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你汉字——汉字的演变第1课时

我爱你汉字——汉字的演变第1课时（精选8篇）

我爱你汉字——汉字的演变第1课时 篇1

《我爱你，汉字》第四课时教案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了解汉字的演变。

(2)认识错别字产生的危害，防止和纠正错别字。(3)学习欣赏汉字书法艺术的方法。(4)学写简单的调查报告。过程与方法

综合性学习：自主、合作、探究。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对祖国语言文字的自豪感，提高纯洁祖国文字的认识，养成防止和纠正错别字的习惯。

教学重难点

欣赏书法作品，提高自己的写字水平。

课前准备

王羲之，柳公权相关艺术作品。

教学过程

第四课时

一、谈话激趣，导入新课 师：同学们，中华汉字不仅是文明的使者，也是一种特殊艺术的载体，从古至今，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成为众多文人墨客所喜爱，这节课我们一起来欣赏书法作品。

二、欣赏阅读材料

1、出示王羲之与柳公权的书法作品。

2、欣赏两幅作品并作出评价。

3、读一读《赞汉字》。

4、用《赞汉字》一诗中的词语来赞美王羲之与柳公权的书法作品。

生畅谈故事，交流听后的感受。

三、小小书法展

1、小组展示书法作品，举行小型的书法展，尽情欣赏。

2、学生评议，赏析，交流。

3、小结书法展活动情况。

四、全课小结

五、作业

动手写一张自己满意的书法作品。

教学反思

实践活动《有趣的汉字》，同学们表现得非常积极，搜集资料、小组交流、制作手抄报都很认真，我选取了一半优秀作品张贴在墙壁上。同学们兴趣盎然，通过交流活动，通过交流、欣赏、分析，以及教师的演示和师生互动，本次实践活动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了解书法的艺术之美。

我爱你汉字——汉字的演变第1课时 篇2

心理学研究表明, 中国人认识汉字的过程一般为: 映像性过程、特征性过程、认知性过程及决策性过程。 所谓映像性过程指的是, 人们刚接触汉字, 首先感觉到的是汉字的象形性, 首先会产生一种联想, 而这联想一般跟汉字的意义有关;所谓特征性, 是进一步认识汉字的过程, 能够感受到汉字的间架结构, 并产生进一步的判断;第三是认知性过程, 这一过程就是解析汉字的过程, 将汉字拆解成若干部分, 从而对汉字的意义基本上能作出判断;最后是决策性过程, 就是整体上认识了汉字, 并对汉字的意义产生了丰富的联想。

语文教学第一课时的一般总体要求为: 知道课文讲了什么, 认识文本蕴含的生字并了解新的词语, 能将课文讲了什么概括成一两句话, 最终产生了解文本意义的冲动, 并决定进行此项活动。

这样一来, 人们认识汉字的过程其实与第一课时的学习过程是具有相似性的。 事实上, 我们的第一课时, 正是学习认识汉字组合的文本的原初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 一篇文本, 其实就是一个大大的汉字, 我们在第一课时要做的, 就是认识这个汉字。 因此, 我们可以尝试着依据汉字认识的过程来解析第一课时的语文教学。 进行这样的研究, 我们一方面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汉字的力量;另一方面, 也可以对第一课时语文教学做一次“ 入根”的研究。

二、问题的解决:汉字的学习如是关联第一课时

( 一) 映像的过程, 把握文本的“ 能指”

根据索绪尔对语言或者文字的研究分析, 语言或者文字可分为能指和所指两大部分。 所谓能指指的是语言的符号, 索绪尔认为符号具有任意性, 就是说, 同一个事物既可以用这样的符号来表征, 也可以用那样的符号来表征。 其实一个文本, 何尝不是如此呢? 文本本身就具有任意性。 但, 既然文本用了这样一些汉字组合起来了, 到底写了什么呢? 也就是这一大堆汉字讲了什么呢? 这个过程是一个模糊感知的过程, 也是对汉字构成的文本的原生内容的认知, 因此这部分首先要解决读通课文、认识生字的问题。

1.对课文整体框架的感受。

在具体对文本的映像过程中, 孩子们的感受是模糊的, 因为这个时候, 孩子们的理解都是基于自己的知识背景的。 以《 沙漠中的绿洲》 为例, 我们一般可以这样教学:

师:今天这节课, 我们来学习一篇新课文——— ( 齐读课题) 。看到沙漠, 你的脑海中出现了哪些词语?

生: 黄沙漫天, 一望无际……

师:说得真好, 仿佛这茫茫的大沙漠就在我们的眼前。

师:那说到绿洲, 我们又想到了哪些词?

生: 绿树成阴, 鲜花遍地……

师:看, 这样一对截然相反的词语放在一块, 再来看课题, 你有什么疑问?

( 生自由提问)

师评: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会提问, 就是会学习。老师把刚才同学们提的问题归纳一下: (1) 为什么在沙漠中建绿洲? (2) 沙漠中的绿洲是怎样建成的?相信, 在接下来的学习中, 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师: 大家都已经预习了课文, 说说看, 通过预习你知道了些什么?

( 生自由回答)

师: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课文, 去欣赏它别样的风光。

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们通过自由猜度和自由表述, 交流了对文本的大体印象, 这样的印象, 可以使孩子们形成进一步阅读的期待。

2.对生字的整体把握。

第一课时识字的主要任务是读准字音, 记忆字形, 理解字义。 其中字音、字形、字义的辨析是教学重点。这其实也是一种映像的过程。 这个映像过程的实质, 是让孩子们感受这一课的生字而不是别课的生字, 因此, 认识汉字, 我们认为一般也是要与课文联系起来。 请看下面《 乌鸦喝水》的教学案例:

师:瞧, 这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有孝心的小乌鸦。 大家看看, 小乌鸦长得什么样?

生:它黑黑的。

师:是啊, 乌鸦浑身都长满了乌黑的羽毛。 这“ 乌”字就是黑的意思, 比“ 鸟”字少一点。 乌鸦是一种鸟, 所以“ 鸦”是鸟字旁。

师: 谁来和小乌鸦打招呼啊?

生字学习只有与文本内容联系起来, 才能真正让孩子们感受到所学汉字的意义, 同时也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阅读期待。

( 二) 特征的过程, 把握文本的叙事结构

汉字是由一笔一画, 一个部件一个部件构成的, 同样的, 文本也是由一个词语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一个句子构成的, 但每篇文本所用的词语固然也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进入词语层面的时候, 我们也就逐渐感受到了文本叙述的基本特征了。 就是说这样的文本给我们怎样的感受? 有哪些好的词语、句子? 哪些地方要读透? 或者听一听, 这个文本中有哪些词语叫得最响? 下面, 我们再看《 沙漠里的绿洲》。

1.好词语:

( 1) 让我们一起乘着飞机去阿联酋看一看。 从飞机上看到的阿联酋是什么样子的呢? 谁来读读第1 自然段。

( 出示星罗棋布)

看图解释:像星星似的罗列着, 像棋子似的分布着, 形容多而密集。

( 2) 沙漠中的绿洲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让我们一起随着旅游团去阿联酋的商业中心———迪拜参观访问。 谁来读第2 自然段?

( 出示词语: 绿树成阴鲜花遍地)

( 3) “ 我们”在迪拜听到了什么?

指读第3 自然段, 理解盐碱、不毛之地, 选择“ 毛”的义项, 再说词义。

……

2.好句子:

( 1) 原先的沙漠是怎样的呢? 请同学们默读课文, 画出描写沙漠的语句。

( 2) 交流, 出示:原先这里是沙漠, 地面全是白花花的盐碱, 好像罩着一层硬硬的壳。 这里土是咸的, 水也是咸的, 简直是块不毛之地!

( 3) 能把你的感受读出来吗? 我们一起来读读。

( 4) 可就在这不毛之地, 现在却到处长满了绿草鲜花。 想去如今迪拜的街头看一看吗?

( 5) 看图, 朗读。

作为具有3000 多年历史的汉字, 有很多其他文字没有的魅力, 汉字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汉字可以组合成词语, 可以组合成意蕴深厚的成语, 或者形象生动的比喻、拟人等句式。 因为这样的组合, 使文章变枯燥为生动, 变简单为神奇。 而教师的任务则就是培养学生在初读课文时, 感受汉字的神奇, 用词的精妙, 句子的美好, 从而产生阅读期待, 产生进一步探索的欲望。

( 三) 认知的过程, 进入文本的原初意义

当我们对汉字进入到认知过程的时候, 我们便开始试着想象, 这个字应该读什么?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同样, 当第一课时进入到认知的过程, 就是初步从整体上感知文本的过程, 要思考文本到底讲了什么? 能用最少的语言概括吗? 甚至一个汉字概括吗? 这个过程, 能够让我们认知文本的原生意义。

虽然说,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那是作为读者的角度。 但是, 作为一篇文章, 作者一定是要表达个人的思想, 编者也一定是有意图的。 那么, 读出文章中的关键字, 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苏教版三年级下册《 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为例。这篇选文生字多, 生词多, “ 夜幕初垂”“ 小心翼翼” 等很多词语给文章增色, 也很能吸引孩子的眼球。识字、写字、读通课文的任务完成后, 孩子们该对文本有一个整体的感知。

有位老师就让孩子们做了这样一个游戏: 课文很多词语中, 有一个是闪耀着光芒的, 文章就是围绕它来写的, 请同学们找一找。 这种问话既具有指向性, 又充满诱惑性, 不一会儿, 孩子们找出了“ 夜幕初垂”“ 坚定”“ 斩钉截铁”等等自己印象深刻的词语。 这是孩子们的直观感受, 而对孩子统摄能力的培养需要老师具有针对性的引导。 这位老师在此基础上作了一点提示:“ 这是汤姆11 岁时发生的故事, 34 年后, 汤姆已经45 岁, 他对那晚的情景记忆犹新, 写下了这篇文章。 再想想是什么词? ”孩子们立刻把目光聚集到“ 铭刻”上。 那么“ 铭刻”是什么意思呢? 追溯“ 铭”的古文字。 原来“ 铭”最初是把名字刻在金属上, 表示刻得很深的意思。 由此, 这篇回忆性的文章, 那个令作者永生不忘的故事凝结成了一个字:铭。 而这个“ 铭” 字也就成了一个符号, 一个表示留下深刻印象的文化符号。 同时, 也激发了孩子探究何以让作者刻在心上几十年的故事的原委。

( 四) 决策的过程, 期待文本的“ 所指”

如上述, 索绪尔所说的语言或者文字的“ 所指”, 其实指的是语言或文字的社会实践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汉字之后会产生的动作。文本也是这样, 理解了文本的原初意义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而文本的原初意义所指导的我们的学习行为, 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也就是孩子们应该作出什么决策, 我们将在本课中学到什么? 我们会如何学?这个过程需要老师的直接参与, 比如下列《 沙漠中的绿洲》的决策过程经历了两个过程:

1.铺垫

师:是的, 阿联酋人民花费很大的代价, 培植花草树木, 让沙漠变成了神奇而美丽的绿洲。那阿联酋的沙漠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生:环境恶劣。

师:从哪些地方看出?

( 点红 “ 罩着一层硬硬的壳”)

师:同学们见过罩着一层硬硬的壳的土地吗?我们这儿的土地是什么样的?

师: 松软、 肥沃的土地适合———植物生长。 而这儿, 是什么好像一层硬硬的壳?

生:盐碱。

师:请看。 ( 出示:盐碱图片)

师:这里全是———白花花的盐碱, 土是———咸的, 水也是———咸的, 根本无法种植植物, 简直是块———不毛之地。 ( 板书:不毛之地)

师:能把你的感受读出来吗?

(生读)

师: 这满是盐碱的沙漠, 从飞机上往下看, 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 从“ 白茫茫”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生: 满眼都是盐碱, 很多很多。

师:是啊, 无边无际的盐碱。

师:谁能读好这个词。

2.留疑

师:就在这样一片白茫茫的沙漠中, 却有着星罗棋布的绿洲, 那是绿树成阴、鲜花遍地的城市。 想看吗?

师:刚才老师听到了同学们一声声的惊叹, 能告诉我你在惊叹什么吗?

生:简直太漂亮了。

生:这么美的城市, 到底是怎么被建造起来的啊?

生:这就是人间仙境。

师:迪拜曾是一片白茫茫的沙漠, 在短短的几年内, 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绿树成阴、鲜花遍地的城市, ( 板书: 绿树成阴、鲜花遍地) 阿联酋人民创造了奇迹———沙漠中的绿洲!

师:为什么不毛之地的沙漠能变成绿树成阴、鲜花遍地的城市?这奇迹到底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让我们下节课再一起去探讨这个问题。

以上过程, 其实就是将刚刚读精的文本再徐徐展开, 孩子们必须要用自己的语言, 自己的思维带领自己走进文本, 也就是要在精细地触摸文本中, 理解文本这个大符号, 这个触摸的过程, 将是一次精神之旅, 这一点应让孩子们感受到。

三、问题的延续

从汉字结构演变透视汉字的发展 篇3

关键词:汉字结构 汉字发展 六书

任何一种文字都是以语言为基础,依赖于语言的产生而产生,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发展。我们现在使用的方块汉字,就是以汉语为基础而产生的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

一

提到汉字的结构,最普遍的说法是“六书说”。所谓“六书”,就是前人分析汉字结构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学者们通过比较分析,采用了许慎关于“六书”的名称,而在次序上则采用班固的说法。这样,公认的“六书”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早期的图画文字是图画很强的象形文字,“逼真”是它的特点。甲骨文、商周彝器铭文就有不少是图画文字。例如“萬”字写成(《续殷文存》),是一个蝎子的图形,“鸡”字写成,“鱼”写成,都和实物非常相象。这种文字虽然可以把自然界的实物描绘出来,但是使用起来却很不方便。为了便于使用,人们便减弱它的图画作用,加强符号作用。于是(萬)、(鸡)、(鱼)就陆续造出来了,这就是象形字。

象形字“象实物之形”的特点决定了只用象形这个办法创造符号来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显然是不可能的,一则不是所有具体的事物都可以创造一个象形的符号,二则那些代表抽象概念的词和只有语法意义没有词汇意义的虚词更不能“象形”。于是人们就想出其他补救的方法:

(一)创造指事字和会意字。例如“上”“下”是不能象形的,于是创造了“”“”这两个符号。一横表示界限,一点在上面是“上”,一点在下面是“下”,这就是所谓的“指事”。人们就用这两个符号分别记录表达抽象概念“上”“下”这两个词。又如“包围”的“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要造一个形象化的独体的象形符号是比较困难的,于是就用□和这两种象形的符号组成一个复体的符号,□表示城邑,城邑四面各画一个(足的象形),表示周围有许多人绕着来回走,包围着这个城邑。人们就用这个符号代表语言里“围”这个词。这就是所谓的“会意”。

(二)只有语法意义没有词汇意义的虚词不能“象形”,就借用已有的声音相同或者声音非常相近的象形字当作纯粹表音的符号使用。例如卜辞“貞絲云不其雨”,“其”是一个表疑问的语气词,只有语法意义,不能“象形”,不能“指事”,也不能“会意”,于是借用声音相同的代表实词“箕”的“其”字(卜辞作,象箕形。两周金文加音符“”,变成“其”)。

(三)实词有许多不能“象形”,不能“指事”,也不能“会意”。例如“往来”的“来”。卜辞“往来亡”借用“来麦”的“来”,“来”本来是一个“象来麦形”的象形字。又如“亡”(甲骨文作)是一个“指事”字,本义“锋芒”,因为声音相同,借为“亡”的“亡”(古代“亡”“無”同音,“亡”即“無災”。“”从“水”,“才”声,是一个标音的符号)。(二)(三)两类就是所谓“假借”。

(四)具体的事物虽然可以用象形的方法创造形象化的符号,但有时这个符号只能画出某一类事物的共性,并不能画出个别事物的特性,因为文字只是一种符号,不同于绘画,不能细致地把每个事物的细微差别都描画出来。那么最简便和最妥善的办法就是添上一个标音的符号。

(五)随着语言的发展,反映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变化的新词不断增加,已有的象形、指事、会意、假借都不能满足造字的需要,一种新的造字法必然要创造出来,那就是“一半表形,一半表声”的形声字造字法。

(六)读音的变化和方言的差别使得象形、指事、会意这些不标音的表意字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读法,于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加上一个标音的成分,注明这个字的读音。例如“老”字,因为两地读音不同,另外造了一个有标音成分的“考”字(“丂”声)。这就是所谓“转注”。

总的来说,象形字是“画成其物”的一种符号,这个特点便决定了它本身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指事和会意虽然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创造的符号很有限,使用象形的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它们也不能全部解决。假借的应用缓和了不标音的表意字和它所负担的表达有声语言的矛盾,为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打破了形体的限制,使得任何一个符号都可以代表语言里任何一个词,只要声音相同或者非常相似。但是假借又造成同形、同音、异义的矛盾,这种矛盾又使得不标音的表意字和它所担负的职务的矛盾逐渐激化,激化及解决的结果就是有标音成分的形声字的产生。

形声字一出现就立即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不但新造的字绝大部分都是根据一形一声的原则创造的,而且许多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都向着标音的道路发展,逐渐转化为形声字。形声字经过四千年的发展,因为形体的变化,同音的借用,绝大部分的义符都失去了表示类属的作用,而古今音变又使得音符不能正确地表音。现在使用的汉字,有些虽然都用同一个音符,但读法却是多种多样的,这种现象说明音符已经丧失了它的标音作用,根据音符不能找出一个正确的读音系统来。可以这样说,形声字发展到现阶段,已经成为一种只能死认死记的符号了。

二

从成体系的汉字算起,汉字的形体演变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这个演变大体上可以分为七个阶段:

(一)甲骨文。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材料就是甲骨文。所谓“甲骨文”,就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甲骨文主要有以下特点:

1.形体不固定,笔画有多有少,写法有反有正。

“止”:、、(是脚的象形)

“牢”:、、(是圈牛羊的地方)

2.行文的程式不统一。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的都有,所以读起来相当困难。

3.因为文字是用铜刀和石刀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所以笔画细而硬,而且多用方笔,圆笔很少。

(二)金文。金文是指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古代称铜为“吉金”,故称铜器上的文字为“金文”。铜器中又以钟和鼎著称,因此金文也叫“钟鼎文”。另外还有“铜器铭文”“吉金文字”“彝器款识”等名称。

(三)篆书。在秦始皇时代,官事颇多,官书浩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一石(dan)”相当于一百二十斤,可见秦始皇一天要亲自过目一百二十斤用竹木简写成的官文书,这些“官书”就是“篆书”。但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直到汉代的“隶书”出现以后,才把以前施于官堟的“文书”叫作“篆书”。所以“篆书”是相对于“隶书”而言的。篆书又分大篆和小篆,由大篆发展到小篆,符合汉字由简到繁的发展规律。

(四)隶书。在秦朝初年,官书都用小篆书写,而在民间通行的却是所谓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草篆”。隶书就是由草篆演变而来的。隶书始于秦朝盛行于汉朝,所以隶书也称为“汉隶”。经过西汉二百多年到东汉时隶书象形的面貌消失,使文字完全失去了图画色彩,变成了纯符号性的交际辅助工具。从小篆到隶书:在字形上,圆形变为方形;在线条上,弧形变为直线;在笔画上,删简就繁。這种变化称为“隶变”。

(五)草书。草书是跟汉隶并行的一种字体,是汉隶的潦草写法。这种字法求快求速,笔势连绵,仅能看出汉字的大致轮廓。草书发展到后来,龙飞凤舞,信笔所之,一般人难以欣赏。

(六)楷书。楷书是代隶书而通行的一种字体,是由隶书演变而来的,笔画平直,结构方正,书写方便。楷书始于东汉,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善于楷书的名家很多,如“欧体”(欧阳询)“虞体”(虞世南)“颜体”(颜真卿)“柳体”(柳公权)“赵体”(赵孟頫)等。

(七)行书。行书是“楷书的流动”,形成于魏晋。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形体,虽然笔画连绵,但各字又是独立的,写起来比楷书快,但又比草书好认。

由甲骨文发展到金文、小篆、草书、隶书、楷书、行书的简化过程反映了方块汉字的简化趋势以及这个趋向始终取得优势的过程。

三

通过对汉字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汉字发展的两个规律:

(一)从象形字到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再到形声字,发展到现阶段,义符和音符已经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作用,音义分离说明了方块汉字将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汉字发展成为一种拼音文字是一种趋势,这也有可能成为汉字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有人认为汉字自始至终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将会长期存在。

(二)由甲骨文发展到金文、小篆、草书、隶书、楷书、行书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方块汉字的简化趋势以及这个趋向始终取得优势的过程。我们知道,简化和繁化是文字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的两种运动,但是,简化和繁化这两种趋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汉字的结构演变有力地证明了简化在文字发展中始终处于主流地位。可以说,汉字的发展,是遵循简化占主流地位这一规律的。

当然,汉字的发展和它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生活息息相关,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在汉字的发展史上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2]左安民.汉字例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

[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5]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

[6]王宁.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J].暨南学报,2000,(3).

开学第一课汉字我爱你的初三作文 篇4

活动课由文学社的同学主持。全班12个学习小组的同学分别从汉字的起源，汉字的书法、和街头错别字三方面介绍了汉字的知识，让我们大开眼界。

汉字起源于中国，经过5000多年的时间，其演变过程是：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这七种字体称为“汉字七体”。

为了说明这一过程，好几个小组的同学都用投影仪显示了一些字的演变过程。比如：“鱼”字、“月”字、“车”字、“马”字……这些字都是由最开始的图画而演变的。想起古人当时没有笔墨，用刀子把这些要表达的意思刻在龟甲上，这些象形文字创造得多么生动啊！

还有几个小组的同学收集的是书法作品。有的拿来了各种字帖，介绍这些字体的特点，还有的拿来了家长或自己写的毛笔字，展示汉字书法之美。李佳音小组还介绍了颜真卿、柳公权、王羲之、欧阳询等历代书法家的故事。听着这些故事，真让人佩服啊，那时候的条件多么差啊，可是至今没有人超越他们，他们的字千古永存。

还有几个小组专门收集街头错别字，还讲了几个因为写错汉字，读错汉字而发生的笑话或照成不良后果的事例，告诫我们读写错字的危害。

这节语文活动课，我们的收获真不少。在参与收集、整理和演示的过程中，我了解了汉字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通过同学们的交流汇报，我感受了汉字的神奇和有趣。

我爱你汉字——汉字的演变第1课时 篇5

1、汉字的起源：

图画文字→象形字的符号化→汉字

仓颉造字： 流传于郑州市郊区、新郑、新密、登封一带。新郑市城南关有座风台寺，相传是古代仓颉造字的地方。古时候没有文字，人们结绳记事。轩辕黄帝统一中华后，命大臣仓颉造字，仓颉在洧水河南岸的一个高台上造屋住下，专心造字。好长时间也没造出字来，仓颉很着急，一天他正坐在茅屋前苦想，一只凤凰呜叫着从天空飞过，凤凰嘴里衔的一片树叶落下来，上面有个明显的兽蹄印，一名老猎人说这是貅蹄印，各种兽的蹄印都不一样，他只要一看蹄印，就知道是什么兽。仓颉由此受到启发：世上万物各有特征，抓住特征，画出图像，不就是字吗?从此他注意观察各种事物，造出了山河湖海、日月星云、树木花草、鸟兽虫鱼等很多字，从此中国有了文字。后人为纪念仓颉造字的功劳，把仓颉造字的高台叫“凤凰衔书台”，宋朝人又在这里建寺筑塔，称为“凤台寺”。

汉字，它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又是至今硕果仅存的一种方块表意文字。世界上另外几种最古老的文字，如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尼罗河流域古埃及人创造的圣书字、中美洲印第安族玛雅人创造的象形文字，都已经成为死文字，不再使用。汉字从距今三千多年的甲骨文字，一直到今天的现代文字，尽管在形体上、读音上或字义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在性质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现代汉字是从古代汉字基础上逐渐演变、发展而来的。

我国的汉字起源于图画，原始文字大多是象形字，是可读出来的图画，称为“图画文字”。距今五六千年的半坡、姜寨、大汶口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是原始文字的雏形。后来象形字越来越符号化，逐渐脱离图画，形成汉字。至商朝，汉字已经形成完整体系。从文字结构和造字方法看，甲骨文已经历了相当长的演变过程，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上古文字。它的发现对研究商周的历史和中国文字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在中国文字的发展史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字体及事件呢？ 2．甲骨文、金文

甲骨文：目前所知最早的成熟汉字。它被刻在龟甲和兽骨之上，故称甲骨文。目前所知最早的成熟汉字是甲骨文（教材插图：《商代甲骨文》）。甲骨文又称“卜辞”或“殷墟文字”等，是指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随着商朝的灭亡和商都变成废墟而长期埋没于地下，后世当地居民耕田于此，时有发现，并把它当作“龙骨”卖给药材商店。直到1899年才被王懿荣发现，得知是殷墟遗物。经过多次发掘，至今出土的甲骨已达十多万片。甲骨文中有象形字、形声字和会意字等（举例：日、河、明、十二生肖图）

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金文始于商代，盛行于两周。西周晚期，一位史官对汉字进行系统地整理，形成了金文的标准字体——“籀文”即大篆。（教材插图：《西周散氏盘铭文》）籀文的特点：笔画匀称，行款整齐，有了较为固定的结构

这两种文字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比较重要的两种字体。但随着经济交往、人们的交流活动的增加，汉字各自为政而没有统一标准的状况，便削弱了汉字的交流功能。于是，“书同文”的意义便显而易见了。3．“书同文”： 小篆→隶书

“书同文”为哪国的哪种字体？秦国的小篆，后来是隶书。

篆书：是大篆、小篆的统称。大篆指甲骨文、金文、籀文、六国文字，（又称籀文，相传是西周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是一种较为统一的文字，使用起来较为方便。）

小篆也称“秦篆”，是秦国的通用文字，大篆的简化字体，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前221年)，向全国颁布的官定文字。缘于当时六国的文字过于混乱而决定“书同文”。

文字发展到小篆已经是相当规范，偏旁有统一的样式，笔画委婉曲折，粗细匀称，字形狭长。

隶书：秦始皇以小篆为基础，统一全国文字，后又推广书写简便的隶书。据载，隶书是程邈改造的，因程邈当时获罪入狱，而秦时称罪徒为“隶”，所以便将程邈改造后的文字称为隶书。

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它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 之称。

汉隶特点： 1，改变了篆书狭长的字体，结构上呈横长竖短，字形变得扁宽。

2，点画由匀称的弧笔变为粗细结合笔姿险峻的直笔。并在用笔上出现“蚕头燕尾”,曲折处由圆转改为方折 3，象形意味大大减少

探究：文字统一的意义何在？

提示：文字的统一，有利于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有利于形成国家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字的发明不仅成为了一种工具，而且后来还成为了一种艺术。下面我们来学习本课的第二目，书艺历程。

二、书艺历程

汉字为什么会成为一种艺术？ 1.汉字发展为艺术的原因

a单体汉字的字型丰富、数量庞大---准备了材料

b知识群体的形成----动力基础(具有艺术素养和精神追求的知识群体的形成和壮大，则为发展汉字书法艺术提供了人力准备，这也是书法艺术不断推陈出新、异彩纷呈的动力。)c笔墨纸张等文具的改进-----提供了条件

特征——以笔墨黑白空间和线条的刚柔枯润，来表达作者的情感、志趣。

“写字最容易泄露一个人的个性，所谓“字如其人”，大抵不诬。如果每个字都方方正正，其人大都拘谨。如果伸胳膊拉腿的，都逸出格外，其人必定豪放，字瘦如柴，其人必定排骨。字如墨猪，其人必定“五百斤油”。所以郑板桥的字就应该是那样倾斜古怪，才和他吃狗肉傲公卿的气概相称。颜鲁公的字就应该是端庄凝重，才和他临难不苟的品格相合，其间无丝毫勉强。”

-------近代著名散文家梁实秋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各个朝代的书法成就来感受其间的风骨意蕴。

2、书法艺术发展历程（1）．秦汉——自发阶段（实用性为主）

秦汉时期书法艺术处于自发阶段，这个时期秦小篆汉隶的特点（结合地图册中秦《泰山刻石》和汉《石门颂》思考）：秦小篆圆润纤细，布局均匀；汉承秦隶，但汉隶雄放洒脱，浑厚深沉。由于秦时刚统一文字，所以当时文字比较重视实用性。书法进入自觉阶段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进入自觉阶段后，其发展情况怎样？（2）．魏晋南北朝——自觉阶段（艺术性为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朝代更替频繁。在对社会危机反省的同时形成一个特立独行士人群体，书法成为士人表达自我对意境、神韵风骨追求的理想形式，笔墨纸张等文具的改进，也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条件。这个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品是“书圣” 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地图册中插图），具有飘逸飞扬、虚玄灵动的特点。颜真卿《祭侄文稿》：是其为怀念在安史之乱中死于叛军之手的侄子所作，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但正因为无意作书，所以使此幅字写得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得自然之妙。为后世誉为天下第二行书。苏东坡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诗帖 》

行书兼具楷书的规矩和草书的放纵,是一种最活跃的书体.行书的字体既不象楷书那样一个一个的呆立着，又不象草书那样一个一个的在奔跑，而是象云、象水那样慢悠悠地不停地流动着，所以，叫“行书”。行书易写、易认、易于流行，实用性很高。最擅长写行书的是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称“书圣”。（3）．隋唐——新的高峰（书法理论日趋成熟）

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书法名家有张旭、怀素、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教材插图《张旭草书》和颜真卿《多宝塔碑》：张旭的草书较为张扬个性、意绪狂放，怀素继承了张旭的草法，把草书艺术推向了高峰。颜真卿的楷书端庄浑厚、雍容大度，柳公权的楷书则是遒劲森严、另创新意。较之颜体，柳体则稍清瘦，故有“颜筋柳骨”之称。草书——张旭、怀素狂放不羁

楷书——注重规范法度(欧阳询、颜筋柳骨； 社会走上正轨之时，法度和规范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需要，颜真卿的书法成为一种讲究法度和规范的楷模。)草书是隶书快写而简便的结果。“草”是潦草、快捷的意思。到唐朝以后的“狂草”，则更是难以辨认。“狂”就是漫无章法，随心所欲。这种几乎无法辨识的“狂草”实际上不再是一种实用的书写字体了，而只是一种艺术观赏 形式罢了。草书起源于汉初,成熟于东晋,特点是笔画简约,钩连不断;线条流畅,任情纵性,但不容易识别.“楷”又称正书，正楷，真书，因其字形方正，笔画平稳，结构均匀，具有较强的书写规范，可作楷模，故名楷书，是由隶书演变而来。创始于东汉，盛行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达到顶峰。按照用笔和结体特点，可分为魏碑和唐楷两大系统

楷书到唐代已相当成熟，无论结构，用笔都已达到完善成熟的境界。完全摆脱了隶书的痕迹

魏碑，主要是指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碑志造像等刻石文字。它是从隶书到楷书的过渡性书体，点画形体造型还留有明显的隶书的痕迹，是一种还不成熟的楷书。

问题：为什么唐代会有这种不拘一格的书法风格？它与什么有密切关系？

（时代风貌）当时的时代风貌：国家一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思想开放，兼收并蓄，整个社会充满活力，激荡着一种进取精神，书法也体现出大国盛世气象。（4）．宋代——追求个性而忽略法度，倡导有意无法 市民阶层兴起，社会生活丰富多样，崇文风气浓厚，又因当时理学的发展，使人们在文艺审美上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强调表现心境和意趣。

这个时期的代表有“宋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地图册中苏轼、黄庭坚的书法作品）苏轼——豪放逸丽，追求自然

黄庭坚——入古出新，用笔锋利，给人以强烈的节奏感（黄庭坚（1045--1105）“苏门四学士”之一。以文学著称，尤以书法为世所重。为宋四家之一。黄庭坚书法的最大特点是重“韵”，持重风度，写来疏朗有致，如朗月清风，书韵自高。）

米芾——善写行书，笔力爽利而沉着

蔡襄——落笔精丽，使人心醉（蔡襄（1012-1067）宋四家中，他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他的书法学习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 浑厚端庄，雄伟遒丽。蔡襄为人忠厚正直，学识渊博，他的字“端劲高古，容德兼备”。）宋四家中，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蔡襄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

宋徽宗赵佶（1082－1135）他政治上昏庸，生活上荒唐，艺术上聪颖。北宋王朝因他而亡，但在艺术上他是个天份极高的书画家 ,他的书法,形成自己的风格，号“瘦金体”。其特点是瘦直挺拔,，横画收笔带钩，竖划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有些联笔字象游丝行空，已近行书。其用笔瘦劲;；结体笔势取大字楷书，舒展劲挺。（5）．明代——呈现平民化、世俗化趋势，更强调个性化创造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书法呈现平民化、世俗化、个性化趋势，较有代表性的人物：祝枝山、文徵明（教材插图）。祝枝山书法潇洒风流，如斜雨疾风；文徵明书法温柔婉约，如春日柳莺。书法作品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一定时期的文化总是一定时期社会存在的反映。

汉字艺术，不仅表现在书法艺术上，还表现在篆刻艺术上。教材P33的小字进行了介绍，同学们可参看。

中国的印章篆刻与书法并称为姊妹艺术，秦汉时以小篆为基础，融合隶书风格。到明代与书法、绘画合为一体。

小结：书法千年，千年书法，独特的方块字，不仅传承了中华文明，也造就了一种艺术门类，同学们在感受其美感的同时，更应体会华夏文明的个性。汉字的发展演变：

演变过程：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行书、草书、楷书

演变规律：由复杂到简单；

由具体到抽象；

由不规则到规则、稳定

汉字的演变作文 篇6

伴随着老师的讲解声，我们走进了第一幅图。这幅图的字是——舞。但图里却将它绘成了一幅画，画的内容是：一个人，在优雅的跳着舞蹈。就和舞字的含义一样了。我心中想：太神奇了!汉字居然有这般厉害，我真是小瞧这汉字了!

我们又走进了第二幅图。这幅图与前一幅不大一样——这幅图是两个字组成的。这两个字是“方便”。方字在上面，便字在下面。你猜，它组成了一幅什么样的图画?没错，它是一个男人，站在哪里上厕所。真是出神入化，鬼斧神工。

第二幅图结束后，第三幅图又紧接着开始了。

第三幅图是一个成语——雄鹰翱翔。雄字是鹰的一个翅膀，鹰则是另一个翅膀，翱是鹰的头和脚，翔是鹰的尾巴。这四个字像被谁施了魔法一样，变得活灵活现，它们四个刻画出了一副栩栩如生的《鹰》。

汉字不但魅力十足，汉字的谜语也非常有趣。我知道许许多多的汉字谜语。比如说：草木丛中有一人——茶……

浅论汉字演变过程 篇7

观察分析汉字及形声字, 有两种不同的角度。一种是静态观察, 就是不考虑汉字的来源, 不注意其发展过程, 不注意有关偏旁在历史上的功能和所负载的信息, 只看最后的结果, 甚至是只看现代汉字的最终形式。静态观察汉字的结果, 就是把历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汉字压在一个平面上, 根据一定的标准分类分群。这样划分出的形声字, 就只能看到是形旁加声旁而成的字。其结果可能会把一些历史上原本不是形声字, 而后世或由于讹变、或虽未讹变而由于已不明其本来面目的字, 也当作了形声字, 而且也看不到形声字的层次和变化过程。有些词特别是虚词用造表意字的方法根本无法为它们造字。再说, 文字本来就是记录语言的符号, 它的符号性质决定它并不要求字形一定要表示出所记录的词义来。

古人造象形、指事、会意等表意字, 也不过是让该类字在形体上尽可能与所记录的词有一种直观的联系, 让字形尽可能有某种外形标志以唤起人们对所记录之词的联想而已。所以, 古人自然没有必要, 也不可能只造那些难造的表意字。因而, 几乎是在造表意文字的同时, 为了济文字数量不足之穷, 为了克服其他方法产生新字不易之弊, 人们就在运用文字的过程中, 又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利用假借的方法, 创造了新的同形、同音而异义的字即假借字。上古汉语单音节词较多。单音节词多, 则必然导致同音词多;同音词多, 则在书面语言中用同形、同音的假借字易混淆, 易有歧义。这个问题就尤为突出了。如, 为 (〈譌〉、〈妫〉) 之于譌、妫中“为”, 甲文、金文都从爪从象, 表示劳作之意。引申而有“作、造”义, 即所谓“人为”也。老子所倡导的“无为”之“为”即“人为”义, 与顺其自然相对。所以, 《尔雅·释言》说:“作、造, 为也。”郝懿行疏:“为者行也, 成也, 施也, 治也, 用也, 使也。皆不出造、作二义。”表“人为”义之“为”字, 后加类属标志“人”旁而有“伪”字。《荀子·性恶》:“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17]“伪”, 人为也, 后天之努力也。《说文解字》:“伪, 诈也。”[18]与《尔雅·释言》互证, 则知此“诈”字或为后人误改, 当为“作”。即今“矫揉造作”之“作”。但由于在口语上“为”字读音与〈譌〉、〈妫〉等词音近。因而, 在〈譌〉、〈妫〉等词还未造出专字之时, “为”字便又先后借作〈讹〉的代表字或〈妫〉的代表字。例如:“人之为言, 胡得焉?”朱熹《集注》:“徐察而审听之, 则造言者无所得而谗止矣。”因而, 需要在假借字的字形上有所分别, 才能满足当时书面语言交际的需要。方言太多, 则必然要求有一种超方言的文字, 才有利于交际, 才利于满足政治上统一的需要。但是, 假借字不能适应这种要求, 这也决定它必须要加以改造。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篇8

世界上目前正在使用的各种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汉字的历史究竟可以上溯到什么时代？汉字从古到今发生过哪些重要变化？这是关心中国文化史的人都很感兴趣的问题。下面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第一节汉字的起源

事物的形成一般都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文字也不例外。以别的语言的文字为依傍，有时能为一种语言很快地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文字来。但是就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文字来说，从第一批文字的出现到能够完整地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的最后形成，总是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还不能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可以称为原始文字。汉字是一种独立创造的文字，它无疑是在经历了相当长的原始文字阶段以后，才发展成为完整的文字体系的。所以汉字起源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下述两方面的内容：汉字是怎样从最原始的文字逐步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地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的；汉字这一文字体系的形成过程开始于何时结束于何时。由于缺乏原始汉字的资料，对这两个问题目前都还无法作出确切的答复。下面先对已有的关于汉字起源的一些说法略作讨论，然后简单谈谈我们对汉字形成的过程和时间的一些初步推测。

一、关于汉字起源的旧说 1.仓颉造字的传说

这一传说最早见于战国晚期的文献：

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吕氏春秋·君守》）沮诵、仓颉作书。（《广韵》鱼韵“沮”字下引《世本》）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韩非子·五蠹》）秦代李斯所编的字书《仓颉篇》也是由于首句是“仓颉作书”而得名的。古人称文字为“书”，作书就是造字。仓颉作书的传说在战国晚期显然已经很流行。这一传说无疑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它有没有某种程度的可靠性呢？汉字当然不是个别人造出来的。不过在汉字形成的过程里，尤其在最后阶段，很可能有个别人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仓颉也许就是这样的人。早在战国晚期，就有学者作过类似的解释。《荀子·解蔽》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认为仓颉只是众多“好书者”中由于用心专一而最有成就的一个。

但是上引《吕氏春秋》所举的六个人，除仓颉外都是见于时代较早的典籍的古史名人，唯独仓颉在现存的早于战国晚期的古籍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在战国晚期的古籍中也没有关于仓颉的时代以及他在造字之外的事迹的任何记载。汉代人多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尚书·序》孔颖达《正义》：“司马迁、班固..皆云仓颉黄帝之史官也。”），恐怕未必有确据。魏晋以后人把仓颉说成早于黄帝的远古帝王，就更荒诞无稽了（参看唐兰《中国文字学》53—54 页。以下引作“唐书”）。也许仓颉只是古人所虚拟的一个文化英雄。

在上引《世本》中跟仓颉并提的沮诵，也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汉魏间的宋衷的《世本》注说：“黄帝之世始立史官，苍颉、沮诵居其职。”（《初学记·卷二十一·史传第二》引）恐怕也是想当然的说法。近人唐兰、高亨怀疑“沮诵”就是“祝融”（唐书52 页、高亨《文字形义学概论》 27—28页。高氏认为祝融是仓颉的官名），是否可信，尚待研究。2.文字出自八卦说

这是较晚出的一种说法。古代学者很早就认为在文字产生之前，结绳和八卦曾经起过某些类似文字的作用。一般认为作于战国晚期的《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网）罟，作佃以渔„„ 又说：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包羲氏就是伏羲氏。“书契”据汉末郑玄注，指写有文字的木质契券。后来这个词往往用作“文字”的同义语。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叙”（通“序”）文的第一段，是根据上引《系辞》文改写的。比较重要的改动是把“结绳而治”归在晚于伏羲氏的神农氏名下，并指实“后世圣人”为“黄帝之史仓颉”。不过不管是《系辞》还是《说文》“叙”，都没有直接把八卦跟文字联系起来。《尚书》伪孔传的“序”说：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篇序的作者大约是魏晋时人。他认为三皇时代就已出现文籍，所以把“造书契”这件事提早到了伏羲之世，与“画八卦”并列，同时不得不把为书契所取代的“结绳之政”推到了伏羲王天下之前。但是他也还没有直接把八卦跟文字联系起来。

据《易经》的《象传》和《说卦传》，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分别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象征。易纬《乾凿度》进一步认为八卦就是“天”“地”等八个字的“古文”。易纬本出汉代，但是今所传《乾凿度》一般认为是宋代伪书。上引说法究竟出于何时尚难确定。如果撇开此说不管，最先明确主张“天”“地”等字出自相应卦形的，似是一些宋代学者。下面举比较有代表性的郑樵的说法略加评论。郑樵在《通志·六书略·第五》“因文成象图”节中说：

有近取：取■（天）于■（乾体）。取■（地，亦为坤字）于■（坤体）。取■（水）于■（坎体）。取■（火）于■（离体）。..有远取：取“山”于■（艮体）取“雷”于■（震体）。取“风”于■（巽体）。取“泽”于■（兑体）。在“论便从（纵）”节中又说：坎、离、坤，衡卦也。以之为字，则必从。故■必从而后能成“■”，■必从而后能成“火”，■必从而后能成“■”。郑樵显然是先有了“天”“地”等字应该出自相应卦形的成见，然后去硬加比附的。“山”“雷”“风”“泽”诸字跟相应的卦形实在太不相像，只得立了一个“远取”的名目来搪塞。近取诸例中，“天”与乾卦，“火”与离卦，其实也都并不相似。“巛”在古书中有用为“坤”字之例（《经典释文·周易音义》说“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但并无用为“地”字之例。汉碑“坤”字作川■等形，即“巛”字所从出。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一“巛”字条，据汉碑和《玉篇》等，指出汉人借“川”为“坤”，“巛”即“川”之变体。这是很对的。“川”字本作“■”，三笔在中部都不作尖折形，跟坤卦之形也联系不上。只有“水”字跟坎卦的确比较相似。但是八卦是由阳爻“—”和阴爻“——”组合而成的八组符号，古文字中的“水”则是个象形字，二者的相似只能认为是一种巧合。“水”字决不会是根据坎卦造出来的。古人以坎卦为水的象征，倒有可能是由于受了坎卦之形与“水”字相似的启发。总之，“天”“地”等字出自八卦之说是完全不可信的。

清末民初的刘师培也认为“八卦为文字之鼻祖，乾坤坎离之卦形即天地水火之字形”（《中国文学教科书》“象形释例”节）。他还把结绳也扯了进来，说“字形虽起于伏羲画卦，然渐备于神农之结绳”（同上“论字形之起源”节）。这种很没有道理的说法，在当时却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在商代和西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和陶文等资料里，屡见一种用三个或六个数字组成的符号，如■（八一六）■（六一八六一一）等。近年来经过张政烺等学者的研究，证明是一种易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之易卦》，《考古学报》1980 年4 期）。相传的周易卦形中的阳爻应是由数字“一”变来的，阴爻应是由数字“■”

（六）变来的（参看楼宇烈《易卦爻象原始》，《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 年1 期）。这种爻形出现的时代，无疑是比汉字起源的时代晚得多。从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来看，文字之形出自八卦的说法的荒谬性就更明显了。

二、跟汉字起源有关的考古资料及其研究情况

在已发现的各种性质既明确、内容也比较丰富的古汉字资料里，时代最早的是商代后期（约前14—前11 世纪）的殷墟甲骨文。它所代表的是已经能够完整地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以后，主要是5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了少量商代前期（约前17—前14 世纪）的汉字以及一些跟汉字的起源可能有关的考古资料。后者主要指刻划或绘写在原始社会时期遗物上的各种符号以及被有些学者认为是夏代文字的一些符号。这些资料还不足以解决汉字起源问题，但是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起了相当大的推进作用。

根据外形上的特点，大体上可以把原始社会时期遗物上的符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象实物之形的，一类是几何形符号。有些虽非几何形但也不像是象实物之形的符号，可以附在后一类里。下文称后一类为甲类，前一类为乙类。1.原始社会时期的甲类符号

就已发现的情况来看，甲类符号绝大部分刻划或绘写在陶器上，小部分刻在龟甲、兽骨或骨器上。这类符号分布得很广，在仰韶、马家窑、龙山、良渚等文化的遗址中都有发现（参阅拙文《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 1978 年3 期。下文引作“探索”。我们所说的“遗址”包括墓地在内）。它们行用的时间也很长久。就上限来说，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早于仰韶文化的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和接近裴李岗文化的“贾湖”遗址里，都已发现了这类符号。大地湾一期文化的符号发现于甘肃秦安县大地湾，是用颜料绘写在陶钵形器内壁上的（《文物》 1983 年11 期22—25 页）。“贾湖”符号发现于河南舞阳县贾湖，是刻在龟甲等物上的（《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 年1 期）。就下限来说，这种符号不但直到原始社会末期还在使用，而且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在汉字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仍然在某些领域延续使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商代以至春秋战国时代的陶器上，都可以看到不少这一类的符号（参看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 36 页。甚至在某些西汉陶器上都还可以看到这类符号，参看《广州汉墓》上册89—91、210—211 页）。在甲类符号里，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遗址出土陶器上的符号，时代既比较早（距今约六七千年），资料也比较丰富，因此在关于汉字起源的讨论中最受人注意。我们就以它们为例来讨论一下甲类符号跟汉字的关系。在半坡类型各遗址中，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这两个遗址发现的符号数量最多。下面是半坡遗址发现的符号的一些例子（引自《西安半坡》197 页图141，又图版167—171）： 临潼姜寨遗址发现的符号，有不少跟半坡的相同或相似，此外还有一些形体比较复杂的例子，如（引自《考古与文物》 1980 年3 期15 页）：半坡类型符号一般是单个地刻在陶钵外口缘的黑宽带纹或黑色倒三角纹上的，例外很少。对半坡类型符号的性质存在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它们是文字。有的并且把它们跟古汉字直接联系了起来，如认为■是“五”字，■是“七”字，■是“十”字，■是“示”字，■是“■”字，■是“阜”字，等等（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 年2 期32 页）。有些学者则认为这种符号还不是文字，而“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西安半坡》198 页）。还有学者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制造陶器时“为标明个人所有权或制作时的某些需要而随意刻划的”（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 年1 期23 页。下文引作“汪文”）。这种符号所代表的显然不会是一种完整的文字体系。它们有没有可能是原始文字呢？恐怕也不可能。我们丝毫没有掌握它们已经被用来记录语言的证据。从同类的符号在汉字形成后还在长期使用这一点来看，它们也不像是文字（参看上引高明书35—36 页）。把半坡类型的几何形符号跟古汉字里象实物之形的符号相比附，更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这两种符号显然是不同系统的东西。我们不能因为前一种符号跟后一种符号里形体比较简单的例子（如草的象形符号）或某些经过简化的形式（如殷墟甲骨文里的“示”和某些“阜”旁）偶然同形，就断定它们之间有传承关系。

但是已发现的半坡类型符号，绝大部分都刻在同一种陶器的同一个部位上，规律性很强。有些符号不但重复出现在很多个器物上，而且还出现在不同的遗址里。看来这种符号，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已经比较固定地用来表示某些意义了。除了用作个人或集体的标记之外，这种符号也有可能用来表示其他意义。没有文字的民族往往已经知道用符号记数。我国原始社会使用的甲类符号估计也不会没有这种用途。古汉字除了使用象实物之形的符号之外，也使用少量几何形符号。■、■、■、■

（四）、■

（五）、■

（六）、■

（七）、■

（八）、■

（十）等数字是最明显的例子（数字“九”很多学者认为是一个假借字）。跟这些数字同形或形近的符号，在我国原始社会使用的甲类符号里是常见的。很多学者认为这种符号就是这些数字的前身，这是有道理的。不过这并不能证明原始社会使用的记数符号是文字。因为这种符号并不跟语言里的数字严格相对应。过去云南的哈尼族由于不会使用文字，在订立买卖契约的时候，用■、■、■、·四种符号分别代表一百元、五十元、十元和一元。要表示五元就点五个点（汪文12 页）。这是记数符号并非文字的一个实例。

此外还应该指出一点。由于构成甲类符号的要素一般比较简单，不同地区的人很容易造出相同的符号来。这种同形的符号，其意义往往并不相同。所以虽然古汉字有些数字的外形跟半坡类型符号相同，我们仍不能得出这些数字就源于半坡类型符号的结论。它们完全有可能出自其他原始文化。

商代和西周时代（主要是西周前期）的铜器上常常铸有族徽（这里所说的族徽包括族名）。大部分族徽具有象形程度明显高于一般铜器铭文的特点，而一小部分则跟原始社会的甲类符号很相似，例如：

它们也有可能源于这类符号（参看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 年1 期4—5 页）。原始社会里用作个人或集体的标记的符号，是很容易变成族徽的。在商周时代，这一部分族徽符号是否已经成为文字，还是一个问题（参看汪文39 页）。它们的性质也许就跟后代的花押差不多。

总之，我们认为我国原始社会时期普遍使用的甲类符号还不是文字。除了有少量符号（主要是记数符号）为汉字所吸收外，它们跟汉字的形成大概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而且即使是那些为汉字所吸收的符号，也不见得一定是来自半坡类型符号的。有些学者以半坡类型符号为据，说汉字已有六千年以上历史。这是不妥当的。

近年在西安市郊区长安县花楼子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里，发现了一些刻在骨片和骨器上的甲类符号（《陕西长安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发掘》，《考古与文物》1988 年5、6 合期）。有人称之为甲骨文，认为跟殷墟甲骨文有渊源关系。这恐怕也是不妥当的。2.原始社会时期的乙类符号

在田野考古中，乙类符号主要发现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一般都刻在一种大口的陶尊上。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约为前2800—前2500 年。近年王树明在《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一文中，集中发表了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的资料（文见《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下文引作“王文”）。据此文，已发现的刻有符号的陶尊和残器片共有16 件。其中15 件是在莒县的陵阳河和大朱村采集或出土的，1 件是在诸城县前寨采集的。出土的大都出自墓葬。这些墓葬大部分有丰富的随葬品，墓主身分似比一般人高。件陶尊及残器片上，共刻符号18 个，可以归纳为8 种，下面每种各举一例（各种符号以拼音字母为代号，旁注数字表示出现次数）：B 是在A 下加山形而成的。G 跟H 上部的中间部分象同一种东西。这些符号绝大多数刻在陶尊外壁靠近口沿的部位（下文依王文称为颈部），少数刻在外壁近底处。通常一个陶尊只刻一个符号，只有两件陵阳河采集的陶尊刻有两个符号。一件颈部刻G，近底处刻E。一件在颈部两侧分刻G 与D。G 四见，都涂朱。H 两见。完整的一例即上图所示，下部盆形是朱绘的（未刻），其他部分涂朱。残缺的一例不涂朱。他种符号各例，除诸城前寨采集陶片上残去左上部的符号B 涂朱外（《文物》 1974 年1 期75 页），全都不涂朱，就是跟涂朱的G 共见于一器时也不涂朱。

在山东泰安、宁阳二县之间的大汶口墓地的发掘中，曾在一个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墓葬中发现过一件背壶，器身上半有如下朱绘符号（《大汶口》 73页）：这个符号跟晚期陶尊上的乙类符号是否属于一个系统，尚待研究。

上举A—D 四例，在1974 年出版的《大汶口》考古报告中就已发表。在70 年代有好多位学者对这种符号作过研究。1986 年发表的王文和接着发表的李学勤的《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1987 年12 期。下文引作“李文”），根据新的资料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对这种符号的性质主要存在两种看法。有些学者认为它们是文字，并且把它们当作比较原始的汉字加以考释。例如：于省吾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里释A 为“旦”（《文物》1973 年2 期32 页）。唐兰在《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等文中释A 为“炅”，B 为“炅”的繁体，C 为“斤” D 为“戌”和“戉”（《文物》1975 年7 期72—73 页。唐氏以为“戌”“戉”古为一字）。李学勤释B 为“炅山”合文（下文所引《起源》155 页），F 为“封”，并指出E 也见于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在那些资料里用作人名或族氏（李文78 页）。有些学者则认为这种符号还不是文字，例如汪宁生认为它们“属于图画记事的范畴”，是“代表个人或氏族的形象化的图形标记”（汪文27 页）。此外，这两派学者里都有人主张某些符号与祭祀或器主的身份有关。

在良渚文化（？）或作风接近良渚文化的某些遗物上，可以看到跟上举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相类甚至相同的符号。

南京北阴阳营遗址二号灰坑曾出土一个大口陶尊，颈部刻有如下符号（引自李文79 页）。这个符号跟上面举过的H 很相似，似可看作同一符号的异体。据发掘单位的文章，北阴阳营二号灰坑遗存“大体与张陵山类型相近„„可能属于张陵山类型向良渚类型过渡阶段”（《文物》1978 年4 期52 页）。

解放前流入美国、现藏于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的几件古玉器，也刻有这类符号。首先注意到这批资料并加以研究的，是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后来李学勤也进行了研究，其意见发表在《考古发现与中国文字起源》（《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2 辑，1985 年。下文引作“起源”）以及上引李文中。下面主要根据李学勤的文章介绍一下这批玉器上的符号（有关的图皆转引自《起源》157 页）。这批玉器包括一件“玉臂圈”（？）和三件玉壁。玉臂圈两侧各刻一个符号（见右图）。a 跟上面举过的A 相同。三件玉璧上各刻一个复合符号（见下图）。这三个复合符号都以“作鸟立于山上之形”的符号为主体。其山形跟上面举过的B 的山形一样，也有五个峰，“不过峰顶是平的”。《起源》把这个符号释为“岛”字（155 页）。c 的下部包含一个跟“臂圈”的a 相同的符号，只是象太阳的圆圈形内加了文饰。d 的山形之内，上部有一个跟“臂圈”的b 有点相似的符号，底部所添加的究竟是符号还是文饰不易断定。e的山形之内也有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也许是一个甲类符号。刻有C 的玉璧的边缘上还刻有如左图两个符号。李文已指出f 跟上面举过的F 是同一符号的异体（78 页）。

林巳奈夫和李学勤都认为上述玉器是良渚文化的遗物。良渚文化的年代约为前3300—前2200 年。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正在其范围之内。这两种文化分布的地域比较接近，并有某些同类型的器物，彼此显然是互有影响的。

所以李学勤认为“这两种文化有共同的文字联系，实在情理之中”（《起源》156 页）。他把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和上述玉器上的符号都看作文字，所以用“共同的文字联系”这种说法。不同意把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看作文字的学者，当然也不会同意把上述玉器上的符号看作文字。

近年在国内博物馆藏品中也发现了两件刻有这类符号的玉器。两件玉器都是大型玉琮，形制相类。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上端两侧面各刻一个符号。其中一个跟上举玉璧上的几个符号相类，也是以“作鸟立于山上之形”的符号为主体的复合符号。另一个符号已磨损不可辨。李文认为这件琮属良渚文化玉琮中最晚的一式（78—79 页）。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据传出于山东省，上端正中刻有跟“玉臂圈”的a 相同的符号，底部内壁一侧刻有斜三角形。发表者认为此琮与“玉臂圈”应为大汶口文化遗物（石志廉《最大最古的■纹碧玉琮》，《中国文物报》1987 年10 月1 日2 版。此文称“玉臂圈”为“矮筒形小玉琮”）。还有学者认为此琮是山东龙山文化遗物（安志敏《关于良渚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1988 年3 期241 页、245 页注（74）。由于在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过刻有这类符号的同类玉器，上述那些玉器究竟应该归属于哪种文化，还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们过去曾经根据前面举出的A—D 四个符号，断定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是用作族名的原始文字，并认为它们跟古汉字之间很可能“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探索》165—166 页）。现在看来，这样说是不妥当的。正如上引汪文所指出的，“真正的文字要从表音开始，是能够记录语言的符号。陶器上这几个孤立的图形，还不能证明这一点”（28 页）。而且如果说A—D这几个符号确实跟古汉字很相似的话，新出的G、H 两个符号以及玉器上的鸟立山上形符号和符号b，跟古汉字显然就不怎么相似了。所以把这类符号看作原始文字是根据不足的，把它们直接看作古汉字的前身就更不妥当了。

估计刻在陶尊上的乙类符号可能有两种用途。有的用作性质接近后世的族氏或人名的标记，有的用作器主或其所属之族的职务或地位的标记。在同一个陶尊上出现的两个符号也许是分属这两类的。汪文说：“这些图形（引者按：指乙类符号）刻于陶器上，当是作为作器者的一种氏族标记。例如，石斧形标记可能代表善制石斧的氏族..”（28 页）。他说的这种标记接近我们所说的后一种标记。不过古代往往“以官为氏”，“以爵为氏”，“以技为氏”（参看《通志·氏族略》），后一种标记往往会转化为前一种标记，二者的界线不是绝对的。玉器上的符号的用途尚待研究。

一个象形符号如果用作了性质接近后世族氏或人名的标记，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可以认为已经变成了文字。例如一个名“鹿”的族用象鹿之形的符号（也可以说“鹿的图形”）作为自己的标记，这跟用“鹿”的象形字来记录“鹿”这个族名岂不是一回事吗？但是实际上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早在旧石器时代，只要人们已经会画鹿，就有可能指着鹿的图形说出“鹿”这个词来。我们能不能说这时“鹿”字就产生了呢？当然不能。因为这跟有意识地用鹿的象形符号来记录成句的语言中的“鹿”这个词，完全是两回事。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来看，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的贫富分化已经相当显著，阶级的形成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了。在这种条件下使用的作为族或个人标记的象形符号，跟原始社会较早时期的图画当然不能等量齐观。但是在并非用来记录成句语言中的词这一点上，二者却是相同的。所以我们还不能把这种符号看作文字。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虽然不能断定为原始文字，毕竟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像古代象形文字的一种符号。从有些符号在并非出于一地的遗物上不止一次地出现的情况来看，这种符号的稳定性显然也是相当强的。它们无疑可以看作原始文字的先驱。如果文字形成的过程接着开始的话，它们的大多数应该是会转化成文字的。大汶口文化分布的地域接近古代中国的中心地区。有些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的作风，跟古汉字确实很相似。看来这种符号虽然不见得是原始汉字的前身，但是很有可能曾对原始汉字的产生起过某种影响。在这里附带讨论一下前面讲甲类符号时提到过的、商周铜器上象形程度比较高的那类族徽的性质。上面是这类族徽的一些例子。上引汪文认为这类族徽跟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一样，是一种“图画记事”，而不是真正的文字（33 页）。这类族徽的确可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早在原始汉字产生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当时它们当然还不是文字。但是汪文也承认“图画记事”中的“大部分图形成为后来文字的前身”（40 页）。在汉字形成的过程里，那部分族徽无疑大都转化成为文字了。而且象形程度较高的族徽肯定也有一部分是在汉字形成后才被使用的。这部分族徽一般都应该是文字。所以我们认为商周铜器上象形程度较高的族徽，至多只会有很小的一部分还不是文字。它们的绝大部分是没有理由不当作文字看待的。由于族徽具有保守性，同一个字在铜器上用作族徽时的写法，往往要比一般使用时更接近图形。这种区别是文字的古体与今体之别，而不是图形与文字之别。事实上铜器上的族徽的写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同一个族徽往往有时写得比较象形，有时则写得跟一般金文比较接近。有些图绘性比较浓厚的、现在还无法确释的族徽，在殷墟甲骨文中有作为族名或人名使用的例子。它们作为文字的性质是不容怀疑的。这一点郭沫若在《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中早就指出来了（见《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在一般称为族徽文字的象形程度较高的金文里，有一些字是用作个人的私名的。所以有的学者把这种金文称为记名金文，而不称为族徽金文或族名金文。我们在下文中也采用这一名称。3.关于所谓夏代文字

一般认为夏代已经进入阶级社会时代。目前除少数学者外，大家都认为夏代应该有文字，至少应该已有原始文字。但是在考古发掘中却还没有发现确凿无疑的夏代文字。在河南偃师县的二里头文化遗址里发现过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例如（引自《考古》1965 年5 期222 页）：

这些符号大多数刻在大口尊的内口沿上。它们大都发现于二里头遗址的三、四期地层，属于二里头文化后期。二里头文化后期，有人认为相当于商代早期，有人认为相当于夏代。持后一种看法的学者大都把上举这种符号看作夏代的文字。我们认为这种符号跟原始社会时期的甲类符号属于一个系统，不但不可能是成熟的文字，而且也不可能是原始文字。

陕西商县紫荆的二里头文化遗址里也发现过少量刻在陶器上的符号，个别的可能是象形符号。报导者认为可能是夏代文字（王宜涛《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陶文》，《考古与文物》1983 年4 期1—2 页）。由于资料太少，尚难肯定其性质。

河南登封县王城岗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里也发现过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有的学者认为这个遗址是夏代的，并把所出陶器符号看作夏代文字（李先登《夏代有文字吗》，《文史知识》1985 年7 期51—52 页）。由于已发表的资料太少，其性质也难以肯定。4.商代前期的文字资料

由于至今还没有发现确凿无疑的夏代以前的汉字（包括原始汉字），商代前期的汉字是已知的最古的汉字。可惜已发现的资料也很贫乏。

年代以来发现了不少商代前期的遗址，但是出土的文字资料却很少。在郑州二里岗和南关外的商代前期遗址里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郑州二里冈》17 页，又图31。《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 年1 期83—84 页）。它们跟二里头文化陶器符号一样，大多数刻在大口尊的内口沿上，也是跟原始社会时期的甲类符号同类的东西，并不是文字。在二里岗还发现过两块字骨（《郑州二里冈》38 页，又图30）。一块只刻有一个像是“■”的字（“■”字见于殷墟甲骨文），出自商代前期地层。一块是采集品，上面刻有十来个字，字形跟殷墟甲骨文相似，文例则比较特殊。

河北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里也发现过一些刻在陶器上的文字和符号，其中一部分的时代稍早于商代后期（季云《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的陶器文字》，《文物》1974 年8 期）。它们一般都是单个地刻在陶器上的，确实像文字的有“止”、“目”、“刀”等（同上50 页，见左图）。其字体古于殷墟发现的商代后期的陶文和甲骨文。

江西清江县吴城商代遗址里发现的刻在陶器上的文字和符号，也有一些是早于商代后期的（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 年7 期。《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第四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资料丛刊》2）。它们既有单个地刻在器物上的，也有四五个以至十来个刻在一起的。可惜后一类刻文还没有读通。吴城出土的有些陶器上的文字或符号，作风比较独特，似乎不属于商文化的系统。在已发现的商代前期铜器里，有铭文的铜器非常少，器上的铭文通常只有一两个字。有的究竟是不是应该看作文字，还有讨论余地（参看李学勤《论美澳新收藏的几件商周文物》，《文物》1979 年12 期73 页；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考古》，1988 年3 期247—252 页）。总之，已发现的商代前期的文字资料又少又零碎，显然不能充分反映汉字当时的发展水平，对我们研究汉字的起源没有重大参考价值。

三、对汉字形成过程的推测