由被告负举证责任，或者有的案件，原告和被告承担相等的举证责任。民事举证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或称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结果责任又称举证责任。行为责任是指在具体的诉讼中，当事人为避免承担败诉风险向法院提供证据。这种责任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来回移动，它只有先后之分，并无独家承担之责。在实践中，一般是原告先提供证据，随后被告提供证据，再接着原告举证，再接着被告举证，依次循环下去，直至双方无证可举为止。证明责任是指法庭辩论结束后，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任何一方都未能说服法官时应判谁败诉的问题。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的适用

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源于古罗马的“诚信诉讼”，它赋予法官以诚信和公平正义原则裁判案件的权力。[2]因为成文法国家都会面临同样一个尴尬的境况;法律的相对滞后不能对日新月异的社会情况予以全面涵括。这种局限性不仅体现在实体法上，在程序法上亦大量存在，尤其在证据制度上;由于法官无法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完全采用法定主义，因此，法官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其分配行为的原则。这无疑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对克服成文法局限性有重大的意义。而公平原则顾名思义是公正、平等的准则，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过程中不但要注意分配结果的公平性，还要兼顾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价值贯穿于法官分配举证责任的全过程，无论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或是举证责任的倒置，还是特殊情况下的举证责任负担都应予以适用。

司法实践中，违反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举证妨碍，指的是一方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但由于相对方因故意或过失将诉讼中存在的惟一证据灭失或者无法提出，以至于无法证明自己的主张，导致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这一特殊的诉讼现象，以我经办一个案例为例(我是被告的代理人)，原告徐某的儿子张某(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车祸受伤，于2002年4月7日被送至被告某医院住院治疗。2002年4月16日晨，张某被发现倒在被告院内的花园旁，经被告抢救无效死亡。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被告对于张某的死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法院查明事实后认为：1、张某因车祸入院后，经治疗，病情好转，行动也恢复了正常。后来张某的死亡在于其腹腔脏器损伤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这与入院时的病状明显不同，因此可认定被告在4月15日前对张某的医疗措施是正确有效的，与张某的死没有因果关系。2、4月16日意外发生后，被告采取了相应的抢救措施，原告也没有异议，也排除了抢救行为与被告死亡间存在因果关系。3、医院走廊围栏很高，若非故意爬上，是不可能摔出围栏的。现有证据表明张某系从高处附落，这排除医院设施产生安全事故的可能。4、张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在病区内行动的自由，原告仅以其离开病房发生意外事件来认定被告护理上负有责任，过分夸大了被告的责任，依据明显不足。5、对于张某死亡的原因是否为坠楼或其他意外的情况，由于原告在事发后反对报警尸检，导致不能查明死因的责任在于原告。原告事后要求被告承担该方面的举证义务(证明张某死亡的真正原因)，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原则。最终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被告要获取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和死者的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的证据，又得不到原告的配合协助，如果仍然以《证据规定》第4条为依据要求被告继续举证，这对被告来说是不公平的;而对原告来说，他们不同意报警进行必要的尸检，现在又认为是被告的损害，显然违反诚实信用的原则。所以说，对原告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对被告的举证行为予以配合的行为，应该认定为举证妨碍，让其承担不利的民事法律后果。实施举证妨碍行为的当事人要为自己阻碍诉讼的顺利进行承担一定的惩罚后果，法律要求其多承担些诉讼中的败诉风险是程序正当性原则的基本要求。同时，建立举证妨碍的配套证据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对以下两种举证妨碍实行举证责任转换：1、故意毁灭证据或伪造证据、阻止他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的;2、因故意或严重过失行为造成诉讼的惟一证据灭失。

三、在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的适用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综合、客观地考量当事人举证能力

《证据规定》第7条规定“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也是法官在确定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时的一个考量因素。举证能力是指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能力。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即使当事人使用了一切救济手段也无法平衡彼此之间的举证能力。由于出现这种举证能力强弱的情况，可能导致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法官对此要进行综合的考量。举证能力往往与证据距离有密切联系。证据距离即是当事人距离证据的远近。接近证据的一方本来就具有举证方面优势，举证能力相对而言要强些，让其承担举证责任，可以节省举证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大大减少举证不能情况的出现。所以《证据规定》第4条规定的数种侵权纠纷的类型，如环境污染案件、专利侵权诉讼、建筑物责任诉讼、产品缺陷诉讼、共同危险行为诉讼、医疗诉讼等，第5条和第6条规定的合同纠纷和劳动争议案件中特殊事实等，均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责任分配方式，就是对证据距离加以考量的结果。

（二）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适用

举证责任倒置是对举证责任正置的修正。举证责任倒置是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的特例，它是指在一些特殊侵权案件中，法律把通常由原告负担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例如，在建筑物倒塌、脱落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中，原告只要承担有受损害的事实以及受到的损害与建筑物的倒塌、脱落之有过错的举证责任，被告只有证明自己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才能免除责任，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

1、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中，并不是所有的案件事实都倒置给被告证明，原告必须对与案件有关的基础事实负举证责任。

2、《证据规定》将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限制在8种特殊侵权案件当中，并没有囊括所有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侵权案件。

根据《证据规定》的规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是比较典型的案例，但它们不能穷尽社会生活中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所有情形。根据举证责任倒置的一般原理，如果社会公众由于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受到伤害而提起诉讼，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弱者的合法权益，法律上需要将本应当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由被告举证证明自己提供的服务与原告受到期损害没有因果关系或者自己对于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被告才能免除责任。因为不论从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的难易程度，还是从双方进行诉讼的经济实力来看，社会公众(服务的接受者或被管理者)都是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证据规定》对有关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侵权纠纷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只有产品责任侵权案件和医疗侵权案件两种，并不能包括所有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是不完善的。那么，法官应当按照举证责任倒置的一般原理，遵循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发挥司法的能动主义特征来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四、当事人举证责任的例外

在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证据中存在一种“盖然性理论”。盖然性标准主要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必须向法官承担说服责任，只要当事人通过庭审活动中的举证、质证和辩论活动使得法官在心证上形成对该方当事人事实主张更趋采信方面的较大倾斜，那么，该方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即告卸除———举证责任免除的边际。该学说将人类生活经验与统计学上的概率，适用于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之情形，以提高诉讼效率。例如，某天傍晚在某地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受害人只知道是一辆公共汽车所致而不知道是哪个汽车公司的汽车所致。然而，经过调查发现有统计数据表明，傍晚该项路段有80%的公共汽车都是某某汽车公司的，基于此，受害人可以状告该汽车公司，并由该汽车公司证明肇事汽车不属于本公司所有。如果举证不能或不够充分，即推定该汽车公司的汽车是肇事汽车，由其承担赔偿责任。在这种情形下，盖然性就成为举证责任倒置的依据与原因。我们认为，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该进行法的观念转变与制度的变迁，在“客观事实”向“法律事实”转变的基础上，对《证据责任》第七条规定的特殊情形下举证责任免除的边际，可以考虑适用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即普通类型的民事案件在法官心证中可信度达到51%至85%的盖然性，对于与人身关系有关的民事案件诸如婚姻、亲子或案情较复杂的案件可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3]

综上所述，司法实践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在奉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责任的同时，应特别注意特殊举证规则，尤其是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以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最大限度地澄清事实，从而使司法真实最大限度地接受客观真实。[4]

摘要：文章分析了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几项基本规则, 并对它们在具体运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关键词：民事举证责任,一般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

参考文献

[1]徐卉.外国法证明问题研究[M].法律出版社版, 2002:75.

[2]王亚新.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68.

[3]王学棉.民事证明责任“正置”与倒置的划分[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1, (02) .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篇9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概念

在某一纠纷中, 法院是通过对当事人提供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来对待事实进行认定, 而如果法官可以通过对相应证据的判断来确定当事人所主张事实的存在, 是不会发生待证事实是否存在这一现象, 当然也不会发生法院无法适用法律规则对其进行裁判的这一情形。 (1)

相反, 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官并不能对事实作出认定, 或者是当事人呈现的证据不充分, 也有当事人不提供证据的情形, 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待证事实是否真实存在无法得到确定的结果, 即诉讼事实不明。

出现诉讼事实不明的情况下, 当事人都会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加以肯定, 坚持自己的主张事实是真实可靠的。法官处在中间位置, 对于这些当事人主张的事实, 在没有可靠证据的辅佐下, 很难作出正确裁定;当然, 法官也不可能因为待证事实是否存在不明为由而拒绝裁判。如何解决这个状况, 法律制定了一种规则。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需要进行举证, 不仅如此, 这个规则中还明确界定出认定事实所需的证据由哪一方当事人提供, 而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真伪不明且不能提供有力证据的, 需要在法庭辩论结束后承担不利的后果。这也就是所谓的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从对举证规则的表述来看, 举证责任分配, 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 按照一定的规则, 对当事人需要负担的举证责任进行公平分配。

从举证责任分配的概念来看, 举证责任分配需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本质问题, 即对案件中所涉及的某一事实或某一主张到底该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的问题。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关系到法官能否对案件作出正确公正的裁定, 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法律的正当保护, 关系到诉讼的最终结果是否公平, 关系到诉讼当事人的利益需求是否得到合理满足。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

制定举证责任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争议事实存在难以确定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时间以及精力都是有限的, 对于诉讼争议中事实真伪不明的, 根据自身的力量很难一一去确认案件中的待证事实, 当然也不能以事实真伪不明为由, 对案件随意下判决。

法律追求公平公正, 不仅追求过程公平公正, 也追求结果的公平公正。正是因为如此, 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中, 原则上会把因事实真伪不明而产生的不利益归于一方当事人, 即判决其败诉。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可以保障举证责任分配的合理有序, 也可以维护司法公正。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包括:公平原则、利益相关原则以及平衡分配原则。

(一) 公平原则

举证责任分配是否公平, 关系到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是否正当合理, 关系到法院的裁判是否正直公正。公平原则在民事举证责任制度主要表现为, 除了因某些特殊情况而被免除举证责任的状况下, 当事人双方都应对自己主张的事实举证, 不能一方举证一方不举证, 谁主张则谁举证。此外, 对于因事实真伪不明而产生的不利益, 该真伪不明的事实是谁主张, 则谁承担这不利益, 以及承担败诉的风险。

(二) 利益相关原则

诉讼双方当事人为了可以在诉讼中胜出, 保障自己的权益, 在对事实主张以及举证方面, 仅对主张有利于自己的事实负举证责任, 不利于自己的事实, 可以无需举证, 也不会因此而承担法律责任。利益相关的原则, 就在于与当事人自身有利的事实证据上, 不利于当事人的事实, 任何人不能强迫其负举证责任。

(三) 平衡分配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 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进行分配, 考虑到公平原则, 在分配的过程中需要衡量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地位和举证处境。当事人双方地位、处境基本处在一个平面上的情况下, 对其举证责任公平分配;当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处境不平衡时, 分配举证上会有所侧重, 通常情况下, 法官在分配举证的时候会向举证地位、处境较好的一方倾斜。

三、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免除

在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中, 当事人都要对自己主张的事实负举证责任。然而, 因某些特殊原因, 当事人也可以对主张的部分事实不负举证责任, 也就是无需举证, 这种情况下的当事人, 其举证责任是被免除的。以下三种事实即不需当事人进行举证:

(一) 众所周知的事实

众所周知的事实又叫公知的事实, 是指在一定地域被不特定的多数人所知晓并且信而不疑的事实, 例如天灾、大事故、历史上的有名事件等等。 (2) 众所周知的事实为众人皆知, 它的认定并不需要证据来证明, 而法院在认定这类事实的时候, 无需证据呈现就可以当即作出判断。

(二) 已被确立的事实

已被确立的事实包括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以及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这类事实已经被认定过的, 是事实发生的, 主张该类事实的当事人, 可免除其举证该类事实的责任。

(三) 能推定出的事实

有一些事实, 法官说可以根据已知事实以及日常生活经验, 常识等作出推定的。相比较前面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已被确立的事实, 能推定出的事实凭借的是理性判断, 例如我们常在案件侦查中看到办案人员对受害者死亡的推定。能推定出的事实与已知的事实有着必然的联系, 因为已知事实的存在, 才可以推定某一事实的存在。

四、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也就是俗称的谁主张, 谁举证。诉讼中不论原告还是被告, 均要对自己提出的事实主张, 负担举证责任。证据是诉讼成功以否的关键要件, 法官对某一事实的认定也需要证据的支撑, 因此, 围绕证据展开的诉讼活动在整个诉讼过程中, 占据核心位置。

然而, 目前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 立法比较简单, 对于证据规则的司法解释也比较少, 更不用说系统完善的证据规则体系。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在法律上的不足, 增加了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操作中的困难, 从而导致实务中当事人举证责任不能公平合理分配, 有损司法公正和威信。

此外, “谁主张, 谁举证”的规则强调了当事人在主观上需要负担举证责任, 却并未规定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也没有对哪些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由哪方当事人承担作出明确规定, 对于免举证的事实概括也比较笼统。民事诉讼中, 事实真伪不明、事实需要认定、事实需要证实的状况时有发生, 如果不及时完善举证责任的分配制度, 司法就不能更好地为公民服务, 为社会服务。

此外, 我国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过于简单也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不能适应司法改革的需要, 更不能适应审判方式改革实践的需要。法律只有与时俱进, 不断完善才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当前应该尽快丰富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及适用条件问题, 尽快解决举证责任分配的标准问题, 以此推动举证责任制度和民事诉讼制度向改革的正确方向前进。

摘要：证据制度居于诉讼制度中的核心地位, 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居于关键地位, 诉讼的胜负与如何确定举证责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民事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之间的举证责任能否进行合理分配直接关系到整个民事诉讼能够顺利有效进行以及利害关系人的诉讼目标能否得到实现。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规定仍过于简单。

关键词：举证责任,民事诉讼,分配原则

参考文献

[1]潘牧天.论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规则的配置与适用[J].河北法学, 2010, 1 (1) :145.

[2]张其瑞.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探析[J].科技视界, 2014, 11:327.

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理论初探 篇10

关键词：举证责任,行为责任,结果责任,证明责任

要理解举证责任, 首先应该明确一个概念:事实真伪不明。何谓事实真伪不明, 并非事实上真的不明。作为亲历案件经过的当事人, 其往往知悉案件的发展经过, 真相对于当事人而言, 是明的。而对于案外人, 包括诉讼参与人, 法官或双方当事人的律师, 真相并不明了。在具体案例中, 只有通过证据, 才能靠近事实真相。理论上, 事实真伪不明是指当事人所主张的、足以引起法律效力产生、变更或者终止的案件事实在辩论终结时仍处于真伪无法确认的一种状态。

一、举证责任的含义

举证责任的含义在民事证据理论中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我国关于举证责任含义的学说主要有三种:

1、行为责任说。

该说把举证责任界定为当事人在诉讼中就自己所主张的案件事实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2、双重含义说。该说主张将举证责任一方面定义为当事人对其所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 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另一方面定义为不尽举证责任应承担的裁判上的不利后果, 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3、败诉风险说。该说将举证责任定义为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败诉的风险。本文随后会对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做进一步阐述。

二、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解读

我国主体上属于大陆法系类型的国家, 双重含义说, 在我国诉讼法学界有很大影响。

1、关于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主观证明责任)

按现代证明责任理论, 所谓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又叫主观证明责任, 是指当事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对争议事实进行证明的一种责任。而主观证明责任又一分为二, 它有时是指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 有时是指主观具体的证明责任。其内涵如下:如果人们抛开具体的诉讼程序, 就一个要件事实发问, 由谁负担在诉讼中对要件事实举证, 那么谈论的就是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如果把目光对准具体的诉讼, 当法官已经获得一定的事实信息并且形成了暂时的心证, 然后人们问,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哪一方当事人去提供证据, 这时指的就是主观具体的证明责任。简单地说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就是法律抽象规定的举证的负担, 主观具体的证明责任就是具体诉讼中产生的证的需要。因此在一个诉讼中, 任何一个要件事实都存在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 但不一定存在主观具体的证明责任。而且, 一方当事人既有可能不承担任何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 也有可能不承担任何主观具体的证明责任。

2、关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客观证明责任)

在现代证明责任理论中, 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又称客观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是指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某个主要事实真伪不明时, 依照预定的裁判规范由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 (某一事实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争议时, 根据证据调查的结果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该事实是真 (存在) , 第二种可能是假 (不存在) , 第三种可能是真伪不明 (存否不明) 。第一、第二种情况不存在客观证明责任问题, 直接根据对事实认定的结果 (真或假) 来确定当事人哪一方承担不利后果。只有在第三种情况下, 才有客观证明责任问题, 即根据客观证明责任规范来确定由当事人中的哪一方来承担不利后果。

三、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特征

1、从立法上, 我国举证责任制度体现为明确的行为责任和已广泛运用的结果责任

(1) 明确的行为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 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 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可见此条规定也首先肯定了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予以证明该主张的存在。这显然是一种明确的行为责任。

(2) 结果责任在实践中得到体现,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了行为责任。并未明确规定结果责任, 但是在理论上可以通过体系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来加以确认。例如, 基于我国的国情, 辅之以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审判职能;我国相当一部分人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相对较差, 如仅规定举不出证据的就要败诉, 其利益便得不到很好保护, 故法律规定了法院的补充调查取证的作用。在案件经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后, 如果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 法院也不会拒绝裁判, 只能将不利的裁判结果判给负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受。可见, 举证不能的一方当事人在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时还应承担败诉的后果, 这实质上仍是一种结果责任。

2、几种特殊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具体分配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列举了八种特殊的举证责任, 进一步明确诉讼实践过程中举证责任的具体分配: (1) 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2) 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3) 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环境污染的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 因而加害是否有故意或者过失不再成为证明对象, 而是由加害人全部承担。 (4) 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由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就受害者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5) 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6) 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 由实施危险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8) 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 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参考文献

[1]李国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

[2]陈明:《证据责任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

浅论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 篇11

关键词：民事诉讼；举证责任；法律条文

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通过审判，保护人民、打击犯罪、制裁违法行为、化解矛盾，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法院就应该公正审判，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此，各项诉讼都离不开证据，民事诉讼也不例外。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的核心，而举证责任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可以说举证责任是民事诉讼中的核心问题。我们只有弄清举证责任的行为意义和结果意义，正确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才能弄清案件事实，使案件得到公平、正义地解决，提高诉讼效率。现就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做法，对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举证责任概述

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义务，并有运用该证据证明主张的案件事实成立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仅仅规定了当事人的主观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又称提供证据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指的是当事人为了避免承担不利诉讼结果的风险而负有的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其实质是一种提供证据的必要性。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条对举证责任进行了具体规定，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规定》首次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制度，其标志就是规定了客观的证明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又称证明责任、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指的是当案件的案件事实最终呈现为真伪不明状态时，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的责任。同时承认这两种责任，即是所谓的证明责任的“双重含义说”。《规定》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承担、举证时效以及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查证等内容作了具体的规定，完善了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结束了这种制度规范与理论及实践发展相脱节的局面。

二、举证责任的原则

1.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

在一般民事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就是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规定》第二条对此进行了具体化，从行为意义和结果意义上丰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内容。该原则的基本内涵是：提出诉讼请求的人就权利根据事实（即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反驳诉讼请求的人就抗辨事实（即当事人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各自对实体法所规定的要件事实（即当事人负有证明责任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比如原告提出被告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就应举证证明被告有侵权行为、主观上有过错、造成损害后果、被告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从而使自己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同样，被告进行答辩，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也要提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第三人提起诉讼或参加诉讼，对自己的主张和请求也应负举证责任。

《规定》第五条、第六条对合同案件和劳动争议案件中特殊事项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予以明确，完善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仅因为它对于具体分配规则的理解和把握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更因为它是解决具体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的直接法律依据。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事实都需当事人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法律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第一，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诉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第二，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理；第三，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第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第五，已为有效公正书所证明的事实。

在诉讼实践中，只要涉及对事实的认定，首先应当考虑的不是先由当事人举证，而是判断是否属于当事人举证的范围。如属当事人举证责任的例外，即不再考虑由当事人举证。

2.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主要是：①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②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③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④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⑤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⑥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⑦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⑧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倒置在理论上是以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为前提的，如果缺少一般原则，举证责任倒置则无从谈起。举证责任倒置绝不意味着所有的案件事实都“倒置”给对方当事人承担，而仅仅意味着某些特殊案件的部分事实倒置给对方当事人承担。一般只在特殊侵权领域才有所谓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在普通侵权案件中，原告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要得到法院的判决满足，必须同时主张并证明这样四个要件事实：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被告在主观上有过错；原告受到了损害；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原告对这四个要件事实均负举证责任。但是如果原告提出的诉讼属于特殊侵权案件，原告所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就可以适当减少，而将一些本应由原告证明的要件事实倒置给被告承担。但是，无论该侵权案件如何特殊，立法者不可能规定将所有的案件事实均倒置给被告承担。比如，在建筑物责任事故的案件中，按照举证责任倒置原理，原告无需证明被告在实施该侵权行为时具有主观上的过错，相反，被告人应当证明其主观上不存在过错。

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问题研究 篇12

一、举证责任的定义及其性质

所谓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于诉讼中所主张的案件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同时亦指在诉讼结束之时，如果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应当由该当事人承担败诉或不利的诉讼后果的责任。前一种在我国，更具体讲是指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根据原告的起诉审查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行政法学界对举证责任的性质有不同的认识，一般认为，举证责任是法律假定的一种诉讼上的后果，即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提出自己的主张、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关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权利说。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 (2) 义务或者责任说。举证责任不是诉讼权利，而是一种与败诉风险直接相关的加重的举证责任。 (3) 权利与义务说。认为举证责任既是当事人的权利，又是当事人的义务。 (4) 裁决必要说。认为当案件事实无法查明而法院必须作出裁决时，举证责任就成为法院作出裁决的必要根据，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要判决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的后果。 (5) 法律假定或法律推定说。认为举证责任是法律假定的一种后果，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6) 裁决规则说。认为举证责任乃是裁决规则，“举证责任实际上存在于任何一种裁决形式中，举证责任是否存在并不反映一个制度的科学性，但是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则直接影响到这一裁决的法治水平。”

二、被告负举证责任的原因

行政诉讼中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反映了我国行政诉讼的重要特征，它的确立直接源于《行政诉讼法》，但法律并不是随意加以制定的，这一条文的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法理基础。

（一）被告负举证责任是依法行政原则的应有内涵

依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依法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不仅要依据实体法，而且要依据程序法，即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定程序。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的一个最基本规则是“先取证，后裁决”，即行政机关在作出裁决之前，应当充分收集证据，然后根据事实、对照法律作出裁决，而不能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行政行为。因此，当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被诉至法院时，应当能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合法性。这是被告承担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基础。

（二）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与原告相比具有举证优势

在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处于主动地位，一般情况下，依其单方面意思表示即能引起行政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或消灭;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则处于被动地位。由于行政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同，原告无法或者很难收集到证据，即使收集到，也可能难以保全。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原告甚至没有举证能力。而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条件的行政机关则具有更优越、更现实、更充分的举证能力。因此，从举证难易方面考虑，由被告负举证责任是合理的。

（三）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权益

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使得行政机关根据自己的意志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毋须征得相对人的同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相对人是不知情的，如果要原告负举证责任，就可能因其举证困难而败诉。因此，从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角度考虑，由被告负举证责任也是合理的。

（四）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是立法政策的选择结果，具有引导行政的功能

法律设置举证责任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当案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法院应当如何作出裁判的问题，即解决这种真伪不明状态引起的诉讼结果的归属问题。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可以引导和督促行政机关严格履行“先取证、后裁决”的规则，推动法治行政的实现。

三、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

举证时限，是指当事人就其应负举证责任的事项向法院提供证据时所应遵守的时间界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2款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这一规定相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大大地将被告举证的时间提前了。有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对被告举证的时间作出任何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被告举证的时间作出规定，限制了被告的诉讼权利。这一规定的作出，有其一定意义上的合理性。第一，可以有效地防止被告利用《行政诉讼法》缺席判决的规定，规避在一审过程中对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以期在二审程序中取得有利地位，从而逃避责任。具体而言，当行政机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原告作出裁判，原告起诉后，被告无法举证，而《行政诉讼法》又规定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于是被告则拒不到庭应诉，避开法院收集证据。而当法院作出了缺席判决后，被告不服上诉，并将其在一审审理期间收集的证据提供给二审人民法院，从而导致二审法院的审理结果可能与一审相悖，使一审的原告方处于被动局面。有了这一规定的限制，就可以有效地防止上述情况的出现。第二，这一规定的理论根据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最基本的一个程序规则，即“先取证、后判决”。为了保证这一规则得到遵守，《若干问题的解释》作这样的规定完全是合理的。第三，行政复议法中，对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中举证的时间规定为在答辩的10日内，为实现在这一问题上的统一，作出与行政复议法相统一的规定是符合法制精神的。

四、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承担

从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来看，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有相当大的关联性，有不少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脱胎于民事诉讼，有些国家仍在沿用民事诉讼程序来运作行政诉讼。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的相似性，大都忽视了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在以下这点上的共通之处，即因政府享有干预个人的内在权力，所造成的国家与公民之间重大的、不可避免的不对等性。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包括行政诉讼规则在内的行政法制度特殊性的依据，因为这些特殊性到了以对等为基础的私法规则无从解决的地步。在依法行政之下，行政担负着严格遵守法律限制个人、组织权利的职责。因此，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确定必须注重消解在行政程序中原、被告地位的不对等性，契合并有利于促成法治行政原则的发挥。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单一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即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这一制度为行政诉讼实践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虽然在我国行政法日益完善和行政诉讼研究日益深入的状况下，有不少学者对此规定提出了异议，但这本质上并未撼动此规定背后所蕴含的基本理念。笔者认为，从我国的社会现实和法律环境的基点上，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举证责任制度仍然是我国现阶段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最佳选择。有以下几个理由：一是行政机关应当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才符合行政行为的法定程序。二是行政机关掌握证据和理由，这是由行政行为的单方意志性决定的。三是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的能力比原告强。四是行政机关是权利的主张者。行政诉讼审查的是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原告行为的合法性，因此行政机关必须合法运用权力，而且必须在行政诉讼中主张行政行为是合法的。五是从实践环节，过分强调原告的举证责任，在行政权力过于膨胀的今天，会使行政诉讼出现扭曲，而且在目前行政诉讼阻力很大的情况下，过多地限制原告的诉权，会阻碍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完善。

摘要：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问题是行政诉讼理论和实践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诉讼中对立的双方围绕相关的争论点提供证据, 实践中双方当事人为达到胜诉的目的, 不断提出新的主张、新的证据, 构成了学者解说和分析举证责任的基础。本文将从定义入手, 阐述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内涵、范围、法律依据和理由。分析举证时限及其合理性, 对被告自行向原告、证人收集证据和被告延期提供、补充证据问题进行说明。笔者认为, 被告举证责任制度的确立和进一步完善将对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行政相对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及保障法院司法审查的顺利进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行政诉讼,被告,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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